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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一 《易俟》　易类 提要 臣等谨慎考订：《易俟》共十八卷。本朝乔莱撰。乔莱字石林，是宝应人。康熙己未年被召试博学鸿词科，官至翰林院侍读。这部书杂采宋、元以来各家论《易》的旧说，并辅以自己的意见。书前列有各种图式，不采用邵子关于河洛、先天、后天、方圆、横直的说法。对于变卦，也不采用虞翻以下各家的说法，而采用来知德的反对之说。他解释经文，大多推求人的事情，并以古今政治的治乱得失加以验证。例如说《履》卦六三是成卦的主爻，并引用王莽、董卓、安禄山、史思明来解释“咥人”的凶险；说三百八十四爻中只有《离》卦九四最凶，并引用燕王旦、李建成、李元吉、朱高煦作为证明；说《小畜》九三是小人笼络君子，并引用温体仁、文震孟的近事来说明。大概取法于《伊川易传》和《诚斋易传》之间，不作幽深恍惚之谈。虽然未必每一点都完全吻合，但涉及义理、法戒，比那些空谈天道心性的说法，以及遁入老庄之学的说法，大多胜过许多。只是《观》卦六四《象传》下面详细引用顾炎武关于方音的说法，可见他并非没有见过《音学五书》；但《象传》协韵仍沿用吴棫的旧说，这却令人无法理解。经文采用王弼的版本，只解释上经、下经；至于《系辞》以下各篇，则一概缺略。大概是因为这部书的宗旨在于随着爻位阐发义理，所以其余部分没有涉及，并不是散佚了。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易俟图》　翰林院侍读乔莱撰。乔莱按：《大传》说：“古时候庖羲氏统治天下，抬头便观察天上的象，低头便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土地的宜适；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以沟通神明的德性，以类比万物的情状。”河图，不过是鸟兽的纹理罢了。《大传》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以此取法。”那么，河图只是观察鸟兽纹理的结果罢了。儒者舍弃抬头观察、低头察看以及近取远取的方法，说伏羲本据河图来画卦，也太迷惑了。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河图。”可见河图出现与凤凰到来一样，都只是祥瑞罢了。凤凰可以不按时到来，河图也可以不按时出现，为什么一定要因为创作《易》才开始出现呢？孔子说：“五十岁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失了。”《文言》解释爻辞，全都讲义理而不讲卦象，学习者应当知道自己应从事什么了。若不在进退、存亡、吉凶、悔吝的缘由上用心，反而到荒诞恍惚、不可知的图式中去寻求，不能说不是迷惑。金华宋先生详细论述河图洛书，因而附录在后面。【有人问宋濂说：关子明说，河图的文字排列是七在前、六在后，八在左、九在右；洛书的文字排列是九在前、 一在后，三在左、七在右，四在前左，二在前右，八在后左，六在后右。邵尧夫说：“圆形的是星辰，历法纪年的数目，难道起源于此吗？方形的是土地，划分州域、规划井田的法则，难道起源于此吗？”这些说法都把十数作为河图、九数作为洛书。只有刘长民所传的图式恰好相反，把它们倒置，于是洛书之数成为十，河图之数成为九。朱子发非常赞同他的说法，历数地说明其源流，认为濮上陈抟把先天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脩，穆脩传给李之才，李之才传给邵雍；种放把河图洛书传给李漑，李漑传给许坚，许坚传给范谔昌，范谔昌传给刘牧；穆脩把太极图传给周敦颐，周敦颐传给程颢，

