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八白易传卷五　　　　　明　叶山　撰

译六三：系住大丈夫，失去小孩子；随从而有所求，便能有所获得；利于安居守正。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善与恶互相为敌，邪与正彼此相抗。进入芝兰之室，腥膻的气味自然不能靠近；同正直、诚信而且见闻广博的人交友，那么巧言善辩、逢迎柔媚之类的人自然不会成为亲近对象。亲近那些道德高尚、建立功名的上臣，那么庸碌卑鄙的下流之人，难道不是在应当舍弃之列吗？[“防子冯亲”原文疑有讹误]，申叔退避了八个人；管夷吾登用以后，隰朋便辞谢了竖刀。亲近大的而疏远小的，君子致力于此，正是如此。虽然如此，大人是掌握爵禄、束帛的人；向上交往，是使言语被听取、劝谏得以施行的途径。从前楚文王对申侯说：“只有我了解你，我要任用你、满足你的要求，不会挑剔你的过失。”邓禹拄着杖[原文作“防”，疑为讹字]拜访刘秀，刘秀说：“你远道而来，难道是想求仕吗？我若能专门掌管封赏任命，那么君子的尊贵，就在于能被任用并通达仕途。”这不就是“随从而有所获得，并因有所求而得到”吗？唉，所谓求，就是请求。古人重视请求，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重视请求，是因为使人成为人的根本在于谦让。请求之道一旦去掉谦让，就是舍弃了作为人的根本，怎么可以不重视它呢？所以《春秋》讥刺鲁国来求取车马，意思是上位者不得向下位者强行索取；《书》记载诛杀成虎，意思是下位者不得在上位者那里挟宠自利。因此，古代居上位的人，一定彰明节俭的德行，以照临百官；古代居下位的人，一定持守清白修养，以砥砺自己的操守。这样以后，上下尊卑才能分明，百姓的心志才能安定，各自安守本分，天下才会得到治理。否则，奢侈之心一旦发动，没有人加以防制，必然发展到抗拒而不合正道，官员丧失德行，[“防耻道”原文疑有讹误]，耻辱之道和宠赂之风日益显著，陷入危亡才停止，难道不应当警戒吗？所以古代有道之人，对于能否得到，都说是命；他的道将要施行，说是天命；他的道将要废止，也说是天命。他们不会依靠某种关系而暗中窃取利益，也不会侥幸凭借所依附的人来满足私欲。因此，孔子辅佐贞子，并不是因为陈侯周可以作为通达的途径；他辅佐蘧伯玉，也不是因为灵夫人可以替他说话。君子也应当安于义，即使自己的道不能施行，也宁可听凭上天；即使功业不能建立，也宁可守住自身；宁可默默无闻地终其一生，这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向别人乞求呢？虽然如此，士人也不能完全不去求取机会。身为宗子之家的成员，专擅向王传达诏令的大权，却不遵行士人的正道，反而还要使人求取让自己的道得以施行，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周公走访住在简陋屋舍中的士人，勤勉到吐出嘴里的食物也要赶快接见天下士人，并不是随便敷衍而已。例如王子明让张师德两次到他家门上拜访，韩魏公派宾客请求进见，以希望得到任用，都受到程子的责备。张师德和那个宾客本来不值得议论；但这成为两位公的牵累，也使大臣蒙受亏欠，已经够多了。可是，更严重的是主持政事的人纲纪不振，识人不明，使他们可以蒙骗上位者而求取任用；求取不得，反而还让他们能够发怒报复。比如晋国的魏锜请求担任公族而未能如愿，便发怒；赵旃请求担任卿而未能如愿，也发怒。不仅不能平息他们的心志，反而又让他们出使楚国，召请楚国订盟，最终导致邲之战大败。他们给国家造成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易》说：“系住大丈夫，失去小孩子；随从而有所求，便能有所获得；利于安居守正。” 九四：随从而有所获得，守正也有凶险。心怀诚信而处在正道上，能够明辨事理，还有什么灾咎呢？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树立功业，使自己一生获得光荣、富贵，是君子的福分。要取得这种福分，根本在于得到君主的信任罢了。怀抱美善而诚信的志意，顺从听命，俯首听从一个人，是臣下的祸患。要转祸为福有其道理，就是不要使祸患累及君主罢了。为什么呢？从前贤人还没有得到际遇时，谋划事情、筹划策略，君主不采用他的谋略；陈述见解、表达诚意，上位者不认可他的诚信。出仕却不能施展成效，被斥退驱逐又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因此，伊尹在鼎俎之间耕作，太公困顿于操刀，百里奚自行出卖自己，甯子替人牧牛，都是为了摆脱这种祸患。等到他们遇到明主、侍奉圣君时，筹划谋略符合君上的心意，进谏劝诤立即得到听取；无论进退，都能显示自己的忠诚；担任职务，就能施行自己的方术；离开卑贱屈辱、幽暗污秽的处境，升入朝廷；脱离疏远失意、被弃置的状态，享用膏粱；剖符分封土地，使祖先获得光荣；传给子孙，用来资助[“防士”原文疑有讹误]；建立德行、树立功业，使当代荣耀；立身扬名，使后世显赫。所得难道还不多吗？唉，多是多了，却不是臣下的福分。倚仗震慑君主的威势，就背负了功劳太大而无可赏赐的罪责；身居人臣最高位而功盖天下，就会成为君主心中的芒刺；宰相拥有权力，便会使年轻的君主心中不快。臣下的功名果然未必是臣下的福分。虽然如此，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就能明白迟留、顺逆的次序；明白消息、盈虚的运转，就能知晓进退、存亡的界限。君臣上下相处之间，难道全都是祸败死亡的界限吗？孔子说：下位者侍奉上位者，即使有庇护百姓的崇高德行，也不敢存有以君临民的心，这是仁德深厚的表现。因此，君子恭敬节俭，以求践行仁；诚信谦让，以求践行礼；不自夸自己的事务，不把功劳据为己有；尊重自身，却在职位上保持俭约而少有欲望；把贤者置于自己之上，谦卑自己而尊重别人；处事小心而敬畏义理；以求侍奉君主，得到任用便如此，得不到任用也如此，听凭天命。《诗》说：“茂盛的葛藟，蔓延到树枝上。和乐平易的君子，求取福分而不走邪曲之路。”这说的或许就是舜、禹、文王、周公吧？既然如此，就应当以忠信不欺作为根本，以鞠躬尽瘁作为本分，以明哲保身作为顺应事理；这样，履行诚信、思考顺理之道，自然会得到上天保佑，吉祥没有什么不利的。伊尹把太甲放逐到桐宫，太甲变得贤明以后，便勤勤恳恳地向他陈述德行方面的告诫，并向王申明教诰；最后拜手稽首，遵循训诫说：“过去违背了师保的教训，不能在最初就做好，还要仰赖匡正救护的恩德，共同谋划并善终此事。”武王去世，成王年幼，不能登上王位，于是周公登上王位处理政事。

译管叔及其兄弟们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孺子不利。”周公诛杀武庚，杀死管叔，把蔡叔流放到蔡地。天下震惊恐惧，周公于是告诉二公说：“如果我不避嫌疑，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向先王交代的。”成王流泪说道：“从前周公辛劳于王室，只是因为我年幼，不能了解。现在上天发动威严，以彰明周公的德行。只有我这个小子亲自迎接他，我国家的礼制也应当如此。”诸葛武侯亲自担任将相，手握重兵，出入朝廷二十多年。后来临终接受顾命，受遗诏辅政；刘后授予他权力而毫不疑虑，诸葛武侯接受时没有惧色，继位的君主接纳他也没有二心，百姓信任他而没有异议。君臣之间，实在值得歌咏。郭汾阳担任中书令，考核期总共二十四个月，领取俸钱二万缗，私人财产还不包括在内。府库中的珍宝堆积如山，家人有三千人，八个儿子、七个女婿都做了显官。然而他身拥重兵，皇帝一纸诏书征召他，没有不在当天上路的。因此程元振、鱼朝恩百般进谗毁谤，始终不能得逞。天下把他的身家视为安危，近三十年之久；功劳盖过天下而君主不疑，地位达到人臣极致而众人不嫉。裴晋公出任将领、入朝为相，威望远播四夷，也因为自身关系着国家的轻重。像郭子仪这样的人，二十多年后善终，令后世敬仰，古今很少有人能及。