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八白易卷十　　　　　　　　明　叶山　　撰

译六四：使家庭富裕，大为吉祥。为什么呢？叶子说：礼义产生于富足，乖离往往起于家庭贫困。万石君家不靠言语，而以身作则，至今仍被视为美谈。王起历任寺省三任节镇，却不懂得治理家庭，到了老年竟贫寒饥饿，甚至要和伶人分取月俸来供给自己。卢怀慎做宰相，死后年老的仆人竟卖身来办理葬事。怎样才能使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所，各守自己的道路呢？《诗经》说：“有女子与丈夫离异，她悲叹不已！悲叹不已！是遇到了人的艰难。”先王治理天下，取用百姓很少，使役百姓均平，所以使人民富足，使家室彼此庆贺，大概是有原因的。使家庭富足，就可以使家庭兴旺。《礼记》说：“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这就是家庭兴旺；否则，一个人的困瘠尚且承受不了那种痛苦，更何况其他人呢？这正是圣人不能不在意的事。不过，《我行其野》诗说：“实在不是因为富足，也只是因为彼此不同。”伯张也说：“身居尊贵却能安于贫寒，才可以免于死亡。”你们这些人应当生在敬慎戒惧之中，而不在于富足。因此秦后子因为车辆太多，害怕在景公面前受到挑选而逃奔晋国；公叔戍因为家中富有，被卫国驱逐而逃奔鲁国；驷黑因为倚仗富有而轻视上位者，被郑国诛杀，尸体陈列在周氏的街道上。再加上这些事，过多聚敛而富厚的人，又是怨恨的聚集处和祸患的根基。所以子文因此逃避富贵，晏子不肯满足欲望，都是想保全自己而免于死亡，难道还可以不慎重吗？《礼记》说：“积聚财物，却能把它散发出去。”孔子说：“富有而喜爱礼。”狐丘丈人说：“我的俸禄越丰厚，我施舍得越多。”这才差不多是保全富贵的办法。否则，奢侈放纵而自鸣得意，很少有不败亡的。《易》说：“使家庭富裕，大为吉祥。” 九五：王来到自己的家，勿须忧虑，吉祥。为什么呢？叶子说：要建立家业，就要寻求贤德的妻子；要使国家昌盛，就要思求圣明的后妃。从前文王还是世子时，尚未出生，胎教就已经开始；出生以后，言语、行为等方面的教导也都完备。师、傅、保不只是为世子设置官职，还要在宫内安排人选；一定要从母亲中选择宽厚慈爱、温和善良、恭敬谨慎而少言的人，作为他的师；其次作为慈母；再次作为保母。她们朝夕相处，端正他的性情，陶冶他的习惯，使他早早成就圣明。等到他娶妻，又替他选择妻子，要求妻子柔顺，并且适合做他的配偶。一定要使美好的声誉得以继承，使夫妻之间表现出相互成就的样子；到这一步，诸母中的师、保、傅才可以放心，不觉得辜负了职责。所以匡衡说：最高的境界，是成为百姓的父母。后夫人的行为如果不能与天地相配，就无法奉承神灵的传承，也无法治理万物的适宜之理。因此《诗经》说：“美丽贤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这是说她能保持贞洁贤淑，不改变操守；情欲的感受不夹杂在仪容举止之间，私下宴饮亲昵的意思不显露于动静之中。这样以后，才可以匹配最尊贵的人，成为宗庙的主持者。这是纲纪的开端，也是王化的起点。自上古以来，三代的兴废，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因此，文王得到太任便兴盛，桀得到妹喜便灭亡；武王得到邑姜便得到治理，纣得到妲己便导致混乱；齐桓公得到卫姬、楚庄王得到樊姬便称霸，晋献公得到骊姬、鲁庄公得到文姜便败亡。下至汉、唐，也没有不是如此，可见后妃所关系的事情多么重大啊！以天下最柔顺的人，配合天下最刚健的人，万物变化的根源，都以此为根本。他还没有得到这样的妻子时，怎么能不忧虑悲伤呢？既然得到以后，怎么能不喜爱珍惜呢？《易》说：“王来到自己的家，勿须忧虑，吉祥。” 上六：内心诚信而威严有度，最终吉祥。为什么呢？叶子说：“使万邦和洽，应该从亲爱九族开始。但尧并不是在骨肉之间嬉戏玩闹，而是能够彰明高尚的德行，树立供人观感效法的标准罢了。文王的德化广泛施行，应该从对二女作出表率开始。但舜并不是对闺门之内刻薄寡恩，而是以至诚感动神明，敦厚其诚信感化的诚意罢了。西土受到教化，应该从对妻子作出表率开始。但文王并不是在夫妻关系中严酷苛刻，而是把自己的心意推及妻子，用来严肃整饬家内规范罢了。”这就是端正伦理、笃厚恩义，以此建立根本、树立标准，共同施行教诲，使法度整齐。天下能够长久安定太平，原因就在这里。天子用它来平治天下，公卿大夫用它来昌盛家庭，士人和百姓用它来安顿自身，所依据的原则是同一个罢了。否则，必然败亡，而且毁败来自夫人，哪里能够避免呢？《易》说：“内心诚信而威严有度，最终吉祥。” ▯ 睽卦小事吉祥。为什么呢？叶子说：人心的向背，是国事成败的关键；众人的志向是离去还是留下，是天命授予还是夺取的关口。因此纣王有亿万臣民，却各怀亿万种心，只有一个结果；到了牧野，前来的军队纷纷倒戈。武王有三千臣属，却同心一意，只有一个结果；穿上戎衣后，天下便大定。刘玄德说：“要成就大事，必须以人为根本。”难道不是这样吗？关系乖戾而人心离散，彼此暌违而感情隔绝，天下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了。在败亡之后收拾残局，在危难之中周旋，所得到的又能有多少呢？鲁昭公想平息公徒的愤怒，却脱下铠甲、拿着冰块蹲坐，最终仍不能战胜季氏。公亦让鹤参加战斗，鹤实际上有禄位，我怎么能作战呢？懿公最终也免不了被狄人灭亡。这些事已经可以看出问题了。否则，刘玄德凭小小的蜀地，为什么最终能够与曹操、孙权抗衡？唐德宗在国势将亡之际，为什么最终能够平定朱泚、怀光之乱呢？唉，人心所系如此可畏。《易》说：“睽卦小事吉祥。”

