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八白易卷九　　　　　明　叶山　撰

译勇气已不如少壮时？”你没看见强劲的帆高高挂起，乘着刚劲的风，一日行千里而不留踪迹；忽然卸帆停泊在洲岛，知道进退，便没有道路穷尽，丈夫处世就应当如此。留恋富贵，不是英雄。这就是说，不休止便罢了，一旦休止就应当决断；不离去便罢了，一旦离去就应当抢先。所以说，进处在后，就会远离利益而明白得晚；退处在先，就会早早远离祸害。退避却处在最后，怎么能实现高尚远引的志向呢？《传》说：有人在楚子面前诬陷成虎，成虎知道了却不能离开，于是被杀。《春秋》记载说：“楚国杀死大夫成虎，因为他留恋宠爱。”既然如此，隐公已经可以到菟裘避居，却说“我将在那里养老”，如果不能早早决断，怎么能避免桓公的篡夺和弑杀？扬雄三世不迁官，已经可以离去了，却说“还有可以解脱的地方”，显然不再明智，他怎么逃脱王莽的羁縻和玷污？从前有人问吴郡陆喜：“薛莹在吴国士人中应当算第一吗？” 陆喜说：“孙皓无道，吴国士人中能够沉默自守、潜藏而不被任用的，列第一；避开尊位而居于卑职，以俸禄代替耕作的，列第二；正直刚强，以国家为重，执掌政事而不畏惧的，列第三；斟酌时宜，时常献上微小益处的，列第四；温和恭敬、修身谨慎，不做谄媚之首的，列第五。超过这些的，就不值得再列举了。所以，第一等士人大多沉沦而远离悔恨羞辱；中等士人有声名地位，却接近祸患。看薛莹立身处世，大概在第四、第五之间吧？”唉！这足以作为鉴察了。所以东莱责备荡意诸说：“荡意诸与国君亲近，属于公族；官职又是司城，却坐视昭公失道，襄夫人积蓄愤怒，公子鲍暗中谋划凶恶之事，荡意诸等待时机发动，上面没有听说他有匡正挽救的劝谏，中间没有听说他有调解防备的功劳，下面没有听说他有果断打击的勇气，见到乱象才开始离去，离去得多晚啊？见到君主被弑才开始死，死又有什么补益呢？”想来乱机将要显现、弑杀的器械将要完成时，全国上下内外都知道了，难道会说贤明的荡意诸反而不知道吗？他之所以徘徊迟疑、不能毅然高飞远去，大概是顾念父亲所说的“如果离职，宗族便无所庇护”，只顾眼前苟且保有职位俸禄，一天天拖延，心里以为不会有什么祸难，于是忍受耻辱来庇护宗族；一旦有紧急情况，便舍弃自身来洗雪耻辱，用后来的节义来赎回先前的过错。他却完全不知道，君子不忍心让自己有一天处在可以惭愧的境地。今天行善，尚且担心日后会作恶，哪里有身处可耻境地，却可以预先指望日后的节义来赎回今天的过错呢？《易》说：“退避落在末尾，有危险；不宜有所前往。” 六二，用黄牛皮捆缚它，没有谁能够挣脱。为什么？叶子说：抱持道义而自守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叫作中；顺应时势而行，不顾恋荣禄，叫作顺。以此自守，那么富贵利达的繁华不能改变他的志向，事业功名的显赫不足以动摇他的心。昔日周朝兴起时，有孤竹国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二人相互说：“我们听说西方有人，似乎有道，试着前去看看。”到了岐阳，文王已经去世。武王听说后，派叔旦前去会见他们，同他们盟誓说：“给你们提高两等的财富，让你们进入一等官位，并杀牲取血、埋藏为誓。”二人相视而笑，说：“唉，奇怪啊！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道。以政事为乐便参与政事，以治理为乐便参与治理，不因遇到时机而谋求自身利益。如今周国看见殷朝混乱，便仓促地代行政事和治理，这是把混乱推给别人而以暴易暴。与其同周并立而玷污自身，不如避开它来洁净我们的行为。”二人向北而行，到达首阳山下后死去。《易》说：“用黄牛皮捆缚它，没有谁能够挣脱。” 九三，“系恋退避，有疾病和危险；蓄养臣妾则吉”，为什么？叶子说：君子进用，不是因为急迫，而是依循礼，所以说“七次引见才相

译见，三次辞谢、三次谦让之后才到任”。君子退处，不是迟缓，而是决断，所以说“君主无罪而杀士，大夫就可以离去；君主无罪而杀戮百姓，士就可以迁徙”。既然如此，沉溺于包容承顺的利益，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系恋外在文饰和柔顺的私情，在退避之时迟疑滞留，这难道是见几明哲、操守如介石吗？《诗》说：“雄雉飞翔，羽毛舒展；我心中怀念着他，反而自给自己造成阻隔。”这就是名声品行的瑕疵、本人和家族的耻辱。为什么？系恋的私情，是恩宠、怀念女子小人的做法。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相处；亲近他们，他们就不谦逊；疏远他们，他们就怨恨。”要处在不使其怨恨、也不使其不逊的状态，只有以慈爱和庄严来蓄养、治理他们罢了。华元杀羊宴请士人，因为羊羹没有分给所有人，便与他们一同进入郑国；邾国的守门人向师人求肉，夷射姑用手杖敲打他，守门人便用瓶中的水泼洒庭院。小人不可不蓄养，就是这样。顾荣分烤肉，袁丝忍受羞辱，大概都是有原因的。

译如果把这种态度施用于出仕与退处、进取与退避的大节，以及吾道舒展或困塞的关键之处，问题就严重了。所以说：纪逡因此使龚胜感到惭愧，机云因此使张翰感到惭愧；而在形势紧迫时勇于退身，钱若水难道独自成为一代高士吗？唐代司空图弃官归隐山谷，昭宗多次征召，他都不肯起用。柳灿奉诏征召他，司空图害怕了，入朝拜见，故意装作衰老粗野，坠落笏板而失仪，柳灿便下诏放他回去。君子说：“唐朝末年进退而不受玷污的，只有司空图一人，他大概还在韩渥之上吧？”行迹相近而意旨深远，情分疏淡而罪责轻微，这是蔡邕、伍琼、周毖难以做到的。详细玩味这些事情，仿佛能看见当时的人，可以说贤明了！稍有不决，就没有不落入豢养的陷阱、掉进利益的深沟的。《易》说：“系恋退避，有疾病和危险；蓄养臣妾则吉。” 九四，喜欢退避，君子吉，小人否塞。为什么？叶子说：君子以道义来决定舒展或收敛，不因个人情感的爱好而系恋；君子以义来决定进退，不因他人的奉承侍奉而被羁绊。所以，征兆不发动便罢了，一旦看见征兆就明察决断，并且一定有无人能够侵犯的长久守正；祸患不显现便罢了，一旦知道祸患就迅速躲避，并且一定有不扰乱群体的高尚操守。这确实是把天命的穷困与通达看作吾道的兴盛与衰废，把吾道的兴盛与衰废看作自身的出仕与退藏吗？这哪里是小人所能做到的！唉，李明道虽然受到王安石器重，却竭力请求罢免；宋璟虽然为二张所忌惮，却一定要解除宰相职务，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魏元忠不能彻底断绝与武三思的关系，李晟不能彻底断绝与李延赏的关系，裴度、令狐楚不能彻底断绝与李训的关系，最终自身败亡而志向也未能实现。