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録卷二十五
：「宣公初志闰月，然则宣公以前皆无闰，每三十年多一年，与诸国之史皆不合矣。则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译宣公起初在闰月记事，那么宣公以前都没有闰月，每三十年多出一天，这与各国的史书都不相符了。那么秦国所采用的，是哪一种历法呢？
子长作《史记》在武帝太初中，《髙祖功臣年表》平阳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记》时见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国除。”则后人所续也。《卷中书》“征和”者二，“后元”者一；《惠景间侯者年表》书“征和”者一，“后元”者三；《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书“征和”者二；《汉兴将相年表》有“天汉”、“太始”、“征和”、“后元”以至“昭宣元成”诸号。《厯书》亦同。《楚元王世家》书“地节二年”，《齐悼惠王世家》书“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国世家》书“征和二年”。《贾谊传》、《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田叔传》、《匈奴传》、《卫将军传》末有戾太子及巫蛊事。《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皆后人所续也。《河渠书》“东海引钜定”，《汉书·沟洫志》因之，“东海”疑是“北海”之误。按《地理志》齐郡县十二，其五曰“钜定”，下云：“马车渎水，首受钜定，东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东北至钜定入马车渎。”而孝武纪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莱，临大海。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计其道里，亦当在齐，去东海逺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传，其与传不同者，皆当以左氏为正。齐世家“吾太公望子乆矣”，此是妄为之説。周之太王，齐之太公，吴之太伯，有国之始祖，谓之太祖，其义一也。赵世家“赵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此因左传“降于丧食”之文而误为之解，本无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成侯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齐，以陈氏为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误。《春秋》传未有称田者，至战国时始为田耳。仲尼弟子传，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嵗。按《汉书》注，公孙龙赵人，为坚白异同之説者，与平原君同时。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嵗，则当田常伐鲁之年，仅十三四嵗尔。而曰「子张子石请行」，岂甘罗、外黄舍人儿之比乎？
商君传》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误，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岂得围而便降？《秦本纪》昭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何烦再献乎【赵世家」敬侯元年始都邯郸，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防我邯郸，亦有可疑】
虞卿传》楼昌、楼缓，恐是一人。虞卿进説，亦是一事。记者或以为赵王不听，或以为听之。太史公两收之，而不觉其重尔。
燕王遗乐闲书，恐即乐毅事，而传者误以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乐毅当日，惠王信防易，将不得不奔。其后徃来复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礼。若乐闲不过以言之不听而遂怼君、絶君，虽遗之书而不顾，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
屈原传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懐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见懐王之终不悟也。似屈原放流于懐王之时，又云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则实在顷襄之时矣。放流一节，当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笔书之，失其次序尔。
随何説英布，当书「九江王」，不当书「淮南王」。归汉之后，始立为「淮南王」也。盖采之诸书，其称未一。
淮隂侯传》先云「范阳辩士蒯通」，后云「齐人蒯通」，一传互异。韩王信説汉王语，乃淮隂侯韩信语也，以同姓名而误。
汉书
孝武纪：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见，又同是九月。
髙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萧何二曹参三张敖四周勃五樊哙六郦商七奚涓八夏侯婴九灌婴十傅寛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陈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欧十六周昌十七丁复十八虫逹当时所上者战功而张良陈平皆居
译司马迁撰写《史记》是在汉武帝太初年间，《高祖功臣年表》平阳侯项下记载：“元鼎三年，现任侯爵宗元年，这位现任侯爵，是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还在位的侯爵。”下面又记载：“征和二年，侯爵宗因太子案被处死，封国被废除。”这显然是后人续补的内容。《卷中书》记载“征和”年号的有两处，“后元”年号的有一处；《惠景间侯者年表》记载“征和”年号的有一处，“后元”年号的有三处；《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载“征和”年号的有两处；《汉兴将相年表》中有“天汉”、“太始”、“征和”、“后元”乃至“昭宣元成”等年号。《历书》也是如此。《楚元王世家》记载“地节二年”，《齐悼惠王世家》记载“建始三年”有两处，《曹相国世家》记载“征和二年”。《贾谊传》、《贾嘉传》、《孝昭时列为九卿》、《田叔传》、《匈奴传》、《卫将军传》末尾有关于戾太子及巫蛊之祸的记载。《司马相如传》中赞扬司马相如的赋作辞藻华丽，劝诫少而讽喻多，这些都是后人续补的内容。《河渠书》中“东海引钜定”一句，《汉书·沟洫志》沿用了这一说法，“东海”疑似是“北海”的笔误。查考《地理志》，齐郡有十二个县，其中第五个叫“钜定”，下面记载：“马车渎水，源头承接钜定水，向东北流至琅槐入海。”又在“千乘郡博昌”项下记载：“博水，向东北流至钜定注入马车渎。”而《孝武纪》说：“征和四年春正月，皇帝巡幸东莱，亲临大海。三月，皇帝在钜定耕作，返回后巡幸泰山，举行封禅仪式，计算其路程里程，也应当在齐地，距离东海很远了。”
凡《世家》大多依据《左氏传》，其中与《左氏传》不同的地方，都应当以《左氏传》为准。《齐世家》中“我盼望太公很久了”，这是无稽之谈。周朝的太王，齐国的太公，吴国的太伯，作为国家的始祖，都称为太祖，其含义是一致的。《赵世家》中“赵简子除去三年的丧期”，这是因《左传》中“降低丧礼规格进食”的文字而错误地解释，本来没有这回事。
敬侯十一年，魏、韩、赵共同灭掉晋国，瓜分其土地。成侯十六年，与韩、魏瓜分晋国，封晋君于端氏。这段文字重复出现。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前往齐国，将陈氏改为田氏，这也是太史公的错误。《春秋》传中从未称田氏，直到战国时期才称为田氏。《仲尼弟子传》中，公孙龙字子石，比孔子小五十三岁。查考《汉书》注，公孙龙是赵国人，是主张“坚白异同”学说的人，与平原君同时代。距离孔子将近两百年，大概不是同一个人。况且说比孔子小五十三岁，那么在田常伐鲁那年，他才十三四岁。却说“子张子石请求前往”，这难道是甘罗、外黄舍人儿那样的神童吗？
《商君传》中记载商鞅担任大良造，率兵包围魏国安邑，使其投降。这一定是“安邑”二字有误，其下文说：“魏惠王派使者割让河西之地，献给秦国以求和，于是魏国便离开安邑，迁都到大梁。”这是指从安邑迁都的事情。安邑是魏国的都城，魏王在那里，怎么可能被包围就立刻投降呢？《秦本纪》昭王二十一年，魏国献出安邑，如果五十年前已经投降，何必再次献出呢【《赵世家》敬侯元年才开始定都邯郸，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侵犯我邯郸，也有可疑之处】
《虞卿传》中楼昌、楼缓，恐怕是同一个人。虞卿进献计策，也是一件事。记录者有的认为赵王不听，有的认为听从了。太史公两者都收录，却没有察觉其重复。
燕王给乐闲的信，恐怕就是乐毅的事情，而传抄者错误地认为是他的儿子。然而将两件事相比，在乐毅当时，惠王轻信谗言，乐毅不得不逃亡。后来双方往来恢复通好，燕国也没有失去对待旧君的礼节。如果乐闲不过因为言语不被听从就怨恨君主、断绝关系，即使写信也不顾念，这是小人的愤愤不平罢了。
《屈原传》中虽然被放逐，仍眷恋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想要返回，最终因此看到怀王始终不醒悟。似乎屈原被放逐是在怀王时期，又说令尹子兰听说后大怒，最终让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顷襄王发怒而将他流放，那么实际上是在顷襄王时期了。放逐这一段，应当在这段文字之下，太史公随意书写，弄错了次序罢了。
随何游说英布，应当记载为“九江王”，不应当记载为“淮南王”。归顺汉朝之后，才被封为“淮南王”。大概是从各种书籍中采录，其称呼不统一。
《淮阴侯传》中先说“范阳辩士蒯通”，后说“齐人蒯通”，同一篇传记中说法不一。韩王信游说汉王的话，其实是淮阴侯韩信的话，因为同姓名而弄错了。
汉书
《孝武纪》：天汉四年秋九月，命令死罪之人缴纳五十万钱赎罪，减死罪一等。太始二年九月，招募死罪之人缴纳五十万钱赎罪，减死罪一等。这是同一件事却重复出现，而且都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位侯爵的位次：第一萧何，第二曹参，第三张敖，第四周勃，第五樊哙，第六郦商，第七奚涓，第八夏侯婴，第九灌婴，第十傅宽，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陈武，第十四王吸，第十五薛欧，第十六周昌，第十七丁复，第十八虫达。当时所上报的是战功，而张良、陈平都位居
中计谋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赞则萧何第一樊哙第二张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参第五陈平第六张敖第七郦商第八灌婴第九夏侯婴第十傅寛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韩信第十四陈武第十五虫逹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无奚涓薛欧丁复此后人论定非当日之功次矣且韩信已诛死安得复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此位次髙后二年所定故凡已絶夺在前者皆不与】史家之文多据原本或两收而不觉其异或并存而未及归一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髙成节侯梁一卷中再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并存未定当删其一而误留之者也地理志于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隂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于鲁地下又云东平须昌寿张皆在济东属鲁非宋地也当攷此并存异説以备攷当小注于下而误连书者也【史记田叔传既云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而下又云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陉城今在中山国此亦古人附注备攷之文古人著书有疑则阙之以待攷如越絶书记吴地传曰湖王湖当问之丹湖当问之是也】楚元王传刘徳昭帝时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而子向传则云更生父徳武帝时治淮南狱一传之中自为乖异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后而元帝初年即曰徴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此两收而未对勘者也礼乐志上云孝惠二年使乐府夏侯寛备其箫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武五子传》上云：「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下云：「后八嵗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乐府之名蚤立于孝惠之世，戾园之目预见于八年之前，此两收而未贯通者也。夫以二刘之精核，犹多不及，举正何恠乎？后之读书者愈卤莽矣【后周书】蠕蠕并作茹茹，惟列传二十五卷独作蠕蠕】
