日知録卷二十八
刘炫谓此“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欲共公单骑而归，此骑马之渐也【周礼·大司马》师帅执提。注：“提谓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马髦上者，故谓之提。”正义曰：先郑盖据当时已有单骑，举以况周，其实周时皆乗车，无轻骑法也。王应麟谓《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又引《公羊传》“齐侯唁公以鞍为几”，《公羊》亦周末之书也】
译刘炫认为“左师展将用国君的马驾车而返回”这句话，意思是左师展想与国君各自单人骑马而回，这是骑马习俗逐渐兴起的开端。《周礼·大司马》记载：“师帅手持提鼓。”注解说：“提指的是马背上的鼓，有弯曲的木头用来提持鼓，立在马鬃之上，所以称为提。”正义解释说：郑玄大概是根据当时已有单人骑马的情况，举此来类比周代，但实际上周代都是乘车，没有轻骑兵的制度。王应麟认为《六韬》中谈到骑兵作战，那本书应当产生于周末。他又引用《公羊传》中“齐侯用鞍作为几案来慰问鲁公”的记载，《公羊传》也是周末时期的著作。
春秋之世，荒服之散，居于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郤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无终于太原，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变服所以便骑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谏变服而不谏骑射，意骑射之法必有先武灵而用之者矣。
骑利攻车利守故卫将军之遇敌以武刚车自环为营。《史记·项羽本纪》叙鸿门之会曰：「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上言车骑，则车驾之马，来时所乗也；下言独骑，则单行之马，去时所跨也。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四人则皆步走也。《樊哙传》曰：「沛公留车骑，独骑马，哙等四人步从。」是也。
驿
汉书·高帝纪》乗传诣雒阳。师古曰：传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窃疑此法，春秋时当已有之。如楚子乗驿会师于临品，祁奚乗驿而见范宣子。楚子以驲至于罗汭，子木使驲谒诸王。楚人谓游吉曰：「吾将使驿奔问诸晋而以告。」《国语》：晋文公乗驲自下脱，会秦伯于王城。《吕氏春秋》：齐君乗驲而自追晏子及之国郊，皆事急不暇驾车，或是单乗驿马而注疏家未之及也【戴侗云：以车曰传，以骑曰驲。晋侯以传召伯宗，则是车也。《説文》：传，遽也。《左传》▯高，且使遽告于郑。注：遽，传车。按《韩非子》言：齐景公游少海，传骑从中来谒，则骑亦可以谓之传】
谢在杭《五襍俎》曰：古者乗传皆驿车也。《史记》田横与客二人乗传诣雒阳。注：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乗传。然《左传》言郑子产乗遽而至，则似单马骑矣。释文：以车曰传，以马曰遽。子产时相郑国，岂乏车乎？惧不及，故乗遽。其为驿马无疑矣。汉初尚乗传车，如郑当时、王温舒皆私具驿马，后患其不速，一槩乗马矣。
驴驘
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尔雅无驴而有鼰，鼠身长须而贼，秦人谓之小驴】逸周书，伊尹为献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诸国以槖驼、野马、騊駼、駃騠为献【驴父马母曰驘，马父驴母曰駃騠，古今注以牡马牝驴所生谓之駏】吕氏春秋，赵简子有两白骡，甚爱之。李斯上秦王书言骏良駃騠，邹阳上梁王书亦云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駃騠，是以为贵重难得之物也。司马相如上林赋，騊駼、槖駞、蛩蛩、驒騱、駃騠、驴、驘。王褒僮约，调治马驴，兼落三重，其名始见于文。而贾谊吊屈原赋，腾驾罢牛兮骖蹇驴。日者列传，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东方朔七谏，要褭奔亾兮腾驾槖駞。刘向九叹，郤骐骥以转运兮腾驴驘以驰逐。▯雄反离骚，骋骅骝以曲囏兮驴骡连蹇而齐足，则又贱之为不堪用也。尝考驴之为物，至汉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灵而贵幸【后汉书五行志，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仿效，至乗辎軿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然其种大抵出于塞外，自赵武灵王骑射之后，渐资中国之用。盐鐡论，驘驴馲駞衔尾入塞，驒奚騵马尽为我畜。杜笃论都赋，虏▯侲驱骡驴，驭宛马鞭駃騠。霍去病传，单于遂乘六驘。匈奴传，其竒畜则槖駞、驴、驘、駃騠、騊駼、驒奚。西域传，鄯善国有驴马多槖，它乌秅国有驴无牛，而▯兹王学汉家仪，外国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兹王所谓驘也，可见外国之多产此种，而汉人则以为竒畜耳。今中原亦自产驘，任重致逺之资胜扵驽骀百倍，且习见而无复以为竒畜者矣。
军行迟速
魏明帝遣司马懿征辽东，其时自雒阳出军，不过三千余里，而帝问徃还防日，懿对以徃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犹是古人师行日三十里之遗意。夏侯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
译春秋时代，荒服地区的部族分散，居住在中夏地区的，大抵都在山谷之间，是兵车无法到达的地方。齐桓公、晋文公，仅仅能排斥退却他们，不能深入他们的地域，是因为使用兵车的缘故。中行穆子的失败，没有终结于太原，是因为毁弃了兵车；崇国灭亡后，智伯想要讨伐仇犹，赠送大钟以开辟道路，由此可知兵车的不利。形势不得不改变为骑兵，骑射之所以便利，是因为适合山谷地形。改变服饰之所以便利，是因为适合骑射。因此公子成等人劝谏改变服饰而不劝谏骑射，意思是骑射的方法一定有在赵武灵王之前就使用的人。
骑兵利于进攻，兵车利于防守，所以卫将军遇到敌人时，用武刚车环绕自己作为营垒。《史记·项羽本纪》叙述鸿门宴时说：“沛公就留下车骑，脱身独自骑马。”上面说车骑，那么车驾的马，是来时乘坐的；下面说独自骑马，那么单独行走的马，是去时跨骑的。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四个人都是步行跟随的。《樊哙传》说：“沛公留下车骑，独自骑马，樊哙等四人步行跟随。”就是这样。
驿