《易》说：“喜欢退避，君子吉，小人否塞。” 九五，美好地退避，守正吉。为什么？叶子说：君子不沉溺于利益，所以把见到征兆视为明智；决断不离开道义，所以又以天理人心作为正常准则。如果能够观察天象，察看地兆，验证事情的征兆，便可以离去，就应当随即离去而不滞留。成为凤凰般高飞，成为豹般隐伏，成为龙般潜藏，这难道就是时机的美好吗？然而还要看其义理和名分究竟如何。义理安稳，名分适宜；道义守正，时机合适，这是善中最善的。若只是自身清白而使伦理混乱，虽免除祸患却亏损义理，问题就严重了。那又何必离去呢？所以，知道国家必然灭亡，却想到宗庙祭祀最为重大，不以高蹈远引为清白，而只是始终不忘至诚恻怛之心，这是箕子的正道。知道吾道最终必然废绝，却想到君主的德行难以忘怀，在见几明决之中不失忠厚之意，在超然远去之下始终存有不得已之心，这是孔子的正道。其次是高哀离开宋国、子臧离开曹国，他们不失去尊贵和珍爱自身来保存道义，差不多可以免祸罢了。否则，君主忧患，臣下受辱；君主受辱，臣下就应当死，君子难道会轻易作出一决吗？《易》说：“美好地退避，守正吉。” 上九，宽裕地退避，没有不利。为什么？叶子说：祭祀用的牲畜披着文绣，吃着稻粱，日益被豢养肥壮，死亡的日子也就逼近了。君子远离荣禄而脱离祸害，行动没有阻碍，志向没有牵累，从容而闲雅，宽裕而安适。就像凤凰飞翔在千仞高空，斥鷃只能得到它而加以嘲笑；痀偻丈人也无法把它捉住。又像应龙潜藏在千仞深渊，虾蟆只能得到它而加以戏弄，刘累也无法把它豢养起来。所以说：蛟龙能够在云雨中显神通，却不能被人役使；凤凰能够成为王者的祥瑞，却不能被人畜养。李太白具有天成的才华，写文章时能显神通，异于常人的气表，足以成为当世祥瑞；起初他拂袖而来，最终解下官印离去。这就是所谓不能被人役使、不能被人畜养。唉！不是操守如介石、洗心自守的人，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孔子没有脱下冕服便离去，孟子怀有浩然之气和归隐的志向。因此申屠蟠事先知道党锢之祸，后来又看出董卓必败，却独自坚定地守持清白操守，不改变高洁志向，所以处在乱世而清白自守、不受污染。他也可以说是一代高士了。司马孚、武攸绪，也差不多可以达到这种境界。《易》说：“宽裕地退避，没有不利。” ▯ 大壮卦利于守正。为什么？叶子说：“光明显著地处在朝廷，庄严肃穆地排列布置，不担心吾道不能施行，只担心自己的气势过于强盛。从前唐虞时代，正当盛运而兴起，顺应天命而兴盛，二十二人当时辅佐天子的政务，盛大也到了极点。然而考察他们所做的事，只是在观测玑衡，以察看天文变化；巡狩朝觐，以端正人事常道；封山疏浚河川，以会合地理的纲纪；谨慎施刑、屏除邪恶，以澄清世道的关键。事情很多，却没有造成扰乱。四凶可以治罪，于是流放、放逐、杀死、处死；三苗可以征讨，于是分割、驱逐，从未任性妄为而放纵气势。为什么？趁着时势施展威势，威势一兴起，时势就会倾覆；依靠权势制造事端，事情一扰乱，权势就会倾倒。这是循环往复的道理。何不看看唐宋的事情呢？唐朝末年士大夫深深痛恨宦官，事情稍有牵连，众人便共同抛弃他。建州进士叶京曾经参加武宣军的宴会，认出了监军的面孔；返回住处后，在路上遇到监军，便在马上相互作揖，因此诽谤议论喧嚣起来，叶京终身沉沦废弃。彼此不相容到了这种地步，最终酿成水火般的怨恨，白马之祸便无法挽救了。宋朝庆历之治没有多久，元老大臣便相继被罢免；熙丰年间执政的大臣退居闲散之地，怨恨深入骨髓，暗中窥伺时机，而诸贤没有觉察，各自结成朋党互相诋毁，最终导致熙丰、绍圣年间的祸乱。既然如此，君子之道不能长久兴盛，难道全都是小人的罪过吗？”《易》说：“大壮卦利于守正。” 初九，壮盛表现在脚趾上，前往则凶，但有诚信。为什么？叶子说：行动则凶，安静则吉；躁动则危险，顺从则安定，这是君子应当警戒的。荀子说：蚯蚓没有爪牙的锋利，也没有筋骨的强劲，向上吃尘土，向下饮黄泉，却是因为用心专一。螃蟹有六只脚、两只螯，若不是蛇、鳝的洞穴便无处寄托，是因为用心浮躁。所以，没有防微杜渐的志向，就没有明白显著的智慧；没有孜孜不倦的小事，就没有显赫的大功。既然如此，君子具备强毅的资质，又处在盛阳的时代，强行出征而果然成功，谁会说不合宜呢？但他仍不免陷入困境，为什么？因为身处下位而妄动，只是自取困厄。南蒯想除掉季氏，贾谊想除掉绛灌，他们真的除掉了吗？《易》说：“壮盛表现在脚趾上，前往则凶，但有诚信。”

译九二，守正吉。为什么？敬畏天命的人不冒犯艰难，乐于顺应天命的人不放纵私欲。这就是君子顺应事理和形势的适宜。所以，身处能够成就事业的位置，掌握能够成就事业的权力，凭借能够成就事业的势力，本来应当畅快地去做，以施展才略谋划。然而他却循序守持中道，守住常分而不越界。这不是魏元忠两次做宰相却犹豫徘徊、没有建立明确功业，也不是裴度晚年沉浮而只求自我安保。天下的事情，势力尚未强盛时可以振作威势；势力已经强盛，就不宜过分张扬。大势在我，反而再去震耀自负，岂不是要败坏天下大事吗？从前齐桓公会合八国军队，宣告楚国罪状而进行讨伐，以振扬中国的威势；召集江国、黄国的军队，却按兵不动，用来作为八国的援助。军队已经强大了，但只是依照法度使用而不暴虐。等到楚人已经服从，派屈完来结盟，又一定以礼相待而不骄傲。晋悼公围攻彭城，天下人感念他的义；修筑虎牢，天下人畏惧他的威势，按理本可横行江汉、练兵攻伐楚国。然而他却采用智武子的谋略而不与楚交战，听从魏绛的计策而专心致力于使百姓休养生息，确实是有道理的。否则，像晋国囚禁栾盈而使他反叛曲沃，楚国逼迫巫臣而使他疲于奔命，便会激起祸乱、招来灾难，这是自取祸患的道路。” 唐代宗对于仆固怀恩，起初不能谨慎对待，以结成他的忠义之心；等到仆固怀恩反叛后，又厚恤他的母亲，仍然顾念他的儿子。虽然这种姑息政策不足以振扬天下的威势，但其中宽仁的心意，以及用来羁縻险诈偏邪之心的作用，确实也很多。否则，他不增加祸乱、反而使敌人得益，难道不是很少见吗？《易》说：“守正吉。” 九三，小人凭借强力行事，君子却徒然妄为，守正也有危险。公羊触撞藩篱，角被缠住。为什么？叶子说：以和顺合于道德，以义理来治理，是德性的作用。不凭德性而凭血气，不依道德而依靠刚勇，怎么能不任意妄行、肆意而无所忌惮呢？所以说：君子有勇而没有义，便会作乱；小人有勇而没有义，便会作盗。喜欢争斗而习惯胜利，逞强好勇而吝惜祸患，这是盗贼的行为；把天下人都看得不值得与之相处，只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没有什么禁忌畏惧，这是作乱的行为。他们难道会不折断、不屈服，不失败、不受挫吗？