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八白易传卷十三　　　　明　叶山　撰

译九三：出征凶险，守正也有危险。关于变革之言反复陈说三次才得到信任，为什么呢？叶子说：天下有不能轻率变动的举措，但也没有不能开导的人心。桓温请求迁都，表面上显示强大的威势来震慑天下，实际上只是用虚声来动摇朝廷，这本来就不值得多说。祖乙在耿地遭遇城坏，盘庚想迁都以躲避灾祸，然而百姓并不容易明白。安于故土的情感，使他们局促不安，不愿想到将要离开；长期安逸骄纵，又喧嚷着讥笑君上。这样一行动，或许反而会受到牵制，百姓也没有人赞同。这正是秦孝公、商鞅所痛恨的情形。然而这并不是百姓的罪过，因为行动不能过于仓促。因此盘庚没有发怒，而是引咎自责，更加广泛地听取众人的意见。迁都以前，要说明利害的根源，详尽考察国家存亡的形势，使大家明白我们不得不行动的心情，也说明你们安土重迁的意愿。迁都以后，又要申明彼此的情意，解除疑虑和恐惧，说明我前日谋划的用意；对于他们过去的骄惰，要反复告诫晓谕，以口舌代替斧钺的诛罚，使委曲周全、忠厚诚恳的心意自然流露在言辞之外。这三篇文告之所以不能停止陈说，正是因为如此。三篇文告陈述之后，归附新居的意愿便产生了，既然有了适宜安居的地方，迁都又有什么可伤害的呢？唉，这就是殷朝没有灭亡的原因吧？《易》说：“出征凶险，守正也有危险；变革之言反复陈说三次才得到信任。” 九四：悔恨消除，有了诚信，改定天命，吉祥。为什么呢？叶子说：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却仍然服事殷朝，这是圣人安守正道的本心。在南方出猎而击败明夷、擒获其首领，是圣人通达时势的微妙权宜。权宜之策一经施行，圣人的内心便不能在其中完全释然了。虽然如此，这是上天把天下授予他的极至表现，并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这是天下人归附他的极点，也不是我个人所能施与的。《彖传》说：“自身并没有失去在天下所享有的显赫名望。” 又说：“只听说诛杀了一个匹夫纣，没有听说这是弑君。”这样看来，名义上虽然像是违逆，事实却是顺应；行迹上虽然像是冒犯，内心实际上仍然恭敬，我有什么可惭愧的呢？虽然如此，君臣名分也是重大的，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严肃的。如果有一丝一毫民心尚未信服，这就意味着天命还没有完全断绝，难道可以苟且行事吗？百姓拥戴商朝，那是因为商朝的旧德深厚啊！这样以后才可以革除夏朝。正因为没有预先约定，却能使八百多个诸侯国归附，这样以后才可以穿上战衣。所以说：“汤第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因此信服他。”又说：“因为他杀害了这个孩子，所以才出兵征讨他；四海之内都说：这不是为了占有天下，而是替匹夫匹妇报仇。”为什么呢？一定这样以后，才算顺应天命、顺从人心；一定这样以后，才算仰向光明、除去祸害。否则，就不免成为万世的罪人。所以说：“变革的时义真是伟大啊！”又说：“有伊尹那样的志向就可以，没有伊尹那样的志向就是篡夺。”《易》说：“悔恨消除，有了诚信，改定天命，吉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九五：“大人如虎纹般焕然改变，不必占问就已得到信任。”为什么呢？叶子说：有奉行天命、讨伐暴君的功绩，就一定要有返还政权、施行仁政的治理；作为承继天命、建立天下准则的君主，就一定会使远方和下土的百姓都信服。过去黄帝、尧、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尚书》说：“能够彰明大德，使九族亲和；九族已经和睦，又辨明百官，使万邦协和，百姓于是变得和乐。”又说：“帝德光照天下，直到海边的百姓；万邦贤俊，全都成为帝的臣民。”又说：“敲击石磬，拍击琴瑟，歌咏祖先来临；虞国的宾客列于朝位，诸侯都以德相让。堂下奏管乐、击鼗鼓，合奏时击柷，停止时击敔；笙与镛交替奏响，箫韶九成，凤凰前来起舞。”又说：“东边扩展到海，西边覆盖到流沙，北方南方都达到，声名教化遍及四海。”谈到商周的治理时说：“天命没有差错，德泽如草木般茂盛，万民诚实地繁衍。”又说：“如同日月照临，光明遍及四方。”又说：“重视百姓和五种教化，重视饮食、丧礼、祭祀，敦厚诚信，彰明义理，崇尚德行、酬报功劳，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那么，他们用来更新一代政治，使文德光耀天下的成效，究竟是怎样的呢？他们歌谣所歌咏的内容，以及百姓朝觐、诉讼所趋向的情形，尧舜三代用来使万民彰明信服的功业，又究竟是怎样的呢？为什么呢？圣人的兴起，是因为得到百姓的期望。所以汉高祖兴起时，张良见到他便说：“沛公大概是上天授予的人。”光武帝兴起时，第五伦见到他便说：“这是圣主，一见面就可以断定。”