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第九

译节俭虽然不符合礼制，但在大义上并无妨碍，我本来就不必刻意标新立异；跟随大众也是可以的。至于臣子拜见君主，必须在堂下，这也是古代的礼制。如今竟然在堂上拜见，这是骄傲轻慢而过于安泰，对道义的危害非常大。即使违背众人的做法，我也宁愿在堂下拜见而不顾其他。因为制度细节的细微之处，还可以随时改变；而三纲五常的礼制，是万世不变的。孔子维护世间教化的深意，真是深远啊！

译孔子杜绝了四种毛病：不凭空臆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拘泥，不自以为是。

这一章是记载圣人内心虚灵的状态。记录者说：我观察夫子在处理事务、与人交往时，所没有的毛病共有四种。当事物尚未发生时，就先进行推测猜测，这叫“意”。事先就有专断的主张，这叫“必”。事情已经过去，心中仍有滞留，这叫“固”。只顾及自己的私利，这叫“我”。这四种毛病是人情所难免的。夫子浑然合乎天理，不任由私意作祟，所以不凭空臆测；顺应事物本性，不预设必然的结果，所以不绝对肯定；过错过去就不再停留，没有偏执，所以不固执拘泥；与万物大同，不偏私于自身，所以不自以为是。可见圣人之心，如同明镜空照、止水无波，本来就没有牵累，不需要刻意禁止而自然杜绝了这些毛病。求学的人只要努力去除私欲，静心观察天理，也就不会受到这四种毛病的牵累了。

孔子在匡地受到威胁时说：“周文王去世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就在我的身上吗？如果上天要毁灭这种文化，那么我死后的人就无法掌握这种文化了；如果上天不打算毁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这一章是圣人顺应天命、确立使命的学问。鲁国有个乱臣阳虎，曾在匡地施行暴虐，匡人恨他。孔子相貌像阳虎，经过匡地时，匡人举兵围困他。孔子在匡地感到戒惧，当时跟随的人都害怕。孔子安慰他们说：“道显著的表现叫做‘文’，‘文’必须依靠人来传承。尧、舜、禹、汤的道统，传给了文王。文王去世后，他所传承的文化，不就在我的身上吗？这种文化的存亡，在于天意。如果上天要毁灭这种文化，那么赋予我的禀赋必定会有所保留。我作为文王之后死去的人，将无法考述其礼乐，修明其制度，从而参与传承这种文化。现在上天赋予我的禀赋如此，这是上天不打算毁灭这种文化。我这一身性命由天决定，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私下里对此很有自信。由此可知圣人明察事理，面临变故而不恐惧，如果不是通达天命、知晓命运，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大宰问子贡说：“您的老师是圣人吗？为什么他这么多才能？”子贡说：“固然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又让他具备多种才能。”孔子听说后说：“大宰了解我吗？我小时候地位低下，所以学会了许多粗鄙的技艺。君子需要这么多才能吗？不需要。”牢说：“孔子曾说：‘我没有被任用，所以学会了各种技艺。’”

这一章是圣人不以多能为贵重的意思。大宰是官名，他问子贡说：“我看您的老师，大概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吧？为什么他无所不通，如此多能？”这是大宰把多能当作圣人的标志，对圣人的认识太浅薄了。子贡说：“大宰，您知道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吗？凡是上天诞生圣人，都有节制和限度。唯独我们的老师不受限制，放纵他的才德，使他达到至圣的境界。德行既然达到了至圣，才能自然无所不通，所以又多能。”子贡把多能看作圣人的余事，可以说了解圣人。孔子听到大宰和子贡的问答，不敢以圣人自居，又担心人们看重多能，于是借大宰的话来阐明说：“大宰赞许我多能，算是了解我吗？但我多能，也有原因。我年轻时未被世用而地位微贱，所以能学习各种技艺，这不过是粗鄙末节的事情罢了，难道是君子所看重的吗？君子的学问，自有远大之处，不以多能为贵。”门人因此记载琴牢的话说：“夫子平日曾说：‘我没有被世人试用，所以得以学习各种技艺，这就是少贱多能的意思。’”可见修养自身的道理，自有根本源头；治理他人的道理，自有常道大法。博学多能，并不是急务。

孔子说：“我有知识吗？其实没有知识。有个鄙陋的人来问我，我心里空空如也，我从他问题的两端去推究，从而穷尽其中的道理。”

这一章是显示圣人内心的虚灵，以及教导人的真诚。当时的人都称孔子为无所不知，所以孔子谦虚而不自居，说：“我真的有知识吗？我其实没有什么知识。”但是平时告诉别人，不敢不尽，无论贤智的人来问，一定尽抒胸臆。即使有鄙陋的人来问我，他本来空空如也一无所能，我不敢因为他是鄙夫而轻视他，一定推究他问题的两端。凡事物的始终，事物的本末，道与器的上下，事理的精粗，没有不尽我的所知来告诉他的。人们看到我教导别人一定竭尽诚意，就认为我无所不知，而我其实没有什么知识。这是孔子不固执己见，根据别人的情况启发引导，正是教导人不倦的意思，求学的人应当深思而自得。

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现河图，我这一生大概就这样了。”

这一章是圣人感叹自己的道不能施行。孔子说：“大道将要施行，那么上天会显示文明的征兆，必定有祥瑞来应和。虞舜时，凤凰在庭院出现；文王时，凤凰在岐山鸣叫；伏羲时，龙马背负河图而出。虽然圣王不看重祥瑞，但文明的征兆由此可以验证。至于现在，凤凰不来，已经不是虞舜、文王的时候了；黄河不出现河图，已经不是伏羲的时候了。世上没有人任用我，我的道大概不能施行了。其实孔子不是思念凤凰、河图，而是思念大道的施行。圣王在位，文治兴起，那么凤凰来、河图出，自然可以期待。哪里像后世夸耀祥瑞，作为附会夸张的言辞呢？”

孔子看见穿丧服的人、穿礼服戴礼帽的人，以及盲人，看见他们，即使他们年轻，也一定站起来；从他们面前经过，一定快步走过。

这一章是显示圣人仁爱恭敬的心，随感而应。圣

译人的内心，寂然不动与感而遂通是自然的，内外浑然一体。当它未被触动时，如同静止的水、明亮的镜子；一旦有所感触，情感便自然地生发出来。所以记载的人说：“孔子见到穿丧服且齐衰的人，拥有尊贵爵位且穿戴冕服的人，失明且盲的人，遇到这三种人，即使他们年纪比我小，也一定会起身站立，或者从他们面前走过时，一定会快步前行。这是为了哀悼有丧事的人，尊重有爵位的人，怜悯身体不完整的人。”哀怜，是仁爱之心显现的地方；尊重礼制，是恭敬之心显现的地方。仁爱与恭敬之心，在心中充实积累，所以随着感触随即回应，不需要勉强，仪容举止与周旋应对，没有不符合礼制的，这是高尚德行的极致。

译颜渊长叹一声说：“越仰望它，越觉得它高不可攀；越钻研它，越觉得它坚固难入；看着它好像在前面，忽然间又跑到后面去了。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用文献典籍来丰富我们的知识，用礼制来约束我们的行为，使我们想要停止学习都不可能。我已经竭尽了自己的才力，好像看到它高高地矗立在那里，虽然想要追随它，却找不到途径了。”

