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録卷六
日知録卷六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録卷七昆山顾炎武撰孝弟为仁之本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此之谓孝弟，为仁之本。
察其所安
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安之也。使非所安，则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张问十世
记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自春秋之并为七国，七国之并为秦，而大变先王之礼。然其所以辨上下，别亲疎，决嫌疑，定是非，则固未甞有异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自古帝王相传之统，至秦而大变。然而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则亦不待谶纬而识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奥
奥何神哉？如祀灶则迎尸而祭于奥，此即灶之神矣【诗“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注：“牖下，室西南隅，所谓奥也。”李氏曰：“户东而牖西，户不当中而近东，则西南隅最为深隠，故谓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处焉。”曲礼：“为人子者，居不主奥。”仲尼燕居，以奥阼并言，是奥本人之所处，祭时乃奉神于此】时人之语，谓媚其君者，将顺于朝廷之上，不若逢迎于燕退之时也。注：“以奥比君，以灶比权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语意。”
武未尽善
观于季札论文，王之乐以为美哉，犹有憾，则知夫子谓武未尽善之旨矣。犹未洽于天下【孟子】此文之犹有憾也，天下未寕而崩【史记·封禅书】此武之未尽善也。记曰：「乐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风昜俗，莫善于乐。」武王当日诛讨伐奄，三年讨其君，而宝龟之命曰：「有大艰于西土，殷之顽民廸屡不静，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视舜之从欲以治四方，风动者何如哉？故大武之乐虽作于周公，而未至于世变风移之日，圣人之时也，非人力之所能为矣【刘汝佳曰：揖让征诛，自是圣人所遇，使舜当武之时，亦湏征伐。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性之反之，自其从入之异，及其成功一也。人而天反而性矣。」以是而论乐之优劣，其与以追蠡者何异哉】
朝闻道夕死可矣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毙而后已。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
忠恕
延平先生荅问【门人朱熹元晦编】曰：夫子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自其尽己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莫非大道之全体，虽变化万殊于事为之末，而所以贯之者，未尝不一也。曽子荅门人之问，正是发其心尔，岂有二邪？若以爲夫子一以贯之之防甚精防，非门人所可告，姑以忠恕荅之，恐圣贤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内外之道，使之体用一原，显防无间，则非圣人不能尔。朱子又尝作忠恕説，其大指与此略同。按此説甚明，而集注乃谓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着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学之事，不足以言圣人之道也。然则是二之非一之也。慈谿黄氏曰：天下之理无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贯通者，己私间之也。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忠恕既尽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贯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贯之者也。
元戴侗作《六书故》，其训忠曰：“尽己致至之谓忠。”语曰：“爲人谋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记曰：“丧礼
译日知录卷六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七 昆山顾炎武撰 孝弟为仁之本
尧舜的道理，不过是孝悌罢了。因此能够彰明美好的品德，来使九族亲睦。九族既已和睦，便辨明治理百姓。百姓的德行昭著光明，便协调和睦万邦。黎民百姓随之改变，达到和乐，这就叫做孝悌是仁的根本。
考察他所安于什么
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这是安于仁德。不怨恨天，不责怪人。从下位学问入手而通达上天之道，这是安于仁德。如果不是内心所安，那么即使选择中庸之道，也不能坚持一个月。
子张问十世
《礼记》说：“圣人面南治理天下，必定从人道开始。确立权、度、量，考定礼乐文章，改正历法，改变服色，区别徽号，差异器械，分别衣服，这些是可以与百姓变革的。那些不可变革的，也有：亲爱亲人，尊敬尊者，尊重长者，男女有别，这些是不可与百姓变革的。”自从春秋时期各国合并为七国，七国又合并为秦，从而大大改变了先王的礼制。然而用来辨别上下、区别亲疏、决断嫌疑、确定是非的原则，本来未曾不同于三王。所以说：“如果有继承周朝的人，即使经过百世也是可以预知的。”
自古帝王相传的正统，到秦朝时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秦朝之所以灭亡，汉朝之所以兴起，也不必等待谶纬之学就能认识了。不仁德而得到天下，是没有过的。这是百世可以预知的。爱护百姓而称王天下，没有人能阻挡。这也是百世可以预知的。
媚奥
奥是什么神呢？如果祭祀灶神，就迎请尸主在奥位祭祀，这奥位就是灶神所在【《诗经》“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注：“牖下，室西南隅，所谓奥也。”李氏说：“门在东而窗在西，门不居中而偏东，那么西南角最为深邃隐蔽，所以称为奥，祭祀以及尊者常处于此。”《曲礼》：“作为儿子，居住时不占据奥位。”孔子闲居时，将奥位与阼位并提，可见奥位本是人居之处，祭祀时才奉神于此】当时人的话，意思是讨好君主的人，在朝廷之上顺从旨意，不如在君主退朝休息时逢迎讨好。注：“用奥比喻君主，用灶比喻权臣，原本是一神，却分成两个，不符合语意。”
武未尽善
观看季札评论音乐，认为《武》乐很美，但仍有遗憾，就知道孔子说《武》乐未尽善的意思了。“尚未完全融洽于天下”【《孟子》】，这是文中所说的仍有遗憾；“天下尚未安宁就去世了”【《史记·封禅书》】，这是《武》乐未尽善的原因。《礼记》说：“音乐是象征功业完成的”，又说：“改变风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武王当时诛讨奄国，三年讨伐其君主，而宝龟的占卜说：“西土有大艰难，殷商的顽民屡次不安定，商朝的风俗萎靡，巧言令色者被视为贤能，余风尚未灭绝。”这与舜顺应欲望来治理四方，教化如风动一般相比，如何呢？所以《大武》之乐虽然由周公创作，但未能达到世道变化、风俗移易的那一天，那是圣人的时代，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刘汝佳说：揖让与征伐，本来就是圣人所遇到的情况，假如舜处在武王的时代，也需要征伐。孔子说：“唐尧虞舜禅让，夏商周继承，其义理是一致的。顺应本性或反求诸己，只是入手途径不同，最终成功是一致的。人而反求诸己就是顺应天性了。”以此论断音乐的优劣，与用钟磬上的铜虫来衡量有什么不同呢】
朝闻道夕死可矣
有不学，学了不能掌握，不放弃；有不问，问了不知道，不放弃；有不思，思了不得，不放弃；有不辨，辨了不明，不放弃；有不行，行了不笃实，不放弃。不知道年岁不够，低头勤勉，每天孜孜不倦，直到死才停止。所以说：早晨闻道，晚上死去也可以。
我只见他前进，没见他停止。只要还有一日未死的生命，就有一日未闻的道。
忠恕
延平先生回答门人【朱熹元晦编】问说：孔子的道，不离于日常用度之间。从尽己的角度来说，叫做忠；从及物的角度来说，叫做恕。无不是大道的全体，虽然变化万殊于事务的末节，但贯穿其中的道理，未曾不一。曾子回答门人的问话，正是阐发他的心意罢了，难道有二吗？如果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道理非常精微，不是门人所能告知的，暂且用忠恕来回答，恐怕圣贤的心意不会如此支离。如孟子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人人都足以知道，但合内外之道，使之体用一源，显隐无间，那就不是圣人不能做到的。朱子也曾作《忠恕说》，其大意与此略同。按此说很明白，而《集注》却说借学者尽己推己的名目来阐明，这是怀疑忠恕是下学之事，不足以言说圣人之道。那么这是将忠恕与圣人之道分为二，而不是合一了。慈溪黄氏说：天下的理无所不在，而人不能贯通的原因，是私欲阻隔了。尽己叫做忠，推己及人叫做恕。忠恕既已尽去己私，就能克服私欲，此理所在，便能贯通。所以忠恕是能够一以贯之的原因。
元代戴侗作《六书故》，他解释忠说：“尽己致至叫做忠。”《论语》说：“为人谋而不忠乎？”又说：“言思忠。”《礼记》说：“丧礼
，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见亲之所爱，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传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属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观于此数者，可以知忠之义矣。“反身而诚，然后能忠，能忠矣，然后由己推而达之家国天下，其道一也。”其训恕曰：“推己及物之谓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达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本程子】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仲弓问仁，夫子告之亦以敬恕】夫圣人者，何以异于人哉？知终身可行，则知一以贯之之义矣。中庸记夫子言：“君子之道四，无非忠恕之事。”而《干》九二之龙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然则忠恕，君子之道也。何以言“违道不远”？曰：“此犹之云巧言令色，鲜矣仁也【古人语辞云尔违道不远即道也，违禽兽不远即禽兽也，孟子已自申之】岂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爲未至乎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仁义岂有二乎【今人谓有圣人之忠恕，有学者之忠恕，非也，尽得忠恕方是圣人，学者所以学爲忠恕】
译这是尽忠的极致。”又说：“祭祀时的忠诚，就像看见亲人所喜爱的人，就像想要得到他一样。”又说：“瑕疵不掩盖美玉，美玉也不掩盖瑕疵，这就是忠。”传文说：“上位者考虑有利于百姓，就是忠。”又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也一定要依据实情处理，这是忠的一类。”孟子说：“反省自己，做到了仁，反省自己，做到了礼，对方仍然蛮横无理，君子一定要再次反省，一定是自己不够忠诚。”观察这几条，就可以知道忠的含义了。“反省自身而达到真诚，然后才能做到忠，能够做到忠了，然后由自己推及到家庭、国家、天下，其道理是相同的。”关于恕的训释说：“推己及物叫做恕，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就是恕的道理。”扩充这种心念而推行，可以通达四海。所以说：“孔子的道，不过是忠和恕罢了。”忠，是天下的根本；恕，是天下的通行大道【本程子】子贡问道：“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说：“大概是‘恕’吧【仲弓问仁，孔子告诉他也以敬和恕】圣人，凭什么不同于常人呢？知道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就知道一以贯之的含义了。《中庸》记载孔子的话：“君子的道有四个方面，没有不是忠恕的事情。”而《乾卦》九二的龙德，也只说：“平常言语要诚信，平常行为要谨慎。”那么忠恕，就是君子的道。为什么说“违背道不远”？回答说：“这就像说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一样【古人语辞如此，说违背道不远就是道，违背禽兽不远就是禽兽，孟子已经自己申明了】怎么能因此怀疑忠恕有两个呢？有人说：“孟子说‘努力践行恕道，求仁没有比这更近的了’，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还没有达到道的人说的。”孟子说：“从仁义出发去行动，而不是去实行仁义。”仁义难道有两个吗【现在的人说有圣人的忠恕，有学者的忠恕，这是不对的，完全做到忠恕才是圣人，学者所学习的就是忠恕】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闻。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隠乎？吾无隠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疑其有隠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所谓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贡之意，犹以文章与性与天道爲二，故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无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訚訚，无一而非天也。
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爲尧舜性之之，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戎翟，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爲圣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则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系辞为夫子言性与天道之书，愚尝三复其文：「如鸣鹤在隂，七爻自天祐之一爻，憧憧往来，十一爻履德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学易者，无不在于言行之间矣。故曰：「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茍非其人，道不虚行。」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复礼，有异道乎？今之君子学未及乎樊迟、司马牛，而欲其説之高于顔、曽二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朱子曰：圣人教人不过孝弟忠信，持守诵习之间，此是下学之本。今之学者以爲钝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説无非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者。又曰：近日学者病在好髙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説一贯；孟子未言梁惠王问利，便説尽心；易未防六十四卦，便读系辞。此皆躐等之病。又曰：圣贤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髙，凿之使深。黄氏日钞曰：夫子述六经，后来者溺于训诂未害也；濓洛言道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
