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八白易卷一

译六四：在血泊中等待，从洞穴中出来。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君子不能免于亲身处在水火之中的情形，这是遭遇事变造成的；但最终不被水淹没、不被火烧伤，是靠完备的德行来抵御。古语说：古代的真人，进入水中不会被沾湿，进入火中不会被烧灼。难道水火不能沾湿人、烧灼人吗？只是他们顺应水的规律而不轻慢，顺应火的性质而不玩弄。修养自身的人使德行完备而坚固，听任外物变化的人安定而沉静，水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甯俞处在成公无道之时，每天都有九死之险，最终却保全自身而成就君主，这是忠诚胜过灾难。娄师德、狄仁杰处在武曌淫乱之时，九死也不足以形容其危险，最终却成就大业，使周朝重新归为唐朝，这是以智慧来收摄形势。智者不轻举妄动，行忠道的人不胡乱作为，这不是顺应到了极点、安静到了极点吗？唉！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人，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易》说：“在血泊中等待，从洞穴中出来。” 九五：在酒食中等待，守正则吉利。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不去做事却期望成功，就像倒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这不是天下确定不变的道理。做事却急于见效，也像拔苗助长，难道是圣人顺应形势治理天下的方法吗？孔子说：“不要追求速成，不要只看小利。”董仲舒说：“端正道义而不谋求利益，彰明道而不计较功劳。”这是仁人的事业，也是纯粹王道的原则。因此险阻可以变平，困难可以化解；端正德行、利用财物、厚养民生，关键在于和谐。天下从此自然安定。需要做什么呢？用康乐来养育百姓，于是国家命运的根基宽厚而深密；用安定和平来使他们饱足，于是吉祥福气大大到来。让百姓浸润在安宁之中、休养生息，同天下人在无事中安闲度日，坐着就能收获王道成功的结果。还需要做什么呢？唉！不是唐尧、虞舜、三代的圣明君主，哪里足以谈论这个道理呢？秦始皇、唐太宗，是能够平定艰难的人才，却不是能够涵养福分的器度；汉元帝、唐文宗，是能够涵养福分的器度，却不是能够招致福分的资质。王道日益远去，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为什么呢？才能不能胜任，九功就不能次序分明；器度不厚重，九功就不能被歌咏。天下凭什么安定呢？所以像风行雷厉那样的行动，常常发生在事情之前；像龟息蛇藏那样的安静，常常发生在事情之后。武成之后周武王垂衣拱手，并不是贪图安逸；经历百战之后光武帝休养生息，也不是怠惰荒废，而是通晓王道的始终。虽然如此，如果没有经历忧劳、勤勉和早作谋划，却只想立即享受安逸；没有事情可做却只顾追求安闲，那么圣人的教训就会成为沉溺享乐、懈怠傲慢的借口，实际上并不是治理天下、成就功业的道路。从前唐穆宗刚过了公除服丧期限，就开始游猎，声色娱乐和赏赐毫无节制。他想在重阳节大宴群臣，拾遗李珏率领同僚极力劝谏。他常对拾遗丁公著说：“听说外面的人大多都实在快乐，这正是时令和顺、人民安定，足以使人欣慰。”丁公著回答说：“这不是什么好事，恐怕会逐渐使陛下忧劳。”穆宗说：“为什么？”丁公著回答：“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竞相举办宴饮，沉醉其中，昼夜不止，杂处歌伎女子，也不以此在左右近臣面前感到惭愧。这样下去，所有官职都会废弛，陛下难道能不忧劳吗？希望稍加禁止，这才是天下的福气。”唉！省察这件事以后，才可以排除所谓丰亨豫大的说法，断绝沉溺饮食宴乐的风气。否则，借圣经来放纵私欲，借王道来制造荒淫，弊病就会越来越严重。《易》说：“在酒食中等待，守正则吉利。” 上六：进入洞穴，有三位没有预先约请的客人到来，恭敬地对待他们，最终吉利。为什么这样说？叶子说：祸患有时起于才智不足，福气有时产生于事变的偶然，不要说天下绝不会有这种事情。从前郢地有人给燕国相国写信，夜里光线昏暗，便对拿蜡烛的人说：“举烛。”说话时误把“举烛”写进了信里，“举烛”本来不是信的意思。燕相收到信后却解释说：“举烛”，就是崇尚光明；崇尚光明，就是举荐贤能、任用贤能。燕相把这个意思报告给燕王，燕王大为高兴，国家因此得到治理。唐代钱镠率领镇兵讨伐贼寇。当时黄巢攻取浙东，到了临安，他的先锋部队经过险要之地时都只有单骑。钱镠率领精锐士卒埋伏在山谷中，发射弩箭射杀黄巢的将领，黄巢军队大乱；钱镠带领精兵冲击他们，斩首数百级，于是率兵赶往八百里——“八百里”是地名。他告诉路旁的老妇说：“后来如果有人问你，就告诉他说，临安的军队已经屯驻八百里了。”黄巢的军队到达后，听见老妇的话，不知道八百里是地名，便说：“先前十多个人尚且不能抵挡，何况八百里呢？”于是领兵经过那里。东坤氏说：郢人说“举烛”，本来只是让人拿烛火照亮黑夜，燕相却由此想到举荐贤能，这是干燥和湿润相互适应而产生的结果。路旁老妇说“八百里”，本来只是为了告诉别人军队驻扎的地方，贼军却把它当成大军屯驻之处，这是因风声鹤唳而惊慌的结果。将相谋划国家大事，而事情最终成功的凭借，竟然有时出于无情意、无意识的偶然因素。路旁的老妇，仿佛有鬼神在暗中帮助她；天下的事情，难道是人所能预先料定的吗？既然如此，那么等到“相继陷入溺水”，又怎么能得到善果呢？天下难道没有不期而遇、却能防备祸患的人吗？也许只是举手投足之间的便利机会罢了。因此，本来不是所期望的事情，突然遇到它时，即使形势看起来可怕，只要有求于人，就必须先谦下对待对方；也会有可以叩求帮助的机会。王导作奸的计谋已经穷尽，辅佐叛逆的形迹也已经暴露，于是呼喊周顗来救自己，最终保全了全家百口，这就是明显的验证。只是伯仁救助王导出于内心真诚，并不是为了王导的敬重，真是可悲啊！《易》说：“进入洞穴，有三位没有预先约请的客人到来，恭敬地对待他们，最终吉利。” 【原文仅见残缺符号，无法辨识。】讼卦说：有诚信但事情受阻，要保持警惕；居中守正则吉，争讼到底则凶；利于拜见大人，不利于跋涉大川。为什么呢？叶子说：双方都能相互谦让，那么百姓即使非常愚昧，也不会没有谦逊之心；双方都互相倾轧，那么百姓即使非常聪明，也不会没有争斗之心。争斗之心一旦兴起，奸巧之人便会诬陷朴拙之人，朴拙之人即使正直也无法伸张；欺诈之人便会欺骗正直之人，正直之人即使有理也会受到压抑。诚实却被怀疑，忠心却获罪，不正是这样吗？