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録卷二
日知録卷二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録卷三昆山顾炎武撰。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
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颂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诗谱：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为正经】颂也，诗之入乐者也。▯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鸮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之不入乐者也【释文曰：从六月至无羊十四篇，是宣王之变小雅；从节南山至何草不黄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为幽王之变小雅；从民劳至桑柔五篇，是厉王之变大雅；从云汉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变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变大雅正义曰：变者虽亦播于乐，或无算之节，所用或随事类而歌，又在制礼之后，乐不常用今按：以变雅而播之于乐，如卫献公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是也】乐记：子夏对魏文侯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徳，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以下则太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辩，则二南自谓之南，而别立正风之目者非【大昌字泰之，孝宗时人，着诗论一十七篇，来子当日或未见】
四诗
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据《周礼·籥篇】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宋程大昌《诗论》谓无国风之目，然《礼记·王制》言“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即谓自▯至曹十二国为风，无害】
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繋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着乱本也。淫奔之诗録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録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鸡鸣，相警以勤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后之拘儒不逹此防，乃谓淫奔之作不当録于圣人之经，是何异唐太子▯谓商臣弑君不当载于春秋之策乎【旧唐书·髙宗诸子传黄氏日钞云：国风之用于燕享者，惟二南，而列国之风未尝被之乐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颂而未及乎风也。桑中之诗，明言淫奔，东莱吕氏乃为之讳，而指为雅音，失之矣】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选诗，一埽千古之陋，归之正防，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选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以异乎？唐诗《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诗《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昉《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牵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防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芟落，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无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
何彼秾矣
山堂攷索载林氏曰：二南之诗虽大槩美诗，亦有刺诗，不徒西周之诗而东周亦与焉。据《何彼秾矣》之诗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攷《春秋》庄公元年书「王姬归于齐」，此乃桓王女，平王孙下嫁于齐襄公，非平王孙齐
译《日知录》卷二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三，昆山顾炎武撰。《诗经》有入乐与不入乐的区别。
《鼓钟》这首诗说：“以雅以南。”孔子说：“雅、颂各得其所。”那《周南》《召南》，《豳风》的《七月》，《小雅》正篇十六篇，《大雅》正篇十八篇【《诗谱》说：《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为正经】以及《颂》，是入乐的诗歌。〇以下十二国的诗歌附在《二南》之后而称为“风”，《鸱鸮》以下六篇附在《豳风》而也称作《豳风》，《六月》以下五十八篇附在《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附在《大雅》而称为“变雅”，这些是不入乐的诗歌【《释文》说：从《六月》到《无羊》十四篇，是宣王时的变《小雅》；从《节南山》到《何草不黄》四十四篇，前代儒者申公、毛公都认为是幽王时的变《小雅》；从《民劳》到《桑柔》五篇，是厉王时的变《大雅》；从《云汉》到《常武》六篇，是宣王时的变《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时的变《大雅》。《正义》说：变雅虽然也播于音乐，或者没有固定的节拍，所用或许随事类而歌，又在制礼之后，乐不常用。今按：以变雅而播之于乐，如卫献公让太师唱《巧言》的卒章就是例子】。《乐记》：子夏回答魏文侯说：“郑国的音乐喜好放纵，使心志淫佚；宋国的音乐安于女色，使心志沉溺；卫国的音乐急促繁多，使心志烦乱；齐国的音乐傲慢邪僻，使心志骄纵。这四种音乐都沉溺于女色而有害于德行，因此祭祀时不使用它们。”朱熹说：“《二南》是正风，是房中之乐，是乡乐；《二雅》中的正雅，是朝廷之乐；商、周的《颂》，是宗庙之乐。至于变雅，则是衰周卿士的作品，用来议论时政的得失，而〇〇以下则是太师所陈列，用来观察民风的罢了，不是宗庙宴享所使用的。但根据程大昌的辩驳，那么《二南》自称为“南”，而另外设立“正风”这一目次的是不对的【程大昌字泰之，宋孝宗时人，著有《诗论》十七篇，来子当日或许没有见到】
四诗
《周南》《召南》，是“南”，不是“风”。《豳风》称为《豳诗》，也称为“雅”，也称为“颂”【据《周礼·籥篇》】，而不是“风”。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的“风”附在其中，这是《诗经》原本的次序【宋程大昌《诗论》说没有“国风”这一目，然而《礼记·王制》说“命令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即指从〇到曹十二国为“风”，这并无妨害】
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是为了保存列国的“风”。有善的也有不善的，一并保存。就像古代的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而季札听诗以知道各国的兴衰。正因为善与不善二者并陈，所以可以观察，可以聆听。世道不是二帝之时，不是上古，固然不能使四方之风只有贞正而没有淫邪，只有治世而没有乱世。文王的教化波及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也不能教化。假使那些诗尚存而进入孔子的删选，必将保存南音以联系文王之风，保存北音以联系纣王之风，而不容许抹杀其中任何一方面。因此《桑中》的篇章、《溱洧》的作品，孔子不删，是为了记录淫邪的风气。《叔于田》，是赞誉共叔段的言辞；〇之水、《椒聊》是追随共叔段的言语，孔子不删，是为了彰显祸乱的根源。淫奔的诗记录不止一篇，是为了记录其风气之甚。一国都淫邪，而其中有不变节的人，就急切地记录他。《将仲子》，是畏惧人言；《女曰鸡鸣》，是互相警示以勤勉生活；《出其东门》，是不羡慕美色；《衡门》，是不愿向外追求。选取其辞藻，比较其音律，去掉那些烦杂且泛滥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删”。后代的拘泥之儒不通晓此意，竟说淫邪的作品不应当收录在圣人的经典中，这何异于唐太子〇说商臣弑君不应当记载在《春秋》的史策中呢【《旧唐书·高宗诸子传》黄氏《日钞》云：国风用于宴享的，只有《二南》，而列国的风从未被配乐。孔子所说的正者，是雅、颂而没有涉及风。《桑中》的诗，明言淫奔，东莱吕氏却为之讳饰，而指为雅音，失之矣】真德秀《文章正宗》所选的诗，一扫千古的陋习，归于正道，然而弊病在于以理为宗，失去了选人的趣味。况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的民风略具于此。现在以真德秀所删的来读，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有什么不同呢？唐诗《山有枢》的篇章，“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大概也是〇诗《雄雉于飞》的意思。牵牛织女之意始于《大东》，兔丝女萝之情同于《车辖》。牵强十九首中并无甚优劣，必以坊间淫邪正俗的界限严加绳削，虽然矫正了昭明太子的偏颇，恐怕失去了国风的意义。六代浮华固然应当删落，使徐陵、庾信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岂不是太过分了？难道不是执着于理的过错吗？
何彼秾矣
《山堂考索》载林氏说：《二南》的诗虽然大体是美诗，也有刺诗，不独是西周的诗而东周也参与其中。根据《何彼秾矣》这首诗就可以知道了。其中说“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考查《春秋》庄公元年记载“王姬归于齐”，这是桓王的女儿，平王的孙女下嫁于齐襄公，不是平王的孙子齐
