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八白易传卷四　　　　　明　叶山　撰

译姓的蛀虫。难道不是圣王所应诛杀的吗？《易》说：“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初九爻说：“在门外与人同人，没有咎害。”这是为什么呢？叶子说：观赏过大海的人，难以再被普通的水所满足，并不是普通的水难看，而是因为见过水的本源。游学于圣人门下的人，难以再以浅陋言语为满足，并不是言语难说，而是知道了言语的深奥。那么，把天地万物都纳入自己的尺度之内的人，难道可以让他终年不见日月的光明吗？难道可以让他孤立于群体、偏私结党而自以为相合吗？所以《淮南子》说：如今有人把他囚禁在黑暗的房屋里，即使用美味肉食供养他，用绮绣衣服给他穿，也不能使他快乐，因为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偶然从缝隙中看见雨滴落下，便高兴地叹息。何况打开门户、推开窗户，从昏暗之中看见明亮呢？看见明亮，尚且会放纵地喜悦。又何况走出房屋坐在厅堂，看见日月的光芒呢？看见日月之光，便开阔而快乐。又何况登上泰山，踏着石封，远望八荒，把天都看得像车盖，把江河看得像衣带呢？又何况万物都在其中呢？所以说：没有听闻宏大的议论，志向就不会远大；没有听到最高的言论，内心就不会坚定。追想上古的唐尧虞舜，瞻望中古的仲尼，便知道那些拘守小道的人足以羞惭。想起首阳山的伯夷，省察商山的四皓，便知道心志污秽的人足以羞耻。记取远在西极的张骞，怀念北方边疆的苏武，便知道只顾家庭的人足以鄙陋。然而门以内，是父子、兄弟、夫妇，是依次互相奉为宗主的人；门以外，是四方、上下、往古、来今，哪里有穷尽呢？走出门户窗牖，观察大道；离开家人，观览乾坤。这是司马子长、邵尧夫的学问。难道不是同人吗？难道不是同人吗？《易》说：“同人于门，无咎。” 六二爻说：“在宗族内部同人，有吝。”这是为什么呢？叶子说：从一个乡扩大到天下，是君子增进德行的资助；穷尽当代人物而又进而与古人交友，是君子崇尚朋友的益处。若只在偏僻狭隘之中抱守固执，在卑下鄙陋之处亲近依附，闭门寻找朋友，坐在瓮中托付交情，不就是下士的末流，而且实在太拘谨琐碎了吗？听不到大道，无法得到最高的道理，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为什么呢？楚人丢了弓，还是楚人得到它。已经把形骸局限在你我之中，何况你我又彼此把对方看成你我自己，自我抛弃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敛盂的防辞、郑国盟约中攒函的盟辞，把自己比作戎狄，都是《春秋》所责罪的。过去周公制定政事，任用下士七十人；介子推出行时，年仅十五岁就能辅佐楚国。仲尼听说后，派人去察看，回来报告说：“廊下有二十五位俊士，堂上有二十五位老人。”仲尼说：“合并二十五人的智慧，就超过商汤、周武王；合并二十五人的力量，就超过彭祖。天下大概可以确实免除祸患了吧？”因此荀氏的书说：“最高的境界是不区别古今，其次是不区别海内；能够使天下人的志向相同，这就是盛大的德行吧？”所以大人的志向是看不见边际的，浩浩然与大道相同。邵子的书说：“无名公十岁时向乡里人学习，于是完全了解乡里人的情性，自己的杂质除去了十分之一二。二十岁时向乡人求学，于是完全了解乡人的情性，自己的杂质除去了十分之三四。三十岁时向国人求学，于是完全了解国人的情性，自己的杂质除去了十分之五六。四十岁时向古人求学，于是完全了解古人的情性，自己的杂质除去了十分之七八。五十岁时向天地求学，于是完全了解天地的情性，想再除去自己的杂质，却无从除去了。”唉，这就是同人的最高境界吧！所以说：王先原来只是彭州的一名走卒，他替王宗侃分条列出七件事情，为王建申明，王建能够采用，最终不用劳烦军队就攻下一个州。既然这样，取士的道路难道可以不广泛吗？取士广泛，贤能人才就

译不会处在下位而会处在上位；贤能人才在上位，下面的人就能受到他们的恩惠，祸乱也就不会发生。过去晋代和凝担任端明学士，在门上题字，拒绝宾客往来。耀州推官张谊写信给和凝，认为端明学士是接近天子的职位，是天子的耳目，应当了解四方的利弊，为什么要拒绝四方宾客？即使自身安逸方便，对不起国家又怎么办？拓跋猗卢请求任用并州从事，刘琨想让莫含担任，莫含不愿前往。刘琨说：“因为并州孤单弱小，我又没有才能，却能够在戎狄之间自行保存下来，是代王的力量。我倾尽家产，把长子送去作人质来侍奉他，希望能够成为朝廷的屏障。朝廷如果因此蒙受耻辱，那就太可耻了。您想做忠臣，怎么能吝惜共同办事的小小诚意，却忘记徇国的大节呢？往日代王把您当作心腹，是全州所依赖的人。”莫含于是前往，拓跋猗卢非常器重他，让他参与重大谋略。唉，他是有所认识这个道理的。《易》说：“同人于宗，吝。”

译九三爻说：“把军队埋伏在草莽中，登上高陵，三年不能兴起。”这是为什么呢？叶子说：有才德的人，是成就功业者急于求取的；中正之士，是举事者所凭借的。既然如此，求取他们的人难道有不殷切的，任用他们的人难道有不迫切的吗？因此有君子寻求君子的情况，这样就不用等待告诫便能取得信任。苗刘之变时，张浚和吕颐浩、张俊谋划起兵，共同讨伐叛乱。恰逢韩世忠由海道将赴行在任职，张俊听说后高兴地说：“世忠来了，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于是告诉张浚写信招请他，韩世忠立即率兵赶赴宫阙，诛杀两个叛贼，恢复皇帝的帝位。也有小人寻求君子的情况，这样就不能强行招致。姚令言反叛，迎接朱泚来掌管六军，朱泚派骑兵带兵劫持段秀实，说：“段公来了，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于是商议称帝，段秀实勃然大怒，上前唾吐朱泚的脸，举起笏板击打他，鲜血飞溅洒落在地上。为什么呢？君臣之义存在于天地之间，无处逃避，因此邪妄的请求不可能在强迫劫夺之下实现。所以威势力量虽然猛烈，也没有施展的地方。桓温忌恨谢安的忠诚，派人包围他企图谋害，却不能成功；曹操赞赏关云长的义气，用尽各种办法挽留他，也不能成功。即使采取观望的态度很诡诈，诡诈也没有用处。齐景公晚年挟持卫国，想压制晋国而取代它兴起；然而在次五氏、次垂葭防于牵等地方，都不敢攻打晋国。虽然谋划周旋了几年，最终也没有成功。他起初寻求诸侯，先得到郑国、鲁国，后来又得到宋国。等到郑国、宋国互相攻伐时，想救宋国，就会失去长期交好的郑国；想不救宋国，又会失去新近归附的宋国。因此蘧拏驻扎在那里，徘徊观望于两国之间，等待它们分出胜负，再随势而行动。讨好奸邪之人的谋略虽然诡诈，但想图谋霸业而不能成功，又有什么益处呢？《易》说：“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九四爻说：“登上城墙，却不能攻打，吉祥。”这是为什么呢？叶子说：只有天下的正理，能够使横逆的大势屈服；只有天下的屈势，能够制止没有满足的欲望。齐国人想攻打鲁国，军队已经向北进发了，因为忌惮卞庄子的勇猛，不敢经过卞地。晋国人想攻打卫国，已经喂饱马匹、磨利兵器，因为畏惧子路贤能，不敢经过蒲地。赵盾想攻打邾国，调动了八百乘诸侯军队，因为服畏矍且的威名，不敢接纳防菑。这些都是因为在正理面前屈服，又被形势阻挡。何况君臣之义存在于天地之间，没有比它更高的正理。只有君主可以制造威势，祸患到了争讼君上的时候就会自行招来，形势也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又何必妄自行动呢？