然而，诚实忠贞的人虽然因怀疑和罪责而受屈，却不是德行本身带来的拖累；忧惧之心反而能使人回到中和之道，实际保全我的东西很多。虞、芮两国通过文王裁决争端，文王却没有接受这场诉讼。田地争执者远望见王烈的里门便立即返回，这不也是君子的高尚风范吗？稍受委屈便一定要争胜，刚一出手便想排挤别人，最终自身毁灭、家族破败，这在古今都足以作为警戒，常常如此。可是，世间若有文王、王烈这样的人，那么自知理亏的人会惭愧而停止，怀抱正直的人会秉持义理而远道来归。所以说：如果舜、禹在上，讼狱案件都归他们裁决，就可以了。若上下其手，篡改事实，出入人罪，那么季子执政时父子还会在鲁国争讼，文公称霸时君臣还会在卫国争讼，又怎么能伸张天下受压抑者的冤屈呢？不过，百姓希望圣人来裁决争端，像咬合物件一样使双方契合，这是良民用来自我解脱的方式，圣人难道会拒绝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译冒犯大难而发动诉讼，把本来是正确的说成错误，这是奸民用来妨害众人的手段，圣人难道会容忍吗？大舜禁绝谗言，孔子诛除扰乱政事的人，都是这一类事情。争斗啊，争斗啊！君子使它得到平息便吉，小人使它加深便凶吗？《易》说：“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初六：所争之事不可长久坚持，虽有小的责难，最终吉祥。为什么呢？叶子说：“谦让应当顺势而止，不得已的暂时争执应当适可而止，不能延长。若所受损害很大，君子称之为不丧失名誉，称之为遵循时势而暂避晦暗；若损害很小却一定要争，岂不是要像蔡、息两国那样一同灭亡吗？”所以，有惭愧和愤懑却没有遂行争胜之心的人，是保全家族的主人；宁可别人辜负我，也不让自己辜负别人，是守护自身的关键；一出兵便只求消灭敌人的人，是应受刑戮的人。懂得这个道理的，大概是荀防、二三子以及季文子、延陵季子吧？《易》说：“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九二：不能胜讼，回去逃避；他的邑中三百户可以没有灾祸。为什么呢？叶子说：不能最终避免的，是横暴悖逆之事来临；不能做到完全不申辩，是人情的常态；不能凭自己伸张，是强弱形势所决定的。能够忍受逆境就安定，能够含蓄克制感情就能取胜，能够顺应形势就会昌盛。懂得这个道理的，大概是夫差对越国，以三千甲士退守防稽；楚成王对晋国，只是痛心低首，不出江、淮之间；郑伯袒露上身背负荆条；宋国华御先使自己处于弱势；以及子产恭敬地奉上玉帛吧？宋襄公刚刚摆脱因战事挑衅而击鼓的余波，正是反躬自责的日子，却反而不思考卧薪尝胆的计策，不肯退让以降低敌意，妄自制定轻率的谋略来挑起祸端，竟敢发动攻打郑国、报仇楚国的战争，受伤而死，并不是偶然的不幸。因此，息国攻打郑国而灭亡，郑国战胜蔡国而恐惧，蔡国大败楚国却因此灭亡，小国向大国寻仇而侥幸获胜，正是祸患的根源。不过，也要看义理和天命究竟如何。义理在于必须争，天命在于必死，君子也不过是争到底、死于此罢了，怎么能因为形势不敌便停止不做呢？死于天命，安于义理，君子还求什么呢？不懂这个道理却说：‘我处于卑微困约之地，我可以免除灾祸。’ 如果南渡的人君这样做，就是大不孝；南渡的人臣这样做，就是大不忠，还可以立身于天地之间吗？他们本来就自称臣属，自称讲和，又自称大金使者，甚至还自称奉诏谕告江南。地位卑下困约到了极点，而灾祸仍旧存在，那么这样做又有什么益处呢？君子不可不审慎。《易》说：‘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六三：享用旧有的德业，守正而行，虽有危险，最终吉祥；有时参与君王的事务，却不求成就。为什么呢？叶子说：‘喜欢斗争、乐于争竞，群起喧闹，是衰世趋向争斗的风气；逞勇好强、吝惜祸患、懵懂而不顾后果，是小人凭借强力之气的表现。既然如此，天下都险恶倾轧，我独自安守常道而不动；天下都放纵相互攻击，我独自守分而不争；天下都不惜万金财产来构陷敌人，我独自安于守护世业而不出户；天下各自交战以求自强，我独处于本分地位，不羡慕分外之事，这不正是卓然能够保身保家的根本吗？即使力量弱小，又有什么妨害呢？晋、楚争霸时，北燕远在朔漠，不参与其事，所以在多事之秋能够安闲无事；楚、汉争夺王位时，南越偏处一隅，不逞强显示能力，所以能够超然独存于芟夷之日。这就是验证。可是，闭门自守，不是施用于世的雄才；任人唾面而让唾沫自行干掉的资质，也不是折冲御侮的器具。君子虽然赞同其内心，却不能不惋惜他的才干。’《易》说：‘食旧徳，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九四：不能胜讼，返回而接受天命，改变做法，安于守正则吉。为什么呢？叶子说：‘突然想要争斗，是人心炽盛吗？突然止步回转，是道心在谨慎自止吗？率循道心，使人心听从命令，是君子不会非议的。’因此，仲虺赞美成汤，不称赞他没有过错，而称赞他能够改过；吉甫歌颂周宣王，不夸美他没有缺失，而夸美他能够弥补缺失。由此看来，安居易道、等待天命，改变冒险求幸的心念，这是自我反省的善行、改过的勇气，也是成就圣人的资质。何况用它来处理细小的争辩呢？顺从礼制而安处义理，端正事情而端正内心，自身安定，家族便可保全，行为成功而义理不亏，这是君子的高尚风范！赵盾收止诸侯八百乘的军队，子犯使晋军退后三十里，他们大概懂得这个道理吧？否则，就会像窦婴帮助灌夫、赵广汉胁迫魏相、公孙贺捕捉朱安世一样，只会招来祸患。《易》说：‘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九五：讼卦九五，大吉。为什么呢？叶子说：‘狱讼，是天下人的重大命运。主管官署审结案件后，要上报郡国；主管官署判决不当，郡国可以为之平反。郡国审定案件后，再上报廷尉；郡国判决不当，廷尉可以重新审理。廷尉认为平反恰当后，再报告天子；廷尉判决不当，天子可以决定使人活或死。天子的判断若不当，不也危险吗？实在危险啊！臣下执持君主的偏私而违逆公正，是上下其手；以私心行事而邪曲，是徇私。若只看官位、反复翻覆、内外关系、财货贿赂和来往请托，百姓就将无处安身了。难道不应当依靠德行和威严，敬畏而彰明德行，使刚柔分明、运动而显明，如雷电相合而彰显吗？’雍子不能靠卖狱牟利，王叔不能靠诬陷要挟，梗阳不能靠进献贿赂。这就是使没有实情的人不能把辞说尽，使人民心志深深畏惧的办法，也是穷乡下邑的福分；远方小人因其中的不幸而得到最大的幸运。所以说：讼狱之事，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却到舜那里去；不去舜的儿子那里，却到禹那里去。又说：‘皇帝清楚地询问下民，鳏寡者没有遮蔽。审理狱讼不能只止于威势，而应以使人富足为终极。敬畏谨慎，不让选择不当的言辞加身；只有能够合于天德，才是自己创立大命，配享于天下。’ 《易》说：‘讼，元吉。’ 上九：‘有人赐给他鞶带，但一天之内三次被剥夺。’为什么呢？叶子说：‘凭自己的德行获得的东西，拥有它便安稳；用悖逆手段取得的财物，离去也很迅速。既然如此，命服不是用来赐给奸邪之人的；奸邪之人靠奸邪得到它，不能长久。争讼也不是用来战胜别人的；靠争讼取胜，也不能长久。为什么呢？《诗》说：‘那个人不配穿这样的服饰。’既然不相称，难道还能说是用来彰明德行吗？’