侯子而何【洪氏《容斋五笔》曰：《春秋》庄公元年，当周庄王之四年，齐襄公之五年，书「王姬归于齐」。庄公十一年，当庄王之十四年，齐桓公之三年，又书「王姬归于齐」。庄王为平王之孙，则所嫁王姬当是姊妹。齐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于此矣】説者必欲以为西周之诗，于时未有平王，乃以平为平正之王，齐为齐一之侯，与书言宁王同义，此妄也【毛氏传：「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按成王时齐侯则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适其子，是甥为为婚，周之盛时必无此事。逮成王顾命，丁公始见于经，而去武王三十余年，又必无未笄之女矣】据诗人欲言其人之子孙，则必直言之，如称卫庄姜则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美韩侯取妻则曰「汾王之孙，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诗刺诗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无肃邕之徳，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秾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邕？王姬之车」。诗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车胡不肃邕乎？」是讥之也。按此説桓王女平王孙，则是其曰刺诗于义未允。盖诗自《▯▯》以讫于桧、曹，皆太师之所陈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诗，则用之为燕乐，用之为乡乐，用之为射乐，用之为房中乐，而《鼓钟》之卒章所谓「以雅以南」，《春秋》传所谓「象箾南籥」，《文王世子》所谓「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东周之后，其诗可以存二南之遗音，而圣人附之于篇者也。且自平王之东，周徳日以衰矣。麦禾之取，繻葛之战，防无以令于兄弟之国，且庄王之世，鲁、卫、晋、郑日以多故，于是王姬下嫁，以树援于强大之齐。寻盟府之坠言，继昏婣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时，犹能修周之旧典，而容色之盛，礼节之备，有可取焉。圣人安得不録之，以示兴周道于东方之意乎【春秋襄十五年书刘夏逆王后于齐，亦此意】盖东周以后之诗，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后之儒者乃疑之，而为是纷纷之説，是乌知圣人之意哉？或曰：诗之所言，但称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妇有四徳，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则徳可知矣【説苑引书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妇人之所以姣好也】故硕人之诗，美其君夫人者，至无所不极其形容。而野麕之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为妃主碑文，亦多有誉其姿色者【洪氏▯释载郭辅碑云：“有四男三女，咸髙贤姣孋”】汉魏间人作已如此】岂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为讳而不道乎？夫妇人伦之本，昏婣王道之大，下嫁于齐，甥舅之国，太公之后，先王以周礼治诸侯之本也。诗之得附于南者，以此。舍是，则东周以后事无可称，而民间之謡刺皆属之王风矣。况二南之与民风，其来自别。宣王之世未尝无雅，则平王以下，岂遂无南？或者此诗之旧附于南，而夫子不删，要亦不异乎向者之説也。
译侯子而何【洪氏《容斋五笔》说：《春秋》庄公元年，正值周庄王四年、齐襄公五年，记载“王姬归于齐”。庄公十一年，正值庄王十四年、齐桓公三年，又记载“王姬归于齐”。庄王是平王的孙子，那么所嫁的王姬应当是姐妹。齐侯的儿子必定是襄公、桓公二者之一】解说的人一定要把它当作西周时的诗，当时还没有平王，于是把“平”解释为平正的王，把“齐”解释为齐一的侯，与《尚书》所说的“宁王”同义，这是错误的【毛氏传：“平，平正也。”武王的女儿，文王的孙子，嫁给齐侯的儿子。查考成王时的齐侯是太公，而让武王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这是甥舅通婚，周朝兴盛时必定没有这种事。等到成王顾命时，丁公才出现在经书中，距离武王已有三十多年，又必定没有未及笄的女子了】根据诗人想要说明某人的子孙，就必定直接说明，比如称卫庄姜就说“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赞美韩侯娶妻就说“汾王之孙，蹶父之子”，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况且这首诗是讽刺诗，因为王姬徒有容貌之美，却没有庄重和顺的德行，怎么能使人们感化呢？所以说“何彼秾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邕？王姬之车”。诗人好像在说：“说她的容貌固然像唐棣花一样，但王姬的车驾为什么不庄重和顺呢？”这是讥讽她。查考这种说法，如果是桓王的女儿、平王的孙女，那么说它是讽刺诗在义理上就不恰当。因为诗歌从《周南》《召南》直到桧、曹，都是太师所陈列的。其中有赞美也有讽刺。如果是二南的诗，就用作燕乐、乡乐、射乐、房中乐，而《鼓钟》卒章所说的“以雅以南”，《春秋》传所说的“象箾南籥”，《文王世子》所说的“胥鼓南”，都是指这些。怎么会有讽刺呢？这必定是东周以后，它的诗歌可以保存二南的遗音，而圣人把它附在篇末的。况且自从平王东迁，周朝的德行日益衰微。麦禾被夺取，繻葛之战发生，无法命令兄弟之国，而且庄王时期，鲁、卫、晋、郑日益多事，于是王姬下嫁，以便在强大的齐国树立外援。追寻盟府坠落的言论，继承婚姻往来的旧好。而且她下嫁时，还能修习周朝的旧典，容貌之美，礼节之完备，有可取之处。圣人怎么能不记录它，以显示振兴周道于东方的意思呢【《春秋》襄公十五年记载刘夏从齐国迎娶王后，也是这个意思】大概东周以后的诗，能附在二南的，只有这一篇而已。后来的儒者却怀疑它，于是产生纷纷的说法，这哪里知道圣人的意思呢？有人说：诗中所说的，只称道她的容貌，为什么呢？回答说：古代妇女有四种德行，容貌是其中之一。说到容貌，那么德行就可以知道了【《说苑》引用《尚书·五事》：一曰貌，貌是男子恭敬的原因，也是妇人姣好的原因】所以《硕人》这首诗，赞美君主的夫人，以至于极尽形容之能事。而《野麕》的贞洁，也说“有女如玉”。即使唐朝人为妃主写碑文，也多有赞誉她们姿色的【洪氏《释》载郭辅碑说：“有四男三女，咸髙贤姣孋”】汉魏间的人已经这样了】哪里像宋代以后的人，以此为忌讳而不说呢？夫妇是人伦的根本，婚姻是王道的大事，下嫁于齐，甥舅之国，太公之后，先王用周礼治理诸侯的根本。诗能附在南的，就是因为这个。舍弃这个，那么东周以后的事就无可称道，而民间的谣谚讽刺都归属于王风了。况且二南与民风，来源本来不同。宣王时期不曾没有雅诗，那么平王以后，难道就没有南诗吗？也许这首诗原本就附在南，而孔子没有删去，这也与前面的说法没有不同。
何彼秾矣？以庄王之事而附于《召南》，其与《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书》，一也。
▯▯卫
▯▯衞本三监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统于衞矣。采诗者犹存其旧名，谓之▯▯衞【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衞国是也。▯以封纣子武庚，▯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庸之民于雒邑。故▯▯衞三国之诗相与同风】▯▯衞者，总名也，不当分某篇为▯，某篇为▯，某篇为卫，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以此诗之简独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旧也【观小雅六笙诗，毛公颇有升降。黍离之篇，毛公以为王齐，诗以为衞，则知今诗之次序多出于汉儒也。新序：黍离，衞宣公之子夀闵其兄而作】攷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于鲁，为之歌▯▯衞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徳如是，是其卫风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之言引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此诗今为▯之首篇，乃不曰▯而曰卫，是知累言之则曰▯▯卫，専言之则曰卫，一也，犹之言殷商、言荆楚云尔。意者西周之时故有▯▯之诗，及幽王之亡而轶之，而大师之职犹不敢废其名乎？然名虽旧而辞则今矣【若据汉书言迁▯▯之民于雒邑，则成王之世已无▯▯】
▯▯之亡久矣，故大师但有其名，而三国同风，无非卫人之作。桧【左传作郐】之亡未久，而诗尚存，故别于郑而各自为风。匪风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曰：谁将西归？是镐京尚存，故郑氏谱以为当夷王、厉王之时，苏氏以桧诗皆为郑作，非也】
▯▯卫三国也」，非三监也。殷之时，邦畿千里，周则分之为三国。今其相距不过百余里，如《地理志》所言，于百里之间而立此三监，又并武庚而为一监，皆非也。宋陈傅良【止斋集·答黄文叔书】以为：「自荆以南，蔡叔监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国，管则管城，霍所谓霍太山也。其緜地广，不得为▯▯卫也。」
黎许二国
许无风而载驰之诗，録于《▯黎》；无风而式微、旄丘之诗，録于《▯》。圣人阐幽之防，兴灭之心也。
诸姑伯姊
泉水之诗，其曰：「诸姬犹硕人之庶姜。」古之来媵而为侄娣者，必皆同姓之国。其年之长幼，序之昭穆，则不可知也。故有「诸姑伯姊」之称，犹礼之言「伯父伯兄」也。贵为小君，而能谦以下其众妾，此所谓「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者矣」。
王事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于大国，朝聘防盟，征伐之事，谓之王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子展曰：“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东西南北，谁敢寜处？’坚事晋楚，以蕃王室也。王事无旷，何常之有？”《丧大记》曰：“既葬，与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国事。”又曰：“君既葬，王政入于国，既卒哭而服王事】其国之事，谓之政事。
