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新传卷八　　　　宋　王雱　撰

译民间俗语说：“普通人看重利益，廉士看重名声，贤士崇尚志向，圣人珍视精粹。”利益，是用来调和义的东西；普通人只是看重利益，所以说：“普通人看重利益。”名声是实际内容的附属物，廉士只是看重它，所以说：“廉士看重名声。”志向，是内心所趋向并希望成就大事的东西；贤士只是崇尚它，所以说：“贤士崇尚志向。”精粹，是纯粹不杂的道；圣人只是珍视它，所以说：“圣人珍视精粹。”因此，利益不如名声，名声不如志向，志向不如精粹，这就是这段话有次序的原因。所以所谓“素”，是说它不与任何东西混杂；所谓“纯”，是说它不损伤自己的精神。能够体察并实行纯素之道的人，称为真人。“纯”就是不混杂；“素”就是质朴。质朴便达到纯，纯便达到粹，粹便达到精，精便达到神，仅此而已。所以说：“纯素之道，唯独守护精神。能够守护而自得，便与圣人没有两样。”又说：“守护而不失，与精神合而为一。”专一，是道的玄妙根本，最终归于自然无为。所以说：“专一之精通达，便与天道的秩序相合。”这说的是进入神妙境界的次序。《缮性》篇 矫饰、削刻、偏僻、奇异的行为，并不是出自人的天真本性，而是产生于世俗的虚伪之心。虚伪之心一旦发生作用，正真的本性就会因此丧失；本性丧失却不知道是自己造成的，反而还想用虚伪去使它恢复完整。庄子因此写作《缮性》篇。在世俗学问中修治本性，以求恢复本初；在世俗思想中放纵欲望，以求达到明察，这就叫作蒙蔽之民。上天赋予人的本性，本来只是宁静罢了。宁静就能明察，明察就没有什么不能通达。世俗之人承受了上天赋予的本性，却把宁静一定变成躁动，并且不认为宁静是好的；有了明察却不显露，就认为这种明察不足以光耀众人。因此对外追逐异端学问以求善，对内在宁静中专务思虑以增加明察。异端学问虽然有所获得，内在的宁静反而变成躁动；思虑越精密，内在的明察反而越昏暗。因为宁静反而躁动，便用各种方法治理本性，以恢复宁静；因为明察反而昏暗，便役使思虑，以恢复明察。这不是通达周遍的人。所以说：称为蒙蔽之民。古代治理道的人，用恬淡来养护智慧；智慧产生，却不以智慧作为有意的行为，这叫作用智慧来养护恬淡。智慧和恬淡相互滋养，和谐的道理便从本性中产生。恬淡就是宁静，智慧就是运动。运动出自智慧，便是善于运动；宁静出自恬淡，便是善于宁静。运动一定回复于宁静，宁静一定达到运动。以恬淡而宁静，万物没有什么能够扰乱它；以智慧而行动，万物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这就是圣人善于动静而不违逆规律，只是像从本性中自然流出一样。所以说：智慧和恬淡相互滋养，和谐的道理从本性中产生。德就是和，道就是理。德无所不容，就是仁；道无所不合理，就是义。义理明白而万物亲附，就是忠；内心纯实而返回真实情感，就是乐；诚信落实在仪容形体上而合乎文饰，就是礼。礼乐片面地推行，天下就会混乱。那些自以为端正而蒙蔽自己德性的人，德性就会受到遮蔽；一旦受到遮蔽，万物必然失去自己的本性。德，就是有所获得。自己有所获得便和谐，不想向外显露，所以说“德就是和”。道，就是道路；凡是可以称为道的，必定有其中的道理，所以说“道就是理”。自己有所获得而又能够包容万物，就能兼爱，所以说“德无所不容”就是仁。道可以实行而又顺合事理，就一定适当，所以说“道无所不理”就是义。义合乎适当，便能得到中正，万物也会归附，所以说“义理明白而万物亲附”就是忠。内心纯实而返回真实情感，就是乐，也就是所谓快乐从内心产生。诚信落实在行为、仪容和形体上而顺合文饰礼法，就是礼，也就是所谓礼从外在形式产生。礼乐只是道德的枝绪余末，圣人不专靠它们来治理天下。所以说：“礼乐片面地推行，天下就会混乱。”这就是庄子不推崇礼乐的话。古代的人处在混沌蒙昧的状态中，与整个时代合为一体而得到淡泊宁静。那时阴阳和谐安静，鬼神不来扰乱，四时运行合乎节度，万物不受伤害，众生不会夭折。人虽然有智慧，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使用，这叫作至一。