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卷十五

译一家之中有三个秀才，被当时的人称道赞美。《唐登科记》记载，从武德到永徽年间，每年进士有时多达二十多人，而秀才只有一两人【《旧唐书·职官志》则说秀才这一科目自唐朝以来就没有人考中】。杜佑《通典》说，起初秀才科第最高，考试方略策五条，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个等级。贞观年间有被举荐却未考中的人，连坐其州长官，因此这一科目被废止【《新唐书》记载高宗永徽二年才停止秀才科】。士人所追求的，只有明经、进士两科而已。显庆初年，黄门侍郎刘祥道上奏说，国家富有四海，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百姓和官员中没有秀才的举荐，未必是今人不如古人，恐怕是推荐贤才的方法没有做到位？难道让号称人才众多，却缺少这类人？请求从六品以下官员，乃至山野之人，特别下达诏令，再次仔细搜访。唐人对于秀才的重视，就是如此【“秀才”一词出自《史记·贾生传》，贾谊十八岁时，因能诵读诗书、撰写文章而在郡中闻名，吴廷尉担任河南守时，听说他有秀才之才；而《儒林传》中公孙弘等人的议论，则说有秀才异等，就以其名上报，这就是秀才名称的起源】。唐玄宗御撰的《六典》说，凡是贡举的人，有博识高才、勤学待问、不失俊选资格的称为秀才，通晓两经以上的称为明经，通晓时务、精熟一经的称为进士。《张昌龄传》记载，本州想以秀才举荐他，张昌龄因为当时废止这一科目已久，坚决推辞，于是作为进士贡举考中。这说明秀才的名称，是考进士的人所不敢当的【《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二十四年以后又有秀才举荐，当时因为进士逐渐难考，而秀才本科没有贴经及杂文的限制，反而比进士容易，主考官因为这一科目废止已久，不想提拔奖赏，应试者大多落榜，三十年来没有考中的人。直到天宝初年，礼部侍郎韦陟才上奏请求，有适合这一科目的人，才让长官特别考核，常年举荐的一律停止。《册府元龟》又说，代宗朝杨绾担任礼部侍郎，请求制定五经秀才科，事情搁置未行，而《旧唐书·儒学传》记载冯伉在大历初年考中五经秀才科，这说明曾经实行过但很快又废止了】。又《文苑英华》判目中有云，乡举进士到省试，请求考秀才，考功郎中不答应，请求申诉不止。赵岊判词说：“文艺小善，是进士的能力；访对不休，是秀才的名目【《文选·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访对不休，质疑就在这里】。这又是进士请求考秀才而不可得的情况。现在用生员来冒用这个名称，为什么呢【《容斋三笔》说秀才的名称，自宋魏以后，实在是贡举科目中最高的，而现在世俗把它当作互相轻视的称呼】。

译明朝初年曾举荐秀才【洪武十五年征召的秀才多达数千人】，如《太祖实录》所载：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任命秀才丁士梅为苏州府知府，童权为扬州府知府，都赐予冠带。洪武十年二月丙辰，任命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奉。洪武十五年八月丁酉，任命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就是这些情况。也曾举荐孝廉【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丙午】，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任命孝廉李德为应天府尹。就是这些情况。这种征辟举荐的名号，并不施用于科举之士。如今世俗称生员为秀才，称举人为孝廉，这是错误的。

举人

举人，是指被举荐到朝廷的人。《北齐书·鲜于世荣传》记载：“以原官职代理尚书省右仆射事务，与吏部尚书袁聿修在尚书省简拔测试举人。”《旧唐书·高宗纪》记载：“显庆四年二月乙亥，皇上亲自策试举人，共有九百人。调露元年十二月甲寅，皇上亲临殿前测试应考岳牧科的举人。”就是这些情况。考中则授官，不再称为举人；而落第则必须再次参加科举【《太祖实录》记载：许瑗，饶州乐平人，至正年间两次凭《易经》在乡试中举，都考了第一，但在会试中落第。《赣州府志》说：“乡试在宋代称为漕试，称为发解，是通往南宫会试的阶梯。考试落第者必须再次考试，尚未达到入仕的资格。等到多次考试落第，然后才有推恩政策，称为特奏名，不再隶属于乡试了。元代也是如此，直到明朝才确定为入仕的途径，这是一代的新制度。”按宋代也有不需要再次考试而直接送南宫会试的人，称为免解进士。《渑水燕谈》记载：“仁宗籍田时，允许开封国学的举人陪位，因此得以免解”】，不像前朝明朝那样以举人为固定的名号。进士是众多科目中的一科，而传记中有说“举进士者”，有说“举进士不第者【孟浩然应考进士落第，杜甫天宝初年应考进士落第，唐衢应考进士很久落第，温庭筠大中初年应考进士多年落第，吴筠举进士落第，皇甫镇举进士二十三次不中。《五代史》也是如此：敬翔干符年间举进士不中，郑遨唐昭宗时举进士不中，李振常举进士在咸通、干符年间连续不中，郑珏举进士多次不中，司空颋唐僖宗时举进士不中，冯王少举进士不中，李鏻年轻时举进士多次不中，贾纬年轻时举进士不中】”，只说“举进士”，那么是否考中就不可知了，不像前朝明朝那样已经考中后才称为进士【宋徽宗宣和六年礼部考试进士多达一万五千人，当年赐第的只有八百五人】。从本人角度来说，称为举进士；从朝廷角度来说，称为举人【唐文宗开成三年五月丁巳朔诏书：“礼部贡院进士举人，每年限额放三十人。及第的进士举人，是指举进士的人”】，进士就是举人，不像前朝明朝那样以乡试榜称为举人，会试榜称为进士。