《汉书·高帝纪》记载“乘传前往洛阳”。颜师古说：传就像现在的驿站。古代用车辆称为传车，后来又单独设置马匹称为驿骑。我私下怀疑这种方法，在春秋时期应当已经有了。比如楚子乘驿在临品会师，祁奚乘驿去见范宣子。楚子以驲到达罗汭，子木派驲向国王禀告。楚人对游吉说：“我将派驿马奔跑去晋国询问并报告。”《国语》记载：晋文公乘驲从下脱，在王城会见秦伯。《吕氏春秋》记载：齐君乘驲亲自追赶晏子，到了国都郊外，这些都是事情紧急来不及驾车，或许是单独乘坐驿马，而注疏家没有提及【戴侗说：用车叫传，用骑叫驲。晋侯用传召伯宗，那就是车。《说文》：传，就是遽。《左传》记载：高，并且派遽去郑国报告。注：遽，就是传车。按《韩非子》说：齐景公游览少海，传骑从中间来禀告，那么骑也可以称为传】
谢在杭《五杂俎》说：古代乘传都是驿车。《史记》记载田横与两个门客乘传前往洛阳。注：四匹高足马为置传，四匹中足马为驰传，四匹下足马为乘传。然而《左传》记载郑子产乘遽到达，那么似乎就是单马骑了。《释文》说：用车叫传，用马叫遽。子产当时辅佐郑国，难道缺乏车吗？害怕来不及，所以乘遽。它是驿马无疑了。汉初尚且乘传车，比如郑当时、王温舒都私自配备驿马，后来嫌它不够快，一概骑马了。
驴骡
从秦朝以前的传记中没有提到驴，大概虽然有但不是人家经常饲养的【《尔雅》没有驴而有鼰，身体像鼠长着长须且狡猾，秦人称之为小驴】《逸周书》记载，伊尹为献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各国以骆驼、野马、騊駼、駃騠进献【驴父马母叫骡，马父驴母叫駃騠，《古今注》把牡马牝驴所生的称为駏】《吕氏春秋》记载，赵简子有两匹白骡，非常喜爱。李斯上书秦王说骏良駃騠，邹阳上书梁王也说燕王按剑而怒，用駃騠喂食，因此认为是贵重难得的东西。司马相如《上林赋》提到騊駼、骆驼、蛩蛩、驒騱、駃騠、驴、骡。王褒《僮约》提到调治马驴，兼落三重，它的名字开始见于文献。而贾谊《吊屈原赋》说，腾驾疲牛啊，以跛驴为骖。《日者列传》说，骐骥不能与疲驴为驷。东方朔《七谏》说，要褭奔亡啊，腾驾骆驼。刘向《九叹》说，退却骐骥以转运啊，腾驴骡以驰逐。〇扬雄《反离骚》说，驰骋骅骝以曲囏啊，驴骡连蹇而齐足，那么又轻视它们为不堪使用。曾经考察驴这种动物，到汉朝才出名，到汉武帝时才充实上林苑，到汉灵帝时才受宠幸【《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在宫中西园驾四匹白驴，亲自执缰，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仿效，甚至乘坐辎軿作为骑从，互相侵夺，价格与马匹相当】然而它们的种类大抵出于塞外，自从赵武灵王骑射之后，逐渐被中国所用。《盐铁论》说，骡驴骆驼衔尾入塞，驒奚騵马尽为我畜。杜笃《论都赋》说，虏〇侲驱骡驴，驭宛马鞭駃騠。《霍去病传》记载，单于遂乘六骡。《匈奴传》记载，其奇畜则骆驼、驴、骡、駃騠、騊駼、驒奚。《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有驴马多骆驼，乌秅国有驴无牛，而〇兹王学习汉家礼仪，外国人都说驴非驴马非马，像〇兹王所说的骡子，可见外国多产这种动物，而汉人则认为是奇畜。现在中原也自己产骡，任重致远的资质胜过驽骀百倍，而且习见而不再认为是奇畜了。
军行迟速
魏明帝派遣司马懿征讨辽东，当时从洛阳出兵，不过三千多里，而皇帝问往返需要多少天，司马懿回答说去程一百天，攻城一百天，回程一百天，用六十天休息，这样一年足够了。”这还是古人军队每天行军三十里的遗意。夏侯渊作为将领，赴急迅速，常出敌人意料之外，军中为此有谚语说：“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这可以偶尔
木▯渡军
史记·淮阴侯传》从阳夏以木▯缻渡军，服防曰："以木押缚▯缻以渡"，是也。古文简，不言缚尔。《吴志·孙静传》防诈令军中促具▯缶数百口，分军夜投查渎，亦此法也。其状图于喻龙徳兵衡，谓之瓮筏。
海师
海道用师，古人盖屡行之矣。吴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此蘓州下海至山东之路。越王勾践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絶吴路，此浙东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自巫峡抵江▯，趋莱州，此广陵下海至山东之路。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讨公孙渊。秦符坚遣石越率骑一万，自东莱出右迳袭和龙。唐太宗伐高丽，命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趋平壤，薛万彻率甲士三万自东莱渡海入鸭緑水，此山东下海至辽东之路。汉武帝遣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横海将军韩説自句章浮海击东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刘裕遣孙处、沈田子自海道袭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广东之路。隋伐陈，吴州刺史萧瓛遣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吴，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蘓州也。公孙度越海攻东莱诸县，侯希逸自平卢浮海据青州，此又辽东下海而至山东也。宋李宝自江隂率舟师败金兵于胶西之石臼岛，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东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师之效。
海运
唐时海运之事不详于史，盖栁城陷没之后，至开元之初，新立治所【唐书地理志：营州栁城郡，万嵗通天元年为契丹所陷，圣厯二年侨治渔阳，开元五年又还治栁城】乃转柬南之粟以饷之耳。及其树艺巳成，则不复资于转运，非若元时以此为恒制也。旧唐书宋【通典作宗】庆礼传：张九龄驳諡议曰：「营州鎭彼戎夷，扼喉断臂，逆则制其死命，顺则为其主人，是称乐都，其来尚矣。徃缘赵翽作牧，驭之非才，自经隳废，便长宼孽。大明临下，圣谋独断，恢祖宗之旧，复大禹之迹，以数千之役徒，无甲兵之强卫，指期遂徃，禀命而行。于是量畚筑执，鼛鼓亲总其役，不愆所虑，俾栁城为金汤之险，邉境无锋镝之苦。」寻而罢海运，收歳储，边庭晏然，河朔无扰，与夫兴师之费，转输之劳，较其优劣，孰为利害？此罢海之一证。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三年，南蛮陷交趾，征诸道兵赴岭南，时湘漓泝运，功役艰难，军屯广州乏食。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言：「江西湖南泝流运粮，不济军师，士卒食尽则散，此宜深虑。臣有竒计以馈南军。」天子召见磻石，因奏：「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徃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又引刘裕海路进军破卢循故事，执政是之，以磻石为盐鐡巡官，徃▯子院专督海运。于是康承训之军皆不阙供。
