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録卷一

译太公的儿子是丁公，丁公的儿子是乙公，乙公的儿子是癸公，仍然沿用商人的称呼。陆淳说：“《史记》和《世本》记载，周厉王以前的诸侯有谥号的很少，那以后才都有谥号。”然而王季以上不追加谥号，仍然是沿用商人的礼制啊，这是文质适中而符合臣子道义的表现。唉，这大概就是他们成为圣人的原因吧？

译九族

宗族盟会的序列，先排同姓而后排异姓；丧服的等级，重视本宗亲属而轻视外戚。这必定有所承袭，并非从周人开始才有的。帝尧能发扬光明的德行，来亲爱九族。孔安国的传注认为九族是从高祖到玄孙的亲属，大概是依据《丧服小记》中“以三为五，以五为九”的说法，这是百世不可改变的道理。《牧誓》列举商纣王的罪状，只说他昏庸地抛弃了祖父、父亲、弟弟这些遗老，而没有提到外戚。《吕刑》申诫诸侯，历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而不提及甥舅。古人所遵循的先后次序，由此可以知道了。所以《尔雅》说对于内宗称为“族”，对于母系和妻系则称为“党”；而《昏礼》以及《仲尼燕居》中关于“三族”的记载，郑康成都解释为父、子、孙【《仪礼·昏礼》“三族之不虞”注：“三族指父的兄弟、自己的兄弟、子的兄弟。”《礼记·仲尼燕居》篇：“所以三族和睦。”注：“三族，指父、子、孙。”】杜预却认为外祖父、外祖母、堂母、岳父、岳母、姑母的儿子、姊妹的儿子、女儿的儿子，这些不是自己的同族，都是外戚中有丧服关系但不同族的人【《左传·桓公六年》传注】那么史官称颂帝尧，列举疏远的亲属而遗漏亲近的亲属，岂不是颠倒得太厉害了吗？况且九族是指同姓亲属，在经传中有明确的证据。《春秋》鲁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去世，传文说：“二华属于戴族，司城属于荘族，六官都属于桓族。”共公距离戴公九代【共十三位国君，除去同代的四位】而《唐六典》规定宗正卿掌管皇室九族的户籍，以区别昭穆的次序，记录亲疏的区别。九庙的子孙，其族共有五十九个。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个，元皇帝之族三个，高祖之族二十一个，太宗之族十三个，高宗之族六个，中宗之族四个，睿宗之族五个。这在玄宗时已有七族【中宗、睿宗同为一代】如果世代繁衍增多，就不止九族了；但五世亲尽，所以经文中所说的“族”只到九为止【杜预在《左传·襄公十二年》传注中说：“同族指高祖以下”，那么前面的说法错误，不待辩驳就明白了】又孔颖达的正义说高祖、玄孙没有相互涉及的道理【《左传·桓公六年》】不知道高祖的兄弟与玄孙的兄弟本来可以相互涉及，就像后魏国子博士李琰之所说的“寿命有长短，世代有延促，不可能整齐划一”，又如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说嗣濮王赵士歆在隆兴年间是赵昚的从叔祖，在绍熙年间是曾叔祖，在庆元年间是高叔祖，这就是明证【我丁未年在大同，遇见代王府中尉俊唽，年龄将近五十，考察他的世系，对于孝宗是兄弟，而上距元祐初年已有一百八十年，秦晋二府现在的人多是他的六七世孙】又何必帝尧的时代，高祖、玄孙的亲属中没有一两个人同时存在呢？怀疑他们不相及，而用外戚来对应，这也是不明白齐家治国的道理了。

《路史》说：“亲爱亲属是治理的开始。”《礼记·小记》说：“亲爱亲属是从三推演到五，从五推演到九，向上递减、向下递减、旁系递减而亲属关系就完备了。”这就是所说的九族。人出生就有父亲，成年就有儿子，父亲、儿子和自己，这是小宗伯所说的三族的区别【《周礼》小宗伯掌管三族的区别，以辨别亲疏，他们的正室都称为门子】父亲是儿子的祖父，因此向上推演，直到自己的祖父；儿子是父亲的孙子，因此向下推演，直到自己的孙子。这就是《礼记》所说的以三为五。自己的祖父，从自己儿子的角度看就是曾祖父；从自己孙子的角度看就是高祖父；自己的孙子，从自己父亲的角度看就是曾孙；从自己祖父的角度看就是玄孙。所以又向上推演直到自己的曾祖、高祖，向下推演直到自己的曾孙、玄孙，这就是所说的以五为九。陈祥道的《礼书》说：“自己所亲爱的人由一推演为三，祖孙所亲爱的人由五推演为七。”《礼记》没有说，是因为父子一体，而高祖、玄祖与曾祖丧服相同，所以不区分差异。为父亲服丧三年，为祖父服丧一年，那么曾祖应该服大功，高祖应该服小功，但都服齐衰三个月，是不敢用大小功这种旁系亲属的丧服加在至尊的祖先身上，所以加重丧服，表示尊敬；减少丧期，表示恩情递减。这就是所说的上杀：为嫡子服丧三年，为庶子服丧一年，为嫡孙服丧一年，为庶孙服丧大功【嫡孙是传重的人。有嫡子的，就没有嫡孙，那么长子也在，都作为庶孙】那么曾孙应该服丧五月，而与玄孙都服缌麻三个月，曾孙为曾祖服丧三个月，曾祖回报也是三个月，曾祖尊贵，所以加服齐衰；曾孙卑下，所以服缌麻。这就是所说的下杀：为祖父服丧一年，那么叔伯应该服大功，因为他们与父亲一体，所以加服一年【周代道义中亲爱亲属最重的莫过于兄弟，兄弟的儿子进而服一年，其丧服同于儿子；父亲的兄弟进而服一年，其丧服同于祖父，所以说“死丧之威，兄弟孔怀”】从叔伯算起就疏远了，加上不及的，所以服小功；族叔伯更疏远了，所以服缌麻。这是从父亲方面旁系递减。祖父的兄弟服小功，曾祖的兄弟服缌麻，高祖的兄弟无服。这是从祖父方面旁系递减。同父的至亲服一年，同祖的为从服大功，同曾祖的为再从服小功，同高祖的为三从服缌麻。这是从兄弟方面旁系递减。父亲为儿子服丧一年，兄弟的儿子应该服

译一个月，不满九个月就满期的，是因为将其视为犹子而提升其丧服等级。堂兄弟的儿子服小功，再从兄弟的儿子服缌麻。这是从儿子这一辈开始，向旁系亲属递减丧服等级的情况。祖父为孙子服大功，兄弟的孙子服小功，堂兄弟的孙子服缌麻，这是从孙子这一辈开始，向旁系亲属递减丧服等级的情况。大概丧服制度中有加重、有回报、有降等。祖父的齐衰，世叔、从子的期年，都属于加重。曾孙的三个月，与兄弟孙子的五个月，都属于回报。至于降等分为四品，那就不是五服的正统了。观察九族的训诫，以及“如丧考妣”的文字，就知道宗族的名称、丧服的等级、纪数的规定，大概早在二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后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下诏延请四庙子孙，下至曾孙的后代，在皇信堂举行宗族宴会，不以爵位官阶排列次序，全都按照昭穆次序排列，采用家人之礼，这是由古代圣人和睦宗族的本意推演而来的。

译舜典

古时候《尧典》和《舜典》原本是一篇，所以在“正月元日，来到文祖庙”之后，四岳咨询时必定称“舜说”，这是为了区别于上文中的帝尧。等到任命禹的时候，才开始称“帝说”，因为问答的言辞已经明确，就没有混淆的嫌疑了。