永乐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奏说：“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体察朝廷求贤的盛心，苟且图谋虚名，有稍能写文章、大义未通的人，都获得乡试推荐，冒名贡士。等到会试落第，其中文章稍优的得以担任教官，较差的也能升入国子监，以致天下士子竞相怀有侥幸心理，不务实际学问。”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双流县知县孔友谅上奏说：“请求将此前落第的举人统计总数，设法清理。”这是明朝初年才开辟举人的途径，而其弊端就已经如此。然而落第的举人仍让他们入监读书三年，允许回家探亲，没有让他们在世间游荡。正统十四年，为了节省京城储备，开始放回原籍，那些放肆无耻的人，游说干谒，无所不为，这在成化十四年礼部的奏章中已经可见。到了末年，则挟制官府，武断乡里，于是崇祯年间命令巡按御史考察所属举人，间或有罢黜革除的，而风俗的败坏已经不可挽回了。

进士

进士即举人中的一科，在礼部考试的人，人人都可以称为进士【唐人未考中称进士，已考中则称前进士。《雍录》引用唐人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通鉴》记载：“建州进士叶京曾参加宣武军宴会，认识监军的脸。后来考中，在长安与同年出游，在路上遇到他，马上相揖，因此谤议喧然，于是沉废终身。”这是未考中而称进士】。考试结束放榜，其合格者曰赐进士及第，后来扩大为曰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然后才称为登科。所以区别于同试之人，在于赐及第、赐出身，而不在于进士。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说：“陛下罢免进士，设立三舍之法。现在赐承议郎徐禋进士出身，名实未正，请求改赐同上舍出身。”皇帝听从了。

科目

唐代取士的科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的区别，有五经，

译有三经科、二经科、学究一经科、三礼科、三传科、史科，这些是每年科举考试的常规科目。至于天子亲自下诏设立的“制举”，如《唐书·选举志》所载姚崇的“下笔成章”、张九龄的“道侔伊吕”之类，史书上记载的共有五十多个科目，因此称之为“科目”。宋代王安石开始废除其他各科，明代只保留进士一科，那么就只有“科”而没有“目”了，却仍然沿用“科目”这个名称，这是不正确的。

译王维桢想在科举之外，仿照汉唐的旧制，另外设立几项科目，以招揽天下的奇才。他不知道进士科偏重诗赋的弊端，累积了两三百年，如果不彻底打破既定的格局，即使有其他才能的人，也没有途径被进用。

制科

唐代的制度，天子亲自下诏称为“制举”，是用来等待非凡的人才的。《唐志》说：“所谓制举，它的来源很遥远了。”自从汉代以来，天子常常发布诏令，陈述他想询问的问题，并亲自策试。唐朝兴起，世代崇尚儒学，虽然当时的君主贤愚、好恶不同，但喜好善政、寻求贤才的心意，从未稍微懈怠。所以从京城到州县的地方官吏，常选的士人按时推举，而天子又亲自下诏征召四方有德行、才能、文学的人，或者那些高蹈隐居、以及无法自我通达的人，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技，无不兼收并取。其科目的名称，随着君主临时想要选拔的人才而列为固定的科目，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类，这些名称最为显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禅泰山、梁父时，往往在行在召见他们，对待他们的礼节非常优厚，而宏材伟论的非凡之人，也时常出现在其中，并非没有收获。

宋朝初年承袭后周显德年的制度，设立三科，不限前资、现任官职、黄衣、草泽人都允许应诏。景德年间增加到六科，熙宁以后屡次废止又屡次恢复。宋人称之为大科【叶祖洽传：太宗每年设立大科。邵氏闻见录：富韩公初次参加科举，穆伯长对他说：“进士科不足以尽展你的才华，应当以大科闻名于世。”】现在用殿试选拔进士，也错误地称之为制科。

宋徐度《却埽编》说：本朝制科，起初沿袭唐代制度，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理、达于教化，共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现任、黄衣、草泽人，都允许各州及本司解送到吏部，面对皇帝试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年间，又下诏文臣在内外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中推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景德年间，又下诏设立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详明吏理、达于从政等六科。天圣七年，又下诏应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事、不曾犯赃罪及私罪情理轻者，都允许少卿监以上奏举，或自行进状请求应前六科，仍先呈交所作策论十卷，每卷五道，等到送到两省详审，如果词理优长，堪应制科，具名上奏，派官考试论六首，合格即由皇帝试策一道。又设立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应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都允许本处转运司逐州长官奏举，或在本贯投状请求应考，州县体察有行止别无玷犯者，即呈交所作策论十卷，每卷五道，详审词理稍优，即上报转运司审察乡里名誉，在部内选有文学官再详审，实有文行可称者，即将文卷送交礼部，委派主判官详审，选词理优长者，具名上奏，其余如贤良方正等六科。熙宁年间，全部废止，而令进士廷试取消三题而试策一道。建炎年间，下诏恢复贤良方正一科，然而没有应诏的人。