李听任河中节度使时，唐文宗曾感叹说：“把兵权交给他而不疑虑，置于闲散之地而不怨恨，只有李听可以做到。”然而，唉，那两位圣主、四位贤臣，难道没有遭遇人臣所能达到的极盛地位吗？可是最终祸咎没有降临自身，想来一定有一种不显露的道理、一种不必言说的辨别。德行安息在道所施行之处，言语停止在知识所不能知道之处。难道只是随便如此而已吗？霍子孟拥立昭帝、宣帝，朝野都寄托希望于他，他不是不伟大、不尊贵显赫；但他不学习、没有权术，距离徐偃王也没有多少不同。尸骨尚未寒，族人便无一人存活，难道不令人悲哀吗？《易》说：“随从而有收获，守正则凶；心怀诚信，处在正道上而以光明行事，有什么灾咎呢？” 九五爻说：“以诚信对待美善，吉祥。”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激楚、扬阿，是极其美妙的乐曲和姿态，是歌台妆扮者所贪爱之物；飞兔、騕褭，是绝足奔驰的良马，是善于驾驭马匹的人所急需的；百里奚这样的才能、超乘这样的贤能，是明君所契合的对象。为什么呢？刘向说过：渡江湖的人要凭借船，走远路的人要凭借车马，想成就霸王之业的人要凭借贤才。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就是霸王事业的船和车马。舍弃父兄子弟，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屠夫、渔夫、樵夫以及仇敌、奴仆，也不是阿谀他们。持守社稷、建立功名的道路，不得不这样。对善人诚信而不改变，听从君子而不迷惑，以最高的智慧谋划，不让欺诈掺杂其中；以大勇作决定，不让愤怒从中干扰；以至仁施行恩惠，不让贪欲使心志分裂。用纯正的心任用纯正的德，这样以后，地位虽高而不危险，国家存在而不灭亡，政治清明而不混乱，安定而没有强暴。通达于道，约束于事务，使自己安逸，使别人勤劳，天下长久昌盛。这就是尧舜时期，三代君臣在一堂之上反复称赞、应答、叹息，因而政治兴隆、风俗美善，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原因。诸葛孔明和先主，大概差不多可以做到。汉昭帝十四岁时就识破上官桀的奸诈，知道霍光的忠诚；燕主慕容暐十二岁时就知道慕容恪的忠诚，辨识慕舆根的奸诈。这也是天资接近圣明的人。蜀国想攻打吴国时，吴人有人对诸葛瑾说，另派亲近之人把这件事告诉汉相；孙权说：“我和子瑜有生死不变的誓言，子瑜不辜负我，就像我不辜负子瑜一样。”当初孔明到吴国，我曾对子瑜说：“你与孔明同胞所生，为什么不把他留下？”子瑜说孔明已经把自己托付给别人，在义理上不能有二心；“弟弟不留下，正如我诸葛瑾不前往一样。”他们的话已经贯通神明，不是外来的言语所能离间的。蜀国败于吴国之后，黄权投降魏国，有关官员请求收捕黄权的妻子儿女，先主说：“是我辜负了黄权，黄权没有辜负我。”仍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后来魏国有人说汉朝已经杀掉黄权的妻子儿女，曹丕命人查问，黄权说：“我和刘诸葛推诚相待，足以说明我的本心，我私下怀疑这事未必属实。”后来查问得知，吴曦反叛，豪杰把这件事交给他处理，宁宗抚着大腿长叹。只有四川转运使安丙在其中周旋，谋划诛杀吴曦，才把反叛的文书上报朝廷，朝廷舆论大为震动。宁宗与群臣商议，众人都认为没有谁能超过安公，于是赐书勉励他谋划诛杀吴曦。诏书还没有送到，安丙诛杀吴曦的奏报已经传来。诏书下达，捷报上报，按照时间考察，大概前后相接地在道路上传递；两地相隔如此遥远，而君臣一心、如同符节相合，可以说是彼此信任深厚、诚信契合坚定了。唐朝安禄山叛乱时，河朔二十四郡只有一个颜真卿，而玄宗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李克用击破王行瑜后，想继续攻取李茂贞；昭宗认为如果李茂贞再被消灭，沙陀势力就会过于强大，朝廷将会危险，于是下诏制止。后来李克用想入朝，盖寓认为天子还没有坐稳，民心仍然危惧；如果率兵渡过渭水，各郡县都会惊恐，于是便迂回返回镇所。李茂贞因此更加骄横，终于造成侵犯宫阙、皇帝播迁的祸患。李克用占据三镇，并没有父兄之间的私仇，只是为王室雪耻，所以仗义而来。昭宗不依靠君臣之间的大义，却任用权术，最终怀疑李克用而偏袒李茂贞，自取困危受辱。李克用的兵力正强盛，义声宏大振作，也不能以义辅佐君主，挺身入朝，极力陈说不可不除掉李茂贞的道理；或者径直将李茂贞消灭，以表明安定社稷、利于国家的大义。放弃这些而不做，竟坐视唐朝国运转移、晋阳陷入危急，难道不是君臣双方都失误了吗？

译为什么呢？相信小人容易，相信君子困难，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弊病。姜公辅说朱泚必定反叛，萧复说凤翔必定发生变乱，他们多么明察啊；可是德宗完全不放在心上，虽然暂时任用他们为宰相，不久便斥退了他们。卢杞用全家百口担保朱泚，朱泚却果然反叛；德宗请求派大臣去宣谕，结果吴淑失陷，又误使援军，奉天更加危急；他谋划国事错乱到这种程度，他的人品也可想而知了，可德宗到死还把他当作贤臣。李晟、浑瑊、马燧忠诚勇敢、刚正不屈，对国家有大功，德宗却不信任他们，反而猜忌，使他们害怕朝不保夕。张延赏的谗言一传出，李晟当天就被疏远；听到吐蕃归还马璘的奸谋后，便像响应夷狄和奸邪小人一样厌恶马燧；对小人却推心置腹、轻信，对国家元老和栋梁却百般疑忌。至于石敬瑭为杨光远出兵，桑维翰为杜重威出兵，刘知远也受其影响。契丹之事，桑维翰、刘知远本来都足以承担；可是晋祖委任不专、施政不能长久，以至后来契丹入侵时，桑维翰没有权力，刘知远又观望不前，这大概都是晋祖造成的。这样做怎么能不失败呢？《易》说：“以诚信对待美善，吉祥。” 上六爻说：“拘禁束缚他，于是又接连维系他。王用祭祀享礼于西山。”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相识如白头，到了老年还像初识一样”，说的是彼此交往却不能要求对方始终如一；“一见如故”，说的是双方言语投合。起初虽然没有戒备，但也不能预知关系是否长久。只有经过选择才交往，交往久了仍然保持敬意；不因富贵贫贱而改变感情，不因利害祸福而丧失志气，不因生死变故而改变心志。成为左伯桃与羊角哀、管仲与鲍叔牙、陈重与雷义那样的朋友，至死相随而不离，这才是友道的完整。因此说：“圣人与人结交约定，上面观察他侍奉君主的情况，内里观察他侍奉父母的情况，必定有可以了解的道理，然后才订立约定。订约而不合乎义理，后来一定会互相背弃。”所以说：“不厚重的结交，即使牢固也一定会解散。”因此，不加选择地交朋友，就会成为夷逸、伯夷那样苟且荒谬的结果。夷逸违背齐国而像鲁国一样流亡，天气非常寒冷，他与弟子住在城郭之外，对弟子说：“你把衣服给我，我可以活；我把衣服给你，你可以活。我是国士，为天下值得惜生；你是不肖之人，不值得爱惜。你把你的衣服给我。”弟子说：“我是不肖之人，又怎么能与国士共穿一件衣服呢？”夷逸叹息说：“唉，道大概不能成功了！” 于是他解下衣服给弟子，自己在半夜死去。选择朋友却不能长久，就会成为管宁、华歆那样薰莸混杂的结果。管宁年轻时与华歆交朋友，曾和华歆一起锄菜，看见地上有金子，管宁挥锄不顾，华歆却拾起来再扔掉。人们因此知道了他们的优劣。管宁终身不做官，华歆却被魏国逼迫汉朝，罪恶不可言说，神鬼都要诛戮他，万世也不能宽宥。友道难道可以轻易谈论吗？唉，我对燕国的左伯桃、羊角哀很是悲伤。两人互相结为朋友，听说楚平王善于礼待士人，便一同前往楚国；途中遇到雨雪，山路阻断，粮食又少。左伯桃估计两人不能都活下去，于是把衣服和食物都交给羊角哀，让他继续前往侍奉楚王，自己在空树中饿死。羊角哀到楚国后任上大夫，便向平王说明情况，备礼安葬左伯桃，随后自杀，葬在左伯桃墓下以相从。唉，推究他们的情义，怎么能一日之间便处于不同境地呢？这就叫上不愧于皇天，下可以仰望四岳。《易》说：“拘禁束缚他，于是又接连维系他。王用祭祀享礼于西山。” 蛊卦。蛊卦，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君臣一心，治理就可以长久。