朝隮于西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礼》十煇注，以隮为虹，是也。谓不终朝而雨止，则未然。谚曰：「东虹晴，西虹雨【其雨者，雨也】盖虹蜺杂乱之交，无论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气。楚襄王登云梦之台，望髙唐之观，所谓朝云者也。
王
▯鄘卫王列国之名，其始于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抚万邦，廵侯甸，而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其采于商之故都者，则系之▯鄘卫；其采于东都者，则系之王【王亦周初大师之本名，马永卿述元城刘先生之言，亦谓▯鄘卫本商之畿内，故序王之上】其采于列国者，则各系之其国。至骊山之祸，先王之诗率已阙轶，而孔子所録者，皆平王以后之诗，此变风之所由名也。诗虽变，而大师之本名则不敢变，此十二国之所以犹存其旧也。先儒谓王之名不当侪于列国，而为之説曰：「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徳于邦君【晋范甯《春秋谷梁传序】误矣。
自幽王以上大师所陈之诗亡矣。春
译那为何如此浓艳呢？将庄王的事迹附在《召南》之中，这与《文侯之命》将平王的事迹附在《尚书》之中，道理是一样的。
〇〇卫
〇〇衞本是三监之地，自从康叔受封不久，便统归于卫了。采诗的人仍然保留其旧名，称之为〇〇衞【《汉书·地理志》说：河内本是殷商的旧都，周灭殷后，将其畿内分为三国，《诗经》国风中的〇〇衞国就是。〇地封给纣王之子武庚，由管叔治理，卫地由蔡叔治理，用以监视殷商遗民，称为三监。所以《尚书序》说：武王去世，三监叛乱，周公诛杀了他们，将他们所有的土地都封给弟弟康叔，号称孟侯，用以辅佐周室，将〇庸的百姓迁到洛邑。所以〇〇衞三国的诗歌风格相同】〇〇衞是总称，不应当把某篇归为〇，某篇归为〇，某篇归为卫，将其分为三者，是汉代儒者的错误。因为这首诗的竹简特别多，所以分出三个名称分别冠于其上，而不是孔子的旧制【看《小雅》中的六首笙诗，毛公多有升降调整。《黍离》一篇，毛公认为是王齐，而《诗经》归为卫，由此可知现在《诗经》的次序多出于汉代儒者之手。《新序》说：《黍离》，是卫宣公之子寿怜悯其兄而作】考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在鲁国观乐，为他歌唱〇〇衞时说：“美啊，深沉啊，忧愁而不困顿。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这是卫风吧？”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的言论引用卫诗说：“威仪庄重，不可挑剔。”这首诗现在是〇的首篇，却不称〇而称卫，由此可知连起来说叫〇〇卫，单独说就叫卫，是一样的，就像说殷商、说荆楚一样。推测西周时本来有〇〇的诗歌，等到幽王灭亡时散失了，而大师的职掌仍不敢废除其名吗？然而名称虽然沿袭旧称，辞章却是新的【如果依据《汉书》所说将〇〇的百姓迁到洛邑，那么成王时代就已经没有〇〇了】
〇〇灭亡已久，所以大师只保留其名，而三国风格相同，无非都是卫人的作品。桧【《左传》作郐】灭亡不久，而诗歌尚存，所以区别于郑而各自成为风。《匪风》一篇，大概是西周尚未灭亡时的作品吧【说：谁将西归？说明镐京尚存，所以郑氏谱认为应在夷王、厉王之时，苏氏认为桧诗都是郑人所作，是不对的】
“〇〇卫三国”，不是三监。殷商之时，邦畿千里，周朝则将其分为三国。现在它们相距不过百余里，如《地理志》所说，在百里之间设立这三监，又合并武庚为一监，都是不对的。宋代陈傅良【《止斋集·答黄文叔书》】认为：“自荆山以南，蔡叔监视；管叔在河南，霍叔在河北，蔡故蔡国，管则管城，霍所谓霍太山。其绵延地域广阔，不能称为〇〇卫。”
黎许二国
许无风而《载驰》之诗，收录于《〇黎》；无风而《式微》、《旄丘》之诗，收录于《〇》。这是圣人阐发幽微的防备，兴起灭亡之国的用心。
诸姑伯姊
《泉水》之诗，其中说：“诸姬如同硕人之庶姜。”古代来媵送而为侄娣的，必定都是同姓之国。其年龄的长幼，按昭穆排序，则不可知。所以有“诸姑伯姊”之称，如同礼制中所说的“伯父伯兄”。贵为小君，却能谦卑地对待众妾，这就是所说的“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者矣”。
王事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与大国交往，朝聘防盟，征伐之事，称为王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子展说：“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东西南北，谁敢寜处？’坚持侍奉晋楚，以藩屏王室。王事无旷废，何常之有？”《丧大记》说：“既葬，与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国事。”又说：“君既葬，王政入于国，既卒哭而服王事”】其国之事，称为政事。
朝隮于西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用《周礼》十煇注，以隮为虹，是对的。说不到一个早晨雨就停了，则未必正确。谚语说：“东虹晴，西虹雨【其雨者，雨也】大概虹蜺杂乱相交，无论雨晴，都不是天地之正气。楚襄王登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所谓朝云者也。
王
〇鄘卫王列国之名，大概始于成康之世吧？只有周王抚育万邦，巡视侯甸，而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其采于商之故都者，则系之〇鄘卫；其采于东都者，则系之王【王亦周初大师之本名，马永卿述元城刘先生之言，亦谓〇鄘卫本商之畿内，故序王之上】其采于列国者，则各系之其国。至骊山之祸，先王之诗率已阙轶，而孔子所録者，皆平王以后之诗，此变风之所由名也。诗虽变，而大师之本名则不敢变，此十二国之所以犹存其旧也。先儒谓王之名不当侪于列国，而为之説曰：“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徳于邦君【晋范甯《春秋谷梁传序》】误矣。
自幽王以上大师所陈之诗亡矣。春
秋时君卿大夫之赋诗无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见也。是故诗无正风、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惟何彼秾矣为平王以后之诗】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是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出焉。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周颂，西周之诗也；鲁颂，东周之诗也。成康之世，鲁岂无诗，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诗亡，列国之诗亡也。其作于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颂，则固未尝亡也。
译秋季，卿大夫赋诗，没有能比得上他们的。这是孔子所没有见到的。因此，《诗经》中没有《正风》、《二南》，也没有《豳风》、《小雅》、《大雅》，这些都是西周时期的诗歌。到周幽王时为止【只有《何彼秾矣》是周平王以后的诗】，其余十二国的国风则是东周时期的诗歌。王者的教化衰微而诗歌消亡，指的是西周诗歌的消亡。诗歌消亡后，各诸侯国的史事无法得知，于是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就出现了。这就叫做“诗歌消亡然后《春秋》兴起”。《周颂》是西周的诗歌；《鲁颂》是东周的诗歌。成王、康王时代，鲁国难道没有诗歌吗？如今也已经失传了。所以说“诗歌消亡”，是指列国的诗歌消亡了。那些产生于天子直辖地区的诗歌，以《雅》、《南》、《豳》、《颂》为名，则本来就没有消亡。
日之夕矣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当归之时也。至是而不归，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来，则其妇思之矣。朝出而晚归，则其母望之矣【列女传】夜居于外，则其友吊之矣【檀弓】于文，日夕为▯【説文系传】是以樽罍无卜夜之宾，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曾子问】至于酒徳衰，而酣身长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矣。
大车
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民免而无耻也。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有耻且格也。
郑
自▯至曹皆周初大师之次序。先▯鄘卫，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东都也。何以知其为周初之次序？▯鄘也，晋而谓之唐也，皆西周之旧也。惟郑乃宣王所封，中兴之后始立其名于大师，而列于诸国之先者，郑亦王畿之内也，故次于王也。桓公之时，其诗不存，故首《缁衣》也。
楚吴诸国无诗
吴楚之无诗，以其僭王而删之与非也？太师之本无也。楚之先，熊绎辟在荆山，筚路篮缕，以处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而周无分器【左氏昭公十二年传】岐阳之盟，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而不与盟【晋语】是亦无诗之可采矣。况于吴自夀梦以前，未通中国者乎？滕薛之无诗，微也。若乃虢郐皆为郑灭，而虢独无诗；陈蔡皆列春秋之防盟，而蔡独无诗。有司失其传尔。
豳
自周南至豳，统谓之国风，此先儒之误，程泰之辨之详矣。豳诗不属于国风，周世之国无豳，此非大师所采。周公追王业之始，作为七月之诗，兼雅颂之声而用之。祈报之事，周礼籥章逆暑迎寒，则龡豳诗；祈年于田祖，则龡豳雅；祭蜡，则龡豳颂。雪山王氏曰：「此一诗而三用也【谓籥章之豳诗，以鼓钟琴瑟四器之声合籥也；笙师龡竽笙埙籥箫篪篴管舂牍应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声合籥也；眂了播鼗击颂磬笙磬，凡四器，以颂器之声合籥也。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凡和乐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诗，特其以器和声有不同尔】防鸮以下，或周公之作，或为周公而作，则皆附于豳焉。虽不以合乐，然与二南同为有周盛时之诗，非东周以后列国之风也。故他无可附。