畏惧天下大义的人，灾祸不会波及自身；安守天下大分的人，祸患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君子为什么重视自我反省呢？《易》说：“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五爻说：“同人，先号哭而后欢笑，大军能够相遇。”这是为什么呢？叶子说：君主得到贤臣，之后万物万事的变化才能推行。世上如果没有贤人君子，那也就罢了；既然有贤人君子，却不能为我所有，难道能够停止日夜思念吗？开始时被人离间，最终又重新联合，难道能够停止鱼水相得的欢喜吗？诗人的感叹说，文王说：只有天下最宁静的，才能配合天下最刚健的。万物变化的根源，全都以此为本。没有得到贤臣时，怎么能不忧虑？得到贤臣以后，怎么能不快乐？唉！闺门之内的辅助尚且如此，何况国家没有君子，难道能够治理吗？仲尼在卫国，赵鞅于是停止谋划；段干木居于魏国，秦人于是撤兵；谢安在晋国，王猛知道不可攻伐；季梁在随国，楚王的军队不敢侵犯；子罕在宋国，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三良执掌政事，郑国就不可离间。君子对于一个国家的关系就是这样重要！有了贤君子，却被小人离间，因离间而失去君臣相互信任，能不忧虑吗？过去晋国人忧虑秦国任用士防，六卿在诸浮相会。赵宣子说：“士防在秦国，贾季在狄国，灾难很快就要到了。”于是共同谋划使他们回来。大概正是因为忧虑深、思念重。楚国不懂得这个道理，最终使奇才贤士被敌国任用。因此析公因为绕角之战的退逃而失去华夏，雍子因为彭城溃败而失去东夷；子灵教导吴国背叛楚国，使楚国疲于奔命；苗贲皇指挥夷王熠的军队，使郑国背叛吴国。楚国人从此不能再振兴，难道不是因为不懂得因离间而求得联合的方法吗？唉！君子对此之所以多次表达心意而不能平息胸怀、排遣心情，是有原因的。虽然如此，知道求取贤才，却不知道除去谗言，贤才就不能得到；知道除去谗言，却不知道果断任用，谗言就不能彻底消除。唐代宗知道慰问李光弼，却不能斩杀程元振；唐德宗知道依靠李怀光，却不能诛杀卢杞。三国吴主休喜欢读书，想和祭酒韦昭、博士盛冲讲论。张布认为韦昭、盛冲言辞过于切直，担心他们入宫侍讲时说出自己的过错，于是进谏阻止。吴主休说：“我想和韦昭等人讲习旧闻，又有什么损害？你只是害怕他们说出臣下的奸邪过错，所以不愿让他们进来。这样的事情，我自己会防备，不需要韦昭等人，你这样就可以放心了。”张布惶恐地谢罪，并且说担心妨碍政事。吴主休说：“王者的事务和学习的事业，各自有不同的范围，并不互相妨碍。” 然而吴主休担心张布疑惧，最终还是废止了讲学，不让韦昭等人入宫。五代时楚王马殷任用都军判官高郁为谋主，国家因此富强，邻国都嫉恨他。唐庄宗进入洛阳，马殷派儿子马希范入朝进贡，唐庄宗喜爱他的机敏，说：“近来听说马氏将被高郁夺去，今天有这样的儿子，高郁怎么能夺取它呢？”高季兴也多次用流言在马殷面前离间高郁，马殷没有听信。司马杨昭谋求取代高郁的职位，每天都在马希声面前诬陷他。马希声多次请求诛杀高郁，马殷说：“成就我的功业，全都是高郁的力量，怎么能说这样的话？”马希声请求解除高郁的兵权，于是高郁被降为行军司马。马希声随后假传马殷的命令杀死了高郁。唉！知道谁是贤才，却不能求取他；明明察觉谁是奸邪，却不能除掉他。这样又怎么能够使君臣相遇呢？只有苻坚对待王猛，差不多可以说做到了。王猛每天都受到苻坚亲近宠幸，掌握政事，旧日功臣大多嫉恨他。樊世本是氐族豪强，辅佐秦王苻健平定关中，他对王猛说：“我们这些人耕种，难道由你来享用吗？”王猛说：“不只是要让您耕种，还将要让您烧饭。”樊世大怒说：“我一定要把你的头悬挂在长安城门上，否则我绝不与你共处。”王猛把这件事告诉苻坚，苻坚说：“一定要杀掉这个老氐人，然后百官才可以整肃。”

译樊世入朝进言，在苻坚面前与王猛争论；樊世想起身攻击王猛，苻坚发怒，将他斩杀。于是群臣见到王猛，都屏住呼吸。王猛当时三十六岁，五次升迁，权势倾动朝廷内外。有人诋毁他，苻坚总是治罪诋毁者。唉！偏僻弱小的国家任用贤人、除去谗言，竟然能够像苻坚这样坚定而果断，这就是他最终成就大业的原因。否则，天下的士人没有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齐国晏子说过：“有人卖酒，酒非常美，店门的招牌也做得很长，可是酒到了酸了还卖不出去。主人问其中的原因，乡里人说：‘您的狗非常凶猛，有人拿着器皿想来买酒，狗总是迎上去咬他，所以酒酸了也卖不出去。’士人想把事情告诉万乘之主，掌权者却迎上来咬他，这也是国家的恶狗。不除掉恶狗，士人凭什么能够到达君主面前呢？”唉！难道只有君臣、父子之间才有这种情况吗？汉武帝、唐玄宗也是威严英明的君主，只因被小人离间，不能发挥他们仁慈勇武的一面，最终使骨肉互相伤害，连天亲也不能保全，遭受祸败是应当的。只有后唐明宗还算有所取法。安重诲想陷害李从珂，假传诏令让杨彦温驱逐他，并命令索自通斩杀杨彦温。李从珂驰入朝廷申明实情，唐主责令他回到自己的府第。安重诲暗示冯道、赵凤上奏，说李从珂失守，应当加以治罪。唐主说：“我的儿子被奸党倾陷，事情的是非曲直还没有查明，你们就想让他无法活在人世了吗？况且这也不是你们本来的意思。”第二天，安重诲亲自说明此事。唐主说：“我过去只是一个小校，家中贫困，依靠这个孩子拾取马粪来养活自己，直到今天做了天子，难道竟不能庇护他吗？”唉！如果不采用冯河的勇力，几乎就会造成大患；父子之间尚且如此，何况君臣之间呢？英明的君主应当深切警戒。不这样，就会堕入坑谷，陷入沟壑，等看见归来望思之台时，悲痛也没有用处了。还叹息什么呢？《易》说：“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上九爻说：“在郊外与人同人，没有悔恨。”这是为什么呢？叶子说：不与别人相异，君子本来从未逃离尘世、背离群体；但别人不肯与我同道，君子难道又甘愿援引别人而推举自己吗？于是茫然徘徊在尘垢之外，自在地遨游于无何有之乡，与木石同居，与鹿豕同游，旷达地把天地万物都看作没有什么可以相遇的对象。这不是君子抛弃万物，而是时势没有给我机会。因此依据君子随时而处的道义，遁世的人道理上并不违背，内心也没有歉疚，所以称为“嘉遯”；像龙盘曲而超越世俗，放开胸襟、游心于浩然之气，玩味心志于众多妙理，在大荒遥远险阻之处隔绝景物，在幽深声响的极尽奥秘处吞吐气息，这样的人可以理解伯夷饿死的心志。推原上天生养万物的仁心，长久离去的人内心就不能安定，志向也不能实现；因此不会卷曲大道而背弃时势，也不会遗弃自身而隐匿踪迹。活着一定要在玉版上显扬美名，死后则要在金册上刻下宏大的功业，这样的人可以理解孔子周游列国的用意。《易》说：“同人于郊，无悔。” 【图符】“大有，元亨。”这是为什么呢？叶子说：普天之下，如果各自分有土地，就不能谈论最高的治理；四海之内，如果各自分有百姓，就不能普遍施行同样的仁德。为什么呢？政令有所阻塞而不能通行，教化有所阻滞而不能到达，这是君子所不说的。难道不是应当使光明照耀天下，直到海边角落，使苍生万国、黎民贤士都共同成为上帝的臣民，并且都由上帝按时任用吗？难道不是辅佐治理五服，直到五千州，设置十二师，向外逼近四海，都建立五长，使他们各自引导百姓建立功业吗？难道不是东方教化渐及大海，西方遍及流沙，北方南方都达到，声名教化通达四海吗？礼乐、刑法、政令四方通行而不相违背，充沛的德教充满四海，这才叫极盛。