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八白易传卷七　　　　　明　叶山　撰

译六三爻说：无妄所造成的灾祸，就像有人把牛拴在那里，过路人得到了牛，邑中居民却遭受灾祸。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天下本来就有不可预料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有所企求才造成的过错。唐代张亮经过建安城下，营垒还没有修固，高丽兵突然到来。张亮平素胆怯，坐在胡床上直视前方，一句话也不说，将士们反而认为他勇敢，彼此奋力攻击高丽兵并将其击败。这种偶然得到的福气，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偶然降临的祸患，世上难道还少吗？城门失火，池中的鱼也遭殃；楚国的猿死了，山林的树木也受灾；越国出兵，鲁国的女子被献出；宋国的桓魋出奔，葵园受到祸害；武氏称王，君羡因此死亡；鲁酒淡薄，邯郸因此被围；老龟受伤，枯桑因此遭祸；天长陷落，黄锷因此被摧毁。天下难道没有从外部到来的灾祸和意料之外的变故吗？所以应当修养自身来等待正命，却仍免不了遭受桎梏之凶；守持正道来抵御外物，却仍免不了像雉鸟遭网一样死亡。古今令人遗憾的事情太多了。诚斋说：横暴悖逆的事情本来不应降临，孔子却因为相貌像阳虎而被围困；盗窃之罪不应被诬陷，吴不疑却因为与同舍之人同处而赔偿了金钱。君子对此能怎么办呢？顺受正当的命运罢了。《易》说：无妄所造成的灾祸，就像有人把牛拴在那里，过路人得到了牛，邑中居民却遭受灾祸。九四爻说：可以守正，没有灾咎。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一只手独自拍击，即使拍得很急也没有声音；空心的树枝没有刀刃，公输班也难以砍削。因此说：事情因孤立而荒废，行动因党羽少而衰败。又说：一只手不能举起鸿鼎，一条手臂不能推动大车。天下的大事，若只由一个人去做，很少有不失败的。这就是匠石悲伤的原因；没有了骨干而玄德死去，关羽、张飞死去，赵云死去，孔明还亲自出兵祁山，最终使英雄满襟流泪。那么君子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关闭门户等待时机，守持自身听候命令，谨慎秘密而不出动罢了。《易》说：可以守正，没有灾咎。九五爻说：无妄之疾，不用药也会有喜事。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君主用行动来消除灾祸，就像医生用药物来攻治疾病。然而有些灾祸无缘无故自行产生，也就无需采取行动而自然平定。因此疾病虽然相同，却有因某种原因而产生的，也有没有任何原因而产生的。政治壅塞闭塞、事务混乱、各种制度失常，由此得病，是有原因而产生的；不医治就会死亡。喜怒哀乐、思虑都合乎中道，用来养神；寒暖、盈虚、消长都合乎中道，用来养身。像这样偶然生病，是没有原因而产生的；反而去医治也会死亡。齐景公不除掉田氏的逼迫，是不医治有原因之病；汉武帝远道干预瓯越之间的争斗，是医治没有原因之病。大概只有圣人才能明白这一点吧？为什么呢？诚斋说过：养生的人以五谷肉食为主，把药物当作辅助；药物本来没有害处，我尚且不妄自用药。既然用药，即使药物无害也不能轻易尝试，何况是有害的药呢？所以圣人说：没有通晓药性，不敢尝试。圣人不试用治疗无妄之疾的药，秦国人却把国家还没有富强当作疾病，用商鞅的乌喙来补救；晋国人把天下还不够清静虚无当作疾病，用王衍的甘遂来攻治。药物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易》说：无妄之疾，不用药也会有喜事。上九爻说：无妄而行动，会有灾祸，没有什么利益。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传说：山峰过于尖锐就不会高，水流过于直就不会深，仁德过于苛刻，德行就不厚重。志向想与天地相比的人，往往是不祥之人。这就是伯夷、叔齐、卞随、介子推、原宪、鲍焦、袁旌、申屠狄等人的行为，虽然使自己枯槁，也不肯舍弃。 《淮南子》说：子路救落水的人，接受了对方送的牛作为谢礼，孔子说：鲁国一定会有人愿意救助患难中的人。子贡赎回鲁国人，却不接受国家给予的金钱，孔子说：鲁国以后不会再有人赎回被卖的人了。子路接受谢礼而鼓励了德行，子贡推辞赏金却遏止了善行。孔子的明察，能够由小事知道大事，由近处知道远处，是通达事理的人。由此看来，事情总有适当的限度，不可以公开推行。因此，行为符合世俗，就可以随顺；事情周全而合乎能力，就容易施行。故意矜持虚伪来迷惑世人，强行标榜自己的行为来违背众人，圣人不把这当作正常的风俗。所以说：恭敬却没有礼，就会劳苦；谨慎却没有礼，就会畏缩；勇敢却没有礼，就会混乱；正直却没有礼，就会尖刻伤人。《易》说：无妄而行动，会有灾祸，没有什么利益。〔卦象缺失〕 大畜卦利于守正，不在家中食禄，吉祥；利于渡过大河。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臣下爱护君主，是最大的事情；而爱护君主，最急迫的事情是制止君主的欲望。传说：国家的重臣，享受君主的宠幸俸禄，承担国家的大节，一旦灾祸兴起却不改变，必定要承担罪责。晋平公宫中有四位姬妾纵欲，因而生病，将要不能谋划、忧劳国事，祸患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赵武身为正卿，主持诸侯事务，却不能禁止和防御这种情况，所以在晋平公之前去世。