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八白易卷十一　　　　明　叶山　撰

译六四，减除自身的疾病，使它迅速消除而有喜庆，没有灾咎。为什么？叶子说：“风寒暑湿侵犯体外，阴阳虚实在体内发生，所以身体的疾病由此产生。要除去身体的疾病，不能没有医生；富贵功名交相呈现在眼前，喜怒忿懑在心中发动，所以心里的疾病由此产生。要除去心里的疾病，不能没有老师。疾病不去，身心一定会死亡。因此庄子说：众人焚烧中和之气，生出的火太多；不迅速除去，身心就会日渐受损。所以文子说：积存的恶习是不祥的，应迅速除去，心中自然喜悦。所以《淮南子》说：人想知道高下却没有人教他，用管来测量就会高兴；想知道轻重却没有东西给他，用权衡就会喜悦；想知道远近却没有人能用金目教他，就会感到畅快。何况能够知道应变无方而不困穷呢！喜悦于疾病被除去，邪恶就不会践履。五峰说：能够攻治别人真实的疾病，是最难的事；能够接受别人对自己的真实攻治，更加困难。别人能够攻治我的真实疾病，我能够接受别人对我的真实攻治，这样才近于朋友之义！诚斋说：子产容忍国人议论自己，把它作为医治自己的药而不毁坏乡校，可以说是能够减除自己的疾病、抑制愤怒；魏献子听取阎没、女宽的讽谏来警戒自己，又辞去梗阳人的馈赠，可以说是能够减除自己的疾病、堵塞欲望，确实做到了。” 楚庄王起初用偷袭的计策欺骗陈国，说陈人不要行动；后来又用劫夺的威势施加于陈国，于是把陈国改为县。叔时出使回来，没有祝贺，只说了一句话，便从楚庄王心中取出陈国还给他，于是楚庄王又恢复了陈国。吐突承璀任功德使，大规模修缮安国寺，上奏请求树立圣德碑，先修建碑楼，请求诏令学士撰写碑文，想用万缗钱酬谢他。宪宗命李绛撰写，李绛说：尧、舜、禹、汤从未立碑自称圣德，只有秦始皇刻石夸耀自我称述，不知陛下想效法谁？皇帝命人把碑楼拉倒。吐突承璀说：楼太大，不能拖倒，请慢慢拆毁。皇帝厉声说：多用牛来拖！吐突承璀于是再也不敢说话。总共用了百头牛才把它拖倒，也可以说是勇于接受善言，有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了。否则，鲁隐公想把君位让给桓公却说‘将要’，秦穆公称说要改过却说‘尚且’，君子听到他们言语不能果断实行，就能预先知道他们内心有二心。《左传》说：君子见到事变的苗头就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哪里还需要说‘将要’呢？俗语说：有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哪里还用说‘尚且’呢？所以鲁隐公不迅速退位，贪恋权位的形迹显露在外，于是羽父得以进献弑杀桓公的计谋。宋太祖不早立皇太弟，顾惜私情直到终身，于是赵光义迅速发动了夺位之举。”},{ 假如隐公谦让的意图早早传达到外界，那么高尚超逸的风气就会凛然存在。那些不仁不义的人，尚且不敢窥望他的门墙，何况敢拿残害贼乱的谋划、猪狗一样的行为去玷污他吗？太祖艺祖在金匮之盟中的约定，如果早早告知天下，那么季札的义行就会显明无疑。不孝不悌的人，正要安心等待自己必然显贵，又怎么会遭遇喋血的灾祸和互相加刃的恶行呢？所以，为义却不早早同不义区别开来，改过却不赶快同不改过区别开来罢了。这样一来，疾病不是会更加深重吗？《易》说：“减损他的疾病，使他很快有喜庆，没有灾咎。” 六五爻说：“有人增益他，即使价值十朋的龟甲也不能违背，最为吉祥。”为什么呢？叶实说过：皋陶陈述谋略，唐尧、虞舜因此兴盛；伊尹、箕子作成训诫，殷、周因此再次兴隆。由此可见，君主的福祉没有比得到贤才更大的；得到贤才的征兆，也没有比获得善言更急切的。《论语》说：善行可以使国家兴盛，美好的言语可以成为准则。把它作为法度，就能防止奸邪；人们依靠它，就能建立德行。因此，听到一句恰当的话，就如同得到一万人的军队；获得一位士人的善言，就如同得到一个千乘之国。又说：即使在边远荒僻的地方、重重翻译之后进献珍宝，也不算真正的宝物；腹心之臣匍匐进献善言，才是最珍贵的宝物。唐太宗也说：“朕贵为天子，所缺少的不是财物，只遗憾没有可以使百姓获利的美好言论。与其得到数百万缗钱，哪里比得上得到一位贤才？”唉！这就是《二典》《三谟》之所以成为治理天下的要道、保全天下的蓍龟、万世奇宝的原因。然而如果不是尧、舜、禹这样的君主，也不会拥有这些。既然身具如山岳配天般的德行，居于大中至正的位置，怀有空阔宽广的心胸，保持谦柔抑损的气度，那么天下贤人君子，难道不会拿出自己的嘉谋嘉猷，作为保国安民的计策吗？他们陈述忠言和正直的议论，作为奉承天意、勤劳爱民的谋划；正要进言时希望君主听取，君主听取后又希望实行，竭尽至诚恳切之情，极力表达真实而勤恳的心意，难道还有比这更能接受天下益处的事情吗？舜所说的没有隐藏之处，禹所说的得到正直言论，也没有超过这些。《易》说：“有人增益他，即使价值十朋的龟甲也不能违背，最为吉祥。” 上九爻说：“不减损自己，反而增益别人，没有灾咎，守正则吉祥，前往有利；得到臣下而不使其有私家。”为什么呢？叶子说：事情以顺应为便利，万物以适宜为安定。为猿猴赐予食物，不是背着它爬上树；为鱼类施德，不是提着它进入深水。因此，夏季减免徭役、冬季征收徭役，百姓不认为是怨恨；春季借贷、秋季征赋，百姓常常认为是恩惠。君子居于百姓之上，怎么能用小道来寻求欢娱呢？大禹竭力疏通沟洫，天下没有饥民；周文王善于养老，天下没有受冻挨饿的人；汉文帝亲自实行节俭，因而有烟火绵延万里的富庶。采用这种道理，所以说：所谓西伯善于养老，是教百姓种植和畜牧，引导他们的妻子儿女，使他们奉养老人；并不是给每一家赏赐、给每个人增加财物。既然这样，身为大臣，处在百姓之上，必须如此，德行才不愧于职位；必须如此，政道才不违背法纪；必须如此，施行才不妨碍成功；必须如此，百姓才不会违背志愿。否则，就难免只是像霸者那样对百姓施以小恩小惠。难道不是上对不起君主、下又对不起自己吗？从前齐桓公经过平陵，看见有一家人让老人自己养活自己，便问其中缘故。那人回答说：“我有九个儿子，家里贫穷，无法为他们娶妻，所以我让他们出去做佣工，还没有回来。”齐桓公便把宫外的五名女御赐给他们为妻。

译管仲入朝拜见，说：“君主的施惠，不也太小了吗？”齐桓公说：“为什么？”管仲说：“君主只是看见一个人便对一个人施惠，那么齐国能够娶妻的人就太少了。”齐桓公说：“那么怎样才能让国内的男子二十岁有妻室，女子十五岁出嫁呢？”唉，管仲大概真能懂得这个道理！至于李泌处置蕃使、恢复府兵，也差不多是这样。唐朝的河陇被吐蕃占领以后，安西、北庭以及西域的使者留在长安，归国道路断绝，都依靠度支供给。李泌知道这些胡客都有妻子儿女，已经买了田宅安居，不愿回去，便下令停止供给；共有四千人都到宰相府申诉。李泌说：“这都是历来宰相的过错，哪里有外国使者留在京师几十年而不允许回国的道理？现在应当借道回纥，各自遣送回国；不愿回去的，应当到鸿胪寺自行陈述，授予职位，供给俸禄。人生应当乘时施展才用，怎么能终身客死异国呢？”于是各位使者没有一个愿意回去，李泌便把他们分别隶属于神策两军的禁旅，使军队更加壮大，每年节省五十万缗。唐德宗又问恢复府兵的办法，李泌说：“今年驻守京西的士卒有十七万人，每年估计需要粮食二百四万斛；如今粟米每斗价值一百五十钱，共需三百六万缗。国家近来遭遇饥荒，经费不足，即使有钱，也没有粮食可以买，还没有空闲议论恢复府兵。” 吐蕃长期居住在原、兰之间，用牛运粮。粮食吃完后，牛也没有用处，请求发给左藏中的劣质缯帛，染成彩缬，通过党项与他们交易，预计用十八万匹缯帛，可以换来六万多头牛。于是命令各冶铸造农具，购买麦种，分赐给沿边各镇，招募戍卒开垦荒田并播种。约定麦子成熟后加倍偿还种子，其余粮食按当时价格增加五分之一，由官府收购；第二年春天播种禾稻，也照此办理。肥沃的土地荒废已久，收成必然丰厚；戍卒能够获利，耕种的人会逐渐增多，粮价必然降低；名义上是加价收购，实际上与今年相比，减少的费用更多。