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八白易传卷一　　　　　明　叶山　撰

译二公凭借这种态度，最终成就了天下最大的不忠不孝吗？应当是成就了天下最大的大忠大孝。太甲最终依靠伊尹匡正救助的德行，成王在国内实行重新迎接周公的礼仪；天下安定，二公也因此安定了。霍光承受周公托付，却没有避免彭王之类的祸患；既然已经出现萌芽性的骖乘之祸，他又行伊尹之事，却没有收敛自己的德行，最终不能免于赤族之诛。这种事难道容易说清吗？难道容易说清吗！《易》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爻辞说“或跃在渊，无咎”，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天下纷扰，百姓陷于涂炭已经到了极点。闻鸡起舞，难道不是豪杰的志向吗？而高卧北窗、抱膝长啸，也不能因此讥笑隐士。天下纷扰，礼乐崩坏已经到了极点。洗耳长往，难道不是贞士的操守吗？而徘徊于田亩之间、迁延在阡陌之上，也不能因此断定他没有承担天下的责任。应当察看盈虚消长的机微，审察进退存亡的道理，观察吉凶得失的规律，考察成败利钝的根源。龙兴起而云气聚集，虎长啸而风疾驰；尧舜出现而八位贤才升用，汤武兴起而伊尹、吕尚到来。若不是这样，便应当蛰伏。蛰伏是为了保全自身，不蛰伏则会使自己的教化光辉消失。所以说：龙生在水中，披着五色而变化，因此神妙。想变小就化为蚕蠋，想变大就隐藏于天下，想上升就凌驾云气，想下降就进入深泉。上下进退没有固定时机，这就叫神妙。中古以来，这种道理衰微了。诸葛孔明大概接近于此吧？他怀抱管仲、乐毅的宏大谋略，感念真主多次殷勤相召，痛惜明堂无人祭祀，于是答应先主驱驰效命，舍弃自身而奋起。出仕和退处都清白，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易》说：“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爻辞说“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天下不能容纳某个人，或者已经抛弃某个人，往往是因为那个人具有德行。把贤良之才束缚起来，使人不能自由发言，是天德和王道完备的表现。因此仪封人请求见孔子。即使见到了，又能怎样呢？道存在而职位不在他身上；他想求见，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泄柳却关闭门户不肯接纳他。职位在他身上，而道不在他身上；我想求见，却不能够。大概只有尧舜才是德与位同时运行的人吧！德与职位一同运转，随着时势兴盛，承应天命而兴起，与太阳一同融化光明。正如圆穹垂示天象，列宿显明符验；沧海之水向西流下，江水汉水朝宗于海。灿烂而蓬勃，谁能抵挡它呢？《易》说：“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爻辞说“亢龙有悔”，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天高地下，万物分散而各有差别；时势达到极点，尊卑排列，贵贱各有位置。君主是职位的极点，如果处在时势的极点，天命就会离开自己；即使祭祀牛牲，也不如薄祭禴祭。因此，即使尊贵却没有相应职位，即使地位高却没有人民，即使有贤人却没有辅佐，大命已经接近终结，延续得像一根丝线一样危险，难道不是把空虚的身躯寄托在天下吗？如果超过君主的位置，我就会坠失天命；身体瘦弱尚且可能失败，何况肥盛骄纵呢？所以，即使有职位却不再尊贵，即使有百姓却不再高贵，即使有辅佐却没有贤能，危险如同缀在旒上的玉，险恶如同用胶粘住船只；难道不是把实在的祸患招到眼前吗？这样的人虽然徒有变化的形状，实际上没有变化的灵性；虽然冒用崇高的名号，实际上却显露卑贱的征兆。所以说：“上天废弃商朝已经很久了，君主还想使它兴起，不是很难吗？”又说：“上天所废弃的，谁能使它兴起？”这正如齐湣王被众人抛弃的暴政、楚灵王投龟而受辱、夏桀明知将亡仍狂妄自大，以及商纣不知道天命已经在周而仍以为属于自己。还不灭亡又等待什么呢？《易》说：“亢龙有悔。” 【卦图缺失】坤卦说“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君主的德性以刚健为主，臣下之道则奉行天道而行动，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若不是天下最为顺从的德性，就不能配合天下最为刚健的德性。晋阳之难时，将士喧呼，只有高赫没有失去君臣之礼，襄子因此奖赏他。晋国初始兴起时，制度草创，只有李勉能够维护朝廷的尊严，肃宗因此倚重他。若不顺从，能够做到这些吗？虽然如此，顺从固然是顺从了，但如果开始时防范而不能使结局厚重，前面恭敬而后来稍有放纵，也不是纯粹的臣子。霍光、李德裕可以作为鉴戒。大概只有周公才做到了吧？他背负襁褓中的成王，却不以权势凌驾天下；后来辅佐年少的成王，使他明白君道，也不以宠爱利益占有成功。一人一生之中三次变化，都没有失去臣子的节操，这才是顺从的极致。顺从就明智，明智又何必担心迷失？顺从就安定，安定又何必担心得不到？所以天生地成，万物成就，天下便归功于地的德性；君主下令、臣下奉行，众多功业都兴盛，天下便归功于臣下的功劳。这就叫不直接言说所利，而利益自然聚集；不亲自施加劳作，而劳绩自然汇聚。这样看来，做臣子的又何必害怕居后而办事，非要争先恐后、冒犯名分呢？明白这个道理，那么采取顺、悦、巽、丽的方式，就是保全自身的道路；采取动、止、险、健的方式，就是倾覆的根基。君子应当知道选择什么了。《易》说：“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初六爻辞说“履霜，坚冰至”，是什么意思？叶子说：万物必定先有征兆，处理事情贵在审察机微；能够谨慎对待开始，就会招来福气；辨察得不早，灾祸就会跟随而来。因此，在事情将要萌发的时候，圣人已经有隐约的忧虑。