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新传卷六　　　　宋　王雱　撰

译君主代表天道，臣下代表人道。天不能不无为，人不能不有为。无为，是不把天下放在私心中，因此天下归来供其役使；有为，是把天下放在私心中，因此天下就跟随他而役使他。归来供其役使的人常常安逸，跟随而受役使的人常常劳苦。这是万世不变的道理。所以说：“上位者必定无为而驾驭天下，下位者必定有为而被天下役使。”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古代统治天下的人，智慧即使超过天地，也不亲自思虑；辩才即使能雕饰万物，也不亲自辩说；才能即使穷尽海内，也不亲自施为。天不亲自产生万物而万物自行化育，地不亲自生长万物而万物自行养育。帝王无为而天下成就功业，所以说：没有比天更神妙的，没有比地更富足的，没有比帝王更伟大的。所以说：帝王的德行可以与天地相配。这就是顺乘天地、驱使万物、任用人群的道理。根本在上位，末节在下位；关键在君主，具体事务在臣下。三军五兵的运用，是德行的末节；赏罚利害、五刑的施行，是教化的末节；礼法制度、刑名比较详察，是治理的末节；钟鼓的声音、羽旄的仪容，是音乐的末节；哭泣衰绖、厚薄等级的丧服，是哀痛的末节。这五种末节，都要等到精神运转、心术发动之后，才会随之发生。末节的学问，古人也有，但不是应当首先重视的。庄子写这一篇，开头讲天、帝王、圣人的道，接着讲虚静恬淡的妙处，又讲天乐和帝王的德行，用来极力阐明无为的妙理。无为必然达到有为，有为不过是显现出形迹，所以接着讲兵、军、赏罚、礼乐、丧哀五件事，用来充分说明有为的形迹。然而他又担心后世治理天下的人，把治理天下的道理局限在这五件事上，因而运用它们而失去人的真性，于是称这五件事为德、教、礼、乐、丧哀的末节。有末节就必定有根本，根本就是无为的道理。道理不超出性命的范围；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并顺应它，那么五件事自然会自行实现。所以说：“这五件事必须等精神运转、心术发动之后，才会随之发生。” 君主先行，臣下跟随；父亲先行，儿子跟随；兄长先行，弟弟跟随；年长者先行，年少者跟随；男子先行，女子跟随；丈夫先行，妻子跟随。尊卑先后，是天地运行的规律，所以圣人取法于此。天尊地卑，是神明的位次；春夏在先，秋冬在后，是四时的次序。万物化育生成，萌芽分化而显出形状，盛衰消长，是变化流行的规律。天地是最神妙的，尚且有尊卑先后的次序，何况人道呢？宗庙重视亲属关系，朝廷重视尊卑，乡党重视年龄，办事重视贤能，这是大道的次序。谈论道却不讲它的次序，不是道；谈论道却不合乎道，又哪里值得取法呢？庄子这一篇，深刻阐明自然之道，也就是所谓知天。到了这里又谈君臣、父子、兄弟、少长、男女、夫妇以及尊卑先后的次序，也就是所谓知人。荀子说庄子只被天道遮蔽而不知道人道，难道庄周竟会不知道人道吗？所以古代明白大道的人，先明白天道，其次明白道德；道德明白后，其次明白仁义；仁义明白后，其次明白名分和操守；名分和操守明白后，其次明白形名；形名明白后，其次根据实际情况任用；因任明白后，其次推究并省察；原省明白后，其次辨明是非；是非明白后，其次实行赏罚。这样，愚者和智者各得其宜，尊贵者和卑贱者各居其位，仁者、贤者、不肖者各依本性行事；必定区别各人的才能，必定依据各自的名分，用它来侍奉上位者，用它来蓄养下位者，用它来治理万物，用它来修养自身；智谋不必强行使用，最终归于自然，这就叫太平治理的最高境界。所以《书》说：“有形有名，形名这种东西古人也有，但不是应当首先重视的。”古人谈大道，经过五次转变才可以谈形名，经过九次转变才可以谈赏罚。骤然谈形名，是不知道根本；骤然谈赏罚，是不知道源头。颠倒大道的次序来谈，违背大道来辩说，是人所治理的东西，怎么能够治理人呢？