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八白易卷十六　　　　明　叶山　撰

译六三爻说：“遇到敌人，有时击鼓进攻，有时停止退却，有时哭泣，有时歌唱。”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汉高祖有错误，也有改正错误的地方。人们都说他犯错，是因为没有学习；说他改正错误，是因为天性明达，其实并不完全如此。犯错，是资质本性的蒙蔽；能够改正，是由于得到贤人的帮助。汉高祖虽然豁达大度，但陈平、樊哙、周勃、灌婴这三杰以及同类人物，对他补救偏失、挽救弊病，难道可以缺少吗？现在假设盲人走在道路上，别人说向左，他就向左；别人说向右，他就向右；遇到君子便走上正道，遇到小人便会陷入沟壑。所以说：“两个盲人互相扶持，不撞到墙和树木，就会掉进枯井。”既然自己没有确定的主见，而所遇到的人又不恒定，进退还能依据什么呢？因此房玄龄、杜如晦以谋略和决断相互资助，姚崇、宋璟以通达和持守相互补济，于是天下得到治理。袁绍宽而没有约束，勇猛却不能决断，贬斥田丰、沮授，却信任逢纪、审配、郭图；天下的军事机要，时时没有确定的计划，因此既想攻打刘备，又想攻打曹操，进退没有常法，取舍失去依据，最终导致官渡、仓亭之败。难道只是天命，也是人的作为啊！所以说：身患疾病的人不能让他做医生，行为污秽的人不能让他制定法度；从自身推及天下，没有不是这样。《易》说：“遇到敌人，有时击鼓进攻，有时停止退却，有时哭泣，有时歌唱。” 六四爻说：“月亮已经接近望日；马匹失散，没有过错。”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臣下不担心自己的权势地位逼迫君主，却担心朋党倾覆国家。管子说：所谓仁义礼乐，都出自法度，这是先圣用来统一百姓的东西。世上没有请托任用、相互举荐的人，没有靠闻名识见、博学善辩而进用的士人，没有奇异服饰和奇特行为的人，人人都受法度约束来侍奉君主。这样一来，君主还会有不安，臣下还会有不得其所的吗？所以，个人的威权即使强盛，收敛抑制还容易；群臣曲意附和而结党，如果不驱除，祸败就不会轻。子南做令尹，有八个受宠的人，最终遭受车裂；防子冯做令尹，有八个受宠的人，申叔便设法除掉他们。栾盈因为得到士人的拥护而投奔芮伯，又因为宠信太多而被子然驱逐。子孔依靠三家合为一体，所以遭遇祸难。这些都是同一类事情。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掌权，与八司马结成死党，最终流放而死，难道不是万世臣下的鉴戒吗？卫青不收留来拜谒的宾客，张安世不允许郎官随意升迁，王曾不接受私下酬谢，大概都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说：臣下的义理，在于不建立私人交往；大夫若没有君主的命令，不得越过国境。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杜绝朋党产生的根源，作为后世侍奉君主却怀有二心者的明白警戒。只有这种义理不实行，才会出现借助外部权势的情况，如缪留向韩宣惠进言；出现私下结交、私自议论的情况，如庄助与淮南王结交；依靠强大的藩镇作为援助，来胁迫控制朝廷，如唐代卢携依附高骈、崔胤依附宣武、昭纬依附邠岐。春秋时代，对于内臣朝见、聘问、告丧、奔赴等事，都加以贬斥而不予承认，正是为了端正根本，哪里有诬蔑君上、实行私交、培植党羽的祸害呢？《易》说：“月亮已经接近望日；马匹失散，没有过错。” 九五爻说：“有诚信而彼此牵系，没有过错。”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古代君臣相处，君主必须了解臣下并专一地任用他，这样臣下才会产生承担责任的志向；臣下也必须衡量君主，然后接受他所授予的职责，这样才会竭尽忠心。《尚书》说：“只有伊尹亲自与商汤相辅相成，都具有同一德行。”昭烈帝说：“我有孔明，就像鱼有水。”这样以后，讨伐夏桀、拯救百姓的功业才能完成，继承汉朝、配享上天的事业才能成就。君主不信任臣下却任用他，是姑且试用、孤注一掷，轻率地抛弃国家而不顾；臣下不信任君主却接受任用，是强行做事，轻率地抛弃自身而不顾。唉！从前吴王阖闾不能醒悟，伍子胥早先已经论说可以建立功劳，他仍然沉溺于己见而不悔；伍子胥没有早看出君主气量不同，因此最后投江而死。后来唐肃宗听信贺兰进明的谗言，已经疏远房琯，却又任用贺兰进明为将帅。房琯因谗言被疏远，却仍以讨伐贼寇为自己的责任，请求亲自统兵来收复两京。又有安重诲专擅大权，朝廷内外都憎恶他。安重诲害怕，请求解除职务。唐明宗不答应，安重诲不断请求。唐明宗发怒说：“听任你离去，朕不担心没有人可用。”不久便派孟汉琼到中书省商议安重诲的事情。冯道请求解除安重诲的枢密事务，赵肃请求让安重诲仍旧留任。安重诲既然不能得到君主的信任，就应当保全自身退下；唐明宗既然不信任他的宰相，就应当听任他离去，以保全事情的结局。既然内心已经有了疑虑，却用空洞的文饰来相互应付，怎么能够长久而不发生变化呢？所以君臣之间不以诚心相待，而以猜疑相处；不以真心相交，而以权术相待，很少有不彼此丧失、共同失败的。从前后唐明宗问赵凤：“帝王赏赐臣下铁券，是为什么？”赵凤回答：“是与他立誓，使他的子孙长久享有爵位俸禄。”唐明宗说：“先朝接受铁券的有三个人，郭崇韬和李继麟不久都被灭族，朕能够逃脱，真是相差毫厘。”于是长久叹息。赵凤说：“帝王心中存有极大的诚信，本来不必把它刻在金石上。”