唐太宗兴起时，窦建德等人无不推重信服。宋太祖兴起时，张光宪对高继冲说：“宋帝的谋略规模宏大深远，不如早日把疆土归还给他，这样可以免除祸患，而您也不会失去富贵。”蜀国丞相李昊也劝他的君主说：“我观察宋氏兴起的气运，不像汉、周那样只是统一海内，恐怕就在这里吧？如果早日通使纳贡，也可以长久保全三蜀的安宁。”英雄为人所信服，大概就是这样，哪里需要说明以后人们才明白呢？所以说：“猛虎在山中，威势震动千里。”否则，羊一样的本质披着虎皮，就像五代的君主，只能白白充当驱除传舍的工具，反而使万物倒错而变成妖怪，如同公牛哀病变的故事。七天以后他变成老虎，他的哥哥关门进去窥视，老虎便扑上去杀了他。唉！文章修饰成了野兽，爪牙也发生了变化，志向和内心改变，精神与形体转化，遭遇了使万物反常而成为妖怪的天命，反而背弃德行而成为祸乱。像王莽、司马懿、桓温、曹操，以及苻氏、刘氏、石氏、乞氏之类，他们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易》说：“大人如虎纹般焕然改变，不必占问就已得到信任。” 上六：君子如豹纹般改变，小人改变外表，出征凶险，安居守正吉祥。为什么呢？叶子说：安享太平基业的人，是享受好德所带来的福分；收敛怀藏着浅陋才干的人，是安守本分而履行亨通之道。郁离子说：萤火虫的光很微弱，黑夜里得到它，可以照见东西；把它放到烛火下面，转眼就看不见了。烛火也很明亮，却不能不被月光遮暗；太阳出来以后，月亮的光明又在哪里呢？这样看来，八匹骏马一同驾车，劣马和跛马自然没有地方施展脚力；银河成为天上的文采，织女也无从施展她的才能。功业已经巍然建立，文章已经灿然昭著，还要用那些文饰功夫做什么呢？四海之内已经全部诚心叩首，呼韩邪单于尚且带着诚恳请求归附，又何必使用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人呢？所以，四门肃穆之后，就不再有纷乱的作为；天下大定以后，就实行垂拱而治，是有道理的。虽然如此，汉朝基业已经安定，张良、萧何、韩信三杰无处施展才能了，但娄敬仍然放下车绳，提出迁都关中的谋划；唐朝基业已经成就，建立大功的人无须再用计谋了，但马周仍然脱离草野，提出用贤明辅佐圣君、彰明圣德的功业。这又要看他们的才干究竟如何，不能因为天下已经安定，就认为人才果真毫无用处。《易》说：“君子如豹纹般改变，小人改变外表，出征凶险，安居守正吉祥。” （卦象符号） 鼎卦，最初大吉而亨通。为什么呢？叶子说：“伟大的功业，是圣人所创造的；伟大的器物，是圣人赖以成就功业的凭借。”

译《彖传》说：“圣人的大宝，是君位。” 又说：“君临天下有三件最重要的事，能够做到这些，过失就少了。”有了圣人的君位，才可以施行圣人的道，制定礼制、制作乐章，使天下人的耳目焕然一新，心志归于一致。心志一致、耳目更新以后，才能与天地并列，赞助化育万物，使裁成辅相的功业完成。圣人使百姓更新，意义多么伟大啊！圣人所珍视的君位，意义多么深远啊！这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建立人伦的最高准则、成为万物变化根源的原因吗？即使孔子、孟子，也无法超过这种成就。秦朝的政治像沸腾后干涸、自行融解的汤汁。六朝像汤少鸡小，清淡而没有滋味。五代像鸡多汤少，久熬却仍未煮熟。十六国像死狐腐败的防堤，靠臭气和污秽自我滋润。汉、唐、宋大概还差强人意，但归根结底，仍不能够使天地享其祭祀、使圣贤得到奉养、振兴衰颓的风气、洗涤污浊的习俗，重新建立天文地理的纲纪，再次整顿三纲五常的美德，使经术端正而百姓兴盛，使大道昌明而天地确立；做到这些的，难道只有圣人吗？难道只有圣人吗？《易》说：“鼎卦，最初大吉而亨通。” 初六：鼎足颠倒，适宜倒出其中的坏东西；娶妾而因她生了儿子，没有灾祸。为什么呢？叶子说：庄子曾说，喜鹊知道高城有危险，便在高大的榆树顶端筑巢；城墙崩坏，鸟巢折毁，它仍能迎风飞起。所以君子处在世间，得志时像蚂蚁一样循序而行，失意时像喜鹊一样振翅而起。这说明处在颠沛困顿之际，未必不是奋发显扬的机会。为什么呢？顺逆，是外物给予的遭遇；反观自身，是进入德行的功夫。天下的事情，难道能够全都顺利而没有逆境吗？处逆境而仍按顺理行事，是君子的智慧。俗话说：胳膊肘折断三次，就能成为良医，难道不是真的吗？为什么呢？士君子处世，名声和品行尚未成就时，躁动之心最容易兴起。躁心一旦兴起，便苟且求取功名的人很多。哪里知道世上并没有一位只靠自我求见便能成为御史的人呢？然而郎君应当以圣贤为老师，不应刚迈出脚步便轻率地相信委屈自己的说法。那么，在惭愧羞赧、流汗不安的时候，也可以把它作为震动内心、坚忍性情的资助。何况所遇之人不善，轻视经生、鄙薄文士，也可以因此成为反省自责的地方、改过向善的门径吗？所以说：苦海无边，回头就是岸。又说：前面失脚，后面要把住滑处。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柳子厚依附王伾、王叔文，名声品行受到挫折；被贬之后，反而有很大的进益。