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即使以道义来施行本来应当做的事，也难免夹杂意气。像司马光因苏轼的劝谏而愤怒，因范纯仁的议论不合心意，反而把自己的主张坚持得更加坚决，尚且不能免除毕仲游的忧虑，何况以不正当的方式行事，再加上暴烈严厉呢？一旦行动就必然陷入困窘，前进不足以解除天下的纷争，想停止却不能；退后又不足以成就自身的高尚志节，最终只能灭亡。这就是阳处父、灌夫之流最终造成祸患的原因。周虓也是这样。苻坚派杨安进犯梓潼，太守周虓坚守涪城，派步兵骑兵护送母亲妻子赶往江陵。朱彤拦截并俘获了他们，周虓于是投降。苻坚想任命他为尚书郎，周虓说：“我蒙受晋朝深厚的恩德，只因老母被俘，在这里失去了节操。母亲能够保全，是秦国的恩惠；即使给予公侯的赏赐，也不值得荣耀。”于是他没有出仕。每次见到苻坚，有时竟然箕踞而坐，称苻坚为“氐贼”；常常遇到元会时仪仗卫队十分盛大，苻坚问他：“晋朝元会和这里相比怎样？”周虓挽起衣袖，厉声说：“一些小小人物聚集在一起，怎么敢相比于天朝！”秦人认为周虓不恭顺，多次请求杀掉他，苻坚却更加厚待他。这虽然表现出他的内心不能屈服，然而若不是苻坚能够容忍他，就不足以成就舍身守仁的行为；而且这也不是奉行仁道、保护母亲的办法。《易》说：“小人凭借强力行事，君子却徒然妄为，守正也有危险。公羊触撞藩篱，角被缠住。” 九四，守正吉，悔恨消失；藩篱破裂，角不会被缠住；强壮表现在大车车轴的輹上。为什么？叶子说：圣人随着世道推移而变化，世俗之士却苦于不知变通。所以世道衰败时，以刚强为主；不刚强而柔弱，就会成为佞人。姚崇的通达，不能与宋璟的正直相提并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世道安治时，以柔和为主；不柔和而刚强，就会成为激烈之人。魏相的正直，终究不如丙吉的宽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既然如此，处在盛阳之世、主持治道之盟，难道可以不知道柔和、平易的道理吗？从前酆舒问贾季：“赵衰、赵盾谁更贤能？”贾季回答：“赵衰像冬日，赵盾像夏日。冬日令人喜爱，哪里比得上夏日令人畏惧呢？然而赵盾和赵衰的政绩，后人能够分辨其先后高下。”所以汉代贤相称道萧何、曹参，而他们除了清静、宁一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唐代贤相称道房玄龄、杜如晦，房、杜所做的不过是用法宽平，听到别人有善行就像自己有善行一样，不以求全责备来取舍人才，不以自己的长处限制万物罢了。至于宋代赵普、张齐贤、王旦、吕夷简诸公，他们培植一代元气、开创数百年基业，大体也是以含弘宽厚来施政布德罢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小人的怨恨不起，君子的祸难不兴，出入没有疾病，朋友来往也没有灾咎，难道不是世道的福庆、万物都不能阻挡的吗？那些昏昧而不明白的人却侥幸自得，他们距离义理正道已经很远了。这就是喜欢刚强、任性使气；即使贤如防准，也仍然不能让仁明的君主满意。《易》说：“守正吉，悔恨消失；藩篱破裂，角不会被缠住；强壮表现在大车车轴的輹上。” 六五，在平易之地防备公羊，没有悔恨。为什么？叶子说：鱼不能脱离深渊，国家的利器不能借给别人，这是老氏的名言。所以《淮南子》说：卫君役使子路，是因为权力重要；景桓使管仲、晏婴为臣，是因为职位尊贵。怯弱能够制服勇猛、愚昧能够制服智慧，是因为掌握了所依托的权势便能取胜。所以，掌握权势的权柄，用来教化百姓就容易了。因此古代君主治理邦国，就有治典；安定邦国，就有教典；平定邦国，就有政典；纠察邦国，就有刑典。所以说：只有君主施行威权，只有君主施行福泽。威权和福泽一旦丧失，又凭什么抵御触犯呢？郑庄公既没有德政，又没有威刑，不能制服子都；郑简公不明白大典，不施行大刑，不能制服驷黑；汉元帝受文义牵制，优柔而不能决断，不能制服恭、显；唐文宗喜好贤能文雅，优游而不能决断，不能制服良弘；晋元帝恭敬节俭有余，而明察决断不足，不能制服王敦。他凭什么做天下的君主呢？唐代宗虽然柔弱，不是英明君主，但能够杀死李辅国以发泄肃宗、代宗二帝的愤怒，驱逐程元振以舒解四方和诸将的怨恨。与肃宗的姑息相比，大概稍微好一些。

译所以说：王命被堵塞废弃，有人窃据君位、专擅封邑，却不能讨伐；嫡子庶子混淆，酿成祸根、产生乱事，却不能辨明；国家权柄向下转移，有人擅自兴兵、专断决策，却不能收回。纲常败坏、法纪毁弃，内心卑弱、志向狭窄，那么远近听闻后都会瓦解离散；奸雄见到这种情形，便会窥伺机会，谋划发动来动摇国家，祸乱四起而国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说：君主的德行贵在刚强。只有刚强，才会勇于增进德行，努力实行道义，明察善行，竭力改过；主持善事就一定坚定，去除恶事就一定果断，建立天下的大公，破除天下的众私，声色不能迷惑，阴邪不能侵扰。汉朝的灭亡，不是由于成帝、哀帝，而是由于孝元帝；唐朝的灭亡，不是由于穆宗、敬宗，而是由于文宗，都是不刚健的过错。从前桓公问管仲：“我有三件大恶，还可以治理国家吗？我不幸喜欢打猎，即使在昏暗的夜里也追逐到禽兽旁边；我不幸喜欢饮酒，日夜连续不断；我有污秽的行为，不幸有姑母、姐姐尚未出嫁。”管仲回答：“这些恶行固然是恶行，但还不是最紧急的。”桓公变了脸色说：“这三件事尚且可以容忍，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的呢？”管仲回答：“人君只有宽缓怠惰和不敏捷明断是不可取的；宽缓怠惰就会失去众人，不敏捷明断就会来不及处理事情。” 又说：“君主过于刚猛果毅就会遭受攻伐，懦弱就会被杀；轻易诛杀人，叫作刚猛，重重迟疑而诛杀人，叫作懦弱。轻率诛杀，就会杀害无罪的人；迟重诛杀，就会放过有罪的人。上位者杀害无罪者，奉行正道的人就不得安宁；上位者放过有罪者，邪恶行为就不会改变。正道者不得安宁，贤能之人就会离去；邪行不能改变，就会疑心外患；群臣结党，就会疑心内乱。又说：万物尊崇天、重视风雨，是因为没有什么不接受天的命令，没有什么不等待风而发动、等待雨而滋润。如果万物舍弃天而另有接受命令之处，舍弃风而另有仰赖发动之物，舍弃雨而另有仰赖滋润之物，那么就没有必要尊天、贵风雨了。如今人们尊重、安定君主，是因为君主树立威势、命令能够施行；君主能够树立威势、施行命令，是因为威权和利益的操持没有不在君主手中。如果威权和利益的操持不专属于君主，而有所分散，那么君主一天比一天轻弱，威权和利益也一天比一天衰微。