齐桓公宫中有几个姑母和姐妹未出嫁，宫中有七个市场，女闾七百处，淫乱污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管夷吾身为仲父，专权而且任职很久，却不能遏止，因此死后在齐国再也没有被人称道。这样看来，不能蓄养、匡正君主，便是没有爱君之心的罪过，这一点可知。虽然如此，彻底禁止禽兽之乐和女色，除去高楼雕墙，禁止求神仙、兴土木，遏制开拓土地、役使远方，也只是爱君，不是最大的爱君。最大的爱君，是进行最大的劝止；大概就是匡正君主的错误之心吧？君主仁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行义，没有人不行义；君主端正，没有人不端正。只要使君主端正，国家就安定了。然而这并不容易做到。不是声望隆盛，就不足以消除君主的邪心；不是仪容威严，就不足以消解君主的放纵意志。所以说：只有大人才有能力匡正君主错误的心。又说：不是像重华那样协助帝尧的人，不能侍奉帝尧；不是广泛播种德行的人，不能成就君主的德行。荀息说：宫之奇懦弱，不能强力进谏。又说：他从小在公宫长大，君主亲近他，即使进谏，君主也不会听从。唐敬宗说：骊山竟然这样凶险吗？朕应当亲自去一次，验证它是否真是这样。又说：那些叩头进谏的话有什么值得相信的？这说明平时履行职责、积累德行，也不能使君主先产生信任、再产生敬重、最后产生畏惧，又怎么能指望潜移默化地消除君主的欲望、暗中夺去他的邪念呢？虽然如此，听到《祈招》诗的楚灵王，能够不吃饭、不睡觉，确实能使人信服；实行克己复礼之道，紧急避开帷幕中的享乐，使人同意他的奏请，确实能使人敬重；韩休知道皇帝必然死亡，怀中抱着鹞子的人听到风声就恐惧，确实能使人畏惧。然而禽兽之乐、游玩宴饮仍未除去，这哪里算得上制止君主欲望、真正爱护君主呢？何况管仲自身有三归台，齐桓公宫中的宠妾，我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何曾每天耗费万钱进食，晋武帝的穷奢极欲，我又能对他怎么办呢？为什么会这样？端正君主就能使万物端正的道理，确实不可欺骗。君主的心端正了，正直的人就会被任用；我的话被听取了，我自身也就得到任用。

译太甲依赖伊尹匡正救护的德行，谋划如何善终；成王彰明周公的德行，亲自迎接他治理国家；蜀后主始终以师傅、将相的礼节对待诸葛孔明。唐宪宗因为采纳奏议而罢免进贡蚶蛤，任命孔戣为岭南节度使；穆宗做太子时索要马匹而没有得到，于是任用李听为河东节度使；敬宗因为刘栖楚从前在朝廷上据理力争，任命他为谏议大夫；文宗因为采纳谏言而收纳李孝本的两个女儿，任命魏謩为补阙；武宗因为没有听从选娼女的建议，召杜悰同平章事。次一等的，是继承一代的大业，守护与上天相配的功业，支撑历代积累形成的宏大功绩。这样的功业也足够长远了啊！《易》说：大畜卦，利于守正；不在家中食禄，吉祥；利于渡过大河。初九爻说：有危险，适合停止。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臣下立身，最重要的是开始。刚开始进身，就应当进而亲近君主，和君王谈话如同回声一样立即响应。臣下匡正、蓄养君主，也应当在事情刚开始时进行；刚开始的事情若不堵塞，最终就会发展成江河之势，无法停止。君主刚萌发祸患的根源、国家刚显露危机，难道还不值得费心加以禁止和告诫吗？防止酒糟堆成山的泛滥，防止漆器、象箸成为奢侈的根基，正是哲人所畏惧的。趁早从这里制止，君主可以安定，国家也可以保全，又何必触犯天下的大难呢？李沆任宰相时，每天把各地水旱灾害和盗贼的情况上奏。王旦认为这些是小事，不值得烦扰皇帝的听闻。李沆说：君主年轻，应当让他知道各地的艰难；否则年轻气盛，若不把心思放在声色犬马之外，土木工程、军备、祭祀等事情就会兴起。我年老了，恐怕看不到那一天，但这将成为参政日后的忧患。神宗从容询问富弼治国之道，富弼知道皇帝果断而急于有为，回答说：君主的好恶不能让人看透，否则奸人就能借机附会；应当使君主知道，上天鉴察善恶，而善恶都是自己招来的，然后依照功过来诛罚或赏赐，这样功罪才能都符合实际。神宗又问边疆事务，富弼回答说：陛下即位不久，应当先广布德泽；希望二十年之内口中不要谈兵，也不应重赏边疆战功，因为一旦兴起战争，所关系到的祸福就不是小事。唉！忠臣爱护君主，必定从祸患的渐渐萌发处预先防止，大多就是这样。哪里能得到这样的人，与他谈论匡正、蓄养君主的方法呢？唉！这就是贤良之臣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预先禁止，也就是所谓“豫”的道理。不能在事情尚未发生时预先防范，却等事情已经发生后再严加禁止，就像许孟容封还诏书、胡安国封还词头、李沆回答使者让其焚烧诏书一样，既劳苦又违拗。《易》说：有危险，适合停止。九二爻说：车轮脱落了车辐。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端正君主的方法，没有比先端正自身更重要的；制止君主的欲望，没有比先制止自身更重要。依照这个道理，想制止君主骄傲的心，就不如先约束自己，节制而廉退，以此表明节操；君主的骄傲就会下降。想制止君主吝啬的心，就不如先约束自己，质朴简素，以此表明质朴；君主的吝啬就会变得敦厚。想制止君主怠慢的心，就不如先约束自己，以礼自持、庄重严肃，以此表明礼；君主的怠慢就会转为恭敬。这是臣下的正常之道，也是爱护君主的急务。宋真宗以官爵使臣下骄纵，钱若水便向他显示急流勇退的道理；唐代宗以鄙吝自矜对待臣下，杨绾便向他显示冲淡朴素的品德；宋太宗以怠惰轻慢对待臣下，窦仪便向他显示退立而不前进的态度。这就是扬雄所说的君子准绳：先治理自己，然后才能治理别人。若不先这样做，却喋喋不休地用言语争辩，写奏章只争论枝节，禁止君主去做某事，这难道不是极其不明智吗？再其次，楚庄王喜欢打猎，樊姬便不吃鸟兽的肉；齐桓公喜欢淫乐，卫姬便不听郑、卫之音。