惠迪吉从逆凶

善恶报应的说法，圣人曾经讲过。大禹说：“顺从正道就吉祥，顺从逆道就凶险，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商汤说：“天道赐福给善良的人，降祸给淫乱的人。”伊尹说：“只有上帝不是恒常不变的，做善事就降下百种祥瑞，做不善事就降下百种灾殃。”又说：“吉凶不会错乱，在于人自身，上天降下灾祸或祥瑞，在于德行。”孔子说：“积善的家庭，一定有余下的福庆；积不善的家庭，一定有余下的灾殃。”难道真的有上帝掌管祸福，像道家所说天神察视人的善恶，佛教所说地狱果报那样吗？善与不善，是同一气机的相互感应，就像水向下流是因为湿性，火向上燃是因为燥性，不期然而然，没有不感应的，没有不响应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意志专一就能感动气机”，以及《诗经》所说的“上天开导百姓，像埙和篪相和，像璋和圭相配，像取和携相应”的道理。如果有不齐整的情况，就像夏天寒冷、冬天炎热，只是偶然遇到的一天，而不是四季的正气。所以说：“真诚，是天道的规律。”如果说有鬼神掌管，琐碎地像人间官长那样行事，那么报应中最近切的部分，反而被推远了。

懋迁有无化居

懋迁有无，化居。化，就是货【古时候“化”和“货”两个字多通用。《史记·仲尼弟子传》中“与时转货赀”，索隐说：“《家语》中货字作化”】运转而不停留，就叫做化；停留而不分散，就叫做货。唐尧虞舜的时代，只说“化”；到了殷人，才开始用“货”来命名。仲虺有“不积聚货利”的话，三风中有“沉溺于货色”的警戒。而盘庚的诰辞则说：“不任用喜好货利的人。”于是把“化”字移作“化生”“化成”的“化”，而横征暴敛的君主、发财致富的主子，大多不“化”的东西了。

舜创作南风之歌，就是所谓用九歌来劝勉百姓【《左传·文公八年》，郤缺说九功的德行都可以歌唱，称为九歌】读了它，才知道解除百姓怨恨的，一定在于增加百姓的财富；而增加自己的财富，却是招来天下怨恨的原因。

三江

北江是现在的扬子江，中江是现在的吴淞江【向东延伸北边汇聚成汇，大概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说南江而用三江来体现，南江是现在的钱塘江【依据郭璞的记载】《禹贡》概括众水，没有单独遗漏浙江的道理，而且会稽又是日后会合诸侯计算功绩的地方。只是因为施功较少，所以在疏导水流的记载中没有提及。三江入海，是一件事；震泽安定，是另一件事。后来解释经书的人，一定说三江都源自震泽，用两句话互相涵盖来行文，他们的说法才开始纷纭【程大昌说：弱水已经向西，泾水属于渭水北岸，如果说“既”这个字是引起下文，那么弱水没有向西，它能越过秦陇而扰乱泾渭吗？这可以说是令人解颐的议论】

锡土姓

自夏商周三代以后，人人没有土地，人人有姓氏。大概自从赐予土地的法度废除，而唐宋以下的帝王后裔等同于庶人，没有世代坚守的稳固；赐予姓氏的法度废除，而汉唐以下的属籍关系赐给功臣，失去了氏族的根源【古时候赐予姓氏，都是原本没有姓氏而赐予，汉唐却是把天子的姓氏赐给臣下】后来的浅陋儒生读《禹贡》，不知道其中含义的，很多啊。

厥弟五人

夏商时代，天子的儿子被封国成为公侯的，在经书中没有记载。因为太康尸位素餐，而有他的五个弟弟，如果让他们一起建立封国作为国家的屏障。后羿怎么会篡夺夏朝呢？富辰说周公哀伤夏殷两代晚期疏远亲戚，所以分封亲戚来藩屏周朝【杜氏解释说：吊，是哀伤；咸，是同。周公哀伤夏殷两代晚期疏远亲戚，以至于灭亡，所以广泛分封他的兄弟】而少康封他的庶子于会稽，来奉守禹的祭祀，二十多代，直到越国的勾践，最终称霸诸侯，有禹的遗风。这也是鉴于太康孤立的祸患而这样做的吗？至于孔子所说的“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私产，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各自爱护自己的子女”，也可以从这里知道了。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尧舜禹都建都在河北，所以说冀方。到太康才开始失去河北，而五个儿子驾着车跟随他们的母亲，于是迁都到河南。再传两代到相，最终被寒浞所灭。古时候天子失去故都，没有能保住国家的。周朝失去丰镐，平王向东迁都；晋朝失去洛阳，宋朝失去开封，而元帝、高宗迁到江东，于是就不能振兴。只有殷朝的五次迁都，是因为河水泛滥，而不是敌人的窥伺，所以形势不同罢了。唐朝自玄宗以后，天子屡次出巡，不久就恢复国家，是因为没有放弃长安。所以子仪迎回皇帝的表章，代宗流泪；宗泽还京的奏章，忠义之心归附。唉！幸好寒浞纵欲，不被民心所依附，少康才得以率领一支军队诛杀他。后来的君主，不幸失去都城而谋划复兴的，要记住这一点啊！

夏朝的都城本来在安邑。太康在洛水以南打猎，而后羿在黄河边抗拒，那么冀方的土地就落入

译对于后羿而言，只有黄河以东和以南的地区为夏朝所有。等到后相失去国家，依附于斟灌和斟鄩。于是后羿派寒浇率领军队，杀死斟灌（在今寿光县）并攻打斟鄩（在今潍县），后相于是被灭（《左传·哀公元年》）。于是把寒浇安置在过地（今掖县）以控制东方；把寒豷安置在戈地（杜预解释在宋、郑之间）以控制南方（《左传·襄公四年》）。当时靡逃到有鬲（今在德平县），在黄河以东；少康逃到有虞（今虞城县），在黄河以南。而自黄河以内，没有不处于乱臣贼子统治之下的了。综合魏绛、伍子胥两人的言论，可以观察当时的形势；而少康用来布施德行、谋划复兴的，其努力之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竹书纪年》说太康元年就居住在斟鄩，这是错误的）。

译古代的天子常常居住在冀州，后人沿袭这一传统，于是将冀州作为中国的称号。《楚辞·九歌》中说：“览冀州兮有余。”《淮南子》中说：“女娲氏杀死黑龙来拯救冀州。”《路史》说：“中国总称为冀州。”《谷梁传》说【桓公五年】郑国是同姓的国家，位于冀州【正义解释说：冀州是天下中央的州，唐、虞、夏、殷都建都于此，因为郑国靠近王畿，所以举出冀州来说明】。

〇征

羲和怠慢职守，是怠慢上天；葛伯不祭祀祖先，是抛弃祖先。至于动用六军进行讨伐，兴起邻国的征伐。古代的圣人，他们敬天尊祖的态度达到了极致。所以《王制》规定：天子巡守，如果削减或废除诸侯的爵位，必定是因为他们不敬天、不孝祖。

惟元祀十有二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是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是指建子之月（农历十一月）。大概成汤去世，必定是在前一年的十二月。殷商在练祭后祔祭，伊尹向先王祭祀，奉持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将成汤祔入宗庙【不是朔日，祔庙没有固定的日期】。先君祔入宗庙之后，嗣子才即位。所以太甲成为王，伊尹才明确陈述烈祖的盛德，来训导君王。如果从桐宫回到亳都，是在第三年的十二月，那么正好符合这个时间，并不是特意选取的。

即位，就是继承先君的君位。如果没有祔祭，那么对待死者如同对待生者，君位仍然是先君的君位。所以祔祭之后嗣子才即位。殷商在练祭后祔祭，即位必定在期年（一年）之后。周朝在卒哭祭后祔祭，所以过了年才即位【例如鲁成公八月去世，十二月安葬，鲁襄公在次年正月即位】。有不等待安葬就即位的，如鲁国的文公、成公，这难道不是礼制的缺失吗？三年丧期结束后，才践履天子之位，这是舜和禹的做法。练祭后祔祭，祔祭后即位，这是殷商的做法。过了年正月即位，这是周朝的做法。世道越来越衰落，而在灵柩前即位，成为了后代的通行礼制。