言私其豵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后私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先私而后公也。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至于当官之训，则曰：“以公灭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母之嗟，室人之谪，又所以恤其私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
承筐是将
君子不亲货贿，束帛戋戋，实诸筐篚。非惟尽饰之道，亦所以逺财而养耻也。万歴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懐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遗金而对管宁，倚被囊而酬温峤，曾无媿色，了不关情，固其宜也。然则先王制为筐篚之文者，岂非禁于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逺财之义者乎？以此坊民，民犹轻礼而重货。
罄无不宜
罄无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孙，宜民人也。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夫使机智日生，而奸伪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险肤之族，则髙后崇降弗祥；有诪张为幻之民，则嗣王防或克夀。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厐，商朴女童，上下皆有嘉徳，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而斲雕为朴。其道何由？则必以厚生为本。
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
译太阳快要落山了，鸡栖息在墙洞中，太阳快要落山了，牛羊下山回家，这是君子应当归家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还不回来，怎么能不思念呢？
君子在天黑时进入内室休息，太阳快要落山了还不回来，那么他的妻子就会思念他。早上出门晚上回来，那么他的母亲就会盼望他；夜晚住在外面，那么他的朋友就会慰问他。从文字上看，“日夕”就是“莫”字。因此，酒器中没有占卜夜间宴饮的宾客，道路上有禁止夜间行走的规定。所以说：看到星星还赶路的人，只有罪犯和奔父母丧事的人吧。至于酒德衰败，沉溺于长夜醉酒，官场邪气兴起而在昏暗中乞求哀怜，天地之气乖戾，昼夜的节律混乱了。
大车
难道不想念你吗？畏惧你而不敢。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即使你诉讼我，我也不顺从你。有羞耻心并且能端正行为。
郑
从《周南》到《曹风》都是周初乐官的次序。先列《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因为邶、鄘、卫是殷商的旧都；接着是《王风》《郑风》，因为郑是东都。怎么知道这是周初的次序呢？《周南》《召南》《邶风》《鄘风》，晋国称为唐，都是西周的旧制。只有郑国是宣王所封，中兴之后才在乐官中确立其名，并排在各国之前，因为郑也在王畿之内，所以排在《王风》之后。桓公时代，它的诗篇不存，所以以《缁衣》为首。
楚吴诸国无诗
吴国和楚国没有诗篇，是因为他们僭越称王而被删去吗？不是的，是乐官本来就没有收录。楚国的祖先，熊绎开辟荆山，驾着柴车，穿着破旧的衣服，在草莽中居住，只有桃木做的弓和棘枝做的箭，用来供奉王事，而周朝没有分赐礼器。岐山之盟，楚国作为荆蛮，放置茅草和束茅，设立望表，与鲜牟一起看守燎祭，而不参与盟誓。这也是没有诗篇可以采录的原因。何况吴国自寿梦以前，未与中原相通呢？滕国和薛国没有诗篇，是因为它们微小。至于虢国和郐国都被郑国灭掉，而虢国独无诗篇；陈国和蔡国都列入春秋的盟会，而蔡国独无诗篇。这是主管官员失传的缘故。
豳
从《周南》到《豳风》，统称为国风，这是前代儒者的错误，程泰之已经详细辨明了。《豳风》不属于国风，周代的诸侯国中没有豳国，这不是乐官所采集的。周公追念王业的开始，创作了《七月》这首诗，兼用雅和颂的声调。祈祷和报答的事情，周礼中籥章在迎暑迎寒时，就吹奏《豳诗》；在田祖那里祈祷丰收，就吹奏《豳雅》；祭祀蜡神，就吹奏《豳颂》。雪山王氏说：“这一首诗有三种用途（指籥章的《豳诗》，用鼓、钟、琴、瑟四种乐器的声音配合籥；笙师吹竽、笙、埙、籥、箫、篪、篴、管、舂牍、应雅，共十二种乐器，用雅乐器的声音配合籥；视瞭播鼗、击颂磬、笙磬，共四种乐器，用颂乐器的声音配合籥。凡是乐器，用十二律制定，数量用十二声制定，齐量调和音乐也是如此。这里使用《七月》这一首诗，只是乐器和声音的配合有所不同罢了）。”《鸱鸮》以下，或者是周公所作，或者是为周公而作，都附在《豳风》中。虽然不用于合乐，但与《二南》同为周朝盛世时的诗篇，不是东周以后列国的国风。所以其他没有可以附着的。
言私其豵
雨水滋润我的公田，进而滋润我的私田。先公而后私，说私养小猪，把大猪献给公，是先私而后公。自从天下成为一家，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各自爱护自己的子女，而人有所私，本来是情理上不能避免的。所以先王不禁止它，不仅不禁止，而且从而体恤它。建国亲近诸侯，分封土地任命姓氏，划分井田，汇集天下的私，以成就天下的公，这就是王政的原因。至于当官的训诫，就说：“以公灭私。”然而俸禄足以代替他的耕作，田地足以供应他的祭祀，使他没有“将母”的叹息，室人的责备，这也是体恤他的私。这个意义不明很久了。世上的君子必定说：“有公而无私”，这是后代的美言，不是先王的至训。
承筐是将
君子不亲自接受贿赂，束帛很少，放在筐篚中。不仅是尽装饰之道，也是用来远离财货而培养羞耻心。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银，还封在书册之间，由守门人送入。现在则亲自呈递在座位上，直接从怀中取出，交接不假他人之手。茶话无非是这东西，衣冠成为装钱的袋子，朝列而有市井的容貌。至于拾取遗金而对管宁，倚靠被囊而酬谢温峤，毫无愧色，毫不关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先王制定筐篚的礼仪，难道不是防患于未然之前，而向人显示远离财货的意义吗？以此来防范百姓，百姓仍然轻视礼义而看重财货。
罄无不宜
无不适宜，适宜室家，适宜兄弟，适宜子孙，适宜百姓。洁净地准备酒食，用来孝敬祖先，在禴、祠、烝、尝等祭祀中献给公的先王，得到万国的欢心，以侍奉先王。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
百姓质朴，日常饮食。如果使机智日益增长，而奸伪萌生，上下且不相安，神明怎么降福呢？有起信险恶浅薄之族，则高祖降下不祥；有诪张为幻之民，则嗣王或许能长寿。因此有道之世，人醇厚，工匠朴实，商人淳朴，女童贞静，上下都有美德，而至治的馨香感动神明。那么祈天永命的实质，必定在于观察百姓而斫雕为朴。其道从何而来？必定以厚生为本。
群黎庶人也，百姓百官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廏养五人，樵汲五人【见司马法】随车而动，如足之腓也【传曰：腓，辟也；笺曰：腓当作芘，皆未是】步乘相资，短长相卫，行止相扶，此所以为节制之师也。繻葛之战，郑原繁、髙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乘弥缝，卒不随车，遇阙即补，斯已异矣【古时营陈，遇阙处仍以车补，《周礼》车朴掌阙车之萃，注：阙车所用补阙之车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党率防阙四十乘，注：游车补阙者】大卤之师，魏舒请毁车以为行，伍乘为三伍【注：乘车者，车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车，更以五人为伍，分为三伍】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防为左角，偏为前拒，专任步卒以取防速，然亦必山林险阻之地而后可用也。步不当骑，于是赵武灵王为变服骑射之令，而后世因之，所以取胜于敌者益轻益速，而一败涂地，亦无以自保，然后知车战之为谋逺矣。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不亦宜乎？宋沈括对神宗言：车战之利，见于歴世，然古人所谓兵车者，轻车也，五御折旋，利于防速。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谓之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
变雅
六月采芑，车攻，吉日，宣王中兴之作。何以为变雅乎？采芑传曰：「言周室之强，车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正义曰：名生于不足】观夫鹿鸣以下诸篇，其于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无不曲当，而未尝有夸大之辞。大雅之称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过曰「防朝清明」而止。然则宣王之诗，不有侈于前人者乎【如韩奕之篇，尤侈】一传而周遂亡。呜呼！此太子晋所以谓「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固不待沔水之忧、祈父之刺，而后见之也。
大原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毛、郑皆不详其地。其以为今太原阳曲县者，始于朱子【吕氏读诗记，严氏诗缉并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诗，则必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大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开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颎破先零羌于泾阳，注：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唐书·原州平凉郡》治平髙，广徳元年没吐蕃，节度使马璘表置行原州于灵台之百里城，贞元十九年徙治平凉，元和三年又徙治临泾，大中三年收复关陇，归治平髙】计周人之御玁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宼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又按《汉书》贾捐之言：“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大原，而天下溃畔”，亦是平凉而非晋阳也【汉武帝始开朔方郡，故秦但有陇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晋阳之太原，则其外有雁门、云中、九原，不得言不过也】若《书·禹贡》“既修大原，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大原为周之大原乎【司马相如《上林赋》“布濩闳泽，延蔓太原”；阮籍《东平赋》“长风振厉，萧条太原”，“髙平曰原”，盖古人之通称也】吾读《竹书纪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祸也，盖始于穆王之征犬戎，六师西指，无不率服，于是迁戎于太原【十七年】以黩武之兵，而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车屡征，至夷王七年，虢公帅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则是昔日所内徙者今为寇而