五代时，叶翘博学而质朴正直，闽主昶以师傅的礼节对待他，得到很多帮助，宫中称他为国老。昶继位以后，骄傲放纵，不再和叶翘商议国事。一天，昶正在处理政务，叶翘穿着道士服快步走出。昶召他回来，拜谢说：军国事务繁重，很久没有同您接见交谈，这是我的罪过。叶翘叩头说：老臣辅导无方，以致陛下即位以来没有一件善政值得称道，希望准许我告老还乡。昶说：先帝把我托付给您，政令如果不好，您应当极力进谏，为什么要抛下我离开呢？于是赏赐金帛，命他恢复职位。这些人都知道用约束自身来制止君主，知道最优先的事情是什么。齐桓公宫中有七个市场、七百处女闾，国人都非议他，管仲不能进谏，却故意建造三归台来掩饰桓公的过错。宋平公修筑高台，妨碍农时收获，筑台的人唱起歌来讽刺他，子罕却亲自拿着鞭子督促筑台者，又鞭打那些不努力的人，用这种方式反而助成了君主的过错，这是臣下行为中更低下的做法。《易》说：车轮脱落了车辐。九三：良马追逐，艰难守正，当说要防备车辆和卫护。为什么呢？叶子说：“不知道就罢了，既然知道，就一定要在事情尚未完结、后续事情正纷至沓来时直言相告。君主将要说可行，却用否定来代替；君主将要说不可行，却用肯定来成就它。这是臣子的职责，也是太平之世的良好机遇。难道不是正人君子的深切愿望吗？然而，如果有冒犯君颜、敢于进谏的风气，又担心它过于直率；如果有秉持节操、舍生取义的气概，又担心它过于激烈。君子对此不能不审慎。不谨慎就会任意而行，不端正就会强迫君主，不考虑保全自身就会轻率谋划而招来祸患，不知道防备变化就会疏忽脱漏而召致灾害，这是自取失败的道路。这样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使君主畏惧我的话，不如使君主信任我的话；使君主信任我的话，不如使君主乐于听我的话。不能只用刑法使他恐惧，还必须用道理开导他；不能只以道理为根本，还必须从内心使他觉悟。这样以后，君主才能容纳意见，臣下的劝说才能被接受；不把它看作诽谤，而看作忠诚；不把它看作妖妄，而看作智慧。这就是田锡、李沆能够感动君主的原因。否则，李泌、陆贽免不了遭遇代德所说的疏失；孙奭也免不了使仁宗赞赏他的言论却不能采用。刚强、直切，事事都想让君主听到。朱熹也使宁宗疏远了他，何况其他人呢？唉！这是临终时托付性命，接受托付而毫不怀疑，继承帝位的人接受它也没有二心，武侯接受托付时也没有惧色。南北用兵，相隔千里辞别，前后两篇表章表明了孤忠，所以足以壮盛当年、光耀后世。难道是那些浅薄的人所能测知诸葛亮的器量吗？《易》说：“良马追逐，艰难守正，当说要防备车辆和卫护。”

译六四：给小牛套上横木，大吉。为什么呢？叶子说：小臣蓄养君主，是为了彰显大臣蓄养君主的道理；以细微之处约束君主，是为了说明大臣约束君主的道理。以心意遏制尚未萌发的欲望，欲望就无从放纵；防止尚未发动的邪念，邪念就无从扩大。声色之娱还没有显现于天下，福庆已经流布四海了。这大概只有伊尹、周公以道德默默成就君主的志向，以礼义暗中培养君主的心性，才能做到吧？成王将要去世时，召来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说：‘你们应当明白我的话，恭敬地保卫太子钊，使他大力渡过艰难，安抚远方、亲近近处，使大小诸侯安定并受到劝勉，要想到人往往会自己在威仪上陷入混乱。你们不要让钊冒进而献上不合时宜的东西。’唉！他大概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常人见识不远，谋划又不预先进行，于是君臣相互困敝，怎么能不令人叹息呢？赵盾没有在晋灵公的邪念尚未发作时加以禁止，最终到了屡次进谏也不能被接受，三次进谏直到宫门屋檐之下，灵公才看了他一眼。栾书没有在晋厉公的祸乱尚未发生时加以防备，最终导致厉公抛弃亲近之臣，几乎要除掉大夫而立宠爱之人。为君主忧虑，最终却伤害了君主；为国家忧虑，最终却危及国家；为自身忧虑，最终却使自身陷入灾难。背负天下万世的大逆，都是从起初不知道预先防备开始的，难道不应当引以为戒吗？《易》说：“给小牛套上横木，大吉。” 六五：阉割了公猪，使它的獠牙不再伤人，吉。为什么呢？叶子说：臣下以约束君主为善，君主以自我约束为圣。约束君主，是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自我约束，是剔除正人身上的蛀虫。声色气味，是君心的错误；谗佞邪曲，是正人的蛀虫。除掉蛀虫，正人就安定；正人安定，君主的内心就端正了。只要君主一端正，国家还有不能安定的吗？为什么呢？同样都是人，却忽然产生了小人。小人一出现，毒害之心就具备了。具有毒害之心的人，专一追逐欲望而妨害善行；善人害怕受到妨害，于是德行就会减损。所以说：归父被父亲遣弃，是因为季氏；朝吴逃亡，是因为无极；王章被杀，是因为触犯王凤；邺侯前往客馆，是为了躲避元载。这样一来，君主难道不会孤立而危险吗？同样都是猪，却忽然生出怪猪。怪猪一出现，伤人的獠牙就具备了。长着伤人獠牙的猪，咬乳时会伤害母猪；母猪害怕受伤，就会禁止它吃奶。因此，母猪顾不得自己所受的痛苦，也就无暇顾及小猪的饥饿；为了保全自身，就会把小猪众多的死亡拖延到以后。这样一来，群猪难道不会饥饿而死吗？所以善于饲养猪的人，一发现怪猪出生，就割去它的獠牙；割去獠牙，群猪就能存活。善于任用人的人，一发现小人进用，就断绝他的同类；断绝小人的同类，众多正人就能安定。自我约束的善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唉！世人不知道普通的猪并不咬东西，即使咬东西也不是用牙，而是用嘴唇；又哪里知道有怪猪呢？世人不知道怪猪长有伤人的獠牙，伤人的獠牙不伤害母猪就会伤害群猪；又哪里知道有割去獠牙的人呢？小人多而君子少，也就不奇怪了。懂得这个道理的，大概只有尧、舜吧？