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新传》卷十九宋王雱撰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华真经新传》卷十九，宋代王雱撰 《天下》篇 圣人的道，不希望分散。分散就流于外在，流于外在就会杂乱，杂乱就会使天下的道德不能归于一统。庄子因此写了《天下》篇。天下研究各种方术的人很多，都认为自己的作为已经无以复加。古代所说的道术，究竟在哪里呢？回答说：无处不在。又问：神从哪里降临？明从哪里产生？圣人有所由生，王者有所由成，都根源于一。圣人的道分散了，百家之学便兴盛起来。各家的方术在天下流行，却各不相同；各自都认为自己的作为已经穷尽了道，不能再增加什么。所以说：“天下研究方术的人很多，都认为自己的作为无以复加。”哪里知道道不止存在于某一方面呢？所以说：“古代所说的道术，究竟在哪里？”回答说：“无处不在。”道无处不在，它的精妙之处便成为神，它的边际之处便成为明；内在成为圣，外在成为王，这一切都出自精妙根本的一。故说：“神从哪里降临？明从哪里产生？圣人有所由生，王者有所由成，都根源于一。”庄子在篇末极力阐明大道，说明神、明、圣、王四者的根源。不离开道的根本，叫作天人；不离开精纯，叫作神人；不离开真性，叫作至人。以天为根本，以德为根基，以道为门径，从变化中显现征兆，叫作圣人。以仁为恩惠，以义为准则，以礼为行为，以乐为和谐，温和而慈仁，叫作君子。以法作为分限，以名作为表征，以操守作为验证，以考察作为裁决【原本有阙文】除此之外还有不属于这些方面的内容，也是圣人的道。所以说：与神明相配合，使天地醇厚，养育万物，调和天下，恩泽及于百姓。明白根本的条理，也联系末端的法度。六方通达、四面开展，无论大小、精粗，它的运行无处不在。圣人的道，精微处根本在于至妙，而其所以施行，在于独自体悟；粗浅处存在于法度，而其作用在于使众人能够实行。因此，士大夫能够明白它。所以说：关于数度方面的明白，旧有法度和世代流传的史籍中还有很多；关于诗书礼乐方面，邹鲁的士人和缙绅先生，大多能够明白。这正是庄子最终阐明孔子之道的地方。《诗》用来表达心志，《书》用来说明政事，《礼》用来规范行为，《乐》用来表达和谐，《易》用来阐明阴阳，《春秋》用来辨明名分。这些道理分散在天下，设置并流行于中原的，就是百家之学；有时各家也会称说并阐述它们。天下大乱，贤人圣人之道不明，道德不能统一，天下人往往各自得到其中一端，便以此自我欣赏。譬如耳、眼、鼻、口，各自有所明察，却不能彼此相通，就像百家各种技艺一样，各有所长，也各有时而可用。即便如此，它们不能包罗周全、不能普遍贯通，只是各执一端的学者罢了。他们分割天地的美，剖析万物的道理，考察古人的整体境界，却很少有人能够完备地把握天地之美，配称神明的容貌。庄子的德，不让万物扰乱自己的思虑，却能够信守自己的道。他并不是不知道仁义，只是认为仁义浅小，不足以实行于己；并不是不知道礼乐，只是认为礼乐浅薄，不足以教化天下。所以老子说：“道失去以后才有德，德失去以后才有仁，仁失去以后才有义，义失去以后才有礼。”由此可知，庄子并非不通晓仁义礼乐的意义；他认为仁义礼乐是道的末流，所以才加以轻视罢了。儒者的言论本来是好的，然而从未探求庄子的本意。喜爱庄子言论的人，固然知道读庄子的书，却也未曾探求庄子的本意。从前先王的恩泽，到庄子时代已经枯竭了。天下风俗大肆趋于诡诈，质朴之风也一并离散；即使当世的学士大夫，也没有人懂得以自身为贵、以外物为贱的道理。于是他们抛弃礼义的传统，在利害之间互相争夺，趋求利益而不以为耻，甚至丧失生命也不以为怨，逐渐沉溺其中，终于到了不可救治的地步。