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新传》卷十五宋王雱撰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新传》第十五卷，宋代王雱撰 《寓言篇》天下世俗之人被异端学说迷惑，不知道圣人的大道，所以必定要借助言辞来启发说明。庄子因此写作《寓言》篇。寓言占十分之九，是借用外人的议论来说明；重言占十分之七，是借重古人的话来说明；卮言每天自然流出，和合于天道的分际。寓言占十分之九，就是借用外人的议论。亲生父亲不替自己的儿子作媒，亲生父亲称赞儿子，也不如不是他父亲的人称赞来得可信。这不是我的过错，而是人的过错。凡是与自己相同的就响应，不同于自己的就反对；与自己相同的就认为正确，和自己不同的就认为错误。重言占十分之七，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论得到印证。把话说成老年长者之言，是因为他们年长，却没有说明事理的经纬、本末；以年长为依据，并不等于他们的是非判断就一定正确。人如果没有足以先于别人的道理，就没有人道；人如果没有人道，就叫作陈旧无用的人。卮言每天自然流出，和合于天道的分际，因而绵延不绝，足以穷尽一年。孔子说：“我想不说话。”孟子说：“我难道喜欢争辩吗？”这些圣贤本来都想不说话。然而不得不说、不得不争辩，只是因为实在无法避免。庄子所说的话，也是出于不得已，是想消除天下人的迷惑，使人的性命恢复正道。但庄子的言说并不只有一种，所以有寓言、重言、卮言。寓言，是极力说明大道的真实空寂，因为世俗之人必定把它看成迂阔怪异，所以假托为他人所说来表达，使人达到十分相信其中九分。因此说：“寓言十分之九”，又说：“借用外人的议论。”重言，是论述前代的正道，使世俗之人乐于听闻而不感厌倦，所以推托为年高长者的话来增加分量，使人达到十分相信其中七分。因此说：“重言十分之七”，又说：“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论得到印证。”卮言，不采用固定不变的言辞，而是不断更新，就像卮这种器皿倾斜仰俯、所容不一；因为世俗之人难以知道大道的妙本，所以使它和合于自然的分际。因此说：“卮言每天自然流出，和合于天道的分际。”这三种方式，是庄周用来撰成此书的方式。用这三种方式来考察庄周所说的话，然后才能得到庄周言说的真正意思。不言说，万物便齐同；齐同一旦与言说相遇，就不再齐同；言说也因而与齐同不相合。所以说：以不言来言说，终身言说而又如同从未说过；终身不言，也如同从未不言。事物各有自己的根据，因此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各有自己的根据，因此有时如此，有时不如此。什么情况下说它如此？因为它在如此之中就是如此。什么情况下说它不如此？因为它在不如此之中就是不如此。什么情况下说它可以？因为它在可行之中就是可行。什么情况下说它不可以？因为它在不可行之中就是不可行。事物本来各有如此的一面，事物也各有可行的一面；没有什么事物不是如此，没有什么事物不可行。这不正是卮言每天自然流出、和合于天道分际的表现吗？若不是这样，谁能够长久保持不变呢？万物都是种子，凭借不同的形态相互递变；始终好像一个环，没有人能够穷尽它的条理，这叫作天均。天均，就是天道的分际。所谓万物，我和它们本来同出一根。我若不说话，万物就同我合而为一。所以说：“不说话就能齐同。”一旦齐同而又开口说话，万物和我便又重新分开了。所以说：“齐同之后再说话，就不能齐同；不齐同而停止说话，便又齐同了。”所以说：“不言而又无所不言，万物就自然齐同。”这就叫作“天均”。自然齐同，就守住了自然所分定的本分。所以说：“天均，就是天倪。”这就是寓言之言反复不一的情形。庄子对惠子说：“孔子活到六十岁，思想也发生了六十次变化；起初认为正确的，最后又认为错误。谁知道现在所认为正确的，将来会不会又被认为错误呢？那么，过去五十九次都错了吗？”惠子说：“孔子是勤奋用心、努力求知的人。”庄子说：“孔子已经谢绝这种说法了，只是他从未这样说过。孔子说：‘人的才性受之于大道根本，又恢复虚灵而生；发声时合乎音律，说话时合乎法则。利害、仁义陈列在眼前，人们的好恶和是非，不过是强行压服人的口舌罢了，使人竟然从内心屈服，不敢违逆抗争。’把天下安定下来，已经可以了吗？已经可以了吗？我恐怕还赶不上他啊！” 圣人进入大道的奥妙境界，与万物的变化合而为一，随着时势的变化共同运行，哪里会有凝滞不通的累赘呢？这就是庄子说孔子活到六十岁而有六十次变化的原因。随着时势运行，只适应变化而前进，其中有过去、未来和现在的差别。因此，过去所做的若是正确的，那么现在所做的就可能是错误的；现在所做的若是正确的，那么过去所做的就可能是错误的。大概只有才性完备而能通达天命，才能圆融通达至此。惠子不知道圣人是这样，却以为圣人是勤奋用心、努力求知之后才懂得这些，所以庄子才有“接受才性而复归虚灵”的说法。才性，是性命的根本；虚，是精神的居所。圣人能够通达性命的根本，保全精神的居所，以虚静之心等待万物；万物来了就发声回应，自己未曾预先发言，但一开口必定合乎道理。这就像依照同一音律，气息进入便发声，气息停止便不发声，使天下人从内心信服而自然安定。