所以说：‘我憎恶谗言和邪行，必定要灭绝它们，使我的众臣受到震动。’《易》说：‘阉割了公猪，使它的獠牙不再伤人，吉。’ 上九：何以通达如天上的大道？为什么呢？叶子说：‘臣下能够约束君主，只要端正君主，国家就安定了；君主能够自我约束，上下相交，德业就能成就。’《书》说：‘股肱之臣奋起吧，元首欢喜吧，百官和乐吧。’又说：‘元首英明吧，股肱贤良吧，众事安康吧。’这就是百姓因此大变而善、万邦因此协和的原因。这就叫天下康宁，这就叫四海永远清平，这就叫尧舜之治。《易》成卦说：‘何以通达如天上的大道？’ 【原文为异体字或图像符号，无法辨识。】颐卦，守正则吉。观察颐养之道，自己寻求食物来养活自己，为什么呢？叶子说：上位者所供养的人，不能不谨慎对待。给他食物却不爱护他，是把他当猪来交往；爱护他却不尊敬他，是把他当牲畜来饲养。大概只有以大烹之礼相待才可以吧？或者说，应当用自己所受的供养来养鸟，而不能用养鸟的方式来养人。孟子说：‘奉君命来送食物，我拜两拜叩头接受。’后来粮仓的人接连送粮，厨人接连送肉，却不再由君主命人亲自送来。这样看来，尧对于舜，九个儿子侍奉他，两个女儿嫁给他，百官送来牛羊，仓廪完备，用来在田野中供养舜，大概接近这种情形了吧？下位者自我供养，也不能不谨慎。用德行来授予爵位，德行有时未必能竞争胜出；用功劳来授予俸禄，功劳有时未必能被任用。大概只有退居之后仍然接受俸禄才可以吧？或者有人吃着别人供给的食物，却未必德才超过所享受的俸禄，因此君子对此很谨慎。《伐檀》诗说：‘砍伐檀树声坎坎，把它放在河岸边；河水清澈又起着涟漪。既不耕种又不收获，为什么取得禾黍三百囷？既不狩猎又不打猎，为什么看见你的庭院里挂着獾？那些君子啊，可不要白白吃饭啊！’像后汉徐孺子，家里贫穷，常常亲自耕种，不是自己应得的食物就不吃。范文正做官时，每天都计算供养自己的费用，和自己所做的事情相称，于是就不再惭愧羞耻。如果不是这样，整夜都不能安睡，大概就接近这种境界了吧？否则，频繁地询问、频繁地馈赠，竟还不如晋平公的粗蔬菜羹；九鼎三牲，竟还不如伯夷采薇采蕨。这样怎么可以呢？《易》说：‘颐卦，守正则吉。观察颐养之道，自己寻求食物来养活自己。’ 初九：舍弃你的灵龟，反而看着我因贪食而鼓起的腮，凶。为什么呢？叶子说：孟子说：‘是非之心，人人都有；辞让之心，人人都有。’所谓是非，是说他能审察义与利的分别；所谓辞让，是说他严格遵守取与的节度。他的明察足以研究天下的机微，他的辨别足以树立天下的操守，这就叫持守廉耻之心，是本性良能的美善罢了。有这种心，就算困穷，也不会接受呼喝斥骂、踢打侮辱下的食物；黔敖就不能无礼地对待饥饿的人；显达以后，也不会接受没有礼义的万钟俸禄；三公的高位也不能改变柳下惠的操守。这就是君子可以让他活，也可以让他死，却不能使他无耻；可以让他饥饿，也可以让他死亡，却不能使他做不义之事吧？从前曾子穿粗布衣服，絮衣也没有完整的时候；吃粗米，从来没有吃饱过。义理不相合，就辞去上卿之位；难道他会因为自己卑贱、别人尊贵而动心吗？守住道来抵御外物，坚定不移而排斥纷乱，天下的物欲全都不足以进入他的内心。抛弃挺立的良贵，却羡慕津津有味的腐朽食物。这就像刘歆的头，还不如严子陵的脚；纪逡、唐林的舌头，还比不上陶渊明的腰。唉！他们哪里知道一根钓丝的尊贵，以及五柳先生的富足呢？”},{

译虽然年轻时能够忍耐欲望，如今却不能忍受贫困；这正是苦海难以逃脱、利欲之波却容易使人沉溺的原因。否则，子路那样刚强勇猛，为什么仍免不了仰慕楮师氏？闵子骞那样贤德，为什么仍免不了面带菜色？鲁隐公起初大概也是贤明的君主，刚得到君位时，慨然把千乘之国看得如鸿毛一般，准备把君位让给弟弟；又与四邻缔结交往，使百姓休养生息、众人和睦。自从贪食郑庄公归还祊地的利益后，君臣便倾全国之力随从出兵攻宋；后来贪恋鲁国，假称将老于菟裘，最终不被鲁桓公信任，于是公子得以施行僭越之事。君子之所以看重自我克制，就是这个道理。《易》说：“舍弃你的灵龟，反而观看我垂涎欲食的样子，凶。” 六二爻说：“颠倒了养育之道，在丘陵处违背常经；养育之道一旦出征便凶险。”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君子立身于天下，也不过是谨慎守护自身罢了。谨慎修身，完善自己的德行；退居时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便有万钟的奉养；出仕时遇到共同进用的君主，便有和乐的饮食。无论到哪里，怎么会得不到安顿呢？只是如果不以正道约束自身，不以自身凝聚德行，那么进退都会陷入困境，天下也没有人能够容纳他。齐国的庆封在齐国作乱，想逃往越国。他的族人说：“晋国近，为什么不去晋国？”庆封说：“越国远，便于躲避祸难。”族人说：“改变的是你的心，在晋国居住，难道就能不改变这颗心吗？即使逃到遥远的越国，难道就能安宁吗？”君子说：庆封是背叛同类的枭鸟，请用枭鸟来作比喻。枭鸟遇到斑鸠，斑鸠说：“你准备到哪里去？”枭鸟说：“我准备向东迁徙。”斑鸠说：“为什么？”枭鸟说：“乡里人讨厌我的叫声，所以要向东迁徙。”斑鸠说：“你能改变叫声就可以了；不能改变叫声，即使向东迁徙，人们仍然会讨厌你的声音。”由此看来，教化人不应区别类别，亲近善人、憎恶恶人，天下人的心都是一样的。孔子说：“说话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到了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说话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恭敬，即使在自己的州里乡党中，难道行得通吗？” 因此，用德义来引导人，刘玄德所到之处，即使家业破败，人们也相互容纳；用非正道行事，商鞅投奔百姓之家却无人接纳，回到故国后又被车裂。