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卷十

译考查其类属，出自《日知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十一 昆山顾炎武撰 权量

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度量衡制度，从隋文帝时发生了一次变革。杜佑的《通典》说：六朝时的一斗相当于现在的三升；六朝时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三两；六朝时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一尺二寸【“今”指的是当时】。《左传·定公八年》的正义说：魏、齐的斗和秤，古代的两个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单位；周、隋的斗和秤，古代的三个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单位。《隋书·律历志》说：梁、陈沿用古代的斗，齐朝用古代的五升作为一斗；周朝用玉升，一升相当于官斗的一升三合四勺。开皇年间用古代的三个升作为一升。大业初年又恢复使用古代的斗。梁、陈沿用古代的秤，齐朝用古代的一斤八两作为一斤；周朝用玉秤，四两相当于古代的四两半。开皇年间用古代的三斤作为一斤。大业初年又恢复使用古代的秤。现在考察传记中的记载，如《孟子》中说能举起百钧算有力气，三十斤为一钧，百钧就是三千斤。《晋书·成帝纪》说：“现在各郡选拔力大的人，能举起一千五百斤以上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说：“铸造十二个金人，每个重千石，放置在宫廷中。”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千石就是十二万斤。《汉旧仪》说：“祭祀上天用的牛养五年，长到二千斤。”《晋书·南阳王保传》说：“自称体重八百斤。”不应该如此沉重。《考工记》说：“爵的容量是一升，觚的容量是三升【《仪礼·特牲馈食礼》注：觚三升】。献酒时用一爵，回敬时用一觚，一次献酒而三次回敬，就是一豆了。《礼记》说：“宗庙祭祀，地位高的人用爵献酒，地位低的人用散献酒；尊贵的人举起觯，卑贱的人举起角。”五次献酒所用的酒器，门外用缶，门内用壶，国君用瓦甒。注解说：“凡是酒器，一升的叫爵，二升的叫觚，三升的叫觯，四升的叫角，壶的容量是一石，瓦甒的容量是五斗。”《诗经》说：“我姑且酌取那金罍中的酒。”毛亨解释说：“国君用黄金装饰酒尊，容量是一硕。”每顿饭用四个簋。正义说：“四个簋的容量才两升，不应该如此巨大。”《周礼·舍人职》说：“供给饭米。”注解说：“饭是用来充实口腹的，国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都是四升。”《管子》说：“大凡食盐的数量，一个月男子五升少半，妇女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史记·廉颇传》说：“一顿饭吃一斗米。”《汉书·食货志》说：“每人每月吃一石半。”《赵充国传》说：“以一匹马自己驮负三十天的口粮，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匈奴传》说：“计算一个人三百天的食用，共十八斛。”不应该如此之多。《史记·河渠书》说：“可以使每亩产十石。”嵇康《养生论》说：“种田的人，一亩产十斛，称为良田。”《晋书·傅咸传》说：“旱田收成达到十余斛，水田达到数十斛。”现在的收获最多也达不到这个数目。《灵枢经》说人一天吃五升。《既夕礼》说，早上吃一溢米，晚上吃一溢米。注解说：二十两叫溢，相当于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晋书·宣帝纪》问诸葛亮每天吃多少粮食？回答说：“三四升。”《会稽王道子传》说：“国家用度空虚枯竭，从司徒以下每天供给七升。”本来都说得少，反而显得多了。由此可知古代的度量衡与现在相比，大致都是三个古代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单位。《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住在鲁国，供给粟六万。”索隐说：“应当是六万斗。”正义说：“六万小斗，相当于现在的二千石。”这是唐代人所说的三个古代单位相当于现在一个单位的验证。大概从三代以后，征收赋税没有定规，度量衡之类的制度，每个朝代逐渐增加。到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下诏更改长尺大斗，依照《周礼》的制度颁行天下【《魏书·张普惠传》说：“神䴥年间上疏说：高宗废除大斗，去掉长尺，更改重秤，以此来爱护百姓，实行轻赋。所以海内之人，歌舞来供给赋税，奔走来服役。天子在上守信，亿万百姓在下安乐。从此以后，逐渐变长变宽，百姓嗟叹怨恨，传遍朝野】。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壬辰，更改度量权衡，都依照古代的制度。虽然有这些制度，终究不能恢复古制。到了唐代，还有大斗、小斗、大两、小两的名称。而后代就不再提起了。

《山堂考索》说：“斛的制度，是方一尺而深一尺。班固的《汉书》却说其中容纳十斗，大概是因为古代用的斗小。”

欧阳修的《集古录》中有谷口铜甬，始元四年左冯翊制造。它的铭文说：“谷口铜甬，容量十斗，重四十斤。”用现在的度量衡来校核，容量是三斗，重十五斤。斗则是三而有余，斤则是三而不足。吕大临的《考古图》说：“汉好畤官厨鼎刻着：‘重九斤一两’，现在重三斤六两。现在的六两相当于汉的一斤。”又说：“轵家釜三斗弱，轵家甑三斗一升，相当于汉的一石。”大致都是三个古代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单位。

古代以二十四铢为一两，五铢钱十枚计重二两二铢，现在称得十枚相当于现在的一两弱。又《汉书·王莽传》说天凤元年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

译（货布）分为两半。其文字右边写“货”，左边写“布”，重二十五铢。”不久前，富平县有人挖掘土地得到一罐货布。所谓长二十五分的，相当于现在钞尺的一寸六分多；宽一寸的，相当于现在的六分半；八分的，相当于现在的五分；而二十五铢的，相当于现在秤重的四十二分两【俗称四钱二分】。由此可见，当今时代的度量衡比古代大的情况，容量最为显著，重量次之，长度又次之。《晋书·挚虞传》记载：“将作大匠陈勰挖地得到古尺，尚书上奏说现在的尺比古尺长，应该以古尺为标准。”潘岳认为沿习使用已久，不应当再更改。挚虞驳斥说：“从前圣人因为观察到天下的道理，从而模拟其形态，仿照万物制作器物，以保存日常使用，所以参照天地来校正算数的纲纪，依据律吕划分分寸来确定长短的标准。它们的制作有法则，所以使用有依据。考察步测天地，那么天地不会隐藏其真情；校准日月星辰，那么天象不会容许其谬误。应用于金石，那么音韵和谐；置于规矩之中，那么器物合宜。一个标准不偏差，万物就都端正。等到出现偏差，事情就完全相反。现在的尺比古尺长，几乎达到半寸。乐府使用它，律吕不合；史官使用它，历象失准；医术使用它，穴位错乱。这三者，是度量衡产生的根源，也是判断得失的依据，现在都受到阻碍而不能通达。所以应该更改今尺而遵从古尺。”唐尧虞舜的制度，统一律吕、度量衡；孔子的教诲，谨慎权衡、审慎度量。现在两种尺子并用，不能称为统一；明知有失却仍然实行，不能称为谨慎。不统一不谨慎，这就是错误的法则，不是用来规范事物、垂示准则、展示极致的方法。大凡事物，有的多而容易更改，有的少而难以改变；有的更改会导致繁琐，有的改变则会变得简便。度量衡是人们日常使用的，而长短并非人们所留恋珍惜的，这是多而容易更改的。纠正错误以获取正确，反邪归正，一时的变革，永远不再有二样，这是改变而变得简便的。遵循成法，不丢失旧制；末世苟且迎合的制度，异端杂乱的使用，应当及时厘正，归于统一。我认为应当如所奏议的那样办理。

译大斗与大两

《汉书·货殖传》记载：“黍米十斗为一大斗。”颜师古注释说：“大斗，是不同于量取米粟的普通斗。这说明汉代已有大斗，但仅用于量取粗重的货物。”

《唐六典》规定：凡是长度度量，以北方中等大小的黑黍，一黍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一丈。凡是容量度量，以中等大小的黑黍，容纳一千二百粒黍为一龠，二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三斗为一大斗，十斗为一斛。凡是重量权衡，以中等大小的黑黍，百粒黍的重量为一铢【应劭说：十粒黍为一絫，十絫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三两为一大两，十六两为一斤。凡是堆积黑黍来制定度量衡的，用于调校钟律、测量日影、配制汤药以及制作冠冕，则使用小制。内外官府全都使用大制。按唐代权衡制度，是古今大小制并行。太史令、太常寺、太医署使用古制【杜佑《通典》记载：贞观年间张文收铸造铜斛、秤和尺，用当时常用的度量衡与之比较，尺相当于六分之五，衡量都相当于三分之一。旧《唐书·代宗纪》记载：大历十年八月，太常寺奏报各州府所用的防称，由本寺发给铜防称，州府依照样式制造推行，皇帝批准了。《通典》记载各地土贡：上党郡进贡人参三百小两，高平郡进贡白石英五十小两，济阳郡进贡阿胶二百小斤，鹿角胶三十小斤，临封郡进贡石斛十小斤，南陵郡进贡石斛十小斤，同陵郡进贡石斛二十小斤。这说明贡物中也有使用小斤小两的，但都是用于汤药】，其他官府都使用今制。久而久之，今制通行，而古制就废弃了。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说：“我受诏考订钟律，以及铸造浑仪，查考秦汉以来的度量衡，计算得出六斗相当于当今的一斗七升九合，秤称三斤相当于当今的十三两。”这说明宋代的权衡，又比唐代的大。