所以说：“蜈蚣一出现，潜伏的鱼都惊恐；霜钟初次响动，巢中的鸟全都惊慌。”为什么呢？毒虫的牙齿虽然尖利，却已经显露出伤害人的征兆；豺狼的舌头虽然狭小，却有杀死老虎的能力。君子不能不谨慎。从前王莽开始谦恭时，曹操开始平定祸乱时，司马懿奉命恭顺的日子，能识察细微的人，大概都曾三番致意于此。难道不是有原因吗？不然，秦国不过是西方戎狄中的一个国家罢了，为什么孔子编定史书时要附上《秦誓》？大概已经渐渐接近王者之后了；删定《诗经》时列入《秦风》，大概已经蓬勃呈现夏朝的趋势了。天下的形势一天天趋向秦，圣人或许早已知道这一点。知道了便忧虑，于是向周王示警。可惜周王谋划回旋，却没有这样的人。唉！正是这位圣人，能够远望百里；而那些愚人，却把覆灭狂妄地当作喜事。所以金人铭文说：“不要说没有伤害，灾祸将要长久；不要说没有危害，灾祸将要扩大；不要说灾祸还浅，灾祸将要发生；不要说没有人听见，夭妖正在窥伺人。”

译微弱的火光如果不熄灭，炽烈的火势将怎么办？涓涓细流如果不堵塞，将会形成江河；绵延不断的东西如果不截断，将会形成罗网；青嫩的树木如果不砍伐，将会长到足以寻找斧柄。说的就是不能谨慎对待开始所造成的祸患。因此，齐襄公无道，文姜淫乱，庄公不能察觉，把它当作平常之事；朝廷容忍而不怀疑，大臣顺从而不劝谏，百姓习惯而没有愤恨痛疾之心，使人的欲望大肆扩张，天理灭亡。由此，叔牙弑君的器械在前面造成，庆父不把君主放在眼中的行为在后面发动；圉人荦、卜齮的贼乱在党氏、武闱之间相继爆发，哀姜作为国君的母亲，也参与知晓其中的事情而不忌惮。鲁国国君两次被弑，最终甚至亡国，这个祸患难道浅薄吗？何况开始时鲁庄公借助郑国讨伐宋国，坚决请求出兵；后来又借助宋国讨伐郑国，提前出兵。难道还要等到钟巫之变，才知道他有无视君主的心吗？这就是《春秋》在细微处谨慎的原因。《易》说：“履霜，坚冰至。” 六二爻辞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是什么意思？叶子说：站立在天下最正的位置上，用礼来约束内心；行走在天下最正的大道上，用义来处理事务。充实于内而显现于外，根植于内心而表露于脸色，这就叫行止如绳、举动合矩，光明而正大。内心有青天白日般的志向，外在有高山大川般的气象，这是臣道的纯正和厚德的极致。君主不怀疑他，万民便服从他，还有什么不利的呢？周公对成王，伊尹对太甲，孔明对后主，都是君主不怀疑他们所做的事情。因此说：居中守正而行走于险地，前往便有功劳，虽有危险也没有过错，因为能够自我信任。伊尹凭借这一点，刚健而使君主安乐，行动便有回应，众人的疑惑于是消失，能够自我勉强奋强。周公也是这样。又说：刘后把政权授予他时没有疑心，武侯接受时没有惧色，继位的君主接纳时没有二心，百姓信任他时没有异志。《易》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三爻辞说“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臣下之道贵在恭敬而戒除骄傲；炫耀驰骋、显赫光耀，是最大的骄傲。臣下之道崇尚谦让而忌讳专断；独自决断、裁割事务，是最大的专断。祢衡、诸葛恪因此丧命，李德裕、令狐绹因此被君主怀疑，难道完全只是他们个人的过错吗？所以应当隐藏自己的才智而不显露，有善功就归于君主，这是保持自身不变的道路；随着事务随时补救拾遗而不求成名，有功劳就承担在自己身上，这是终身守职的本分。地位高了怎么会危险，功劳满了又有什么可以溢出呢？如果不是大禹的不自矜、不自夸，周公的不骄傲、不吝惜，就不足以谈论这个道理。田兴幼年丧父，由哥哥田融抚养教育。田兴常在军中比赛射箭，全军没有人比得上他；田融退下后鞭打他说：“你如果不自我悔改，灾祸就要临头了。”因此，田兴能够在田季安淫虐、猜疑、暴戾的时候保全自己，最终成为魏博节度使，做了晚唐忠顺之臣。许存归附王建，王建忌惮他的勇略，想杀掉他。王宗绾秘密说许存谦厚而有良将之才，王建于是放过他，改名为王宗播。柳修常常劝王宗播谨慎安静以免祸；后来遇到强敌，诸将都害怕，王宗播却亲自率先冲锋。等到立了功，他总是称病，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因此能够凭功名终其一生。唉，这大概可以说是懂得恭敬顺从的道理了！《易》说：“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四爻辞说“括囊，无咎，无誉”，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圣贤出仕或退处，是依据自己的道；君子的言语或沉默，则要根据时势。士人还不可以说话时却说话，因此靠言语取得名声。侯生、卢生不就是这样吗？这是士人的罪过。韦裕之因为在唐懿宗面前进见而被杀，又更加严重。可以说话时却不说话，因此靠沉默来求得容身。胡广、张禹不就是这样吗？这是士人的耻辱。关播不敢在卢杞面前开口，又比这更加低下。要谨慎啊，关键只在于时势！天下有道，言语要高危、行为要高危；天下无道，行为要高危而言语谦逊。这就是所谓圣人顺应时势，出仕、退处、进退都由此决定。若不是孔子和颜渊，君主任用时便出来施行，君主不用时便退藏；言语足以振兴，沉默也足以容身，哪里能够谈到这种境界？至于比干剖心、伯夷叩马，则不属于此道。《易》说：“括囊，无咎，无誉。” 六五爻辞说“黄裳元吉”，是什么意思？叶子说：从前天根治理天下，内心淡泊，调和气息而归于寂静，顺应万物的自然本性，不夹杂私意罢了。这是最完善的文治，是盛大德行而无为的教化。所以《淮南子》说：古代有戴着头盔、卷起衣领而称王天下的人，天下不非议他的服饰，反而共同怀念他的德行。何况衣服内在合宜、外在装饰盛美，能够与他的德行相称，又是百姓所仰望的人呢？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太平，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治理百姓的人，衣服制度不相混乱，举止从容而有常，以此整齐百姓，那么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一致。