这一章书，是颜子向往圣人之道的学问。颜渊在圣人门下求学，学问已有收获，长叹一声说：“老师的道，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啊！”我曾经专心致志地进取，多方面地探求，见它高，仰望它，希望能达到，结果越仰望越觉得高；见它坚固，钻研它，希望能进入，结果越钻研越觉得坚固。又曾看它好像在前面，恍惚之间，却又在后面。大概越仰望越高，越钻研越坚固，这是道没有穷尽的缘故；看它在前面，忽然在后面，这是道没有固定方所和形体的缘故。如果没有好的教育施予，学者从哪里入门呢？幸好老师循序渐进，善于诱导人，使人自己进取。大概道散见于万事万物中的，叫做文；在万事万物中有天理节制的地方，叫做礼。老师先用文献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使我包罗万象、融会贯通；再用礼制来约束我，使我有所持守和节制。我奉承老师的教诲，加倍努力，趣味日益增长，虽然想停止也不能。凡是我才力可以用的，都已经竭尽无余了。义理昭明，本心纯熟，先前那高深坚固、前后莫测的道，现在卓然矗立在我面前。在这个时候，就从自觉努力趋向于自然化育，从思考勉力达到不思不勉的境界，介于两者之间，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虽然想追随它，也没有办法了。我只能努力在文和礼之中罢了。唉！不是深知圣人之道的人，怎么能形容得如此亲切呢！

孔子病重，子路让门人充当家臣。孔子病情稍有好转，说：“仲由这样做弄虚作假也很久了！没有家臣而装作有家臣，我欺骗谁呢？欺骗天吗？况且我与其死在家臣手里，不如死在你们这些弟子手里呢？况且我即使不能得到隆重的葬礼，难道会死在道路上吗？”

这一章书，是显示圣人守礼以正身。从前孔子有病，子路考虑到身后之事，认为古时候做大夫的，都有家臣治丧。夫子曾经做过大夫，就让门人充当家臣，这是尊师的意思。不知道夫子当时已经离职，不应当再有家臣，这是不知道尊师的正确方法了。夫子病稍好，就责备他说：“仲由行事弄虚作假也很久了。从前我做大夫，就有家臣；现在已离职，就没有家臣了。没有家臣而装作有家臣，我欺骗谁呢？岂不是欺骗天吗？况且仲由用家臣，是想尊崇我。然而尊崇必须合乎礼，与其死在家臣手里，而不合乎礼地安顿自己，不如死在你们这些弟子手里，而安于礼制更好呢？况且使我没有家臣，不能实行隆重的葬礼，但有你们这些弟子在，难道会死在道路上而不得安葬吗？”从前面的话看，显示家臣不应当有；从后面的话看，显示家臣不必有。可见爱人的人，应当用德行去爱；敬人的人，应当用礼制去敬。这样才理顺心安，而没有逾越礼制的过失。

子贡说：“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藏在匣子里呢，还是寻求好价钱卖掉它呢？”孔子说：“卖掉它吧，卖掉它吧！我是在等待识货的买主。”

这一章书，是显示圣人有济世之心，而不随便被世俗所用。古人把德行比作玉，子贡因为孔子有道却不出来做官，所以借美玉来作比喻，问道：“物品中珍贵的，没有比得上玉的，而美玉则更加珍贵。现在既然有了它，是把它藏在匣子里永远收藏呢，还是寻求好价钱卖掉它呢？”子贡的意思，大概是用美玉的卖与藏，来探问孔子的出仕与隐居。孔子说：“美玉本来是为了世间使用，从道理上讲，坚决应当卖掉而不应当收藏，卖掉它吧，卖掉它吧！然而天下的宝物，原本就贵重，怎么能自轻呢？如果为了寻求买主而卖掉它，那么本来之美就先失去了。我必定等待识货的买主自己来。”这可以看出孔子用世与隐居的心意。大概隐居是抱道忘世，圣人不忍心；出仕是枉道顺从人，圣人不为。只有等待，才遵循天理，而安于义命的正道，圣人的出处，确实是合乎时宜的中道。

孔子想居住到九夷去。有人说：“那里简陋，怎么办？”孔子说：“君子居住在那里，有什么简陋的呢？”这一章书，是显示圣人的教化不分中外。当时孔子因为道不能实行，想离开中国而到外国去，偶然发出想居住到九夷的感叹，也像乘木筏浮海的意思一样。有人不理解，以为真的想去居住，就问道：“外国习俗鄙陋，恐怕不可居住，怎么办？”孔子说：“君子居住在那里，自然能确信道在我身上，忠信笃敬，无处不自得。况且天地间人性都是善的，道德仁义的气象，礼乐教化的习俗，哪里在中国能行的，在外国就不能行呢？有什么简陋的呢！”大概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此心此理，没有不相同的。圣人的教化，原本不分中外。

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校正了音乐，雅颂各归其位。”

这一章书是孔子自述校正音乐的事情。雅是大雅、小雅，颂是周颂、鲁颂、商颂。雅颂的诗词，就是朝廷宗庙所用的乐章，必须诗词各归其位，然后音乐才能校正。所以孔子追述说

译“诗乐在鲁地流传已经很久了，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残缺且次序混乱。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的那一年，考订已经详尽，证据确凿可信，于是逐一加以厘定，这样音乐的声调和节奏才得以归于正统。那《二雅》《三颂》中的诗篇，配合管弦乐器演奏的，篇章次序各得其所，而《雅》用于朝廷，《颂》用于宗庙，也没有再出现紊乱的情况了。”大概诗乐所传承的，都是圣王的创制，是治国大道的精微之处。孔子阐述前代圣人的思想以传给后世，校正音乐的功劳，确实不小啊。

译孔子说：“出门就侍奉公卿，回家就侍奉父亲和兄长。遇到丧事，不敢不尽力；不被酒所困。这些事，我做到了哪些呢？”

这一章是说圣人在践行平常的德行时，常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孔子说：“人在伦理日常之间，虽然是很卑近、很微小的事情，看起来好像容易做到，但实际上往往多有欠缺。比如出门在邦国，侍奉公卿，必定有侍奉的方法，应当竭尽忠顺，而不失向上交往的道理。回家在家庭，侍奉父亲和兄长，必定有侍奉的方法，应当竭尽孝悌，而能修好子弟的职责。如果有丧事，不只是三年的丧期，即使是期、功、缌、麻等较轻的丧服，也不可忽视，必定在情感上应当尽到、礼节上应当做到的地方，不敢不勉力遵从。至于饮酒，原本是为了合欢，如果饮酒过度，容易扰乱本性而被酒所困，必定要操守存有主见，不要让自己多喝，以至于神志昏沉、气息紊乱。”这四件事虽然看似近而易行，但身体力行的功夫，却极其细密，道理却极其广大，不是仁德纯熟、义理精微、涵养纯粹的人是不能做到的。以我自己来审视，哪些做到了呢？可见做学问应当不忽视卑近，不遗漏微小，确实能在天理当然的地方力求尽其所能，而在人情容易动摇的地方不逾越准则，即使希望成为圣人、贤人，也不过如此罢了。

孔子在河边说：“流逝的东西就像这河水一样，日夜不停。”