高宗设立博学宏辞科，共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后，得人为盛，多至卿相翰苑者。现在的第二场，诏诰表三题，内科一道，也是略微仿照此意。而苟简滥劣，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者，也都中式。这是专重初场的过错。

甲科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与明经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而秀才之科久废，而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惟有丙、丁第，进士惟乙科而已。《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九年四月甲戌，上亲策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敕曰：“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杨绾传》：天宝十三载，玄宗御勤政楼试举人，登甲科者三人，绾为之首，超授右拾遗。其登乙科者三十余人【册府元龟】杜甫《哀苏源明》诗曰：“制可题未干，乙科已大阐。”然而现在将进士一概称为甲科，是不对的。

《隋书·李德林传》：杨遵彦铨衡，深慎选举，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条，考皆为上。这是北齐之世，就已经多无甲科了。

甲乙丙科始见《汉书·儒林传》。平帝时，岁课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萧望之传：“以

译射策考中甲科，担任郎官。”《匡衡传》记载：“多次射策都没有考中，直到第九次才考中丙科【褚先生补《史记》

译十八房

明代制度，乡试、会试的考试官设二员为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别阅读五经试卷，称为十八房【《宋史》记载，各房分经始于宋理宗绍定二年】。嘉靖末年，诗赋五房，《易经》《尚书》各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共计十七房。万历庚辰、癸未两科，因为《易经》试卷较多，增加一房，减少《尚书》一房，仍然只有十七房。到了丙戌科，《尚书》《易经》试卷都多，于是恢复《尚书》为四房，这才成为十八房。到了丙辰科，又增加《易经》、诗赋各一房，成为二十房。天启乙丑科，《易经》、诗赋仍然各五房，《尚书》三房，《春秋》《礼记》各一房，成为十五房。崇祯戊辰科，恢复为二十房。辛未科，《易经》、诗赋仍然各五房，成为十八房。癸未科，又恢复为二十房。当时人们一概称为十八房。

《戒庵漫笔》说【江阴李诩著】：我年轻时学习科举文章，并没有刻印的本子。书商有利可图，考中朋友家中往来抄得灯下功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张纸，来到我家私塾，挑选其中几篇，每篇酬谢钱二文或三文。记得唐顺之（荆川）考中解元，他的文稿也是无锡门人蔡瀛与一位姻亲共同刻印的。薛应旂（方山）考中解元，他的三份试卷，我从中参与谋划。他的常熟门人钱梦王用东湖书院的活字版印行，没听说有书坊刻印的。现在满眼都是书坊刻印的了，这也是世风浮华、内容空虚的一个验证【愚按：治平六年乡试同考官靳文僖批语中，已有自刻时文流行，学者往往记诵，很少以讲究学问为事的说法，那么那时已有刻文，只是不多罢了】。杨子常说：十八房的刻本，从万历壬辰科《钩玄录》开始，旁边有批注。从王士骕（房仲）选编《程墨》开始，到乙卯年以后，书坊刻本有四种：叫《程墨》，则是三场主考官及士子的文章；叫《房稿》，则是十八房进士的作品；叫《行卷》，则是举人的作品；叫《社稿》，则是诸生乡试功课的作品。至于每一科房稿的刻本有数百部，都出自苏州、杭州，而中原、北方的商人购买带走。天下的人只知道这东西可以获取科名，享受富贵，这就叫学问，这就叫士人，而其他书籍一概不看。从前丘濬（文庄）在天顺、成化盛世，距离宋元不远，已经说士子有登名前列的，不知道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举天下只读十八房。读了三五年，一旦侥幸登第，那么无知的童子，俨然与公卿相互揖让，而文武之道被弃如破帽。【《宋史》记载，宋理宗朝奸佞日益滋长，有关部门命题苟且简略，或者执持偏见臆说，或者发策用事讹误错乱，所取之士既不精当，数年之后又让他们主持文事，是非颠倒更加严重，当时称为谬种流传】。唉！八股盛行而六经衰微，十八房兴起而廿一史废弃。从前闵子马因为原伯鲁不喜欢学习而占卜周朝的衰败。我年轻时见到有一二个好学的人想要通晓旁经而涉猎古书，那么父兄老师交相责骂，认为必定不能在帖括上专精，而将成为坎坷不利的人，这难道不是所谓大人患失而迷惑的吗【陆氏说：大人害怕违背众人而失去地位，心志惑乱，所以顺从流俗的说法，也说可以不学习】。至于国家的盛衰，时代的治乱，也就可知了。

经义论策

现在的经义论策，名义虽然正当，但最便于空疏不学的人。唐宋使用诗赋，虽然说是雕虫小技，但不是通晓古今的人不能写作。现在的经义，始于宋熙宁年间王安石所立的制度，命令吕惠卿、王雱等人制定【《宋史·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