译初九：悔恨消失。被防范的马不要追赶，它自然会回来。遇见恶人，没有灾祸。为什么呢？叶子说：这是时势。我曾经验证过，天下的事情不能不发生乖离，是因为彼此相乘的运势；不能不重新结合，是因为彼此相承接的机会。放眼望去，虽然都是不同类的人，但如果德行相同就会彼此感应；彼此感应就会亲近；彼此亲近，天下的事情就有希望了。《诗经》说：“偶然相遇，正合我的愿望。”又说：“偶然相遇，和你一起行善。”所以同船遇到风浪，即使胡人与越人也可以互相救助，如同左右手；何况德行相同的人，更是不待媒介便自然亲近。并肩行走而遇到老虎，即使仇敌也可以互相攻击，如同父子同心作战；何况道路相同的人，更是不必商议便自然相合。裴寂对于刘文静，不就是这样吗？晋阳宫监裴寂和刘文静同宿，看见城上的烽火，裴寂叹息说：“贫贱到了这种地步，又遇到乱世离散，将靠什么保全自己？”刘文静笑着说：“我们两人相互投合，还忧虑什么贫贱？”后来他们终于和秦王深相结交，成就了大功。德行相同固然会亲近，但对不同类的人也不能不宽容。宽容他们，礼节就会恭敬；礼节恭敬，感情就会顺畅；感情顺畅，外来的祸患大概就能消除了吧？《诗经》说：“那个人没有善德，我却把他当作兄长。”又说：“那个人没有善德，我却把他当作君主。” 所以，别人善待我，我也善待他；别人不善待我，我也不善待他，这是蛮貊之人的说法。别人善待我，我也善待他；别人不善待我，我就引导他，这是朋友之人的说法。别人善待我，我也善待他；别人不善待我，我仍然善待他，这是亲属之人的说法。刘文静、裴寂劝唐高祖推举赞扬李密，不就是这样吗？高祖写信招纳李密，李密自恃兵力强盛，想做盟主，便让祖君彦回信说：“所希望的是左提右挈、同心协力，在咸阳擒获子婴，在牧野杀死商辛，岂不是盛大美好之事吗？”并且想让高祖亲自率步骑数千人到河内来订立盟约。高祖得到书信后笑道：“李密妄自尊大，不是写一封短笺就能招来的。我正要在关中办事，如果立即和他断绝关系，就等于再树立一个敌人。不如用谦卑的言辞推奖他，使他更加骄傲自满，让他替我堵住成皋的道路，牵制东都的军队。我可以专心西征，等关中平定以后，占据险要、养精蓄锐，慢慢观察鹬蚌相争的形势，取得渔翁之利，也还不晚。”于是让温大雅回信说：“上天生育众民，必定要有主管他们的人。如今能够作牧民之主的，除了您还有谁？老夫年过知命，恐怕等不到那一天了；我很高兴拥戴您这位弟弟，攀附龙鳞、依托羽翼，只希望您早日承受天命图箓，以安定亿兆百姓。” 成为宗族盟主，列入宗室谱籍而得到容纳，又被封在唐地，这样的荣耀已经足够了。至于在牧野杀死商辛，是我不忍说的；在咸阳擒获子婴，也不敢奉命。汾、晋两地还需要安抚整治，盟津会盟的日期也还未确定。”李密得到回信，十分高兴，说：“唐公如此推重我，天下还有什么不能平定的呢！否则，有德之人而不趋赴，是抛弃美玉；不肖之人而不表示敬意，是轻慢猛虎，那就难免受到古人的讥讽了！处在乖离的时代，应当怎么办呢？《易》说：‘悔恨消失，被防范的马不要追赶，它自然会回来。’遇见恶人，没有灾祸。” 六二：在小巷中遇见君主，没有灾祸。为什么呢？叶子说：“祭祀用的牲牛、祭器不能出门，嘉礼也不能在野外随便举行。君臣相遇的关系重大，难道可以苟且而已吗？”不过，处在乖离的时代，变化由来已久。没有预料到的人有时会带来污辱和劳苦，合乎道义的人却常常遭遇阻碍和困难。君子究竟应该怎么办？只能说：别人来求我，我应当扩大包容的度量，不能断绝别人；我去求别人，更要切实表现出殷勤的情意，不能自我断绝。时势既然不能改变，连恶人都尚且可以相见，何况君臣之分呢？所以君主即使没有主动下交的情意，臣子也不能没有向上求见的愿望；对方即使存有孤立自守的意思，我也不能没有委曲求全的情意。不能拘泥于通常礼节，而要设法求得彼此一定会合；不必拘泥仪文是否完备，而应降低身份，希望对方最终听从。不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会面，而在曲折周旋、狭窄偏僻的地方会面，这样感情更加迫切，君臣名分也没有损害；行迹虽然似乎不正，但不得不如此的道义才得以实现。否则，就是轻易抛弃君主，徒然丢弃道义，怎么面对大伦的混乱呢？唉，这就是赵子龙经历艰难百战而求见先主的原因。那么，舜对于尧，禹对于舜，皋陶、稷、契对于禹，伊尹对于汤，太公对于武王，都是最幸运的情况。诸葛亮对于刘禅，陆贽对于唐德宗，李纲、赵鼎对于宋高宗，其中难道没有良工苦心般的经营吗？《易》说：“在小巷中遇见君主，没有灾祸。” 六三：看见车子被拖曳，牛被牵制；那个人，天又要割去他的鼻子。