这一章是说孔子借川流来指点道的奥妙。天地间大化流行，没有片刻停息，随处可见。然而眼前可以指出的，没有比川流更合适的了。所以孔子偶然在河边，心中有所感悟，便说：“天地的大化，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过去又回来，未来又过去，相续不停，无非是流逝的东西。就像这水啊！”从早到晚流个不停，白天固然如此，夜晚也是如此，不曾有一息的停止。人心体察这一点，时时存养省察，使私欲净尽，天理常存，没有毫发之间的间断，那么差不多就不亏损其本体了。推而广之，天理流行，到处都有。天运转不停，万物生长无穷。太阳去了月亮就来，寒冷去了暑热就来。大到造化的开阖，小到口鼻的呼吸，无处不有，无时不然。总是一个没有停息的实体。论本体则自然不息，论功夫则自强不息。勉强久了，达到自然而纯，也不停止，那么天德就在这里，王道也在这里。所谓中和位育，无非是这个道理。只有天纵的圣人，察识其本体而扩充它，存诚主敬，没有少许间断，以达到其极致罢了。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爱好德行像爱好美色那样的人。”

这一章是说爱好德行的可贵在于真诚。孔子说：“上天赋予人的正理，而人心中所得到的，就是德。人的大欲，最容易沉溺情感、扰乱本性的是美色。德和美色这两者，理和欲的区别，判然分明。但我观察人情，理念常常衰退，欲念常常占胜。德虽然是人本来具有的，但被气禀所拘束，被物欲所遮蔽，修养自己的德行就不能勤勉不息，总觉得时间不够；看到别人的德行就不能孜孜不倦，乐于向人学习。像爱好美色那样出于真诚，至真且切的，我没有见过。因为爱好德行就能修养自身、亲近贤人，其益处无穷；爱好美色就会伤害生命、损害本性，其害不小。确实能把爱好美色的心用来爱好德行，那么贤人君子就会日益来到面前，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然会有成效，其中的快乐不是更多吗！”

孔子说：“比如堆土成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停止了，是我自己停止的；比如在平地上，虽然只倒下一筐土，前进，是我自己前进的。”

这一章是说做学问进退的关键，都在于自己。孔子说：“人做学问，必定要求有成。如果日积月累，已经下了功夫，而一旦厌怠心生，中途停止，那么前功尽弃，最终归于无成。比如积土成山，形势已经快要完成，没完成的，只差一筐土罢了。在这里成山，岂不是很容易？却忽然停止，不肯加功，那么前功都白费，而山终究不成。这停止，是谁停止的呢？只是自己因循怠惰而停止罢了。做学问而自弃，也是这样，可不警戒吗？”人做学问，不可畏难。即使成为圣人贤人，未曾全下过功夫，而一旦发愤精进，自强不息，那么积少成多，不可限量。比如在平地上未曾积土，所覆盖的，仅有一筐土罢了。希望成山，岂不是很困难？却锐然奋进，不肯稍停，那么功力积久，高大的山也有时能成。这前进，是谁前进的呢？只是自己奋发精勤而前进罢了。做学问而能自强，也是这样，可不勉励吗？《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见做学问在于锐志，更在于有恒心。确实使功夫没有间断，那么盛德大业，难道难达到吗？

孔子说：“告诉他道理而不懈怠的，大概只有颜回吧？”

这一章是说孔子深深赞叹颜回能接受教诲。孔子教导门弟子发明道理，常以言语相传。但诸弟子听到孔子的话，未能放在心上，体现于自身，便有怠惰之意。只有颜回能明睿，所以听到孔子的话而心解；能健决，所以听到孔子的话而力行。

译想要停止却做不到，诚恳专一而不曾懈怠。因此孔子称赞他说：“一般人听人说话，总是半信半疑，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很少有不懈怠的。至于那些听人讲道，心里明白并努力践行，自然不能停止，完全没有懈怠念头的人，大概只有颜回吧？”孔子称赞颜回，也是借此来激励众弟子。

译孔子对颜渊说：“可惜啊！我只见他不断进取，从未见他停止不前。”

这一章是孔子追思颜回好学的话。大凡人们做学问，智慧与愚笨、贤良与不贤的区别，所争的只在进取与停止之间罢了。进取而不止步，即使达到圣人的境界也没有困难；停止而不进取，最终也就只是个平庸之人而已。孔门弟子中只有颜回好学，有日日进取而没有止息的气势，假使他能够长寿，必定能达到圣人的地位。所以孔子在颜回去世后，仍然追思他并说：“可惜啊！我只见他奋发向前、精进勤勉，正在进取而没有止息；没有见他犹豫退缩，想要停止而不再前进。”因为他勤奋学习如此，由此日日进取不停止，他的造诣所达到的境界，哪里可以限量？却不料他早逝，这难道不是深深可惜的吗！孔子如此惋惜颜回，那些学习颜回的人，也只有精进不已，才差不多能达到境界。

孔子说：“庄稼生了苗却没有吐穗开花的，是有的啊！吐穗开花却没有结出果实的，也是有的啊！”

这一章是孔子勉励学者要有成就的话。大凡学者起初有资质，就像谷物刚开始生长，有了苗；接着加上学问，开发他的聪明，就像谷物吐花为秀；最终实实在在地拥有于己，达到成就，就像谷物结成谷粒为实。学习一定要达到成就，就像谷物一定要结成谷粒，才算是有用。所以孔子借比喻来说：“谷物生长，从苗到秀，从秀到实，这才算有成就。如果失去了耕耘，违背了生长规律，培植滋养，有一方面不到位，那么只长苗而不吐花秀发的，是有的啊。即使吐花秀发而不结实的，也是有的啊。美好却没有成就，那有什么用呢！”可见讲学修德，也应当有始有终，不要导致一曝十寒，那么日日进取没有边界，最终达到大成就。

孔子说：“年轻人是值得敬畏的，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现在的人呢？如果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名声，那也就不足敬畏了。”

这一章是孔子教导人们及时勉力学问的话。孔子说：“君子增进道德、修习学业，贵在及时。如果是后辈年轻人，确实是值得敬畏的。他们年富力强，进学有充裕的时间；他们精力旺盛，进学有充裕的精力。如果真的能不虚度这年力和精力，趁着时机勉力学问，日日进取不停止，那么他的造诣所达到的境界，大概不可限量。知道将来不如现在这样值得敬畏吗？”倘若因循守旧、懈怠疏忽，岁月蹉跎，转眼间到了四五十岁，却没有以善行闻名，那么衰老而无成就，后来更无可指望，也就不足敬畏了。孔子先说值得敬畏，是用期望来勉励人；后说不足敬畏，是用绝望来警戒人。总之是教导人们及时勉力学问。可见成圣的功夫，全在青春年富力强的时候，日日更新不停止，日日进取没有边界，那么功业崇高广大，难道有不达到极致的吗？