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书省说：进士御试答策，多是预先在外准备好的文章，工拙相差不远，难以考核比较。祖宗旧制，御试进士赋诗论三题，施行已久，前后得到的人才不少。况且现在朝廷现行文字，多是声律对偶，不是学问广博洽通的人不能成篇。请实行祖宗三题旧法。诏令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暂且试策。此后完全试三题。当时就已经把经义当作预先在外准备的文章了【《宋史·徐禧传》】神宗看他所上的策论说：“徐禧说朝廷用经术改变士人，十之八九，然而窃取他人言语，不寻求心领神会的占一半。”这话是对的。陈后山《谈丛》说：王安石经义推行，举子专门诵读王氏章句而不解义理。王安石后悔说：“本想把学究变成秀才，没想到把秀才变成了学究。”哪里知道数百年之后，连学究的本质也没有了呢？这种制度不改变，那么人才日益消耗，学术日益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的天下，将不知道它的终局了。赵鼎说：王安石设立虚无之学，败坏人才。陈公辅也说王安石让学者不读《春秋》，不读《史》《汉》，而学习他所作的《三经新义》，都是穿凿破碎无用的空言。像现在所谓的时文，既不是经传，又不是子史，辗转相承，都是杜撰无根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现在如果让士子作文自注出处，无根的话不得入文，自然应当攦指而退了。《金史·明昌元年》】

译规定举人科举文章中使用的典故可以自行标注出处。因此，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人中，十个人里有八九个都是毫无真才实学的白丁，而一旦在乡试中中举，便把四处钻营、请托说情作为谋生的手段。于是，在家乡州县就没有不是仗势欺人的豪强，到各地游历就没有不是四处奔波的过客。然而想要求得天下的安宁、百姓的淳朴敦厚，这难道不是倒退着走却想追上前面的人吗？

译《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举行乡试。第一场考《四书》疑问、本经义以及《四书》义各一道。（元朝制度有《四书》疑、本经疑，洪武三年开科时，将《大学》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两节与《孟子》中“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并为一题，询问两书所言平天下的主旨同异，这即是宋朝时的方法。）第二场考论一道，第三场考策一道。考中者十天后再以五项内容测试，即骑、射、书、算、律。骑，观察其驰骋是否便捷；射，观察其中靶的多少；书，通晓六义；算，通晓九章；律，观察其决断能力。诏文中说：“我特意设立科举，以选拔怀才抱德之士，务必在于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博通古今、文质适中、名实相符。其中选者，我将亲自策问于朝廷，观察其学识，评定其高下，然后授予官职。”拜读这道诏令，真可以说是寻求实用人才啊。到了洪武十七年，命令礼部颁布科举程式：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能力不足者允许各减一道；第二场考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考经史策五道。文章辞藻增加了，而实际事务却被废弃，这与最初诏令求贤的方法稍有不同。这种制度实行了二百多年，并不是很好地继承祖宗意旨的做法。（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甲子日，规定儒学生员兼习射箭与书算，等到科贡兼考之后，这一规定被废除不再实行。宣德四年九月乙卯日，北京国子监助教王仙进言：近年生员只记诵文字以准备科贡，对于字学算法几乎不了解。改入国子监在各部门历事，字画粗拙，算数不通，凭什么居官理政？请求命令天下儒学生员兼习书算，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四书》疑，如同唐人的判语，设定疑难事例，以此询问来观察其学识。《四书》义，如同今人的判语，不过是靠记诵得来的罢了。如果学识值得称取，那么刘蕡的回答仅一篇就足够了。一个时代的人才，如果只凭借记诵的多寡、书写的快慢来选取长处，那么七篇文章也不难应付。而有像崇祯七年颜茂猷那样同时写出五经二十三篇的人（奉旨特赐中式及殿试第二甲第二名，赐进士出身），对经术有什么补益，对国家有什么用呢？《实录》说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日，诏令从国子监诸生中选拔才学优等、聪明俊伟之士，得到三十七人，命令他们博览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称他们为“老秀才”。屡次赐予罗绮、袭衣、巾靴，礼遇非常优厚。（后来庶吉士的制度实际上源于此。）这说明太祖对诸生的期望，本来不仅仅在于帖括之文，可惜大臣中没有通晓经学的人，使得一代选拔俊才的制度，仅仅停留于此，实在可叹。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丁卯日，仁宗皇帝谕示大学士杨士奇等人说：“朝廷所重视的，是安定百姓；而百姓不能获得福祉，是因为地方长官不是合适的人选。地方长官不是合适的人选，是因为学校教育失当。所以岁贡中愚笨不肖之人，十之七八。不通晓古事，不明白道理，这怎么能托付以安民的重任？当时贡举制度实行，不过四十年，而其弊端已经如此。那些主持科举的官员，还借口祖制，互相坚持不变吗？”