《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年，颁行宋代文思院的小口斛。又说：世祖攻取江南，命令缴纳米粮的只使用宋代的斗斛。因为宋代的一石相当于当今的七斗，所以如此。这说明元代的斗斛，又比宋代的大。

汉代的俸禄以石为单位

古代制定俸禄的数量都用斗、斛。《左传》说“豆、区、釜、钟各自按四倍递增到釜”，《论语》说“给他一釜，给他一庾”，《孟子》说“供养弟子用万钟”，这些都是容量单位。汉代继承秦代制度，开始以石为名【《韩非子·王因》：“收缴官吏的印玺，从三百石以上都效法它。”此时就已经用石来制定俸禄，《史记·燕世家》相同】，所以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号称万石。一百二十斤为一石，这是以重量代替容量。然而考察《后汉书·百官志》所载的月俸数量，大将军、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直到斗食月俸十一斛，又未曾不使用斛。所谓二千石以至百石，只是作为品级的差别而已【《汲黯传》注：如淳说：“真二千石每月得一百五十斛，一年总共得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每月得一百二十斛，一年总共得一千四百四十石”】。现在人用十斗为一石，本源于此。不知道秦代所谓“金人十二尊，各重千石，撞击万石之钟，悬挂石铸之钟，虞衡石程书”之类，都是重量，不是容量。只有《白圭传》中“谷长石斗”，《淳于髡传》中“一斗也醉，一石也醉”，与斗相对而言，是将重量的名称移用于容量罢了。

叶梦得《岩下放言》说：名称产生于实际，凡是事物都是如此。以斛为石，不知始于何时。自汉代以来，才开始见到。石本是五权之一的名称，汉代制度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不是容量的名称。用它来征收民赋俸禄，如二千石之类。以谷物一百二十斤为一斛，还可以说得通。如果酒说石，酒的多少，本来不取决于谷物数量，取决于它的醇薄。以现在来衡量，酒醇的，一斛只取七斗或六斗，而酒薄的多至十五六斗。如果以谷物一百二十斤为一斛，酒跟随重量的名称，则应当是酒十五六斗；跟随容量的名称，则一斛应当是谷物一百八九十斤。进退两难，都不符合，所以汉代酒说石的，未曾有定数【谢肇淛说古代爵容量一升，十爵为一斗，百爵为一石，以《考工记》“一献三酬”的说法来衡量，确实如此。前人未详此义】。至于面粉说斛石，面粉也未必正好是麦一百二十斤，而麦的实物又有大小虚实。然而沿袭至今，没有人知道这是错的。等到弓弩较力，说斗说石，这乃是古法，打铁以斤为区别，而世人反而怀疑它。这才知道名称与实际有什么恒常不变的呢。

《史记·货殖传》：“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将“皮”变为“石”，也是互文见义。凡是细而轻的，就以皮计算；粗而重的，就以石计算。

以钱代铢

古代算法二十四铢为一两，汉代轵家釜铭重十斤九铢，轵家甑铭重四斤廿铢，就是这样。近代算家觉得不便，于是将两十分之一而有了钱的名称。这个字本来是借用钱币的钱，不是数家的正名，簿领

译使用它就可以了。现在的人把它写进文字里，真是可笑。《唐书》记载，武德四年铸造开通元宝，直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絫字有时写作参，沈存中说：现在蜀地也用十参当作一铢，参就是古代的絫字】，累积十枚钱币重一两，达到了轻重、大小的适中标准。所说的二铢四絫，就是现在一枚钱币的重量。后来的人因为这种说法繁琐且难以理解，所以用“钱”字来代替。度量衡都以十作为进位基数，只有衡器（重量单位）是以一龠容纳一千二百颗黍，重十二铢，十二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现在的人把铢改为钱，而从两以上则累积百、累积千直到万，这样衡器的数值也就以十作为进位基数了。汉代的制度，铜钱称铢，黄金称斤，这种名称接近古代。

译《宋史·律历志》记载，太宗淳化三年三月下诏说：“《尚书》说：调和四时月令，校正日期，统一律吕、度量、权衡，这是用来建立国家纲纪、确立百姓准则的。如今国家万国安宁，九赋均平，但官府收支，都系于权衡的定式。听说秬黍的标准有时相差毫厘，有人利用秤锤秤钩作弊，危害百姓。应当命令详定称重之法，制定为通用规范。”此事下达给有关部门。

监内藏库崇仪使刘〇、刘承珪上言：“太府寺旧有的铜制标准器，从一钱到十斤，共五十一件，轻重没有准绳。外府收藏接受黄金，必须从毫厘开始计算。标准器从一钱开始，就显得太重。于是推究本源，另行制作法物。到了景德年间，刘承珪重新参酌审定，权衡的制度更加精密完备。其方法大概是以《汉书·律历志》中的子谷秬黍为标准，以十黍的宽度为一寸，遵循大乐的尺制【秬黍，即黑黍。乐尺是从黄钟律管产生的。意思是取秬黍中等大小的作为分寸轻重的标准】，从而形成两种算法【两种算法指用尺和黍来求毫厘】。依据乐尺来求毫厘【度，是丈尺的总称。意思是依据乐尺源于黍而成于寸，将寸析为分，分析为毫，毫析为丝，丝析为忽。那么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十毫为一厘，十厘为一分】；从积黍来取累【从积黍来取累，那么十黍为累，十累为铢，二十四铢为两。累、铢都用铜制作】。

用毫、累制造一钱半和一两这两种秤，各悬三个毫星作为准星。一钱半的秤，用来取一称的法度，其秤杆符合乐尺一尺二寸，重一钱，秤锤重六分，秤盘重五分。第一个毫星准星对应半钱，到梢部为一钱半，析成十五分，每分列十毫【第一毫星下对应半钱，相当于十五毫。就像十五斤的秤对应五斤一样】；中间的毫星到梢部为一钱，析成十分，每分列十毫；末端的毫星到梢部为半钱，析成五分，每分列十毫。一两的秤，也是一称的法度，其秤杆符合乐尺一尺四寸，重一钱半，秤锤重六钱，秤盘重四钱。第一个毫星到梢部布二十四铢，下面另出一颗星对应五累【每铢之下再出一星对应五累，那么四十八星对应二百四十累，合计二千四百累为一两】；中间的毫星到梢部为五钱，布十二铢，每铢列五星，每星对应二累【布十二铢为五钱之数，那么一铢对应十累，总共对应一百二十累为半两】；末端的毫星到梢部为六铢，每铢列十星，每星对应一累【每星对应一累，总共对应六十累为二钱半】。

用御书真、草、行三种字体的淳化钱来校验，实际重量二铢四累为一钱。以二千四百累为十五斤为一称，那么其法度起初以积黍为准，然后以分来推算忽作为定数的开端，所以自忽、丝、毫、厘、黍、累、铢各自定下一钱的法则【意思是都定下一钱的法则然后制作取等称】。忽一万为一分【以一万忽为一分的法则，以十万忽定为一钱的法则，忽者，吐丝为忽，分者，始微而著，说可以分别】；丝一千为一分【一千丝为一分，以一万丝定为一钱的法则】；毫一百为一分【一百毫为一分，以一千毫定为一钱的法则，毫者，毫毛也，自忽、丝、毫三者皆断马尾为之】；厘十为一分【十厘为一分，以一百厘定为一钱的法则，厘者，牦牛尾毛也，拖赤金成丝以为之】。转而以十倍递增则为一钱【转而以十倍递增，指从一万忽到十万忽之类定下的法则】。黍以二千四百枚为一两【一龠容纳一千二百黍为十二铢，那么以二千四百黍定为一两的法则，两者以二龠为两】；累以二百四十【指以二百四十累定为一两的法则】；铢以二十四【辗转相因成十累为铢，那么以二百四十累定成二十四铢为一两的法则，铢者，言殊异也】。

于是制成其秤，秤符合黍数，那么一钱半者，计三百六十黍的重量，列为五分，则每分计二十四黍，又每分析为一十毫，则每毫计二黍十分黍之四【以一毫分二十四黍，则每毫先得二黍，都分成四十分，则一毫又得四分，是每毫得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丝、六忽有差为一黍，则毫累之数极矣。一两者合二十四铢为二千四百黍的重量，每百黍为铢，二百四十黍为二铢四累，二铢四累为钱，二累四黍为分，一累二黍重五毫，六黍重二毫，五毫三黍重一毫，二毫五丝则黍累之数成矣。