开始没有成就，最终有结果。为什么呢？叶子说：古代君子没有不想得到英雄作为伴侣，以成就天下事业、成全道义之交、建立万世功业的。只是由于所处的时势和地位、所遇的机会受到阻碍，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王陵归附汉王，徐庶跟随刘玄德，难道不想成就鱼水相得的欢情，以赴功名的机会吗？不幸遇到项羽强暴、曹操狡诈，他们夺走了王陵和徐庶的母亲，于是感情受到牵制而心志紊乱，仿佛被从后面拖住，不能前进；志向迷惑、意愿违背，实际又被前方的事情阻挡，想要援救而离去。行路的人抬起脚却不能迈步，所等待的人久久盼望仍不见来到，那么君子的内心日渐困窘，种种似是而非的迹象纷纷出现，岂不是所遭遇的不幸吗？幸好王陵之母以剑自杀，使儿子能够安心侍奉沛公；徐庶又一向知道刘玄德仁厚孝顺，不会因母亲被带走而直接离开他。否则君臣之间也很困难了。不过，这只是不幸吗？没有胜过正道的道理，偶尔有必须离去的机会，也在于君子自己怎样守持志向。关云长、周公瑾的事可以看出这一点。难道最终真能夺走他们的志向吗？《易》说：“看见车子被拖曳，牛被牵制；那个人，天又要割去他的鼻子。开始没有成就，最终有结果。”

译九四：处在暌离孤立之中，遇到善良正直的人，彼此以诚信相交；虽有危险，却没有灾祸。为什么呢？叶子说：九官、十二牧在尧舜朝廷中相互赞叹、应答和进谏，成就雍和熙盛的治理，这是最幸运的事。武瞾在位时，满朝都是周朝的臣子。狄仁杰以孤危的身份，得到荆州长史的职位，张柬之推荐他说：“这是宰相之才。”后来又得到桓彦范、敬晖等人作为心腹，最终反周复唐。苗刘之变时，赦书已经送到平江。张浚孤身一人，却得到韩世忠从海道将要赶赴行在，韩世忠说：“世忠来了，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又得到张俊、吕颐浩、刘光世等人约定共同起兵，最终恢复宋朝、奉立明主。这难道不是不幸中的大幸吗？那么君子立于朝廷，天下之事却只有自己一人，原本应当没有希望了。假如有德行相同的人彼此信任、互相资助，难道不还可以得到挽救吗？杜慆遇到辛谠，也是这样。庞勋作乱时，杜慆守泗州，处境极其孤危。辛云京的孙子辛谠与杜慆有旧交，听说庞勋作乱，便到泗州劝杜慆避开。杜慆说：“我发誓要和将士们一起死守这座城。”辛谠说：“您如果能这样做，我应当和您一起死。” 当时贼军势力猖獗，官军屡遭失败，昼夜攻打泗州不止。诏使郭元本率兵救援泗州，到了洪泽，却害怕贼军而不敢前进。辛谠夜里乘小船偷偷渡河，劝说郭元本，他不听。辛谠于是回头望着泗州，痛哭了一整天，士卒都为之流泪。郭元本才给他五百人。辛谠率军攻击贼军，贼军败逃到和州防守。诏使崔融把贼军引入城中，贼军于是大肆抢掠泗州，援兵断绝、粮食耗尽。辛谠率领十名敢死之士，攻破贼军小寨冲了出来。第二天早晨，贼军以五千人追赶，辛谠奋力战斗二十五里，才得以逃脱。到了扬州，拜见令狐绹；到了润州，拜见杜审权。杜审权于是派兵二千人，与淮南军共同运送米五千斛、盐五百斛，以救援泗州。辛谠率军到达楚州，贼军在水陆两面布置兵力。辛谠招募数十名敢死之士，先乘四艘船借风势独自前进，经过死战才进入城中。又从泗州带领四百名勇猛之士，在扬州、润州迎接粮食。贼军从两岸夹攻他们，他们转战四百里，才得以出来。到了广陵，船载米、盐和钱到达斗山，贼军在盱眙阻截。辛谠又历尽万般艰难，血战进入城中。马举率兵救援，杀死贼将，泗州之围于是解除。同心协力的援助，竟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不过，这件事并不容易说。困难不产生于乖离，反而产生于相合；祸患不开始于失败，反而开始于成功。五王自以为志向相合便难以削弱，志同道合便能成就功业，便再无其他事情可忧虑，于是安心纵意。武三思的凶险，他们竟把它看得像眼前的小事。已经到了刀俎之上，却不知道最大的惨祸会突然在片刻之间发生，滔天大祸会在意料不到的地方兴起，因此圣人在这里格外慎重。吕颐浩军队驻扎秀州，也告诫诸将说：“如今虽然已经恢复正统，但贼军仍掌握兵力、盘踞内地；事情如果不能成功，他们一定反过来把恶名加在我们身上。翟义、徐敬业的事可以作为鉴戒，难道可以不知道慎重吗？”古人有话说：“借助别人来救难，不能算作勇武；借用别人的力量救自己的死，也不能算作能干。”认真体察这些话而自我警惕就可以了，却竟然生出奢侈自大的心思。像季文子因鞍之战而建立武宫，季武子因平阴之战而铸造林钟，实在浅陋。《易》说：“处在暌离孤立之中，遇到善良正直的人，彼此以诚信相交；虽有危险，却没有灾祸。” 六五：悔恨消失，同宗之人容易亲近，前往有什么灾祸呢？为什么呢？叶子说：古代做君主的，是要救济天下的灾难；得到人才就容易，失去人才就困难。古代做臣子的，是要和别人一起救济灾难；没有结合就困难，结合以后就容易。成汤独自处境孤立时，夏台之辱尚且不能避免，他凭什么能够讨伐夏桀、拯救百姓呢？等到得到伊尹，四方征伐便无敌于天下。先主孤立无援时，奔走逃亡的祸患无日无之，他凭什么能够形成三分鼎足呢？等到得到孔明，汉室祭祀便得以配享上天。又何必占卜征伐五年、观察军队多年呢？