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八白易传卷八　　　　　明　叶山　撰

译心挥泪，杜陵面对年老而感叹志卑，也都是末节罢了。他们哪里知道圣人处置忧患的道理呢？《易》说：“反复经历坎险，有诚信，内心保持亨通，行动会受到嘉尚。” 初六爻说：“反复经历坎险，进入坎险的深坑，凶。”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处在患难之时，却没有在患难中行事的道术；生在极度混乱的时代，却没有拨乱反正的才能，又怎么能够使事情转为善治呢？只能全都陷入溺亡罢了。晋王衍奉东海王防还，石勒率领轻骑追赶，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石勒擒住王衍等人，让他们坐在帐幕之下，询问晋朝旧事，随后推倒墙壁把他们杀死。唐朝末年，三十多个朝士被贬到白马驿，朱全忠在一夜之间把他们全部杀死，大概就类似这种情形吧？《易》说：“反复经历坎险，进入坎险的深坑，凶。” 九二爻说：“坎中有险，求取小有所得。”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易》之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功业，凭借的是才能；具备才能而功业仍不容易成就，凭借的是时势。《易》也会使天下的才能陷溺，原因在于患难；患难虽然深重，却仍有可以缓解的地方，凭借的是时机。时，是遭逢的运势；机，是得道而获得的济助。因此，还没有脱离战争扰攘的祸患，仍处在迁徙流离之中，却恰好遇到上天与人心归附的时机，暂时得到可以放下担子、休息肩膀的地方。古今不能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刘玄德争夺荆州而没有成功，法正却前来迎接他，大概就是才能受时势困厄，而患难又因时机得到缓解的情形吧？然而，这只能安顿一个人的自身，还不能窥伺中原；只能休息一时，还不能平定四方。又怎么能真正走出险境呢？《易》说：“坎中有险，求取小有所得。” 六三爻说：“来去都是坎险，险难而且深陷；进入坎险的深坑，不可有所作为。”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昏暗而不足以审察时机，柔弱而不能振作拔出自身。在太平之世行走，尚且会有跌倒的时候，何况处在重重险境之地呢？前进会遇到猛虎咬人，后退会遇到深渊而被淹没头顶。前面有凶恶的呼啸而不能支撑，后面有谗言和贼害而不能躲避。左右都是坑谷，还能有什么作为呢？终身忧愁受辱，直到陷入死亡才停止。这大概就是汉朝末年党人的同类情形吧？党人生在昏乱的时代，正值宦官切齿痛恨的时期，遇到灵帝这样的不辨菽麦之主，不知道借用谦俭来修德的道路，却任意以口舌传播议论，品评人物，玷污朝廷，去撩拨蛇虺的头，踩踏虎狼的尾巴，以至自身遭受酷刑，家族破败毁灭，难道不可悲吗？《易》说：“来去都是坎险，险难而且深陷；进入坎险的深坑，不可有所作为。” 六四爻辞说：“一樽酒、两簋饭，用瓦缶盛着，从窗户送入简约的礼物，最终没有灾咎。”为什么呢？叶子说：“君臣之间的义理，不能逃离天地之间，而且都应同具一种德性，因此本来不必讲求奢侈的仪文。所以，礼仪繁多却没有真实情意，便不能使人享用；礼仪简薄而确有诚意，就不会崇尚文饰，而真实的益处便寄寓其中。然而，在多难之地，所忧虑的只是没有可以会合的机会罢了。既然同心同德，又何必设置许多关节来相见？难道还要三次辞谢、三次谦让以后才来吗？”《淮南子》说：“勉强哭泣的人，即使有病也不悲哀；勉强亲近的人，即使面带笑容也不和悦。感情发自内心，声音便在外表回应。因此，厘负覊送来的一壶饭食，胜过晋献公所赐的垂棘之璧；赵宣孟送来的一束干肉，胜过智伯所铸的大钟。”为什么呢？礼物丰厚，不足以证明爱意；真诚的心，却可以使亲近的人归附，这就是侍奉君主的节操。懂得侍奉君主的节操，就懂得进言的方法。因此，攻击君主所蒙蔽之处，虽然说上一百遍也不会被采纳；顺着他所明白的地方去说，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醒悟了。所以，出于溺爱的私情，不值得费力劝说；善端已经显现时，所应当做的只是知道并纠正过失，不必耗费篇幅详细辨析；至于本心的明觉，则应当认识到。如此说来，多事之秋，所忧虑的只是还没有遇到可以进言的对象罢了。既然已经告诫并取得信任，又何必强迫他听自己不愿听的话，喋喋不休地说他不能察知的事情呢？

译为什么呢？程子说：“喜欢直言揭短、刚强有力的人，大多会招致忤逆；温厚而详明的人，他的言说大多能够实行。所以，四位老人合起来的力量，哪里比得上张良、群公以及天下士人？他们言辞的切直，哪里比得上周昌、叔孙通？然而汉高帝偏偏不听前者而听从后者。”赵王太后疼爱小儿子长安君，不肯让他到齐国做人质。大臣们劝谏她，虽然言辞强烈，她也不听。左师触龙借谈赵国长久富贵之道来委婉进言，使太后心意通达，于是她像回声应声一样接受了劝告。汉文帝思念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冯唐便借谈魏尚被废黜之事，使魏尚恢复原职。晋武帝思念诸葛亮那样的臣子，樊建便借陈说邓艾的冤屈，使他的孙子得到官职。崔▯得罪了宦官，李渤、张仲方多次进言，成百上千句话也不能使皇帝省察；李逢吉从容说了一句话，唐敬宗便怜悯起来。后来敬宗想巡幸东都，给事中、谏议大夫累积上了百十道奏疏也不能使他听从，裴度从容说了几句话，他就立即取消了行程。杨炎只用片言便改变了君主的想法，蒋伸单独应对便取得了宣宗任命他为宰相。为什么呢？因为人心容易被感通，而攻击其蒙蔽之处，言说就无法进入；疏通其明白之处，言语自然能够发挥作用。