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八白易卷三　　　　　明　叶山　撰

译九三：车轮脱落了辐条，夫妻反目。为什么呢？叶子说：臣子的进退，关系到君主的欲望。即使联合君子结交，尚且担心他们面对利益时投机趋附，遇到祸害时诡诈逃避，何况小人呢？他们会变换计策、层出不穷，却不知道祸患最终会发展到哪里。管子说：同人交往多有欺诈虚伪，没有真情实意，只想偷取一切，叫作乌集之交。乌集之交，开始虽然相互欢悦，后来一定会互相斥责。所以说：乌集之交，虽然表面友善，也不会真正亲近。既然如此，君子若有蓄止君主过失的心，却不选择正人来谋划事情，反而亲近奸邪之人作为帮助，那么没有不泄露机密、败坏谋划、伤害自身、倾覆自身的。开始和结束都不谨慎，先愤然同他争执，开头已经失误，后来又突然同他争斗，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呢？汲黯与张汤约定进谏，到了皇帝面前张汤却背弃约定。汲黯责问张汤说：齐人多欺诈而没有真情实意，果然说的就是张汤你。张九龄与李林甫约定劝谏牛仙客，奏疏已经密封、将要进见时，李林甫却压制不言。陆贽引赵憬入相，并同赵憬约定，到了皇帝面前极力揭露裴延龄的奸邪，皇帝怒形于色，赵憬却沉默不言；他又暗中把陆贽弹劾延龄的事情告诉延龄，所以延龄更加能够施展计谋。皇帝因此相信裴延龄而不认为陆贽正直，陆贽虽然悔恨、愤怒、痛心而与他决绝，又有什么办法呢？唉！君子应当谨慎，不要同小人相处啊！《易》说：“车轮脱落了辐条，夫妻反目。” 六四：有诚信，流血的忧患离去，戒惧也消除，没有灾咎。为什么呢？荀氏的书说：大臣的祸患，常常处在两种罪过之间：任职而不尽忠直之道，是罪；尽忠直之道，就必然矫正君上、触犯下属，也会获罪。既然如此，臣子如果一定想阻止君主的欲望，岂不是潜伏着祸患、聚集着忧虑、招致着罪过吗？如果不是尧舜，怎么能保证没有忧患呢？那么应该怎么办？刘聪的太保刘殷曾告诫子孙说：侍奉君主应当务求委婉而及时地进谏。普通人尚且不能当面斥责他的过错，何况万乘之君呢？委婉进谏的功效，与触犯君主的颜面没有不同，只是不彰显君主的过失，所以较为优越。这是一种方法，但还不是根本。苏老泉说：龙逄、比干，我取他们的忠心，不取他们的方式；苏秦、张仪，我取他们的方法，不取他们的忠心，用来作为进谏的法则。这又是一种方法，但仍然只是末节。难道只有用至诚来感动神明、以同一德行来感格上天才是根本吗？伊尹对太甲，反复深切地谋求使他回转；周公对成王，因忧惧而彰明德行，这是上等的方法。郑崇拖曳着鞋子进谏，赵普补写奏牍，范镇上章共十九次，直到须发全白，这是次一等的方法。这样，便不必等到臣子强行阻止，而君主自有辅弼的劝告；君主不厌恶臣子的直言，而臣子的进谏也有弦与韦那样一刚一柔的作用了。何至于田舍翁想要杀人？何至于晓谕他人而遭到这样的贬谪？何至于招来君主的过失，并把毁坏墙壁之事传播出去而成为过错和罪责呢？没有忧虑，祸患也不会波及，自然会形成这样的趋势。如果不知道这一点，诚信不足却实行权术，道行不笃厚却设置权宜，那么鬻拳劝止君主竟发展到动用军队，经劝止君主竟发展到撞击，赵盾劝止君主竟发展到被视为叛逆，难道是臣子所希望的吗？甚至像杨偓，已经得到江西后，骄傲奢侈更加严重，因此怨恨并杀害判官刘隐，将佐都不能安心；他居丧期间酣饮作乐，点灯击球，有时单骑出游，随从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张颢、徐温哭泣劝谏，杨偓发怒。张颢、徐温有一天率领三百名牙兵，刀刃出鞘，直接进入庭中，数说杨偓十多名亲信的罪过，把他们拖下去打死，把这叫作以兵力进谏。臣道到了这种地步，天下的乱局便无法支撑了。《易》说：“有诚信，流血的忧患离去，戒惧也消除，没有灾咎。” 九五：有诚信而相互牵系，凭借财富使邻近者同样富足。为什么呢？叶子说：有诚信而显发，以至诚感动君主的心，是臣子的本分；诚实地同下属交往，虚心而乐于接受别人善言，是大君应有的态度。所以，使人有所进言，君主便相信而不怀疑；事情有所陈述，君主便实行而不疑惑。这样，君臣就有手足、腹心般的契合，心中没有什么能够离间他们；又有云龙风虎般的相应，彼此同心如断金、如兰草之香，没有人能够离间。天下万国，哪里会有不如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那样的吗？又哪里还需要督责驱役的劳苦呢？《书》说：元首振作起来，股肱臣子就欢喜，这是诚信相交。又说：臣子啊邻臣啊，邻臣啊臣子啊，这是身体使唤手臂一样的关系。唐虞三代以后，只有蜀先主、吴孙权具有这种情形。其次，唐宪宗曾对裴洎说：即使太宗、玄宗也要借助辅佐之臣才能成就治理，何况像我这样远远比不上先圣的人呢？因此裴洎也竭尽诚心辅佐。他曾问治理的要领应当先做什么，回答说：首先端正自己的心，君臣相互诚信，这样才能真正确信。杜黄裳、李绛、白居易等贤臣，因此能够斩杀刘辟、枭首李锜、擒获吴元济，使田兴束身归命，承宗收敛锋芒、割让土地，韩弘带病出兵讨贼，威势行于两河，藩镇都奉命。武宗派御史中丞李回到河北宣慰，命令幽州早日平定，使回鹘、镇、魏平定泽潞。李回到达河朔，韩弘、王元逵、刘仲武都备好鞍具，在郊外迎接，站在道路左侧，不敢让人控制马匹，而让使者先行。不仅三镇不敢帮助叛逆，更因此能够把他们当作手臂来使用。武宗因为信任、委任李德裕，李德裕之所以向他陈告这些事情，也是因为能够尽其诚心。《易》说：“有诚信而相互牵系，凭借财富使邻近者同样富足。” 上九：雨已经下了，事情已经安定，还要崇尚德行并使德泽充盈；妇人守正也有危险，月亮将近满月。君子出征有凶。为什么呢？叶子说：盛世之中，小臣可以议论大臣；只要进言就能实行，只要议论就能听取。恩泽下及百姓，天下就达到安定。这大概是君主之德达到充满的极点了吧？然而君主积累了退身听取意见的德行，臣子却加强了进谏的威势；上面有听从下面的形势，下面却忘记了逼迫上面的忌讳。这是国家的福分，还是臣子的祸患呢？为什么呢？妇人势盛，就容易疑忌而抗拒丈夫；月亮将满，就容易疑似与太阳相敌；阴气盛，就容易疑忌匹敌阳气；臣子势盛，就容易疑似逼迫君主。这些都不是吉祥之事。汉武帝说：很久没有听见汲黯的戆直话了，今天又胡乱发表了。唐太宗曾退朝后发怒说：应当杀了这个田舍翁。德宗退朝后对左右说：萧复轻视我。唐光宗对左右说：朱熹本来想把他安排在经筵，今天却事事都想让我听从他的意见。唉！要谨慎啊！《易》说：“雨已经下了，事情已经安定，还要崇尚德行并使德泽充盈；妇人守正也有危险，月亮将近满月。君子出征有凶。” ▯