先前，守藏吏接受天下每年缴纳的金币，而太府权衡旧式失准，得以借此作弊，所以各道主管因拖欠债务而破产的很多。又守藏吏更替，校计争讼，动辄数年。至此新制既定，奸邪无处施展，中外都以为便利【度量权衡都由太府掌管制造，供给内外官府及民间使用。凡是遇到改元，就命令重新制造，各以年号印刻标识。其印有方印、长印、八角印、笏头印的区别，用来明确制度而防伪滥】。这就是今天以十分为钱，十钱为两的起源，始于宋初所谓的新制。

译“度”指的是长度单位的名目，而非重量单位的名目。《说文解字》说：“寸，是十分（的长度）。”《隋书·律历志》引用《易纬·通卦验》说：“十根马尾的宽度为一分。”《说苑·度量权衡》说：“用十粒粟米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淮南子》的注解与此相同】。”《孙子算经》说：“蚕吐出的丝为一忽，十忽为一秒，十秒为一毫，十毫为一牦，十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汉书·律历志》说：“（度量衡的本源）起于黄钟律管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黑黍子，取一粒黍子的宽度来度量，九十粒黍子的宽度为黄钟律管的长度，一粒黍子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这些都是长度单位的名目。《淮南子》说：“十二蔈（宋书·律志》作“标”）相当于一粒粟米，十二粒粟米相当于一分，十二分相当于一铢，十二铢相当于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这才是重量单位的名目【《史记·大宛列传》说：“善于做买卖的人，连分、铢这样微小的重量都要争夺”】。然而如果用十二分作为一铢，二十四铢作为一两，那么这种“分”就比现在的“分”小得多了。

译陶弘景《名医别录》说：古代只称铢、两，没有“分”的名称，现在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李杲说：六铢为一分，就是现在的二钱半。这又是以二钱半为一分，那么名称随人而定，没有固定的标准。

黄金

汉代黄金上下通用，所以汉文帝赐给周勃多达五千斤，汉宣帝赐给霍光多达七千斤，汉武帝把公主嫁给栾大，陪嫁黄金多达一万斤【《汉书》记载为十万斤】；卫青出塞作战，斩杀和俘获敌军的将士，受赐黄金二十多万斤【古来赏赐的数量没有比元成宗即位时更奢侈的，他赐给驸马蛮子〇银七万六千五百两，阔里吉思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两，高丽国王王昛三万两，那些确定诸王朝防的赏赐，有的甚至达到黄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梁孝王去世时，府库中剩余黄金四十多万斤。馆陶公主宠幸董偃，命令掌管府库的人说：“董君所取用的，如果一天黄金满百斤，钱财满百万，丝绸满千匹，才向我报告。”王莽禁止列侯以下的人持有黄金，要求上缴御府，按原价折算，直到他即将败亡时，省中黄金万斤的箱子有一个，还有六十个这样的箱子，黄门、钩盾、藏府、尚方各处也各有几个箱子。而后汉光武帝纪记载，王莽末年天下旱灾蝗灾，黄金一斤只能换一斛粟米，可见民间并非没有黄金。董卓死后，坞中有黄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刘备取得益州，赐给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每人黄金五百斤，银千斤。《南齐书·萧颖胄传》记载，长沙寺僧人产业富裕，铸造黄金龙数千两，埋在土中，历代相传交付，称为下方黄铁，没有人见过。萧颖胄起兵时，才取出这些金龙来充作军需物资。《梁书·武陵王纪传》记载，黄金一斤铸成饼，一百饼为一簉，有的多达一百簉，银的数量是黄金的五倍。从此以后，黄金在史书中就很少见到了。《尚书疏》记载，汉魏时期赎罪都使用黄金。北魏因为黄金难得，规定黄金一两收取绢十匹。现在的法律则是用铜赎罪。

宋太宗问学士杜镐说：“两汉赏赐多用黄金，而后代却成为难得的货物，这是为什么呢？”杜镐回答说：“当时佛教事务尚未兴盛，所以金价很便宜。如今根据我所目睹记忆以及《会典》所载国家初年金价来推算，大致也可以考证。”《会典》钞法卷内记载：“洪武八年铸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合银一两，每钞四贯兑换赤金一两，这是黄金一两相当于银四两。”征收卷内记载：“洪武十八年下令凡是折算征收税粮，黄金每两折合米十石，银每两折合米二石，这是黄金一两相当于银五两。”三十年皇上说：“折算征收拖欠的赋税，本想以此缓解百姓的困苦。现在这样沉重，将会更加困顿百姓。再下令黄金每两折合米二十石，银每两折合米四石，但这仍然是黄金一两相当于银五两。”永乐十一年下令黄金每两折合米三十石，那么相当于银七两五钱。又下令交阯招募商人中盐，黄金一两给盐三十引，那么相当于银十两了。这难道不是太平以后日益奢侈浪费，上自宫廷，下至勋贵，用度超过物品价值的缘故吗【辽张孝杰担任北府宰相，贪财无厌，曾说：‘没有百万两黄金，不足以作为宰相的家业’】。我小时候看见万历年间赤金只值七八换，崇祯年间值十换【天启年间权阉当权，百官献〇者都进献金杯，金价逐渐昂贵】，江南地区甚至达到十三换了。那种投珠抵璧的风气，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

《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价值钱一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价值一千五百八十；其他银一流价值一千。这是金价也是银价的四五倍【方勺《泊宅编》说：当时黄金一两才值钱六百，朱提银一两才值钱二百】。

《元史》至大银钞一两，折合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这是金价十倍于银价。

《史记·平准书》一黄金一斤【《汉书·食货志》黄金方寸而重一斤，《庄子》百斤注李曰金方寸重一斤，百金即百斤也。《汉书·韦贤传》赐黄金百斤，〇成诗曰厥赐祁祁百金泊馆是也】臣瓒说秦以一镒为一金【孟康说二十四两曰镒】，汉以一斤为一金，这是汉代的金价已经低于秦代了。《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值钱一万，惠帝纪注师古说诸赐金不言黄者一斤与万钱【王莽传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公羊隐公五年传》百金之鱼注百金犹百万也，古以金重一斤若今万钱】。古来用金的耗费如《吴志·刘繇传》笮融大建浮图祠，用铜做人，黄金涂身，身穿锦绣，垂挂铜盘九重。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孙皓命尚方用金制作华燧步摇假髻数以千计，让宫人戴着互相扑打，早上做成晚上就坏了，随即拿出新的再制作。《魏书·释老志》兴光元年敕令有司在五寺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造释迦立像，五尊各长一丈六尺，总共使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年间在天宫寺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使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本纪》后宫服御极力选择珍奇，府库旧物不再够用，高价向民间购买金银

译宝物和物价都涨了几倍，京城酿酒业的租税都折算成黄金缴纳，用来制作金箔，仍然不能满足需求。《唐书·敬宗纪》记载，下诏让度支进献铜三千斤、金箔十万张，用来翻修清思院新殿以及升阳殿的壁画。《五代史·闽世家》记载，王昶建造三清台三层，用几千斤黄金铸造宝皇、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的塑像。宋真宗建造玉清昭应宫，屋脊、斗拱、梁柱全部用黄金装饰，耗费巨大，达到亿万之巨，即使使用的黄金数量也无法完全统计。《金史·海陵本纪》记载，宫殿的装饰普遍涂满黄金，然后间杂五色，金屑在空中飞舞如同落雪。《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建造大圣寿万安寺，佛像以及窗户墙壁都用黄金装饰，总共耗费黄金五百四十多两，水银二百四十斤。又记载缮写金字藏经，总共耗费黄金二千二百四十四两（吴澄传记载，将黄金磨成泥来书写佛教藏经；《泰定帝纪》记载，泰定二年七月庚午日，因为国家财政不足，停止书写金字藏经。当时在云南设立专门制造、售卖金箔的机构来筹措费用）。这些都是耗费黄金的原因。杜镐的话，颇为不假。《草木子》说：“黄金一旦制成金箔，就无法再还原成原来的形态了。”所以《南齐书·武帝纪》禁止不得用金银制作金箔（《宋史·真宗纪》记载，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日，重申不允许用金银制作金箔的制度；《仁宗纪》记载，康定元年八月戊戌日，禁止用金箔装饰佛像；《哲宗纪》记载，元祐二年九月丁夘日，禁止私自制造金箔。《刘庠传》记载：“仁宗的外戚李珣触犯销金法令，刘庠上奏说：‘法令的执行应当从权贵近臣开始。’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金史·世宗纪》记载，大定七年七月戊申日，禁止服用金丝织物，那些织造和贩卖的人都要治罪。《元史·仁宗纪》记载，至大四年三月辛夘日，禁止民间制造金箔、销金、织金）。而《太祖实录》记载：“皇上拿出一锭黄金给近臣看，说：‘这是表笺信封上盘龙图案所用的金箔。’让宫女洗涤、熔炼才得到这锭黄金。”唉！崇尚节俭的德行真是遥远了。