西伯戡黎

凭借关中地区兼并天下的人，必定先要得到河东地区。秦国夺取三晋，然后消灭燕、齐；苻氏夺取晋阳，然后消灭燕；宇文氏夺取晋阳，然后消灭齐。所以西伯攻克黎国，殷人便感到恐惧了。

少师

古代的官职有职责不同但名称相同的，太师、少师就是如此。比干担任少师，是《周官》所说的三孤之一。《论语》中的少师阳，则是乐官的副手，而《周礼》称之为小师。所以《史记》说纣王即将灭亡时，他的太师疵、少师彊抱着乐器逃奔到周朝，而后儒的传说错误地认为他们是防子【《周本纪》、《汉书·古今人表》也有太师疵、少师彊的记载】。

殷纣之所以亡

自古以来，国家太平日子久了，法制废弛，而上面的政令不能施行于下面，没有不灭亡的。纣王因为不仁而失去天下，人人都知道。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纣王作为君主，沉溺于酒色，逞一时之威，以至于剖开孕妇、砍断小腿，这不过是齐文宣帝萧衍那样的程度罢了。商朝的衰败，已经很久了。第一次变化是盘庚时期的书，卿大夫不服从君主的命令；第二次变化是防子时期的书，小民不畏惧国家法律。至于掠夺神灵的牺牲牲畜，用来容纳将食无灾，可以说是民众轻慢上级而威严刑罚不能树立了【《史记》燕王喜遗乐閴书说：纣王之时，民心不归，狱囚自行走出】。即使是中等资质的君主来守护，尚且不能保全，何况是纣王这样狂饮昏虐，又有祖伊奔走告急而不省察呢？文宣帝的恶行，未必少于纣王；而齐国因此强大，高纬的恶行，未必超过文宣帝；而齐国因此灭亡，是因为文宣帝继承了神武帝的余威，纲纪大致建立，又有杨愔等人作为辅佐，君主昏庸在上，而政治清明在下。到了高纬时期，国家法律荡然无存，所以宇文氏得以夺取它。那么论述纣王的灭亡、武王的兴起，而说以至仁讨伐至不仁，是片面的言论，不能算是探究根源的论断。

武王伐纣

武王讨伐商朝，杀死纣王而立其子武庚，宗庙没有毁坏，社稷没有迁移，当时殷朝未曾灭亡。与往日不同的，只是不朝见诸侯，不拥有天下罢了。所以《书序》说“三监及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将要废除殷朝，作《大诰》”，又说“成王已经废除殷朝的命，杀死武庚【《荀子》说“周公杀死管叔，使殷国成为废墟”，注“虚读为墟，谓杀死武庚，将殷的顽民迁到雒邑，朝歌成为废墟”】。这就是说，殷朝失去天下，是在纣王自焚之时；而灭亡其国家，是在武庚被杀之时。大概武庚保存殷朝，还有十多年，如果武庚不背叛，那么殷朝就不会被废除了。

武王攻克商朝，天下大定，分封土地确立国家，却不把原来的都城封给周朝的臣子，而是仍然封给武庚，降为侯国，却还能守护祖先的故土【《蔡仲之命》说：“于是将管叔在商处施以刑罚，武庚未乱，还称之为商”】。武王没有独占天下的野心，也不以叛逆之事怀疑他的子孙，这与后世篡弑其君的人不同，由此可见一斑。等到武庚已经背叛，才命令防子启代替殷朝，而必定在宋地，说是大火的祭祀，商人沿袭，不迁移其地。由此可知，古代圣王的征伐诛讨，夺取天下而不夺取其国，诛杀其君，慰问其民，而保存先世的宗祀，这就足够了【高诱《淮南子》注说：“天子不灭国，诸侯不灭姓”】。

译这是古代的政体。武王难道不知道商的臣民中，那些不愿意归顺周朝的人，都是故都的居民，是公族世家聚集的地方，是良好风气和善政留存的地方，一旦有不安定，就容易动摇，却一定要封给商的遗民吗？这是因为不因为背叛逆乱而怀疑商的子孙，而是明确地告诉万世，夺取天下的人，没有灭亡他国的道理。所以宋公朝见周天子时自称“臣”，周人对待他时称他为“客”，从天下的大局来说，他是作为诸侯臣服于周；从宋国国民的角度来说，他们以商的臣子身份侍奉商的君主，与当初没有两样。平王以后，距离微子启的时代已经很久了，却说“孝惠娶于商”，《左传·哀公二十四年》说“上天抛弃商朝已经很久了”，《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说“利于讨伐姜姓，不利于讨伐商”，我因此知道宋国得以成为商的后裔。《国语》记载吴王夫差开凿深沟，沟通商、鲁之间；《庄子》记载商太宰荡向庄子问仁；《韩非子》记载子圉引见孔子给商太宰，商太宰派少庶子到市场去；逸《周书·王防篇》记载堂下左边，商公夏公立在那里。《乐记》说：“商，是五帝遗留下来的乐声。”商人认识它，所以称之为商。郑玄注说：“商，是宋国的诗歌。”大概自从武庚被诛杀，宋国重新被封，于是商人清楚地知道了武王、周公的心意，君臣上下各自安守本分，不再有怨恨不平的想法，这与后世君主一战夺取别人的国家，毁坏其宗庙，迁移其重器的做法不同。《乐记》说：“把殷的后代投放在宋。”这是本于《吕氏春秋》，是战国时人的妄言，认为武王刚下车就封微子启更是错误。

译有人说：“把殷商的顽民迁到雒邑，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认为顽民是沉溺于商朝奢靡风俗的人，这是前代儒者的误解。大概古代先王用兵，是不杀人而等待他人归服的。仁德，在东征的战役中，被诛杀的主谋只有一个人，就是武庚；被诛杀的谋主只有一个人，就是管叔。在这之下被囚禁的，再之下投降的，再之下被迁徙的。而所谓顽民，都是背叛作乱的党徒。没有连坐并诛的法律，又不可以再让他们留在殷都，这是不得不迁徙他们。又推究他们的本心，不忍心把他们抛弃到四方边远之地，所以在雒邑安置他们，又不忍心直接斥责他们背叛，所以只称他们为‘殷顽民’。那些参与叛乱而被迁徙的人，大体都是商朝的世袭重臣和大族；而那些没有参与叛乱而留在殷都的人，就像祝佗所说的分给康叔的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并不是把整个国家的人都迁徙了。”有人说：“怎么知道他们是叛党的呢？”回答说：“从召公所说的‘雠民’可以知道。不背叛怎么能称为‘仇敌’呢？并不是敌视百姓。古代圣王没有与一个国家结仇的。”

上古以来，没有杀害君主的事情。商汤对待夏桀，只是放逐了他罢了。如果商纣王不自焚，武王未必不采用商汤对待夏桀的方式来对待商纣王。商纣王自焚，这是武王的不幸。当时八百诸侯，虽然都有铲除暴政的志向，但是一听说他们的君主被杀，天下的人就会惊恐震骇，而不能不将过错归咎于武王。这就是伯夷斥责武王暴虐的原因。等到武王反过来施行商朝的政令，分封殷商的后人，并且不贪图他们的土地。天下于是知道武王的用兵是出于不得已，然后才安心于商纣王的灭亡，而不认为是周朝军队的过错。所以箕子的歌谣只是怨恨那个狡诈的少年（指商纣王），没有其他的怨恨了。这并不是因为伯夷亲近而箕子疏远，也不是武王开始时暴虐而后来仁德，而是时势不同罢了。