译踩着老虎尾巴，老虎却不咬人，亨通。为什么呢？叶子说：万物有时会暴烈，是因为相遇；形势必然有可以驯服的一面，是因为有道理。荀子说：侍奉强暴的国家很困难，要使强暴的国家侍奉我，却容易。用财宝侍奉它，财宝耗尽而交情不能结成；订立契约、明确发誓，约定之后却反而遥遥无期；割让国土边疆用来贿赂它，割让既定而欲望没有满足。侍奉得越顺从，它的侵害就越严重，必定要等到财宝耗尽、国家被举取之后才会停止。明君不采用这种办法，而一定修治礼制来整齐朝廷，端正法令来整齐官府，平正政事来整齐臣下；然后礼义节奏在朝廷中整齐，法则度量在官府中端正，忠信和爱利在臣下之间平正。即使实行一件不义之事、杀死一个无罪之人就能得到天下，也不会去做。因此，近处的人争着亲近，远处的人愿意到来；只要拱手作揖、指挥调度，强暴的国家没有不赶来听命的，就像孩子归向慈母。又说：君子审慎地实行礼，使它周遍浸润天下，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唉！礼难道可以片刻离开吗？所以吴国季札一见郑国子产，便说：您治理国家，要谨慎地用礼；否则郑国将要败亡。子产凭借小小的郑国立于晋、楚之间而不畏惧，最终避免了大国的灾难，若不是礼，又凭什么抵挡呢？为什么呢？司马氏说：礼的作用很大。用在自身，行动和静止都有法度，各种行为都得到修治；用在家庭，尊卑有分别，九族和睦；用在乡里，长幼有伦理，风俗得到美化；用在国家，君臣有次序，纲纪端正。难道只有在几席之上、门户庭院之间使用礼，才可以不发生混乱吗？所以说：行遍天下而没有什么能够抵御的，莫过于礼。礼一旦实行，暴烈者就恭敬，怠慢者就顺从，争斗者就谦让。即使是老虎，老虎啊！有了角又有了翅膀，虽然凶猛，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就是礼吗？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理，依靠的不就是礼吗？越志横行的行为怎么能从其中产生呢？因此，只要还遵守周礼，齐国就不敢谋图鲁国；齐国还保有礼，鲁国就一定会前往朝见齐国。晏子对齐景公说：只有礼可以消除强大家族造成的祸患。季札对​​子产说：谨慎实行礼，可以挽救小国的败亡。郑国有礼，北宫文子便知道这是几代人的福分；吴国抛弃礼，季康子便知道它没有能力有所作为。礼啊，礼啊，是生民最急迫的需要吗？否则，为什么伯石会如此放纵呢？他一旦在晋国行礼，仍然承受晋国赐给他的禄位和州田；韩起贪求财物，子产用礼训诫他，便能够阻止他索求玉环，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韩起不但不发怒，反而私下进见，赠送玉和马。齐灵公无道，十二诸侯围攻他，包围他的外城，甚至逼得他想迁徙逃避，但最终仍不肯服从；等到士匄听到齐灵公去世的消息而返回，齐灵公才屈己求得出城服罪，于是同诸侯在澶渊结盟。唐朝镇南节度使钟傅围攻抚州，天火烧到城中，士人百姓惊慌喧闹。诸将请求立即进攻，钟傅说：乘人危急而进攻，是不仁。刺史危全讽听到后，便谢罪听命。礼能够使人服从，实在达到极点了！修治德行而招来远方之人，难道是虚妄的吗？既然如此，谭国因为无礼而被齐国灭亡，郑国因为无礼而被楚国攻伐，也未必全都是因为对方强大的罪过。虽然如此，所谓礼、礼，难道只是随便做做表面文章而已吗？鲁昭公到晋国，从郊外慰劳到赠送财物，没有一处失礼。晋平公也因为他善于礼仪而尊重他。然而鲁昭公前往晋国总共七次，被阻止不能入境的有一次，到达黄河却不能渡过的有五次，这又是为什么呢？大概是昭公熟习威仪礼节，却不知道礼的根本，只是琐琐屑屑地急于练习仪式，实际上反而远离了礼。这样怎么能免于危险呢？这也像汉成帝欣赏风度，擅长容貌仪态，登车时端正站立，显然有王者气概；然而政权丧失、外戚逐渐掌权，实际上正是汉成帝自己招致的，这只是礼的空文罢了，又能依靠什么呢？只有晏子回答景公关于消除强大家族祸患的话，以及子太叔回答赵简子关于揖让周旋问题的话，才是礼的重大方面。《易》说：“踩着老虎尾巴，老虎却不咬人，亨通。” 初九：穿着朴素的鞋子前行，没有灾祸。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记载礼制的人说：‘甘味接受调和，白色接受文采。’忠信的人可以学习礼；如果没有忠信，即使礼说得再充分，也只是空谈。因此，行礼不在于繁华，而在于简朴；不在于文饰，而在于质朴淡泊。为什么？因为这是礼的开始，也是礼的根本。礼起源于饮食，最初烧黍、掰豚肉，用污损的酒樽舀饮，以草筐作鼓槌、以土作鼓，这怎么能算礼呢？所以说‘朴素才构成绚丽’，又说‘无形迹的礼，才是礼的最高境界’。孔子说：‘如果要实行礼，我就跟从前代贤者。’这样前行，便可以没有大的过错。否则，礼制繁琐就会产生虚伪，文饰胜过实质，礼又凭什么推行呢？鲁昭公急于习学仪式，赵简子询问揖让周旋的礼节，汉成帝喜爱风度，擅长容仪，上车时端正站立，显现出赫然的王者气概，这些不过都是礼制的弊病罢了。《易》说：‘穿着朴素的鞋子前行，没有灾祸。’ 九二：行礼之道平坦宽广，幽居守正的人吉祥。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礼以朴素为主，不希望礼节繁多；遵循简易，不希望艰难烦琐。不繁多就正直，不艰难就和平。《诗经》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说：‘神明听察此事，最终和谐而且平安。’这就是不繁、不难。哪里像那些贤士大夫奔波于道路，车马冠盖纷乱、络绎不绝呢？《礼记》说：‘最上等的，是以德为贵。’子路任季氏的家宰，季氏举行祭祀，直到天黑才开始；白天不够，就接着点烛火。即使有强健的外表和严肃恭敬之心，也都疲倦懈怠了。有司人员跛着脚、倚靠着参加祭祀，这种不敬太严重了。后来再次祭祀，子路与掌管内室祭祀的人在门口交接事务，与掌管堂上祭祀的人在台阶处交接事务，天刚亮便举行礼事，到了早朝稍晚时便退下。孔子听说后说：‘谁说仲由不懂礼呢？’《易》说：‘行礼之道平坦宽广，幽居守正的人吉祥。’

译六三：眼睛眯小却勉强能看，跛着脚却勉强能走；踩到老虎尾巴，老虎咬人，凶险。武人对大君行礼，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君子斋戒庄重而居中守正，尚且担心礼节不协调；君子恭敬而节制，尚且担心礼让不协和，怎么可以轻率地行礼呢？所以说：忠信的人才可以学习礼。又说：人如果没有仁德，怎样谈得上礼呢？不能实行却勉强实行，就像猴子被绳索捆得太紧，最终必然挣裂。周公的冠服一出现，鸟儿便受惊飞逃；文王的钟鼓一奏起，礼反而造成的祸害就太大了。荀卿加以非难毁斥，反而为凶祸结下端绪；始皇废弃礼制，反而收取了祸乱的根本。这难道不是古今明显的戒鉴吗？孔子说：作为百姓父母的人，必须通达礼乐的本源。既然如此，那些只知抚剑逞强的人，是上天夺去了鉴察能力的人，他们凭什么做皇极之主？残暴贼害的人，是上天阻止其行进的人，他们凭什么辨明天与泽的分界？所以说：诵读《诗经》三百篇，不足以完成一次献礼；一次献礼的礼仪，不足以举行大飨；大飨的礼仪，不足以举行大旅；大旅的礼仪完备了，也还不足以祭飨上帝。