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八白易传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叶八白易传卷十三 明 叶山 撰▯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何也？叶子曰：日徃则月来，寒徃则暑来，天道之变迁也。夏忠而商质，秦急而汉寛，人道之推移也。世岂能无更革乎哉？但非圣人之得已。传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乆。不穷而遽变，圣人无是矣。是故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去其旧而为新，非圣人之得已也，所以通变而使之乆也。虽然，民不可虑始，权不可使知，朝▯而夕喻，暮改而旦通，非所以望天下之蚩蚩也。是故盘庚既迁而民始喻，周书多诰而民始知，不得已之深意，岂能遽喻诸人哉？人不喻诸我，而可遽责之人哉？夫不得已而后动，动而征诸民，是为考三王而不谬，建天地而不悖，质鬼神而无疑，俟后世而不惑，是为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经而黄帝尧舜之通其变，而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者，是也。权而为商汤周武之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身不失天下之显名者，是也。秦始皇大变旧章，汉武帝纷纷制作，宋神宗泥古而更今，变革之罪人矣。昭烈定汉中，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其后皆承此制，及姜维用事，建议以为诸围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聴敌入平重闗头，镇守以折之。敌攻闗不克，千里运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搏之，此殄敌之术也。于是诏汉中兵守汉乐二城，蜀卒以破。呜呼！谁为此更易变作也？其始若为经国之远猷，其卒竟为亡国之乱道。知者弗为之矣。凡有天下深根固本之虑者，其尚慎之也哉？其尚慎之也哉！易曰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初九巩用黄牛之革，何也？叶子曰：动生于静，静不极，不可以轻动；通生于守，守不固，不可以遽通。东坤氏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岂惟蠖哉？鹄将飞则伏其翼，鹘将噬则缩其爪，牛将鬭则抑其尾，虎将奋则局其足。是以君子前乎思，养其睿；前乎动，养其敬；前乎言，养其信；前乎行，养其顺。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夫不为者，养于屈也；有为者，伸其养也。《诗》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此之谓乎？然则君子将欲大变天下之风俗，必先于其风俗而固守之，俟其自敝而变可通；君子将欲大变天下之纪纲，必先于其纪纲而持循之，俟其自坏而旧始革。故《周官》立政，未遽行也，必反商政，政由旧，斯为变。殷之机，兴衰拨乱，未遽动也，其始必仍旧贯，秉周礼，斯为革。鲁之渐，易曰：巩用黄牛之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何也？叶子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乆，自然之序也。未穷而变，虽变不通；急变而通，虽通不乆。夏之忠，商之质，周之文，非一日之故也。其所由来者渐矣。故曰：圣人慎动；又曰：宁失之迟，毋失之速；宁失之缓，无失之亟。迟迟而后动，则騐之消息盈虚之理，果出于天道之穷；缓缓而后行，则考之出入动静之宜，果出于人心之厌。然后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三代之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岂无故与？」苏轼告司马光曰：「法相因则事易成，有渐则民不惊。」范纯仁曰：「差役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役议或难逥，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盖有以识此矣。虽然，革而因者，循常之治；革而革者，急变之权也。商政反于武成之日，不为亟；三章约于入闗之初，不为早。不然，宋神宗谕执政罢青苗法，曽公亮、陈升之欲即奉诏，而赵抃独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一起而持之益坚，天下扰扰不可支矣。一言悮，国祸岂浅哉？是故君子贵审几也。《易》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译钦定《四库全书》。《叶八白易传》卷十三，明代叶山撰写。【原文仅见异体符号，含义不明。】革卦说：事情到了已经不得不改变的那一天，才会取得信任；大为亨通，利于守正，悔恨消失。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太阳西去，月亮东来；寒冷过去，暑热到来，这是天道的变迁。夏代崇尚忠，商代崇尚质朴；秦代严急，汉代宽缓，这是人道的推移。世间怎么能没有更革呢？只是圣人并非愿意如此。传文说：“事物穷尽便发生变化，变化便能通达，通达便能长久。”