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八白易传卷十五　　　　明　叶山　撰

译九三：屡次卑巽，令人羞吝。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恭敬节俭不能只靠声音、笑容和面貌来表现。若把声音、笑容和面貌当作恭敬节俭，就会有时做作，有时停止。这就是王濬勉强自己承受折辱，却最终不能没有偏狭之心的原因。大概只有蔺相如对待廉颇、周瑜对待程普那样才可以吧？即便如此，哲宗任命司马光为宰相，下诏详定差役法。苏轼对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弊。”司马光说：“你的看法怎样？”苏轼说：“法令相互承接，事情就容易办成；循序渐进，百姓就不会惊扰。”司马光不以为然。苏轼又在政事堂陈述，司马光愤然。苏轼说：“过去韩魏公在陕西刺取义勇，我任谏官时极力争辩，韩公不高兴，我也不顾惜。过去我听说您详细讲过这件事，难道今日做了宰相，反而不允许我把话说尽吗？”司马光向他道歉。当时司马光准备完全改变熙丰年间的法令，范纯仁说：“差役法应当详细讨论而缓慢推行，否则会更加成为百姓的祸患。”司马光坚持得更加急切。范纯仁说：“这样是使人不能把话全部说出来罢了。若想迎合您来求得您的容纳和喜悦，何如像年轻人迎合王安石那样去求取富贵呢？”司马光深深向他道谢。唉！以君实司马光这样的贤能，尚且免不了今天向苏轼道谢，明天向范纯仁道谢，何况其他人呢？” 这就是君子能够克制自己的可贵之处。《易》说：屡次卑巽，令人羞吝。六四：悔恨消除。田猎获得三种猎物。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天下的事情，已经不能凭微弱的才能和单独的力量去做了，何况又遇到他人的刚暴呢？《诗》说：“长长地叹息啊，遇到的人不善啊。”这就是君子多有感慨叹息、甚至抽泣的原因。即便如此，君子处世，不担忧自己的力量少而弱，只担忧自己持身不够恭敬；不担忧对方的势力强暴，只担忧自己与人交接时没有礼貌。如果确实做到恭敬而不犯过失，与人交往恭敬而有礼，那么四海之内都如兄弟，往哪里去会不顺利呢？对内能够得到亲近，对外能够得到朋友信任，对上能够得到君主任用，对下能够得到百姓拥护。古人有这样实行的，大概就是丙吉宽厚而不自夸，张安世谨慎而周密吧？他们成就有声望的事业，保全盛大的名位，难道只说是侥幸吗？这样看来，郑国因为谨慎守礼而处在强暴之间却能保存，蔡国因为在夷狄旁边宣扬淫乱而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易》说：“悔恨消除，田猎获得三种猎物。” 九五：守正则吉，悔恨消除，没有什么不利。开始时没有成效，最终却有结果；在庚日前三日、庚日后三日行事，吉祥。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传》说：通达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以神妙的教化改变他们，使百姓适应它。”管子说：“圣人明白治理和动乱的道理，熟悉人事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他治理人民，以有利于人民为限。所以他的治理不羡慕古代，不拘泥于当今，随着时势改变，随着风俗教化。”由此可知，圣人以德行治理百姓，固然未曾不守天下的常道；但按照时势施行治理，也未曾不通达天下的变化。只有在穷尽时变革，在变革中又不失常道，才是守正。守正就能因变而通，通达而长久，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太初、太始的状态，不可以长久安定；敦厚艮止、慎重对待结局，才是长久治理的办法，这大概就是圣人的道吧？即便如此，百姓不能同他们筹划事情的开始，却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普通人安于旧有习俗，学者又沉溺于所听闻的旧说，所以开始时非常困难，到了最后反而容易。圣人知道开始困难而结局容易，因此有神妙教化的办法。在变化之前反复告诫，必须使变革恰当，让天下明白地知道利害的根源；在变化之后加以揆度，必须使它适合百姓，让天下安然习惯其中便利的好处；这样开始时即使有人责怪、有人怨恨，到了最后也会不知不觉地接受。杨诚斋说：“盘庚迁都，先用上篇之书告谕，后来又用中篇、下篇之书告谕；成王教化商民，先用《召诏》《洛诏》，后来用《多士》《多方》，就是这样。”最终百姓安定，风俗确定，圣人运用权宜，大概就是如此。秦朝的政令、王莽的作为就不必说了。宋神宗不能审察丁宁、揆度的意义，最终成为国家丧乱的根本，能不谨慎吗？《易》说：“守正则吉，悔恨消除，没有什么不利。开始时没有成效，最终却有结果；在庚日前三日、庚日后三日行事，吉祥。” 上九爻说：“巽入床下，防备其资斧，守正则凶。”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孔子说：‘鄙陋的人侍奉君主，如果害怕失去职位，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宋人所著《五代郭崇韬传》后面说：“古代的大臣，富贵已经到了极点，眼前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于是退下来为自身打算。一旦产生害怕失去富贵地位的心，便会出现耸肩屈身的姿态；顾虑越重，吮舐逢迎的丑态就越明显。这就叫做不再知道世间还有羞耻之事，也叫做不能用礼义来防止自己的羞耻和节制欲望。这样又凭什么保全自身、树立节操呢？然而这样做的人，认为这足以保住已有的一切，却不知道越是过分恭敬，谋划就越疏漏；越是卑屈，计谋就越拙劣，只顾防守自己的地位，最终仍免不了倾覆自身、败坏家业。