烧荒
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谓之烧荒。唐书：契丹每入寇幽蓟，刘仁恭嵗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国时已有之。《战国防公孙衍谓义渠君曰：「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获君之国。」
英宗实録，正统七年十一月，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言：“御邉莫善于烧荒。盖邉之所恃者马，马之所恃者草。近年烧荒，逺者不过百里，近者五六十里。敌马来侵，半日可至。乞敕边将，遇秋深率兵约日，同出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敌马无水草可恃。如此，则在我虽有一时之劳，而一冬坐卧可安矣。”翰林院编修徐珵【后改名有贞】亦请每年九月尽勅坐营将官巡边，分为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独石；一出大同，抵万全；一出山海，抵辽东。各出三五百里烧荒哨了，如遇边寇出没，即相机防御。此先朝烧荒旧制，诚守边之良法也。
家兵
古之为将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传》：冉求以武城人三百为已徒卒。《后汉书·朱儁传》：交阯贼反，拜儁刺史，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张燕冦河内，逼近京师，出儁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却之。《三国志·吕防传
译木筏渡军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从阳夏用木筏渡军，服防解释说：“用木条捆绑木筏来渡河”，这是正确的。古文简略，没有提到捆绑罢了。《吴志·孙静传》记载，孙静欺骗军中命令迅速准备几百个木筏，分兵夜间投入查渎，也是用的这种方法。这种形状的图绘在喻龙德的《兵衡》中，称为瓮筏。
海师
在海道上用兵，古人大概多次实行过。吴国徐承率领水军从海路进入齐地，这是从苏州下海到山东的路线。越王勾践命令范蠡、舌庸率领军队沿海逆流而上淮河以切断吴国的道路，这是从浙东下海到淮河的路线。唐太宗派遣强伟在剑南伐木造船舰，从巫峡抵达江州，趋向莱州，这是从广陵下海到山东的路线。汉武帝派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地乘船渡渤海攻击朝鲜。魏明帝派遣汝南太守田豫督率青州各军，从海路讨伐公孙渊。前秦苻坚派遣石越率领骑兵一万，从东莱出发走右边小路袭击和龙。唐太宗讨伐高丽，命令张亮率领水军从东莱渡海趋向平壤，薛万彻率领甲士三万从东莱渡海进入鸭绿江，这是从山东下海到辽东的路线。汉武帝派遣中大夫严助征发会稽兵乘船渡海救援东瓯，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乘船渡海攻击东越，这是从浙江下海到福建的路线。刘裕派遣孙处、沈田子从海路袭击番禺，这是从京口下海到广东的路线。隋朝讨伐陈朝，吴州刺史萧瓛派遣燕荣率领水军从东海到吴地，这又是从淮北下海到苏州的路线。公孙度渡海攻打东莱各县，侯希逸从平卢乘船渡海占据青州，这又是从辽东下海到山东的路线。宋朝李宝从江阴率领水军在胶西的石臼岛击败金兵，这又是从江南下海到山东的路线。这些都是古人海路用兵的功效。
海运
唐代海运的事情在史书中记载不详，大概是因为柳城陷落之后，到开元初年，新设立治所【《唐书·地理志》：营州柳城郡，万岁通天元年被契丹攻陷，圣历二年侨治渔阳，开元五年又迁回柳城】，于是转运东南的粮食来供给它罢了。等到那里的农业种植已经成熟，就不再依赖转运，不像元代那样把它作为常制。《旧唐书·宋庆礼传》：张九龄驳斥谥议说：“营州镇守那些戎夷，扼住咽喉切断手臂，叛逆就制服他们的死命，顺从就作为他们的主人，这里称为乐都，由来已久了。过去因为赵翽担任长官，驾驭没有才能，自从经历毁坏废弃，便滋长寇贼。圣明的君主临下，圣明的谋略独自决断，恢复祖宗的旧制，重现大禹的足迹，用几千名服役的徒众，没有甲兵的强力护卫，指定日期就前往，接受命令就行动。于是衡量土筐和筑具，亲自总领鼓声督役，不违背所考虑的，使柳城成为金汤般的险固，边境没有刀箭的痛苦。”不久就停止海运，收取每年的储备，边境安宁，河朔没有骚扰，与那些兴师的费用、转运的劳苦，比较优劣，哪个是利害？这是停止海运的一个证据。《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三年，南蛮攻陷交趾，征调各道军队奔赴岭南，当时湘水、漓水逆流运输，工程劳役艰难，军队屯驻广州缺乏粮食。润州人陈磻石到朝廷上书说：“江西、湖南逆流运粮，不能供给军队，士兵粮食吃完就会溃散，这应该深深忧虑。我有奇计来供给南军。”天子召见陈磻石，于是上奏：“我弟弟陈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跟随海船到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以装载一千石，从福建装船，不到一个月到广州，得到几十艘船，就可以运送三万石到广州。”又引用刘裕海路进军攻破卢循的旧事，执政者认为正确，任命陈磻石为盐铁巡官，前往盐铁院专门督管海运。于是康承训的军队都不缺乏供给。
烧荒
守卫边境的将士每到秋季，草枯后出塞，放火叫做烧荒。《唐书》记载：契丹每次入侵幽蓟，刘仁恭每年焚烧塞下的草，使敌人不能留在那里放牧，马匹大多死亡，契丹于是请求结盟，就是这样。这种方法从战国七国时就已经有了。《战国策》记载公孙衍对义渠君说：“中原各国对秦国没有战事，那么秦国将要焚烧掠夺您的国家。”
《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七年十一月，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说：“防御边境没有比烧荒更好的了。大概边境所依赖的是马，马所依赖的是草。近年烧荒，远的不过百里，近的五六十里。敌人的马匹来侵犯，半天就可以到达。请求命令边将，遇到秋深率领军队约定日期，一同出塞数百里外，放火焚烧，使敌人的马匹没有水草可以依赖。这样，那么我们虽然有一时的劳苦，而整个冬天就可以安居了。”翰林院编修徐珵【后来改名徐有贞】也请求每年九月末命令坐营将官巡边，分为三路：一出宣府，抵达赤城、独石；一出大同，抵达万全；一出山海，抵达辽东。各出三五百里烧荒侦察完毕，如果遇到边寇出没，就相机防御。这是先朝烧荒的旧制，确实是守卫边境的好方法。