伊尹正自得其志时，成汤若不能得到并任用他；一旦完全改变态度，两人便像身体和手臂一样相互配合。孔明高卧隆中时，先主若不能得到并任用他；三顾之后一旦出山，便像鱼和水一样相互契合。又何必馈赠音乐来诱求由余，雕刻画像来寻求傅说呢？讨伐夏桀、拯救百姓，扶持汉室九鼎，成汤和先主的功业，是多么盛大啊！所以说：圣贤相遇，不必相处很久便亲近；有才干的人相见，不必经过考验便能知道。齐桓公举用宁戚，只凭他叩牛角而歌；孔子礼遇鲍龙，只凭他跪在石上登山。尧舜相见，没有错过桑荫的片刻；文王举用太公，也没有因为相识日久。贤明君主与良臣相遇，是有来由的。后世如桓温，奉天子诏命，率领精锐十万，准备为百姓除去残贼，但三秦的豪杰却没有人前来。公孙述征召李业，李业因而自杀；聘请谯元，征召王皓、王嘉，他们也都自杀。费贻把身体涂漆，假装癫狂来躲避羞辱；任永、冯信托言眼盲来推辞任命。他们对于功业又能怎样呢？《易》说：“悔恨消失，同宗之人容易亲近，前往有什么灾祸呢？” 上九：处在暌离孤立中，看见猪背负污泥，车上载满鬼怪；起初张弓准备射击，后来又放下弓弦；并非盗寇，而是婚姻亲属，前往遇到雨便吉祥。为什么呢？叶子说：猜疑不是产生于怀疑，而是产生于信任；正因为信任深厚，一旦出现间隙，猜疑便会产生。疑惑不是产生于昏暗，而是产生于明察；正因为明察到了极点，一旦有疑惑，反而会转入昏暗。陆贽说过：谋略能够吞并众多策略的人，应当预先防备过度谨慎；能够照明群疑的人，应当事先观察。既然如此，外在行迹一旦出现差异，怎么能用旄丘那样的宽厚来衡量呢？《诗经》说：“为什么他住在那里？一定是有同伴；为什么久不来？一定是有缘故。”多日不来，各种杂乱的疑惑就会兴起。因此，本来洁净，却产生蒙受污秽的怀疑；本来正直，却产生尊崇邪恶的猜疑；本来亲近，却激发仇敌般的愤怒，怎能停止纷纷而来的争端呢？然而只有天下最明察的人，才能产生天下最深的疑惑；也只有天下最明察的人，才能使群疑一下子全部消释。因此起初纷杂而疑惑，后来涣然冰释。这不就是齐国子旗的事情吗？子尾死后，子旗想治理他的家室，杀了梁婴，驱逐子工、子车，拥立子良。子尾的家宰对他的臣属说：“孺子已经长大了，却要做我们家室的相，恐怕是想兼并我吧。”

译于是发给他们铠甲，准备进攻子旗。陈桓子和子尾交好，也发给他们铠甲，准备帮助他们。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子旗，子旗不信；又有几个人说他们将要前往，还有几个人在路上告诉他，于是事情传到了陈氏那里。桓子请求指示，回答说：“我听说强氏发给铠甲，准备进攻您，您听说了吗？”子旗说：“没有听说。”桓子说：“您为什么不也发给他们铠甲呢？”无宇请求跟随。子旗说：“您怎么这样？他不过是个孩子，我教导他还担心他不能成功，又宠爱、封秩于他；他怎么会像他的先人那样对待我呢？您为什么不去劝说他？”《周书》说：“应当恩惠于不知恩惠的人，勉励不知自勉的人，这样才能使宏大之人归服。”桓子叩头说：“若能使顷公、灵公赐福于您，我还抱有希望。”于是两家像从前一样和好。《易》说：“处在暌离孤立中，看见猪背负污泥，车上载满鬼怪；起初张弓准备射击，后来又放下弓弦；并非盗寇，而是婚姻亲属，前往遇到雨便吉祥。” ▯ 蹇卦，利于西南，不利于东北；利于见大人，守正吉祥。为什么呢？业子说：不能没有困难，是天运晦塞的时机；用道来救济困难，是人事上化解纷争的善法。救济困难为什么要取善法？因为平易就是善法。卫侯在楚丘时，穿大布衣，戴大帛冠，致力于聚集财物、教导农民，疏通商业、优待工匠，尊重教育、勉励学习，授予方略、任用能人。越王栖身会稽时，自己称臣，妻子称妾，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就是处事合乎中道、治理得当。像燕丹的作为、姜维的侥幸求成，则是艰险而道路穷尽，使困境更加严重。救济困难以什么为道？得到人才叫作道，得到道叫作守正。彭城被围时，宋向晋告急；曹操攻破荆州，顺流东下；吴国与汉联合和好，所到之处没有不成功的。像郯国因为没有援救而灭亡，黄国因为没有援助而亡国，那只是自己招来的祸患。炎汉之初，刘备和曹操如水火不容；曹操急迫，刘备宽缓；曹操暴虐，刘备仁厚；曹操诡诈，刘备诚信。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还有什么天下不能安定？像袁绍贪婪残暴、吕布反复无常，他们灭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易》说：“蹇卦，利于西南，不利于东北；利于见大人，守正吉祥。” 初六：前往会遇到艰难，回来则获得声誉。为什么呢？叶子说：天下的困难最不可冒犯，见机明察最难达到。《传》说：“人人都说我聪明，却被驱赶着送入网罗、陷阱之中，没有人知道躲避。”既然如此，不前往冒犯困难，见到险境而能自守，不也是明智吗？党锢之事尚未发生以前，名德之士正纷纷崭露头角，袁闳却独自藏身土室。人们以为他是狂妄书生，最终他却免除了党锢之祸，天下人称他为明哲。范滂等人抨击朝政，从公卿以下都屈尊礼敬他们，太学生争相仰慕他们的风采，以为文学即将兴盛，隐士又将被任用。