译《传》说：‘服饰与身份不相称，是自身的灾祸。’ 既然不相称，难道还能说是合宜的吗？接受它没有正当途径，得到它也不合身份，既不相称又不合宜，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灾害一齐到来，即使有善行，也没有办法挽救了。君子说：杨恽告发霍氏，息夫躬告发东平王，起初都因此封侯，最终也因此被诛杀，这就是恶有恶报，天道本来如此，难道不可信吗？季文子借助强晋的势力，追究受嘲笑和侮辱的缘故，扫荡边境进入齐国，取得汶阳之田；没过多久韩穿来攻，就无法支撑了。汉武帝为四代以来的仇恨而发动战争，发泄数十年的怨愤，耗尽天下的力量和府库的财藏，远道追问匈奴的罪责，终于使幕南没有王庭。呼韩邪单于到边塞归附叩头，国家却空虚耗损，汉朝事业衰败，所得不能补偿所失，这又有什么益处呢？《易》说：‘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原文为卦象字符，缺少可译文字。】师卦说：守正用兵，依靠长者统帅则吉而无咎。为什么呢？圣人使天下获利的作用广大，所以制定三农而生长九谷，耒、耨、臼、杵等器具因此兴起；圣人防范天下的措施周密，所以用九伐安定邦国，弧、矢、干、戈等武备因此完备。《传》说：上天生出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谁能废除兵器？《司马法》说：教诲和鞭笞在家中不可废止，刑罚和杀戮在国家不可松弛，征伐和诛讨在天下不可停止。管子说：诛灭暴国必须用兵，禁止邪僻百姓必须用刑。兵器对外可以除暴，对内可以禁邪，是尊奉君主、安定国家的根本。用兵啊，用兵啊，它的由来很久远了。黄帝曾经与炎帝交战，颛顼曾经与共工争斗，所以黄帝在涿鹿之野作战，尧在丹水之滨作战，舜征伐有苗，启攻打有扈。从五帝以来就不能使战争停止，更何况衰乱之世呢？然而，兵器是用来禁止暴行、讨伐叛乱的。炎帝造成火灾，所以黄帝擒获他；共工造成水灾，所以颛顼诛杀他。用兵难道是圣人愿意做而不能停止的吗？因此，出兵若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会成功；指明对方是贼是敌，才可以使其服从。必须以宽厚讨伐暴虐，以仁义讨伐暴行，诛除无道之人；秦国讨伐逆贼，项羽大概接近这个标准吧？最高一等是顺应天意、顺从人心，次一等是攘除夷狄、尊奉君主。圣人兴兵时，即使如此，将领若不懂兵法，便等于把士卒交给敌人；君主若不选择将领，便等于把国家交给敌人。必须有像展翅扬威的尚父、元老方叔、廉颇、赵充国、李靖这样虽老而仍有少壮之力的人，也要有周瑜、谢安这样年少而具有老成谋略的人，大概才接近标准吧？上等将领能讲礼乐、敦厚诗书，次等将领能昭明杀敌之理、取得果敢坚毅，这才是明君任命将领的方式。所以说：三代的军队像应时而起的雨一样，有一丝名分不正而出师不当的吗？否则，拜谢赐命而出征的军队会被晋人嘲笑，派遣侏儒为使者会使鲁人忧惧。用兵啊，用兵啊，真是生民的灾祸！《易》说：‘师贞丈人吉无咎。’ 初六：出兵要依据军纪，军纪不好则凶。为什么呢？叶子说：兴兵必须正当，这是大君的职责；行军用兵必须合乎法度，这是将帅的责任。因此，用兵的原则，首先在于正当，其次在于法度。宋襄公不攻击尚未列成阵势的敌军，不擒获头发斑白的人，不使已受伤者再次受伤。晋国攻打郑国，楚共王救援郑国，姚句耳观察楚军，子驷询问他，他回答说：楚军行动迅速，经过险要却不整齐。楚平王组织水军攻打吴国，却不实行军政，毫无功绩便返回。这些都是正当性和法度一起丧失，不值得再说。汉昭烈帝因关羽、张飞之死而愤怒，发动伐吴之师，连营七百里，包围原野、低湿地和险阻之处来布置军队；曹丕讥笑他，最终他被陆逊击败，这也不是最好的用兵。荀子所以说：军队依循正道就能行动，不依循正道就会废败。楚人用鲛鱼皮、犀牛皮制成铠甲，坚硬如金石，厚重如巨铁；兵器锋利惨烈如蜂蝎，轻便锐利而迅疾，如旋风一般。然而楚军在沙地陷入困境，垂唐蔑战死，庄蹻起兵，楚国分裂为三、四部分，这难道是没有坚甲利兵吗？是因为统率它们没有合乎正道。既然如此，起坐、作息、进退都有节度，攻杀、击刺都有方法；不追逐牛马臣妾，有时退六步七步也不敢越过规定，有时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也不敢扰乱，这大概就是兵家的要略吧？三代以来，天天寻求战斗，鱼丽、鹅鹳等阵法以及各种谋略纷纷出现。管子、荀卿首先破坏古代制度，吴起、司马穰苴都在当代擅长用兵；至于开合、进退，参伍、错综，则以孙武《十三篇》最为高明。他推演兵法，精微变化而近于神圣，即使深知兵机的人也不能完全洞察；还有武侯的八阵。孙武、吴起的兵书，家家置备并诵读。武侯八阵，一处在防州永安宫，大概是武侯随先主伐吴、守卫江路时留下的行营布阵遗迹。从山上俯视下去有百余丈，处在江涛之中，都是聚集细石筑成，共八行六十四蕝，这是方阵之法。当地人说，水势盛大时它会淹没在深渊中，水落后仍旧如初。一处在新都弥牟镇；新都是成都近郊，是他经常讲习武事的地方，共一百二十八个，这是当头阵法。此地形如四面城门耸立，上面排列土垒，大约高三尺，耕田者有时把它铲平，过十多天又重新突起。在成都东南角，有个地方称为棊盘市，这是旧八阵营，共二百五十六个，是下营之法。棊盘市如今已没有遗迹，但赵清献为此编写记文说：武侯在八阵乡用土筑成隆起的基座，共一百三十处，大概左右各六十四，前面二处；每座基座下五六寸，都是江石。老人们相传，这些石头大概代表兵数。武侯曾在这里教授战阵出入的方法。旧记说四面开四门，设置六十四魁，以对应六十四卦；八八为行，周回四百七十二步。所谓六十四魁，其实只得到一半。王恭简公续记说：‘眉州贤良王当曾经论述八阵之法，把文字刻在庙下。他说：八阵之法，四奇四正，像棋子一样布列、像墙壁一样耸立，形体都是方的；奇正相生，如风旋转、日晕环绕，作用都是圆的。方有利于停止，形体呈方，形势就坚固严密，所以徐缓时如林木，静止时如山岳，难以窥测时如阴云，这正是它不可侵犯的原因。圆有利于行动，作用呈圆，形势就强健果决，所以行动如雷，迅疾如风，侵袭掠夺如火，这正是它不可抵御的原因。形体虽方，内部却有圆；作用虽圆，内部却有方。这正是它不可测度的原因。奇正相互循环，出入往复，如圆环没有开端；体用交替发挥，聚合离散、变化无穷，如神妙而无尽。圆形作为作用，如同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即使五旅之师，也像一个身体；如同百围大树，根株相连，各有根本统属，枝叶相连，各有条理。

