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録卷九

译这是开端，古今道理是一致的。」然而井田制度不均衡、赋税不公平，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三百年了。所以《东昌府志》说：「两个州、十五个县使用的步尺标准参差不齐，大小亩的规划也不统一，人们得以在其中随意增减长短宽窄。」而《大名府志》认为：「田赋必须公平才能长久维持。」除了沙地、荒地另行登记外，请求下令各州县长官统一标准进行丈量，用纸币标准来校准尺，用尺来校准步，用步来校准亩，用亩来校准赋税，仿照江南鱼鳞图册的格式来编排登记。过去登记中那些不整齐的数额全部废除，而统计现存的土地，平均摊派到各州县之间。所有的粮税、马草、驿站传递、均徭、里甲之类的赋役，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分级征收。这样，方圆数百里内的风土人情就统一连贯了。由此可知，均丈的建议，前人已经提出过，而现在可以在天下推行了。

译《宋史》记载，宋代田制未能确立，田亩频繁转易，人口隐匿漏报，兼并冒伪现象严重，朝廷未曾考察核实。【《王洙传》】王洙曾说，天下田税不均，请求采用郭谘、孙□的“千步开方法”颁行州县，以均平赋税。又记载，宣和年间，李彦在汝州设置机构，凡是民间良田，便指使他人投书告发，指称为无主荒地。鲁山全县都被括为公田，烧毁百姓原有的田契，迫使田主缴纳租税，申诉的人随即遭受威逼刑罚。公田既然没有两税，转运使也不代为奏请免除，全部摊派到其他州县。【《宦者传》】由此可见，经界不正、赋税不均，从宋代就已经如此，并非只有金元末年才出现。

自古以来，划定疆界、分设城邑，必定相互毗邻，天下都是这样。后世则州县所属的乡村，有的距离治所三四百里，有的城门之外就是邻属之地，那么幅员范围就不能不调整。下邽在渭水以北，却并入渭南；美原在北山，却并入富平。像这类情况，都应当恢复设置。而大名县距离府城七里，可以省并入元城县，那么大小就不能不均衡。管辖之地多有交错隔越，如南宫【属真定】与威县【属广平】之间，有新河县【属真定】的土地；清河【属广平】与威县之间，有冠县【属东昌】的土地；郓城【属兖州】与范县【属东昌】之间，有邹县【属兖州】的土地；青州的益都等地，都有高苑的土地；淮安的宿迁县，有开封祥符县的土地；大同的灵丘、广昌两县中间，有顺天宛平县的土地。有的距离县城一二百里，有的隔着三四州县，藏匿奸宄、逃避赋税，往往由此产生。更严重的，像沈丘【属开封】的县署地粮，竟然隶属于汝阳【属汝宁】，那么交错混杂就不能不纠正。卫所的屯田，有的在三四百里之外，与民田交错，久而久之迷失了户籍册籍，那么军民就不能不清理。水滨之地，涨落无常，如蒲州西门外三里，就用以补充朝邑坍没的土地，致使陕西人渡河耕种，以至于争斗杀伤，那么变故就不能不通晓。《周礼》中形方氏掌管制定邦国的地域，并校正其封疆，没有分离的土地。如果有王者兴起，应当派遣使者分别巡视郡邑，绘制地形，以山川为基准，以经界为标准，使土地、城邑、民居，必定相互协调，或许诉讼会减少而风俗会淳厚。【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将民户不足三千的州，都改为县，改了的共有三十七个州】

后魏虽然兴起于北方沙漠，占据中原，但其垦田、均田的制度，有足以作为后世法度的地方。景穆太子监国时，下令说：“《周书》说：任用农夫从事耕作，进贡九种谷物；任用园圃之官从事种植，进贡草木；任用工匠利用剩余材料，进贡器物；任用商人从事市场交易，进贡货物；任用牧官从事畜牧，进贡鸟兽；任用嫔官从事女红，进贡布帛；任用衡官从事山事，进贡木材；任用虞官从事泽事，进贡物产。于是命令有关官员督促京畿内的百姓，让没有牛的人借别人的牛耕种，并为之除草来偿还。凡是耕种二十二亩，除草七亩，大致以此作为比率。让百姓各自在田首标上姓名，以知晓他们的勤勉与懒惰，禁止饮酒、游戏的人。于是垦田大大增加。”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下诏说：“朕承继皇位十五年了，每次阅览先王的典籍，治理百家，积蓄已经积累，百姓永远安定。然而到了末世，这种道统衰微，富强者兼并山泽，贫弱者连一间屋子的希望都断绝了，致使土地有遗留的利益，百姓没有多余的财产，有的争夺田界而丧命，有的因饥荒而抛弃产业。而想要天下太平，百姓丰足，怎么能够得到呢！现在派遣使者巡视州郡，与地方长官均分天下的田地，劝课农桑，振兴富民的根本。其制度：男子十五岁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百姓到了应课役的年龄就受田，年老免除及身死就还田，各种桑田不在还受的限额内。男子每人给田二十亩，按规定种植桑树五十棵，枣树五株，榆树三根。非桑树之地，每人给一亩，依法种植榆枣，限三年种完，不完则剥夺其未种完的土地。于是有了口分田、世业田的制度，唐代还沿袭它。唉！君主想要留心民事，而创立百世的规矩，那也不过是运于掌中罢了。”宋代林勋作《本政》一书，而陈亮认为必定要有英雄特起的君主，在变革之后使用，难道不是知言的人吗！