不要轻率议论礼。《易》说：‘眼睛眯小却能看，跛着脚却能走，踩到老虎尾巴，老虎咬人，凶险。武人对大君行礼。’ 九四：踩到老虎尾巴，心中恐惧戒惧，最终吉祥。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孔子有话说：‘侍奉君主要竭尽礼节。’臣子以礼侍奉君主，还有什么高位值得担忧？有什么福禄满盈值得害怕？有什么暴烈威猛值得畏惧？有什么刚强严峻值得忧虑呢？什么叫礼？履行诚信而思考顺理，就是礼；内心有诚信而遵循正道，就是彰明礼；不夸耀其盛大，就是礼；诚信有所发露，表现得自然，就是礼；同伴离散而不争，就是礼；不求成就而求善终，就是礼；有善事就称说君主，有过错就归于自己，就是礼；进谏不强迫，而以和气相劝；不粗鲁，不直冲冲，而用委婉讽谏，就是礼；经过君位时神色严肃，就是礼；提起衣裳下摆登堂，就是礼；弯腰曲身、屏住呼吸，就是礼；面色战栗、举止恭敬不安，就是礼。唉！以礼侍奉君主，从臣下做起，不可骄泰；帮助君主成就礼义，并以此延续数世的福泽，还有什么会危及自身、倾覆职位的呢？舜侍奉尧，禹侍奉舜，皋陶、后稷、契侍奉禹，伊尹侍奉太甲，周公侍奉成王，这是上等。陈敬仲以礼劝饮齐桓公，晏平仲以礼约束齐景公，魏征以礼规劝唐太宗，这是次一等。郭暧放肆说话，郭子仪把他囚禁起来等待治罪，代宗说：‘俗话说：“不痴不聋，就不能做家长；儿女闺房里的话，有什么值得听的呢？”’ 因此，君臣各自遵守礼，彼此保护，最终得以保全。像蔡谟被任命为司徒，三年不亲自处理职事，诏书多次下达，他始终不接受任命。于是穆帝临朝，派侍中、黄门去征召他；蔡谟推辞说病势沉重。从早晨到申时，使者往返十多次。当时皇帝才八岁，非常疲倦，问道：‘左古所召的是谁？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临轩召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太后于是下诏退朝。会稽王昱命令曹官说：‘蔡公傲慢地违抗皇上命令，没有人臣的礼节。如果君主在上面卑屈，大义在下面不能推行，也就不知道该怎样治理政事了。’公卿于是上奏请求把蔡谟送交廷尉。蔡谟带领子弟穿着素服到宫阙叩头，亲自赴廷尉署。殷浩想判蔡谟大辟之刑，荀羡说：‘蔡公今天处境危急，明天必定会有桓公、文公那样的举动。’于是作罢。蔡谟虽然还没有达到傲慢跋扈、不臣的严重程度，但也可以说没有做到侍奉君主竭尽礼节，也不能用礼来保护自己，难道不是天下人的重大戒鉴吗？然而，随武子不懂殽地的烹牲礼，却讲求典章礼制，用来修明晋国法度；孟僖子因病不能主持礼仪，于是学习礼制，凡是懂礼的人就跟从他们。这也可算是身处困境仍能学习，明白错误后赶快回头吧？这就是他们成为贤者的原因吗？《易》说：‘踩到老虎尾巴，心中恐惧戒惧，最终吉祥。’ 九五：果断地行礼，守正也有危险。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两座观阙、大辂车、朱盾、五磬，是天子的礼制；诸侯只能在宫门设置塞门、在堂上设置反坫。穿白衣而加朱色衣领，是诸侯的礼制，大夫却可以使用。先王的制度渐渐被扫地而尽，天下人连同学习者也失去了传承。像范武子不懂殽地烹牲礼，孟僖子不懂主持礼仪，范献子不懂询问避讳，曾子不懂祭奠时所面向的方位，鲁国不知以羔羊为贵，卫国不知设置市集。礼不能通达天下，实在太严重了。如果有君主奋然兴起而整顿礼制，不是很好吗？然而礼忌讳任性直行，所以即使有三千三百条礼仪，仍担心不够。礼取其恭敬和节制，所以即使退让从容，仍担心流于轻率。果断地推行，难道不是把礼做得苟且吗？所以说：作为百姓父母的人，必须通达礼乐的本源，以达到五至、实行三无。对礼苟且，就不能向人显示敬意；显示不敬，就不能教人忠诚。国家将要危险了。唉！先王之礼不能行于天下，却又任意率意推行，难怪天与泽的分界未明，百姓心志因此发生差错。叔孙通编缀礼仪，只是谋求一时的近功，他的制度失之于太卑下；齐国、鲁国两位儒生谈论礼乐，却一定要等百年以后才兴起，他们的话又失之于太高远。贾谊有修明礼制的志向，却困于绛侯周勃、灌婴；曹褒有制定礼制的主张，却受到酺敏的阻挠。傅咸在晋朝极力进谏，却被流俗讥笑；刘蕡在唐朝提出策论，却一时被废弃。这都是有原因的。有礼却苟且行事，尚且近于不可为，何况有人说天下是马上取得的，哪里还需要诗书呢？礼不可苟且施行，尚且要慎重，何况乘一时快意而仓促决定一件事呢？因此，像汉景帝杀周亚夫、东京禁锢名士、苻坚进攻江左、梁武帝接纳侯景、隋文帝废黜储君、唐太宗征伐高丽、唐德宗与吐蕃讲和那样，锐意独断、跃然而行，结果只是灭亡罢了。为什么偏偏要独断呢？所以说：君子吃调和的羹汤来平和自己的气，听调和的声音来平和自己的志，听取调和的言论来平和自己的心，实行调和的行为来平和自己的德。咸、酸、甘、苦各不相同，用美味调剂，叫作和羹；宫、商、角、征各不相同，用美音彰显，叫作和声；褒贬、损益各不相同，用中正加以训导，叫作和言；进退、动静各不相同，用雅正的尺度使之平衡，叫作和行。俗话说：‘只听自己的话，不许别人违背我’，这样就几乎要亡国了。《易》说：‘果断地行礼，守正也有危险。’ 上九：审察自己的履行，考察吉祥的征兆；能够回转归复，最为吉祥。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礼以充盈为主，但充盈到了极点就可能溢出；礼贵在进取，但进取到了极点就可能繁琐；礼乐如果过多，过多到了极点就可能虚诈。为什么不也察看事情关键处的发动呢？溢出而鄙陋，繁琐而混乱，虚诈而虚伪，就离礼道很远了。回转归来，回到根本，不也是接近礼了吗？孔子跟从先进，周公崇尚白色素朴的文饰，都是有原因的。所以说：鸟飞翔，必定要回到山中；只停留在谷地而不回山，就会困顿；不在谷地停留，又会死亡。《易》说：‘审察自己的履行，考察吉祥的征兆；能够回转归复，最为吉祥。’ [原文为卦符，无法转译。]