译即使五师之军，也像同一根树木。因此，八阵之法说：纷纷纭纭，战斗混乱却不能使自己混乱；浑浑沌沌，形势圆融却不能被击败。圆阵的功用由来已久。圆阵用于分散敌军的形势、击败敌军，使敌心疑惑、视线混乱。形势分散，阵势就薄弱；兵力离散，士气就怯弱；内心疑惑，就容易退却；视线混乱，就容易受迷惑。圆阵的作用，是使将领与士卒相互杂处，使士卒依靠将领而强大，使弱者依靠强者而变强。将领和士卒相互依靠，按道理必然一起取胜；强者和弱者相互依靠，形势就不会偏向失败。突出争先，如鹰扬、兔脱，无法抵挡；合力竭尽愤怒，勇气整齐如一，无法遏制。士气越锐利，节制就越险峻，如惊涛急流、巨浪翻腾，不可渡过；如层层悬崖、深峻山谷，不可越过。让敌人遇到这样的阵势，就像虫子落入网中、鱼在笥中、老虎陷入陷阱。因此，它的将领可以被击退，士卒可以被杀死，但辎重却无法脱离。这就是八阵之法。营阵的法则，四奇四正，屯营也如此。战阵的法则，向左旋转、向右转动，训练也如此。训练有法，必须要求真诚。真诚就能长久，长久便合于天，合于天便神妙。所以前后相连、首尾相接，如同得自上天、出于诚信，没有人知道它为何如此却自然如此，这就进入神妙境界了。训练的方法，是筑土为坛，形状都为圆形，数目都为八。坛的高低要与人的身高相称，坛的宽窄要与阵势相称。奇阵向左旋转，正阵向右旋转。向左旋转，是在外部进攻；向右旋转，是在内部进攻；有时向左，有时向右，是为了便利其作用；有时攻击内部，有时攻击外部，是为了扰乱敌军的行列。训练的方法，在家中依照比、闾、族、党相互组织的礼仪，在军中依照伍、两、卒、旅的编制，使人彼此亲近，有无相通，患难相救，疾病相扶。由比以上的组织，都由文官主管，教导他们忠厚、正直诚信、孝友睦姻、礼义廉耻。由伍以上的组织，都由武官主管，教导他们出入变化、射御击刺、先登开路、破阵劫将。在家中记录他们的善恶，辨别贤愚；在军中记载勇怯，区别利钝。年终根据功劳和品行排列次序，予以升降，使他们刚强却不暴虐，勇敢而懂得义理。入内可以和他们共同安乐，出外可以和他们共同承担危险，所以可以同他们生死，却不能使他们犯不合义理的事情。这就是八阵之法。常山的蛇，安定时静止，静止时形直；触动它就行动，行动时便成为圆形。孙武的常山蛇阵，杜牧认为八阵的形势取自桓温的说法。传记说，武侯推演兵法，制作八阵图，是演绎孙武的兵法。八阵取法于八卦，是想包容并统摄八方荒远之地。旌、旄、旗、帜各自采用所属方位的颜色，是为了区别各自的部属。四维采用其相邻两方的颜色，只有西南独用土色；按照五行相生的数理，土本来就实在居于此处。八卦变化为六十四象，四阵分散为六十四队。又按八阵为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天取其覆盖，地取其承载，风云取其变化，龙虎取其动静，鸟蛇取其相互呼应。风从地上生起，虎随风而动；云在天上升腾，龙随云而行。鸟是行动的动物，必然飞翔于天；蛇是蛰伏的动物，必然盘踞于地，大概有同位相生的意义。过去窦宪曾经整治八阵来攻击匈奴，马隆也用八阵来攻打凉州，而世人唯独称道武侯，不只是因为他的法纪神妙、忠义深彻，也是因为天地鬼神共同护佑之故，难道只是偶然吗？不过，这只是固定成形的遗迹。只有善于做将领的人，才能学习它的法；善于观察法的人，才能懂得它的意；善于领会其意的人，才能通晓它的变化；善于观察变化的人，才能穷尽它的神妙。这样就可以使兵多攻击兵少，整治混乱，凭富足攻击贫困，以能胜不能。训练士卒、操练士兵，能够有风云般的行动而不受远近道路限制，有飞鸟般的举动而不涉险，有雷电震击般的战斗而独自行动、无敌于天下。可以聚集时组成队伍，分散时形成行列；延展开来如镆鎁的长刃，碰到它的就会被斩断；锐利时如镆鎁的锋刃，抵挡它的就会溃败。圆形驻守、方形停止，如同磐石，触碰它的就会摧毁。可以使将领战死而击鼓，御者战死而握住缰绳，百官死守职分，大夫死守行列。这样的法度可以不慎重吗？不过，这是一种固定的法度，另有应急的法度。招募之后，就要有纪律，如马燧训练所招募的精锐士卒；正在招募之初，就要有所差择，如马燧立标拣选试验。可是，这是一时的法度，另有平日履行的法度。曹刿劝告庄公说：‘大大小小的狱讼，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也一定按照实情处理，这属于尽心，可以凭此一战。’晋文公刚刚进入国境时教导百姓，两年后想任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义，还没有安定居处；于是出兵安定襄王，入内致力于使百姓获利，百姓就怀有求生之心了。’将要任用他们时，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诚信，还没有显示诚信的作用；于是攻打原国以表示诚信，百姓中交换财物的人不再追求过多，明确核实他们的言辞。’ 文公说：‘可以了。’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礼，还没有产生恭敬之心；于是举行大规模搜阅来显示礼制，制定执秩来端正官职，百姓听从而不疑惑，然后才能使用他们。’这又是军纪之上的军纪。所以士蒍说：‘礼乐、慈爱，是战争所积蓄的基础。’士防说：‘德、刑、政、事、典、礼，不能改变，便不可战胜。’申叔时说：‘德、刑、祥、义、礼、信，是战争的器具。’由此可知，古代行军用兵的道路是什么了。勇、谋、知、力、果，必然有先后次序吧？《易》说：‘师出以律，否臧凶。’