考察上下之间的情意，如果彼此隔绝而不能沟通，就会有祸患已经发生在堂上的形势，却没有人知道；君臣同心同德，治理之道就不会迷乱。上下的才力都弱而不能自立，就会有累卵般的危险，却没有人知道如何应对。天下的事务，积累弊病而败坏，形势就是如此。不过，没有混乱便不能施治，没有败坏便不能知道弊病；正因为事情多有艰难，才足以开创国家、预防邦国祸患。因此说：齐国有无知之祸，桓公却因此兴起；晋国有骊姬之难，文公却因此成就霸业。祸乱发生，是上天用来开启圣人的机缘。又说：屈伸变化的规律，常常由隐而显。有仍氏的困厄，是夏朝复兴的萌芽；鼎中雉鸣的异常，是殷朝兴起的征兆；邵宫的祸难，是周朝隆盛的回应；会稽受困，是越国称霸的契机；子哙之乱，是燕国强盛的征兆。盈虚消长，上天难道只是无缘无故如此吗？不过，乱不会自行治理，治理必须有纲；败坏不会自行兴起，挽救必须有方法。胡五峰说：想要拨乱反治，应当端正大纲。懂得大纲，然后根本才可以端正，末节才可以安定。不懂大纲，即使在具体条目上做得好，取得一时功效，最终也会因为大纲不正而产生混乱。然而，大纲没有固定的形式，各自随着当时的事情而定。鲁庄公时期的大纲，在于复仇；卫国的大纲，在于正名。仇恨不能报，名分不能正，即使有孔子的德行，也不能听任他治理鲁国、卫国。既然如此，治理秦朝的败坏，要用恩泽；治理汉朝的败坏，要用法令；治理唐朝的败坏，要辨明华夏与夷狄；治理宋朝的败坏，要惩治退缩怯懦。君子只需慎重对待自己所承担的事务。因此天下的事情不能没有失败，却不可抛弃失败本身。应当挽救失败而造成新的局面，根据终局谋划开端，务必使它形成可以扩大的规则，后来的事情依此开始，怎么会达到大倾覆呢？天下的事情刚刚取得成功，也不可依赖已有的成功。应当在成功中考虑失败，长远推想到终局并知道其中的弊病，务必使它成为可以长久维持的事业，使前事依此消除过失，怎么会突然倾覆败坏呢？这就是在因循中包含变革，变革之后仍可长期因循；在变革中包含因循，因循而不必再变革。顺应天运的自然，验证盈虚消长的定理，这大概就是武王、周公所做的事吧？恢复商朝的政令，政事仍由旧制运行，是因循中有因循，也是因循中有变革。使百世受益，难道只是使一世受益吗？建立周朝的政制，任命周朝的官员，是在变革中继续变革，也是变革中保留因循。使一世受益，难道只是使万世受益吗？唉，若不是聪明圣智、神武而又不滥杀的人，谁能够做到这些呢？所以程子说：“善于挽救，前代的弊病就可以革除；善于预备，后来的利益就可以长久。这是古代圣王所以更新天下、为后世垂范的原因。后世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忙于拯救天下而乱象不能革除，功业还没有完成，弊病已经产生了。”这话说得太深刻了！《易》说：“蛊卦，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译初六爻说：“整治父亲留下的弊病，有子承继，父亲可以得到考终，没有灾咎；虽有危险，最终吉祥。”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君子之所以乐于后代有人，是因为希望后代昌盛，增加光彩，继承前人的功业；君子之所以重视前人能够光大事业，是因为要保持忧劳、勤勉、警惕、戒惧之心。《尚书》说：“你还应当掩盖前人的过错。” 甯殖赶走他的君主，临死时对儿子说：“你如果能掩盖我的过错，就还是我的儿子。”因此蔡叔因仲而获免，郤芮因郤缺而获免，公孙敖因公孙文伯、惠叔而得以在史书中记载其出奔最终返回卫国。儿子的善行，就是父亲的善行。难道只有这些吗？穆姜是抛弃名位而骄纵的人，她的女儿伯姬却因共国夫人的身份显达。沈充是叛臣，他的儿子沈劲却因守节而著名。李义府是奸臣，他的儿子李湛却因忠义闻名。谯周卖国，他的儿子谯登居住在巴西，担任成国太守；马脱杀死了谯登的父亲，谯登到刘弘那里请求复仇，刘弘上表任谯登为梓潼内史。谯登攻打马脱并将他斩杀，吃了他的肝，随后占据涪城。成国军队攻打他，三年间没有一个人离叛；城池陷落后谯登被擒，成主李雄想赦免他，谯登言辞神气不屈，于是被杀。史弘肇的儿子史德珫很爱读书，曾经不赞同父亲的作为。有举人在贡院门口喧哗，苏逢吉命人把他捉送到侍卫司，想狠狠鞭打后罢黜他。史德珫对父亲说：“书生无礼，自有台府治理，这不是军务。现在这样做，难道是想彰显大人的过错吗？”史弘肇立即打开枷锁放走了他。唉，这一类人尚且不失为有子，何况其他人呢？父亲的过错还可以由儿子掩盖，家业的败坏还可以设法挽救。于是，前有杰出人物和贤士以道德、功勋、事业开创基业，后有年轻子弟以刻苦磨炼承继下去，使家声显赫，长久而更加昌盛。像虞舜的八元、八恺，周朝的召公、尹公，汉朝的袁氏、杨氏那样，他们所获得的福庆该是多么盛大啊！否则，就像齐桓公征伐楚国，楚成王与他在召陵结盟；齐桓公攘除夷狄，齐孝公又与他在邢地结盟。《尚书》说：“父亲除草开荒，儿子却不肯播种；父亲打下基础，儿子却不肯筑成厅堂。”他们成为先人德业的累赘，也已经太多了。叔孙昭子说：“忠诚是美好的德行，儿子不能承担，罪过仍会牵连到他。”这难道能不慎重吗？凭借先人的力量，却抛弃德行、荒废宗族，祸害直到自身，难道不是害处吗？所以先縠连累了朋友荀林父，越椒连累了子文，华歆连累了华向，某人连累了某人，这与李陵连累家族有什么不同？何况栾氏、郤氏、狐氏、庆氏后代的情况，更不值得说了。因此说：以功名相互交付继承，叫作世济；以富贵相互承继，叫作世禄。金氏、张氏、许氏、史氏累代封侯、世代为将，富贵达到极点，却不足以影响世道轻重；而六龙、三凤一类人物接连腾达，并驾齐驱，把芳名流传到无穷。唐代袁利贞的族祖袁谊曾任苏州刺史；袁利贞自认为，自从先世宋太尉袁淑以来，始终尽忠于帝室。琅琊王氏的王导，虽然世代位居台鼎，却历代辅佐君王建立基业，仍以卖弄婚姻、执着利禄的人为耻，常说：“名门可贵，是因为世代笃守忠贞，才干和品行相继传承。”那些出卖婚姻、执着于利益俸禄的人，又哪里值得计算呢？唉，这类人确实值得赞美。不过，整治弊病本来就很难；即使能够整治，稍有不慎，就没有不留下天下大患的。唐代宗优待宠信宦官，宦官奉使命到四方回来，代宗还要询问他们所得多少；所得稍少，就认为他们轻视自己的命令。从此宦官使者所到之处，地方官公开请求馈赠，装满重载而归。德宗一向知道这种弊病，派宦官邵光超赐给李希烈旌节，李希烈赠送他仆人、马匹以及缣七百段。德宗大怒，杖打邵光超并将他流放。于是尚未回来的宦官使者，都暗中把已经得到的东西丢弃在山谷中，即使有人送给他们，也没有人敢接受。德宗纠正代宗的过失，严厉惩治宦官的祸害，可以说是明智了。然而到了最后，他完全不信任群臣，只听从宦官，甚至把禁军交给他们；后来君主的废立，竟出自宦官之手，那么这种祸害反而比代宗时期更严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明王改正前人过错的道理，只凭一时轻锐的气势行事，不能用忠信诚笃的内心守住它，反而任凭心意妄动。因此，初年纠正前代过失的做法，愚人以为可喜，明哲之人却以为忧患。孔子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正道，可以说是孝了。”这话是有道理的！《易》说：“整治父亲留下的弊病，有子承继，父亲可以得到考终，没有灾咎；虽有危险，最终吉祥。” 九二爻说：处理母亲造成的弊乱，不可以固守正道而不变。为什么呢？叶子说：父亲造成的弊乱，属于常情常理；母亲造成的弊乱，则是天下的大变局。治理父亲造成的弊乱，可以依循常规；治理母亲造成的弊乱，如果不能通晓天下的变化，行吗？吕后死后，平、勃诛灭诸吕以安定刘氏天下；但吕后已经无法再参与此事了。武曌造成的祸乱，是古来未有的。张柬之等人只知道恢复正统、废黜君主，却不能依据大义处理非常之变，为唐室讨伐罪人，君子怎么能不说他们胶着于常规、固守旧例，既不学又无术，因而无法善始善终呢？所以，处置天下的大变局，不能不执守天下的大义。懂得天下大义，然后才不会拘泥于天下的大常；不拘泥于天下的大常，然后才能达到天下的大中正。因此，文姜参与杀害鲁桓公，庄公即位后，对外不能替父亲报仇，对内不能禁止母亲淫乱，反而让她到禚地、防地，参与祝丘的宴会，又两次前往莒国。