所以说：“三位老人使汉武帝醒悟，还不如主父偃的一句话；五王恢复唐朝的继嗣，还不如王庆方的一次应对。” 《易》说：“一樽酒、两簋饭，用瓦缶盛着，从窗户送入简约的礼物，最终没有灾咎。” 九五爻说：“坎水还没有盈满，但已经渐渐平定。”为什么呢？叶子说：天下之所以不能立即平定，是因为时势；而拨乱反正、破除险难使天下趋于平定，则要靠人。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虽然凭他们的才力不能完成，但上天已经怜悯他们的诚心，人们也已经壮大了他们的志气。何况才力确实能够胜任这件事的人呢？所以，困难还没有结束，是时势所造成的；逐步加以清除治理，铲除并剪除祸乱，是才力所能做到的。唐宪宗初年，刘辟在三川骄横自负，王承宗在河北凭险固守，田兴在魏博假意顺从，吴少诚在淮西怀有叛逆之志，那时的险难仍然存在。然而唐宪宗刚明果断，立志平定僭乱，能够采用忠臣的谋略，不被群议迷惑，最终取得成功，唐朝的威令几乎重新振作起来。难道不是志向与力量同时施展，将要填塞险陷而使天下趋于平定吗？《易》说：“坎水还没有盈满，但已经渐渐平定。” 上六爻说：“被系上徽纆，置于丛生的荆棘中，三年不得解脱，凶。”为什么呢？叶子说：祸乱到了极点，天命已经离去，无法挽回；才力微弱，人事已经败坏，无法支撑。这就是汉献帝第一次被董卓劫持，车驾被抛弃在草莽之中；第二次被汜防劫持，饥饿而不得食；第三次被曹操劫持，惶恐流泪，度日如年。最后又被华歆逼迫，死后连尸身所在也无人知晓。变乱的根源由来已久了，呜呼，令人悲伤啊！《易》说：“被系上徽纆，置于丛生的荆棘中，三年不得解脱，凶。” ▯ 离卦有利于守正，亨通；蓄养母牛，吉。为什么呢？叶子说：君主若不是贤者，便不会得到辅佐；贤者若没有君主，也不能施展抱负。君臣彼此依附，是天地间的大义。然而其中有方法，那就是像曲、糵、盐、梅一样调和，期望对方合乎正道。若放弃你所学习的东西而顺从我，就是轻慢。以责成君主为难、陈说善道以闭塞邪说，是恭敬的根本。若侍奉君主只是为了取悦容色，就是谄媚，怎能不谨慎呢？虽然如此，君主期望臣下以正道匡正自己；如果臣下只坚持正道而不以情理加以调和，岂不是要求过分、责备太严了吗？汉宣帝的严厉急切、唐德宗的苛刻逼迫，也是君主应当警戒的。因此，应当用温和的言辞相接，以和悦的脸色接受进言，并借着饮食聚会制定宴享之礼，演奏《鹿鸣》《湛露》，来沟通上下之间的情感，使礼意凝聚深厚，和蔼得仿佛可以捧在手中。以正道侍奉君主，是臣下的本分；但若只执守正道而不以顺情加以沟通，岂不是强迫得太厉害、逼迫得太深了吗？鬻拳用兵器进谏，师经用琴撞击晋平公，这也是臣下的罪过。因此，应当尽备礼节以表示恭敬，怀着诚信来发言；趁君主入朝禀告时，再在外部顺着他的善意加以辅成，称赞说这是我君主的德行。这样，内心和行为的恭敬纯厚，便会自然呈现出安乐平易的状态。这些道理难道可以不知道吗？所以君子对此必须谨慎。大概只有唐虞时代才做到这样吧。君主说：“我违背了你们的辅弼。”臣下立即警戒他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君臣之间都俞应答、欢喜振作，和蔼地同处一堂，简直不亚于一家父子之间的亲近。这是后世无法达到的境界。唉！从这里观察，父子之间的亲近、兄弟之间的和睦、夫妇之间的相合、朋友之间的相处，其道理就都可以知道了。《易》说：“离卦有利于守正，亨通；蓄养母牛，吉。” 初九爻说：“脚步错杂而行，应当敬慎它，没有灾咎。”为什么呢？叶子说：进入危险的国家、身处混乱的时代，小人只想着求取利禄，已经无耻，不值得再说了。伾文一党的行为，君子早已贬斥很久了。处在文明昌盛的时代，行动时存有求取观光荣誉的心，那是君子急于求取功名吗？急于求取功名的人，用道德之说来镇定他，便可以触动他的心；急于趋赴时机的人，用合乎时势的道理启发他，便可以使他暂时克制自己的性情。韩退之三次上书宰相，陆敬舆勉励他，最终成为天下斯文的主张者。张横渠献上论兵之策，范希文劝勉他，最终成为一代大儒的宗师。广微年轻时名列天下第一，敬仲告诫他，必须想到千里之内百姓的生计。希元拿自己的命运去询问日者，和叔教导他必须忘掉追求富贵显达的心。因此，建安、青田都成为百世师表，这就是君子看重警戒的原因。受到警醒并加以戒备，难道还能不进取吗？曾南丰评论刘向说：刘向的学问很广博，他著书和建言，尤其想在世上有所作为；也有人为了有所作为而忘记自己所受的委屈。为什么他多半顺从外物而很少成就自己呢？大概古代圣贤并非不想有所作为，但他们说，求取要有方法，获得要听命于天。所以孔子所到之处，必定询问当地政事；子贡却认为这不是孔子主动求取的，难道不是求取有方法吗？孔子说：“道将要实行，是命；道将要废弃，也是命，难道不是因为得到它自有命数吗？”假如刘向当时懂得这个道理，能够安于行止来守持自己的志向，选择所应学习的内容以穷尽精微，那么他的成就就不可限量了。所以孔子称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而学习，孟子称君子希望能够自己有所获得；这样便能从身边处处遇到根源，哪里还会急切追求外在呢？刘向的得失，也是学者应当引以为戒的。王猛不懂这个道理，急于追求功名事业，因此桓温一旦没有重用他，他便甘愿为苻氏尽忠奋勇，几乎取得中原之地。许衡不懂这个道理，竟敢把道学的传授说成自己的资本，因此不知艰难曲折地归附宋朝，却甘愿为元氏殷勤开导，这就是所谓依附权门的忠臣，实际上是公室的贼。唉！这是万世的罪人，难道只是当时的一次错误吗？《易》说：“脚步错杂而行，应当敬慎它，没有灾咎。”