译九二：居于军队之中则吉，没有灾咎，君王三次赐命。为什么呢？叶子说：接受分掌阃外军事之任的人，德行少就会刚强而无礼，不能统治军队；军队不能治理，就不会得到宠信；权力不足，将帅地位卑贱，百姓轻慢，不能取得成功；功业不能成就，就会遭到杀戮。所以说：古代做将领的，必须讲习礼乐、敦厚诗书，必须兼有慈爱之心并储备战争器械，必须杀敌建功，以此作为礼制；必须明察天时，观察七纬的情势，合于五行的趋向，听察八风的动静，监测五云的征候；必须辨别地势，认识七舍的形状，区分九地的形势；必须磨炼人的谋略，具备五德的美善，掌握二柄的要领。因此君王将要授命时，要跪下推动车毂说：‘阃以内，由寡人控制；阃以外，由将军控制。’授命以后，天子的神色温厚，以表示关注他的辛劳；天子的言语亲切可亲，以表示与他亲近；天子的恩典优厚，以表达对他的深切关怀。歌唱《采薇》，续唱《采芑》，学习《出车》《杕杜》，以隆重其礼。所以说：下军将士为退却而死，中军将士要卖力再战。所以说：一种器具形成，狂妄之人就会畏惧，天下没有交战之心；两种器具形成，惊惧之人就会畏惧，天下没有守城之心；三种器具形成，强悍之人就会畏惧，天下没有聚党作乱之心。唉！这样还有什么不能攻克的，什么敌人不能战胜，什么功业不能成就呢？这就是孔明所以能被后主独自任用，子仪所以能受到代宗重用的原因，并非偶然。为什么呢？他们具备天地人的三才之道，合乎大中之宜；刚强勇猛，却不像李陵那样轻敌；有智谋，却不像吕蒙那样进行突然袭击；能够专断，却不像光弼那样骄纵放肆；长期用兵，却不像怀恩那样阻挠军队。这正是三军愿意听命、朝廷能够专门委托大事的原因。否则，缺少机智，便不能成就功业；倚仗勇略，便会震慑君主，他们凭什么能达到这种境地呢？《易》说：‘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六三：军队或许载着尸体回来，凶。为什么呢？叶子说：将领是三军的主宰，不能不慎重。所以古代做将领的有四种取胜之道：第一是贤将，以道义取胜；用道义战胜别人，别人很少能再用道义战胜他。第二是良将，以德行取胜；用德行战胜别人，别人很少能用德行与他抗衡。第三是才将，以谋略取胜；深谋可以战胜浅谋，近处的谋略可以使远处的谋略受挫。第四是猛将，以力量取胜；一人使十人溃败，十人使百人溃败，百人使千人溃败，千人使万人溃败。因此，文武兼备的吉甫使万邦奉为法则；元老方叔使自己的谋略强盛，这是上等。行动忽然如鬼神精灵，迅疾如风雷，突击如熊罴，压迫如山陵，这是次等。否则，才能腐朽而带着乳臭，内心狡诈而贪婪如狼，傲慢凶狠而无礼，这就是挥动螳螂之怒去抵挡车轮，不知道自己志向浅薄，也不知道自己不能胜任，祸败哪里说得尽呢？邾、莒攻打鄫国，臧纥前往救援，最终在狐骀战败。国人作歌讽刺说：‘臧氏的狐裘，使我们在狐骀战败；我们的君主年幼，竟任用了侏儒。侏儒啊侏儒，使我们败给邾国。’子玉整治军队，整整一天才完成，鞭打七人，割掉三人的耳朵。国中的元老都来祝贺。蒍贾说：‘子玉刚强而无礼，不能治理百姓；兵力超过三百乘，他就不能进入。假如进去了还来祝贺，哪里还有后果可言呢？’最终他在城濮战败而死。唉！将领哪里是容易谈论的事呢？《易》说：‘师或舆尸凶。’ 六四：军队退驻于左方，没有灾咎。为什么呢？叶子说：‘能够勇猛强大，也能够怯弱；把弱小转化为强大，也能战胜强者；以弱待时、积蓄力量，就能保存自己。巴蜀的君王不与楚国争斗，绕角之战不与楚国争竞，都是蓄积弱势以转为强大，这有什么过错呢？为什么？知道敌人，也知道自己，百战百胜；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是灭亡之道。’楚国攻打郑国，晋军救援郑国，到达黄河时，听说已经和楚国讲和，荀林父想返回，说：‘没有帮助郑国，反而让百姓受害，那还要军队做什么？’楚军回去而行动不迟缓，士防说：‘好。’士防听说，用兵要观察敌方动静、看准时机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可改变，便不可战胜。楚国全都具备这些，我们怎么能与它交战？看见可乘之机就前进，知道困难就退却，这是军队的善政。先縠说：‘不行。晋国之所以称霸，是因为军队勇武、臣下尽力；如今失去诸侯，不能说是有力量；有敌人却不跟随迎战，不能说是勇武。既然整军出发，听说敌强便退，不是大丈夫。’他以中军佐的身份渡河，荀林父不能禁止，便跟随他一同渡河，最终造成邲之战的大败。卫国侵入齐国，与齐军相遇，石稷想返回，孙良夫说：‘不能率军攻打别人，遇到敌军却退回去，叫我如何向君主交代？’ 如果知道不能取胜，就应该像根本没有出兵一样；如今既然已经相遇，不如交战。军队于是大败。仲叔于奚救出孙良夫，孙良夫因此得免。吴国攻打齐国，齐人知道无法抵御，却不能保全百姓的性命，于是严密守备，用义理使吴军屈服，最终冒死出战。所以将要交战时，公孙夏命令部下歌唱《虞殡》，陈子行命令部下准备含玉，公孙挥命令部下说：‘人只剩一寻长，吴国人的头发很短。’东郭书说：‘三战必定死在这里，这三战就是如此。’派人用琴去问弦多说：‘我再也见不到你了。’陈书说：‘这次出行，我只听到鼓声，不会再听到鸣金。’于是大败而死。知道不可敌，却不能保全军队以爱护百姓；知道困难却不肯退却，这是圣人深为责备的。更严重的，甚至到了底白登、渡鸭绿江的地步，灭亡就不远了。不过也有防备的方法：如果对方在楚国彼此争竞，我们姑且退却，让他们自行灭亡，这就是隐藏我们的强大。夹泜之战中，舒缓晋军而退兵，不也被阳子欺骗了吗？子上的死，是他自己招来的。因此君子重视审慎防备。《易》说：‘师左次无咎。’

译六五：田野中有禽兽，利于发布言辞加以擒捕，没有灾咎；长子统率军队，弟子却载着尸体回来，守正也凶。为什么呢？叶子说：出兵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圣人不会这样做。君主不选择将领而把国家交给敌人，圣人也不会这样做。所以《淮南子》说：古代用兵，不是贪图土地广大，也不是贪图金玉财货，而是为了使亡国得以保存、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平定天下的混乱，除去百姓的祸害。既然如此，圣王之世难道会有贪婪、愤怒而发动的战争吗？战争应因义理而兴起，因受到逼迫而应战。因此，蛮夷扰乱华夏，盗贼奸宄成为百姓祸害，不能招抚使其归来；昏迷而不恭敬，侮慢而自以为贤，违背正道、败坏德行，百姓已经抛弃而不能保全，就奉行正当辞令加以讨伐。苗人必然不是秦皇、汉武那样，为了贪求而穷搜山林、索取禽兽。可是，应战的一方会胜利，合乎义理的一方会称王；出师正直就强盛，理亏就衰老，这是理势必然。难道不是说，三军的主宰在于一个人，一个将领的成功在于九德；天下没有必胜的军队，却有不可战败的将领吗？所以赵衰举荐将领，重在讲礼乐、敦诗书；子犯行军用兵，以懂得诚信义理、具备礼节为根本。古代所谓将领，是懂得兵法而使士卒服从训练，任职多年且将士都出自其门下的人；这就是最终没有超过老臣的原因。如果任用人不根据他的贤能，使用他不根据他的才能，很少有不失败的。因此，不是柏直那样只有口才、还带着乳臭，便是赵穿那样刚愎而不仁；右领差车、左史老，不过是两个俘虏般卑贱的人，根本没有相应的美德。楚成王得到得臣，兵力超过三百乘，却仍然不能进入郑国，这样怎么能用兵呢？可是，即使懂得选择将领，任用时却不能专一，也仍然等于没有选择。河曲之战，赵盾担任将领，命令却从赵穿发出；邲之战，荀林父担任将领，命令却从先縠发出；渡过泾水驻扎后，栾黡想向东进军，而荀偃的命令不能执行；邺城被围时，由宦官鱼朝恩统率，九节度使的军队一夜之间溃败。将领不能专行，不能得到听从，又没有更高的权威，祸败哪里说得尽呢？