家兵
古代做将领的人，一定有平时预备的士兵。《春秋传》记载：冉求用武城人三百人作为自己的徒卒。《后汉书·朱儁传》记载：交阯贼人反叛，任命朱儁为刺史，命令他经过本郡招募家兵。张燕侵犯河内，逼近京师，调出朱儁为河内太守，率领家兵击退他们。《三国志·吕蒙传》
》：领泰山太守，将家兵到郡，郭祖、公孙犊等皆降。《晋书·王浑传》：为司徒，楚王玮将害汝南王亮，浑辞疾归第，以家兵千余人闭门距玮，玮不敢逼。
译《》：担任泰山太守，率领家兵到达郡府，郭祖、公孙犊等人全都投降。《晋书·王浑传》：担任司徒时，楚王司马玮将要杀害汝南王司马亮，王浑称病回到府第，率领一千多名家兵关闭城门抵抗司马玮，司马玮不敢逼近。
少林僧兵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为秦王时赐寺僧教其辞曰：「王世充叨窃非据，敢违天常，法师等并能深悟防变，早识妙因，擒彼凶孽，廓兹净土，闻以欣尚，不可思议。」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终茂功，以垂令范。是时立功十有三人，裴漼《少林寺碑》所称志操、惠玚、昙宗等，惟昙宗拜大将军，余不受官，赐地四十顷，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书》，孝武帝西奔，以五千骑宿于瀍西，杨王别舎，沙门都维那恵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旧唐书元和十年，嵩山僧圆净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谋反，结勇士数百人，伏于东都进奏院，乗雒城无兵，欲窃发焚烧宫殿，小将杨进、李再兴告变，留守吕元膺乃出兵围之，贼突围而出，入嵩岳山棚，尽擒之。宋史范致虚以僧赵宗印充宣抚司参议官，兼节制军马，宗印以僧为一军，号「尊胜队」，童子行为一军，号「净胜队」。然则嵩雒之间，固世有异僧矣。
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松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鐡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嗟乎！能执干戈以扞疆场，则不得以其髠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时，有五台僧眞宝，与其徒习武事于山中，钦宗召对便殿，命之还山，聚兵拒金，昼夜苦战，寺舎尽焚，为金所得，诱劝百方，终不顾，曰：“吾法中有口囘之罪，吾既许宋皇帝以死，岂当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徳祐之末，常州有万安僧起义者，作诗曰：“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其亦有屠羊説之遗意者哉。
毛葫芦兵
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三年，立南阳、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葫芦军，故以名之。朶尔直班传：金商义兵，以兽皮为矢房，如瓠，号毛葫芦军，甚精鋭。《大学衍义补》：今唐、邓山居者，以毒药渍矢，以射兽，应▯而倒，谓之毛葫芦。
成化三年，国子监学録黄明义言：宋时多刚县夷为冦，用白芀子兵破之。白芀子者，即今之民壮也。
方音
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喭，夫子病之。鴃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书》谓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又谓长沙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世説》言刘眞长见王丞相，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答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又言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舎名，语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羣白项乌，但闻唤哑哑声。”《北史》谓丹杨王刘昶呵骂僮仆，音襍夷夏，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夫以创业之君，中兴之相，不免时人之议，而况于士大夫乎？北齐杨愔称裴谳之曰：“河东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无乡音，其所贱可知矣。”至于著书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若《易传》《论语》，何尝有一字哉？若乃讲经授学，弥重文言，是以孙详、蒋显曾习《周官》，而音乖楚夏【左思《魏都赋》：“盖音有楚夏者，土风之乖也】则学徒不至【梁书·儒林传》陆倕云】李业兴学问深博，而旧音不改，则为梁人所笑【北史·本传】□下人士，音辞鄙陋，风操蚩拙，则顔之推不愿以为儿师【家训】是则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
金史·国语解序》曰：今《文尚书》辞多竒澁，盖亦当世之方音也。
荀子每言案楚辞每言羌皆方音。刘勰《文心雕龙》云：「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
国语
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本国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孝文帝命侯防、侯可悉陵以国语译《孝经》之防，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并《隋书·经籍志】而歴考后魏、北齐二书，若孟威以明解北人语，敕在著作以备推访；孙搴以能通鲜卑语，宣▯号令；祖珽以觧鲜卑