译泰卦：小人退去，大人来到，吉祥亨通。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天运有极盛之时，就是阴阳交会的时候。所以说：天地发生变化，草木就繁茂。世道有极治之时，就是上下交往的时候。所以说：唐尧、虞舜是在运势最盛时兴起的吗？尧、舜是在顺应天运时出生的吗？凭此而兴起，顺应这种运势，君子就进用而小人退却了。从前高阳氏有八个才子，齐备圣德，宽广深沉，明达诚信，诚实笃厚，天下百姓称他们为八凯。高辛氏有八个才子，忠诚严肃，恭敬美善，宣扬仁慈，惠爱和顺，天下百姓称他们为八元。这十六个族类，世代都能继承发扬美德。舜时，八凯主管后土，以此衡量百事，没有不合时宜、条理有序的，因而地平天成。八元把五教布施于四方，使父亲有义、母亲慈爱、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子女孝顺，内外都得到治理。帝鸿氏有个不才之子，遮蔽正义、隐藏贼害，喜好施行凶恶的德行，与丑类恶物为伍，顽固愚昧而不友善，与他们结党营私，天下百姓称他为浑敦。少昊氏有个不才之子，毁弃信用、废弃忠诚，推重粉饰恶言，暗中进谗、平庸回邪，借助防范搜求隐慝来诬陷盛德之人，天下百姓称他为穷奇。颛顼氏有个不才之子，不可教训，不懂好话，告诫他便顽固，放任他便愚昧，傲慢凶狠，违背明德，以致扰乱上天常道，天下百姓称他为梼杌。这三个族类世代助长凶恶，使恶名更加增长。缙云氏有个不才之子，贪图饮食，贪恋财货，侵夺贪欲、崇尚奢侈，永远不能满足；聚敛财物，不知限度；不顾孤儿寡妇，不体恤穷困匮乏。天下百姓把他和前三种凶人并列，称他为饕餮。舜辅佐尧，把这些人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魑魅。所以说：慎重彰明五种典常，使五典都能遵行而没有违背教化的；又说：任命他总领百官，使百官按时有序，没有废弃的政事；又说：让他迎宾于四门，使四门之内和穆肃敬，没有凶恶之人。唉！这不就是唐虞时代吗？有志之士弹去冠尘准备出仕，守正之人甩动衣袖准备行动，刚健的德行平实有用，大道充沛流行，这不就是极其太平的时代吗？再往后，飞廉、恶来被诛杀，十人作乱君王。再往下说，晋悼公刚即位，驱逐不臣的七人；任用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荀宾、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训导卿大夫的子弟，使他们恭敬、节俭、孝顺、友爱。士渥浊任太傅，修明范武子的法度；右行辛任司空，修明士蔿的法度；弁纠掌管御戎，校正隶属人员，训导各位御者懂得义理；荀宾任右司士，统属勇力之士，训导他们；当时又任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辅佐他。魏绛任司马，张老任候奄，铎遏寇任上军尉，籍偃任他的司马，训导士卒和车乘，亲自听取命令。程郑掌管乘马并驾驭六匹马，驺属归他统领，他训导群驺，使他们懂礼；六官的长官也都受到百姓称誉。这就是霸业，是仅次于王业的事业。天下归附，并使各国共同听从治理，这不也是世道逐渐昌盛吗？《易》说：‘泰卦，小人退去，大人来到，吉祥亨通。’ 初九：拔出茅草，根株相连；因为同类相聚而进取，吉祥。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草木同类，起拔时会牵动根部；人类同类，则因感应而相随，因时势而响应。九官、十二牧并列在尧的朝廷；元凯十六人一同在舜的时代被任用。‘想念那众多贤士，他们能够在周室出生；人才济济众多，能够使鲁国的心志广大。’本来就是同类相感，也因时势而响应。所以说：像投纶、负鼎那样的贤者，争相伸展、引荐事业；像委辂、请缨那样的士人，竞相奋发、深入谋划。多么快乐啊，正在于得时！多么可庆幸啊，正在于同类！明白这一点，那么江东的百六掾、崔祐甫所用的八百人，也不能说是滥用。宋代蔡襄对仁宗说：陛下罢免夏竦而任用范仲淹，士大夫在朝廷庆贺，百姓在道路歌唱。况且退去一个奸邪、进用一个贤者，难道就能关系天下轻重吗？因为一个邪人退去，他的同类就会退去；一个贤者进用，他的同类就会进用。众多邪人一起退去，众多贤者一起进用，海内难道还会不太平吗？所以唐宪宗问宰相：玄宗的政治先治理而后混乱，为什么？崔群回答说：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时，天下就治理；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时，天下就混乱。所以任用人的得失，关系重大。世人都把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叛看作混乱的开始，唯独我认为开元十四年罢免张九龄、专门任用李林甫，才是治乱分界之处。《易》说：‘拔出茅草，根株相连；因为同类相聚而进取，吉祥。’ 九二：包容荒秽，徒步渡河，不遗弃远方之人和朋友，失去所得，仍能崇尚中道而行。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自古以来辅佐时运的臣子，必定建立维护皇极的根本，用来经营太平之治。因此，宽厚却有制度，不希望他们玩忽、苟且偷安；周遍而不结党，不希望他们废弃职事。为什么？法度不宽，人民就无法容纳，事情就会破裂，于是乱象产生；但稍有过度，便会弊病滋生，所以用严猛来纠正。照察不及远处，事情就来不及办理，人民也多受阻塞，于是奸邪兴起；但过分远察，又会荒疏，所以要返归近处。从前管仲病重，桓公去问他：‘鲍叔牙的为人怎样？’管仲回答：‘鲍叔是君子，千乘之国如果不按正道给他，他也不会接受。’不过，他不能治理政事。他为人喜好善良、憎恶邪恶过甚，见到一个恶人，终身都不会忘记。桓公问：‘那么谁可以任用？’回答说：‘隰朋可以。隰朋为人，喜欢向上学习，也向下询问；对于国家有不知道的事，对于家政也有不知道的事。办理政务时身在家中不忘公门，处在公门不忘自己的家。侍奉君主不心怀二意，也不忘记自身。询问他民众的消长盈亏、屈伸进退，然后才能治理国家而不停止。’

译‘隰朋大概可以吧？’隰朋为人，行动必定衡量力量，举动必定估量才能。他说完便长叹道：‘上天生下我隰朋，是为了替夷吾传话。我的舌头一死，哪里还能复生呢！’唉，管仲大概正是因此而能识人吧。裴度辅佐宪宗，差不多做到了这一点。他没有讨伐王承宗，是因为不愿违背劝止与惩罚应各有原则的道理；一定要讨伐吴元济，是为了取得果断决断的功效。一概采用节省费用的办法，来缓解江南的困境；不偏私旧友，以免损害朝廷的公正。这大概就是宪宗拥有元和之治的原因吧？至于王导，简直是易理所说的贼害之人。路永、匡术、贾宁都是苏峻的党羽，先行归附朝廷。王导想奖赏他们，温峤说：‘路永等人首先成为叛乱的阶梯，后来虽然改过醒悟，也不足以赎罪；能够保全首领，已经是万幸了。’王导于是作罢。后来王导又任用庾亮，却不讨伐卞敦。庾亮凭外戚身份辅政，首先发动祸机，使国家破败、君主危急，自己逃窜苟免；卞敦位列方镇，兵粮都充足，朝廷倾覆时却坐看成败。臣子的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王导既不能明正典刑，反而以俸禄恩宠报答他们。大臣为国家采取这样的措施，难道是所谓玉斧高悬在上、刚柔能够节制吗？推究他的内心，无非是假借包容的气度，来挽救自己与王敦同谋反叛的罪责罢了。周札打开城门迎接王敦，周札死后，朝廷还加以赠官和谥号。郭默杀死刘胤，又害怕郭默勇猛难以控制，便把刘胤的首级悬挂在大航，却任命郭默为江州刺史。陶侃写信责刺此事，之后才收取刘胤的首级。陶侃于是发兵斩杀郭默，而郭默正是王导任用的人。