译程颢解释《易大传》，大体上继承了刘长民的意思。至于新安朱元晦，又极力诋毁刘长民的错误，遵从关子明、邵尧夫的遗说，并引用《大戴礼记》中“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的话来证明洛书，认为《大传》既然陈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洪范》又明说“天于是把《洪范》九畴赐给禹”，那么九为洛书、十为河图，还有什么可疑的呢？他的说法以经文为依据，似乎足以破除刘长民的疑惑。临卭魏华父又对朱元晦的说法产生怀疑，认为邵子不过说“圆形的是河图的说法，方形的是洛书的文字”，而且“戴九履一”的图形呈圆形，五行生成数的图形呈方形；九是圆，十是方。怎么知道邵子不是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呢？朱子发、张文饶都精通邵学，却都认为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朱子以《列子》为证，张文饶以邵子的说法为主。《干凿度》中张平子所传载的太一下行九宫法，就是所谓“戴九履一”的图式；既然这种图式流传已久，怎么知道它不是河图呢？到靖士蒋得之时，他撰写文章，认为先天图是河图，五行生成数是洛书，“戴九履一”图是太一下行九宫法。魏华父又认为，刘牧把太一图当作河图，确实值得怀疑。先天图中的卦爻方位精密周详，正是天地自然之数，这一定是古书无疑。可是它只见于魏伯阳《参同契》，陈图南的爻象卦数还不十分明白，到邵子以后才大为显明，蒋得之断定它是河图。虽然没有明确证据，但我心里也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因此魏华父虽怀疑朱元晦的说法，却也没有确定的见解。新安罗端良曾拿出图书给人看，说是建安蔡季通从青城山隐士那里传来；图是阴阳相合的图式，把其中分为八部分便成为八卦；书则画成井字，又与方圈之内的图形完全不同。江东谢枋得又从异人那里传得河图，颇为取法八卦，而坎、离的中爻相互交错，似乎近于方士抽坎填离的术法。近世儒者又有认为与太极图相合的就是河图的说法；又有人认为九数、十数都是河图，只是有一合一散的不同。既然洛书称为“书”，那么它决不是图的说法。图书本是儒者的重要事务，若各家所说的数不同，究竟为什么呢？宋濂回答说：众说纷纭而没有定论，就应当以经书来验证。经书的话即使相隔万年，也不可改变；经书没有说到的地方，本来就不应强行解释。《易大传》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取法于此。”《尚书·顾命》说：“河图在东序。”《论语·子罕》说：“黄河不出图。”经书说的不过如此，起初并没有明确说明数目的多少。谈论数目多少的，是后来的儒者。既然出自后儒，当然纷纷杂陈而无法确定。所谓“取法于此”，古代圣人只是取神异之物中最显著的现象来画卦、陈述《洪范》；即使没有图书，我也没见圣人会因此停止。所以程子说，观察兔子也可以画卦，其他事物由此也可以知道。起初不必拘泥于它究竟是九数还是十数，不必推断它就是太一下行九宫法，不必怀疑它就是先天图，不必追究它是否出于青城山隐士，也不必坐实它与太极图相合，仅此而已。刘歆认为八卦就是河图，班固认为《洪范》从“初一”到“次九”的六十五字就是洛书的正文，这或许比较接近事实。因为八卦和《洪范》都见于经书，其依据非常明白。若说今天流传的图书果真是河洛所出，那么数千年之间，究竟是谁传给谁、谁接受于谁？难道直到宋代陈图南才大为显扬吗？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有人说：“你所说的固然很好。可是郑康成依据《春秋纬》中所谓‘黄河通达乾道而出天苞，洛水流行坤道而吐地符，

译河中龙图出现，洛中龟书感应；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这难道果真值得相信吗？”宋濂说：“龟山杨中立不是说过吗？圣人只说图书出于河洛，什么时候说过龟龙的征兆？又什么时候说过九篇、六篇呢？这大概是郑康成的浅陋之处。这正是开启司马君实和欧阳永叔争辩的原因，也使人怀疑《大传》并非孔子的话。”有人又说：“扬雄《覈灵赋》说：‘《大易》开始时，黄河排列龙马，洛水进献龟书。’刘长民也说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的时代。程子也说圣人见到河图洛书而画八卦。那么，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认为河图传给伏羲、洛书赐给大禹，难道都不对吗？”