译六二爻说：“黄色的光明，大吉。”为什么呢？叶子说：天子废除昏暗蒙昧的行为，士大夫申明光明正大的节操，百官吏人以玩弄欺诈为可耻，众庶百姓没有奸邪欺诈的习俗。君子居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而不这样做，便是遵循皇极的准则；如果不合于中道，可以吗？所以，处在尧舜的时代，做尧舜的百姓，就说：“百姓都明白事理，协和万邦，黎民因此变得和睦。”处在三代的时代，做三代的百姓，就说：“旧日染上的污俗，全部一同革新。”又说：“四海之内，都仰赖我的德行，这就是教化。”又说：“众多黎民百姓，普遍都成为你的德行所化育的人。”因此，以天地人三极的法度自我约束，以中庸之道自我执守，并不是故意矫饰，而是居于教化已经成就的天下，只遵循我本性的自然状态罢了。孔子在春秋时代奉行中道，孟子在战国时代执守中道，这就是圣贤出现于世，不待外力推动便自然兴起的情形。所以说：爱惜衣裳服饰，却不在尘途上使它蒙昧，是有爱；爱惜衣裳却不爱惜自己的容止，爱惜外表却不爱惜自己的言行，这种爱就浅末了。爱惜言行却不爱惜自己的明神，这种爱就更加浅薄。因此君子以根本的仁德为贵，使精神和谐、德性平正而大道通达，这叫作保全真性。《易》说：“黄色的光明，大吉。” 九三爻说：“太阳偏西时的光明，如果不敲瓦缶唱歌，就会发出老年将至的叹息，凶。”为什么呢？叶子说：通达死生之分的人，死亡期限将近也不会忧惧。刘元城半夜听到钟声，仍然酣然熟睡，就是这样。不通达死生之分，就一定害怕死亡；害怕死亡，就一定贪恋生存；贪恋生存，就一定会有非分的希望、违背正道的谋划，以及侥幸苟且求免的计策。这难道能够免除祸患吗？鸠摩罗什临死时还命令外国弟子诵念三遍神咒，这对死亡有什么益处呢？为什么呢？有些天命可以挽回，有些天命则应当听从。眼睛入地而出，正道居下而元气在上，这是可以挽回的。夏少康经历崎岖乱离，为的是恢复禹的功业，终于返回旧都；商武丁访求贤才、询问政事，并且反躬自省以思考王道；周宣王拨乱反正，命召公讨伐淮夷，申伯、仲山甫顺应天下，这些都是如此。太阳已经到中天而偏西，偏西之后必然进入黄昏，这是应当听从的天命。至多只能从自己的城邑告知天命，延续残余的气息罢了。燕丹不知道大命将近，反而派遣荆卿；姜维不知道炎汉已经衰替，仍然九次伐魏；侂胄不知道失去国势是在宋朝，仍想为金人的旧仇复仇；曹髦不知道魏国已不能享有血食，竟在宫阙之下交战，转眼便覆灭了。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易》说：“太阳偏西时的光明，如果不敲瓦缶唱歌，就会发出老年将至的叹息，凶。” 九四爻说：“突然到来，像火焚烧，像死亡，像被抛弃。”为什么呢？叶子说：善于承继的人必定有谦逊退让的诚意，善于谦逊退让的人必定有顺从承接的道理。商汤、周武王以宽仁取代暴虐，汉高祖废除秦朝苛刻的法律，兴起得很迅速，有什么可疑虑的呢？秦政一举灭掉六国，于是又毁灭历代百王的法度。项籍驱逐并杀死子婴，分裂天下以分封诸侯，独自号称霸王，这是多么暴虐凶恶啊！秦政、项籍难道能够长久吗？再如刘裕平定南燕以后，因为恼怒广固久攻不下，想把城中人全部坑杀，并把妻女赏给将士；韩范极力劝谏，他才停止，但仍杀了王公及以下三千多人，没收其家属一万多人。自从晋朝渡过济江以来，威势声望一直没有振作，戎狄横行，虎视中原。刘裕开始以王师剪除并平定东夏，不在这个时候礼敬贤俊、抚慰疲敝的百姓，使群士仰慕归附、遗民踮足期盼，反而任意屠杀，以满足自己的愤怒。考察他的措施，连姚苻也比不上，难怪他不能荡平四海、成就伟大美盛的功业，只传一两代便灭亡。圣人的明训，难道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吗？《易》说：“突然到来，像火焚烧，像死亡，像被抛弃。” 六五爻说：“眼泪流得很多，忧愁叹息，吉。”为什么呢？叶子说：“刘向有句话：国家的存亡、祸福，关键在于自身。圣人重视真诚，敬慎地对待容易忽略的事情。谚语说：真诚便没有污点，思虑周全便没有羞辱。一个人不警戒、不思考，却想保全自身、保全国家，是很难的；何况才力不足而时势已经过去的人呢？为什么呢？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一定的道理。因此，周成王兴起未能成事的悲痛之情，三监的势力便自行崩溃；他勤勉地思念蓼莪之苦，殷民的叛乱很快平定。齐顷公先前尊贵骄傲、轻慢怠惰，于是军队失败、国土紧缩；后来忧劳悲戚，于是声望名闻在诸侯中振作起来。所以说：福祉产生于困厄，祸患产生于得意，这话不可欺骗。否则，为什么说圣王以天下为忧，天下却以圣王为乐？难道凡庸的君主以天下为乐，天下便以凡庸的君主为忧吗？《易》说：“眼泪流得很多，忧愁叹息，吉。” 上九爻说：“王出兵征伐，有嘉美之功，斩杀首恶，俘获的不是其同党，没有灾咎。”为什么呢？叶子说：帝王用兵，犹如雷霆击打；诛杀大恶是因为他们违逆，小恶不过是妖孽，蝼蚁般的小人物不在其诛讨范围内。因此，商汤诛杀夏桀，周武王擒取商纣及其残党；至于旁枝末节的小丑，实在不值得污损圣人的刀刃。为什么呢？天下最大的勇力，是用来擒获天下的首领和雄强者的；首恶灭亡，天下便安定。天下最大的智慧，是用来照察天下隐伏的邪恶；隐恶被察明之后，便可以像割草一样普遍清除。何必处理那些纤细琐屑的事情呢？霸主不懂这个道理，往往丢掉大的事情而处理小的事情，只察看眼前而昏昧于长远。例如齐桓公不责备郑突弑君篡国，却替宋国讨伐郳；不追究狄人入侵卫国、灭亡温国，却去讨伐山戎。这叫作放下斩断关隘的大事，却追问小偷穿墙打洞；不致力于德政，却勤于经营远方的军事。晋国人不拘捕元咺诉讼君主的罪行，反而联合十二国围攻许国；不追究商臣弑父，却召集大夫攻打沈国。这叫作不能守三年之丧，却专门察究缌麻、小功之类的细节；于是有人被流放、驱逐，却还要追问是否断绝无后。与圣人的智勇相比，不是相差太远了吗？《易》说：“王出兵征伐，有嘉美之功，斩杀首恶，俘获的不是其同党，没有灾咎。” ▯