至于东方到海，西方到焉耆，南方到林邑，北方到大漠，全都设置为州县，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唐朝的疆域已经盛大了；可是治理功业仍不免混杂夷狄。天下总共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余，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的盛大达到了极点。然而转眼之间就走向灭亡。汉朝有南粤不肯降服，宋朝有十六州没有收复，以至于六朝不能统一、五代不能重新占有中原；事情越来越流于末端，道越来越衰败，也就不足以谈论治理之道了。《易》说：“大有，元亨。” 初九爻说：“没有交往的祸害，不是咎害；处在艰难中就没有咎害。”这是为什么呢？叶子说：“富贵到了极点，奢侈之心自然产生；世代享有俸禄的人，很少能够遵循礼法。所以说：富有不必等到骄傲，尊贵不必等到奢侈，难道不是人情吗？”既然如此，处在丰裕的开端、居于富贵的起点时，骄傲自满的过失还没有产生，奢侈华丽的姿态还没有形成，这也是形势自然造成的。既然没有放荡而损害德行、背弃天道，又有什么过错呢？子贡富有而不骄傲，公西华积聚财物却能够散发给人，这是圣门所看重的。不过，出门看见纷华，回家便和内心交战，即使贤者也不能自我避免，何况普通人呢？看见它的人尚且难免心动，何况亲身处在富盛之中呢？倚仗奢侈而毁灭义理，穿着华美衣服向人炫耀，骄横放纵、矜夸自大，最终将由此得到恶果，不只是殷代的庶士如此，古今有才智的人往往也不能完全避免，难道能不谨慎吗？伯张说：“身居尊贵而能够甘守贫困，可以晚一些灭亡。恭敬地侍奉君主，和诸位同僚共处于敬畏戒惧之中，关键不在富有。”晏子说：“庆氏的封邑已经足以满足欲望，所以灭亡；我的封邑还不足以满足欲望。后来又把邶殿增加给我，才足以满足欲望。欲望一旦满足，灭亡就不远了。不接受邶殿，并不是厌恶富贵，而是害怕失去富贵。” 富有就像布帛有幅边一样，要为它制定制度，使它不越出范围。百姓生活富足而使用便利，于是就用正德来约束它，这叫作以幅限制利益。利益超过限度就会造成败坏，我不敢贪求过多，这就是所谓的幅。”免余说：“甯子只是因为封邑太多才灭亡，我恐怕死亡很快就要临到他。”史鱼说：“富有而能够守臣节，一定可以免除灾难，上下都如此守卫。骄傲就会灭亡吧？富有而不骄傲的人很少，骄傲而不灭亡的人从来没有。”既然这样，开始虽然没有祸害，最终可以忘记警戒吗？守持自己的志向，使自己不至于始终懈怠；警醒自己的内心，使自己不至于长久放纵；用礼法加以防范，使自己不至于到末了奢侈，也许才可以免除祸患吧？《尚书》说：“即使收回放纵的心，也只有防范它最困难；凭借富有而又能够施行教化，才可以长久；只有德和义，才是最大的教训。不遵循古代的训诫，还到哪里去取得训诫呢？”唉，这就是毕公成就殷民的办法，难道这还不是最高境界吗？孔子说卫国公子荆善于治理家产，大概也差不多达到这个境界了。《易》说：“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译九二爻说：“大车用来装载，有所前往，没有咎害。”这是为什么呢？叶子说：短绳不能汲取深井的水，小器皿不能容纳大的东西，所以想要承担重任、到达远方，大概车轴、车轮、辐条等器具不能不厚实而且优良。平定祸乱、安定太平，是文武兼备、能够应对常变的才干，不能不广大而博通，否则就会失败。战国时有人说：“君主根据王者之言而重重责成我办事，我的车轴如今已经折断了。”《楚辞》说：“所任重大，所载丰盛啊，陷入滞碍而不能渡过。”既然有物而没有承载它的器具，有器具而没有相应的用具，哪里有不在渡水时失败、陷入泥淖的呢？因此，接受极大的任务而不惊慌，容纳极繁杂的事务而不混乱；其正道足以建立天下的常经，其权变足以通达天下的变化。古代能够胜任这种责任的人，伊尹、周公就是这样。其次，孔明、李纲也差不多可以做到。管仲知道不足而才干有余；萧何、曹参见识不明而器量狭浅；房玄龄、杜如晦有宰相的才干却没有宰相之道；韩琦、范仲淹、富弼、马氏有宰相之道却缺少相应的器量。确实，这种事情并不容易。《易》说：“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九三爻说：“公侯用来向天子献享，小人不能做到。”这是为什么呢？叶子说：臣下和百姓以卑下身份奉事上位，是臣民的本分；依据义理来奉献，能够按照正道进献，是君子侍奉君主的事情。我的身边以上的一切，都是君主的东西，我怎敢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呢？所以在朝廷上献上功劳，以报告自己的勤劳；出使时献上物品，以表达自己的情意；有好的谋略、好的计划，就入朝进献给君主，以彰明自己的忠心；奉上土地，奉上百姓，奉上牺牲、玉帛，全都献给君主，以说明自己尽职，这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推出来进献君主，不敢私自占有。然而他的心公正，情意精诚忠实，没有一点虚假。那些小人心怀私欲而邪曲，狡猾而虚伪，他们怎么能做到这些呢？所以他们如果没有什么可以进献也就罢了，只要有所进献，就一定当面献上谄媚，以助长君主的过错；背后献上谀辞，以迎合君主的恶行；公开献上财物，以投合君主的欲望；暗中献上计策，以推行自己的奸谋；委婉地献上技巧，以窃取权柄。这能叫有所进献吗？古代的人，像姚崇亲手抄写《无逸》制成图，挂在屏风上；裴度进献忧劳勤勉的谋略；欧阳修进献《朋党论》；范纯仁进献《尚书解》；郑侠进献《流民图》以及《魏征传》《姚崇传》《宋璟传》《李林甫传》；范仲淹进献《百官图》，大致都可以看出来了。否则，难道李绛会不进献羡余吗？李林甫接替姚崇担任宰相，就用山水图代替进献；李鷃进献《庆云图》；丁谓进献《景德防稽录》；林特进献《祥符防稽录》；王安石进献他的儿子王雱所论天下事务的三十多篇文章；邓洵甫进献《爱莫助图》。否则，难道十五道会不申报户口吗？内心术数不同，所以进献能否合乎正道也如此不同。君主不可以不加以察辨。《易》说：“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爻说：“不是他的盛大，不会有咎害。”这是为什么呢？叶子说：“人们有这样的说法：接近君主的人，势力不必震动就会兴盛；掌权的人，权力不必招引就会聚集。权势所归之处，也是祸败随之而来的地方。然而这只是权势的说法，不是义理的说法；这是权力取胜，不是正义取胜。如果没有明察来观察消长盈虚的机理，没有辨析来分清上下尊卑的界限，并且还要明辨、辨析清楚，以彰明古今兴亡的规律，弄清贤愚祸福的根源，怎么能在盛大时不占有盛势、在衰败时处于衰败，处在满足时不居于满足、处在空虚时安守空虚呢？周公不因为自己是至亲就废弃恐惧警戒，伊尹不因为受到宠爱、享有利益就居功自处，就是这样。其次，张安世畏惧父子都封侯的盛势，因此辞去俸禄、远离权力；郭子仪因为儿子放纵言语失当，拄杖责打他，然后回朝等待治罪。再其次，如郑祗德任江西观察使，因为儿子郑颢娶万寿公主、显贵通达，便坚决请求退居闲散之地，免职后任宾客、分司。后来郑颢谋求担任宰相，郑祗德写信给他说：‘听说你已经判户部，这是我必死的年头；又听说你想谋求当宰相，这是我必死的日子。’郑颢害怕了，上表辞谢，也许因此可以免祸。否则，幸运时也会萌生如芒刺在背、寒栗不安的疑惧；不幸时就会导致怏怏不平、跋扈而死；大不幸时就会成为杨邠总掌机要政务、郭威主持征伐、史弘肇掌管宿卫、王章掌管财赋的局面。杨邠、史弘肇曾在隐帝面前商议政事，说：“陛下只管保持沉默，有我们这些人在。”最终他们却被诛杀，并不是偶然的。