孔子说：“合乎法度的严肃话语，能不服从吗？改正错误才是可贵的。顺从委婉的言语，能不高兴吗？推究其理才是可贵的。高兴却不推究，服从却不改正，我对这种人也就无可奈何了。”这一章是孔子说听取言论的人，可贵的是有接受言论的实际行动。孔子说：“大凡人听取言论，一定要虚心接受，追求实际的益处。比如看到别人有过错，用正直的言论明白地规劝，这叫做法语之言。这类言语，词语严厉、义理正当，人听了自然敬畏，不得不信服。怎么能不服从呢？然而可贵的不在于表面服从，一定要根据所说的话一一反省自己，既然有过错，随即改正，这才可贵。看到别人有过错，用委婉的言辞、含蓄的意思，曲折地对他说话，这叫巽与之言。这类言语，婉转平和，人听了没有抵触，不得不欣喜。怎么能不高兴呢？然而可贵的不在于一时的喜悦，一定要根据所说的话一一推究，深深领会其微妙的意思所在，这才可贵。如果一时高兴，却不能推究思考其中的道理，外表顺从而不能自己改正过错，那么即使正直规劝的言论天天摆在面前，委婉开导的言辞天天听到耳朵里，终究不足以唤醒他的昏庸懒惰，挽救他的过失。我最终对他也就无可奈何了。”孔子如此深切地断绝希望以警戒他。大凡听取言论、采纳谏言，虚心接受，务必追求实用，不要从事虚文，那么讲学修德，治国平天下，都有益处了。

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去它的主帅，但一个普通人的志向却不能被夺去。”

这一章是孔子勉励人们立志的话。孔子说：“大凡士人君子，必须先立志。志于道，志于仁，都是立志。所立的志向一定，才能成为圣人贤人。至于有始有终，最终不可被夺去。且以难以夺取的形势来说，比如用三军之众来保卫一个主帅，似乎不可夺去的样子。三军虽然众多，但人心有时不齐，力量有时不合，那么它的主帅就可以被夺去。如果用普通人来坚守他的志向，似乎可以被夺去的样子。普通人虽然卑微，但自己能坚守志向，那么始终不变，生死不渝，必定不可被夺去。”可见士人君子只在立志，所立的志向一定，那么富贵不能使其迷惑，贫贱不能使其改变，威武不能使其屈服，所谓大丈夫就是这样罢了。

孔子说：“穿着破旧的棉袍，与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耻的，大概只有仲由吧？”不嫉妒、不贪求，怎么会不好呢？子路终身诵念这句话。孔子说：“这种境界，哪里算得上好呢？”

这一章是说进道不可自满。大凡人不被贫富动摇内心，才能进道。子路见识高明，能在贫富……

译（子路）心中毫无牵挂束缚，所以孔子称赞他说：“人们的情态，在处于贫困时总是忧愁不安，在追求富贵时总是急切渴望，每当在贫富对比的情境下，没有不心动的人。至于身穿破旧棉袍，与穿着狐貉皮裘等贵重服饰的人并肩站立，却能安然淡泊，内心不为所动，不以此为耻的，大概只有仲由吧？”仲由能够不以为耻，可见他没有嫉妒和贪求的心思。大凡人的常情，嫉妒别人拥有而想要损害对方，就必然产生嫉妒；以自己缺乏为耻而想要获取，就必然产生贪求。嫉妒和贪求之心一旦产生，就会无所不为，这都是因为以贫困为耻的念头造成的。现在仲由唯独能不以为耻，《卫风》中有诗说：“没有嫉妒之心就不会伤害他人，没有贪欲之心就不会强求外物，对外在的事物毫无牵挂。”凭借这种心态去行事，做什么会不善呢？这话只有仲由足以担当。孔子引用这首诗来赞美他，像子路这样的人听到孔子的赞许，于是时时吟咏这首诗，仿佛要终身奉行，这是自喜于自己的能力而不再追求在道义上的进步了。孔子告诫他说：“义理是无穷无尽的，必须有日日更新不懈的努力，以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不嫉妒不贪求的道理，只是进入大道的阶梯罢了。如果只停留在这里，怎么足以达到尽善尽美呢？”大概是因为做学问如果不被境遇所动心，才可以进入大道，但必须由此进一步，达到内心安于仁德，即使一顿饭的时间也不违背仁德，这才算是尽善尽美。所以孔子告诫子路，以勉励他继续进步。

译孔子说：“到了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

这一章书，是孔子借物来比喻君子的节操品行。孔子说：“在春夏和暖的时候，草木没有不茂盛生长的，虽然其中有坚刚、柔脆的不同，但还无法分辨。等到年终寒冷凝结，草木凋零，而松柏依然苍翠不变，这才知道它们是最后凋零的。”大概是在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小人与君子似乎没有区别，至于遇到变故、面临利害，改变节操，甘愿和草木一同腐烂的人就多了。只有君子处境越艰难，坚守越牢固，威武不能挫败他的意志，死生不能动摇他的心志，就像那最后凋零的松柏一样。士人在困穷时才能显现节义，世道混乱时才能识别忠臣，只有到了时局变迁的时候，才知道君子不同于平庸大众。然而一定要等到有事发生之后才想到要得到君子来任用，难道不晚了吗？这就是圣明的君王之所以重视长远规划的原因。

孔子说：“聪明的人不迷惑，仁爱的人不忧愁，勇敢的人不畏惧。”

这一章书是孔子指出具备完美德行的人的心性本体来示于人。孔子说：“智、仁、勇这三者，是人心的本体。”大概人心的本体本来没有遮蔽所以不迷惑，本来没有牵累所以不忧愁，本来没有萎靡退缩所以不畏惧。自从人心一旦有了遮蔽，就会产生疑惑。只有具备智慧德行的人，推究事物原理以获得真知，不蒙蔽虚灵的本体，那么在事物交往中，凡是是非可否，都能明察无误，哪有什么迷惑呢？自从人心一旦有了牵累，就会产生忧患。只有具备仁爱德行的人，涵养纯熟，浑然一体地顺应天理的公正，那么在境遇来临时，凡是穷困通达、得失荣辱，都能顺理而行、安然处之，哪有什么忧愁呢？自从人心一旦有了怯懦，就会产生恐惧。只有具备勇敢德行的人，至大至刚，直接培养浩然之气，即使面对重大节操重任、险阻艰难，都能毅然处之，没有犹豫退缩的意思，哪有什么畏惧呢？这些都是成就德行的事情，学者用来修养自身，帝王用来治理天下国家，都不超出这个范围。所以智慧达到不迷惑，就足以照耀四海；仁爱达到不忧愁，就足以包容九州；勇敢达到不畏惧，就足以裁决万般事务。帝王的学问，尤其应当加以重视。

孔子说：“可以一起学习的，未必可以一起追求道；可以一起追求道的，未必可以一起坚守道；可以一起坚守道的，未必可以一起通权达变。”

这一章书是孔子以完整的学问来期望人们。孔子说：“人的造诣不同，学习贵在循序渐进。如果有人志气高远，锐然以研习经典自命，这是可以一起学习的。然而学习必须专心致志，向着道而行，才不会被其他歧路所迷惑。初学的人，或许见识未定，未能切实看到我们道的美好，却勇往直前去追随它，这是可以一起学习的，却不可以立刻与他一起追求道。”既然勇往直前去追随道了，必须亲身实践，有所执持，才不会被外在诱惑所夺去。追求道的人，或许操守不坚，未能固执不变，这是可以一起追求道的，却不可以立刻与他一起坚守道。学习到了固执不变，也可以了。然而只是坚守而未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只有圣人道理浑然一体，广泛应对、曲尽其宜，对于变故的到来，各自适应其轻重的适宜，就像秤杆称量物品一样。那些能坚守道的人，或许不能通权达变，以达到随时制宜的妙处，这是可以一起坚守道的，却不可以立刻与他一起通权达变。学习到了可以通权达变，然后学习的功夫才算完整。大概做学问的道理，不容许越级而进，应当循序渐进以致其功；也不容许得一半就满足，尤其贵在层层积累而达到极致。