《易》说：‘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上六：大君颁下命令，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可任用。为什么呢？叶子说：圣人有报答天下仁人的仁心，也有辨别天下人才的智慧；有安定天下的功业，也有不使天下混乱的明哲。《尚书》说：‘一经战事，天下就完全安定，于是停止武事、修治文教，把战马放归华山南面，把牛放归桃林野外，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爵位只设五等，土地只分三等；设置官职只用贤人，安排职事只用能者；敦厚诚信，明辨义理，尊崇德行，酬报功劳，垂衣拱手而天下得到治理。为什么呢？《淮南子》说：现在祭祀井、灶、门户、箕、帚、杵、臼，并不是认为这些神灵有能力享受祭品，而是当时依赖它们的德用，长期受到它们的劳苦帮助，所以按时彰显它们的德行，以免忘记它们的功劳。何况天下的英雄豪杰，暴露于野泽之间，蒙受箭矢石块，坠入溪谷，经历百死而得到一生，为争夺天下的权力而奋武竭诚，在一旦之间决定命运呢？因此，在开始平乱时广泛发挥他们的才能，天下太平后却吝惜封赏和恩泽，把他们当作土龙、刍狗一样，这就是鄙吝而不仁，所以才有列爵分土的制度。可是，如果在崇尚报功时把赏赐普遍施加而不加分别，就像雨水灌溉浸润一样，便是昏昧而没有智慧，所以爵位只设三等、五等而有所区别。不过，宠信和授命有功之人，若不是最正当的功劳，就不能称为功劳；升用人才，若不是君子，就不能称为人才。在施禄、恩及臣下之时应当优厚，在识别人和安定百姓的开始阶段却应当谨慎吝惜任用，等功业成就后便没有后患。因此，报答功劳不能先于崇尚德行，授予能者职位不能先于任用贤人，这就是《武成》的道理。否则，混同功劳而不加区别，汉高祖也免不了沙中之语；昏昧于识人而任用他，唐庄宗最终会招致改易国姓的祸患，难道不应引以为鉴吗？然而，前代史书有言：武臣辛勤劳苦，驰骋战马，冒着箭矢石块，在内平定中原的祸乱，在外抵御夷狄的凶暴，百死一生才成就功绩，于是把功劳铭刻在太常，恩泽延及带砺，使子孙世代守有而不失，这就是封赏功劳、赐予爵位的常典。却不知道，武臣的才能只能平定已经发生的祸乱；进谏的大臣能够明察尚未发生的危亡，预先防患、迁徙薪木的功劳，理应不在武臣之下。因此考察前代，有时君主失政，奸雄在朝廷掌握生杀大权，改变祖宗法度，错误地专掌国赋，僭越掌握兵符，包藏祸心，暗中窥伺神器；宗室衰弱而无人救助，奸佞闭口而无人进言，篡夺弑杀的谋划转瞬将变。幸而有正直刚烈、敢于直言的人，奋不顾身，在朝廷折断绣槛，在玉阶前披露忠肝，极力陈述罪行，直接指斥奸邪。他们破坏带血盟誓的凶恶同盟，诛除连根相连的党羽。于是罪人被擒获，天下肃清。与武臣的功劳相比，哪一种更高呢？如果能够懂得这一点，再给予他们美好的谥号，录用并优待他们的子孙，使忠言和正论光明长存、不可磨灭，那么后世的忠臣义士，怎能不仰慕他们留下的风范，继承他们的芳踪呢？这也不能说不是正当功劳中的大典。《易》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原文为卦象字符，缺少可译文字。】这是吉卦，起初占筮为元、永、贞而无咎；不安定的一方将来归附，后来者凶。为什么呢？君子处于天下中央而立，安定四海百姓，这是君子所乐于看到的。为什么乐于建立和安定呢？因为自己的道大为推行，没有一个人不能受到它的恩泽，这就是君子所乐见的事情。既然天下大为喜悦、将要归附而安定自己，难道不是君子的愿望吗？不过，以德临下，德行浅薄的人会招致灾祸；亲近百姓也有一定的道路，失去道路的人就会灭亡。《春秋》记载郓地溃败而亡，是因为不能爱护征发来的百姓，百姓看不到德行，昭公不能成为鲁国的君主。孟子说：‘也运转它，使它像水一样越来越深，像火一样越来越热。’宣王不能成为燕国的君王。君主之道、君主之德，怎么可以不审慎呢？仁爱如同上天，德行喜好生养，这是尧承继天意、建立最高准则的表现。至诚不息，不息就能长久，这是文王使万民咸受和谐教化。纯粹的王者之心，纯粹的王者之道，是舜继承尧而达到治理天下。因而说：‘这应当是君主具有体恤百姓之心。’又说：‘君子实践仁德，足以成为众人的长者；只有仁者适宜处在高位。不仁的人处在高位，就是把他的恶播散给众人。’君子若有尧、舜、文王的道路而成为天下之主，那么天下都会来归附，歌谣、讼狱之事都会纷纷到来，万国的玉帛也都会齐备而至。

译争着抢先、急忙奔赴，怎么能自行招致像防风氏迟到而被诛戮那样的祸患？招致谭子不来朝见而受诛的惩罚？遭受郦生后来服从、先被灭亡的灾祸吗？从前晋悼公刚即位，开始任命百官，施行恩惠，减免债责，周济鳏寡，振兴废弃和停滞的事业，救助贫乏困苦者，消除灾害祸患，禁止淫邪恶行，减轻赋税，宽宥罪过，节制器物用度，及时满足百姓的愿望而不违犯；又及时驱逐七个不臣之人，而六官之长都得到百姓称誉。他的声威所到之处，近处的国家服从，远方的国家仰慕。于是鲁成公说他有礼，杞伯很快就来朝见他。吴子为鸡泽之会没有防备而致歉，并听从善道；陈成公在尸地改过；郑僖公离开楚国。一举便恢复了霸业，三次出兵之后，楚国也不能同他争夺霸权，尚且如此，何况帝王之道呢？否则，百姓逃离他们的君上，众人离散而各自归去，即使把天下交给他，也不能安然占有一天。所以说：军队树立旗帜，射箭设立靶子，众人注目而追随集结之处，都趋向旗帜；众箭聚射而承受箭矢破坏之处，众人都能胜过它，都倾向于靶子。顺应德行的人昌盛，便成为天下人的旗帜；违逆德行的人灭亡，便成为天下人的靶子。《易》说：“比卦吉利，开始占筮，根本长久而守正，没有灾咎；不安定的各方正在来归，后来者有凶。” 初六：心中有诚信而亲比，没有灾咎。诚信充满如缶，最终还会到来其他的吉祥。为什么呢？叶子说：“与万物交往，是立身的开始吗？诚意，是自我修养的首要事项吗？”以诚意滋润自身，以与万物交往来实现自己的诚信，于是亲近的人喜悦，朋友信任，上位者赏识而能够治理百姓。天下的事情，都可以用这一条贯通而没有疑惑。所感应的，即使没有预期也会自行应和；朋友即使没有想到，也会自然跟随。诚信多么伟大啊！它能感动万物，成为振兴天下根本的力量吗？《传》说：“勇士一声呼喊，三军都退避，这是士人的诚信。” 从前楚国的熊渠子夜间行走，看见一块像躺着的虎的石头，以为是伏虎，便弯弓射去，箭镞没入石中，箭羽也几乎没入。后来低头看，知道那是石头，石头竟因此裂开；何况对人呢？发出倡导却没有应和，行动却没有成功，说明内心有不完备之处。那些不用离开席位便能匡正天下的人，应该从自身求取。孔子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事情也会实行；自身不端正，即使下令也没有人服从。”先王只是拱手作揖、指挥调度，四海便来宾服，是因为诚信德行达到了极点。