骤然谈形名、赏罚，只是懂得治理工具，不是懂得治理之道；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却不足以驾驭天下，这就是辩士片面而局限的见识。礼法、制度、形名以及比较详察，古人都有，这是下位者用来侍奉上位者的，不是上位者用来蓄养下位者的。万物都要依靠它才能存在的，就是天；没有什么不由它而趋向其所归的，就是道；道体现在我身上的，就是德；凭德而爱人，就是仁；爱而合宜，就是义。仁有先后，义有上下，这叫分。先者不专擅，后者不侵犯上位者，这叫守。形，是把万物区别出来；名，是给万物命名。所谓把万物区别出来，是什么意思？贵贱、亲疏用来标明和修饰它们，各物不同之处就是形。所谓给万物命名，是什么意思？贵贱、亲疏用来称呼它们，各自不同的称号就是名。区别万物，就是贵贱各有其适当的容止；给万物命名，就是亲疏各有自己的称号。根据亲疏贵贱而任用人，使其担任适合的职分，这叫因任。根据因任，使各人做适合自己的事。放任而不加察考，就会违背天地，所以必须推究实情、审察事务，这叫原省。原省明白以后，才可以辨别是非；是非明白以后，才可以施行赏罚。所以说：先明白天道，其次是道德；道德明白以后，其次是仁义；仁义明白以后，其次是名分和操守；名分和操守明白以后，其次是形名；形名明白以后，其次是因任；因任明白以后，其次是原省。原省明白以后，其次辨明是非；是非明白以后，其次实行赏罚。这九个转变，古人谁不遵循呢？到了后世却不是这样。他们仰头说：“那个苍苍而广大的东西是什么？它离我们不知有几千万里，难道能把我怎么样吗？我只做我自己要做的事罢了，何必取法于它？”于是便抛弃道德，背离仁义，忽略分守，轻慢形名，怠慢因任，忘记原省，只相信自己的是非，并把自己的赏罚加在别人身上。于是天下开始大乱，弱小者呼号而无处申诉；圣人不再出现，诸子便乘隙从偏见出发而出现。谈道德的人，把道说到幽杳深远而不可考察；探究一世有为之事的人，又认为有为不足以言说。研究形名的人，固守事物、诵习数字，劳苦到老，却凝滞于道德；他们都忘了自己的智慧和作为本来不足，却魁然自称圣人。可悲啊！所以说：“经过五次转变，才可以谈形名；经过九次转变，才可以谈赏罚。”谈论道却不遵守次序，又有什么可取呢？

译从前舜问尧：“天王如何运用心意？”尧说：“我不轻慢无所申诉的人，不废弃穷困的百姓，怜悯将死的人，喜爱幼儿而哀怜妇女，这就是我运用心意的方式。”舜说：“这样美是美了，但还不够广大。”尧说：“那么应该怎样呢？”舜说：“让天德自然流行，岂不是像日月照耀、四时运行，像昼夜各有常规、云行而降雨一样吗？”尧说：“难道就要纷扰不安吗？你是与天相合，我是与人相合。天地，是古人所尊崇的，也是黄帝、尧、舜共同赞美的。所以古代统治天下的人做什么呢？不过是顺应天地罢了。” 尧不轻慢无所申诉的人，不废弃穷困的百姓，怜悯将死者，喜爱幼儿，哀怜妇女。这虽然是施惠，却是用自己的心意去施惠于万物。用心意去施惠于万物，就只对某一类事物施行仁爱，所施的恩惠并不广大。所以舜说“还不够广大”，哪里比得上无心而施惠于万物呢？无心施惠于万物，所施的恩惠就广大，万物也能安定和平。所以舜又说“让天德自然流行”。孔子向西到周室收藏书籍，子路谋划说：“我听说周朝的典籍收藏官中有个老聃，辞职后回家居住。老师想收藏书籍，不如试着前去请他帮忙。”孔子说：“好。”孔子前去见老聃，老聃却不答应。于是孔子翻检十二经来向老聃说明，其中的话说到一半，老聃说：“太过繁琐了，请讲它的要旨。”孔子说：“要旨在于仁义。”老聃说：“请问仁义是人的本性吗？”孔子说：“是。君子没有仁就不能成就，没有义就不能生存；仁义是真实的人性，又还能做什么呢？”老聃说：“请问什么叫仁义？”孔子说：“内心真诚而使万物和乐，兼爱而没有私心，这就是仁义的实情。”老聃说：“恐怕这正是后世的说法吧。兼爱不也是违背本性吗？说没有私心，反而就是私心。先生如果想使天下不失去它们的本性，天地本来就有常规，日月本来就有光明，星辰本来就有次序，禽兽本来就有群体，树木本来就各自挺立。先生也只需放任德性而行动，循着道而前进，就已经达到极致了，又为什么要这样急切地高举仁义，像击鼓寻找逃亡的孩子一样呢？