难道这就是所谓以极端恭敬来保住职位吗？”李斯听从赵高废立的邪谋，阿附秦二世的狂悖行为，最后杀死李斯的，正是赵高和秦二世。郭崇韬劝庄宗立刘后以巩固自己，最后杀死郭崇韬的却是刘氏。唉，这难道不是万世臣下的鉴戒吗？为什么呢？礼虽然表现为自我谦卑而尊重别人，但胡乱取悦别人，也正是自取其辱。从前晋国赵武去世，郑伯急忙赶到晋国吊丧，到了雍地，却又返回去了。晋国少姜去世，鲁昭公急忙到晋国吊丧，到了黄河边，晋侯派人推辞说：“她不是正妻，请君不要辱临。”最终郑国日益衰弱，昭公客死他乡；难道还不能看出，谄媚和诡诈不足以保全自身吗？用谄媚取悦别人，求得免祸尚且未必能够做到，那么依礼自处的人，即使如同踏虎，老虎也不咬他，这是完全可以明白的。因此，卫青受到的尊宠在群臣中无人能比，公卿以下都卑屈地奉承他，只有汲黯与他行平等之礼。有人劝汲黯说：“大将军地位尊贵，不能不拜见。”汲黯说：“大将军有作揖而不下拜的客人，反而不尊贵吗？”大将军听说后，更加认为汲黯贤能，多次请他来询问朝廷和国家的重大疑难，遇到汲黯时比平日更加礼敬。魏国进司马昭为晋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一同前往拜访。荀顗对王祥说：“相王地位尊贵，何侯和朝廷都已经尽了敬意，今天应当带头拜见，没有什么疑问。”王祥说：“王公之间只相差一个品阶，哪里有天子的三公可以随便向别人下拜的道理？”进去以后，荀顗下拜，只有王祥长揖不拜。司马昭说：“今天我才知道，君王看重我的情意是多么深。”这样看来，礼行得正确，人的行为也正确，正是保全人的方法；

译礼本身正确，但人的行为不合适，就不是实行礼的正确方式。因此，同样是谋划，智者谋划就是明智，愚者谋划就是怯懦；同样是行礼，君子这样做就是恭敬，小人这样做就是羞惭；同样是节俭，君子这样做就是节制，小人这样做就是欺诈。为什么呢？因为时势和义理不同，存心也各不相同。所以子囊和囊瓦都筑城守郢，谁不是在保卫国家社稷呢？但一个被君子认为忠诚，另一个却被沈尹戌认为卑劣。陈万年教导自己的儿子，娄师德教导自己的弟弟，谁不是对人恭敬呢？但一个被后世认为是谄媚，另一个却被君子认为是厚道。公孙弘和宣秉都盖布被，谁不是有意表现俭朴呢？但一个被汲黯认为是欺诈，另一个却被光武帝认为是节俭。难道不是在应当施行的地方施行才是正确的，不该做却偏要做，就显得极其鄙陋吗？《易》说：“巽入床下，丧失资斧，守正则凶。” 【原文仅见符号“▯”，无法确定其文字含义。】兑卦亨通，利于守正。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尚书》说：“不要违背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不违背百姓来满足欲望，就是百姓所想要的便给予他们，百姓所厌恶的便不要施加给他们。百姓归附仁德，就像水向下流、野兽奔向旷野一样。这样使他们欢欣、彼此交往，情形会是多么美好啊！然而《尚书》又说：“不要违背正道来博取百姓的赞誉。”因此，生杀予夺，一概出于至仁而没有私心；刑罚和赏赐、威严和恩惠，都以天理为根本而没有偏差。这就是圣人效法上天而施行的治理吧？所以说，秋霜肃杀，树木并不怨恨落叶；春风滋养万物，草木也不感谢自己繁茂。用德义涵养百姓，他们不知道这是恩惠；用法律防范百姓，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刑罚。这就是所谓王者的百姓，安乐而淳厚。三王五帝的治理，大概就是这样。沛公刚进入关中，召集各县父老，对他们说：“父老们苦于秦朝严苛的法令已经很久了，诽谤朝廷的要灭族，私下议论的要在市上处死。我将要在关中称王，只同父老约定三条法令，其余秦朝法律全部废除。我此次来，只是为父老除害，并不是要侵犯、残暴你们，不要害怕。”于是百姓只担心沛公不做秦王。更始帝任命刘秀代理大司马职务，持符节向北渡过黄河，镇抚安慰各州郡。刘秀到河北后，所经过的郡县都考察官吏，按才能升降，公平地遣散囚徒，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官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官吏和百姓都很喜悦，争相带着牛和酒来迎接慰劳。唐高祖攻克长安，约定十二条法令，全部废除隋朝的苛禁。唐太宗击破河西，擒获高德儒，数说他是奸佞之人并将其斩杀，除此之外没有杀一人，秋毫无犯，各处都加以安抚，使百姓恢复旧业。远近听说后都非常高兴，差不多懂得了使百姓喜悦的道理，万物也没有不喜悦而归附他的。至于其余的暴君污吏，不知道怎样使百姓喜悦，却偏偏喜欢百姓所厌恶的，厌恶百姓所喜欢的，违逆人的本性，灾祸就免不了降临自身。更严重的，是不按正道使人喜悦，如宋国鲍氏以不正当手段取悦国人，季氏世代修饰自己的勤劳，田氏私家按出借时的数量、国库按收入的数量来放贷；这不仅是败坏取悦人的正道，也是国家的贼、百姓的诱饵，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我认为冯道录用刘审交一事值得称许。后汉汝州防御使刘审交去世，官吏百姓到朝廷上书，说刘审交施行仁政，请求把他葬在汝州，使他们能够奉祀他的坟墓，朝廷答应了。州人为他建立祠堂，按时祭祀。冯道说：“我曾经做过刘君的僚佐，观察他的施政，并没有超过别人之处，也不是他能减免租税、除去徭役，只是他以公正防止私心、以慈爱之心施政罢了。”这些事情都是众人能够做到的，只是众人不做，唯独刘君做了，所以汝州人如此爱戴他。假使天下各地的二千石官员都仿效他所做的事情，还担心得到百姓的拥护不能像刘君那样吗？《易》说：“兑卦亨通，利于守正。” 初九爻说：“以和平相处，吉祥。”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天下的味道有五种，交错调和起来，滋味便无穷无尽；天下的颜色有五种，交错调和起来，色彩便无穷无尽；天下的声音有五种，交错调和起来，声音便无穷无尽。