况且边地官职多有空缺，请求招募人以缴纳粮食来补授官职，就可以供给今年的粮食。皇上全都听从了。皇上又问：“你说府兵也可以集合，怎么办？”李泌回答：“旧制度规定戍卒五年轮换，如今既然依靠耕田致富，一定不愿回去。等到任期将满，就下令说：愿意留下的人，便把所开田地作为永业；家人愿意来的，由本贯继续供给粮食；遣送他们不过几批，戍卒就都会成为当地居民。于是全部按照府兵的办法治理，就能把关中的疲敝转变为富强。”郭汭任荆南留后时，荆南经历兵乱和荒歉，只剩下十七家。郭汭振作精神治理，安抚聚集残余百姓，疏通农业和商业，到晚年几乎增加到一万户。当时各藩镇都只致力于扩充兵力、相互残害，没有把养育百姓当作事情。只有华州刺史韩建招抚流散百姓，劝导督促农桑，几年之间，百姓富裕，军队得到供养，当时人称他为“北韩南郭”。唉！这确实是大臣的职责，是极大的事业，也没有辜负牧养百姓的精忠。那些人难道曾经不忧虑国家危难，只是知道获取万钱的食禄吗？杨素坐看国家灭亡，却每天收取市场税利。王戎身为司徒，却拿着筹码计算财物，仿佛还不足用，本来就不值得说。至于子文毁掉自己的家产来缓解楚国的危难，与这些人相比也只是小事，难道不是太浅薄了吗？这还能算大丈夫吗？甚至魏博节度使田悦侍奉朝廷恭敬顺从，河北黜陟使洪经纶却不懂时务，听说田悦有七万军队，便下令裁撤其中四万人，让他们回去务农。田悦表面上顺从命令，裁撤了他们；随后召集被裁撤的人说：“你们长期在军中，有父母妻子，如今突然被黜陟使裁撤，将来靠什么养活自己呢？”众人都大哭，田悦于是拿出家财赏赐他们，让他们各自返回队伍。于是士兵都感激田悦而怨恨朝廷。洪经纶的做法固然不值得说，但田悦的所作所为，距离陈氏、季孙、宋鲍等人也相差不远了，难道不应当戒惧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万人〕 《易》说：“不减损自己，反而增益别人，没有灾咎，守正则吉祥，前往有利；得到臣下而不使其有私家。” 此处为卦图符号：▯。益卦，前往有利，利于涉越大川。为什么呢？叶子说：天下没有不能役使的百姓，只怕没有能够使他们获利的办法；也没有不能为之杀身的百姓，只怕没有能够感动他们的办法。使他们获利，他们就会行动；感动他们，他们就会奋发。谁能真正了解君主，谁又能真正了解百姓呢？河间献王说：禹称道“百姓没有粮食，我就不能役使他们”，“功业成就却不能使百姓获利，我就不能勉励他们”。所以疏导黄河使其流通，开凿长江使它通向九▯，疏通五湖而使东海安定，百姓也确实劳苦了。然而百姓不怨恨，是因为利益归于百姓。利益归于百姓，所以君主只要有所驱动，他们就会听从。天下无事时，下达命令如流水一般，百姓随着役使而行动，没有阻隔；天下有事时，涉越险阻也像走平坦道路一样，愿意舍弃生命奔赴危难。《传》说：“以喜悦的心情役使百姓，百姓就忘记劳苦；以喜悦的心情让百姓冒险犯难，百姓就忘记死亡。”孟子说：“用使人得到安逸的道理役使百姓，即使劳苦，百姓也不怨恨；用使人得以生存的道理杀伐百姓，即使死亡，百姓也不怨恨。”所谓杀伐，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唉！如果不是尧、舜把天下贯通为一身，使百姓都把尧、舜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就不足以谈论这个道理。《易》说：“益卦，前往有利，利于涉越大川。” 初九：适宜施展才力，建树伟大事业，可获大吉，没有灾咎。为什么呢？叶子说：用利益使天下人获利，是大君主施行政教、布置事业的作为；用忠诚效忠朝廷，是贤良之臣报答和效力的方式。臣下有报答君主的忠诚，然后君主才不会有虚受其忠而无人回报的恩惠。即便如此，管子还说过：“飞蓬之问，不在所賔；燕雀之集，行道不顾。”君子对于天下之事，不做便罢；既然做了，却只满足于用小事来敷衍塞责，仍然等于没有做。为什么要把匡正君主的义务看得急切，并尽到自己一人的责任呢？所以说：“选择良马，并不是为了追逐狐貉，而是为了射取麋鹿；磨利宝剑，并不是为了斩断白衣，而是为了剖断犀兕。”即便如此，承担天下大事，是以忠诚报答君上；把天下大事办好，是以完成所承担的责任。安然接受君上的恩益，却不知道报答，这是万物中违背常理的事；徒然报答君上的恩德，却不能把事情办好，这是忠诚的末流。所以说：“太阳和月亮如果不高悬，光辉就不会显赫；水和火如果不积聚，光辉与润泽就不会广大；珠玉如果不显露在外，王公就不会把它们当作珍宝；礼义如果不施加于国家，功业和名声就不会彰明。”因此，古代的君子谋划他国之事，如果使自己获福而使他人遭祸，那么事情就有不能建立的；

译如果只对当下有利、却对后世有害，那么功业就有不能成就的。为什么呢？因为谋划这些事情，必定是要有大的作为。替君主谋划重大的策略，然后作为才能开始宏大。替君主谋划重大策略的人，如果忠心激切而思虑浅近，就会产生灾咎。所以，考察上天的形势、访察人的情状，意图必须深远潜沉；考究古代、验证当今，意图必须参照多方面、反复考量；审察时势、制定变通之策，意图必须周全而坚定。这样，重大的谋略就不会纷乱，天下也会在暗中受到它的利益。这就叫用自己的言论报答君主，这才叫忠诚；否则，所说的话就称不上是可取的言论了。制定天下大政的人，如果志向广大而才干疏浅，就会产生灾咎。所以，政务可以繁多，却不能让它陷入混乱、无人治理；事务可以劳烦，却不能使治理本身陷于劳敝而无法振兴；行动可以迅速，却不能使仓促草率导致祸患轻易发生。这样，大政就不会受到扰乱，天下也会在暗中受到它的福泽。这就叫用自身报答君主，这才叫委身尽责；不能称作爱惜自身。大概近于这种情形的，是董生、贾谊、诸葛亮、郭子仪这一类人吧？否则，就像晋代的殷浩，承受重任，接受丰厚的征召而出仕，想把经营谋划中原作为自己的责任，却无故轻率地袭击姚襄，从而招致最初的祸患；又轻率出兵北伐，军队战败、粮食耗尽，乖谬到这种地步。他不但不能成就功业，反而招来了祸乱。又如唐代的崔造，年轻时与韩防、卢东羙、张正则结为朋友，以王佐之才自许，当时人称他们为“四夔”。唐德宗因为李造敢于直言，所以破格任用他。陆贽多次把政事让给李造处理。李造长期在江南任职，痛恨钱谷诸使欺上瞒下的弊端，便上奏请求罢除水陆度支、转运等使，把各道租税全交给观察使管理；由刺史派官员押送到京师，再令宰相分掌六曹。陆贽掌兵部，李勉掌刑部，刘滋掌吏部、礼部，李造掌户部、工部。李造与户部侍郎元琇友善，便让他掌管各道防御使、榷酒事务。韩滉上奏议论元琇的过失，元琇被罢免。所谓四位辅弼都自许为辅佐君王的人，只有李造做到了宰相；但他所施行的措施，只成就了罢除转运使这一件事，而他所要改变的局面，最终也没有成功，只是有虚名而少有实际。这样哪里足以符合君主委任他的本意呢？又如石敬瑭拒不奉命，唐朝发兵讨伐他，契丹出兵救石敬瑭，唐军大败。唐主害怕了，从洛阳出发，对卢文纪说：“朕排除众议任用你，如今祸患到了这种地步，你的好计策在哪里呢？”卢文纪只是拜谢，不能回答。冯延巳和他的党羽谈论事情时，常把天下事当作自己的责任。等到唐主去掉帝号、向周世宗投降后，冯延巳的党羽相互议论，有人称周为“大朝”，常梦锡笑着说：“诸位平常总说要把君主辅佐成尧舜，为什么今天反而称周为小朝呢？” 君主不能衡量臣子的才干便任用他，臣子也不能自量而承担责任，最后彼此责怪、争执、怨恨，你讥笑我、我讥笑你，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易》说：“适宜用来兴办大事，最为吉祥，没有灾祸。” 六二爻说：“有人来增益于他，价值十朋的龟甲也不能违背，长久守正则吉祥。君王用祭祀来享祀上帝，吉祥。”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美好的谋略和美好的规划，足以使上天长久保佑禄位、使国家得到保全的，是君主的宝物；尊贵的官位和爵位，足以建立功名、惠泽天下的，是臣子的宝物。