由此，君臣相互交往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不过，宋神宗寄托希望于王安石，期待天下太平；王安石也把实现太平作为自己的责任，君臣之间的契合不能说不深了。然而两三年之间，政令开合摇摆，整个天下没有一件事能安定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样一来，彼此相信又有什么可贵呢？这种彼此诚信、相互牵系，本来是君臣之间的美事；但必须诚信地共同趋向美善，才是天下苍生的福祉。《易》说：“有诚信而彼此牵系，没有过错。” 上九爻说：“像鸟鸣一样的声音登上天空，守正则凶。”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与万物相处的道理，以诚信为主；以诚信为主的约定，首先必须合乎正道。把不应当信任的对象当作可信，却不知道变通，小则败坏事情，次则丧失自身，大则丧失国家、灭亡天下。汉高祖没有失信于鸿沟之约，却听从张良的意见，最终开创汉朝基业，这是知道变通。苻坚不采纳慕容垂镇抚北方边境的意见，却违背权翼的劝谏，最终被人谋害。唉！他们难道知道反常以合道、旁行而不流于偏邪的道理吗？拘守小节，却拘束了大义；遵循小信，却昧于大道；不过是承袭宋襄公、陈余留下的旧事，却想用来应对天下的大局，怎么能不失败呢？为什么？他们看见二帝三王以诚信治理天下，像天地守正而不改变，像日月守正而光明不昏暗，却不知道自己的资质浅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资质浅薄，却声称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断，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所以凤凰、大鹏、天鹅，都是鸟；笼中的鸡看见它们一举飞行千里，或者飞行九万里、六月停息，便以为自己也想像它们一样，却不知道自己的资质不佳、力量达不到。才飞出寻丈之地、经过片刻时间，就会从中空坠落，立即可以看见。

译这种人只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与反复无常、诡诈多变、千姿百态的人所作所为不同；但如果诚信而不好学，受到蒙蔽并因此招祸，那么他与那些人相差又有多少呢？《易》说：“像鸟鸣一样的声音登上天空，守正则凶。” ▯ 小过卦说：“通达，可以办理小事，不可以办理大事。飞鸟留下声音，不宜向上，宜于向下，大吉。”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威严、强健、果断、刚毅的才能，所胜任的是天下没有不能胜任的任务，所以说：“德行恒常而平易，因此能够知道险阻。”柔顺、畏惧、怯弱的气质，所胜任的是天下没有不能取得的人心，所以说：“德行恒常而简约，因此能够知道阻滞。”知道险阻，才可以应对世事的变化；知道阻滞，才可以走过时代的艰难。遭遇变故的人可以通达权宜，经历艰难的人能够委曲求全。天下的事情，大概才有成就的希望吧？不过，恭敬却没有礼节，就会劳苦；劳苦本来就是过度柔顺所导致的，应当警戒谨慎；没有礼节就会畏缩，畏缩又是过分怯弱的表现，是不能免除的。难道可以没有持平守正的准则吗？否则，就会谄媚而无处容身，气馁而一事无成。这就是耸肩谄笑的样子，也是曾子以夏畦劳作来批评子游、孔子因此提升冉有的原因。不过，无所不行，是通达权宜的适当做法；审察自己、衡量力量，是委曲求全的道理。因此，委曲求全的道理，只办理小事可以，办理大事就不可以。《传》说：“将要训定郑国，哪里敢辱没侯人？”又说：“疆场上的事情，谨慎守住其中一点就可以了。”否则如果像宋襄公那样，凭亡国残余的力量同强大的楚国争夺霸权，想要主持天下的盟约，祸患怎么能够避免呢？委曲求全的道理，处在卑下的位置而有所成就，是适宜的；处在高位而想要有所举措，则不适宜。《传》说：“先使自己处于弱势。”又说：“把牺牲玉帛准备在两国边境，等待强有力者，以便庇护百姓，这样就可以了。”否则如果像齐顷公那样，处在衰弱的时代，却用嘲笑来侮辱强者，因而同强大的晋国结怨，失败怎么能够避免呢？唉！这正是齐景公值得推崇的地方。《易》说：“小过卦通达，利于守正。可以办理小事，不可以办理大事。飞鸟留下声音，不宜向上，宜于向下，大吉。” 初六爻说：“飞鸟向上飞，会有凶祸。”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贪得而不回头顾念后果，是小人的心态；骄傲而不能自我克制，是卑微之人的志向。乘着阴气强盛的时机，又得到强大援助的帮助，心里贪求高位；显出从外面施施然到来的情态，志气穷困却以鸣叫来表现快乐；在乡里之间气势扬扬，一旦升上去就不能下来，气势骄傲而不能顺应。就像斥鷃、鸴鸠奋力展开翅膀，却不估量自己力量微小，一飞就想翱翔千里，击水三千里，六月停息，凭借九万里长风，却不知道会从中空坠落，不过片刻罢了。天的高度有十九万里，九万里是天的一半；大鹏飞行，达到天的一半，何况斥鷃、鸴鸠距离大鹏九万里呢？身处混浊污秽之中，却想凭借天地的正常运行，驾御六气的变化，在无穷境界中遨游，这是明明白白不能容许的。申侯死于郑国，里克死于晋国，难道只是他们命运不幸吗？阳城想毁掉白麻诏书，因此德宗不任用他为宰相；延龄、李甘想撕裂诏书，因此文宗不任用郑注为宰相。周勃露出骄视君主的神色，被袁盎一句话折服；淮南王有反叛的谋划，却因汲黯死守职责而被阻止。