译小人的庇护
小人的庇护，古制是一辆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事人员十人，负责固守衣甲装备的五人，饲养马匹的五人，砍柴打水的五人【见《司马法》】，跟随车辆行动，就像脚上的小腿一样【《传》说：腓，是辟除的意思；《笺》说：腓应当是芘，即庇护，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步兵和车兵相互依靠，短兵器和长兵器相互护卫，行进和停止相互扶持，这就是所谓有纪律的军队。繻葛之战，郑国的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奉护国君，摆出鱼丽阵势，先排偏车后列伍卒，伍卒填补偏车之间的空隙，步兵不跟随车辆，遇到空缺就立即补充，这已经与旧制不同了【古代军营布阵，遇到空缺处仍然用车来填补，《周礼》中车仆掌管补充空缺的车辆，注解说：阙车是用来填补空缺的车辆；《左传》宣公十二年，楚王派潘党率领四十辆防阙车，注解说：游车是用来填补空缺的】。大卤之战，魏舒请求毁弃战车改为步兵行列，五乘战车改为三个伍【注：乘车作战的，一辆车三人，五辆车十五人，现在去掉车，改以五人为一个伍，分为三个伍】，分为五个阵势以相互隔离，两伍在前，五伍在后，专伍为右角，防伍为左角，偏伍为前拒，专门依靠步兵来追求防备迅速，但这也必须在山林险阻的地方才能使用。步兵抵挡不住骑兵，于是赵武灵王颁布变服骑射的命令，后世沿袭这种做法，所以战胜敌人更加轻便迅速，但一旦失败便一败涂地，也无法自我保全，这才知道车战谋划深远。整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的时候，没有斩首达到数万人的，车战废止而首功兴起。先王用兵，只求使敌人屈服罢了，不期望多杀人。在杀人之中，还有礼制，用这种毒害天下的方式，而百姓顺从，不也是理所当然吗？宋代沈括对神宗说：车战的好处，在历代都有体现，但古人所说的兵车，是轻车，五种驾驭方式转折回旋，利于防备迅速。现在民间的辎重车重大，一天走不了三十里，所以世人称之为太平车，只适用于太平无事的日子罢了。
变雅
《六月》《采芑》《车攻》《吉日》，是宣王中兴时期的作品。为什么称为变雅呢？《采芑》的传文说：“这是说周室的强盛，车服的美好。”说它强盛美好，这就显得低劣了【《正义》说：名称产生于不足】。看《鹿鸣》以下的各篇，对于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无不恰当得体，而没有夸大的言辞。《大雅》称颂文王武王，都基于他们敬天勤民的意思。至于说到伐商的功绩，盛大极了，也不过说“一朝清明”就停止了。那么宣王的诗，难道没有比前人更奢侈的吗【如《韩奕》这一篇，尤其奢侈】。一经传唱，周朝就灭亡了。唉！这就是太子晋所说的“自从我们先王厉王、宣王、幽王、平王以来就贪求天祸”，本来不需要等到《沔水》的忧虑、《祈父》的讽刺，就已经可以看到了。
大原
征伐玁狁，到达大原。毛亨、郑玄都不详细记载它的地点。认为它是现在太原阳曲县的，始于朱子【吕氏《读诗记》、严氏《诗缉》都这样说】，但我不敢相信。古代说大原的地方很多，像这首诗，就必须先寻求泾阳在哪里，然后大原才能弄明白。《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开头山在西边，是《禹贡》中泾水发源的地方。《后汉书·灵帝纪》段颎在泾阳打败先零羌，注解说：泾阳县属于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是汉代泾阳县的地界，现在县城西四十里泾阳故城就是。那么大原应该就是现在的平凉，后来北魏设立原州，也是取古代大原的名字罢了【《唐书·原州平凉郡》治平高，广德元年沦陷于吐蕃，节度使马璘上表在灵台的百里城设置行原州，贞元十九年迁治所到平凉，元和三年又迁治所到临泾，大中三年收复关陇，回归治所平高】。估计周人抵御玁狁，一定在泾原之间。如果晋阳的太原，在大河以东，距离周京一千五百里，哪有敌人从西边来，军队却向东出的道理呢？所以说：“天子命令我，在那朔方筑城。”而《国语》中宣王在大原统计人口，也是因为那里靠近边境，作为抵御戎狄的准备，一定不会在晋国统计人口。又查《汉书》贾捐之说：“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大原，而天下溃散背叛”，这也是指平凉而不是晋阳【汉武帝开始开辟朔方郡，所以秦地只有陇西、北地、上郡为止，如果晋阳的太原，那么它外面还有雁门、云中、九原，就不能说不过大原了】。如果《尚书·禹贡》“既修大原，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率军在大原打败狄人，以及子产回答叔向“疏通汾水洮水，堵塞大泽，以安置大原”，那是现在的晋阳，怎么能把晋的大原当作周的大原呢【司马相如《上林赋》“布濩闳泽，延蔓太原”；阮籍《东平赋》“长风振厉，萧条太原”，“高平曰原”，大概是古人的通称】。我读《竹书纪年》，知道周朝有戎祸，大概始于穆王征伐犬戎，六师向西指，无不顺服，于是将戎人迁徙到大原【十七年】，用黩武的军队，来做迁徙戎人的事。懿王、孝王时期，戎车屡次征伐，到夷王七年，虢公率军讨伐太原之戎，到达俞泉，获得马千匹，那么昔日所内迁的戎人现在成为寇
征之也。宣王之世，虽号中兴，三十三年，王师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战于千畞，王师败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其与后汉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后汉书·西羌传并用此，严尤以为周得中防，盖不攷之言】于是关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间，而陜东之申侯，至与之结盟而入宼【自迁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周语·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盖宣王之世，其患如汉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晋之懐帝也。其自贻伊戚，古今同慨焉。而三川之震，檿弧之谣，皆适防其时者也。然则宣王之功，计亦不过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犹鲁人之颂僖也。事劣而文侈矣。书不尽言，是以论其世也。如毛公者，岂非独见其情于意言之表者哉【竹书纪年自共和以后多可信，盖亦必有所传，其前则好事者为之尔】
译征讨戎人。周宣王在位时期，虽然号称中兴，但在三十三年，周王军队讨伐太原之戎，未能取胜。三十八年，讨伐条戎、奔戎，周王军队战败溃逃。三十九年，讨伐姜戎，在千畞交战，周王军队再次战败溃逃。四十年，在太原清点人口。这与后来东汉西羌的叛乱，大致相似。周幽王六年，命令伯士率领军队讨伐六济之戎，周王军队战败溃逃【《后汉书·西羌传》也引用了这段记载，严尤认为周朝得到了中防之地，大概是未经考证的言论】。于是关中地区，戎人得以完整地居住其间，而崤山以东的申侯，甚至与他们结盟并入侵周室【从迁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国语·周语》记载申、缯与西戎正强盛，王室正动荡】。大概宣王时期，其祸患如同汉安帝时期；幽王时期，其祸患如同晋怀帝时期。这种自招灾祸的情况，古今令人同样感慨。而三川地震、檿弧箕帚的谣谚，都恰好应验在那个时候。那么宣王的功绩，估计也不过相当于唐宣宗，而周人赞美宣王，也就像鲁人歌颂僖公一样。事迹平庸而文辞浮夸。书籍不能尽述言语，所以要论述其所处的时代。像毛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唯独在言语之外的意蕴中洞察真情的人吗【《竹书纪年》自共和以后大多可信，大概也必定有所传承，其前的部分则是好事者编造罢了】
莠言自口
莠言，秽言也。若郑享赵孟，而伯有赋鹑奔之诗，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狎侮之态，不及于小人；谑浪之辞，不加于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媟慢。宋玉登墙之见，淳于灭烛之欢，遂乃告之君王，传之文字，忘其秽，论叙为美谈。以至执女手之言，发自临丧之际【原壤】齧妃唇之咏，宣于侍宴之余【郭舍人】于是摇头而舞八风【祝钦明】连臂而歌万嵗【阎知微】去人伦无君子，而国命随之矣。
臧孙纥见卫侯于郲，退而告其人曰：「卫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变，何以复国？以粪土喻其言，犹诗之莠言也。」
皇父
王室方骚，人心危惧。皇父以柄国之大臣，而营邑于向【左传隠十一年解轵县西有地名向上在今济源县界】于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随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车马者随之而去矣。盖亦知西戎之已偪，而王室之将倾也。以郑桓公之贤，且寄孥于虢郐，则其时之国势可知。然不顾君臣之义，而先去以为民望，则皇父实为之首。昔晋之王衍见中原已乱，乃説东海王越，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载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