张横渠早年意气纵横，谈论军事、献上谋略，总觉得还不够；一见到范文正公受到教诲，懂得了名教之乐，于是成为当时的大儒。确实如此，一次跌倒不能因此自我废弃。《易》说：“鼎足颠倒，适宜倒出其中的坏东西；娶妾而因她生了儿子，没有灾祸。” 九二：鼎中有实物，我的仇敌有病，不能接近我，吉祥。为什么呢？叶子说：喜好女色，是恶行滋生的根源；公正刚直的人，是众人所忌恨的对象；修养道德、奉行正道的人，是污邪之人的仇敌。君子与小人的关系之间，难道不是即使没有触犯对方，小人也会自行发怒；即使没有冒犯对方，小人也会自行憎恶吗？虽然如此，只要德行掌握在自己手中，裂隙就无从开启。孔子教导子路说：君子以忠诚为本质，以仁德为护卫，不出环堵之内，声名也能传到千里之外。用忠诚感化不善，使暴行无从侵入，以仁德固守自身，何必还要拿剑呢？所以说：上天把德性赋予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佛肸召请孔子，孔子想前往；这是磨不薄、染不黑，圣人的作为。至于闵子骞逃到汶水之上，曾参以藜藿为食，他们自守的高尚品德，也足以抵挡不义的玷污。虽然如此，杜林高尚自守，不肯满足隗嚣的期待，隗嚣固然憎恨他；但他亲自拉着鹿车，运送弟弟的丧事，刺客知道他的品行义节，便借此保全了他的性命。于志宁极力进谏而不顺从李承乾的欲望，李承乾固然忌恨他；但他亲自面对丧亲之哀，憔悴地居于苫块之上，张思政见他笃行孝道，便不忍杀害他。仁义在自己身上，对方即使想接近陷害，又怎么能够接近呢？《易》说：“鼎中有实物，我的仇敌有病，不能接近我，吉祥。” 九三：鼎耳改变了，鼎的搬运受阻，雉鸡的肉汁不能食用，阴阳将要调和降雨，悔恨最终会转为吉祥。为什么呢？君子为什么要奉行道？君子为什么又要拘泥于道的形式？如果因为君主不能像君主那样对待他的君主，便改变君主之所以为君主的原则；不听从当世之士，反而专门追随避世之士，又凭什么能够施行大道呢？巢父、许由、长沮、桀溺、荷蒉、楚狂接舆这一类人，并不是没有充足的道德，然而山林并不是沛泽滋润万物的地方，烟霞也不是光明普照的凭借，于是只能黯淡、沉没、闭塞而已。哪里比得上伊尹身处田野之间，喜爱尧舜之道，仿佛要终身如此；后来忽然改变谋划，奋然而起，于是君臣之义由此得以施行，乱伦的罪责由此得以避免，讨伐夏桀、拯救百姓的功业，也都达到一德同心的盛大境界，后世难以企及。这样看来，天下有道时，以道义献身，君子也只是观察时势罢了，为什么要去了之后却不回来呢？所以，不应责怪开始时的隐居，而应责怪最终迷失。虽然如此，像司空图、魏野那样便可以；像卢藏用、种放那样便不可以。借助捷径，乞求良媒，大的借助五等爵位，小的自称两截，背叛大道太严重了，难道不是名教的罪人吗？《易》说：“鼎耳改变了，鼎的搬运受阻，雉鸡的肉汁不能食用，阴阳将要调和降雨，悔恨最终会转为吉祥。” 九四：鼎足折断，倾覆了公家的食物，污物沾满鼎身，凶险。为什么呢？叶子说：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才干超过所承担的职任，就像大车承载重物，车内堆积而不致败坏；力量不能胜任，就会像栋梁弯折那样凶险，也没有办法辅助。天下的事情，难道容易做吗？班彪评论说：劣马跛马，不能奔驰在千里道路上；燕雀一类的鸟，不能奋发运用六翮；细小的木材，不能承担栋梁的职任；器量狭小的人，不能掌握帝王的器度。这样看来，君位越尊贵的人，必须有高出天下的德行，然后才能不倾覆；责任越重大的人，必须有超过天下的力量，然后才能不跌倒吗？自己的德行已经浅薄，又加上小人相助，哪有不失败的呢？这会给国家之事留下天下的祸患啊！杨骏以斗筲般下愚的才干，承担柱石般难以胜任的重任，即使只有一点小聪明，尚且担心不能免祸，却又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宰相应当识人善任，冯道却先推荐杜仲威，又引荐景延广，这两个人实际上使后晋灭亡。唐德宗任用房绾，房绾又任用刘秩；元显与反复无常的刘牢之谋取灵宝；袁粲与贪生惜身的褚渊谋划对付萧道成，这些都是自取失败的道路。

译刘挚上疏宋神宗说：陛下日夜振作精神，亲自处理各项政务，天下却还没有达到安定太平，这是谁造成的呢？正是陛下留意政事、希望天下太平，并且把太平看作自己的责任，而能够独揽政权的人造成的。两三年之间，政令反复开合、局势摇摆，使天下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安居。每当讨论财利时，连市井屠贩之人都被召到政事堂；政府谋划政事，竟只和一个属吏决定，然后才下笔，同僚反而在其后才知道。因此，那些奔走乞求的人，门庭像集市一样；轻易使用名器，混淆贤能与否；把忠厚老成的人斥为无能，把轻薄机巧、善于辩说的少年当作可用之才；把守道忧国的人说成流俗，把败坏常道、伤害百姓的人说成通达权变。圣人忧劳勤勉、思考治理之时，政事却成了这样，都是大臣误导陛下，而大臣任用的人又误导大臣，不正是这种情况吗？如果自己已经不能胜任，而任用贤能的人来办理，又怎么会把事情败坏到如此严重呢？唐代郑从谠任河东节度使时，上奏任用王条、刘崇龟、刘崇鲁、赵崇为属官，当时人称之为“小朝廷”，是说其中名士很多。