那时没有谁刻意作为，一切始终顺其自然。等到德性开始衰落，到了燧人氏、伏羲氏开始治理天下，于是顺应自然却不能保持专一。德性又进一步衰落，到了神农氏、黄帝开始治理天下，于是能够使天下安定却不能顺应自然。德性又进一步衰落，到了唐尧、虞舜开始治理天下，兴起了治理教化的流弊，□淳朴散失，离开大道而追求善，以危险的德行作为行动准则，随后舍弃本性而听从人心。人心与人心相互以知识认识，却不足以安定天下，于是又附加文饰，再增加博杂的文章，毁灭质朴而沉溺于博杂，于是百姓开始迷惑混乱，无法返回自己的性情、恢复本初。由此看来，世间丧失了道，道也丧失了世间，世间与道相互丧失。修道之人凭什么使道在世间兴起？世间又凭什么使道兴起呢？道没有办法在世间兴起，世间也没有办法使道兴起；即使圣人不在山林中，他的德性也已经隐没了。燧人氏、伏羲氏的时代，可以说是质朴纯素的时代。庄子认为它还比不上混沌蒙昧的最初状态，所以说到了这个阶段德性已经衰落。神农氏、黄帝的时代，可以说是最为平和的时代。庄子认为它比不上伏羲、燧人的时代，也说德性又进一步衰落。唐尧、虞舜时期，可以说是治理最好的朝代。庄子认为它比不上神农、黄帝的时代，也说德性再次衰落。因此，燧人、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这些时代，庄子都不取法；他所取法的是古代混沌蒙昧的最初状态。在混沌蒙昧之中，人守持自己的真实本性，事情任其自然，哪里知道还有仁义礼乐的端绪、超越世俗而出众的行为，哪里会刻意修饰本性并仿效它们呢？这是庄子所取法并加以称说的，用来痛恨世俗。它与前篇所论至德之世、太初无有的意思相同。正因为隐遁，所以并不是为了自行隐蔽。古代所谓隐士，不是藏起身体而不让人看见，不是闭口不言而不发表意见，也不是隐藏智慧而不发挥。只是时运和命运极其乖谬罢了。若合于时运和命运而在天下大行其道，反而归于专一而不留下形迹；若不合于时运和命运而在天下困穷，就深深扎根、安定至极，等待时机。这就是保存自身的方法。士人隐居山林，并不是想把自己的身体藏起来，也不是想闭口不言，也不是想隐藏自己的智慧，而是出于不得已罢了，所以说：“时运和命运极其乖谬。”因此，正当道术盛行时也不增加什么，只是抱守专一而恬淡寂静，所以说：“合于时运和命运而在天下大行其道，便反归于专一而不留下形迹。”处于穷困之中也不减少什么，只是深深扎根、牢固树立根基，所以说：“不合于时运和命运而在天下极其困穷，就深深扎根、安定至极而等待。”这样才能保全自己的形体，所以说：“这就是保存自身的方法。”

译古代保存自身的人，不靠辩说来粉饰智慧，不靠智慧穷尽天下之理，也不靠智慧穷尽德性；安然处在自己的位置上，返回自己的本性，如此便够了，又还要做什么呢？道本来就不狭小，实行德本来就不狭小；拘泥于小的见识会损伤德性，实行小的行为会损伤大道。所以说：端正自己罢了，这就叫作保全天性的快乐。所谓得志，古人所说的得志，不是指获得轩冕，而是说没有什么能够增加他的快乐罢了。今天所谓得志，却是指获得轩冕。轩冕加在身上，并不是人的本性和性命，而是外物偶然寄托在身上的东西。它寄托而来时，不能阻止；它离去时，也不能挽留。因此，不因轩冕在身上便放纵自己的志意，也不因贫穷困约便迎合世俗；无论处在显达还是穷困中，快乐都相同，所以只是没有忧愁罢了。如今外物寄托离去，便不快乐。由此看来，即使一时快乐，也未曾不是荒谬的。因此说：把自己丧失在外物之中，把本性丧失在世俗之中，就叫作本末倒置的人。所谓保全天性的快乐，就是乐于顺应天命、知晓命运而不损害本性。乐天，是为了知天；知命，是为了达到对命运的通达。知天，就任凭自然；通达命运，外物就不能役使自己。这样，本性才得以保全。本性保全，就能自得；自得，志向就没有不能实现的。所以说：“保全天性的快乐，就叫作得志。”所谓得志，是死生、忧患、富贵、穷达都不能牵累内心，更何况微小的轩冕呢？所以说：“不是指获得轩冕。” 《秋水》篇 天下世俗之人，治理本性不用圣人的正道，却只追逐诸子的世俗学说。世俗学说虽然广泛而泛滥，也有可观之处，怎么知道它没有根源呢？庄子因此写作《秋水》篇。秋天的洪水按时到来，百川之水灌入黄河。