所以说：三项根本道理已经整饬，君主才拥有国家。唉！仲大概确实认识到了这一点。即使如此，与其成为唐德宗那样的君主，宁可成为唐代宗；与其成为秦始皇、项籍那样的君主，宁可成为周平王。《易》说：“在平易之地防备公羊，没有悔恨。” 上六，公羊触撞藩篱，不能退后，也不能前进，没有什么利益；处境艰难反而吉。为什么？叶子说：天下没有必定可以做成的事情。懂得道理的人，只是安静地等待时机罢了。楚国攻打郑国，栾书前去救郑，在绕角与楚军相遇。楚军退回，知武子没有同他们交战，反而侵袭蔡国。懂得等待时机再行动，是不妄动。若志意狠决而蒙昧前行，就会像赵同、赵括那样请求交战。只是激怒楚国却不能取胜，不能攻破楚国的两个县，反而使自己受到更大羞辱，岂不是像吴军不能退兵一样吗？天下也没有必定不能做成的事情，有志向的人最终能够成功罢了。楚国围攻郑国，晋军前去救郑。楚子率军向北，在郔驻扎，将要到黄河饮马后撤军。伍参想要交战，说：“这次行动，晋军一定会败。君主如果逃跑，我将如何面对臣下和社稷？”于是调转车辕向北，最终成就了邲地取胜的功业。这就是能够彻底完成事情而不必等待。才力弱而资质柔，就会像子反、孙叔敖那样不能前进。军队已经整装出发，听说敌军强大便躲避，岂不是像晋国余下的军队不能成军吗？有能力的人不会这样。由此可知，天下的事情，固然不是志意狠决的人所能治理，也不是才能软弱的人所能成就。既没有预先见事的智慧，又不能引退自身来涵养安适，只是壮大自己的脚趾罢了。想要回旋行走却做不到，刚愎的志向也没有益处。又没有克制祸乱的才能，不能依凭晋升来完成自己的志向，只是让内心徒然躁热罢了。一步也走不通，才能薄弱，实在可耻。开始时不能自我安定，以收敛、估量自己的聪明；最终又不足以自我荐举，成就有益于万物的功业，这就是两头失败、彼此受伤了。古人中有犯这种错误的，殷浩就是这样。君子难道也只是反躬自省而已吗？《诗》说：“要思考事情的结局，也要思考事情的反面。”困窘时返回法则，反而能得到本心，这或许就差不多了。《易》说：“公羊触撞藩篱，不能退，不能前进，没有什么利益；处境艰难反而吉祥。” [缺字]《晋》卦九四说：“康侯因功劳而得到许多马匹，一天之内三次受到接见。”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这是因为得到时遇。俗话说：功劳盖过天下的人，难道不赏赐他吗？时势昏暗，忠诚就不能被彰显；君主刚愎，诚意就不能传达；群臣和百官多有猜忌，内心就不能畅宣。因此伍子胥拔剑自刎，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裴寂、刘文静因谗毁而死，岳飞被假借罪名杀害，更何况其他人呢？张华以文学和才识闻名，名重一时，又有讨伐吴国的谋略，功劳更加盛大，却因触犯权贵，被外放为幽州都督。张华安抚华夏，声誉声望更加显著，晋武帝想征召他，又被冯紞阻挠。康承训在鹿塘击败贼将，进而平定徐州、泗州，功劳一时无比，朝廷将要任命他统帅河东，宰相路岩、韦保衡却诬陷他逗留不进，又说他贪恋掳获物资而不及时上报功劳，于是贬为恩州司马。五代时梁王瑱派王檀袭击晋阳，晋代北旧将安金全退居太原，前去见张承业，请求领取府库中的铠甲，率军将其击退。李嗣昭也派牙将石君立率骑兵救援，早晨从上党出发，晚上到达城下，夜里与安金全等分兵从各城门出击梁军，梁军死伤十分之二三。晋王李存勖认为这不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没有行赏。

译唐庄宗灭梁后，功臣中有身经百战却还没有得到刺史职位的，而伶人陈俊、储德源只凭周匝一句话就得到职位。唉！如果不是舜召见四岳、大禹会合万国，怎么能大规模地表扬、旌扬并甄别录用人才呢？所以晋侯在艰难中护卫周王，赐给他一卣秬鬯、一张彤弓、一百支彤矢、一千支卢弓矢和四匹马，这是最高等级的赏赐。汉高祖的开国功臣十八人、光武帝云台二十八将、唐太宗凌烟阁二十四人，属于次一等。即使如此，吝惜赏赐、把恩泽藏起来，固然不足以成就功业；任意索取、任意施予，不顾及臣下的瑕疵，也不能驾驭天下。只有充分运用变通的好处，充分发挥鼓舞人心的作用，既不掩盖他人的功劳，使他们愤懑怨恨；也不轻率地施赏，使他们懈怠骄纵，这才是最好中的最好。张良辅佐汉高祖，已经达到极致；其次，我认为王猛辅佐苻氏也值得取法。王猛进入晋阳，派将军徐成侦察燕军，徐成误期，王猛要杀他，邓羌坚决请求赦免，王猛不答应。邓羌发怒，准备攻打王猛，王猛于是赦免了徐成。邓羌到王猛那里道谢，王猛握住他的手说：“我只是试探将军罢了。对郡将尚且如此，何况对国家呢？”不久，王猛望见燕兵众多，对邓羌说：“今天若不是将军，就不能击破强敌。将军努力吧！” 邓羌说：“如果您能把司隶一职给我，您就不必担忧。”王猛说：“这不是我所能决定的，必定让你担任安定太守、万户侯。”邓羌不高兴，退了出去。不久两军交战，王猛召邓羌，邓羌躺着不答应。王猛骑马赶去答应了他的请求，邓羌这才在帐中痛饮。他与张蚝、徐成等跃马挥矛，驰入燕军阵中，往来冲杀数次，旁若无人，终于击破燕军并灭掉燕国。这正是驾驭人才的方法：吝惜不是为了吝啬，赏赐也不是为了助长骄纵。明白这一点，之后才能懂得养虎、养鹰的道理，以及酬谢恩德、报答功劳的制度。《易》说：“晋卦康侯因功劳得到许多马匹，一天之内三次受到接见。” 初六：前进时像被摧折，守正则吉祥；未获信任，但宽裕自处便没有灾祸。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来得恰逢时机，离去则顺应时势；安于时势、处于顺境，哀乐都不能侵入内心，这就是君子。”为什么呢？从前孔子谈论《诗经》，讲到《正月》第六章时，惊惧地说：“不逢时的君子，难道不是危险吗？”向上依附世俗，就会废弃道；违背上意、离开世俗，就会危及自身。世道不向善，只有自己坚持善道，人们就会说他不是妖就是孽。因此贤者不得志时，常常担心不能善终。即使如此，君子的道已经穷尽、命运已经如此，所以潜龙不显现，也能安然无闷；《关雎》哀叹周道衰败，却不至于伤痛失度；蘧瑗守持可怀抱的智慧，宁武子保存若愚的本性，都因此保全性命、远离祸害，不受世间祸患。所以《大雅》说：“既聪明又明哲，用来保全自身。”像屈原被废黜后，不能使内心平和，反而显露才能、张扬自己，在小人之间争竞于危困之中，责问怀王，怨恨椒兰，精神困苦而恩宠强盛，所依非人，愤懑不能容忍，最终投江而死。君子认为他是褊狭自洁、狂放偏激的人，而不是中正通达的贤哲，哪里是乐天知命之道呢？所以扬子有话说：“山梁上的肥雉，它难道得意了吗？” 有人问：“颜回只有箪食瓢饮，消瘦成那样，怎么办呢？”