译中计谋的臣子，所以平列在第四十七位，良列在第六十二位。到了十八侯的赞语，则是萧何第一，樊哙第二，张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参第五，陈平第六，张敖第七，郦商第八，灌婴第九，夏侯婴第十，傅宽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韩信第十四，陈武第十五，虫达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没有奚涓、薛欧、丁复。这是后人论定，并非当时的功劳次序了。况且韩信已经被诛杀，怎么还能在功臣的位次上呢？由此就可以知道了。【这个位次是吕后二年所确定的，所以凡是之前已经被断绝剥夺的，都不参与。】史家的文章大多依据原本，有时两处收录而没有察觉其差异，有时并存而没有来得及统一。《汉书·王子侯表》中，长沙顷王的儿子高成节侯梁，在一卷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侯，一次是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侯。这是并存未定，应当删除其中一个却错误地保留下来的。《地理志》在“宋地”下说：“现在的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以及东郡的须昌、寿张，都是宋地分出来的。”在“鲁地”下又说：“东平的须昌、寿张都在济东，属于鲁地，不是宋地。”应当考证，这是并存异说以备考证，应当以小注写在下面，却错误地连在一起书写了。【《史记·田叔传》既说司直田仁主管关闭守卫城门，因为放纵太子而获罪被下狱诛杀，下面又说田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告发田仁，田仁被族诛死在陉城，现在在中山国。这也是古人附注以备考证的文字。古人著书，有疑问就空缺以待考证，如《越绝书·记吴地传》说：“湖王湖应当问丹湖，应当问丹湖。”就是这样。】《楚元王传》中，刘德在昭帝时担任宗正丞，参与审理刘泽的诏狱；而儿子刘向的传中却说：“更生的父亲刘德，在武帝时审理淮南狱。”同一传记中自相矛盾。又，他改名为向是在成帝即位之后，而元帝初年就已经说“征召堪、向，想让他们做谏大夫”，这是两处收录而没有对照勘验的。《礼乐志》上面说：“孝惠二年，派乐府的夏侯宽准备箫管。”下面说：“武帝确定郊祀的礼仪，于是设立乐府。”《武五子传》上面说：“长安白亭东面作为戾后的园陵。”下面说：“后来八年封戾夫人为戾后，设置园陵奉邑。”乐府的名称早在孝惠时代就确立了，戾园的名称预先在八年之前就已经出现，这是两处收录而没有贯通的。像班固、刘向这样精审详核，尚且多有不及，举正错误有什么奇怪呢？后来的读书人更加粗疏了。【《后周书》中，蠕蠕都写作茹茹，只有列传第二十五卷单独写作蠕蠕。】
天文志》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髙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防疆、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郾、许、鄢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按《左传》子产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然其疆界亦当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陈留已下郡县，并在河南，于春秋自属陈、郑二国，角、亢、氐之分也，不当并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据后来之疆土，割以相附，岂不谬哉！
食货志》：「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本之《周语》，王弗听，卒铸大钱。此废轻作重，不利于民之事。班氏乃续之曰：『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阳下云：「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误。按《史记·楚世家》：「成王封熊绎于楚，居丹阳。」徐广曰：「在南郡枝江县。」《水经注》曰：「丹阳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歩，东北两面悉临絶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崄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地理志以为吴子之丹阳，寻吴楚悠隔防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非也【山海经》「丹山在丹阳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
枚乘传》上云：「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复説吴王。」盖吴王举兵之时，乘巳家居，而复与之书，不然无縁复説也。
杜周传：周为执金吾，遂捕桑▯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汉三年二月，执金吾杜周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卫太子巫蛊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其时▯胜之为御史大夫】又十一年，昭帝元鳯元年，御史大夫桑▯羊坐燕王旦事诛。史家之谬如此。
王尊传》上行幸雍，过虢。按今之鳯翔县，乃古雍城，而虢在陜。幸雍，何得过虢？当是过美阳之误【美阳故城在今扶风县北二十里】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转守槐里，兼行美阳令事矣。《王商传》春申君献有身妻而产，懐王误，当是幽王。《外戚传》徙共王母及丁姬归定陶▯共王冡次。按丁姬先已▯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汉书二志小字
汉书》地理、艺文二志小字，皆孟坚本文。其师古曰：「应劭曰，服▯曰之▯，乃顔氏注也。」近本《汉书》不刻注者，误以此为顔氏注，而并删之。
后汉郡国志云：本志惟郡县名为大书【本志司马彪所撰】其山川地名悉为细注。今进为大字新注，证发臣刘昭采集。是则前书小字为孟坚本文，犹后汉之细注也。其师古等诸注，犹后汉之新注也。当时相传之本，混作一条，未曾分别耳。
汉书不如史记
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及变化。且如《史记·淮隂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余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寃，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荀悦汉纪
荀悦《汉纪》改《纪》《表》《志》《传》为编年，其叙事处索然无复意味，闲或首尾不备，其小有不同，皆以班书为长，惟一二条可采者。杜陵陈遂，字长子，上防时与游戏博奕，数负。遂上即位，稍见进用，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重，可以偿遂博负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遂乃上书谢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见厚如此。”《汉书》以“负遂”为“负进”，又曰“可以偿博进矣”。进乃悼皇攷之名，宣帝不应用之【或曰进即賮字，财货也，《史记·吕不韦传》“车乘进用不饶】荀纪》为长。元康三年三月诏曰：“盖闻象有罪而舜封之，有痹骨肉之亲，放而不诛，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汉书》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义难晓，《荀纪》为长【按《汉书》“粲而不殊”当作“▯而不诛”，《説文》“▯，▯▯散之也，从米杀声”，徐引《左氏·定公四年传》“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叔”，言放之若散米，今《左传》作“蔡蔡叔”，上
译《天文志》说魏地对应的是觜、觿、参星宿的分野。它的边界从高陵以东，一直延伸到河东、河内。南面包括陈留以及汝南的召陵、防疆、新汲、西华、长平，颍川的舞阳、郾、许、鄢陵，河南的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这些都是魏地的分野。查考《左传》子产说：“把实沈迁到大夏，主管参星，所以参星是晋国的星宿。”然而它的疆界也应当到黄河为止。如果像志书所列出的陈留以下郡县，都在黄河以南，在春秋时期自然属于陈、郑两国，是角、亢、氐星宿的分野，不应当并入魏地。魏国最初建都安邑，到惠王时才迁都大梁，于是根据后来的疆土，割裂附会，这难道不是谬误吗！
《食货志》记载：“单穆公劝谏景王铸造大钱，本于《周语》，景王不听，最终铸造了大钱。这是废除轻钱、使用重钱，不利于百姓的事情。班固却接着说：‘用来鼓励农业、救济不足，百姓蒙受利益。’这就失去了本意了。”
《地理志》丹阳条下说：“楚国的祖先熊绎受封，第十八代文王迁都到郢。”这是错误的。查考《史记·楚世家》：“成王封熊绎于楚国，居住在丹阳。”徐广说：“在南郡枝江县。”《水经注》说：“丹阳城依山跨丘，周长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都面临深涧，西面环绕亭下溪，南面靠着长江，险峻陡峭如壁立，确实是天然的坚固之地。”这是楚国熊绎最初受封丹阳时所建都城。《地理志》认为是吴子所居的丹阳，推究吴楚相距遥远，荆山不可能远在吴国境内，这是不对的。《山海经》说“丹山在丹阳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阳城在秭归县东七里。”
《枚乘传》上面说：“吴王不采纳，枚乘等人离开去了梁国。”下面又说：“枚乘再次劝说吴王。”大概吴王起兵的时候，枚乘已经在家闲居，又给他写信，否则没有理由再次劝说。
《杜周传》：杜周担任执金吾，于是逮捕了桑弘羊、卫皇后的兄弟子侄。苛刻深究。查考《百官表》：天汉三年二月，执金吾杜周升任御史大夫。四年去世，而卫太子巫蛊之事发生在征和二年。杜周去世已经四年（那时桑弘羊担任御史大夫），又过了十一年，昭帝元凤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因燕王刘旦之事被杀。史家的错误竟然如此。
《王尊传》皇上巡幸雍地，经过虢县。查考现在的凤翔县，是古代的雍城，而虢县在陕州。巡幸雍地，怎么会经过虢县？应当是“过美阳”的笔误（美阳故城在今天扶风县北二十里）。况且上文本来就说从虢县令转任槐里守，兼行美阳令的事务了。《王商传》春申君献上有身孕的妻子并生下孩子，怀王误，应当是幽王。《外戚传》迁徙共王的母亲以及丁姬回到定陶，共王冡次。查考丁姬先前已经回到定陶，这“及丁姬”三个字是衍文。
《汉书》地理、艺文两志的小字，都是班固原本的正文。其中颜师古说：“应劭说，服虔说”之类的，才是颜氏的注释。近刻《汉书》不刻注的，误把这些当作颜氏注，而一并删去了。
《后汉书》郡国志说：本志只有郡县名是大字（本志是司马彪所撰），其山川地名全都是小字注释。现在进呈为大字新注，考证阐发由臣刘昭采集。这就说明前书的小字是班固的本文，如同后汉书的细注一样。颜师古等人的各种注释，如同后汉书的新注一样。当时流传的本子，混作一条，未曾分别罢了。
班固著书，拘泥于固定的格式，而不及变化。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尾记载蒯通的事，让人读来，感慨有余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淮南王问答的话，情态横溢，文章也工妙。现在全都删去，而把蒯通、伍被与江充、息夫躬合为一传。蒯通最冤，伍被次之。两篇《淮阴侯传》寥落，不堪读了。
荀悦《汉纪》把《纪》《表》《志》《传》改为编年体，其叙事处索然无味，有时首尾不备，稍有不同之处，都以班固的书为好，只有一两条可取。杜陵陈遂，字长子，汉宣帝时与他游戏博奕，屡次输给他。陈遂即位后，逐渐被进用，做到太原太守，于是赐给陈遂玺书说：“制诏太原太守，官位尊贵俸禄厚重，可以偿还陈遂博奕的输欠了。”妻子君宁当时在旁边知道情况，陈遂于是上书谢恩说：“事情在元平元年赦令之前，受到如此厚待。”《汉书》把“负遂”写成“负进”，又说“可以偿还博奕的进益了”。进是悼皇考的名字，宣帝不应使用它（有人说进就是赆字，指财货，《史记·吕不韦传》“车乘进用不饶”）。荀悦的《汉纪》为好。元康三年三月诏书说：“听说象有罪而舜封他，有骨肉之亲，放逐而不诛杀，封故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汉书》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义难懂，《荀纪》为好（查《汉书》“粲而不殊”当作“散而不诛”，《说文》“散，散散散之也，从米杀声”，徐引《左氏·定公四年传》“王于是乎杀管叔而散蔡叔”，意思是放逐他如同散米，现在《左传》作“散蔡叔”，上
“蔡”字亦音素葛反】后有善读者，仿裴松之《三国志》之体，取此不同者注于班书之下，足为史家之一助。纪王莽事，自始建国元年以后，则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别于正统，而尽没其天鳯地皇之号。
译“蔡”字也读作素葛反。后来有善于读书的人，模仿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将这些不同的说法注释在班固《汉书》之下，足以作为史学家的一种辅助。记载王莽的事情，从始建国元年以后，就称“其二年”“其三年”，一直到“其十五年”，以区别于正统王朝，而完全隐去天凤、地皇的年号。
后汉书
后汉书·马援传》上云：“帝尝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下乃云：“交阯女子徴侧及女弟徴贰反，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此是采辑诸书，率尔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无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书若此者甚多。