起初王导违背陶侃等人的意见，故意任用郭默；后来又害怕郭默而如此安置他，真可说是不忠的臣子和无能的贼人了。难道还自以为是三朝元老吗？至于派遣从事办理事务，巡视扬州各郡国，回来后让他们分别说明二千石官长的得失，唯独顾和没有说话。王导问他：‘明公作为辅政大臣，宁可让法网漏掉吞舟的大鱼，为什么还要搜集听取传闻来显示自己的明察呢？’观察这些事情，就可以了解他的内心，也可以诛责他的用意了。世人把他和谢安并称，难道不是错误吗？《易》说：‘包容荒秽，徒步渡河，不遗弃远方之人和朋友，失去所得，仍能崇尚中道而行。’ 九三：没有永远平坦而不变陡险的道路，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事情；在艰难中守正就没有灾祸，不必忧虑诚信，到了饮食之时自有福分。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太阳到了正中就会西斜，月亮盈满就会亏蚀；天地的盈亏消长，随着时节而变化，何况人呢？因此，沙罗树没有永远繁盛的时候，防范刘氏之乱也有必然到来的征兆；钧台之宴举行不久，拒河的征兆已经出现；任用贤者的政治正盛，诸侯叛乱的根基已经形成；保厘之臣的忠诚正恳切，水月之怪已经显现。唉！夏、商、周三代尚且如此，何况后世呢？内忧在平定吴国后兴起，殴除之乱在极盛时到来，窜逐之祸起于时局安定，覆灭之祸兴于难以削弱的势力。这固然是人事，也是天运。为什么？伸展与屈曲相互推移，那么平坦如砥的道路必然会变得崎岖；感应与回应相互对待，那么已经离去的必然会回来，这是必然的趋势。天下哪里有永远不乱的治理，哪里有不反转的阴势呢？然而，大禹有‘不可懈怠、不可荒废’的戒言，皋陶有兢兢业业的勤勉，少康有布施德政、谋划征兆的举措，武丁有反省自己、思考道义的志向，宣王有侧身修行的辛劳，这也说明人的努力可以胜过天意，专一的志向可以统率气势，正义可以胜过并制约命运。不能穷尽人谋，只说这是天意；如果只说天意、认为气数已经确定，而桑道茂早已预言，那么建中之乱就只是用来应验其时限、证明其预言罢了。这样凭什么能够享有上天的心意、接受美好的福祉呢？《易》说：‘没有永远平坦而不变陡险的道路，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事情；在艰难中守正就没有灾祸，不必忧虑诚信，到了饮食之时自有福分。’ 六四：轻快地接连而来，不以财富与邻人相聚，不加戒备而凭诚信行事。为什么这样说？弃子说：尺蠖弯曲到极点，就会伸展；猛禽潜伏起来，发动时就会攻击，必定先积蓄力量。哲宗初年，高太后去世，不久就突然出现变故，召回六名内侍复职。诸贤刚刚退去，杨畏便上疏攻击章惇、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于是一时之间邪佞之徒群起。难道只是因为他们成双成对地到来吗？又何必费力驱除那些言语约束呢？所以说：左衽之人很少听说归顺汉朝，却同声响应，像群狗一起咬尧。从前管仲病重，桓公问他。管仲已经举荐隰朋来代替自己，又说：‘东郭、北郭、西郭有几条狗汪汪乱叫，早晚想咬我；它们像猪狗一样，不能任用。’如今易牙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爱，他将怎样爱君主？竖刁连自己都不爱，他将怎样爱君主？卫国公子开方舍弃千乘之国的太子身份而来侍奉君主，他希望从君主那里得到的，是将来超过他原有千乘之国的利益。君主一定要除掉他。’桓公说：‘好。’管仲于是去世，十个月后隰朋也去世。桓公赶走易牙、开方、竖刁，后来因为没有易牙便没有调和五味的厨人，又召回易牙；宫中发生混乱，又召回竖刁；身边没有善于逢迎、言辞谦卑的人，又召回开方。桓公与这三人相处了一年，三人便发动叛乱，把桓公围困在一间屋子里，使他无法出去；他们瓜分齐国，桓公也因此孤立至死。唉！小人的复起，难道只是人事吗？也同样是天道。然而，后唐潞王李从珂谋划叛乱，移檄邻近道，说朱弘昭、冯赟等人专擅朝廷权力，担心倾覆社稷，如今将要入朝清除君主身边的奸臣；但力量不能独自办成，希望借助邻近藩镇来成事。他把西都留守王思同当作东出的道路，尤其想与他结交，派使者到长安用利害说服他，并以美女诱惑。王思同抓住使者上报，其他使者也大多被邻近道的官军抓获。这场叛逆的恶念虽然已经发动，但消息和气数的征候尚未到期，邻近藩镇没有被其驱使。君子审察时势、观察关键，哪一种凶祸不能除去呢？《易》说：‘轻快地接连而来，不以财富相聚于邻人，不加戒备而凭诚信行事。’

译六五：帝乙嫁出妹妹，因此获得福祉，大吉。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世道混乱时，君主一天比一天高居上位，臣子一天比一天处于下位；君主一天比一天尊贵，臣子一天比一天卑下；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傲，臣子一天比一天谄媚。所以说：列侯娶公主，使男子侍奉女子，丈夫屈从于妻子，这是颠倒阴阳的位置。王吉上疏条陈世务，就指出这是过失。长乐王回也认为这种弊病严重，以至于父母不敢收养儿子，舅姑不敢收纳儿媳。这是上层人伦悖乱，下面风俗败坏，天下一天比一天混乱。世道安定时，君主下降而接近臣下，臣子交往而上达；君主居上却不自尊自大，臣子处下却不受压抑。所以舜以平民身份娶帝尧的女儿，娶了两个女儿，而史书称她们为‘嫔子’。虞、周的王姬嫁给诸侯，也遵守妇道，以成就肃敬和谐的德行。《诗经》说：‘为什么不肃敬和谐？这是王姬的车。’《春秋》记载王姬嫁到齐国，与列国女子出嫁使用相同的措辞，没有区别。这就是阳先倡导、阴后应和，丈夫先行、妻子跟从，所以天下日益得到治理。因此，即使是帝王的女儿嫁到民间，降低尊贵身份而顺从阳刚，夫妇之道也不会废弃；即使是天子与平民交友，减损自身尊贵而向下亲近行义之人，朋友之义也会因此敦厚。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穷尽人伦的极致，也不能应合正当的天命。孟子说：舜拜见帝尧时，帝尧把女婿安置在别宫，也设宴款待舜。这就是天子与平民交友。尚书说：‘你要不断帮助我修治，不要抛弃我；我一定能够践行你的教诲。’这是尧之所以达到治理境界、唐高宗之所以中兴的原因。难道不是这样吗？君主使国家达到泰平，其方法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吗？为什么？手持扫帚为贤者先行清道，终究足以救济祸患；车骑为贤者空出左边的位置，也足以招致功业。何况君主降低身份，把道德之士置于自己之前，屈尊礼节，向有义行的人表示谦下呢？所以说：主持正义的臣子设置起来，朝廷就不会偏颇；进谏诤言、辅佐君主的人得到信任，君道就不会过度；勇猛的爪牙之士得到任用，仇敌就不会兴起；镇守边境的臣子处置得当，疆土边陲就不会丧失。