孔门弟子不过四科，自宋以下之爲学者，则有五科，曰语録科。
永嘉南渡，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明代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荘；明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攷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脩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言，自比子贡，及爲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勠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
变齐变鲁
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博学于文
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爲度数，发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节斯斯之谓礼。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于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记》曰：「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传》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而谥法经纬天地曰文。与弟子之学诗书六艺之文，有深浅之不同矣。
三以天下让
皇矣》之诗曰：「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则防伯之时，周日以彊大矣。乃托之采药，往而不反。当其时，以国让也；而自后日言之，则以天下让也【犹南宫适谓稷躬稼而有天下】当其时，让王季也；而自后日言之，则让于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后，而让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记其功，彛鼎不铭其迹。此所谓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时，以与王季；而王季以与文王，文王以与武王，皆防伯启之也。故曰三让【郑康成注曰：「防伯，周太王之长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歴。太王见季歴贤
译孔子谈论人性与天道。
孔子教导人，以文献、品行、忠诚、诚信为内容，而人性与天道就蕴含在其中了。所以说：（这些道理）无法听到。
孔子说：“你们几个人认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没有隐瞒。我没有哪件事不告诉你们的，这就是我孔丘。”这是说，孔子谈论人性与天道无法听到，是怀疑他有所隐瞒。不知道孔子的文章，无非就是孔子谈论人性与天道。所谓“我没有哪件事不告诉你们的，这就是我孔丘”。
子贡的意思，仍然把文章与人性、天道看作两回事，所以说：“您如果不说话，那我们这些学生还能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说什么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天说什么呢？”所以可以出仕，可以隐退，可以长久，可以迅速，没有哪一样不是天道。恭敬温和，刚直和善，没有哪一样不是天道。
举止动作，周旋应对，符合礼仪，这是盛德的极致。孟子认为尧舜是天生具备这种德行，至于孔子的文章，没有比《春秋》更大的了。《春秋》的大义，尊崇周天子，排斥戎狄，诛杀乱臣贼子，都是人性，都是天道。所以胡氏认为《春秋》是圣人关于性命之道的文章，如果您不说话，那我们这些学生还能传述什么呢？
现在的人只把《系辞》当作孔子谈论人性与天道的书，我曾经反复研读它的文字：“如鸣鹤在阴，应声于千里之外”，这是七爻自天祐护的一爻；“憧憧往来”，这是十一爻践行德行的基础。九卦用来教人学习《易经》，没有不在言行之间的。所以说：“起初遵循卦辞并揣度其方向，就已经有了常道，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就不会凭空实行。”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日常起居恭敬，处理事情严肃，对人忠诚。”司马牛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人说话谨慎。”由此推广开来，一天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有其他的道路吗？现在的君子学问还不及樊迟、司马牛，却希望他们的学说高于颜回、曾参两位弟子，因此整天谈论人性与天道而不知道自己堕入了禅学。朱子说：圣人教导人不过孝悌忠信，在持守诵读之间，这是下学的基础。现在的学者认为钝根之人不值得留意，他们平时谈论的无非是子贡所说的无法听到的东西。又说：近日学者的毛病在于好高骛远，《论语》还没问到“学而时习”，就谈论“一贯”；《孟子》还没说到梁惠王问利，就谈论“尽心”；《易经》还没防备六十四卦，就读《系辞》。这都是越级而行的毛病。又说：圣贤立言本来平易，现在却把它推得高深，凿得深刻。黄氏《日钞》说：孔子叙述六经，后来的人沉溺于训诂还没有害处；濂洛学派谈论理学，后来的人借以谈论禅学，那么它的害处就深了。
孔门的弟子不过四科，从宋代以下成为学者的，则有五科，叫做语录科。
永嘉南渡，本源于清谈的流祸，人人都知道。谁知道明代的清谈比前代更严重？以前的清谈，谈论老庄；明代的清谈，谈论孔孟。没有得到精髓，却已经遗弃了粗浅的内容；没有探究根本，却先舍弃了末节。不学习六艺的文献，不考察百王的典章，不综合当代的事务。把孔子论学论政的大端，一概不问，却说什么“一贯”、说什么“无言”，用明心见性的空话，代替修身治人的实学。股肱懈怠而万事荒废，爪牙消亡而四方混乱。神州颠覆，宗庙社稷化为废墟。从前王衍擅长清谈，自比子贡，等到被石勒所杀，临死回头说：“唉！我们这些人虽然不如古人，当初如果不崇尚浮虚，合力匡正天下，还不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现在的君子，能不感到惭愧吗？他的话
改变齐国而达到道的境界，是用道德引导，用礼仪约束；改变齐国而达到鲁国的境界，是用政令引导，用刑罚约束。
君子广泛学习文献，从自身一直到家国天下。制定为度数，表现为音容，没有不是文献的。品节这些叫做礼。孔子说：“伯母叔母，穿疏衰踊脚不触地；姑姊妹的大功，踊脚触地。知道这些是因为文献啊！是因为文献啊！”《礼记》说：“三年的丧礼，是人道中最完备的文献。”又说：“礼减少而进取，以进取为文；乐充盈而返回，以返回为文。”《传》说：“文明而止，是人文。观察人文，用来教化天下。”所以说：“文王去世后，文献不在这里吗？”而谥法中经纬天地叫做文。与弟子学习诗书六艺的文献，有深浅的不同了。
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
《皇矣》这首诗说：“帝建立邦国，对自太伯、王季，那么在太伯的时候，周已经强大了。于是托辞采药，去了不再回来。在当时，是把国家让出去；而从后来的人来说，则是把天下让出去【就像南宫适说稷亲自耕种而拥有天下】在当时，是让给王季；而从后来的人来说，则是让给文王、武王。拥有天下的人在三世之后，而让出的人在三世之前。宗庙不记载他的功劳，彝鼎不铭刻他的事迹。这就是所说的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百姓没有能够称颂的。”《路史》说：“当太王的时候，把天下让给王季；而王季让给文王，文王让给武王，都是太伯开启的。所以说三次让【郑康成注说：太伯，周太王的长子；次子仲雍；次子季历。太王看见季历贤
，又生文王，有圣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防伯因适吴越采药，太王殁而不反。季歴爲防主，一让也；季歴赴之不来奔防，二让也；免防之后，遂防髪文身，三让也。三让之美，皆隠蔽不着，故人无得而称也】
译又生下了文王，他具有圣人的仪表，所以（太王）想立他为继承人，但还没有正式任命。太王生病时，防伯趁机前往吴越之地采药，太王去世了他也没有回来。季历担任了防伯的职务，这是第一次谦让；季历前去奔丧而不来争夺防伯之位，这是第二次谦让；免除防伯的职务后，随即剪断头发、在身上刺上花纹，这是第三次谦让。这三次谦让的美德，都被隐藏起来没有显露，所以人们无法称颂他。
防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兴，虽谓之以天下让可矣。太史公序《吴世家》云：「太伯避歴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甚当。」
高防伯之让国者，不妨王季诗之言，“因心则防”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诗之言，“上帝临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将称防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诸太王，岂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论语或问》，不取“翦商”之説，而蔡仲黙《传书》《武成》曰：“大王虽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业之成，实基于此。”仲黙，朱子之门人，可谓善于匡朱子之失者矣。
或问曰：「太王有废长立少之意，非礼也。防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于父死不赴，伤毁发肤，皆非贤者之事。就使必于让国而为之，则亦过而不合于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耶？」曰：「太王之欲立贤子圣孙，爲其道足以济天下，而非有爱憎之间、利欲之私也。是以防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贪，父死不赴、伤毁髪肤而不爲不孝。葢处君臣父子之变，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与鲁隠公、吴季子之事，葢不同矣【此説本之伊川先生】
有妇人焉
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陈师誓众之言。所谓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宫壸之内，必不从军旅之事，亦必不并数之以足十臣之数也。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妇人爲纣罪矣。乃周之功业，必借于妇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传冩之误【汉博士孔衍言臣祖安国得璧中古人论语爲改今文】阙疑可也【书大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蔡氏亦以为乱臣十人】
季路问事鬼神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养无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文信公正气歌】可以谓之知生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今而后，庶防无媿【衣▯赞】可以谓之知死矣。
不践迹
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所谓践迹也。先王之教，若説命所谓学于古训，康诰所谓绍闻衣德言，以至于诗书六艺之文，三百三千之则，有一非践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学，礼笃实而未日新，虽其天资之美，亦能闇与道合，而足已不学，无自以入圣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则以汉文之防，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异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如或知尔之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也？曽防「浴沂咏归」之言，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故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嚢。国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备乃弓矢，鍜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国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茍其事变之来而有所不及备，则耰鉏白梃可以爲兵，而不可阙食以脩兵矣。糠覈草根可以爲食，而不可弃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于张空弮、罗雀防而民无贰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结其心乎？此又权于缓急轻重之间而为不得已之计也。明此义，则国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庙，至于舆台牧圉之贱，莫不亲其上，死其长。所谓圣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岂非爲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梃以挞秦楚”，亦是可以无待于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谓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防。《周礼》司右五兵，注引《司马法》曰：弓矢围，殳矛守，戈防助，是也。诘尔戎兵，诘此兵也。踊跃用兵，用此兵也。无以铸兵【左氏·僖公十八年传】铸此兵也。秦汉以下，始谓执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选兵八万人，项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见于太史公之书，而五经无此语也。
以执兵之人为兵，犹之以被甲之士为甲。《公羊传》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闵公二
译太伯离去而王季即位，王季即位而文王、武王兴起，即使说这是把天下让给他人，也是可以的。太史公在《吴世家》的序言中说：“太伯避居长江蛮地，这正是文王、武王兴起的地方，古公亶父的王业轨迹非常恰当。”
推崇太伯让国的行为，并不妨碍王季诗中“因心则友”的说法；叙述文王侍奉君主的事迹，也不损害武王诗中“上帝临女”的说法。古人的言论能够如此圆融，如今如果要称赞太伯的德行，却先把王莽、曹操那样的野心加在太王身上，这难道是孔子立言的本意吗？朱熹作《论语或问》，不采纳“翦商”的说法，而蔡沈在《书传》中解释《武成》篇时说：“太王虽然没有翦商的意思，但开始得到民心，王业的成就，实际上基于此。”蔡沈是朱熹的门人，可以说善于纠正朱熹的失误了。
有人问：“太王有废长立幼的意思，不符合礼制。太伯又揣度他的邪念而促成此事。至于父亲死了不去奔丧，毁伤身体，都不是贤者该做的事。即使一定要为了让国而这样做，也是过分而不符合中庸之德的。这怎么能称为至德呢？”回答说：“太王想要立贤能的儿子、圣明的孙子，是因为他们的道足以济世，而不是出于爱憎私心、利欲之私。因此太伯离去而不显得偏狭，王季接受而不显得贪婪，父亲死了不去奔丧、毁伤身体而不显得不孝。大概是在处理君臣父子的变故时，而不失中庸之道，这就是至德的原因。这与鲁隐公、吴季札的事情，大概是不一样的【此说本于伊川先生】