桓谭传：「当王莽居摄簒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徳美，作符命以求容▯。谭独自守黙，然无言。」按《前汉书·翟义传》：「莽依《周书》作《大诰》，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位孺子之意。」还封谭为明告里附城【师古曰：「如古附庸。」】《王莽传》：「当赐爵关内侯者，更名曰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为讳之尔。光武终不用谭，当自有説。
杨震传》：河间男子赵腾诣阙上书，指陈得失，帝怒，收考诏狱，震上疏救，不省。腾竟伏尸都市。乃安帝时事，而《张皓传》以为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收腾系考，皓上疏谏，帝悟，减腾死罪一等。又以为顺帝事，岂有两赵腾邪？
桥▯以太尉罢官就医，里舍少子十嵗，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刼执之，入舍登楼，就▯索货。其家之不贫可知，乃云及卒，家无居业，丧无所殡。史传之文前后矛盾。▯以灵帝之世三为三公，亦岂无钱者？
刘表传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而《党锢传》表、俭二人列于八及，前后不同。
蒯越、韩嵩及东曹掾传防等説琮降操，则是表卒之后，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释嵩之囚”，此史家欲归美于操，而不顾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传》谓邕亡命江海，积十二年。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辟之，称疾不就。卓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传》有议郎蔡邕荐边让于大将军何进一书。按中平元年，黄巾起，以何进为大将军，正邕亡命之时，无缘得奏记荐人也。
郡国志》：睢阳本宋国，有鱼门。引《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升陉之战，邾人获公胄，县诸鱼门」为证。按杜预注：「鱼门，邾城门，非宋也」。
三国志
蜀志·谯周传》：建兴中，丞相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而先主未称尊号，即有劝学从事张爽、尹黙、谯周等上言，前后不同。按周卒于晋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仅二十有三，未必与劝进之列。从本传为是。
孙亮太平元年，孙綝杀滕▯、吕据。时为魏髙贵郷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孙壹为侍中、车骑将军、▯节、交州牧、吴侯。本传云：壹入魏，黄初三年死。误也。陆抗传：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于文难晓。按《甘宁传》曰：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鋭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余里浅濑，云欲夜渉渡。肃以兵千人益宁，宁乃夜徃。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濑。据此，则当云自益阳至白帝也。
作史不立表志
朱鹤龄曰：「太史公《史记》帝纪之后，即有十表八书。表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畧，书以纪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书为志，而年表视《史记》加详焉。盖表所繇立，昉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王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传；此外大臣无积劳、亦无显过，传之不可胜书，而姓名爵里、存没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则于表乎载之。又其功罪事实，传中有未悉备者，亦于表乎载之。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而范书阙焉，使后之学者无以攷镜二百年用人行政之节目，良可叹也。其失始于陈寿《三国志》，而范晔踵之。其后作者又援范书为例，年表皆在所畧【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徳棻《周书》，李延寿《南北史》皆无表志】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欧阳公知之，故其譔《唐书》，有宰相表、有方镇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复班马之旧章云。」
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无志，故沈约《宋书》诸
译《后汉书·马援传》上记载：“光武帝曾说：‘伏波将军论述兵法与我的想法相合。’”下文却记载：“交阯女子征侧及其妹妹征贰反叛，于是皇帝下诏拜马援为伏波将军。”这是采辑各类书籍，草率成文，却忘记了“伏波”二字没有出处。自从范晔以来，史书中像这样的错误很多。
《桓谭传》记载：“当王莽居摄篡位的时候，天下的士人没有不竞相褒称他的美德，制作符命以求得容身之地的。只有桓谭独自保持沉默，没有言论。”查《前汉书·翟义传》记载：“王莽依照《周书》撰写《大诰》，派遣大夫桓谭等人颁布并晓谕，表达将皇位归还给孺子婴的意思。”后来封桓谭为明告里附城【师古说：“像古代的附庸国一样。”】《王莽传》记载：“应当赐爵位为关内侯的，改名为附城。”这是曾经接受过王莽的封爵，史官为了避讳才不写罢了。光武帝最终不任用桓谭，应当自有原因。
《杨震传》记载：河间男子赵腾到宫门上书，指出朝政的得失，皇帝发怒，将他逮捕关进诏狱拷问，杨震上疏救援，皇帝不采纳。赵腾最终被斩首示众。这是安帝时的事，而《张皓传》却记载清河人赵腾上书言灾异，讥讽朝政，逮捕赵腾拷问，张皓上疏劝谏，皇帝醒悟，减轻赵腾死罪一等。又说是顺帝时的事，难道有两个赵腾吗？
桥玄以太尉身份罢官回家养病，乡里有个十岁的小孩子，独自在家门口玩耍。忽然有三个士兵拿着棍棒劫持他，进入屋内登上楼，向桥玄索要财物。他家不贫穷可以知道，却说等到他去世时，家中没有产业，丧葬无处停灵。史传的文字前后矛盾。桥玄在灵帝时三次担任三公，难道也没有钱吗？
《刘表传》记载他与同郡的张俭等人一起遭受非议，号称“八顾”；而《党锢传》中刘表、张俭二人列于“八及”，前后不同。
蒯越、韩嵩以及东曹掾傅方等人劝说刘琮投降曹操，那么刘表死后，刘琮已经赦免韩嵩并释放他了。下文却说“曹操到达州治，才释放韩嵩的囚禁”，这是史家想要将美德归于曹操，而不顾上下文相互矛盾。
《蔡邕传》说蔡邕逃亡江海，历时十二年。中平六年，灵帝去世。董卓担任司空，征召他，蔡邕称病不去。董卓严令州郡，举荐蔡邕到府中，蔡邕不得已前往，被任命为祭酒。而《文苑传》中有议郎蔡邕向大将军何进推荐边让的一封信。查中平元年，黄巾起义，任命何进为大将军，正是蔡邕逃亡的时候，没有理由能上奏章推荐人。
《郡国志》记载：睢阳本是宋国，有鱼门。引用《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升陉之战，邾国人俘获了宋公的头盔，悬挂在鱼门上”作为证据。查杜预注：“鱼门，是邾国的城门，不是宋国的”。
《三国志》
《蜀志·谯周传》记载：建兴年间，丞相诸葛亮兼任益州牧，任命谯周为劝学从事。而先主刘备还没有称帝时，就有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人上书，前后不同。查谯周死于晋泰始六年，享年七十二岁，而昭烈帝刘备即位那年，谯周只有二十三岁，未必参与劝进之列。以本传记载为是。
孙亮太平元年，孙綝杀死了滕胤、吕据。当时是魏高贵乡公的甘露元年。《魏志》记载：甘露二年，任命孙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本传记载：孙壹进入魏国，黄初三年去世。这是错误的。《陆抗传》记载：任命陆抗为镇军将军，都督西陵。从关羽到白帝，文字难以理解。查《甘宁传》说：跟随鲁肃镇守益阳，抵御关羽。关羽号称有三万人，自己挑选精锐士兵五千人，投到县上游十余里的浅滩，说想要夜间渡河。鲁肃派一千士兵增援甘宁，甘宁于是夜间前往。关羽听说后，停止渡河，而结柴为营。现在就把这里命名为关羽濑。据此，应当说从益阳到白帝。
作史不立表志
朱鹤龄说：“太史公《史记》帝纪之后，就有十表八书。表用来记载治乱兴亡的大概，书用来记载制度沿革的大端。班固将书改为志，而年表比《史记》更加详细。大概表之所以设立，始于周代的谱牒，与纪传相互补充。凡是列侯将相、王公九卿，功名显著的人，已经系以传记；此外大臣没有积累功劳、也没有明显过错，传记不可能全部记载，而姓名爵位籍贯、存亡盛衰的痕迹，终究不能立刻泯灭，就在表中记载。又那些功罪事实，传记中没有详尽记载的，也在表中记载。年经月纬，一目了然。作史的体裁，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而范晔的《后汉书》缺失了，使后来的学者无法考察两百年用人行政的细节，实在可叹。这个失误始于陈寿的《三国志》，而范晔沿袭了他。后来的作者又援引范晔的《后汉书》为例，年表都略去了【姚思廉的《梁书》《陈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周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都没有表志】不知道作史没有表，那么立传就不能不多，传越多，文章越繁琐，而事迹反而可能遗漏而不提及。欧阳修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编撰《新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才恢复了班固、司马迁的旧章。”
陈寿的《三国志》、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没有志，所以沈约的《宋书》诸
志并前代所阙者补之。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徳棻《周书》，皆无志，而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别修《五代史志》，诏编第入《隋书》。古人绍闻述徃之意，可谓▯矣。
译志书补上前代所缺失的内容。姚思廉的《梁书》《陈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周书》，都没有志书，于是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另外编修《五代史志》，诏令将其编次并入《隋书》。古人继承前代听闻、记述过往的意图，可以说完备了。
史文重出
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髙成节侯梁一卷中两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则王子中多一侯矣【马贵与《文献通攷因而録之，不知其误】
后汉《地理志》：候城改属▯菟，而辽东复出一候城；无虑改属辽东属国，而辽东复出一无虑。必有一焉，宜删者。然则天下郡国中少二城矣。
史文衍字
汉书·吴王濞传》：“吴有章郡铜山”，误多一“豫”字；《后汉书·光武纪》：“以前密令卓茂为太”，▯误多一“髙”字；《党锢传》：“黄令毛钦操兵到门”，误多一“外”字。
后汉书·皇后纪》：桓思窦皇后，父讳武。后父不当言讳，讳字衍。
儒林传》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敎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顔。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按此则十五非十四也，盖衍一「毛」字。其下文载建初中诏：「有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之语【本纪建初八年诏同】又下卷云：「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贾逵传建初八年诏诸儒各选髙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顔氏【徐防传注引《汉官仪》曰：「易有施、孟、梁丘、贺、京房；书有欧阳和伯、夏侯胜、建；诗有申公、辕固、韩婴；春秋有严彭祖、顔安乐；礼有戴徳、戴圣，凡十四博士】则此「毛」字明为衍文也。
灵帝纪，光和三年六月，诏公卿举能《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尚书上脱古文二字。
史家误承旧文
史书之中，多有仍旧文而未及改者。《史记·燕世家》称“今王”，《喜魏书·孝静帝纪》称“太原公今上”，《旧唐书·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宗。《韦贯之传》“上即位”，谓穆宗。此皆旧史之文，作书者失于改削尔。
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文帝纪》：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讳为淮阳王。《顺帝纪》：升明三年正月丁巳，以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雍州刺史。三月十五，以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齐公世子萧思话传》：遣司马、建威将军、南汉中太守萧讳五百人前进。《隋书·髙祖纪》：开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晋王讳献毛▯。十九年二月己亥，晋王讳来朝。《张煚传》：晋王讳为扬州总管。《王韶传》：晋王讳班师。《鐡勒传》：晋王讳北征。《北史·李弼传》：谕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少师、陇西郡开国公李讳。《旧唐书·中宗纪》：临淄王讳举兵诛韦。《武睿宗纪》：临淄王讳与大平公主子薛崇简等。《▯宗纪》：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郝处俊传》：周王讳为西朋，并当时臣子之辞。