只有申屠蟠独自叹息说：“从前战国时代，隐士纵横议论，各国君主甚至亲自拿着扫帚在前面迎接，最终却有焚书坑儒的祸患，这正是今天的情形。”于是他在梁、砀之间断绝踪迹，靠树木搭屋，和佣工一样生活了两年。范滂等人果然遭受党锢之祸，只有申屠蟠超然于外，免于遭受议论。《易》说：“前往会遇到艰难，回来则获得声誉。” 六二：王的臣子处在重重艰难之中，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为什么呢？内心经营谋划的人，辗转反侧而不敢安宁；在事情上筹谋作为的人，早起晚睡，顾不上闲暇。所谓出外就要抵御敌国外患，入内就要防备法家和辅弼之士，说的不就是后主时的诸葛亮吗？他说：“在军队败亡之际接受任命，在危难之间奉行使命，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又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不是臣下所能预先看见的。他承担事务是多么繁重啊！难道是为了自己一家一身吗？其次，刘渊、石勒交相作乱，怀帝、愍帝蒙尘，却没有听说远近有勤王军队，只有张实派兵入援。后来长安不能守住，各路军队逃散，只有凉州义众一千人坚持死守，不肯改变。后来又派司马韩璞率兵讨伐汉，虽然后来没有进军，不能成就讨贼之功，却也不能因此责怪他。《易》说：“王的臣子处在重重艰难之中，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 九三：前往会遇到艰难，回来便返回原处。为什么呢？叶子说：“升入朝廷，便是时势不允许作为；返回简陋的门庭，清泉野菜也可以令人快乐。”《饥诗》说：“我思念古人，实在合乎我的心意。”又说：“他爱我、喜欢我，携手一同归去。”这难道不是疏广、疏受辞去官职，顾荣、张翰回去享用菰菜羹、鲈鱼脍的事吗？《易》说：“前往会遇到艰难，回来便返回原处。” 六四：前往会遇到艰难，回来便与人联合。为什么呢？叶子说：势力孤单的人会屈服，力量微弱的人会跌倒；处在太平时代尚且如此，更何况在艰难多变的时期呢？凭一己之力去扼制老虎，只能看见老虎磨牙罢了。那么应当怎么办才可以呢？接纳强有力的援助，亲近有道之人，天下的事情大概才有挽救的希望。过去诸葛亮伐蜀，先与江东修好；乐毅攻破齐国，先联合韩、赵。即使是武王在牧野的军队，也要和友邦盟誓，远至庸、蜀、彭、濮等八国的人，共同形成夹击之势，然后大武之功才得以完成。齐桓公积累二十四年的力量，也一定要在贯、服、江、黄会盟，使各国守住自己的土地，按兵不动，作为八国的援助，然后伐楚的谋划才能实行。天下的事情，果真可以凭单薄弱小的力量来做吗？所以陆贾劝说平勃交欢，许远联合张巡共同守城，不能说他们不明智。不过，如果不探求根本、不要求自己，只知道借用外部权力，那么不但不足以救济困难，实际上还会制造困难。小则足以亡身，大则足以亡国。像归父借晋人的力量除掉三桓而逃奔齐国，子孔借楚军除掉诸大夫而被杀，鲁哀公借越兵除掉季氏而被迫退位，这些是亡其身的例子。何进召来外兵诛杀宦官而使汉朝灭亡，崔昌遐召朱全忠来铲除宦官而使唐朝灭亡，这些是亡其国的例子。这样又怎么可以不慎重呢？《易》说：“前往会遇到艰难，回来便与人联合。”

译九五：大艰难之中，朋友前来援助。为什么呢？叶子说：巨大的灾难，不是一个人能够挽救的；高大的房屋将要倾塌，也不是一根木头能够支撑的。尧在位时，天下还没有平定，洪水横流，草木茂盛，五谷歉收，禽兽逼近人类；尧独自忧虑，于是举用舜来施行治理。舜任命益掌管火政，任命禹治理洪水，任命稷播种五谷，任命契为司徒，任命皋陶为士师，这是上等的做法。秦政暴虐，如同把油浇在火上，项羽又继承了它。汉高祖提三尺之剑，以一人之身排除天下灾难，而辅佐他的元功之臣有十八人。王莽罪恶滔天，引起盗贼如狼群般四起；光武帝戴绛色冠、穿大衣，想恢复明堂礼祀，而辅佐他的豪杰有二十八人。隋炀帝末年天下沸腾，唐高祖、太宗想以自身改变天下的暴乱，而有英俊之士二十四人相助。这是次一等的情况。关羽死了，岳飞又死了，韩世忠也死了，诸葛亮远守汉川；刘玄德在晚年仍有壮心，想伐吴以报志，却不能排遣君臣阴阳相隔的愤恨，反而给后来的新进造成困难，这就是天意，而不是人为。唉，为什么不幸到了这种地步！《易》说：“大艰难之中，朋友前来援助。” 上六：前往会遇到艰难，回来便有大收获；吉利，利于见大人。为什么呢？叶子说：天下有不能成就的事情，拘泥牵制的人常常导致失败，使困境更加严重；天下有侥幸可以成就的功业，能够沉着把握先机的人，常常借助事物而取得利益。怀帝、愍帝的灾祸惨烈，中国的乱局达到极点。像顾荣、贺循、纪瞻、卞壶、刁协、祖逖、周顗、陶侃这一类人，他们有忠义之心，有英明通达的才干，难道不可以凭力量收复中原、光复旧物吗？然而上天厌弃晋室的德行，形势穷困、力量受阻，贾疋的事情已经可以看出结果了。那又应当怎么办呢？采用王导的谋略，依靠琅琊王的名号，凭借旧有事业来谋求新的局面，于是东晋得以复兴，司马氏的祭祀没有废止，开国元勋的声名也没有泯灭。一时稍得安定可以维持，百世的忠义也没有丧失，难道不伟大吗？