唐棣的花，翩翩摇曳。难道我不思念你吗？只是家室相距太远罢了。孔子说：是没有真正思念罢了，有什么远的呢？

这一章书，是孔子借诗来勉励人们用心思考的意思。从前逸诗中有说：“唐棣是无情的植物，它的花尚且翩翩摇曳，好像有所感应而动。何况我和你是有情的人，难道没有感动而不思念你吗？”只是因为所住的房屋相距遥远，而不能相及罢了。诗人所思念的，固然不知道所指在哪里。孔子于是借他的话反过来说道：“思考的妙处，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现在诗中所说的“家室远”，毕竟是未曾真正思考罢了。如果真的思考，那么此心的灵明，即使千万里之外，千百年之上，一思考就能到达，起初没有障隔壅蔽。有什么远的呢？道在于心，思考乃是尽心求道的功夫。人对于道，只是从事口耳之学，而不从心中寻求，所以认为遥远。如果从心中寻求，那么想要仁德就能达到，有什么远的呢？因此君子贵在近思的学问。

乡党第十

孔子在乡党中，温和恭顺的样子，好像不会说话的人。他在宗庙和朝廷上，言辞明白流畅，只是非常谨慎罢了。

《乡党》这一篇，都是记载孔子容貌威仪、起居动静的详细情况。大概圣人盛德积于中，动容周旋，有自然合乎礼仪的妙处。这一章书，是记载孔子在乡党、宗庙、朝廷言语容貌的不同。门人记载说：“我们的老师在乡党中，则见其言语容貌之间温和恭顺，诚实而已，谦卑逊顺，不敢以贤智先于人，好像不会说话的人。大概乡党是父兄宗族所在的地方，所以礼仪恭敬而言辞简略如此。至于在宗庙祭祀，在朝廷任职，则言辞明白流畅地与人议论制度仪节的精微，询问必定审慎，纪纲法令的详细，辨析必定明白，只说应当说的。”

译言语，常常恭敬谨慎而不放纵罢了。因为宗庙是礼法所在的地方，朝廷是政事发出的地方，又与处在乡里之时不同，所以言语不能不详尽，而辨析不能不明了，就像这样。这是圣人盛德达到极致的表现，所以无论身处何处都合乎礼的适中标准。」

译在朝廷与下大夫交谈，刚直而和悦的样子；与上大夫交谈，和悦而正直的样子；国君在场，恭敬而不安的样子；从容而和缓的样子。

这一章书，是记载孔子在朝廷侍奉君主、接待下属的不同态度。弟子们记载说：“我们的老师进入朝廷时，正值国君尚未临朝听政，正是臣子们商议政事的时候。如果与下大夫交谈，因为他们的地位较低，说话可以直率顺畅，那么该说就说，言辞正当，判断义理，毫不委曲，只见他刚直而坦荡的样子。如果与上大夫交谈，因为他们地位尊贵，说话不能直抒胸臆，虽然坚持正道不阿谀，但必定神色温和，语气从容，只见他和悦而直言规劝的样子。等到国君出来临朝，老师极其恭敬谨慎，不敢有丝毫懈怠，所以恭敬而不安的样子。但普通人过于矜持，难免显得拘束紧迫，老师却从容和缓，举止得体，不过分，从容而和缓的样子，威仪适中。”圣人侍奉君主、接待下属，各自合乎节度，就像这样。

国君召见让他担任摈相，脸色庄重严肃的样子，脚步急促的样子，向同站的摈相作揖，左手或右手作揖，衣服前后整齐的样子，快步前进时像鸟儿展翅的样子。宾客退去后，一定向国君报告说：“宾客不再回头看了。”这一章书，是记载孔子担任国君摈相时的仪容。古代各国诸侯朝见聘问往来，主客相见时，有担任摈相的人，主人一方称为摈，说的是接待宾客；客人一方称为相，说的是辅助行礼。弟子们记载说：“我们的老师当国君召见，让他担任摈相，迎接宾客，这是两国交好大礼所系。”所以老师一听到国君的命令，极其恭敬谨慎，顿时改变平时的仪容。看他的脸色，就庄重严肃，不像平时那样安适自得；看他的步履，就盘桓不安，屏营不宁，好像想前进而不能的样子。这是接受命令之初，他的恭敬就像这样。等到宾客到来而国君迎接时，主客有命令让摈相传递主客的话以互相通达。老师此时恰好担任次摈，有上摈站在他的右边，有末摈站在他的左边，所以向同站的摈相作揖，或者向左边的人作揖传命而出，就用手向左；或者向右边的人作揖传命而入，就用手向右。然而手虽然有左右，但身体端正自如，不曾随之而动，只见他衣服前后整齐的样子，非常整齐。等到主客相见之后，主君延请宾客进入，担任摈相的人应当跟随在后面快步进入以处理事务。老师在快步前进时，脚步虽然快，手的仪容自然恭敬，拱手端正美好，像鸟儿舒展翅膀一样。这是行礼的时候，他的恭敬就像这样。行礼完毕，主君送宾客出去，宾客刚退出的时候，主君的敬意还未解除，老师一定向国君报告说：“宾客已经出去，不再回头看了。”这是为了让国君放松敬意，不让他在瞻望中劳累。这是礼毕之后，他的恭敬就像这样。担任摈相这一件事，自始至终，无不合乎礼仪，这就是盛德达到极致的原因。

进入公门，弯着身子，好像容不下身体的样子。站立不站在门的中间，行走不踩门槛。经过国君的空位，脸色庄重严肃的样子，脚步急促的样子，说话好像气息不足的样子。提起衣襟下摆登上厅堂，弯着身子，好像屏住呼吸的样子。出来，下一级台阶，脸色舒展，和悦的样子。走完台阶快步走，像鸟儿展翅的样子，回到自己的位置，恭敬而不安的样子。

这一章书是记载孔子在朝廷的仪容。弟子们记载说：“我们的老师快步上朝时，刚进入宫门，离国君虽然远，但恭敬的心已经很切。只见他弯着身子行走，鞠躬的样子。虽然公门高大，却好像不能容纳他的身体。然而他站立时，必定不敢站在门的正中，避开尊位。他行走时，必定不敢踩踏门槛，恐怕不恭敬。在入门之初的恭敬就像这样，由此而前进，就是国君安宁站立听政的空位。老师经过那里，看见空位就像看见国君。他的脸色就庄重严肃而变动，他的步履就急促而盘旋，他的言语就谨慎收敛，好像气息不足以出声。在空位前的恭敬就像这样，大概因为离国君渐渐近了，所以他的恭敬渐渐增加，与入门之初不同了。当登上厅堂时，就两手提起衣服下摆，使之离开地面，以防跌倒的危险。经过台阶登上厅堂，弯着身子行走，鞠躬的样子。内心恭敬气息严肃，深深自我隐藏，好像屏住呼吸的样子。大概越靠近国君就越恭敬谨慎，与在空位前时又不同了。老师拜见国君完毕，由此下堂而出，下一级台阶，才开始稍微舒展脸色，有和悦的意思。然而他恭敬国君的心，始终不能忘记。只见他下完台阶，快步走到下面，就端拱如翼，手的仪容恭敬如故。回到朝班的位置站立，依旧恭敬而不安，身体的仪容严肃如故。大概自始至终，一于礼仪就像这样，可以作为人臣的法则了。”