明初承继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年间，下诏有能开垦的，就成为自己的产业，永远不起科征税。【这时方孝孺有依据其旷土恢复古井田制的议论】到正统年间，流民聚居，下诏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户部尚书张凤等上奏：山东、河南、北直隶以及顺天府无额田地，甲刚开荒耕种，乙就告发他不纳税粮。如果不起科，争竞的途径终究难以杜绝。今后凡是告发争竞的，应当依照本部所奏减轻起科的则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科草二束。这不仅永远杜绝争竞的开端，而且稍微帮助仓廪的积蓄。皇帝听从了。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弹劾张凤等不守祖制，不体恤民怨。皇帝不听从。

译然而自古没有永远不征收赋税的土地。明朝初年因为招徕垦荒民众的立法过于宽纵，反而引发了日后的争端，于是双方互相告发，将土地投献给王府、勋戚以及西天佛子（见《实录》成化四年三月），难怪会使得田界不正、赋税不均了。

译苏松二府田赋沉重

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说：韩愈曾说赋税出自天下，而江南占十分之九；以现在来看，浙江东西两路又占江南的十分之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占两浙的十分之九。考查洪武年间【据《诸司职掌》】，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算的，总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石，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石，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石，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石。由此可见，这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如今国家都城在燕京，每年漕运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充实京师，而这五府的税额，几乎占江西湖广南直隶的一半。臣私下以苏州一府来推算其余各府，苏州一府七县【当时尚未设立太仓州】，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占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却要在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的岁额之内，缴纳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其征收之重，民力之竭，可想而知了。

后来，杜宗桓给巡抚侍郎周忱上书说：五代时钱氏在两浙征税，每亩三斗。宋朝时均定两浙田税，每亩一斗【宋淳祐元年鲍廉作《琴川志》说：国初完全削去钱氏白配的名目，派遣右补阙王永、高象先各自乘坐驿马，均定税数，只分中下二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向百姓索取的不过如此。自从熙宁、丰年间变法，崇宁、大观年间多事，靖康、炎兴年间军兴，随时增加，然而宋初的税额还未达到一斗】。元朝进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元史·耶律楚材传》】。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也不过三升五升，其中最少的有三合五合的，于是天下百姓都得以安居乐业。唯独苏松二府的百姓，却因赋税沉重而流离失所者众多。如今粮税沉重的地方，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的，请说说其中的缘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的，有因为虐待百姓获罪而籍没的，有关部门不体察圣心，将没入的田地一律按照租额起征粮税，每亩四五斗，七八斗，甚至一石以上，百姓的困苦从此产生【《宋史》记载建炎元年籍没蔡京、王黼等庄园作为官田，减少租税三分，洪武初年没有以此旧例上言的】。为什么呢？田地没入之前，小民向土豪缴纳租子，早晚往返而已，后来私租变成官粮，就要到各仓送纳，运输经过江湖，动不动就经历岁月，有二三石只纳一石的，有四五石只纳一石的，有遇到风波盗贼的，以致累年拖欠不足【王叔英疏中也说输送到官仓，道路遥远，劳费不少，收纳之际其弊更多，甚于向富民缴纳租子，自洪武时已然如此】。

我按：宋朝华亭一县，即今松江一府，在绍熙年间，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余石，景定年间贾似道买民田作为公田，增加粮税一十五万八千二百余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余石，稍微增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朝更轻，然而到大德年间没入朱清、张瑄田地，后至元年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地，一府税粮达到八十万石，等到末年张士诚又合并诸拨属财赋府以及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地，到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租税既然大重，百姓不能忍受，于是皇上怜悯百姓重困，屡次降下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书】，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余石，我纵观往昔，自有田税以来，未有如此沉重的。农夫蚕妇冻着织布，饿着耕田，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还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亡，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来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也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愿阁下转达皇上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此则国家有轻税之名，又有征税之实矣。

今按《宣庙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右布政使周干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说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问老人都说是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