三场

明初三场考试制度，虽然有先后顺序，但没有轻重之分。然而士子的精力大多专攻一经，略于考古。主考官阅卷，又庇护第一场考中的试卷，而不深入考察第二、三场。从前所谓的三场考试，如果不是闭门苦读十年，读书千卷，是不能完成这三场考试的。现在则致力于侥幸得中，不过在《四书》和一经之中，拟定题目一二百道，窃取他人的文章，记诵后进入考场，抄写一遍，便可侥幸考中。而本经的全文反而不读了。率领天下人成为急于求成的童子，学问因此衰落，心术因此败坏。宋朝嘉祐年间，知谏院欧阳修上言：现在的举人以二千人为标准，请求放宽时间限制，而先以策问考试并考核。选择那些文辞鄙陋恶劣的、文意颠倒重复杂乱的、不识题意的、不知典故略而不答所问的、误引事迹的、虽然能成文但理识乖谬荒诞的、杂犯旧格不符合格式的，这七类人，先剔除。估计二千人中可以剔除五六百人，将留下的人依次以论题考试，又如前法考核，又可以剔除二三百人。留下而考试诗赋的不过一千人了。在一千人中选拔五百人，人少容易考核，不至于劳累昏乱而能精当，那就尽善尽美了。即使考核不精，也不至于大大滥竽充数，因为那些节抄剽窃之人都在先前的策论考试中剔除了。等到考试诗赋时，都是已经通过策论考试、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于乖谬荒诞的人，即使诗赋不工巧，也可以中选。这样可以让年幼新学、全不懂事的人没有途径进身。现在拥有天下的人，不能恢复两汉举士的方法，不得已而以言语文章取人，那么欧阳修的观点似乎也可以采纳。大概救治今日弊端的，没有比剔除节抄剽窃之人更紧急的了，而那七类人应当先剔除，那么昏庸低劣之徒侥幸而至的逐渐减少，科场也从此清明了。

拟题

明代科场的弊病，没有比拟题更严重的了。且以经文来说，第一场考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中考场可出的题目不过数十道。富家巨族延请名士，在家塾中任教，将这数十道题各撰写一篇，按篇计酬，让其子弟及聪明伶俐的僮仆记诵熟习。

译进入考场，题目与之前猜中的十有八九相符，于是就把记忆中的文章抄写到试卷上，这比起在考场中临时构思结构，难易程度截然不同。四书的考试也是如此。放榜之后，这些人便成了显贵，其中年轻貌美的多被选入翰林院，天下的读书人纷纷效仿，于是原本的经典也可以不读了。我听说往年五经之中，只有《春秋》只记题目，但也需要兼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又听说嘉靖以前，学政官员出《礼记》的题目，有出自《丧服》篇以测试士子能否记住的，百年以来，《丧服》等篇都被删去不读，现在甚至连《檀弓》篇也不读了。《尚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顾命》《康王之诰》《文侯之命》等篇不读；《诗经》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经》则删去《讼》《否》《剥》《遯》《明夷》《暌》《蹇》《困》《旅》等卦不读；只记那些可以出题的篇目以及这几十道题目的文章罢了。读《论语》只选取一篇；读《庄子》，不过一尺多厚。因循陋习，内容寡少，追求速成以迎合时俗。前人需要十年才能完成的学习，现在一年就完了；前人需要一年才能习得的，现在一个月就完了。成功靠抄袭，得中靠请人代笔，最终问他们没读过的经典，有人茫然不知是什么书。所以我认为，八股文的危害，等同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比秦始皇在咸阳郊外坑杀的还要严重，只不过当时只杀了四百六十多人罢了。请求更改这种制度，凡是四书五经的文章，都考查疑难义理，使人通过精通一经而贯通五经；又在一经之中，也各有疑难义理，如《易经》的郑玄、王弼注，《诗经》的毛亨、郑玄注，《春秋》的三传，以及唐宋诸儒不同的学说。四书五经都依照这种方式发问【汉代所谓的“发策决科”，正是如此】。回答的人必须像朱熹所说的那样，贯通经文，列举众说，并用自己的意见做出判断【《宋史·刘恕传》记载：考进士，诏令能讲解经义的另外奏名，应召的才几十人，刘恕用《春秋》《礼记》对答，先列出注疏，再引用先儒的不同学说，最后用自己的意见做出判断，总共二十个问题，他的回答都是这样】。所出的题目，不局限于盛世衰世、治世乱世【《宋文鉴》记载张庭坚有一篇《自靖人自献于先王》的经义文章】，使人无法猜测拟题，而他的文章一定是考场中自己写的，那么士人是否通晓经典，就可以知道了，他是否有文采，也可以检验了。如果不这样，那么暂且采用唐宋赋诗押韵的方法，还可以杜绝抄袭剽窃。因为题目可以猜测，而韵脚无法必然猜中，文章的工拙，还是他自己写的，必定不至于把别人的文章抄写一遍就考中的人了。表文的题目专门出自唐宋策论的题目，兼问古今【如王梅溪集中所载】，人们自然不得不读《资治通鉴》了。科举应试的文章，前人鄙弃排斥，认为对经学没有益处，现在竟然还不是出自本人之手，怎么更加低下呢！”