译咸卦亨通，利于守正，娶女为妻吉。为什么呢？叶子说：感应之道真是伟大啊！感应的机理真是神妙啊！从天地的广大，到蝼蚁的微小，这一道理贯通其中而不能废弃，这种机理神妙而万物自己并不知道。因此，天地交感而万物通达，君臣交感而志向相同，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相互交往而彼此感应，情意相合、心志相谐，其中有不必言说的妙处，这就是天地间的大义。虽然如此，有感而应，应合感受，属于情感，是天地万物都不能脱离的；以理相感、以理相应，则是天地万物都不能废弃的原则吧？因此，贤明君主与良臣的喜悦交会，如尧舜时代的君臣；慈爱与孝顺的流通，如周文王、周武王的父子；友爱恭敬的深厚辅助，如周武王、周文王的兄弟；夫唱妇随的和谐，如舜与二妃的夫妇；恩义兼尽，如孔子与颜子的朋友。这些都没有失去感应的常道。若说君臣之间的媚悦、父子之间的阿谀、兄弟之间的邪佞、夫妇之间的淫邪娇媚、朋友之间的宴饮沉溺，难道这些也可以叫作感应吗？这就不能谈论真正的感应了；真正的感应必然相通，相通之后必然归于正道。这个道理，若要探求天地万物以及男女关系所寄托的根源、君臣上下礼义所由产生的根源，舍弃夫妇关系还能凭什么呢？因此，以感通来使家庭和睦，就会成为琴瑟相友、钟鼓相乐的夫妇；夫妇之道不感到苦难，家庭也没有彼此抛弃的忧患。以亨通守正的道理来娶妻，就会成为窈窕的淑女和君子的配偶；淫僻之罪减少，居室之中便有彼此相爱的美好。妫汭的下降，关雎的讽谏，不是都有明显的征验吗？否则，徇从感情，就会有宋伯子的私情而不遵循正道；固守节义，又会受到彭老生的讥刺而不能与情感相协调，怎么可以呢！《易》说：“咸卦亨通，利于守正，娶女为妻吉。” 初六爻说：“感动到脚趾。”为什么呢？叶子说：受到时势感召而想要进取，是君子观光、尚宾的心情；乘着时机而上升，是凭借适逢盛世的机会。舜的玄德上达而闻名，帝尧说：“我早就听说过了，如今又有四岳共同举荐。”太公在磻石上像鹰一样振翅而起，文王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如今又有初夜之梦作为征验。”因此，历数归于自身，然后有后车承载，不到一天便能得到任用。然而，有才智的人即使有安定百姓、治理国家的志向，身居草野也没有庙堂中的雅正地位；即使有观光求进的愿望，诸公又缺少与他一同升进的人，那他还能做什么呢？就像日月靠近，徒然急切却不能脱离；与烟霞同居，身在尘埃之外的浮云也只能白费辛劳，不能免于同污泥相处。难道贾谊有经国济世的谋略、治理安定的志向，却因为绛灌不肯退让，反而只能被排斥到长沙；董仲舒明白王道、端正人心，却因为公孙弘不肯推让职位，反而要前往胶东吗？唉！这正如中山公子牟身处江湖之上，心却在魏阙之下，詹子因此教导他重视生命、轻视利禄。《易》说：“感动到脚趾。” 六二爻说：“感动到小腿，凶；安居不动，吉。”为什么呢？没有媒人便自行出嫁，贞洁的女子不会这样做；没有召唤便自行前往，守正的士人不屑这样做。伊尹有超然自守的志向，诸葛孔明怀有宁可枯槁而死的心志。古人有受到感召却没有立即行动的，何况没有受到感召便自行响应的人呢？这对士人的拖累，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传说：钟不经敲击而自己鸣响，就是妖异；石头本来不是说话之物却开口说话，就是怪异。士人不等待感召便行动，是对自己的扭曲太严重了。扭曲自己的人，从来没有能够使别人正直的。张师德两次到宰相门下求进，王拱宸夜里经过政事堂，他们与韦澳不肯自我推荐做御史相比，怎么样呢？所以说：行动不如安静更安稳，进取不如退守更清白。《易》说：“感动到小腿，凶；安居不动，吉。” 九三爻说：“感动到大腿，执意跟随他人；前往则有羞吝。”为什么呢？叶子说：君子之所以贵于普通人，是因为志向不可被夺取；之所以远远超过别人，是因为能够独立而无所畏惧。身体随着别人行动，竟不知道有自己的身体；志向以跟随别人为主，竟不知道有自己的志向。像盲人依附跛子，像水母依靠虾，行走、停止、坐下、起身都没有独立操守，像影子必须依待某物才能存在，而自己完全没有主见。这样也能算君子吗？古代有人这样做，尤仕莽、歆仕莽，扬雄作为儒者也出仕于王莽，他们与龚胜的节义相比怎么样？丁仪、丁廙跟随曹操，荀彧以王佐之才也跟随曹操，他们与孔融的气节相比又怎么样？《诗》说：“齐子归来，她的随从如水一般。”士君子不能守持挺立的节操，反而顺从他人的意志，就像水流到地上不能收回，这岂不是辜负天下的大义吗？唉！难道他们是因为富贵贫贱而改变志向，因为死生利害而感到恐惧，认为跟随众人就能生存、获利、显贵，而违逆时势的人就会死亡、卑贱、受害、贫穷吗？像祭仲、潘崇、胡广、冯道那样显贵荣宠，难道就一定是顺从者的结果；像泄冶、伯宗、王嘉、陈东那样被杀辱，难道就一定是违逆者的结局？那么拖延苟且的计策，果真是求取福祉、远离祸患的道路吗？他们却完全不知道，守持道义不会有朝夕之间的祸患，秉持正义也不是招致杀身之祸的凭借。吕伯恭说：“孔叔始终拥护齐国，始终不改变自己的说法，最终没有受到丝毫祸患；申侯反复追逐利益，一会儿依附齐国，一会儿依附楚国，最终却被杀死。”在齐国游说而依附丁傅的人，都在汉哀帝朝显贵；朱博却因依附丁傅而失败。献符命的人，都在王莽时代封侯；刘芬却因符命之事被诛杀。因此君子只应坚定自守，独立而无所畏惧。至于什么中正呢？像里克、原繁那样诡诈随从，像裴矩、士及那样随波逐流，难道算中正吗？《易》说：“感动到大腿，执意跟随他人；前往则有羞吝。”