黄河水流盛大，两岸和沙洲之间，连牛和马都分辨不清了。于是河伯欣然自喜，认为天下的美好全都集中在自己这里。他顺着水流向东行，到了北海，面朝东方观看，却看不见水的尽头。这时河伯才转过脸来，面向海神若而叹息说：“俗语有这样的话：‘听到的道理很多，便以为没有谁能比得上自己’，说的就是我。我还曾听说有人认为孔子的见闻少、伯夷的义行轻，当初我不相信。如今我看见您的广大难以穷尽，如果不是来到您的门前，那就危险了，我将长久被通达大道的人嘲笑。”北海若说：“井里的青蛙不能和它谈论大海，是因为受困于井的空间；夏天的虫不能和它谈论冰，是因为拘限于时令；见识偏狭的人不能和他谈论大道，是因为受束缚于所受的教诲。如今你走出河岸，观看大海，才知道自己的鄙陋，这才可以和你谈论大道。天下的水，没有比海更大的，万川归入海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却不会盈满；尾闾排泄海水，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却不会枯竭。春秋四时的变化不能使它改变，旱涝也不能使它增减。它超过江河的水流，无法计算。我却从未因此自以为多，是因为我把自己的形体比作天地，从阴阳那里承受气。” 我处在天地之间，就像小石头、小树木处在大山之中。我正存有自己所见很少的认识，又凭什么自以为多呢？” 圣人的道，浑然合一而一致。它的深度无法测量，它的广度无法穷尽。运用它不会枯竭，积蓄它不会盈满。它流出的余润可以救济天下，它的末流也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没有什么不能容纳，没有什么不能达到。这就是圣人的道。等到大道散失而不能复兴，世代衰落而不能使道复兴，诸子纷纷出现，学说浩大而流荡。这就是庄子写河伯欣然自喜的话的原因。河伯欣然自喜，是用来比喻诸子庆幸自己的学说得以施行。诸子虽然为自己的道盛行而喜悦，哪里知道其中还有圣人的道呢？这就是庄子写河伯向东行走而到达北海的话的原因。然而圣人的道，天下没有不尊奉的，万物没有不由它而行的。它空虚冲和却从未盈满，施用它却从未有人察知。自古以来它本来就存在，不因治乱而改变。它远远超过诸子之道，却从未以自己的广大、深远、幽微、玄妙自夸，也不独自占有其丰盛，所以始终没有穷尽。因此说：“天下的水，没有比海更大的；万川归入海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却不会盈满；尾闾排泄海水，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却不会枯竭；春秋四时不变，旱涝不能使它增减。它超过江河的水流，无法计算。” 我却从未因此自以为多，是因为我把自己的形体比作天地，从阴阳那里承受气。我处在天地之间，就像小石头、小树木处在大山之中。我正存有自己所见很少的认识，又凭什么自以为多呢？计算四海在天地之间的地位，难道不像小小的蚁穴在大泽之中吗？计算中国在四海之内的地位，难道不像一粒小米在大粮仓中吗？世间万物的数目，称作万人，人只是其中的一分子。九州的人群，靠谷物养活，靠舟车交通，人也只是其中的一分子。把人和万物相比，难道不像马身上的一根毫毛吗？五帝所相承继的事业，三王所争夺的天下，仁人所忧虑的事情，任事之士所劳苦的事情，全都不过如此。伯夷辞让天下以成就名声，孔子谈论这些以显示博学，这就是他们自以为多。难道不像你先前在水面前自以为多吗？”河伯说：“那么，我把天地看得大，把毫毛看得小，可以吗？”北海若说：“不可以。万物的数量没有穷尽，时间没有终止，分际没有固定，终始没有一定的缘故。因此，大智慧的人观察远近，所以小的不会因此减少，大的也不会因此增加。知道度量没有穷尽，能够验证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遥远的不会使他困闷，近处的也不会使他局促。知道时间没有终止，明察盈亏，所以有所获得不喜悦，失去也不忧愁。知道分际没有固定，明白道路平坦，所以出生不欢喜，死亡不认为是灾祸，因为知道终始不可固定。