译依据私田租额减少二斗，这是按十分取八的比例征收。拨赐给公侯、驸马等项的田地，每亩过去缴纳租税一石，后来因故归还官府，又按照私田租例全部征收，况且按十分取八，百姓尚且难以承受，何况全部征收呢？如果全部征收，就无法供给私家使用，必然导致百姓受冻挨饿，想要不逃亡也是不可能的。请求命令有关部门，将没收的官田以及公侯归还的官田租税，都参照当地官田的标准征税，每亩税六斗，这样田地就没有抛荒的祸患，而小民得以安居乐业。下交六部商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日，下诏说：各地旧额官田的征税标准不一，租粮过重，农民无法承受，从今年开始，每亩旧额纳税自一斗至四斗的，各减少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的，各减少十分之三，永远作为定例。六年三月，巡抚侍郎周忱说：“松江府华亭、上海两县原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九百余石，都是古额科粮太重，请求按照民田标准征税，以便征收容易完成。”皇上命令行在户部会同官员商议，弹劾周忱变乱成法，沽名钓誉，请求治他的罪，皇上没有准许。七年三月庚申日初一，下诏说：凡是官田、塘、地的税粮，不分古额近额，全都依照五年二月癸巳日的诏书减免，不允许故意违抗。辛酉日，皇上退朝后，在左顺门对尚书胡濙说：“我昨天因为官田赋税沉重，百姓受苦，下诏减少十分之三，以缓解民力。曾经听说外面有议论，朝廷每次下诏免除租赋，而户部都不批准，甚至发文告诫有关部门不要以诏书为借口。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废置诏令，阻塞恩泽，不让它下达，其罪过如何？现在减租的命令务必严格执行。《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有子说：‘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能富足’？你们都是读书人，难道不知道这些吗？我昨天有首诗阐述这个意思，现在展示给你们，希望你们牢记不忘。”胡濙等都叩头谢恩。那首诗说：“官租颇为繁重，在过去大概有其原因，而这些耕种田地的人原本都是贫苦百姓，耕作已经劳累，缴纳也辛苦，于是使得衣食微薄，拿什么来供养自身，深切思念使我心怀怜悯，过去的做法怎么能遵循？下诏减少十分之三，施行于四方，均等先王看待万民如同父子，亲近这才重视国家根本，难道说是夸耀我的仁德？”《英庙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夘日，行在户部上奏：浙江直隶苏松等地减免税粮，请求命令各地巡抚侍郎并会同府县官员用心核实。那些官田每亩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的，减为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的，减为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的，减为一斗。清楚列出数目，送交户部审核，皇上听从了【按嘉靖十七年册，长洲县田地还有七斗以上的，现在与民田统一平均，但仍然有三斗七升，这说明此法当时并未完全奉行】

译官田自汉代以来就存在。《宋史》记载，建炎元年没收蔡京、王黼等人的庄园作为官田。开禧三年诛杀韩侂胄，第二年设立安边所。韩侂胄与其他权贵被没收的田地，以及属于官府的围田、湖田，都归入其中。每年缴纳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多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多缗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虙、张晞颜等人进言：“请求依照祖宗限田的议定，从两浙、江东、江西官民户超过限额的田地中，抽取三分之一购买充作公田。得到一千万亩田地，那么每年就有六七百万斛的收入。”丞相贾似道支持这个建议，予以施行，始于浙西六郡。凡是田地每亩起租满一石的，给予二百贯，依次递减。有关部门以购买田地为功绩，都错误地将七八斗算作一石。后来田地稀少且贫瘠，亏欠租税以及佃户因欠租而逃跑的，通常向田主追偿。六郡的百姓大多家破人亡【理宗纪记载：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已购买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而平江的田地尤其多【似道传记载：包恢任平江知府，督购田地甚至动用肉刑】。元朝拥有天下后，这些田地都单独由官府管辖。《松江府志》记载：元朝时，除了苗税、公田外，又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管辖原宋朝后妃的田地，以供太后使用；江浙财赋府管辖没收的朱【清】张【瑄】田地，以供中宫使用【元史天历二年十月设立平江等处田〇提举司】；稻田提领所管辖没收的朱【国珍】管【明】田地，以赐给丞相托克托。拨赐庄【在上海十九保，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赐托克托松江田，设立松江等处稻田提领所】管辖宋朝亲王及新没收的明庆、妙行二寺等田地【又有汪闗、闗满经历的田地】，以赐给影堂、寺院、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云宗僧人的田地【元史成宗纪：大德七年七月罢免江南白云宗总摄所，其田地令依例缴纳租税。仁宗纪：至大四年二月御史台进言白云宗总摄所统辖江南有头发的僧人不养父母、逃避徭役损害百姓，请求追回所受的玺书银印，勒令还入民籍，皇帝听从了】，都不隶属于州县原有的定额。而元史所记载赐田的大臣如拜珠、雅克特，诸王如鲁王、多阿克、巴拉、郯王彻彻尔图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使用平江的田地；而平江的官田又多。到了张士诚占据吴地的时候，他所署任的平章、太尉等官员，都出自贩夫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之间购买献纳的财产遍布平江；而一旦载入版图，也按照租簿没收。不久，富民沈万三等，又多因事被没收家产。因此改平江为苏州，而苏州的官田多而且越来越多。所以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钟所奏报的数字，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余石，其中民粮只有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余石，官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余石。这是一府之地几乎全是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况且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的一石，奉诏减少其十分之三，仍为七斗。这样民间的田地一旦归入官府，一亩的粮食就化作了十四亩了【实录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户部奏请直〇松江府没官田宜准民田例起科，皇上听从，命令各处没官田粮都准此例】。这确实是极其沉重难以挽回的趋势，始于景定，终于洪武，而征收的额度十倍于绍熙以前。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〇金花官布之法，以宽缓官田而租额之重则一定而不可改。至于官田的农具、车牛，起初都由官府供给，每年缴纳其税，久而久之无法查问，而其税又〇之于田。然而官田，是官府的田地，国家所有，而耕种者犹如人家的佃户；民田，是百姓自有的田地，各自为一册而征收，犹如《宋史》所谓“一曰官田之赋，二曰民田之赋”，《金史》所谓“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而未尝合并。相沿日久，版籍讹脱，疆界莫寻，村鄙之氓未尝见册，买卖过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出而不可防。所谓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讼端无穷，而赋不理。于是景泰二年，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之言，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〇民田。轻租之家承纳及归并则例四年诏巡抚直〇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州县官民田【先是正统中户部防官议令江南小户官田改为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户民田为官田以备其数既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配扣算务使民田量〇官田办粮以苏贫困俱行巡抚侍郎周忱清理然民田多系官豪占据莫能究竟其〇仍旧至是郁复以为言户部请从其议命敏均定搭〇敢有恃强阻】