译银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的货币全都是钱，未曾使用银。《汉书·食货志》说，秦统一天下后，货币分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饰和宝藏，不作为货币。汉武帝开始铸造白金三品，不久废除不再实行。【谢肇淛说：汉代银八两值钱一千，当时银贱而钱贵，如今银一两就值一千钱了。】《旧唐书》记载，宪宗元和三年六月下诏说：天下有银的山，必定有铜矿，铜可以用于鼓铸钱币，银对百姓生活没有益处。天下自五岭以北，凡是开采银矿的，都应禁止。【李德裕担任浙西观察使时上奏说：去年二月中奉诏令进贡银铤，共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当时储备的银总共不过二三百两。】然而考察《通典》，其中说梁朝初年，只有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等地使用钱，其余州郡则混杂使用谷物、布帛进行交易，交广地区则完全以金银作为货币。而唐代韩愈的奏状也说，五岭以南的买卖一律使用银；元稹的奏状说，自岭南以南以金银作为货币，自巴地以外以盐、布帛作为交易媒介，黔、巫、溪、峡等地用水银、朱砂、缯、巾、帽等互相买卖。【杜佑《通典》记载唐代度支每年的收支数额，粟米为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为二千七百余万端、屯、疋，钱为二百余万贯，未曾有银。其土贡方面，贵州贡银百两，鄂、新、党三州各贡银五十两，贺州贡银三十两，邵、端、昭、潘、辨、高、龚、浔、严、封、春、罗、牢、窦、横、象、泷、藤、平、琴、廉、义、柳、勤、康、恩、崖、万安二十七州各贡银二十两。可见唐人将银作为贡品，而不作为赋税。张籍诗云：“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宋史·仁宗纪》记载，景祐二年下诏，各路每年缴纳的缗钱，福建、两广改为缴纳银，江东改为缴纳布帛，于是有了以银抵充缗钱的情况。《金史·食货志》记载，旧例银每铤五十两，价值百贯。【《旧唐书·哀帝纪》记载，内库拿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作现任文武常参官的救济接济，可知前代银都是铸成锭状的。】民间有时有截凿银锭的，其价格也随之高低波动，于是改铸银，名为“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都如同现钱使用。又说，又铸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用绫印制作“元光珍货”，同银钞及其余钞券一起流通。流通不久，银价日益昂贵，宝泉日益贬值，百姓只以银来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乎不再使用。哀宗正大年间，民间只以银进行买卖，这是如今上下使用银的开端。

如今民间向官府缴纳的物资，都用银，却还称之为钱粮。大概是沿袭宋代的名称，当时上下都使用钱。

明初征收天下的田赋未曾使用银，只有矿山冶炼的税课有银。《实录》在每年年终，记录所收入的数额。而洪武二十四年，只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到宣德五年，则为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每年的征收以此率为标准。【按宋代苏辙《元祐会计录》，每年收入银仅五万七千两；《元史·成宗纪》右丞相安泽说，每年收入银仅六万两。而宣德五年奏报，温、处二府，平阳、丽水等五县银额达到八万七千八百两，大概是因为所开的矿山逐渐增多。】当时国家固然不依赖银作为用度。到正统三年，因为采办扰民，开始罢免银课，封闭矿穴，而每年收入的数额不过五千余两。九年闰七月戊寅朔，重新开放福建、浙江的银场。【这一年采纳已达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两】于是仓粮折纳，变卖无不使用银，后来遂成为常行的货币。大概是因为市舶来的银多了。

《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止民间以金银作为货物交易，违者治罪，有告发的就将其物赏给告发者。其立法如此严厉。九年四月己丑，允许百姓以银、钞、钱、绢代替缴纳今年的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下诏每年解送的税课钱钞，有道路险远难以送达的，允许兑换金银进献。五月己未，下诏户部将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存的通融部分，其数额除存留外，全部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这种折变的方法，虽然是暂时实行，但交易的禁令也稍微松弛了。

正统元年八月庚辰，命令江南租税折收金帛。【《会典》说浙江、江西、湖广三布政司直属的苏州、松江等府】在此之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上奏：行在（皇帝所在之地）各卫官员的俸粮在南京支给的，派遣官员支给，本是为了便利。【这时京官俸粮都在南京支给】但派来的人将各官的俸米贸易货物，高价买入低价卖出，十次不到一次，朝廷虚耗廪禄，各官得不到实惠。请求令相关部门商议每年俸禄的数额，在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的地方，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作俸禄。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也说：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的，每年携带金帛到通津之处换米上纳南京，假如遇到米价昂贵，其费用不可估量。如今行在官员俸禄在南京支给，往返劳费，得不到实用。请求令江西属县适量征收布绢或白金，熔铸成锭，运赴京师，以抵充官员俸禄。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也有此请求。至此，行在户部再次重申前议。皇上说：“祖宗曾经实行过吗？”尚书胡濙等回答说：“太祖皇帝曾经在陕西实行过，每

译钞二贯五百文折合米一石，黄金一两折合二十石，白银一两折合四石，绢一匹折合一石二斗，布一匹折合一石，各自按照当地出产的物资折算，百姓认为很方便。后来又在浙江推行，百姓也觉得很方便。皇上于是采纳了他们的请求，规定每米麦一石折合白银二钱五分，远近地区都称颂其便利。然而从此以后，粮仓中的储备就减少了。

译宣德二年二月甲戌日，朝廷命令两广、福建地区原本应输送到南京的税粮，全部缴纳白银，如果有愿意缴纳布匹绢帛的，也听任其选择。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侍郎周忱上奏说：“官府的仓库中积蓄的粮食有余。”同年十月壬午日，派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前往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将留存在当地的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多石，卖出换银，用来抵充官军的俸禄和口粮。宣德三年四月甲寅日，命令出售广西、云南、四川、浙江等地陈年积压的仓粮，于是使得军士百姓免去了长途运输的劳苦，而粮仓也避免了粮食陈腐变质的祸患，这确实是当时的一项便利措施。

自从改征白银之后，不过两三年，频繁发生水旱灾害，而设法劝导借贷达到千石以上，用来赈济灾荒的人，被称为“义民”，朝廷下诏免除其家庭的赋税。到了景泰年间，缴纳粮食以换取官职或减免刑罚的例子纷纷出现，一直流传至今，而国家所征收的白银，不再知道它原本是米粮了。

《唐书》记载，天宝年间，天下富足，各州县储存的粮食和布帛数以万计。杨国忠担任度支使，于是说：“古代耕种二十七年，剩余九年的粮食。如今天下太平，请求将各地积压的物资，换成轻便的资财，充实京城。”又命令将天下的义仓以及丁租地课，都换成布帛来充实天子的内库。当时大臣们的议论，与此类似，沿袭这种做法实行，不免过于极端。沿袭日久，导致内部空虚而外部看似充实。到了崇祯十三年，各郡国发生大饥荒，仓库中没有现存的粮食，百姓想要跟随叛乱，于是导致国家灭亡。

宣德年间，因为边境储备不足，而制定了缴纳粮食赎罪的命令，其条例不一。正统三年八月，采纳陕西按察使陈正伦的请求，改为在当地缴纳白银，解运到边境兑换粮食。杂犯死罪者，缴纳白银三十六两；三流罪缴纳二十四两，徒刑五等比照流罪每等递减三两；杖刑五等中一百下者缴纳六两，九十下以下以及笞刑五等，都每等递减五钱。此后以银赎罪的条例，就是由此开始的。

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日，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说：“各地遭受灾害，恐怕预备仓的储备不足以赈济，请求将折征白银的粮税全部征收实物，在各仓收贮，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卖给百姓，将所得的白银上缴京库，这样官府既不损失，百姓也能得到救济。”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这是周文襄公权宜变通的方法，所以他成为一代能臣。

以钱作为赋税

《周礼·天官·太宰》规定用九种赋税来征收财物。注解说：财物就是泉（古钱的字）和谷物。又说：按人口征收泉。方回《古今考》认为这种说法不对。《荀子》说加重刀布（钱币）的征收来掠夺百姓的财物，而汉律有口算税（《孝惠纪》注：汉律每人出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钱），这就是以钱作为赋税，自古就有，但不是从田亩中征收的。唐朝初期，租税缴纳谷物，庸役缴纳绢，调役缴纳缯布，不曾使用钱币。自从两税法实行后，于是以钱币作为主要的赋税了。孟子有话说：“圣人治理天下，让百姓拥有豆粟像水火一样充足，豆粟像水火一样充足，而百姓哪里有不仁爱的呢？”按照现在的方法，不改变现在的习俗，即使让多余的粮食堆积在田亩上，一斗米只值三钱，但百姓仍无法完成输纳，妇女儿童不得安宁，百姓的财富终究无法丰裕，百姓的道德终究无法端正。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赋税不使用粟米而使用白银，舍弃百姓所有的而要求他们没有的，所以如此。田野中的百姓，不做商人，不做官吏，不做盗贼，白银从哪里来呢？这就是唐宋大臣们常常感叹钱荒危害的原因，而后来情况更加严重了。如果不根据土地情况来制定赋税，重视农业来引导百姓，而希望教化得以施行，风俗变得美好，是没有这种道理的。