秉持虚心、中正、谦逊而受益的正道，又蒙受股肱心腹般的重任，极尽君臣如林鸟得树、鱼得水般的欢悦，将要推辞却推辞不掉，要解除关系却不能使其离去；这样功业成就而没有猜忌，正道推行而没有阻碍，作为人臣的福庆又怎么样呢？太甲依赖伊尹匡正救助的德行，高宗依赖傅说如舟楫、霖雨般的作用，就是这样。伊尹、傅说所谓的“益”，难道不大吗？虽然如此，臣子对上要成就君主的德行，对下要为百姓谋利，其中的艰难和谨慎，只能和谐专一，这正是伊尹所说的真正把握中道。难道敢不敬重君王的美好命令吗？难道敢不答复并宣扬天子的美好命令吗？傅说自始至终都以学习为根本。能够时时思念而不懈怠，始终牢记在心而不丢失，这大概就是臣道的重大常法吧？这样君臣彼此感通，就是幽明之间诚信相通，可以用来感动上帝，可以用来使明神清除灾害。所以说：“只有伊尹和成汤，都具有同一种德行，才能享受上天的心意。”又说：“并不是上天偏爱我有商，只是上天保佑具有同一德行的人。” 啊，盛大极了！不然，鲁国虽然僭越请求在周平王时举行郊祀，到鲁僖公时四次占卜而上天都不答应，鲁宣公又妄图这样做，越占卜越不合，最终上天的心意始终没有赐予鲁国。与明神相交感，真是可畏啊！《易》说：“有人来增益于他，价值十朋的龟甲也不能违背，长久守正则吉祥；君王用祭祀来享祀上帝，吉祥。” 六三爻说：“在凶事中施加增益，没有灾祸；有诚信而行中道，告诉公卿时使用圭玉。”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庆赏、爵位、俸禄，是君上用来慰劳有功之人的；警戒、整饬、惩罚，是君上用来激励做得不够之人的。古人重视人才，为什么重视人才呢？考察他而没有振作起来，就敲打他；敲打他而仍未成就，就进一步督促他。因此，雨露的滋润之前，往往先有雷震；蕙兰的生长，常常继之以严霜。所以古代的君王一定设置牧伯方伯二人，让他们窥察远方、治理民众。怎样才叫窥察远方、治理民众呢？远方百姓有饥寒而得不到衣食，有诉讼而冤屈不能平反，有贤才被遗漏而没有举荐的，就入朝报告天子。天子在接见诸侯的朝会上，作揖请他进来，说：“唉，难道我的政令教化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吗？为什么会有饥寒而得不到衣食、有诉讼而冤屈不能平反、贤才被遗漏而没有举荐的情况？”然后诸侯退朝，与卿大夫谋划解决；谋划得不好，劝诫整饬又不奏效，惩罚就要施加了。经过三次约束、五次督促，一定要让二人报告说：“衣食已经供应充足，诉讼已经裁断，贤才已经进用，众人也都得到任用。”然后天子嘉奖其功绩，设宴款待他们。这就是劝勉群臣、使百姓得到提升的办法。所以古代贤明的君王，天下有不顺从的人，必定反复耐心地告诫教导他，从多方面训诫整饬他；再三教诲仍不改变，然后才施加贬黜、责罚和征讨。这样，违背义理的人知道自己有罪，被加刑的人也有可供说明的理由。考察唐朝末年，自从失去河朔，有时讨伐，有时姑息，却没有听说发布文告、下达戒饬之辞。因此用兵却不能使其服从，恩惠优厚反而使他们更加骄横。唐武宗以削平、统一为志向，李德裕认为应当裁制成全、辅佐君主，所以对于河北三镇，两次派使者到京师。李德裕曾当面告谕他们说：“河朔兵力虽强，却不能自立，必须借助朝廷的官爵、威势和命令来安定军心。你们如果让使者和大将要挟敕使来求官爵，为什么不自己奋发忠义，建立功业，得到明主的知遇呢？”况且李载义曾为国家平定沧州、景州，后来被军中驱逐，朝廷仍没有失去让他做一名节度使；杨志诚却派大将拦截敕使，凭武力求取官爵，后来被军中驱逐，朝廷最终没有赦免他的罪。这两个人的祸福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于是三镇不敢再有异心，朝廷控制它们就像转动手掌一样容易。《易》说：“在凶事中施加增益，有诚信而行中道，告诉公卿时使用圭玉。”

译六四爻说：“行中道，告诉公卿，公卿会听从；适宜用来作为依托，迁移国都。”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天地之间没有可以逃避的，是君臣的名分；手足腹心之间不可解脱的，是君臣的情感，这也是义。因此，我只担心自己立身不善，不担心君主听到意见却不采纳；只担心自己陈述意见不善，不担心君主听到善言却不实行；只担心我听到命令却不报告，不担心报告以后君主不听。为什么呢？报告是名分，听从是义，也是情。所以时局安定时，就陈述治理天下的谋略，如舜、禹建立洪大功业，董仲舒、贾谊经营谋划；有紧急情况，就报告一时的变故，如祖己奔走报告给商王，郑国商人弦高急忙报告给郑国。他们难道喜欢这样喋喋不休地讨好君主吗？这是忠臣的职责。尧舜的应允，文王武王的诚信，商纣、郑穆公所作的防备，也都是情义使他们不能自已吧？至于曲沃叛晋昭公，而我听到命令却不敢报告；田氏把阳生召到鲁国，而国人知道却不敢发言，这就是君主的贼、国家的蛀虫了。然而，报告意见却不以百姓获利为目的，仍等于没有报告；使百姓获利却不能使国家安定，仍等于没有获利。桑弘羊、孔仅开辟财利来源，权万纪、韦坚、王珙、杨慎矜、王涯、孔循搜刮百姓来增加财富，正是孟子所说的诸侯的罪人，又有什么可报告的呢？” 我对元凯有所取法。晋朝发生大水，诏令询问主管官员：应当怎样帮助百姓？杜预上疏认为：“如今水灾以东南最为严重，应当命令兖州、豫州等州保留汉代旧有的陂塘来蓄水，其余地方都决堤排水，使饥民能够得到鱼、菜、虾、蚌的供给，这是眼下每日生活上的好处。水退以后，淤泥填积的田亩可以收获数钟粮食，这是第二年的好处。典牧所饲养的耕牛有四万五千多头，可以分给百姓耕种，并责令他们缴纳租税，这是几年以后的好处。”晋主听从了他的建议，百姓依赖这些措施得到利益。唐朝张平叔想在大旱中追征三十六年前的欠税，李渤只说了一句话，便把欠税全部免除了。唉，这才知道该怎样向君主报告了！使百姓获利，也使国家获利；所以平时可以安居如故，遇到紧急情况则迁徙如常。不仅是韩献子所说的十代之利，实际上也是邾文公养育百姓、保存国家命脉的道理。难道一定要水深土厚、山岭阻隔、河流环绕，像尧的平阳、舜的蒲坂、禹的冀、汤的亳、周的镐、汉的关中、唐的长安那样，深得足以蓄水，厚得足以承载，险阻足以堵塞，河流足以汇聚，天地在这里交合，四时在这里交会，风雨在这里防护，阴阳在这里调和，然后根基才牢固、形势才强盛，才是天下最大的利益吗？” 虽然如此，如果迁移能够获利，迁移也是可以的；如果不迁移也能获利，就可以不迁移。楚国发生大饥荒，群蛮乘机叛乱。于是申地、息地北门不再开启，楚人谋划迁往阪高。蒍贾说：“不可以。”于是楚国利用秦人、巴人、防风氏、庸人，楚国反而更加壮大。苏峻作乱时，宗庙宫室全都化为灰烬。温峤想迁往豫章，三吴豪杰想迁往[疑字：防稽]。司徒王导说：“孙仲谋、刘玄德都说建康是王者的居所。古代帝王不会因为物资丰足或匮乏而迁移国都；如果致力于根本、节约费用，又何必担忧衰败？如果农事不能修治，即使是乐土也会变成废墟。况且北方寇贼如游魂一般，正在窥伺我们的空隙；一旦向他们显示软弱，逃到蛮夷之地去，从希望和实际来看，恐怕都不是好办法。现在应当用安静镇定住局势，众人的情绪自然会安定。”因此不再迁都，晋朝才开始安定。苏轼说：“平王初年，周朝虽然不能像楚国那样强盛，但难道不胜过东晋的防守吗？假使平王有一个王导、蒍贾，制定不迁都的计策，收聚丰、镐遗民，修治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政事，凭借形势压临东方诸侯，那么诸侯即使强大，也不敢怀有二心。这样秦国又怎么能自行称霸呢？”所以无缘无故迁移国都，没有不削弱的。像魏惠王迁都大梁、楚昭王迁都郢、顷襄王迁都陈、考烈王迁都寿春、李景迁都豫章，后来都不能再振兴，已经显露出亡国的征兆。唉！盘庚以后，迁都这件事难道可以轻易谈论吗？难道可以轻易谈论吗！《易》说：“行中道，告诉公卿，公卿会听从；适宜用来作为依托，迁移国都。” 