李克用诛杀王行瑜，扫清宫阙，请求乘胜攻取李茂贞，朝廷下诏制止；他又想入朝觐见，大概是想借此进谏劝止，于是带兵回去，而李茂贞仍像从前一样骄横。河西州县多被他扰乱。假如李克用真能不顾自身安危入朝觐见，竭力陈说李茂贞不诛杀最终必成后患，也许可以据守军中，依据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原则，荡平岐、华，驻军郊外，脱下戎服朝见天子，亲自辅佐朝政，修明纪律，使东方的防务不至于被西方侵略，那么王室就会得到安定。他却舍弃这个做法，不这样做，反而把有限的力量疲于幽州，在燕、蓟争夺土地，于是使朱全忠抢先转移并夺取唐朝国运；晋阳危急，几乎不能保全。这难道是所谓沉着把握先机、借助事物取得利益吗？《易》说：“前往会遇到艰难，回来便有大收获；吉利，利于见大人。” ▯ 解卦，利于西南；没有事情可前往，回来便吉祥；有所前往，早行动便吉祥。为什么呢？叶子说：天下的大难正盛，就像人的大病刚刚发作一样。如果不采用平易的方法，便会更加危险；思虑邪曲，精神已经耗尽还要继续耗尽；不安静下来，反而妄动，身体已经疲惫还会更加疲惫。这样不消瘦枯槁而死的，实在很少。圣人知道这一点，便不敢用烦琐、苛刻、严厉、急迫的方法治理。用宽大来救济，使百姓快乐而安定；用简易来施行，使百姓明白法令并能遵守。这样人心归附，天下就安定了。汤除去桀的暴虐，以宽厚取代它；武王诛杀纣的暴虐，反而恢复商代的政事。汉高祖除去秦朝的苛法，而约定法令三章；唐高祖平定隋朝的混乱，而约定法令十二条。他们大概都懂得这个道理。这样的君主作为开基创业的圣主，不是很合宜吗？否则，就会像水越来越深、火越来越热，只不过成为项羽、曹操罢了。难道这能用来提升太平、建立万世不拔的根基吗？不过，这固然是谋求成功、保持安定的重要道路；如果不思考如何安定并巩固天下，可以吗？既然已经除掉草木、初步安定，天下的事情便不必再多作为了；只须安居其位而不妄动，与天下相安无事。像武王把马放归华山，把牛放归桃林；像光武帝把两个儿子的事情置之度外，关闭玉门关而拒绝匈奴，也可以这样做。汉高祖已经平定天下，却又讨伐匈奴；唐太宗已经成就大业，却又征讨突厥。这不是几乎重新治理而又变成混乱吗？祸根和萌芽尚未除尽，天下的事情仍然应当继续处理。于是我因此赶紧除去孔炽的祸患，顾不上安居休息，以谋求长久安居之所。像周公不得不诛杀三监，随后又返回东山；像汉高祖亲自出兵攻击陈豨、黥布，随即返回沛宫，这些都可以。晋文公在践土会盟，霸业已经成就，却不返回旧都绛地，休兵息民；又联合诸侯防备温地，率诸侯围攻许地。吴王阖闾九年冬天伐楚，到十年秋天还没有回来。这不是几乎因一件事而又生出更多事情吗？所以说：时势要靠安静来安定，机会要靠及早决断。唉，不是聪明睿智、神武而不嗜杀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易》说：“解卦，利于西南；没有事情可前往，回来便吉祥；有所前往，早行动便吉祥。” 初六为什么说“无咎”？叶子说：“上面有能开创太平的人，而我又不是独善自守之徒，那么祸患就是自己造成的，是自己给自己招来忧患。若已有恬静自守的操守，而上面没有扶持、运用他的君主，那么他又怎么能成就善德呢？最终将一同陷溺。生逢太平盛世，承受太平的厚德，成为太平时代的逸民，践履太平的既定事业，这难道是无怀氏的百姓吗？是葛天氏的百姓吗？尧舜在上时的巢父、许由，以及东汉的殳老、三辅地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而努力耕作的人，还有公孙度威势行于海外时，那些为避乱而归附他的人。北海的管宁、邴原、王烈都曾前往依附他，大概也只是与这些人相近罢了。”庄子说过：“市南僚嬉戏而使两家的灾难得以解除，孙叔敖安然睡卧、手执羽扇而使郢人停止用兵，那么他们一定各自有不可言说的道理，也有不必言说的辨析。德性止息于道的统一之处，言语止息于知识所不能知之处。”《易》说：“无咎。”

译九二，田猎捕获三只狐狸，得到黄色的箭，守正则吉。为什么？叶子说：“不要说天下已经难以平定就可以放任其兴起，不要说祸乱已经过去，因为这可能正是祸乱的开始。阴阳消长的运行，剥卦之后有复卦，夬卦的余气中又潜藏着姤卦。太平刚刚安定的日子，难道能没有谗邪、怯懦、谄佞之徒潜伏其中吗？霍光、上官桀都接受汉武帝的托付，丙吉、魏相与恭显等人杂处于汉宣帝的朝廷，这还不能安心。难道不应把他们搜出并除去吗？邪媚之徒一旦被拘执，中正刚直之士就会自然而来；妖异惑乱之徒一旦被剔除，刚正之朋党就会旋即到来。为什么？君子和小人彼此如水火、冰炭，片刻也不能并存。世上没有明德，小人就会危害君子。所以说：‘假如杞得志，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同类了。’世上有善政，君子就会诛除小人。所以说：‘隼是禽鸟，弓箭是器具，射隼的是人。除去小人而得到君子，就像猎取禽兽而没有丢失猎取它的器具。’这难道不是必然的形势和确定的道理吗？周公除掉三个叛乱者，周公受委任掌权的地位便更加重要；霍光诛杀上官桀等人，霍光执掌政权的势力便更加隆盛。”},{ 这既是事理，也是形势。