这就是端正职位、凝聚天命、恭敬自持而正面南方治理天下的事业；如果不是唐、虞、三代，哪里足以谈到这种境界？所以说：敬慎明察、文思深远，安详而又安详，是真正恭敬而能够谦让，叫作深沉明智；文明温恭而诚信充实，叫作勤劳节俭；不自矜、不自夸，叫作圣明恭敬而日益提升；敬奉上帝，叫作美善柔和、端庄恭敬、小心翼翼。《易》说：“黄裳元吉。” 上六爻辞说“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是什么意思？叶子说：阴气达到极点而抗拒阳气，臣下势力强盛而逼迫君主，小人壮大而使君子受害，这是天下的形势。相互抗拒就会争斗，相互逼迫就会搏斗，相互伤害就会攻击，这是天下的人情。搏斗不能两全，争斗不能两活，攻击不能两存，这是天下的道理。汉代宦官势力强盛，于是诛杀党人；党人被杀尽后，赵忠、张让等又捕杀二千余人。唐代宦官肆意妄为而毒害南司，南司势力消尽后，第五可、范等数百人全被诛杀。宋代小人成群攻击道学，道学受摧残后，韩侂胄、贾似道等也都死在愤愤不平者手中。秦始皇篡夺周朝，周朝灭亡而秦也随之覆灭，李斯、赵高颠覆了秦国；秦国灭亡后，李斯、赵高也被诛杀。王莽窃取汉朝，汉朝衰微而王莽也失败。变化的根源由来已久，君子也应当谨慎对待开始吗？《易》说：“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卦图缺失】

译屯卦说“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是什么意思？叶子说：万物凭借元气开始生长之后，不可能不幼小。云气运行、雨水施布，万物便流行生长。蛊坏到了极点，时势不可能不混乱。只要有杰出的人出现于万物之上，万国就都能安宁。那么，所谓艰难，是不是时势所遭遇的情况呢？艰难之中没有不能通达的，是不是因为天运和人事不能容许有人停止不前呢？然而天机虽然必定有所发动，人为之事却不能不善于安排。以燕国攻打燕国，以暴力代替暴力，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善呢？那么怎样才能善于处理呢？举用仁义来救济时世的艰难，是大德；保持安定宁静来等待天命，是大顺；扶持宏大的义理来招致英俊人才，是大略。以大德先行于天下，什么人不会服从？以大顺来顺应时宜，什么祸患不会消散？以大略任用武勇之士，什么敌人不能诛除？汉高帝除去秦朝的苛暴，与百姓约法三章，德行没有比这更高的；把天下城邑分封给功臣，拿出数千里的土地给韩信、英布而不吝惜，谋略没有比这更大的。五年之间成就帝业，难道只是偶然吗？《易》说：“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初九爻辞说“盘桓，利居贞，利建侯”，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处在平安之时，循规蹈矩很容易，所以顺着事情去做便能适宜；遭遇艰难时，内心戒惧，所以遇到变化便能通达。东坤说：君子困厄于艰难之中，强敌在外，不能舒展并驾前进的志向，于是坚定地保持抗敌之心，不挫败、不畏惧，以征伐修治作为辅助；这是为了防备危险、断绝敌人的希望，知道怎样掌握社稷的权力。强敌在前，不能实现剪除敌人的愿望，于是大大发奋，保持必胜的气势而不屈服；如果将要改立君主以重新谋划，这就是折损敌人的骄气、挫败敌人的锐势，知道怎样履行君主之道。从前秦王派使者告诉赵王，希望和赵王在西河外的渑池相会修好。赵王要去，蔺相如跟随；廉颇送到边境，与赵王诀别说：“大王此行，估计路程和会见礼仪完毕后回来，不会超过三十天。三十天还不回来，请允许我立太子，以断绝秦国的希望。”赵王答应了。宋真宗时，契丹侵犯边境，王旦跟随皇帝到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东京，突然得了重病，命王旦急速返回，暂时主持留守事务。王旦说：“希望召来寇准，我有话要陈奏。”寇准来到后，王旦奏道：“十天之内如果没有边境战报，应当怎么办？” 皇帝沉默了很久，说：“立皇太子。”唉！渑池之会，是因为强敌在外，不可不防备其危险；澶渊之行，是因为强敌在外，不可不挫折其骄气。我防备它的危险之后，它非分的企图便被堵塞；我挫折它的骄气之后，它暴烈的锐势便受阻。作为社稷的权宜之道和作为君主的道理，应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天下最大的艰难，哪里还担心不能成功呢？唉！若不是天下最重大的变化，谁能参与到这种境界呢？其次，则只是守持德行来顺应百姓，联合党众来威慑敌人。比如刘玄德，在许、颍之间艰难困苦，在荆、吴之间逃亡躲避，局促窘迫到了极点，却能够和曹操势如水火。曹操急迫，我便宽缓；曹操暴虐，我便仁慈；曹操奸诈，我便诚信。即使曹操强大，也不能伤害我。最终与吴国联合，在赤壁一战获胜，三国鼎足于是形成；人心归附，天命也显明了。古代英雄所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易》说：“盘桓，利居贞，利建侯。” 六二爻辞说“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是什么意思？叶子说：三军众多，可以夺取主帅；但即使是匹夫那样微小的志向，也不能强行夺取。因此古代君子如果没有遇到真正的君主，也就罢了。一旦确定了君臣交往，正视自己无处逃避的义务，终身都不会改变，即使经历九死也不回头。即使遭遇艰难困迫，又怎么能轻易改变自己的志向呢？曹操认为关侯为人壮烈，也察觉到他的心意不可能长久留下，于是让张辽探问他的真实想法。关侯叹息说：“我非常知道曹公待我优厚，但我受到刘将军的恩惠，发誓与他同生共死，不能背叛他，我最终不会留下。”最终他经过九关，斩杀众将，历尽艰险，想方设法实现君臣之间的契约。曹操把周瑜视为心腹大患，秘密派蒋干前去游说。周瑜立即对蒋干说：“子翼辛苦了，远涉江湖，是替曹氏来做说客吗？