道义自然会有办法剪除他们的羽翼。《易》说：“飞鸟向上飞，会有凶祸。” 六二爻说：“超过他的祖父，遇到他的祖母；没有赶上他的君主，却遇到了他的臣下，没有过错。”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臣下所处的时代不合适，但臣节能够不被废弃，一方面在于自己持守忠诚刚直的节操，另一方面在于遇到具有贞正清白品格的同类。能够确立忠诚刚直的节操，就算九死也不会回头，百般挫折也不会废弃。若无处安身，又没有遇到贤人君子，臣下之道难道不接近废弃了吗？汉末时代，四海沸腾，群雄割据，其中一半成了汉朝的贼臣。孙权占有东吴，假如不能抵抗曹操而联合刘备，那么也会成为没有君主的叛逆之徒。幸亏听从鲁肃、诸葛孔明的意见，不畏惧曹操的强大而把他当作仇敌，不抛弃刘备的弱小而把他当作亲近的人。赤壁一战获胜，足以使千古人心快意，奠定三国鼎立的局势，使汉家延续几十年的命运。这不正是臣节吗？唉，君臣之间的关系也真是严肃啊。不过，难道只有孙仲谋如此吗？即使曹操奸诈，已经杀了杨奉、董承，但内有忌惮孔融，外有孙权、刘备的阻碍，也终身不敢夺取汉家的天下，还以周文王自比，是因为他所遇到的人不同。唉，君臣之间的关系也真是严肃啊！卫献公出奔夷仪，士匄和孙林父却在戚地防备他。鲁昭公寄居于干侯，荀跞和季孙意如却在适厯防备他。放弃君主而帮助臣下，最终留下千载罪名。正因为主持这件事的荀偃是弑君的贼臣，范鞅是叛君的臣子。没有遇到合适的人，祸患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易》说：“超过他的祖父，遇到他的祖母；没有赶上他的君主，却遇到了他的臣下，没有过错。” 九三爻说：“不能超过界限，却要防备它；即使有人从旁而来，也可能伤害他，凶。”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管子说，古代有两句话：“墙有耳，伏寇在旁。”所谓墙有耳，是说要防止谋略泄露；所谓伏寇在旁，是说要深思疑虑、取得民心。谋略泄露，是狡猾的妇人袭取君主的请求，并借此资助游荡的奸邪；深思疑虑、取得民心，是因为先前尊贵而后来卑贱的人替他驱使众人。既然盗贼憎恨主人，窥伺就会非常严密；邪恶憎恨正直，窥探也一定深刻。君子处在这种情形下，难道可以自己放松防备吗？法网再严密，仍会漏掉能够吞下大船的鱼；手臂捆得再紧，也还会被蝎尾的毒刺刺中。自己放松，就会自己失败。国人都知道白公将要作乱，只有子西认为没有人会亲近我；满朝都认为投降的士兵不可亲近，只有费祎认为不必忌惮。关侯在荆州时，陆逊驻守陆口，写信给关侯，称赞他的功劳，自称谦下，表达愿意尽忠、托付自身的意思。关侯大为安心，不再有所猜疑，逐渐撤去兵力前往樊城。孙权于是发动军队袭击关侯。南诏侵犯成都，诏令山南西道发兵救援。节度使李绛招募一千士兵前往，南诏退兵后，李绛便带兵返回。诏令把这些兵全部遣散。李绛召集新军说明防备之事，赐给他们廪米后遣散，众人都怏怏不乐地离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译监军杨叔元厌恶李绛不听从自己，便故意少给赏赐之物来激怒士兵。众人发怒，大肆抢掠仓库中的兵器，奔向使者的官署。李绛正在宴饮，于是遭到杀害。君子说：李深在唐宪宗时被罢免宰相却不离去，不能说没有眷恋之意；后来历经敬宗、穆宗，做到仆射，直到被李逢吉驱逐，便失去了进退的义理。他一向与宦官为仇敌，难道不知道节度使的权力有一半属于监军吗？既然共同处理政务，又不以礼相待，就错过了防备的机会。招募的士兵虽然没有用上，遣散时也应当犒赏，发给他们廪米；他却忽略了抚慰接纳的适宜做法。府中有正规士兵，等到动乱发生时，自己却正在摆宴安坐而接受杀害，这是平时没有预先防备。难道是年老而智慧衰退了吗？为什么处置事情、应对变故会错乱到这种地步呢？《易》说：“不能超过界限，却要防备它；即使有人从旁而来，也可能伤害他，凶。” 九四爻说：“没有过错，不超过界限而与之相遇；前往会有危险，必须戒备；不可把守正作为永远固定的原则。”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谦逊恭敬的君子，可以渡过大川；任性倔强的小人，怎么能够先于万物而行呢？在阴气过盛的时代，如果有过分恭敬的人，那么自己不会放肆，别人也不会触犯；出行不违逆，来归也不违背，伤害他的祸患就可能因此避免。为什么？减少富有者的过多，压制居上者的气势；增加贫乏者的不足，使居下者的忧虑得到缓解。这正是按照事物的分量公平施行、守住自身而接待他人的道理。如果不这样，一旦失去准则，人们就有不能忍受的地方，事情也必然败坏，难道不是危险颠覆、值得警戒吗？文王文明柔顺，因此能够蒙受大难而不失其道；周公避居东都，以此告诫我们的先王，他们都懂得这个道理。不过，圣人能够随世道推移而变化，庸俗之士却苦于不知道变通，所以说：知道防备，知道显明；知道柔顺，知道刚强，是万人所仰望的。又说：四种德行共同运行，是天道的神妙；守正却不拘泥于小信，是君子的智慧。天下的事情，难道可以固守一个原则吗？时势应当柔顺，就一生坚持恭敬顺从、终身奉行无为，也可以；柔顺应当有所增益，就隐藏自己的光明以利于艰难守正，使用史官和巫祝在床下行事，也可以。所以萧何劝汉高祖在汉中称王，并不是屈服；如果不该柔顺却使用刚强，那么徒步渡河的勇气难道值得少看吗？如果不只是刚强而且使用过分刚强，那么武人的守正又有什么害处呢？因此赵武虽然有仁人的心，却追寻宋国的盟约，仍免不了受到祁午的讥讽。