译阻滞不通的人固执地治理，其罪责随之而来。】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立议定：田地不分官民，税赋不分等级，一律以每亩三斗起征。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于是效仿这一做法。从官田的七斗、六斗，下到民田的五升，统一为一个税率标准。而各州县的税额，则根据其所拥有官田的多少轻重来确定：多的如长洲县，每亩征收三斗七升；少的如太仓县，每亩征收二斗九升。国家失去了历代积累的公田，而小民却代替官府佃种，缴纳无边的租赋。事情的不公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也是迫于形势无可奈何；而当时的士大夫也都顺从地没有异议，也是认为治理如同乱丝，不能固守二三百年纸面上的虚额，致使百姓的祸害像水一样日益加深而不可挽救。【只有唐太常鹤徵在撰写《武进志》时极为感叹。】

况且我曾议论过，自夏商周三代以后，土地可以买卖，所谓的业主，即使田产连绵广阔，也不过是依据其微小的本金。而地价的高低，又随着时代、地力的盈亏、人事的得失，大约几十年就发生一次变化。怎么能一旦纳入官府，就变成像山河疆界一样不可变动呢？况且景定年间的君臣，购买这些田地，不过是用告牒、度牒、防子等虚名不售之物逼迫夺取，以至于出现彗星、百姓愁苦，从而自取亡国。【《宋史》记载：购买公田五千亩以上，用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防子三分半；五千亩以下，用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防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防子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用防子。等到田事办成，每石官价只给四十贯，而其中一半是告牒，百姓拿着却无法出售，六郡骚然不安。】四百多年之后，追溯重赋的根源，这还是遗留的祸患。【《宋史》说其租税极多，尤其沉重，等到宋朝灭亡，遗留的祸患仍然没有停止，这话真是明亮啊！】何况那些没收入官的田地，本来就没有支付价值呢？

到了今天，佃户不是昔日的佃户，业主也不是昔日的业主，那么那些官田也将随着册籍一起消亡，连同车牛都耗尽殆尽。还固执地用官租的说法来征收，本来就已经行不通了。【《隋书·李德林传》记载，高祖将高阿那肱在卫国县市的八十处店铺赐给李德林，皇帝驾临晋阳，店主上表称土地是民物，高氏强行夺取，建造房屋上报朝廷，有关部门估价归还，这就是当代的君主归还前代所夺之地的价值，古人已有先例。又查《后汉书》，谯瑛奉家钱千万给公孙述，以赎回父亲的死罪，等到天下平定，谯瑛的弟弟庆向朝廷陈述情况，光武帝敕令所在地方归还谯家的钱，就知道人主以天下为心，本来应当如此。】而想要全部改从民田，恢复五升的税额，却又惊动众人而损害国家。如果有王者兴起，全面衡量三种土地，我认为应当派遣使者巡视吴中地区，逐县清丈土地，确定其肥瘠高下为三等：上田每亩征收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涂荡按升计算合计的附在册后，而统称为民田。只有学田、屯田才称为官田，这样百姓安居乐业而赋税容易完成。比起绍熙以前，还减少了五六倍。这难道不是去除历代横征暴敛，而建立万年永久利益的做法吗？