九五爻说：“有诚信而怀有惠民之心，不必占问，最为吉祥。有诚信而使我的德行得到惠益。”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君臣本为一体，休戚彼此相通；有所感而立即回应，是机理的真实；有所倡导而立即应和，是内心的诚信。”管子说：“百姓厌恶忧劳，我就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贱，我就使他们富足尊贵；百姓厌恶危亡，我就使他们安定生存；百姓厌恶灭绝，我就使他们繁衍生息。能够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就会替他承担忧劳；能够使他们富足尊贵，百姓就会替他承受贫贱；能够使他们安定生存，百姓就会替他承受危亡；能够使他们繁衍生息，百姓就会替他防止灭绝。”又说：“没有人使他们快乐，就没有人替他们悲哀；没有人使他们生存，就没有人替他们赴死。为什么呢？”栾共子说：“以生来报答生，以死来报答恩赐，以力量来报答赏赐，是人的常道。君子能够按照人道对待百姓，百姓也一定会按照人道报答君主。”所以晁错说：“三王与臣下都贤明，所以共同谋划、相互帮助，筹划安定天下，没有不以人情为根本的。人情没有不想长寿的，三王使人得以生存而不受伤害；人情没有不想富足的，三王使人富厚而不困乏；人情没有不想安逸的，三王节制其劳力而不使其耗尽。他们制定法令，总要符合人情后才施行；他们发动众人、役使百姓，也总要以人事为依据后才去做。用推己及人的恕道来取用人才，对人情所厌恶的事情不强迫实行，对人情所希望的事情不禁止，因此天下人乐于接受他的政令，归附他的德行，仰望他如同仰望父母，跟随他如同流水归下。陆贽说：“当今最急迫的事务，在于审察众人的情绪。众人最希望的事情，陛下先去实行；众人最厌恶的事情，陛下先去除掉。喜爱和厌恶都与天下人相同，却仍有天下人不归附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又说：“应当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实行自己认为困难的事情；公布诚意，去除百姓所患的弊病。我私下听说舆论已经很深入地探察民情，但四方仍忧虑朝廷内外的意旨不相合，百官又忧虑君臣之道阻隔，郡国的意愿不能上达朝廷，朝廷的情意不能上达宫阙，上面的恩泽堵塞在下，下面的实情堵塞在上，听取意见时想做到没有疑虑阻隔，怎么能够呢？实在应当汇聚天下人的智慧来帮助自己的聪明，顺应天下人的心意来施行政令，这样君臣同心，还有什么不会服从的呢？远近都归心，谁还会和我们作乱呢？唉！若不是二帝三王，谁能做到这种地步呢？”所以说：[疑字]戚敲击牛角而歌，齐桓公便提拔他主持大政；雍门子以哭泣求见孟尝君，使孟尝君流泪沾湿衣带。歌唱和哭泣，是众人都能做到的事；一发出声音便进入人的耳中、感动人的心，是因为诚意达到了极点。”

译所以唐尧、虞舜的法度可以效法，但他们晓谕人心的能力却无人能够达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虽然如此，楚军攻打宋国，军士大多寒冷，楚庄王巡视三军，抚慰并勉励他们，三军将士都好像身上夹着温暖的丝绵。楚国有人送来一箪[疑字]醪酒，庄王把它投入河中，命将士们迎着水流饮用，三军都醉了。楚庄王不能使每个人都身夹温暖的丝绵，却因他的言语使三军感到温暖；庄王不能把河水变成醪酒，却因他的赏赐使三军醉倒。他没有用空话和诡辩劳烦将士，而是把自己的真心给他们，这样即使没有贵重物品，也能施惠于人。唉，后世尚且可以如此，何况唐尧、虞舜和三代呢？不然，停征赋税的诏令，只能说是用耳朵向百姓施惠，百姓将会堵住耳朵；停止劳役的议论，只能说是用眼睛向百姓施惠，百姓将会闭上眼睛。这哪里算彼此施惠呢？《易》说：“有诚信而怀有惠民之心，不必占问，最为吉祥；有诚信而使我的德行得到惠益。” 上九爻说：“没有人来增益他，反而有人攻击他；立定的心志不能恒久，凶。”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善行可以追求，利益却不能强求。不断追求善行，四海之内的人都将轻装跋涉千里而来，告诉他善道。不断追逐利益，受到妨碍的人相互争斗，受害的人彼此角力，天下的祸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荀氏的书说：最上等的是不把市场上的货物全部搜空；其次是不偷窃；再次是不掠夺。上面用功业和恩惠安抚百姓，下面便用财物和力量奉事上面。如果彼此把市场搜空，百姓就不会参与交易；百姓不参与，就会用巧诈手段取得，叫作偷窃；于是百姓便防备他们。防备之后仍得不到，就用暴力逼迫取得，叫作掠夺；百姓必然彼此争斗，祸乱就发生了。程子说：利益，是众人共同想要的东西。专门只想增加自己的利益，危害很大。欲望太强，就会昏乱蒙蔽而忘记义理；追求到了极点，就会侵夺而招致仇怨。唉，难道可以不警戒吗？虞公向虞叔索要玉璧，不久又索要他的宝剑；智伯向韩、魏索要土地，不久又向赵国索要蔡、皋狼。最后自身不能保全，祸败随之而来。唐朝李罕之占据河阳，张全义占据东都。两人割破手臂结盟，彼此相处十分融洽。李罕之勇猛却没有谋略，性情又贪婪暴虐，轻视张全义。他听说张全义勤俭节约、极力吝惜财物，便笑道：“这不过是一个种田的匹夫罢了。”他多次索求粮食、布帛，张全义都给了他。稍微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就动用刑具，把主管官吏杖打。河南的将领和僚佐都十分愤怒。张全义竭尽力量奉承他，李罕之更加骄横。他所统辖的部众不耕种，只以抢掠为生。到了这时，他率领全部人马攻打绛州，使其投降；又进攻晋州，王重盈暗中与张全义结交来谋划此事。张全义秘密调集屯驻的军队，夜袭河阳。黎明时攻入城中，李罕之翻墙逃走，奔往泽州。唉，贪得无厌的祸害，难道只有商纣王的鹿台、董卓的郿坞、唐德宗的大盈库才会遭受悖逆而出的祸患吗？所以说：不合道义地去做，即使劳苦也不能成功；不是自己所有的东西却去求取，即使势力强大也得不到。因此，明智的人不做不合宜的事，廉正的人不求取不应有之物，所以能够远离祸害而声名显著。《雄雉》的末章说：“不嫉妒，不贪求，还有什么不好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所以管子说：君主对百姓有三种欲望，三种欲望不加节制，上位就会崩塌。三种欲望是什么？一是求取，二是禁止，三是命令。求取必定想得到，禁止必定想让它停止，命令必定想让它实行。求取得多，得到的反而少；禁止得多，停止的反而少；命令得多，实行的反而少。求取而得不到，威势就一天天减损。禁止却不能使之停止，刑罚就会受到轻慢；命令却不能实行，下级就会凌驾上级。所以从来没有能够求取得多而得到也多的人，从来没有能够禁止得多而停止也多的人，从来没有能够下令得多而实行也多的人。所以说：上面苛刻，下面就不听；下面不听却强行用刑罚，那么作为上位者的人就会被众人谋害。作为上位者而被众人谋害，即使想不危险，也不可能。《易》说：“没有人来增益他，反而有人攻击他；立定的心志不能恒久，凶。” [原文仅有一枚无法辨识的符号，缺少可供翻译的文字。]夬卦说：“在王庭上公开宣扬，诚信地号召，但有危险；从自己的邑中发布告诫，不宜立即动用武力；有所前往则有利。”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天下不可能从来没有小人，这是阴阳升降的机理。慎重谋划、设法处理，是君子铲除小人的方法。众多君子中间只夹杂一个小人，除掉他似乎极其容易。谁知道所谓容易，是因为形势有利；而不敢把它看得容易，是因为其中潜伏着时机和祸患，不得不这样做。为什么呢？逼得太急，变故会在短期内发生；拖得太久，祸患会酝酿数代。