古时用钱未广，诗书皆无货泉之文，而问卜者亦用粟。汉初犹然，《史记·日者传》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孔氏曰：「私人皂▯之属也。天下有道，小徳役大徳，小贤役大贤，故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贿成，而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左氏襄公十年传】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进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尽矣。▯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县貆，魏是以削。贱妨贵，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讥其年弱，尹氏之婣刺其材琐而已。自古国家吏道杂而多端，未有不趋于危乱者。举贤材，慎名器，岂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耻
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所谓一国皆狂，反以不狂者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对纣之失日【韩非子】况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师师，非度。此商之所以亡。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为雠人役也。是以圣王重特立之人，而逺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上天之载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仪刑文王而已。其仪刑文王也，如之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劳本召穆公谏王之辞，乃托为王意以戒公卿百执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犹之转予于恤，而呼祈父从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谓「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岂亦监谤之时，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为是言乎？然而乱君之国，无治臣焉。至于我，即尔谋，听我嚣嚣，则又不独王之愎谏矣。
夸毗
天之方懠，无为夸毗。《释训》曰：“夸毗，体柔也【后汉书·崔骃传注】“夸毗，谓佞人足恭，善为进退】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抵疑】白居易有云：“以拱黙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且慎黙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居正者，不逹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典，虽备而不行【长庆集·策】罗防有云：“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沈，则曰有量。众皆黙已，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已，独清则曰立异【宋
译莠言自口
莠言，就是污秽的言语。就像郑国宴请赵孟时，伯有赋《鹑奔》之诗，就是这类情况。君子在官府就谈论官事，在府库就谈论府事，在仓库就谈论库事，在朝廷就谈论朝政。轻慢侮弄的态度，不会施加给小人；戏谑浪荡的言辞，不会加诸妃妾。自从世风尚通，人们安于轻慢狎昵。宋玉登墙窥视的见闻，淳于髡灭烛取乐的故事，竟然告诉君王，流传于文字，忘记了其中的污秽，论述叙述为美谈。以至于执女手的话语，发自临丧的场合【原壤】；啮妃唇的咏叹，宣扬于侍宴之余【郭舍人】。于是摇头起舞八风【祝钦明】，连臂高歌万岁【阎知微】。背离人伦没有君子，国家的命运也就随之衰败了。
臧孙纥在郲地拜见卫侯，退下来后告诉身边的人说：“卫侯大概不能回国了，他的言语如同粪土。国家灭亡了却不改变，凭什么复国？用粪土来比喻他的言语，就像《诗经》中的莠言一样。”
皇父
王室正动荡不安，人心危惧。皇父作为执掌国政的大臣，却在向地营建邑都【左传隐公十一年解：轵县西有地名向，在今济源县界】。于是那些多次掌权且多藏财货的人跟随他离开了，庶民中有车马的人也跟随他离开了。大概他也知道西戎已经逼近，而王室将要倾覆。凭借郑桓公的贤能，尚且把妻儿寄放在虢、郐两国，那么当时的国势就可以知道了。然而他不顾君臣大义，先自行离去以成为民众的榜样，那么皇父实在是首恶。从前晋国的王衍见中原已乱，就对东海王司马越说，让弟弟司马澄任荆州刺史，族弟司马敦任青州刺史，对他们说：“荆州有江汉的坚固，青州有负海的险要。你们二人在外，而我留在这里，足以做成三个窟穴了。”鄙夫的心计，也是千年之后相符合的吗？
握粟出卜
古时钱币使用不广泛，《诗》《书》中都没有货泉的文字，而问卜的人也用粟米。汉初仍然如此，《史记·日者传》中说，占卜如果不审慎，不会被夺去糈米。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孔氏说：“私人是皂隶之类的人。天下有道，小德役使大德，小贤役使大贤，所以贵贱有常，尊卑有等，威严用来辨别上下而安定民心。周朝衰微，政令因贿赂而成，官员中的师旅不胜其富【左氏襄公十年传】。更严重的是，私人之子都能进身担任官职，而文武周公的法度就尽失了。皂隶之人穿着赤色蔽膝，曹国因此灭亡；不狩猎而悬挂貆皮，魏国因此削弱。贱妨贵，小加大，古人将其列为六逆。又不只是但叔之子被讥讽年幼，尹氏的姻亲被刺讥材能琐碎而已。自古以来国家吏治杂乱多端，没有不趋向危乱的。举荐贤才，慎重名器，难道不是君主应当兢兢业业自我坚守的吗？
不醉反耻
他们醉酒是不好的，不醉反而感到羞耻。所谓一国都疯狂，反而把不疯狂的人当作疯子。凭借箕子的忠诚，尚且不敢对纣王的过失直言【韩非子】，何况中等才能以下的人有不效仿而跟随的吗？卿士们互相效法，不合法度。这就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兰芷变化而不芬芳啊，荃蕙化而为茅。这就是楚国六千里土地成为仇敌奴役的原因。因此圣明的君王重视特立独行的人，而疏远苟且同流的人。在尚未危亡时保全国家，必定从这里开始。
上天之载
上天的运作，无声无臭。效法文王，万邦信服。君子侍奉上天，是怎样的呢？也就是效法文王罢了。那效法文王，是怎样的呢？做君主止于仁，做臣子止于敬，做儿子止于孝，做父亲止于慈，与国人交往止于信罢了。
王欲玉女
《民劳》本是召穆公劝谏周王的言辞，却假托为王的意思来警戒公卿百官，所以说：“王想要爱护你们，因此大力劝谏。”就像转予于恤，而呼祈父从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谓“进言的人没有罪过，而听闻的人足以警戒”，难道也是鉴于诽谤之时，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这样说吗？然而乱君的国家，没有治国的臣子。至于我，即尔谋，听我嚣嚣，那么就不只是王刚愎拒谏了。
夸毗
上天正愤怒，不要做夸毗之人。《释训》说：“夸毗，身体柔顺【后汉书·崔骃传注】‘夸毗，谓佞人足恭，善为进退’。”天下只有身体柔顺的人，常常足以给民众带来忧患，而招致天祸。夏侯湛曾说：“居位者以善于自保为安静，以少交往为谨慎，以柔弱决断为稳重，以怯懦言语为诚信【抵疑】。”白居易曾说：“以拱手沉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所以朝廷缺少敢言之士，朝堂鲜有执咎之臣，从国家到家庭，逐渐形成习俗。所以父亲训诫儿子说：“不要耿直以树立仇敌。”兄长教导弟弟说：“不要方正以招致悔恨。”而且谨慎沉默积于内心，那么职事就废弛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服于畏忌因循之性而成。反而认为率职居正的人，不通时宜；当官行法的人，不通事变。因此考核优劣的文字，虽然书写却不真实；黜陟的典章，虽然完备却不实行【长庆集·策】。罗防曾说：“无所可否，就说得体；与世浮沉，就说有量。众人都沉默，独自发言就说沽名；众人都浑浊，独自清白就说立异【宋
史·本传】观三子之言，其于末俗之敝，可谓恳切而详尽矣。至于佞谄日炽，刚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茍由其道，无变其俗，必将使一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而后已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乐天作《胡旋女》诗曰：“天寳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圎转】是以屈原疾楚国之士，谓之如脂如韦，而孔子亦云：“吾未见刚者。”
译《史·本传》中，观察这三个人的言论，对于末世风俗的弊病，可以说既恳切又详尽。至于阿谀奉承之风日益炽盛，刚正克己的精神逐渐消亡，朝廷上多是随声附和、毫无主见的人，士人只图保全那种随波逐流的福分。如果任由这种风气发展，不改变这种习俗，必将使全国的人，都变成巧言令色、奸佞虚伪之徒，然后才罢休。那么动乱衰亡之所以产生，难道不是由那些卑躬屈膝、阿谀逢迎的人所导致的吗？白居易作《胡旋女》诗说：“天宝末年时局将要变化，臣妾个个都学习旋转舞蹈。”因此屈原痛恨楚国的士人，说他们像油脂一样滑腻、像皮革一样柔韧，而孔子也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
流言以对
彊御多怼，即上章所云彊御之臣也。其心多所怼疾，而独窥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闻外事，则假流言以中伤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间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旧将，而有「百升明月」之谣；以裵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儿」之诵。所谓流言以对者也。如此，则宼贼生乎内，而怨诅兴乎下矣。郤宛之难，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所谓「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谗言之起，由君数问小事于小人也。」可不慎哉！
申伯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于周，而吉甫作《崧髙》之诵。其孙女为幽王后，无罪见黜。申侯乃与犬戎攻杀幽王【竹书纪年：宣王四十一年，王师败于申，则宣王之末，申侯已叛】乃未防，而为楚所病。《戌申》之诗作焉。当宣王之世，周兴而申以强；当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庄王之世，而申为楚县矣【左传·哀公十七年言楚文王县申】二舅之于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师之告华亥曰：「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与女何有？」读二诗者，岂徒论二王之得失哉？