计算人所知道的，不如他所不知道的多；计算他出生后的时间，不如未出生以前的时间长。” 用极其微小的见识去穷究极其广大的境域，所以迷乱而不能自得。由此看来，又怎么知道毫毛足以确定最细小的界限？又怎么知道天地足以穷尽最大的境域？”河伯说：“世间议论的人都说，最精微的东西没有形体，最大的东西无法围量，这确实是实情吗？”北海若说：“从细小处观察大的事物，就不能穷尽它；从大的事物观察细小的事物，就不能明察它。” 运用视力去察看秋毫，就会被秋毫遮蔽，看不见丘山，因而不能穷尽；集中目光去观看丘山，就会被丘山遮蔽，看不清秋毫，因而不能明察。所以说：从细小处观察大的事物就不能穷尽，从大的事物观察细小的事物就不能明察。这都是只看见自己所能看见的，而所看见的有所达不到；只观察自己所观察的，而所观察的有所遗漏。难道不如收敛自己的明察吗？如果这样，万物就会全都明白，能够看见其真实了。

译精微，是细小到了极点；粗大，是盛大到了极点，所以二者各有不同。这是形势所造成的差别。所谓精粗，都是以有形之物为限的。没有形体的东西，是数量无法分别的；不可围量的东西，是数量无法穷尽的。可以用言语论说的，是事物的粗浅层面；可以用心意体察的，是事物的精微层面。言语不能论说、心意不能察知的境界，就不属于精或粗的范围。精微，是粗大的细小一面；粗大，是精微留下的形迹。它们都没有脱离形体和物质，所以说：“所谓精粗，都是以有形之物为限的。”只有没有形体，巧于计算的人也不能计算；只有不可围量，最明察的人也不能测度。寂静深奥而玄妙，内心得以领会它的人，精粗两者都忘掉了。这是北海若所说大道的最高境界，所以说：“没有形体的东西，是数量无法分别的；不可围量的东西，是数量无法穷尽的。”又说：“言语不能论说、心意不能察知的境界，不属于精或粗的范围。” 因此，大人的行为，不以伤害人为目的，不特别夸耀仁恩；行动不专为谋利，不轻视门隶；货财不争，不特别夸耀辞让；办事不借助外物，不以人的劳力为可夸耀，也不轻视贪污者；行为不同于世俗，却不特别夸耀偏僻奇异；所作所为在于随从众人，不轻视谄媚的人。世俗的爵禄不足以劝诱他，刑戮和耻辱不足以使他感到羞辱。他知道是非不能划分出固定界限，细大不能确定固定边际。听说道之人不求闻名，至德之人不自以为有所得，大人没有自我，这是约束分际的最高境界。”河伯说：“如果超出万物之外，或者处在万物之内，到哪里才能划分贵贱、确定大小呢？”北海若说：“从道来看，万物没有贵贱；从万物各自来看，都是自贵而相互轻贱；从世俗来看，贵贱并不由自己决定；从差别来看，依据某物所显得大的方面把它看大，那么万物没有不大的；依据某物所显得小的方面把它看小，那么万物没有不小的。知道天地可以看作一粒小米，知道毫毛可以看作丘山，差别的数目和界限就显现出来了。” 天下的世俗之人，被诸子的学说迷惑，因而产生自我。有了自我，就有彼此，就会争论我与他、大与小的区别，不能达到齐同和谐。庄子写到这里，借北海若的话，寄托齐同和谐的意思。天下万物都同样出自道，它们之所以不同，只是形体、性质和大小有差别。所以天地大于丘山，丘山大于毫毛。从道的通达观点看，它们都只是万物罢了，怎么知道丘山不能大于天地，毫毛不能大于丘山呢？又何必比较它们形质的大小，分别彼此和大小的差别呢？所以说：知道天地可以看作一粒小米，知道毫毛可以看作丘山。从功用来看，依据某物所具有的来承认它有，那么万物没有不是有的；依据某物所没有的来承认它无，那么万物没有不是无的。知道东方和西方彼此相反，却不能因此互相取消，那么功用的差别就确定了。从意趣来看，依据某物所正确的来承认它正确，那么万物没有不是正确的；依据某物所错误的来承认它错误，那么万物没有不是错误的。知道尧和桀各自顺其自然却相互认为对方错误，那么意趣和操守的差别就显现了。从前，尧舜谦让而成为帝王，燕王哙谦让却使国家灭绝；商汤、周武王争夺而成为王，白公胜争夺却因此灭亡。由此看来，争夺和谦让的礼法，尧和桀的行为，贵贱都有时代条件，不能当作永恒不变的准则。大梁可以冲撞城墙，却不能堵住洞穴，这是说器物各有不同。骐骥、骅骝一天能奔驰千里，捕鼠却不如狸和狌，这是说技艺各有不同。鸱鸮夜里能抓取跳蚤，看清毫毛，白天却瞪大眼睛看不见丘山，这是说本性各有不同。