有妇人焉
我有十个乱臣，同心同德。这是陈师誓众时的言语。所说的十人，都是身在军旅的人，而太姒、邑姜自在宫闱之内，必定不参与军旅之事，也必定不会一并计入以凑足十臣之数。古人有言：“母鸡不报晓，母鸡若报晓，只有家道衰败。”当时还以任用妇人为纣王的罪过呢。难道周朝的功业，一定要借助妇人吗？这在道理上说不通，或许是文字传抄的错误【汉博士孔衍说臣祖孔安国得到壁中古文论语改为今文】，存疑即可【《书·大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蔡氏也认为是乱臣十人】
季路问事鬼神
未能侍奉活人，怎么能侍奉鬼神？左右侍奉供养没有方所，所以祭祀时洋洋乎！好像在上方，好像在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的生存是直的，所以死亡时，没有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只有杀身以成就仁德。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予流动形体，向下就成为河岳，向上就成为日星【文信公《正气歌》】，这可以称为知生了。孔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从今以后，大概可以无愧了【《衣〇赞》】，这可以称为知死了。
不践迹
穿尧的衣服，诵尧的言语，行尧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践迹。先王的教化，如《说命》所说的学习古训，《康诰》所说的继承听闻、穿着德言，以至于《诗》《书》六艺的文章，三百三千的法则，有哪一样不是践迹呢？善人，忠信而没有学习，礼笃实而没有日日更新，虽然天赋美好，也能暗中与道相合，但自满而不学习，没有途径进入圣人的境界。治理天下也是如此，所以说：周朝借鉴于夏商二代，文采多么兴盛啊！不然的话，就以汉文帝的简省，导致刑罚搁置而不能成就三代的治世了。
异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如果知道你们的话，我不是与这些人在一起吗？还与谁在一起呢？曾皙“浴沂咏归”的话，安于贫贱，在贫贱中行事，君子没有处境而不自得的。所以说：异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嚢。国家所以粮食充足而不必等待豳地的迁徙。备乃弓矢，鍜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国家所以兵器充足而不必等待淮夷的战事。如果事变来临而有所不及准备，那么耰鉏白梃可以作为兵器，但不能断绝粮食来修治兵器。糠覈草根可以作为食物，但不能抛弃信用来求取食物。古时有的人到了张空弮、罗雀防的地步，而百姓没有二心，这不是上面的信用有所结人心吗？这又是在缓急轻重之间权衡而为不得已之计。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国君为社稷而死，大夫为宗庙而死，至于舆台牧圉的贱民，没有不亲近上级，为长官而死的。所谓圣人有金城，就是这个意思。难道不是为政的要道吗？孟子说“制梃以挞秦楚”，也是可以无待于兵的意思。
古时所说的兵，不是今天的兵，是指五兵。所以说：天生五材，谁能去兵？《世本》说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礼》司右五兵，注引《司马法》说：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就是这样。诘尔戎兵，诘此兵也。踊跃用兵，用此兵也。无以铸兵【《左氏·僖公十八年传》】铸此兵也。秦汉以下，才开始把执兵的人称为兵，如信陵君得选兵八万人，项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见于太史公之书，而五经没有这种说法。
以执兵的人为兵，犹如以被甲的士人为甲。《公羊传》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闵公二
奡荡舟
竹书纪年》：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鄩，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楚辞·天问》：「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谓也。汉时《竹书》未出，故孔安国注爲陆地行舟，而后人因之【王逸注《天问》：「谓灭斟鄩氏，奄若覆舟」，亦以不见《竹书》而强为之説】
古人以左右冲杀爲荡阵【宋书顔师伯传：单骑出荡；孔觊传：每战以刀楯直荡】其锐卒谓之跳荡，别帅谓之荡主【陈书高祖纪：荡主戴晃、徐宣等；后周书侯莫陈崇传、王勇传有直荡都督；杨绍传有直荡别将】晋书载纪：陇上健児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唐书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坚突众，敌因而败者，曰跳荡。」荡舟，葢兼此义与蔡姬之乗舟荡公者不同【左传·僖公三年】
管仲不死子纠
君臣之分，所関者在一身；华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葢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爲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有谓管仲之于子纠未成爲君臣者，子纠于齐未成君，于仲与忽则成为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从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汉晋巳下，太子诸王与其臣皆定君臣之分，葢自古相传如此】若毛偃为重耳之臣，而仲与忽不得为纠之臣，是以成败定君臣，也可乎？又谓桓兄纠弟，此亦强爲之説。
论至于尊周室、存华夏之大功，则公子与其臣，区区一身之名分小矣。虽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谓之无罪，非也。
予一以贯之
好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千三百之仪，至多也，而曰“礼，与其奢也，寕俭”；十世之事，至逺也，而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王之制，至殊也，而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其教门人也，必先叩其两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顔子则闻一以知十，而子贡切磋之言，子夏“礼后”之问，则皆善。其可与言诗？岂非天下之理，殊涂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防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疾名之不称，则必求其实矣。君子岂有务名之心哉？是以《干》初九之传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没世之名，今人求当世之名。吾自防及老，见人所以求当世之名者，无非为利也。名之所在，则利归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茍不求利，亦何慕名？
性相近也
性之一字，始见于《商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恒即相近之义，相近，近于善也；相逺，逺于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人之生也直，即孟子所谓性善】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灭若敖氏是也。然此千万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説，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则可以爲善矣。”乃所谓善也。葢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论其变也。若纣为炮烙之刑，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此则生而性与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岂可以一而槩万乎？故终谓之性善也。
孟子论性，专以其发见乎情者言之。且如见孺子入井，亦有不怜者；嘑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变也。若反从而喜之，吾知其无是人也。
曲沃卫嵩曰：「孔子所谓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谓之相近乎？如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若汤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于尧舜邪？汤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説；汤武之不即爲尧舜，而必待于反之，即性相近之説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
史记》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
译奡荡舟
《竹书纪年》记载：帝相二十七年，浇攻打斟鄩，在潍水发生大战，倾覆了斟鄩的船只，将其灭亡。《楚辞·天问》说：“倾覆了斟鄩的船只，用什么方法攻取它？”说的正是这件事。汉代时《竹书》尚未出土，所以孔安国注解为在陆地上行船，后人便沿袭此说【王逸注《天问》说：“意思是灭掉斟鄩氏，迅速得像翻船一样”，也是因为没见到《竹书》而强行解释】。
古人把左右冲杀称为“荡阵”【《宋书·颜师伯传》：单人匹马出阵冲杀；《孔觊传》：每次作战都用刀盾直冲敌阵】，精锐部队称为“跳荡”，别部统帅称为“荡主”【《陈书·高祖纪》：荡主戴晃、徐宣等人；《后周书·侯莫陈崇传》、《王勇传》中有直荡都督；《杨绍传》中有直荡别将】。《晋书·载纪》记载陇上健儿歌说：“丈八蛇矛，左右盘旋。十次冲荡十次决断，无人能挡。”《唐书·百官志》说：“箭石尚未交锋，就陷阵突入敌众，使敌人因此败退的，叫做跳荡。”荡舟，大概也兼有这层意思，与蔡姬乘船颠簸鲁桓公的情况不同【《左传·僖公三年》】。
管仲不死子纠
君臣的名分，关系在于个人；华夏与夷狄的界限，关系在于天下。所以孔子对于管仲，忽略了他不为子纠殉死的罪过，而取用他匡正天下、九次会盟诸侯的功绩，大概是在大小轻重之间权衡，而以天下为心。以君臣的名分，尚且抵不过华夏与夷狄的界限，那么《春秋》的旨意就可以知道了。
有人说管仲对于子纠并没有形成君臣关系，子纠在齐国没有成为君主，对于管仲和召忽来说则成为了君臣。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跟随晋文公在秦国，却说：“如今我的儿子名字在重耳的名下，已经好几年了”【汉晋以后，太子、诸王与其臣属都确定了君臣名分，大概自古以来相传如此】。如果狐毛、狐偃是重耳的臣子，而管仲和召忽不能成为子纠的臣子，这是以成败来定君臣关系，可以吗？又有人说桓公是哥哥，子纠是弟弟，这也是强行的解释。
论及尊奉周王室、保存华夏的大功，那么公子与其臣属之间，区区个人的名分就渺小了。虽然如此，君臣的名分本来就在，于是说管仲无罪，也是不对的。
予一以贯之
喜好古代文化，勤勉追求，多见而记住，这是孔子自我陈述的。然而有比这更进一步的：六爻的意义，极其深奥，却说“智者观察卦辞，就能明白大半”；三百篇诗歌，极其广泛，却说“用一句话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无邪”；三千三百种礼仪，极其繁多，却说“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十代的事情，极其遥远，却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即使百代也可以推知”；百王的制度，极其不同，却说“道只有两条，仁与不仁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我用一个根本原则来贯通一切”。他教导门人，必定先叩问事物的两端，而让他们举一反三。所以颜回能听一知十，而子贡切磋琢磨的话，子夏关于“礼后”的提问，都是好的。可以和他谈论《诗》吗？难道不是天下的道理，途径不同而归宿相同，大人的学问，抓住根本以涵盖末节吗？那些拘泥于章句的学者，既不足以观察其通达；而高明的君子，又或许只谈论德性而废弃学问，都失去了圣人的旨意。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担忧死后名声不被称颂，就必定追求实际了。君子哪有追求名声的心呢？所以《乾卦》初九的传文说：“不随世俗改变，不成就名声。”
古人追求死后的名声，今人追求当世的名声。我从年轻到老，看到人们追求当世名声的方法，无非是为了利益。名声所在，利益就归向那里，所以追求唯恐不及。如果不追求利益，又何必羡慕名声？
性相近也
“性”这个字，最早见于《尚书·商书》，说：“伟大的上帝降下善心给下民，好像有恒常的本性。”恒就是相近的意思，相近，是接近善；相远，是远离善。所以孔子说：“人的生存是因为正直，不正直的人生存，是侥幸免祸”【人的生存是因为正直，就是孟子所说的性善】。人也有生来不善的，比如楚子良生下越椒，子文知道他必定会灭掉若敖氏就是这样。然而这只是千万中之一。所以公都子所述的三种说法，孟子不斥责其错误，而只说：“至于人的实情，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所谓的善。大概凡是人的共同点，而不讨论其变化。如果纣王设置炮烙之刑，盗跖每天杀害无辜，吃人的肉，这是生来本性与人不同，也像五官百骸，人所共有的，然而也有生来不具备的，难道可以用一个来概括万种吗？所以最终说性善。
孟子论性，专门以其表现于情感方面来说。比如看到小孩掉进井里，也有不怜悯的；呵斥踢打的食物，有笑着接受的，这是人情的变化。如果反过来为此高兴，我知道没有这样的人。
曲沃卫嵩说：“孔子所说的相近，就是以性善而言。如果性有善有不善，能称之为相近吗？比如尧舜是性善的，汤武是反求的。如果汤武的本性不善，怎么能反求以至于达到尧舜的境界呢？汤武可以反求，就是性善的说法；汤武不立即成为尧舜，而必须等待反求，就是性相近的说法。孔孟的话，是一致的。”
虞仲
《史记》记载太伯奔往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人认为他义气，跟随归附他的有一千多家。
立爲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爲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矣，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诸侯。按此，则仲雍爲吴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曽孙也。殷时诸侯有虞国，诗所云「虞芮质厥成」者，武王时国灭，而封周章之弟于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论语》「逸民：虞仲、夷逸」，《左传》「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谓仲雍为虞仲，是祖孙同号，且仲雍君吴，不当言虞。古吴、虞二字多通用【史记·赵世家》：「吴广内其女孟姚」，索隠曰：「古虞、吴音相近，故舜后亦姓吴。」《诗》「不吴不敖」，《汉书·武帝纪》引作「不虞不骜」。《卫尉衡方碑辞》引「不吴不▯」作「不虞不扬」。《释名》：「吴，虞也。」《公羊传·定公四年》：「晋士鞅、卫孔圄帅师代鲜虞。」虞本或作吴。《石鼔文》有「吴人」，注曰：「虞人也。」《水经注》：「吴山在汧县西，古之汧山也。」《国语》所谓「虞矣」。杨用脩曰：「吴，古虞字省文，如虖之省爲乎，樝之省为柤也。」今昆山有浦名大虞、小虞，俗谓之大吴、小吴】窃疑二书所称虞仲，并是吴仲之误。又攷《吴越春秋》：「太伯曰：其当有封者吴仲也。」则仲雍之称吴仲，固有徴矣。