因此说：“圣人的智慧本来已经很多了，他所守持的东西又有助益，所以一举一动都必然荣耀；愚人的智慧本来就少，他所从事的事情又多是妄为，所以一动就必然困穷。吴起、张仪的智慧比不上孔子、墨子，却争相侍奉万乘之君，这就是他们最终车裂肢解的原因。”《易》说：“匪其彭，无咎。” 六五：诚信相交，威严而有威信，吉利。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天下人心最难发动，不以诚信就不能交相亲信。然而，诰誓的作用比不上五帝，诅盟的作用比不上三王，交换质子的作用比不上二霸；只有我的诚心和我的德行，才是你们所能知晓的。萧王把赤诚之心推置于人腹之中，这就是臣民彼此聚合、融通而成为一体的原因。周桓王害怕郑国，却欺骗说没有这回事；卫侯背叛晋国，却欺骗国人说要朝见；又改卜继承人，让公子到外边经商，臣民难道不会离心离德吗？天下的形势最难屈服，不以德和威就不能使人畏服。然而，以道德施威，成就的是安定强盛；以暴虐苛察施威，成就的是危乱衰弱；以狂妄施威，成就的是灭亡。只有圣明、神武、文德兼备，才能做到。用美善来告诫，用威严来督责；对于那些顽固、谗佞、巧言的人，如果不在当时用侯爵之礼使他们明白，就用刑罚使他们记住，那么天下就不会有违背正道、败坏德行、侮慢不恭的人了。汉元帝优柔寡断，于是汉室基业衰落；唐文宗受文义牵制，最终不能复兴。国事难道不会因此废坏灭亡吗？所以说：做事周全而合于世情，功业就能成就；务求合乎时势，名声就能树立。从前齐桓公用乘车会合诸侯，回国后却用斧钺诛戮罪人；晋文公用兵车会合诸侯，回国后却用礼义治理国家。

译齐桓公先柔后刚，晋文公先刚后柔，但都能使号令通行天下、控制诸侯；他们相同之处，在于能审察世道的变化。汉文帝以诚信对待蛮貊，藩国却接连发生叛乱；宋仁宗能使契丹夫妇相对哭泣来为其发丧，却仍不能免除边疆的祸患。唐代宗安置仆固怀恩的母亲，唐德宗安置仆固怀恩的儿子，都未尝不是责备自己、厚待他人，然而诚信不能感动事物，恩惠施加给人，人却不亲近；道义不足以使人心服，向人表示信用，人反而更加怀疑。恩惠和威严都不能树立，纲纪最终只能败坏罢了。事情严重到天平军作乱，僖宗下诏让本军前去宣慰，不得穷究诘问。右补阙常濬上书僖宗说：“陛下姑息藩镇太过分，是非功过一概混淆，才使天下纷乱到这种地步，您仍然没有醒悟，应当稍微振举刑法典章来威服四方。”唉，事势到了这种地步，又还能说什么呢？差不多可以作为榜样的，是唐宪宗采用杜黄裳的谋略讨伐刘辟，采用武元衡的谋略讨伐吴元济；唐武宗采用李德裕的谋略讨伐刘稹，诛杀郭谊。他们刚正明察、果断英敏、出类拔萃，能够采用忠臣的谋略，不被群臣的议论迷惑，实在值得歌咏。前辈说得好：贾生曾说，髋髀部位若有病，不用大斧，只用斧头即可；天下本来就有身居高官厚禄却抗命败坏宗族的人，有剖削侵刻、残害百姓的人，有执持邪道来扰乱政事的人。有盗贼，有像鸱鸟一样以不义为义的强宗豪右，有凌辱虐待孤儿寡妇的人，有作出邪行来败坏风俗的人，有制造讹言、穿着怪异服装、发出淫声、施展奇技来惑乱众人的人。这些正是髋髀部位的病患，难道不该用斧头砍除，而只用小斧削治吗？所以诛除四种罪人，天下就服从，这是舜成为帝王的原因；诛除三种罪人，百姓就服从，这是周文王成为霸主的原因。威严不可松弛，就是这样。司马法说：‘家庭中教导和笞责不可废弃，国家的刑罚不可松弛，天下的征伐诛讨不可停止。’ 《尚书》说：‘还要能够整治你的军队，使军队向天下四方进发，以登临禹所走过的道路。’ 又说：‘整顿并威严地统率六军，不要废弃高祖留下的寡命。’大概都是在说明这个道理。晋武帝平定吴国后便撤去各州的军队；唐穆宗即位时，两河地区大致已经平定，萧俛、段文昌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应当逐渐销兵，于是请求秘密下诏给各军镇，每年八人中限定一人逃亡或死亡，防备实在太薄弱了，天下怎么能不改变而溃败呢？不过，军队用来威服国家，将领用来威服军队；任命将领时如果不严格，威势本来就无法树立。从前城濮战败，楚国杀死子玉；鄢陵战败，又杀死子反，因此能够转败为胜、由弱变强，同晋国争夺霸权，横行江汉。后来楚国在栢举战败，将领囊瓦出奔，再也不能奉行先王的法度，于是楚国从此不再振兴。平王的尸体遭受鞭打，怀王被欺骗而进入秦国；他的子孙凭借六千里土地反而成为仇人的奴役，直到灭亡才停止，难道能不谨慎吗？从前李光弼与史思明在河阳交战，偏将郝廷玉败逃回来，仆固怀恩稍稍退却，都被命令取其首级。两位将领于是奋力一同前进，贼军大败。周世宗高平之战，诛杀败将樊爱能、何徽，最终取得威势，奠定霸业。宋太祖命曹彬攻取江南，拿出匣中宝剑交给他，江南于是平定。狄青讨伐侬智高时，陈曙在金城战败，狄青当着诸将的面向陈曙作了一揖，随即起身把他驱逐出军门斩首，侬智高最终被平定。作为君主，既不能强盛，到了不得不使用武力的时候，又不能善用将领，任由将领败坏军队后逃避死亡，那还凭什么安定自身、保全职位呢？《易》说：‘诚信相交，威严而有威信，吉利。’ 上九：上天保佑他，吉利，没有什么不利。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践履诚信，思考顺理，人道就完备了；上天赐予他，人民归附他，神道就完整了。在开始时便端正自身，在最终时便举措合乎正道；人民赞同他的成就，上天防止他的失败，这不是很美好吗？从前孙叔敖遇到狐丘丈人，狐丘丈人说：有三种利益，必然有三种祸害。爵位高了，人们会嫉妒他；官职

译大了，君主会厌恶他；俸禄厚了，怨恨就会归聚到他身上。孙叔敖说：不是这样。我的爵位越高，志意越谦下；我的官职越大，内心越谨慎；我的俸禄越厚，施舍越广泛，这样就可以免除祸患了。唉！人若不自满，上天就没有可以从中窥测、责量他的地方。若不是伊尹、周公，哪里足以承担这种境界？霍光没有辜负周公所受的托付，孔明更加防备后主的诚信。燕阳骛历事四朝，年高望重，从太宰恪以下都向他行拜礼，但阳骛反而比年轻时更加谦恭谨慎厚重。他约束告诫子孙，即使朱紫显贵者列居其间，也没有人敢违犯他的法度，大概也可以算作仅次于圣贤的人了。所以说，职位可贵之处，在于把正道推行于天下，把恩惠施加给百姓，把德行落实于自身。否则，凭高贵去压服别人，凭富有来供养自身，放纵欲望来满足报复之心，就会产生灾祸。刘聪有螽斯众多子孙之象，堂屋失火，烧死了刘聪的二十一个儿子。这座堂屋叫什么名字，为什么竟然烧死了这么多他的儿子？因为他不践履诚信，也不思考顺理，上天不保佑他，于是凶祸竟到了这种地步。《易》说：‘上天保佑他，吉利，没有什么不利。’ [原文仅见符号“▯”，疑为卦象或图符，无法确定其语义。]谦卦亨通，君子有好的结局。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君子知道天下不可以抢先，所以处在后面；德行言语盛大，却在礼节上表现谦恭。知道人不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所以居于人下；有善行不自我夸耀，有劳绩不自我施展。因此即使有功劳也不据为己有，即使有才能也不自以为拥有。君子这样做到了极点，家庭和国家必能通达，州里、蛮貊都可以推行。他使狡诈虚伪之人因此献出诚意，也使原本暴慢的人由此变得恭敬。这难道只是偶然如此吗？栾黡不能违背这种道理，而伯石能够获得俸禄，是有原因的。有功劳却不据为己有，似乎丧失了功劳，但最终没有人同他争功；有才能却不据为己有，似乎埋没了才能，但最终没有人同他争能。君子处在世上，不自我夸耀，是为了自我隐晦；实际上却使不夸耀的德行更加光明；自居于下，是为了自我降抑；实际上却因此更加上升。以屈抑作为伸展，以隐晦作为光明，这样天下没有人能赶得上他，反而成为众人的仰望。