译宋濂说：“先儒固然曾对此有所怀疑，但用经书来衡量，他们的话都没有明确的证据。只是河图洛书相互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互为表里。所以蔡元定说过：‘伏羲只据河图创作《易》，那么即使不预先见到洛书，也已经暗中与洛书相合了。大禹只据洛书制作《洪范》，那么也不必回头考察河图，却已经暗中与河图相符了。’确实，因为这个道理之外再没有别的道理，所以不必对此存疑。”有人问：“世间传说《龙图序》出自陈图南。如果河图由陈图南传出，那么用《龙图序》解释河图也可以了。可是容城刘梦吉却极力辨明它是伪作，这是什么原因呢？”宋濂说：“《龙图序》不是陈图南不能作，这确实是陈图南的学说，但不是《大易》所谓‘黄河出图’的本义。设置八卦，不必讨论孤阴、寡阳，也不必讨论已经相合的位置和尚未相合的数目。”有人问：“既然如此，《易》的象数离开河图又凭什么阐明呢？”宋濂说：“《易》不是说过吗？‘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说：‘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这些本来就是《易》中具备的象数，不必等到河图之后才明白。” 那人无话可答，宋濂于是私下记下这番说法，拿给懂《易》的人相互验证。” 《经部·易类·易俟·易俟图》震川归先生说：“易图不是伏羲的著作，而是邵子的学说。邵子说：‘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就像树根有树干、树干有树枝，越大则分支越少，越小则分支越繁多。’后来的儒者引用《大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作为依据，把《大传》指作图说。归先生说：‘因为有《大传》以后才有图，并不是《大传》本身就是图说。’乔莱按：归先生的话是对的。假使横图果真是伏羲所画，那么八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三十二分六十四，孔子的传文就应当详细说明，不应只说到四象生八卦为止。何况此图是邵子从李挺之那里得到的，李挺之从穆伯长那里得到，穆伯长从陈希夷那里得到，传授承受本来有根据。陈希夷以前、伏羲以后，究竟是谁传给谁、谁接受于谁呢？考察邵氏《经世书·辨惑》说：‘陈抟，字图南，亳州真源人，唐末进士，历经五代的战乱，隐居华山，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他的易学主旨是象数、义理、文字、卦爻四者缺一不可，这些都见于圣人的经书，不劳烦文字解释，只有一图，寄寓阴阳消长的数目以及卦的生成变化。这幅图也不是凭空创意制作的，孔子《系辞》已经加以叙述，明确可见。’由此看来，因为有《大传》才有图，不正是这样吗？” 《经部·易类·易俟·易俟图》邵子的方图、圆图都由横图而来：用圆规使它成为圆形，以象征天；用矩尺使它成为方形，以象征地。圆图分取横图，乾至震的卦向左旋转排列在左边；横图从巽至坤的卦向右旋转排列在右边。其方位是乾在南、坤在北、离在东、坎在西、艮在西北、兑在东南、震在东北、巽在西南。其次序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向左旋转的，乾列为一【泽天等卦依次排列】；兑列为二【把天泽履列在一，其他卦依次排在兑之后，余者仿此】；离列为三，震列为四。向右旋转的依次是巽、坎、艮、坤，五、六、七、八的位置与左旋的例子相同。因此乾、坤、复、姤恰好处在上下的中间，符合乾尽于午中、坤尽于子中、离尽于卯中、坎尽于酉中，以及阳生于子中、盛极于午中，阴生于午中、盛极于子中的意义，其中也寄寓着节气的流行。方图把横图分成八层，置于圆图之内，象征地处在天的中央。第一层中，乾与坤斜向相对，否、泰是天地交合；把否、泰斜向相对合起来形成四角，这四角都是天地交会的边际。第二层中，兑与艮斜向相对，咸、损是山泽交合；把咸、损斜向相对合起来形成四角，这说明天地之内都是山泽的流动与耸峙。第三层中，离与坎斜向相对，既济、未济是水火交合；把既济、未济斜向相对合起来形成四角，这说明天地之内都是水火的升降。第四层中，震与巽斜向相对，恒、益是风雷交合；把恒、益斜向相对合起来形成四角，这说明天地之内都是雷风的鼓动激荡。从内层通达到外层，又符合雷发动、风散布、雨滋润、日温暖、艮停止、兑喜悦、乾主宰、坤收藏的意义。圆图是在八卦之上各加八卦，方图是在八卦之下各加八卦。