天下的事情，怎么可以固守一个原则呢？文王的文明柔顺、周公避居东都，是知道柔顺、知道隐微；他们一怒而安定百姓，使罪人得到惩处，是知道显明、知道刚强。唉！不是天下极其复杂多变的情势，哪里足以谈到这些呢？唐代崔郾在陕地任职，以宽仁治理，有时连续一月不鞭打一人；后来在鄂地任职，却严刑峻罚。有人问他原因，崔郾说：“陕地土壤贫瘠、百姓贫困，我安抚他们还来不及，尚且担心惊扰他们；鄂地险要而百姓成分复杂，轻捷狡猾之人作奸犯科，不使用威刑就不能达到治理。”政事贵在知道要领，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唉！他大概也差不多做到这一点了。《易》说：“没有过错，不超过界限而与之相遇；前往会有危险，必须戒备；不可把守正作为永远固定的原则。” 六五爻说：“乌云密布却不下雨，从我西郊而来；公侯用箭射取那藏在穴中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发布政令、施行政事，滋养万物而恩泽天下，是大君的职责；选拔贤能、任用有能力的人，使自己谦抑而把光明施于上，是明智者的功劳。如果仁德不足以沟通天下人的心志，义理不足以决断天下人的疑惑，礼制不足以安定天下的事业，智慧不足以察知天下的机微，那么大的方面不能广泛滋润天下，次一等也不能浸润灌溉一方，恩泽就会阻塞，威权也会松弛。这样却想窃取礼贤下士的虚名，借用求士的空名；高飞到霄汉之上的人不能射取，却去捕取土中微小的东西；万里高飞、展翅扬风的鹰不能招致，却去钩取穴中渺小的东西。云龙风虎相应的道理，果真是这样吗？从前阳昼教子贱钓鱼的道理，说：“把钓线整理好、放上鱼饵，迎上来吸食的，是阳鱎。这种鱼肉薄而不美；若有若无、似吃似不吃的，是鲂鱼。这种鱼肉宽厚而味美。”子贱说：“好。”于是还没到单父，戴冠乘车来迎接他的人已经在道路上交相往来。子贱说：“赶车快走，赶车快走！”阳昼所说的阳鱎果然出现了。到了单父，子贱便请当地年长者和尊贤者出来，与他们共同治理单父。楚国将要攻打陈国，向太师子谷和叶公诸梁询问主帅人选。子谷说：“右领差车和左史老，都曾辅佐令尹、司马攻打陈国，可以任用。”子高说：“主帅地位低贱，百姓会轻慢他，恐怕不会听从命令。”子谷说：“观丁父是鄀国的俘虏，武王却任用他做军帅，因此攻克州、蓼，使随、唐归服，大大开拓了群蛮之地。彭仲爽是申国的俘虏，文王却任用他做令尹，实际控制申、息，使秦、蔡来朝，疆界拓展到汝水。只要看是否适合任用，哪里有地位低贱的问题？”子高说：“天命不谄媚。令尹对陈国有怨恨，如果上天要灭亡陈国，一定会让令尹的儿子参与其中。君主何不舍弃这件事？我担心右领和左史只有两个俘虏的低贱身份，却没有他们任职时的美德。”如果不学习子贱，不听从阳昼的教导，不求取鲂鱼而只求取阳鱎，不听从子高，也不顺从天意，不求取美好的德行而只求取地位低贱的人，就不能恢复中原，却只在小处求取束之高阁的人。比如晋康帝不能长驱北伐，却只是拘泥于六丁六甲之类的卑陋术数；又比如宋钦宗，这样怎么能在天下有所作为呢？《易》说：“乌云密布却不下雨，从我西郊而来；公侯用箭射取那藏在穴中的东西。” 上六爻说：“没有相遇，却超过界限；飞鸟被网罗捕获，凶，这叫作灾眚。”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天下只有一个道理。不与道理相遇，径直越过它，就是超越自己的分限；天下人都是人，不与人相遇，径直越过他，就是抗拒自己的君主。这难道是天地和人所能容许的吗？为什么？不安守自己的分限，是覆灭坠落的道路；不恭敬自己的君主，是应受刑戮的人。齐庄公攻打卫国，将要攻打晋国，崔杼劝谏，他不听。陈文子见崔杼说：“将要怎样对待君主呢？”崔杼说：“我把意见告诉君主，君主不听。作为盟主，却以别人的灾难为利，群臣如果急于攻打君主，君子又有什么可做的？你姑且停止吧。”陈文子退下后告诉他人：“崔子恐怕要死了吧？他说君主做得太过，又越过君主的分限去行事，不能得到善终。以义理指责君主，尚且还应当自我抑制，何况凭借恶行呢？君臣的名分，如同天地的等级；君主尚且不可超越，崔杼却以恶行超越他的君主，这是存有无君之心而以恶行行动。能够得到死亡已经是幸运，难道还会因为棠姜而得到别的结果吗？”唉！这真是万世臣下的警戒。老子说：“代替掌管杀戮的人去杀戮，叫作代替高明的木匠砍削；代替高明的木匠砍削，很少有不伤到手的。”超越职位的祸害，竟然达到这种地步吗？

译所以说：抢在君主之前行善的人，是侵夺君主的赏赐、夺取君主实际权力的人；抢在君主之前行恶的人，是侵夺君主的刑罚、夺取君主威权的人。《易》说：“没有相遇，却超过界限；飞鸟被网罗捕获，凶，这叫作灾眚。” ▯ 既济卦说：“通达，小事利于守正；开始吉祥，最终混乱。”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太阳刚刚升起时，光明渐渐增强；太阳已经到了正中，离光辉极盛也没有多久了。河水刚刚到来时，奔腾澎湃，气势兴盛；河水已经充满时，水流反而涓涓细小。为什么？正在兴起、还没有衰败的事物，力量会增加而日益强盛；已经盛大而达到极点的事物，形势安定而趋于停止，这是事理。以自然变化和人事来验证，没有不是这样。因此，平定乱世的功业既已完成，就不会再有可以增加的地方；成就并实行平治天下的政治既已安定，也不会再有超出安定本身的东西。德教丰盛流布、政治宽裕盛大，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还能再前进多少呢？