译少林僧兵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为秦王时赐予寺僧的教令，其辞说：“王世充窃据非分，敢于违背天道常理，法师等人都能深刻领悟防范变乱，及早识破祸乱根源，擒拿那凶恶逆贼，廓清这片净土，听闻此事令人欣喜崇尚，实乃不可思议。”如今东都危急，早晚即可剿灭，都应当勉励完成伟大的功业，以垂示美好的典范。当时立功的有十三人，裴漼《少林寺碑》中所称的志操、惠玚、昙宗等人，只有昙宗拜为大将军，其余人都不接受官职，朝廷赐给土地四十顷，这就是少林僧兵的起源。考证《魏书》，孝武帝西逃时，率领五千骑兵驻扎在瀍水西岸，杨王别舍，沙门都维那惠臻背负玉玺、手持千牛刀跟随。《旧唐书》记载，元和十年，嵩山僧人圆净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谋反，纠集勇士数百人，埋伏在东都进奏院，趁洛城没有军队，企图突然发动袭击焚烧宫殿，小将杨进、李再兴告发变故，留守吕元膺于是出兵包围他们，贼人突围而出，逃入嵩岳山棚，被全部擒获。《宋史》记载，范致虚任命僧人赵宗印担任宣抚司参议官，兼节制军马，赵宗印以僧人为一军，号称“尊胜队”，以童子行为一军，号称“净胜队”。既然如此，那么嵩山洛水之间，历来就有非凡的僧人。
嘉靖年间，少林僧人月空接受都督万表的檄文，在松江抵御倭寇，他的徒弟三十多人，自行组成部队，手持铁棒，击杀倭寇很多，全都战死。唉！能够拿起武器捍卫边疆，就不能因为他们剃度为僧而将他们排斥在外了。宋靖康年间，有五台僧人真宝，与他的徒弟在山中习武，钦宗在便殿召见他对答，命令他回山，聚集兵力抵抗金兵，昼夜苦战，寺舍全部被焚毁，被金兵俘获，金人用各种方法诱劝，他始终不顾，说：“我佛法中有口出妄语的罪过，我已经答应宋皇帝以死相报，岂能妄言？”于是安然受死。而在德祐末年，常州有万安僧人起义，作诗说：“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这大概也有屠羊说的遗意吧。
毛葫芦兵
《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三年，设立南阳、邓州等地毛葫芦义兵万户府，招募土人当兵，免除他们的差役，让他们防守城池自我效命。因为乡人自己相互团结，号称毛葫芦军，所以以此命名。朵尔直班传：金商义兵，用兽皮做箭袋，像葫芦，号称毛葫芦军，非常精锐。《大学衍义补》：如今唐、邓山居的人，用毒药浸泡箭矢，用来射兽，射中即倒，称为毛葫芦。
成化三年，国子监学录黄明义说：宋时常多刚县夷人为寇，用白芀子兵击败他们。白芀子，就是现在的民壮。
方音
五方的语言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如果结交天下的士人却操着一乡之音，也是君子所不取的。所以仲由的粗俗，孔子对此感到厌恶。口齿不清的人，孟子所斥责。而《宋书》说高祖虽然世代居住在江南，楚语未变，雅正的风流，没有听说。又认为长沙王道怜向来没有才能，言谈声音很楚，举止行为，多有鄙陋拙劣。《世说》说刘真长拜见王丞相，出来后，别人问见王公怎么样，回答说：“没见他有什么特别，只听见他说吴语罢了。”又说王大将军年轻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也很楚。又说支道林入东，见到王子猷兄弟回来，别人问见诸王怎么样，回答说：“看见一群白颈乌鸦，只听见叫哑哑声。”《北史》说丹杨王刘昶呵骂僮仆，声音夹杂夷夏，虽然在公坐，诸王每每侮弄他。以创业之君，中兴之相，不免时人的议论，何况士大夫呢？北齐杨愔称赞裴谳之说：“河东士族，京官不少，只有这家兄弟全无乡音，其所轻贱可知了。”至于著书作文，尤其忌讳俚俗。《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若《易传》《论语》，何尝有一字呢？如果讲经授学，更加重视文言，所以孙详、蒋显曾习《周官》，而音乖楚夏【左思《魏都赋》：“盖音有楚夏者，土风之乖也”】则学徒不至【梁书·儒林传》陆倕云】李业兴学问深博，而旧音不改，则为梁人所笑【北史·本传】□下人士，音辞鄙陋，风操蚩拙，则颜之推不愿以为儿师【家训】是则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
《金史·国语解序》曰：今《文尚书》辞多奇涩，盖亦当世之方音也。
荀子每言案，楚辞每言羌，皆方音。刘勰《文心雕龙》云：“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
国语
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本国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孝文帝命侯防、侯可悉陵以国语译《孝经》之防，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并《隋书·经籍志】而历考后魏、北齐二书，若孟威以明解北人语，敕在著作以备推访；孙搴以能通鲜卑语，宣〇号令；祖珽以觧鲜卑
语，免罪复参相府；刘世清以能通四裔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作突厥语翻湼槃经，以遗突厥可汗，并见遇时主，宠絶羣僚。后唐康福善诸蕃语，明宗听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访时事，福即以蕃语奏之。枢宻使安重诲恶焉，尝面戒之曰：「康福但乱奏事，有日斩之。」
译（某人）因通晓外语，得以免罪并重新在相府任职；刘世清因为能通晓四方少数民族的语言，被当时人推为第一。后主命令他翻译突厥语的《涅槃经》，赠送给突厥可汗，同时受到当时君主的赏识，受到的恩宠远超群臣。后唐的康福擅长各种少数民族语言，明宗在处理政务之余，常常召他到便殿咨询时事，康福就用少数民族语言上奏。枢密使安重诲对此感到厌恶，曾经当面告诫他说：“康福只是胡乱上奏，总有一天要斩了他。”
外国风俗
歴九州之风俗，攷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辽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以为衣食，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戒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金史世宗尝谓宰臣曰：「朕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他日与臣下论及古今，又曰：「女直旧风，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賔客，信朋友，礼意欵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不可▯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直旧风，凡酒食防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奕碁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邵氏闻见録言囘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徤无敌。