大丈夫处世，遇到知己的君主，对外寄托君臣的义理，对内结成骨肉般的恩情；言语、行动和谋略都被采纳，祸福共同承担。即使苏秦、张仪重新活过来，又怎么能改变我的心意呢？”谢安面对桓温时，最初挫败了桓温图谋篡位的计策，最终使桓温接受九锡的命令不能实现；强臣自行灭亡，王室因此安宁。乐夀兵马使▯良弼、博野镇遏使李寰，所驻守的地方在幽州、镇州之间。朱克融、王庭凑多次诱骗、威胁他们，二人都不听从，各自率领部众坚守营垒，贼军最终不能攻破。因此说：“黄鹄返回故乡，狐狸死时头还朝向丘山”，这是壮士的志向。又说：“寒士的妻子、弱国的臣子，各自安守自己的正道罢了”，这是使百姓得以生存的道理。只有王导不是这样，他在邪正之间迟疑徘徊，在顺逆之间狐疑不决；如果幸运，王氏便能成为天子；如果不幸，王氏与司马氏共同掌握天下。天命不再保佑他，直到大逆之人受到鬼神诛罚，才哭着迫近王敦。愚昧的人以为这是忠诚，明智的人却知道他是贼，难道他能逃脱九地之下的诛罚吗？王敦当初占据石头城，势力十分猖獗。他的君主曾有愿意归还琅琊王之位以避让贤者的说法；刁协、刘隗等人又屡次失败，废黜晋室而自立，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王导大概与他暗中谋划，所以始终没有一句话、一封信劝阻王敦的叛逆。后来王敦因吕猗的谗言，想杀戴渊、周顗，便询问王导；王导又因为私怨，三次被问都不回答，终于使贼人杀害忠良，震动社稷。他与王彬先为周顗哭泣，然后才去见王敦，两者相差太远了。后来王敦病重到了江宁，知道自己决不能起身、事情也不可能成功，才率领子弟为他发丧，又写信给王含，称王含“明目张胆，作为六军之首”等话，预先为自己制造不属于党羽的地步；这是要欺骗谁呢？

译况且他的信中说：“先前听说大将军已经去世，兄长这次举动，难道认为可以像往年的事情那样吗？往年奸佞之臣扰乱朝廷，人心不安，像王导这类人，心里还想着从外部救济；如今却不是这样。刘隗固然是奸邪之人，也应当像谢琨所说的‘城狐社鼠’那样对待；但这不能成为周顗所说的不可发兵胁迫天子的理由。王敦如果真能铲除君主身边的奸恶，也应当奉行元帝所下的诏书：‘把朕比作太甲，想要让朕被幽禁，这种事可以忍受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怎么反而想这样来求取救济呢？”由此可见，他的反叛之心不知不觉自己暴露出来，奸情也已经清楚显露。若说王导没有与王敦同谋，我是不相信的。温峤辞别王敦到了建康，把王敦谋反的全部情况告诉皇帝，并与庾亮谋划讨伐王敦。王敦听说后大怒，说：“我竟然被小人物欺骗了！”他写信给王导说：“太真，自从分别以来已经多日，竟做出这样的事，应当招募人把他活捉来，我要亲自拔掉他的舌头。”这些彼此往来通报消息、互相形成犄角之势的情形，若说王敦与王导没有同谋，我是不相信的。后来又下诏追赠谯王司马承、戴渊、周顗等人的官爵，周札的旧日属吏也替周札申雪冤屈。尚书卞壶认为周札当年开门引入贼寇，不应当追赠谥号。王导却认为，往年的事情发生时，王敦的奸逆还没有显露，从臣等有认识以来，大家都没有觉察，这与周札没有不同。郄鉴说：“王敦的叛逆阴谋，像履霜一样，已经很久了。如果把他往年的举动说成与齐桓公、晋文公的举义相同，那么先帝岂不是成了周厉王、周幽王吗？”唉！再次观察这件事，竟然还有人把王导这个贼人当作忠臣，可以说是心智已经闭塞、精神已经昏聩了！怎么才能使他的腐骨复活，让皋陶、子路跪着审问他，把他寸寸斩杀呢？《易》说：“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六三：追逐鹿而没有虞官引导，只能进入山林之中。君子应当防备，不如舍弃追逐；如果继续前往，必有悔吝。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天下太平无事时，豪杰看起来像普通人；天下多灾多难时，普通人却逞强装作豪杰。为什么呢？他们看见商汤、周武王如龙腾跃，便认为平定乱世全靠神奇功业；听说孔子、墨子挺身而出，便认为英明睿智的人必能独自创出奇异声名；看到韩信、彭越像豹子一样突然显露才能，便认为潜藏的勇猛就能使人获得爵位；看到张巡、桓彦范获得朱绂，便认为只要明晓经书就能取得青紫官服。这些都是不懂义理与天命、不懂才德之说，却妄想求取富贵功名的人。他们又怎么知道其中有导致这些结果的原因呢？又怎么知道器量如斗筲之小的人，未必不能掌握帝王之器；材料像节棁一样微小的人，未必不能担负栋梁之任呢？齐国的田儋、赵国的赵歇起于秦朝末年，公孙述、隗嚣、王郎起于汉室衰微之时，公孙瓒、刘渊、袁术之流起于三国尚未定局之时，都是这一类人。唉！懂得防备并能审慎自守的人，大概就是窦融归附光武帝吧？《易》说：“追逐鹿而没有虞官引导，只能进入山林之中。君子应当防备，不如舍弃追逐；如果继续前往，必有悔吝。” 六四：乘马徘徊不进，寻求婚姻之好而前往，吉利，没有不利。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君子看重平定天下的祸难，但不一定要亲自平定它。我想平定它，只是没有才能怎么办？君子看重成就天下的功业，但不一定要亲自成就它。我想成就它，只是没有力量怎么办？我不能平定，就同你一起平定；我不能成就，就借助你来成就。这是天下最明白的道理。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大概就是唐代的许远吧？许远的职位本来在张巡之上，却把权柄授给张巡，自己处在张巡之下，最终成为唐氏的屏障，天下称赞他的才能；最终又为臣下之道树立常法，后世称赞他的忠诚。谁能说许远不如张巡，他本来就一定不是张巡的匹敌呢？那张浚却固执己见，不听王彦、刘子羽、吴玠、郭浩的劝谏，轻率出兵而失去军纪，导致富平之败；不听岳飞的意见，导致郦琼叛变、吕祉死亡；不调和李显忠、邵宏渊之间的不和，导致符离溃败。君子认为他器量狭小，不能谦下对待士人；见识昏暗，不能知人善任。况且富平战役时，李纲还在，张浚嫉妒他而不能任用；淮西出兵时，岳飞正在掌管军队，张浚厌恶他，听任他离去，最终没有防备而不能挽留；符离之战时，虞允文远在川陕，张浚虽听说他贤能，却不能举荐他来辅佐自己，反而带着桀骜不驯、争逐私利的人随行，想要谋划大事。