译《经部·易类·易俟·易俟图》邵子的先天方位图，讲的是八卦相对相待的体：天在上，地在下，日出于东，月行于西，山镇守西北，泽汇聚于东南，风起于西南，雷发动于东北。这就是《大传》所说的“天地定位”等话。他的后天方位图，讲的是流行的用：春而至夏，夏而至秋，秋而至冬，冬而又复归春，五气依次布列，四时由此运行。《大传》所说“帝出乎震”等话也是如此。乔莱按：“帝出乎震”等话，是孔子列举东西南北的方位，与文王所谓西南得朋【巽、离、坤、兑】、东北丧朋【乾、坎、艮、震】的方位相合；这是天地间固定的方位，并不是文王改置之后才有这样的方位。“天地定位”等话，孔子只是说八卦相互错杂，并没有原本涉及方位。邵子所说乾南、坤北、离东、坎西、艮西北、兑东南、震东北、巽西南，与文王的方位不合，这是邵子改动了文王的方位。不能说邵子改了文王的方位，反而说文王改了伏羲的方位，这是不可不辨明的。【尧峰汪氏说：邵子所谓伏羲的图，不知道依据何在；这正是先天之学被先儒非难的原因。朱子既然以邵子为宗，后来又对康节所谓伏羲八卦的说法产生近于穿凿附会的怀疑，后来的学者可以慎重考虑应当遵从谁了。南雷黄氏说：“《易》是包容、规范天地的书，广大而无所不备，所以九流百家的学说都可以插入其中。” 自从九流百家借《易》来推行自己的学说，《易》的本来意义反而昏暗了。汉代《儒林传》说，孔子传六代到菑川田何，《易》学大为兴盛；但我不知道田何的学说究竟怎样。后来焦氏、京氏的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等变化，无不具备。我读李鼎祚的《易解》，其中一时各儒的学说像污秽杂草塞满大道，使观象玩占的道理全都流入淫巫瞽者和方术支派之流，难道不可悲吗？魏国王辅嗣出来注《易》，得意便忘象，得象便忘言，把日、时、岁、月、五气相推等说法全都摒弃，认为许多内容与《易》无关，或许可以使洪水退尽而寒潭清澈了。只是评论者说他用老庄解释《易》；试读他的注本，简明恰当而没有浮泛之义，哪里曾经拘泥于玄虚的说法？所以他的注能够流传到唐代，发展为《周易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磨灭。然而魏伯阳的《参同契》、陈希夷的图书，远远都有其端绪，世上喜好奇异的人嫌王注浅淡，未尝不把那些另传秘说私下珍视。到了伊川程子撰作《易传》，把那些广大旁通的内容分散融入六十四卦之中，义理周到、语言精妙，《易》道于是更加宏大。” 于是《易》学的正统地位确定了。当时，康节上承种放、穆脩、李之才的传授，创立河图、先天的学说，这也不过是一家之学罢了。晦庵撰写《本义》，把这种学说加入其中，打开书本阅读《易》的人便都遵从它。后世把它颁行于学宫，起初还与《易传》并行，久而久之便只流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士相信羲、文、周、孔的道路各不相同，所谓象数又说得含糊不详。难道孔夫子读《易》韦编三绝的学问，反而要到卖酱的挑桶小贩那里去寻求吗？这样一来，《易》学的荒芜，大概仍如焦氏、京氏的时代了。自从科举之学固定下来，世人不敢再议论，稍有与这种说法不同，便立即以穿凿附会诬陷。所谓穿凿，必定是与圣经不合的说法。揭露传注的错误，使经文恢复原貌，不能说是穿凿。河图洛书，欧阳子说它是怪诞妄说中最严重的，而且与汉儒旨趣不同；它不只不见于经，也不见于传。先天方位明显与“帝出乎震、齐乎巽”等经文相背，而晦翁反而怀疑经文中的卦位。所谓生十六卦、生三十二卦，既不成卦爻，也不成爻，一切都不是经文所有的，难道还可以说它不是穿凿吗？晦翁说：“谈《易》的人，好比拿着烛笼；增加一根骨架，就遮住一条光明的道路。若能把遮蔽物全部去掉，使它整体都光明，岂不是更好吗？”这话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要加入康节的学说，使它整体都被遮蔽呢？世俗儒者过分看重象数，把它当作绝学，所以被它欺骗。我把这些一一疏通，知道它们与《易》的本义完全没有关系，然后再回头求之于《程传》，也或许是廓清《易》学的一端。” 乔莱按：此图在邵子的四图之外，大概是截取横图的一半。邵子说：“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这如同树根有树干、树干有树枝，怎么可以截取它的一半呢？