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八白易传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叶八白易传卷五 明 叶山 撰▯随元亨利贞无咎？何也？叶子曰：王者往也，天下之所归往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而已矣。其次得天下之英材而教育之乎？亦君子之三乐也。然而君天下有道，益之戒于舜曰：罔失法度，罔防于佚，罔淫于乐，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是故徳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徳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壊。熈熙皥皥而百姓忘于帝力者，帝王抚众统物之大权也。师天下有徳，周公之戒于商子曰：无以学术祸天下，无以功利炽人心，无以刑名乱四海，无以权谋术数扰人。人是故礼义以养其心，威仪以淑其质，忠信以崇其徳，礼法以道其行，精一以严其轨，圣贤以要其归。光明正大而开来学，以善道者，君子成徳达材之正常也。不然则诡随而阿比矣，而可以不慎乎？昔者容成问于木子曰：三王五霸之治民何如？木子曰：三王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杀民；五霸以死道役民，秦氏以死道养民，而后世以死道戯其民矣。陶▯景谓：注易误不至杀人，注本草误则有不得其死者。而唐子西驳之曰：注本草误其祸疾而小，注六经误其祸迟而大。前世儒士引经误国，其祸至于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学术不明之故也。然则有君师之责者，非尧舜孔孟诚不足以当之矣。汉之治也杂霸，唐之治也杂夷。仲淹有其才而未得其道，退之循其名而未责其实，降是焉可知已。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何也？叶子曰：就有道而正焉者，君子好学之功；因不失而可宗者，君子择交之志。然则诚不恶于变其心以求友，亦惟贵于谨其始以虑终焉耳。蔡没入楚，垂二百年，不同中国之防盟，不向桓文之信义。郑成公不背楚徳，临终而谓其羣臣曰：「弃力与言人，谁昵我？免寡人，惟二三子。」其臣子驷不听诸大夫之从晋，而固曰：「官命未改騑也，受其咎。」君子初不以其恒乆不变为尽善也。陈成公既为鸡泽之防而卒，则曽子以为变于夏曰：「改于尸未晚也。」吾何求哉？牺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必于惟强与有礼者是从而不敢有异志。君子亦不以非郑之二三其徳而外之也。然则君子不病于事人之有更，而特贵于正人之是与？如其道事之，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朝从而暮易，又何负于义哉？朱子初从刘屏山，继事胡籍溪、刘白水，而晚师李延平。君子不病其有变。程子门人一闻伪学之禁，而絶口不言其师，甚至改事他师以图进用，则去陈相无防何矣。虽然，从正固矣，而闻见不广，交防不众，亦非多闻多见之资也。指引者，师之功；严惮切磋者，友之益。虽朱子之学，而犹有吕、张诸公之助，况其他乎？孟子所以贵尚友也。《易》曰：「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六二，系小子，失丈夫，何也？叶子曰：昵于昵，则逺者不麾而自退；从于邪，则正者不间而自疎。出此入彼之机，一定而不容发者也。故羿用寒浞，则弃武罗、伯因、熊髠、尨圉、曹乗轩者三百人；则不用僖负覊。酆舒恃隽才而昵羣小，则弃仲章。弃贤保佞，狂瞽之所从来乆矣。岂特陈相闻许行之言，尽弃其学而学之，卒为圣世之乱民，治国之蟊蠧，以负天下之大义哉？善乎诚斋之説曰：防子冯初嬖八人，而申叔退避以逺罪；郭子仪初信张昙，而幕僚相率以求去。而况不为防郭者乎？虽然，尤有可憾者焉。盖勲为京兆尹，左将军皇甫嵩将兵三万，屯扶风。勲宻与嵩谋讨董卓。卓素怨嵩，徴为城门校尉，欲因杀之。嵩将行，长史梁衍说之曰：卓寇掠京邑，废立从意。今徴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今卓在洛阳，天子来西，以将军之众迎接至尊，奉令讨逆。袁氏廹其东，将军廹其西，此成擒也。嵩不从而就徴，卒为董卓所辱。陶谦与诸守相共奏记，推朱防为太师，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讨李傕，奉迎天子。防李傕用尚书贾诩策，徴防入朝。防乃辞谦议而就徴，复为太仆。后愤懑发病死。范蔚宗曰：皇甫嵩、朱防，并以上将之畧，当仓卒之时，而舍格天之大业，蹈鄙夫之小谅，卒狼狈虎口，为智士笑。岂天之长斯乱也？何智勇之不终？易曰：系小子，失丈夫。