《多士》篇说，在三月，周公初次在新邑洛，用来告诫商王的士人说：“不是我小国敢夺取殷商的命运。”亡国之民而称他们为商王的士人，新朝的主人，却自称我小国，以天下为公，而不抹杀他们旧日的名分。殷人因此心中喜悦而真诚信服，占卜世数三十，占卜年数八百，这就是他们建立基业的基础。

泰誓

商朝的恩德深厚啊，一寸土地没有不是它所有的，一个百姓没有不是它的臣民。武王讨伐商纣，却说：“独夫受，大肆作威，是你世代的仇敌。”说：“所以我小子，率领你们众士，灭绝你们的仇敌。”何至于此？商纣的不善，也只在他自身，却甚至把他的祖先也当作仇敌。难道《泰誓》的文字，是出自魏晋之间人的伪作吗【蔡氏说：《泰誓》武城一篇之中，似乎不是完全出自一人之口，又引用吴氏的话，怀疑这本书晚出，或者不是完全当时的原文，大概已经看到这一点，只是以注家的体例，不敢直接说它是伪作罢了】

我梦见与我的占卜相合，袭于吉祥，讨伐商朝必定成功，讨伐君主是大事，却寄托于梦境，谁会相信呢？大概就是《吕氏春秋》记载伯夷、叔齐的话，说武王用梦来说服众人【《左传》昭公七年，卫史朝的话说：筮卦与梦境相合，是武王所用的，当时已有此语】孟子引用《书》说：“王说：不要害怕，安抚你们，不是敌视百姓。像山崩那样磕头，稽首。”现在改成了：“防止有人不害怕，安抚执持不是敌视百姓，战战兢兢像山崩那样磕头。”后儒虽然曲为之说，但不可通顺了。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百姓有过错，在于我一人。凡是百姓没有安定的食物，不顺应天性，不遵循常典，都是我一人的责任。现在我应当顺应民心，来诛杀无道之人。蔡氏说百姓都有责任于我，似乎过于迂曲。

王朝歩自周

《武成》篇说武王早晨从周地步行，《召诰》篇说武王早晨从周地步行到达丰，《毕命》篇说武王早晨从宗周步行到达丰，不敢乘车而步行出城门，恭敬到了极点【马氏说：丰，是文王庙所在；郑氏认为出庙、入庙都步行。现在按《书》说“步自周”，则不仅在庙里。雍録认为步行二十五里，则又太远了】后世的君主骄横放纵懒惰安逸，于是有乘车在国中行走，坐着接见群臣，这不是先王的制度【《皇帝辇出房》见于《汉书·叔孙通传》，是秦朝的仪制】

《吕氏春秋》说出去就用车，进来就用辇，务求自己安逸，称之为招致蹶倒的机由【枚乘《七发》本此作蹶痿之机】宋吕大防说前代君主在宫禁之中也乘车辇，祖宗都从内庭步行出御前殿，这是勤身的法则【周煇《清波杂志》】

太祖实录《吴元年》上因为诸子年长，应该习于勤劳，使他们不骄惰，命令内侍制作麻鞋，行幐。每次出城稍远，则马走两步，快走一步。到崇祯帝，也曾步行祈祷南郊。唉！太祖的训诫深远啊。

大王王季

《中庸》说：“武王最后受命，周公成就文王武王的德行，追封大王、王季。”《大传》说：“武王在牧野，祭祀完毕退下，于是率领天下诸侯拿着豆笾，急速奔走，追封大王亶父、王季歴、文王昌。”两种说法不同。现在按《武成》说：“丁未日在周庙祭祀，而其告庶邦冢君称大王、王季。”《金縢》的册祝说：“若尔三王

译。”因此，武王之时已经追尊大王、王季为王，而《中庸》的说法并不准确。《诗经·大雅·緜》中，上文称颂古公亶父，下文称颂文王，这说明在古公尚未获得尊号之前，文王已经被称为王，而《大传》的说法并不准确。仁山金氏说：“武王起兵之日就已经称王了，所以祭祀上帝，行天子之礼，自称‘有道曾孙周王发’，这必定不是史官事后追记的言辞。后来的儒者因为忌讳圣人的事迹而加以粉饰，这是不对的。”然而，文王称王与大王、王季称王并非同一时期，而追尊大王、王季为王必定不是在周公即位之后【怀疑武王在灭商之前就已经追尊文王，《史记·伯夷列传》记载：“西伯去世，武王载着文王的木主，尊号为文王，向东讨伐纣王”】

译常伦

常伦，是天地人间的恒常之道。如下面所说的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都包含在其中。不仅仅局限于孟子所说的人伦而已。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进而能够充分实现人的本性、万物的本性，这样就可以辅助天地的化育，从而使常伦得以井然有序。

龟从筮从

古人求问神意的方法，不止一种，所以占卜和筮占并用，但最终仍以龟卜为主。《周礼》中太卜官说：“凡是国家的大事，先进行筮占，然后再进行龟卜。”注解道：“应当使用龟卜的时候，先进行筮占，这是因为事情有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筮占的结果是凶险，就停止，不再进行龟卜。”然而《洪范》中有“龟卜顺从，筮占违背”的情况，由此可知古人本来就不拘泥于这种规定。大卜掌管三种兆象的法度，其经兆的体例，都有百二十种，其颂辞都有千二百首。所以传文说：“筮占短浅，龟卜长远。”《左传》记载：“晋献公打算立骊姬为夫人，龟卜不吉利，筮占吉利。卜人说：‘筮占短浅，龟卜长远，不如听从长远的。’”注解道：“事物产生之后才有形象，有了形象之后才有滋长，有了滋长之后才有数目。龟卜依据形象，筮占依据数目，所以形象长远，数目短浅。”《曲礼正义》说：“凡是事物初生，就有形象，距离初始既近，而且包罗万象，所以称为长远。数目是终结末了，距离初始既远，推求事物的数目，才能求得形象，所以称为短浅。”从汉朝以后，汉文帝时代，还有大横的兆象。《艺文志》记载有《龟书》五十三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三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后来就无人知晓了。唐朝的李华，于是有了废除龟卜的议论。

周公居东

君主年幼，国家人心疑虑，周公又出居在外，而上下安宁，没有心腹之患，这是依靠三公的力量。武王誓师众人时说：“我有十个治国能臣，同心同德。”在这里可以看出来。荀子说：“两位公（指召公和太公）仁爱智慧，且不蒙蔽，所以能扶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平。”

防子之命

微子对于周朝，大概是接受封国而不接受爵位，接受封国是为了保存先王的祭祀，不接受爵位是为了显示不臣服于周的节操，所以终身称为微子。

微子去世，立他的弟弟衍，这就是微仲。衍继承他的兄长，继承的是宋国，而不是继承微子的爵位。而称他为微仲，为什么呢？是遵循微子的心意。到了衍的儿子稽，就疏远了。于是开始称宋公。唉！我在《洪范》一书中，看到“十有三祀，微子之命”，用他旧有的爵位来命名篇章，从而知道武王、周公的仁德，不剥夺人们所坚守的原则。后来的经学之士不知道这个意义，于是那些怀抱器物投靠新朝的大臣、倒戈相向的士兵，在天下接连不断出现了。

酒诰

酒是天降下的恩命，也是天降下的威严。纣王因为酗酒而灭亡，文王因为不厚待酒而兴盛。兴亡的界限，其根源都在于酒。那么用来保全天命而敬畏天威的措施，后人不可不谨慎了。

召诰

古代吉利的出行，每天走五十里，所以召公营造洛邑，乙未日从周出发，戊申日早上到达洛邑，总共十四天。军队出行每天走三十里，所以武王讨伐纣王，癸巳日从周出发，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总共二十五天。《汉书》认为是三十一天，是错误的。

元子

微子之命，称微子为殷王的长子。召诰又称纣王为长子，说：“皇天上帝，改变了他的长子，这就是大国殷的命。”又说：“君王虽然年幼，也是长子啊。”君主称为天子，所以仁人侍奉上天就像侍奉父母一样。