只依靠自己，担心力量不足；借助别人，又怕力量过多而引发混乱。王曹还没有被诛杀，陈蕃、窦武先被诛杀；张让、段珪还没有死，何进先死了。汉朝依靠袁绍除掉宦官，汉朝也因袁绍而灭亡；唐朝依靠崔昌遐除掉宦官，唐朝也因崔昌遐而灭亡。除掉小人难道真容易吗？刚强之中要有柔和，刚强才不会失败；怯弱之中要有勇气，怯弱才不会畏缩。舜有十六位辅相，所除掉的只是四凶；周公有十位辅佐，所诛杀的只是三监。本来似乎很容易而没有困难，然而圣人宁可心存警惕，也不把行动看得容易。所以除掉小人有四种方法：指明他是贼是敌，这样才能使人服从，三老劝说高祖就是如此；人多而虎少，虎会被人制服，常安民用此劝说吕公著就是如此；各自结成朋党，互相诋毁议论，这是史臣讥刺宋朝贤臣的地方；纷纷召来外兵，事情必然先泄露，这是曹操讥讽何进的地方。唉，应当警戒啊！从前荆楚僭越叛逆，在江汉一带横行，欺凌中原，渐渐形成逼迫周室的势头。齐桓公起兵谋划对付它，却没有草率行事。他责备楚国不贡纳包茅，讨问楚国不供给周王祭祀所需的物品，楚国的罪行便显明了。又联合江国、黄国，作为八国的援助；亲善郑国、鲁国，作为东西两面的助力，齐国的力量便合并起来。不接受子华的叛变，不贪求天子的命令，内部治理严整了。在陉地按兵不动，修治文告辞令；退兵驻扎召陵，谨慎遵守结盟的礼仪，威武也收敛了。然后楚人服从，周室安定，中原在二十年间得以安然无事。这是因为齐桓公把抑制夷狄的办法全部做周全了。霸主尚且如此，何况想用王道来实行呢！《易》说：“在王庭上公开宣扬，诚信地号召，但有危险；从自己的邑中发布告诫，不宜立即动用武力；有所前往则有利。”

译初九爻说：“前脚强健，前往却不能取胜，便有过失。”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天下有些事情不能不做，但形势的苗头却不能不审察。兵法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百胜。”《左传》说：“估量自己的德行再行动，知道困难便退却，这是好中最好的。”既然如此，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难道可以不知道应当怎样处理吗？不然，以一个地位低微的都尉，毅然面对一支没有后援的军队，凭孤军深入戎马之地，急于行动而壮胆前往，想靠一把单刀战胜强敌，敌人难道可以战胜吗？这就是李陵在浚稽山失败的原因。由此可知，天下的事情果然不能只凭振奋志气就去做。所以古代君子看到天下有小人、国家有奸邪，就像自己有大患一样，难道不想一下决断来快意于自己的志向吗？然而必定要像有所等待那样，不敢草率发动重大祸患的端绪，是因为害怕不能取胜。向戌请求加盖、华臣不顺从而子产不讨伐、驷黑强行结盟，不都是因为这个道理吗？不懂得这些，就是不估量德行、不衡量力量、不观察时机、不审察形势；无缘无故发动重大祸患的端绪，大则祸害国家，如南蒯强行对付公室、庾亮征讨苏峻；小则祸害自身，如阳处父压制狐射姑、宋义排斥项羽。深思却谋略浅近，只顾眼前自身却怀有远大志向，以家臣身份谋划君主之事，这些都是千古的鉴戒。虽然如此，《诗经》说：“百姓如今正处于危殆，仰望上天而朦胧不明；既然能够有所安定，没有人不能取胜。”陆东坤说：观察水能克火，就知道汉朝对楚国，是兵众能够战胜兵少；观察火能克金，就知道晋朝对苻秦，是精锐能够战胜坚强；观察金能克木，就知道秦朝对胡人，是刚强能够战胜柔弱；观察木能克土，就知道曹操对袁绍，是专一能够战胜分散；观察土能克水，就知道光武帝对王莽，是实在能够战胜虚浮。所以说：近取自身，可以知道仁德不能战胜正道；远取万物，可以知道妖邪不能战胜德行。君子也应当审察自己凭什么能够战胜对方。这样看来，天下的事情果然最终都不能前往去做吗？《易》说：“前脚强健，前往却不能取胜，便有过失。” 九二爻说：“保持警惕并发出号令，夜半有兵乱，也不必忧虑。”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天下的事情，实在不能以轻忽的心态去做。轻忽，就一定倾覆。郑伯请求与陈国讲和，陈侯不答应。五父劝谏说：“亲近仁者、善待邻国，是国家的宝物。君王还是答应郑国吧。”陈侯说：“宋国、卫国确实难以对付，郑国能做什么呢？”君子说：“善事不可失去，恶事不可滋长，说的不就是陈桓公吗？任凭恶事增长而不悔改，祸患就会自行到来。即使想救他，又能来得及吗？”事情也不能只凭单独的力量去做。孤军独力，就一定会跌倒。黄巢驻扎信州，遭遇瘟疫，士卒多有死亡。张璘攻打他，于是黄巢向高骈请求投降。高骈想诱使他前来，答应替他求取节钺。当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都到了淮南，高骈怕分掉自己的功劳，便上奏把他们全部遣走。贼军知道后，便宣布断绝关系，请求交战。高骈大怒，命张璘进攻，军队失败，张璘战死。黄巢的声势又振作起来，攻陷睦州、婺州，渡过长江，越过淮河，成为天下的大患。既然如此，天下的事情难道可以草率对待吗？何况对小人的决断呢？唐人有句话说：除掉河北的贼寇容易，除掉朝廷中的朋党困难。王允诛杀董卓，董卓被杀后，李傕、郭汜兴起；五王诛杀二张，二张被杀后，武三思兴起。赵汝愚拥立嘉王，嘉王即位后，韩侂胄便得势。熙宁、元丰年间的小人退居闲散之地，怨恨深入骨髓，暗中窥伺空隙，而众贤臣没有察觉，各自结成朋党，互相诋毁议论，很快就酿成了绍圣年间的祸乱。假使诸位大臣内心怀着戒惧，像面对强敌一样明察周密；对外谨慎招集，像迅速集合大众一样秘密行事；早些听取士孙端、薛季昶、常安民、叶适预先看出的意见，任用这些人、聚集他们的力量，那么有准备就没有祸患，过度防备也不会造成伤害，一定不会发生突然的灾祸。灾祸若在一旦之间发生，尚且不足以忧虑；如果本来没有仓促的变故，却让变故仓促发生，也就不足以谋虑了。怎么会达到杀身乱国的失败呢？从前卢杞被贬，遇到赦免，想任命他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不肯起草诏制，改命其他舍人起草。诏制发出后，袁高坚持扣下不发，并且上奏说卢杞罪恶极重、穷凶极恶，怎么可以再任用？补阙陈京、赵需等人也上书议论此事。皇帝大怒，进谏的人稍稍退却。陈京回头说：“赵需等人不要退，这关系到国家大事，应当以死力争。”皇帝的怒气稍稍消解，便把陈京贬为澧州别驾。卢杞最终死在澧州。唐敬宗想讨伐王承宗，任命吐突承璀为神策、河中等道行营兵马诸军招讨处置等使。白居易进谏认为：国家出兵征讨，应当把责任交给将帅。近年用宦官担任监军，已经不是正常的制度；如今征发天下军队，却专门让宦官统领，那么各道军队以接受指挥为耻，内心已经不能齐一，功业又怎么能够建立呢？于是他引领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使李鄘，以及许孟容、李夷简，谏官孟简、李元膺、穆质、独孤郁等人，极力说明这样做不可行。皇帝不得已，削去吐突承璀四道兵马使的职务，把“处置”改为“宣慰”。这大概可以说是除掉小人的方法了。《易》说：“保持警惕并发出号令，夜半有兵乱，也不必忧虑。” 九三爻说：“脸颊强硬，有凶险。君子果断决绝，独自行走遇到雨，虽然像被淋湿而心怀不悦，却没有灾祸。”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君子除掉小人，不在于外表颜色，而在于内心志向；不凭外在形迹，而凭内心。若只看外在形迹和脸色，徒然招来祸患罢了。李怀光从蒲城带兵出发，在醴泉击败朱泚，救援奉天之难，最初的志向也是忠诚的；只是他不知道降伏、退让的道理。他屡次对人说卢杞、赵赞、白志贞奸邪谄媚，还说：“我见到皇上后，一定要说明并诛杀他们。”结果让卢杞知道并加以防备，谗毁的计谋得以施行，李怀光随后成为叛逆之鬼。显露脸色、发出声音所造成的祸害，难道可以不警戒吗？所以君子不幸遇到小人，应当舍弃同党而接近异己，背离正道而依附邪恶。像张奂跟从宦官而败坏正直、段纪明帮助宦官而伤害忠烈，本来就不值得说道。若能一次又一次地决断，在心中斩断关系，表面似和而实际上并非苟同，以此成就事情；如温太真处置王处仲以保全朝廷，颜杲卿佩着金印紫绶去讨伐安禄山。这样外在形迹虽然似乎污秽，内心却确实没有惭怍；开始虽被人怀疑，最终却没有污点。除去污秽使自己清洁，舍弃旧路使自己更新，天下谁会不赞同他呢？既然如此，君子对待小人，又何必在声色表态上费心呢？”