所谓交错，就是调和。因此，应当以常道统摄变化，以变化补充常道。常道与变化相互经纬，天下的事情大概就有救治的希望了吧？所以，上面喜悦和谐，朝廷中便没有离间之言；但难道不会有同床异梦的忧虑吗？下面内心和谐，民间便没有私下的怨言；但难道不会有混同流俗的鄙陋吗？因此，上下彼此喜悦，君子应当知道该怎样审察。应当在天下大同、无所私我的时候，保持特立独行而不依附的操守；在朝廷群臣赞同、拜伏、进言和反对交错的议政场合，保持发自内心、独立判断的见解。假如满朝都赞同拜贺，伯益仍进献警戒的谋略；假如全天下都崇尚节义，申屠蟠仍表现出见机而作的智慧。这就是不把取悦当作取悦，而是用正道来成就和谐。和谐的极致，正是在同中保有不同。不是刚正方直、光明正大的君子，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晏子说：“和就像调和羹汤，同就像把水混在一起。”由此可以知道君子所说的喜悦。《易》说：“以和平相处，吉祥。” 九二爻说：“以诚信取得喜悦，吉祥，悔恨消失。”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守正而耿介、与世俗隔绝的人，大多表现为乖僻孤独；妩媚柔和的人，往往缺少诚信的资质。因此，使人与人喜悦固然是人的最高德行，而诚信又是保持这种喜悦的关键道路。诚斋说：刁协用谄媚取悦近伯仁，因此不能承担仲智的责备；萧诚以柔软美好的姿态取悦张九龄，最终受到李泌的责难。君子使人喜悦，难道可以没有诚信吗？用愉快的脸色和温和的容貌使父母喜悦，用忠信诚实、笃厚真挚使朋友喜悦，用精诚恳切、体察怜悯使君主喜悦，用平易正直、慈爱宽厚使百姓喜悦，这才无愧于使人喜悦。三代以后，只有程明道大概可以谈得上这一点吧？《易》说：“以诚信取得喜悦，吉祥，悔恨消失。” 六三爻说：“前来求取喜悦，凶。”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君子容易侍奉，却难以取悦；不用正道取悦他，他就不会喜悦。小人难以侍奉，却容易取悦；不用正道取悦他，耸肩屈身、强作媚笑来讨好，尚未得到认同便急于开口求容，谁知道君子并不会因此喜悦呢？怎么能得到君子的欢心？齐王丰厚地送女儿出嫁，屠牛吐却不接受。郑詹从齐国逃来，君子便说：“奸佞之人来了！奸佞之人来了！”王钦若替寇凖捋胡须，寇凖说：“哪里有枢密使替别人捋胡须的道理？”二张的官位在宋璟之上，张易之平日害怕宋璟，想取悦他的心意，便空出座位向他作揖，宋璟却不向他行礼。所以说：“耸肩屈身、强作谄笑，比夏日田间劳动的劳苦还令人厌恶。”又说：“尚未得到认同便开口说话，看他的脸色羞惭红润，这不是仲由所能理解的。”唉！小人以为装出讨好取悦的样子就可以求得君子欢心，然而君子是不能被这样求取的，又能怎么办呢？《易》说：“前来求取喜悦，凶。”

译九四爻说：“反复斟酌取悦之道，尚未安宁；隔绝弊病，就有喜庆。”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大臣侍奉君主，是为了求得君主喜悦。但喜悦有两种方向，不能不加以辨别。把安定社稷作为喜悦，是喜悦在外；把端正君主之心作为喜悦，是喜悦在内。二者有根本与枝末、先后次序的区别，难道可以不斟酌谨慎地选择吗？有这种斟酌谨慎的忧虑，就自然没有安居享乐的心了。那么怎样才可以呢？隔绝各种弊病，不让它们处在膏之下、肓之上，用来端正君主的心。君主一旦端正，国家就安定了吗？这是最大的喜悦、最极致的喜庆。可是疾病为什么会产生？《传》说：君子一天之中有四时，早晨听理政事，白天访察询问，傍晚修明法令，夜晚安养自身，不要让任何事情有所壅塞、闭结、积滞，以至于暴露自身的问题。如今心志不清明而使各种政务昏乱，岂不是只偏重其中一项就会产生疾病吗？什么叫疾病？《传》说：君主的疾病有十二种：痿、蹶、逆、胀、满、支、膈、盲、烦、喘、痹、风。怎样治疗它们？《传》说：减少事务、减轻刑罚，痿病就不会发生；不让小人饥寒，蹶病就不会发生；不让货财向上流入，逆病就不会发生；不让仓库积存腐败，胀病就不会发生；不让府库过于充实，满病就不会发生；不让群臣怨恨叹息，支病就不会发生；不让下面的实情不能向上通达，膈病就不会发生；上层官员体恤下民，盲病就不会发生；法令得到奉行，烦病就不会发生；不让下民怨恨，喘病就不会发生；不让贤能之人隐伏不出，痹病就不会发生；不让百姓歌咏、讥刺、诽谤，风病就不会发生。重臣和群臣下属，是君主的心腹和肢体。心腹肢体没有疾病，君主就安宁，国家就安定，社稷就没有倾覆的忧患。这是最大的喜悦、最极致的喜庆。前辈说：人养生时，吃肥美甘甜的食物，穿轻软温暖的衣服，这些是厨师和缝纫染织之人所供给的。等到疾病、疮疡发生，就必定要依赖医生。医生给人喝苦口的药，用灼热皮肤的艾灸，施加刺入身体的针，又用割伤身体的刀来治疗，这当然不如肥甘食物适口、轻暖衣服舒身。然而没有这些，就无法治病、保全生命。古代治理天下，设置司农官，掌管教化的职官，外有守令，内有公卿，用来辅佐君主、教养百姓，这些就像厨师和缝纫之人一样。但如果辅佐君主有时违背正道，教养百姓有时错乱原则，就必须有人纠正他们的过失、匡正他们的错误，然后才能归于治理。这就是法家和直言敢谏之士不可缺少的原因。古代有人推开姬氏的座位，有人牵拉皇帝的衣襟，有人用头撞击车轮，有人用额头叩击宫门前的台阶，有人进入内阁争辩，有人叩击门环呼喊，有人上十八道奏疏，有人进献十九篇章，有人陈说维持纲纪的五件事，有人陈说利害十六件事，使天子因此改变容色，使群臣因此侧目，这就像医生使用药物、艾灸、针和刀一样。难道他们不知道顺从君主、迎合君意才是美好，和同一致才是安宁吗？如果不这样做，疾病就不会消除；疾病不消除，君王之心就不得安宁，其中便存在大患。假如医生不用药，只是协助厨师和缝纫之人供给衣食，哪里还称得上医生呢？所以说：“膏肓纯白，没有二竖藏入，这叫心安；宫室内清静，没有宠妾和奸孽滋生，这叫政平。”膏肓靠近心脏而处在险要之处，针不能到达，药不能奏效，也无法从外部攻治，二竖藏在那里，这就是重病。