其稽我古人之徳

傅说告诫高宗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能有收获。”武王告诫康叔，既恭敬遵循你文考（文王）的道，又寻求殷朝先代哲王的经验，又寻求商朝老成人的智慧，又特别寻求古代先哲王的教诲。太保告诫成王，先以考察古人的德行为首，然后才进言考察谋略。从天子到成王制定《周官》，也说：“学习古代经典然后入仕为官。”又说：“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孔子说：“只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文化。”又说：“喜爱古代文化，勤勉地探求它。”又说：“君子通过多识前言往行，来积蓄自己的德行。”先圣和后圣，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不学习古代而想要考察天道，难道不是不耕种却想要收获吗？

节性

将善性降授给下民，如果有恒常的本性，这是性善说的来源。节制本性，每天都能进步，这是性相近说的来源。和乐平易的君子，使你完善你的本性，就像先公酋长一样。命运中有本性，君子不把它仅仅归结为命运。

汝其敬识百辟享

君主坐在明堂而统临九州，不但要察知群心的向背，也应当知道四方国家的忠奸。所以嘉禾同颖，是赞美侯服宣示风化；进贡其物，是告诫明王谨慎德行。这就是所说的恭敬识知百官的进献。从前唐明皇达到治世时，接受张说千秋节的镜子，听取元生《于蔿》之歌，也能以直言进谏为珠玑，以仁德贤才为器物币帛。等到王心一旦放纵，奸佞谄媚日益兴盛，开设广运潭，招致江南的货物：广陵的铜器，京口的绫衫，锦缆牙樯，绵延数里。盛装鲜服，和唱者百人。不久蓟门的叛乱就发生了。那么韦坚、王鉷这类人，剥削百姓来奉养他们的君主，都是不致力于进献正道的人。《易经》说：

译周公用丰厚的祭品享祭天子，但小人却无法做到。”像唐明皇这样的人，难道不就是享祭的礼仪繁多，而百姓却说不愿享祭的人吗？

译只有你们王家是我所归附的。

朝见天子的人不去殷都而去周都，打官司的人不去殷都而去周都。于是周成为天子，而殷成为诸侯了。这就叫做：“只有你们王家，是我所归附的”。

王从奄地回来

《多方》的诰辞说：“五月丁亥日，王从奄地回来。对多士说：‘从前我从奄地回来’”，这说明《多方》应当在《多士》之前，后来的人颠倒了篇章的顺序罢了【元代儒者王柏的论述也与此相同，但他改动过多，我不敢相信】。奄地背叛周朝，是因为武庚被诛杀后感到恐惧，于是与淮夷、徐戎一起兴起叛乱，而周公东征，竟然长达三年之久。孟子说：“讨伐奄地用了三年，诛讨其君主”，这是正确的【讨伐奄地是成王时的事，上文说辅佐武王，是因为诛杀纣王而连带叙述罢了】。既已攻克，而成王践履奄地，大概是施行巡狩的礼仪。《尚书序》说：“成王已经践履奄地，将要迁移其君主到蒲姑”，这也是正确的【《多方》篇说：“周公说：‘王这样说’”，这说明周公尚未迁移殷人，而王已经践履奄地了】。孔安国的传注认为奄地再次叛乱，是拘泥于篇章的先后顺序，而强行做出的解释【至于“至于再，至于三”，应当采纳蔡氏的说法】。

建立官职只有百个

成王作《周官》一书，说“唐尧虞舜考察古道，建立官职只有百个，而夏商两代的官职加倍。那个时代相距不远，官职数量的多少为何如此悬殊呢？况且天下的事务，即使是一个微小的职位，至于管理仓库的委吏、管理狩猎的乘田，也不可缺少。而说二帝时代，竟然能用百官概括内外所有事务，我不敢相信。考察传注，也只是认为因时制宜，而没有详述其实情。我认为唐虞时代的官职不止百个，而咨询并任命的人有二十二人，其余九官的辅佐，殳斨、伯与朱虎、熊罴之类，以及侍御、仆从，直到十二州的长官，以及四海之外，都建立五长，以名声通达于天子的，不过百人而已。其他则是周穆王的命令所说的谨慎选拔僚属，而天子不亲自决定其升降的人。所以说：‘尧舜的智慧不遍及万物，是因为急于先务；尧舜的仁爱不能遍及所有人，是因为急于亲近贤人。’夏商时代，法令日益详细，而君主的职权日益被下属侵夺，由天子任命的人多，所以官职加倍。从《立政》一书来看，内到亚旅，外到表臣、百司，以及夷微、卢烝、三亳、版尹等官职，又是虞夏时代所没有的，就可以知道了。杜佑《通典》说：‘汉初王侯国的百官都像汉朝一样，只有丞相由天子任命，御史大夫以下都由自己设置。等到景帝惩戒吴楚之乱，削减其制度，罢免御史大夫以下的官职。到武帝时，又下诏凡是王侯吏职秩二千石的人，不得擅自补任。其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都由刺史、太守自行补任。历代沿袭而不改革。等到北齐武平年间，后主失政，多有奸佞幸臣，于是赏赐他们卖官，分占州郡，下至乡官，多降中防。所以有敕令任用州主簿、郡功曹的情况。从此之后，州郡征辟士人的权力逐渐转移到朝廷，因此外吏不能精核，由此而起。’所以刘〇对牛〇说大小官职都由吏部任命，这就是政事日益繁杂的原因。而沈既济的建议，想要让六品以下及僚佐之类，允许州府征辟任用【《唐书·百官志》说：‘起初，太宗精简内外官职，定制为七百三十员，说：“我用这些来等待天下的才俊足够了”】。后世贤人，看到《周礼》一书，设置官职之多，职事之密，认为周朝之所以达到治世就是如此，却不知道在‘安顿你的事务，安顿你的牧守，安顿你的准则’之外，文王哪里敢知道呢。那么周的制度虽然详细，而意思仍然不同于唐虞。追求治世的君主，怎么可以以天子身份参与铨选官职的事呢？

司空

司空孔安国的传注说主管国家空旷的土地以安置居民，不一定如此。颜师古说：“空穴，古人穴居，主管挖掘土穴以让人居住【见《汉书·百官公卿表》注，此语必有根据】。《易传》说：“上古穴居而野处。”《诗经》说：“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现在河东的人尚多有穴居的【今人所说的窑即古陶字，庄子说逃虚空，虚空即今人所说的冷窑】。洪水之后，没有比安定民居更紧急的了，所以伯禹担任司空，为九官之首。

顾命

读《顾命》这一篇，看到成王刚去世时，康王与其群臣都穿吉服，而没有哀痛之辞。以召公、毕公的贤能，反而不及子产、叔向，实在可疑。反复阅读，知道其中有脱简【不提及殡礼，知道是缺文，难道有新君已经朝见诸侯，而成王尚未殡殓，史官略无一言记载的吗】。而狄设黼扆、缀衣以下，就应当属于康王之诰【伏生本以《顾命》、《康王之诰》合为一篇】。自此以上，记载成王顾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记载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见诸侯之事。古代的人君对于即位之礼很重视，所以在庙中即位，接受先王的命令，祭祀完毕而朝见群臣，群臣陈列币帛而进见，然后才成为君主。《春秋》对于鲁公即位就记载，不即位就不记载，大概有遭遇时变而不行此礼的，如庄公、闵公、僖公三位君主了。康王处于太平之时，作为继