拿着玉圭，弯着身子，好像承受不了的样子；向上举时像作揖，向下放时像授予；脸色庄重严肃，脚步小心，好像踩着线行走。献享的礼仪，有容色；私下拜见，和悦的样子。

这一章书，是记载孔子代表国君聘问邻国时的礼仪仪容。弟子们记载说：老师接受国君的命令去聘问邻国，拿着国君的命圭，以通信用，那么极其恭敬谨慎，弯着身子，好像很重而力气不能举起的样子，身体的仪容多么严肃啊？拿着它平衡，心与手齐，有时举手向上，就像与人作揖一样，不曾失之太高；有

译当时他俯身伸手向下，就像把东西交给别人一样，从未显得过于谦卑。手的仪态是多么恭敬啊！他脸上显露的神色，庄重而有所变化，如同面临战阵之时，面部的仪态是多么庄严啊！他脚步所呈现的仪态，抬脚紧凑拘谨，拖着地行走，好像沿着物体边缘一样，脚步的仪态是多么稳重啊！等到完成聘问之后，他奉国君之命向邻国国君进献礼物，以此来传达国君的情意，只见孔子面带和悦之色，比起聘问时逐渐舒缓。宴享结束后，他又以私人礼节拜见邻国国君，以此来表达自己个人的敬意，于是既愉快又更加温和。大概是用恭敬来尽聘问之礼，用温和来传达聘问之情，只有孔子才能做到不辱没国君的使命吧？

译君子不用深青扬赤和绛色来装饰衣服，也不把红紫色作为常服的边饰。暑天穿细葛布或粗葛布的单衣，一定要穿着内衣，把葛衣穿在外面。黑色的衣服配黑羊皮袍，白色的衣服配小鹿皮袍，黄色的衣服配狐狸皮袍。皮袍的长短，右边的袖子一定短一些，里面一定要穿寝衣，长度比身体长出一半。用狐貉皮做的厚皮袍用来居家，除去丧期，没有什么不佩戴的。如果不是礼服的下裳，一定要裁去多余的布边。黑羊皮袍和黑色帽子不用于吊丧。每月初一，一定穿着朝服去朝见。这一章是记载孔子衣服制度的。弟子记录说：圣人修养自身，即使是衣服也不马虎。比如常服就不使用绀、緅这两种颜色作为衣领和衣缘的装饰。因为绀是深青扬赤色，是斋戒礼服的装饰；緅是绛色，是练祭礼服的装饰。所以不用它们来装饰常服。居家私服的不用红紫色。混合赤白而成红，混合赤黑而成紫，都是不正的颜色。而且接近妇女的服饰，所以居家私服不用它们。他对服饰颜色的辨别如此谨慎。当时正值暑天，就穿单层的葛布衣服，或者选取精细的细葛布，或者选取粗糙的粗葛布。但一定要先穿好内衣，把葛衣穿在外面。因为暑天衣服适宜轻薄，但不适宜显露身体。当时正值冬天，就根据所穿的皮袍配上适宜的外衣。比如黑羊皮袍，用于朝见天子，就配上黑色的外衣，想要黑色相称；白色小鹿皮袍，用于聘问享宴，就配上白色的外衣，想要白色相称；黄色狐狸皮袍，用于蜡祭，就配上黄色的外衣，想要黄色相称。这是公服的制度。如果是居家私服的皮袍，制度则长，取其温暖，而右边的袖子短一些。因为做事常用右手，取其便于举动。居家私服的皮袍用狐貉皮制作，因为它们的毛深而温暖厚实，可以御寒且舒适。他对皮袍和葛衣的制度如此谨慎。衣服一定有佩饰。居丧的时候，去除文饰趋向简朴，不适合佩戴。如果已经除丧，那是去除凶服转为吉服的时候。一定要佩玉以象征德行，佩器以备使用，没有什么不佩戴的。衣服一定有下裳。朝祭的礼服取其方正，下裳就用完整的幅料像帷幔一样，叫做帷裳。然而人的腰身较小，所以在两旁做成褶皱，有衣褶而没有裁减的缝边。如果不是正服的帷裳，就不做褶皱，而旁边有斜裁倒合的裁减缝边。因为它在下端裁去一半，所以叫做裁减缝边。它的制度上窄下宽，取其节省而不浪费。它的丰俭各自适宜如此。比如吊丧的衣服是为了哀悼死者。如果是黑羊皮袍的朝服，黑色帽子的祭服，就不用来吊丧。因为不拿吉服用于凶事。朝服是为了朝见君主。孔子当时虽然已经退休，每月的初一，一定穿着朝服面向北方朝见，因为不因为退休而忘记君主。他对吉凶礼仪的谨慎，又如此。因为衣服是用来修饰身体的，也是圣人必须谨慎的。

斋戒一定要有明衣，布制的斋戒衣一定要改变饮食，居住一定要迁移座位。

这一章是记载孔子谨慎斋戒的事情。弟子记录说：“夫子将要祭祀而斋戒沐浴，完毕后一定要换上明衣穿着，用布制成，不但内心志意清明，而且外表身体纯洁。”斋戒的时候，既不能解衣睡觉，又不能穿着明衣睡觉，所以一定要有另外的寝衣以防污秽。而寝衣的制度，在周身之外，还长出一半，使其可以覆盖脚。他追求洁净以尽敬如此。至于平日的饮食，有常品了。斋戒时一定改变所吃的食物，不喝酒，不吃荤腥，恐怕因为臭味的原因，昏乱我精明的德行。平日的坐位，有常处了。斋戒时一定迁移所坐的位置，不安于常位，不沿袭旧习，恐怕因为安逸的习惯，夺去我慎重的心理。他改变常例以尽敬如此。这可以得知圣人谨慎斋戒的心意了。

粮食不嫌舂得精，鱼和肉不嫌切得细。粮食陈腐变味，鱼腐烂肉败坏，不吃。颜色难看，不吃。气味难闻，不吃。烹调不当，不吃。不到进食的时间，不吃。切肉不正，不吃。没有合适的酱料，不吃。肉虽然多，不使超过主食的份额。只有酒没有限量，但不喝到醉乱。买来的酒和肉干，不吃。不撤去姜食，但不多吃。在公庙祭祀，不留宿祭肉。祭祀的肉不出三天，出了三天就不吃了。吃饭时不说话，睡觉时不言语。即使是粗茶淡饭，祭祀时一定像斋戒时那样恭敬。