公卿大臣不能使庄公讨伐齐国，车马仆从也不能使文姜不出鲁国，这不过是匹夫的行为，不是通达孝道的办法。所以考察孔子《春秋》中记载文姜、哀姜的事迹，就可以明白“处理母亲造成的弊乱”这一爻的大权变之义了。《易》说：处理母亲造成的弊乱，不可以固守正道而不变。九三爻说：处理父亲造成的弊乱，会有小的悔恨，但没有大的过失。为什么呢？叶子说：弊端到了应当改革的时候，就要改革；改革却不够有力，就会有赵抃那样的过失。然而，即使改革的是应当改革的事情，改革过了头，也会有熙宁、元丰时期的祸乱。君子能不慎重吗？所以，有拨乱反正的宏大志向，就应当常存观察变化、察知祸患苗头的智慧；胸怀有才能、有作为的大谋略，就应当懂得从容顺应常理。否则，悔恨和吝惜产生，过失的责任就会归到自己身上。向戍来鲁聘问，并且寻求重申盟约。他见到孟献子，特别称赞他的房屋，说：‘您有美好的声名，却把房屋修饰得这样华美，不是我所期望的。’孟献子回答：‘我在晋国时，我的兄长替我建造了这所房子；若拆毁它，将增加劳费，而且我也不敢听从您的话。’孟献子对于兄长所做的事，认为没有大的过错，宁可居住其中而不改动。这样看来，鲁文公一定要毁掉泉台，确实应当受到《春秋》的讥刺。过去唐宣宗初即位，当时君臣致力于反对会昌时期的政策，连僧尼方面的弊端，也都恢复旧制。熙宁时期的法令危害百姓，已经将近二十年。司马君实起而执政，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开放进言的渠道，任用贤能之才，凡是新法中危害百姓的，一概取而改易。天下百姓欢欣鼓舞，犹如获得新生。

译一变而成为嘉祐、治平时期的治理，君子称赞他有旋转乾坤的功劳。然而，法令相互承袭，事情才能逐渐成功；没有渐进的过程，百姓就会受害。范纯仁提出了这些意见却没有被采纳，难道不是会激发天下的动乱吗？只是他的情势虽然有些过分，内心却没有过错；气势虽然张扬，道理却没有违背。君子由此可以得到通达的议论。否则，看到天下的弊病，不能胜过心中的愤怒，一下子全盘废除，那么这种祸患，不是成为晁错那样的结局，就是成为景延广那样的结局，能不后悔吗？唉！能够刚强，也能够柔和，既不过分，也不激烈。我对于管仲安定襄王、子房安定太子、狄仁杰恢复唐朝国运的做法，都是有所取法的。《易》说：处理父亲造成的弊乱，会有小的悔恨，但没有大的过失。六四爻说：宽缓地处理父亲造成的弊乱，前往行事就会显出吝惜。为什么呢？叶子说：救援溺水的人，不能等到河水干涸；救火的人，不能等到下雨。得了七年病，却寻求三年生长的艾草，不能等待时日变好。所以说：上天正处于艰难之时，不要那样喜乐放纵；上天正处于动荡之时，不要那样懈怠懒散。否则，板荡之祸，哪里是迟缓迂阔的人所能挽救的呢？赵盾辅佐灵公，继承襄公的事业，正应当大力排斥荆楚，在祸患刚开始时迅速遏制它，并且纵横宣扬自己的威势才对。可是对于狼渊的行动，却把它看作寻常之事，众大夫的防备迟缓，来不及应付。晋军到达郑国时，楚国已经囚禁并带走了公子。悼公、敬公时期的危难和子朝之乱，正是霸主应当迅速辨明邪正、竭力平定的事情。然而两年以后，晋国才派士景伯前往询问周王室的事，拒绝接受子朝使者的请求；又过了一年，赵鞅受到太叔嫠妇‘恤纬’之言的激发，又感到‘瓶罄罍耻’的羞辱，才在黄父举行会盟，准备第二年出兵。他不寻求危急之时立即出手、缨冠赴难的道义，却姑且询问周旋揖让的礼节，这难道是救溺救火的办法吗？楚王听说宋国杀死申无畏，便挥袖起身，鞋子赶到窒皇，佩剑赶到寝门之外，车子赶到蒲胥的集市。蛮貊之人对于扰乱中原竟然如此敏捷，而赵盾却怠慢迟缓，赵鞅却坐视不理，《春秋》怎么能不讥刺他们呢？所以说：救援郑国却赶不上楚军，卿大夫的名字不被记载，是因为责备他们迟缓，以惩罚他们不恭敬。又说：王室的叛乱，过了五年仍未平定，这是伤感天下没有霸主。唉！军旅之事，孔子认为自己还没有学过；而《春秋》所记载的战争讨伐，也没有一件被认为合乎义而加以赞许的，唯独对出兵救援这样急切迫切，难道不能由此知道拯救危难的道义吗？所以胡文定说：凡是《春秋》记载‘救’的，没有不认为是善举的。救援发生在京师，就归罪于各国诸侯，子突救援卫国就是这样。救援发生在夷狄，就归罪于诸侯，狄人救齐、吴国救陈就是这样。救援发生在远国，就归罪于四邻，晋国的阳处父率军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就是这样。出兵救援却没有迅速救援，就记载军队驻扎的地方，以责备其怠慢，叔孙豹救晋而驻军雍榆就是这样。出兵救援却不能真正救到，就记载军队到达的地方，以责备其怯懦，齐侯讨伐我国北部边境，成公出兵救成而到达遇地就是这样。《春秋》的书法如此，圣人的心意就显现出来了。至于狄人在闵公元年讨伐邢国，到了两年以后，邢国才迁到夷仪；狄人在闵公二年灭亡卫国，到了两年以后，齐国才把卫国封在楚丘。这就是助长别人的祸乱，来彰显自己的恩惠；增加盗寇的暴虐，来显明自己的功勋；拿千千万万人的性命，来换取自己一身的名声，这尤其是圣人所深恶痛绝的。所以东莱的说法是：‘王者所忧虑的，正是霸者所喜悦的。’如果不是经历桀的暴虐，百姓就不知道有商汤；如果不是经历纣的罪恶，百姓就不知道有周武王。功业因乱世而建立，名声因功业而产生，这绝不是圣人的本心。霸者却不是这样：祸乱不发展到极点，功劳就不会大；功劳不大，名声就不会高。所以将要抬高自己的名声，就必定要扩大自己的功劳；将要扩大自己的功劳，就必定要养成祸乱。养成祸乱，使国家已经倾覆、都邑已经毁坏、杀戮已经惨烈、流亡的人已经众多，然后才慢慢起兵收拾局面，把人从危急困顿之中救出，安置到丰足安乐、太平的境地，这样就显得仁德深厚、施恩重大，力量显得强大，名声也显赫了。唉！这究竟是什么心思？难道不是圣人所深恶痛绝的吗？甚至楚国围困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伯宗认为上天正在把天下授予楚国，不可以与之争夺，因而不敢出兵，只派解扬前往宋国，劝宋国不要投降楚国；这又是鼠辈般的行为和贼人般的用心。刘曜逼近长安，琅琊王起初没有救援的意思，等听说长安失守，才姑且出兵，露宿驻军并向四方发布檄文，借口漕运误期，杀死督运使淳于伯和刘隗，上书申诉他们的冤屈，不过是把责任归于自己、作些自责而已。这就像秦人只看越人的肥瘦，又像越人旁观秦人的田地。令孜派朱玫、李昌符攻打河中，李克用出兵救援，进而逼近京城，僖宗逃往凤翔。第二年，田令孜劫持皇帝前往宝鸡，宰相和朝臣都不知道，只有翰林承旨杜让能独自追赶上去，后来太子太保孔纬等几个人也相继赶到。孔纬命令百官前往行在，百官以没有袍服和笏板为理由推辞。孔纬召集三院御史，哭着对他们说：‘平民的亲戚旧友有急难，尚且应当前往救助，哪里有天子蒙受尘难而臣子屡次被召却不前往的道理？’御史请求准备行装，过了几天才出发，这又是坐视自己最亲近的骨肉陷于溺水之中，却谈笑着把这件事当作谈资。唉！他们的罪行，难道还可以不尽力诛罚吗？《易》说：宽缓地处理父亲造成的弊乱，前往行事就会显出吝惜。六五爻说：处理父亲造成的弊乱，因而获得声誉吗？为什么呢？叶子说：整顿治理、振作奋发，是英明君主自我奋发的志向；左右奔走辅佐，是群雄共同辅翼的功劳。从前齐桓公在位时，管仲进见，恰好有两只鸿雁飞过。齐桓公叹息说：‘仲父！现在那鸿雁，有时向南，有时向北，有时飞去，有时飞来，四方遥远的地方，只要想去就能到达；难道不是因为有羽翼，所以能够把自己的意愿通达于天下吗？寡人拥有仲父，就如同飞鸿拥有羽翼；又如同渡过大河有舟楫一样。既然如此，凭借群材的力量来支撑大厦的倾覆，就像张开伞盖一样轻易；凭借众多骏马的力量来扶起倾覆的车子，也会像反掌一样容易。商高宗梦见并占卜得到傅说，因而使殷邦安定；周宣王赐命樊侯，王道于是确实充实；晋文公得到五位贤人，归来后成为霸主；燕昭王招致贤士归附，终于迅速报了齐国之仇；汉光武延揽英雄而恢复故业，这样的事情由来已久，哪里是庸常浅陋之人所能相比的呢？宋襄公有一个子鱼，却不能听从他的意见；鲁昭公有一个子家驹，却不能任用他；汉灵帝有一个陈蕃，却排斥并罢免了他；唐文宗有一个裴度，却正要屏弃不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易》说：处理父亲造成的弊乱，因而获得声誉。