君子在这种时候，可以慎重地把持盈满之道。要牢记太阳正中的警戒，守住欹器的教训，以忧劳勤勉、永不停息来维持它，以永远守正、始终不移来执持它，不懈怠，不荒废。像益劝诫禹那样，不看见隐患就不预先谋划；像禹训诫后代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像汤警惕自己的内心那样，能够自我抑制并敬畏；像文王终身坚持那样，就差不多不会跌倒了。否则，开始时虽然兴盛，最终必然衰败；起初虽然治理得好，末后必然混乱。这固然是天道，也是人事。唉！这就是圣人重视至诚不息之道的原因，也是君子能够具有自强不息功业的原因。天德完备，王道就能长久。霸主不能知道这个道理，光彩倏然出现，又骤然收敛断绝，就像闪电突然发生，又像水泡突然消灭。所以论者说，葵丘之盟是齐桓公霸业盛衰的关键。葵丘会盟以前，好比月亮从初一逐渐到十五；葵丘会盟以后，则从满月逐渐转为晦暗。自从幽地会盟，诸侯协同，献捷报、治军备，保存邢国、击退狄人；又在召陵会盟，使楚国服从而中原安定；在首止与洮地会盟，使王室安定。到了葵丘会盟，齐桓公的霸业达到极盛。假如齐桓公懂得保持盈盛的道理，坚持厉行不息的正道，王道难道不是近乎可以实现了吗？可惜他器量狭小而气度偏窄，不知不觉间志意骄纵满溢，没有盛大的警戒之德，反而怀有震耀自矜的鄙陋心态。因此，在阳谷防守时，放纵于宠爱享乐；营建杞城的功劳，比不上营建邢城；救徐国的军队，迟于救许国；讨伐黄国而不加体恤，谋划讨伐鄫国也没有成功，于是霸业衰落了。这样岂能免于四子之乱呢？唉！这种盈虚消长，是天运的自然规律；而保持盈盛、守住成业，则有赖圣人的修养和保障。否则，像秦国灭掉六国而最终自身陷入混乱，隋朝攻取灭亡的陈国而最终自身灭亡，成就事业并使天下得以安定，又有什么值得贵重的呢？《易》说：既济卦亨通，小事利于守正，开始吉祥，最后混乱。初九：拖住车轮，沾湿尾巴，没有灾咎。为什么呢？叶子说：保持清净、安宁、专一，坚守而不失守，这是周勃懂得顺应时势、休养生息、平易安静的原因；霍光懂得把握时务的关键，也在于此。王道已经平治，若再稍稍向前推进，车轴就会因油脂过重而折断；大河已经渡过，若再重新涉水，身体就会被水淹没。这难道是百事兴盛之后，便不再谨慎修明德行、招纳贤才；天地平治、功业完成之后，只承袭夸张铺陈文德的说法吗？《易》说：拖住车轮，沾湿尾巴，没有灾咎。六二：妇人防护车帷，不要追赶，七日后会得到。为什么呢？叶子说：“美玉在我手中，如果没有识货的高价，那也只能怀抱宝玉而已。没有腿脚却自己到来，难道不是很难吗？我想要推行义理，但义理不能实行，就会成为迷失于邦国的人。主动显露自己而求得援手，难道不是鄙陋吗？”所以，按照礼制，妇人出入时一定要用车帷遮蔽面容。父亲的妻子经过道路，宋国的太宰华督看见了她，说：“美丽而艳丽。”于是杀死孔父嘉并夺取他的妻子。这个妇人没有车帷便出行，是不按礼制行事；守贞的妇人不会这样做。君子要出仕进身，也必须通过正当的途径。陈代、万章所说的那些办法，就是没有通过正当途径。不经正道而前往，和孔父嘉的妻子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君子宁可终身沉没而已。虽然如此，道义在我自身，并没有长久废弃的道理；时势的困厄，也必然有转通的机会。有莘之野，并不是伊尹殉身的地方；草庐之中，也不是诸葛孔明埋葬的区域。君子又何必惶惶不安呢？《易》说：“妇人防护车帷，不要追赶，七日后会得到。” 九三：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攻克它；小人不可任用。为什么呢？叶子说：古代圣贤处在天下政治昌盛的时代，固然应当建立威武之事来安定天下百姓；但也从未不考虑使民众困惫的忧患，以此谨慎行动。他们固然曾经振奋而发扬威势，以振作天下的气势；但也从未不保持持重畏惧之心，以防止用人不当。周公告诫成王说：“要能够整治你的军队，向天下进发，登临并继承禹所走过的道路。”召公告诫康王说：“张大整顿六军，不要败坏我们高祖留下的微小天命。”这也都是奋然行动、震然振作的意思。然而，他们必定又说：“一切都要以谋划为先”，并且从容修养德行；又说：“从今以后，后世君王建立政事，最重要的是能够任用平常而有德行的人。”可见古代圣贤哪里会轻率妄动，只凭刚强勇武行事呢？因为事情不能轻易发动，所以说：尚未治理好时，不要急于求治；已经治理好时，也不要反复求治，否则就会倾覆。战争不可轻率发动，所以说：一次战争的军队，会耗尽十年积蓄；一次交战的费用，会耗尽几代人的功力。何况高宗是嘉靖殷邦的君主，鬼方只是魑魅魍魉般的小国；讨伐鬼方，本应有摧枯拉朽之势，然而仍然应该把容易的事当作困难来做，把可以迅速完成的事当作长久之事来做，把强盛的力量当作会疲惫来戒备，更何况不如高宗的人呢？更何况那些逞威逞武、因不服从而发怒、贪图土地、荒废安宁、扰乱百姓，使大小都怨恨，反而违背高宗作为的人呢？既然如此，就不能不厚重周室的福祚而面对天下，不能轻易发泄赫然的怒气；也不能不害怕政事废弛、忧虑逐渐衰退，不能轻易制定变动的谋略。唉！处在太平时代、极盛时期的人，难道还不应该谨慎吗？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兵器铠甲已经十分充足了，我想对诸侯用兵，可以吗？”管仲说：“还不可以。国内的治理还没有完备，对外的准备也没有完成。”于是让鲍叔牙任大谏，王子城父任将军，弦子任理官，宁戚任田官；隰朋出使齐国，孙夙居于楚国，商居于宋国，季劳居于鲁国，徐开居于卫国，区尚居于燕国，审友居于晋国。又选八千名将士侍奉齐桓公，给他们配备车马、衣裘，增加并充足他们的粮食财币，让他们出行周游四方，号召搜求天下贤士；又装饰珍玩，使人出行周游四方，到诸侯那里贩卖，以观察各国上下所看重喜爱的东西，选择那些沉溺混乱的国家先行征讨。唉！霸主尚且如此不轻举妄动，何况圣人的道术呢？所以说：先爱护四境之内的人，才可以厌弃境外不善之人；先安定卿大夫之家，才可以拯救危难的敌国；先赐给小国土地，才可以诛讨大国的不道。由此看来，天下的事情果真可以轻易去做吗？