为什么要截取一半呢？《大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至于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孔子没有这样说过。又说：“八卦排列成行，卦象便包含其中；由此重叠八卦，爻便包含其中。”这说明八卦已经形成之后，重叠而成为六十四卦，并不是一笔画下去就立即有六十四卦。按照横图的说法，一笔画下去，直到六十四卦才停止，那么“八卦成列”的意义又该如何解释呢？儒者为了弥补这种说法的漏洞，截取横图的一半，指称它是伏羲八卦的次序，正是如此。

译乔莱按：《大传》说：“乾为天，所以称为父；坤为地，所以称为母。震卦第一次求取阳爻而得到男，所以称为长男；巽卦第一次求取阴爻而得到女，所以称为长女。坎卦第二次求取阳爻而得到男，所以称为中男；离卦第二次求取阴爻而得到女，所以称为中女。艮卦第三次求取阳爻而得到男，所以称为少男；兑卦第三次求取阴爻而得到女，所以称为少女。”这就是伏羲画卦的次序。因为有人指称邵子的横图是伏羲所画，于是又把伏羲的次序说成文王的次序。唉！《大传》记载八卦次序的地方很多，例如说“乾刚健，坤柔顺，震为发动，巽为进入，坎为陷，离为附丽，艮为停止，兑为喜悦”；又说“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猪，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又说“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这些都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次序，从来没有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次序的。又说：“雷用来发动万物，风用来散布万物，雨用来滋润万物，太阳用来温暖万物，艮用来使万物止息，兑用来使万物喜悦，乾用来主宰万物，坤用来收藏万物。” 这段话虽然把乾、坤列在六子之后，但六子的次序仍然没有改变。至于不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次序的，则有这样的说法：“发动万物的，没有比雷更迅速的；扰动万物的，没有比风更急切的；使万物干燥的，没有比火更猛烈的；使万物喜悦的，没有比泽更令人喜悦的；滋润万物的，没有比水更滋润的；终结万物、开始万物的，没有比艮更盛大的。”这段话是以“帝出乎震”的方位为次序，但始终没有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次序的。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次序，是邵子的学说，不是伏羲的《易》。归先生说得好：“儒者不敢把文王的《易》说成伏羲的《易》，却反过来把伏羲的《易》说成邵子的《易》。” 乔莱按：邵子之外，张仲纯、刘长民之类以图说《易》的人纷纷出现。图象似乎深奥艰难，义理实际上浅薄，即使推演发挥，也难免有附会穿凿的过失。邵子诗说：“须知一本能生双干，才相信千枝孙、万枝孙。”这是横图的意义。又说：“乾遇巽时为月窟，地逢雷处见天根。”这是圆图的意义。又说：“天地定位，否泰反类；山泽通气，咸损起义；雷风相薄，恒益见意；水火相逮，既济未济。”这是方图的意义。只是因为《大传》中有图的根据，所以不算违背圣人，不能与各家穿凿附会的说法相提并论。然而对于羲、文、周、孔的《易》，仍不免有极细微的差别，何况其他说法呢？我们儒者论《易》，只以孔子为准绳。凡是孔子没有说过的，可以不必讨论。至于《连山》《归藏》、互体、五行、纳甲、飞伏等说法，虽然在《易》中钩探深义、索求隐微，未必完全没有相合之处，但都只是《易》的流派，不是《易》的正道。至于主张占卜筮术的说法，认为孔子的《易》不是文王的《易》；又依据邵子的图，认为文王的《易》不是伏羲的《易》。我这个后学不能不对此感到疑惑。《序卦》反对图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天地以后才有万物，万物幼稚而蒙昧，所以接着是《蒙》；《蒙》就是蒙昧。