译身体是君主，而史官记录其遗留的训诫告谕，作为一代的大法，这就是这本书得以流传的原因。《礼记》说：“丧期未满，不称君。”而现在的书说“王戴着麻冕，穿着绣有斧形花纹的礼服”，这是逾年之后的君主。又说：“周朝在卒哭祭后祔祭，而现在的书说‘诸侯走出庙门等待’”，这是已经祔祭之后的事情【《礼记》说：“卒哭祭称为成事，这一天，用吉祭代替丧祭”】。传言天子七月下葬，同轨之内的诸侯全部到来，而现在的太保率领西方诸侯，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这是七月之后的事情。因为其中有脱落的简册，后来的解说者都把它们系在“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产生了后世儒者的议论，而不思考初崩七日之间，诸侯怎么能够全部到来呢【苏氏也知道这不通，而认为是问疾的诸侯】。有人说：“改换吉服可以吗？”回答说：“这是周公所制定的礼制，以宗庙为重，不敢穿着凶服去接近神灵，解除三年的丧服，以尽片刻的敬意，这是义理所在，而天子的守丧与士庶不同。”《尚书·商书》中有记载，“在元祀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奉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难道穿着丧服进入宗庙吗【《汉书·孝文纪》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在高庙受朝见，大概还遵循这个制度】。传贤的时代，天下可以没有君主，所以尧崩后三年丧期结束，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传子的时代，天下不可以没有君主，所以在元祀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奉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从设置黼扆开始，缀衣以下都在朝廷陈列。设置四席，是朝见群臣，听理政事，供养国老，宴享亲属，都是新天子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侍奉亡者的说法。从“王戴着麻冕，穿着绣有斧形花纹的礼服”以下，都是宗庙中的事情。从“王走出，在应门之内”以下，则是康王临朝处理政事的事情。

译周朝末世，本来就有不等安葬就先在宗庙出现的情况。《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载，夏四月乙丑日，周景王在荣锜家去世。五月庚辰日，新王出现。六月丁巳日，安葬景王。这里所说的“新王出现”，是指王子猛在先王的宗庙中露面。不等丧期结束就让新王出现，王子猛不等丧期结束就安葬景王，这是因为王子朝争夺王位。然而史书不记载“即位”，只说“新王出现”罢了。谁说成王、康王太平无事的时候实行这种变礼呢？

史书的脱漏简牍很多。比如《武成》这一篇，蔡氏认为还有缺少的文字。《洛诰》中“戊辰日，王在新邑”，由此可知王到达洛邑。然而周公、召公到达洛邑，都详细记载了日期，而王却没有记载。金氏认为其中一定有缺少的文字，大概是伏生年老忘记了。既然这样，那么《顾命》的脱漏简牍，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孔子说过：“如果不是有司丢失了传承，那就是武王的意志荒废了。”我对于《顾命》，敢于引用这句话来断决千年的疑惑。

**矫防**

《说文解字》：“矫，从矢，揉制箭杆，所以有用力之义。”《汉书·孝武纪》注引韦昭说：“诈称皇帝命令叫矫，强行夺取叫防。”《国语·周语》注：“用欺诈手段执法叫矫。”

**防中于行以覆诅盟**

国家动乱没有政令，百姓有冤情却无法申诉，有冤屈却得不到审理，于是不得不向神明诉苦，诅咒盟誓的事情就兴起了。苏公遭遇暴公的谗言，就拿出这三样东西来诅咒你；屈原遭遇子兰的谗言，就告诉五帝来折中决断，命令皋陶来听断直曲，至于里巷的普通人，也没有不是这样的。而鬼神在人间往来，有时也显示他们的灵验，于是赏罚的大权就转移到了幽暗的冥界，那些愚昧的百姓，他们畏惧王法的斧钺常常不如畏惧鬼神的责罚。然而世间的君子还从中有所取用，来辅助王政的穷尽。今天所流传的地狱之说、感应之书，都是苗族百姓诅咒盟誓的余习。如果明明辅佐常道，鳏寡孤独都有遮盖，那么王政在上施行，人们自然不再向神明有所求，所以说“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谓“绝地天通”，就是这样罢了。

**文侯之命**

《竹书纪年》记载，周幽王三年，宠幸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逃到申国。八年，王立褒姒的儿子伯盘【古“服”字与“盘”字相似而误】为太子。九年，申侯聘问西戎和鄫国。十年，王师讨伐申国。十一年，申人、鄫人以及犬戎攻入周都，杀死王和王子伯盘。申侯、鲁侯、许男、郑子在申国立宜臼为王。虢公翰在携国立王子余臣为王。周朝两位君王并立。平王元年，王东迁到洛邑。晋侯、卫侯、郑伯、秦伯率领军队跟随王进入成周。二十一年，晋文侯在携国杀死王子余臣【《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诉诸侯的话说：“携王违抗天命，诸侯废黜了他，而建立了王的继承人。”杜氏认为携王是伯服，大概是没有考证清楚】。那么文侯的命令，是报答他拥立自己的功劳，而期望他效仿杀死携王的功绩。郑公子兰跟随晋文公东迁时，请求不要参与围攻郑国，晋国人答应了他。现在平王既已在申国即位【申国在今信阳州】，从申国迁到洛邑，又让周人为申国戍守【《竹书纪年》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犯申国。三十六年，周人戍守申国】，那么申侯讨伐幽王并杀死他，不能说不是出于平王的意愿。当时诸侯只知道嫡长子应当即位，而不考察他参与弑君是可以诛杀的。虢公拥立王子余臣，或许看到了这一点。自从文侯用军队废黜携王，以消除他的威胁，平王的地位就确定了。后来的人只以成败论事，而不考察其中的缘故，于是说平王能继承文王、武王的基业，而惋惜他抛弃岐山、丰邑七百里之地，这难道是能了解当时实情的人吗？孔子出生在二百年之后，大概有所不忍言说，而在书中录下文侯的命令，在诗中录下《葛藟》的篇章，他的防微杜渐之心啊【《葛藟》诗序说平王抛弃他的九族，似乎也不能完全说是错的。《古今人表》把平王、申侯与幽王、褒姒、虢石父同列在下下等】。传言平王东迁，大概是周朝的臣子美化他的名字罢了。综观事实并非如此。凡是说“迁”的，是从那里到这里的说法。盘庚迁到殷，就是这样。幽王灭亡，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荡然无存。镐京的土地已经被西戎占有。平王于是从申国向东保全于洛邑，天子的国家与诸侯没有区别，又有携王与他抗衡，并为人主二十年，他能保存周朝的祭祀，已经是幸运了。而期望他中兴吗【如东晋元帝不能说是迁到建康】

**秦誓**

有《秦誓》，所以列出《秦誓》；有秦诗，所以录下秦诗。述而不作，是说孔子预先知道天下将要并入秦国而保存它们【邵雍说】。小看圣人了吗？秦穆公的强盛，仅仅称霸西戎，未曾成为中原的盟主。无论齐桓公、晋文公，即使也不敢期望楚灵王、吴夫差会合诸侯而控制天下的权柄。春秋以后，秦国大概中衰。吴渊颍【莱】说：“秦国的兴起，始于孝公任用商鞅，成于惠王夺取巴蜀，蚕食六国，并吞二周，战国的秦国，不是春秋的秦国。距离孔子去世很久了【自获麟之年直到始皇灭六国】

译国家兼并天下已有二百六十年，孔子怎么知道周朝一定会被秦国兼并呢？至于所说的“后世有个男子自称秦始皇，闯入我的房间，颠倒我的衣裳，到沙丘就死了”，这接近于图澄、宝志那一类人的说法，不是用来谈论孔子的话。《甘誓》是天子征伐的事情；《费誓》是诸侯征伐的事情。将它们都保存下来，表明诸侯的事情可以继承天子的事情。《费誓》和《秦誓》的保存，也是这个道理。