恐怕先生是在扰乱人的本性。”士成绮见到老子，问道：“我听说先生是圣人，所以不嫌路远而来，希望见您。” 我走了一百个驿舍，脚上磨起重重的老茧，也不敢休息；如今我看您并不是圣人。鼠洞旁还有多余的蔬菜却丢弃不吃，这是不仁；生食熟食不能尽列在面前，却积聚收藏没有边际。”老子漠然不答。第二天士成绮又来见，说：“从前我对您有所讥刺，如今我的心已经端正了，这是为什么呢？”老子说：“那种以巧智自命为神圣的人，我自以为已经摆脱了。过去你叫我牛，我就被称为牛；叫我马，我就被称为马。如果确实有那种实情，别人给我名称而我不接受，就会再次遭受祸患。我所承受的，只是恒常地承受；我不是因为穿着某种服饰才有某种身份。”士成绮像雁一样侧身避开老子的身影，恭敬地前进而问：“怎样修养自身？”老子说：“你的容貌高峻，眼神冲动，额头高耸，嘴巴张大，外表显得义正词严，像一匹被拴住而停立的马。行动时拘持不自然，发言时像机括突然发动；明察而自以为审慎聪明，机巧而显得过分张扬，凡此都使人不能相信。边境有个人，名字叫盗。”老子说：“道，对于大的方面并不终止于小的方面，对于小的方面也没有遗漏，所以万物都由它具备。它广大无边，没有什么不能容纳；它深远幽邃，无法测量。形、德、仁、义，都是神明的末节；除了至人，谁能使它们各得其定呢？至人生活在世间，难道不广大吗？但世间却不足以成为他的牵累。” 天下人奋力运用权柄，他却不与权谋同流；明察事物而知道一切不过偶然，却不随利益迁移；穷尽万物的真实，能够守住根本，所以能把天地置于身外、遗忘万物，而精神从未受到困窘。通达于道，合乎德，退避仁义，以礼乐为宾客，至人的心便有所安定。”世人所看重的道，在书本中。书本不过是语言，语言中有可贵之处。语言所可贵的，在于它所表达的意旨；意旨有所依随，而意旨所依随的东西，是不能用语言传授的。道无处不在。即使天地这样广大，也由道而生成；即使蜩和鴳这样微小，也由道而成。因此，道存在于大的事物中，也从未不在小的事物中；存在于小的事物中，也从未不在大的事物中。道处在大的事物中时，无法知道它的极限，所以说“在大处并不终止”；道处在小的事物中时，看不见它有所遗漏，所以说“在小处并不遗弃”。大的事物看不见它的极限，小的事物看不见它的不足，万物的功用无不具备，所以说“万物广泛而完备”。万物既然都已具备，道又没有什么不能包容，所以说“广大啊，没有什么不能容纳”。它包容万物，而深度没有边际，所以说“深邃啊，无法测量”。道既然如此，除了至人，谁能体察并运用它呢？所以至人体现大道，天下即使广大，也不能成为他的心灵负担，所以说“生活在世间，难道不广大吗？但不足以成为他的牵累”。权谋运用起来，他却不与之同行，所以说“天下人奋力运用权柄，他却不与之同流”；明察万物都是偶然来临的，不被它役使，所以说“明白一切不过是假借而来，不因利益而迁移”。辨明是非而不失其本性，所以说“穷尽万物的真实，能够守住根本”。至人如此，天地不足以拘束他，万物不足以牵累他，性命安然，广大逍遥，所以说“把天地置于身外，遗忘万物，而精神从未受到困窘”。远离有为而归于无为，明白自得之道，抑制仁义的外在执着，把礼乐置于身外；真君深沉宁静而不动，所以说“退避道德，以礼乐为宾客”。至人的心因此有所安定。世人因为看重语言而流传书籍；世人即使看重它们，也仍然不值得真正看重，因为他们所看重的并不是应当看重的东西。眼睛能够看见的是形体和颜色，耳朵能够听见的是名称和声音。可悲啊！世人以为凭形色、名声就足以得到事物的真实情况。如果形色、名声果然不足以得到事物的真实情况，那么知道真实的人不说，说出来的人反而不知道，世人又怎么能够认识它呢？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削车轮。他放下锤子和凿子上堂，问桓公：“请问您所读的书，说的是什么话？”桓公说：“是圣人的话。”轮扁问：“圣人还活着吗？”