译九四爻说：“守正则吉，悔恨消失。心意纷杂地往来，朋友会顺从你的思虑。”为什么呢？叶子说：“庄子说：有两条船并排渡河，一条空船撞上了自己的船，即使心胸狭窄的人也不会发怒；如果船上有一个人，就会喊他‘把船撑开！’喊了一声没有听见，于是再喊三声，必定会用恶声斥责他。先前不发怒，现在却发怒；先前是空船，现在却是实船。人若能虚空自己而在世间游处，还有谁能伤害他呢？”俗话说：“琴弦有固定的声音，所以曲终便要改变；镜子不蓄藏影像，所以接触到形体便照见。”因此，虚空自己以应接外物，必定能够穷尽万变的形态；挟带自己的情绪去处理事情，就不能看见万物各不相同的妙处。为什么呢？心的本体本来是虚空的，虚空才能应接外物；虚空便不先存思虑，不存思虑才能得到事物的真实回应。所以说：“圣人感应天下人的心，如同寒暑、雨水和阳光，无不通达，无不回应，只在于守正罢了。”所谓守正，就是使内心虚空而无我。如果凭借思虑去穷究外物，反而会被外物穷尽思虑；如果凭外物来迎合内心，反而会使内心困顿于外物。梁惠王稍施小惠没有多久，就想让百姓增多；桓温征讨没有见效，就远远责怪三秦豪杰不来归附。人数不多、豪杰不至，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所以说：“凭一个人的听闻见识，却想穷尽宇宙的变化；凭一个人的防备思虑，却想胜过亿兆人的奸诈欺骗。运用智巧越精细，离开正道就越远。”这就是唐德宗之所以多有纷扰的原因。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养心没有比虚空更好的；虚空，才能尽心。原思能够不被欲望驱使，说明他能制约内心，但还不能说已经懂得治心；卫武公对神明没有厌倦，说明他能治心，但还不能说已经懂得养心；仲弓以敬己之心推及恕人而没有怨恨，说明他能养心，但还不能与他谈论存心；颜渊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义而没有悔恨，说明他能存心，但还不能与他谈论尽心。大概只有孔子吧？没有预先的意图，没有必然的成见，没有固执，也没有自我，与天地相似。这才叫太虚。《易》说：“守正则吉，悔恨消失。心意纷杂地往来，朋友会顺从你的思虑。” 六五爻说：“感动到脊背，没有悔恨。”为什么呢？叶子说：爵禄束帛，是君主用来赏赐的东西，从君主口中发出而无穷无尽；鞭笞杀戮，是君主用来惩罚的手段，施行于天下而无人能够抵御。这就是人君的威权与恩福。因此，不下令则已，一旦下令便雷厉风行；不禁止则已，一旦禁止便风行草偃。从前齐宣王想开拓土地，使秦国、楚国来朝，临莅中原而抚慰四夷；孟子却告诉他，应当施行政令、推行仁政，使天下做官的人都想在齐国朝廷立身，耕田的人都想在齐国田野耕作，商人都想在齐国市场储藏货物，行旅都想从齐国道路经过；天下那些想痛恨自己君主的人，都想赶到齐王那里申诉。唉！这是英明君主的事业，也是大有作为的君主通常应做的事情。精神涣散而昏昧，不能鼓舞四方豪杰；志向卑下而浅陋，不能招徕天下臣民，只不过是一块僵死的肉罢了，凭什么号令天下、夺取域中呢？周平王、汉元帝、晋惠帝之流，实在不值得一提。虽然如此，他们的作为也不同于曹伯阳。曹伯阳喜欢射猎，公孙疆便以射猎之术来进言，于是曹伯阳想图谋霸业，公孙疆又以霸业来游说。陈庸认为他的才干浅弱、志向却远大，力量不足、举措却宏大，谋略浅近、图谋却深远，最终导致曹国灭亡，而铎的祭祀也很快断绝了。这又是后来想悔改也无法追回的事情。《易》说：“感动到脊背，没有悔恨。” 上六爻说：“感动到面颊和舌头。”为什么呢？叶子说：君子用德行感动人，小人用言语感动人；忠臣用内心感动君主，奸佞之臣用口舌感动君主。传说：用繁复的文章相互假借，用修饰的言辞相互抵牾，用反复的譬喻相互转移，使外在的言辞压迫人的身心，使人不能返回自己的本意，于是论说看似便利，祸害便由此产生。文中子说：使自己的言辞华美，稍稍成就自己的学说，就困难了。因此，王孙满的雄辩，足以当面击破楚庄王问鼎的凶意。然而东莱还责备他说：假如使周人凭借楚国强大的凶势，仍然畏惧我们的文告而不敢前进，那么将来再有在京畿附近跳梁的敌寇，只需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就够了。这是习惯于应付寇患、侥幸取胜，竟把三寸之舌当成可靠的凭借。后来人们相互沿袭，渐渐形成风气：治理国家先重文章辞采，后重德政；抵御寇患先重辩说，后用甲兵；与邻国交往先重酬答，后讲信义。到了战国诸国相互吞并的时候，还采用王孙满留下的策略，虚张九九八十一万的数目，欺骗齐国、蒙蔽左右，自以为得计。一天秦兵向东出动，辩说不能使秦屈服，游说不能使秦退兵，只能来不及行礼叩首，甘心成为俘虏。先前那些虚浮的言辞，果真可靠吗？开启这一端的，正是王孙满的游说。扬雄、王通著书立言，足以垂训后世，足以成一家之言。然而东坤还要批评他们说：扬雄作《法言》，但其中的言论未必都可作为法则，为什么呢？《论语》本来不是可以仿效的对象，他却仿效《论语》。道理可以出自圣人，言辞却未必与圣人同体；既然都称作成就训诫，又何必仿效，以至于陷入僭越君王之罪而自己还不知道呢？君子实行法则而等待天命，丝毫不僭越。王通作《中说》，但其中的说法未必合乎中道，为什么呢？六经本来不是可以续写的对象，他却续写六经。言语由内在情理发出，未必贯通相同；既然都称作常道，又何必续写，以至于犯下扰乱华夏的谋划而自己还不反省呢？君子选择中道而服从善理，丝毫不扰乱。扬雄不懂得实行法则，凭什么来发言？王通不懂得选择中道，凭什么来立说？古语说：‘淫靡的文章破坏经典，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唉！王孙满凭借道理分析辩说，尚且造成这样的祸害；扬雄、王通自以为阐明大道、辅翼圣人，却又如此不合经常之道，何况公孙衍、张仪、淳于髡、陈贾之流呢？真可以说是国家的贼害了！所以苏子由说：吴国从泰伯到寿梦，七代没有与诸侯交往。自从巫臣进入吴国，教吴国乘车、作战、射箭，使它能够与晋、楚争衡，七代之后便灭亡了。