宋代张浚在关陕三年，训练新招集的军队，抵御正强盛的敌人，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为转运使，提拔吴玠为大将，大概可以说懂得大臣之道了。《易》说：“鼎足折断，倾覆了公家的食物，污物沾满鼎身，凶险。” 六五：鼎有黄铜耳，配有金铉，利于守正。为什么呢？叶子说：治理天下有根本，那就是掌握大中之道。先后相承、治理天下、主宰万物的原则，难道不就是这个吗？由此可以看出尧、舜、禹、汤相传的心法。否则，就会夹杂霸道和夷狄之道，不能用来谈论天德与王道的纯正。治理天下有方法，就是运用刚正不阿的品格。先王之所以能够洞察万物、驾驭神明，难道不就是这个吗？由此可以看出尧、舜、禹、汤辅弼匡正的气象。否则，就会流于谄媚奉承和迎合剥削，不能用来说明以准绳约束人心的正道。为什么呢？真西山说：君主一个念头不纯，一次行动失去中正，都足以破坏阴阳调和。所以《洪范》以雨、晴、寒、暖、风五种时令是否正常，作为肃正治理的应验；五者不合时令，则是狂妄、僭越、安逸、急迫、蒙昧等情形的应验。君主的一颗心与天地相互流通，善恶吉凶的征兆比影子和回声还要明显。大概就是这样，怎么可以不掌握大中之道呢？罗豫章说：士人立身朝廷，应以正直、忠厚为根本。正直，朝廷就少有过失；忠厚，天下就没有怨嗟。这两者不可偏废。只有正直而没有忠厚，就会渐渐流于苛刻；只有忠厚而没有正直，就会流于懦弱。汲黯正直，所以能够排斥公孙弘的邪曲谄谀；忠厚，所以能够排斥张汤的残酷刻薄。汉武帝在位五十年，他的臣子中贤能的仅有这样一个人而已。怎么可以不任用刚直之人呢？虽然如此，能够守持中道还不够；守持中道却不能恒久坚持，仍然等于没有守持。所以说：“诚实地守持中道。”伊尹告诫太甲说：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祥的；德行三心二意，行动没有不凶险的。吉凶并不是虚妄地降临在人身上，上天降下灾祥，取决于德行。如今嗣王刚刚接受天命，应当更新自己的德行，自始至终保持专一，这样才会天天更新，难道可以不牢记吗？唐宪宗初年的政治，行动都合乎机宜，处置适当，可以说震慑了强暴者的胆气，振起了豪杰之心。两个藩镇平定以后，晚年渐渐放纵，为什么呢？守中却不能坚持，私欲介入了道心，难道还能像从前那样战战兢兢吗？想要保持人心，难道还能像从前那样勤勉不息吗？旧有的弊端本来就容易重新兴起。任用贤能可以，但任用了却不能坚持到底，仍然等于没有任用。所以说：“任用贤能，不要怀疑。”蔡襄对宋仁宗说：天下的形势，譬如病人，陛下既然已经得到良医，就应当信任而不要怀疑；这样不只是治好疾病，还能使百姓长寿。医生即使医术高明，不能让他充分施展，病情就会一天天加重，即使有和、扁这样的名医，也难以要求他取得效果。李绛担任唐宪宗的宰相，忠诚耿直、正直明亮，得到君主知遇，所进言论都被听取，所献计策都被采纳，屡屡如此。即使古代君臣之间“都俞吁咈”的相互讨论，也没有超过这种情形；然而迁徙受降城一事，唯独听从了李吉甫。李吉甫在位十年，所进言计策很少奏效，到这件事上却忽然被采纳。为什么听从他的主张呢？李绛忠诚耿直到这种程度，渐渐因此招致厌烦；李吉甫顺从献媚到这种程度，反而更加因此得到怜爱。唉！这就是守道的人之所以贵在始终诚恳地牢记于心，也是任用贤能的人之所以贵在不断接续、始终坚持的道理吧？《易》说：“鼎有黄铜耳，配有金铉，利于守正。” 上六：鼎配有玉铉，大吉，无所不利。为什么呢？叶子说：古代的大臣，建立精明强干的治理功业，贵在能够涵养浑厚的治理根本；振作精神、建立事业，贵在能够培养元气、厚养民生。所以说：“不刚也不柔，施行政令宽裕和缓，众多福禄都来聚集。”又说：“沉潜而刚强能够克制，高明而柔和能够克制，平和安康而正直。”稷、契、皋陶、伊尹、周公辅佐唐、虞、三代的事迹，见于《尚书》，可以考察。韩琦、范仲淹、富弼、马知节、李沆这一类人，大概也可以列为次一等；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又在其后。《易》说：“鼎配有玉铉，大吉，无所不利。” （卦象符号） 震卦亨通；震雷到来时令人恐惧，过后却能谈笑自若；震动惊及百里，却不丧失祭祀用的匕和鬯。为什么呢？叶子说：“老子曾说：妖孽，是上天用来警戒天子和诸侯的；恶梦，是用来警戒士大夫的。所以妖孽不能胜过善政，恶梦不能胜过善行。政治达到极致时，灾祸反而会转化为福泽。这样看来，天灾人祸纷纷聚集，难道正是增进德行、修养善行的由来吗？身心与政事行为一同修治，难道正是消弭重大灾害祸患的方法吗？”所以说：“祸乱变故发生，是上天用来启发圣贤的。”又说：“处在危险中的人，才能安定自己的位置。”尧因洪水而警戒自己，商汤因大旱而自我责备，大戊因桑树和谷树一同生长而接受伊陟的赞美，高宗因雉在鼎耳上鸣叫而听取祖己的规劝，周宣王因忧虑旱灾而侧身修德，宋景公因荧惑星守心宿而不肯把灾祸转移给臣民和岁时，周公因管叔等三叔散布流言而恐惧警醒，随侯因听从季良的话而恐惧并整顿政事，最终成就太平之治，建立中兴之功，招致迁徙变化的祥瑞，确立大中的法则，阻止强楚的进攻。还有什么变故不能谋划应对，还有什么太平不能达到呢？《尚书》说：“接待宾客于四门，四门肃穆；被举荐进入大麓，遇到烈风雷雨也不迷失。” 《诗经》说：“轻轻震动它，没有不震惊恐惧的；安抚柔和地对待百神，以及黄河、乔岳，确实都承认君王是天下之主。”这就叫作“生存保全出于忧患，灭亡死亡由于安逸享乐”。多灾多难正是兴盛隆昌的地方，没有忧患反而是祸败的根源。确实如此！《易》说：“震卦亨通；震雷到来时令人恐惧，过后却能谈笑自若；震动惊及百里，却不丧失祭祀用的匕和鬯。”