所以说：难道只把某一方面当作正确而没有错误，只把治理当作正确而没有混乱吗？这就是没有明白天地的道理、万物的实情。那就像只取法天而没有地，只取法阴而没有阳一样，显然是行不通的。然而还要不断这样说而不停止，不是愚蠢，就是欺骗人。帝王的禅让各不相同，三代的继承也各不相同；违背当时的时势、违反当地风俗的，叫作篡夺；适合当时的时势、顺应当地风俗的，叫作义。这类人难道只能默默无言吗？河伯，你哪里知道贵贱的界限、大小的范围呢？”河伯说：“那么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在辞让与接受、取舍与趋避之间，最终该怎么办呢？”北海若说：“从道来看，什么是贵，什么是贱？这叫作反复推衍；如果拘束自己的志意，就会与道大相违背。什么是少，什么是多？这叫作彼此推谢施与；如果执守一端而行动，就会与道参差不合。严肃庄重，如同国家有君主，却没有私人的恩德；从容广大，如同祭祀有土地神，却没有私人的福泽；泛泛无边，如同四方没有穷尽，没有边界，兼容并蓄地怀抱万物，谁能承受它的庇护呢？这叫作没有固定方所。万物齐同，哪里有长短？道没有终始，万物却有死生；不凭恃已经成就的事物，时而虚、时而满，也不把自己固定在某种形态上。年岁不能高举，时光不能停留；消长盈虚，终结之后又开始。这就是谈论大道的原则、讨论万物规律的方法。万物产生时，好像骤然奔走；没有一种运动不发生变化，没有一个时刻不发生迁移。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万物本来就将自行变化。”河伯说：“既然如此，道有什么可贵的呢？”北海若说：“知道道的人一定能通达事理；通达事理的人一定能明白权变；明白权变的人不会让外物伤害自己。” 无所不通达，就是知道道。知道道而不能超出道本身，就是通达事理；不能超出事理而又能够应对变化，就是明白权变。能够应对变化，难道还会被外物牵累吗？所以形体能够始终保全。因此说：知道道的人一定能通达事理，通达事理的人一定能明白权变，明白权变的人不会让外物伤害自己。道是事理和权变的本体，权变是道和事理的作用；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相互配合才能成立。至德之人，火不能灼伤他，水不能淹没他，寒暑不能伤害他，禽兽不能侵害他。并不是说他轻视这些灾害，而是说他能察知安危，在祸福面前安宁，谨慎决定去留，因此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至德之人，就是所谓至人。至人与万物没有违逆，万物也不能伤害他。水火、寒暑、禽兽，哪里能够加害于他呢？所以说：“至德之人，火不能灼伤他，水不能淹没他，寒暑不能伤害他，禽兽不能侵害他。”然而，至人并不一定能够使水火、寒暑、禽兽不伤害自己，而是任其自然，不轻易冒犯它们。所以说：并不是说他轻视这些事；它们来到时不逃避，离去时也不追逐。因此说：察知安危，以真诚的态度对待它，安于生死。因此说：在祸福面前安宁，与祸福一同出入而不违逆事理。因此说：谨慎决定去留。

译所以说：天性在内，人为在外；德性在于顺天，知道天与人的运行，本于天而立足于所得。屈伸往来，回到根本而谈论极致。有人问：“什么叫天？什么叫人？”北海若说：“牛马有四条腿，这叫天；给马套上络头，给牛穿上鼻环，这叫人。”所以说：不要用人为毁灭天性，不要用故意安排毁灭天命，不要用所得牺牲名声，谨慎守持而不要丧失，这叫作返回真实本性。蜈蚣羡慕蛇，蛇羡慕风，风羡慕眼睛，眼睛羡慕心。蜈蚣对蛇说：“我靠一条腿跳跃行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如今你驱使许多条腿，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蛇说：“不是这样。你没看见吐唾沫吗？喷出来时，大的像珠子，小的像雾气，混杂而落下的不可胜数。如今我发动自己的天机，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蜈蚣对蛇说：“我用许多条腿行走，却不如你没有腿，为什么呢？”