庄子为此忧患，想用自己的学说纠正天下的弊病，使之归于正道。他反复思虑，认为仁义礼乐都不足以匡正这种局面，所以主张齐同是非、平等彼我、统一利害，以内心的满足为所得。这就是他用来纠正天下弊病的原因。他既然已经用自己的学说纠正弊病，又担心后世真的拘泥于他的学说，而看不见天地的纯全和古人的大体，于是把自己的心意寄托在这篇文章中，以便自我解释。所以篇中说：“《诗》用来表达志意，《书》用来记述政事，《礼》用来说明行为，《乐》用来表达和谐，《易》用来说明阴阳，《春秋》用来辨明名分。”由此看来，庄子难道不知道圣人的道吗？他又说：“譬如耳、目、鼻、口，各自有所明察，彼此却不能相通；百家和各种技艺，也都各有所长，只是各有适用的时候。”用这句话来说明，圣人的道是完整地存在于彼，而不在此。他又把自己的书与宋钘、慎到、墨翟、老聃等人并列，都说是只通晓一曲而不完备、不周遍的学者，大概是想说明自己的言论是有所作为而发的，并不是大道的全部。那么，庄子难道不是有意针对天下的弊病而保存圣人的道吗？伯夷的清廉、柳下惠的和谐，也都是用来纠正天下弊病的。庄子的用心，也属于这两位圣人的一类。因此，内在成圣、外在成王的道理，隐晦而不明，郁结而不能发扬。天下人各自追逐自己的欲望，把自己的主张当作方法。可悲啊！百家之说一旦离开大道而不断走下去，就一定不能归于统一。后世的学者不幸看不见天地的纯全、古人的大体，道术将要被天下人的分裂说法割裂开来。道蕴藏于内，就是圣；显现于外，就是王。百家之术争相兴起，混杂扰乱了大道，所以大道变得晦暗而不显明。因此说：“内在成圣、外在成王的道理，隐晦而不明，郁结而不能发扬。”天道既然不明、不发扬，世俗之人怎么能看见它的完整纯粹呢？又说：“后世的学者不幸看不见天地的纯全、古人的大体。看不见它的完整纯全，正是道术被毁裂而不能传续的原因。”这是说诸子的不同学术；庄子是在说明其始终发展的次序。

译不向后世夸张，不被万物所耗散，不以礼法制度自我炫耀，只用绳墨规范自己，以应付世间的急务。古代道术中有属于这一派的，墨翟、禽滑厘听到这种风气便喜爱它，把过分节制自身看作最大的顺从，于是创立了反对音乐的主张，称作“节用”。活着不唱歌，死了不穿丧服。墨子主张泛爱众人、兼相得利，反对争斗；他的道不动怒，又喜好学习而且博闻，并不因为主张不同就与先王相反，也没有毁弃古代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创作《武》。古代丧礼按贵贱各有仪节，以上下尊卑分等。天子的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两重。如今墨子却主张活着不唱歌，死了不穿丧服，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棺而不用外椁，把这作为规范。用这种主张教导别人，恐怕算不上爱人；用它要求自己，本来就是不爱惜自己。即使还没有败坏墨子的道，然而唱歌却反对歌，哭泣却反对哭，享乐却反对乐，这果真合乎人情吗？活着勤苦，死后菲薄；这种道术过于简陋，使人忧愁，使人悲伤，实行起来很困难。恐怕不能把它当作圣人的道，反而会违背天下人的心，使天下人无法承受。墨子虽然独自能够承担，又能把天下怎么样呢？这已经脱离了天下，距离王道也很远了。墨子称述自己的道说：“从前禹为了堵塞洪水，疏通江河，使四方和九州相通；名川三百条，支流三千条，小河更是数不清。禹亲自拿着橐和耒耜，九次治理天下的河川；小腿没有肌肉，大腿没有毛发，风吹得头发蓬乱，暴雨使头发像被急切梳过一样，于是安置了万国。”禹是大圣人，却使自己的形体劳苦到如此地步。假如后世的墨者都穿粗毛布衣，穿跷蹻之服，日夜不停，把自我苦行推到极致，说：“不能这样做，就不是禹的道。”