唉！这难道不是君主的大福吗？然而，又不能不审慎。若把这种礼错用在叛贼之臣面前，把过度的信任施加于鄙夫内心，就会有问题。比如王导在晋朝，元帝即位时想与他同坐御榻；即位之后，每次见到王导都要下拜；给王导亲笔诏书称‘皇恐’，由中书省起草诏书则称‘敬问’，有司议论元帝的防备礼仪时说‘想要把敬礼做到尽善’。可以说把谦下接纳臣下的礼节做到了极致。然而哪里知道王导竟是反贼的党羽？这样不但不能带来福祉，反而几乎招致祸患。他害怕强藩跋扈，便借优厚诏书来应付；畏惧权奸逼迫，便私下给予特别恩宠。唐朝山南道节度使于頔，忌惮宪宗英明，想让自己的儿子季友娶公主，请求尚主。宪宗便把普宁公主嫁给季友。李绛进谏说：‘于頔是异族，季友是庶出之子，不值得让帝女受辱。’宪宗说：‘这哪里是你所能知道的？’于頔大喜，宪宗派人暗示他入朝，于頔于是奉诏入朝。这与齐景公、鲁文公的做法相差不多，不但不能获得福祉，反而成为耻辱，却还说：‘以尊贵身份屈居卑贱之下，道理本来就是这样，难道不可以吗？’唉！错了，错了！《易》说：‘帝乙嫁出妹妹，因此获得福祉，大吉。’ 上六：城墙倾覆回填到护城壕中，不要出兵。从自己的城邑发布告命，守正也有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传记中有这样的话：‘重重设置城门，敲击木梆，以等待暴客。’城墙毁坏崩塌，暴客就会登城。又说：‘修筑高城，挖掘深池，以防备意外。’护城壕被填平，跛脚的羊也能平坦地登上去。治理重新变成混乱，存续转为灭亡，安定转为倾覆、危险。还凭什么用力量争斗、谈论战事呢？所以，天子一旦成为国家，国家就可以被讨伐；诸侯一旦只顾成为一家，家就可以被毁灭；卿大夫一旦只顾成为庶民，庶民就可以欺侮他。衰弱困顿、坐以待毙罢了。兴兵只会使自己困窘，发布命令只会使自己受辱。这说的不就是周朝衰微、秦国强盛时的六国，以及刘氏兴起、石氏建立时的怀帝、愍帝吗？怎么能够长久呢！《易》说：‘城墙倾覆回填到护城壕中，不要出兵。从自己的城邑发布告命，守正也有困难。’ [原文为卦符，无法转译。]否卦：否塞之世，不是人的正常状态；不利于君子守正，小人前往而大人归来。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水道枯竭，就会产生怪物；人道断绝，小人就会出现。管子说：山谷之水不流动，水源不断绝，都是因为庆忌。庆忌的形状像人，身高四寸，穿黄色衣服，戴黄色帽子，乘黄色车盖的小马车，喜好快速奔驰。呼唤它的名字，可以使它在千里之外一日返回报信。这是干涸沼泽的精怪。干涸河流的精怪，叫作蟡。蟡一个头而有两个身体，形状像蛇，长八尺。呼唤它的名字，可以把鱼鳖取来。这是干涸河川之水的精怪。既然如此，凶恶德行与灾害交相出现的时期，就是世道发生非常变化的时候。对天地来说是反复翻覆，对人情来说是叛离，对世运来说是动荡。怪物、怪人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怪物产生，阴势就胜过阳而祸害阳；怪人出现，邪就胜过正而祸害正。因此，说危急话的人招来灾祸，做危急之事的人丧失性命，忠诚进谏的人被说成诽谤，深谋远虑的人被说成妖言惑众。这难道是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秦始皇的时代吗？伯奇孝顺，却被父亲抛弃；隐公仁慈，却被弟弟杀害；叔武贤良，却被兄长杀害；比干忠诚，却被君主诛杀。人道已经断绝了，还凭什么施行君子的正道呢？白居易向唐宪宗上奏说：牛僧孺等人直言时事，却遭到斥逐；杨于陵等人因为收纳直言而获罪谪罚；卢坦因为举荐职事而被外放为庶子。这几个人都是当今士人所仰望的人，天下人都看着他们的进退，以此推测时政的好坏，陛下也知道吗？范镇向宋英宗、神宗上奏说：李定逃避服丧，竟不承认母亲，破坏人伦、违逆天理，却想任用他为御史。御史台因此罢议，陈荐在舍人院因此罢议，宋敏求、吕大临、苏颂在谏院因此罢议；胡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骗蒙蔽，以此兴造边境事端，事情失败后却搁置不问，反而治他们的罪。帅臣李师中和御史谢景温只说了一句苏轼的事，七路官员便一同搜求他的过失。执政不高兴，孔文仲便被遣回任所。拿这两个人作比较，何况那两个人；事情的道理谁对谁错，谁得谁失，难道能逃过圣明的鉴察吗？贺邵劝谏吴皓时也说：正直之士受到摧折，庸臣却苟且献媚。人人都坚持违背正理的说法，士人都吐露诡异的言论，于是使做官的人以退职为幸运，在职的人以被外放为祸患。唉！由此就可以观察当时的世道了。《易》说：‘否塞之世，不是人的正常状态；不利于君子守正，小人前往而大人归来。’

译初六：拔出茅草，根株相连；因为同类相聚，守正则吉祥亨通。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这是趋同的道理。《淮南子》说：万物同类之间相互感应，玄妙深微，智慧不能论说，辩才不能解释。所以东风到来，酒液就满溢；蚕开始食桑吐丝，商弦就断绝，都是有所感应。画线随灰烬变化而月晕出现缺口，鲸鱼死亡而彗星出现，都是有所发动。既然如此，一个君子进用，众多君子也会因同类而进用；一个小人到来，众多小人也会因同类而到来。这难道不是天机不允许有丝毫偏差吗？所以韩琦、范仲淹被任用时，杜衍、章得象、晏殊、贾昌朝也同时登朝任用；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一同任谏官。唐德宗任用卢杞为宰相，卢杞便引荐裴延龄；宋哲宗提拔杨畏，杨畏便推荐章惇；章惇又引荐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张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这是天下固定的道理，也是天下的大势。所以说：驩兜一被任用，四凶就聚集；贾充不加防范，群小人就忧惧。又说：十月里摇动鼗鼓，池蛙便鸣叫；三更吹奏竹笛，鳆鱼便聚集，难道不是这样吗？只是君子进用后不担心自己会改变成小人；小人进用后，却只怕自己不能改变成君子。李吉甫不能列入端正明亮之士的行列，但对陆敬舆能够忘掉细小的怨恨，对裴垍能够输诚请教，这也是君子的高尚风度。唐坰对王安石，起初依附他来求得进身，最终又弹劾他来使自己改过自新；君子厌恶他的开始，却宽恕他的结局，这是为了劝人改过。从前《淮南子》所说的贼将丁士良被李愬擒获，众人请求剖开他的心，李愬却解开他的捆绑。丁士良请求竭尽能力报答恩德，于是替李愬擒获陈光洽、使吴秀琳投降、擒取李佑；庞勋的将领张元稔又斩杀张侨、张实和符离守将，平定徐州。刘季述谋划废立，把事情告诉宰相崔胤，崔胤不能违抗；等到昭宗已经被幽禁、太子裕被立为帝，崔胤便秘密写信给朱全忠，使他发兵谋求恢复正统。