禹之所以历数在身，最终登上帝位，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否则，盈满骄盛的国家不可以出仕，盈满骄盛的家庭不可以把女儿嫁进去。骄横傲慢、暴虐无礼的人，不可与他交往，这是天下所要抛弃的人，何况还要使人服从他呢？《传》说：‘我告诉你，使人服从的志向，应当高远崇尚贤者，不要凭骄傲来凌辱人；’ 聪明圣知，不要凭年龄和才智轻视人；勇猛强武，不要凭力量侵犯人；敏捷能干，不要凭机巧欺侮人。遇到君主，就修持臣下的道义；出乡，就修持长幼的道义；遇到长老，就修持子弟的道义；遇到同辈，就修持朋友的道义；遇到年少而卑贱的人，就修持教导、引导、宽厚待人的道义。所以没有不爱的人，没有不敬的人，也没有与人争胜的人；胸襟旷达而兼容天地，包容万物。这样，老人就能安居，年轻人就会怀念他，朋友就会信任他，这就是君子所致力的。如此，《易》说：‘谦卦亨通，君子有好的结局。’ 初六：谦而又谦的君子，可以渡过大河，吉利。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言语忠实诚信，行为笃厚恭敬，即使在蛮貊的国家也能行得通；言语不忠实诚信，行为不笃厚恭敬，即使在乡里也能行得通吗？’这是孔子的教训。为什么这样说？处在下面，是万物所归附的；内心空虚，是天下所遗弃的。古人说：‘经过故乡便下车，凶悍的人也可以驱使；经过高大的树木便快步趋向水火，水火也可以越过。’又说：‘居住不筑高墙，人就不能毁伤他；出行不依靠周密的卫士，人也不能暴害他。’这就是君子的行为。从前子路带着剑，孔子问他：‘仲由，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子路说：‘善良的人固然会用善意对待我，不善良的人，我就借它来自卫。’孔

译子说：‘君子以忠诚为本质，以仁爱为防卫，不出环堵之内，声名却能传到千里之外。不善良的人可以用忠诚感化为盗寇，暴虐的人可以用仁爱使其安定，为什么还要带剑呢？’所以说：‘杜林施行义道，烈士便借他的品行保全性命；赵孟怀抱忠诚，匹夫也能成就仁德。’《易》说：‘谦而又谦的君子，可以渡过大河，吉利。’

译六二：声名显扬的谦德，守正则吉。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君子中和的德性充实积聚于内，并在外表显现出来，于是盛大的声名在近处洋溢，并施及远方。《传》说：伯姬贤良的行为在家中显著，所以鲁国派卿作为使者，以特别丰厚的礼仪办理她的嫁妆；她的贤名传到远方，所以各国争相送陪嫁女子，以证明她没有嫉妒之心。一个女子的贤德尚且能闻名诸侯，何况士人君子呢？所以说：宗族称赞他的孝，乡党称赞他的悌，交游称赞他的仁，知交称赞他的信，声誉流传，实际德行显著。这正是闵子骞所说的‘别人不能离间我父母兄弟’的情形，难道只是声名传遍三辅、扬名于上国而已吗？那些表面上取得仁名、实际行为却相违背的人，怎能与此相比呢？《易》说：‘声名显扬的谦德，守正则吉。’ 九三：有劳绩而谦让，君子有好的结局，吉利。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功劳在王室，恩泽在百姓，这是众人共同嫉忌的对象；倚仗功劳而夸耀才能，挟持功勋劳绩而傲视天下，是举世共同忧患的事情。不除去人情中共同的忧患，又处在众人共同嫉忌的位置上，想在当今之世免祸就难了。《尚书》说：‘大地平治，天时成就，万世永远依赖，这是你的功劳。’但接着又说：‘你只要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同你争能；你只要不自伐，天下就没有人同你争功。’成王把伯禽封在鲁国，周公告诫他说：‘去吧，你不要凭鲁国骄傲地对待士人。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又辅佐天下，我在天下也不算轻微。然而我每次沐浴要三次握起散发，每次吃饭要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仍然害怕失去天下的贤士，难道能不谨慎吗？’我听说，《易》中有一条道理，大可以用来守护天下，中可以用来守护国家，近可以用来守护自身，说的就是谦。天道使盈满者亏损而使谦下者增益，地道使盈满者变动而使谦下者流通，鬼神使盈满者受害而使谦下者得福，人道厌恶盈满而喜爱谦下。因此，衣服制成后必定要缺少一幅衣襟，宫室建成后必定要缺少一角，房屋建成后必定要加上拙劣之处，以表示它还没有完全成就；这是天道如此。要警戒啊！不要凭鲁国骄傲地对待士人。齐侯派管夷吾替周王平定戎患，周王用上卿的礼仪宴享他。管仲推辞说：‘我是卑贱的有司，天子的两位守臣国氏、高氏还在。’周王说：‘舅氏，我嘉奖你的功勋，认可你的美德，你去履行你的职务，不要违背我的命令。’管仲接受了下卿的礼仪便回去了。君子说：管仲世代享受祭祀，实在应该，因为他谦让而不忘记自己的上位者。鞍之战后，晋军回国，范文子最后进入。武子说：‘难道你不愿意满足我的盼望吗？’范文子回答：‘军队有功，国人高兴地出城迎接；如果先进去，就一定会被众人看见，这是代替主帅接受名声，所以不敢。’武子说：‘我知道可以免祸了。’郤克见晋景公，景公说：‘这是你的功劳。’郤克回答：‘是君主的教诲，也是诸位将士的功劳，我有什么力量呢？’范叔见到晋景公，景公也慰劳他像慰劳郤伯一样。范叔回答：‘这是庚所命令的，也是郤克的节制，我燮有什么力量呢？’栾伯见到晋景公，景公也如此慰劳他。栾伯回答：‘这是燮的诏令，也是士卒奉行命令的结果，我书有什么力量呢？’君子说：作为主将，不占有自己的功劳而归给君主；作为偏将，不占有自己的功劳而归给主将，这大概近于军队整齐和谐的风气了。王允与士孙端谋划讨伐董卓，王允却独自占有讨贼的荣誉，士孙端把功劳归还给王允而不求封侯，所以得以免除灾难。唐彬与浑濬讨伐吴国，还没有到建业二百里，就称病不处理军务。后来果然有先到的人争夺财物，后到的人争夺功劳，只有唐彬独自以贤能著称。辛谠在泗州遭受围困时，出城迎接兵粮，往返总共十二次。被任命为亳州刺史后，便上表说：‘臣的功劳，如果没有杜慆就不能成就。’僖宗巡幸兴元，途中没有供给，幸亏汉阴令李康用驴驮着数百份粮食献上，随行军士才得到食物。皇帝问李康怎么能做到这样，他说：‘臣没有这样的能力，是张濬教臣这样做的。’于是召张濬任兵部侍郎。后唐明宗时期王都作乱，晏球奉命讨伐，擒获杨隐，斩杀秃馁，逼迫王都，王都全族自焚。从开始进攻到攻克平定定州，他未曾杀戮一个士卒。三月入朝，唐主赞美他的功劳，晏球只谢罪说长期烦劳粮饷运输而已。五代吴国的史官询问中书令柴再用的战功，他回答：‘不过是鹰犬略有微小效劳，都是社稷神灵的庇佑，我柴再用有什么功劳？’最终没有上报。唉！禹、周公已经是极高的典范了；这几位公卿，前者因谦让免除了不该受赏的祸患，后者因谦让增添了青史上的荣誉，受到万民敬服，众多美誉也都归于他们，不是很应该吗？如果温季身处七人之下，却还想掩盖位居其上的人，死亡就不远了。王浑、王濬不断争功，王濬稍微知道要谦让，但内心始终不能平静，甚至表现在言语上说：‘这是我的偏狭之心，难道也是善后的办法吗？’即使如此，让出功劳是可以的。女子有倾国美色，超过南威，紫冲却不自以为美，这才算贤；如果像嫫母、无盐那样，还要自己描画丑态，只会更加引人讥笑，而且会使人反感。所以，贫困人家的子弟跪行匍匐，说话温和恭顺，却不被人以礼相待；而身居三公之位、拥有万金家产的人，只要稍微谦卑言辞、降低脸色，众人的议论就会全都称赞他。这一点不可不谨慎。