译凭唐宪宗的明断，以及将相的忠诚贤能，竭尽天下兵力去讨伐三州，四年以后才攻克，困难竟到了这种程度！可见用兵确实不可苟且。 所以说：天子如果没有看见伯益赞助禹的言辞，公卿如果没有听到魏相劝谏汉宣帝的事，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虽然如此，在君子与小人的取舍之间，尤其不可不谨慎。得到君子，就是无穷的福分；误用小人，就会酿成无边的祸患。从前景进等人请求诛杀原蜀主王衍的宗族党羽，唐庄宗派宦官带着诏令前去诛杀，诏令写道：“王衍一行一并杀戮。”诏令已经盖印署名，张居翰重新审视后，走到殿柱旁把“行”字擦去，改成“家”字，因此获免的有一千多人。李屿的仆人葛延寓告发李屿谋反，李屿自认有罪，说与兄弟和家僮二十人谋划作乱；案卷已经上报，苏逢吉把“二十”改成了“五十”。汉隐帝命令刘铢诛杀郭威、王峻的家属，刘铢极其残酷，连婴儿和幼童也没有放过；又命李洪建诛杀王殷的家属，李洪建只是派人看守并供给饮食。他们一个仁慈、一个不仁，竟然相差如此之大！用兵之际，这些事情哪里说得尽呢？哪里说得尽呢？《易》说：“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攻克它；小人不可任用。” 六四：衣服上有破絮，终日戒备。为什么呢？叶子说：拥有天下国家尊贵地位的人，预先准备，事情就有平时的安排；心怀戒惧，内心就不会疏忽。《尚书》说：“每件事情都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忧患。”《诗经》说：“内心忧虑危险，好像登上虎尾，好像踩踏春天的薄冰。”这说的就是准备和戒备。楚国的子重从陈国出发讨伐莒国，包围渠丘。渠丘城墙破败，众人溃逃到莒城。楚军包围莒城，莒城也很破败，莒人溃散。楚军于是进入郓地。君子说：倚仗城墙破败而不加修备，是最大的罪过；预先防备意外，是最大的善行。莒国倚仗城墙破败，却不修治城郭，十天之内楚国就攻克了它的三座都城，正是因为没有防备。诗说：“即使有丝麻，也不要丢弃菅草和蒯草；即使有姬姓、姜姓的贵族女子，也不要丢弃憔悴困苦的人。凡是各位君子，没有不替代匮乏的。”这说明防备不能停止。吴国讨伐郯国，郯国于是投降。季文子说：中原不能振作军队，蛮夷进来攻伐，却没有人加以救恤，这是没有人哀悯天下。诗说：“不怜悯上天，祸乱就没有安定”，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上面没有怜悯之心，谁不会遭受祸乱呢？我们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君子说：能够像这样知道恐惧，就不会灭亡。唉，这就是陶侃收集竹头木屑、杜预安居时不忘危险的道理啊。灾害已经到来才去准备，祸患已经发生才去防范，不是善于治理的道理。所以说：病后才祈祷，是上天已经厌弃他的德行了；荒年以后才积蓄，是土地已经收藏了它的功用；动乱以后才抵御，是百姓已经遭受祸殃了。事情要在事先准备；不预先准备，事情就会失败。思考祸患并预先防范，比事后有所准备更可贵。又说：韩愈说，善于治病的医生不看人的肥瘦，只察看他的脉象是否有病；善于谋划天下的人，不观察天下表面的安危，只察看纲纪是治理还是混乱。说得好啊！君子还认为这样仍然不够。脉象虽然没有病，仍要防止身体过于肥胖；若倚仗肥胖，只在消瘦之后才医治，或许会留下后来的艰难，来不及救治。《素问》说：圣人不治疗已经发生的病，而治疗尚未发生的病；不治理已经发生的乱，而治理尚未发生的乱。岐伯陈述这种道理，善于治病的人没有比它更优先的了。纲纪虽然尚未混乱，仍要防范安定状态可能发生的变化；若自恃安定，只到危险出现后才治理，或许会留下后悔，来不及追补。《周书》说：遵循从前的大道，在尚未混乱时使天下得到治理，在尚未危险时保全邦国。周公阐明这种道理，古代善于谋划天下的人没有比这更高明的了。所以说：要忧虑自己所能倚仗的事物，要畏惧自己所能自矜的状态，善于治病和善于谋划天下的人都应当如此。虽然这样，雇车运载的人，只是在车轴将要折断时，才救一车的负重、尽一头牛的力量。有人还在车轴上加装车辕，把它当作修造的方法，却不知道车辕和车轴已经过于急促紧迫，最终会使车轴折断。楚王佩戴玉玦去追兔子，是因为奔跑而使玉玦破裂。于是便装饰两枚玉玦，预先用来警戒；两枚玉玦相互碰撞而破裂，这样才算真正治好了病。由此可见，君子以审察事物的细微征兆为贵。《易》说：衣服上有破絮，终日戒备。九五：“东边邻国杀牛祭祀，不如西边邻国举行简约的禴祭，却实际承受了福祐。”为什么呢？叶子说：“商朝的国运已经十分衰微，周朝的势力一天天强盛；周朝的天命正在更新，而商朝的德行却不能与之竞争。虽然说是人的作为，实际上也是上天的命令。天命没有常定，总是归向有德的政治。时机啊，时机啊，机会几乎不能同时并存。所以，虽然不敢说祭祀毫无益处，但也只能说：我正竭力向鬼神尽孝，然而上帝并不洁净接受，天心也不享用，那也不过是把祭品吐弃罢了。