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说：“那么您所读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桓公说：“我读书，做车轮的人怎么能议论？你若能说明道理就算了，不能说明就得死。”轮扁说：“臣下从我做的事来看这件事：砍削车轮，慢了就松缓而不牢固，快了就艰涩而不能进入；不慢不快，手上得到分寸而心中相应，口里不能说出，其中却有规律存在。我不能把它讲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接受它，所以我活到七十岁还在老老实实地砍车轮。”古人的道理以及其中不可传授的部分，古人已经死了。

译那么您所读的，果然只是古人的糟粕罢了！道，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触摸它也得不到；不能用智慧测度，不能用情感寻求。它玄妙而达到极致，神奇而达到极致，只有圣人能够在心中体悟而知道它。圣人在心中体悟而知道它，是因为道神妙深微；而广大的后世之人不能知道它。所以书中所承载的只是道的粗略方面，书只是道的粗浅形迹。桓公不能在心中体悟至道，只是读圣人的粗浅形迹，难怪轮扁要讥刺他。然而轮扁虽然讥刺桓公，至于他自己制作车轮，他的技术虽是心中体会所得，也并非完全没有过失。砍破百年老树，把木材揉曲制成车轮，这是使木材失去本性，哪里比不上根本不去砍削成车轮呢？这两者同样受到有为的牵累，所以庄子在这一篇的结尾谈到这里。《南华真经新传》第六卷。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新传》第七卷　　　　宋代王雱撰写。《天运篇》。无为，是天的妙道。天道止于无为，如果只是无为，那么它的道就不能显现神妙；只有能够无为而又有所作为，然后道才显得玄妙而神奇。庄子因此写了《天运篇》。天是在运行吗？地是在安处吗？日月是在争夺各自运行的位置吗？是谁主宰推动这一切？是谁维系统摄这一切？是谁安居无事，却推动它们运行？难道是有某种机括使它们不得不如此吗？难道是它们自行运转而不能停止吗？云是为了降雨吗？雨是为了成为云吗？是谁使这些隆起而施布？是谁安居无事，沉溺于快乐而推动这一切？风从北方兴起，忽而向西，忽而向东，有时向上盘旋。是谁在呼吸使它如此？是谁安居无事而使它披拂？请问这是什么缘故？巫咸祒说：“来，我告诉你！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应它们就能治理，违逆它们就会凶险。九洛的事务得到治理，德行成就而完备，监察照临下土，天下拥戴他，这叫上皇。” 日月、云雨、风气，都是天的作用。天有它的作用却不把作用当作有意的作为，因此它的作用才永不停息。只有圣人取法于此而运用它，使天下得到宽宥，所以功业不会亏损，道也能曲折而完整地实现。幽深遥远之处没有不被照察知晓的，百姓的心也因此推戴而保存真性。所以说：帝王顺应它们就能治理，违逆它们就会凶险。九洛的事务得到治理，德行成就而完备，监察照临下土，天下拥戴他，这叫上皇。商国太宰荡向庄子问仁。庄子说：“虎狼也有仁。”太宰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子说：“父子彼此亲爱，怎么能说不仁呢？”太宰说：“请问最高的仁是什么？”庄子说：“最高的仁没有亲疏。”太宰说：“我听说没有亲疏就没有爱，没有爱就没有孝；说最高的仁是不孝，可以吗？”庄子说：“不是这样。最高的仁以自身为尊，孝本来就不足以用来说明它；这不是超过孝的说法，而是不局限于孝的说法。向南行的人到达郢地，面向北方却看不见冥山，为什么呢？因为离它太远。所以说，用敬来行孝容易，用爱来行孝困难；用爱来行孝容易，而忘记亲人却困难；使亲人忘记我容易，使我忘记亲人却困难；忘记天下容易，使天下共同忘记我却困难。所谓最高的仁，还没有达到大仁，只停留在不亲附的境界罢了。