回答说：“君主明明地在上位，百官享有牛羊之禄，也不过是山中的雌鸟；君主昏暗地在上位，即使只有箪食瓢饮、形容憔悴，也仍然是山中的雌鸟。为什么一定要消瘦呢？”千钧之重也能视为轻，是乌获的力量；箪食瓢饮中的快乐，是颜氏的德行。因此，乐天而知命的人，认识得深；安于所处环境而敦厚仁爱的人，仁德笃实。又何必内心躁热、脚步逞强呢？仲尼所以能保持凌驾浮云的志向，颜子所以甘心于饮水的快乐，孟子所以养成浩然之气，都是有缘由的。不然，他们难道不会成为周朝的老叟、汉朝的颜驷吗？周朝有个人，多次求仕都没有遇合，年老时在道路上哭泣。有人问他：“为什么哭呢？”他回答：“我年轻时学习写文章，文章和德行刚有成就，我的君主却喜欢任用老年人；等继位的君主登位，喜欢用武，我又改学武，武艺刚刚有成就，年轻的少主又继位，喜欢任用年轻人，而我的年纪又老了，所以始终没有遇合。”汉武帝乘辇经过郎官署，见到颜驷，他眉毛花白、头发雪白。皇帝问：“老人家什么时候做郎官？怎么这样老了？”颜驷回答：“我在文帝时任郎官，文帝喜好文而我喜好武；景帝喜好美貌而我相貌丑陋；陛下喜好年轻人，而我已经老了，所以三代都没有遇合。” 皇帝提拔任命他为会稽都尉。唉！这就是君子所以看重特立独行、始终不变，直到老年也不肯迎合当时喜好的原因。所以说：“君子得志时就大有作为，不得志时就像龙蛇一样蛰伏。”是否遇合，是命运。诗说：“偶然相遇，正合我的心愿。”为什么要迎合时俗呢？从前卓茂任密令，上下级都讥笑他无能，河南郡也这样看待他。后来朝廷要为他设置守令，卓茂并不以此为嫌，照常处理政务。几年后，他的政绩大为显著，不久升任京郡丞。王莽摄政后，他因病免官归乡。光武帝即位，访求卓茂，下诏说：“名声冠绝天下的人，应当接受天下最重的赏赐。”于是任命他为太傅、褒德侯。卓茂一人，开始时上下都讥笑他无能，是这个人；最终名声冠绝天下、被英明天子视为知己的，也还是这个人。因此君子只求自己能够做到的罢了，何必在朝夕之间计较那些细小得失呢？《易》说：“前进时像被摧折，守正则吉祥；未获信任，但宽裕自处便没有灾祸。” 六二：前进时忧愁，守正则吉祥，从他的王母那里接受这种大福。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小人晋升便高兴，心里想：‘爵禄可以使我的家族富足，威势和福分可以施加于别人。’君子晋升却忧愁，心里想：‘我的道德还不足以恩泽天下，力量还不足以进用君子、斥退小人，我为什么要晋升呢？’漆雕开推辞孔子派遣他的使命，闵损逃避汶上的征召，都是因为道德不足。防子冯辞去令尹之位，蔡谟辞去司徒之职，富弼辞去翰林学士的任命，司马光辞去枢密之命，都是因为力量不足。至于说‘宁可拖着尾巴在泥涂中’，君子也不会这样做。从前鲁国想让乐正子主持政事，孟子说：‘我听说这件事，高兴得睡不着觉。’府中檄文命毛义代理安阳令，毛义捧着檄文入内，喜悦显现在脸上。唉！君子难道本来就不乐意施展一番吗？那么怎样才可以呢？修养德行、积蓄道术，增加才能、增长智慧，等待时机而乘势而进，这样进用就没有灾祸了。不是说‘伸展，是因为有人推举；隐藏，是因为有人使之显达’吗？和氏之璧藏在石中，随侯之珠藏在蛤中；长久之后终将含藏光辉、吐露精华，经历千载而流光不灭。”

译应龙的神异之气潜藏在深渊，北溟的大鲲伏藏时只是鱼。长久之后，它们将奋发灵德，与天地相合，超越荒远之地而占据苍天。古人的话说：“山高而不崩，祈求的羊就会到来；深渊深而不干涸，沉入其中的玉就会达到极处。”难道不是真的吗？既然如此，又何必始终担心自己不能恩泽天下、进用君子而斥退小人呢？所以，开始晦暗而后来发光，是异物的神异；时势昏暗而长久彰明，是君子的道。易说：“前进时忧愁，守正则吉祥，从他的王母那里接受这种大福。” 六三：众人都信任，悔恨消失。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道因孤立而毁坏，成就功业也会因党羽太少而衰败，所以说：腾蛇在雾中游动便能行动，应龙乘云便能腾举，猿猴得到树木便能攀援，鱼得到水便能疾游。又说：田里相互并立，木兰结伴同行；有智慧有勇力的人相互扶持，英雄豪杰也就不至于困厄屈抑。公孙弘侧目而视，固守不动，于是辕固生赶紧称病归去。苏轼玩笑侮弄程颐，程颐于是被罢免经筵。因而即使是君子，若受到众人嫉妒，也不足以成就功业；才能不足以自我防护，德行也还不足以独自成事。假如有英杰推举引荐、同类众人援助，也足以在很小范围内发挥自己的作用。苍蝇飞行，一天不过几步；但附着在骏马尾巴上，不知能飞行几千几百里。因此，得到善类的信任，就有了共同晋升公卿之位的机会；得到当时俊杰的援助，就有了牵复、回归中道的契机。得不到朋友信任，也就不能得到上级任用。难道不是真的吗？韩信不被三军信任，却得到萧何一类人的信任；郤缺不被晋国信任，却得到胥臣一类人的信任。这样以后，才能施展志向，竭尽才干。他们二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人呢？所以说：心志已经通达而名誉还没有彰显，是朋友的过错；名誉已经彰显而有关官吏不举荐，是有关官吏的过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里〕 有关官吏已经举荐，而君王却不任用，是君王的过错。《易》说：众人都信任，悔恨消失。九四：晋升时像鼫鼠，守正也有危险。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古代的大臣以自身殉国，把爵位看作传舍，所以说：令尹子文三次做令尹，脸上没有喜色；三次被罢免，脸上没有怒色。像鄙陋小人侍奉君主，一旦得到职位，便患得患失。因此说：把富贵当作事业的人，不能让出禄位；把荣誉显达当作事业的人，不能让出名声；亲近权力的人，不能把权柄交给别人。掌握权柄时战栗，失去权柄时悲伤，却完全没有可以鉴戒的东西，反而放任自己所不能停止的欲望，这就是上天所戮辱的人民。为什么呢？一是害怕贤者显露自己的短处，二是害怕受宠之人夺取自己的权力，三是害怕众人攻击自己的恶行。他们用诱饵使人畏惧，用黄金使人昏乱，来操纵其心。臧文仲知道柳下惠贤能，却不让他参与执政；元稹对裴度并无恶意，只因裴度资历早、声望重，担心他再立大功妨碍自己进取，便与魏弘简结交甚深，共同对付裴度，裴度奏报的军事事务都从中被阻挠，这就是害怕自己的短处被显露。李斯害怕赵高夺取自己的职位，便拱手听任赵高所为，只要是赵高的话就唯唯诺诺。孔光因为董贤受宠，能够谈笑之间改变君主的意思，便以丞相的尊贵身份望风下拜，这就是害怕受宠者夺取自己的权力。李林甫想蒙蔽君主的视听，独自掌握大权，明白召来谏官说：“如今英明的君主在上，群臣忙于顺从还来不及，哪里用得着多说话？