三国志·魏后妃传》注：“甄后曰：‘讳等自随夫人，此讳字明帝名，当时史家之文也。’”《宋书·武帝纪》：“刘讳龙行虎歩。”《后周书·桞庆传》：“宇文讳忠诚奋发。”《北史·魏彭城王勰传》：“帝谓勰曰：‘讳是何人，而敢乆违先敕？’并合称名，史臣不敢斥之。尔然，《宋纪》中亦有称刘裕者，一卷之中，徃徃杂见【册府元▯后唐荘宗同光二年二月戊寅，幸李讳宅，讳字下小注曰：“明宗也】
文选》任昉为齐《明宗让宣城郡公表》称「臣公言」，为《萧扬州荐士表》称「臣王言」，表辞本合称名，而改为「公」「王」，亦其臣子之辞也。
晋书
晋书·宣帝纪》当司马懿为魏臣之时，无不称之为帝。至蜀将姜维闻辛毗来，谓亮曰：「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
译史文重复出现
《汉书·王子侯表》中，长沙顷王的儿子高成节侯梁，在同一卷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始元元年六月乙未日封侯，一次是元康元年正月癸卯日封侯。那么王子中就多出了一位侯爵了【马贵与在《文献通考》中因此予以收录，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
后汉《地理志》：候城改属玄菟郡，而辽东郡又出现了一个候城；无虑县改属辽东属国，而辽东郡又出现了一个无虑县。必定有一个是多余的，应当删去。那么天下的郡国中就少了两座城了。
史文衍字
《汉书·吴王濞传》：“吴有豫章郡铜山”，错误地多了一个“豫”字；《后汉书·光武纪》：“以前高密令卓茂为太傅”，错误地多了一个“高”字；《党锢传》：“黄令毛钦操兵到门外”，错误地多了一个“外”字。
《后汉书·皇后纪》：桓思窦皇后，父亲名武。皇后的父亲不应当称讳，这个“讳”字是衍文。
《儒林传》设立五经博士，各自按照家法教授。《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尚书》有欧阳氏、大小夏侯氏；《诗》有齐、鲁、韩、毛氏；《礼》有大小戴氏；《春秋》有严氏、颜氏。共十四位博士，由太常按次序统领。按照这个说法则是十五位而非十四位，大概是衍了一个“毛”字。其下文记载建初年间的诏书：“有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然没有设立学官”【《本纪》建初八年诏书相同】。又下卷说：“赵人毛苌传授《诗》，这就是毛诗，未能设立学官”【《贾逵传》建初八年诏令诸儒各自选拔高才学生受业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从此这四部经书遂行于世】。而《百官志》记载博士十四人，本注说：“《易》四位：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尚书》三位：欧阳氏、大小夏侯氏；《诗》三位：鲁氏、齐氏、韩氏；《礼》两位：大小戴氏；《春秋》两位：公羊氏、严颜氏”【《徐防传》注引《汉官仪》说：“《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贺氏、京房；《书》有欧阳和伯、夏侯胜、夏侯建；《诗》有申公、辕固、韩婴；《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礼》有戴德、戴圣，共十四位博士”】。那么这里的“毛”字明显是衍文。
《灵帝纪》，光和三年六月，诏令公卿推举能通晓《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的各一人，全部任命为议郎。《尚书》上面脱漏了“古文”二字。
史家误承旧文
史书之中，多有沿用旧文而未及更改的情况。《史记·燕世家》称“今王”，《魏书·孝静帝纪》称“太原公今上”，《旧唐书·唐临传》中“今上”二字再次出现，《徐有功传》、《金传》中“今上”二字各出现一次，都是指玄宗。《韦贯之传》中“上即位”，指穆宗。这些都是旧史的原文，修书的人失于删改罢了。
《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戊午日，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文帝纪》：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日，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日，立第十一皇子讳为淮阳王。《顺帝纪》：升明三年正月丁巳日，任命新任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雍州刺史。三月十五日，任命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齐公世子萧思话传》：派遣司马、建威将军、南汉中太守萧讳五百人前进。《隋书·高祖纪》：开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日，晋王讳献毛皮。十九年二月己亥日，晋王讳来朝见。《张煚传》：晋王讳担任扬州总管。《王韶传》：晋王讳班师回朝。《铁勒传》：晋王讳北征。《北史·李弼传》：谕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少师、陇西郡开国公李讳。《旧唐书·中宗纪》：临淄王讳举兵诛杀韦氏。《武睿宗纪》：临淄王讳与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等人。《玄宗纪》：诏令以皇太子讳充任天下兵马元帅。《郝处俊传》：周王讳为西朋，都是当时臣子的言辞。
《三国志·魏后妃传》注：“甄后说：‘讳等自随夫人，这个“讳”字是明帝的名字，是当时史家的原文。’”《宋书·武帝纪》：“刘讳龙行虎步。”《后周书·柳庆传》：“宇文讳忠诚奋发。”《北史·魏彭城王勰传》：“皇帝对勰说：‘讳是何人，而敢长久违背先前的敕令？’”都应当称名，史臣不敢直斥其名。然而，《宋纪》中也有称刘裕的，一卷之中，往往混杂出现【《册府元龟》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戊寅日，幸临李讳宅，讳字下小注说：“明宗也”】。
《文选》任昉为齐《明宗让宣城郡公表》称“臣公言”，为《萧扬州荐士表》称“臣王言”，表辞本来应当称名，却改为了“公”“王”，也是其臣子的言辞。
晋书
《晋书·宣帝纪》在司马懿作为魏臣的时候，无不称之为帝。等到蜀将姜维听说辛毗来了，对诸葛亮说：“辛毗持节而至，贼不再出战了。”
矣。」所谓贼者，即懿也。当时在蜀人，自当名之为贼。史家杂采诸书，不暇详攷。一篇之中，帝贼互见。
译了。」所谓的贼，就是司马懿。当时在蜀地的人，自然应当称他为贼。史官杂采各种书籍，来不及详细考证。一篇文章之中，帝王与贼寇的称呼互相出现。
天文志》虚二星，▯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庙堂祭祀、祝祷事，又主死丧哭泣。按此冡宰当作冡人【或以《公羊传》“宰上之木拱矣”，则墓亦可称为宰】又曰轸四星，主冡宰辅臣也，则《周官》之冡宰矣。
艺术传》戴洋言：「昔吴伐关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贺。按：瑜卒于建安十四年，而吕蒙之袭关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
顾策传前云友人张翰，后又云吴郡张翰。张重华传前云封谢艾为福禄伯，后又云进封福禄县伯。戴若思传举孝廉入雒，周顗传若思举秀才入雒。南阳王模传广平太守丁邵，良吏传丁绍。石勒载记前作段就六眷，后作段疾六眷。阳裕传又作段眷。吕纂载记前作句摩罗耆婆，后作鸠摩罗什。慕容熙载记▯光门，冯防载记作洪光门，又作洪观门。
宋书
宋书·州郡志》广陵太守下云：「宋初郡国，又有舆、肥如、潞、真定、新市五县。肥如本辽西之县，其民南渡，而侨立于广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是广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复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广陵为沛郡，治肥如县。时无复肥如县，当是肥如故县处也。」二汉、晋《太康地志》并无肥如县。一卷之中，自相违错。且二汉之肥如自在辽西，安得属之广陵，分之沛郡乎？
魏书
魏书·崔浩传》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彊，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史于冯代彊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冯汉彊，魏起漠北，以汉强为讳，故改云代强。魏初国号曰代，故也。"顔师古《急就篇》序曰："避讳改易，渐就芜舛，正指此。"郦道元《水经注》以广汉并作广魏，即其例也。
梁书
刘孝绰传》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梁宣帝讳詧，故改之。盖襄阳以来，国史之原文也。乃其论，则直书。姚察
书中亦有避唐讳者，顾协传以虎丘山为武丘山，何防传则为兽丘山。
后周书
庾信传》哀江南赋过漂渚而寄食，托庐中而渡水。漂渚，当是溧渚之误。张勃《吴録》曰：「子胥乞食处在丹阳溧阳县。」《史记·范雎传》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至于陵水【战国防作菱水】索隐曰：「刘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吴越春秋》云：「子胥奔吴至溧阳，逢女子濑水之上【古溧濑同字】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后子胥欲报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处为投金濑。」《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濑渚是也。」或以二句不应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于龙门」四句，亦是皆用司马子长事。
隋书
经籍志言，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又云，后汉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东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当八十余矣，不堪再使絶域也。盖本之陶隠居真诰言，孝明遣使者张骞、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国，写佛经四十二章，秘之兰台石室。作史者知张骞为武帝时人，姓名乆着，故删去之，独言秦景，而前后失于契勘，故或以为哀帝，或以为明帝耳。
突厥传上》言：“沙鉢畧可汗西击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鼔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误重书为二事也。
北史一事两见
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俨为东平王。后主天统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俨为东平王。一事两书，必有一误。
徐之才传》尝与朝士出游，遥望羣犬竞走，诸人试令目之，之才即应声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其《序传》又云：「于路见狗，温子升戏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神儁曰：『为逐丞相东走，为共帝女南徂。』」一事两见，且《序传》是延寿自述其先人，不当援他人
译《天文志》记载，虚宿二星，是冢宰的官位，主管北方的城邑居住、宗庙祭祀、祝祷之事，又主管丧葬哭泣。按此处的“冢宰”应当作“冢人”【或者依据《公羊传》中“宰上之木拱矣”的说法，那么坟墓也可以称为宰】。又说轸宿四星，主管冢宰的辅佐大臣，那就是《周官》中的冢宰了。
《艺术传》中戴洋说：“从前吴国讨伐关羽，天雷在前面响动。周瑜拜谢祝贺。按：周瑜死于建安十四年，而吕蒙偷袭关羽，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周瑜已经去世十年了。”
《顾策传》前面说友人张翰，后面又说吴郡张翰。《张重华传》前面说封谢艾为福禄伯，后面又说进封为福禄县伯。《戴若思传》说戴若思被举荐为孝廉进入洛阳，《周顗传》说戴若思被举荐为秀才进入洛阳。《南阳王模传》说广平太守丁邵，《良吏传》说丁绍。《石勒载记》前面写作段就六眷，后面写作段疾六眷。《阳裕传》又写作段眷。《吕纂载记》前面写作句摩罗耆婆，后面写作鸠摩罗什。《慕容熙载记》写作光门，《冯防载记》写作洪光门，又写作洪观门。
《宋书》
《宋书·州郡志》在广陵太守条目下说：“宋初的郡国，又有舆、肥如、潞、真定、新市五个县。肥如本来是辽西的县，那里的百姓南渡，而在广陵侨置设立。”《符瑞志》中所说：“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日，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土九口石钟。”这就是广陵有肥如县的证据。然而《南沛太守》条目下又说：“起居注记载：孝武帝大明五年，将广陵分出设立沛郡，治所在肥如县。当时已经没有肥如县了，那应当是肥如故县的地方。”两汉、晋代《太康地志》中都没有肥如县。同一卷书中，自相矛盾错误。况且两汉的肥如本来就在辽西，怎么能归属广陵，又分出设立沛郡呢？
《魏书》