西边邻国有光明的德行，用来进献芬芳的祭品，难道不能安然获得上天的享受吗？这就是商朝灭亡、周朝兴起的原因，是天命，也是时势的变化。圣人又能参与多少呢？”《易》说：“东边邻国杀牛祭祀，不如西边邻国举行简约的禴祭，却实际承受了福祐。” 上六：沾湿头部，有危险。为什么呢？叶子说：治理的终点，往往就是混乱的开始。靠德行保持治理，没有德行就会荒废；荒废到了极点，混乱就会兴起。靠才能平定混乱，没有才能就会死亡。古今的小人，处在太平日子里，茫然不知道保持盈盛的道理，反而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例如蔡京所说的“太平为娱”，以及蔡攸的做法。等到祸患兴起而无法支撑时，才能不足以排除困难；动乱发生而无法解除时，见识不足以谋求安定。于是大家一同陷入溺境，国家灭亡，自身也被杀。陈朝老评论何执中说：他只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普通人，本来没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天下败坏到这种地步，就像一个人的脏腑已经深受邪气侵害，哪里是平庸的医生所能救治的呢？这就如同让蛟龙背负大山，只能看出它不能胜任。唉！小人开始时迷误自身，最终迷误君主；开始时祸害国家，最终祸害自己，就是这样。《易》说：沾湿头部，有危险。[此处原文为“▯”，字形或内容无法辨识。]

译未济卦亨通，小狐狸将要渡过河却沾湿了尾巴，没有什么利益。为什么呢？叶子说：有了动乱必然会有治理，这是上天运行的规律；使天下达到治理并且能够善始善终，则是人的功劳。上天厌弃祸乱，已经开启重新治理的机会，而人却没有长远的考虑，不能完成治理的功业，这不是辜负上天吗？孙权、周瑜在赤壁取胜，本来可以消灭贼臣、兴复汉业，却不能截断老瞒曹操的归路，于是形成了鼎足而立的局面。刘裕战胜关中，本来可以安抚遗民、平定中原，却姑且留下一个弱子来守卫，最终导致很快失败。晋武帝的懈怠产生于平定吴国之后；隋文帝的骄傲产生于灭亡陈国之后；唐宪宗的奢侈产生于淮西、蔡州刚刚平定之时。这些都是用忧劳十年取得的功业，却在一次战事之后毁坏丧失；刚刚成功就如此，所以说是不善于守成。大舜在四夷来朝称王之后仍然兢兢业业，成汤在十次征伐而无敌之后仍然警惕戒惧。九夷八蛮都已通行道路，而对细小行为的谨慎仍和从前一样；六服的诸侯都承受德化，而放纵欲望却没有产生，仍如当初一样。先王处置成功之业，就是如此，难道他们会忘记防备吗？所以荀氏的书说：金属熔化流动，离开火就会变硬；水受到激荡而上升，停止激荡就会下降。怎样才能使它得到治理呢？回答说：不撤去它的火，它就会一直流动而受到激荡；如果不停下激荡，它就会一直上升。所以，大冶铸造的炉火，可以使金属不再变硬；涌动水流的机关，可以使水不再下降。善于主持教化的人如果能这样做，就可以终身保持治理。《易》说：未济卦亨通，小狐狸将要渡过河却沾湿了尾巴，没有什么利益。初六：沾湿尾巴，有困难。为什么呢？叶子说：天下有些事情不能强求一定得到，关键在于时机；有时机却不能自行治理自己，是鄙陋。过去禹的时代，用五音来听取政事，悬挂钟、鼓、磬、铎，设置鼗，以等待四方之士，并号令说：“教导我以道的，击鼓；教导我以义的，击钟；用事情来启发我的，摇铎；告诉我忧患的，击磬；有诉讼案件的，摇鼗。”在这个时候，禹吃一顿饭要多次起身，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以便勤劳地接待天下百姓。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通达善道、效忠国家，那就是才能不足。所以司马子长说：“如果不能向上使君主采纳忠言、效尽诚信，不能以奇谋和才力的声誉自我结交明主；其次，不能弥补遗缺、招纳贤能、显用隐居的贤士；对外不能充实行伍、攻城野战，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对下不能积累日久的劳绩，取得尊贵官职和优厚俸禄，以使宗族朋友得到光荣和宠幸。这四件事一件都没有做到，却只求苟且迎合、取得容纳，既无所长也无所短的功效，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易》说：沾湿尾巴，有困难。九二：拖住车轮，守正则吉。为什么呢？叶子说：“星辰遇到帝王，有时也会停留迟缓；树木遇到梓树，也会拱手趋向。人难道还不奉行上天之道，反而不如万物吗？何况在艰难的时代，刚柔相遇之际，更应如此。要尽到恭敬顺从的道理，保持谦逊抑制的心态，收敛自己的势力而不张扬，放缓进取而不逼迫。像霍光拥立汉昭帝那样，极其恭敬；诸葛亮辅佐刘禅那样，极其恪谨；慕容恪辅佐慕容暐那样，极其守正；郭子仪、李晟侍奉唐德宗，随着君主的任使而不敢违逆。这样才可以安定臣下之道的常理，处在卑下的地位，自己止于本分而不过分。否则，难道不会成为王敦进据石头城、桓温进入建康那样吗？所以，兴兵讨伐叛乱，以及救灾解难、分担祸患，也都是臣下应当做的事。然而《春秋》记载霸国的大夫讨伐沈国、诸侯的大夫救援郑国，都深加贬斥。为什么呢？发动军队去讨伐别人，使别人畏惧服从，这叫作威；率领众人去救援别人，使其免于灾难，这叫作福。威与福，是君主掌握的利害。诸侯擅自掌握它们，就会危害天下；大夫擅自掌握它们，就会危害本国。圣人从细微征兆看出显著后果，所以对这两次行动深加贬斥，用来表明臣下应守的正道罢了。