诸位没有见过排列仪仗的马吗？吃着三品的饲料，一叫就会被斥退。”皇甫镈任相的诏令下达后，朝野震惊，就连市井道路上的挑夫商贩也讥笑他。皇甫镈自己知道不能容于众议，便更加巧言谄媚来巩固自己，这就是害怕自己的恶行受到攻击。张禹身为师傅，是朝廷敬重信任的人，晚年却深深畏惧王氏，于是用谄媚的言语和诡诈的手段与之结交。郭崇韬出任将领又入朝为相，宠幸到了极点而害怕被诛杀，便谄媚地拥立刘美人为皇后，以此培植党羽，最终因此失败，这就是被黄金蒙蔽而昏乱。无论到哪里都害怕，无论做什么都不敢做，这就是天下倾覆而自己还不觉察的原因。所以说：侍奉君主，有大忠，有次忠，有下等的忠，也有卖国贼。不顾君主的荣宠，不顾国家的是非，只求苟且迎合、勉强容身，借此保持俸禄、豢养交游而已。像曹触龙对纣王那样的，就是国贼。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呢？《易》说：像鼫鼠一样晋升，守正有危险。六五：悔恨消失，不要忧虑得失；前往则吉祥，无所不利。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君主的德性以刚健为主，但柔顺之道也可以达到治理安定。英明的君主以德行为要务，也依赖先代的基业。周成王、周康王，汉惠帝、汉文帝，刚毅不足，却宽厚温柔。他们治理百姓简约，成康在周，惠文在汉，虽然不是德行达到极致，却流传仁爱、遗留恩泽。他们对人的影响深厚，能够承接太平盛世的功业，成为周、汉的贤君，使后世称颂其仁德，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又说：“三代的君主，难道没有昏暗偏邪的吗？只是依赖前代圣哲才避免了祸患。”刘颂上书劝谏晋武帝说：“开创基业的君主，关键在于建立教化、确定制度，使遗留下来的风气改善人心，余留的功业匡正幼弱后代，后世凭借这些，即使昏暗也仿佛明智，即使愚昧也仿佛有知，这才值得尊崇。”唉！常久的德行也可以用来治理百姓，先代的恩泽也足以作为凭借吗？然而不必担心柔顺不能有所作为，却要担心柔顺而躁动；不必担心时机不足以得到民心，却要担心乘时而妄动。古今因这点而堕败的实在不少。因此，周朝衰落一代，便出现周穆王驾八骏马南征徐偃王、西伐犬戎，结果荒服诸国不再来朝。汉朝再衰落一代，便出现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向西开拓牂牁、越巂，向北设置酒泉、张掖，于是天下骚动。唉！他哪里知道休养生息，正是包容八方荒远地区的规模；协和顺从、怀柔远方，正是囊括四海的谋略呢？这就是成康、惠文所以超过古今而仍然盛大的原因。韦贯之多次请求先讨伐吴元济、后讨伐王承宗，对宪宗说：“陛下没有看见建中的事情吗？开始是讨伐魏、齐，蔡、燕、赵都响应，最终导致朱泚之乱，这是由于德宗不能忍受数年的怨忿，又希望太平迅速成功的缘故。”唉！韦贯之确实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易》说：悔恨消失，不要忧虑得失；前往则吉祥，无所不利。

译上九：晋升到顶点，只能用来讨伐自己的城邑；虽有危险却吉祥，没有灾祸，但守正也有遗憾。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君子并不忧虑刚强本身，而是忧虑刚强不能适中；义理并不屈服于威势，而是担心威势不能施行于偏远之地。从前齐宣王对孟子说：“我有毛病，我喜好勇武。”孟子回答：“请大王不要喜好小勇，也像文王、武王那样施展大勇，使天下百姓安定，那么百姓只怕大王不喜好勇武。”唉！君子处在百姓之上而发出赫然震怒，那么雷霆所击，没有不摧折的，哪里会有不能胜过的对手呢？然而，愤怒若不是由义理发动，而是逞强于血气，那么怒气即使盛大，影响也不会深远。他的刚强不能施行于天下广大之地，只不过贯穿包围城中的鱼，这难道是君子的光明吗？所以桓王讨伐郑国、定公围攻成，君子都认为鄙陋，又哪里谈得上什么大勇呢？所以说：“组织军队出征，却只打败楚国两个县，有什么荣耀可言呢？”下至晋景公不能讨伐陈国、救援宋国，却去灭掉赤狄、潞氏；不能排斥楚国、争夺霸权，却去灭掉甲氏、留吁。鲁成公不能加强自身治理，却去会合齐国讨伐莱国；不能兴师克敌，却去会合晋国讨伐郯国。这些都不是《春秋》所尊贵的。《易》说：“晋升到顶点，只能用来讨伐自己的城邑；虽有危险却吉祥，没有灾祸，但守正也有遗憾。” [缺字]《明夷》卦说，处在艰难中仍守正有利。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天运有升有降，所以有晦暗和光明；世道有兴盛有污浊，所以有治世和乱世。说危险的话、做危险的事，保持正直自身、践履方正，君子正是这样顺应治乱的。道受到伤害，却不能保全自身；真实被压抑，却不能保有仁德，君子又能怎么办呢？用修饰出来的聪明惊扰愚昧之人，用修身来显明污浊之世，明晃晃地举着日月行走，反而暴露过错，这都是不对的。天下都浑浊，就挖起泥来扬起浊波；众人都醉了，就吃酒糟、喝薄酒，这也很鄙陋。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他审察消息盈虚的运势，观察进退存亡的契机，遇到变化便能变通，施行权宜而不失其正，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所以要含藏文采而守正，沉潜晦暗来避免祸患。对土地上的一切都安然处之而无所逃避，对自身的一切都真实无妄，这就是能够通达天下变化而不失常道，适应时势的需要而归于道的原因。从前纣王无道到了极点，远则伤害天下，波及文王；近则伤害一家，波及箕子。文王、箕子并不因为畏惧而逃避灾难，也不因为固执而伤害生命。他们内在通达吉凶祸福的根源，外在穷尽变化裁制、变通的道理，身体承受尘垢污辱的耻辱，而内心归依于天理人心的安定清洁。他们使道保持纯正而使行迹显得污浊，使本质清明而使文饰混浊，能伸能屈却不走邪路，能进能退却不离开群体。他们周密思考变通，运用心力到了极点，以此处于乱世、解除受伤困厄的情形，这种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所以说：浊世不能以富贵自处，因此以淡泊交游来求取职位；如果出仕不能走正直之道，因此与世俗抗衡以傲视世人；傲视世人不能垂示教训，因此用正直的劝谏来彰明气节；彰明气节不能长久安身，因此用诙谐来取得容身之处。不这样做，幸运就会成为王允那样，若不幸就会成为郑小同那样，离死也没有多远了。