又因神策军指挥孙德昭愤怒不平，派判官石戬去劝说他，终于讨伐刘季述，恢复昭宗帝位，也差不多可以说是在德行上改过了。《易》说：‘拔出茅草，根株相连；因为同类相聚而进取，吉祥亨通。’ 六二：包容承顺，小人这样做吉祥，大人这样做则否塞而亨通。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从来不缺少顺从上意、表现恭敬的人，那是小人巧慧的机心；从来不失去持身守正的人，那是君子履行方正的正道。小人尊崇德行，只是小人为自己打算罢了。君子难道也会因此扰乱自己的同类吗？为什么？会咬人的狗不叫，会叫人的狗不咬人。李林甫城府深密，别人无法窥见他的底细；他惯用甜言蜜语防范别人，不在言辞和脸色上露出痕迹。凡是皇帝所厚待的人，他也亲近厚待。李义府容貌温和恭敬，与人说话必定嬉笑和悦。李辅国做事总是拘谨慎密，取得君主的亲信，但内心深沉狠毒，不敢放肆。他不吃荤，时时装作佛教徒，以诡诈行为使人认为他柔和善良，从而不加防备。唉！这就是小人深藏的心机，用来掩盖自己的罪恶，巧妙窃取权力，为自己作深远打算。正所谓鼷鼠的嘴，先甜蜜地吞食它的角，再吞食它的肉，最后吞食它的心，而人自己还不知道。难道能说君子可以因此忘掉真情吗？所以宋璟对待二张，温峤对待王敦，都挺立不屈，仿佛神明也不能使他们受到牵累，这才成为千古英杰。否则，就会见识不明而昏昧，像陆逊写信给关侯，称赞他的功劳美德，极力自谦自抑，表现出想以尽忠来为自己托身的意思。关侯心中大为安定，不再有所猜疑，便稍稍撤兵前往樊城；陆逊于是发兵擒获关侯。刘瞻南迁时，刘邺依附韦、路二人，共同诋毁他。等到刘瞻任宰相，刘邺害怕，便阻止刘瞻，置酒让他尽情欢乐。刘瞻回去后便去世了，人们认为是刘邺给他下了毒。司马光恢复差役法，规定期限为五天，同列认为期限太急。开封府知府蔡京独自按期完成，把京畿诸县的雇役全部改定，没有一处违期。他到政事堂向司马光禀报，司马光高兴地说：‘如果人人都像您这样奉行法令，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但蔡京后来终于依附章惇、曾布，借绍述之名排斥元祐诸老。韩侂胄传达命令时恭敬谨慎，暗中策划机密。赵汝愚认为外戚与国家共同承担祸难却不应当谈功劳，最终反被诬陷为谋图社稷，一网打尽。守持不分明而沉溺其中，就像魏元忠接受三司实封百户，竟感动哽咽、流泪不止；他圆滑随顺、缄默旁观，坐看五王被夷灭，最终也成为武三思所害。李晟接受张延赏到府第致谢，便与他畅饮尽欢，还上表推荐张延赏为宰相，并为儿子求娶他的女儿。张延赏没有答应，便对人说：‘武夫性情爽快，在酒杯之间解除怨恨，便不再把它积存在心中；不像文士那样难以触犯，表面虽然和解，心里却仍积蓄怨恨。’ ‘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李训奖掖和鼓动狂妄险诈之士，但有时也选取天下声望很高的人，以顺应人心。裴度、令狐楚、郑覃都是历朝的老成俊彦，长期处于闲散职位，所以都被引荐而居于崇高的官秩。他们接受裴度的任用而不推辞，终其一生都受到牵制束缚。唉！君子接受小人的诱饵，小则败坏名声、丧失节操，大则丧身亡家，那又有什么好处呢？谁知道天下万物极有顺逆之分，而君子的明哲，贵在反观自身。东莱说：‘天下的祸患，不产生于逆，而产生于顺。把防备我的人厚待，把仇恨我的人亲近，这本来是不合道理的。’把不合道理的事做成了，不就是豢养我、把我送入祸患吗？牛、羊、犬、豕沉醉于豢养，身体一天比一天肥，死亡也一天比一天逼近。人却坐看自己沉醉在小人仇敌所给予的安逸中，时间久了便自己走到刀俎之前，实在太愚蠢了。所以说：‘鱼、鳖、鼋、鼍还以为深渊太浅，要在里面继续挖深；鹰、鸢还以为山太低，要把巢筑在山顶。等到捕捉它们时，必定用诱饵。’所以君子如果能够不因利害而损害义，耻辱就没有由此产生的途径。《易》说：‘包容承顺，小人吉祥，大人否塞而亨通。’ 六三：包藏羞耻。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君子的志向在道德，道德盛大而地位下降，反而会更加明白辞让的节度；小人苟且追求富贵，富贵到了极点又忧虑失去，反而更加隐藏羞恶之心，甘愿接受别人以‘你我’相称的轻慢而不推辞，明知会受到取笑辱骂也不顾。这就是祝钦明跳八风舞，邓绾承受‘从人’的辱骂，赵师睾承受林间犬吠的原因。可悲啊！《易》说：‘包藏羞耻。’

译九四爻说：“有命则无咎，谁能享有福祉？”这是为什么呢？叶子说：“谋划事情在人，成就事情在天”，这是古人的训诫。天命已经到来，而人事却没有做好，即使一时成功也必然失败。王谢不能收复中原，只能偏安江左，是君子非常遗憾的事。人事已经做好，而天命没有到来，即使有所作为也不能成功。孔明不能诛除汉贼，反而先死去，是君子深深哀悼的事。他们是不是就像吉甫辅佐宣王、傅说辅佐高宗、邓禹等人辅佐光武帝那样呢？承接再次昌盛的好时运，怀抱最高明的谋略，没有“突如”而来的祸患，反而有遍及众人的福泽，于是开创天下，功劳就多；广泛救济百姓，功业就盛大了。所以说：“大臣有道，群臣百官因此得到安宁。”虽然如此，高欢袭击秀荣，杀死尔朱兆，后来上表辞去王爵，朝廷没有准许，他请求分封十万户的封邑来颁赐给有义功的人，朝廷答应了。郭威击败李守贞，到达大梁，入朝拜见，得到的慰劳赏赐非常丰厚。他辞谢说：“我带兵在外，凡是镇守安定京师、供给军队粮食，都是各位在朝中的大臣的力量。我怎敢独自接受这些赏赐？请把它们普遍赏赐给他们。”于是同样赏赐宰相、枢密、宣徽、三司、侍卫使九人。各位大臣商议认为，既然执政大臣已经普遍加恩，恐怕藩镇会失望，也应当普遍施恩，只是等级有所差别。不专门占有自己的功劳，而是推让出来分给别人，这固然是大臣劳谦的美德，也是开创安泰局面的功劳。然而，国家的爵位俸禄如果因为一个人的功劳而推及天下，也就过分滥用了。何况有不臣之心的人，想借此笼络人心而这样做呢？这就不是所谓使人获得福祉的方法了。君子应当谨慎。《易》说：“有命无咎，畴离祉。” 九五爻说：“休止否塞，大人吉祥；要灭亡了，要灭亡了，系缚在丛生的桑树上。”这是为什么呢？叶子说：平定天下的祸乱，使天下达到太平，是圣人的才能和事业；亲自造成太平，却又亲自失掉太平，也是贤君以下的人常有的毛病。圣人不因自己有这样的才能和事业就懈怠，反而常常以贤君以下之人的常见毛病来警戒自己。因此，在尧的时代，天下治理已定，功业已经完成，礼乐极为完备，和气充满天地之间，凤凰和瑞兽在宫廷中仪态起舞，可以说是正当盛运而兴起、顺应天命而治理天下了。然而舜仍然时时规劝他，使他警惕上天的命令，时时注意时势和细微征兆。这大概是说，天道难以完全相信，治乱安危彼此相互依伏；片刻之间如果没有畏惧恭敬之心，懈怠荒废就会由此产生；如果不察觉毫发般细微的征兆，祸乱就会由此发生。这就是唐尧虞舜之治所以能够如此的原因。