所以说：“发出一片诚信之心，李广射石也可以使石头变成虎；产生一念疑心，乐令的弓也会把东西看成蛇。”那么，大舜感化顽嚚之人，周公招致风雷，都是开始于一片诚信，最终由于诚信积累充满而成就。《易》说：“心中有诚信而亲比，没有灾咎；诚信充满如缶，最终还会到来其他的吉祥。” 六二：从内部亲比，守正而吉利。为什么呢？叶子说：天下有道时，应当以自身殉道，增进德行、修治事业，希望赶上时代，这是圣贤的教诲。所以说：隐居以求得自己的志向，实行义理以通达自己的道。又说：人幼年学习，成年后想要实行它，那么就会离开陋巷而急切追求禹、稷的志向，走出帷幕而怀抱伊尹、吕尚的兵略，从隆中出发而努力成就管仲、乐毅的事业；这不是改变困塞的处境吗？抛弃草野生活而实行君臣之义，辞别烟霞之地而依附日月的光辉，脱离污泥而漂浮在尘埃之外，舍弃家中的供养而到天子的朝廷中施展休美。君子的通达，是通达之人奔赴时代的表现。否则，王道不能实行，天德由什么来通达？大的作用不能施展，完整的道体明白又有什么可贵呢？这就是二十八宿一同上升、多士由此济济一堂的原因。《易》说：“从内部亲比，守正而吉利。” 六三：亲比于不应亲近的人。为什么呢？叶子说：鞭策磨炼要靠自己；熏陶渐染则要借助他人。俗话说：泰山上的水滴能够穿石，孤立的树木也会被抗击它的力量折断树干。水并不是石头的钻，绳索也不是树木的锯，但逐渐磨损便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类，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类。君子对待朋友，怎么可以不谨慎呢？从前楚国有一个善于观察人的人，他所说的话没有遗漏美恶，在国内很有名。楚庄王召见他询问，他回答说：臣不是能够观察人，而是能够观察人的朋友。唉！朋友相交的道理，意义实在重大啊！因此，两种光明相互照耀，就没有不能洞察的幽深奥妙；光明和黑暗相互依凭，盲人也不会跌倒；两个盲人并行，必定会掉入陷阱。孔子慎重对待罗网之患，荀卿深切说明蓬麻相依的比喻，难道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吗？他们正是为了深切告诫人们不要亲近不当的人。亲近不当的人，故意偏僻、邪曲、奢侈的心思就会增长，冒险求幸的机心就会成熟，伤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史弼说过：所共同居处的人，都是有口才而没有操行的人，或者是家族抛弃的儿子、朝廷斥退的臣子，必定会有羊胜、伍被那样的祸患，难道可以不害怕吗？因此，伯禽康在听到商子谈论乔梓之后，便恭敬对待父亲；商臣让潘崇做自己的老师，策划发动大事，便弑杀頵；左儒与杜伯相互友善，于是君主与朋友的正道都得到彰明；子公与子家相互亲比，于是弑逆的恶行没有得到禁止。唉！要引以为戒啊！所以说：依靠别人而不失去亲近合宜的人，也可以成为可尊奉的对象。又说：观察近臣，要看他所侍奉的君主；观察远臣，要看谁是他所侍奉的主人。主人是成败的关键、荣辱的根本，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昭公抛弃晋国而归附齐国，最终客死他乡；郑伯逃离齐国而归附楚国，最终只得请求结盟。纪侯谋划询问齐国的灾难，却奉鲁国为主；桓公是篡位弑杀之人，最终连自己的诉告也不能成功。郑伯一旦失去立身之处，便以楚国为诱饵，五次遭受楚国进攻，六次跟随楚国，五次归附晋国；二三十年之间，时而归楚，时而归晋，不能自立。慕容邃逃难到蓟地，后来归附慕容廆，慕容廆把他当作辅佐。王浚多次写信招引他的兄长慕容畅，慕容畅想去投奔。慕容邃说：彭祖一定不能长久，应当暂且徘徊等待。慕容畅说：彭祖残忍而且多疑，如今亲笔写信，情意殷切，如果迟疑不去，就会连累您；况且乱世中家属应当分散，以希望留下后代。于是听从了他，最终和王浚一起覆没。孔子说：占据不应占据的位置，身体必然危险，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从前魏国正始年间，夏侯玄、何晏、邓飏都享有盛名，想同傅嘏交往，傅嘏不接受。荀粲觉得奇怪，便问他。傅嘏说：太初志向很大，但器量只能迎合虚名，没有实际才能；何平叔言论高远而情意浅近，喜欢辩说却没有诚信，正是所谓凭口舌取利而倾覆国家的人；邓玄茂表面上追求名利，内心没有关键的操守，重同而恶异，话多而嫉妒前人；话多就容易招来祸患，嫉妒前人就没有亲近的人。依我看来，这三个人都将败坏家业，远离他们还恐怕祸患会波及，何况亲近他们呢？裴武任玄菟太守而死，他的弟弟裴嶷和裴武的儿子裴开带着灵柩归葬，经过慕容廆那里，慕容廆恭敬礼待他们。行至辽西，道路不通，裴嶷想返回，裴开说：我们同样都是流寓之人，段氏强而慕容氏弱，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这里而投奔那里呢？裴嶷说：想寻找可以立足的地方，难道能够不谨慎选择主人吗？你看看段氏，哪里有长远谋略，又哪里能够礼待国士呢？慕容公修仁行义，有霸王之志，加上国家富足、百姓安定，如今去投奔他，上可以建立功名，下可以庇护宗族，你还有什么疑虑呢？慕容廆大喜，任他为谋主。唉！光明与昏暗所导致的归宿不同，生存与灭亡也就分别开了，君子怎么可以不知道选择什么人呢？至于郑愔，起初依附来俊臣，来俊臣被诛后，又依附张易之；张易之被诛，又依附韦氏；韦氏败亡后，又依附谯王重福；重福反叛，最终因连坐而被族诛，这种情况就更加不值得多说了。《易》说：亲比于不应亲近的人。

译六四：在外亲比，守正而吉利。为什么呢？叶子说：君子立身，居家时完备纯白来修养自己，出仕后守持中正专一来侍奉君主。他侍奉君主，在朝内就直言忠诚，不顺从阿谀亲比的意愿；在朝外就安靖恭敬、守持节操，不擅自越过疆界行使权力。因此无论始终、远近，都依循正道；无论内外、大小，都安然顺应。《诗》说：我说有疏附之臣，我说有前后之臣，我说有奔走之臣，我说有抵御侮辱之臣。这四类友臣之所以能给文王很多帮助，难道是小事吗？然而他们并不因远近、内外而废弃恭敬顺从。所以说：上天的威严并不远离人的面容，不过咫尺之间。又说：君主就是上天，难道会遗漏荒远之地千里之外的人吗？因此周公、召公分治陕地以辅佐周室；后来尹吉甫在太原，方叔居于荆蛮，仲山甫前往齐地，他们所作所为怎样呢？早晚勤勉，以彰明劳绩；恭敬奉行，以彰明顺从；严肃谨慎，以彰明节操。所以说：既明察又智慧，才能保全自身。唉！这难道就是臣道所确立的最高准则吗？后世不明白这个道理，公子遂便到周国，又到晋国；公子结在鄄地为陈国人嫁送妇女，随后又同齐侯、宋公结盟。唉！