译读书而不能通晓五经的人，必定不能通晓其中任何一经，不应当分经考试来选拔士人。况且像唐、宋时期，还有用《老子》《庄子》等书命题的情况，如《巵言》《日出赋》等，甚至导致考生纷纷叩击宫殿栏杆请求指示。如今不过是五经，再加上三礼、三传，也不过九经罢了。这些如果不学习，怎么能称为士人呢？《宋史》记载冯元担任江阴尉时，朝廷诏令流内铨以明经者补任学官，冯元自荐通晓五经，谢泌笑着说：“古人钻研一经直到白头，你还年轻，能全部通晓吗？”冯元回答说：“通达的人能以一贯之。”谢泌又询问疑难义理，冯元辨析流畅没有滞碍。

《石林燕语》记载，熙宁以前用诗赋选拔士人，学者没有不先遍读五经的。我看到前辈即使没有科举功名的人，也大多能杂引五经，大概是因为自幼学习时经常诵读，所以到老也不忘记。自从改为经术取士，人们教导儿子往往只传授一经，其他经书即使读了也不能精通。那些教导的人也未必都通晓五经，所以即使是经书的正文也多有遗漏错误。如果现在人在问答之间，称自己所学的经为贵，其他经为贱，尤其可笑。

科举考试的方法，应当让它难，不应当让它容易。如果改变方法，而给予它难度，那么侥幸投机的人就会减少。少一个侥幸投机的人，就少一个钻营谋求、患得患失的人，士人的风气就可以逐渐澄清。况且士子知道它难，那么刻苦攻读的日子就多。多一个刻苦攻读的人，就少一个整天群居、言语不涉及正道的人，士人的习气就可以逐渐端正了。

墨子说：“现在如果有一个诸侯在这里执政，他的国家说：‘凡是我国能射箭驾车的人，我将奖赏尊贵他；不能射箭驾车的人，我将惩罚卑贱他。’问这个国家的士人，谁欢喜？谁恐惧？我认为必定是能射箭驾车的人欢喜，不能射箭驾车的人恐惧。又说：‘凡是我国忠信的人，我将奖赏尊贵他；不忠信的人，我将惩罚卑贱他。’问这个国家的士人，谁欢喜？谁恐惧？我认为必定是忠信的人欢喜，不忠信的人恐惧。现在如果要求士人兼通九经、熟记《通鉴》和历代史书，并且说：‘像这样的人录取，不像这样的人黜落。’我认为必定是好学能文的人欢喜，而不学无文的人恐惧。然而那些说不可行的言论，来扰乱我们法令的，都是不学无文的人。君主可以不听从他们。”

今天想要改革科举的弊端，必须先展示读书做学问的方法，暂停考试几年然后再实行，这样才可以得到人才。晋元帝采纳元坦的建议，允许孝廉申报到七年才考试【胡三省注：延缓期限叫申】，古代有人这样做过。

题目切合时事

考试题目多有规劝切合时事的，这也是虞帝“你违背正道，我辅助纠正”的遗意。《宋史·张洞传》记载，考试开封进士赋题为“孝慈则忠”，当时正议论濮安懿王称皇的事，英宗说“张洞意在讽谏我”，宰相韩琦进言说“进言的人没有罪，听到的人足以警戒”，皇上心意消解。古代的君主，近则尽到官师规劝的责任，远则通达乡校议论，这个义理确立，争谏的途径就宽广了。天启四年应天乡试题“今夫奕之为数”一节，是因为魏忠贤开始掌权。浙江乡试题“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是因为杖杀工部郎中万燝。七年江西乡试题“皜皜乎不可尚已”，那年监生陆万龄请求在国学为魏忠贤建祠【陆万龄奏疏以魏忠贤铲除奸党比作诛杀少正卯，制定《三朝要典》比作作《春秋》，请求皇上特制碑文，并在后室祭祀其父，以比附启圣祠】。崇祯三年应天乡试题“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是因为谄媚阉党的诸臣，刚定逆案。这些都可以开启皇帝智慧而持守国家大义的，当时正值末世，而沔水鹤鸣的义理仍然存在于士大夫心中，可以想见先朝遗留的教化。如果崇祯九年应天乡试《春秋》题“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以公孙彊比陈启新”，这是把曹伯阳比作皇上，是不应当说的，大不敬。天启七年顺天乡试《书经》题“我二人共贞”，把周公比作魏忠贤，则是没有臣子应有的敬畏的开端，也见于弹劾文书中。景泰初年也先奉上皇到边境，边臣不接纳，虽然有社稷为重的说法，但当时朝中议论就有讥讽奉迎迟缓的。顺天乡试题“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节”，大概有讽谏之意。

试文格式

经义的文章，流俗称为八股。大概始于成化以后，股是对偶的名称。天顺以前，经义的文章不过是敷演传注，或对或散，起初没有固定格式，单句题也很少。成化二十三年殿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正德九年殿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也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的】其两扇立格【谓题本两对文

译（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排列次序的方法也与此相同。所以今人相传称之为八股。如果是长题，就不拘泥于此。嘉靖以后，文体日渐变化，而询问儒生，他们都不知道八股究竟是什么意思了。孟子说：“高明的工匠教导人，必定以规矩为准绳。”现在写时文的人，难道一定要打破规矩、违背法度吗？