所以说，最高的仁没有亲疏；没有亲疏，那么亲人把我看作亲人，难道还会存在吗？所以说，使亲人忘记我容易；亲人忘记我，我便停止对亲人的用心，难道这就叫对天下也无心吗？忘记天下是困难的。天下不过是度量之外的一件物体罢了，我难道要把它看作实有而使它牵累我的心吗？也不过把它忘掉罢了。” 所以说，忘记天下是容易的。然而天下虽然只是度量之外的一件物体，万物却要依靠我才能得到充足。所以说，使天下共同忘记我很困难。这种最高的仁还没有达到共同忘记；只有大人任凭万物自然，把一切交给万物自行作为，所以才能共同忘记。共同忘记，就进入了真空境界。德行遗弃尧舜而不取法，利益恩泽施及万世，天下却没有人知道，难道只是长叹着谈论仁和孝吗？孝悌、仁义、忠信、贞廉，这些都是自己勉强用力而役使自身德性的行为，不值得过分称道。所以说：达到最高贵，国君的爵位可以合并在它之中；达到最富有，国家的财富可以合并在它之中；达到最大的愿望，名誉也可以合并在它之中。因此大道不会改变。万物都完备于我，而我能够使它完整而不受亏损，那么最高的尊贵、最高的富有、最大的愿望，就都包括在其中了。大道哪里还会有所增加或减少呢？所以说：达到最高贵，国君的爵位可以合并在它之中；达到最富有，国家的财富可以合并在它之中；达到最大的愿望，名誉也可以合并在它之中。因此大道不会改变。北门成向黄帝问道：“黄帝在洞庭的旷野奏起《咸池》之乐，我开始听时感到恐惧，再听感到懈怠，最后听到时反而迷惑。浩荡而沉默，竟然不能自得。”黄帝说：“你大概就是这样吧！我用人事来演奏它，用天理来征验它，用礼义来推行它，以太清来建立它。最高的音乐，先以人事响应它，再以天理顺应它，以五德来推行它，以自然来呼应它，然后调理四时，使万物达到太和。四时交替兴起，万物循序生长；一盛一衰，文武交替而有常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动的光彩成为它的声音。蛰伏的虫子开始活动，我用雷霆惊动它们。它终结时没有尾，它开始时没有头；一死一生，一败一兴，变化常常没有穷尽，而统一之道不可执守。你因此感到恐惧。”“我又用阴阳的和谐来演奏它，用日月的光明来照耀它。它的声音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而归于齐一，不拘守固定的常规。它在山谷中就充满山谷，在坑洼中就充满坑洼；涂郄守神，随事物而定量。它的声音挥洒舒展，它的名称是高明。因此鬼神守在幽暗之中，日月星辰各自运行而不失其规律。我用有穷来止息它，又让它流行于无穷。你想思虑它却不能知道，望着它却看不见，追逐它却赶不上。” 我茫然站在四方空旷的道路上，倚着枯桐吟咏，眼睛达不到想看的尽头，力量也不足以追逐想追逐的东西。我既然赶不上，也就算了；形体充满空虚，于是达到委蛇的状态。你处于委蛇状态，所以感到懈怠。”“我又用无所懈怠的声音演奏它，以自然的命运调和它，所以它像混沌中万物纷纷生长，林中音乐自然流行而没有形迹，布散挥动而不受牵曳，幽暗昏冥而没有声音，运动无方，居处于深远幽冥之中。有时称它为死，有时称它为生；有时称它为实，有时称它为荣。它运行流转、散布迁徙，不拘守固定的声调。世人对此感到疑惑，便要考察圣人。所谓圣人，就是通达实情而顺遂天命。天机不张显而五官功能完备，这叫天乐。不用言语而心中喜悦，所以有焱氏为它作颂说：‘听它，听不见它的声音；看它，看不见它的形体；它充满天地，包裹六极。你想听它，却没有可以接触的对象，所以才会迷惑。’”“音乐这种东西，开始时使人恐惧，因为恐惧而感到鬼神作祟；我又用懈怠继承它，因为懈怠而逃避；最后归于迷惑，因为迷惑而愚昧，因为愚昧而达到道。道可以承载万物，人也可以与它一同前行。天下最微妙的道，在它混合未分时，天、人、阴阳、万物，纤细之处全都还没有形成；等到它分散以后，天地各有位置，阴阳各有不同的气，万物各自成为万物，没有什么不由它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