如果尚未穷尽就仓促改变，圣人不会这样。因此上古的人居住洞穴、住在野外，后世圣人改为建造宫室，上面有栋梁、下面有屋宇，用来抵御风雨。古代安葬死者，只用柴薪厚厚包裹，埋葬在荒野，不起坟、不植树，丧期也没有定数；后世圣人改为使用棺椁。上古结绳治理，后世圣人改用文字契约，使百官能够治理、万民能够明察。除去旧制而创立新制，并非圣人不得已；这样做是为了使变化通达而能够长久。即便如此，百姓不能预先知晓变革的起点，权宜之计也不能让他们事先全部明白；早晨发布，晚上才使他们明白；傍晚改变，早晨便已通行，这不是可以用来期待天下愚民的方式。因此盘庚迁都之后，百姓才开始明白；《周书》中多次发布诰令，百姓才开始知道。不得已而变革的深意，哪里能让众人立即明白呢？别人尚且不能立即理解我，我又怎么能立即责怪别人呢？不得已之后才行动，行动又能经受百姓的验证，这才是考察夏、商、周三王而不错误，建立于天地而不悖逆，质问鬼神而无疑惑，等待后世而不使人迷惑；这才是行动而成为后世天下的道路，施行而成为后世天下的法则，言说而成为后世天下的准则。从长远看会得到众望，从近处看也不会令人厌烦。经由黄帝、尧、舜那样通达地应时变革，使百姓不感到疲倦；神妙地施行教化，使百姓自然适应；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就是这样。权宜变革而成为商汤、周武那样的革命，顺应天意而回应人心，自身又不失去显赫的天下声名，也是这样。秦始皇大幅改变旧有章法，汉武帝纷纷制作新制度，宋神宗拘泥古制却更改当今制度，都是变革中的罪人。昭烈帝平定汉中时，实际在各处设置兵力，以防御外敌；敌人若来进攻，就使其不能进入。后来都沿用这一制度。到姜维掌权时，建议说：各处围守只能抵御敌人，不能获得大利，不如收拢军队、聚集粮食，退守汉、乐二城，听任敌人进入平原和重关关口，再据险镇守以挫败敌人。敌人攻关不能取胜，又要从千里之外运粮，自然疲惫；等他们引兵退却时，各城一同出兵攻击，这才是消灭敌人的办法。于是下诏让汉中的军队守卫汉、乐二城，蜀军因此失败。唉！是谁造成了这种更改和变动呢？它开始时仿佛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最终却成了亡国的乱道。有智慧的人不会这样做。凡是有使天下根基深厚、根本稳固之谋虑的人，难道不应当对此慎重吗？难道不应当对此慎重吗？《易》说：“革，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 到了那一天才取得信任，大为亨通，利于守正，悔恨消失。初九爻辞说：用黄牛的皮革牢牢系住。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行动产生于静止；静止没有达到极点，就不可以轻率行动。通达产生于守持；守持不牢固，就不可以仓促求通达。东坤氏说：尺蠖弯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哪里只是尺蠖如此呢？天鹅将要飞翔，就先收伏翅膀；鹘鹰将要捕食，就先收缩爪子；牛将要争斗，就先压低尾巴；老虎将要奋起，就先屈曲脚爪。因此君子在行动以前思考，以培养睿智；在行动以前戒慎，以培养敬意；在言说以前慎重，以培养诚信；在实行以前顺应，以培养和顺。孟子说：“人有所不做，然后才能有所作为。”不做，是在屈曲中涵养；有所作为，是把涵养的力量伸展开来。《诗经》说：“多么显赫的王师，顺应时势，培养力量，等待昏暗过去。”说的就是这个吧？既然如此，君子想要大幅改变天下的风俗，就必须先在现有风俗中牢固守持，等待它自行败坏，然后变革才可能通达；君子想要大幅改变天下的纲纪，就必须先依循并持守现有纲纪，等待旧制自行败坏，然后才开始革新。所以《周官》建立政令，并不立即推行，一定先恢复商代政事，使政令从旧制中产生，这才叫变革。殷代的政局，要兴衰拨乱，也不立即发动；开始时一定仍然遵循旧有常法，执守周礼，这才叫革。鲁国的渐变，《易》说：“用黄牛的皮革牢牢系住。” 六二：到了适当的时候才进行变革，出征吉祥，没有灾祸。为什么呢？叶子说：“事物发展到了穷尽就会发生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这是自然的次序。尚未穷尽就变革，即使变了也不能通达；急于求变而求通达，即使通达也不能长久。夏代的忠厚、商代的质朴、周代的文治，并不是一日形成的，它们的由来是逐渐积累的。所以说：圣人行动谨慎；又说：宁可失之迟缓，不可失之急速；宁可失之缓慢，不可失之仓促。迟迟观察之后再行动，就能验证消息盈虚的道理，确实是出于天道发展到了穷尽；缓缓考察之后再施行，就能考察出入动静是否适宜，确实是出于人心已经厌倦。这样以后，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而无所不利。三代之所以能够同民心、建立治道，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苏轼告诉司马光说：“法令相互承接，事情就容易成功；有一个渐进过程，百姓就不会惊扰。”范纯仁说：“差役之法应当仔细讨论后缓慢施行，否则会越来越成为百姓的祸害。关于差役的议论如果一时难以回旋，就可以先在一路施行，以观察最终结果。”这大概就是懂得这个道理了。虽然如此，变革而有所因循，是遵循常道的治理；变革而彻底改变，则是应急的权宜。商代的政令在武成之日改正，并不算仓促；入关之初约法三章，也不算过早。否则，宋神宗告谕执政大臣废除青苗法时，曾公亮、陈升之想立即奉诏施行，只有赵抃说：“新法都是王安石所创立的，不如等他离开以后再办。”王安石一离开，反而一出来就更加坚决地主持此事，天下纷扰，已无法支撑。一句话的错误，造成的国家祸患难道会浅吗？所以君子看重审慎地把握事机。《易》说：“到了适当的时候才进行变革，出征吉祥，没有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