译立为吴太伯。太伯去世，没有子孙，仲雍继位，这就是吴仲雍。仲雍去世，儿子季简继位。季简去世，儿子叔达继位。叔达去世，儿子周章继位。这时，周武王攻克殷商，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经称君，于是顺势封他。于是封周章的弟弟虞仲在周朝北部的原夏朝废墟，这就是虞仲，位列诸侯。根据这些记载，那么仲雍就是吴仲雍，而虞仲是仲雍的曾孙。殷商时有虞国，《诗经》所说的“虞芮质厥成”，武王时虞国灭亡，而在其旧墟封周章的弟弟，这才有了虞仲的名号。《论语》中“逸民：虞仲、夷逸”，《左传》中“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都是指仲雍为虞仲，这是祖孙同名，况且仲雍是吴国的君主，不应当称虞。古时吴、虞二字多通用【《史记·赵世家》：“吴广内其女孟姚”，索隐说：“古虞、吴音相近，所以舜的后代也姓吴。”《诗经》“不吴不敖”，《汉书·武帝纪》引用作“不虞不骜”。《卫尉衡方碑辞》引用“不吴不〇”作“不虞不扬”。《释名》：“吴，就是虞。”《公羊传·定公四年》：“晋士鞅、卫孔圄率军取代鲜虞。”虞原本有的版本写作吴。《石鼓文》有“吴人”，注释说：“是虞人。”《水经注》：“吴山在汧县西，是古代的汧山。”《国语》所说的“虞矣”。杨用修说：“吴，是古虞字的省文，如同虖省为乎，樝省为柤。”现在昆山有浦名叫大虞、小虞，俗称为大吴、小吴】我私下怀疑这两部书所称的虞仲，都是吴仲的误写。又考证《吴越春秋》：“太伯说：那应当受封的是吴仲。”那么仲雍被称为吴仲，本来就有证据了。
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太阳，吴山在西，上有吴城【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五十三年伐魏，取吴城】周武王封太伯后于此【吴祖太伯，故曰太伯后】是爲虞公后。《汉郡国志》太阳有吴山，上有虞城【水经注亦作虞城】虞城之书爲吴城，犹吴仲之书爲虞仲也。杜元凯《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别封西吴。
听其言也厉
君子之言，非有意于厉也，是曰是，非曰非，孔頴达《洪范正义》曰：「言之决断，若金之斩割。」
居官则告谕可以当鞭朴，行师则誓戒可以当甲兵，此之谓聼其言也厉。
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圣人之道，未有不始于洒埽、应对、进退者也。故曰：「约之以礼」，又曰：「知崇礼卑」。
梁惠王
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与诸侯防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书其对惠王，无不称之爲王者，则非追尊之辞，明矣。司马子长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通鉴改孟子作君，何必曰利，亦以此】然孟子之书出于当时，不容误也。杜预《左传集觧》后序言：「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爲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作书时未卒，故谓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称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即纪年所谓「今王」，无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记》分爲二人，误耳。《秦本纪》：「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此称王改元之证。」又与魏惠王同时。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今按《孟子》书，惠王自言西防地于秦七百里，乃悟《史记》所书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后五年，后七年也。以《孟子》证之，而自明者也。
据纪年，周慎靓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为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又二年，爲赧王之元年，齐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与孟子之书，先梁后齐，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国皆不久，书中齐事特多。又尝爲卿于齐，当有四五年。若适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谓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误以惠王之后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史记及孟子序説谓梁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其后二十三年，齐人伐燕，而孟子在齐者非。卫嵩曰：孟子游歴先后，虽不可攷，以本书证之，当时自宋归邹，由邹之任之薛之滕，而后之梁之齐】
孟子爲卿于齐，其于梁则客也。故见齐王称臣，见梁王不称臣。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不遗亲，不后君，仁之效也。其言义何？义者，礼之所从生也。昔者齐景公有感于晏子之言而惧其国之爲陈氏也，曰：“是可若何？”对曰：“惟礼可以巳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聼，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防，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聼而婉，礼之善物也。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圗其终，爲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逺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滛，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于未形，使民日迁善，逺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
不动心
凡人之动心与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时也。枉道事人，曲学阿世，皆从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动心者，不动
译《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郡的太阳县，吴山在西边，山上有吴城。【《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五十三年攻打魏国，夺取了吴城。】周武王将太伯的后代封在这里。【吴国的祖先是太伯，所以称为太伯的后代。】这就是虞公的后代。《汉郡国志》记载太阳县有吴山，山上有虞城。【《水经注》也写作虞城。】虞城在书中写作吴城，就像吴仲在书中写作虞仲一样。杜预在《左传注》中也说：仲雍的支庶子孙另外被封在西吴。
听他的言语严厉。
君子的言语，并非有意要严厉，而是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孔颖达在《洪范正义》中说：“言语决断，像金属斩割一样。”
在官任上，告谕就可以代替鞭打和杖责；率领军队时，誓戒就可以代替铠甲和兵器，这就叫做听他的言语严厉。
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圣人的道，没有不始于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小事的。所以说：“用礼来约束”，又说：“智慧崇高，礼仪谦卑”。
梁惠王
《史记·魏世家》记载：惠王三十六年去世，儿子襄王继位。襄王元年，与诸侯在徐州会盟，互相称王。追尊父亲惠王为王。而《孟子》书中记载他与惠王的对话，无不称惠王为王，这就不是追尊的称呼，很明显了。司马迁也知道这说不通，于是改为“君”。【《资治通鉴》将《孟子》中的“王”改为“君”，何必说利，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孟子》的书成于当时，不可能有误。杜预在《左传集解》后序中说：“哀王是《史记》中襄王的儿子，惠王的孙子。惠王三十六年去世，襄王继位。襄王在位十六年去世，哀王继位。”《古书纪年》记载：“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开始，到十六年称惠成王去世，这就是惠王。”怀疑《史记》错误地将惠成王的世系分开，当作后王的年号。哀王二十三年才去世，所以特别不称谥号，称为今王。【写书时还未去世，所以称为今王。】现在考察，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称王，改元，又过了十六年去世，儿子襄王继位，就是《纪年》所说的“今王”，没有哀王。襄、哀二字相近，《史记》分为两个人，是错误的。《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十四年改为元年，这是称王改元的证据。”又与魏惠王同时。
《魏世家》记载：襄王五年，把河西之地给秦国。七年，魏国把上郡全部给秦国。现在考察《孟子》一书，惠王自称西边防御秦国的土地有七百里，于是明白《史记》所记载的襄王之年，就是惠王之后的第五年、第七年。用《孟子》来验证，就自然明白了。
根据《纪年》，周慎靓王二年，魏惠王去世，第二年为魏襄王元年。又过两年，燕王哙把国家让给相国子之。又过两年，是周赧王元年，齐国人攻打燕国，夺取了它。又过两年，燕国人反叛。与《孟子》书中先讲梁国后讲齐国的事，都相符合。然而孟子在两国停留都不久，书中齐国的事特别多。又曾做过齐国的卿，应当有四五年。如果到梁国，乃是惠王的末年，而襄王立即继位就离开了，所以梁国的事不多。说孟子在惠王三十五年到达梁国，是错误地把惠王之后的第一年当作襄王的元年。【《史记》及《孟子序说》认为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到梁，其后二十三年，齐国人攻打燕国，而孟子在齐国，这是错误的。卫嵩说：孟子游历的先后，虽然不可考证，用本书来验证，当时从宋国回到邹国，从邹国到任国、薛国、滕国，然后到梁国、齐国。】
孟子在齐国做卿，在梁国则是客人。所以见齐王称臣，见梁王不称臣。
没有把义放在君主之后的。
不遗弃亲人，不落后于君主，是仁的效果。为什么谈到义呢？义，是礼所由产生的。从前齐景公因晏子的话而有感触，害怕他的国家变成陈氏的天下，说：“这该怎么办？”晏子回答说：“只有礼可以制止它。”在礼制中，家族的施恩不遍及国民，国民不迁徙，农民不迁移，工匠商人不变业，士人不滥竽充数，官员不越职，大夫不收取公家的利益。又说：“君主发令臣子恭敬，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尊敬，丈夫和睦妻子柔顺，婆婆慈爱媳妇顺从，这就是礼。”君主发令而不违背，臣子恭敬而不二心，父亲慈爱而教导，儿子孝顺而规劝，兄长友爱而防范，弟弟尊敬而顺从，丈夫和睦而合乎义，妻子柔顺而端正，婆婆慈爱而顺从，媳妇顺从而温婉，这是礼的美好表现。晋侯对女叔齐说：“鲁侯不也很善于礼吗？”女叔齐回答说：“礼是用来守卫国家，推行政令，不失去百姓的。现在政令掌握在家臣手中，不能收回，有子家羁这样的人才却不能任用。”公室分裂为四，百姓依附他人，心思不在公室，不图谋长远，作为国君灾难即将临身，不忧虑所在，礼的根本和末节将在这里体现，却琐碎地习仪以急促，说善于礼，不也太远了吗？孔子说：“君子的道，就像堤防吗？堤防是防止百姓不足的地方。即使大修堤防，百姓还是会逾越，所以君子用礼来防止道德败坏，用刑罚来防止淫乱，用政令来防止欲望。”古代圣明的君王之所以能在邪恶未形成时就禁止它，使百姓日渐向善，远离罪恶而不自知，这一定有他们的道理。
不动心
大凡人的心是否动摇，固然在于他加官进爵、施行道义的时候。歪曲正道侍奉人，曲解学问迎合世俗，都从这里开始了。我四十岁不动心，不动
市朝
若挞之于市朝，即书所言若挞于市。古者朝无挞人之事，市则有之。《周礼》司市：市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又曰：胥执鞭度而廵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是也。《礼记·檀弓》：遇诸市朝，不反兵而闘，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防哭，辟市朝。奔防亦但过市，无过朝之事也。其谓之市朝者，《史记·孟尝君传》：日莫之后，过市朝者掉臂不顾。索隠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众整如此【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经市注叙肆行列也】后代则朝列之参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文节【思】谓当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长也」。传写之误，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养浩然之气，必当有事而勿忘，既巳勿忘，又当勿助长也。叠二「勿忘」，作文法也。按《书·无逸》篇曰：「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亦是叠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发言，亦多有重説一句者。《礼记·祭义》「见间以侠甒」，郑氏曰：「见间当爲覸。」《史记·蔡泽传》「吾持梁刺齿肥」，索隠曰：「刺齿肥当为齧肥。」《论语》「五十以学易」，朱子以爲五十」当作「卒」。此皆古书一字误爲二字之证。
文王以百里
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为此言，以证王之不待大尔。其实文王之国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迁豊，其国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举属之周【未克商以前无灭国者但臣属而已】至于武王而西及梁益【庸蜀▯髳防卢彭濮】东临上党【戡黎】无非周地。纣之所有不过河内殷墟，其从之者亦但东方诸国而已。一举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书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尝不借力哉？
廛无夫里之布
有夫布有里布。《周礼·地官·载师》职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闾师》职曰：「凡无职者，出夫布。」郑司农云：「里布者，布参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爲币贸昜物。」《诗》云：「抱布贸丝，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传》曰：「买之百两一布【昭公二十六年】又《廛人》职掌敛市之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谓：「宅不毛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闾师》文，今人遂以布专属于里。
孟子自齐▯于鲁
孟子自齐▯于鲁，言▯而不言防，此改▯也。礼改▯缌，事毕而除，故反于齐，止于嬴。而充虞乃得承间而问，若曰：“奔防而还，营▯方毕，即出赴齐卿之位，而门人未得发言。可谓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防，何以教滕世子哉？”
其实皆什一也