所以说：“发声合乎音律，说话合乎法则。”又说：“使人从内心信服而安定，天下也就安定了。”这就是圣人随变化而化育万物的情形。曾子两次出仕，内心也两次发生变化，说：“我第一次出仕时，俸禄只有三釜，却因为能奉养父母而心中快乐；后来出仕，俸禄有三千钟，却不能供养父母，我心中悲伤。”弟子问孔子：“像曾参这样的人，可以说他的心没有被外物牵挂吗？”孔子说：“已经被牵挂了。心无所牵挂的人，难道会有悲哀吗？那种人把三釜、三千钟看得就像鹳雀、蚊虻从眼前飞过一样。” 君子并不是存心要出仕，却有时出仕，是因为要奉养父母。为了父母而出仕，俸禄虽然微薄，只要能够供养父母，内心就会极其快乐。这就是曾子第一次出仕时，虽然只有三釜的薄俸，却能供养父母，所以曾经感到快乐。出仕本来是为了父母，俸禄虽然丰厚却不能供养父母，内心就不会快乐。这就是曾子后来出仕时，虽然有三千钟的厚禄，却不能供养父母，所以曾经感到悲伤。曾子的本心是同一个，出仕也是同一件事，但悲伤和快乐却不同，是因为父母有生有亡。所以说：“曾子两次出仕，内心两次变化。”曾子把父母放在心上，难道会被偶然得到的外物牵累内心吗？父母已经去世而俸禄丰厚，他仍不快乐，这就是孔子以蚊虻飞过眼前作比喻的原因。颜成子游对东郭子綦说：“我听到您的话后，一年便质朴无饰，二年便顺从自然，三年便通达，四年便与万物齐同，五年便随遇而安，六年便神妙之道入于内，七年便自然成就，八年便不知有生也不知有死，九年便达到大妙。生，是有所作为；死，也是有所助益。先生认为死有它的根由而生，阳气没有根由却果真如此吗？它究竟趋向哪里？又究竟不趋向哪里？天有历数，地有人事根据，我到哪里去求知这些？没有人知道它的终点。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它没有天命呢？又没有人知道它的起点。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它有天命呢？若有相互感应，怎么能说没有神妙之理呢？若没有相互感应，怎么能说有神妙之理呢？”

译圣人的道，深奥玄妙而归于真空，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知道，只有经历长久修习，最后才能得到。这就是颜成子游听到子綦的话，经过九年才达到大妙。一年而质朴，是挫去锋芒、返归淳朴；二年而顺从，是与尘俗相同而不违逆世俗；三年而通达，是顺应时势、安于变化而不被蒙蔽迷惑；四年而与物齐同，是与万物和谐相处而没有彼我之分；五年而随遇而安，是所到之处都能适合而自得；六年而神妙入内，是通达幽深奥妙，精神与冥冥之理相合；七年而自然成就，是任凭自然运行而没有亏损；八年而不知生死，是明白了不生不死的境界；九年而达到大妙，是穷尽真空妙有的极致。进入大道而没有达到大妙，还不足以说是真正有所得。颜成子游经过九年才达到大妙，也可以说是有所心得了。然而他与圣人仍有差别：圣人一出生便知道这些，哪里还需要积累时间之后才得到呢？这正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地方。众多的罔两问影子说：“你刚才俯下身，现在却仰起身；刚才束着头发，现在却披散着头发；刚才坐着，现在却站起来；刚才行走，现在却停下，这是为什么？”影子说：“我只是随动而变罢了，何必稍稍追问呢？我有这样的变化，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就像蝉蜕和蛇蜕，似乎是它们，却又不是它们。火和太阳，是我聚集显现的条件；阴暗和黑夜，是我代替显现的条件。难道我是有所凭借才存在的吗？何况那些凭借外物而存在的呢？”那个人来了，我就跟着他来；那个人走了，我就跟着他走；那个人强盛活动，我也跟着强盛活动。既然一切都随变化而动，又有什么可问的呢？阳子居住在南方的沛地，老聃向西游历秦国，在郊外受到邀请，到了梁国遇见老子。老子在路上仰天叹息说：“起初我以为你可以教导，如今看来却不可以了。”阳子居没有回答。到了住处，他拿来盥洗、漱口、擦脸和梳头的用具，脱下鞋放在门外，整理衣服快步上前说：“刚才弟子想请教先生，但先生行走时没有空闲，所以不敢开口；现在有空闲了，请问其中的原因。”老子说：“你那副傲慢张扬的样子，要和谁相处呢？真正洁白的人好像蒙受污辱，盛大的德行好像还有不足。”阳子居惭惧地变了脸色，说：“谨慎地听从您的教诲。”他先前出行时，住店的人迎接他，店主人亲自拿席子，妻子拿毛巾和梳子，店里其他人都避开自己的席位，烧火的人也避开灶台；他回来时，赶车的人却同他争起席位来。影子，是形体所产生的；形体，是自身所具备的。影子虽然由形体产生，却不完全依赖形体；形体虽然由自身具备，却不借助另一个“自身”。所以影子所凭借的是火和太阳，形体所借助的是质朴本真。火和太阳明亮，影子才会聚集显现；质朴本真完整，形体便可忘却。这就是庄子讲罔两问影以及老子教导阳子居那些话的原因。罔两是幽暗阴微之物，阳子居是阳明外显之人。处在幽暗之中的，不应追问影子；处在阳明显露之中的，不应粉饰形体。因此只须把二者一并忘掉罢了。两者都忘掉，就叫作能够通达事物的极致。所以庄子把这段话放在《寓言》篇的末尾。《南华真经新传》第十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