这就不足以称为墨者了。相里勤的弟子、五侯一派的人，以及南方的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等人，都诵读《墨经》，却各自背离、诡异而不相同；他们互相称作“别墨”，用坚白、同异的辩论互相诋毁，用奇偶不合的言辞互相应答，把巨子视为圣人，都愿意替他主持丧礼，希望成为他的后继者，直到今天仍没有定论。墨翟、禽滑厘的本意是好的，但他们的做法却不对；这样下去，只会使后世墨者一定要以小腿无肉、大腿无毛的苦行相互夸进罢了。这是把混乱推到了最高处，把治理降到了最低处。即便如此，墨子确实是天下难得的好人；想寻求这种人却不可得，即使形体枯槁也不放弃，真是有才能的士人啊！不被世俗牵累，不用外物装饰自己，不苟且迎合他人，不嫉害众人，希望天下安宁、使百姓得以活命；只要人与我双方的供养都完全满足，就停止在这里，以此使内心清白。古代道术中有属于这一派的，宋钘、尹文听到这种风气便喜爱它，制作华山冠来标明自己；以接纳万物为态度，以消除偏见为开始。谈论内心的容貌，把它称作“心之行”。用柔和来使人和合欢悦，用调和海内为目标，请求把这种主张确立为天下的根本。即使受到侮辱也不感到耻辱，救助争斗中的百姓，禁止攻伐、停止战争，挽救世间的战乱。他们以此周游天下，对上劝说君主，对下教导百姓；即使天下人不接受，也强行喋喋劝说而不肯停止。因此说：“上下都厌弃他，他却还强行求见。”然而，他们对别人付出太多，对自己安排太少。又说：“只求固定得到五升饭，足够了。”先生恐怕吃不饱，弟子即使饥饿也不忘天下，日夜不停。又说：“我一定能活下去吗？难道要图谋轻慢那些救世之士吗！”又说：“君子不作苛细的察究，不拿自身去迁就外物；对于认为对天下无益的事，明白它不如亲自去做。”他们以禁止攻伐、停止战争作为对外的主张，以使情欲减少、浅淡作为内在修养。无论事情大小、精粗，行为只要恰好达到这个程度，就停止在那里。公正而不结党，平易而没有偏执，果断而不固守一端，顺应外物而不陷于两边，不为思虑所牵，不靠智谋筹划，对万物不加选择，随着万物一同前行。古代道术中有属于这一派的，彭蒙、田骈、慎到听到这种风气便喜爱它。他们把齐同万物作为首要原则，说：“天能覆盖万物，却不能承载万物；地能承载万物，却不能覆盖万物；大道能够包容万物，却不能把万物分别说明。知道万物都有可以肯定的一面，也都有不可肯定的一面，所以说：有所选择就不能周遍，有所教导就不能通达；只有大道才没有遗漏。”因此慎到抛弃智巧、去掉自我，顺着不得已而行，任由外物淘汰变化，以此作为道理。他说：“知道自己有所不知，就会轻视知识，后来又以邻近的伤害来攻击知识。”他放任散漫而不承担责任，却讥笑天下人崇尚贤能；纵情脱略而不守行为规范，却非难天下所谓的大圣人。他任凭外物推撞、拍击、断裂，随物婉转，舍弃是非，只要能够免祸就行；不以智虑为师，不知前后，只是茫然如此罢了。要先被推动才行动，要先被拖曳才前往，如同旋回的风，如同回旋的羽毛，如同磨石沿着轨道转动。这样就能完整而没有过失，行动和静止都不过分，从未犯过罪。这是什么缘故呢？没有知觉的东西，没有自我树立的忧患，也没有运用智巧的牵累，动静都不违背规律，所以终身没有声誉。因此说：“达到像无知之物那样就够了，不必任用贤人圣人。”土块不会失去大道，豪杰却共同嘲笑他说：“慎到的道，不是活人的行为，而是死人的道理，恰好显得怪异。” 田骈也是这样，他向彭蒙学习，却得到一种不用教导的学说。彭蒙的老师说：“古代得道之人，不过达到没有什么可肯定、没有什么可否定罢了。他的风貌空疏高远，哪里可以用言语说明！总是反对世人，却看不见别人所观察的事，也不能免于被截断。他所说的道并非真正的道，他所说的正确之处，也不能免于被指为错误。”