难道不值得警戒吗！《易》说：“颠倒养育之道，在丘陵处违背常经；养育之道出征有防碍。” 六三爻说：“违背养育之道，即使守正也凶险，十年之内不要有所作为，没有任何利益。”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彰明光大的德性，是亲爱百姓的工具；知道怎样修身，是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不用天德来养育自身，又凭什么穷究王道的施行？不以内圣之道修养自身，又凭什么成就外王的事业？即使勤勉攻治，也没有补益；即使专心从事，也没有作用。他自以为正确，最终却不能把它施用于天下国家。因此，邓析制定的竹刑，只足以杀死自己；李斯制定的法律，也只是足以灭掉自己的宗族。所以说：慎子只看到了后果，没有看到先因；老子只看到了屈退，没有看到伸展；墨子只看到了整齐，没有看到参差；宋子只看到了少，没有看到多。只有后果而没有先因，群众就没有入门之处；只有屈退而没有伸展，贵贱就无法区分；只有整齐而没有参差，政令就无法施行；只有少而没有多，群众就无法受到教化。这样怎么能够救助人民、使万物获利呢？直到终身也没有可以施行的办法罢了。《易》说：“违背养育之道，即使守正也凶险，十年之内不要有所作为，没有任何利益。” 六四爻说：“颠倒养育之道，吉利；像老虎凝视那样专注，欲望接连不断，没有灾咎。”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所谓明察四方，就是把天下人的明察当作自己的明察；所谓通达四方的听闻，就是把天下人的见识当作自己的见识。尧、舜尚且如此，何况普通人呢？因此，养育贤能之人，使恩泽达到万民；任用贤能之人，使他们养育天下。恩惠不一定只施给自己，施行恩惠也不一定只为自己，施展我的作为，只求万民得到救济、天下获得安宁罢了，其他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然而，贤能之人能够使恩泽达到万民，如果我不能专一心志来等待和任用他，或者谗言不能排除、声色不能远离，贤者就会离去。贤能之人能够养育天下，如果我不能始终以恭敬之心求取他，或者礼貌衰减、他的言论不能实行，贤者就不会留下。这样说来，向下施恩，是大臣的光彩；而向上扩张权势，难道不是大臣的过错吗？子贱治理单父，把两个人当作父亲侍奉，把四个人当作兄长侍奉，把十个人当作朋友交往。宋国的鲍氏执掌国政时，国内有才能的人无不被他礼遇。子皮听理郑国政事时，即使是家中事务，也没有不听从子产裁决的。大概都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敬重并畏服贤者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假如晋平公宫中有四位姬妾，亥唐就只能成为徒众；尊宠防子，马有八人受宠，申叔便不敢进见。这与贤者施展才能有什么关系呢？不过，养贤固然应当专心，却不知道对方是否贤能就加以供养，难道可以吗？战国四公子都以养士著称，但孟尝君竟然让鸡鸣狗盗之徒出入门下，受到天下人的讥笑，实在太鄙陋了。话虽如此，鸡和狗是畜类中低贱而污秽的，尚且以优厚待遇对待它们，确实养育得厚，它们还能为主人赴死、帮助主人逃生，难道不仍胜过养虎吗？春申君养李园，最终却被李园刺入胸中；平原君养韩益，最终却使他的宗族被醢。那胜与歇，难道是爱惜自身不如孟尝君吗？只是他们所养非人。即便如此，孟尝君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信陵君虽然强悍而且自以为是，但他对侯生，却差不多做到了礼贤。《易》说：“颠倒养育之道，吉利；像老虎凝视那样专注，欲望接连不断，没有灾咎。” 六五爻说：“违背常经，安居守正，吉利；不可渡过大川。”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臣下之道不能成就开创之功，却能代替君主完成事业；君主的权力只能独自奋发，不能过多借助臣下；不能担当天下的事务、养育天下的百姓，却只能依赖少数贤臣，这是庸君。因此，可以同他守成守常，却难以同他谋划应变；可以同他保卫安定的疆土、安抚臣民，却不能同他在天下施展长远策略、包容八方而使诸侯臣服。从前六朝、五代的人物，往上说，不足以成为开创基业的圣主，建立数百年的宏大功勋；次一等，也不足以成为开拓疆土的英君，振扬千万里之外的声教，只是在衰败的天下苟且窃取一时之位。为什么呢？江东人只知道有江东，不知道有天下，所以屡有战胜的功劳，最终却没有向北窥伺天下的志向。五代的君主，只知道用财物贿赂来取得国位，却不知道用正道来救济百姓，所以虽然窃取了名号和地位，最终也都只成为后来驱除前代的借口罢了。唉！见识不足而才能又不能胜任，道术不宏大而德行更加低下，果然不足以成就大事业。《易》说：“违背常经，安居守正，吉利；不可渡过大川。”