从前唐末，中原驻扎军队的地方，都设置营田，用来耕种荒地，后来又招募富裕户缴纳课税，佃种户部另设官司总领，不隶属于州县。梁太祖攻打淮南，掠夺得到数以千万计的牛，供给东南各州农民，让他们每年缴纳租税，从此历经几十年，牛死了而租税不免除，百姓非常困苦。周太祖向来知道这种情况，采用张凝、李谷的建议，全部罢免户部营田务，将那些百姓归属州县，其田庐、牛、农具一并赐给现佃户作为永业，全部免除租牛课税。这一年户部增加了三万多户。有人说营田中有肥沃富饶的，不如卖掉，可以得到几十万缗钱来资助国家，皇帝说：“利益在于百姓，也就在于国家，我用这些钱做什么呢？”唉，连五代的君主都知道这个道理，何况日后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会早晨听到晚上就实行了。【宋绍兴二十三年，知池州黄子游说，青阳县的苗税是其他县的七八倍，因为南唐曾将县作为宋齐丘的食邑，所以缴纳三斗，后来就成为定额，诏令减少苗税二分半，征收米二分。】

译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卫所屯田、学田、勋戚受钦赐的庄田这三类，仍然属于官田。南京各衙门管辖的草场田地，佃户也辗转典当买卖，与民田没有区别。苏州一府，只有吴县的山没有统一为一个等级，至今还有官山、私山的名称。官山每亩征收五升，私山每亩征收一升五勺。现在高淳县的西部有个永丰乡，是宋代的湖田，就是所谓的永丰圩。《文献通考》记载，永丰圩从政和五年围湖造田，起初命令百姓申请租种，后来赐给蔡京，又赐给韩世忠，又赐给秦桧，接着拨给行宫，现在由总所管辖【《宋史》记载：建康府永丰圩租米每年以三万石为定额】。王弼【成化十一年进士，任溧水知县】作《永丰谣》说：“永丰圩连接永宁乡，一亩官田要交八斗粮。人家种田不论厚薄，缴清官租心里就安乐。前年大水冲垮斗门，圩底的禾苗损失殆尽。里胥上报灾情县官发怒，至今追缴租税如同追魂。有田追租尚不足怪，竟把官田当作民田来卖。富人得了田地穷人缴纳租税，年年旧租未清又结新债。旧租刚完，新租催促，更到城中卖掉黄犊。一头牛值千文任凭时价估算，债主算利息不算本金。唉！有牛可卖您不必悲伤，东邻卖牛还兼卖儿子。只愿儿子留在我身边，明年还能耕种官田。”读这首诗可知当时官佃的苦难，就已经如此【《元史·阎复传》记载：阎复进言江南公田租税过重，应当减免以赈济贫民】。而将官田当作民田，也不始于近日了。

元稹《集奏状》写道：“右臣所在州的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酒钱，总共出二十一文以下。其他各种职田，每亩大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如果是京官上司的职田，又需要百姓变卖米粮雇车运送，比较正税，接近四倍。那些公廨田、官田、驿田等，所征税额轻重，大约与职田相似。”这说明官田的苦难，从唐代就已经存在，不始于宋元。所以先朝洪熙、宣德年间，屡次下诏书，命令民间有抛荒的官田，招募人开垦耕种，按照民田的条例起征赋税。这也不只是苏、松、常三府如此。

吴中的百姓有田产的占十分之一，给人做佃户的占十分之九。他们的田亩很窄，而所有沟渠道路都合并其税赋计入田亩之中。一年仅秋粮一熟，一亩的收成达不到三石【凡说石的都以官斛计算】，少的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重的达到一石二三斗，少的也有八九斗。佃户竭尽一年的力气，施肥防旱劳作，一亩的费用可达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甚至有今天缴完租税明天就乞贷的人。所以既然减了粮额，就应当禁止限制私租，上田不得超过八斗。这样贫穷的人逐渐富裕，而富裕的人也不至于贫穷。《元史·成宗纪》记载，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当时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进言：“陛下即位之初，诏令免除今年田租的十分之三，然而江南与江北不同，贫穷的人租种富人的田地，每年缴纳租税，现在所免除的只涉及田主，那些佃民缴纳租税依旧，这就是恩惠及于富室而不被贫民所及。应当命令佃民应当缴纳给田主的租税，也按照所免除的数量。”朝廷听从了【明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给事中年富也有此请求】。大德八年正月乙未，诏令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比例，普遍减免二分，永远作为定例。前一件事是特恩的减免，后一件事是永久定额的减免，而都是为了宽待佃户。这说明厚待下层的政治，前代已经有实行的。汉武帝时，董仲舒说：“有的耕种豪民的田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说：“现在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每亩达到一石的，这是官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租税还有一半。土地是王者所有的，耕种是农夫所为，而兼并之徒竟然坐享其利。希望命令凡所占田地大约规定条限，裁减租价，务必利于贫人。董仲舒所说的是现在的分租，陆贽所说的是现在的包租。然而还称为豪民，称为兼并之徒【《食货志》：“豪民侵陵分田劫假”，颜师古说：“分田是说贫穷的人没有田地而取富人的田地耕种，共同分配其所收成的。假也是说贫人租赁富人的田地。劫者，富人劫夺其税，侵欺之也”】。宋代以后就公然称为田主了。