译上九爻说：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为什么呢？叶子说：天下不能没有这类人，也不能没有那类人；天下不能没有这类事情，也不能没有那类事情。与君主一同出仕，谁来树立节操？与我一同退隐，谁来平定乱世？十八侯各自掌管着自己的事务。商山四皓可以与紫芝一同老去，二十八将已经成就了自己的功业。严光可以与富春江一同归隐。所以，王者有事时，执掌政事的人就不必等我来办理；众人都没有更高尚的事业可做时，我怎么能不尊崇自己的事业呢？这种志向，大概是要为天下人树立做人最高的准则，建立世道的纲纪吧？这是多么合乎义理啊！孟子说：‘圣人，是百世的老师。’所以，听到伯夷遗风的人，贪婪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立定志向。这确实如此！《易》说：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 临卦，元亨利贞，到了八月会有凶险。为什么呢？叶子说：权势强盛，就行动如意；形势昌盛，就无往不成。君子能够进取并凌驾逼迫他人，难道他的志向会有不能实现的吗？可贵的是强壮而能守正，刚健而能喜悦，决断而能和谐，不在外貌上逞强而在内心上用力，不凭意气而依据义理罢了。只有舜诛除四凶，能够诛杀却不发怒；只有周公除掉三监，能够发怒却不轻率攻击；只有孔子诛除少正卯，能够攻击却不放纵。阳球肢解王甫的尸体，未尝不感到痛快，但有见识的人早已知道祸患的机关已经潜伏；石介庆贺夏竦被罢去，未尝不感到庆幸，但君子早已预知祸乱的根源已经存在。宋哲宗年幼即位，太后高氏临朝，任用贤相，政事得到整顿，国内大治，被称为女中尧舜。太后去世后，熙宁、元丰时期的党人得志，横行追贬元祐时期的正直之士，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最终导致祸乱，内变和外寇乘机而起，中原终于不能支撑。权势强盛、形势昌盛，难道是容易处置的吗？不过，这只是人事方面；其中还有天道。极盛必然衰败，极其昌盛必然枯萎。君子知道天运必然如此，便委曲周旋来设法应对，也许可以获得自保的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人事加速了祸乱，而天运恰好又遭遇其穷尽之时，哪里知道祸患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这就是常安民所以忧虑薛季昶的原因。《易》说：临卦，元亨利贞，到了八月会有凶险。初九爻说：以感应亲临，守正则吉。为什么呢？叶子说：君子处在世间，如果时机不遇而使自己的道废弃，就无法斩除当道的豺狼；遇到时机而自身屈服，也无法追问在野外嗥叫的狐狸。既有时机，又居其位，凡是小人，还有谁不在他的凌逼之中呢？子路刚开始在卫国做官，不敢推辞说：‘小臣不问大事。’他向孔子询问，也不敢推辞说：‘下官不能侵越上官的职权。’正在拆毁郈邑，又拆毁费邑；拆毁费邑之后，又拆毁成邑。一定要使公室强大而私家削弱，哪里敢安坐其位而对一件事置之不问呢？如果说事情不能成功，是天意如此，我又能把他怎样呢？应当竭尽心思、用尽力量，一概依据正道，完善自己的谋略，使机谋神妙，发动精确。这才是君子应当自我尽力的地方。否则，志向就会偏邪，意气就会放纵。君子会这样做吗？《易》说：以感应亲临，守正则吉。九二爻说：以感应亲临，吉利，没有什么不利。为什么呢？叶子说：没有哪个君子不想压制小人，这是君子的本心；想要压制小人而最终不能压制，是因为所处的条件不同。有了职位，却德行不足，就会产生祸端。李怀光想诛杀卢杞、赵赞、白志贞这些奸臣，最终反被他们谋害，陷身成为叛贼，这是君子所遗憾的。有了德行，却权力不相称，就会因说服不了对方而失败。刘蕡论述宦官之祸，却在唐朝被废黜；陈东、欧阳澈极力揭露黄潜善、汪伯彦的奸邪，却在宋朝被废弃，这是君子所痛惜的。难道只有司马君实做到了吗？他放逐李定，贬黜范纯仁，流放吕惠卿，罢免蔡确，除掉一时的小人，救活万人的性命；废除数十年的祸民政策，兴起一时有利于百姓的措施，正因为他的德行充实、才干完备，职位尊贵而声望厚重。否则，怎么能没有困顿跌倒的祸患呢？所以说：除掉河北的贼寇容易，除掉中原的朋党困难。《易》说：以感应亲临，吉利，没有什么不利。六三爻说：以甜言蜜语亲临，没有什么利益；既然忧虑这一点，就没有过失。为什么呢？叶子说：不违背百姓的意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君子以使百姓喜悦为先、顺应民意的原则。不违背道义，来求取百姓的赞誉，这是君子以使百姓喜悦为先、同时遵守利于守正的告诫。不依据正道而依据邪道，难道符合上天生民、树立君主的本意吗？假使治理百姓而不失其本性，治道本来就是这样的吗？君子不走这样的道路，为什么不禁止它呢？荀子说：使乡里顺从，安定居处，养育六畜，安排树艺，劝导教化，趋向孝悌，按时顺势加以修治，使百姓顺从命令、安乐地居住乡里，这是乡师的事务。讲论礼乐，端正自身行为，广泛推行教化，美化风俗，全面覆盖并调和统一，这是卿大夫的事务。接近百姓、养育百姓，抚慰他们、哄劝他们，冬天就为他们煮粥，夏天就给他们瓜果，来暂时取得片刻的声誉。这是取巧的治道，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奸民的赞誉，却不是长久之道。事情必定不能成就，功业必定不能建立，这是以奸巧治理国家。唉！这就是五霸的治道，容易满盈，也容易枯竭，最终不足以在仲尼门下谈论，难道不是有原因的吗？再往下说，那些借助君主的恩惠来救济百姓、窃取君上的宠幸来和顺下属的人，就像阳生进入而不敢说话，栾孺子出现而众人都哭泣。陈氏以厚重的施舍施于国中，宋国的鲍氏以礼对待国人，季氏世代修治其勤劳，这叫作兼并并窃取守护国家的器具，借此完成终身的欺诈，造成滔天的大恶，已经不能容身于尧、舜和三代的时代了。何况还想凭这种办法来控制小人呢？用肉喂虎，最终会被虎吞食；用蜜喂蜂，必定会被蜂蜇伤。光明正大的道路不是这样的。《易》说：以甜言蜜语亲临，没有什么利益；既然忧虑这一点，就没有过失。

译六四爻说：亲自亲临到底，没有过失。为什么呢？叶子说：君子治理百姓，以平易安静作为最高功效；而他控制小人，则把必须周详咨询作为紧要事务。汉章帝的诏书说：‘那些世俗官吏矫饰外表，似是而非，朕非常厌恶，也非常以此为苦。安静办事的官吏，诚实质朴而不事浮华，按日计算似乎不足，按月计算却有余，例如襄城县令刘方，官吏和百姓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不烦扰人；虽然还没有其他特别的表现，这也已经很接近理想了。’把苛刻当作明察，把严酷当作精明，把轻率当作德行，把严厉当作威势，这四种风气一旦兴起，下面就会产生怨恨之心。章帝发布这道诏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世俗官吏造成的祸害太严重了，实在可恶。他们把办事当作功劳，把称职当作才能，把苛刻当作威严，把明察当作精明，把政教当作高论，把风俗教化当作迂阔。刚开始时，百姓害怕他们的威势，命令下达便人人遵守，所求都能实现，所想都能得到；无论交办什么事情，无论繁重还是简易，都能办成。因此朝廷上下都一致认为他们能干，天下士人也争相仰慕效法，渐渐形成风气，结果民心离散，国体破坏，元气消耗，风俗自然衰败。他们哪里知道，善人君子安静而不扰民，诚实质朴而不事浮华，施政看似平淡，仿佛不足以快人心意；但他们和乐慈祥、宽宏广大，自己不知道已经感化民心、扶植教德、熏陶和气，使一世之人共同登上仁寿之境。这样的最高功效，哪里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至于控制小人，却不是这样：从来不以疏忽的态度对待他们，而是观察到位、谋划到位，以挫败他们的奸心；从来不以怠慢的方式治理他们，而是威势到位、力量到位，以动摇他们的锐气；从来不以懈怠拖沓的方式对付他们，而是谋略到位、听察到位，以专门成就所要办的事情，这样以后，小人才可以被除去。