译初六：震雷到来时令人恐惧，后来却能谈笑自若，吉祥。为什么呢？叶子说：“祸患由我造成，我也可以由自己来消除祸患。事情刚开始发生时，还可以赶快谋划应对。为什么呢？恶梦先出现征兆，却不能胜过善行；所以及早修养善行，精神协调了，恶梦就会消除。妖祥预先显现，也不能胜过善政；所以赶快施行善政，政令刑罚明确了，妖祥就会散去。从前周公让管叔监视殷地，管叔却使殷地反叛。任用、派遣不合适的人的过错，周公不能推辞自己的责任。然而他恭敬谨慎、毫不懈怠，恐惧忧虑而无暇安宁；东山出征，罪人被擒，周王室最终依靠这件事而安定。昌邑王即位后淫逸嬉戏没有节制，多次进谏也不听，这也是霍光的罪过。但霍光能够忧虑思考，挺身承担变故，废黜昏君、拥立明主，于是周公的谋划没有白费，刘氏的天下也依赖此事而没有坠亡。所谓祸患由我兴起，也由我平息，关键在于道义完备而才干宏大，内心有所防备而志意警惕。晁错开启了七国大乱的端绪，却使三十六位将军奔劳征讨；晁错本人虽死，祸患仍未结束。庾亮想征讨苏峻，满朝都认为不可，庾亮最终还是出兵，竟使苏峻拥兵渡过横江，进入台城，逼迫晋帝迁往石头城，使江东的基业十成中丧失了九成。” 宋太祖屡次建立大功，又加上法令严明，士卒都服从；周恭帝年幼，中外人心全都归附宋太祖，暗中已经有推戴他的意图。然而北征的命令，最终导致陈桥之变。范质握着王溥的手说：“仓促派遣将领，是我们的罪过。”手指甲刺入王溥的手，几乎流血。宋太祖正在公署，将士拥着王溥、范质到来，他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王溥先走下台阶拜见，范质不得已也拜见。唉！自己首先造成混乱，却不能消除混乱，反而增加混乱，又跟随混乱发展；天下的混乱，我不知道将到什么地步。《易》说：“震雷到来时令人恐惧，后来却能谈笑自若，吉祥。” 六二：震雷到来，形势危厉；大概会丧失财物，登上九重高陵，不要追赶，七天后会得到。为什么呢？叶子说：事情不能没有险阻，是由于遭遇；形势不能不屈服，是由于时势。遇到险境便知道恐惧，以屈服作为伸展的手段，这就是英雄应变的方法吗？刘玄德是仁义之人，却面对吕布那样的虎狼之敌。当他起兵讨伐曹操、杀死车胄、返回小沛时，曹操出兵将他击败，攻下邳城，擒获关羽，他怎么能不放弃所有地盘而逃往青州呢？等到他归附袁绍，曹操又在汝南攻击他，他怎么能不放弃所有地盘而逃往新野呢？舍弃暂时据有地盘的罪责，选择可以逃往的时机，以柔弱避开强硬的猛烈，以安静制服躁动的进攻，那么险境就可以转为平易，屈服也可以反过来成为伸展。后来跨有荆州、益州，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谁还能抵御他呢？所以屡次受挫而不屈服，是英雄的志向；转弱为强，是否极泰来的时机。否则，太王不会躲避狄人而迁到岐山，赵襄子不会躲避智伯而逃到晋阳，高祖不会躲避项羽而进入汉中，光武帝不会躲避更始帝而出自河北。古代英雄懂得应变，常常如此。虽然如此，像州寔估量国家危险而不再回去，纪侯彻底离开自己的国家，老死也不返回；鲁昭公发誓不能见到夫人，客死在干侯，他们的志向就太微末了。君子不会这样做。《易》说：“震雷到来，形势危厉；大概会丧失财物，登上九重高陵，不要追赶，七天后会得到。” 六三：震动，使人忧惧不安；因震动而行动，就不会有灾祸。为什么呢？祸患到来时，即使以刚毅应对，尚且担心不能战胜，又何况暗弱呢？以仁义行事，尚且担心不能成功，又何况身处险境呢？唐肃宗遭逢安禄山之变，已经不是能够应变的人才，却不思考用正道行事，只是一味和张良娣下棋不止。王钦若遇到契丹入侵，已经束手无策，却不知道寻求智勇来战胜敌人，只是闭门诵经、修斋、设醮。这样怎么能不惊恐不安、战栗失措呢？那么怎样才可以呢？只有猛然振作奋发，警惕地自我改变，才或许可以免除祸患。《易》说：“震动，使人忧惧不安；因震动而行动，就不会有灾祸。” 九四：震动而陷入泥中。为什么呢？叶子说：委曲周旋来平定王敦之乱，奋勇激励来斩下苏峻的首级，这是王导忠贞不屈而成就功业；从容不迫地消解桓温的志向，谈笑之间挫败苻坚的进攻，这是谢安的诚信与才干相结合的结果。这样看来，君子处在患难的时代，如果不能依靠刚强有为的才干，凭什么自我防卫？如果不能防卫，又不具备守持正诚的德行，凭什么自我奋发？这样岂不是会变得软弱吗？所以刘琨、祖逖、陶侃、温峤、卞壶这些人，以孤身面对乱离动荡的时代，以疏远的身份处在天下分崩离析之际，最终都能挺立自树：有的成为镇守八州的重臣，有的成为上游地区的援助，有的成为国家的干城屏障，有的成为奸邪所畏惧而不敢发难的人，有的成为羌、氐所依赖、扶助他们拥戴君主的人，这绝不是偶然的。