译开头两到三句叫做破题，大多使用对偶句，这是宋代沿袭下来的格式【源自唐代的赋体格式】。接着阐述题意，写四五句叫做承题，然后提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也是如此】为何发出这样的言论，叫做原起。到了万历年间，破题只限两句，承题只限三句，不再使用原起。文章末尾阐发圣人言论完毕，抒发自己的见解，或几十个字，或一百多字，叫做结尾。明初的制度，可以涉及本朝时事，后来法令越来越严密，担心有人借此自我标榜，只允许谈论前代，不得涉及本朝。到了万历年间，结尾只限三四句，于是国家大事没有始末，在位的臣子畏首畏尾，这种征兆已经体现在科举文章中了。

科举试卷的格式，第一行写“第一场”，顶格书写；第二行写“四书”，低一格；第三行写题目，再低一格。五经及第二、三场也是如此。到了写文章时就不能再低，仍要提起顶格。这就是题目要低两格的原因。如果是岁考的试卷，则第一行写“四书”，顶格书写；第二行写题目，只低一格。经义论述也是如此【须知自古以来书籍文字第一行无不顶格书写】。后来学政敷衍成风，士子试卷省略了“四书”各经的字样，竟直接从题目写起，依照大场的格式，一概低两格。圣经反而低下去，自作主张反而高于礼制，这是不通的。然而日常使用却不知其非，也已经很久了。又有一种怪异的做法，沿袭这个例子，不论古今诗文，一概低两格作为题目。万历以后坊刻盛行，每篇文章必在题目下方标注作者姓名，而刻印古书的人也效仿这种做法。如题目是“周郑交质”，低两格在行末写左丘明；题目是“伯夷列传”，低两格在行末写司马迁。改变历代相传的古书格式，以模仿时文的面貌，让古人看到，一定会笑得前仰后合。

程文

从宋代以来，把录取的士子所作的文章，叫做程文。金朝承安五年，诏令考试词赋的官员，各自写一篇程文，作为举人的范式。考试后送到省部，收藏起来。到了明朝，起初也用士子的程文刻录，后来多由主考官所作，于是又把士子所作的文章，另外称为墨卷。

文章没有固定的格式，确立一种格式然后写文章，那文章就不值一提了。唐代取士用赋，而赋的末流最为冗杂滥俗；宋代取士用论策，而论策的弊端也复如此；明代取士用经义，而经义的不成文，又比前代更严重。都是因为用程文的格式来规范，所以日渐衰落。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的回答，之所以能独步千古，是因为他们没有程文的格式。想要振兴今天的文章，在于不要用格式来拘束，那么杰出的人才就会涌现了。

判

举子第二场作五条判词，还沿用唐代铨选考试的遗意。至于近年，士人不读律法，只抄录旧本带入考场。当时每人只记一种律，或吏部或户部，记住五条，考场中就可以互相交换。考中的试卷，大半雷同，最为可笑。《通典》选人条例，其请人暗中代判人间事务，叫做判罗，这是最无耻的。请求张贴榜文以惩罚他们。后唐明宗天成三年，中书奏报吏部南曹关今年及第进士中三礼刘莹等五人，所试判语都相同。勘验状称临近考试期限，偶然拾得判词草稿写干净，实在不知道判语不合一般。敕令贡院擢升科考详查所业，南曹试判激励劝勉为官。刘莹等既不钻研文章，只应直书其事，岂能相传草稿，侮辱渎乱公场？宜令有关部门将其落第，免罪【《宋史·太祖纪·开宝六年八月丁酉泗州推官侯济坐试判假手杖除名】。以五代偏安丧乱之余，尚且令其科罪。明代以堂堂一统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换，至一二百年视为通例，不加觉察，传之后代，难道不是笑谈吗？

试判起于唐高宗时，起初吏部选拔人才，将要亲近其人，复核其吏事，才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后来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谓之入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至明朝之制，以吏部选人之法而施之贡举，欲使一经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设甲乙，止据律文，尤为正大得体。但以五尺之童能强记者，旬日之力便可尽答而无难，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盖此法止可施于选人引试，俄顷之间而不可行之通场广众，竟日之久。宜乎各记一曹，互相倒换，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实废者，此类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问以时事疑狱，令约律文断决，不乖经义者乎？”

经文字体

生员冒滥之弊

译到了正德、嘉靖年间达到极点，想要寻找能背诵四书和本经全文的人，一百个中没有一个；再想要寻找通晓六书、字体符合正体的人，一千个中没有一个。简拔淘汰的方法，这并不难，只是分为两场：第一场让考生默写四书一千字、经书一千字，凡是遗漏错误原文以及字体不遵守格式的，张贴出来予以除名；第二场才考核其文章义理，那么像矍相之射那样，仅有留存的人了。有人说：这是细枝末节，难道足以成为才士的累赘吗？《周礼》教导国子学习六艺，射箭驾车之后接着学习六书，而汉代试写九千字以上，才能担任史官。用《周礼》中童子的课业，来要求成年人；用汉代史官长官的标准，来要求优秀士人，尚且不能做到，那么退居乡野，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北齐在朝堂上策问孝廉和秀才，对答中文字有遗漏错误的，叫起来站在席位后面；字迹潦草低劣的，罚饮墨汁一升；文理粗疏轻率的，剥夺席位。即使是容纳刀笔小吏、僭越称帝的君主，尚且建立这种制度，以全盛时期的朝廷，求才的君主，却不思考消除弊端的办法，考核实际的成效，与天下人因循守旧于浑浊之中，认为这样顺应人情罢了。权文公曾说：常情被习惯所战胜，躲避祸患、安于时世，使自身处于安逸，直到老死，自以为得计，哪里还会去揣摩古今风俗，整顿教化，推究根本、始末，长远驾驭呢？古今道理一致，令人不胜感慨叹息。