译上九爻说：“天下由我来养育，虽有危险却吉利；利于渡过大川。”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天下依靠我来得到养育，就可以取得民心。我能够把天下人全部养育好吗？天下可以用来充实君主的恩宠，这是君子的能事，也是大臣的宏大事业。话虽如此，鼋羹使人想染指，郑灵公因此被弑；羊羹没有分给御者，华元因此被囚。饮食是人的大欲，有时得到、有时失去，是人情所不能忘记的。我利用人的大欲来救济他们，却忽略了自己所不能满足的部分，人们必定会以常情责备我，并聚集起来发泄不平。大概感念我的人未必报答我，但怨恨我的人却一定会报仇。因此，君子居于职位之上，最可贵的只是施舍恩惠能够让人喜爱罢了。《诗》说：“民众失去德行，是因为连干粮也能造成过失。”难道不应谨慎吗？谨慎对待此事，并使自己的施政更加光明广大；施行恩惠，使臣下无家可归的困苦得到救济，那么就不只是平日里的供养使人吃饱而已。突然发生变故，可以使人粮食充足、信义得到信任；不幸遇到方圆二三千里的水旱灾害，也可以使百姓不至于面带菜色。这就是周公、召公相互协作、共同治理，号称“共和”的事业；而子孟君大概也差不多能够做到。《易》说：“天下由我来养育，虽有危险却吉利；利于渡过大川。” 此处为卦象符号“▯”。《大过》卦说：“栋梁弯曲，利于有所前往，能够亨通。”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和惠的春风吹拂，朝菌和椿、松一同受到温暖；严霜降下，芝兰和萧艾同样感到寒凉。圣人因此激发刚强坚毅之气，使震雷、厉风、飞动之势为自己所用；以肃杀果断坚毅的威势，施展劈开冯河、决开泽堤的力量。只见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举世都因此感到畏惧恐慌。所以说：“神龙翻腾，四海沸腾；迅雷轰击，英豪陨落〔疑字：▯〕。”难道只是因为形势本来如此吗？为什么呢？有能够平定祸乱的才干，那么制造祸乱的人就会肉身溃败；有能够平定灾祸的力量，那么最初制造灾祸的人就会骨骸枯朽。这是天下不变的道理。从前三监背叛成王，周公没有采用姑息的仁爱，而是坚决施行寻斧之利〔原文“纵寻斧”疑有讹误〕；少正卯扰乱鲁国，孔子没有掩盖他不顺从的耻辱，反而确实高举并助成上天的惩罚。他们三监被碎成齑粉，少正卯腐烂糜灭，已经不值得再说了。成王幽闭忧惧，而三桓惊骇震慑；周人震惊，鲁国奔走。这种局面又哪里能够承受得了呢？所以说：“牛即使瘦弱，压倒在猪的上面，它所畏惧的也不会因此消失。”又说：“抵挡它的会被击碎，触犯它的会被烧焦。”然而，不顾惜私情，而只保存道；不顺从私情，而义因此确立；威势不必凶猛，而行动才能合乎中道。这样就不会成为震慑君主的人，反而会成为尊崇君主的人；这不是为了扰乱百姓，而是为了庇护百姓。天下人的意志可以贯通，天下的事业可以安定，天下的疑难可以决断。周王室因此安宁，鲁国因此大治。当时没有因为忌惮周公、孔子而压制他们，周公、孔子的道统也就万世长存、永远昌盛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呢？唉！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深的人，谁能够做到这样？《易》说：“大过卦，栋梁弯曲，利于有所前往，亨通。” 初六爻说：“借用白茅垫在下面，没有灾咎。”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没有什么比估量自己的力量更明智，也没有什么祸患比违背时势更大。蔡谟说过：大乱将要兴起时，不是应时而出的杰出人才就不能平定它。鲍信对曹操说：谋略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能够拨乱反正的人，就是您。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即使力量强大也必然失败。因此，四海沸腾、闻鸡起舞，是豪杰所做的事；天下动乱离散，却戴着破帽终身自守，是自我安靖的道路。然而，他用兵戈削平大难，而我却用诗书礼乐使自己腐朽；他用爵禄分担众人的忧患，而我却贫贱孤苦、独自处在忧患之中。这样怎么可以呢？只能弯腰低头，沿墙行走，靠稀粥来填饱口腹。圣人的警戒，难道还不令人警醒吗？欹器不可放纵于安逸之中，以免败坏自己的世业；要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逸乐；要敬畏上天的变化，不敢纵情奔驰。这样大概才接近正道吧？从古人的事迹看，也大致可以明白。郭林宗说：“大厦将要倾覆，不是一根木头能够支撑的。”所以他明哲保身，不触犯群小，最终免于党锢之祸。范滂等人并不是攻击朝廷政事，从公卿以下都屈尊礼敬他们，太学生争相仰慕他们的风范，以为文学之道将要兴盛，隐士又将被任用。申屠蟠独自叹息说：从前战国时期，处士横议，列国的君主甚至亲自拿着扫帚在前面为他们引路，最终却有坑杀儒生、焚烧书籍的祸难，今天的情形正可以称作这种先例。于是他在梁砀之间断绝踪迹，借树木搭屋，把自己当作佣工一样生活了二年。范滂等人果然遭遇党锢之祸，只有申屠蟠超然于外，免于被议论。《易》说：“借用白茅垫在下面，没有灾咎。” 九二爻说：“枯杨树生出嫩芽，老年男子娶得年轻妻子，没有什么不利。”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天地交合而成泰，日月会合而使万物复苏，这是阴阳交合之后、百事得以成就的道理。邵子说：一动一静之间，包含着天地人的至妙。这至妙之理，确实说得很对。因此，刚强果断的作法，严厉之后立即接续以柔和，便有广大宽容的胸怀可以包容一切，刚强得到调和而归于平正。阳威震奋之初，肃厉之后立即承接以阴柔，便有宽裕温柔的涵养，阳刚得到辅助而归于和谐。精神舒展而元气不衰竭，枯槁之处达到极点而生机勃然，天下的衰败可以兴盛，废弃的事业可以复兴，出入动静没有不能得到济助的。鞌之战中，晋国已经大胜，怒气却还没有消退，说：“一定要让萧同叔子作为人质，使齐国封境以内的田地都朝向东方。”鲁国、卫国跟着进谏说：“齐国已经怨恨我们了，死去的人都是亲近之人。您如果不答应，他们必定更加仇恨我们。只要您答应，又有什么可求的呢？您得到齐国的国宝，我们也得到土地，从而缓解灾难，所得的荣耀已经很多了。”齐、晋两国也只是承受上天所授予的形势，难道一定归晋国吗？晋人答应了，于是订立袁娄之盟。诸葛亮治理蜀国，颇为崇尚严厉峻急，许多人怨恨叹息，法正便劝他应当愿意放缓刑罚、放宽禁令，以安慰民众的愿望。