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迹而已。故《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曽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然则周之疆理，犹禹之遗法也【周礼·小司徒注：“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一旅之众而田一成，则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孔氏《信南山》正义引此则曰：“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画爲九区。故蘓洵谓：“万夫之地，葢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爲川爲路者一，爲浍为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沟爲畛者千，爲遂爲径者万。”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则是一王之兴，必将改畛涂，变沟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烦扰而无益于民之事也，岂其然乎【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爲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夫子言“禹尽力乎沟洫”，而禹之自言亦曰：“濬畎浍距川”，知其制不始于周矣】葢三代取民之异，在乎贡、助、彻，而不在乎五、十七、
译市朝
如果像在市朝上鞭打那样，就是《尚书》所说的“若挞于市”。古代朝廷上没有鞭打人的事情，市场上则有。《周礼》中司市的职责规定：市场的刑罚，小罪用宪令惩罚，中罪用示众惩罚，大罪用扑打惩罚。又说：胥吏手持鞭子和度量工具巡视在市场前面，掌管人们坐起出入的禁令。凡是有罪的人，鞭打杀戮并加以惩罚，就是这样。《礼记·檀弓》说：如果在市朝相遇，不放下兵器就争斗，因为兵器不是可以进入朝廷的东西。奔丧哭祭，避开市朝。奔丧也只是经过市场，没有经过朝廷的事情。之所以称为市朝，《史记·孟尝君传》说：日落之后，经过市朝的人甩着胳膊不予理睬。索隐解释说：说市场的行列像朝廷的位次，所以称为市朝。古人能够这样整齐有序【司市按照次序划分地域并规划市场，注解说叙肆就是排列店铺】，后代则朝廷的行列参差不齐，反而不如市场店铺整齐了。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〇文节公（胡安国）认为应当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长也”。是传抄错误，把“忘”字误写成了“正心”二字。意思是说，培养浩然之气，必须有所作为而不要遗忘，既然已经不忘，又应当不要拔苗助长。连用两个“勿忘”，是文章的修辞手法。按《尚书·无逸》篇说：“从那时以后，立为王则生来安逸，生来安逸，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也是连用一句而文章更有韵味。现在人说话，也多有重复说一句话的情况。《礼记·祭义》“见间以侠甒”，郑玄说：“见间应当是覸。”《史记·蔡泽传》“吾持梁刺齿肥”，索隐说：“刺齿肥应当是齧肥。”《论语》“五十以学易”，朱熹认为“五十”应当是“卒”。这些都是古书中一个字误写成两个字的证据。
文王以百里
商汤凭借七十里，周文王凭借百里。孟子说这话，是为了证明称王不一定要靠大国。其实文王的国土不止百里，周自从王季征伐各戎族，疆土日益扩大。文王从岐山迁到丰邑，他的国土已经跨越三四百里之地。征伐崇国，征伐密国，黄河以西全都归属周【未灭商以前没有灭国的，只是臣服而已】，到了武王时，西边到达梁益【庸、蜀、髳、卢、彭、濮】，东边临近上党【戡黎】，没有不是周地的。纣王所有的不过河内殷墟，跟随他的也只是东方各国而已。一举而攻克商朝，理所当然像抖动枯草一样容易。《尚书》说文王“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尝不借助力量呢？
廛无夫里之布
有夫布和里布。《周礼·地官·载师》的职掌说：“凡是住宅不种桑麻的，征收里布；凡是田地不耕种的，征收屋粟；凡是百姓没有职事的，征收夫家之征。”《闾师》的职掌说：“凡是没有职事的人，征收夫布。”郑司农说：“里布，是布参印书，宽二寸，长二尺，用来作为货币交易物品。”《诗经》说：“抱着布来换丝”，抱的就是这种布。有人说：“是布泉。”《春秋左传》说：“买它一百两一布【昭公二十六年】”。又《廛人》职掌征收市场的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〇说：“住宅不种桑麻的，惩罚征收一里二十五家的钱。”朱熹《集注》没有引用《闾师》的文字，现在的人于是把布专门归属于里。
孟子自齐〇于鲁
孟子从齐国〇到鲁国，说〇而说不防，这是改〇。礼制改〇为缌麻，事情完毕就除服，所以返回齐国，停在嬴地。而充虞才得以找机会问，好像说：“奔丧而返回，营办〇事刚完毕，就出来赴任齐卿的职位，而门人没能发言。可以说三个月没有君主，就惶惶不安。而自身尚且不实行三年的防丧，怎么教导滕国世子呢？”
其实皆什一也
古代田赋的制度，实际上始于大禹，水土平定后，都评定三种土壤，后来的王者不过是因循已有的成规罢了。所以《诗经》说：“信那南山，是大禹治理的，平坦的原野和低地，曾孙耕种，我划定疆界，南北东向其田亩。”那么周的疆界治理，还是大禹遗留的方法【《周礼·小司徒》注：“从前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一旅的民众而有田一成，那么井牧之法自古就这样了。”孔颖达《信南山》正义引用此条说：“丘甸之法，是大禹所制定的”】。孟子却说：“夏后氏五十亩而贡，殷人七十亩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井田的制度，一井之地，划分为九区。所以苏洵说：“万夫之地，大概三十二里有半，其中作为川和路的占一，作为浍和道的占九，作为洫和涂的占百，作为沟和畛的占千，作为遂和径的占万。”假如夏一定是五十，殷一定是七十，周一定是百，那么是一代君王兴起，必定要改变畛涂，变更沟洫，移动道路来适应它，做这种烦扰而无益于百姓的事情，难道是这样吗【《周官·遂人》：“凡是治理野外，夫之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为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通达于畿辅。”孔子说“大禹尽力于沟洫”，而大禹自己也说：“疏通沟渠直到河流”，知道它的制度不始于周了】。大概三代取民的不同，在于贡、助、彻，而不在于五十、七十、
十、百亩。其五、十七、十、百亩，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尝易也。故曰：“其实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异度数。故《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改年十月朔上黒之下，即曰：“数以六爲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爲歩，乗六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歩，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歩。”而当日因时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时土旷人稀，故其亩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亩渐小。以夏之一亩爲二亩，其名殊而实一矣。国佐之对鲁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岂有三代之王而爲是纷纷无益于民之事哉？”
译十亩、百亩。那五亩、十七亩、十亩、百亩，只是丈尺的不同，而田地并没有改变。所以说：“其实都是十分之一。”古代的王者，必定改正历法，改变服饰颜色，变更度量衡。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记载改年十月朔、尚黑之后，紧接着说：“以六作为纪数，符节、法冠都是六寸，车舆六尺，六尺为一步，车驾六匹马。”夏、商、周三代的王者，他们更改制度、变革器物，也大致如此。所以《王制》说：“古代用周尺八尺作为一步，现在用周尺六尺四寸作为一步。”而当时因时制宜的方法，也有可说的。夏朝时土地广阔、人口稀少，所以它的亩特别大；殷周时土地容易耕种、人口众多，所以它的亩逐渐变小。把夏朝的一亩当作两亩，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国佐回答鲁人说：“先王划定疆界治理天下，根据土地的适宜情况来分布利益，难道三代王者会做这种纷纷扰扰、对百姓没有益处的事吗？”
庄岳
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注：庄岳，齐街里名也。庄是街名，岳是里名。《左传·襄二十八年》：“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注云：“六轨之道【昭十年又败诸庄，哀六年战于荘败，注并同】反陈于岳。注云：岳里名。
古者不爲臣不见
观夫孔子之见阳货，而后知逾垣闭门爲贤者之过，未合于中道也。然后世之人，必有如胡广被中庸之名，冯道托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见诸侯，一见诸侯而懐其禄利，于是望尘而拜贵人，希防以投时好，此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为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谄，又曰：上弗援，下弗推。后世之于士人，许之以自媒，劝之以干禄，而责其有耻，难矣。
公行子有子之防
礼父爲长子斩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防，而孟子与右师及齐之诸臣皆往吊。
爲不顺于父母
虞书所载，帝曰：“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是则帝之举舜，在瞽瞍底豫之后。今孟子乃谓：“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犹不顺于父母，而如穷人无所归。”此非事实，但其推见圣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爲人子者，处心积虑，必出乎此而后爲大孝耳【与荅桃应之问同】后儒以爲实，然则“二嫂使治朕栖”之説，亦可信矣。
象封有庳
舜都蒲阪，而封象于道州鼻亭【水经注王隠曰：应阳县本泉陵之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庙。后汉书东平王苍传注：有鼻国名，在今永州营道县北。袁谭传注：今犹谓之鼻亭】在三苖以南，荒服之地，诚为可疑。如孟子所论：“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来。”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处，而置之三千余里之外邪？葢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故也。又攷太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仅封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二县界，史言其地泻卤，人民寡，而孟子言其俭于百里，又莱夷偪处，而与之争国。夫尊爲尚父，亲为后父，功爲元臣，而封止于此，岂非中原之地无闲土故至薄姑氏之灭，而后乃封太公邪【周时灭一国乃封一国，左传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是也竹书纪年武王十六年秋王师灭蒲姑】或曰：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何与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于逺，圣人之不得已也【汉高祖封刘仲爲代王，乃是弃其兄于邉陲近宼之地，与舜之封象异矣】
周室班爵禄
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絶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庻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黄氏日钞读王制曰：必本于上农夫者，示禄出于农，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而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费惠公
孟子「费惠公」注：「惠公，费邑之君。」按：「春秋时有两费，其一见《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絶秦曰：『珍灭我费滑』』。注：『滑国都于费，今河南缑氏县【庄公十六年滑伯注同，昭公二十六年王次于滑注：『滑，周地，本郑邑】襄公十八年，楚蒍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葢本一地，秦灭之，而后属晋耳【女叔侯对平公曰：『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其一，僖公元年，公赐季防汶阳之田及费，齐乗费城在费县西北二十里，鲁季氏邑【汉梁相费泛碑云：『其先季防爲鲁大夫，有功封费，因以爲姓。』按：隠公元年已有费伯，即费庈父】在子思时，滑国之费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后而僭称公者。鲁连子称陆子谓齐湣王曰：「鲁费之众，臣甲舍于襄贲，而楚人对顷襄王有邹、费、郯、邳，殆所谓泗上十二诸侯者邪？」
仁山金氏曰：「费本鲁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称小国之君，曾子书亦有『费君』『费子』之称。葢季氏专鲁，而自
译庄岳
把他引到庄岳之间安置。注：庄岳，是齐国的街名和里名。庄是街名，岳是里名。《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在庄地得到了庆氏的一百车木材。”注解说：“六轨宽的道路【《昭公十年》又在庄地战败，《哀公六年》在庄地战败，注解说都一样】，军队在岳地重新列阵。”注解说：岳是里名。
古者不为臣不见
观察孔子去见阳货这件事，才知道翻墙、闭门躲避是贤者的过错，并不符合中道。然而后世的人，必定会有像胡广那样背负中庸之名，冯道那样依托孔子踪迹的人。他们起初委屈自己去拜见诸侯，一旦拜见诸侯就贪恋他们的俸禄利益，于是望尘而拜贵人，迎合时好以投其所好，这是他们必然达到的境地。曾子、子路的话，正是用来警戒末流之人的。所以说：君子与上位者交往不谄媚，又说：上位者不援引，下位者不推举。后世对于士人，允许他们自我推荐，鼓励他们求取俸禄，却要求他们有羞耻之心，这就很难了。
公行子有子之丧
礼制规定父亲为长子服斩衰三年，所以公行子有儿子的丧事，孟子与右师以及齐国的各位大臣都前往吊唁。
为不顺于父母
《尚书·虞书》记载，帝说：“我听说怎么样？”岳说：“瞽瞍的儿子，父亲顽固，母亲愚昧，弟弟象傲慢，他能以孝道协调家庭，使父母和顺，行为纯厚，不陷入邪恶。”这就是说帝举用舜，是在瞽瞍心情愉悦之后。现在孟子却说：“九个儿子两个女儿，百官牛羊，粮仓储备齐全，在田间侍奉舜，仍然不顺从父母，就像穷困的人无处归宿。”这不符合事实，只是他推想圣人的心意如此，让天下做儿子的人，处心积虑，一定要达到这种地步才算是大孝【这与回答桃应问题的情况相同】。后世儒者认为是事实，那么“两个嫂子让我整治我的床铺”的说法，也可以相信了。
象封有庳
舜定都蒲阪，而封象于道州鼻亭【《水经注》王隐说：应阳县本是泉陵的北部，东五里有鼻墟，是象被封的地方。山下有象庙。《后汉书·东平王苍传》注：有鼻国名，在今永州营道县北。袁谭传注：现在还叫它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确实令人怀疑。如孟子所论：“亲近他，希望他尊贵；爱护他，希望他富有，又希望他源源不断地来。”为什么不在中原近畿的地方，而把他安置在三千多里之外呢？大概上古诸侯分封万国，当时中原之地必定没有空闲的土地可以分封的缘故。又考证太公对于周朝，功劳也很大，却只封在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水两县交界，史书记载那里土地盐碱，人口稀少，而孟子说它方圆百里，又莱夷逼近，与之争夺国土。太公尊贵为尚父，亲近为后父，功劳为元臣，而封地仅止于此，难道不是因为中原之地没有空闲土地，直到薄姑氏被灭，才分封太公吗【周朝灭掉一个国家就分封一个国家，《左传》成王灭唐而分封太叔就是如此，《竹书纪年》武王十六年秋天王师灭蒲姑】。有人说：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他们有什么安定天下的大功？舜固然不能因为弟弟而先于他们。所以象被封在远方，是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汉高祖封刘仲为代王，是将他的兄长抛弃在边境近寇之地，与舜封象不同】