豫借

唐玄宗天宝三年制曰：“每年庸调八月征收，农事未完，恐怕难以办到，从今以后延至九月二十日为限。”到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庚子，税天下地亩青苗钱，以供给百官俸禄【田一亩税钱十五】。所谓的青苗钱，因为国用紧急迫不及待，秋天刚苗青就征收，所以叫青苗钱。主管这件事的是青苗使【这与宋王安石所行的青苗钱之法不同，那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钱给贫民而取其利息，本称为常平钱，民间名为青苗钱罢了】。于是成为后代豫借的开始。陆宣公说：“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的绳责既严，下吏的威暴愈促，有者急”

译卖出粮食而损耗其一半，没有现钱的人去借贷而花费加倍。酬答宪宗元和六年二月的诏制说：因为新旧粮食未能接续，筹措办理尤其艰难，凡是有供给使用的，委托观察使用供军钱方便借支，不得随意抽取百姓的财物。所以韩文公在《游城南》诗中写道：“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身。麦苖含穟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这说明在三四月之间尚未开始征发差役赋税。到了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日，因为军粮不足，下诏让河南尹预先借征夏秋两季的税赋。当时内外离心叛离，不到一个月，国家灭亡君主被杀。明宗即位后，很懂得爱护百姓，这在《文献通考》所载的“长兴四年起征条流”中有所体现：节气较早的地区从五月十五日起征，八月一日缴足，依次类推；节气最晚的地区从六月十五日起征，九月缴足。周世宗显德三年十月丙子日，皇上对侍臣说：“近来朝廷征收谷物布帛，大多不等待收获纺织完毕，于是诏令三司，从今以后夏税从六月起征，秋税从十月起征。”可见庄宗虽然有三月预借税赋的命令，但实际上并未实行。然而后代国家局势危殆，不像同光年间那样，却在春初就张榜开征，其危害百姓又更加严重了。

译《诗经》说：“大田鼠啊大田鼠，不要吃掉我的禾苗！”谢君直说：“禾苗还未抽穗就把它吃掉，是贪婪到了极点。”所谓预先借取，就是这种吃禾苗的政策。难道有不驱赶百姓而让他们去安乐之郊的吗？

虞谦，在洪武末年担任杭州府知府。曾经建议说：“僧侣道士是百姓的蛀虫，如今江南寺院田地很多，有的多达数百顷，而徭役却从未涉及他们。贫民没有田地，往往被徭役所困扰。请求制定定额，僧侣道士每人田地不超过十亩，多余的田地用来平均分配给平民。”起初，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又说这不是旧制，于是废止了。

纺织的利益

如今边境郡县的百姓，既不知道耕种，又不知道纺织，虽然拥有体力，却安于游荡懒惰。华阴人王宏撰著文议论认为，延安一府的布帛价格，比西安贵好几倍，既然得不到纺织的利益，每年又有买布的费用，生计日益窘迫，国家赋税日益拖欠，并非百姓都懒惰，而是没有教导他们罢了。现在应当每个州县发放一套纺织工具，命令有关部门按照样式制造，散发给乡里，招募外郡擅长纺织的人作为师傅，就把百姓的勤勉懒惰、手艺的优劣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标准，一两年间，百姓享受到利益，将会自己去做，就不需要督促了。计算延安一府四万五千多户，每户不下三个女子，已经有十三万多人，这带来的利益，难道不是很多吗？查考《盐铁论》说：“边境百姓没有桑麻的利益，依赖中原的丝絮才能穿衣，夏天不脱厚衣，冬天不离洞穴，父子夫妇都藏在狭小的土室之中。”崔寔《政论》说：“我之前担任五原太守，当地风俗不知道纺织，冬天堆积草料伏卧其中，如果看到官吏用草缠绕身体，令人酸鼻【如今火同人多是如此，妇人出草就穿纸裤，真是所谓的裸虫了】我就卖掉储备物资得到二十多万，前往雁门、广武迎接织工，让巧手的人制作织机，于是纺织来教导百姓织布【《后汉书》采入本传】这就是古人有实行过的了。《汉书·地理志》有云：“冬天百姓都回到室内，妇女同巷相从，夜间纺线做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开始纺线为公子做衣裳，这是豳地的旧俗。”如果推行这种做法，富强的效果，敦厚的教化，难道难以达到吗？

吴华覈上书想要禁止绫绮锦绣，以保全百姓的生计，丰裕谷帛的产业。他说现在官吏士兵的家庭，少的没有子女，多的有三四个，少的有一两个。通令每户有一个女子，十万家就有十万人。人人织布纺线，一年一束，就有十万束了。让四方疆域之内同心协力，几年之间布帛必然积累。任凭百姓使用五色，只供服用。只禁止绮绣无益的装饰。而且美貌的人不等待华丽的色彩来推崇喜好，姿色好的人不等待文绮来招致喜爱。拥有它没有益处，废除它没有损失。为什么吝惜而不暂时禁止，以充实府库的急需呢？这是救济匮乏的上等事务，富国的根本事业。假使管仲、晏婴再生，也无法改变这个主张。如今编织花样日新月异，奢侈轻薄更加严重。砍去雕饰回归质朴，意思也是可行的时机吧？