这使他的君主不能在本国有所作为，却动辄以一己之身承担重大礼仪的责任，君子认为这是擅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这就是华元与子反相互友善，从而成就两国和平；羊祜与陆抗在边境交好，从而没有开启战争祸患。即使是懂得道理的人，也难免留下非议。冯奉世矫诏发兵，击破莎车，萧望之认为他有功，却认为这种做法不可作为法则。陈汤矫诏发兵，与甘延寿斩杀郅支单于，匡衡认为他擅自兴师、矫制，幸而没有被诛，不应再给他加封爵位和土地，这不是压抑功劳。虽然如此，上不能因此有利于国家，下不能因此有利于百姓，本来可以等待君主的命令，却私自窃取权力而擅自行动，君子仍然认为这是专擅。如果利害关系出现在一时之间，而命令却由千里之外加以控制；在这种时候，若有人拘泥于命令，君子难道不认为这是固执吗？所以不能把甘延寿、陈汤作为榜样，却可以把长孺作为榜样。唉，臣子在外不能不如此服从君上；在内却出去替祭伯朝见鲁国，季友到陈国，参与安葬原仲，莒国大夫到鲁国谋划婚姻，欺骗君上而行私事，联合众人、结成党羽，这就是《春秋》所深恶痛绝的。 《易》说：“在外亲比，守正而吉利。” 九五：显明地亲比，君王用三面驱赶的方式围猎，放走前面的禽兽，邑中之人不加戒备，吉利。为什么呢？叶子说：圣人治理百姓，是为了治理他们，而不是为了拘留他们；圣人对待万物，是取用它们，而不是把它们取尽。不拘留便公正，不取尽便广大，这大概就是明章光明之教化吧？管子说：不要遮蔽你的过错，不要改变你的法度，贤者将不会帮助你。言语传到室内，满室都听到；言语传到堂上，满堂都听到，这才叫贤明的君王。为什么呢？陆敬舆说：宇宙中的变化，每天有千万种，而一个人的听闻和阅览不可能穷尽；亿万人的欺诈奸邪，每天纷杂交错，而一个人的防备和思虑不可能胜任。因此越是极尽智谋，离开正道就越远。项羽担心秦军士卒再次叛乱而把他们坑杀，转眼之间自己也灭亡；汉高帝接受投降之人，不加怀疑而任用他们，五年之后汉朝兴盛。积蓄疑心与推诚相待，效果本来就不同。秦始皇严厉肃杀而且雄猜多疑，于是荆轲奋力施展险诈；光武帝宽容厚重，于是马援献出自己的诚心，难道不是因为以虚心对待人，别人也思望归附并愿意亲近吗？如果一再用复杂手段驾驭万物，最终还能使它们亲近吗？所以说：上位者驾驭下属，就像钓鱼的人，手中隐藏动作而使鱼应于鱼钩，便可以得到鱼；由近处的人驾驭远处的人，就像驾驭马，手上调和而在驾驭时协调，便可以使马服从。所以，最高的道理若不落实在自身，就不是真正的道。看见小孩驱赶鸡，就可以明白治理百姓的方法。小孩驱赶鸡，逼得急了鸡就惊乱，放缓一些鸡就安定。当鸡正往北跑时，急忙拦截它，它就转向跑过南边；当它往南跑时，急忙拦截它，它就转向跑过北边。逼迫它，它就飞走；疏远它，它就放纵；心志安闲时就亲近它；缓慢而不安定时就给它食物；不去驱赶它，反而驱赶那些驱赶它的人。心志安定后，它就沿着道路进入门内。因此司马公说：天子用来统治万国、讨伐不服、安抚弱小、施行号令、统一法度、敦厚而彰明信义、兼爱亿兆百姓的办法，就是把天下当作父母来对待的道理。唐庄宗灭亡梁国以后，马殷派儿子马希范入朝进贡。庄宗说：近来听说马氏的事业最终会被高郁夺取，如今有这样的儿子，高郁哪里能夺得它呢？高郁是马氏的良佐。马希范的兄长马希声听到这话，最终假传父亲命令把高郁杀了。这是市井商贩所做的事，难道是帝王的气度吗？所以战胜梁国以后，还不到几年，内外就离叛，自己无处立足；他确实懂得用兵之术，却不懂得以天下为公的道理。周世宗则不这样，他以诚信号令驾驭群臣，以正义责备诸国：王环因不投降而受赏，刘仁赡因坚守而获褒奖，严续因竭尽忠诚而得以保全，冯道因失节而被弃，张美因受到私恩而被疏远。江南没有归服时，周世宗亲自冒着箭石进攻，以一定攻克为期；归服之后，便像爱儿子一样爱护他们，推诚相待、尽情告知，为他们作长远打算，使他们修缮城池、整治铠甲，占据并守卫要害，为子孙筹划，这才真正是光明显赫的遗泽，是王者的胸怀。人的器量相差，难道不是很远吗？虽然如此，来的人不拒绝，离开的人不追赶，这固然是亲比天下的道理；但任由他们自行来去，却不是谨慎防备内外的方法。何休说：王者不治理异域；但颍滨对此加以驳斥，认为古代对待外国，有用武力征伐的，高宗、文王就是这样；有修治文德、同外国和亲的，汉文帝、汉景帝就是这样；有拒绝而不接纳的，光武帝谢绝西域、拒退匈奴就是这样。这些都是治理远方之人的大要领。如今说来者一定不可拒绝，去者一定不可追赶，那么这几位君主的作为岂不全都错了吗？所以凡是何休的说法，施行在中国强盛、敌人暴横的时候，就会养成祸患，给子孙留下忧虑；施行在中国刚刚安定、休养自守的时候，就会被寇仇役使，劳苦困敝而不能停止。这样看来，何休的说法没有一个时机可以实行。听说圣人对待远方之人：我想让他来，就使他来；即使他想离开，也不能任其离去；

译我想让他离开，就拒绝他；即使他想来，也不能任其前来。这样一来，伸缩进退无不掌握在我手中，难道何休却想听任他们自行来去吗？唉！这也是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深刻明白的道理。所以胡文定说：上天没有不覆盖的地方，大地没有不承载的地方，哪里还分什么内外呢？无所不覆盖、无所不承载，是王德的本体；把中国视为内、把四方夷狄视为外，是王道的作用。因此，如果以中原诸夏亲近戎狄，招致金帛的供奉，自己反而退居下位，这种防范就不能实行；如果让荒服之地朝见诸夏，却让其地位高于侯王，就会扰乱常法、失去秩序，这种礼制也不能实行；如果让羌戎居于塞内，却没有出入防备，他们一有机会便乘隙而动，任意横暴，招致边境风尘的惊扰，这种祸患不能放任滋长。否则，若过分亲近他们，祸患转眼就会发生。因此，像西汉对匈奴那样，与戎狄结交而许婚，却把女子嫁给异族；像肃宗对回纥那样，同戎狄约定以求援，却使华夏受到他们的毒害；像德宗对尚结赞那样，信任戎狄而同他们结盟，却使君臣蒙受耻辱；都是因为不讲求内外防范，不审慎考虑追赶和拒绝的道理。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易》说：“显明地亲比，君王用三面驱赶的方式围猎，放走前面的禽兽，邑中之人不加戒备，吉利。” 上六：亲比没有首领，凶。为什么呢？叶子说：元首是四肢身体所依凭的。所以说：舜的头圆而象征天，天下称道他的明德，万物没有不仰望他的。元气散失，元首坠落，四肢身体还凭依什么呢？天子是万民所依凭的人。所以说：王者就是“往”，是天下人归往的对象。德行丧失，天子便等同于庶人，万民还凭依什么呢？坠落以后不能再起，四肢就像庶人一样，不能统率众人。万物难道会永远不灭亡吗？唉！这只是一个独夫所接受的地位，可以做逃亡者的主人，却不能做臣民共同拥戴的君主。《易》说：“亲比没有首领，凶。” 《叶八白易传》卷二 〈经部，易类，《叶八白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