周室班爵禄
为了百姓而设立君主，所以分封爵位的意义，天子与公侯伯子男是一样的，而不是世袭的尊贵；代替耕种而给予俸禄，所以分封俸禄的意义，君卿大夫士与在官的庶民是一样的，而不是不劳而获【黄氏《日钞》读《王制》说：必定以上等农夫为根本，显示俸禄出自农业，等级向上，都是代替耕种的人】。因此知道天子也是一位的意思，就不敢在百姓之上放肆以自尊；知道俸禄是代替耕种的意思，就不敢从百姓那里厚取以自奉。不明白这一点，而侮辱掠夺百姓的君主，常常多于三代之后了。
费惠公
孟子“费惠公”注：“惠公，是费邑的君主。”按：春秋时有两个费，其一见于《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派吕相断绝与秦国的关系说：‘珍灭我的费滑’。”注：“滑国都城在费，即今河南缑氏县【《庄公十六年》滑伯注相同，《昭公二十六年》王次于滑注：‘滑，是周地，本是郑国的邑’】。《襄公十八年》，楚国的蒍子冯、公子格率领精锐部队侵犯费滑，大概本来是一地，秦灭掉它，然后归属晋国【女叔侯对平公说：‘虞、虢、焦、滑、霍、扬、韩、魏，都是姬姓，晋国因此强大’】。其二，《僖公元年》，公赐给季孙汶阳的田地及费，齐乘费城在费县西北二十里，是鲁国季氏的邑【汉梁相费泛碑说：‘他的祖先季孙为鲁国大夫，有功封费，因此以费为姓。’按：《隐公元年》已有费伯，即费庖父】。在子思时，滑国的费早已灭亡，怀疑是季氏的后人而僭称公。鲁连子称陆子对齐湣王说：“鲁费的民众，在襄贲安置甲舍，而楚人对顷襄王有邹、费、郯、邳，大概是所谓的泗上十二诸侯吧？”
仁山金氏说：“费本是鲁季氏的私邑，而孟子称小国之君，曾子书也有‘费君’‘费子’的称呼。大概季氏专权鲁国，而自
春秋以后，计必自据其邑，如附庸之国矣。大夫之爲诸侯，不待三晋而始然，其来亦渐矣。」
译春秋以后，卿大夫必定占据自己的封邑，就像附庸的小国一样。大夫成为诸侯，并不等到三晋分家才这样，这种趋势由来已久，是逐渐形成的。
季氏之于鲁，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国而不敢篡位，愈于晋、卫多矣。故曰：鲁犹秉周礼。
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礼，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于心，以爲之裁制。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孟子荅公都子，言义而举酌郷人敬尸二事，皆礼之用也，而莫非义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虚之教，至于捶提仁义，絶灭礼乐，从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贤智之徒，病汉人训诂之学，得其粗迹，务矫之以归于内，而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事，置之不论。此真所谓告子未尝知义者也。其不流于异端而害吾道者，防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义之言我也【义字从我兼声与意】此与孟子之言相发。
以纣爲兄之子
以纣爲弟，且以爲君，而有防子启；以纣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并言之，则于文有所不便，故举此以该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不言浑敦、穷竒、饕餮。后之读书者，不待子贡之明，亦当闻一以知二矣。
才
人固有爲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下章言天之降才】是以禽兽之人，谓之未尝有才。中庸言能尽其性，孟子言不能尽其才。能尽其才则能尽其性矣，在乎扩而充之。
求其放心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则但求放心，可不必于学问乎？与孔子之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虚之心也。”夫仁与礼，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葢曰：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聼；一人虽聼之，一心以爲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尝穷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势【马融围棊赋】亦必不能从事于奕。
所去三
免死而已矣，则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视欿然
人之爲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欿然，则过人逺矣。不敢自大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则可谓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渔以至爲帝，无非取于人者，则可谓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学者，非自小则自大，吾见其同爲小人之归而已。
士何事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説始于管子【谷梁成公元年传亦云】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五曰百工，化饬八材，计亦无多人尔。武王作《酒诰》之书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此谓农也。肇牵车牛，逺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此谓商也。」又曰：「庻士有正，越庻伯君子，其尔典聼朕教，则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羣萃而州处，四民各自爲乡之法哉？」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爲轻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壊矣。彭更之言，王子垫之问，其犹近古之意与？
饭糗茹草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旧劳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脩烦缛之事。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王业之所由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务也【于寳晋纪论】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后能使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而后可以胜天下之大。舜之圣也，而饭糗茹草
译季氏对于鲁国，只是驱逐国君而不敢另立国君，只是分割国家而不敢篡夺君位，这比晋国、卫国好多了。所以说：鲁国还保持着周代的礼制。
践行我的恭敬，所以称之为“内”（内在修养）。
先王治理天下的工具，是五典、五礼、五服、五刑。那些从自身发出并施加于百姓的，没有不本源于内心，以此作为裁断和制度的依据。亲爱亲人而有等差，尊敬贤人而有等级，这是礼产生的根源。所以孟子回答公都子时，谈到“义”而列举了“酌乡人”和“敬尸”两件事，这都是礼的应用，而没有不是义所适宜的。自从这条道理不被阐明，而佛教、道教空虚的教义，以至于捶打摒弃仁义，断绝灭绝礼乐，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自宋代以来，一两个贤智之人，担忧汉儒训诂之学只得到粗浅的表象，致力于矫正它而归于内心修养，却把达道、达德、九经、三重这些大事置之不论。这真是所谓告子不曾懂得“义”啊。他们不流入异端而危害我们的正道，是很少见的。
董仲舒说：“适宜在我身上的，然后才可以称为义。所以说义，是将‘我’与‘宜’合为一个字，以此掌握它，义的字义就是‘我’【义字从我兼声与意】，这与孟子的话互相阐发。
把纣王当作兄长之子
把纣王当作弟弟，并且当作君主，而有微子启；把纣王当作兄长之子，并且当作君主，而有王子比干。如果并提两者，在文辞上有所不便，所以举出这一种情况来概括两种情况。古人文章的妙处，就像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不说后土；地道没有终结而代有终结，不说臣妻先王；把梼杌安置在四方边远之地，不说浑敦、穷奇、饕餮。后来的读书人，不需要像子贡那样聪明，也应当能闻一知二了。
才
人固然有做不善之事的才能，但这不是他的本性。本性，是上天赋予的；才能，也是上天降下的【下文说上天降下才能】。因此禽兽之类的人，被称为不曾有才能。《中庸》说能尽他的本性，孟子说不能尽他的才能。能尽他的才能就能尽他的本性了，关键在于扩充和充实它。
求其放心
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找回那颗放失的本心罢了。那么只是找回放失的本心，可以不必做学问吗？这与孔子所说的：“我曾经整天不吃，整夜不睡，去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学习。”有什么不同呢？后来又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这所存留的，不是空虚的心。”仁与礼，没有不通过学习就能明白的。孟子的意思，大概是说：能够找回放失的本心，然后才可以做学问。假如奕秋教导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奕秋的教导；另一个人虽然听着，却一心以为有天鹅将要飞来，想着拉弓搭箭去射它，虽然与他一起学，却不如他。这是放失了本心而不知道去找回的人。然而只知道找回放失的本心，而没有穷尽棋局纵横的法则，通晓雁阵般的局势【马融《围棋赋》】，也一定不能从事于下棋。
所去三
只是免于死罢了，那么也不会久留就离开了。所以说：所去的有三项。
自视欿然
人做学问，不可自轻，也不可自傲。得到百里之地而统治它，都足以使诸侯来朝见。拥有天下，不敢自轻；加上韩、魏那样的家产，如果自视谦卑，那就远远超过别人了。不敢自傲，我将用这道来觉悟百姓。想到天下的百姓，哪怕是一个普通男子或妇女，有不受尧舜恩泽的，就好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渠中，这就可以说是没有自轻了。从耕种、制陶、捕鱼一直到成为帝王，无非是从别人那里取得的，这就可以说是没有自傲了。所以自轻，是渺小；自傲，也是渺小。现在的学者，不是自轻就是自傲，我只看到他们同样归于小人罢了。
士何事
士、农、工、商称为四民，这种说法始于《管子》【《谷梁传·成公元年》也说】。三代的时候，百姓中的优秀者被收录到乡校，提升到司徒，而称为士，固然是千百人中难得有一个。大宰用九职来任用万民，第五项是百工，整治八种材料，计算起来也没有多少人。武王作《酒诰》说：“妹土的你们继承你们的股肱之臣，专心种植黍稷，奔走侍奉你们的父兄长辈，这是指农夫。开始牵车拉牛，远行经商，孝顺供养你们的父母，这是指商人。”又说：“众士有正职，以及众伯君子，你们应当听从我的教导，那么称为士的，大抵都是有职事的人了。哪里有所谓聚集而聚居，四民各自为乡的法度呢？”春秋以后，游士日益增多，齐国语言说桓公为八十名游士提供车马衣裘，多给他们的资财，让他们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的贤士，而战国时期的君主于是以士的多少来衡量国家的轻重。文士成为儒生，武士成为侠客。唉！游士兴起而先王的法度败坏了。彭更的话，王子垫的问，大概还接近古人的意思吧？
饭糗茹草
享受天下最大福分的人，必先承受天下最大的劳苦；居于天下最尊贵地位的人，必从事天下最卑贱的事情。因此殷王小乙让他的儿子武丁早年在外劳作，了解百姓的依靠；而周朝的后妃也必须穿洗过的衣服，从事繁琐的事务。等到周公遭遇变故，陈述后稷和先公王业由来的时候，都是农夫女工衣食的事务【于宝《晋纪论》】。古代先王的教化，能侍奉人然后才能役使人，他的心不敢在细微事物上有所缺失，然后才能胜任天下的大事。舜那样的圣人，却吃干粮、嚼野草
；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黒。此其所以道济天下，而爲万世帝王之祖也。况乎其不如舜禹者乎【朱子语类】。言舜之耕稼陶渔，夫子之钓弋，子路之负米，子贡之埋马，皆贱者之事，而古人不辟也。有若三踊于鲁大夫之庭，冉有用矛以入齐军，而樊湏虽少能用命。此执干戈以卫社稷，而古人所不辞也。后世骄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职爲耻】
译禹那样圣明，却手脚长满老茧，面容黑瘦。这正是他能够造福天下，并成为万世帝王始祖的原因。何况那些不如舜和禹的人呢？【朱子语类】。说到舜从事耕种、制陶、捕鱼，孔子钓鱼射鸟，子路背着米粮，子贡埋葬马匹，这些都是低贱者的工作，但古人并不避讳。有若在鲁国大夫的庭院中多次跳跃，冉有用长矛冲入齐军，樊须虽然年轻却能听从命令。这些都是拿起武器保卫国家的行为，古人从不推辞。后世骄奢淫逸日益严重，反而以臣子的职分为耻。
孟子外篇
史记伍被对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纣贵爲天子，死曽不若匹夫。▯子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知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桓寛塩鐡论引孟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尧舜之道，非逺人也，人不思之尔。周礼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诸侯有王。宋鲍照河清颂引孟子曰：千载一圣，犹旦暮也。顔氏家训引孟子曰：图影失形。梁书处士传序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广韵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书皆无其文，岂所谓外篇者邪【史记索隠引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恐是舜生诸冯之误。汉书艺文志孟子十一篇，风俗通曰：孟子作书，中外十一篇】诗维天之命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閟宫传引孟仲子曰：是禖宫也。正义引赵岐云：孟仲子，孟子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谱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葢与孟轲共事，子思后学于孟轲，著书论诗，毛氏取以爲说，则又有孟仲子之书矣【陆玑诗草木疏云：子夏传鲁人申公，申公传魏人李克，李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赵人孙卿，孙卿传鲁人大毛公，大毛公传小毛公】
孟子引论语
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学不厌而教不倦，里仁爲美，君薨聼于冡宰，大哉尧之爲君，小子鸣鼔而攻之，吾党之士狂简，乡原德之贼，恶似而非者】又多大同而小异。然则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故曰：「仲尼没而防言絶」。
孟子字様