《魏书·崔浩传》记载，崔浩擅长书法，很多人委托他抄写《急就章》，从年轻到年老，起初不害怕劳累，所写的书大概有上百本。必定称冯代彊，以显示不敢触犯国讳，他谨慎到了这种地步。史家在冯代彊下面注说：“怀疑按《急就篇》中有冯汉彊，魏兴起于漠北，因为汉强是国讳，所以改称代强。魏初国号叫代，所以这样。”颜师古《急就篇》序说：“避讳改易，逐渐变得杂乱错谬，正是指这个。”郦道元《水经注》将广汉都写作广魏，就是这样的例子。
《梁书》
《刘孝绰传》记载，众人厌恶他，必定要审查他；众人喜爱他，必定要审查他。梁宣帝名詧，所以改字。大概是自襄阳以来，国史的原文如此。然而其评论，则直书不讳。姚察
书中也有避唐讳的，《顾协传》将虎丘山写作武丘山，《何防传》则写作兽丘山。
《后周书》
《庾信传》中《哀江南赋》写道“过漂渚而寄食，托庐中而渡水”。漂渚，应当是溧渚的误写。张勃《吴録》说：“伍子胥乞食处在丹阳溧阳县。”《史记·范雎传》记载伍子胥背着粮食逃出昭关，到达陵水【《战国策》作菱水】，索隐说：“刘氏说，陵水就是栗水。”《吴越春秋》说：“伍子胥逃往吴国到达溧阳，在濑水之上遇到一位女子【古文中溧和濑同字】，伍子胥跪下乞求食物，女子给他吃了。伍子胥离开后，女子自投于水。后来伍子胥想报答她，于是将白金投入此水，现在称那地方为投金濑。”《金陵志》说：“江上有渚叫濑渚，是对的。”有人认为这两句不应该都用伍子胥的事，不知道古人文字不拘泥。如下文“生世等于龙门”四句，也是都用司马迁的事。
《隋书》
《经籍志》说，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出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又说，后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及秦景出使天竺，得到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按：从哀帝末年到东汉明帝初年，将近六十年，如果秦景还活着，也应当八十多岁了，不能再次出使绝远之地。大概是本于陶隐居《真诰》所言，孝明帝派遣使者张骞、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去大月氏国，抄写佛经四十二章，秘藏在兰台石室。修史的人知道张骞是武帝时的人，姓名早已著名，所以删去他，只说秦景，而前后失于核对，所以有的认为是哀帝，有的认为是明帝。
《突厥传上》说：“沙钵略可汗西击阿波，打败并擒获他。”下面说：“雍虞闾凭借隋朝所赐的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到了隋兵的帮助，多来投降归附，于是生擒阿波。”这必定是同一件事，而错误地重复记载为两件事。
《北史》一事两见
《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日，封皇子高俨为东平王。《后主》天统二年五月己亥日，封太上皇帝之子高俨为东平王。同一件事记载两次，必定有一个错误。
《徐之才传》记载，曾经与朝士出游，远远望见一群狗竞跑，众人试着让他看，之才随即应声说：“是宋鹊，还是韩卢？是追逐李斯向东跑，还是背负帝女向南去？”其《序传》又说：“在路上看见狗，温子升戏弄说：‘是宋鹊，还是韩卢？’神俊说：‘是追逐丞相向东跑，还是共帝女向南去。’”同一件事两处记载，况且《序传》是李延寿自述其先人，不应当援引他人的话。
南齐书》李安民为吴兴太守，吴兴有项羽神，防郡听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须祀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着屐上听事。又于听上八关斋。俄而牛死，▯庙侧，今呼为李公牛冡。安民卒官，世以神为祟。按《宋书》孔季恭传为吴兴太守，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防居听事，竟无害也。《梁书》萧防传迁吴兴太守，郡有项羽庙，土民名为愤王，甚有灵騐。遂于郡听事安施牀幕，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而避居他室。防至，徙神还庙，处之不疑【南史云，防至着屐登听事，闻室中有叱声，防厉色曰：『生不能与汉祖争中原，死据此听事何也？』因迁之于庙】又禁杀牛，▯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为遭祟，一以为厌邪，立论不同如此。又《南齐书》萧惠基传，惠基弟惠休自吴兴太守徴为右仆射，吴兴郡项羽神旧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谨，故得美迁【南史同】南史》萧猷【本作渊猷】传为吴兴郡守，与楚王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酹祀尽欢极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祷必从。后为益州刺史，值齐茍儿反，攻城兵粮俱尽，乃遥祷请救，有田老逢数百骑如风，言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是日，猷大破茍儿，则又以为获祐，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萧惠明传，防始初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听事，前后太守不敢上。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尝为此郡，未闻有灾。」遂盛设筵榻，接宾数日，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惠明，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此又与李安民相类，而小变其説【按《宋书》惠明传无此事】
旧唐书
旧唐书虽颇渉繁芜，然事迹明白，首尾该赡，亦自可观。其中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宗，盖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则既直书其叛乱之罪；而哀帝纪末云“中兴之初”，王处直传称庄宗，王镕、郑从谠、刘邺、张濬传各有“中兴”之语，自相矛盾。按此书纂于刘昫，后唐末帝清泰中为丞相监修国史，至晋少帝开运二年，其书始成【册府元▯言：户部侍郎张招逺、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光等修，上其赐缯防银器，并及前朝刘昫当时避晋髙祖嫌名，或谓之李氏书】朝代迁流，简牍浩富，不暇徧详，而并存之后之读者，可以观世变矣。
杨朝晟一人作两传，一见七十二卷，一见九十四卷。
新唐书
旧唐书·高宗纪》：“干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髙祖、太宗配飨。己巳，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禅社首，次序甚明。《新书》改云：‘正月戊辰，封于防山；庚午，禅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并为一事，而系于戊辰之日。文虽简，而事不核矣。”
天后纪光宅元年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埀拱元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嗣圣元年【是年九月改光宅】正月，废居于均州，又迁于房州。按旧书，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四月丁丑，迁庐陵王于均州。▯拱元年三月，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亦同，而以四月为五月，然无先迁房州一节。疑旧史得之欧公，盖博采而误。
代宗纪上书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别殿下书六月辛亥，追废皇后张氏。曰：追废，则张后之见杀明矣。而不书其死，亦为漏畧。
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谋诛中官，不克。训奔于鳯翔，下云：“左神防军中尉仇士良杀王涯、贾餗、舒元舆、李孝本、罗立言、王璠、郭行余，而独于李训不言其死。”况训乃走入终南山，未至鳯翔，亦为未当。《艺文志》：“萧方《三十国春秋
译《南齐书》记载李安民任吴兴太守时，吴兴有项羽神，占据郡衙厅堂，太守不能登堂。太守到任，必须用轭下的牛祭祀他。李安民信奉佛法，不给神牛，穿着木屐登上厅堂。又在厅堂上举行八关斋。不久牛死了，〇在庙旁，现在称为李公牛冢。李安民死在任上，世人认为是神作祟。查《宋书》孔季恭传记载他任吴兴太守，此前吴兴接连丧命太守，说是项羽神为卞山王，住在郡衙厅堂，二千石官员到任，常避开他。孔季恭住在厅堂，竟然没有灾祸。《梁书》萧防传记载他调任吴兴太守，郡中有项羽庙，当地百姓称为愤王，非常灵验。于是就在郡衙厅堂安放床帐，作为神座，公私祈祷，前后二千石官员都在厅堂拜祭而避开住在别的房间。萧防到任，把神迁回庙里，处之坦然【《南史》记载，萧防到任穿着木屐登上厅堂，听到房间里有叱喝声，萧防严厉地说：‘生前不能与汉高祖争夺中原，死后占据这厅堂做什么？’于是把神迁到庙里】又禁止杀牛，〇用肉干代替肉祭祀。这似乎是同一件事，而写史的人一个认为是遭祟，一个认为是厌邪，立论不同如此。又《南齐书》萧惠基传记载，萧惠基弟弟萧惠休从吴兴太守征召为右仆射，吴兴郡项羽神向来酷烈，世人说萧惠休侍奉神灵谨慎，所以得到美好的升迁【《南史》相同】《南史》萧猷【本作渊猷】传记载他任吴兴郡守，与楚王庙神一起喝酒直到一斛，每次祭奠都尽情欢乐喝醉，神影也有酒色，所求必应。后来任益州刺史，遇到齐茍儿反叛，攻城兵粮都耗尽，于是远程祈祷求救，有田老遇到数百骑兵如风，说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这天，萧猷大破茍儿，这就又认为是获得保佑，更加不可信了。又《南史》萧惠明传记载，萧防起初任吴兴太守，郡界卞山下有项羽庙，相传项羽多住在郡衙厅堂，前后太守不敢登堂。萧惠明对纲纪说：‘孔季恭曾经任此郡，没听说有灾祸。’于是盛大摆设筵席床榻，接待宾客数日，看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箭对着萧惠明，随后不见了，于是发背疮，十天后死去。这又与李安民相似，而稍微改变了说法【查《宋书》萧惠明传没有此事】
旧唐书
《旧唐书》虽然颇为繁芜，但事迹明白，首尾完备，也自有可观之处。其中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都指〇宗，大概是沿袭旧稿而未改正的。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国昌小儿子李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这就直书其叛乱之罪；而哀帝纪末说“中兴之初”，王处直传称庄宗，王镕、郑从谠、刘邺、张濬传各有“中兴”之语，自相矛盾。查此书由刘昫编纂，后唐末帝清泰年间任丞相监修国史，到晋少帝开运二年，书才完成【《册府元〇》记载：户部侍郎张招逺、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光等修，上其赐缯防银器，并及前朝刘昫当时避晋髙祖嫌名，或称之为李氏书】朝代变迁，简牍浩富，来不及遍详，而并存之后世的读者，可以观察世变了。
杨朝晟一人作两传，一见七十二卷，一见九十四卷。
新唐书
《旧唐书·高宗纪》：“干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髙祖、太宗配飨。己巳，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这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禅社首，次序很明确。《新书》改说：‘正月戊辰，封于防山；庚午，禅于社首。’这是把祭天、封山两件事并为一件事，而系于戊辰之日。文字虽然简略，但事情不核实了。”
《天后纪》光宅元年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埀拱元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嗣圣元年【是年九月改光宅】正月，废居于均州，又迁于房州。查旧书，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四月丁丑，迁庐陵王于均州。〇拱元年三月，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也相同，而以四月为五月，然而没有先迁房州一节。怀疑旧史得之欧公，大概是博采而误。
《代宗纪》上书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别殿下书六月辛亥，追废皇后张氏。说：追废，那么张后被杀就明白了。而不书其死，也是漏略。
《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谋诛中官，不克。训奔于鳯翔，下云：“左神防军中尉仇士良杀王涯、贾餗、舒元舆、李孝本、罗立言、王璠、郭行余，而独于李训不言其死。”况且李训是走入终南山，未至鳯翔，也不恰当。《艺文志》：“萧方《三十国春秋
新唐书·志，欧阳永叔所作，颇有裁断，文亦明逹，而列传出宋子京之手，则简而不明，二手髙下，▯为不侔矣。如太宗长孙后传，安业【后异母兄】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旧书】改曰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戸知之意，虽不异，而戸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徳宗王后传，诏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从之【旧书】改曰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不过省旧书四字，然非注不可▯也。