若以疏忽对待他们，他们就会趁机轻视我们的迂缓；若以怠慢治理他们，他们就会趁机利用我们的怯弱；若以拖沓应付他们，他们就会趁机发现我们的疏漏。难道可以这样苟且了事吗？唐敬宗派宦官使者赐给朱克融时令服装，朱克融认为衣服粗劣轻慢，便扣留传诏使者，上奏说春衣不足，请求度支供给三十万端匹，又上奏说想带领兵马和丁匠五千人来帮助修建东都。敬宗对此忧虑，想派使臣前去宣慰，并且索要被扣留的传诏使者。裴度回答说：‘朱克融无礼到了极点，大概将要灭亡了。譬如猛兽在山林中自行咆哮跳跃，时间久了自然会困乏，必定不敢轻易离开巢穴。希望不要派宣慰使，也不要索要传诏使者。’十多天后，敬宗慢慢下诏说：‘听说宦官到了那里，稍微失去了进退之宜，等他回来，朕自会处置。时令服装是有关官署制作不谨慎，朕很想知道详情，已经命令处理。至于将士的春服，并不是朕不爱惜，只是向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不能单独给予。’ 所谓帮助修建工程的工匠，全都是虚话。如果想直接挫败他的奸谋，就应说‘丁匠应当立即派来’；如果想暂且表示宽容，就应说‘不必让丁匠远道前来’，如此而已，不值得劳烦圣上忧虑。不满两个月，幽州军队发生叛乱，杀死朱克融及其儿子。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去世，他的儿子刘稹自行担任留后。武宗想讨伐刘稹，宰相和谏官大多反对。李德裕认为泽潞的情势与河朔三镇不同，独自请求讨伐。武宗询问计策，他回答说：‘刘稹所依仗的是三镇，只要镇州、魏州不与他同心，刘稹就无能为力。如果派重臣前去晓谕王元逵、何弘敬，取得他们听从诏命、不从旁阻挠官军的承诺，就可以擒获刘稹。’于是武宗决意讨伐刘稹，群臣的意见再也不能改变他了。两镇果然听从诏命。李德裕又担心刘悟立功，刘稹就不能迅速诛除。皇上说：‘刘悟只是被逼到救自己性命的地步，并不是平素真心为国。即使假定他有功，他父子做将相已经二十多年，国家对他们的报答也足够了。’在这之前，河北各镇有自行拥立者，朝廷必先派吊祭赠赙使、宣慰使相继前往商议，所以常常要拖到半年，军中便有时间准备。到了这时，宰相也想派使者，皇上立即下诏讨伐刘稹。刘稹派牙将薛茂卿攻取河阳的科斗寨，距离怀州十多里，议论者沸腾，都认为泽潞不可攻取。皇上也对此怀疑。李德裕说：‘这只是小小的进退，是兵家常事，希望陛下不要听信这些议论，就能成功。’皇上于是对宰相说：‘替我告诉朝廷官员，有谁上疏阻挠这次讨伐，我一定在贼境上斩了他。’议论才停止。等到洺州刺史李恬写信给堂弟李石，说愿意全族归顺，李石把这件事报告了朝廷。李德裕说：‘如今官军从四面合围，贼军势穷力蹙，所以假装输诚，企图拖延我军。应当下诏让李石回复李恬说：“先前的信我不敢上奏；如果你确实能悔过，就在边境上反绑自己投降，那么我将前往接受投降，并护送你回朝；如果是假装表示诚意，那么我实在不敢用全家百口来担保你。”还希望下诏各道，乘他们上下离心之际，迅速进兵攻讨。’皇上全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刘稹果然被擒获并斩杀。这些都是老臣通晓万物、以道术济天下，凡事都竭尽其能的表现。用这种方法控制小人，小人还有不被除去的吗？高骈派僧人景仙去劝说骠信冯宝，又让妻子洗氏、李迁仕去使他沉溺怠惰，开启他的信任而使他惊惧，也可以说是切实而周密、竭尽心力的计策了。《易》说：亲自亲临到底，没有过失。六五爻说：以智慧亲临，是大君所应采取的做法，吉利。为什么呢？叶子说：治理天下有重要的原则，通达的人懂得它，众人却昧于此道，为什么呢？《淮南子》说：古代法令设立却没有人触犯，刑罚搁置而不使用，并不是可以用刑却故意不用，而是百工都按时尽职，众多功业都兴盛，礼义得到修治并任用贤德之人。因此，把天下最高明的人推举为三公，把一国最高明的人任用为九卿，把一县最高明的人任用为二十七大夫，把一乡最高明的人任用为八十一元士。所以，才智超过万人者称为英，超过千人者称为俊，超过百人者称为豪，超过十人者称为杰。英、俊、豪、杰各以才能大小居于相应职位，得到适宜的安排；从根本推及末端，以重制轻，上面倡导，百姓响应；上面行动，下面跟随。四海之内同心同归，背弃贪鄙而趋向义理；教化百姓，就像风吹草动，没有不随风倒伏的。传记说：先王治理天下，顺应天时，凭借地利，协调人和，不过如此而已。因此，懂得天道的人，就拜他为老师；懂得地道的人，就提升他为朋友；懂得人道的人，就任用他为臣。调和阴阳，使四时有序，这是懂得天道。

译经略刚柔，使众多土地得到平治，这是懂得地道；启发并灌输仁义，使五种人伦关系谦逊有序，这是懂得人道。雨水和阳气失期，寒暑没有节度，在郊外祭祀而天神不降临，就由老师辅佐他。考察他的治道已经达到这样，却仍不能恢复正常，就免去他的官职，说这是掌管上天的命令。山峰坟冢突然崩塌，河流不循旧迹，在社坛祭祀而地神不享用祭品，就由朋友辅助他。修养他的德行已经达到这样，却仍不能恢复正常，就削减他的俸禄，说俸禄是土地所产生的。教化晦暗阻塞，风俗不美，在宗庙祭祀而神鬼不来享用，就由臣下劝诫他。省察他的功业已经达到这样，却仍不能恢复正常，就剥夺他的服饰，说服饰是人的荣章。三才各有确定的职责，三种事务各有成就的才能，这就是先王不劳苦而能成就治理的原因。所以说：在上者必须无为而使用天下之力；在下者必须有所作为，为天下所使用。从前舜使天下人的眼睛都明亮，使天下人的耳朵都通达，咨询十二牧，大概就是舍弃自己而听从众人，乐于从众人那里取善；这就是舜成为大智之人的原因。为什么呢？用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就没有什么看不清；用天下人的耳朵来听，就没有什么听不到；用天下人的心来思考，就没有什么想不到。如果不汇集众人的智慧，只任用自己的独断，就一定会有看漏、听漏和思虑遗漏。这难道是帝王最高的境界吗？所以说：去掉自己的听闻，因无所听而达到聪明；去掉自己的视见，因无所见而达到明察；去掉自己的知识成见，因无所知而达到公正。这三者不任用自己，国家就能治理；任用自己的这三者，国家就会混乱。因此舜恭敬地约束自己，端正地面向南方而居，以神明般的智慧成就至高的治理。不是天下最大的智慧，谁能做到这样呢？再往下说，懂得这一道理的是周公。记载说：‘仁德笃厚而好学，见闻广博而谨慎地遵循正道；天子有疑问就请教他，回答问题没有穷尽，这叫作“道”。所谓道，就是以道来尊崇天子的人。他常站在天子面前，这就是周公。’确立诚信而敢于决断，辅佐善行而扶助义理的人，叫作‘充’。所谓充，就是充实天子的志向。他常站在天子的左边，这就是太公。廉洁自守而直言切谏，匡正过失而劝止邪行的人，叫作‘弼’。所谓弼，就是纠正天子的过失。他常站在天子的右边，这就是召公。博闻强记，言辞敏捷而善于应对的人，叫作‘承’。所谓承，就是承接天子的遗忘。他常站在天子的后面，这就是史佚。因此成王居中听政时，四位圣贤扶持着他，所以思虑不会失策，举动不会有过失。既然如此，君主如果只任用自己的智慧，难道这正是所谓没有智慧吗？所以管子说：‘明主不使用自己的智慧，而使用众人的智慧；不使用自己的力量，而任用众人的力量。’ 所以，用众人的智慧来思虑，没有什么不知道；用众人的力量来办事，没有什么不能成功。能够舍弃自己而使用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就自身安逸而福禄多；只使用自己的智慧而不用众人的智慧，只使用自己的力量而不用众人的力量，就自身劳苦而祸患多。所以说：只任用一己之能的国家，劳苦而且多祸。又说：雷霆、草木，人不能替天做成；舟车、陶冶，天也不能替人做成。施加威势、给予福禄以及享用玉食，臣下不应擅自办理；处理簿书、规定期限，君主也不应亲自办理。又说：不要代替马奔跑，反而使它耗尽力量；不要代替鸟飞翔，反而遮蔽它的翅膀。万般政务，全部应当不亲自包办而任用他人，何况控制小人呢？