《易》说：‘有劳绩而谦让，君子有好的结局，吉利。’ 六四：没有什么不利，施行谦让而且有所防备。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处在当今世道，却不把贤能和智慧摆在他人之上，这是善行；然而处在功勋卓著者之上，却不采用史官、巫祝纷纷进言的做法，也还不是善中之善。从前齐、鲁跟随郑国攻打许国，攻取许国后郑国把它交给鲁国，鲁国用谦卑的言辞推辞并退还，郑国最终保存了许国。君子认为，善于处置有功之事，没有比郑国更好的；善于处置无功之事，没有比鲁国更好的。既然身处多有忧惧的位置，又位居有功者之上，难道可以随便如此而已吗？如果不思考降阶相迎的缘由，君主内心或许会有所不满；如果不能充分表现出史官、巫祝的诚意，众人的心志或许不能承受。明白世故而安于法则的人，不会这样做。因此，故意做出笑容、声音恭敬，弯腰曲身以表示尊敬，君子并不是为了远离耻辱，而是为了保全职位、安定自身，也是处世时谦下待人的节操，不得不如此。否则，位居功臣之上而敬意不足，就近似王浑排斥王濬，不是安分之道；尊敬有功之臣而礼节不加隆重，又不如李愬对待裴度的做法，不是合于礼的做法。如此说来，君子难道喜欢故意过分恭敬，像在夏畦中劳作那样因礼节过度而自我鄙薄吗？范文子不敢急着回去，以此安慰武子的盼望；令尹子文必定推举子玉担任显贵职位，以此平息子玉的祸难。君子知道这是不得已的。《易》说：‘没有什么不利，施行谦让而且有所防备。’

译六五：不富有，却能使邻近者同心；适宜进行侵伐，没有什么不利。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能够安抚群臣，就是使自己的力量屈下；能够使群臣屈服，就是使群臣的力量归附。有慈父爱护儿子的心，有慈母养育儿子的道理，而天下群臣不以礼报答、不加尊重，百姓不如子女归来般趋附，从有生民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天下诸侯像怀念父母一样怀念他，百姓像子女归来一样奔赴他，却有人不把他们放在前面、不忘记他们的劳苦，不顾危难、不顾死亡，从有生民以来也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从前舜凭温和恭敬、诚信充实的德行登上帝位，于是九官十二牧奋力建功、兴举事业，共同辅佐上天的工作，各项功业都兴盛了。哪里还需要后世督责的办法，借无能君主驱役百姓的烦扰呢？岂止如此？汉高帝胸襟豁达、气度宏大，不以自我谦降为可耻，说：‘在帷幕之中筹划，在千里之外决定胜负，我不如子房；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应粮饷使粮道不断，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作战必胜、进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他空虚退让，自认为比不上这三个人；于是天下最有智慧、最勇敢的人都奔走听命，任凭他使用，没有人能够抗拒。为什么这样说？《尚书》说：‘德行日益更新，万邦都会归附；’ ‘志意自满，九族就会离散。’ 又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逊会得到益处。’大概是说，帝王的德行广大而运行不息，百姓就怀有仁爱之心；圣人出现，万物都能看见他的光明，众生得到益处，天下归附他，就像夜里的虫子奔向火一样。本来不必撕破头巾、削去边幅、附背握手来结交豪杰之心；也不必傲然箕踞、盛气凌人来挫折他们的骄气，不必嘲笑戏谑来使他们尽兴，不必慷慨歌呼、剖露肺腑来表明自己的情意；也不必坐在洗脚盆旁来挫折英布，随后又以王者的供张礼仪招待他；不必用谩骂侮辱赵国将领，随后又封他为千户侯；不必把天下豪杰弄得颠三倒四、无法测知自己的意图。然而天下豪杰将会自然低头贴耳，收起虚骄而服从恭敬。所以在贯泽会盟时，齐桓公有忧虑中原的心意，不经召唤便来会合的是江人、黄人；在葵丘会盟时，齐桓公震慑诸侯而自夸，叛离的便有九国。魏武帝一得到荆州，就轻慢张松，荆州随即不再属于他。唐高季兴对将佐说：‘新朝经过百战才得到河南。’接着却对功臣举手说：‘我是在十根手指上得到天下的。’如此夸耀功劳，其他人便都没有功劳了，谁不会离心离德，最终不再来朝见呢？这些都是所谓数十年间辛劳经营，却在俯仰之间丧失；英雄岂肯被这样的人驱使呢？不过，大顺之道在上，而独夫却成为不顺之臣；有道之人为君主，而一个人却成为背叛道义的人。这样的举动，也不是圣人所能宽宥的。所以苗民违抗命令、不服教化，便命禹前往征伐；布豨在外叛乱，直接侵犯天常，便亲自率军攻打斩杀。所谓亲自征讨不服从的诸侯，并不是穷兵黩武，而是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如果诚信未至而施行欺诈，道义未立而使用权术，即使人死了也不会服从，即使取得胜利也不能算善。像韩信不顾郦生而攻破田广，李靖不顾唐俭而擒获颉利，都是使用狙诈侥幸的计策，并不是使人出于至诚而心服的道路。后来河东都将杨弁作乱，结交刘稹为兄弟；石防闗守将又以关隘投降刘稹。朝廷议论纷纷，有人说应当停止用兵。王宰则说游奕将领已经得到刘稹的表章，刘稹有意归附。李德裕借用韩信、李靖的事情来说明，并且说可以让王宰不失信，怎么能损害朝廷的威严和命令呢？希望派使者督促他进兵。后来稽山群盗劫掠果州，诏令刺史王贽弘讨伐他们。崔▯说：‘这些都是陛下的赤子，只是被饥寒所迫，在山谷间盗弄兵器，不足以劳烦大军，只派一个使者就可以了。’ 于是派京兆少尹刘潼去招抚晓谕他们。刘潼说，使他们归顺，形势非常容易；所担心的是武臣以没有作战为耻，议事的人责怪希望迅速见效。刘潼到山中后，盗贼都请求投降。刘潼到了馆舍，王贽弘却已经带兵来到山下，最终攻打并消灭了盗贼。不过，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刘守光日益骄横淫逸，派人暗中劝说镇、定，要求做尚父。晋国诸将请求尊奉他，以助长他的恶行。等到刘守光自称皇帝，张承业又请求派使者向他祝贺，以助长他的骄心。这就是在声色笑貌之间摆出恭敬谦虚的姿态，假借想要取得、巩固、给予的权术，来造成自取灭亡的机会。还不如晋王存朂直接想要讨伐他来得正当。难道不知道商汤对待葛国的做法，正是圣人谦德而有诚信、威严的表现吗？《易》说：‘不富有，却能使邻近者同心；适宜进行侵伐，没有什么不利。’ 上六：声名显扬的谦德，可以用来出兵，征伐邑国。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屈服到了极点，就可以寻求伸展；尚未屈服却想要伸展，就是贪婪和忿怒。晋景公因为受到讥笑羞辱，便对齐国采取暴虐行动，这是《春秋》所诛责的。之所以屈服，是为了感召伸展；不求伸展而只是屈服，是畏缩怯懦。宋高宗因为二帝的缘故，终身不向金国用兵，这是志士所遗憾的。大概只有晋文公才懂得这个道理吧？退避三舍，等到敌人犯错，便一战取得威势；或者秦穆公，施加三次恩惠而对方不报，便一举奠定霸业；又或者晋悼公，休养百姓、和协众人，五年以后才用兵，三次出兵便使楚国不能与之争衡。我没有预先谋划事情，却在屈服到了极点时产生伸展；我不为了想伸展而屈服，而是在极度伸展之中感受到屈服。唉！不是懂得鬼神情状的人，哪里足以谈论这个道理？不过，齐桓公失去霸业，威势不能施行于强敌楚国，却只去讨伐小小的山戎；晋文公自己懈怠，讨伐不能及于齐、楚，却拘拘然只追究胡、沈等小国，这也就太末流了。