这一章是记载孔子饮食的节制。弟子记录说：“圣人的饮食，不只是为养生打算，其中也有道理存在。饭食虽然不追求精细，但也不厌恶精细；牛羊和鱼的腥肉，切成细丝的脍，虽然不追求细碎，但也不厌恶细碎。因为食物精细、脍切得细，对人有益，圣人不摒弃。食物对人有益的，固然不厌恶；而伤害人的，难道还吃吗？所以食物取其精细。如果饭因热湿而陈腐，或者味道变了而发酸，就不吃；脍取其细。如果鱼腐烂而馁，与肉腐坏而败，就不吃。如果未败坏而颜色已变，这是颜色难看，就不吃；未败坏而气味已变，这是气味难闻，就不吃。人事的烹饪，如果失去节度，不吃；天时的成熟，未到其期，不吃。因为以上几种，吃了都足以伤害生命，所以夫子谨慎。物品的有害者，固然不吃；而无害者，难道也随便吃吗？‘切肉以正为贵，不正则与心体违背，不随便吃。用酱各有所宜，不得则致用不备，不随便吃。而且不只是不随便吃，所常吃的，也自有节制。因为人依赖

译谷物之气用来滋养生命，如果肉类滋味过多，反而胜过五谷之气，导致失去养生的道理，所以必须节制。虽然不拒绝多吃，但不让它太过分。饮酒用来增进欢乐，如果崇尚饮酒不停止，既能昏乱心性而丧失德行，又能导致疾病而伤害生命，所以必须节制。虽然不限制它的数量，但不达到醉乱的程度。至于酒是从酒肆买的，肉干是从市场买的，恐怕不精细洁净，或许会伤害人，所以都不吃。至于姜可以通达神明，去除污秽，所以每次吃饭常摆设而不撤去。大凡饮食的道理，只适宜适度而停止，不太多而过度饱食，恐怕伤害生命。这养生的方法不已经很周全了吗？日常使用的饮食，本来谨慎地分发给别人的，也有节制。孔子在公庭协助祭祀时，得到祭肉，回来就分赐，不能过夜，大概是重视神明的恩惠而尊重君主的赏赐，所以不敢迟缓。至于家庙的祭肉，虽然可以稍微延缓，没能当天分赐，然而也不超过三天，都分发给别人。如果超过三天，那么肉腐败而人不吃它，这是防止神灵剩余的祭品，所以不久留。他分发食物有恰当适宜的节制如此。孔子在吃饭的时候，心安定于吃饭，虽然有人问起，也不轻易回答。在睡觉的时候，心安定于睡觉，也不轻易说话。他吃饭时，即使是粗菜淡汤，也必定每种各取少许，放在豆器之间的地方，用来祭祀祖先，才开始作为饮食的人，这祭祀虽然小，也必定整齐如同他的诚敬一样，这都是圣人饮食的节制，没有不符合礼的，像这样大概不止于养育身体，而且也是用来培养德行，求学的人能随着事情而体察，哪里不是道的所在呢？

译席位摆得不端正，就不坐下。

这一章记载的是孔子所处之处必定端正。弟子们记载说：“夫子内心安于端正，事事都整齐严肃，所以如果席位偏向不正，自然不苟且地坐下。”因为东西南北各有端正的位置，在圣人心中安于端正，席位不正就与心意不合，心意便不安，所以即使是小事也不苟且。那么他出入起居没有不端正的就可以知道了。

同乡的人举行饮酒礼，拄着拐杖的老人先出去，然后孔子才出去。同乡的人举行傩祭，孔子穿着朝服站在东阶上。这一章记载的是孔子在乡里的行为。弟子们记载说：夫子在乡里时，有时与乡人宴饮，这时老少都聚集在一起。其中有六十岁以上拄着拐杖行走的老人，夫子必定加以尊敬。宴会结束后，拄杖的老人先出去，夫子随即跟着出去，老人未出时不敢先出，老人既出时不敢落后。他尊敬长者就是这样。《周礼》中由方相氏主持搜索疫鬼并驱逐它们，季冬之月则命令有关官员举行大傩，以驱除鬼祟而迎纳吉祥。这个礼仪虽然古老但接近于游戏，夫子在家遇到乡人行天傩之礼，就恭敬地遵从君命而穿着朝服站在东阶上。因为乡人在我家举行傩祭，我负有主人的职责。他尊敬古礼就是这样，这就是在乡里处事的道理。

向别的诸侯国的人问候，一定要拜两次然后送别使者。季康子赠送药物，孔子拜谢后接受，说：“我不了解这种药，不敢尝试。”

这一章记载的是孔子与人交往的真诚。弟子们记载说：“夫子与人交往，一切出于至诚而不欺骗。如果所交往的人在别的诸侯国，夫子派遣使者去问候，使者临行时必定从后再拜两次送别他，就像亲自见到那个人一样，不因为他在远方就废弃敬意。”季康子曾经赠送药物，孔子拜谢后接受，以报答他的殷勤。并且直接告诉使者说：“我还不知道这药属于什么品类，治疗什么病，不敢尝试。”因为药物不了解，自然不可以尝试，然而接受了却不饮用，又辜负了别人的馈赠，所以直接以不敢尝试告知。他接受馈赠的真诚，又是这样。夫子真是善于与人交往啊！

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家，问：“伤人了吗？”没有问马。

这一章记载的是孔子仁爱百姓先于爱惜财物。弟子们记载说：“一天，夫子养马的马棚被火烧毁。马棚被火焚烧，马受伤是必然的。夫子从国君的朝廷退下来回家，听到消息，立即问道：‘火难道没有伤人吗？’未曾问起马。因为只担心人的受伤，所以顾不上问马。天地所生的万物，人以最为重要。在仓促发问的时候，心意不在马，而专门在人。圣人难道是以体察天地之心为自己的心吗？”

国君赐给熟食，必定端正席位先品尝。国君赐给生肉，必定煮熟后献给祖先。国君赐给活物，必定饲养起来。陪侍国君吃饭，国君祭祀时，先吃饭。生病时国君来探望，头朝东躺着，加上朝服，拖着大带。国君命令召唤，不等车马驾好，就步行前往。

这一章记载的是孔子侍奉国君的礼仪。弟子们记载说：凡是臣子对于国君，务必期望尽到礼节，不论事情大小，都应当以谨慎恭敬来持守。至于夫子则没有一件事超越礼节的。国君有时赐给熟食，必定端正席位致敬而先品尝，然后分发给别人，这是尊重国君的赏赐。国君有时赐给生肉，必定烹调使熟而献给祖先，这是荣耀国君的赏赐。国君有时赐给活牲，必定在家饲养，没有缘故不杀，这是仁爱国君的赏赐。他在接受赏赐时尽礼就是这样。夫子有时陪侍在国君身边而在国君侧边吃饭，这时国君祭祀而把祭品放在豆器之间，那么他不祭祀而先吃饭，因为礼制规定国君赐食而把客人当作宾客，就会命令客人祭祀，夫子不敢充当国君的宾客，所以先吃饭以示为国君尝食的意思，他在陪侍吃饭时尽礼就是这样。夫子有时因病卧床而国君来探望，如果能够扶着病体以臣子的礼节接待国君，固然符合心意，但势必不能，那么头朝东躺着以接受生机，身上加上朝服，又在上面拖着大带，不忘记恭敬，他不因为生病而废弃礼制又是这样。国君有时有事而以命令来召唤，如果可以立即上车而行所不辞，如果车马还未驾好，那么紧迫不容等待，步行前往，不等车马驾好就出发，这是急于国君的命令，他不因为劳累而废弃礼制又是这样。因为分内之义必定遵循，所以礼文必定谨慎，夫子在细微曲折之处无不竭尽他的诚敬，这不仅是为了持守一人的小节，而正是为了确立万世臣子的大常啊。