蛇说：“天机发动时，怎么能改变呢？我哪里用得着腿？”蛇对风说：“我活动脊背和两胁而行走，还算有些相似。如今你从北海▯▯然兴起，▯▯然进入南海，却好像什么形体也没有，这是为什么？”风说：“是的，我▯▯然从北海兴起而进入南海。然而用手指指向我，便胜过我；用脚踩我，也胜过我。” 即使这样，能够折断大树、吹飞大屋的，只有我能做到。因此，把许多小的胜不过看作大的胜利。能够取得这种大胜利的，只有圣人能做到。孔子游历到匡地，宋国人把他包围了好几层，他仍然弦歌不停止。子路进去见他说：“先生为什么这样快乐？”孔子说：“来，我告诉你。我忌讳穷困已经很久了，却不能逃脱命运；我求得通达也已经很久了，却遇不到时机。当尧舜在位时，天下没有困穷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都得到施展；当桀纣在位时，天下没有通达的人，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都丧失了，而是时势自然如此。水中行走而不躲避蛟龙，是渔父的勇敢；陆地行走而不躲避兕虎，是猎人的勇敢；白刃交错在面前，视死如生，是烈士的勇敢；知道困穷有命，知道通达有时，面对大难而不恐惧，是圣人的勇敢。由此看来，我已经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了，我的命运有所制约。没有多久，带甲的军官上前道歉说：‘我们以为您是阳虎，所以包围了您；如今知道不是，请允许我们告辞退去。’公孙龙向魏牟请教说：“我年轻时学习先生的道术，长大后阐明仁义的行为，主张合同异、离坚白，论证‘然’与‘不然’、‘可’与‘不可’，使百家之智慧困窘，使众人的辩说穷尽。我自以为已经达到最高的通达境界。如今听到庄子的话，茫然觉得奇异，不知道是我的论辩赶不上他，还是我的知识不如他？” 如今我已经无法张开嘴来辩说，冒昧请问其中的方法。”公子牟倚着几案长叹，仰天大笑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井里的青蛙吗？它对东海的鳖说：‘我多么快乐啊！我在井栏上跳跃玩耍，进入破损的井壁边休息；跳进水里就托住腋下、支着下巴，踩进泥里就淹没脚背。看看虷、螃蟹和蝌蚪，没有谁能像我这样。而且我独占一坑水，在井栏中高踞而立，这种快乐已经达到极点了。您为什么不时常来这里看看呢？’东海的鳖左脚还没有踏进去，右脚已经被井栏卡住了。于是它迟疑着退回来，把大海的情形告诉井蛙说：‘千里之远，不足以概括大海的广大；千仞之高，不足以穷尽大海的深度。禹在位时，十年中有九年水灾，海水也没有因此增加；商汤时，八年中有七年旱灾，海水边岸也没有因此减少。不会因为时间短长而推移，也不会因为水多水少而增减，这就是东海的大快乐。’井蛙听到这些，惊惧失色，茫然自失。况且，明明不知道是非的究竟，却还想观察庄子的言论，这就像让蚊子背负大山，让商蚷奔跑渡河，必定不能胜任。况且，不知道论说的最高妙理，却只满足于一时的利益，这难道不是井蛙吗？” 况且，他正从黄泉之下登上大皇之境，无所谓南北，舒展开来而四方通达，沉入不可测的境界；无所谓东西，起于玄冥，又返归大通。你却拘拘谨谨地想靠观察去求得它，靠争辩去索取它，这正如用竹管窥视天空、用锥子指点大地，不也太狭小了吗？你走吧！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寿陵的少年到邯郸学习走路的故事吗？没有学会邯郸的本领，反而把原来的走法也丢掉了，只能爬着回去罢了。如今你还不离开，就会忘掉你原来的本领，丧失你原有的学业。公孙龙张口不能合拢，舌头举起不能放下，于是逃跑了。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王派两位大夫先去拜访，说：‘希望把国内的政事劳烦先生。’庄子拿着钓竿头也不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经三千年了，大王用巾帛包裹、用竹箱装着，把它珍藏在宗庙之上。