马政

分析因应险易地形，是先王安置百姓的方法。太阳出来就出去，太阳出来就回来【《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传】是先王安置厩马的方法。

汉朝鼂错建议让百姓有车骑马一匹的免除三人的徭役【师古说：应当是免除服役者的三人，不免除服役者则返还其钱，见本传】文帝听从了他，所以文景之治的富裕，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坐母马的被排斥而不能聚集【《汉书·食货志》】至于边塞的斥候，桥桃得到马千匹【《货殖传》】班壹躲避战乱到楼烦，得到马牛羊数千群【《叙传》】那么民间的马匹，其兴盛可知。武帝轮台的悔悟，于是修习马复令【免除三人徭役的命令，见《西域传》】唐玄宗开元九年诏令天下有马的人，州县都先以邮递军旅的徭役，定户免除并以此升迁，百姓畏惧困苦，于是大多不养马，所以骑射之士减少于往昔。从今以后各州百姓不限有无，荫庇能家畜十马以下，免除帖驿邮递征行定户，不把马作为资财【《唐书·兵志》】古代的君主，想要百姓有马就是这样。只有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止河南养母马【《魏书·本纪》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母马之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清查各路马匹，凡是色目人有马的取其二，汉民全部入官，敢隐匿与互市的治罪【《元史·本纪》】实录说永乐元年七月丙戌，皇上谕示兵部臣说：“近来听说民间马价腾贵，大概是禁止百姓不得私养的缘故。”汉文景时，里巷有马成群，百姓有就是国家有。其榜谕天下，听任军民养马不要禁止，又说：“三五年后，大概马逐渐繁殖。”这是承接元人禁马之后，所以有此谕示。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皇上重申谕示兵部，让民间养官马的，两年纳驹一匹，使得得以余力养私马。到宣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养马繁殖，多次来献，这是小做而小效的。然而不及修习汉唐复马之令。

驿传

后唐《舆服志》说：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未到三十里至尸乡□置是也。唐制亦然【《唐书·百官志》：凡三十里有驿】白

译白居易诗说：“从陕州到东京，山势低矮，道路渐渐平坦，风光绵延四百里，车马要走十三程”，说的就是这个情况。有时一天能跑过十个驿站。岑参诗说：“一个驿站接着一个驿站，驿骑像流星一样飞驰，清晨从咸阳出发，傍晚就到达了陇山山顶”。韩愈诗说：“奉命到山东安抚叛乱的军队，每天跑三百里还嫌太慢”，说的也是这个情况。又如天宝六年诏书规定：从今以后，被贬谪的官员每天跑十个驿站以上。再如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丙寅日，安禄山在范阳造反，壬申日消息传到皇帝所在的地方，当时皇上在华清宫，六天就传到了。至德二年九月癸卯日，广平王收复西京，甲辰日捷报传到皇帝所在的地方，当时皇上在凤翔府，一天就传到了。而唐代的制度是赦书每天行五百里，那就不止十个驿站了。古人因为设置的驿站多，所以行进速度快而马匹不疲惫。后人因为节省费用的说法，屡次裁减合并，甚至有七八十里才设一个驿站的，马匹倒毙、官吏逃跑，都是因为这个缘故，何不考察一下前代的史书呢？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左传》记载楚子进入郑国，后退三十里才答应讲和，杜预注认为后退一舍，而《诗经》说“我的衣服已经做好，在三十里处”，《周礼》说三十里有宿处，宿处有路室，那么汉代的驿马三十里设一个驿站，是有来历的。明朝初年凡是驿站都有粮仓，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日，河南新安知县陶镕上奏说：“县在山谷中，土地贫瘠百姓贫穷，遇到年成不好，公私都无处筹办，只有南关驿站有储备粮食，臣等不及等待批复，借给贫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皇上嘉奖他称职，仅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当时储备充裕，法令宽缓，贤能的县令有救济下民的权力，英明的君主有高瞻远瞩的听闻，都不是末世所能比及的。那么驿站设有粮仓，不仅是为了供给宾客使臣，也是为了应对凶荒艰难，这确实是《周礼》中遗人掌管的事务。那些只会做八股文的年轻人，哪里懂得先王的政令呢！

译当今时代，每十里设一铺（俗称为铺），用以设防并传递公文。（《金史》记载：泰和六年初次设置急递铺，佩戴腰铃传递文书，每日行程三百里；《大名府志》记载：唐代有银牌，宋神宗熙宁年间有金字牌急脚递，岳飞奉诏班师时，一天内接到十二道金字牌，即是此制。）孟子所说的“置邮而传命”，大概古代就已经有了。《史记》记载：白起出发后，走出咸阳西门十里，到达杜邮。《汉书·黄霸传》注中颜师古说：“邮亭”是文书驿站，指传送文书时停留的地方。