自有功于唐，赐遗丰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其俗亦坏。昔者祭公谋父之言：「犬戎树惇，能帅旧徳而守终纯固。」由余之对穆公言：「戎裔之俗，上含淳徳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国而长世，用此道也。」及乎古风渐逺，鲜克遵循，不务诗书，唯征玩好，服饰竞于无等，财贿溢于靡用，骄淫矜侉，浸以成习，于是中行有变俗之讥，贾生有五饵之防。又其末也，则有如张昭逺以皇弟皇子喜俳优饰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张舜民见太孙好音乐美姝名茶古画，而知契丹之将亾，礼不忘其初，敦本之道，不其懿与？
史记》言匈奴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盐鐡论》言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宋邓肃对高宗言：「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辽史》言：「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之所以兴也【又曰：「皇帝四时巡守，宰相已下于中京居守。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皇帖，权差俟行在所取防，出给诰勅。文官县令録事已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然则外国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
金史·食货志》言：「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古。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旷闲，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于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放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邪？」其▯在于急一时之利，踵久坏之法。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寛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繁缛胜，必至于伤财；操切胜，必至于害民。讫金之世，国用易匮，民心易离，岂不由是与？作法不愼厥初，变法以救其▯，祗益甚焉耳。其论金时之▯，至为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杀人奸盗之法，号令明白，政事清简，无系讯连逮之烦，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蓟之地陷入契丹且百年，而民亡南顾心者，以契丹之法简易故也。」
楼烦
楼烦乃赵西北邉之国，其人强悍，习骑射。《史记·赵世家》：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伐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髙祖功臣侯年表》：阳都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而《项羽本纪》：汉有善骑射者楼烦【应劭曰：楼烦胡也，今楼烦县。按楼烦地大，不止一县之人】则汉有楼烦之兵矣。《灌婴传》：击破柘公王武，斩楼烦将五人；攻龙且，生得楼烦将十人；击项借军陈下，斩楼烦将二人；攻黥布别将于相，斩楼烦将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齐受，以骁骑都尉击项借，得楼烦将。则项王及布，亦各有楼烦之兵矣。盖自古用蛮裔攻中国者，始自周武王牧野之师，有庸、蜀、羌、髳、防、卢、彭、濮；而晋襄公败秦于殽，
译外国风俗
遍览九州的风俗，考证前代的史书，中国不如外国的情况是存在的。《辽史》记载契丹部族，生存所需的物资，依赖畜牧供给，纺毛线、饮乳汁，作为衣食来源，各自安守旧有的风俗，习惯于劳苦之事，不见繁华奇异之物，因此迁徙故土时家家富足，戒备严整完备，最终虎视四方，使强国朝贡、弱国依附。《金史》记载金世宗曾对宰相说：“我曾见过女真人的风俗，至今不忘。现在的宴饮音乐，都习染了汉人的风气，不是我心中所喜好的。”东宫不知道女真人的风俗，只是因为我的缘故，还保留着，恐怕日后一旦改变这种风气，不是长久之计。后来与臣下谈论古今时，又说：“女真旧俗，虽然不识字，但他们祭祀天地，尊敬亲戚，尊重老人，接待宾客，信任朋友，礼仪情意恳切周到，都出于自然，其善行与古书记载的没有不同。你们不可以〇。”于是禁止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穿南人的衣服，违犯者治罪。又说：“女真旧俗，凡是酒食聚会，以骑射为乐，现在却下棋玩双陆，应当全部禁止，命令他们练习骑射。”又说：“辽朝不忘旧俗，我认为这是对的。海陵王习学汉人的风俗，这是〇根本。如果依照国家的旧俗，四境可以没有忧患，这是长久之计。”邵氏《闻见录》记载回纥风俗朴实敦厚，君臣等级差别不大，所以众人意志专一，勇猛健壮无敌。自从对唐朝有功，赏赐丰厚，登里可汗开始自尊自大，建造宫室居住，妇女有粉黛文绣的装饰，导致中国虚耗，而其风俗也败坏。从前祭公谋父说：“犬戎树立敦厚，能遵循旧德而保持始终纯固。”由余回答秦穆公说：“戎狄的风俗，上级含蕴淳厚之德来对待下级，下级怀着忠信来侍奉上级，一国的政治，如同治理身体一样，他们之所以拥有国家而长久传世，就是用的这个道理。”等到古风渐渐远去，很少有人遵循，不致力于诗书，只追求玩好之物，服饰竞争没有等级，财货浪费于无度之用，骄奢淫逸、矜夸自满，逐渐形成习惯，于是中行说受到改变风俗的讥讽，贾谊提出五饵的防备。再往后，就有像张昭远因为皇弟皇子喜欢俳优、装饰姬妾，而预言沙陀政权不能长久；张舜民看到太孙喜好音乐、美色、名茶、古画，而知道契丹将要灭亡。礼仪不忘其初始，敦厚根本的道理，难道不是美好吗？