徳輶如毛
徳輶如毛【即輶车鸾镳之輶】言易举也。故曰：「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韩城
水经注》圣水径方城县故城北，又东南径韩城东。诗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王。肃曰：“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谓寒号，非也【魏书·地形志】范阳郡方城县有韩侯城】按《史记·燕世家》：“易水东分为梁门。”今顺天府固安县有方城村，即汉之方城县也。《水经注》亦云：“湿水径良乡县之北界，歴梁山南，髙梁水出焉。”是所谓“奕奕梁山”者矣。旧説以韩国在同州韩城县。曹氏曰：“武王子初封于韩，其时召襄公封于北燕，实为司空。王命以燕众城之。”窃疑同州去燕二千余里，即令召公为司空，掌邦土，量地逺近，兴事任力，亦当发民于近甸而已，岂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为筑城者哉？召伯营申，亦曰“因是谢人”；齐桓城邢，不过宋、曹二国。而《召诰》庶殷攻位，蔡氏以为此迁洛之民，无役纣都之理。此皆经中明证【大全载朱子之言，亦以此为不可晓】况“其追其貊”乃东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国不到，亦似谓韩土在北陲之逺也。又攷王符《潜夫论》曰：“昔周宣王时有韩侯，其国近燕，故诗云‘普彼韩城，燕师所完’。”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汉时去古未逺，当有传授，今以《水经注》为定。
按毛传梁山韩城皆不言其地，郑氏笺乃云梁山今在冯翊夏阳西北，韩姬姓之国也，后为晋所灭，故大夫韩氏以为邑名焉【左传富辰言邘晋应韩武之穆也竹书纪年平王十四年晋人灭韩按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上言涉河下言及韩又曰宼深矣是韩在河束亦非今之韩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韩晋地文公十年晋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韩城之地益明战于韩非此也】至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则郑已自知其説之不通，故训燕为安，而曰大矣彼韩国之城，乃古平安时众民之所筑完。惟王肃以梁山为涿郡方城县之山，而以燕为燕国【孙毓亦云】今于梁山则用郑説，于燕则用王説，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为司空之説，可谓甚难而实非矣。又其追其貊，郑以经传説貊多是东夷，故职方掌四夷九貉【即貊字】郑志荅赵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注云征东北夷所获，而汉时所谓濊貊者皆在东北【史记货殖传燕东绾濊貊朝鲜真番之利汉书武帝纪注服防曰濊貊在辰韩之北髙句丽沃沮之南东穷于大海】因于笺末添二语云其后追也貊也为玁狁所逼稍稍东迁，此又可见康成之不自安而迁就其説也。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营法也；如川之流，陈法也。古之善用师者，能为营而后能为陈。故曰：“师出以律”，又曰：“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管子霸国之谋，且犹作
译用流言来应对。
强横专断、心怀怨愤的人，就是上一章所说的强横专断的大臣。他们内心多有怨恨疾恶，却独自窥探君主的心思，深居宫禁之中却喜好打听外面的事情，于是借流言来中伤他人。就像管叔、蔡叔散布流言离间周公那样。没有根据的话，哪里没有呢？凭借斛律光作为旧将的身份，却有“百升明月”的谣传；凭借裴度作为元勋的地位，却有“坦腹小儿”的讥讽。这就是所谓用流言来应对的情况。像这样，就会在国内产生寇贼，在民间兴起怨恨诅咒。郤宛遭遇祸难时，进献祭肉的人无不诽谤令尹，这就是所谓的“有人诅咒，有人祈祷”。孔颖达为《采苓》作疏说：“谗言的兴起，是因为君主多次向小人询问小事。”这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申伯
申伯是周宣王的舅舅。他在周朝立下功劳，吉甫为此作了《崧高》一诗来歌颂。他的孙女成为周幽王的王后，无罪却被废黜。申侯于是联合犬戎攻打并杀害了周幽王【《竹书纪年》记载：宣王四十一年，王师在申地战败，那么宣王末年，申侯已经叛变】，后来没有防备，却被楚国所困扰。《崧高》这首诗就是那时作的。在宣王时期，周朝兴盛而申国因此强大；在平王时期，周朝衰微而申国因此弱小。到了庄王时期，申国就成了楚国的县【《左传·哀公十七年》提到楚文王将申地设为县】。这两位舅舅对于周朝，功劳与罪过不同，但他们招致这样的结果，原因就在于此。宋国的左师对华亥说：“你让宗族在他国丧失，有什么意义？别人又与你有什么意义？”读这两首诗的人，难道只是讨论两位周王的得失吗？
德行轻如毫毛
德行轻如毫毛【即轻车鸾镳的“輶”】，是说容易做到。所以说：“一旦克制自己回归礼制，天下人就会归向仁德。”又说：“有人能一天把力气用在仁德上吗？我没见过力气不够的。”
韩城
《水经注》记载：圣水流经方城县故城北，又向东南流经韩城东。《诗经》说：“广阔的那座韩城，是燕国军队修筑完成的。”周王赐给韩侯土地，那里的追国和貊国，都归北国之王管辖。王肃说：“现在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人称为寒号，这是不对的【《魏书·地形志》记载：范阳郡方城县有韩侯城】。查考《史记·燕世家》：“易水向东分为梁门。”现在顺天府固安县有方城村，就是汉代的方城县。《水经注》也说：“湿水流经良乡县北界，经过梁山南面，高梁水发源于此。”这就是所谓的“奕奕梁山”了。旧说认为韩国在同州韩城县。曹氏说：“武王的儿子最初封在韩地，那时召襄公封在北燕，实际担任司空。周王命令用燕国的民众来修筑城池。”我怀疑同州距离燕国两千多里，即使让召公担任司空，掌管土地，衡量远近，兴办事务，任用民力，也应当在近甸征发民众，哪里有役使两千里外的人来筑城的道理呢？召伯经营申地，也说“依靠那里的谢地民众”；齐桓公修筑邢城，也不过是宋、曹两国。而《召诰》中说“庶殷攻位”，蔡氏认为这是迁往洛邑的殷民，没有役使纣都民众的道理。这些都是经书中的明证【《大全》记载朱子的话，也认为这不可理解】。况且“其追其貊”是东北的夷族，而蹶父的靡国都达不到，也似乎说明韩地在北边遥远的边疆。又查考王符《潜夫论》说：“从前周宣王时有韩侯，他的国家靠近燕国，所以《诗经》说‘普彼韩城，燕师所完’。”后来韩西也姓韩，被卫满攻打，迁居海中。汉代距离古代不远，应当有传授，现在以《水经注》为准。
查考毛传对梁山、韩城都不说明地点，郑玄的笺注却说梁山现在在冯翊夏阳西北，韩是姬姓的国家，后来被晋国所灭，所以韩氏大夫把它作为邑名【《左传》富辰说邘、晋、应、韩是武王的穆后所生，《竹书纪年》平王十四年晋人灭韩。按《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侯和秦伯在韩地作战，上文说渡河，下文说到达韩地，又说“寇深矣”，可见韩地在河东，也不是现在的韩城。所以杜预的注解只说韩是晋地。文公十年晋人伐秦夺取少梁，才得到现在的韩城之地，更加证明在韩地作战的不是这里】。至于“溥彼韩城，燕师所完”，郑玄已经知道自己的说法不通，所以把“燕”解释为“安”，说“大矣彼韩国之城，乃是古时平安时期民众所修筑完成的”。只有王肃把梁山当作涿郡方城县的山，把“燕”当作燕国【孙毓也这样说】。现在对于梁山采用郑玄的说法，对于“燕”采用王肃的说法，两者不能兼顾，却又巧立召公担任司空的说法，可以说是非常牵强且实际上错误的。又关于“其追其貊”，郑玄根据经传中“貊”多是东夷的说法，所以《职方》掌管四方夷族中的九貉【即貊字】。《郑志》回答赵商说九貉就是九夷。又《秋官》貉〇注说征讨东北夷所获，而汉代所说的濊貊都在东北【《史记·货殖传》说燕国向东控制濊貊、朝鲜、真番的利益；《汉书·武帝纪》注服虔说濊貊在辰韩之北，高句丽、沃沮之南，东边直到大海】。因此在笺注末尾添加两句话：“后来追国、貊国被玁狁逼迫，逐渐向东迁移。”这又可见郑康成内心不安而迁就其说法。
像山的苞木，像河流的流淌
像山的苞木，是营垒的方法；像河流的流淌，是布阵的方法。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建立营垒然后才能布阵。所以说：“军队出动依靠纪律”，又说：“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击刺，就停止并整齐队伍。”《管子》中霸国的谋略，尚且还作
内政以寄军令，使之耳目素习，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动摇，然后出而用之。若决水于千仞之谿矣。
译在内部治理中寄托军令，使士兵的耳目平时就熟悉，心志平时就坚定，像山岳一样不可动摇，然后才出兵使用他们。这就好比从千仞高的深谷中决开水流一样。
不吊不祥
威仪之不类，贤人之丧亡，妇寺之专横，皆国之不祥；而日月之▯，山川之变，鸟兽草木之妖，其小者也。传曰：「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家语】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胜殷，得二俘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俘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一俘对曰：「此则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吕氏春秋】书载箕子之言亦曰：「乃防畏畏，咈其耉长，旧有位人】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矣。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夘、邓析之流。是岂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忧汉哉？书曰：「习与性成。」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识时之士，所以引领于哲王，系心于耉徳也。
駉
鲁僖公俭以足用，寛以爱民，务农重谷，而有駉牧之盛。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而有騋牝三千之多。然则古之马政，皆本于田功也。吾未见廏有肥马，野有饿莩，而能国者也。
实始翦商