漕运里程

《山堂考索》记载唐代的漕运制度：凡是陆路行程，骑马每日七十里，步行及骑驴每日五十里，乘车每日三十里；水路行程，重载船只，逆流而上在黄河每日三十里，长江四十里，其他河流四十五里；空船，逆流而上在黄河每日四十里，长江五十里，其他河流六十里；顺流而下的船只，无论轻重制度相同，黄河每日一百五十里，长江一百里，其他河流七十里。转运、征收、送纳，都按照里程规定来控制快慢。至于三峡、砥柱之类险要地段，不在此限。这种方法可以不尽用人马之力，也没有滞留延误的祸患。明代经过淮河、洪泽湖以及空船返回的时限，还保留着这种用意，但使用车驴时却必须耗尽全天的力气才停止，以至于人和牲畜都疲惫不堪，这难道不是后人比前人更加急迫严苛吗？然而其效果是可以看到的。

行盐

松江人李雯论述说：盐产于盐场，就像五谷生长于土地，应当在盐场定额征收一次税，之后不再过问它流向何处，这样对国家与百姓都有利。他又说：如果天下都流通私盐，那么天下也就都流通官盐了。这个论断切实可行。丘仲深在《大学衍义补》中主张恢复海运，并引用杜甫诗句“防转辽海稉稻来东吴”作为证据。我在讨论盐法时也引用杜甫诗句：“蜀麻吴盐自古通”，又说：“风烟吴蜀，舟楫通盐麻”，又说：“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如果像后代的制度那样，各有行销盐的地界，吴地的盐怎么能运到蜀地呢？人人都诵读杜诗，却不知道这就是典故中所说的“诵读三百篇诗，授予他政事”，这是不通达的表现。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日，山西行省上奏说：“大同的粮食储备，从陵县长芦运送到太和岭，路途遥远费用沉重。如果让商人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都准许兑换盐一引，每引二百斤。商人卖完后，就用原来发给的盐引自行前往当地官府缴销。这样转运的费用就节省了，而军需储备也充足了。”朝廷采纳了此议。这是开中盐法的开始。

唐代刘晏担任转运使时，专门使用通商盐法，来供给军国费用。当时从许昌、汝州、郑州、邓州以西，都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主管；汴州、滑州、唐州、蔡州以东，都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刘晏认为盐吏太多会扰乱州县，所以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产的盐，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往各地。其余州县不再设置盐官。那些距离产盐地遥远的江岭地区，将官盐转运到那里储存，如果商人断绝导致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称为常平盐。官府获得利润，而百姓不缺乏盐。起初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后来竟达到六百万缗。因此国家用度充足，而百姓不困苦。如今盐利无法振兴，正是因为盐吏无法罢免。读史的人可以感慨并有所醒悟了。行销盐的地区有远近的不同，远离官府而靠近私盐产地，百姓就不得不购买私盐。既然购买了私盐，那么兴贩私盐的人必然兴起，于是盗贼增多而刑狱滋生了。《宋史》说江西的赣州，地域连接广南，而福建的汀州也与赣州相接。赣州盐法不善，汀州本来不产盐。两州百姓大多盗贩广南盐以谋取利润。（又说赣州官盐从淮南运来，卤水潮湿混杂劣质，重量轻不足一斤，而价格高达四十七钱。岭南盐贩进入赣州，一斤半抵一斤，纯白不杂，卖价二十钱。因此赣州人全都食用岭南盐。赣州即今赣州府，宋代屡次议论未能定论。介于赣州食用广东盐）每年秋冬农事刚结束，常常数十上百人结成群伙，手持兵器旗帜鼓乐，前往赣、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到之处抢劫百姓的粮食布帛，掠夺百姓的妇女，与巡捕官吏对抗格斗，有时甚至杀伤人，于是起兵为盗，依仗险要地势，官府捕捉不到。有时赦免他们的罪行，招安他们。元末的张士诚，就是凭借盐徒身份盗据吴会之地。那些小小的兴贩私盐者，即使在太平盛世，也未曾断绝。我年轻时居住在昆山、常熟之间，那里是两浙行销盐的地区，而民间多贩运淮盐，从通州渡江而来，颜色青黑，比官盐更好。等到游历大同，所食用的是番盐，坚实精致，这是地利之便，不是国法所能禁止的。明知不能禁止，却设立巡捕的格例，以查获私盐作为考核，每季若干数量定为定额，这难道不是执行时的虚文吗？

宋嘉祐年间，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上书，请求停止发放茶本钱，放任茶户贸易，而官府收取租钱，与所在地的征算一起，归入货务，用来偿还边境购粮的费用，这样可以防止利源流失而宽缓民力。仁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诏书说：“历代的弊端，一旦得以清除，定为常法，不再更改制度。”因此即使在王安石执政时期，对于茶法也没有改变，这个说法可以通用于盐课。

日知录卷十

<子部,杂家类,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