因此，无论治身还是治国，都只害怕这种情形。不是伊尹对太甲、周公对成王，哪里足以谈到这个道理？《易》说：“反复斟酌取悦之道，尚未安宁；隔绝弊病，就有喜庆。” 九五爻说：“以诚信面对剥落，有危险。”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宠信奸邪，是切身的灾祸；相信奸佞，是刺心的疾病。赵孝王时，有个门客拜见赵王说：“世上有一种所谓桑雍的人，王知道吗？”赵王说：“没有听说过。”门客说：“所谓桑雍，就是身边受宠幸的人以及被宠爱的优童。这些人都能趁大王醉昏之时向大王求取欲望之物。他们如果能在宫内取得所求，大臣就会在宫外被迫枉法。”所以，太阳和月亮的光辉虽然显现在外面，祸害却可能藏在内部。应当谨慎防备自己所憎恶的人，祸患却往往在自己所宠爱的人那里。真德秀说：“常人的情性，对于憎恶的人，往往谨慎防备；对于喜爱的人，却忽略而不加戒备。却不知道祸乱的萌芽，往往正是从所忽略的地方开始。”齐桓公能够使强国服从，楚国最终使齐国发生混乱的，是三个小人，而不是楚国。秦始皇能够击退强大的胡人，最终灭亡秦国的，却是中府令赵高，而不是胡人。蟾蜍吞食月亮，古人有这样的说法，但月食起初并不是由蟾蜍造成的。说这件事的人只是借此警醒君王之心，使他知道身边亲近的人依托于君王，也能给君王带来祸患，就像蟾蜍依托于月亮却能吞食月亮一样。程晏设计应答齐国寇乱时，也说：“您没有听说鼷鼠的牙齿吗？它吃人和各种生物，虽然把它们咬尽了，却感觉不到疼痛，俗称甘口鼠。”鲁国有一头牛，听说它的角被吃掉了，请允许我用这件事来作讽谏。牛躺着咀嚼时，若有蚊虫搔扰它的皮毛，它一定知道，并鼓动耳朵、摇动尾巴把蚊虫驱赶开；等到鼷鼠啃食它时，它却不知道疼痛。鼷鼠的一颗牙齿，难道不比蚊虫千百只更厉害吗？只是因为它的口中甘美，即使贯穿心脏、穿透骨头也不知道疼痛，更何况只是啃食它的角呢？因此，世间有一种毒石，吃下去就会使人的气血枯竭，敷在身上就会使肌肤溃烂腐败。世间也有小人，内在蛀蚀、破坏人的心术，外在损害、丧失人的德业，使人无论到哪里都被熔化、销蚀。因此君子只怕远离他们还来不及。《诗经》说：“把那些进谗言的人抓来，扔给豺狼虎豹；豺狼虎豹也不吃他们；扔到北方寒地，北方寒地也不接受他们；把他们扔给上天。”怎么能相信这种小人呢？国家离灭亡已经不远了。夏桀相信妹喜、斯观，却不知道关龙逢已经因惑乱他的心志而扰乱他的行为。商纣相信妲己、飞廉，却不知道防子、微子启已经因惑乱他的心志而扰乱他的行为。因此群臣离弃忠诚而侍奉私欲，百姓怨恨诽谤而不被采用，贤良之士退居隐遁。这就是丧失九州牧守之地、使宗庙之国空虚的原因。

译楚国是大国。假使无极用计陷害伍胜，囊瓦凭货财行事，那么吴国就能够在长岸与楚交战，在鸡父击败楚军；到了柏举之战，楚国国都被破，君主逃亡，几乎灭亡。子南被他的君主杀死，郤伯被他的母亲驱逐，都是由于这种小人。秦二世想要满足耳目所喜爱的东西，使心志所喜欢的享乐达到极点。赵高说：“陛下严酷施法、刻薄用刑，全部除去先帝的旧臣，重新设置陛下亲信的人，那么您就可以高枕无忧、放纵心志了。”不到一年，秦国便被宣告灭亡。古人拜相时人人都高兴，明主却说：“人情比梦卜更可靠。”晋齐王司马攸的德望日益隆盛，荀勖、冯紞、杨珧却都厌恶他。冯紞对晋武帝说：“陛下诏令诸侯建国，应当从亲近者开始。齐王独自留在京师，可以吗？”荀勖说：“百官都归心于齐王，陛下试着下诏让他到封国去，满朝一定会认为不可，那么我的话就得到验证了。”武帝认为有理，于是任命司马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于是王浑、司马骏、李熹、羊琇、王济、甄德果断进谏，司马攸最终还是没有留在京师。唉，这与把人心的归向和背离作为依据的做法不同。利口之人颠覆国家，正是如此。后唐庄宗听信宦官的谗言，罢免李建及，失去了忠勇壮士的帮助；听信俳优的话，任用李存儒，失去了要害之地；因为宠爱役使之人而任用朱守殷，使南城陷落，丧失了数百万刍草粮食。几乎这样做却土地没有缩小、国家没有灭亡，只不过是因为恰逢后梁国运将尽、朱温恶行积累到极点的时候，所以很快就灭掉了后梁。假如后梁末主朱友贞温和恭敬、节俭约束自己，没有荒淫的过失，只是宠信赵张二人，让他们专擅威权恩福，疏远抛弃敬重李氏旧臣，不采纳他们的意见，以至于灭亡，那么这就是一定的道理，没有人能够逃避，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易》说：“以诚信面对剥落，有危险。” 上六爻说：“牵引取悦。”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小人牵引同类，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党羽。驩兜推荐共工，杨畏举荐蔡京，就是这样。他引荐君子，则是先用食物诱惑他，最终想吞食他的血肉。蔡京对司马光，韩侂胄对赵汝愚，就是这样。起初把他们当作掌中明珠，最后却把他们看成案上的肉，也就不怕降低身份，竭力求取了。然而君子对待小人，像躲避蛇蝎一样远离他们，同时又以宽恕相处，他们怎么能够进入君子的范围呢？弥子瑕通过子路请求孔子出仕，孔子说：“这是命。”王驩通过公行子向孟子进言，孟子却想依礼行事。可悲啊，这两个人的计谋只是狡猾，内心只是急切。《易》说：“牵引取悦。” 【原文仅见符号“▯”，无法确定其文字含义。】涣卦亨通，王到宗庙祭祀，利于渡过大河，利于守正。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离散之后必定重新聚合，是上天的时势；能够依靠正道处理聚合与离散，是人的事情。顺应天时已经具备，但人的谋划不好，即使想聚合也不能真正聚合，即使暂时聚合最终也会离散。因此，动乱从天时开始，不是凭我个人的力量所能扶持；祸患由人自身造成，不是都邑政令所能推测和控制。一定要先懂得施恩、告祭、报答，以明示神灵作为誓约；一定要认识到最重要的事务，卓然树立根本作为基础。