白居易《长庆集》说：“赋税征收的根本，是衡量桑田面积来征收租税，计算丁口家庭来征收庸役。租庸，不过是谷物和布帛罢了。现在在谷物布帛之外，又要求缴纳钱币。钱币，桑田不生长，铜矿私家不敢铸造，从事农业的人从哪里得到呢？以至于吏胥追缴，官府限期紧迫，百姓就变卖自己所有的东西来赶在公家规定的期限内缴纳。遇到丰年，就低价卖出半价，不足以凑够所需的钱数；遇到灾年，利息加倍，不足以偿还拖欠的债务。丰年和灾年既然这样，从事农业的人还有什么指望呢？因此，商人大族趁时机谋取利益的人，一天比一天富豪；田间劳作的疲惫之人，盼望丰收辛勤努力的人，一天比一天贫困。劳逸悬殊，利害相互诱导，那么农夫的心思都想着放下农具去依靠市场，织妇的手都想要放下织机去刺绣花纹。以至于田地荒芜，家中空无一物，人力很少施展而地利大多被压抑，天时虚度而一年的收成无法完成。我曾反复思考，实在是因为谷物布帛轻贱而钱币贵重。卖粮很贵，钱币很轻，就伤害商人；买粮很贱，钱币很重，就伤害农民。农民受伤则生计不专一，商人受伤则财用不足。所以君王要平均物价的贵贱，调节钱币的轻重，使各种货物流通，士农工商四民都获利，然后上面没有匮乏的用途，下面也富足安定。如今天下的钱币，一天比一天减少，有的积存在官府，有的滞留在私家。如果仍然按月按日征收，按年按季缴纳，我担心谷物布帛的价格会更贱，农桑的业会更受伤害，十年以后，其弊端一定比今天更严重。现在如果衡量丁口家庭的桑田面积，计算谷物布帛作为租庸，以石斗的增减作为差别，以匹数的多少作为等级，只书写估价，并免除税钱，那么因地制宜的利益就会兴起，以货易货的弊端自然革除。弊端革除则致力于根本的人就会尽力，利益兴起则趋向末业的人就会回心转意。游手好闲于道路市场的人，可以改行从事农业，依托军籍的人；流离失所的人可以返回从事农耕。这就是所说的下令像流水的源头一样顺畅，将百姓系于根本之上。”

赠友

译《诗经》说：“私家没有钱，炉中也没有铜山。为什么在秋夏两季征税，年年都要缴纳铜钱？钱的购买力日益沉重，农民的体力日益枯竭。低价卖出粟和麦，低价换回丝和绵。年终衣食耗尽，怎能不挨饿受冻？我听说国家初建时，有制度确立而不更改。赋税必按丁口计算，租税必按桑田计量。不索取土地所没有的，不强求人们做难做的事。根据收入来决定支出，上面充足下面也安定。战争兴起后改变法度，战争平息后也没有恢复。使我们这些从事农桑的人，在几亩田地间憔悴不堪。谁能革除这种弊政？等待您掌握财权，恢复那租庸法。让天下像贞观年间那样。”

译李翱的文集中有一篇《疏改税法》，说铜钱是官府铸造的，粮食和布帛是农民生产的，现在却让农民贱卖粮食和布帛来换取铜钱上缴官府，这难道不是颠倒黑白、索取农民没有的东西吗？因此豪强大户和大商人都大量囤积铜钱以操纵物价，所以农民日益困苦，工商业日益兴盛，请求一律不征收现钱，都缴纳布帛。宋朝时的年度赋税也只是粮食和布帛，其收入有固定的实物，而当时所需则变通征收，使其价值轻重相当，称为折变【景祐初年诏令第九等户免除折变】。熙宁年间张方平上疏说，近年公私上下都苦于缺钱，又因为青苗法和助役法的缘故，农民都变卖粮食布帛来缴纳现钱，铜钱既然难得，粮食布帛更加贬值，人心窘迫，称为钱荒【司马光也说江淮以南民间缺钱称为钱荒，苏轼也说免役法的危害在于聚敛民财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绍熙元年臣僚说，古代赋税出自民众所有，不强迫索取民众所无，现在缴纳绢帛的加倍折算成铜钱，再加倍折算成白银，白银越贵，铜钱越难得，粮食越难出售，让百姓贱卖而贵折，那么丰收之年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希望诏令州郡凡是多取多折的严厉处罚，百姓有粮食卖不出去的令常平仓收购，以后遇到歉收年份平价出售，大概对百姓没有伤害，对国家有补益，朝廷听从了。而真宗时袁州知州何某请求用黄金折算本州的二税，皇上说：“如果这样将要完全废弃耕种了”，不允许。这是宋朝时的情况也与唐朝相同，而折算白银见于史书的自南宋南渡后才开始。

解缙《太平十策》说：“趁着现在丰收之年，应当在天下要害之处，每年积粮若干，百姓乐于就近缴纳，而国家获得长久之利，这是好的计策。”我认为天下税粮，应当全部征收实物，除漕运京仓之外，其余则储存在通都大邑，而让主管财政的官员大致仿效刘晏的遗意，衡量每年的丰歉，积累价格的高低，卖银解送京城，以资助国家用度。一年计算不够，十年计算有余，小民免除借贷之苦，官府省去鞭打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

五铢钱

现在世上流传的五铢钱都说汉朝之物，不对。南北朝都铸造五铢钱【《陈书·世祖纪》：天嘉三年闰二月甲子，改铸五铢钱】《魏书》说武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以钱文“五铢”为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通典》注：按此则一千钱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时大小秤之差耳】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民间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若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然竟未施行。《隋书》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悉禁古钱及私钱，置样于闗，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自是钱币始壹，百姓便之。是则改币之议始于齐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铢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两是六十六两，每一枚当重六分六厘，今五铢钱正符此数，不知汉制如何。

古钱惟五铢及开元通寳最多。五铢，隋开皇元年铸；开元，唐武德四年铸。

开元钱

自宋以后，皆先有年号，而后有钱文。唐之开元，则先有钱文，而后有年号。《旧唐书·食货志》曰：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钱重一两【《通典》云：计一千重六斤四两，每两二十四铢，则一钱重二铢半。以下古称比今称三之一也，则今钱为古称之七铢以上，比古五铢则加重二铢以上】又曰：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篆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廻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寳钱。马永卿曰：开元通寳，葢唐二百八十九年独铸此钱。雒、并、幽、桂等处皆置监，故开元钱如此之多，而明皇纪号偶相合耳。

《旧唐书》高宗干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铸干封泉寳钱。二年正月，罢干封钱，复行开元通寳钱。

钱法之变

太祖实录，岁辛丑二月，置寳源局于应天府，铸大中通寳钱，与厯代之钱相兼行使【成化元年七月丙辰，诏通钱法，商税课程钱钞中半兼收，每钞一贯折钱四文，无拘新旧年代逺近，悉验收，以便民用。】世宗实录，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廵视五城御史阎邻等言：国朝所用钱币有二，曰制钱，祖宗列圣及皇上所铸，如洪武、

译永乐、嘉靖等通宝就是这类；所谓旧钱，是历代所铸造的，如开元、太平、淳化、祥符等钱就是这类。一百六十年来，新旧两种钱并行使用，百姓都感到便利。

到了嘉靖年间所铸的钱，最为精工细作；隆庆、万历年间加重了半铢，而前代的钱依然通行而不被废止。我小时候见到市场上的钱多是南宋年号的，后来到了北方见到多是北宋年号的，真书、行书、草书字体都具备，偶尔有一两枚唐代的钱。自从天启、崇祯年间广泛设立铸钱局，搜括古钱来充当废铜，于是市井百姓都摒弃古钱不再使用。

崇祯元年六月丙辰日，皇上在平台召见并询问给事中黄承昊，其奏疏中有“销毁古钱不再使用”的话，内阁大臣刘鸿训上奏说：“如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都使用古钱，如果突然废止，对百姓不便。”这是书生的见解，皇上说：“你说得对。”

而新铸的钱越来越多却越来越劣质，刚铸造出来就立刻被销毁，宝源、宝泉两个铸钱局只成为奸邪蛀虫的巢穴，所以我曾论述自古以来的钱币制度共有两次大变革，隋朝时全部销毁古钱，是一次大变革，天启以来又是一次大变革。

从前钱币制度混乱，以至于出现鹅眼、綖环之类的劣钱，没有哪个朝代没有，但历代的钱尚且留存，十天之内就可以澄清淘汰；如今旧钱已经耗尽，即使让良匠重新铸造，但天下如此广阔，一时难以遍及，想要统一市场物价并充裕百姓财富，难道一定要采用隋朝开皇年间的办法吗？