万物充盈于天地之间，只有万物如此，所以接着是《屯》。《屯》就是充盈，也是万物开始产生。】万物开始产生，必然有争讼，所以接着是《讼》；有了万物就必然需要饮食，幼小的事物不可不养育，所以接着是《需》。《需》就是饮食之道。有了相亲比附，所有事物必然增多；争讼必然会有众人参与，所以接着是《师》。《师》就是众人。有了众人，必然需要礼，所以接着是《履》；有了礼之后，蓄养万物，必然有所蓄积，所以接着是《小畜》。有了蓄积，必然有不通；不通终究会通，履行礼义而后达到安泰，所以接着是《泰》。《泰》就是通达。有了大的通达，不可终止于此；万物归聚，人与万物不能终止于分离，所以接着是《同人》。有了同人，必然会有众人聚集，所以接着是《师》；有了众人便能够谦逊而取得大有。拥有大有，不可盈满，所以接着是《谦》；事情多了，必然发生蛊乱，所以接着是《蛊》；事情有所依随，人与人便相互随从欢悦。有了随从，必然有所观察，所以接着是《观》；观察之后，便可以有所临莅。既然有了大的事物，必须在有所作为之后才能壮大，所以接着是《临》。《临》就是大。有了观察而后有所交合，若不能交合，事物便不能成就文饰，所以接着是《噬嗑》。《噬嗑》就是咬合；有了交合而后返回，下降到下位、上升到上位都达到尽头，剥落穷尽之后终究不能再有所作为。万物得到文饰，然后才能亨通；文饰达到尽头，于是接着是《剥》。《剥》就是剥落。有了大的蓄积，所以接着是《大畜》；蓄积之后便可以行动。没有妄为，有了复归就不会妄为，所以接着是《无妄》。《经部·易类·易俟·易俟图》。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没有反对的意义。瞿唐来氏称这种为“错”，把相反相对的卦称为“综”。《杂卦》反对图 ▯乾刚健。▯坤柔顺。忧患在《师》，亲比在《比》而喜乐。《临》《观》的意义，是有人给予，有人求取。事物显现而相杂是《蒙》；万物初生而不失其所居是《屯》。停止是《艮》；发动是《震》。《损》《益》是盛衰的开始。无妄没有灾害；《大畜》讲时势。《萃》是聚集，《升》是不来。《谦》是自我减损，《豫》是懈怠。没有文饰是《贲》；《噬嗑》是饮食。《兑》显现，《巽》潜伏。整治则为《蛊》，随从则无所作为。《剥》是腐烂，《复》是反复返回。诛除夷灭是《明夷》，白昼是《晋》。《井》是通达，《困》是相遇。长久是《恒》，迅速是《咸》。停止是《节》，离散是《涣》。艰难是《蹇》，缓解是《解》。人在内是《家人》，在外是《睽》。《否》《泰》反而属于同类。退避就是《遯》，强盛却知道停止就是《大壮》。亲近人是《同人》，众多是《大有》。取用新的就是《鼎》，除去旧的就是《革》。《小过》就是过度。《中孚》就是诚信。少有亲近是《旅》，多有事变是《丰》。《离》在上，《坎》在下。居处安定而不履行是《小畜》；少有亲近是…… 亲近而不争讼是《讼》；雷不前进是…… 《大过》是颠覆。《姤》是相遇，柔爻遇到刚爻。《渐》是女子出嫁，等待男子来迎娶。《颐》是养正。既济，表示事情已经完成、安定。归妹，表示女子出嫁的最终归宿。未济，表示男子处于困穷之境。夬，就是决断；是刚爻决去柔爻。君子 之道增长，小人之道忧困。莱按：大过说“颠”，以下各卦不取反对之义。前代儒者怀疑这里有错简，有人认为是因为篇次调换了，这恐怕不对。音韵既然相协，对待也很工整，最后归结出刚爻决去柔爻、君子决去小人的意义，正是《易》的本旨，哪里会是错简呢？何况篇名既称《杂卦》，次序本来就不受拘束，为什么不可以变动呢？

译关于卦变的错误 《易》中所说刚爻乘柔爻、卦爻进退以及上下往来的意义，前代儒者认为是卦的变动。论说卦变的人也各不相同。虞翻说贲卦由泰卦变来，程子反驳说：哪里有乾坤变成泰、泰又变成贲的道理？乾坤变为六子，八卦变为六十四卦，都是由乾坤的变动而来。朱子根据邵子的横图学说，认为乾坤没有产生诸卦的道理；若执着于乾一、兑二的次序，坤尚且居于第八位，又怎么能够变成六子呢？朱子反对程子的地方就在这里。不过，朱子论卦变，却认为一阴一阳的卦由复、姤而来，二阴二阳的卦由临、遯而来，三阴三阳的卦由否、泰而来，四阴四阳的卦由大壮、观而来，五阴五阳的卦由夬、剥而来。童溪王氏说：八卦排列成列，再由此重叠八卦，内外、上下、往来的意义已经都具备其中了；八卦重叠以后，哪里还会有内外、上下、往来的意义呢？汴水赵氏说：震、坎、艮是含有二阳的卦，巽、离、兑是含有四阴的卦。