管子说：顺应上天的常道，在于明察鬼神、恭敬山川。不明察鬼神，愚昧的百姓就不会醒悟；不敬奉山川，威令就不能传达。陆贽说：不能缓解眼前的忧患，反而可能造成意外的祸患。人是国家的根本，财货是人心所系。人心受到伤害，根本就受到伤害；根本受到伤害，枝干就会倾颓憔悴。又说：王者蓄养威严以彰明德行，偏废一方就会危险；处在尊位来驾驭卑下，若把持倒置就会悖乱。又说：锋镝在原野交战，决策却在九重宫中形成；机变和命令在片刻间改变，谋略却在千里之外决定。任用与舍弃彼此妨碍，善恶是非都导致凶险，上面有掣肘的讥刺，下面没有至死不退的意志。唉，这才算知道聚合与离散的道理了！汉高祖、唐太宗曾经因分羹和威胁父亲而产生愤怒，又哪里知道祖先和父亲应当受到尊敬？陈胜、项籍只逞强于昏暗浅陋的见识，又哪里知道当务之急是什么？大概只有周武王懂得吧！武王在周朝起兵征伐商朝，列举商朝的罪行，向皇天后土祷告。所经过的名山大川，随后都到周庙祭祀；经过侯甸邦卫之地，众人快步奔走，手执笾豆。这样做，是开启天下人的精神，时机没有比这更先的了。他改变商朝政事，政治沿用旧制；释放囚徒，修治坟墓；散发财物，开仓发粮；归还战马，放牧牛只；排列爵位，分封土地；设置官职，安排政事。这些措施，是树立天下根本，事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其次，宋主接受天命后，首先建立四座亲庙；追赠为守节而死的韩通；派使者到各州赈济借贷，大概也知道聚合与离散的方法了。《易》说：“涣卦亨通，王到宗庙祭祀，利于渡过大河，利于守正。” 初六爻说：“用来拯救的马强壮，吉祥。”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人凭自身渡过危难，马凭力量帮助人渡过危难。遇到危难却不救，便只能坐等死亡；要救危难却力量薄弱，难道不是连自己也来不及救而一起淹没吗？襄阳之战，刘备如果没有的卢马，就会淹死在檀溪；曹操遭遇张绣之难，如果没有绝影马，就会葬身淯河而成为鳖的食物。拯救危难的马可以不强壮吗？所以，不要忧虑时势艰难，而要忧虑没有救难的能力；不要忧虑没有救难的能力，而要忧虑没有合适的人；不要忧虑没有合适的人，而要忧虑没有明智的人；不要忧虑没有明智的人，而要忧虑不能顺势而行。能够识别人并敬重奉养他，就像从枯井中把人救出来一样。这样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渡过呢？汉高祖听从何平的建议，跟从没有见识的将领，跟从邓禹；秦王府的士人，跟从房玄龄。渡过乱世的功业，能有多么不同啊！又如司马师杀李丰，李丰的弟弟李翼任兖州刺史，司马师派使者逮捕他。李翼的妻子荀氏说：“趁诏书还没有到，逃奔吴国，为什么要坐等死亡呢？”她问身边的人：“能够和我们一同赴汤蹈火的是谁？”李翼想了想没有回答，妻子说：“您身在大州，却不知道可以和您同生共死的人，即使逃走也不能免祸。”于是李翼停止逃亡。然而这样看来，杀身成仁并不一定是不幸。《易》说：“用来拯救的马强壮，吉祥。” 九二爻说：“涣散之时，奔向自己的凭藉，悔恨消失。”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渡过危难，以人和为根本；躲避危难，以有利地势为依凭。依靠太王来躲避狄人，却没有岐周；襄子躲避智伯，却没有晋阳，岂不是几乎危险了吗？刘玄德逃奔小沛、新野时，势力弱小，不能振作；逃奔荆州时，昏暗无能，不能依靠；逃奔许昌时，处境险要，却不可凭恃；逃奔寿春时，地方狭小，不能据守。诸葛亮认为必须跨有荆州、益州，占据汉中，然后才足以形成三足鼎立。英雄的见识，本来就是如此。《易》说：“涣散之时，奔向自己的凭藉，悔恨消失。”

译六三爻说：“涣散自身，没有悔恨。”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看见天下大义的人，是不把自身私有化的人。如果有一个私己的我，那么自身之外便没有利益。凡是天下的利益都可以看作自身，又哪里还会把父子关系放在心上？又哪里还会把兄弟关系放在心上？更何况天下之人呢？从前晋文公娶赵衰的妻子，生下原同、屏括、楼婴。赵衰先前在狄国娶叔隗，生下赵盾。赵衰回到晋国后，赵姬请求迎接赵盾和他的母亲，子余劝赵姬说：“得宠之后忘记旧人，凭什么使人呢？一定要把他们迎回来。”赵姬坚持请求，赵衰答应了。赵盾来到后，赵姬认为他有才能，坚持请求晋文公。子公认为应当立赵盾为嫡子，并让赵姬所生的三个儿子居于其下。赵衰只把叔隗作为内子，却把她的地位放在赵姬之下。后来赵盾请求让赵括担任公族，说：“他是君姬氏所爱的儿子。如果防备君姬氏的儿子，那么我就是狄人之臣。”晋文公答应了。赵盾任旄车之族，使屏季凭借赵括原有的族属担任公族大夫。君姬氏认为赵盾贤能，坚持向晋文公请求立他为嫡子，只是因为爱子而又看重他的才能。子女不能与不把子女私有化相比，这是母亲的贤德。赵宣子让赵括成为君姬氏所爱的儿子，只任命他为公族大夫，仍让他属于旄车之族，这是以德报答母亲罢了。子女不敢专断，不把自身据为己有，这就是儿子的孝。母亲贤德，儿子孝顺，不正是舍弃私利而显明大义吗？杜太后想把人人同样孝顺作为对诸子的期望，用来匡正道义，结果反而悖乱；想把人人同样受宠作为对诸兄弟的期望，用来增光美誉，结果反而导致死亡。自己的身体当然可以珍爱，但别人的身体却不值得为之牺牲。可悲啊！然而，公而忘私，如范文正不顾自己在任与否；为国而忘家，如富郑公不问男女生死；侍奉君主而忘掉自身，如诸葛武侯不惜终身流汗，难道不是看见了天下的大义吗？从自身开始，就都应当不顾个人而去实行，更何况自身之外的事情呢？所以说：我的志向在于行道，如果把富贵放在心上，就会被富贵牵累；如果把妻子儿女放在心上，就会被妻子儿女夺去志向，道就不能施行了。《易》说：“涣散自身，没有悔恨。” 六四爻说：“涣散自己的党群，大为吉祥；涣散所聚成的丘垄，这不是平常人所能想到的。”