译自从汉五铢钱以来，作为历代通行的货币【《金志》称之为自古流传的宝物】，没有废弃古钱而专用今钱的，只有王莽实行过一次罢了。考察史书，魏熙平初年，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言，请求下达各州方镇，太和年间及新铸造的五铢钱，以及内外完好无损的古钱，不论大小，都允许流通使用。梁敬帝太平元年，下诏混合使用古今钱币。《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沿袭使用唐代的旧钱。至于宋明帝泰始二年，则停止使用新钱，专用古钱了。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则将宋代大观钱以一当五使用。过去重视古钱到了这种程度。明朝末年听从炉头（铸钱工匠）的说法，官吏和工匠没有不从中谋取衣食利益的，导致古钱被销毁殆尽，新钱更加杂乱。大地既然爱惜宝物，火又常克制金属，于是出现了铜料匮乏的祸患。如果不是像隋文帝那样另铸五铢钱，彻底改变天下的钱币，古代的制度是不可能恢复的。

钱币，是历代通行的货币，虽然改朝换代，也不能改变古制。后来的君主不懂得这个道理，而用年号来铸造钱币，于是改朝换代的君主就把前朝的钱视为胜国（被征服的国家）的物品，而将其销毁。这是从钱币上有年号开始的。曾经考察史书，年号钱币的兴起，都始于末世。宋孝武帝孝建初年，铸造四铢钱，钱文写着“孝建”，一边写着“四铢”。后来逐渐去掉“四铢”，只写“孝建”。废帝景和二年，铸造二铢钱，钱文写着“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改铸钱币，钱文写着“太和五铢”。孝安帝永安二年，改铸“永安五铢”。这不是使钱币永久流通的方法，而高道穆却以此作为论据。现在依据古制，应当记载年号，大概是未曾考察清楚罢了。

明朝末年，河南、陕西各自发行钱币，不能互相流通。这既不是与百姓共享利益的方法，而市场中的奸滑之徒，借此欺骗愚昧的人，困窘过往的旅客。《盐铁论》说：“钱币制度多次变更，百姓就会更加伪造”，这话真是明亮透彻啊！

铜

铜料匮乏的祸患，前代已经说过。江淹说古代宝剑多用铜，如昆吾、欧冶之类，都是铜。楚子赐给郑伯金子，盟誓说：“不要用来铸造兵器”，所以用来铸造三口钟【杜氏注：古代用铜制作兵器，《汉书·食货志》：贾谊说铜不要让它散布用来制作兵器；《韩延寿传》：任东郡太守，取官府铜物，等候月食时，铸造刀剑钩镡，仿效尚方（皇家作坊）的事】。古代金有三种：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夏朝时，九州牧伯进贡铜，于是铸造九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治理晋阳公宫，命令堂屋的柱子，都用链铜做柱础。荆轲刺杀秦王，击中铜柱，秦始皇收缴天下的兵器，铸造十二个金人，就是铜人【《三辅旧事》说：聚集天下兵器，铸造铜人十二个，每个重二十四万斤，汉代在长乐宫门，《魏志》说：董卓毁坏它们来铸造小钱】。吴国阖闾的墓，有三重铜椁；秦始皇的墓，也用铜做椁。战国到秦代，攻战纷乱，铜料不够用，所以用铁来补充。铸造铜器既难求得，铁很容易得到，因此铜兵器逐渐减少，铁兵器逐渐增多。一年比一年严重，逐渐浸染流传，遂成风俗。所以铁匠比肩而立，而铜匠渐渐绝迹。两汉时期，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造三把宝刀、两把匕首，是天下百炼的精良利器，而全是铸铁，不能再铸铜了。考察史书，自汉代以后，铜器极少。只有魏明帝铸造铜人两个，号曰翁仲；又铸造黄龙、凤凰各一个。而武则天铸造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唐代韩滉任镇海军节度使，将佛寺铜钟熔铸成弩牙兵器】。除此之外，寂静无声，只有铜马、铜驼、铜匦之类。昭烈帝入蜀，仅铸造铁钱；而现存于今天的，如真定的佛像、蒲州的牛、沧州的狮子，没有不是黑金（铁）的了。

唐开元年间，刘秩上奏说：“铸造钱币用铜不好的地方，在于铜价昂贵。铜价昂贵则采用铜的人众多。铜用来做兵器，不如铁；用来做器具，不如漆。禁止它没有害处。陛下为什么不禁止人们使用铜？禁止人们使用铜，则铜没有用处，铜更加便宜，则钱币的供给就充足了【《旧唐书·食货志》】。唐文宗在紫宸殿，对宰相说：“物价低廉钱币贵重，怎么办？”杨嗣复回答：“应当禁止铜器【《文宗纪》】。考察禁止铜器的法令，古人有实行的。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止人们车辆及酒肆器具使用铜【《南史》】。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止私卖铜铅锡及用铜制作器具。代宗大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止铸造铜器。德宗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止卖剑和铜器。天下有铜山，任凭人们开采，铜由官府出售，除铸造镜子外，不得制造铸造。宪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止使用铜器【各本纪】。晋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止百姓制作铜器【《通鉴》】。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令取公私铜器全部交给铸钱司，民间不缴纳的治罪【《宋史·本纪》】。然而后世实行这些法令，不免又成为防范百姓的事情。只有销毁钱币铸造铜器，上下互相勾结，而今日的钱币，本来就没有长存的方法了。

《南齐书·刘悛传》：永明八年，刘悛启奏世祖说：“南广郡界某山下

译有一座城，名叫〇城，占地约二顷，有四座烧炉。从〇城渡水向南走百余步，在平地上挖土深二尺便得到铜，古代挖掘铜矿的矿坑以及居住的房屋遗迹仍然存在。邓通是南安人，汉文帝赐给邓通严道县的铜山用来铸钱。如今〇山在青衣水以南，就是秦代的严道县。〇山距离南安二百里，这一定是邓通铸钱的地方，非常值得经营筹划。”于是进献〇山铜片一片，又进献铜矿石一片，以及平州铸造的铁刀一口。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使者进入蜀地铸钱。《魏书·食货志》记载：熙平二年，尚书崔亮上奏说：“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算一斗矿石可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的矿，计算一斗可得铜五两；鸾帐山的矿，计算一斗可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的矿，计算一斗可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都是过去铜官的旧迹，既然有冶炼的利益，就应当开矿铸钱。”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旧唐书·韩洄传》记载：韩洄担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上奏说：“商州有红崖冶出产铜，又有洛源监长期废弃无人管理，请求开凿山矿取铜，设置十座炉子铸钱，并罢免江淮地区的七座铸钱监。”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册府元〇》记载：元和初年，盐铁使李防上奏说：“郴州平阳、高亭两县交界地带，有平阳冶以及马迹、曲木等古铜矿坑，大约二百八十多处，请求在郴州旧桂阳监设置两座炉子，开采铜矿铸钱。”《宋史·食货志》记载：原来饶州永平监每年铸钱六万贯，平定江南后增加到七万贯，但铜、铅、锡常常供应不足。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防丁钊，他了解饶、信等州山谷出产铜、铅、锡的情况，于是酌情调动百姓开采，并且询问旧的铸钱方法，认为只有永平监使用唐代开元钱的标准最为合适，便亲自到朝廷当面陈述。皇上下诏增加收购铅、锡、炭的价格，于是得到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每年铸钱三十万贯。这些都是前代开采的遗迹。【《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日，府军前卫老校丁成说：“河南陜州地方有上绞、下绞、上黄塘、下黄塘等地，过去出产银矿，前代都曾开采，每年征收其赋税，如今封闭闲置已久，开采它可以资助国家用度。”皇上对侍臣说：“凡是谈论利益的人，都是残害百姓的贼人。我听说元朝时江西丰城百姓向官府报告开采金矿，起初每年的定额还足以征取办理，但时间久了民力消耗殆尽，全州的人都深受其害。大概物产有时会用尽，而每年的定额终究不能减少，有关部门贪图作为自己的功劳而不向上报告，朝廷纵然有体恤百姓的心意，却无从知晓，这可以作为警戒，难道应当效仿它吗】

译《资治通鉴》记载，周世宗显德元年九月初一丙寅日，下诏设立机构监督采集铜料铸造钱币。规定除了官府法定器物、军械以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钹铎之类允许保留外，其余民间的铜器、佛像，必须在五十天内全部上缴官府，官府给予相应的价值补偿。超过期限隐匿不交且达五斤以上的，判处死刑；不足五斤的，按罪行轻重分别论处刑罚。【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逵进言：宝源局铸造钱币缺乏铜料，请求命令郡县征收民间废铜来资助铸钱。皇上说：铸造钱币本是为了便利百姓，现在想要夺取百姓的废铜来铸钱，我担心天下的废铜有限，这道命令一下，官吏急于奉承上级，小民迫于诛杀责罚，必定会毁坏器物来上缴官府，这对百姓的危害太大了，暂且停止吧。】皇上对侍臣说：你们不要以毁坏佛像为疑忌。佛是用善道来教化世人，如果立志于行善，这就是供奉佛了，那些铜像哪里就是所谓的佛呢？况且我听说佛在于利于世人，即使是头目身体也舍得布施。如果我的身体能够救济百姓，我也不吝惜。