所以楚庄王喜欢打猎，大夫劝谏他说：“我打猎是为了寻求人才。那些在丛林荆棘中刺杀虎豹的人，我由此知道他们勇敢；那些徒手搏击虎兕的人，我由此知道他们强劲有力；田猎结束后分配所得猎物，我由此知道他们仁慈。”楚庄王因此采取这个办法，得到三位人才。《易》说：“田获三狐，得黄天贞吉。” 六三爻说：“背负东西却又乘车，招致盗寇，到了正固也有忧吝。”为什么呢？叶子说：背负东西，是小人的事情；乘车，是君子的器用。小人却乘坐君子的车，盗贼就会来夺取它。这难道不是衰世的变化吗？从前《诗经》说：“我见到了这个人，他乘着四匹骆马；乘着四匹骆马，六根缰绳柔润光泽。”接着又说：“我见到了这个人，他确实有文采；他确实有文采，所以有福庆。”又说：“君子来朝见，拿什么赏赐给他？即使没有什么，也要给他路车和马匹。”接着又说：“快乐的君子，万种福气都归于他；贤能而善于治理左右的人，也都率先跟从他。”既然如此，那么先王的时代，难道会有不该乘车却偏要乘车的人吗？难道会有已经乘车而被别人夺走的人吗？《传》说：“任用贤能，是国家的急务。能够任用贤能，百姓就没有非分之想，这就是所说的道理。”只有市井中的贩夫走卒占据公卿大夫的位置，才会激起不平之心，招致施行夺取的风气；天下之所以纷纷扰扰，正是如此。对于这样的人，又能责怪谁呢？舟之侨说：“没有德行却享受俸禄，灾祸就要到了。”俗话说：“家中有不相宜的财物，就会受到伤害。” 又说：“没有实际功德却喜欢虚名的人会被削弱，没有德行却企求福禄的人会受到约束，没有功劳却接受俸禄的人会蒙受羞辱。”灾祸必然会发生。这大概是说：上天所帮助的，不在于不诚信的人；人们所帮助的，也不在于不顺从的人。从前郑国的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率领盗贼，杀死子驷、子国、子耳，而《春秋》却记作“盗”。解释的人说：“郑国跟随楚国，使中原疲劳，都是騑的罪过。”郑成公刚死时，诸位大夫想要归附晋国，騑以官命尚未改变为由阻止他们。到了鄬之战，僖公到防地跟随中原，而騑杀死了他。楚子囊讨伐郑国时，子展想坚守城池等待晋国救援，騑却请求跟随楚国，并愿承担责任。因此，騑是跟随夷狄的人，又是弑君的贼，不可以执掌国政。发輙只听从騑，罪恶积累到无法掩盖，郑国不能讨伐他们，盗贼便得以杀死他们。这就是所谓上位者轻慢、下位者暴乱，因而招致寇盗；孔子认为这是招来盗贼的原因。唉！身居高位的人，难道不应当知道戒惧吗？唐代王铎厚待奉养自己的人，调任义昌节度使，经过魏州时，侍妾成群，服饰车马都很华美。魏博节度使乐彦贞的儿子乐从训包围并杀死了他，掠走了他的侍妾。乐彦贞把这件事说成遭遇盗贼，上报朝廷，朝廷却不能追究。胡致堂说：“王铎在宰相职位上，是非不明，任用卢携而压制郑畋，信任裴渥而庇护宋威，一年之间使盗贼大为猖獗。等到他担任都统，又不能遏制黄巢，反而使刘汉宏成为新的寇盗。这样看来，他谋划议论乖谬，施政任用不合正道，因政治失误而死的人太多了。”这难道不是所谓上位者轻慢、下位者暴乱，因而被盗贼夺取吗？不仅如此，秦杨凭借务农而甲于一州，翁伯凭贩卖油脂而倾富一县，张氏凭卖酱而过度奢侈，质氏凭削磨器物而享用鼎食，浊氏凭贩卖肉干而拥有成列车骑，张里凭替马治病而击钟宴饮，这些都逾越法度。难道这是自保之道吗？能够预见祸机的，只有虞玩、郑綮罢了。虞玩升任司空，对宾客说：“把我任为三公，是天下已经无人了。”陈让不听从他，没过多久他就逃走了。郑綮被任命为平章事，堂吏前来告知，他抓着头说：“说俏皮话的郑五竟然做了宰相，时局如何可想而知了。”没过多久，他便辞去职务，不也是贤明的吗？《易》说：“背负东西却又乘车，招致盗寇，守正则吉。” 九四爻说：“解开你的拇指，朋友就会到来；这样就能取得诚信。”为什么呢？叶子说：“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相处，应当排斥邪恶、招来正直，这正是必须谨慎察觉祸机的地方。从前桓公在马厩察看，问马厩官吏什么事情最难办。马厩官吏还没有回答，管仲说：‘我管夷吾曾经做过圉人，给马架设马棚最难。先固定弯曲的木头，弯木又只能接弯木；弯木一旦固定，直木就没有地方施用了。先固定直木，直木又只能接直木；直木一旦固定，弯木也没有地方施用了。’既然这样，做天子的耳目股肱，却亲近狎昵宾客；做国家的柱石元老，却亲近柔弱邪佞之人，凡是有道德操守、仁义节操的人，难道不会远远避开吗？防子冯宠爱八名近臣，申叔时便疏远他们；郭子仪任用吴曜，僚佐便离去了。君子应当知道反省自身。一定要斥退小人，君子的朋党才会进用，彼此情意才会相合；屏退阴邪之人，刚正之士才会聚合，彼此心意才会诚信相通。这样才不愧为大臣的职责，天下的祸难也不会发生。从前沈尹戌对令尹子常说：‘无极是楚国的谗人，百姓没有不知道的，可是您却亲近他。鄢将师假传您的命令，要消灭国家的良臣，而且还不失去官位。’ “您将要危险了！明智的人除掉谗佞来使自己安全，您却爱护谗佞来使自己危险，实在太糊涂了。”子常说：“这是我的罪过，怎敢不认真谋划，杀掉无极和鄢将师，以向国人解释？”谗毁之言于是停止。《易》说：“解开你的拇指，朋友就会到来；这样就能取得诚信。”