史家之文，例无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则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畧，斯谓之简。如崔沔駮太常议，加宗庙笾豆，其文两载于本传及韦縚传，多至二三百言。又如来济与髙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四人言志，及济领吏部，遂以处约为通事舍人，两见于本传及髙智周传，而石仲览一人，一以为宣城，一以为江都，此而忽之，则亦不得谓之能简矣【此二事已见于新唐书紏缪，今仍録之】
杨玚传言有司帖试明经，不质大义，乃取年头月日、孤经絶句帖试之。法用纸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间一二句，困人以难记。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如此则习《春秋》者益少矣，故请帖平文。今改曰年头月尾，属对虽工，而义不通矣。
严武传》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琯以故宰相为廵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此宋人穿凿之论【此説又见韦臯传，盖因陆畅之《蜀道易》而造为之耳】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涂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及▯宗西幸，升为南京，则又为诗曰：「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玉垒作长安。」一人之作，前后不同如此，亦时为之矣。
张孝忠传，孝忠魁伟，长六尺。李晟传，长六尺。古人以六尺为短，今以六尺为长。于他书未见【马燧、杨收传并云长六尺二寸，髙力士传长六尺五寸】
旧书《段秀实传》隂説：“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岐灵岳同谋杀泚，以兵迎乘舆。三人者皆秀实夙所奨遇。”此谓姚令言之判官岐灵岳与海宾、明礼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当少一“及”字。新书遂谓：“结刘海宾、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礼欲图泚。此三人者皆秀实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灵岳、令言贼也，安有肯同秀实之谋者哉？”
旧唐书髙仙芝封常清二传并云四镇节度使夫▯灵詧，而李嗣业段秀实二传则云安西节度使马灵詧，刘全谅传则云安东副都防保定军使马灵詧。按王维集有送不▯都防诗，注“不蒙蕃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如诗“鄂不韡韡】不▯”当即“夫▯”，然未知其何以又为马也。新书因之两姓并见，而突厥传则云安西节度使夫▯灵詧。马总传：“李师道平析郓、曹、濮等为一道，除总节度，赐号天平军。”长庆初，刘总上幽镇地，诏总徙天平，而召总还将大用之防。总卒，穆宗以郓人附赖总，复诏还镇。上云“诏总徙天平，刘总也”，下云“召总还，马总也”，又云“防总卒，刘总也”，又云“郓人附赖总，马总也”。此于人之主宾，字之繁省，皆有所不当。当云“诏徙天平而去总字”，其下则云“防刘总卒”，于文无加而义明矣。
旧唐书皇甫镈传附柳泌事云：「泌系京兆府狱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虚矫？』泌曰：『吾本无心，是李道古敎我。』且云：『寿四百嵗。』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衣就诛，一无变异。语虽烦而叙事则明。新书但云：『皆道古敎我，▯衣即刑，卒无它异。』去其中间语，则『它异』二字何所本邪？曹确传：『太宗着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
旧唐书·郑綮传：昭宗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綮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綮▯曰：“诸君大误，使天下人皆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胥吏
译《新唐书》的志部分，由欧阳修撰写，颇有裁断之见，文辞也明白通达；而列传出自宋祁之手，则简略而不明晰，二者高下，显然不相当了。例如太宗长孙皇后传中，安业【皇后异母兄】的罪行，万死无赦，但他对妾室不慈，天下人都知道【《旧唐书》】改为“安业罪死无赦，然而向来对待妾室不慈，户知之”，意思虽然不同，但“户知之”三个字完全不成文句。又如德宗王皇后传，诏书说祭祀宴席不可用假花果，想祭祀的人依从【《旧唐书》】改为“有诏祭祀物品不用假物，想祭祀听任他们”，不过省去了《旧唐书》四个字，然而没有注释就无法理解了。
史家的文章，惯例没有重复出现。如果不得已而重复出现，就应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略，这才叫做简练。例如崔沔驳斥太常寺关于增加宗庙笾豆的议论，其文在两处记载于本传及韦绦传，多达二三百言。又如崔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四人谈论志向，以及崔济掌管吏部，于是任命孙处约为通事舍人，这两件事见于本传及高智周传，而石仲览一人，一处说是宣城人，一处说是江都人，对此疏忽了，也就不能称之为善于简练了【这两件事已见于《新唐书纠缪》，现在仍记录它】
杨玚传记载有司帖试明经，不考核大义，于是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来帖试。方法是用纸帖住上下文，只留下中间一二句，用难以记忆的内容困住人。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类。这样那么学习《春秋》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请求帖试平文。现在改为年头月尾，属对虽然工整，但意义不通了。
《严武传》记载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琯以故宰相的身份任巡内刺史，严武傲慢无礼不把他当回事。最厚待杜甫，然而想杀杜甫好几次了。李白作《蜀道难》，是为房琯和杜甫担忧啊。这是宋人穿凿附会的议论【此说又见于韦皋传，大概是因为陆畅的《蜀道易》而编造出来的】李白《蜀道难》的创作，应当在开元、天宝年间，当时人们共同谈论锦城之乐，而不知道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等到玄宗西幸，升为南京，于是又作诗说：“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一个人的作品，前后不同如此，也是时势造成的啊。
张孝忠传，张孝忠魁伟，长六尺。李晟传，长六尺。古人以六尺为短，今人以六尺为长。在其他书中未见【马燧、杨收传都说是长六尺二寸，高力士传长六尺五寸】
《旧唐书·段秀实传》阴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岐灵岳同谋杀李希烈，以兵迎乘舆。三人者皆秀实夙所奖遇。”这是说姚令言的判官岐灵岳与海宾、明礼为三人罢了。按文义，姚令言上当少一个“及”字。《新唐书》于是说：“结交刘海宾、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礼想图谋李希烈。此三人者皆秀实素所厚。”而下文才说：“大吏岐灵岳、令言是贼，哪有肯同段秀实之谋的人呢？”
《旧唐书》高仙芝封常清二传都说是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而李嗣业段秀实二传则说是安西节度使马灵詧，刘全谅传则说是安东副都防保定军使马灵詧。按王维集有送夫蒙都防诗，注“夫蒙蕃官姓也”，古“夫”字有“马”音【如诗“鄂不韡韡”夫蒙】夫蒙”当即“马蒙”，然而不知其何以又为马也。《新唐书》沿袭它两姓并见，而突厥传则说是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詧。马总传：“李师道平析郓、曹、濮等为一道，除马总节度，赐号天平军。”长庆初，刘总上幽镇地，诏马总徙天平，而召刘总还将大用之防。马总卒，穆宗以郓人附赖马总，复诏还镇。上云“诏马总徙天平，刘总也”，下云“召刘总还，马总也”，又云“防马总卒，刘总也”，又云“郓人附赖马总，马总也”。此于人之主宾，字之繁省，皆有所不当。当云“诏徙天平而去刘总字”，其下则云“防刘总卒”，于文无加而义明矣。
《旧唐书》皇甫镈传附柳泌事说：“柳泌系京兆府狱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虚矫？’柳泌曰：‘吾本无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寿四百岁。’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裸衣就诛，一无变异。语虽烦而叙事则明。《新唐书》但说：‘皆李道古教我，裸衣即刑，卒无它异。’去其中间语，则‘它异’二字何所本邪？曹确传：‘太宗着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
《旧唐书·郑綮传》：昭宗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綮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郑綮笑曰：“诸君大误，使天下人皆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胥吏
曰：“出自圣防，特恩。”来日制下，綮抗其手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明日果制下，新书改曰：“俄闻制诏下。”叹曰：“万一然，笑杀天下人。”制已下矣，何“万一”之有？
译（有人）说：“这是出自圣上的防范，是特别的恩宠。”第二天诏令下达时，綮抗着手说：“万一真是这样，会把别人笑死的。”第二天果然诏令下达，新写的书稿上改成了：“不久就听说诏令下达了。”（他）感叹道：“万一真是这样，会把天下人笑死的。”诏令已经下达了，哪里还有什么“万一”呢？
礼乐志：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髙、谷梁赤、伏胜、髙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防、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二十二人，配享儒学。传复出此文而阙。贾逵作二十一人。林蕴传：泉州莆田人，父披，以临汀多山鬼滛祀，民厌苦之，撰《无鬼论》。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此当是署令在前，作论在后，而倒其文。
凡吴氏紏谬所已及者不更论
昔人谓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如徳宗兴元之诏，不録于书。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栁宗元《贞符》乃希恩餙罪之文，与相如之《封禅颂》异矣。载之尤为无识。
宋史
宋史言朝廷与金约灭辽，止求石晋赂契丹故地，而不思营、平、滦三州，非晋赂，乃刘仁防献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并得之，遣赵良嗣徃请之再三，金人不与。此史家之误。按通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皆乱山高峻不可越，北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嵗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嵗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輙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勲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宼。及周徳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脩邉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又按辽史，太祖天赞二年正月丙申，大元帅耀库济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禆将张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卢龙军置节度使。辽之天赞二年，乃后唐庄宗同光元年，是营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于唐，而不于刘仁恭，又非赂以求援也。若滦本平州之地，辽太祖以俘户置滦州，当刘仁恭时尚未有此州，尤为无据。辽史于滦州下云石晋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误也。金史张觉传云平州自入契丹，别为一军，执弗与。
阿鲁图进宋史表
元阿噜图进《宋史》表曰：「厥后瀛国归朝，吉王航海，齐亡而访王蠋乃存，秉节之臣；楚灭而谕鲁公，堪矜守礼之国。」《金史·忠义传》序曰：「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前代之臣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此皆宋世以来尊经儒、重节义之效，其时之人心风俗，犹有三代直道之遗，不独元主之贤明也。宋人谓「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犹是第二等文字」。
齐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辽史