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精纯洁白、一心一意侍奉君主，是臣子的职责；以宏大的气势鼓动万物，使它们与天同化，是大臣旋转乾坤的格局。从前《春秋》记载祭伯来朝却不说朝见，祭叔来聘却不说出使；尹氏、王子虎、刘卷来报告，却不记载他们的爵位品秩，都是为了端正臣子的义理，断绝私下交结的弊端，平息党禁的祸患，彰显统一权力的缘故。臣下侍奉君主，难道可以不涣散天下的党派吗？所以说：田氏六卿不服从，齐国、晋国就没有不灭亡的道理；三桓不以臣道侍奉鲁君，鲁国就没有可以治理的道理。因此，除去黄河以北的贼寇，使百姓安居；除去朝廷中的朋党，使君王之心安宁。这是臣道最大的光明，也是君子最急迫的事务。然而，涣散自己的一个党派容易，使天下涣散各自的党派困难；使天下党派涣散容易，使天下党派聚合而归于君主困难。吕大防是秦地人，刚直而没有党羽；范祖禹以司马光为老师，也没有建立党派，但洛党、蜀党本来就存在。韩愈前面不玷污李逢吉、王伾、王叔文，后来也不玷污牛僧孺、李宗闵，但伾文之党、牛李之党本来就存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李绛、裴度、欧阳修竭力排斥天下的党派，却未必能使天下各党都诚心诚意侍奉君主。在朝廷涣散君子之朋，使他们秉持忠心侍奉一人；在野外涣散小人之党，使他们精纯洁白地承受君主的美德。大概只有伊尹、周公能够做到吧？使万姓都说：“君王的话伟大啊！”又说：“君王之心纯一啊！”“我有三千臣下，只有一条心。”又说：“同具一种德行、同一条心，以此成就功业。”如果没有旋转乾坤的力量、经天纬地的功劳，哪里足以谈到这种境界？孔子也是这样。苏轼说：“孔子以寄居异国的臣子身份，却能够举出治世的礼制，用来约束亡国的臣子；使他们毁掉名都，拿出藏匿的铠甲，而三桓却不怀疑这是在危害他们。”这一定是有不说话却能使人信服、不发怒却有威严的力量。那位晏平仲也深深知道这一点，说：“田氏僭越，只有礼可以制止它。”晏婴能够知道却不能实行，这并不是晏婴不贤能。他那浩然之气，不能像孔子、孟子那样正直地培养而不受损害、充塞天地之间。唉，这难道是可以轻易说清的吗？《易》说：“涣散自己的党群，大为吉祥；涣散所聚成的丘垄，这不是平常人所能想到的。” 九五爻说：“涣散如汗发出大号令，涣散君王的居处，没有灾祸。”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救济天下的危难，有两条道路：不触动天下的机心，就不能统一天下人的志向；不体恤百姓的生计，就不能收拢天下人的心。唐德宗建中年间，德宗播迁流离，困窘已经非常严重。一旦采用柳伉、陆贽的建议，贬损自己、责备自己，以此感发天下君臣的机心，于是天下百姓顿时忘记以前的怨恨，痛心疾首，争先恐后地迎战敌人，不到一个月，就把德宗迎回旧都，祭祀唐朝配享上天，国家没有失去原有的一切。唐朝到了德宗时期，卑劣庸弱、削弱不振已经很久了。一旦采用崔祐甫、杨炎的建议，把淄青所进的钱赐给将士，从今以后把财赋归入左藏，使将士人人感念皇上的恩德而顾念一路百姓的生计。于是各道听说后，知道朝廷不看重货财，李正己才大为惭愧服从，天下都认为太平之治或许可以期待。唉！谁说救济危难没有方法呢？虽然触动了人心的机心，却不能以王者的诚信作为凭恃，如赵光奇回答唐德宗所说：“以前说两税之外完全没有其他徭役，后来征收索取的却几乎超过两税；又说和籴，实际上却是强行征取，百姓一文钱也没有得到，天下便没有可凭据的信用了。”

译所以管子说：“号令已经发布却又改换，礼义已经施行却又停止，尺度已经制定却又迁改，刑罚已经设置却又转移。这样一来，即使赏赐很重，百姓也不会受到劝勉；即使杀戮很多，百姓也不会感到畏惧。”所以说：“上面没有国家的根本，下面就会产生疑心；国家没有恒常的原则，百姓的力量必定耗尽。人心的机理又凭什么发动呢？”体恤百姓的生计，却不以王者的公正作为根本，如梁惠王告诉孟子说：“河内发生灾荒，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河东发生灾荒，也这样做。”这样做，百姓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傅子说：“有施及他人的小恩小惠，却没有救济世道的宏大功业；只顾掠取民间的虚利，却没有打开府库、发展财用的措施；吝惜有关官署的收支，却窥测远近人心的趋向和归附，那么只能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罢了。这样的生计凭什么得到安抚呢？”一定要像汉高祖进入关中后约法三章，全部除去秦朝法律；像唐高祖攻克长安后约法十二条，全部废除隋朝苛禁，使百姓安居如堵，并让后世长期遵守，成为一代长久的法制。一定要像武王攻克商朝后，散发鹿台的财物，打开钜桥的粮仓；像宋祖开国后，打开仓库赈济供应，亲自解下御用物品赐给别人，大大施行以诚信和仁惠存心的恩惠，这才是救济危难的方法吧？对此不可不仔细审察。《易》说：“涣散如汗发出大号令，涣散君王的居处，没有灾祸。” 上九爻说：“涣散其血，除去远方的危险而远离它，没有灾祸。”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而不能安定，是因为杀伤之祸还没有消除。“你的戈、你的盾”这样的称呼相互对立，至今还没有停止。四次征伐、五次征伐、六次征伐、七次征伐的事情仍然存在于四海，怎么能够使天下太平呢？百姓的生计之所以分崩离析、不能聚合，是因为君王之心还没有安宁。武王说：“我敬畏上帝，不敢不端正政事。”又说：“恭敬地承受上天的威严，早晚都心怀敬畏。”百姓正处在这样的忧患中，怎么能够安定呢？等到所前往之处的百姓，家家户户彼此庆贺，放下兵器而讲习礼艺，归还战马、放牧牛只，杀伤之祸消除，天下就安定了。君王之心于是安宁，武王垂衣拱手而治，忧惧消除，百姓的生计便安定了。这大概就是仲虺、伊尹辅佐汤王革除夏政之后，周公、太公辅佐武王建立周朝之时的情形吧？