译六五爻说：“君子能够解除祸患，吉祥；小人也会因此受到诚信相待。”为什么呢？叶子说：天下并没有很多难事，小人是制造祸难的根源；消除祸难没有很多办法，除掉小人是消除祸难的根本。所以洪水并不是尧的真正祸难，但四凶没有被除掉，祸患的根基仍然存在；殷民并不是武王的真正祸难，但三监没有被除掉，祸患的根苗仍然存在。君子能不谨慎吗？所以说：治理国家的人，看见恶人应像农夫除草一样，把它们割除、深挖，断绝其根本，不让它们重新生长，这样善人才能得到信任。虽然如此，不知道而不除掉，是昏昧；唐德宗没有察觉卢杞的邪恶，还可以说是无知。知道了却不除掉，是软弱；宋元公厌恶寺人柳，想杀掉他。等到在防地时，寺人柳在座位旁烧炭，宋元公一到便离开；到了下葬时，他又重新得到宠幸。唐肃宗不让李辅国担任宰相，却赞许裘冕没有顺从李辅国，曾多次想杀他，最后却畏惧他而不敢动手。唐德宗不任用窦、霍，也不发白麻诏书，却责怪大臣没有拒绝他们；既然已经明知他们奸邪，却仍照旧委任。楚文王明知申侯专门谋取私利，却一直到自己去世都不减少对他的宠爱。唐明皇明知李林甫奸邪，却一直到李林甫去世都没有停止任用他。唐宪宗想讨伐王承宗，裴垍、李绛认为不可轻率出兵。宦官吐突承瓘想夺取裴垍的权力，请求率兵讨伐王承宗。宗正少卿李栻上奏说：王承宗不可不讨伐，吐突承瓘是亲信近臣，应当把禁军全部交给他，让他统领诸军。唐宪宗把李栻的奏状给学士们看，说：“这是奸臣，你们记住，不要让他得到进用。”唐宪宗既知道李栻不可任用却不能罢退，又知道吐突承瓘不可领兵却不能制止；明明看清了却又昏暗，表面勇敢却实际怯弱，实在无可言说。即使如此，仍有类似事情，不能因为后来罢退他们而认为已经解决：蔡确的奸邪，汪觌先前已经说过，奏章有几十次；孙寛、刘贽、苏轼、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后来又屡次进言，奏疏累计十多篇，但元祐太后不忍斥退蔡确，只让他罢政，出任陈州知州。对知伯那样尊重贤人却不任用，使贤人知道自己不会被任用而心生怨恨；鄙弃不肖之人却不使其远离，使不肖之人知道自己被鄙弃而产生仇恨；两种情况同时产生，国家灭亡很快就会到来，这两者相距又有多少呢？《易》说：“君子能够解除祸患，吉祥；小人也会因此受到诚信相待。” 上六爻说：“公在高墙之上射隼，捕获了它，没有什么不利。”为什么呢？叶子说：君子把才器藏在自身，等待时机而行动；行动所针对的事情，没有比解除悖乱、铲除显达的奸邪更优先的。从前有人说：世上若有人学习了屠龙的技艺，具备搏虎的能力，即使没有龙和虎可搏，也应当捕获长鲸、肥鲛来做脍，捕杀怒彪、文豹来制成腊肉；至于区区捕获小雀，并不是他的志向。因此，汉代邓通在殿上嬉戏，丞相申屠嘉发檄文召他到府中斥责说：“你一个小臣竟敢在殿上嬉戏，大不敬，应当处斩！”官吏准备执行斩刑，邓通叩头至流血，天子拿着符节赦免他，事情才停止。周防任洛阳令，上任后先询问大姓豪族的姓名，属吏列举闾里豪强回答。周防厉声怒斥说：“我问的是马氏、窦氏等贵戚，难道会不知道这些卖菜的佣人吗？”于是属吏和部下望风而动，争相以严厉激切为事，贵戚局促不安，京师肃清。顺帝派八名使者分行州郡，表彰贤良，显扬忠勤；对贪污有罪的人，刺史和二千石官员用驿马押送上报，墨绶以下的官员立即逮捕举劾。杜乔等奉命到各郡，只有张纲把车轮埋在洛阳都亭，说：“豺狼当道，哪里还需要去问狐狸！” 于是张纲弹劾大将军梁冀、河南尹不疑，说他们凭外戚身份蒙受恩宠，居于辅弼重任，却专门放纵贪婪，恣意妄为没有止境，伤害忠良；谨慎地列举他们不把君主放在心上的十五件事。奏书上奏后，京师震惊恐惧。李膺任司隶校尉时，小黄门张让的弟弟张朔任野王令，贪暴残酷、毫无道义，畏惧李膺的威严，逃回京师，藏在哥哥家中的柱子里。李膺知道情况后，带领吏卒凿破柱子抓出张朔，交给洛阳狱处死。从此各位黄门、常侍都弯腰屏息，不敢妄动。元稹因为裴度资历深、声望高，担心裴度再次建立功劳而受到重用，妨碍自己的仕进，所以和魏洪简结交甚密，多次从中阻挠裴度所奏的军务。裴度上表说：“逆贼作乱，使山东震惊；奸臣结党，扰乱败坏军政。陛下想扫荡幽镇，应当先肃清朝廷。河朔的逆贼只能在山东制造乱事，宫禁中的奸臣却一定会祸乱天下。这样看来，河朔的祸患小，宫禁的祸患大。小祸患臣与诸将一定能够荡平，大祸患若非陛下觉悟并果断裁决，就无法驱除。臣蒙受陛下委任，责任并不轻；遭受奸臣排斥陷害，事情也不小。他们只是想使臣失去职位，至于天下治乱、山东胜负，完全不加顾念。” “如果朝中的奸臣全部除去，河朔逆贼即使不讨伐也会自行平定；如果奸臣仍然存在，那么逆贼即使平定了，也没有益处，反而会导致灭亡。”唐宪宗不得已罢免魏洪简和元稹。这样看来，具备藏器待时的资质，到了时机便行动，身居大臣职位，解除悖乱之人，使窃据职位的人不能继续占据，使他们不敢肆意侮慢，使他们不敢恣意做超越本分、内心又无法理解的事情，这不正是应当做的吗？张九龄不能杀安禄山，施全不能刺杀秦桧，是上天没有保佑国家，实在可叹。《易》说：“公在高墙之上射隼，捕获了它，没有什么不利。” 《叶八白易传》卷十。《经部，易类，叶八白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