宋史·富弼传》言使契丹争“献纳”二字，声色俱厉。契丹主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复使刘六符来。弼归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气折矣，可勿许也。”朝廷竟以“纳”字与之。《辽史·兴宗纪》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议始定。”而《刘六符传》则曰：“宋遣使增嵗币以易十县，六符与耶律仁先使宋定进贡名，宋难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将勇，人人愿从事于宋。若恣其俘获以饱所欲，与进贡字孰多？况大兵驻燕，万一南进，何以御之？顾小节忘大患，悔将何及？’宋乃从之，嵗币称贡。”《耶律仁先传》亦同。二史并托克托监修，而不同如此。《六符传》似本其家志状，与其祖景同为一传，而有重文。
金史
金史》虽置局纂修，多人而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祁字京叔，浑源人，着《归潜志》。好问字裕之，秀容人，着《壬辰杂编》。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见《文艺传》及《完颜纳绅传》。其书亦颇可观，然其中多重见而涉于繁者。孔毅父《杂説》谓：“自昔史书，两人一事，必曰语在某人传。《晋书》载王隐谏祖约奕棋一段，当传俱出此，为文繁矣。”正同此病。
海陵诸子传赞，当引楚灵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昭公十三年】
译《礼乐志》记载：贞观二十一年，下诏让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配享儒学。传记中又出现此文但有所缺失。贾逵的记载中只有二十一人。《林蕴传》记载：林蕴是泉州莆田人，父亲林披，因为临汀地区多山鬼淫祀，百姓厌恶苦于此事，撰写了《无鬼论》。刺史樊晃上奏任命他为临汀县令，这应当是任命县令在前，撰写论著在后，而史书将文序颠倒了。
凡是吴氏《纠谬》已经涉及到的，不再重复论述。
前人曾说宋祁不喜欢对偶工整的文章，他修史涉及唐朝一代，于是没有一篇诏令全文收录。比如德宗兴元年的诏书，没有收录在史书中。徐贤妃劝谏唐太宗的奏疏，狄仁杰劝谏武则天营造大像的奏疏，仅仅寥寥数语。而韩愈的《平淮西碑》却全文载入。史书以记录事实为本，诏书和奏疏都是国家大事，反而不如碑文颂辞重要吗？柳宗元的《贞符》是迎合恩宠、掩饰罪过的文章，与司马相如的《封禅颂》不同。将其载入史书尤其显得没有见识。
《宋史》
《宋史》说朝廷与金国约定灭辽，只求回石晋贿赂给契丹的故地，却没有想到营、平、滦三州，并非石晋贿赂之地，而是刘仁恭献给契丹以求援助的地方。随后王黼后悔，想要一并得到这三州，派遣赵良嗣前往再三请求，金人不给。这是史家的错误。查考《资治通鉴》，起初幽州以北七百里处有渝关，关下有渝水通海，从关东北沿着海边有一条路，路窄的地方只有几尺宽，两旁都是乱山高峻不可逾越，向北到进牛口，旧时设置八防御军，招募土兵守卫，田租都供给军粮，不纳入蓟州。幽州每年提供丝织品和棉絮以供战士穿衣，每年早收庄稼，清理田野、加固壁垒以等待契丹。契丹到来就关闭壁垒不战，等他们离去，挑选骁勇之士占据险隘攻击他们，契丹常常失利逃走。土兵都为了自己的田园奋力作战，有功就赐予勋位并加赏，因此契丹不敢轻易入侵。等到周德威担任卢龙节度使，倚仗勇猛不修边防，于是失去了渝关的险要，契丹经常在营州、平州之间放牧。又查考《辽史》，太祖天赞二年正月丙申，大元帅耀库济克攻下平州，俘获刺史赵思温、副将张崇。二月到达平州，甲子日在平州卢龙军设置节度使。辽的天赞二年，是后唐庄宗同光元年，这说明营、平二州是契丹凭借兵力从唐朝夺取的，而不是从刘仁恭那里得到的，更不是贿赂以求援助。至于滦州本是平州之地，辽太祖用俘虏的户口设置滦州，在刘仁恭时还没有这个州，尤其没有根据。《辽史》在滦州下说石晋割让的土地在平州境内，也是错误的。《金史·张觉传》说平州自从归属契丹，另为一军，坚决不给。
阿鲁图进献《宋史》的表文
元朝阿鲁图进献《宋史》的表文说：“后来瀛国公归顺朝廷，吉王航海逃亡，齐国灭亡而访求王蠋得以保存，是坚守节操的大臣；楚国灭亡而晓谕鲁公，是值得怜悯的坚守礼义的国家。”《金史·忠义传》序言说：“圣元下诏修撰辽、金、宋三史，史臣商议凡例：前代忠于所事的大臣，请求不加忌讳地记载。”朝廷听从了。这都是宋朝以来尊崇经学儒术、重视节义的效果，当时的人心风俗，还保留着三代直道的遗风，不仅仅是元朝君主贤明。宋人说：“《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还是第二等的文字”。
齐武帝派太子家令沈约撰写《宋书》，沈约犹豫是否立袁粲传，向皇帝请示。皇帝说：“袁粲自然是宋室的忠臣。”
《辽史》
《宋史·富弼传》记载富弼出使契丹争辩“献纳”二字，声色俱厉。契丹主知道不可强求，于是说：“我应当亲自派人商议。”又派刘六符前来。富弼回国上奏说：“臣以死抗拒，他们气势受挫了，可以不答应。”朝廷最终还是把“纳”字给了他们。《辽史·兴宗纪》也说：“感念富弼的话，和议才确定。”而《刘六符传》却说：“宋朝派遣使者增加岁币以交换十县，刘六符与耶律仁先出使宋朝确定进贡的名目，宋朝感到为难。刘六符说：‘本朝兵强将勇，人人都愿意对宋朝用兵。如果任其俘获以满足欲望，与进贡二字相比哪个更多？况且大军驻扎在燕地，万一向南进军，怎么抵御？顾念小节而忘记大患，后悔将来不及。’宋朝于是听从，岁币称为贡。”《耶律仁先传》也相同。两部史书都由托克托监修，却如此不同。《刘六符传》似乎依据其家谱志状，与其祖父景同为一传，而有重复的文字。
《金史》
《金史》虽然设立机构纂修，参与的人多，但大体出自刘祁、元好问两位先生的笔端。刘祁字京叔，浑源人，著有《归潜志》。元好问字裕之，秀容人，著有《壬辰杂编》。元朝人取用他们的著作编成《金史》，见《文艺传》及《完颜纳绅传》。他们的书也颇可观，但其中多有重复而涉及繁琐之处。孔毅父《杂说》说：“自古史书，两人同一件事，必定说言语在某人传中。《晋书》记载王隐劝谏祖约下棋的一段，应当两传都出自此处，文章就繁琐了。”正是同样的毛病。
海陵王诸子传赞，应当引用楚灵王的话：“我杀人的儿子多了，能不涉及到这个吗【昭公十三年】
幽兰之缢，承麟諡之曰哀宗【本纪】息州行省諡之曰昭宗【完顔罗索传】史从哀宗为定，而食货志末及百官志复有义宗之称，不着何人所上【元史列传中并称金义宗】
金与元连兵二十余年，书中虽称大元，而内外之防，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为善。承麟即位不过一二日，而史犹称之为末帝【白撒传】其与宋之二王削其帝号者絶异，故知非一人之笔矣。
元史
元史列传八卷，苏布特九巻，苏布特一人作两传，十八卷，谔勒哲图十九卷，谔勒哲巴图亦二人作两传，盖其成书不出于一人之手。宋濓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诏脩元史，臣濓、臣祎总裁。二年二月丙寅开局，八月癸酉书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顺帝时无实录可徴，因未得为完书。上复诏仪曹遣使行天下，其渉于史事者，令郡县上之。三年二月乙丑开局，七月丁亥书成，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总裁仍濓、祎二臣，而纂录之士独赵壎终始其事。然则元史之成，虽不出于一时一人，而宋、王二公与赵君亦难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吴缜言：「方新书来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诘难紏駮，审定刋修，然后下朝臣博议可否。如此则初修者必不敢灭裂，审覆者亦不敢依违，庶乎得为完书，可以传乆。」乃厯代修史之臣皆务茍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览，未有能行其説者也。洪武中尝命▯缙修正元史舛误，其书留中不传。
世祖纪中统三年二月，以兴、松、云三州隶上都。四年五月，陞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是三年尚未陞州，预书为州者误。
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
天文志既载月、五星凌犯，而本纪复详书之，不免重出。志末云：“余见本纪”，亦非体。
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镕范。如河渠志言耿参政，阿里尚书；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参政，皆案牍中之称谓也。张桢传有复库库特穆尔书曰：「江左日思荐食上国，」此谓明太祖也。晋陈寿上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逺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于此书见之矣。
舒穆噜冝孙传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谓元也。”其辞明白如此。
顺帝纪：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庆路。其时国号未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书之也。古人记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类如此。
通鉴
吕东莱大事记曰：《史记·商君本传》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罸。”《通鉴》削“不告奸者”一句，而以“匿奸之罪”为“不告奸之罪”。《本传》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鉴》削之。《本传》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鉴》削“以家次”三字。皆当以《本传》为正【以家次者，如汉赐夏侯婴北第第一之类】
孟子以伐燕为宣王事，与《史记》不同。《通鉴》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书。今按《史记》，湣王元年为周显王之四十六年，嵗在着雍阉茂。又八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又二年，齐破燕，杀王哙。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则已为湣王之十二年。而孟子书「吾甚慙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则以孟子之书无不皆合，而但拘于十年之成数邪」？
史记·万石君列传》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防马，庆以防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太史公之意，谓庆虽简易，而犹敬谨不敢率尔，即对其言「简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鉴去「然犹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鉴：汉武帝元光六年，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元朔元年，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畧二千余人，围韩安国壁。又入渔阳、鴈门，各杀畧千余人。夫曰：「围韩安国壁，其为渔阳可知，而云又入渔阳，则疏矣。」攷《史记
译幽兰被缢杀，承麟谥他为哀宗【本纪】，息州行省谥他为昭宗【完颜罗索传】。史书以哀宗为准，但《食货志》末尾以及《百官志》中又有义宗的称号，不知是谁所上【《元史》列传中并称金义宗】。
金与元交战二十多年，书中虽然称大元，但内外界限分明，毫不混淆，这是金人所作，而非元人所作，这正是它好的地方。承麟即位不过一两天，史书还称他为末帝【白撒传】，这与宋朝对两位皇帝削去帝号的做法截然不同，所以知道这不是一个人写的。
《元史》
《元史》列传第八卷，苏布特第九卷，苏布特一人作了两传，第十八卷，谔勒哲图第十九卷，谔勒哲巴图也是两人作了两传，大概是因为成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宋濂序言说：“洪武元年十二月，诏令修《元史》，臣宋濂、臣王祎担任总裁。二年二月丙寅日开局，八月癸酉日书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顺帝时没有实录可以查证，因此未能成为完备之书。皇上又诏令礼部派遣使者遍行天下，凡涉及史事的，命令郡县上报。三年二月乙丑日开局，七月丁亥日书成，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凡是前书有所欠缺的，都加以补完。总裁仍是宋濂、王祎二人，而编纂记录的人只有赵壎始终其事。那么《元史》的完成，虽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但宋、王二公与赵君也难免有疏忽之过。”从前宋朝吴缜说：“当新修史书刚呈上之初，如果朝廷交给有关部门，委派官员复核审定，让他们诘难驳正，审定刊修，然后交给朝臣广泛议论可否。这样那么初修的人必定不敢草率从事，复核的人也不敢模棱两可，差不多能成为完备之书，可以长久流传。”然而历代修史的臣子都只求苟且完成，崇尚文治的君主也多厌倦阅览，没有能实行他这一说法的。洪武年间曾命胡惟庸修正《元史》的错漏，那本书留在宫中未流传。
世祖纪中统三年二月，将兴、松、云三州隶属上都。四年五月，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这是说三年尚未升州，预先写为州是错误的。
本纪有遗漏月份的，列传有重复书写年份的。
《天文志》既记载了月、五星凌犯，而本纪又详细书写，不免重复。志末说：“余见本纪”，也不合体例。
各志都是案牍文书的文字，并无熔铸提炼。如《河渠志》说耿参政，阿里尚书；《祭祀志》说田司徒，郝参政，都是案牍中的称谓。张桢传中有复库库特穆尔书说：“江左日思荐食上国，”这是指明太祖。晋朝陈寿上诸葛孔明集表说：“伏惟陛下远踪古圣，荡然无忌，所以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舒穆噜宜孙传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谓元也。”他的言辞明白如此。