假使才干不足而又软弱，志向不能奋发而萎靡，那么百炼之钢也会化为绕指柔，一致的力量也会在众人的喧嚣中改变，哪里能不一起陷入淹没、并排列首而遭杀戮呢？王夷甫、殷深源等人，实在是很应当鉴戒的。事情已经如此以后，刘向处在王氏权势如山压迫之下而不倒，韩愈处在王伾、王叔文势力的动荡之中而不摇；他们没有成为王莽、王敦、桓温、刘宗元、刘禹锡那样的人，难道不是有原因的吗？《易》说：“震动而陷入泥中。” 六五：震动来去都很危险；大概不会丧失财物，但有事情发生。为什么呢？叶子说：成就事业靠刚强，不靠柔弱；挽救变故靠强健，不靠懦怯。柔弱而懦怯，就会陷入危险而沉溺其中。事情发生在内部，就有敌寇的忧患；事情发生在外部，就有盗贼的忧虑。身体劳苦而顾不上吃饭，内心受熏染而夜里思虑不止，怎么能推辞其中的危险呢？所以说：君主常常处在两难之间。居于上位而国家不能治理，是一种困难；治理国家就必然要劳累身体、苦心思考，克制私情而顺从正道，这也是一种困难。有忧患之难而仍不能治理，是昏暗的君主自取的；没有外在忧患而仍然勤劳，是明君所承担的。虽然如此，多灾多难正是兴盛隆昌的地方，没有忧患反而是祸败的根源。大禹勤劳于国事，广泛规划治水和土地工程，最终成就万世永远赖以安定的功业。成汤战战兢兢、心怀危惧，检点自身唯恐不及，最终成为开创基业的君主。周文王从早朝直到太阳偏西，用心使万民和谐，最终完成三分天下已有其二的功业。处于危险便能安定自己的位置，处于乱世便能建立治理，面临灭亡便能保全生存，难道不确实吗？这样看来，古代诸侯早晨修整禁令，白天考察国家职务，晚上省察典章刑法，夜里警戒百官，不让他们放纵淫逸，然后才能安定，是有道理的。所以说：贤明的君王励志自强，就像殷高宗一样，能够修治自己的德行，用药物使昏沉眩晕的病得以痊愈；

译卫武公在朝廷上自我警戒，越王勾践把苦胆悬挂在座位旁，真是严厉自励啊！宠爱妻子、溺爱妾室，看似幸运，实际上造成的灾祸很深。《易》说：“震动来去都很危险；大概不会丧失财物，但有事情发生。” 上六：震动使人战栗不安，目光惊惧不定，出征凶险。震动没有发生在自身，而是发生在邻近之处，没有灾祸。婚姻关系中会有言语争端。为什么呢？叶子说：手持一尺长的棍子面对猛虎，奋力击打并大声呼喊；赤手空拳遇到蜥蜴，却吓得变色后退，这是人的常情。这样看来，天下的变故突然到来，即使以刚健面对，尚且不能避免；若惊恐万分而柔弱怯懦，就会离散崩溃。古语说：把一个弱小的孩子放在千仞高处，观察人在下面与老虎搏斗；孩子的气势一定会荒乱耗尽，精神大概也会颓败。虽然如此，天下的祸患如果发生在膏肓之处、萧墙之内，就不容易立即谋划解决；如果来自门庭之外、千百里以远，就可以预先防备。黄国人依仗齐国的盟约，说：“从郢都到我国有九百里，它怎么能伤害我？”贺若弼渡过长江，陈后主说：“王气就在这里。”周军再次到来，陈国便失败，这正是自己送死。这样看来，亡国已经指日可待了。稍微知道警惕，又怎么会让变故突然来到？难道会任由心中谋划荒乱，精神溃散吗？从前吴国攻打郯国，郯国将要灭亡，季文子说：“中原不能振作军队，蛮夷入侵攻伐，却没有人加以忧恤，这是没有人吊问的表现。《诗经》说：‘不能得到上天的怜悯，祸乱就没有安定；有君上却不得上天怜悯，谁不会遭受祸乱呢？’” “我们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了。”君子说：能够像这样知道恐惧，就不会灭亡。楚国灭亡江国，秦穆公为此降服服丧，离开正寝而居外，减少膳食。几位大夫进谏秦穆公说：“盟国灭亡，即使不能救援，难道敢不表示哀怜吗？我这是在自我警惕。”君子说：《诗经》说：“正是这两个国家，政令不能取得成功；正是那四个国家，于是考察、谋划。”说的就是秦穆公吧。鲁、晋在赤棘结盟，臧宣叔命令修治赋税、整治城郭，准备守备，说：“齐国和楚国已经交好，我刚刚与晋国结盟；晋、楚争夺盟主，齐军一定会来，即使晋人攻打楚国，齐国也一定会救援，齐、楚将会共同攻打我国。”懂得危险并有所准备，才可以应对。楚军驻扎在卫国，孟献子说：“小国侍奉大国，是恭敬。何不献上礼物来表达恭敬呢？也许可以避免楚国攻伐。”于是派使者聘问楚国，以表示友好。这就是秦国最终称霸西戎、鲁国最终保全安宁的原因。不懂得这个道理，就像虞国把攻打虢国当作有利之事，魏国把攻打赵国当作便利之事，楚国贪图秦国的贿赂而坐视齐国屡次遭受兵祸，怎么能不使宫之奇、孔子以及诸贤忧虑呢？所以晋国的诡诈，使鲜虞屡次遭受它的毒害。等到听说晋军全部出动，却不警戒边境，也不修整防备，最终被荀吴所灭，君子认为这是罪过中最大的。虽然如此，滕文公在修筑薛城时已经知道恐惧，金哀宗在将要灭亡时也先有警惕，最终却仍然免不了遭受敌国的折辱，这又是时势和命运造成的。所谓《易》说：“震动使人战栗不安、目光惊惧不定；震动没有发生在自身，而是发生在邻近之处，没有灾祸；婚姻关系中会有言语争端。” （卦象符号）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没有灾祸。