干戈所到之处，不去羞辱天下那些横行的人，却只去贯穿、包围其中跳跃的小人，这怎么能算发扬大道呢？《易》说：‘声名显扬的谦德，可以用来出兵，征伐邑国。’ [原文仅见符号“▯”，疑为卦象或图符，无法确定其语义。]豫卦利于建立诸侯、出兵。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成就大事，以人为根本；用兵时不把天时地利当作最急迫的事情，而把人和放在首位。然而，难的不只是取得人心和协，更难的是顺应道理而行动。行动不合道理，就不能通达天下人的志向，也不能协调天下人的心意。事情不能使百姓和协，就会强迫人做他们不能做的事，事情必定不能成立；禁令又让人去做他们必然会违犯的事，法令必定不能施行。所以管子说：栋梁已经弯曲，不能承受负荷，房屋倒塌而人不怨恨，是因为其中有道理。弱小的孩子是慈母所疼爱的人；如果不按道理行动，即使落下一块瓦，慈母也会鞭打他。因此，按照道理行动，即使房屋倒塌也不会招来怨恨；不按道理行动，即使落下一块瓦也必遭鞭打。所以说：栋梁腐朽而房屋倒塌，怨怒不会涉及无辜；弱子弄落瓦片，慈母也会拿起棰杖。既然行动合乎天下的道理，举措又协调天下人的心意，就可以感动天地、惊动鬼神，何况人道中的大事呢？所以分封爵位、划分土地，只采用五等、三等制度。五帝尊尚贤德，三王尊尚亲族和功劳；树立君主和公侯，让他们主管百姓，不违失民情，这就是使民心一致、建立治理之道。其次，是不怕征伐和修治来辅佐年幼君主，出兵围攻许国，似乎要改立新君；这难道不也是根据百姓所得到的利益来使他们获得利益吗？

译否则，即使有项羽那样的威势，分封三名降将为王，沛公一出兵，秦国的父老兄长也会像丢弃东西一样抛弃他。何况还把沙中偶语之类的传言当作依据，成全二师的美名，封赏名分不正的功劳，建立尾大不掉的势力，那天下纷乱不安，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呢？百万貔貅、三千虎贲，是用来诛除暴乱、禁止祸乱、保全大局、安定功业，以强劲刚毅之势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定，这就是用来面对天下、辅助上帝的。其次，陉地之战的八国联军、城濮之战的七百乘兵车，难道不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吗？否则，即使有纣王那样的暴虐，率领军队如同树林一般，在牧野交战，也没有人能抵挡我们的军队，前面的士卒已经倒戈了。何况同样服役却不同心，你向西而我方的马想向东；又混杂无视君上的听从，违背举国的劝谏，百姓蠢蠢不安，怎么能够保全呢？《易》说：‘豫卦利于建立诸侯、出兵。’ 初六：声张逸乐，凶。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春天以鸟鸣为征候，夏天以雷鸣为征候，秋天以虫鸣为征候，冬天以风鸣为征候，这是天机不容有片刻停止的表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治理之道发声，孔子、曾参、子思、孟轲以道义发声，这是人道不容有所缺失的表现。否则，纺织娘不停地鸣叫，还不如蜘蛛寂静无声；中流砥柱在那里呼号，还不如长江浑浑荡荡、日夜流动而无声。何况凭自己卑微末小的志趣，张扬一身的逸乐呢？‘从前拘谨局促没有什么值得叹息，如今胸襟旷达恩泽无边’，这是用诗歌张扬自己的快乐；‘家本来是秦地人，能够演奏秦地声调；妻子是赵国女子，尤其擅长弹瑟’，于是拂衣而起，酒后耳热，仰天大笑呼喊呜呜，这实在是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是用文字张扬自己的快乐。自己张扬不幸尚且不可以，为什么还要张扬逸乐呢？满足自己的志意，反而会丧失自己的志意；使自身舒适，反而会给自身招来祸患。这就是蔚宗、石崇、潘岳之类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君主和宾客一同被诛杀的结局吗？《易》说：‘声张逸乐，凶。’ 六二：安定如磐石，不到一天就能决定，守正则吉。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和人一同沉醉在酒乡的人，昏昧不知不觉，以为醉上一天也很富足；另坐一旁的人观察他们，早已预知他们很快就会歪戴帽子、失去常态，所以不忍同他们一起胡乱。和人一同戏游大河的人，都不知道其他危险，不知不觉就会一同陷入溺水；居住在高处的人看着他们，早已看见他们渡水的危险，所以不肯踏入陷阱。这并不是他的智慧有所不如别人，而是看见利益便忘了形体，看见利诱便忘了真实，自取螳螂、黄雀之祸；即使有人明白详细地劝告，他也会认为那人狂妄，何况要他早早知道、独自觉察呢？君子却不是这样，以道德为志向，功名事业不足以扰乱他的内心；守持中正，富贵利达不能使他的志向昏昧。天下众人都这样滔滔随流，而我的砥柱自存，为什么要同他们一起随波逐流？天下人都这样相互依附，而我的中正自存，为什么要同他们一起倚靠？正因为不沉溺于利益，所以利益不能使他昏昧；不追逐外物，所以外物不能遮蔽他。祸福利害的根源、成败得失的缘由，谁能说不在他的静观之中呢？所以荀子说：‘权势利益不能使我倾倒，群体众人不能使我改变，天下也不能使我动摇。’ ‘生也由此，死也由此，这就叫作德操。有了德操然后能够坚定，能够坚定然后能够应对，这就叫作成人。’天显现它的明，地显现它的光，君子看重的是保持完整。又说：‘昏暗中行走的人，看见一块卧石以为是伏虎，看见一片直立的树林以为是后面有人，这是昏暗遮蔽了他的明察。醉酒的人跨过百步宽的沟，却以为只是小沟；俯身走出城门，却以为是小小的闺门，这是酒扰乱了他的精神。蒙住眼睛看，把一个看成两个；蒙住耳朵听，把寂静听成喧闹。知道了这一点，那么性情深沉淡泊的人，就会忘掉机巧事务，必定不会登上盘乐之堂；进入安逸享乐境地的人，天光已经昏暗，必定不会萌发预先谋划事情的思虑。巍巍啊，舜、禹拥有天下却不以此自居，何况处在天下之下的人呢！’所以周公富有，不能使他迷失东都的避居；孔子有功，不能阻止他接受膰肉后离去。《易》说：‘安定如磐石，不到一天就能决定，守正则吉。’ 六三：仰视逸乐，后悔；迟疑不决，终将后悔。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孔子说：‘巍巍啊，舜、禹拥有天下，却不以此自居。’又说：‘用不义取得富贵，对于我就像浮云一样。’圣人为什么能这样呢？富贵是外在之物，快乐不寄托在那里；天下是身外的累赘，人的本性也不寄托在那里。圣人看待这些，不过觉得渺小罢了。何况比这些更低下、更琐碎卑微的事呢？何况那些与我毫不相干的人和事呢？所以说：‘君子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而行事，不希求职位之外的东西。’又说：‘不要这样互相牵引攀附，不要这样欣羡别人。’确实是有道理的。只因不知道天命的本性而不能胜任，效法庸俗私欲，就会任凭垂涎欲望的样子而不自觉，眼睛被银海般的光华眩惑。因此，幸运时就会像汉高帝经过秦地而长叹，不幸时就会像儋括见到君王而长叹，更不幸时就会像楚国修成章华之台，召集诸侯来登临；晋侯于是修成虒祁之宫，让诸侯前往祝贺。把别人的富贵看成自己的欢乐，这难道是君子所为吗？更何况还要希求宵烛的微光，求取润屋的余泽，分得雁鸭的稻粱，沾取玉斚中剩余的酒液呢？唉！这不就是绳枢门户之家、穷巷中的宾客，在外面被众人讥笑，在内心又被良心羞惭的人吗？不过，因感到羞耻而设法使它离开自己，因厌恶它而推给别人，这不是君子所应考虑的。否则，祸患的萌芽日益增长却不醒悟，祸患形成后反而以此为乐而不离开。像朱穆不能脱离梁冀，蔡邕不能辞别董卓，潘岳不能离开贾谧，萧至忠不能离开公主，最终君主和宾客一同被诛杀，彼此互相成为牵累。那时又哪里来得及叹息呢？《易》说：‘仰视逸乐，后悔；迟疑不决，终将后悔。’