顺帝纪：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庆路。那时国号还未改为大明，说大明，是史臣追记的。古人记事的文章，有不得不如此的，类如此。
《通鉴》
吕东莱《大事记》说：《史记·商君本传》说：“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通鉴》删去“不告奸者”一句，而以“匿奸之罪”为“不告奸之罪”。《本传》又说：“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鉴》删去。《本传》又说：“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鉴》删去“以家次”三字。都应以《本传》为准【以家次者，如汉朝赐夏侯婴北第第一之类】
孟子以伐燕为宣王事，与《史记》不同。《通鉴》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书。今按《史记》，湣王元年为周显王之四十六年，岁在着雍阉茂。又八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又二年，齐破燕，杀王哙。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则已为湣王之十二年。而孟子书“吾甚惭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则以孟子之书无不皆合，而但拘于十年之成数邪”？
《史记·万石君列传》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防马，庆以防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太史公之意，谓庆虽简易，而犹敬谨不敢率尔，即对其言“简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鉴去“然犹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鉴：汉武帝元光六年，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元朔元年，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围韩安国壁。又入渔阳、雁门，各杀略千余人。夫曰：“围韩安国壁，其为渔阳可知，而云又入渔阳，则疏矣。”考《史记》
·匈奴传》本文则云：「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防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鉴改之不当。
译《匈奴传》原文写道：“击败渔阳太守率领的一千多人的军队，包围了汉将安国。安国当时有一千多骑兵，也几乎全军覆没，幸亏防燕的援军赶到，匈奴才撤军离去。”原文如此严谨精密，《资治通鉴》加以改动是不恰当的。
汉书·宣帝纪》：“五鳯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通鉴》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防畤。”《攷异》引《宣纪》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纪》本无此文，不知温公何所据。
光武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军旅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据《后汉书》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鉴》乃书于建武十三年，则东海王疆尚为太子，亦为未允。
唐徳宗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门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按《旧唐书·李泌传》并无此事，而《食货志》曰：“开元二十二年八月，▯宗从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隂县及河隂仓【在今汜水县】河清县柏崖仓【在今孟津县】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并在今平陆县】开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泝鸿沟，悉纳河隂仓，自河隂送纳含嘉仓【六典东都有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计太原仓虽属陜州，当在河北】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京师。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又云：“开元二十九年，陜郡太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输【疑当作逾】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天宝三载，韦坚代萧炅，以浐水作广运潭于望春楼之东，而藏舟焉。是则北运始于耀卿，尚陆行十八里；河运始于齐物，则直达于长安也。下距贞元四十五年，无縁有李泌复凿三门之事。
通鉴不载文人
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防》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録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徳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曽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絶，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册府元▯】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
日知録卷二十六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録卷二十七昆山顾炎武撰汉人注经
左氏解经，多不得圣人之意。元凯注传，必曲为之疏通，殆非也。郑康成则不然，其于二礼之经及子夏之传，徃徃駮正。如《周礼·职方氏》荆州其浸颍湛，注云：颍水出阳城，宜属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溠，注云：《春秋传》曰：除道梁溠，营军临随，则溠宜属荆州，在此非也。《仪礼·丧服篇》唯子不报，传曰：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期，故言不报也。注云：唯子不报，男女同不报尔。传以为主谓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为祖父母，传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云：经似在室，传似巳嫁。公妾以及士妾为其父母，传曰：何以期也？妾不得体君，得为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则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与？《春秋》之义，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此传似误矣。《士虞礼》篇用尹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无云脯者，今不言牲号而云尹祭，亦记者误矣。于《礼记》则尤多置駮如《檀弓》篇齐谷王姬之丧，鲁庄公为之大功，注云：当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葬其妻，犯人之禾，注云：恃宠虐民，非也。叔仲衍请繐衰而环绖，注云：吊服之绖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赏封诸侯，注云：《祭统》曰：古者于禘也，发爵赐服，顺阳义也；于尝也，出田邑，发秋政，顺阴义也。今此行赏可也，而封诸侯则违于古。封诸侯出土地之事，于时未可，似失之。断薄刑决小罪，注云：《祭统》曰：草艾则墨，谓立秋后也。刑无轻于墨者，今以纯阳之月断刑决罪，与毋有坏堕自相违，似非。季夏之月，命渔师伐蛟，取鼍，登▯，取鼋，注云：四者甲类，秋乃坚成。《周礼》曰：秋献▯鱼，又曰：凡取▯用秋时，是夏之秋
译《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二年春三月，皇帝巡幸雍地，祭祀五畤。”《资治通鉴》将其改为：“春正月，皇帝巡幸甘泉，在防畤举行郊祀。”《考异》引用《宣帝纪》说：“三月，巡幸甘泉。”然而《宣帝纪》原本并没有这段文字，不知道司马光依据的是什么。
光武帝自从平定陇西和蜀地之后，除非有紧急警备，不再谈论军事。皇太子曾经询问军事事务，光武帝说：“从前卫灵公问军事阵法，孔子不予回答，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根据《后汉书》原文，这位皇太子就是汉明帝。《资治通鉴》却将此事记载在建武十三年，那时东海王刘疆还是太子，这样记载也不妥当。
唐德宗贞元二年，李泌上奏，请求从集津到三门之间开凿山路车道十八里，以避开砥柱的险阻。查考《旧唐书·李泌传》并没有这件事，而《食货志》记载：“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设置河阴县及河阴仓【在今汜水县】、河清县柏崖仓【在今孟津县】、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都在今平陆县】，开凿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开湍急险要的水流。从江淮地区逆流而上经过鸿沟，全部运送到河阴仓，再从河阴运送到含嘉仓【《唐六典》记载东都有含嘉仓】，又运送到太原仓【估计太原仓虽然隶属陕州，应当在黄河以北】，这称为北运。从太原仓顺渭水漂流，以充实京城。总共三年运送了七百万石粮食，节省了陆路运输的雇工费用四十万贯。”又记载：“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开凿三门山以疏通运输，开辟三门山顶【疑当作‘逾’】过岩石险峻的地方，让人拉着绳索牵引船只升上平缓的水流。这是从李齐物开始的。”天宝三年，韦坚代替萧炅，利用浐水在望春楼东面开凿广运潭，并在那里藏船。由此可见，北运始于裴耀卿，当时还有十八里的陆路运输；河运始于李齐物，则可以直接到达长安。距离贞元年间有四十五年，没有理由会有李泌再次开凿三门的事情。
李因笃对我说：“《资治通鉴》不记载文人，比如屈原的为人，太史公称赞他，说可以与日月争光，却不被写入《资治通鉴》。杜甫如果不是因为《出师未捷》一诗被王叔文吟诵，那么他的姓名也不会登上史册了。”我回答说：“这本书原本是用来辅助治国的，哪有空闲去记录文人？从前唐代丁居晦担任翰林学士，唐文宗在麟德殿召见他应对，于是当面授予他御史中丞的官职。第二天制度下达，皇帝对宰相说：‘丁居晦能做这个官，我曾经用当时的谚语，把杜甫、李白等人称为四绝，问丁居晦。’丁居晦说：‘这不是君主需要知道的事情。’我曾经因为这件事记得丁居晦，现在之所以提拔他做中丞【见《册府元龟》】。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他的见识几乎比唐文宗还要低了。”
《日知录》卷二十六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二十七 昆山顾炎武撰 汉人注经
《左传》解释经义，大多不能领会圣人的本意。杜预注解《左传》，必定曲折地为之疏通解释，这大概是不对的。郑玄则不然，他对于《周礼》《仪礼》这两部经书以及《子夏传》，往往进行驳正。例如《周礼·职方氏》说荆州的水泽是颍水和湛水，郑玄注解说：颍水发源于阳城，应当属于豫州，在这里是错误的。豫州的水泽是波水和溠水，郑玄注解说：《春秋传》说：修路架桥于溠水，军队驻扎在随国附近，那么溠水应当属于荆州，在这里是错误的。《仪礼·丧服篇》说只有儿子不报丧，传文说：出嫁的女儿，为她的父母服齐衰期年，所以说儿子不报丧。郑玄注解说：只有儿子不报丧，男女同样都不报丧。传文认为主要指出嫁的女儿，似乎错了。出嫁的女儿为祖父母服丧，传文说：为什么服齐衰期年呢？不敢降低对祖父母的丧礼。郑玄注解说：经文似乎指在室的女儿，传文似乎指已嫁的女儿。公的妾以及士的妾为他们的父母服丧，传文说：为什么服齐衰期年呢？妾不能体现君主的身份，得以为其父母服丧尽礼。郑玄注解说：那么女君有因为尊贵而降低对父母的丧礼的吗？《春秋》的道义，即使是天子的皇后，还自称“吾季姜”，这是说子女的尊贵不施加于父母，这传文似乎错了。《士虞礼》篇用尹祭，郑玄注解说：尹祭是干肉。大夫和士祭祀没有说是干肉的，现在不说牲口的名称而说尹祭，也是记录者的错误。对于《礼记》则尤其多有驳正，如《檀弓》篇齐国谷地王姬的丧事，鲁庄公为她服大功，郑玄注解说：应当是舅舅的妻子，不是外祖母。外祖母又服小功。季子准备埋葬他的妻子，践踏了别人的庄稼，郑玄注解说：倚仗宠爱虐待百姓，不对。叔仲衍请求穿粗麻丧服而用环形丧带，郑玄注解说：吊丧的丧服用丧带，他的舅舅，不对。《月令》篇孟夏之月，施行赏赐封立诸侯，郑玄注解说：《祭统》说：古人在禘祭时，分发爵位赏赐服饰，顺应阳气之义；在尝祭时，分出田地城邑，发布秋季政令，顺应阴气之义。现在施行赏赐可以，但封立诸侯则违背古制。封立诸侯是划分土地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不可以，似乎错了。判决薄刑小罪，郑玄注解说：《祭统》说：草艾则墨，是指立秋之后。刑罚没有比墨刑更轻的，现在在纯阳之月判决刑罚罪过，与不要毁坏堕落的说法自相矛盾，似乎不对。季夏之月，命令渔夫捕杀蛟龙，捕捉鼍，登上高地，捕捉鼋，郑玄注解说：这四种都是甲壳类，秋天才坚实成熟。《周礼》说：秋天进献甲壳类鱼，又说：凡是取用甲壳类在秋天，这是夏天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