《史记》记载匈奴监狱案件久拖不决的不过十日，一国的囚犯不过数人。《盐铁论》记载匈奴的风俗略于文饰而敏于行事。宋代邓肃对宋高宗说：“外国的巧妙在于文书简略，所以迅速；中国的祸患在于文书繁杂，所以迟缓。”《辽史》记载：“朝廷之上事务简略职责专一，这是辽朝兴盛的原因【又说：‘皇帝四季巡守，宰相以下在中京留守。一切公事除拜官僚，只执行皇帖，权宜差遣等候皇帝所在之处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录事以下不再奏闻，听任中书铨选’】那么外国能够胜过中国的，只是因为它简易罢了。
《金史·食货志》记载：“金朝兴起于东海，其风俗纯朴诚实，可以复古。刚进入中原时，百姓多流亡，土地多空旷闲置，遗留的百姓战战兢兢，有什么求取不能得到的。在这个时候即使不能恢复井田沟洫的制度，如果使用唐代的永业田、口分田来规定民产，施行租庸调之法来满足国家财政，何至于百年之内所谋划的纷纷扰扰，与其国运始终相伴呢？”其〇在于急于追求一时的利益，沿袭久已败坏的法度。等到金朝中期，鄙弃辽朝的俭朴，袭用宋朝繁缛的文饰；惩戒宋朝的宽柔，增加辽朝苛刻的政治。这是抛弃两国的长处，而并用其短处。繁缛胜过，必然导致伤害财力；苛刻胜过，必然导致伤害百姓。直到金朝末年，国家用度容易匮乏，民心容易离散，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制定法度不慎重其初始，变法以挽救其〇，只是更加严重罢了。其论述金朝时的〇，非常明确深切。
北魏太武帝开始制定反逆、杀人、奸盗的法律，号令明白，政事清简，没有牵连逮捕的烦扰，百姓安居乐业。宋代余靖说：“燕蓟之地陷入契丹将近百年，而百姓没有南归之心，是因为契丹的法律简易的缘故。”
楼烦
楼烦是赵国西北边境的国家，其人强悍，习惯骑射。《史记·赵世家》记载：武灵王巡视新地，于是出兵向西，在西河遇到楼烦王，而招致其兵力。〇云者，招致其人而使用他们。因此在楚汉相争之际，多使用楼烦人，单独编为一军。《高祖功臣侯年表》记载：阳都侯丁复，以赵将身份从起兵于邺到霸上，担任楼烦将。而《项羽本纪》记载：汉军有善于骑射的楼烦【应劭说：楼烦是胡人，今楼烦县。按楼烦地域广大，不止一县之人】那么汉军有楼烦的兵力了。《灌婴传》记载：击破柘公王武，斩杀楼烦将五人；攻打龙且，活捉楼烦将十人；在陈下攻打项藉军队，斩杀楼烦将二人；在相地攻打黥布的别将，斩杀楼烦将三人。《功臣表》记载：平定侯齐受，以骁骑都尉身份攻打项藉，俘获楼烦将。那么项王及黥布，也各自有楼烦的兵力了。大概自古以来使用蛮夷攻打中国的，始于周武王牧野之战，有庸、蜀、羌、髳、防、卢、彭、濮；而晋襄公在殽地打败秦国，
实用姜戎为犄角之势，大者王，小者霸。于是武灵王踵此用以谋秦，而鲜卑、突厥、囘纥、沙陀自此所在皆有矣。
译实际上是利用姜戎作为犄角之势，势力强大则称王，势力弱小则称霸。于是赵武灵王沿袭这一策略来谋划对付秦国，从此鲜卑、突厥、回纥、沙陀等部族便到处都有分布了。
吐蕃囘纥
大抵外国之音皆无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土鲁畨是也。唐之囘纥即今之囘囘是也。唐书囘纥一名囘鹘。元史有畏兀儿部。畏即囘兀即鹘也。其曰回回者亦囘鹘之转声也【辽史天祚纪有囘囘国王元史太祖纪以囘鹘囘囘为二国恐非】其曰畏吾儿者又畏兀儿之转声也【册府元▯按国史叙铁勒种类云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有契▯乌防纥骨等部契▯则契苾也乌防则乌纥也后为囘鹘纥骨则纥扢斯也转为黠戛斯盖夷音有缓急即传译语不同】大明会典哈宻古伊吾庐地在炖煌北大碛外为西域诸畨徃来要路。其国部落与囘囘畏兀儿三种襍居。则囘囘与畏兀儿又为二种矣【今所存元时碑刻有畏兀儿字亦与囘囘字不同】自唐会昌中囘纥衰弱。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诸道。始襍居于中华而不变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门诗“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李卫公上尊号玉册文“种类磐互，缟衣如荼，挟邪作蛊，浸淫宇内”。今之遗风亦未衰于昔日也。
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囘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此即今礼拜寺之所从立也。新唐书·常衮传言：「始囘纥有战功者得留京师，戎性易骄，后乃创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间，数出中渭桥与军人格鬭，夺含光门鱼契，走城外。」然则自肃、代以来，囘纥固巳有居京师者矣。
实録正统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凉州寄居囘囘于江南各卫，凡四百三十六户，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时西陲有警，不得已为徙戎之防，然其种类遂蕃于江左矣【正统三年八月，有归附囘囘二百二人，自凉州徙至浙江】
明初于其来降者待之虽优而防之未尝不至。福建漳州卫指挥佥事杨荣因进表至京，为囘囘之编置漳州者寄书于其同类，奉防坐以交通外裔，黜为为事官于大同立功【正统四年七月辛未】其后文教涵濡，戎心渐革，而内附子孙遂有登科第、袭冠裳者。惟囘囘自守其国俗，终不肯变，结成党伙，为暴闾阎，以累朝之徳化而不能训其顽犷之习。所谓食桑葚而怀好音，固难言之矣。
天子无故不杀牛，而今之囘子终日杀牛为膳，宜先禁此，则裔风可以渐革。唐时赦文每曰：「十恶五逆，火光行刦，持刃杀人，官典犯赃，屠牛铸钱，合造毒药，不在原赦之限。」可见古法以屠牛为重也。若韩滉之治江东，以贼非牛酒不啸结，乃禁屠牛以絶其谋，此又明识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西域天文
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书泥婆罗国，颇解推测盈虚，兼通厯术。事天竺国，善天文厯筭之术。罽賔国遣使进天文经。拂菻国其王城门楼中，悬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日之十二时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盖不始于囘囘西洋也【元史张思明传：大徳初，擢左司都事，有献西域秤法，思明以惑众不用】
王忠文襍集有阿都剌除回囘司天少监诰曰：天文之学，其出于西域者，约而能精，虽其术不与中国古法同，然以其多騐，故近代多用之。别设官署，以掌其职。《册府元▯载：开元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问诸教法，请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此与今之利玛窦相似。
干陀利