这只龟，是宁愿死去留下骨骸而显得尊贵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涂中爬行呢？’两位大夫说：‘宁愿活着拖尾巴在泥涂中爬行。’庄子说：‘你们走吧，我将拖着尾巴在泥涂中。’惠子在梁国做相，庄子去看他。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了，是想取代你做相。’于是惠子恐慌，在国中搜寻了三天三夜。庄子去见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字叫鹓雏，你知道吗？’ 鹓雏从南海飞起，飞往北海，不是梧桐树就不栖息，不是练实就不吃，不是醴泉就不饮。这时鸱鸟得到一只腐烂的老鼠，鹓雏从它上空经过，抬头看了一眼，说：‘吓！如今你想拿你的梁国来吓我吗？’庄子和惠子在濠水桥上游玩。庄子说：‘鲦鱼悠闲自在地游出来，这是鱼的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本来就不知道你的心意；你本来就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这就完全确定了。’庄子说：‘请从问题的根本说起。你说“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既然这样说，就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而来问我；我是在濠水桥上知道的。’ 庄子写这一篇，是憎恶世俗把自己同万物区别开来，而其中又寄寓着齐同万物的意思。到了篇末，他又说自己知道鱼的快乐，这同《齐物论》最后以梦见自己变成蝴蝶所表达的意思相同。读《庄子》的人，应当探求庄子的本意。《南华真经新传》卷八。《子部·道家类·南华真经新传》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新传》卷九　　　　宋代王雱撰。《至乐篇》。能够舍弃异端之学，守住正性，忘掉自我而同万物齐同和谐的人，那么死生、富贵、穷达、寿夭都不能在心中造成芥蒂，便能怡然自在地遨游于天地之间了。庄子因此写了《至乐》篇。天下究竟有没有最大的快乐？有没有可以使身体存活的方法？如今应当做什么？凭借什么？躲避什么？处于什么境地？趋近什么？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天下人所尊崇的，是富贵、长寿、善名；所喜爱的，是身体安适、滋味厚美、衣服华丽、美色和音乐；所轻视的，是贫贱、夭折和恶名；所苦恼的，是身体不能安逸，口中不能享受美味，形体不能穿美服，眼睛不能看美色，耳朵不能听音乐。得不到这些，就大为忧愁恐惧；这样对待自己的形体，不也太愚蠢了吗！富有的人劳累身体、勤苦工作，积聚许多财物却不能全部享用；这样对待自己的形体，也太把它置于身外了。尊贵的人日夜操劳，思虑事情的好坏；这样对待自己的形体，也太疏忽了。人的出生，总是同忧患一起发生；长寿的人昏昏沉沉，长久忧虑而不能死去，这种苦楚是多么深啊！这样对待自己的形体，也太远离本性了。烈士为了天下而表现善行，却不足以保全自身。我不知道善究竟是真善，还是并不善？如果认为它是善的，却不足以保全自身；如果认为它是不善的，却足以使人活下去。所以说：忠诚的劝谏不应……[疑字]、退避而不争。伍子胥正是因为争辩而残害了自己的形体；不争取名声，也不能成就功名。善行果真存在吗？如今世俗所做的事以及他们所喜爱的事，我又不知道这种快乐究竟是不是真快乐。果真不是快乐吗？我观察世俗所喜爱的事，所有趋附它的人都拘谨急切，好像不得不这样，却都说是快乐；我既没有感到快乐，也没有感到不快乐。果真有快乐存在吗？我认为无为才是真正的快乐，可这又正是世俗最为苦恼的事。万物都不足以使人忧愁，这就是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快乐，不是从外界进入的，也不是受到声音感触而产生的，而是出于忘掉自我、实行无为；天下人却不能知道它。