为什么呢？叶子说：天下万物无不各有应当止息的位置，考察《大学》的经文和传文就可以知道。人只是不知道应当止在哪里，于是静止时只知道有自我，天理和人欲在内心交战，却没有凭依；行动时只知道有他人，毁誉是非在外界令人恐惧，却没有可以依据的原则。这样，天命所赋予的本性还能保存多少呢？顺应本性的道路恐怕也快要废弃了。只有君臣、父子、朋友各自止于仁、敬、孝、慈而不迁移，寂静与感应、行动与静止才能各自安于本然之理而不迷惑。所以没有受到外物感动时，能够得到天理，却不执着于自身；有忠孝而不计较生死，有节义而不计较祸害，有道德而不计较功名，这就叫忘我，哪里还会回头顾念自身呢？受到外物感动以后，能够看见天理，却不看见个人；一家人非难他而不顾，一国人非难他而不顾，天下人非难他而不顾，这就叫忘物，哪里还会被外物阻碍呢？这就是穷尽事理、充分发挥本性而通达天命的学问，是通达天德的事业。不是孔子、颜回，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易》说：“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没有灾祸。” 初六：止住脚趾，没有灾咎，利于长久守正。为什么呢？叶子说：君子把才能藏在自身，并不是不想一举千里、横行四海；然而一定要等待时机才行动，为什么？天下的事情实在不能任意妄为，轻率行动的人必然陷入困境。所以，上面没有感应，就一定止步于下面，安于衡门下的迟居，像居住山涧、弹琴自娱那样，这样才不失去顺从听命的道理。哪里会有踏错一步、壮大脚趾的过错呢？即使如此，守道而止，走到半途又起身行动，仍然不算止步。遁世而不被人知，却不悔恨，这才是君子长久守正之道。所以说：伯夷躲避纣王，住在北海边，等待天下清平，仿佛打算终身如此。如果不是这样，苟且奔赴功名的道路，片刻之间改变终身操守，那么以前的功业就会全部丧失，万事也会像瓦片一样破裂。种放不如魏野，王良不如严光，华歆不如管宁，是有原因的。《易》说：止住脚趾，没有灾咎，利于长久守正。六二：止住小腿，不能救助所跟随的人，心中不快。为什么呢？叶子说：用敬使内心正直，用义使外在方正；敬和义确立，德就不会孤立。君子端正自己，是尽到性分中固有的责任；向上可以匡正君主，居中可以辅佐同僚，向下可以扶助执掌事务的人。君子端正别人，是完全履行职分所应做的事。即便如此，有官守的人只能尽自己的职务，有言责的人只能尽自己的忠诚。君子所能做到的，是尽到责任，却未必能获得相应职位；尽到忠诚，却未必能得到进言的机会，这不是君子所能决定的。君子能够做到的事，可以自行尽力；君子不能做到的事，内心怎么能独自快乐呢？所以叹息不食，是薛奎的作为；因愤懑而仰望屋顶，是富弼暗自叹息、以此自伤。臣子不能匡正君主，难道不忧伤吗？向下看，薛季昶对于五王，常安民对于苏子，毕仲游对于司马公，他们在劝告启发之间勤恳不懈，使他们明白事理、转祸为福，可是那些公卿昏昧不觉，没人能够察知，心中只是惶恐罢了。至于晋平公把鲁国置于忧患之中，使鲁人流离失所而不加顾念，鲁国大夫为此忧劳，他却反而说这是鲁国大夫在宣扬骄横；他不知道冉求是季氏的家臣，亲眼看见季氏僭越叛逆的罪行却不敢进言，亲自受到孔子的训诫还说自己不能挽救，这种猥琐鄙陋，实在不足以谈论拯救之义。

译即便如此，匡正他人、使其正直，本来不能不尽到义；但究竟能不能做到，也不能不审慎考察自己所能跟随的对象。东坤氏说：君子遇到资质轻薄的人，一定要衡量他能否成事；察知自己难以承担责任，一定辞去依附之事。否则，在这里耗尽力量，却在那边失望，君子不能徒然承受其责。所以，依循正道，即使华歆的微小作为也可以称为义；不依循正道，即使齐桓公的霸业也可说是不明智。春秋时期，楚国多次侵伐江、黄两国，使它们受患。齐桓公正强盛，准备攻打楚国，江、黄两国便来贯泽请求结盟。管仲说：江、黄距离齐国远而接近楚国，楚国是以利益为行动准则的国家。如果攻打楚国却不能救援江、黄，就没有办法号令诸侯，不能接受它们的请求。齐桓公不听，最终还是同它们结盟。管仲死后，楚人攻打黄国，齐桓公不能救援，诸侯不再归附，齐国于是不能重新振兴。东汉末年，华歆为躲避西京之乱，与志同道合的郑泰等六七人步行出武闗，路上遇到一个独自行走的男子，他希望与众人同行。众人怜悯他，想答应他，只有华歆说：不可以。如今我们已经身处危险之中，祸福利害都一样；无缘无故接受别人同行，不知道是否合乎义。既然已经接受了他，今后遇到进退之事，难道可以中途抛弃他吗？众人不忍心，最终还是和他一起走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这个男子在半路掉进井里，众人想抛弃他，华歆说：既然已经和他一同出行，抛弃他就是不义。于是大家一起把他救出来，然后才分别离去。众人都佩服华歆的义。所以说：气势盈满就会轻率，接纳别人却很少能保全；内心谦抑，就会反复思考而收获更多。这就是审察所跟随之人、尽到义务的区别。《易》说：止住小腿，不能救助所跟随的人；心中不快。九三：止住腰部，割裂脊肉，危险，忧患熏灼内心。为什么呢？