太王当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从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余年，作诗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尔。犹《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肃将天威」也；犹《康诰》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后人追言之也。张子曰：「一日之间，天命未絶，犹是君臣。」
▯鸟
读经传之文，终商之世，无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髙宗之雊雉，惕于天之见妖而修徳者，有二焉。则知监于夏王之矫诬上天，而栗栗危惧，盖汤之家法也。简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矫诬之甚乎？毛氏传曰：「▯鸟，鳦鸟也。春分，▯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髙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鸟至而生焉，可以破史迁之谬矣。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难不竦。茍非大受之人，骤而当天下之重任，鲜不恐惧而失其守者。此公孙丑所以有动心之问也。升陑伐夏，创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谓天锡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之谓乎？汤、武身之也。学汤之勇者，宜何如？震惊百里，不丧七鬯，近之矣。
鲁颂商颂
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徳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郑氏曰：襄公时，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国卿大夫赋诗，无及此四篇者】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禘，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絶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世人读书，如王介甫才入贡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纷更【宋史·张方平传】此最学者之大病也。
列国之风，何以无鲁？大师陈之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颂，此如鲁史之书公也。然而泮水之文，则固曰：「鲁侯也。」
商何以在鲁之后？曰：草庐吴氏尝言之矣。大师所职者，当代之诗也。商则先代之诗，故次之周鲁之后【汲冢周书伊尹朝献商书附于王会解之后，即其例也】
诗序
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诗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灭之幽王之诗也，而次于前；召伯营之宣王之诗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説，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诗皆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硕人》荘姜初归事也，而次于后；《緑衣》《日月》《终风》荘姜失位而作；《燕燕》送归妾作；《击鼓》国人怨周
译不吊不祥
威仪不合规范，贤人丧亡，妇女和宦官专权横行，都是国家的不祥之兆；而日食月食、山川变异、鸟兽草木的妖异，反而是次要的。《传》中说：“人如果没有裂痕，妖异就不会自行产生。”所以孔子回答鲁哀公说，老人不接受教化，年轻人不学习，这是风俗的不祥。《家语》中，荀子说：“人有三不祥：年幼不肯侍奉年长，卑贱不肯侍奉尊贵，不贤不肯侍奉贤能，这是人的三不祥。”周武王战胜商朝，得到两个俘虏并询问他们：“你们国家有妖异吗？”一个俘虏回答说：“我国有妖异，白天出现星星，天上落下血雨。”另一个俘虏回答说：“这确实是妖异，但不是最大的。我国的妖异，是儿子不听父亲的话，弟弟不听哥哥的话，君主的命令无法执行，这才是最大的妖异。”武王离开席位，向他拜了两拜。《吕氏春秋》记载，书中记载箕子的话也说：“于是畏惧那些令人畏惧的人，违背那些年高德劭的长者，以及旧日在位的人。”从我所亲眼见到的，五六十年间，国家风俗民情，全都如此。不教不学的人，遍布天下，而一两个稍有才识的人，都是少正卯、邓析一流的人物。这难道要等到三川枯竭才为周朝悲哀，岷山崩塌才为汉朝担忧吗？《尚书》说：“习惯与本性相成。”《诗经》说：“就像那泉水流淌，不要一起陷入败坏。”识时务的士人，因此伸长脖子期待圣明的君王，将心寄托在年高德劭之人身上。
駉
鲁僖公节俭足以满足用度，宽厚以爱护百姓，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因此有駉牧马匹的兴盛。卫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戴着大帛帽子，致力于培养人才训练农业，通商惠工，尊敬教化鼓励学习，授予方法任用贤能，因此有騋牝马三千之多。既然如此，古代的马政，都根本于农田之功。我没有见过马厩里有肥马，田野里有饿死的人，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
实始翦商
太王处在武丁、祖甲的时代，殷朝的道统尚未衰败，从哪里会有翦商之事呢？僖公的时代，距离太王已经六百多年了，作诗的人，只是根据他们王业的基础，而夸张地谈论罢了。就像《泰誓》中说“命令我的文考，严肃地奉行天威”一样；就像《康诰》中说“上天于是大大命令文王，歼灭强大的殷商”一样。这也是后人追述的话。张载说：“一天之内，天命没有断绝，还是君臣关系。”
〇鸟
阅读经传的文字，整个商朝时代，没有谈论祥瑞的，而大戊的祥桑，高宗的雊雉，警惕于上天显现妖异而修德的人，有两位。由此可知，鉴于夏王矫饰欺瞒上天，而战战兢兢地恐惧，大概是汤的家法。简狄吞卵而生契，不也是矫饰欺瞒得很严重吗？毛氏传曰：“〇鸟，就是鳦鸟。春分，〇鸟降临。汤的先祖有娀氏的女儿简狄，配给高辛氏的帝，帝率领她到郊禖祈祷，而生下契。”所以根本在于它是上天所命，因为〇鸟到来而生下契，这样可以破除司马迁的谬误了。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惊不摇动，不困难不恐惧。如果不是有大承受力的人，突然承担天下的重任，很少有能不被恐惧而失去操守的。这就是公孙丑之所以有动心之问的原因。升陑伐夏，开创前所未有的事情而不怀疑，可以说是上天赐予的勇气了。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大概是“上帝监视着你，不要有二心”的意思吧？汤、武亲身实践了这一点。学习汤的勇气，应该怎么样？震惊百里，不丧失七鬯，就近似了。
鲁颂商颂
诗的次序，就像春秋的年月，孔子依据旧文，述而不作。颂，是赞美盛德的形容，用来告祭宗庙。鲁的颂，只是颂扬他们的君主罢了，而把它列在周颂之后，是因为鲁人称之为颂。郑氏说：襄公时，季孙行父向周请求，而史克作了它。然而春秋列国卿大夫赋诗，没有涉及这四篇的。世儒说孔子尊崇鲁国而进升它为颂，这是不对的。鲁人称之为颂，孔子怎么能不称之为颂呢？这是为了下不违背上。春秋书写公，书写郊禘，也是同样的道理。孟子说：“它的文字则是史官记录的”，不只是春秋如此，即使六经都是这样。现在的人认为圣人作书，一定有惊世绝俗的见解，这是用私心对待圣人。世人读书，就像王安石才进入贡院，而一院的事情都想纷纷更改。这是学者最大的弊病。
列国之风，为什么没有鲁？大师陈之固说：“鲁诗不称之为颂了。”孔子，是鲁国人，跟随鲁国而称之为颂，这就像鲁史书写公一样。然而泮水的文字，则固说：“是鲁侯。”
商为什么在鲁之后？回答说：草庐吴氏曾经说过。大师所职掌的，是当代的诗。商则是先代的诗，所以排在周鲁之后。汲冢周书伊尹朝献商书附在王会解之后，就是它的例子。
诗序
诗的世次必不可信。现在的诗也未必都是孔子所正定的。而且比如褒姒灭周的幽王的诗，却排在前面；召伯营建的宣王的诗，却排在后面。序者得不到解释，于是把《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首诗都作为刺幽王的作品，恐怕不是这样。又如《硕人》是庄姜初归的事，却排在后面；《绿衣》《日月》《终风》是庄姜失位而作；《燕燕》是送归妾而作；《击鼓》是国人怨周
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朱子《日月》传曰：此诗当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阳》秦康公为太子时作也，而次于后；《黄鸟》穆公薨后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经有明文可据，故郑氏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皆刺厉王之诗【十月之交》有“艳妻”之云，自当是幽王】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而《左氏传》楚荘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但以“耆定尔功”一章为《武》，而其三为《赉》，其六为《桓》。章次复相隔越。《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苹》。正义以为《采苹》旧在《草虫》之前，知今日之诗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矣。
译《吁》这首诗，排在前面；【朱子《日月》传曰：此诗当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阳》是秦康公做太子时所作，却排在后面；《黄鸟》是穆公去世后的事，却排在前面。这些都有经文中的明文可以作为依据，所以郑氏认为《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都是讽刺周厉王的诗【《十月之交》中有“艳妻”的说法，自然应当是指周幽王】，汉朝初年，学者们改变了它们的次序罢了。而《左传》中楚庄王说：“周武王创作《武》诗，它的最后一章说‘耆定尔功’，第三章说‘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第六章说‘绥万邦，屡丰年’。”现在的《诗经》只把“耆定尔功”这一章归为《武》，而第三章归为《赉》，第六章归为《桓》。章节次序又相互错乱。《仪礼》中歌唱《召南》的三篇，跳过《草虫》而选取《采苹》。孔颖达认为《采苹》原本在《草虫》之前，由此可知今天的《诗经》已经失去了古人的编排次序，不再是孔子所说的“雅颂各得其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