韩文公《广州记》有「干陀利」，注家皆阙。按《梁书·海南诸夷传》：「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畧同，出斑布、吉贝、防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最【梁王僧孺有《谢赐干陀利所献槟榔启】周▯正传》有罪应流徙，勅以赐干陀利国。《陈书·世祖纪》：「天嘉四年，干陀利国遣使献方物。」惟《宋书·孝武帝纪》：「孝建二年，斤陀利国遣使献方物【南史》同】以「干」为「斤」，疑悮。
大秦
今之佛经皆题云大秦鸠摩罗什译，谓是姚兴国号，非也。大秦乃西域国名，《后汉书·西域▯言大秦国在海西，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又云天竺国西与大秦通，此其
译吐蕃、回纥
大抵外国的语音都没有确切的汉字对应。唐朝的吐蕃就是今天的土鲁番；唐朝的回纥就是今天的回回。《唐书》记载回纥又名回鹘。《元史》中有畏兀儿部。“畏”即“回”，“兀”即“鹘”。所谓“回回”，也是“回鹘”的音转【《辽史·天祚帝纪》中有回回国王，《元史·太祖纪》将回鹘与回回列为两个国家，恐怕不对】。所谓“畏吾儿”，又是“畏兀儿”的音转【《册府元龟》按：国史叙述铁勒种类时说，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有契苾、乌纥、纥骨等部。契苾即契苾，乌纥即乌纥，后来成为回鹘；纥骨即纥扢斯，演变为黠戛斯。这是因为夷狄语音有缓急之分，导致翻译传译时用语不同】。《大明会典》记载：哈密古称伊吾庐，位于炖煌北面的大沙漠之外，是西域各番族往来的要道。该国的部落与回回、畏兀儿三种人杂居。那么回回与畏兀儿又是两种不同的族群了【现在保存的元代碑刻上有畏兀儿文字，也与回回文字不同】。自从唐朝会昌年间回纥衰弱以来，投降幽州的回纥人前后有三万多人，都分散在各道。他们开始杂居在中原地区，却不改变本族的习俗。杜甫《留花门》诗云：“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李卫公《上尊号玉册文》云：“种类磐互，缟衣如荼，挟邪作蛊，浸淫宇内。”如今遗留的风俗也未曾比昔日衰败。
《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二年正月庚子日，回纥请求在河南府、太原府设立摩尼寺，朝廷准许了。这就是今天礼拜寺建立的由来。《新唐书·常衮传》记载：“起初回纥有战功的人得以留在京师，戎狄本性容易骄纵，后来竟然建造宅第、佛祠，有时埋伏甲兵其中，多次在中渭桥与军人格斗，抢夺含光门的鱼符信契，逃到城外。”那么从肃宗、代宗以来，回纥人本来就已经有居住在京城的人了。
《实录》正统元年六月乙卯日，将寄居在甘州、凉州的回回人迁徙到江南各卫，共四百三十六户，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当时西部边疆有警报，不得已采取迁徙戎狄的防范措施，然而他们的族群却在江东繁衍兴盛了【正统三年八月，有归附的回回人二百二人，从凉州迁徙到浙江】。
明初对于前来投降的人虽然待遇优厚，但防备也从未松懈。福建漳州卫指挥佥事杨荣因进献表文来到京城，替编置在漳州的回回人给同类寄信，被指控勾结外族，贬为大同的效力官以立功【正统四年七月辛未日】。此后文教熏陶，戎狄之心逐渐改变，内附的子孙中于是有考中科举、继承官位的人。只有回回人坚守本国的习俗，始终不肯改变，结成党羽，在民间作恶，凭借历代朝廷的恩德教化也无法训导他们顽固粗野的习性。所谓吃桑葚而怀念美好的声音，实在难以说通了。
天子没有缘故不杀牛，而现在的回子整天杀牛作为饮食，应当先禁止这一点，那么外族的风俗就可以逐渐改变。唐朝时的赦文常说：“十恶五逆，纵火抢劫，持刀杀人，官吏犯赃，屠牛铸钱，合造毒药，不在赦免范围内。”可见古代法律将屠牛视为重罪。如果像韩滉治理江东时，认为盗贼没有牛酒就无法聚集勾结，于是禁止屠牛以断绝他们的阴谋，这又是明智之士应当预先防范的。
西域天文
西域人擅长天文，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唐书》记载泥婆罗国，很懂得推测月亮的盈亏，兼通历法。事奉天竺国，擅长天文历算之术。罽宾国派遣使者进献天文经。拂菻国国王城门楼中，悬挂一个大金秤，用十二枚金丸系在秤杆两端，以代表日子的十二时辰，一个大小如人的金人站在旁边，每到一更，金丸就会落下，发出铿锵的声音，引导歌唱以记录时辰，毫厘不差。这大概不始于回回和西洋【《元史·张思明传》：大德初年，提拔张思明为左司都事，有人进献西域的秤法，张思明认为这是迷惑众人，不予采用】。
王忠文《杂集》中有《阿都剌除回回司天少监诰》说：“天文学，出自西域的，简约而精妙，虽然其术数不与中国古法相同，但因为它多次应验，所以近代多采用它。另外设立官署，来掌管这项职事。”《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进献通晓天文的人，大慕阇智慧幽深，问什么都不知道，恳请天恩，召来询问各种教法，请求设置一个法堂，依照本教供养。这与今天的利玛窦相似。
干陀利
韩愈《广州记》中有“干陀利”，注释家都缺失解释。查《梁书·海南诸夷传》：“干陀利国在南海的洲岛上，其风俗与林邑、扶南大致相同，出产斑布、吉贝、防榔、槟榔，特别精良美好，是各国中最优秀的【梁王僧孺有《谢赐干陀利所献槟榔启》】。《周书·正传》记载有罪应流放的人，皇帝赐给干陀利国。《陈书·世祖纪》：“天嘉四年，干陀利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只有《宋书·孝武帝纪》：“孝建二年，斤陀利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南史》相同】”，将“干”写成“斤”，怀疑是错误。
大秦
现在的佛经都题写为“大秦鸠摩罗什译”，说是姚兴的国号，这是不对的。大秦是西域的国家名称，《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国在海西，方圆数千里，有四百多座城池，附属的小国有几十个。又说天竺国西边与大秦相通，这
国名之偶同而▯以为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晋书·载记》石季龙时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谓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以中国为小秦，则益为夸诞矣。
译国名偶然相同，就认为那里的人民都高大端正，类似中国，所以称他们为大秦，这本来就不一定正确。而《晋书·载记》记载，石季龙时期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说大秦国将要来统治小秦国，把中国称为小秦，这就更加夸诞荒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