叶子说：天地有燥湿，▯有缓急，柱子有推移。赵王派遣使者，调琴不可记。变化有吉凶，礼制有吊贺，事情有权宜。赵国使者奉命所定的言辞，不能任意采用。因此圣人能够随着世势推移，而庸俗之士苦于不知变化，以为结绳记事的政治可以治理乱世，以为秦国的遗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难道不危险吗？从前纣王的母亲生微子启和中衍时，尚且只是妾；后来成为妻，才生下纣。纣王的父母想立微子启为太子，太史依据法令争辩说：有妻所生的儿子，不能立妾所生的儿子。因此纣王后来成为继承人。太史依据法令争辩，难道不是说：儿子因为母亲尊贵而尊贵吗？却不知道所谓儿子因母亲尊贵，是指有两个母亲、妻妾有所区别的情况，并不是说同一个母亲。母亲可以由妾成为妻，儿子也可以由庶子成为嫡子；同样都是这个母亲所生，先出生而为庶子的是兄，后出生而为嫡子的是弟。前者凭借嫡出的身份，后者凭借兄长的身份；兄长是天道，嫡子是人道。何况立嫡还要以长为先，又要以贤为准呢？太史这样的法令议论，同夏父弗忌议论礼制又有什么不同？所以说：答复事情而不懂得权变，就如同执守一端。君子因此厌恶这种伤害正道的做法。《易》说：止住腰部，割裂脊肉，危险，忧患熏灼内心。六四：止住自身，没有灾咎。为什么呢？叶子说：天下刚刚安定，顺应时势而更改制度，是大臣开创事业的规模；天下已经安定，休养生息，是大臣广泛救济天下的职务。天下万物各得其所，于是收敛精神而不外泄，极其诚实而不浮华；安定自身而不妄动，改变内心而不轻易发言，确定交往而不求取，这正是安养天下的要道、使百姓和顺柔安的根本。这样才无愧于承担天下的重任吧？周公、召公属于上等，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次之。持守自身而谨慎行事，检点自身而安守本分；石庆的醇厚谨慎，张安世的谨慎厚重，卢怀慎的清廉朴素，又次之。《易》说：止住自身，没有灾咎。六五：止住面颊，说话有条理，悔恨消失。为什么呢？叶子说：“你就像风，下面的百姓就像草；使人震惧伏服的势力，是君主所掌握的。君主的话像丝带，发出后就像纶；君主的话像纶，发出后就像綍。主宰荣辱的是君主，居于人上者难道可以苟且吗？”周成王一句话就使上天改变风向，景公一句话就使妖星退去。公子御说话时谨慎畏惧，因此声名合于礼；臧孙达知道他有君主之道，所以说：“言语和行动，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能不谨慎吗？”《传》说：“君子居处在家中，发出的言语是善的，千里之外都会响应，何况近处呢？发出的言语不善，千里之外都会违背，何况近处呢？”言语和行动，是君子的枢机；枢机一发动，就是荣辱的主宰。管子说：“君主发言不违背民心，不悖逆理义，他所说的话足以安定天下，人民只怕他不再发言。若发言使父子亲疏之情、君臣之道受到损害，使天下众人受害，这种话就是不可挽回的话。所以明君不轻易发言。”既然如此，不应当说时就不说，只不过是止住面颊和舌头而已，怎么能让它成为只有口头空谈的滕国呢？不妄自发言，就必然合乎道理；只有不随便发言，言语才会和谐。这就是先有专一的心，之后才有伟大的言语。这就叫作有伟大的言语，也由此可以知道他有专一的心。高宗三年不说话，一开口便使四海仰望其成就；齐威王三年不鸣，一鸣便使齐国震动，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说：“真正的君主一句话，其利益广大无比。”魏国有龙从井中出现，群臣认为是吉祥。魏主髦说：“龙象征君主之德；如今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却多次处在井中，这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作《潜龙》诗来讽刺自己。司马昭看到后厌恶他，也可以说是不合时宜地发言了。更严重的是，唐代蒱献上黄巢的首级和他的姬妾。僖宗登楼接受，公开询问姬妾，你们都是功臣贵戚的女儿，为什么要跟从叛贼？其中为首的女子回答说：“狂妄凶逆的贼人作乱，国家凭百万军队却失守宗庙，流迁到巴蜀；如今陛下却因为一个女子不能拒绝贼人而责备她，那么公卿将相置于何地呢？”僖宗把她们全都杀了。唉！发言不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样的人凭什么做天下的君主？《易》说：止住面颊，说话有条理，悔恨消失。上九：敦厚地止守，吉祥。为什么呢？叶子说：君子依循中庸之道，遁世而不被人知却不悔恨，不因为时间长久就轻视自己的操守。孔子不断勉励自己，每日勤奋不懈，直到死后才停止，这难道不是圣学有始有终的原因吗？遁世而不被人认为正确却不苦闷，不因为节操艰苦就削弱操守。伯夷在首阳山采薇，直到饿死以完成自己的愿望，这难道不是圣人节操有始有终的原因吗？《易》说：敦厚地止守，吉祥。《叶八白易传》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