行事诡诈，便成为祭仲那样以智取胜；机巧，则成为里克那样表面中立；但这样就离道远了。所以说：铎因发声而自我毁坏，蜡烛因光明而自我消耗，虎豹因皮毛纹彩而招来射猎，猿猴因攀援树木而招来捕捉。子路因勇武而死，苌弘因智慧而受困，他们只知道把智慧当作智慧，却还不知道把不知道当作不知道。因此，行走险路的人不能踩着墨绳直走；走出树林的人不能沿直道前行；夜间行走要闭着眼睛、伸手探路。事情有达到某种地步的时候，明察也有不应妨害的地方。所以说：人能够贯通幽暗而进入光明，才可以和他谈论最高的道理。唉！这就是文王、箕子成为圣人的原因吗？《诗》说：“百姓多有邪僻，不要自行树立刑法。”这就是权宜。《传》说：圣人通达于权变节度，这就是察知事机。权与事机，大概就是接近于中道吧？若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易》说：处在明夷之时，艰难中守正有利。初九：光明受到伤害而飞翔，垂下翅膀。君子出行，三天没有东西吃；有所前往，主人会有责难。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居住在混乱的国家，这是君子出仕或退处的清白。既聪明又明哲，却遭灾祸及身，是时势和义理恰好造成的遭遇。忠诚却被怀疑，贤能却遭诽谤，世道败坏道术、时俗轻视士君子，那么就应超然远遁，翻然高举。哪里知道外物不珍视我，就必然没有人同我相处，也必然有人伤害我呢？所以鸿鹄高飞，一举便能飞行千里；羽翼已经长成，就能横越四海。这叫作处于幽冥高远之境，射鸟的人还能从哪里捕捉它呢？可是它从苍冥中突然飞起，带着弹丸的人惊扰它，这种意外的扰乱，最终使它不能实现飞上千仞的志向。因此他不留恋爵位，不吃烤肉，不乘车舆，浩然长行。这叫作像蝉脱离污泥，漂游于尘埃之外。然而在宋国受到议论，在吴国受到憎恶，非难之声纷纷而来；连舍中之人也争夺座席，所到之处纷乱不合，最终又怎么能够实现超然脱身的愿望呢？所以第二天便离去，懂得事机，真是神妙。孔子在陈国断粮时，即使有十乘马车，也弃置一旁而离开了。即使是崔子，也本来知道圣人不能违背时势，时势也不会避开圣人。所以程子说：穆生离开楚国，是为了避开胥靡之祸。而申公、白公却认为他忘记先王、责求小礼。袁闳藏身土室，是为了避开党锢之祸；人们却讥笑他，认为他狂妄。君子不能免于受伤害，就是这样吗？《易》说：光明受到伤害而飞翔，垂下翅膀。君子出行，三天没有东西吃；有所前往，主人会有责难。六二：光明受到伤害，伤在左腿；借助强壮的马来救助，吉祥。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君子避开傲慢的脸色，并不是喜欢谄媚；避开显露的懒惰神态，因为那是被钳制、沦入市井的开始。其次要避开违逆之言，并不是喜欢阿谀；因为烦琐的责骂一出现，就有祸患临身的征兆。因此一条肢体受伤，还可以行走；如果不及时行动，伤势就会遍及四肢而达到心腹，死亡难道不会立即到来吗？死亡的祸患，应当迅速救治；不迅速救治，就会自己招来忧患，坐等死亡。智者本来就是这样做的吗？孟子说：无罪而杀士，大夫就可以离去；无罪而杀百姓，士人就可以迁徙。因此赵简子杀鸣犊，孔子来到河边却不渡河；商纣剖开圣人的心，微子离开他而不回顾。大概生存保全出于明哲，死亡则由于沉溺其中。唉！快马驮着健儿，秦国公子才能横越荒漠；身有创伤而得到快马，飞将军不也能奔驰求生、逃离死亡吗？古人中有这样做的，钱若水就是。宋太宗每次见到钱若水，都对他说：“吕蒙正望眼欲穿了。”又说：“你曾见过吕蒙正吗？他曾经哭泣吗？”钱若水知道太宗骄傲，并且对臣下刻薄，他日必有城旦之祸，于是便请求辞官离去。

译唉！在穆生之后，除了这个人，我还能和谁同道呢？《易》说：光明受到伤害，伤在左腿；借助强壮的马来救助，吉祥。六三：光明受到伤害而向南方出征，俘获敌方首领；不可急于守正。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昏暗的君主在上，而有顺应时势办事的臣子，这是人的作用；君主在上昏暗，而有讨伐暴君的军队，这是天的作用。人依循常道处置，天则依靠变化处置，所以说：伊尹在夏朝收敛自己的道，到了殷朝才建立功业，并不是昧于君臣名分；他是以正道治理天下，不迎合邪恶，有时违逆、有时顺从，只是不得已而采取权宜措施罢了。桀如果能够顺从，而不必等汤来讨伐，那么君臣同德，汤还会帮助他成就以德治理百姓的美名。可是桀偏偏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箕子在殷朝停止进谏，到周朝陈述法则，并不是违背亲疏关系；他把道公之于天下，不私自隐藏，有时拒绝、有时接纳，也只是不得已而采用权宜之道罢了。纣如果能够接纳劝谏，而不必等武王来讨伐，那么九畴的传授，武王还会遵守施福施威的告诫。可是纣偏偏没有悔改之心。”因此《易》说：穷困就会变化，变化就会通达，通达就能长久，所以得到上天保佑，吉祥而无所不利。即使如此，君臣的名分与天地相等，天与人之间的界限细微得不能容下一根头发；在应天顺人的时候，实际上还把不得已的心意寄托在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同时仍然怀有维护冠履名分的念头，这正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地方。所以说：“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杀掉商纣；在孟津展示军队，却等待五年，难道有一丝一毫仁德没有做到、义理没有尽到吗？”但武王一定要在甲子日到达，是因为武王讨伐纣王到达鲔水时，殷朝使者胶鬲等候周军。武王见到他，胶鬲问：“西伯将要到哪里去？”武王说：“将要到殷地去。”胶鬲说：“什么时候到达？”武王说：“将要在甲子日到达殷郊。”胶鬲把这件事报告给纣王。胶鬲赶路时天降大雨，日夜不停；武王也急速行军，不停下来。军师都劝谏说：“士卒疲病，请停下来休息。”武王说：“我已经把甲子日到达的日期告诉胶鬲，让他报告给他的君主。如今若不在甲子日到达，就是使胶鬲失信，他的君主一定会杀他。我急速行军，是为了救胶鬲免于死亡。”武王果然在甲子日到达殷郊，殷军已经先行列阵，于是交战并大胜。趁人不备而袭取，是不义；错误地报告日期，使无罪的使者被杀，也是过错。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罪之人，即使因此得到天下，武王又肯在殷商命运将绝之时这样做吗？即便如此，征伐诛讨是大事，兵戈是凶器，应当慎重而不应急于滥用，难道仅仅适用于君臣的大分吗？