译九四：由此而得逸乐，大有所得，不要疑虑，朋友会聚集而来。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君子遇到时机，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君主任用他，国家就安定富足，他本人就尊贵荣耀；百姓依赖他，就会富足长寿、平安安宁。这是得志的时期，是一切如意的极点。然而，功劳盖过天下的人，会担心没有得到赏赐的过失；勇猛谋略震动君主的人，会害怕自身遭遇危险。这是人情，也是形势必然达到的结果，能没有疑虑吗？所以，上等的人功成名就便退身；次等的人躲避谗言、害怕讥议而不再前进；下等的人前进无所希求，便退下来为自身打算，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样做，对于大臣之道有什么可取呢？不要害怕权势，只看职责分内应当做什么；不要顾虑行动的痕迹，只看事情中可以做什么；不要顾虑事情本身，只看合乎道义、自己能够做什么。天下人难道能不衡量我吗？穷巷中的人可以看见朝廷的作为，幽谷中的妇人也能明白元老的心志。内心所明白的，就是众人所归附的；众人所归附的，就是自身所安定的；自身所安定的，就是可以免除祸患的。周公就是这样，其次只有诸葛孔明、范仲淹、司马君实罢了。所以说：‘敞开心胸，布行公道，扩大忠诚和益处，集中众人的思虑。’ 他说：‘去做吧，我自己应当如此。至于成败和利钝，不是我所能参与决定的。’又说：‘如果上天要福佑宋朝，就必定不会有这件事。’唉！这难道不是万世臣子的准则吗？安原白说：发出一片诚心，李广射石也能使石头成为老虎；发出一片疑心，乐令的弓也能看成蛇。《易》说：‘由此而得逸乐，大有所得，不要疑虑，朋友会聚集而来。’ 六五：守正而有疾病，长期如此却不至于死亡。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古语说：‘果实繁盛的树木枝条会披垂，枝条披垂就会伤害根心；国都太大就会使臣下强盛，臣下强盛就会使君主削弱。’这是说国家不可分裂，权力不应分成两端。晋国建立曲沃而黜退翼地，卫国有蒲、戚而黜退献公，楚国有陈、蔡、不羮而背叛弃疾，郑国筑城于栎而安置子元。昭公最终死去，不能恢复国家。因此，大权掌握在下位，威势和福禄也从自己手中离去，软弱懦怯、卑微衰弱，号令不能施行，就如医家所说的行尸走肉，凭什么承担纲常、承载仁义、走长远道路而胜任各种事务呢？这就是天下的废人。所以说：周朝自迁都洛阳后，名分全部丧失；汉朝自召董卓后，纲纪全部败坏；唐朝自设立三帅后，威权和福禄全部转移。天下分崩离析，再没有生气，只是名分、职位、称号还没有完全消亡，人心和天意也还没有完全断绝。就像人的四肢患风痹，身体和头颈拘挛，只因五脏尚未断绝、六脉仍然存在，虽然卧床等死，仍可延续数十年而没有立即断绝。所以说：祭仲驱逐昭公，于是拥立突；卫公子泄驱逐惠公，于是拥立黔牟；孙林甫驱逐献公，于是拥立剽；而意如驱逐鲁昭公后，鲁国八年没有君主。不仅不敢像田和在三晋篡位那样另立君主，也不敢另立君主，是因为鲁国秉承周礼，礼义深入人心。这仍然是害怕忠义之士讨伐，所以不敢肆意妄为。因此苏子由说：“臣下僭越君位，不合义却取得民众拥护，归根到底也是凭借力量杀死君主；即使失去众人拥护，实际上也没有罪过，那么百姓将会哀怜他，这种形势本来就是如此啊。”所以，人心对于君位和名号所凭借的力量非常深厚；人心还没有离去，位号就仍有可以伸张的余地；位号还存在，人心就仍有所统属。周赧王凭借微弱的资望，连一个小国诸侯的势力都比不上。当七雄争逐之时，对内齐、楚堵住他的喉咙，对外燕、赵抵住他的后背，远处秦国嬴氏扼住他的脚，近处韩、魏顶住他的胸。周朝没有灭亡，也只是顷刻之间的事。然而鲁仲连一番游说，足以安定九鼎、镇抚泰山，使天下终于知道水有源头、树有根本，不敢把周王视为弁髦而抛弃，使周王仍能做几十年的共主，正是因为位号还存在。汉献帝以孱弱的身体，寄居在残存的地盘上，处在天下鼎沸的时期；对内曹操把他像婴儿一样玩弄于掌股之间，对外袁绍在刀兵余隙中把他视作奇货而争夺，远处孙权亲近窥伺，等待时机暗中攻取，近处刘表排斥、操纵他，乘隙便有所行动。汉朝没有灭亡，几乎只差一根毛发。然而董承的一纸诏书、孔融的一句话，足以使枯骨重新振作、使溃烂的肉重新恢复。天下仍然知道世间有君主，汉朝有皇帝；不忍因为负担太重就放弃他，使他仍能做汉家的共主，正是因为人心还没有离去。拥有天下的人，应当慎重对待这件事啊！《易》说：“守正而有疾，始终不会死亡。” 上六爻说：“昏昧地沉溺于逸乐，事情已经完成却能有所改变，没有灾咎。”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甘于曲蘖酿成的酒，逐渐就会达到酩酊大醉，所以说“那个人昏昧无知”；沉溺于逸乐和欲望，逐渐就会陷入蒙昧，所以说“死了还不醒悟”。处在安逸享乐的境地，哪里容易回到正道之乡呢？因此古代的君主，早晨修订禁令，白天考察国家职事，晚上省察法典刑律，夜里警戒百官，不让他们放纵淫荡，然后才能获得安宁。禹勤勉于国事，广泛规划治水工程；汤战战兢兢、心怀危惧，检点自身如同唯恐来不及；文王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用这些来使万民和谐，都是这个缘故。假如内心制造色欲荒淫，外出沉湎于田猎，贪饮美酒、嗜好音乐，修建高大的宫室、雕饰墙壁，内心昏乱而施行恶政，言论和谋划都不正确，却还一概说“我是圣人，国家灭亡指日可待”，那又哪里值得同他谈论保存国家呢？不过，这只是最下等的愚人；也有人受到警戒便觉醒，及时改正而返回正道。《元经》说：“太阳月亮已经逝去，等到尸体尚未僵硬时改变，还不算晚。”陈成公在鸡泽之盟后去世，那么这本来已经改变于夏日了。我还求什么呢？何况是那些能及时改正的人呢？从前宋昭公出奔，与他的车夫说：“我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亡国了。”车夫问：“为什么呢？” 昭公说：“我穿戴整齐站在那里，侍从和近臣有几十人，没有一个不说‘我们的君主真美啊’；我发表言论、处理事情，朝臣有几百人，没有一个不说‘我们的君主真圣明啊’；我在内外都看不见自己的过错，所以才亡国。”于是他改变操守、改换行为，安守义理、实行正道，不到两年，在宋国人中便有了美好的声誉；宋人迎接他回来，恢复他的君位，谥号为昭。汉武帝求神仙，兴建土木，滥用兵戈，玩弄声色，世间的享乐几乎都享尽了；后来一旦有了输台之悔，又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后来又因年老而能够改正过失，汉家的天下终于没有丧失，他成为中兴的英主。改过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唉，为什么要让商太甲、齐威王独自成为前代的美谈呢？《易》说：“昏昧地沉溺于逸乐，事情完成后能够改变，没有灾咎。” 《叶八白易传》卷四。《经部，易类，叶八白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