因此说：‘天下有没有最大的快乐？’只要能够忘掉自我、实行无为，最大的快乐自然就存在。有了最大的快乐，就可以保全身体。身体既然保全了，难道还会没有快乐吗？所以说：‘有没有可以保全身体的方法？’然而天下世俗之人不知道最大的快乐从哪里产生，只把富贵、长寿、善名，以及衣食声色的完备当作快乐。因此得到这些，就劳累形体、损伤生命，沉溺其中而不醒悟；失去这些，就刻意伤害生命，追求它们而不停止，这只不过是最大的迷惑罢了。哪里知道最大的快乐在于其快乐本身呢？是内在作为快乐的快乐，还是在这以外另有快乐吗？这就是庄子所说‘对待形体是愚蠢、外在、疏远、远离本性’的话。所以说：最大的快乐没有可称为快乐的快乐，最大的声誉没有可称为声誉的声誉。天下的是非，果真还不能确定。即使如此，无为却可以确定是非。最大的快乐能够保全身体，只有无为差不多才能做到。请让我试着说明：天以无为而清明，地以无为而安宁。因此天地二者的无为相合，万物都得到化育。恍恍惚惚，似乎无所从来；从恍惚中出现，又茫然无所执有。万物的形象由此显现，万物都从无为中繁殖。因此说：天地无为，却没有什么不作为的。人又有谁能够达到无为呢？最大的快乐产生于无为；无为就不是有意求得快乐，所以说最大的快乐没有快乐。最大的声誉出于难以命名；难以命名，就不是有意求取声誉，所以说最大的声誉没有声誉。然而无为符合天地之道。天地无为，却任凭万物自然生成，哪里会有劳苦困顿呢？这正是快乐达到极点的原因。人能够无为，也就能达到最大的快乐。人怎么能够达到无为呢？所以说：天以无为而清明，地以无为而安宁，天地二者的无为相合，万物都得到化育。又说：人又有谁能够达到无为呢？这就是庄子讥刺世俗的地方。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去吊唁。庄子却叉开双腿坐着，敲着瓦盆唱歌。惠子说：‘你和她共同生活，她养大孩子、陪你到老；她死了你不哭，也就算了，竟然还敲盆唱歌，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说：‘不是这样。她刚死的时候，我难道能不感到震动吗？考察她生命的开始，本来就没有生命；不只是没有生命，本来还没有形体；不只是没有形体，本来还没有气。在茫茫恍惚之间，变化而产生了气，气变化而有了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如今又变化而成为死亡，这就如同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人将要安然睡在天地这个大屋里，而我却在旁边大声哭泣，这是把不通达生命的命运当作自己的表现，所以停止哭泣了。’ 至人把生死看作来去，所以生命形成时不为它高兴，死亡毁坏时也不悲哀。庄子妻子死后叉腿坐着、敲盆而不哭，大概是已经明白生死的常理，因此达到了最大的快乐。这同孟子反、子琴张编曲鼓琴所表达的意思相同。支离叔和滑介叔在冥伯之丘、昆仑之墟，也就是黄帝休息的地方游览。不一会儿，柳树生在滑介叔的左肘上，他的神情惊惧厌恶。支离叔说：‘你厌恶它吗？’滑介叔说：‘不，我为什么要厌恶？生命不过是暂时借来的东西，借助它才得以出生；生命又像尘垢一样，生死如同昼夜交替。况且我和你正在观看变化，而变化也降临到我身上，我又为什么要厌恶呢？’ 支离叔这个名字，是说他的形体不端正；滑介叔这个名字，是说他的心不运用智巧。这是庄子创设两人的名字来寄托自己的意思。形体不端正的人，能够忘掉形体；心不运用智巧的人，能够忘掉智巧。忘掉形体、忘掉智巧，对生死就能明白了。因此两人一同游览，在冥伯之丘、昆仑之墟、黄帝休息的地方观察变化的奥妙。所谓观察变化，就是通达地观察生死的变化。能够通达生死的变化，外物哪里还足以牵累我呢？即使柳树生在滑介叔的左肘上，他也不因此厌恶。所以说：‘像这两个人一样，我又为什么要厌恶呢？’这可以说是万物都不足以使他忧愁，而内在能够保全于最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