萧何、曹参辅佐高祖取得天下，放下兵器而讲习礼艺，与民休息，顺应形势与民众一同变革。房玄龄、杜如晦辅佐太宗平定天下，消除隋朝的乱政，功业可与汤、武相比，达到太平治理的美盛，大概接近成王、康王时期的太平气象。赵普辅佐宋祖治理天下，收回藩镇的权力，建立国家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计策，也可以算是其次的功业。然而，像段文昌、萧俛那样以销毁兵器作为太平，以忘记防备作为安宁，结果只是造成动乱罢了。《易》说：“涣散其血，除去远方的危险而远离它，没有灾祸。” 【原文仅见符号“▯”，无法确定其文字含义。】节卦亨通，苦于节制，不可以守正。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天下万物，就像水一样，如果不加以限制使其停下，必然奔流溃散、四处泛滥，到了不可救治的地步。因此，制度和品节的学说才兴起。限制百姓的财物，是为了防止过度浪费；限制百姓的欲望，是为了防止淫乱；限制百姓的行为，是为了防止放纵；限制百姓的心志，是为了防止奢侈。不浪费、不淫乱、不放纵、不奢侈，然后动乱才不会发生，天下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安宁。因此说，实现治理的方法，首先要排除四种祸患：第一是虚伪，第二是私心，第三是放纵，第四是奢侈。虚伪扰乱风俗，私心破坏法度，放纵越过规矩，奢侈败坏制度。这四种祸患不除，政事就无从施行。风俗混乱，道义就荒废，即使天地也不能保全其本性；法度破坏，世道就倾覆，即使君主也不能守住自己的尺度；越过规矩，礼制就灭亡，即使圣人也不能保全自己的道；制度败坏，欲望就会放肆，即使四方极远之地也不能满足它的需求。这就叫四患。四患排除，治理之道就合宜了。然而，过度就会滞涩，滞涩就会困穷。天下的弊病，最终会发展到困穷。所以说：管仲刻镂簋器、使用朱色冠带，屋柱雕刻山形、梁上绘藻纹，君子认为他过分奢侈；晏平仲祭祀先人时，猪肩肉小得盖不住祭器，洗过的衣服、洗过的帽子便上朝，君子认为他过分狭隘节俭。所以说：放纵百姓的情欲，叫作乱；断绝公正合理的情理，叫作荒。既然如此，怎样做才可以呢？用限制来防止奢侈，用中正来显示准则，用礼来整齐，用制度来统一。上下有分别，名位和器物有等级。地位高的人不能高亢奢侈，地位低的人不能固陋鄙陋，这才是最完善的状态。因此说：兴办农桑来养活百姓，审察喜好和厌恶来端正风俗，宣扬文教来彰显教化，建立武备来掌握威势，明确赏罚来统摄法令，这叫作五政。二帝三王在承袭、变革、减损、增益方面的做法，都是可以考察而知道的。推求其中的实际，大概就是禹没有什么可以被指责的地方吧？《易》说：“节卦亨通，苦于节制，不可以守正。” 初九爻说：“不走出门庭，没有灾祸。”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豹子不是不想改变，却因为时势而隐居南山；龙不是不想显现，却因为时势而潜藏北海。这难道是豹子和龙本来的志向吗？只是时势如此罢了。因此，君子处在世间，有时要深藏而不出，把门外当作与自己无关之地；安静潜伏而不行动，仿佛酣睡而不加理会。这不是杨氏那种只顾自己、不给天下利益的做法，而是谨慎守住自身，等待时机罢了。不然，颜回住在陋巷，曾子吃藜藿，原思居住在环堵之室，就会成为天下的蠹虫，难道是圣人一类的人吗？所以说：潜龙因不显现而成就德行，这是管宁用来规诫邴原的道理；保全自身以等待时机，这是杜袭用来告诫繁钦的道理。君子应当勉励自己。《易》说：“不走出门庭，没有灾祸。” 九二爻说：“不走出门庭，凶。”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禹和稷处在太平时代，三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难道是身体某一部分偏枯，竟要磨秃头顶、磨破脚跟来为天下谋利吗？时机已经到来却不行动，就是天下的蠹虫；事物的道路已经形成却不加以利用，就是迷恋私怀、残忍害人的人。圣贤不会这样做。因此，如果顺应器物而任用它，就连漆雕开也可以出仕；如果急于履行拯救天下的道义，诸葛亮就不应当隐居。假如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舍弃尧舜而追随巢父、许由，只知道长幼关系，却昏昧于君臣大义，这样可以吗？《易》说：“不走出门庭，凶。”

译六三爻说：“不节制，便会叹息；若能如此，便没有过错。”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自身想要节制，就要以勤劳来实行节制。《传》说：“百姓的生活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贫乏。”文王尚且勤劳，何况其他人呢？家庭想要节制，就要以俭朴来实行节制。古语说：“与其奢侈，宁可俭朴。”大禹尚且俭朴，何况他的臣下呢？不勤劳、不俭朴，反而把节制变成奢侈，那么人们会厌恶他的满溢，鬼神也会窥伺他的家室；国人会轻视他，家人也会处处责难他。这样还能安然自得吗？《诗》说：“我的心中忧愁，是自己招来的忧患。”又说：“只能抽泣哭泣，叹息又有什么用呢？”这正是赵婴、栾黡、伯有、公孙戌一类人的情形：直到被杀、被驱逐，不能容身于天地之间，到了白头还追悔往事，却不知道悔改。所以荀子说：现在人的生活，正是大量蓄养鸡、狗、猪、彘，又蓄养牛羊；可是吃东西时不敢有酒有肉。家中余下的刀布，已经装满囷窌，却穿不起丝帛衣服；节省下来，藏在筐箧里的财物，已经不少，却不敢出行乘车骑马。这是为什么呢？并不是不想要这些，而是大概不能作长远打算、顾念后果，恐怕以后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因此又节制费用、控制欲望，收敛并蓄藏财物以便接续生活。这样看来，能够长远打算、顾念后果，难道不是很美好的吗？至于那些苟且偷生、见识浅薄的人，连这一点也不知道。