《无逸》也说：“像高宗那样，使万邦安定，无论贵贱大小，都没有一个时候敢于有所怨恨。”以这样兴衰拨乱的君主，能够使礼乐教化在百姓安居乐业中蓬勃发展，确实不是平庸的君主所能企望的。然而他必须听从傅说的劝诫，事事有所准备，这才使商朝国运延续二百年，成就中兴的盛大功业。下至鄢陵之战，楚国已经大败，范爕仍站在战马之前，提出要警戒萧鱼之会的防备；郑国已经降服，魏绛还以安乐终老为念，向霸主提出规劝。懂得这个道理，何况帝王治理天下呢？周宣王在内修治政事，在外抵御夷狄，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域，也可以说很难了，然而最终仍免不了庭燎、▯水之规劝，祈父、黄鸟的讽刺，以及宣后贪恋声色的警戒。齐桓公想使楚国臣服，但楚人还没有完全顺服，他仍把这件事当作忧患。于是勤力于郑国，振兴中原的威势；在阳谷防备，以敦厚对待远国的信义；在陉地按兵不动，修饰文告辞令；退军驻扎召陵，谨慎遵守防盟的礼节。保持这种心态而不断进善，那么齐桓公就具有王者的德行，国家或许可以长久享有福祉。可惜楚国刚刚接受盟约，心志已经骄纵满溢；陈国大夫的一项谋划没有协调好，他本人被擒，陈国被攻伐，而齐桓公的愤怒仍未止息。事情发展到葵丘，九国背叛，齐桓公萌生震耀自矜之心；管仲死后，他放弃准绳法度；在城濮贬抑城邢的功劳，救徐国时却怠慢了救许国；攻伐黄国而外部叛乱兴起，防备卞地而家法亏损，于是齐桓公的德行更加衰落，政事日益败坏。魏武帝刚得到荆州，就轻慢张松；唐庄宗自夸攻取汴州，却使高氏不来朝见；梁武帝把功劳说成是自己取得、又自己失去，最终败坏了天下。唐宪宗诛杀刘辟，斩杀李锜，擒获吴元济，是声威显赫的中兴英主，不久却修建麟德承晖殿，疏浚龙首池，张奉国、李文恱、裴度等人…… 为此产生长远的忧虑而竭力进谏。汉隐帝平定三次叛乱以后，逐渐骄纵起来，和身边的人亲昵狎近，与飞龙使后匡赞、茶酒使郭允明做出隐语和丑恶行为。太后多次劝诫他，等到张昭恳切劝诫，他仍不听，为什么呢？开始勤勉而最后懈怠，先前警戒而后来放纵，这是常人的情性。后唐明宗和冯道从容谈到丰收之事，冯道说：“我过去在先王的幕府中，奉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的险路，担心马匹跌倒，所以握缰绳非常谨慎，幸而没有出事。等到了平坦道路上，放松缰绳任意奔驰，不久便颠覆坠落。凡是治理天下，也正是这样。”前辈又说：“船夫曾经驾船漂过积石、瞿唐，经历狂风怒涛而能够渡过；等乘着顺风、行驶在平川上，当然会安然自得，好像处在闺门几席之上。然而不警戒衣襦破损、船樯船桨将要倾覆的人，并不少见。”所以君子把容易的事当作困难来谋划，把结束当作开始一样谨慎，这样以后事业才能建立而不毁坏，声名才能显著而不朽。不这样，就免不了石讳所说的：“《春秋》中有突然发生、足以使国家灭亡的事情。”国君不可以不谨慎。《易》说：“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译上九爻说：“倾覆否塞，先否塞而后喜悦。”这是为什么呢？叶子说：古代君子把自己的身心担当在天下之上，顺应时势而改变治理，卷起衣领安坐长啸，这是最大的幸运。他能够凭刚强方正、果断坚毅的才干，辅佐兴衰拨乱的君主，排除天下的溺乱，防止天下的祸乱，这固然可以说是天道，难道不也是人事吗？开始忧劳勤勉，最终享受安逸快乐，不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吗？山甫的慰藉，寄托在弥补君王过失上；鲁侯的燕饮喜乐，得自恢复宫室疆宇。古今人情，大致都是同一个道理。诸葛亮出师未捷而身先死，长久使英雄泪满襟。如今和古代相同，直抵黄龙府，才要同诸位痛饮。事情不能如愿，这就是最可悲的了！唉，虽然如此，顺应天意、乘合时机，使众生渡过艰难，固然是英杰的事业；劳心焦思、不懈地勤于经营治理，又是忠臣哲人的心志。君主有覆灭的忧患，而臣子却没有以死尽忠、免受羞辱的志向，天下怎么能指望得到治理呢？冯异说，陛下不要忘记在河北时的情形；我也不敢忘记巾车之恩。郭崇韬说，不要忘记当年在河上作战的时候，应当使烦闷的暑热生出清凉。既然如此，君主有戒惧警醒的小心，而臣子却没有事先勤勉谋划的略策，可以吗？这也是臣子应当明白的道理。否则，像李德裕锐意讨伐刘稹，最终完成收复平定泽潞的功劳，也可以说是大臣已经平定了乱局。然而三镇还没有平定，河湟还没有收复，天子偏听方士，宰相只来不及逃避忧患、推卸责任，李德裕却请求给皇帝上尊号，因此自满自夸，劝使他的君主这样做，难道是所谓引导君主走正道、使君主得到忧乐适宜之道吗？所以说：他的才气谋略确实高出一时，但在道方面却连万分之一也没有得到。这也是臣子应当明白的道理。《易》说：“倾否，先否后喜。” 《叶八白易传》卷三 《经部，易类，叶八白易传》钦定《四库全书》《叶八白易传》卷四　　　明代叶山撰 【图符】“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这是为什么呢？叶子说：一定要使天下四海、九州都得到救济，这是圣人的心愿。不局限于一件、两件、三四五件事而与之亲昵，这是圣心的公正。所以说：“使老年人得到安顿，使朋友信任自己，使年轻人得到关怀。”把天下贯通为一个整体，把万物合成一个自身，这就是大道的公正吗？这就是把天下看作一身、把中国看作一人吗？尧舜之世，九官、十二牧、十六相同在朝廷任职；普天之下，四海之内，全部都如同旷野一般共同相连。因此人才济济、政事总总，尧舜的百姓都把尧舜的心当作自己的心，万国协和，百姓受到感化而和睦，百官兴盛，诸事安宁。至诚可以感动神灵，何况对这些有苗之民，必然能够达到这样的治理境界。天下有什么不平？有什么大事不能成功呢？虽然如此，孔子以君子之道告诫子路说：修养自己而保持恭敬，修养自己而使别人安宁，修养自己而使百姓安宁。他自己谈到君子说：周遍而不偏比，这就是公正，是公正对待万物的道理，也是自己端正、万物随之端正的准则。不合乎此道就会诡诈，失去这个准则就会邪曲。宋国公子鲍对国人有礼，宋国饥荒时，他拿出粮食借给百姓，七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不馈赠的，时常增加羞珍异味，没有一天不多次到六卿之家去。国内有才能的人，没有不加以礼遇的；从桓公以下的亲属，没有不加以体恤的。这难道是邪曲地讨好齐国吗？旧时有四种容量：豆、区、釜、钟。四升为一豆，各自以四豆递增到釜，十釜为钟。陈氏的三种量器都各增加一等，所以钟就大了。用自家的量器借出，却用公家的量器收回；山上的木材运到市场，不比山上增加价格；鱼、盐、蛤蜊，不比海边增加价格。百姓出三份力量，二份交给公家，只留一份供自己衣食。这就是盗窃而又自我吹嘘，正是国家的贼、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