唐宪宗采纳杜黄裳独自陈奏的意见，任用高崇文讨伐蜀地，最终斩下刘辟的首级，威势震行两河；采纳武元衡的壮大谋略，任用王锷讨伐吴地，最终斩杀李锜父子，使藩镇惊惧屏息；采纳裴度独断的谋略，任用李愬讨伐淮西，最终在蔡州擒获吴元济，天下震恐。虽然因为李吉甫的缘故，罢免了裴垍的学士职务，但对他的宠信更加深厚，不久又提拔他为宰相，并对他说：‘即使太宗、玄宗也要借助辅佐之臣来成就治理，何况像朕这样远远不及先圣万倍的人呢？’ 每逢军国大事，唐宪宗一定同各位学士谋议。因为嘉许翰林学士崔群的正直敢谏，便命令学士从今以后奏事，必须取得崔群联署后才能上奏。因此再次采用李绛的谋略，不敢轻率动兵河北，而魏博果然发生变乱，推举田兴为留后，率领众人听从朝廷命令。又采用李绛的谋略，派裴度宣慰魏博，颁赏军士，六州百姓得到安抚。又过一年，军士接受赏赐，欢呼声如雷。成德、兖、郓的使者几批人看见这一情形，都相顾失色，叹息说：‘倔强抵抗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郓、蔡一向派遣宾客间接游说，多方劝说田兴，最终他始终没有听从。李师道派人对韩弘说：‘我家世代与田氏约定互相援助，如今田兴不是田氏族人，又首先改变两河的形势，是您所憎恶的。我将与成德合兵讨伐他。’韩弘说：‘我不知道利害，只知道奉诏行事；我所到之处都这样做，这种见识不是很大吗？否则将免不了被谭忠看穿。’田季安听说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便召集部下说：‘官军已经二十五年没有渡过黄河了，如今一旦越过魏地讨伐赵地，赵地被俘，魏地也会被俘，我们怎么办？’他的将领中有一人越出队伍说：‘希望借给我骑兵五千，以解除您的忧虑。’ 田季安想听从他的意见，牙将谭忠出使魏地，得知了他的谋划，进来对田季安说：‘按照这个人的计策，就是把天下的军队引来了。往年官军攻取蜀地、吴地，谋划没有一次失误，这些都是宰相的谋略。如今官军越过魏地讨伐赵地，不任用老臣宿将，却专门交给宦官；不调集天下的兵甲，却大量出动秦地的兵甲，您知道是谁谋划的吗？这是天子亲自谋划，想要用来夸耀并制服臣下。假如军队还没有攻到赵地，却先在魏地溃败，那么皇上的谋划反而失败；皇上难道不会感到羞耻并且愤怒吗？既羞耻又愤怒，必定任用有才智的人，制定长远谋略，埋伏勇猛将领，训练精锐军队，竭尽力量再次出兵；鉴于前次失败，必定不会越过魏地讨伐赵地，也一定会权衡罪责轻重，先赵后魏，而不会先赵后魏。’田季安说：‘那么应该怎么办？’谭忠说：‘官军进入魏地时，您厚重犒劳他们，同时集合全部兵力压在边境上，号称要讨伐赵地，暗中送信给赵地，让他们拆除防御工事、交出魏地城池，拿这些事情上奏朝廷，那么魏地的霸业根基就稳固了。’田季安说：‘好。’于是暗中与赵地谋划，取得了堂阳。唉！如果这样防备，怎么还会被别人愚弄呢？《易》说：以智慧亲临，是大君所应采取的做法，吉利。

译上六爻说：以敦厚之道亲临，吉利，没有过失。为什么呢？叶子说：君子抱守道义、坚守正道，有不因险阻或平夷而改变的心志；他忧虑国家、爱护百姓，有不因生死而改变的节操。因此，他与小人本来就不能有一天相处，甚至终其一生也不能稍稍间断地与小人苟合，何况身当国家重任、关系天下大事，亲临处理事务时，难道能不厚重而长久吗？史鱼对于子瑕，死后仍不肯放弃，必定要借尸体来斥责并使他离去；宋璟对于二张，即使君主和父亲的意思有所不顾，也始终不能对他们稍加宽容。可以说，他们处在小人之上而治理小人，始终如一。魏元忠再次任相后，依附逢迎以求取容身，面对武三思的恶行却不发言；元稹一经挫折，就不能坚守，后来终于自我毁坏，并与贤人君子成为仇敌。李晟因一杯酒之间的事情，便放下对张延赏的怨恨，还请求与张延赏结为儿女亲家；裴度、令狐楚、郑覃接受李训的豢养却不知道辞避，因此不能善终。君子志在洁身守正、保全国家、和安百姓，却免不了这样三心二意、品德不一，能这样做吗？《易》说：以敦厚之道亲临，吉利，没有过失。䷓ 观卦说：举行灌礼而不献祭，内心诚信而神态庄严。为什么呢？叶子说：‘君主是人的准则，所以他的仪容不能有差错，然后才可以端正四方。君主不是要求别人做榜样的人，而是自己作为父子兄弟足以为法，然后百姓才会以他为法。’管子说：‘百姓不能稍微轻视而后掌握他们，可以像治理井田那样治理他们；不能暴虐地对待而杀害他们，可以挥手招来他们。众人不能逐户去说服，却可以举起事例给他们看。既然如此，把天下都举起来给他们看，又该怎么办呢？难道能轻率苟且吗？’ 《书》说：‘既要忧患，又要安康；越是艰难，越要谨慎。’ 《诗》说：‘恭敬谨慎地保持威仪，作为百姓的准则。’《礼》说：‘王者内心无所作为，以此守住最高的正道。’传记说：‘洗涤内心，然后退藏于深密之处；斋戒自守，以使德性神明；不轻率地自作主张，不果断地强行作为，不苟且地发动措施。这样才不会失去正道，才是四方国家的道路。下面的人看到这种行为而受到感化，把它作为准则。难道不是用来树立君道准则的吗？’所以说：‘成王的诚信，是下土的法式。’又说：‘用德行施政，就像北辰，居于自己的位置而众星环绕它。’又说：‘君主的办法，是处置无为之事，施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妄动，守住一个尺度而不摇摆，因循时势并任用下属，责成他们办事而自己不劳苦。’又说：‘桥木、梓木直立不动，人们俯仰之间都以它们为准则。君主安静沉默而不急躁，百官就能各自修治职务。’又说：‘上面无事而百姓自行努力，君主独自持守而不发言，朝廷已经修治；鸿鹄锵锵而鸣，只有百姓歌咏它；贤士济济而多，殷民因此受到教化。’这就是向天下显示榜样的道理吗？所以，考察天下，尧舜以仁率领天下，百姓也跟随他们，就是这样。考察一国，颜渊治理政事，而子路、子贡都无从施展才能，就是这样。考察一家，万石君一家不多言而亲身实行，就是这样。唉！这难道可以轻易说清吗？《易》说：举行灌礼而不献祭，内心诚信而神态庄严。初六爻说：像儿童一样观看，小人没有过失，君子则有吝惜。为什么呢？叶子说：儿童观看图画，只知道画面具备五彩，夹杂着山川、草木、人物，却不知道它所描绘的是古代事迹。儿童观看戏剧，只知道其中有词曲，夹杂着喜怒悲欢离合，却不知道它是在表现忠孝。因此，只知道通达变化的好处，知道圣人使百姓服从的用心，却不知道神道教化；百姓每天使用它却不知道其意义，就像蒙昧的童眼，看不见事物。孔子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去做，却不能使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这有什么可责怪的呢？至于老子说：‘不走出门户，就能知道天下；不从窗户向外看，就能知道天道。’管子说：‘巡视田野，察看耕耘，计算农事，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饥饱；巡视山林泽地，观察桑麻，计算六畜的产出，就可以知