这样怎么能不失败呢？唉！张浚作为将领到了这种地步，与赵奢能够谦下任用许历、韩信能够拜请李左车相比，相差实在太远了，他又哪里知道张巡、许远的事呢？《易》说：“乘马徘徊不进，寻求婚姻之好而前往，吉利，没有不利。” 九五：屯积膏泽。小事守正则吉，大事守正则凶。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从前先王对待百姓，有如风吹草倒一般的威势。因此他们施加禄惠，就像天降下的雨泽，决堤奔流而无法阻挡；他们引导百姓求利，就像从高屋上倾倒瓶中之水，奔流而不能停止。所以无论使百姓劳作还是休息，使他们生存还是死亡，所到之处都没有不利的。因而说：德教充沛地流溢到四海，施行政事并不困难。如果应当施予却不能果断施行，拥有德泽却不能下达，那么威权就会丧失，利益的权柄也会消失，靠什么来推行政令呢？即使不是吝惜施舍、吝惜赏赐，像刻好的印章磨损了也舍不得授予功臣，怀着鄙陋的心思和狭小的志向，拿破旧的裤子对待有功之人，吝惜资财、爱惜费用，处处斤斤计较，像贩夫贩妇一样，仿佛替天下守护财物的俘虏。恩泽滞塞而不能施与，就等于没有恩惠；堵塞而不能下达，也等于没有恩惠。大势已经失去，天下的事情还能够做成吗？所以姑且制定逐步推进的谋划，以延续将要灭亡的命运；仅仅守住安常守成的本分，以等待逐渐达到的安定。这样，最高的成就可以做到像盘庚、周宣王那样修德用贤，恢复先王的政事；即使诸侯朝见时地位卑下，也仍不失为周平王、周桓王，汉元帝、汉成帝、汉桓帝、汉灵帝那样的君主。如果不是这样，却强行顺应形势，突然奋起，想要恢复王者的气势、收回天子的威权，仓促地去做，凭空妄想而谋划，不是成为鲁昭公、曹髦那样自取灾祸的人，就是成为周赧王、燕太子丹那样亡国而绝祀的人。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易》说：“屯积膏泽，小事守正则吉，大事守正则凶。”

译上六：乘马徘徊不进，哭泣得眼泪像血一样接连不断。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否卦到了穷极之处转为泰卦，能够使它转变，需要果断决断的才能；没有这种才能，就会浸湿头部。艰难到了极点而重新通达，能够使它转变，需要果敢刚毅的资质；没有这种资质，就会进入洞穴。进取时不敢有所作为，退避时又不能真正退避，只能作无益的哀悼、痛惜死亡罢了。这样又凭什么长久存在于天地之间呢？唐朝末年的诸帝，苦于宦官的逼迫，每次面对身边的人都流泪，有时悲伤得不能自胜。唐昭宗勉强命杜让能讨伐李茂贞，最后却诛杀、贬斥杜让能以求得解脱，直到眼泪流下也不能自禁。后来被朱全忠逼迫，昭宗幸临洛阳，催促百官向东行进，驱赶迁徙士民，道路上到处都是号哭声。到了华州，百姓夹道高呼“万岁”，昭宗哭着说：“不要呼喊万岁，朕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君主了。”昭宗住在兴德宫，对侍臣说：“谚语说：‘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如今四处漂泊，不知道最终会落到哪里。”说着眼泪流下沾湿衣襟，左右侍从没有人敢抬头仰视。东都宫殿尚未建成，昭宗停留在陕州。朱全忠来朝见，迎入寝室，见到何皇后，皇后哭着说：“我们夫妇已经把自身交给全忠了。”唉，真是悲哀啊！何况是带汁孔明呢？《易》说：“乘马徘徊不进，哭泣得眼泪像血一样接连不断。” 【原文仅见残缺符号，无法辨识。】蒙卦亨通，不是我去求取蒙昧的儿童，而是蒙昧的儿童来求教于我。第一次占筮便告诉他；再三占问就是亵渎，亵渎就不再告诉他。守正有利。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上天生下昏昧的人，也生下明智的人；生下愚笨的人，也生下智慧的人。伊尹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是要让先知者启发后知者，让先觉者启发后觉者。我是上天百姓中的先觉者，我将用先知去启发后知，用先觉去启发后觉。”既然已经使他们觉悟，难道还会有不明、不智的人吗？上位者能够启发，下位者能够学习，天下难道还会有昏昧愚笨的人吗？为什么呢？上等智慧能够通达下等愚昧，善于学习不如善于教导。因此求学的道路上，最难的是尊重老师。老师受到尊敬，然后道受到尊崇；道受到尊崇，然后百姓知道敬重学习。所以太学的礼制，即使是向天子传诏，也不面向北方行臣礼，这是为了尊重老师、崇尚道义。孟尝君向闵子请教，却派车前往迎接他，这就不是尊重严师。善于歌唱的人，能使别人接续他的声音；善于教导的人，能使别人接续他的志向。学生不到苦思不得其解时，不去启发；不到想说而说不出时，不去开导。所以子夏问《诗》，学到一点便能知道两点；子贡讨论学习，问一个问题便能得到三方面的领会。这是因为他们敬重学习、谦逊虚心。樊迟没有通晓道理却不知领悟，这就不是尊崇道的表现。不严肃，亲狎玩忽之心就会产生；不尊重，轻易放弃自己的警惕就会减少。即使与圣贤相处，又从哪里能够进入圣贤的境界呢？虽然如此，陆象山曾说：求学的人不寻求老师，或者寻求老师却不能虚心退让、恭听教诲，这固然是求学者的过错。求学者已经知道寻求老师，也能够退让恭听，但教导他的人所讲的未必合乎正道，那又是谁的过错呢？所以程子说：求学者一定要寻求老师。只会记诵问答和文章，不足以做人师，因为他所学的只是外在知识。所谓老师，是什么呢？就是理，就是义。然而这样说来，道必须足以作为世人的师表，德必须能够承继前人、启迪后世，确实不是孔子、孟子就不足以担当这个称号。东汉以后，师道更加受到尊重，但大多不能胜任这个职责；即使贤如韩愈，也尚且不能做李翱、皇甫湜、范祖禹等人的老师，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宋朝的理学远远超过汉唐，胡安定公首先倡导体用之学，以此使他的弟子受到良好教化，使求学者明白经义，讲求时势，笃实行践，而不流于只在口头和耳朵上的学习。