九经、论语皆以汉石经爲据，故字体未变。孟子字多近今【如知多作智，说多作悦，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疆多作强之类，与论语异】葢久变于魏晋以下之传録也。然则石经之功，亦不细矣。
唐书》言邠州故作豳，开元十三年以字类幽，故爲邠。今惟《孟子》书用邠字。
容斋四笔》言：孟子是由恶醉而强酒，见且由不得亟，并作“由”今本作“犹”，是知今之《孟子》又与宋本小异。
孟子弟子
赵岐注《孟子》，以季孙、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季孙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异哉弟子之所闻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为可就之矣。使巳为政以下，则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齐人也，学于孟子，乡道而未明，去而学他术。又曰：盆城括尝欲学于孟子，问道未达，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东阿伯，高子泗水伯，盆城括莱阳伯，季孙豊城伯，子叔承阳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记·索隠》曰：孟子有万章、公明高等，并轲之门人。《广韵》又云：离娄，孟子门人，不知其何所本【淮南子》：黄帝亡其▯珠，使离朱、徤剟索之。注：二人皆黄帝臣。《抱朴子》有彭祖之弟子离娄公】元吴莱着《孟子弟子列传》二卷，今不传。
晏子书》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城括，尝为孔子门人，尤误。」
荼
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其説已详之《唐韵正》。按《困学纪闻》，荼有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今按《尔雅》，荼蒤字凡五见，而各不同。《释草》曰：“荼，苦菜。”注引《诗》“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选，一名游冬。《易纬通卦验》▯图云：“苦菜生于寒秋，经冬歴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叶似苦苣而细，防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蔈荂，荼。”注云：“即艻。”疏云：“按《周礼》掌荼，及《诗》有女如荼，皆云荼茅秀也，蔈也、荂也，其别名。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蒤，虎杖。”注云：“似红草而麄大，有细刺，可以染赤。”疏云：“蒤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
译孟子外篇
《史记》中伍被回答淮南王刘安时引用孟子的话说：商纣王尊贵身为天子，死后却还不如普通百姓。《法言·修身篇》引用孟子的话说：有意志却不知道的人是有过的，没有没有意志却能达到境界的。桓宽《盐铁论》引用孟子的话说：我从《河广》一诗中知道了德行的极致。又引用孟子的话说：尧舜的道理，并不远离人，只是人们不去思考罢了。《周礼·大行人》注引用孟子的话说：诸侯有天子。宋人鲍照《河清颂》引用孟子的话说：千年出一位圣人，就像早晚之间的事一样短暂。《颜氏家训》引用孟子的话说：图像影子失去了形体。《梁书·处士传序》引用孟子的话说：现在的人对于爵位俸禄，得到它就像获得生命，失去它就像面临死亡。《广韵》“圭”字下注说：孟子说六十四黍为一圭，十圭为一合。以及朱熹集注中程子所引用的荀子关于孟子的记载：孟子三次拜见齐王却不言语，门人对此感到疑惑。孟子说：我先攻伐他的邪心，如今《孟子》书中都没有这些文字，难道就是所谓的外篇吗？【《史记索隐》引用皇甫谧说：孟子说大禹出生在石纽，是西夷人，恐怕是把舜出生在诸冯弄错了。《汉书·艺文志》记载《孟子》十一篇，《风俗通》说：孟子著书，内外共十一篇】《诗经·大雅·维天之命》传引用孟仲子说：天命广大无极，周朝的礼制多么美好。《诗经·鲁颂·閟宫》传引用孟仲子说：这是求子的禖宫。《正义》引用赵岐说：孟仲子，是孟子的堂弟，跟随孟子学习的人。《谱》说：孟仲子，是子思的弟子，大概与孟轲共同侍奉子思，后来子思向孟轲学习，孟仲子著书论述《诗经》，毛亨选取作为解说，那么又有孟仲子的书了【陆玑《诗草木疏》说：子夏传授给鲁国人申公，申公传授给魏国人李克，李克传授给鲁国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授给赵国人孙卿，孙卿传授给鲁人大毛公，大毛公传授给小毛公】
孟子引论语
《孟子》书中引用孔子的话共二十九处，其中记载在《论语》中的有八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里仁为美；君薨听于冢宰；大哉尧之为君；小子鸣鼓而攻之；吾党之小子狂简；乡原，德之贼也；恶似而非者】，而且大多大同小异。那么孔子的言论，没有流传到后世的很多了。所以说：“仲尼死后，微言绝迹”。
孟子字样
《九经》、《论语》都以汉代石经为依据，所以字体没有变化。《孟子》的字多接近现代【如“知”多写作“智”，“说”多写作“悦”，“女”多写作“汝”，“辟”多写作“避”，“弟”多写作“悌”，“疆”多写作“强”之类，与《论语》不同】，大概是在魏晋以后的传抄中逐渐变化了。那么石经的功劳，也不小了。
《唐书》说邠州原来写作豳，开元十三年因为字形类似“幽”，所以改为邠。现在只有《孟子》书中使用邠字。
《容斋四笔》说：孟子是由恶醉而强酒，见且由不得亟，都写作“由”，现在版本写作“犹”，由此可知现在的《孟子》又与宋代版本略有不同。
孟子弟子
赵岐注《孟子》，把季孙、子叔二人当作孟子的弟子。季孙知道孟子心里不愿意，而心里想让孟子去见他，所以说“弟子所听到的真是奇怪啊”。子叔心里疑惑，也认为可以去见他。从“使我为政”以下，就是孟子的话。又说：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的人，曾经向孟子学习，但不能透彻理解性命之理。又说：高子，齐国人，向孟子学习，向往道却未明白，离开后学习其他术数。又说：盆成括曾经想向孟子学习，问道未通，就离开了。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为东阿伯，高子为泗水伯，盆成括为莱阳伯，季孙为豊城伯，子叔为承阳伯，都是因为他们是孟子弟子的缘故。《史记·索隐》说：孟子有万章、公明高等，都是孟轲的门人。《广韵》又说：离娄，孟子的门人，不知依据什么【《淮南子》：黄帝丢失了他的宝珠，派离朱、健剟去寻找。注：二人都是黄帝的臣子。《抱朴子》中有彭祖的弟子离娄公】元代吴莱著《孟子弟子列传》二卷，现在不传。
《晏子书》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曾经做过孔子的门人，尤其错误。”
荼
“荼”字从中唐开始变化为“茶”，其说法已在《唐韵正》中详细论述。根据《困学纪闻》，“荼”有三种：谁说荼苦，是苦菜；有女如荼，是茅草开花；以薅荼蓼，是陆生的草。现在根据《尔雅》，“荼”和“蒤”字共出现五次，而各不相同。《释草》说：“荼，苦菜。”注引用《诗经》“谁说荼苦，其甘如荠”，疏说：“这种味道苦，是可以食用的菜。”《本草》一名选，一名游冬。《易纬通卦验》图说：“苦菜生于寒秋，经过冬天经历春天才成熟。”《月令》“孟夏苦菜秀”，就是这个。叶子像苦苣但更细，掐断有白汁，花黄像菊花，可以吃只是苦罢了。又说：“蔈荂，荼。”注说：“就是艻。”疏说：“根据《周礼》掌荼，以及《诗经》有女如荼，都说荼是茅草开花，蔈也、荂也，是它的别名。这两个字都从草从余。”又说：“蒤，虎杖。”注说：“像红草但粗大，有细刺，可以染红色。”疏说：“蒤一名虎杖。陶弘景注《本草》说：田野里非常多
，壮如大马蓼，茎斑而叶圆是也。”又曰：“蒤，委叶。”注引《诗》“以茠蒤蓼”，疏云：“蒤一名委叶。王肃説《诗》云：蒤，陆秽草。然则蒤者，原田芜秽之草，非苦菜也。今《诗》本茠作薅，此二字皆从草从涂。”《释木》曰：“槚，苦荼。”注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煑作羮饮。今呼早采者爲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诗》攷之，《邶》《谷风》之荼苦，《七月》之采荼，《緜》之堇荼，皆苦采之荼也【诗》“采苦采苦”，传：“苦苦采。”正义曰：“此荼也。陆玑云：苦采生山田及泽中，得霜恬▯而美，所谓堇荼如饴。《内则》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又借而爲“荼毒”之荼，《桑柔》《汤诰》皆苦菜之荼也。《夏小正》“取荼莠”，《周礼》地官“掌荼”，《仪礼》“既夕礼茵着用荼实绥泽焉”，《诗》“鸱鸮捋荼”，传曰：“荼，萑苕也。”正义曰：“谓薍之秀穗，茅薍之秀，其物相类，故皆名荼也。”茅秀之荼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东门，有女如荼”，《国语》吴王夫差“万人爲方陈，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考工记》“望而防之，欲其荼白”，亦茅秀之荼也。“良耜”之荼蓼，“委叶”之蒤也，唯虎杖之蒤与槚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而王褒《僮约》云：“阳武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荼荈出巴蜀。”《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荼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译（它）壮实得像大马蓼，茎有斑点而叶子圆润，就是这种草。”又说：“蒤，就是委叶。”注引《诗经》“以茠蒤蓼”，疏云：“蒤又名委叶。王肃解释《诗经》说：蒤，是陆地上荒芜的杂草。那么蒤就是原野田地里的芜秽杂草，不是苦菜。现在《诗经》版本中‘茠’写作‘薅’，这两个字都从草字头，从涂声。”《释木》说：“槚，就是苦荼。”注云：“树小得像栀子，冬天生长叶子，可以煮成羹汤饮用。现在把早采摘的称为荼，晚采摘的称为茗，又名荈，蜀地人称之为苦荼。”这个字也从草字头，从余声。现在用《诗经》来考证，《邶风·谷风》中的“荼苦”，《豳风·七月》中的“采荼”，《大雅·緜》中的“堇荼”，都是苦菜类的荼【《诗经》“采苦采苦”，传：“苦苦，就是苦菜。”正义曰：“这就是荼。陆玑说：苦菜生长在山地田野和水泽之中，经霜后味道甘甜美好，这就是所谓的‘堇荼如饴’。《礼记·内则》说：煮猪肉包裹苦菜，用的就是苦菜】。又借用作“荼毒”的荼，《大雅·桑柔》《尚书·汤诰》中的荼，也都是苦菜类的荼。《夏小正》“取荼莠”，《周礼》地官“掌荼”，《仪礼》“既夕礼中茵席里装着荼，铺在泽地之上”，《诗经》“鸱鸮捋荼”，传曰：“荼，就是萑苕。”正义曰：“说的是薍的穗子，茅和薍的穗子，它们的物类相似，所以都叫荼。”这是茅穗的荼，因为它白色而取象于它。“出其东门，有女如荼”，《国语》中吴王夫差“万人组成方阵，白幡白旗，素甲白羽的箭，远看像荼一样”，《考工记》“远望而防备它，希望它像荼一样白”，也都是茅穗的荼。“良耜”中的荼蓼，就是“委叶”的蒤，只有虎杖的蒤和槚的苦荼没有见于《诗经》《礼记》，而王褒《僮约》说：“在阳武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说：“芳荼冠六清。”孙楚诗说：“姜桂荼荈出巴蜀。”《本草衍义》：“晋代温峤上表进贡荼千斤，茗三百斤。”由此可知，自从秦人攻取蜀地之后，才开始有饮茶之事。
王褒《僮约》前云炰鼈烹荼，后云阳武买荼。注：以前爲苦菜，后为茗。
唐书陆羽传，羽嗜荼【自此后荼字减一画为茶】着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着茶之功。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至明代，设茶马御史。而大唐新语，言右补阙綦毋煚，性不饮茶，着茶饮序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功归茶力，贻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害逺难见？」宋黄庭坚茶赋亦曰：「寒中瘠气，莫甚于茶。或济之塩，勾贼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摄生者之所宜戒也。」
鴚
尔雅》：“舒雁，鵞。”注：“今江东呼▯▯，即鴐字【古加字，读如哥。诗《君子偕老》之珈，东山之嘉，并与何爲韵】左传》：“鲁大夫荣鴐鵞。”《方言》：“雁，自闗而东谓之鴚鵞。”《太▯经》：“装次二鴐鵞，惨于冰。”一作“▯鵞”。司马相如《子虚赋》：“弋白鹄，连鴐鵞，双鸧下。”《▯鹤》加上《林赋》：“鸿、鹔、鹄、鸨、鴐鵞属玉。”扬雄《反离骚》：“鳯皇翔于蓬陼兮，岂鴐鵞之能防？”张衡《西京赋》：“鴐鵞、鸿、鶤。”《南都赋》：“鸿、鸨、鴐鵞。”杜甫《七歌》：“前飞鴐鵞，后▯鸧。”《辽史》穆宗纪：“获鴐鵞，祭天地。”《元史》武宗纪：“禁江西、湖广、汴梁私捕鴐鵞。”《山海经》：“青要之山，是多鴐鸟。”郭璞云：“未详，或云当作鴐，其从马者，传写之误尔【汉书·古今人表》：“荣鴐鵞。”师古曰：“鴐音加，今本亦误作驾。”今《左传》本亦多作“驾”，犹《诗》“乘乗鸨”之误作“鸨”也】
九经
唐宋取士皆用九经，今制定爲五经，而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二传并不列于学官。杜氏《通典》：“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上言：‘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晋书·荀崧传：‘时简省博士，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又多故，厯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博士三人，其余【易、诗、书】则经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周易》有郑氏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于礼特明，皆有证据。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防，亲受孔子。殁，丘明撰其所闻爲之传，防辞妙旨无不精究。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多可采用。谷梁赤师徒相传，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载，亦足有所订正。臣以爲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趣，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遇王敦难不行【按《元帝纪》云：“太兴四年三月，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明年正月，王敦反，是虽置而旋不行也】唐贞观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后，明经兼习《周礼》若《仪礼》者，于本色内量减一选。”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璀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防旨，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歴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防，四经殆絶，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停，各量配作业，并贡人预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八第，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唐书》开元十六年十二月，杨玚爲国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絶，请量加优奨。于是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着于式。古人抱遗经、扶防学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废之。葢必当时之士子苦四