译史学

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上言：“司马迁、班固、范晔所著的三部史书，其劝善惩恶的作用，仅次于六经。近来史学衰废断绝，以至于有人身居朝廷班列，却对朝廷的旧章制度一无所知。于是设立三史科及三传科，并颁布通典举人条例。其中史书的划分：《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连同刘昭所注的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学习《南史》的人须兼通宋、齐的志，学习《北史》的人须通后魏、隋书的志。自宋以后的史书烦琐冗长，请求只考查政理成败的原因，以及人物得失的影响，关乎当代的内容，其余的一律不问。本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的实录，连同《贞观政要》共为一史【朱子也曾提议分年考试士人，以《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时务、律历、地理为一科】如今史学衰废断绝，比唐代更为严重。如果能依照此法选拔人才，十年之间，便可得到通达政体的人士，对国家未必没有益处。”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上言：“举人轻视史学，如今谈论史学的人，只选取汉、唐统一天下之事，认为三国、六朝、五代并非盛世，因而以谈论它们为耻。然而这些时期进取的得失，守御的当否，筹划的疏密，安置兵民的方法，形势成败的迹象，如果加以探讨研究，对国家是有补益的。请求告知礼部，凡是考试命题，应从各种史书中杂取，不要有所拘忌。考核的时候，稍微重视论策，不要只凭首场考试决定去留。”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史臣评论说：薛昂担任大司成，学识浅薄，术士的儿子有用《史记》、《西汉》语句的，就立即黜退。在哲宗时，他曾请求废止史学，哲宗斥责他为世俗佞臣。唉！为什么近来世俗佞臣这么多呢？

日知录卷十六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十七 昆山顾炎武撰 生员额数

生员，犹言官员有定额，称为员。《唐书·儒学》记载：国学开始设置生员七十二人，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或孙辈担任；太学一百四十人，选取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四门学一百三十人，选取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郡县中，上等郡学设置生员六十人，中等和下等以十人为差；上等县学设置生员四十人，中等和下等也以十人为差。这就是“生员”名称的由来，而明代的制度也大致模仿它。

明初，诸生无不享受官府供给的膳食。《明会典》记载：洪武初年，规定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每日供给膳食，允许从民间选补，并免除他们的差役。二丁【正统六年闰十一月乙未，因为直隶保安州临近边境，百姓稀少，减少儒学训导一员，生员合并为两斋，岁贡依照县学的例子】后来因为人才多的地方，允许增加名额，也不过增加三到五人而已。沿袭下来逐渐增多，于是宣德元年定为定额，如同廪生的数量。后来又有军民子弟中俊秀待补的增广名额【《大明会典》正统十二年奏准，常额之外，军民子弟愿意入学的，由提调教官考选俊秀待补增广员缺，一体考送应试。按实录，这是听从凤阳府知府杨瓒的话，先前廪增额外之生只称为入学寄名，这时才准许其待缺补充增广生】久而久之，便称为附学，没有固定名额，而学校从此泛滥了。以往每学生员不过数十人，所以考试容易精细，课程容易严密，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诏令，岁贡生员中，不中且享受廪食五年者，惩罚为吏，不及五年者遣返回家读书。次年再不中的，即使未满五年，也惩罚为吏。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诏令，生员享受廪食十年，学业没有成效者，惩罚为吏。成化初年，礼部奏准革去附学生员【四年五月庚申奉旨】不久却没有实行【成化元年大藤峡用兵，开始令两广考试不中的生员，廪膳纳米五十石，增广纳米三十石，免除充吏，放回宁家。当年保定等府水灾，又依照此例，廪膳纳米六十石，增广四十石。以后饷军赈饥，都依照此例。至五年二月，提调直隶学校监察御史陈炜奏请免除充吏，竟发配为民，奉旨准行，仍追缴其所食的廪米】而教官提调官也各自有惩罚取财的，像那样少，课程像那样严，岂有像后来那样泛滥且懒惰的人呢？当时选取进士用三场，动不动说遵循祖制，而在此却独独不肯申明祖制，举一世而行姑息之政，侥幸之人是可叹的。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礼部尚书胡濙奉旨，令各处巡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调官、教官将生员共同考试，享受廪膳七年以上，学业没有成效者，发配充吏；六年以下，追还所给的廪米，黜为民【至宣德七年，奏报天下生员三万有余】那时就已经忧虑生员的泛滥，而尚未有提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