粮食用度过于奢侈，不顾及后果，很快就会陷入困顿穷乏。这就是他们不能免于受冻挨饿、成为沟中枯骨的原因。何况先王之道、仁义的纲领，以及《诗》《书》《礼》《乐》的规范呢？那本来就是天下最深远的谋虑，是为了天下百姓长远打算、顾念后果，以保全万世。它的流传长久，温厚深广，功效盛大而久远；不是熟悉修养、实行此道的君子，不能了解。所以管氏治理政事时，疲惫的男子不许结为朋党，疲惫的女子不许成家；士人三次被黜退，妻子便被驱逐到境外；女子三次被休弃，便嫁到舂谷。因此百姓都努力行善。士人，与其在乡中行善，不如在里中行善；与其在里中行善，不如在家中行善。所以士人没有谁敢只谈一朝的便利，都有终身的计划；没有谁敢只把一年作为议论的期限，都有终身的功业。唉！如果这样做，哪里还会有不节制呢？不这样的话，怎么会有何曾每天食用万钱，子劭还每天食用二万钱，孙绥以及他的弟弟机羡奢侈浪费尤其严重，最终因骄奢而使家族灭亡的事呢？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不过，王戎身居三公，却亲自拿着牙筹计算钱财，常常好像还不够；他的妻子每天让人背着粪便经过庭院。王戎的弟弟劝阻，嫂子却要鞭打他，这又违背人道了。《易》说：“不节制，便会叹息；若能如此，便没有过错。” 六四爻说：“安于节制，通达。”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君主有幽静、恭敬、俭朴的内心，臣下便用收敛、节制的道理来承接他；上面有接纳百姓、规范事物的命令，下面便以体察上意、敬慎恭顺的诚心来顺应。臣工不能享有自己的福分，天下不能蒙受他的恩赐，这种情形几乎没有。文王能够勤劳俭朴，周公便以极其忠诚的心来承继；汉文帝恭敬沉静、节制俭朴，周勃便以安定统一的政事来承接；唐代宗敦厚务本、储蓄财物，杨绾便以清正的德行来辅佐。百姓生活不能富足、民间财物不能丰盛，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否则，上面有美德，却不能顺承并成就它，那么做臣子的又有什么可贵之处呢？从前谢安想增修宫室，王彪之说：“中兴之初，就以东府作为宫殿，确实很简陋。苏峻作乱时，成帝只停留在兰台的公堂，连风雨都遮挡不住，因此才另建新宫。与汉魏相比算是俭朴，与过江以来相比却算奢侈了。如今敌寇正强，怎么可以大兴土木，劳苦扰乱百姓呢？”谢安说：“宫室破旧简陋，后世会说我们没有能力。”王彪之说：“凡是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应当保卫安定国家、整治兴盛政事，难道竟以修建宫室作为能力吗？”谢安不能驳倒他，所以直到王彪之在世时，始终没有营造宫室。大臣主持国政，却不能在上面承接俭朴的德行，反而想以土木工程建立功劳，即使说谢安贤明，也还应说他有这样的过错。不过，公孙布被的欺诈、扬雄瓦器的虚伪，仍免不了遭到恶宾的讥讽。天下后世的议论，难道会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安于安逸吗？君子应当审慎。《易》说：“安于节制，通达。” 六五爻说：“以甘美适中的方式实行节制，吉祥；前往会受到尊崇。”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荀子曾说：“成侯嗣公，是一个聚敛财物、计算利益的君主，还没有来得及取用百姓；子产，是取用百姓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治理政事；管仲，是治理政事的人，还没有来得及修明法理。”孔子说：“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他饮食菲薄，却把孝敬用于鬼神；衣服破旧，却把美盛用于黻冕；宫室低矮，却把全部力量用于疏通沟渠。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这就是他修明礼制的原因吧？礼制就是适中，适中就是正当，哪里会有过度或不及呢？所以说：“君子的道理，以自身为根本，以百姓为验证，考察三王而没有谬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质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因此，君子一行动，世世代代都成为天下的道路；一举止，世世代代都成为天下的法则；一发言，世世代代都成为天下的准则。距离他远的人有所期待，接近他的人也不厌恶他。唉！这大概就是作为大中至正的尺度、三极的道理，而成为天下万世共同遵循的原则吧？如果不是尧舜三代建立中道、确立准则，就不足以谈到这些。《易》说：“以甘美适中的方式实行节制，吉祥；前往会受到尊崇。” 上六爻说：“苦苦节制，守正则凶；悔恨可以消除。”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在方以内活动的人，他的道虽然守正，却不会困穷；在方以外活动的人，他的行为虽然坚强，却难以被世俗容纳。守正的人迟缓从容而甘美和谐；坚强的人急迫迅疾而苦涩紧张。”巢父听到许由的话，便洗耳；于陵仲子辞去三公之位，却替人灌溉园圃；成公赵不得生，刺杀宋成公，后来僵立在彭山之上；管宁坐在榻上，膝盖所着之处都磨穿了；范粲三十年不曾开口。这些都是世人不能以常情衡量、也不能忍受，并且被世人排斥嘲笑的行为。然而，对他们本人来说，别人觉得苦，他们自己却甘心；别人觉得困难，他们自己却视为容易。他们不怨恨、不愤怒，不改变志向，也不因困苦而屈服。虽然不能作为天下人的规范，却也足以约束自身。又怎么会不能得到自己内心的安宁呢？《易》说：“苦苦节制，守正则凶；悔恨可以消除。” 《叶八白易传》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