暴胜之任直指使时，诛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尤其多，隽不疑便以“过于刚硬就会折断，应当施行威势又辅之以恩德，然后才能建立功业、扬名立身，以保全俸禄”为戒劝他。韩滉性情苛刻暴烈，正受到唐德宗任用时，百官群吏忙于补救过失还来不及，柳浑便以“作福弄权不是人臣所应当做的事”责让他。哲宗起用司马光为宰相，锐意求治，将要全部改变熙丰年间的法令，苏轼便以“沿用已有法令，事情容易办成；逐步推行，百姓不会惊扰”来劝说他，范纯仁则以“去除其中过分严厉的部分，还应当详加讨论、缓慢施行”来规劝他。晋国没有失去霸业，蜀国成就鼎足之势，哲宗最终实现大治，暴胜之没有遭遇祸败，韩滉也保全了功名，这些都有其原因。《易》说：“枯杨树生出嫩芽，老年男子娶得年轻妻子，没有什么不利。”

译九三爻说：“栋梁弯曲，凶。”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阳刚不能凌驾于万物之先，勇猛强悍不足以成就功业。桓公说：金属过于刚硬就会折断，皮革过于刚硬就会裂开；君主过于刚硬，国家就会灭亡；臣子过于刚硬，朋友就会断绝。晋国的阳处父出使卫国，经过甯地，甯嬴跟随他。到了温地却返回，他的妻子问他原因，甯嬴说：“因为他太刚硬。”《商书》说：“深沉潜藏而以刚强取胜，崇高明达而以柔顺取胜。”如果把这两者只取其一，难道不会覆没吗？上天具有刚健的德性，尚且不违背时令，何况人呢？我担心不能得到他的利益，反而遭受他的祸患，所以离开他。项羽声音如雷、叱咤风云，身边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韩信、陈平最终都归附汉高祖。苻坚凶猛暴烈，群臣举国进谏，他却不肯听从，慕容垂便对此坐观其成。刚硬带来的祸患，大致可以看清了。为什么呢？刚硬而不和，不和就无法任用。因此，四匹马如果不协调，车就不能走远，何况君子承担天下的大事呢？暴烈而凌辱他人，贤哲之人就会逃避；勇猛而拒绝劝谏，忠臣便无计可施。这样的人不在自己的家中造成凶祸、不在自己的国家造成危害，实在是太少了！《易》说：“栋梁弯曲，凶。” 九四爻说：“栋梁隆起，吉利；如果另有他求，就会有遗憾。”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大臣是国家的柱石，刚柔不偏，是大臣的要道。从前楚国的子木问赵孟：“范武子的德行怎么样？”赵孟回答：“范武子把家事治理得很好，对晋国政事毫不隐瞒；他的祝史向鬼神陈述实情，没有一句惭愧的言辞。”子木回去把这些话告诉楚王，楚王说：“高尚啊！难怪他能光辅五位君主，使晋国成为盟主。”伯宗因为刚硬而失败，孔光因为柔弱而被废弃，他们都因追逐宠名而毁坏了栋梁，怎么能够承受天下的重任、增进百官的荣誉呢？大概只有孔明可以做到吧？他用严厉治理蜀国，同时又充分任用当时人的才器；用宽缓减轻百姓徭役，同时又符合职位等级的治理体制。因此，他使汉帝中兴，奠定三分天下的基业，后世称他为雄杰。至于房琯迂腐，庾亮疏阔，再加上刘秩的鄙陋、殷浩的浮夸失败而妨害功业，是多么浅陋啊！《易》说：“栋梁隆起，吉利；如果另有他求，就会有遗憾。” 九五爻说：“枯杨树开出花，老妇得到年轻丈夫，没有灾咎，也没有声誉。”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君主之德以刚健为主，所以重视阳刚；但阳刚又不可过度。刚强过度的人，前怕狼后怕虎，身体所剩无几而无从发挥作用；以不合情理的方式对待无用之事，耳目便没有可以施展的地方，手足也没有可以行动的地方。天下的事情想做却最终没有做成，谋求成功却最终一事无成。齐景公年老昏聩而狂悖，依仗鲁、卫的弱小，想以强力施政经营，确定霸业的统绪，甚至压倒晋国、取而代之。然而他先后到五氏、垂葭，赴牵地会盟，又到蘧拏会盟，来回徘徊、侧目观望，最终不敢以攻伐晋国收场；五十八年之久，空空过去，毫无作为。刘裕想经营中原，有封狼居胥的志向，却同白面书生之辈谋划，因此伐魏没有功劳，元嘉年间的政治也衰败了。北方军队再次失败，声名受损、威望下降，哪里比不上不去做而没有过错呢？所以，不做大事只是幸运；不幸的是做了却没有成功。诚斋说：鲁昭公荒诞妄为，却依靠公衍、公为季氏之后来除去季氏；邵陵厉公狂悖，却依靠曹爽来压制司马懿；唐文宗没有能力成事，却依靠训、注来铲除宦官，这怎么能够长久呢？《易》说：‘枯杨树开出花，老妇得到年轻男子为夫，没有灾咎，也没有声誉。’ 上六：涉水过深而淹没头顶，凶，却没有灾咎。为什么呢？叶子说：天下有些事情不能做，是因为时势；有些事情不能做，是因为才能；但有些事情又不能不做，是因为义。时势取决于所遭遇的情况，才能禀受于上天，我将对此怎么办呢？只是自己按义所应当做的事，不能废弃，君子就去做罢了。才能不足，时势又不相济，我还计较什么呢？从前孔子观看吕梁之水，瀑布悬流三十仞，水沫漂流四十里，是鼋、鼍、鱼、鳖都不能游过的地方。他看见一个男子在其中游泳，游了几百步后出来，披散着头发，一边行走一边歌唱，在水潭下游泳。孔子跟随他询问说：‘游水有道吗？’那人说：‘没有。我开始时依据习惯，长大后顺应本性，最后成败听之于命。随着水流一起进入，和水沫一同出来，顺从水的道路而不存私意，这就是我游水的方法。’如果有这个男子的能力，就能随着水流一起进入、一起出来。否则，不葬身鱼腹而得到鼋鳖神灵庇佑的人，不也很少吗？所以说：江湖可以用来渡船，也可以用来翻船；仁义可以用来保全自身，也可以用来伤害自身。然而，先贤在前面如玉石般毁碎，后来的贤哲却在后面卷起衣袖继续前进，难道不是上天怀抱着正直之心而发，名教又加以约束的缘故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虽然自身遭受大刑，内心却没有亏损；即使全都陷入溺亡，义理仍然值得取守。