译燕国也处在蛮貊之间，礼乐已经衰微。春秋时期，它从未出国参加诸侯会盟；到了战国时代，也只是凭借耕作和作战自守，安乐无事，从未遭受兵祸。燕文公二十八年，苏秦进入燕国，开始用纵横之术游说燕国。从此以后交战不断，中原再没有安宁的岁月，六代之后燕国灭亡。燕、吴虽然南北相隔极远，但兴亡的踪迹大体相似。那些策士说客，借助别人的国家来满足自己一时的快意，这还可以理解；而执掌国家的人因此追随他们，狂妄放纵地行事，以加速灭亡，为什么呢？从偏僻浅陋之地兴起而奋发到诸侯之上，像商、周的先王那样凭德行使人服从，才可以；否则，都会成为祸害。唉！口舌造成的祸患，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虽然如此，公子目夷凭辞说取得国政，要离凭辞说保全自身，齐国使者凭辞说成为楚国上客，郑元璹凭口才讨伐可汗，富郑公凭辞说折服契丹，也只在于他们所说的话究竟如何罢了。《易》说：“感动到面颊和舌头。” ▯ 恒卦亨通，没有灾咎，利于守正，利于有所前往。为什么呢？叶子说：“周公说：‘冬日闭藏凝冻，如果不坚固，那么到了春夏草木生长也不会茂盛；天地尚且如此，何况人呢？’因此，经过三十年长期积累的道，才会有天下教化的成就；经过世代积累的忠厚，才会有仁德施及草木；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才会有十年吴国沼地的成就；经过十年发愤，才会有三策天人的成就；经过九年面壁，才会有亿千万劫的定慧；经过三万刻的沐浴抽添，才会有九转神丹。行动产生于静定，精神启发于困穷。唉，这道理多么深远，多么精微啊！没有积蓄便急于发用，是妄为；不以诚信充实自身而想顺利通达，也只是妄为罢了。古代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的，先整齐自己的家；想整齐家庭的，先修养自身；想修养自身的，先端正内心；想端正内心的，先使意念真诚；想使意念真诚的，先推致自己的知识。推致知识在于穷究事物；事物穷究之后知识才能达到，知识达到之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之后内心才能端正，内心端正之后自身才能修养，自身修养之后家庭才能整齐，家庭整齐之后国家才能治理，国家治理之后天下才能太平。” 这难道会有一丝一毫没有通达的地方，也会有一件事物阻塞而不能穷究吗？所以说：具备天德，便可以谈论王道；若天德不成其为德，想要通达反而闭塞，闭塞而不能通达，王道就会受到阻滞。申不害、韩非的功名之术，管仲、商鞅的功利之术，杨朱、墨子的为我与兼爱，都只是面壁而不通达罢了。”《易》说：“恒卦亨通，没有灾咎，利于守正，利于有所前往。” 初六爻说：“深深执守恒常之道，守正也凶，没有什么利益。”为什么呢？叶子说：“不去救助跟随自己的人，是君子所不快的。”但交往有深有浅，也应当加以衡量。恳切地互相劝勉，是朋友的职责；但对方的情势是否可以接受，也应当裁量。如果只执守天下的大原则而不顾及实际，尖锐的言语就难以被接受；只看重天下的大义而不思考实际，大的欲望就难以改变。一寸一寸地争执，直到一丈也不肯放弃；一铢一铢地计较，直到一石也不遗漏。这样不是想求得荣耀，反而得到羞辱；想求亲近，反而变得疏远吗？劝说即使足以使天下百姓获福，却没有人采用；言语即使足以减轻自身疾病，却没有任何补益。这不是君子所看重的。过去宋宁宗对别人说起朱子：“本来想把他安排到经筵，如今却事事都想听他的意见。”连朱子都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唉！怎样才能有像布衣栢耆那样的人，拿策论去求见韩愈，韩愈立即用它游说裴度，最终使王承宗胆寒而收手割地？否则，就会像叔带召请仲孙湫，十年以前不敢发动；直到富辰进谏，十年以后才终于实现。君子认为应当等待时机成熟后再说话，这才是别人乐于听取的。《易》说：“深深执守恒常之道，守正也凶，没有什么利益。” 九二爻说：“悔恨消失。”为什么呢？叶子说：“顺着本性而行、安于本性，叫作圣；所以真诚之道，难在获得天性。能够复归本性，叫作贤；所以使自己达到真诚的功夫，成就在坚定执守。成王、康王与文王、武王都被称为圣王，汉文帝、汉景帝与汉高祖、汉光武帝同称贤君，曹参与萧何同列贤相之名。仲尼与颜子同归于至人的行列，君主与臣子却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然而守成而不改变的操守，整齐得像一条轨道；勉强自立而不回头的功业，也不是后世所能达到的。因此，得到一种善行，便始终牢记在心、亲身奉行而不丢失，或许就接近圣贤了吧？守持它以等待教化。三个月不违背仁道，仁者大概就接近了吧？遵循它而不违背，便是真诚。偶尔每日每月做到一次，距离目标还很远啊！执守它而不丢失，便是仁。所以说：‘德性专一，行动无不吉祥；德性三心二意，行动无不凶险。’又说：‘执守德性却不能恒久，怎么能算有所成就？’又说：‘人若没有恒常之德，连巫医都不能做。’因此，不停息便能长久，长久便能取得征验，取得征验便能悠远，悠远便能博大深厚，博大深厚便能高明，这是圣人的事业。勉力而坚毅，坚毅而执守，执守而坚持，这是贤人的事情。圣人心与道相通，贤人的行为没有过失。这样说来，一个人可以由愚昧变得明达，由不肖变得贤能，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获得。《易》说：“悔恨消失。” 九三爻说：“不能恒久地保持自己的德性，或许会承受羞辱；即使守正也有羞吝。”为什么呢？叶子说：晏子说：“专一的心可以侍奉一百位君主，百变的心却不能侍奉一位君主。”《淮南子》说：“有两颗心不能得到一个人，专一的心却可以得到一百个人。”君子立身于天地之间，如果没有恒常的德性，就连巫医也不能做，何况处在人的伦理大道和美善大义之中呢？鲍永对旧主守义，因此可以侍奉新主；屈突通对灭亡的隋朝竭尽忠节，因此不失为唐朝的忠臣。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的心专一，所以侍奉两位君主也没有嫌疑；因为他为前一位君主忠诚，所以后来处在此地仍然纯一不二。否则，侍奉君主尽礼，早已缺少原初的诚心；不爱自己的亲人，马上就会显露在众人的议论中。在周朝不能显示忠贞之节，侍奉隋朝又有愧于竭尽性命的诚意。像刘昉、郑译那样的人，难道不是两边都要抛弃他们吗？因此，齐桓公侵犯蔡国、讨伐楚国，功业也很伟大；但拘捕涛涂、讨伐陈国，转眼间就受到迷惑，免不了遭到扬子思厌弃他的讥刺。楚庄王讨伐陈国、诛讨少西氏，名义也很正当；但后来因为县陈而贪图财富，转眼间便成为盗贼，以至于受到申叔夺牛的讥诮。季文子责备韩穿时也说：‘凭诚信来实行义，凭义来成就使命，这是小国所期望并愿意归附的。’