译《古文尚书》

汉代时，《尚书》的今文与古文分为两家，而古文内部又自有两派。《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共五十七篇。”颜师古说：“孔安国在《书序》中说总共五十九篇，分为四十六卷。他奉诏作传，将序言分别冠于各篇之首，定为五十八篇。郑玄在《序赞》中说后来又丢失了一篇，所以是五十七篇。”又说：“经二十九卷，是大、小夏侯两家；欧阳经三十二卷【欧阳生，字和伯，史书未记载他的名字；夏侯胜，胜的从兄之子夏侯建，都传授伏生的《尚书】。颜师古说：“这二十九卷是伏生传授的【其中《秦誓》并非伏生所传，颜师古一并提及，详见下文】，这就是今文与古文分为两家的原因。”又说：“《古文尚书》，出自孔子旧宅的墙壁中。汉武帝末年，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想以此扩建他的宫殿，从而得到了《古文尚书》以及《礼记》、《论语》、《孝经》，总共数十篇，都是古文字。鲁共王进入宅内，听到弹琴瑟钟磬的声音，于是感到恐惧，就停止不再毁坏。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全部得到了这些书，用来考证那二十九篇，多出了十六篇【颜师古说：在通行的二十九篇之外，又得到了十六篇】。孔安国将这些书献给朝廷，恰逢巫蛊之祸，未能列入学官。刘向用中古文【颜师古说：中，指孔夫子的书】校对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的经文，《酒诰》脱落简牍一版，《召诰》脱落简牍两版，通常每简二十五字的脱落也是二十五字，每简二十二字的脱落也是二十二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处，脱落的字有数十个【《艺文志》自己说：这些记载本于刘歆的《七略》，不知道中古文是否就是孔安国所献的？等到王莽末年，遭遇赤眉之乱，焚烧殆尽，没有剩余】。《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字阅读它，因此发掘出他家藏匿的逸书，得到十余篇。大概《尚书》从此就多了【说这是最多的，说明张霸增加的一百零二篇是伪作】。遭遇巫蛊之祸未能立于学官，孔安国担任谏大夫，传授给都尉朝；都尉朝传授给胶东的庸生；庸生传授给清河胡常的小儿子；胡常又传授《左氏春秋》，传授给虢地的徐敖；又传授《毛诗》，传授给王璜、平陵的涂恽字子真；子真传授给河南的桑钦字君长。王莽时期，各种学问都得以设立【传末又说：平帝时设立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但后来《汉书》中十四博士没有这些，大概是光武帝时废除了】。刘歆担任国师，王璜、涂恽等都显贵【提到刘歆，是因为哀帝时刘歆写信给太常博士，想要设立这些家的学问，所以如此】。又说：世间所传的一百零二篇，出自东莱的张霸，他将二十九篇拆分合并成为数十篇【有的拆分，有的合并】，又采录《左氏传》和《书序》作为首尾，共一百零二篇，有的篇章只有几简，文意浅陋。汉成帝时寻求古文者，张霸因为能作一百零二篇，被征召用中书校对，发现不对。这又是孔氏古文与张霸之书分为两家的原因。《后汉书·儒林传》说：孔僖，是鲁国鲁地人。自从孔安国以下，世代传授《古文尚书》。又说：扶风杜林传授《古文尚书》，同郡的贾逵为他作训诂【《贾逵传》：肃宗喜好《古文尚书》，下诏让贾逵撰写欧阳、大、小夏侯《尚书》与古文的同异为三卷，皇帝认为很好】。马融作传，郑玄作注解，从此《古文尚书》就在世上显扬。又说：建初年间，下诏让高才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然没有设立学官，但都提拔高第生为讲郎，在近署任职。那么，孔僖从孔安国那里所受的，竟然没有流传下来，而杜林、贾逵、马融、郑玄则不见孔安国的传授，却为他们作训诂、作传、作注解。这就是孔安国与郑玄的学问，应当分为两派，而无可考证了。《刘陶传》说：刘陶通晓《尚书》、《春秋》，为之作训诂，推究三家《尚书》及古文，校正文字三百多事，命名为《中文尚书》【说参用今文古文之中】。汉末战乱，没有流传下来。至于马融注《古文尚书》十卷，郑玄注《古文尚书》九卷，则见于《旧唐书·艺文志》【又有王肃、范甯、李颙、姜道成注《古文尚书》，《新唐书》作姜道盛】。开元时尚有其书，并没有曾经亡佚。按照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说马融、郑玄所注的二十九篇，也不过是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一、《尧典》并《舜典》慎徽以下为一篇，二、《皋陶谟》并《益稷》为一篇，三、《禹贡》，四、《甘誓》，五、《汤誓》，六、《盘庚》，七、《高宗肜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范》，十二、《金縢》，十三、《大诰》，十四、《康诰》，十五、《酒诰》，十六、《梓材》，十七、《召诰》，十八、《洛诰》，十九、《多士》，二十、《无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顾命》并《康王之诰》为一篇，二十五、《吕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费誓》，二十八、《秦誓》】，而《泰誓》另外从民间得到，合并为二十九篇【孔颖达《正义》说：《史记》及《汉书·儒林传》说：伏生独自得到二十九篇以教齐鲁。然而《泰誓》并非伏生所得。按照马融说：《泰誓》后来得到。郑玄《书论》也说：民间得到《泰誓》。《别录》说：汉武帝末年，百姓有人在墙壁内得到《泰誓》书，献上去。那么《泰誓》并非伏生所传。

译而说《尚书》有二十九篇的人，是因为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看到《泰誓》篇出现并得以施行，被纳入伏生所传授的《尚书》之内，所以在《史记》中笼统地说《尚书》出自伏生，不再详细分别分析。其实《泰誓》篇出现的时代与伏生所传的并不相同】况且现在的《泰誓》篇【其中有“白鱼跃入王船”等语句，董仲舒在对策中引用过】，它所说的多出十六篇，并不包括这一篇在内。《隋书·经籍志》说：马融、郑玄所传授的只有二十九篇，又混杂了今文，并非孔子旧有的书。其余的完全没有解说【《正义》说：郑玄在伏生所传之外，增加了二十四篇：《舜典》一篇，《汨作》两篇，《九共》九篇，《大禹谟》一篇，《益稷》一篇，《五子之歌》一篇，《汤征》一篇，《汤诰》一篇，《咸有一德》一篇，《典宝》一篇，《伊训》一篇，《肆命》一篇，《原命》一篇，《武成》一篇，《旅獒》一篇，《问命》一篇。以一篇为一卷的有九篇，共九篇合为一卷，总共十六卷，以符合《汉书·艺文志》中多出十六篇的数目。这就是张霸之流所作的伪书，与《旧唐书》所载的篇目不同】晋代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现在没有流传下来的。等到永嘉之乱，欧阳氏、大小夏侯氏所传的《尚书》都亡失了。到了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才得到孔安国的传注，献给朝廷【《正义》引《晋书》说：太保郑冲把古文《尚书》传授给扶风人苏愉，苏愉传授给天水人梁柳，梁柳传授给城阳人臧曹，臧曹传授给汝南人梅赜，梅赜于是献上这本书。又说：这本书亡失了《舜典》一篇，东汉以后的诸儒都没有见过。郑玄注《礼记》，韦昭注《国语》，杜预注《左传》，赵岐注《孟子》，凡是引用这本书的文字，都注释说是逸书】增加了二十五篇【《大禹谟》一篇，《五子之歌》一篇，《汤征》一篇，《仲虺之诰》一篇，《汤诰》一篇，《伊训》一篇，《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一篇，《旅獒》一篇，《微子之命》一篇，《蔡仲之命》一篇，《周官》一篇，《君陈》一篇，《毕命》一篇，《君牙》一篇，《冏命》一篇】以配合伏生的二十八篇，而去掉了伪《泰誓》篇。又把《舜典》、《益稷》、《盘庚》中下、《康王之诰》各自分为一篇，就成为现在的五十八篇了。其中《舜典》篇有缺漏，取王肃本中“慎徽”以下的传注来接续【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梅赜献上孔氏传注的《古文尚书》，亡失了《舜典》一篇，当时因为王肃的注颇像孔氏传，所以取王肃的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作为《舜典》，来接续孔氏传注】齐明帝建武四年，有个叫姚方兴的人，在大航头得到一本，其中有“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献给朝廷。议论的人都认为这不是真的。等到江陵战乱，这些文字北传入中原，学者们对此感到诧异。刘炫于是把它列入各种版本的次第中。然而现在的《尚书》，今文、古文都有。三十三篇，固然杂取了伏生、孔安国的文字，而二十五篇出自梅赜，《舜典》二十八字出自姚方兴，又把它们合而为一。《孟子》说：“完全相信书，那还不如没有书”，在今天更加验证了这一点。