如果说二阳的卦由临卦而来，四阴的卦由观卦而来，那就是六十四卦产生八卦了。【莱】按：程子反对虞翻的说法，而程子的说法又被朱子反对；朱子反对程子的说法，而朱子的说法又被前代儒者反对。前代儒者反对朱子的说法，但刚来、柔进以及上下往来的意义，始终没有人真正弄清楚。明代蜀人来知德，字矣鲜，嘉靖年间考中乡试。他开始学习《易》，在釡山中居住六年而没有所得；后来进入求谿深山中住了数年，悟得《易》象；又过了数年，悟得文王《序卦》和孔子《杂卦》；再过了数年，才悟出卦变说的错误。他说：“自孔子去世以后，《易》学已经失传，二千年了。儒者笃信各家的传注，却不参照、验证孔子《十翼》的言论，难怪长夜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些说某卦由某卦变来的说法，都是虞翻的说法。前代儒者不明白反对卦的意义，没有察觉其中的错误，例如说讼卦“刚来得中”，认为它由遯卦变来，差得太远了。需、讼是相反相对的卦，需卦的第五爻来到讼卦而成为第二爻。《杂卦》说：“需是不前进，讼是不亲近。”推究其他各卦，没有不是这样；他的发明，都是前代儒者没有发明的。来知德因精通《易》学，被推荐授予翰林院待诏。尧峯汪氏编《儒林传》时，将他列在归太仆之后。莱依据反对卦的学说来验证刚来、柔进、上下往来的意义，都能相合，因此把图列在后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经部·易类·易俟·易俟图》《经部·易类·易俟·易俟图》《经部·易类·易俟·易俟图》《经部·易类·易俟·易俟图》《经部·易类·易俟·易俟图》一卦变为六十四卦图【其余仿此】乾【乾为本卦，顺变到坤以后相同】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遯、讼、巽、鼎、大过。无妄、家人、离、革。中孚、睽、兑。大畜、需、大壮。否、渐、旅、咸。涣、未济、困。蛊、井、恒。益、噬嗑、随。贲、既济、丰。损、节、归妹、泰。观、晋、萃。艮、蹇、小过。蒙、坎、解、升。颐、屯、震、明夷、临。剥、比、豫、谦、师、复。【坤为本卦，逆变到乾以后相同】坤。《易俟图》《经部·易类·易俟》

译钦定《四库全书》《易俟》卷一　　　　　　　翰林侍读乔莱撰 【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贞。莱按：“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孔子的《彖传》《文言》已经说得深切而明白了。凡是学习《易》的人，哪里还容得再作解释？但有人说：六十四卦中，像屯、临、随、无妄，都说“元亨利贞”，固然不能一概按照四德来解释；而其他卦有的说“亨”，有的说“元亨”，有的说“贞”，有的说“利贞”，也很难用同一种例子解释。程子说：“只有乾、坤具有这四种德，其他各卦都随具体事情而变化。”这话是对的。乾是天，坤是地。乾以资助万物开始为元，坤以资助万物生成为元；乾以刚健为贞，坤以柔顺为贞。因此，地的元亨利贞尚且不同于天的元亨利贞，又怎么能把其他卦的元亨利贞同乾卦的元亨利贞相比？而乾卦的元亨利贞，难道又能与其他卦的元亨利贞相同，按照一个例子来解释吗？其他卦所说的“亨”“元亨”“贞”“利贞”“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贞吉”“贞凶”“贞厉”“贞吝”等等，都是乾卦元亨利贞的意义散见于六十四卦之中，随具体事情取义，虽然表现万殊而根本只有一个。天的“元”，是万物凭借它开始；推及一个人、一件事，也各有开始和终结。天的“亨”，是万物各自显现形态；推及一个人、一件事，也各有通达和阻塞。天的“利”，是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推及一个人、一件事，也各有有利和不利。天的“贞”，是保全、会合太和之气；推及一个人、一件事，也各有守正和不守正。对于孔子的说法，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汴水赵氏说：“元亨利贞”，从道理说包括三才的始终，从卦辞说统摄全书的纲领。元就是开始，亨就是通达，利就是有利，贞就是坚固。这是元气流行、始终自然的次序。开始而终结，终结而又开始，是天的运行；大地的发育，阴阳的消长，万物生生化化，都不超出这个范围。