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所以，想要前进并渡过难关的人，贵在有才能；没有才能却不能前进，就是鄙陋。有才能而能够前进的人，贵在安守本分；违犯本分而不能安守，就会招致凶祸。《易》说：拖住车轮，守正则吉。六三：尚未渡过，出征有凶险，利于涉越大河。为什么呢？叶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提出事情而能够胜任，面对天下的困难而能够排除使之平定，这靠的是才能。如果不幸才能不足，事情难道不会一天比一天琐碎纷乱，困难难道不会一天比一天艰难吗？没有谋划就行动，行动只会更加困窘；没有等待条件成熟就出发，行动只会更加失败，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只有振奋志向、激励气概，才能一定先振作自身的懦弱，再磨砺百事的衰败。冒险犯难，宁可顺从国家的急务，而不顾自身的危险，这是壮士的志向，也是气势坚定的表现。志向可以统率气概，人可以胜过天命，这不也是事理和形势中万分之一的机会吗？君子只求探寻存在于自身的道理，除此之外又还能有什么打算呢？所以关羽、张飞辅佐玄德，张昭、陆逊辅佐少主，虽然受制于才能并困厄于时势，君子也只能赞美他们的志向，而为他们命运的穷困感到悲伤罢了。《易》说：尚未渡过，出征有凶险，利于涉越大河。九四：守正则吉，悔恨消失。震动起来讨伐鬼方，三年后得到大国的奖赏。为什么呢？叶子说：即使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资质，仍然以善于反身自省、修正自己的功夫为贵。若求反身修养的功夫却不能得到，就只能借助因循沿袭的习惯。《传》说：诚，是上天的道；使自己达到诚，是人的道。天生真诚的人，不勉强就能合乎中道，不思索就能有所获得，从容自然而合乎中道，是圣人。努力使自己真诚的人，是选择善道并牢固坚持它的人。要广泛学习，仔细询问，谨慎思考，明确辨别，笃实实行。有不能学的，学了还不能会，就不停止；有不能问的，问了还不明白，就不停止；有不能思考的，思考了还得不到，就不停止；有不能辨别的，辨别了还不清楚，就不停止；有不能实行的，实行了还不笃实，就不停止。别人用一分力量就能做到的，我用一百分力量去做；别人用十分力量才能做到的，我用一千分力量去做。果真能够这样做，即使愚笨也一定会变得明白，即使柔弱也一定会变得刚强。唉！反身修养的功夫，果真不是容易做到的啊！所以，讨伐国家并不容易，讨伐魑魅魍魉般的国家尤其不容易。马援征讨交趾，诸葛亮平定南夷，都极尽苦心，耗尽勤劳力量，经过很久才使其服从，哪里是容易的事呢？既然如此，克制自己而恢复礼制，不是懈怠迟缓所能达到的；以主敬之心行忠恕之道，也不是怯懦柔弱的人所能胜任的。把敌人的功业当作自己的敌人，把讨伐他人的气势转来讨伐自身，希望这样才稍有痊愈的可能。中原的盗寇容易驱除，自己一人的私欲却难以战胜，应该以此为戒！所以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急切勤勉，孔仲尼也惶惶不安，这种努力已经很久了。《易》说：守正则吉，悔恨消失。震动起来讨伐鬼方，三年后得到大国的奖赏。

译六五：守正则吉，没有悔恨；君子的光明，有诚信则吉。为什么呢？叶子说：“文王已经是圣人，却仍然得到四位友臣的许多帮助；卫武公已经贤明，却仍然从卿以下直到师长、士大夫都加以警戒。自己已有聪明的德行，又亲近贤士大夫来补益自己，难道会有不能成就德行、造就美善品性的事吗，最终不是可以达到至诚吗？”古语说：“具备上天的德行，便可以谈论王道。”《礼记》说：“至诚没有止息；不止息就能长久；长久就能显现；显现就能悠久深远；悠久深远就能广博厚重；广博厚重就能高大光明。”《传》说：“美德蕴藏于内心，就会畅达于四肢，发显于事业。”这就是天德王道的盛大境界。若不是尧的恭敬明察、文理思虑，安详从容、诚信恭敬、能够谦让，使光辉遍及四方，上达下及；若不是舜的重华与帝尧相协；若不是禹的文德声名布施于四海，就不足以谈论这种境界。《易》说：守正则吉，没有悔恨；君子的光明，有诚信则吉。上九：有诚信地饮酒，没有灾咎；沾湿头部，有诚信却失掉了正道。为什么呢？叶子说：上面有具备天德王道的君主，下面有文武兼备、明达有章法的臣子；内有礼乐文章的治理，外有安抚招来、使人感动而和睦的风气。治理已经完成，教化达到极致，君子处在这种时候，还要做什么呢？开始时忧虑勤劳，最后才安逸享乐。兄弟相聚就设宴，并陈列《棠棣》；朋友相聚就设宴，并歌咏《伐木》；群臣嘉宾相聚就设宴，并演奏《彤弓》《湛露》。在朝廷之上调和情感，在手足、腹心之间畅达志意。这就是帝王共同享有太平盛盛的原因吗？虽然如此，陈列《棠棣》不能忘记戒惧，歌咏《伐木》不能忘记讽刺，演奏《彤弓》《湛露》不能忘记劝勉，这才可以。如果不懂得大义，只知道沉溺于安逸享乐，不成为陈后主那样沉湎亲狎，就会成为唐玄宗那样淫逸放纵。千日积累的恩泽，可能因一日的享乐，最终酿成亡国丧身的祸患。难道还知道权衡本来已经确定的道理吗？这难道是臣下用来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方式吗？君子施行义理，不应当有这样悖谬的行为。君子也应当知道如何谨慎对待它吗？《易》说：有诚信地饮酒，没有灾咎；沾湿头部，有诚信却失掉了正道。《叶八白易传》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