译道一个国家的贫富；进入国都城邑，观察宫室，察看车马衣服，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奢侈或节俭；考察凶年饥荒，计算军队和劳役，观察台榭，衡量国家费用，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虚实；进入州里，观察习俗，听取百姓因何受到上面的教化，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治乱；进入朝廷，观察左右近臣，访求本朝官员，议论上下所尊贵和所轻贱的对象，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弱。’ 观察它设置法令、发布命令、面对众人、役使百姓，计算其威严、宽厚、恩惠是否施行于百姓，就可以知道它的治理情况。考量敌情并揣度君主的意图，察看国家的根本，观察百姓财产是有余还是不足，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存亡。推究显著的事物，就能知道细微之处；察看外在迹象，就能得到内在根本。君子秉持明哲，这是通达之人的全面观察。若是蒙昧无知、见识短浅而盲目窥视，到了十九岁还保有儿童般的心智，也实在太可鄙了！《易》说：像儿童一样观看，小人没有过失，君子则有吝惜。六二爻说：“从门缝中窥视，利于女子守正。”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把门外的事情看作无关紧要，不出门户而一事无成，这是女子的道理。大丈夫应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敬畏天命，怜悯百姓的困穷，这才是自己分内的事。若只在内守女子之贞，可以吗？”因此，看见文明盛盛，却不思考怎样使天下开明；仰慕康乐安定，却不思考怎样使天下达到康乐；享受和平的福泽，却不思考怎样使天下进入和平。深藏在门庭之内而不出门，真是鄙陋到了极点。从前周天子派刘定公到颍地慰劳赵孟，在洛水弯曲处设馆舍。刘子说：“禹的功业多么美好啊！他的明德流传得多么久远。若没有禹，我们恐怕早已成为鱼了吧？”您为什么不也把禹的功业发扬光大，大大庇护百姓呢？赵孟回答：“我只怕自己罪过深重，哪里还顾得上长远之事？我们这些人不过苟且求食，早晨还顾不上谋划晚上，哪里还谈得上长远呢？”刘子回去把这些话告诉周王说：“谚语所说‘衰老将至，昏聩也随之而来’，说的恐怕就是赵孟吧？他身为晋国正卿，主持诸侯之事，却把自己同奴仆相比，说早晨顾不上晚上，这是抛弃神明和百姓了。”穆叔从防地回来，见到孟孝伯，对他说：“赵孟死后，主持政事的恐怕就是韩子了。您为什么不把这些话同季孙说说，也可以树立善政。” 孝伯说：“人生在世不过如此，谁能不苟且偷安？连早晨都顾不上晚上，将来还用得着树立什么善政吗？唉！这种只满足于吃租税、穿税赋，只愿做太平百姓的做法，君子竟也这样做，不是太浅薄了吗？这算得上大丈夫吗？《易》说：‘窥观，利于女子守正。’” 六三爻说：“观察自己的生平，决定进退。”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不顾自身而一味求进，是脚趾强壮却忘掉自身；不顾国君而一味退避，是节操过于苦峻而忘掉国君。这两者虽有区别，但若说到失道，结果是相同的。因此，士君子怀有才干、抱负器识，没有不想推行道义、救济时局、使君主受益、使百姓蒙惠的。然而，才器虽已具备，道路能否通达却系于天时；进用、舍弃、出仕、退藏，更在于时势。君子得时便大有作为，不得时便像龙蛇一样安于所遇，使自身和名声都得以保全，这才是处世的善道。否则，就会像汉末的陈蕃、李膺、范滂等贤者，起初经历踩虎尾的危险，幸而逃脱虎口之厄，却又去捋虎须，最终遭到虎口撕咬，岂不可悲！不过，也不能因为这几个人的遭遇，便矫饰虚伪来求取声誉，猎取奇异以惊动世俗；不能一面不食君禄，一面争夺屠户、商贩的利益；不能不接受小官，却谋求卿相之位。名声同实际相反，内心同行为相违，这又是圣王必定诛罚的人，不足以列入士林。如此说来，还谈什么出仕和退处的道理呢？李固劝黄琼，希望他洗雪当时的舆论议论，真是说得好。《易》说：‘观察自己的生平，决定进退。’ 六四爻说：“观察国家的光辉，利于以宾客身份侍奉君王。”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若暴政从那里发出，暴民

译在那里居住，伯夷、太公便不忍居处其中。三纲断绝，人道被遗忘，逢萌因此挂冠而去，梅福因此离开乱世。既然如此，当礼乐文明光明显著、纲纪法度清楚彰明、光明的君主居于上位、圣人的教化广泛传播时，君子难道一定要做蒙受恩泽的老叟，或被遗弃在山岩沟壑中的人吗？”傅说回答并传播天子美好的命令，箕子亲近天子而承受他的光辉。山东百姓希望暂且不要死去，以看到汉室德化的成就，这是被时势所感动。因此说：‘蟋蟀等待秋天而吟叫，蜉蝣在阴处出现。’又说：‘英明的天子在上，可以出仕了。’唉！世道不丧失道义，道义也不丧失于世间，像这样的君子，难道能不为此庆贺吗？”《易》说：“观察国家的光辉，利于以宾客身份侍奉君王。”

译九五爻说：“观察自己的生平，君子没有灾祸。”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元筮，是君主用来反省自己的方法；“皇建其有极”，是君主树立成王之诚信。传说：“《诗经》说：‘和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君子做百姓的父母，应该怎样呢？回答说：君子外貌恭敬，行事却舒展；自身节俭，施予却广博，所以不肖之人无法赶上他。他把财物积蓄在自己身上，却把区分和谋略推及他人，因此可以竭尽自身来为人办事。他深厚地爱护别人而不夺取，广泛施予而不夸耀；见人有善，欣然为之高兴；见人不善，警惕地为之遮掩；自己有过失，也把别人的过失一并包容。给人授衣总是给最好的，给人食物总是给得很多。法令对下宽易实行，政事少而容易办理，因此居中而立，成为人的父母。”这就是君子的行为。《礼记》说：在朝廷上便讲仁义礼智的次序，闲居时便听雅颂之乐，行走时有环佩之声，上车时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各得其宜，万事各得其序。《诗经》说：“善人君子，他的仪容没有差错；仪容没有差错，便能端正四方。”说的就是这个。《淮南子》说：君主居处的样子，如同日月的光明；天下人都侧耳倾听，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仰望。因此，不淡泊就不能彰明德性；不宁静就不能达到长远；不宽大就不能兼容覆盖；不安和厚重就不能怀柔众人；不公平端正就不能裁断制约。这就是君子的行为。有了这样的君子之行，用来面对天下百姓，大概可以避免过失吧？除了尧舜和三代君王，没有人足以做到这样。宋太祖说：‘洞开重重门户，正如敞开我的内心；只要稍有邪曲，人人都能看见。’这大概也近于此道。《易》说：‘观察自己的生平，君子没有灾祸。’ 上九爻说：“观察他的生平，君子没有灾祸。”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天下有三种公认的尊贵：爵位是一种，年龄是一种，德行是一种。没有爵位而有年龄，便是天下人所敬让的长者。既然天下人敬让其年长，难道只凭年龄就够了吗？没有年龄而有德行，便是天下人所尊崇的道德。既然天下人尊崇他的道，难道不依靠他的道吗？因此，虽然身处政事之外，也不能忘记有志于政事；不能只等待别人来观察自己，而应反过来观察自己，内心不能自已。为什么呢？爵位是政令发出的地方；年龄和德行，则是社会风俗所趋向的地方。所以说：观察政事要在朝廷，观察风俗要在民间。又说：政令所能达到的影响较浅，而风俗形成的影响较深。善政未必立即改变鄙薄风俗，但美好风俗却足以挽救恶政。从前闵公遭难时，齐国派仲孙湫去慰问。仲孙湫回来，齐桓公问：“鲁国可以攻取吗？”他回答：“鲁国还保持着周礼，暂时不能动它。”闵公为君时才八岁，哀姜是国君之母，却弃置国位；奸臣庆父和大臣弑君作乱，周礼所禁止的事情几乎全犯了。可是仲孙湫这样说，正是没有只看鲁国的政事，而是看它的风俗。唉！风俗难道可以随便对待吗？天下风尚所趋、百姓所仿效的东西，又怎么可以轻视忽略呢？” 因此，子贱治理单父，进入城郭的人便能看见人们爱惜、不轻易捕取鱼的风俗；鲁恭治理中牟，走过郊外的人便能看见野雉驯服的风气。这都是有原因的。一个人的身份越尊贵，操守就越严厉；自身越退处，道义就越高；所处理的事务越闲暇，德行就越盛大；所处的位置越远离权力中心，行为就越坚定。振兴清明和穆的风气，以培养礼义的习俗；敦厚一时的行为，使它成为百世的师范。这是君子不能懈怠的事。古代的君子，如子思在鲁国，子夏在西河之上，子方在魏国，严子陵在富春，裴晋公在绿野，以及洛社耆英在洛阳、陕地一带。他们哪里是在供人观瞻？又哪里是在自我考察呢？所以说：舟车盐铁怎么样？采蕨时不要忘记采薇。〔《易》说：〕“观察他的生平，君子没有灾祸。” 《叶八白易传》第五卷 《经部，易类，叶八白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