译信用是不可知的，义理也无从确立，四方诸侯还有谁不会瓦解呢？《诗》说：“女子没有过错，男子却改变了他的行为。男子的心没有定准，品德反复无常。”七年之中，晋国对诸侯时而给予、时而夺取，这种反复无常还有比它更严重的吗？男子反复无常，尚且会丧失配偶，何况霸主若因此在德行上反复，又凭什么能够长久拥有诸侯呢？于是诸侯对晋国怀有二心。晋人害怕了，便在蒲地会盟，以重申马陵之盟。桓玄从江陵到达历阳，刘牢之自恃才武，拥兵强盛，想借助桓玄除掉执政者，再伺机夺取桓玄的权力。参军刘裕请求攻打桓玄、刘牢之，桓玄没有答应。桓玄派何穆去游说刘牢之，刘牢之便同他勾通，进入京师，罢免百官，杀死司马元显；司马尚之、庾楷、张法顺让刘牢之担任会稽内史。刘牢之说：“刚开始你们就要夺我的兵权，灾祸恐怕要来了。”他告诉刘裕：“现在我将向北逃奔。”高雅之在广陵起兵来匡救社稷，你能跟从义举吗？刘裕没有回答。于是刘牢之召集僚属，商议占据江右来讨伐桓玄。参军刘袭说：“事情没有比反叛更不可为的了。将军往年反叛王兖州，近来又反叛司马郎君，如今再次反叛桓公，一个人三次反叛，凭什么立身呢？” 话说完，他快步走了出去，佐史大多四散逃走。刘牢之害怕了，率领部曲向北逃跑，到达新州后上吊而死。唉！坚持德行不可不始终如一，就是这样。所以邓析的两可、里克的中立、郑朋的表面顺从吕布以及吕布多次反叛，都不容于天地之间。因此说：“忽然欣喜，骤然愤怒，连父亲也不能使自己的儿子安定；开始正直，最后诡诈，士人不能使自己的朋友信服。”《易》说：“不能恒守自己的德行，或许会承受羞辱；守正则有吝。” 九四，田野里没有禽兽，为什么？叶子说：“庄子说：‘水积聚得不深厚，就没有力量承载大船。在堂上低洼处倒一杯水，芥草就可以作为船；把杯子放在那里，船就会搁浅。水浅而船大啊。’

译《传》说：‘枳树荆棘不是鸾凤栖息的地方，方圆百里的小地，难道是大贤施展抱负的道路吗？’ 既然如此，用能容纳牛的鼎去煮鸡，水多了味道淡而不能吃，水少了又会熬干而煮不熟。大器用来做小事，难道是合宜的吗！古今圣贤遭遇这种困境的很多。身居守关、击柝的职任，确实不可能有参与辅佐、治理天下的功业。所以说：孔子曾经做过委吏，便说“不过是把会计做好罢了”；曾经做过乘田，便说“不过是使牛羊茁壮成长罢了”。像这样一只宝鼎还没有承受烹煮牺牛、调制太羹的重任，长久处在煎熬、切割之中，那么对于掀天揭地的功业、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事业，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唉，这就是张释之十年不得调任、扬雄三世不迁官，实在可悲啊。《易》说：“田野里没有禽兽。” 六五，恒守自己的德行，守正；妇人吉，丈夫凶，为什么？叶子说：“《孔子家语》说：‘女子顺从男子的教导而长养其理，所以没有专擅裁制的道义，而有三从的原则。’《郊特牲》说：‘妇人是跟从丈夫的；幼年跟从父兄，出嫁跟从丈夫，丈夫死后跟从儿子。’妇人就是从一而终、终身不改的人。所以伯姬在成公九年嫁到宋国，共公十五年，共公去世，她守寡居住了三十四年，当时大概已经六十岁了。虽然没有保姆和傅姆，她躲避火灾而保全生命，也没有损害她的正道。然而，她没有因为自己可以保全性命，就违背天下通行的常义；这是因为她明白礼重于生命，受辱比死亡更严重，审察了死生的尺度，辨明了荣辱的界限。求仁而得到仁，不能说她只是女子而不是妇人。至于丈夫，正是凭借智慧来率领他人的人。丈夫反过来听从妇人，那还凭什么施行教导、率领他人呢？唉！三纲其实是同一个道理，丈夫听从妇人，弊害非常严重。君主听从臣下，灾祸败亡又哪里说得尽呢？所以《管子》说：‘君主有三种治国方法：喜爱人却不私自赏赐，厌恶人却不私自惩罚，设置仪制、制定法律，按照尺度法度裁断事务，这是上等君主。喜爱人便私自赏赐，厌恶人便私自惩罚，背离大臣，疏远左右，只凭自己的心意裁断，这是中等君主。’ 臣下有所喜爱便私自赏赐，有所厌恶便私自惩罚，背弃公法，损害公正之心，只专听大臣意见，这是危险的君主。’所以英明君主所掌握的有六项：使人活，使人死，使人富，使人贫，使人尊贵，使人卑贱。这六种权柄，是君主所掌握的。君主所处的有四个方面：一是文，二是武，三是威，四是德。这四种位置，是君主所处的。把自己掌握的权柄借给别人，叫作丧失权柄；把自己所处的位置让给别人，叫作失位。唉！既丧失权柄又失去君位，国家还能成为他的国家吗？从前周公告诫成王说：“从今以后，我要建立政事。”君主不亲自处理政务，却把政务托付给臣下，就是把国家的利器拿给别人看，却不知道珍惜。所以三家在鲁文公时代横行，东门氏又比三家的横行更加严重，其根源都在于文公懈怠软弱、不像君主所致。文公即位初年，霸主的会盟、邻国的友好关系，他从未亲自参与，最终都派大夫前往。闰月不告朔，平常月份也不亲自视朔，懒惰昏昧而怯弱，不走出寝门，举手听任强臣所作所为，终于使诸大夫互相结交援助，对外依恃大国，对内笼络国人，各自培植势力，公室逐渐衰弱，权力归于一个人。自己一身尚未终老，两个儿子就被杀戮，妃妾也不能相互保全。齐简公放弃国家的权柄，专门任用大臣，将相共同掌握威权，在私门中世代擅权，结党而使公道不能施行，所以使陈成、田常杀死阚止，让子皮无法成就他的祸谋，使吕氏断绝后嗣而陈氏拥有国家。