因此当时许多贤能的士大夫都出自他的门下。师道的确立，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此后，周子创作《太极图说》等著作来启发后来的学者，程子兄弟确实继承了他的学说，文公又继而发扬光大。学术源流逐渐传播，遍及海内有志之士；他们探讨、践行，并把所得用来尊奉君主、庇护百姓，这种人一直没有断绝。能够使已经背离的大义重新归正，使长期受压抑的公道重新伸张，都是这些人的力量。师道的建立，于是在这里达到盛况。唉！孔子、孟子以后，如果不是这样，哪里能够接近他们呢？《易》说：“蒙卦亨通，不是我去求取蒙昧的儿童，而是蒙昧的儿童来求教于我。第一次占筮便告诉他；再三占问就是亵渎，亵渎就不再告诉他。守正有利。” 初六：启发蒙昧，适宜用刑罚约束人，使人脱离桎梏；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就有悔吝。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设置刑罚来整齐众人、彰明教化以改善风俗，是圣王治理天下的重要原则。用威严来警惕众人，以宽厚的心推行五教，是圣人教导人的大法。所以说：‘众多顽劣而好谗毁的人，如果不在当时加以明示，就用鞭打使他们记住。’又说：‘夏楚这两种刑具，是为了收束威严。’君子启发天下的蒙昧顽劣之人，难道可以只空口教导就算了吗？没有威严、没有惩罚，没有法度就会懈怠，这不是圣人可以随意免除的。因此说：君子要用情理感化，小人要用刑罚形体来约束；荣辱是赏罚的精华。所以把礼、乐、刑、辱施加于君子，是从情理上教化他；用桎梏、鞭打、扑责教导小人，是从形体上治理他。虽然如此，后面又说：‘以工官纳进的言论，应当及时宣扬；合乎正道的，就承受并任用；否则就以威势对待。’又说：‘君子对于学习，要收藏、修养、休息、警戒。这样，才能安于学习并亲近老师。’难道只能一味严厉地施法吗？严厉之后还要用宽缓来调和，使人不至于受到困迫；加以放宽，使人不因学习困难而痛苦。这就是尧、舜、三代之世所以没有顽民的原因。后世若不肯放弃严刑，就会逼迫百姓，怎么能达到善治呢？” 诸葛孔明大概接近这个道理了。他辅佐玄德治理蜀地，很重视严厉峻急的法令。法正劝谏他。诸葛亮说：“秦朝因为无道，政令苛刻而百姓怨恨，一个普通人发出呼喊，天下便土崩瓦解。汉高祖因此得以广泛救济天下。刘璋昏暗软弱，德政不能施行，威刑也不能严肃；蜀地士人和官员专擅权力、放纵自为，君臣之道逐渐衰败。用官位宠幸他们，官位达到极点便会残害；顺从他们而施恩，恩惠用尽便会轻慢。所以造成弊病，实在是由于这些原因。我现在用法律威慑他们，法律施行后他们就知道感恩；用爵位限制他们，爵位加给之后他们就知道荣耀。恩惠与威严同时施用，上下各有节制，这是法治的要旨，在这里显明了。”唉！诸葛亮确实足以懂得这个道理啊！《易》说：“启发蒙昧，适宜用刑罚约束人，使人脱离桎梏；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就有悔吝。”

译九二：包容蒙昧，吉利。娶妻，吉利。儿子能够治理家业。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善于教导人的人，广泛收纳而不作细小的挑选，所以说“有教无类”。三王对于顽劣之人没有怨恨憎恶，孔子希望弟子达到狂者的进取，也思念狷者的自守，这就是所谓有包容之心，德行于是广大。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谋划施政尚且如此，怎么能够选择人才才教导呢？善于教导人的人，有吸纳包容而没有拒绝吐弃，所以说从来没有不教诲的人。孔子赞许愿意进步的人，孟子对前来求学的人不拒绝，这就是所谓归附而来便接纳他，是先觉者的门户。怎么能够阻挡别人自行前进呢？《诗》说：“茂盛的莪草，生长在那山冈中央。”又说：“茂盛的柞棫树，砍来作柴并堆积燃烧。”这说的是周王长寿而且培育人才吧？培育人才如果能这样，大的就成就为大，小的就成就为小，没有被弃置的材料。成年人有德，小孩子有成就，没有被错误使用的器材。培育人才如果能这样，即使扶养那些不够中正的人、扶养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天下也会受到教化而成就。模范不合模范、法式不成法式的情形会减少，百姓的过错也会减少。天下大概可以达到封建太平的境界吧？哪里只是说略有小补呢？这就是伊尹作为先觉者的责任，周公代替君主开辟治理事业的功劳，契恭敬地广施教化的职责。难道这就是所谓口代天言、心代天工、身代天事、行为代天化吗？唉！确实不是圣人，就不足以谈论这个道理。《易》说：“包容蒙昧，吉利。娶妻，吉利。儿子能够治理家业。” 六三：不要娶这样的女子；她看见有钱的男子，就不能守持自身，没有任何好处。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女子以顺从为正道。所谓顺从，就是顺从丈夫。顺从丈夫并不是苟且随从，守正自持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守持，就是守护丈夫的道义；守护道义，就不会苟且追逐利益。只顾利益而不顺其正道，所谓顺从的就不是丈夫；轻贱自身而不能守正，所谓守持的就不是义。怎么能娶她呢？晋献公想立骊姬为夫人，史苏说：“有男子戎祸，就必有女子戎祸。晋国如果凭男子戎祸战胜戎人，戎人必定凭女子戎祸战胜晋国，这不吉利。”子反想娶夏姬，巫臣说：“这是不祥之人。她使子蛮夭折，杀死御叔，弑杀灵侯，杀戮夏南，驱逐孔仪，使陈国几乎灭亡，哪里还有比这更不祥的呢？人生实在艰难，难道一定要到不能善终才罢休吗？天下有许多美丽的妇人，何必一定要娶她？”后来巫臣自己却娶了夏姬。叔向想娶申公巫臣的母亲，申公巫臣说：“太美丽的人，必定有太大的祸患。特别美异的人足以动摇人心，如果没有德义，就必然带来灾祸。”赵飞燕姐妹入宫时，姿态资质浓艳秀美，见到她们的人都赞叹欣赏。只有宣帝时的披香博士淖方成见到她们，向她们吐唾沫说：“这是祸水，灭火一定会发生。”