译唐朝的冯行袭、宋朝的安丙，也差不多做到了这一点。贼帅孙喜聚集人众攻打均州，刺史吕某不知如何应对。都将冯行袭在江南埋伏军队，自己乘一只小船迎上去，对孙喜说：“州里得到一位贤良的长官，没有不归心的。但您带来的士卒实在太多，州人害怕他们抢掠，仍然心存疑虑。不如把军队安置在江北，只带亲信轻骑一同前进，请让我给您作乡导。”他这样告谕州人，州人没有不服从的。孙喜听从了他；渡过长江以后，伏兵出动，冯行袭亲手攻击孙喜，将他斩杀。吴曦反叛，豪杰们都为之抚髀叹息。资政殿学士安丙奋起于儒生之中，唯独能够在其中周旋，表面上与吴曦周旋而成就事情。部署安排已经确定后，便假传诏书诛杀吴曦并上报。《易》说：“脸颊强硬，有凶险。君子果断决绝，独自行走遇到雨，虽然像被淋湿而心怀不悦，却没有灾祸。” 九四爻说：“臀部没有皮肤，行走迟疑；牵着羊，悔恨消失；听到劝告却不相信。”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螳螂挺起后身去抵挡车轮，青蛙瞪眼怒视吴王，这是它们志气上的勇猛，却不知道自己的才能不足、力量不能胜任，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所以众人都准备出仕时，只有我不甘心辞官；众人都吃肉时，只有我不安于吃藜藿；众人都高喊君子应当除掉小人时，我却以同庸碌之人为伍而感到惭愧。这是人情。然而天下的事情，不能靠微薄的才能成就天下的大功，不能靠孱弱的资质除掉天下的小人，不能因为德行不足便贸然行动，这又是天下的定理。仅仅看重自己的情绪，又有什么可贵呢？只有乘借天时，借助人力。让别人承担劳苦，自己处于安逸，不动声色地成就天下大事，那么功业成功而不会受阻。唉，这不是平常人所能做到的！雷霆的声音传遍天下，却不能使聋人最终听见；日月的光明照遍天下，却不能使盲人最终看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前宋襄公乘齐桓公去世之机，想袭取霸主之统，急于会合诸侯，忧惧不安于服从命令，却一定要发号施令；不肯做众诸侯之一，却一定要成为诸侯的霸主。他的志向多么激烈，前进得多么猛烈啊！然而凭昏暗软弱的才能，冒险承担雄豪之人的事业，借助小道和欺诈，触犯虎狼般的威势，最后在盂地被擒，在薄地被释放，在泓水败死，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这都是因为不能审察自己的力量，不能衡量对方的形势，不能乘借天时，不能借助人力。假使当初不虐待两个国家的君主，重建与齐国、鲁国的友好，使天下诸侯不憎恨我而亲近我，然后顺着形势行动，乘着时机兴起，得到霸业并不困难。他不知道这个办法，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虽然如此，也要等到没有缺失、没有漏洞以后才行动。子鱼劝他在开始时用德义进攻，当小国争相结盟、君主的欲望又太过分时，子鱼告诫他将在最后因祸败亡；但兹父把这些话当作闲谈草率说辞。这样怎么能不死呢？《易》说：“臀部没有皮肤，行走迟疑；牵着羊，悔恨消失；听到劝告却不相信。” 九五爻说：“苋陆要果断除去，行中道则没有灾祸。”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尧、舜在上位，担心防、说灭绝善行、惊扰我的众人，所以憎恶并除去他们。禹、皋陶作为股肱之臣，担心驩兜、有苗以花言巧语和虚伪脸色迷惑君主，实际上是大奸，所以畏惧忧虑他们。为什么呢？”鼷鼠啃食牛，能够穿透心脏、深入骨骼，却没有人察觉。小人蛊惑君主，使君主被杀、国家灭亡，而自己还不知道，其祸患之大、危害之深，难道不应当奋然除掉他吗？然而迷惑君主的小人一定已经接近君主，接近之后一定已经受宠，受宠之后一定已经尊贵；既然尊贵就一定会僭越，既然僭越就一定会强大，既然强大就难以撼动。果断处理他还容易吗？逼得太急，祸患不可测；拖得太久，祸患更加深重。所以一定要等到他显露事端而乘其空隙，推动他坠落而扼住他的绝路，然后用较少力量处理，才不会留下后患，功业完成而天下安定。这种根基难以防范的，不可轻率触动以激发其变故；罪恶已经成熟的，也不可拖延处置而错失时机。具有劝善惩恶的公心，却没有忿怒憎疾的做法，这正是子产之所以贤善的地方。既然如此，君主难道可以让小人有机会接近自己并迷惑自己吗？晋朝王敦起初不过是一个总领军务的人，后来发展到几乎与朝廷共分天下；叛逆已经实行，晋元帝却不敢明言征讨他，直到病重还哭说受其威逼。唐朝李辅国起初不过是一个家奴，晚年却发展到被称为“尚父”；罪恶已经满盈，唐代宗却不敢公开杀他，只能派盗贼暗中偷取他的首级。虽然处理得不算暴烈，但典章刑法已经不存在了。这哪里是光明正大的事业呢？更严重的是，唐宪宗诱捕卢从史，失之于诡诈；征讨王承宗，失之于仓促。至于罢免吐突承璀，是迫于裴度、李绛的奏章，这些都不是处置得当的方法。心力越来越劳苦，事情却越来越笨拙。所以在事情最后才求善，不如在事情开始时就谨慎；在开始时做到谨慎，不如果断处理，使小人根本无法接近。唉，圣人的思虑深远啊！《易》说：“苋陆要果断除去，行中道则没有灾祸。” 上六爻说：“没有号哭，最终却有凶险。”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小人处在天下人之间，开始时轻快得意，还没有把毒害散布到四海；到了最后却孤立如墙，只身一人，七尺之躯也不能保全。为什么呢？当他的势力充盈时，醋酸了就会聚集蚋虫；等他的势力衰败时，稍微显露便像雪一样消融，这是事理。张让、段珪之流，田令孜、刘季述、韩全诲之辈，曾经威胁天子，毒害流布到士大夫之中，最后却不免被众人歼灭、党羽覆亡，冤屈号哭的声音传遍内外。卢携起初依靠高骈，崔胤起初依靠宣武，昭纬起初依靠邠、岐，田令孜知道自己不为天下所容，便自行除授西川监军，前往依附陈敬瑄；后来他们像星星四散、泡沫消灭一样，最终都化为齑粉，这不是可悲到了极点吗？也足以作为戒鉴了。《易》说：“没有号哭，最终却有凶险。” [原文仅有一枚无法辨识的符号，缺少可供翻译的文字。]

译姤卦说：“女子强壮，不可任用；娶这样的女子，没有什么好处。”这是什么意思？叶子说：这正是圣人心灵独具灵明、远远超越世人的地方。《传》说：观察事物，可以知道器用；占察事情，可以知道未来。又说：知道事物的苗头，大概就是神明吧？苗头，是事物发动时的细微迹象，是吉凶将要显现的先兆。君子看见苗头便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确实可以明白。所以辛有到伊川，看见有人披散头发在野外祭祀，说：“不到一百年，这里大概就要成为戎人的地方了吧？礼制已经先亡了。”杜鹃在洛阳鸣叫，邵雍听到后很不高兴。客人问原因，邵雍说：“洛阳旧来没有杜鹃，如今才来到这里；天下将要安定时，地气会从北向南；将要动乱时，地气会从南向北。如今南方的地气已经到来了。禽鸟飞虫，是最先得到地气的动物。不到两年，将任用南方人做宰相，天下从此会多事了。”辛有观察事情而知道征兆，邵雍观察万物而知道苗头。古代的哲人能够预先知道并提前忧虑，大多如此。何况阴气开始生成，显出剥卦的形势；小人兴起，就是大乱的征兆，君子难道可以因为它还微小而亲近它、等待它发展吗？养虎而等它长成，亲近毒蛇而等它振作，祸患就开始逼近了。