译钦定四库全书。《叶八白易传》卷五 明代 叶山撰。随卦。随卦，元亨，利贞，无咎。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王”就是往，天下人所归往的地方。居于天下中央而建立君位，使四海百姓安定，君子以此为乐而已。其次，得到天下的英才并教育他们，不也是君子的第三种快乐吗？然而，君临天下必须有道。益告诫舜说：不要失去法度，不要防止于逸乐，不要沉溺于享乐，不要违背道义去求取百姓的称誉，不要违背百姓意愿而顺从自己的欲望。因此，德行在于善政，政事在于养民。水、火、金、木、土、谷等各项政务都得到修治，端正德行、便利民用、厚养民生，各方面都协调。九项功业有条理，九项有条理的政绩便能化为歌谣。用美善来劝戒，用威严来督责，用九歌来劝勉，使它们不致败坏。百姓和乐安宁，甚至忘记这是帝王之力，正是帝王抚育众人、统理万物的大权。作为天下的师表而有德，周公告诫商地的子弟说：不要用学术危害天下，不要用功利煽动人心，不要用刑名扰乱四海，不要用权谋术数扰乱人民。因此要用礼义养护人心，用威仪改善人的品质，用忠信增崇德行，用礼法引导行为，用精一严明规范，用圣贤之道概括其归宿。光明正大，启发后来的学者，以善道教导他们，这是君子成就德行、通达才具的正常途径。否则就会诡诈随从、阿谀朋比，难道可以不慎重吗？从前容成向木子问道：“三王、五霸治理百姓是怎样的？”木子说：“三王用安逸之道役使百姓，用生养之道诛杀百姓；五霸用死道役使百姓；秦氏用死道养活百姓；后世则用死道戏弄百姓。”陶弘景说：“注释《易经》错了，不至于杀人；注释《本草》错了，则可能有人因此不得其死。”唐子西反驳说：“注释《本草》错误，祸患虽急却小；注释六经错误，祸患虽迟却大。”前代儒士援引经义而误国，祸患达到尸横百万、流血千里的程度，正是因为学术不明。既然如此，担负君主和师长责任的人，若不是尧、舜、孔子、孟子，确实不足以担当。汉朝的治理夹杂霸道，唐朝的治理夹杂夷狄之道。范仲淹有才，却没有得到真正的治道；韩愈沿袭治道的名声，却没有追究其中的实质；再往下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易》说：“随卦，元亨，利贞，无咎。” 初九爻说：“官事有所改变，守正则吉；出门交往会有功。”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亲近有道之人而使自己得到匡正，是君子好学的功效；因为没有失误而可以尊奉为宗主，是君子选择朋友的志向。既然如此，实在不应厌恶改变自己的心志来寻求朋友，只是尤其贵在谨慎开始，以考虑最终结果罢了。蔡国被吴国灭入楚国势力之中，垂近二百年，不同中原诸国结盟防御，也不向桓公、文公那样讲求信义。郑成公不背弃楚国的恩德，临终对群臣说：“抛弃力量和言辞来对待别人，谁还会亲近我？使寡人免于祸患的，只有你们几位。”他的臣子子驷不听大夫们跟随晋国，坚决说：“君命尚未改变，我愿承受这个罪责。”君子起初并不认为始终不变就是尽善尽美。陈成公在鸡泽之盟后去世，曾子认为应当在夏日改变，说：“在尸体尚未僵硬时改变还不算晚。”我还求什么呢？牲牷玉帛陈列在两国边境，等待强者；为了庇护百姓，必定只跟从强大而有礼的一方，不敢另有异志。君子也不因为郑国几位臣子反复改变志向而将他们排斥在外。既然如此，君子难道不患于侍奉对象有所更换，而特别贵重的是端正之人、正确之道吗？如果对方合乎道义，终身不改变侍奉他也可以；如果对方不合乎道义，早晨跟从、晚上改变，又怎么会辜负义呢？朱子起初跟从刘屏山，后来师事胡籍溪、刘白水，晚年又拜李延平为师。君子不认为他有所改变有什么可非难的。程子门下的弟子一听到禁止伪学的命令，便闭口不再谈及自己的老师，甚至改投其他老师以谋求进用，那么与陈相没有什么区别了。虽然，跟从正道本来是对的，但如果见闻不广、交游不多，也不能成为多闻多见的资质。指引方向，是老师的功劳；严格警惕、切磋琢磨，是朋友的益处。即使是朱子的学问，也还得到吕、张诸位先生的帮助，何况其他人呢？这就是孟子重视结交益友的原因。《易》说：“官事有所改变，守正则吉；出门交往会有功。” 六二爻说：“系住小子，失去丈夫。”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亲近亲近的人，远方的人不用驱逐也会自行退去；跟从邪道，正直的人不用排斥也会自行疏远。从这里转入那里，关键只在一念之间，不能有丝毫迟疑。因此后羿任用寒浞，便抛弃武罗、伯因、熊髠、尨圉、曹乘轩等三百人，也不用僖负覊。酆舒倚仗才智而亲近群小，于是抛弃仲章。抛弃贤者、保全佞人，自古以来就是狂妄昏昧之人所遵循的道路。难道只有陈相听信许行的话，便完全抛弃自己的学业去学习许行，最终成为圣明时代的乱民、治理国家的蛀虫，辜负天下大义吗？诚斋的说法很好：“防子冯当初宠爱八个人，申叔便退避以远离罪祸；郭子仪起初信任张昙，幕僚们便相继请求离去。”何况不成为防子、郭子仪那样的人呢？不过，还有更加令人遗憾的事。盖勋任京兆尹，左将军皇甫嵩率兵三万驻扎扶风。盖勋秘密与皇甫嵩谋划讨伐董卓。董卓一向怨恨皇甫嵩，征召他担任城门校尉，想借机杀掉他。皇甫嵩将要出发时，长史梁衍劝他说：“董卓劫掠京城，废立皇帝都任意而行。现在征召将军，大则会遭遇危祸，小则会陷于困辱。如今董卓在洛阳，天子向西而来，将军可以率军迎接至尊，奉诏讨伐逆贼。” 袁氏从东面逼迫他，将军从西面逼迫他，这样就可以将他擒获。皇甫嵩没有听从，前往接受征召，最终被董卓羞辱。陶谦和各地郡守共同上奏文书，推举朱儁为太师，又向州牧、刺史发布檄文，想联合讨伐李傕，迎接天子。李傕采用尚书贾诩的计策，征召朱儁入朝。朱儁于是辞去与陶谦等人的谋议，前往接受征召，又任太仆。后来因愤懑成疾而死。范蔚宗说：“皇甫嵩、朱儁，都凭借上将的谋略，在仓促危急之时，却放弃匡正天下的大业，拘泥于鄙夫的小节，最终狼狈地落入虎口，成为有智之士的笑柄。难道是上天故意长久地制造这场乱事吗？为什么他们的智勇不能坚持到底？”《易》说：“系住小子，失去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