《五代史》记载，高丽出产铜、银。周世宗时，派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用几千匹绢帛到高丽购买铜，用来铸造钱币。显德六年，高丽王王昭派遣使者进贡黄铜五万斤。

钱面

自古以来铸造钱币，像汉代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钱、宋代以后各年号的钱，都是一面有字，一面没有字。储泳说：自古以来把有字的一面称为阴，没有字的一面称为阳。古代铸造金属作为货币，其阴面记载国号，就像铜镜背面有款识一样。凡是器物的标识，必定书写在底部，这与钱币的道理相同。沿袭久了，就把空白的一面称为背【“漫”也称作“幕”，见《汉书·西域传》、《旧唐书·柳仲郢传》中写作“模”】。近年才有人在空白的一面另外铸造字的。天启年间的大钱开始铸造“一两”字样，崇祯钱有“户”“工”等字样，钱币品种更加杂乱，天下也随之大乱。查考唐代会昌年间，淮南节度使李绅请求天下各州以州名铸造钱币，京城铸“京钱”，不久唐武宗去世，唐宣宗即位，就废除了这项制度。

没有字的一面称为阳，有字的一面称为阴。《仪礼疏》解释筮法，古代用木棍在地上画卦，现在则用钱币。三个少面为重钱【凡是说多少的，都是指余数的概念】，重钱就是九。三个多面为交钱，交钱就是六。两个多面一个少面为单钱，单钱就是七。两个少面一个多面为折钱，折钱就是八。”现在人用钱币占卜，仍然如此【现在人用钱占卜，以三个空白面为重爻属阳，三个有字面为交爻属阴，两个有字面一个空白面以空白面为主，所以为单爻；两个空白面一个有字面以有字面为主，所以为折爻，这符合《易传》所说的“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的意思】。钱币以有字的一面为阴，由此可知字是在钱币的背面。碑的背面也称为阴。

短陌

《隋书·食货志》说：梁大同年间以后，从破岭以东，钱以八十文为一百文，名叫“东钱”；江郢以上地区，以七十文为一百文，名叫“西钱”；京城以九十文为一百文，名叫“长钱”。中大同元年，于是下诏通用足陌钱【《梁书·武帝纪》：“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下诏说：朝四暮三，众猴都高兴，名义和实际没有亏损，而喜怒却起了作用。近来听说外面多用九陌钱，陌数减少则物价昂贵，陌数足则物价便宜，至于远方，日益严重。难道只是国家有异政，甚至家庭也有殊俗，只是扰乱王制，对百姓财力没有益处。从今以后可以通用足陌钱，命令颁布后以一百天为期，如果还有违犯的，男子发配运输，女子抵作劳役，都为期三年。”】沈存中说：“百钱称为陌，是借用陌字，其实只是百字，如同什与伍一样。仟伯字都从人旁，现在俗体字写作阡陌都从阜旁，这是不对的。指田间的阡陌，应当从阜旁。《汉书》中有的从人旁，大概是古字通用。”诏书下达但人们不从，钱陌更加减少，到了末年，竟然以三十五文为一百文。唐宪宗元和年间，京城用钱，每贯头除去二十文。唐穆宗长庆元年，因为各地用钱垫陌不统一，敕令内外公私支用钱，应当每贯一律除去垫陌八十文，以九百二十文成贯。到唐昭宗末年，京城以八百五十文为一贯，每陌才八十五文。河南府以八十文为一陌【《旧唐书·哀帝纪》：“天祐二年四月丙辰敕令：河南府从今起市场交易，都以八十五文为一陌，不得再有更改”】。后汉隐帝时，王章担任三司使，聚敛刻薄急切，旧制钱出入都以八十文为一陌，王章开始命令收入时八十文为一陌，支出时七十七文为一陌，称为“省陌”。《宋史》说：宋朝初年凡是上缴官府的，也用八十或八十五文为一百文，各州私用则各自随俗，甚至有以四十八文为一百文的。太平兴国年间，下诏各地以七十七文为一百文。《金史》说：大定年间，民间以八十文为一陌，称为“短钱”；官府使用足陌，称为“长钱”。大名男子干鲁补进言：“说官府所用钱都应当以八十文为一陌，于是成为定制。”衰败末世的朝廷与乱世相同，大体都是这样。而《抱朴子》说：“收取别人的长钱，归还别人的短陌”，那么晋代就已经有了，不是从梁代开始的。现在京城钱以三十文为一陌，也应当禁止。

钞

钞法的兴起，是因为前代没有以银

译因为铸造货币，却担忧铜钱沉重，于是制定了这个法令。唐宪宗时期的飞钱，就相当于如今的汇票。宋代张咏镇守蜀地，因为铁钱沉重不利于贸易，于是设立了质剂之法，一交兑换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进行更换。天圣年间于是设置了交子务。然而宋人曾经对此进行过论述，认为如果没有铜钱作为本位，也不能仅凭空文流通。如今上下都使用白银，轻便容易携带，而纸币自然就没有用处了。所以洪武初年想要推行钞法，甚至禁止民间使用金银，违者以奸恶论处，但终究无法推行。到了后代，白银日益兴盛而纸币日益衰微，两者不能并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于是到了崇祯末年，倪元璐掌管户部，一定要推行纸币，这也是没有考察古今变化的缘故啊。

译议论的人只说洪武年间宝钞法通行无阻，但考察《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日已禁用铜钱了【当时就有将一百六十文铜钱折合一贯宝钞的情况，因此下诏禁止。《大明防典》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命令军民商贾所有的铜钱，由官府收回，按数量兑换宝钞，不许流通使用。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日禁止使用铜钱，当时宝钞既已通行，而市场交易仍用铜钱，每贯宝钞折合铜钱二文，监察御史蔡愈济对此提出意见，请求张贴榜文禁止约束，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凡有使用铜钱交易的，严惩其罪，并处以十倍罚款，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日禁用金银了，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日命令俸禄米折支宝钞的，每石增加五贯为十贯，这说明明初铸造宝钞之后不过数年，其法已逐渐败坏无法施行，于是出现了奸恶的条款、充赏的规格，而宝钞也就不能流通了【永乐元年四月丙寅日，因宝钞法不通畅，下令禁止金银交易，违犯者按奸恶论处，有能举报抓捕的，将所交易的金银充作赏赐，双方交易而一人自首的免除罪责，赏赐与举报抓捕者相同。永乐二年二月戊午日，下诏从今以后有违犯交易银两禁令的，免死发配兴州屯田戍守】。大概因为宝钞昏烂倒换出入的弊端，必然导致这种结果，于是因宝钞不利而一并禁止铜钱，废弃坚硬耐久之物，而推行柔软易坏之物，理应不顺乎人情，而宝钞也就滞涩不通了【正统十年山西布政司奏报，库中储存的宝钞朽烂不堪使用的有五十九万三千锭有余，敕令焚毁】。后世谋求利益的臣子，谨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自从宝钞法施行，诉讼案件增多，于是有了江夏县百姓父亲去世，用银两办理丧事，被定罪发配边疆的案例。有给事中丁环奉命出使四川，派遣亲信吏员用银两引诱百姓交易，而被拘捕的案例【均发生在永乐二年三月】。舍弃烹煮鲜鱼般的简易治理，采用扬沸水般的威严；去掉冬日般的温和，使用秋荼般的严密。天子也知道这违背人情，而加以告诫。然而那些不能上达天听、不能载入史书的，又不知有多少呢。孟子说：“哪有仁人在位，却能使百姓陷入困境的呢？”像宝钞法这样，难道不是使百姓陷入困境的一件事吗？