子西防备白胜，认为白胜不可能亲近自己，最终却死在白胜手里；五王防备武三思，认为他不过是案板上的肉，最终却死在武三思手里。难道可以不警戒吗？所以对方虽然有接近我的机会，我也应当及早避开；对方虽然有与我联合的意图，我也应当预先断绝。不这样，就会被狐狸迷惑，被妖邪蒙蔽。所以有仍氏的女儿，玄妻黑发而且非常美丽，光彩可以当作镜子。后夔娶了她，生下伯封，后来后夔因此失去祭祀。申公巫臣的女儿美丽而不嫉妒，名声传到诸侯之间。叔向却不知道，美貌极盛的人必定也有极大的恶处，娶了她，生下伯石；伯石有狼子野心，因而灭亡了羊舌氏全族。所以说：三代的灭亡，共子的废黜，都是由于这类事情。美丽而艳丽，妖冶而娇媚，是平常人所喜爱的，却是圣人最忧虑的。怎么可以把这样的女子引来与自己匹配呢？《易》说：“姤卦，女子强壮，不可任用；娶这样的女子，没有什么好处。” 初六：系在金属制成的止车木上，守正则吉。有所前往就会遇到凶险，瘦弱的猪仍然相信它会不停地徘徊。为什么呢？叶子说：“水、火开始时都很微弱，但最终会发展到火烧原野、水势滔天，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加以遏制。加以遏制，水就会顺着地中流行，火燃烧起来也能为世人所用。即使如此，也要在尚未形成灾害时加以防范；但防范也不能完全遏止，在细微处谋划，却又不能等到事情发生后才谋划。君子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所以，小人刚开始进用时，若能自行停止并知道分寸，就是小人的好处；君子遇到小人进用时，若能自行停止并察知事变的先兆，就不会遭受君子的灾祸。鲁肃一向知道吕蒙、陆逊有暗中谋害关侯的意图，曾劝孙权说：“曹操还在，应当暂且安抚关侯，与他共同对敌，这件事不能失去机会。”这本来也是用正道加以约束、使他们停止。可是小人的本性又能怎样呢？关云长不明白察知先兆的道理，忘了贸然突进的凶险，只顾以武力自夸；又被功劳美名的欺诈、深自屈抑的奸计以及假托尽忠的诡计蒙蔽，使他心中十分安逸，再也没有疑虑，因此撤兵前往樊城，终于被人谋害。这难道不是万世的鉴戒吗？《易》说：“系在金属制成的止车木上，守正则吉。有所前往就会遇到凶险，瘦弱的猪仍然相信它会不停地徘徊。” 九二：包中有鱼，对宾客不利。为什么呢？叶子说：君子对待百姓，百姓若不来接近我，就把他们看作浮云，从不主动求取；一旦他们归附我、与我相遇相合，就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他们，像防护处女一样防护他们。难道可以任由他们被别人宰割，或放纵他们被仇敌愚弄吗？所以，既然已经归属于一方，按道理就不能有两个归属；我既然是主人，义理上就不能把利益让给宾客。刘琮献出荆州投降曹操，昭烈带领部众离开，经过襄阳时，州中百姓大多归附他。到了当阳，百姓已有十多万人，辎重数千辆，每天只能行进十多里。有人说：“应当快走，保住江陵。”昭烈说：“要成就大事，应以人为根本。如今百姓归附我，我怎么忍心抛弃他们？”君子保护、爱惜百姓，本来就是这样。鲁襄公在防地听政，孟献子请求把鄫地托属于鲁。后来发生狐骀之败，鲁国不能再庇护鄫，于是又认为把鄫托属鲁国不利，使鄫大夫听命于防。金人攻陷宋朝京城时，朝廷商议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以及两河之地给金人，但三镇坚守不降。何防说：“三镇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一旦抛弃？河北百姓都是我们的赤子，抛弃土地就连同百姓一起抛弃；作为百姓的父母，难道可以抛弃自己的子女吗？” 最终还是把它们交给了敌人。到高宗即位后，仍下令刑部不得把赦文传报给河东、河北以及陕州的蒲、解。唉！抛弃愿意归属的国家和坚守的百姓，难道这竟是英明君主和贤德执政者应走的道路吗？更严重的是，吕蒙、陆逊袭击关侯，俘获关侯及将士的家属后，都加以安抚慰问，并命令军中不得侵扰百姓家中、索取任何东西；早晚派亲近人员抚恤老人，询问他们缺少什么，供应医药，赏赐衣物粮食。关侯多次派人与吕蒙互通消息，吕蒙总是厚待使者，让他们周游城中，家家户户都慰问他们，有时还亲笔写信表示诚意，使来使回去告诉关侯家门平安，受到的待遇比平时还好，于是人人都没有斗志，关侯终于被吕蒙谋害。杨行密害怕孙儒的军队，想退守铜官；戴友规认为这样是望风弃城，正好落入孙儒的计谋，而淮南士民以及孙儒军中前来投降的人很多，应派将领先行护送他们回去，使他们恢复生业。孙儒军听说淮南已经安定，都产生了归乡的想法；人心既已动摇，怎么会不败？最终擒获并斩杀了孙儒。唉！孙儒本来不值得一提，吕蒙、陆逊这样的卑劣小人又何足挂齿？可是关云长忠勇义烈，功业如贯日月、光照古今，为什么竟然如此不加思考，反而让自己的家属和部众被别人抚慰、愚弄呢？实在令人叹息。这与齐景公、鲁哀公、宋昭公坐视陈氏、季孙、宋鲍窃取自己的百姓并从中获利相比，究竟相差多少呢？既然如此，那么太王把老人托付给狄人，舍弃邠地百姓而让给狄人，自己从防地迁往岐山，并不是这样。有人说：“太王本来知道我们的百姓会怀念他，跟随他的人会像赶集一样多；他只是想借此带领百姓离开他们不愿意留居的地方罢了。”《易》说：“包中有鱼，对宾客不利。”

译九三：臀部没有皮肤，行走迟疑不前；虽有危险，却没有大的过错。为什么呢？叶子说：“百姓不归附我，这不是可以久居的地方。凭什么施展才能、建立宏大功业呢？”这就是先主没有施展武力的地方而逃走，到了荆州，依附刘表任事，却感慨流泪的原因；这是不甘居于人下。权力不在我手中，也没有可以凭借的资本，凭什么号令诸侯、推行天下呢？这时献帝已经被曹操控制，中原无法谋取；江东已经被吴国占有，只能作为援助之地，所以一切行动都不能实现。能够保全三蜀，姑且形成鼎足之势，这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侥幸了。《易》说：“臀部没有皮肤，行走迟疑不前；虽有危险，却没有大的过错。” 九四：包中没有鱼，一旦有所行动就会有凶险。为什么呢？叶子说：古代君王得到百姓，是因为百姓从内心喜悦而诚心归服，就像七十名弟子归服孔子一样。所以说，王就是使天下人前往归附的人；环顾他的疆域，竟然没有一个普通百姓，这能行吗？《淮南子》说：孔子的弟子有七十人，供养的门徒有三千人，他们入家则孝，出外则悌，言语足以成文章，行为足以作表率，这是教化成功的结果。墨子门下服役的人有一百八十人，都可以让他们赴火蹈刃，死而不退，这是教化所造成的。孔子、墨子不过是普通人的领袖罢了，但跟随他们的人却如水流归下，何况作为天下君主，怎么可以没有百姓呢？《尚书》说：“百姓拥戴商朝，难道只是旧日的缘故吗？”孟子说：太王离开邠地，邠人说：“这是仁人，不能失去他。”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多。春秋时记载齐国、宋国驻军于郎，是为了显示齐国建立霸业的困难；记载楚国、蔡国驻军于厥貉，是为了显示楚国建立霸业的困难。解释这两件事的人说：“从这里可以看出人心。不随便归附齐国，说明人心还向着周；不随便归附楚国，说明人心还在晋国罢了。”燕国的乐毅率秦、魏、韩、赵四国军队攻破齐国，又与楚国的淖齿共同杀死齐湣王，瓜分齐地。不到一年，王孙贾一声呼喊，齐人都袒露右臂攻打贼人；刘玄德逃往江陵，荆州百姓扶老携幼跟随他的有数百万人。有家室、有君主却没有百姓，大事就完了。《左传》说：没有百姓却想施展自己的志向，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因此国君要镇抚自己的百姓。鲁君已经失去百姓，哪里还能施展自己的志向？又说：没有百姓，谁来作战？没有百姓，谁来守卫？没有百姓，还有谁同我一起？灭亡已经不远了。