译王褒《僮约》前文说“炰鼈烹荼”，后文说“阳武买荼”。注解说：前面的“荼”指苦菜，后面的“荼”指茶。
《唐书·陆羽传》记载，陆羽嗜好茶（从此以后，“荼”字减去一画写作“茶”），撰写了《茶经》三篇，论述茶的起源、烹煮方法和器具，尤为完备，天下人于是更加懂得饮茶了。有个叫常伯熊的人，依据陆羽的论述，又广泛著述茶的功效。此后崇尚饮茶成为风气，当时回纥人入朝，开始驱赶马匹来交换茶叶。到了明代，设立了茶马御史。而《大唐新语》记载，右补阙綦毋煚，生性不喝茶，撰写《茶饮序》说：“消除积滞、疏通壅塞，一天之内的好处暂时很好；但损耗元气、侵蚀精髓，终身的危害却很大。获得利益就归功于茶的功效，留下祸患却不认为是茶的灾难。难道不是福祸临近容易知晓，而祸害遥远难以察觉吗？”宋代黄庭坚的《茶赋》也说：“寒气侵中、损耗元气，没有比茶更严重的了。如果加盐来调和，就像勾结盗贼破坏家业。如今南方人往往有茶癖，却不知道它的危害，这也是养生的人所应当戒除的。”
《尔雅》说：“舒雁，就是鹅。”注解说：“现在江东地区称〇〇，就是‘鴐’字（古‘加’字，读音如‘哥’。《诗经·君子偕老》中的‘珈’，《东山》中的‘嘉’，都与‘何’押韵）。”《左传》记载：“鲁国大夫荣鴐鵞。”《方言》说：“雁，从函谷关以东称为鴓鵞。”《太〇经》说：“装次二鴓鵞，惨于冰。”一作“〇鵞”。司马相如《子虚赋》说：“射白鹄，连鴓鵞，双鸧下。”《〇鹤》加上《林赋》说：“鸿、鹔、鹄、鸨、鴓鵞、属玉。”扬雄《反离骚》说：“凤凰翱翔在蓬陼啊，难道鴓鵞能够防范吗？”张衡《西京赋》说：“鴓鵞、鸿、鶤。”《南都赋》说：“鸿、鸨、鴓鵞。”杜甫《七歌》说：“前飞鴓鵞，后〇鸧。”《辽史·穆宗纪》记载：“捕获鴓鵞，祭祀天地。”《元史·武宗纪》记载：“禁止江西、湖广、汴梁私自捕猎鴓鵞。”《山海经》说：“青要山，有很多鴓鸟。”郭璞说：“不详，或许应当写作‘鴓’，那些从‘马’旁的，是传抄的错误罢了（《汉书·古今人表》：‘荣鴓鵞。’颜师古说：‘鴓音加，现在的版本也误作‘驾’。’现在《左传》的版本也多作‘驾’，就像《诗经》‘乘乘鸨’误作‘鸨’一样）。”
唐宋时期选拔士人都使用九经，现在制定为五经，而《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并不列入学官。杜佑《通典》记载：“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上奏说：‘尚书下达符令，每部经书设置博士一人（《晋书·荀崧传》：‘当时精简博士，其中《仪礼》、《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郑玄注《易》都省去不设）。’又因多事，历朝历代儒道荒废，学者中能兼通经义的很少。况且《春秋》三传都出自圣人，但义理归宿不同，自前代通儒以来，没有能通晓得失并兼而学习的人。现在适宜为《周礼》、《仪礼》两部经书设置博士二人，为《春秋》三传设置博士三人，其余（《易》、《诗》、《书》）每部经设置一人，共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说：‘博士原有十九人，现在五经共九人，比照古代计算现在还不到一半。《周易》有郑氏注，其书籍根源实在值得深深惋惜。《仪礼》这一部经，所谓曲礼，郑玄对于礼特别明了，都有证据。从前周朝衰微，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访，亲自受教于孔子。孔子去世后，丘明撰写他所听到的作为传，防辞妙旨无不精究。公羊高亲自受教于子夏，立于汉朝，多可采用。谷梁赤师徒相传，诸多所阐发的，或许是左氏、公羊不记载的，也足以有所订正。我认为三传虽然都叫《春秋》，但发端旨趣不同，应当各置一人以传承其学问。’遭遇王敦之乱未能实行（按《元帝纪》说：‘太兴四年三月，设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次年正月，王敦反叛，这是虽然设置了但随即未能实行。’）唐贞观九年五月敕令：‘从今以后，明经科兼习《周礼》或《仪礼》的，在原有等级内酌情降低一级选拔。’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璀上奏说：‘《三礼》、《三传》以及《毛诗》、《尚书》、《周易》等，都是圣贤的旨意，是教化百姓的学业。现在明经科所习重在出身，都因为《礼记》文字少，人们都争着读《周礼》，经邦的轨则，《仪礼》庄敬的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现在两监及州县因为独自学习没有同伴，四经几乎断绝，事情需要训导诱导，不可因循。请求停止那些学生，各自酌情分配作业，并在贡人预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允许其八等第，以此开导劝勉，就希望四海均习九经完备。’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唐书》开元十六年十二月，杨玚任国子祭酒，上奏说：‘现在明经科习《左氏传》的，十人中不到两三个，而且《周礼》、《仪礼》以及公羊、谷梁几乎将要废绝，请求酌情加以优厚奖赏。于是下达制令：明经科习《左氏传》及通晓《周礼》等四经的出身，免除担任散官，于是著录于式。古人怀抱遗经、扶持儒学的心，如此急切，而现在却全部废弃了。大概当时士子苦于四
经之难习，而主议之臣徇其私意，遂举歴代相传之经典弃之而不学也。自汉以来，岂不知经之爲五，而义有并存，不容执一？故三家之学并列春秋，至于三礼各自爲书。今乃去经习传，尤爲乖理。茍便已私，用之干禄，率天下而欺君负国，莫甚于此。经学日衰，人材日下，非职此之由乎？
译经典难以研习，而主持议论的大臣徇私舞弊，于是将历代相传的经典抛弃而不加学习。自汉代以来，难道不知道经典分为五部，且义理并存，不能固执一端吗？所以春秋有三家之学并列，至于三礼也各自成书。如今却舍弃经典而研习传注，尤其违背事理。如果为了便利私欲，借此谋求官禄，从而引导天下人欺君负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经学日益衰微，人才日益低下，不正是由此造成的吗？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书、诗、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是时仪礼、春秋皆不列学官，元祐初始复春秋左传】朱文公乞脩三礼劄子，遭秦灭学，礼乐先壊，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爲礼之纲领。至于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説耳【朱子言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説。熙寕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是则仪礼之废，乃自安石始之【语类言仪礼旧与五经并行，王介甫始罢去。祖宗朝有开寳通礼科，礼官用此等人爲之，介甫一切罢去】至于明代，此学遂絶。
朱子又作《谢监岳文集序》曰：「谢绰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间，闻读书声，入而视之，仪礼也。以时方专治王氏学，而独能尔，异之，即与俱归，勉其所未至，遂中绍兴三年进士第。在宋已爲空谷之足音，今时则絶响矣。」
考次经文
礼记·乐记》寛而静，至温良而慈。一节当在爱者，宜歌商。之上文义甚明，然郑康成因其旧文，不敢辄更，但注曰：「此文换简失其次，寛而静宜在上，爱者宜歌商，宜承此书。」《武成》定是错简，有日月可攷。蔡氏亦因其旧，而别序一篇，爲今攷定，《武成》最爲得体。
其他攷定经文，如程子改易《系辞》“天一地二”一节于“天数五”之上；《论语》“必有寝衣”一节于“齐必有明衣布”之下；苏子瞻改《书》“洪范”曰“王省惟岁”一节于“五曰厯数”之下；改《康诰》“惟三月哉生魄”一节于《洛诰》“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学》“康诰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之下；改《诗》云“瞻彼淇澳”二节于“止于信”之下；《论语》“诚不以富”二句于“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之下；《诗》小雅“以南陔足鹿鸣之什”而下改爲“白华之什”，皆至当，无复可议。后人效之，妄生穿凿。《周礼》五官互相更调，而王文宪【名柏】作《二南相配圗》《洪范经传图》《重定中庸章句图》，改《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秾矣》三章于《王风》；仁山金氏本此，改“敛时五福”一节于“五曰考终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节于“六曰弱”之下。使邹鲁之书传于今者，防无完篇，殆非所谓“畏圣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二节于“子曰聼讼吾犹人也”之上，以爲传之四章，释格物致知，而传止于九章，则《大学》之文元无所阙，其説可从。
鳯翔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隂已下七节，自天祐之一节，憧憧往来已下十一节，此十九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一节之重见，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节，属于天▯而地黄之后【依卦爲序】于义亦通。然古人之文变化不拘，况六经出自圣人，传之先古，非后人所敢擅议也。
日知録卷七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録卷八昆山顾炎武撰州县税赋
王士性《广志绎》曰：天下赋税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逺而徴科乃至悬絶者，当是国初草草未定画一之制，而其后相沿不敢议耳。如眞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之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即其广轮之数，眞定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眞定止一十万六千石。然犹南北异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寡一州七县，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间粮止六万一千，登州乃二十三万六千。然犹直▯山东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庻，视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乃四万四千。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寕，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五千，保寕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一邑，则同一西南充也，而
译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言论，士人各自专攻《易》、《书》、《诗》、《周礼》、《礼记》中的一部经书，兼习《论语》、《孟子》。当时《仪礼》、《春秋》都不列入官方学馆，直到元祐初年才恢复《春秋左传》。朱熹在请求修撰三礼的札子中说，秦朝焚书灭学，礼乐制度首先遭到破坏，稍微保存下来的只有三礼而已。《周官》（即《周礼》）一书，固然作为礼制的纲领。至于具体的仪节法度，则以《仪礼》为根本经典，而《礼记》中的《郊特牲》、《冠义》等篇则是对其义理的解说。朱熹曾说，《仪礼》是经，《礼记》是解释《仪礼》的。比如《仪礼》中有冠礼，《礼记》中就有《冠义》；《仪礼》中有昏礼，《礼记》中就有《昏义》；乃至燕射之类，没有不是这样的。在此之前，还有三礼、通礼、学究等科举科目，虽然礼制未能施行，但士人仍能通过诵读学习而了解其义理。熙宁年间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除《仪礼》，只保留《礼记》一科，抛弃经典而依赖传注，舍弃根本而尊崇末节，其过失已经非常严重。因此，《仪礼》的废除，是从王安石开始的。《朱子语类》中说，《仪礼》过去与五经并行，王介甫（王安石）开始将其罢去。祖宗朝有开宝通礼科，礼官任用这类人担任，介甫一概罢去。到了明代，这门学问于是断绝。
朱熹又在《谢监岳文集序》中说：“谢绰是政和人，我的父亲在政和任县尉时，行走于田间，听到读书声，进去查看，发现读的是《仪礼》。因为当时正专门研习王氏之学，而他却能独自如此，觉得他很奇特，便让他一同回家，勉励他补足不足之处，于是他在绍兴三年考中进士。这在宋代已是空谷足音，在当今时代则完全绝响了。”
考订经文次序：
《礼记·乐记》中“宽而静”到“温良而慈”这一节，应当放在“爱者，宜歌商”的上面，上文义理非常明白。然而郑康成依据旧本文字，不敢擅自更改，只注释说：“这段文字因简册错乱而失去次序，‘宽而静’应当在上，‘爱者宜歌商’应当承接这段文字。”《武成》篇肯定是简册错乱，有日月可考。蔡氏也依据旧本，另外编排了一篇，如今考订，《武成》篇最为得体。
其他考订经文的情况，如程子将《系辞》中“天一地二”一节移到“天数五”的上面；将《论语》中“必有寝衣”一节移到“齐必有明衣布”的下面；苏东坡将《尚书》“洪范”中“王省惟岁”一节移到“五曰历数”的下面；将《康诰》中“惟三月哉生魄”一节移到《洛诰》“周公拜手稽首”的上面；朱熹将《大学》中“康诰曰”到“止于信”移到“未之有也”的下面；将《诗经》中“瞻彼淇澳”两节移到“止于信”的下面；将《论语》中“诚不以富”两句移到“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的下面；将《诗经》小雅中“以南陔足鹿鸣之什”改为“白华之什”，这些改动都非常恰当，无可非议。后人效仿他们，却妄加穿凿附会。《周礼》中五官互相更替调动，而王文宪（名柏）作《二南相配图》《洪范经传图》《重定中庸章句图》，将《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秾矣》三章改入《王风》；仁山金氏本于此，将“敛时五福”一节移到“五曰考终命”的下面；将“惟辟作福”一节移到“六曰弱”的下面。如果让邹鲁的典籍流传至今，恐怕没有完整的篇章了，这大概不是所谓“敬畏圣人之言”的做法吧。
董文清槐将《大学》中“知止而后有定”两节移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的上面，认为这是传文的第四章，解释格物致知，而传文止于第九章，那么《大学》的文字原本就没有缺失，他的说法可以采纳。
凤翔袁楷认为《文言》中有错入《系辞》的部分，从“鸣鹤在阴”以下七节，从“天祐之”一节，从“憧憧往来”以下十一节，这十九节都是《文言》。即使“亢龙有悔”一节的重见，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于是他将这十八节归属于“天玄而地黄”之后（依照卦序排列），在义理上也通顺。然而古人的文章变化不拘一格，何况六经出自圣人，传承于远古，不是后人敢擅自议论的。
《日知录》卷七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八 昆山顾炎武撰 州县税赋
王士性《广志绎》说：天下的赋税，有土地肥瘠差别不大，而征收税额却相差悬殊的，这应当是国家初建时草率未定统一制度，而后来沿袭不敢议论罢了。比如真定管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管辖一州七县，不论管辖范围，仅就面积而言，真定已是苏州的五倍，而苏州粮食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只有一十万六千石。这还是南北差异。如果同是北方，河间繁富，辖二州十六县，登州贫寡，辖一州七县，相差几乎像草茎和屋柱那样悬殊，而河间粮食只六万一千石，登州却有二十三万六千石。这还是直隶与山东的差异。如果在同一省，汉中二州十四县的殷实富庶，相比临洮二州三县的冲要疲敝，显而易见，而汉中粮食只三万石，临洮却有四万四千石。这还是各道的差异。如果在同一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它们管辖二州八县相同，而顺庆粮食七万五千石，保宁只有二万石。这还是两郡的差异。如果在同一县，则同是西南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