《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七年，中书省商议流通宝钞法，凡是赏赐应多给币帛，赋税应收宝钞。于是陈瑛效法此例，请求统计户口食盐缴纳宝钞。又下诏命令赋税、赃罚等物，全部缴纳宝钞【永乐五年三月甲申日】。又下诏命令笞杖定等，缴纳宝钞赎罪【永乐二十二年十月癸夘日】。又命令酌情增加市场门摊赋税，收取宝钞【洪熙元年正月庚寅日】。又命令倒死亏欠的马驼等牲畜，全部缴纳宝钞，又命令各欠的羊皮、鱼鳔、翎毛等物，全部缴纳宝钞【均发生在宣德元年十月乙亥日】。又命令塌坊、果园、舟车装载，全部缴纳宝钞【宣德四年六月壬寅日，现在的钞关始于此时】。想要使宝钞贵重，但宝钞不流通。于是制定了阻滞宝钞法的罪名，有不使用一贯宝钞的，罚纳千贯；亲属邻里老人、旗甲知情不举报的，依犯者一贯罚百贯。有关闭铺店、私下贸易及抬高物价的人，罚宝钞万贯；知情不举报的，罚千贯【宣德三年六月癸夘日】。有阻滞宝钞法的，令官府在犯人所欠每贯追缴一万贯入官，全家发配边远戍守【正统十三年五月辛丑日】。然而宝钞愈发不能流通了。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日，下诏停止铸造新宝钞。已铸造完毕的，全部收入库中，不许发放支用。库中旧宝钞，委派官员挑选，堪用的备作赏赐，不堪用的烧毁。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确实如此【正统元年黄福上疏说：洪武年间，银一两当宝钞三五贯，现在银一两当宝钞千余贯】。

前明《防典》，建国初只有商税，未曾有船钞。到宣德年间，才开始设立钞关。钞关的设立，本意是借以收取宝钞而流通宝钞法。宝钞既已停止，那么关隘应当罢免了【如果园、菜园的征收不久就罢免了】。却还认为这是利国的一孔，而沿袭不革，难道不是戴盈之所说的等待来年吗？

宣德年间，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屡次上奏：“洪武初年，宝钞贵重物品轻贱，所以当时定律，官吏受赃枉法八十贯，律当绞刑。如今物品贵重宝钞轻贱，如果不改革，刑罚必然过重。请求以银米为标准。”未实行。到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商议：“今后文职官吏等人受枉法赃，按律当绞的，有俸禄的人估宝钞八百贯以上，无俸禄的人估宝钞一千二百贯以上，都发配北方边卫充军。”也可以看出宝钞价值的低昂了。

伪银

如今上下都用银两，而民间巧诈日益严重，不仅欺骗市人，甚至用来欺骗官长。济南人家专门制造这种伪物，多达数十上百，使用它大概就是所谓做盗贼不拿矛弓的人吧。律法规定凡伪造金银的，杖一百，徒刑三年；随从及知情买卖使用的，各减一等。其刑罚既轻，又不必执行，所以百姓容易触犯。刑罚随时代轻随时代重，要看弊病如何？汉朝时使用黄金，孝景帝中六年十二月，制定铸造伪黄金弃市的律法，造伪黄金与私铸钱者同样弃市【刘

译谷永因在尚方监造黄金未能成功，被弹劾为铸造伪黄金，判处死刑。汉武帝元鼎五年，诸侯王进献酎金时，少府查验黄金，因酎金不合标准而失去爵位的列侯有一百多人。如淳说：《汉仪注》规定，黄金重量不足或成色不佳，诸侯王削减封地，列侯免除封国。宋太祖开宝四年十月己巳日，下诏规定伪造黄金者处死刑并示众。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据中书门下奏请，用铅锡钱兑换铜钱超过十贯以上的，在当地集合众人执行死刑。如今伪造白银的罪行不轻于伪造黄金，且重于用铅锡钱进行交易，应当比照前代的法律，处以重刑。实录记载，正统十一年三月癸未日，采纳顺天府大兴县知县马聪的建议，制造伪银者发配边卫充军；而景泰元年十一月，赏赐北蕃时有假金三两，导致也先派使者来进言，这就是法律未能严格执行，于是有人借此欺骗朝廷。这样或许可以革除奸邪而回归淳朴。

译汉朝既然以钱币作为通货，而铜的成色品质参差不齐，所以水衡都尉的属官中设有辨铜令丞，这也是《周官》中“职金”一职的遗意。

《日知录》卷十一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十二，昆山顾炎武撰。

关于财用，

古人制定货币，用来权衡各种货物的轻重。钱币，是货币的一种。目的是引导利益流通，使之在上下阶层间分布，而不是作为君主个人的私藏。《食货志》说：“百姓财物有余时，物价就轻贱，所以君主在物价轻贱时征收；百姓财物不足时，物价就贵重，所以君主在物价贵重时散发。”凡是根据轻重规律，适时地征收和散发，物价就能保持平稳。使得万户的大城，必定有万钟的积蓄，积蓄的钱贯达千万；千户的小城，必定有千钟的积蓄，积蓄的钱贯达百万【孟康说：繈，就是钱贯】。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日下诏说：“因为粮食丝帛轻贱，工商业者失业，这主要是因为货币制度长期废弛，流通中的钱币逐渐减少。可以命令京城及各地拿出亿万钱，购买米谷丝绵等物，用优惠的价格来优待百姓【南齐豫章王萧嶷镇守荆州时，因为粮食过于便宜，允许百姓用米抵缴口钱，优待评定每斛一百钱。优待评定，就是加价收购】。唐宪宗时，白居易在对策中说：“现在天下的钱币，日益减少损耗，有的积存在内府，有的滞留在私家。如果再加上日复一日的征收，年复一年的输纳，我担心粮食丝帛的价格会更加便宜，农桑事业会更加受损。十年以后，其弊病必定比今天更严重。”而元和八年四月下敕令说：“因为钱币贵重货物轻贱，拿出内库钱五十万贯，命令两市的商人收购布帛，每端每匹比照旧估价增加十分之一。”十二年正月，又下敕令说：“拿出内库钱五十万贯，命令京兆府选择方便的地方开设市场，依照市价进行交易。”今天的白银，就像前代的钱币一样。然而年年征收数百万，储存在京城国库，却不知道流通的方法。于是民间的白银，到了枯竭的地步，无法接续朝廷的需求，然后百姓贫困而盗贼兴起。单穆公说过：“断绝百姓的用度来充实王府，就像堵塞川原而成为积水坑一样。”自古以来，有百姓穷困、财力耗尽，而君主独自拥有大量财富在上面的吗？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不懂得钱币本来是上下共同使用的财富，而把它当作一家的私有物。《诗经》说：“不怜惜苍天，不该耗尽我的师旅。”有子说：“百姓不足，君主怎能富足？”古人对此是明白的。

财富聚集在上层，这是国家的不祥之兆。不幸出现这种情况，与其聚集在君主手中，不如聚集在大臣手中。从前殷朝中期，政治混乱，同位者具备，贝玉都聚集在财宝中，贪婪污浊的风气也已经很严重了。有一位盘庚出现，于是改变局面而成就了中兴的治世。到了纣王时，任用严酷苛刻的聚敛之臣，鹿台的金钱，钜桥的粮食，都聚集在君主手中【《史记·殷本纪》：加重赋税来充实鹿台的金钱】，结果前线的士兵倒戈，自焚的祸患就降临了。所以尧禅让给舜时，还说四海困穷，天命永远终结。而周公解释《易经》，说涣散君主的居处没有灾祸。管子说：“与天下共享利益的人，天下人支持他；独占天下利益的人，天下人图谋他。”唉！崇祯末年的事情，也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了。

唐朝实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向州府缴纳赋税，分为三类：一是上供，二是送使，三是留州【《旧唐书·裴垍传》、《新唐书·食货志》相同。元稹上状说：我伏准前后制敕及每年的防条，两税留州留使的钱之外，多征收一文钱一件物，州府长官都按枉法论处，计算赃物，并命令出使御史访察上报】。到宋太祖干德三年，下诏各州在支度经费之外，凡是金帛都送到京城，不得占留【《宋史·食货志》】。从此一钱以上都归朝廷所有，而账目细节，比唐朝更加烦琐。然而宋朝之所以越来越衰弱而不可振作，实在在于此【《宋史》说：宋朝把军队聚集在京城，外州没有留存的财力，天下的开支都用三司，所以费用繁多】。古人说古代藏富于民，自汉朝以后，财富已经不在民间了，但还在郡国，不至于全部运往京城，这也是汉朝的好制度。后来的君主懂得这个意思的很少了。

自从唐开成初年，归融担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上奏说：“天下一家，哪里不是君主的土地？内外的财富，都是陛下的府库。”而宋元祐年间，苏辙担任户部侍郎，则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把财富藏在民间，其次藏在州郡。州郡有余，那么转运司就常常充足【就像现在的布政司】。转运司充足，那么户部就不困乏。”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想要富国却先困住转运司。转运司困乏，那么上供就不连续。上供不连续，而户部也疲惫了。两司都困乏，即使内库另外储藏堆积如山，也腐烂无用，对财政没有帮助。所以仁宗时，富弼任青州知州，朝廷想把青州的财富运入京城，富弼上疏劝谏。金世宗想把郡县的钱运入京城，徒单充宁认为这样民间的钱就越来越少，也劝谏而停止。据我所见，明朝的事情，耗尽外库的银子解送户部，大概起于末世，而不是祖宗的制度。王士信《广志绎》说：“天下的府库，没有比四川更盛的。”我在戊子年主持四川的考试，询问藩司库储八百万【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