司城子罕辅佐宋国，对宋君说：“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治乱，取决于君主施行赏罚。爵位、赏赐、财物，是百姓所喜爱的，请君主亲自施行；杀戮、刑罚，是百姓所怨恨的，请让我来承担。”君主说：“好，我承担美名，你承受怨恨。”宋君自知这样做会被诸侯讥笑。国人都知道杀戮刑罚由子罕专擅，大臣亲近他，百姓畏惧他。不到一年，子罕便劫持宋君而专擅国政。所以说：“权力是重大的事物。上位者不能控制它而交给下位者，那么下位者强而上位者弱；中国不能控制它而交给夷狄，那么夷狄强而中国弱。”晋平公尊为邦君，却把权力交给大夫，因此在湨梁之会时，国内发生变乱而不知道；自身主持夏盟，却把权力交给夷狄，因此在宋之盟时，外部有祸患而不觉悟。即使如此，还有更严重的。周公将要同王孙苏到晋国争讼，周王却背叛王孙苏，让尹氏同王孙苏一起到晋国控告周公。周公是大臣，王孙苏是卿士。两位大臣发生争讼，不向周王申诉却前往晋国，已经违背为人的正道。周王不仅不责罚王孙苏，反而派人到晋国帮助自己所偏爱之人的诉讼，战战兢兢地害怕他的诉求不能伸张。凭天子的尊贵，竟然踮足抬头，等待晋国的取舍来决定轻重，这还算能够统治天下的君主吗？还有更严重的。唐山南西道节度使于頔借讨伐淮西之机，大量招募战士，修缮铠甲、磨利兵器，聚敛财货，怀有据守汉南的志向。他诬告邓州刺史元洪犯有贪赃罪，德宗因此把元洪流放到端州。于頔又上奏说对元洪的责罚太重，德宗又任命元洪为吉州长史。于頔又因判官薛正伦上奏而发怒，奏请贬黜他；等诏令下达时，于頔的怒气已经消解，又上奏请求留下薛正伦担任判官。德宗一一听从了他。汉隐帝时，西京留守王守恩虽然贪鄙聚敛，但郭威便以投子作出命令，让白文珂代替他。白文珂、王守恩都是汉的大臣，而郭威凭一个枢密使投子就更换他们，如同更换戍卒。白文珂不敢违抗，王守恩也不能拒绝。郭威既然这样处置而毫不疑虑，汉隐帝最终也置之不问。唉！这难道是所谓天子凭“八柄”来驾驭群臣吗？所以说：“从隐王到昭王二百年，尹氏世代掌握周政，因此发生了子朝之难，也拥有专擅废立的权力；

译从宣公到襄公五十多年，崔氏世代做大夫，因此发生了弑杀庄公的事，也出现了篡夺、杀戮的祸患。”春秋时期，尊贵没有超过周王的，强盛没有超过齐国的，但世代卿大夫造成的祸患竟然如此，其由来已经很久了。唉！权势积累到足以劫持君主，原来确实会这样吗？既然如此，君主固然不以独断专行为可贵，但威权和福泽只能由君主亲自施行。君主固然可以重视听从臣下，但裁断决策却已经由臣下作出了。把顺从当作正道，把一味守顺从当作原则，丈夫却做妇人的事情，大君却把国家利器借给别人，那么就会凶害于你的家，祸害于你的国，亡失你的天下，而自己还不知道。唉！政权由甯氏掌握，祭祀却由寡人主持；大政掌握在臣下之家，君主只是寄生之人；“王与马共天下”，这难道不可悲吗！《易》说：“恒守自己的德行，守正；妇人吉，丈夫凶。” 上六，震动恒常，凶。为什么？叶子说：将要完成的功业，不是靠震撼冲撞所能胜任的；长久安定的事业，哪里能经受播荡摇动的侵犯？所以说：处在安静状态的人，好像捧着满满的东西，害怕它发生动摇；处在动荡状态的人，好像驾船，希望它能够平静。处在动荡中的人尚且希望平静，已经平静却频繁动摇，难道可以吗？《传》说：贯泽之会时，桓公有忧虑中原的心意，所以没有召唤却自行前来的，是江人、黄人。葵丘之会时，桓公震耀自己的功劳而自负，背叛的有九国。所谓震动，是什么意思？就是自以为威势赫赫。所谓自负，是什么意思？就是自以为没有人比得上我。安静到了极点，守成到了最后，却又震耀自己、夸耀自己，岂不是接近功亏一篑吗？习凿齿说：齐桓公一次夸耀自己的功劳，背叛的就有九国；曹操暂时自夸功伐，天下便三分。这些都是几十年勤勉经营，却在俯仰之间抛弃了成果，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易》说：“震动恒常，凶。” 《叶八白易传》卷八 《经部，易类，叶八白易传》钦定四库全书 《叶八白易传》卷九　明代叶山撰 ▯ 遯卦亨通，小有利于守正。为什么？叶子说：天下的祸福在细微的征兆中显现，圣人的进退也在征兆出现时看清并作出决断。祸患的征兆已经发动了。圣人离去，哪里还要等到一天结束呢？这正如神龙不可能被束缚，日月不可能被超越。凤凰飞翔在千仞高空，谁能把它关进樊笼呢？为什么？把对困厄穷乏的忧念推到极致，也不过是从细微处转圜；勉强怀抱救世之心，却不能大规模施行中正之道，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有所作为却不能成功，就如同不曾作为；事情没有成功却仍然留恋，就如同不曾留下。摄行相事，鲁国得到大治；一接受女乐，行动便没有脱下冕服。唉，深远啊！微妙啊！不是圣人，不能谈到这里。黄皓扰乱蜀国，姜维对皇帝说：“黄皓奸诈巧佞而专横放肆，将要败坏国家，请杀掉他。”皇帝说：“黄皓只是奔走服役的小臣罢了，从前董允每每恨得咬牙，我还曾因此怨恨董允，你何必介意？”姜维见黄皓枝蔓相连、党羽众多，便用谦逊的话告退。皇帝命黄皓到姜维那里道歉，姜维因此疑惧，从洮阳返回，借口种麦留在沓中，不敢回成都。黄皓只是小臣，姜维手握强兵，权力统摄全国，尚且如此畏惧顾忌而不敢前进，轻身远避，何况地位在他之下的人呢？何况君子见到征兆便明察决断，坚定得如同磐石，不等到一天结束就行动呢？因此，即使有可以作为的机会，也一定没有苟且作为的意愿，最终使别人完全无可奈何。《易》说：“遯卦亨通，小有利于守正。” 初六，退避落在末尾，有危险；不宜有所前往。为什么？叶子说：君子进用礼，所以要经过七次引见才相见，三次辞谢、三次谦让之后才到任；君子退处凭义，所以一经决断便立即行动，从来不因离去而迟疑滞留。刘文定诗说：“休庵君从前名叫戅，亲手把奸臣拉到九天之上；如今却以‘休’为名，莫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