古今的士人中，大概并不少见。从前宋朝末年，元军渡过长江，天下勤王的诏书传到贑江。西提刑、知贑州文天祥捧着诏书流泪哭泣，让陈继周发动郡中的豪杰，并联合溪洞山蛮；又让方兴召集吉州军队，各路豪杰都响应，共有兵众万人，于是进入京城护卫。朋友劝阻他说：“如今敌兵分三路击鼓进军，攻破京畿，逼近内地，您带着一万多名乌合之众前去迎战，这与驱赶群羊去搏斗猛虎有什么不同？”文天祥说：“我也知道确实如此，只是国家养育臣民三百多年，一旦有紧急情况，征发天下军队，却没有一个人、一匹马前来，我对此深感痛恨，所以不自量力，想以身殉国，希望忠臣义士能够听到消息而纷纷起兵。”奉行正义的人胜过一切，人数众多的人能够形成力量；如果这样，社稷仍然可以保全。最终功业虽然没有成功，但凛然的大节光照千古；即使说这是不幸，对于义理又有什么瑕疵呢？所以说：“不要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要牺牲自身来成就仁德。”又说：“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义也是我所想要的；二者不能同时得到，就舍弃生命而选择义。”

译不过，这只是因为他的才能不足罢了。仲遂杀死恶及视，拥立宣公，又奉君主之命召惠伯。他的宰臣公冉务人劝阻说：“进去一定会死。”叔仲说：“为君主的命令而死，难道可以吗？”公冉务人说：“如果君主的命令可以让人去死，那么不是君主的命令，为什么还要听从？”叔仲不听，于是进门把人杀死，埋在马粪之中。齐国的崔杼弑杀庄公，杀死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祝佗父、申蒯、鬷蔑，而晏子站在崔氏家的门外。有人问他：“要死吗？”他说：“难道只有我的君主才是君主吗？我当然要死。”又问：“要逃走吗？”他说：“难道这是我的罪吗？难道我要逃亡吗？”又问：“要回去吗？”他说：“君主死了，我还能回到哪里？作为百姓的君主，难道是为了凌辱百姓吗？是应当以社稷为主。作为君主的臣子，难道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吗？是应当奉养社稷。所以，君主如果是为了社稷而死，我就为他而死；如果是为了社稷而逃亡，我就为他而逃亡。若只是为他个人而死、为他个人而逃亡，而不是为他的亲近之人，谁敢承担这种责任？况且有人拥有君位却弑杀了君主，我怎么能为他而死，又怎么能为他而逃亡呢？我还能回到哪里去？”最终，他在太庙同崔杼、庆封结盟。那么，婴伯将要归向哪里呢？回答说：“伯是超过了自己的蒙蔽，愚昧的婴则没有达到这种蒙蔽，反而放荡。” 愚昧之人还有什么可责怪的呢？但这种放荡几乎就要成为祸害了！”《易》说：“涉水过深以至淹没头顶，凶，但没有灾咎。” 《叶八白易传》第七卷。《经部，易类，〈叶八白易传〉》。钦定《四库全书》。《叶八白易传》第八卷，明代叶山撰写。此处为卦象符号“▯”。习坎卦说：“反复经历坎险，有诚信，内心保持亨通，行动会受到嘉尚。”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这是顺境中应当遵循的道理。君子没有不履行平康、正直之事的，也没有不持守坦荡平夷、宽广之心的。遭逢患难而行险求幸的念头就会产生，遇到险难而忧困畏祸的心情就会生起。怀着忧戚不安的心，却采取琐碎危险的行动，困难难道不会更加严重吗？哪里知道安居本土而敦厚行仁，才是使自身真诚；乐于顺应天命而知晓命运，才叫作无心。处在险境中的方法，实在没有超过这些的。传文说：“平素就习惯于患难，在患难中仍能行事，这不是达到最高境界了吗？”从前叶公子高向仲尼请教说：“事情如果不成功，就一定有人事方面的祸患；事情如果成功，又一定有阴阳方面的祸患。无论成功还是不成功，事后都没有祸患，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做到。先生能否把其中的道理告诉我？”仲尼说：“天下有两件重大的戒律，其中一件是命，另一件是义。你爱护父母，是命，无法从内心解除；臣子侍奉君主，是义，无论到哪里都不能不是君主，也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于天地之间，这就叫作重大的戒律。因此，侍奉父母的人，不选择地点而使父母安适，这是孝的最高境界；侍奉君主的人，不选择事务而使君主安适，这是忠的盛德；修养自己内心的人，不让哀乐改变自己面对事物的态度，知道事情有不可奈何之处，便像接受命运一样安然处之，这是德行的最高境界。” 作为人臣人子的，本来就有不得已的时候；行事时只顾事情本身而忘却自身，哪里还有时间贪恋生存、厌恶死亡呢？因此，即使粮仓被焚、井被填，舜遭遇的变故已经到了极点，但他在床边弹琴的乐趣并未被阻断，平常的喜悦也没有丧失；他安坐着就看见顽嚚之人受到感化，傲慢的蒸蒸之民归附，最终成为天下的君主。舜难道会长久困在患难之中吗？孔子被围困在匡地，七天仍不停地弹琴，匡人又能把孔子怎么样呢？所以说：“困窘时也不失去使内心亨通的处所，前往行事就会有功。”下至晋文公遭遇流亡在外的患难，历时十九年，艰难险阻全都尝遍了，但仍然勤勉地把仁爱亲人看作珍宝，而不把取得国君之位作为心愿；秦国召请他，他也不敢进入秦国。正当他安于怀抱安逸、沉溺于困处，仿佛将要终身做被拘系之人时，为什么他的行为却如此洒脱，而内心又如此宽广浩荡呢？等到时机到来、运势兴起，他便一战取胜，回来成为霸主，功劳建立在王室，恩泽施及百姓，这是多么伟大啊！这样看来，新亭之上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