译我私下怀疑，古代有《尧典》而没有《舜典》，有《夏书》而没有《虞书》，而且《尧典》也属于《夏书》。孟子引用“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并称之为《尧典》，那么《书序》将其另立为《舜典》就是错误的。《左传》庄公八年引用“臯陶迈种徳”，僖公二十四年引用“地平天成”，僖公二十七年引用“赋纳以言”，文公七年引用“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用“成允成功”，襄公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两次引用“念兹在兹”，襄公二十六年引用“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哀公六年引用“允出兹在兹”，哀公十八年引用“官占惟先蔽志”。《国语》中周内史过引用“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防与守邦”，而这些都被称为《夏书》，那么后来将其列为《虞书》就是多余的了【正义：说马融、郑玄、王肃分别编录的题注都叫《虞夏书》，因为虞、夏同属一类】。为什么呢？记录这本书的人，必定出自夏朝的史官，虽然传说源自唐尧时代，但润色成文，难免有待于后人，所以篇首说“若稽古”，以“古”为言，明显不是当时的记录。历经三位圣人，事迹同属一家，用夏朝的臣子追记两位帝王的政绩，不称为《夏书》又是什么呢？正因为是夏朝的臣子追记两位帝王的政绩，所以谈论尧就可以见到舜，不像后世的史书，每位帝王立一本纪，然后才构成全书。

帝说：“来！禹！你也畅言。”这是承接上文臯陶所陈述的一时之言。王出在应门之内，这是承接上文诸侯出庙门等候的一时之事。《书序》将其分为两篇，是荒谬的。

《书序》

益都孙宝侗仲愚认为《书序》是后人伪作，逸书的名称也多不合典制。至于如《左传》定公四年，祝佗告诉苌弘，谈到鲁国时说：“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皥之虚”；谈到卫国时说：“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谈到晋国时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这就是说，《伯禽之命》、《康诰》、《唐诰》，是《周书》中的三篇，也是孔子必定收录的。如今只有《康诰》留存，而另外两篇亡佚。撰写《书序》的人不知道它们的篇名，而不列入百篇之内，疏漏显然。这就是说，不仅《书序》可疑，连百篇的名称也不可信了。他将“命以伯禽”解释为书名，“伯禽之命”尤为贴切，当今应记录他的说法。

正义说：《尚书》遭逢秦火而亡佚，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大常蓼侯孔臧，是孔安国的堂兄，他与孔安国书信中说：“当时人们只听说《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认为确实如此，不知道它有百篇。”如今考察传记引用《尚书》，并无《书序》，所亡佚的四十二篇的文字，那么这些篇名也不尽可信。

《丰熙伪尚书》

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然不能没有错讹。学者不幸而生在两千多年之后，信从古籍而存留疑问，是他们的本分。近世解说经书的人，没有比喜好标新立异更有害的了，因为他们的说法异于常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弃本经的训诂，而向诸子百家的书中寻求。还不够，就舍弃近代的文献而向远古寻求；还不够，就舍弃中国的文献而向四海之外寻求。如丰熙的古书《世本》，尤其奇怪【鄞人说，出自其子丰坊伪撰，又有《子贡诗传》，后儒往往被迷惑】。他说：箕子朝鲜本者，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说：徐市倭国本者，徐市为秦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两国所译书，其曾祖父河南布政使丰庆录得之，以藏于家。按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大概昔时已有此说，而叶少蕴早已怀疑。诗人寄托兴致的言辞，岂必真有此事？日本向唐朝进贡已久，自唐及宋，历代求书的诏令不能得到，而两千多年之后，丰庆却得到了。他得到后又不献给朝廷，而藏于家中，为什么呢【宋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郑康成注《孝经》来献，未言有《尚书》】。至于说：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文公五年引“沈渐刚克，髙明柔克”，成公六年引“三人占从二人”，襄公三年引“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正义曰：“箕子商人所说，故谓之商书”】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称，十有三年周史之记，不得为商人之书也。《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孔安国传“道岍及岐”即云“更理说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是自汉以来别无异文；《史记·夏本纪》亦先九州而后道山道水】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

译吗？说是依据鸿都石经，根据《正义》的说法，蔡邕所书的石经《尚书》只有今文三十四篇，没有《五子之歌》。丰熙又为什么不加考辨就妄加议论呢？【《五子之歌》是孔氏古文，由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所以《左传》成公十六年引用“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哀公六年引用“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杜预的注解都认为这些是逸书；《国语》中周单襄公引用“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单穆公引用“关石和钧，王府”，韦昭的注解也认为这些是逸书】。

天子失去官守，学术流传到四方边远之地，如果确实有残存的简牍可以补充经文、辅助圣道，那本来就是君子所寻求而唯恐得不到的。如果对于经文没有益处，只是制造怪异来迷惑人，那么这种学问，也只能称为异端罢了。

我因此感叹古代的君子遵守经文，即使在章句先后之间，也不敢擅自更改。所以元行冲奉唐明皇之命，采用魏徵所注的《类礼》撰写疏义，成书后进献，却被张説驳斥，说章句隔绝，违背旧本，最终没有在学官中设立。《礼记》是二戴所收录的，并非孔子所删定，何况其篇目的次序，本来就没有深意，而魏徵的注解，又是依据孙炎【字叔然，汉末人】以累代名儒的作品，加上诏令的约束，却不能改变经生所坚守的，大概唐人对待经传，就是如此严谨。

所以啖助对于《春秋》，超越三家，多有独到见解，而史官仍然讥讽他自创一派，认为后生诡辩是啖助造成的阶梯。近代的人对于读经，粗疏毁损，远不及古人，又没有先儒作为依据，却凭主观臆断妄作，刊刻传记尚未停止，进而议论圣经；更改章句尚未停止，进而修改文字。这就是陆游对宋人感到慨叹的原因【陆务观说：“唐朝及本朝初年，学者不敢议论孔安国、郑康成，何况圣人呢？自从庆历年间以后，各位儒者阐发经义，前人不及，然而排斥《系辞》，毁谤《周礼》，怀疑《孟子》，讥讽《尚书》中的《征》、《顾命》，不难以议论经文，何况传注呢？”赵汝谈甚至说《洪范》不是箕子所作】，而现在更加严重。

徐防曾说：“现在不依据章句，妄加穿凿，以遵从老师为非义，以己意为得理，轻侮道术，逐渐形成习俗。”唉，这是学者所应深深警戒的。像丰熙这类人，又不足以谈论了。【近来有人说在《洪范》八政的末尾多出了五十二字的朝鲜本《尚书》，查考元代王恽《中堂事记》中统二年，高丽世子禃来朝，在中书省设宴，问说：“听说你们国家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回答说：“与中国没有不同。”可知这五十二字，也是伪撰的】。

汉代的东莱张霸伪造《尚书》一百零二篇，用中书校对，发现不对。张霸推辞说是受教于父亲，父亲有弟子尉氏的樊并，诏令保留其书。后来樊并谋反，才废除其书，而伪逸《书》《嘉禾》篇中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涖政’”的话，王莽于是依据这话来称居摄。可知迷惑世人、欺骗百姓，是犯上作乱的开端。《大学》的教育，禁止在恶念未发之时，大概就是要先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