这说的是鲁昭公居于郓地，郓地溃败后，从此不断被鲁国削弱，连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不再属于他，最后客死于乾侯。狄人攻打卫懿公，卫懿公想出战，百姓却都说：“让鹤同狄人作战吧！”卫懿公最终死在荧泽。晋国国君主持夏盟时，威势使天下服从；等到大夫专权，贿赂公行，内外离叛：在平丘显示威势，齐国便叛离；请求免去召陵之盟的贡赋，蔡国便在沙地背叛盟约；在咸地，郑国叛离；驻军五氏，卫国叛离；到达郑地，在夹谷设防，在黄地歃血为盟，鲁国又叛离。诸侯在外叛离，大夫在内叛离，所以晋君逃奔晋阳时赵鞅叛变，进入朝歌时荀寅、士吉射叛变。晋国如此强大，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国家，却仍然邦国分崩离析，不能守住。鲁襄公末年宴享范献子，功臣竟凑不齐三对陪祭人员；鲁昭公末年在襄公庙举行禘祭，执干戚奏乐的仅有二人，而季氏的徒众却有万人。鲁君像系在车辕上的垂旒，凭什么把国家托付给他呢？所以柳伉向唐德宗上疏说：犬戎侵犯关隘，越过陇山，兵刃尚未沾血就进入京师，劫掠宫闱，焚烧陵寝，而武士没有一人赶到，这是将帅背叛陛下。自十月初一召集各道军队，足足四十天，没有一辆车轮进入关内，这是四方都背叛陛下。内外都离心背叛，陛下依今天的形势看，是安全还是危险呢？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易》说：“包中没有鱼，一旦有所行动就会有凶险。” 九五：以杞木包裹瓜，含藏文德，灾祸从天而降。为什么呢？叶子说：这是谨慎，是谨慎到了极点。君主用来治理百姓，为什么会有人不服？用正道治理邪恶，为什么不能使邪恶顺服？用德行治理奸佞，为什么不能使奸佞消散？然而必须安静等待、深思熟虑，委婉周全地周旋，并不是因为事情烦琐。臣子、邪恶、奸佞，都是人；有消有长，有盈有虚，都是天时。天道不可违背，难道只凭人为就足以胜过它吗？唉，人哪里容易安定呢！从前鲁昭公想除掉季氏，告诉子家子。子家子说：“进谗言的人是借君主来侥幸图事；如果不能成功，君主将承担这个名声，不能这样做。舍弃百姓数代，却想在一朝之间成事，必定不行。况且政权还在季氏手中，这件事很难图谋。”鲁昭公不听，反而被季氏驱逐。解释这件事的人说：昭公即位虽然很久，但百姓没有感受到他的德行，就是没有德行；凭叔孙婼、子家驹的贤能，却不能专任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就是没有贤人；叔孙婼、子家驹都认为不可，他却仓促听信群小之言来谋划，就是没有谋略；昭公只是脱下铠甲、拿着冰块蹲坐，没人有斗志，就是没有军队。四者一个也没有，却奋然举起螳螂的手臂去抵挡车轮；他没有像曹髦那样被从背后刺杀，只是侥幸罢了。” 假如鲁昭公果真能够修养德行、任用贤能，等到自己的信誉取信于人、援助他的人多起来，然后审慎谋划、整治军队，一举诛杀大奸，谁说不可以呢？颍滨也说：鲁侯失去国家，已经很久了。到了昭公，不能忍受季氏的逼迫，却没有先收揽百姓就发动军队进攻，于是终于失去国家。哀公比昭公更加孤弱，又想借越人来攻打季氏，最后也在越国走到死亡。唉，抛弃百姓五代，却想在一朝之间重新收复，太难了！从前齐国晏子把田氏之祸告诉齐景公，说只有礼可以止息它。景公称善，却不能实行，齐国最终因此灭亡。古语说，哀公向宰我询问社主，宰我回答说：夏后氏用松树，殷人用柏树，周人用栗树，并说这是为了使百姓战栗。孔子听到后说：已经做成的事不要再解释，已经完成的事不要再劝谏，过去的事不要再追究。孔子认为哀公想除掉三桓，却不敢直说。古代在社坛杀人，把人寄托于社坛，是有意诛杀。宰我知道他的意思，所以也隐晦地回答；他说使百姓战栗，就是用诛杀来暗示。孔子知道这件事不可行，因为先君所建立的根基已经牢固，不可能靠诛杀三桓来解决。大概也是有意借礼来劝告吧？不然，孔子为什么如此深重地责怪宰我呢？唉！由此可以知道消除祸患的方法了。

译所以东坡说过：国家有小人，就像人身上长瘿。瘿一定生在颈部，附着在咽喉，因此不能轻易除去。有些鄙贱之人不能忍受这种祸患，便强行割除它，于是瘿虽去掉，人也因此丧命；汉、唐的灭亡，就是这个缘故。汉、唐末世，议论者认为天下的祸患在宦官，只要除掉宦官，天下就没有事情。因此汉朝的窦武、何进，唐朝的李训、郑注，攻打宦官不能取胜，只落得自身死亡；袁绍、崔胤攻打宦官而取胜，汉、唐却也因此灭亡。当瘿还没有被除去时，不过是颈上累赘的瘤子；等到强行除掉它，就会溃裂四散，死亡也随之而来。唉！后世替国家谋划的人，还是应当考虑怎样逐渐消解、疏导、化散它，不要让瘿长在自己的颈上，最后达到无法除去的地步；替别人的国家谋划的人，也不要只图一刀割除的痛快而伤害人的性命。差不多能做到这一点的，是唐德宗任用李泌的时候吧？陕虢兵马使达奚抱晖毒杀节度使张劝，代为掌管军务，并要求朝廷赐给旌节，还要求李怀光的部将达奚小俊作为援助。德宗对李泌说：“如果河东、陕虢彼此勾连，最终就无法控制，水陆运输也都会断绝；不得不劳烦卿前去一趟。” 于是任命李泌为都防御水陆运使，想派神策军护送他。李泌说：“陕州三面险绝，进攻它不是一年半载可以攻下的。臣请求单骑进入，同时命令河东全军驻扎安邑，马燧入朝，希望下诏让马燧与臣一同辞行，一起出发，使陕州人知道此事，这也是一种声势。”德宗答应了。李泌召见在长安的陕州官吏，对他们说：“主上因为陕虢饥荒，所以没有授予我旌节，只让我兼任运使，想让我督运江淮粮米赈济那里。如今应当让抱晖率领行营建立功劳，到那时就会赐给他旌节。”抱晖渐渐安心。李泌与马燧快速前进，将佐不等抱晖命令便前来迎接。李泌笑着说：“我们的事情成功了。”走到距离城池十五里的地方，抱晖也出来拜见。李泌安慰抚恤他，抱晖十分高兴。李泌开始处理政务时，宾客僚佐中有人请求屏退旁人后报告事情，李泌说：“更换主帅之际，军中议论纷扰，这是通常的情形。李泌一到，自然就会安定，我不想听这些。”因此那些心怀不安的人都自行安定下来。李泌只索取簿书，办理粮食储备；第二天召见抱晖，对他说：“我不是爱惜你而不诛杀你，只是担心今天处在危险疑惧的形势下，朝廷任命的将帅都不能进入。因此我请求给你留下一条生路：你替我携带诏版、币帛去祭奠前任使者，千万不要进入关内，自己选择安全的地方，暗中回来取走家属，保证不会有其他祸患。” 抱晖于是逃亡，不知最终下落。否则，假如唐昭宗决定出兵讨伐李茂贞，命杜让能专门掌管此事，而崔昭纬暗中联结邠、岐作为耳目，那么让能早晨说出一句话，邠、岐二镇傍晚一定就知道；事情因此最终不能讨伐成功，反而失败，昭宗又杀让能来取悦众人。唉！像这样讨伐叛乱，怎么会不失败呢？《诗》说：“多么盛大的王师啊，顺势蓄养。”这是韬晦以挽救失败的方法。《易》说：“以杞木包裹瓜，含藏文德，灾祸从天而降。” 上九：相遇在角上，处境艰难而有遗憾，但没有过错。为什么呢？叶子说：母牛之所以适合配偶，是因为它柔顺；阳刚之性不能抢先居于万物之前。桓公说：臣下如果刚强，朋友就会断绝；这难道就是嬴氏要离开阳处父的原因吗？人的情感，柔和就容易亲近，孤高疏落就难以相合。即使贤如程伊川，如果像高墙一样峭立万仞，也不如明道先生那样如和风庆云。于是入门时，明道身边宾从云集，伊川却孤零零地站着。何况华而不实，是怨恨聚集的地方；触犯别人而聚集怨恨，怎么能够安身呢？人们害怕得不到利益，反而遭遇祸难，怎么会不离去呢？即便如此，也有守正而孤立、性情耿介到了极点的人，万物不与他结群，仇敌也不能靠近他，这仍是君子不能废弃的品格。蜀中常侍黄皓掌权，诸葛瞻等人不能纠正他，士大夫多依附黄皓，只有樊建不与他往来。秘书令郤正长期任职宫内，与黄皓同屋相处三十多年，淡然自守，以读书自娱，既不受黄皓宠爱，也不被黄皓憎恨，所以官位不过六百石，却也没有遭受他的祸害。《易》说：“相遇在角上，处境艰难而有遗憾，但没有过错。” 《叶八白易传》卷十一 《经部，易类，叶八白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