武曌还在襁褓中时，袁天纲为她相面，惊讶地说：“这是大祸根，娶她必定会积成祸患。” 最终，晋献公杀死自己的儿子，巫臣祸及自己的家族，叔向的家族被灭，汉成帝丧失自身，唐高祖失去天下，这些都是万世的明鉴。唉！怎么能得到后魏的儿氏而娶她呢？可惜老生娶了她，却没有能够最终完成婚事。儿氏已经许配给彭老生，住在贫困之家，亲自舂米、汲水来奉养父母。老生总是前往逼迫她，女子说：“我和您之间的聘约虽然已经完成，但两家多有变故，还没有正式相见，怎么能不禀告父母，便擅自见面而受辱呢？如果一定要做非礼之事，我宁可只有一死罢了。”她不从，老生发怒，便刺伤她。女子说：“我之所以守持节操、自我坚守，正是想侍奉您。如今反而被您杀死。”话说完便断气了。唉！老生竟然如此不合道义吗？虽然如此，像儿氏这样的女子，我见到的也很少。可是，不吉利的女子、不祥的丈夫，天下难道数得清吗？遇到功名便忘记道德，见到富贵便抛弃功名。有人用美官来贿赂他，张说便答应为元忠之罪作证；有人依附新法，叶祖洽便得以蒙受首选擢拔，天下那些随波逐流的人都是如此。诚斋说：陈相离开高明之处而进入幽暗之地，公孙曲解学术以迎合世俗；这样的女子不可娶，这样的士人难道单独就可以任用吗？《易》说：“不要娶这样的女子；她看见有钱的男子，就不能守持自身，没有任何好处。” 六四：困于蒙昧，有悔吝。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蓬草生长在麻中，不需要扶持也会自然挺直，这是宓子贱能够成就德行的原因。内无贤能的父兄，外无严正的老师朋友，茫然无措、无所依归，这个人要往哪里去呢？难道不是这种人的不幸吗？《淮南子》说：假如一个人生在偏僻鄙陋的国家，长大在贫穷狭窄的房屋中，长大后没有兄弟，年少时没有父母，眼睛从未见过礼节，耳朵从未听闻古人的教诲，独自守在一间屋子里不出门，即使他的本性并不愚笨，他的见识也一定很少。所以说，道的显明或晦暗，取决于人物的兴盛或衰败。礼义要靠讲习才能明白，德性要靠相互观察才能趋善；孤零零独自站立，没有同伴相处，学问就会荒废，见识就会浅薄，约束就会松弛，怠慢之心就会产生。古人之所以重视朋友来访的快乐，不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吗？虽然如此，必须等待文王才能兴起的，是普通百姓。至于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会兴起，他们哪里会困顿呢？这就是陈良、南宫适、司马牛之所以可贵的地方。《易》说：“困于蒙昧，有悔吝。” 六五：童蒙，吉利。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君主希望臣下像兰草初生一样，不希望他成为狐精；希望他保持幼稚朴拙，不希望他自以为圣明。所以说：“聪明睿智，要用愚拙来守持。”又说：“冕旒遮蔽眼睛，黈纩塞住耳朵”，贵在保持纯一。声色不混杂，便一定亲近道德；不沉溺狗马，便一定接近忠贞明亮的人；不营造土木工程，便一定任用朴素之人；不奉事神仙，便一定任用正直诚信之士。专一坚定地没有其他技艺，愚朴纯一而尚未显露，以这样的态度礼贤下士，怎么会不能治理好天下呢？周成王听从周公，汉昭帝听从霍光，都是千古以来能够振兴国家的君主。奢侈之心一旦发动，各种人便纷纷攻击，贤者就会被抛弃而不能保全。从前唐明皇思念张九龄的先见之明，为此流泪，派中使到曲江祭祀他，并厚厚地抚恤他的家属。胡致堂说：李觏曾说：“假使管仲没有死，即使齐桓公内宠六人，又有什么伤害？”君子对此加以非难，说：“没有人能够一面被女色迷惑心志，一面又把全部心力用在贤人身上。”唐明皇就是这样。明皇忽视张九龄的意见，直到自己遭遇危亡，才想起他，又有什么用呢？即使当时采用张九龄的意见，也只能使祸乱不从范阳发生罢了。杨太真在宫中，李林甫在朝廷，张九龄一定会被驱逐甚至杀害；即使有一个安禄山，也不能挽救唐玄宗播迁的灾祸。因此，太平的君主一定要没有私欲，然后才能守成。何况还有那些自以为智慧可以出于万物之上、轻视大臣的心思；周旋于万机之中、想独自驾驭天下的意图；谋划吞并一切策略、过分谨慎防备的心态；明察众情、总想先发制人的做法，天下怎么会不因此混乱呢？这就是唐德宗两次受辱却仍不醒悟的原因。《易》说：“童蒙，吉利。”

译上九：击打蒙昧，不利于把人当作贼寇对待；有利于抵御贼寇。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这是形势造成的。从前圣人教化天下，忠厚到了什么程度啊！使他们劳作，使他们归附；纠正他们，使他们正直；辅助他们，像鸟张翼一样护卫他们；又进一步振作、培养他们的德行。百姓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最终没有人去做不善之事。如果蒙昧未被启发却不停地责罚，乃至包容也不能停止而仍然使人困厄，百姓就会成为下等之人了！一个人生长到十九岁，仍然保有儿童的心态，自暴自弃，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所以让人穿赭色囚服，坐在嘉石上，驱逐出国门，直到流放到四夷，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这难道不是过分残酷吗？表面上是不想让他们危害良民，实际上却是为了良民而驱除祸害。那些人还没有成为祸害，我们就先驱逐他们，天下难道会有不顺服的吗？大禹征讨三苗，周公治理三监，就是这个道理。《易》说：“击打蒙昧，不利于把人当作贼寇对待；有利于抵御贼寇。” 《叶八白易传》卷一。《经部，易类，叶八白易传》。钦定《四库全书》。《叶八白易传》卷二。明代叶山撰。需卦有诚信，光明而亨通，守正则吉利，利于渡过大河。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天下有必然到来的时机，不可以不等待却强迫它提前到来；天下有必然成功的事情，不可以不等待却催促它提前成功。应当等待的就等待，内心诚信而对外谨慎，那么心情宽舒，事情也能成功。