宇宙从开辟以前直到万古以后，是一个元亨利贞；帝王从兴起创业之初直到传授之际，也是一个元亨利贞。一千年有一千年的元亨利贞，一日一时有一日一时的元亨利贞，一事一物、一言一默乃至无穷无尽的变化，也没有不是如此的。天是三才之首，乾是诸卦之首，所以在乾卦中首先说明它，再分散到各卦之中；有的没有，有的只有其中一部分，有的具备而分别说明，有的以类比方式说明并另加其他辞语，都是随各卦而取义。乾卦体现元气始终的次序，统摄万事，贯通众理，用来统御各卦的变化。按赵氏的说法与我的意见相合，附记在这里。儒者学习《易》，也不过是在孔子的话中加以折衷而已。孔子没有说过的，不敢穿凿；孔子已经说过的，不敢违背。若是舍弃孔子深切明白的说法，另作占辞，甚至说不能把孔子的说法当作文王的说法，我实在不能不感到疑惑。【朱子论《易》专门以卜筮为主，他的门人杨道夫问：“现在揲蓍的方法，只见周公作爻辞以后所用的揲法，不知道当初只有文王彖辞时，又怎样揲蓍呢？”朱子说：“那时一定另有一种方法，只是现在无法考察了。”按：这个问题足以打破所谓文王专门教人卜筮的疑惑。汴水赵氏说：“伏羲创作《易》，并不是专门为了占筮；后来人因为三《易》由太卜掌管，便一概把《周易》看作占书。不知道文王、周公的辞语虽然寄托于象数，实际上以人事为主：有时勉励人，有时告诫人，有时开启人的迷惘，有时指明人的归宿，都是根据人事来说明吉凶，并不曾依赖象数。所以说《周易》可以用于占筮，但说它专门就是为了占筮，却不可以。” 秋山王氏说：“《易》中有圣人之道四项：辞、变、象、占，孔子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伊川《易传》只重视卦爻辞，康节的数学只重视卦象，汉上的《易说》只重视卦变，晦庵《本义》只重视占筮。说它们不是解说《易》，不可以；说它们已经完整解说了《易》，却又有所遗漏。” 初九：潜龙勿用。莱按：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一条奇爻来象征阳，这就是此爻。《大传》说：“爻，是仿效天下变化运动的。”三百八十四爻，都是从人事来说的。乾是天，以天道来比拟人事，所以六爻都是圣人，都是天子，都是五帝、三王盛盛之德的象征。以龙作象，虽有飞、潜、跃、见等不同，那是时位不同，并不是德行有所不足。初爻在下，是潜龙的象，所以时机应当潜藏，因此说“勿用”。九二说“君德明”，九二的终点是天子之位；初九说“成德明”，初九已经是圣人。阳爻用九，是因为阳数穷尽于九；阴爻用六，是因为阴数穷尽于六。关于用九、用六的说法很多。莱按：这是参天两地的意义，由此产生七、八、九、六的数。三乘三为九，是老阳；三乘二为六，是老阴。二乘二再加一乘三，是老阴变为少阳，所以少阳称七；二乘三再加一乘二，是老阳变为少阴，所以少阴称八。【孔氏说：“卦辞多是文王以后之事。升卦六五说‘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说‘箕子之明夷’，都是文王以后之事。” 所以马融、陆绩等人都认为爻辞出于周公，这是正确的。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见龙”的“见”，读作贤遍反；卦中“见龙”的“见”都相同】。莱按：下两个爻是地位，二爻是田的地位，所以有“见龙在田”的象。龙出现以后，恩泽施及万物，谁见到它会不受益呢？前代儒者有“二爻有利于见五爻”“五爻有利于见二爻”的说法。平甫项氏说：“不是这样。二爻说天下文明，五爻说圣人兴起而万物都看见，都是说人们见到圣人有利。” 九三：君子整天勤勉不懈，到了晚上仍然警惕，好像处在危险中，没有灾咎。莱按：前代儒者说各爻都称龙，唯独九三不称龙，是因为它终于处在臣位。可是《文言》说：“君子增进德行、修治事业，希望及时而行，那么九三的警惕有时就会成为九四的跃进。”难道它终于处在臣位吗？《彖传》说：“顺应时机驾驭六龙以统御天下。”这样看来九三是龙，已经很明显了。它不称龙，是因为这是重刚不中的爻，既不是天位，也不是田位；时机处于危险疑惧之中，道理上应当忧惧，所以勤勉又勤勉，夜以继日。龙的形象中没有这种意义。因此周公说：“君子若曰君子。”如果把“君子”理解为指占问的人，那就不是我的见解所能知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