彭蒙、田骈、慎到并不懂得大道，虽然如此，大概他们都曾经有所听闻。把根本看作精微，把万物看作粗疏，把积累所得看作不足，淡泊宁静地独自与神明相处。古代道术中有属于这一派的，关尹、老聃听到这种风气便喜爱它，以“常无有”来建立其根本，以太一为主宰，以柔弱谦下作为外在表现，以空虚而不损害万物作为实质。关尹说：“自身不占据固定的位置，万物的形态自然显现；行动像水，静止像镜，回应像回声。恍惚若有若无，寂静如同清澄；与人相同就能和谐，真正有所获得反而会有所失去。从不抢在别人前面，而总是跟随别人。”老聃说：“知道什么是雄强，却守住雌柔，成为天下的溪谷；知道什么是洁白，却守住受辱，成为天下的山谷。人人都争着居先，唯独自己取后。说愿意承受天下的污垢；人人都求取实在，唯独自己取虚空。因为不收藏，所以反而有余。巍然自有余裕，行动处身缓慢而不耗费。”

译无所作为，却嘲笑机巧。人人都求取福分，唯独自己委曲求全，只说只要能够免于灾咎就好。以深厚作为根本，以简约作为准则。说坚硬就会毁坏，锋利就会折断。始终宽容万物，不刻削他人，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关尹、老聃啊，真是古代见识广博、境界宏大的真人！”寂静空漠而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同天地并存，与神明同游，茫然不知往哪里去，忽然不知归向何处。万物全部罗列在前，却没有什么足以使自己归附。古代道术中有属于这一派的，庄周听到这种风气而喜爱它，于是用悠远错综的学说、广大不拘的言论、没有边际的文辞，有时放纵而不失正，不用偏执的一端去看待事物。因为认为天下沉浊，不可同人庄重正经地说话，所以用卮言使论说流衍，用重言作为真实的依据，用寓言使道理广泛流传。独自与天地的精神往来，却不傲视万物，不谴责是非，以此与世俗相处。他的书虽然瑰奇华美而曲折连贯，却没有妨害；文辞虽然参差不齐而奇特诡异，却值得观赏。他的内在充实没有止境，上可以与造物者同游，下可以与超脱生死、没有终始的人相交为友。对于根本，他的论述宏大而开阔，深远而纵肆；对于宗旨，可以说调和适宜而达到最高境界。虽然如此，他对于变化的应对和对万物的解脱，理趣没有穷尽，来意也没有蜕变，茫然幽昧，其中还有未能穷尽之处。惠施的学说多端，他的著作多到五车；他的道理错杂乖离，言论也没有切中考察万物的本意。他说：“最大没有外面，叫作大一；最小没有里面，叫作小一。没有厚度的东西不能累积，它的广大可以达到千里。天和地同样卑下，山和沼泽同样平齐。太阳刚到正中就开始西斜，万物刚刚产生就开始走向死亡。万物有最大的相同，又有与小范围相同之处的差异，这叫作小同异；万物全都相同又全都不同，这叫作大同异。南方既无穷又有穷，今天才到越地却像从前已经来过。连环是可以解开的。我知道天下的中央，就是燕国以北、越国以南的地方。泛爱万物，天地本来就是一体。”惠施把这些看作观察天下的大见识，用来晓谕善辩的人，天下的辩者也彼此以此为乐。他们说：卵有毛，鸡有三只脚，郢地拥有天下，狗可以成为羊，马有卵，蝌蚪有尾，火不热，山有出口，车轮不碾地，眼睛看不见，手指达不到，达到却不断绝；乌龟比蛇长，矩不方，圆规不能画圆…… 这是事物本性的极致真实，所以说“真是古代见识广博、境界宏大的真人啊”吗？庄周又自己认为他的学说悠远错综，言论广大不拘，文辞没有边际，大概是因为用高远的言论穷尽大道，以纠正世俗的弊病。天下人必定会把他的书看作悠远、荒唐、无边无际，所以他自己先这样说，以免被人窒碍；但这并不能说他明达而能预先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