因此说到通达之时，伊尹安然自得，从莘野出发讨伐夏桀，拯救百姓；太公到了九十岁，离开渭水，像鹰扬一般施展志向于万里之外。他们开始时无不乐于顺应天命、知晓命运，安居本土而敦厚行仁；到最后则用大道救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宜。说到困穷之时，孔子立志于学，直到随心所欲仍不觉得年岁不够；孟子赞美圣人达到美、大、圣、神的境界，却慎戒拔苗助长；他们开始时无不从容充实、安乐满足，最终则德行成为圣人，学问成就为亚圣。说到上等教化，逐渐用仁来浸润，用义来切磋，使它深入肌肤、融入骨髓，然后天下文明，百姓发生变化，这是圣人长久施道、教化成功的结果。说到下等教化，百姓沐浴于圣人的道德之中却不自知，处在圣人的礼乐之中却不觉察自己已经迁善，德性日益敏锐而没有人能测知其成就。天下不断进步，正是百姓日常使用而不自知的结果。天下的事情，难道可以仓促急迫地去做吗？霸主不懂这个道理，看见鸡蛋就想得到报晓的公鸡，看见弹丸就想得到烤好的鸮肉，急迫地起兵治理，治道便荒废了。求学的人不懂这个道理，根基尚未建立便想施行，力量还不能胜任便强行决断，就会像脚趾先前伸出而脚步错乱一样。虽然如此，齐桓公进入齐国后，破坏旧制、蓄养军队，训导仁义、引导利益，几年后才开始施行霸业；辛勤谋求称霸，仍然积累三年以后才有召陵之战；他安抚诸侯的事情也持续了三十多年，屡次会盟、屡次防备，后来才有葵丘会盟的盛况。晋文公刚入晋国时先教化百姓，两年后想要任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义，尚未安定居所。应当先出兵安定襄王，入境后致力于使百姓得利，百姓有了安居的愿望。”准备任用他们时，子犯又说：“百姓还不知道信用，功用还没有彰明。应当先讨伐原邑来显示信用；百姓中以财货交换的，不要追求丰厚，要明确地征收赋税。”晋文公说：“可以了。”子犯又说：“百姓还不知道礼，敬意还没有产生。应当举行大规模搜阅来显示礼制，制定执秩来整饬官职，使百姓听从而不迷惑，然后才能任用他们。”只是他后来侵袭曹国、讨伐卫国，战胜楚国、包围许国，在践土会盟、在温地会盟，两次迎接天王，拘执曹、卫两国的国君又使他们复位。霸主所做的事情，他大体都做尽了，而且全在一年之内；这样看来，齐桓公还有持重之心，而晋文公则过于急迫了。刘向、韩愈博览群书，胸中有经纶天下的积蓄，亲自承担天下的事情，君子尚且讥讽他们不懂得敬慎以等待时机，借此避免灾祸；何况像王安石这样的新进少年，难道不是妄作得太过分了吗？扬雄、王通所讲的道理，都有自己获得的学问，接近圣贤，并且慨然以传承斯文自任。君子尚且责怪他们进入圣贤境域还不够优异，何况像许衡这样无知妄为的人，难道不是误己太严重了吗？这确实是不懂等待时机的道理，问题很大啊！他们又怎么知道等待时机的道理，用来修养自身呢？《易》说：“需卦有诚信，光明而亨通，守正则吉利，利于渡过大河。” 初九：在郊外等待，适宜长期守持，没有灾害。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君子不幸而承担了君国托付，亲身处在水火之中，那也没有办法了。幸运的是仍然居住在可以自我安适的地方，能够远离祸乱之地，那将要做什么呢？只需终身如此而已。因此伯夷躲避纣王，居住在北海之滨，等待天下清平，仿佛准备终身如此；太公躲避纣王，居住在东海之滨，等待天下清平，也仿佛准备终身如此。这样可以使自己的行迹清白而不污损大道，使自身安宁而名声不受玷污，使神色安定而不遭祸害。这不正是履行平坦大道、成为幽居之人而守正获吉吗？所以可以终身保持，不可以贪求进食、追逐欲望。如果不能坚定守持原则，后人将会议论他的结局；如果没有受到招请却自行前往，我将遭受他的灾祸。像殷浩不能果断隐退，种放不能坚持到底，哪一个不是主动去行犯难之事呢？因此本来没有灾祸却招致灾祸，本来没有困难却主动触犯困难。燕国偏处北方边陲，却无故与大国交往；越国远在海角，却妄想侍奉吴、楚。秦穆公听信杞子的言语，劳师远征郑国；夫差违背伍子胥的计谋，劳师北伐齐国，这都是自取祸患的道路。天下的事情大多如此，难道可以不戒慎吗？《易》说：“在郊外等待，适宜长期守持，没有灾害。” 九二：在沙地上等待，略有言语上的责难，最终吉利。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享受俸禄、食用肉食的人，没有独善其身的道理；不应当只求洁身自保，就必然要使自己劳苦。做臣子的有承受责任的本分，不能尽到责任，就不能避免别人的责难。士大夫难道能够只享受山林隐逸的安乐吗？《礼记》说：“四郊多有堡垒，是卿大夫的耻辱；土地广大却不能治理，是士人的羞辱。”既然自身接受了君国的托付，亲身遭遇水火般的灾难，如果不使身心焦劳，就会招致彼此议论毁谤，哪里能够避免呢？虽然如此，应当抱持不急躁的志向，作为逐步谋划的基础；施展刚毅的才能，发挥排难解纷的力量。天下的事情，大概也有可能得到好转吧？祖逖屯驻淮阴，陶侃在广州，都没有因此忧虑失意、使事情不能如愿；他们正准备击楫渡江，努力恢复中原，最终铲除荆棘，收复河南，平定四州，成为晋朝的藩屏，获得了美好的结局。《易》说：“在沙地上等待，略有言语上的责难，最终吉利。” 九三：在泥地上等待，招致贼寇到来。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世道混乱正盛时，能够行动才会亨通；事变将要平定时，只有安静才能招致福气。不懂得这个道理，悻悻不平的气势压不住愤怒的情绪，暴厉的才能便放纵地发泄愤懑的志意。灾祸本来在外部，我却亲自招来它，怎么能不失败呢？不然，从郢地到我这里有九百里，怎么能够伤害我？唉！宋襄公凭上天所抛弃的形势争夺霸业，燕太子丹在国运将亡时刺杀秦王，姜维凭孤危的蜀国进攻魏国，韩侂胄凭弱小的宋朝谋划攻打金国，都只是自取祸患罢了。《诗》说：“心中的忧患啊，是自己给自己招来的。”难道不是真的吗？《易》说：“在泥地上等待，招致贼寇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