晋文公刚刚进入晋国时，先教化百姓；两年后想任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义，尚未安定居处；现在应当出兵安定襄王，入内致力于使百姓得利，百姓才会眷恋生业。” 将要任用百姓作战时，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信义，还没有宣示任用他们的原则；现在应当讨伐原地来给他们看，使百姓相信，交换财物只求适当，不求丰厚，明确说明征伐原地的理由。”晋文公说：“可以了。”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礼，还没有生起恭敬之心；现在应当举行大规模阅兵来向他们显示礼制。”于是制定执秩之法来整顿官职，百姓听从而不疑惑，然后才任用他们。吴国讨伐州来，楚国令尹子旗请求讨伐吴国，楚平王不答应，说：“我还没有安抚人民，还没有侍奉鬼神，还没有修治守备，还没有安定国家，却要使用民力；如果失败，就后悔不及。”后来派然丹在宗丘检阅上国的军队，同时安抚百姓，分给贫困者财物，救济穷人，抚养孤儿和幼童，赡养老人和病人，收养孤独者，救助灾害祸患，宽恕孤儿寡妇，赦免罪过，查究奸邪，举荐被埋没和滞留的人，礼待新旧之人，记录功勋、联合亲族，任用贤良并使官职与人相称。又派屈罢在召陵检阅东国的军队，也照这样办理。对边疆保持友好，使百姓休养五年以后才用兵。敌国的军队尚且不敢擅自兴兵，何况是在天与人相接、施行恩泽的时候呢？霸主的军队尚且不敢轻率出动，何况由圣人亲自发动呢？《易》说：“光明受到伤害而向南方出征，俘获敌方首领；不可急于守正。” 六四：进入左腹，在走出门庭时获得明夷的内心。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这是适宜。为什么呢？君子避乱，进入山中只怕不够深；不能在深山中居住，那么当初进山的志向就违背了。进入树林只怕不够隐秘；不能在密林中居住，那么当初进林的志向就落空了。为什么呢？迈步出发时，志向是翱翔万里；走出门庭时，愿望是远遁天涯。如果只能靠低矮门屋勉强栖身，不能在泌水边以清水充饥，那么当初的心意和志向究竟在哪里呢？子臧逃离曹国的乱局，奔逃到宋国，避难却没有选对地方，且离曹国不远，所以曹国人能够劫持子臧，请求晋国索取曹伯；晋人也能扣押曹伯来索求子臧。最终子臧又回到自己的国家，得到封邑和卿位却不肯出仕，难道这是子臧的本心吗？《硕鼠》开头说：“我终将离开你，去往那快乐的土地。快乐的土地，快乐的土地，我在那里得到自己的归宿。”结尾说：“我终将离开你，去往那快乐的郊野。快乐的郊野，快乐的郊野，谁还会在那里长久哀号？”君子避患，能够找到幽静居处、安定土地来居住，那么初心怎么会不能实现，平素的志愿怎么会不能满足呢？灾祸不能波及，征召求取也不能达到，这不就是梅福隐于吴市、管宁和庞萌逃往辽东、夏馥隐居林虑山中吗？邵平比商山四皓更高明，因为商山还有皇帝的诏书，而瓜田并不是束帛所能招致的地方。申屠蟠比郭泰贤能，因为他把梁砀山作为绝迹之地，而那些口舌是非却只能追逐到他倒履的地方。因此，东坡渐渐以不被人认识为乐；菰米、莼羹、鲈鱼脍，难道不正是豪杰适意自得的东西吗？《易》说：“进入左腹，在走出门庭时获得明夷的内心。”

译六五：箕子的明夷，守正有利。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君子也想使自身清白，却从未忘记大伦；也想成就自己的智慧，却从未违背大义。君臣、父子说的是伦常；君臣关系可以离去，父子关系却不能分离。贵戚与异姓说的是义；异姓可以违背，贵戚却不能舍弃。守持原则却不拘泥，建立常法却不固执，能够施行权变。圣人对此有微妙的察机。因此宗庙社稷倾覆，自己与灾难相连，就知道对贵戚的义理应当如此；披散头发、假装疯狂，甘愿成为囚徒奴仆，就知道宗臣的名分应当如此。外表晦暗而内心坚守光明，光明可以暂时隐藏，却绝不能熄灭；这就是身遭内难而不失正道的原因。《传》说：比干进谏而死，箕子说：“知道意见不会被采用却仍然进言，是愚蠢；牺牲自身来彰显君主的恶行，是不忠。这两件事都不能做，但我若不做，祸害也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于是披散头发、假装疯狂而离去。君子听到后说：“箕子，真是劳苦啊！耗尽精神，竭尽忠爱；看到比干的遭遇，便保全自身，这是仁和智的极致。”《诗》说：“人们也有这样的话，没有聪明人不同时有愚拙的一面。”《易》说：“箕子的明夷，守正有利。” 上六：光明不显而陷入晦暗，起初登上天空，后来坠入地下。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上天造成的灾祸，还可以躲避；自己造成的灾祸，就不能存活。《尚书》说：夏王毁弃德行而施行威暴，把虐害施加给你们万国百姓；你们万国百姓遭受他的凶害，不能忍受毒害，一同向上天下地的神祇申诉自己的无罪。天道使善者得福、使淫乱者受祸，降下灾害给夏朝，以彰明它的罪过。又说：商王受昏暗无道，废弃并不再举行祭祀；昏暗地弃绝先王、王父、母弟而不任用，反而只尊崇、提拔、信任、任用四方有罪的逃亡者，把他们作为大夫卿士，使他们在百姓中施行暴虐，在商邑作奸犯科。如今我姬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唉！从古至今，开始时不仁却处在高位、给下民遗留祸患，最终罪恶壅积而上天降罚、终于成为独夫的，难道只有一两个吗？所以说，确实明智圣贤的人都得到上天奖赏；使自己昏昧、遗忘而忘失正道的人，都得到上天降下的灾祸。从前鲁哀侯抛弃国家逃到齐国，齐侯问：“您年纪为什么这样轻，却这么早就丢掉国家？”鲁哀侯说：“我起初做太子时，人们多次劝谏我，我接受意见却不采用；人们多爱护我，我却爱护他们而不亲近。因此内没有可听取的意见，外没有可辅佐的人。” 这就像秋蓬厌恶根本、只以枝叶为美，秋风一吹，根也就断了。不抚恤百姓，国家不可能维持五年。虢君因为奢侈、刚愎而拒绝劝谏，所以不能维持十年。楚国灭亡的原因，太史公说：楚灵王正在申地会合诸侯、诛杀齐庆封、修筑章华台、寻求周朝九鼎时，志在轻视天下；等到死在申亥家中，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操守和行为不能保持到最后，真是可悲啊！权势对于人来说，难道可以不慎重吗？《易》说：光明不显而陷入晦暗，起初登上天空，后来坠入地下。《叶八白易传》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