朋友死了，没有地方安葬，就说：“由我来为他办理丧事。”朋友的馈赠，即使是车马，如果不是祭肉就不拜谢。

这一章记载的是孔子结交朋友的道义。弟子们记载说：朋友是五伦之一，原本是以道义结合的。夫子对于朋友，没有不以道义来判断的。如果朋友不幸而死，没有亲属来主持，这是无处归依的人，按道义应当为他办理丧事。夫子就说：“由我来为他办理丧事。”因为衡量事理应当如此，于是直接承担而不推辞。如果朋友的馈赠，或轻或重，都是交际的常情，按道义不应当拜谢。所以即使重如车马，如果不是馈赠祭肉那样的情况，就直接接受而不拜谢。因为祭肉之所以拜谢，是尊敬他的祖先，如同自己的亲人一样。车马难道能与之相提并论吗？这是夫子之所以完全合乎应当如此的原因。因为道义由内心裁断，夫子不因为生死改变他的心，不因为货利动摇他的心。只有内心能有主宰，所以道义没有不尽的。

睡觉时不像尸体那样直挺挺地躺着，闲居时不刻意做出庄重的样子。看见穿丧服的人，即使平时关系亲密，神色也必定变得肃穆；看见戴礼帽的人和盲人，即使平时关系疏远，也必定以恭敬的仪态对待。

译遇到穿丧服的人，要俯身扶轼表示敬意；遇到背负国家图籍的人，也要俯身扶轼表示敬意。如果有丰盛的饮食，一定要改变神色并站起身来。遇到迅雷和狂风，一定要改变神色。

译这一章是记载孔子容貌变化的。弟子们记录说：容貌是德行的外在表现。夫子顺应事物变化，合乎道理，体现在身体和脸色上的形态，各不相同。普通人起居时往往容易流于放纵，夫子虽然舒展四肢，却不躺卧得像尸体一样。私下居住不必过于拘束，夫子虽然平日谨慎持重，却不刻意做作庄重来作为标准。他在自我修养方面所呈现的容貌就是这样。至于遇到有丧事的人，应当表示哀悼，夫子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亲近熟识的人，也一定改变脸色以示尊重。对于有爵位的人和盲人，应当表示尊敬和诚恳，夫子见到戴礼帽的人和盲人，即使是私下会见，也一定以礼相待。等到夫子乘车时，见到穿凶服的人，就侧身不安地为之扶轼致敬；见到背着户籍版册的人，就肃然起敬地为之扶轼致敬。这是为了哀悼有丧事的人，以及重视百姓的数量。等到夫子在宴饮时，主人摆设丰盛的食物来招待，他一定改变脸色站起来以示敬意，这是为了尊重主人的礼节。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所呈现的容貌就是这样。至于遇到迅雷狂风，这是巨大的天象变化，夫子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改变平常的脸色，警惕恐惧，这是因为敬畏天的震怒而不敢安逸享乐来自我安慰。他在敬天方面所呈现的容貌又是这样。圣人一举一动，没有不符合礼的，他表现出来并非有心为之，但观看的人却各有不同的感受。至于见到背版册的人而扶轼致敬，遇到风雷而改变脸色，这更是为了重视国家的根本而畏惧天的威严啊。

登上车子一定要端正站立，手握着登车的绳索，在车中不回头看，不快速说话，不亲自用手指指点。

这一章是记载孔子登上车时的仪容。弟子们记录说：“我的夫子内心正直，外表肃穆恭敬，无论身处何地，都只见他恭敬的仪容，不见放纵的仪容。人登上车子，自然没有不站立并手执绳索的，但难免会有偏斜倚靠的情况。只有夫子一定端正站立手执绳索，毫无偏斜倚靠。等到已经在车中，目光注视有常规，不曾回头张望。说话一定谨慎，不曾急促而言。手的仪容一定恭敬，不曾随意指点。”这就是恭敬的仪容在乘车时的体现。礼制规定大夫可以乘车，如果稍有放纵，就不能显现出盛德的仪容，而且会迷惑人的视听。夫子不用刻意谨慎而自然谨慎，这正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吧？

看到脸色不好就飞走，盘旋审视后才停落。孔子说：“山梁上的雌野鸡，懂得把握时机啊，懂得把握时机啊！”子路拱手致意，野鸡叫了三声就飞走了。

这一章，是展现孔子作为把握时机的圣人，他所防范的心思，无非是把握时机。弟子们记录说：“鸟这种动物，虽然微小，看到人的脸色不善，就振翅飞往别处，又一定盘旋审视，选择可以停落的地方，然后才栖息。它们多么能够察觉细微迹象而行动，选择地方而栖息啊！”从前孔子看到雌野鸡在山梁上，因而感叹说：“那山梁上的雌野鸡，该飞就飞，它的飞是合乎时机的；该下就下，它的下也是合乎时机的。懂得把握时机啊，懂得把握时机啊！”子路没有领悟，以为这是应时的物象，就拱手致意，有想要捕捉它的意思，野鸡于是叫了三声就飞走了。它停在山梁上，不就是盘旋后栖息在山梁吗？它鸣叫飞走，不就是看到子路的脸色而飞走吗？由此可以了解鸟了，更可以了解夫子对“时”的推崇了。孔子在君臣、朋友、父兄、宗族之间，一言一行，没有不各自尽到本分的，并不是琐碎地追求合乎时机，而是当然如此，没有不合适的。这就是他深深推崇“时”的原因。记录者记下这件事，作为《乡党》篇的结尾，正是为了说明圣人完全顺应时势。

日讲四书解义卷七

<经部,四书类,日讲四书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卷八

论语【下之一】

先进第十一

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出身低微的人；先做官而后学习礼乐的，是世袭贵族子弟。如果要用人，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这一章是孔子思考恢复古制以维系世道。孔子说：“先王根据人情制定礼，宣扬至和制作乐。这两者确实不可以片刻离开身体。但是世运不同，习俗风尚也不同，到现在逐渐变坏了。比如先学习礼乐的人，文质适中，现在人们只看到他们简朴，就认为他们是粗野的人。后学习礼乐的人，文饰超过了质朴，现在反而称他们文雅，认为他们是君子。从世俗风尚来看，谁不喜欢做君子以求外表美观呢？我却不然。如果用礼乐来修养自身，就想着收敛浮华而追求实质；如果用礼乐来治理百姓，就想着去除奢靡而回归淳朴。宁愿跟随先学习礼乐的人而冒着被称为粗野人的名声。由此可知，移风易俗，系于一个人。平庸大众虽然安于习俗，君子贵在追求应当如此。观察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的意思，这就是帝王议论大道的准则。”

孔子说：“跟随我在陈、蔡受困的弟子，现在都不在我门下。德行方面：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方面：宰我、子贡；政事方面：冉有、季路；文学方面：子游、子夏。”

这一章，显示圣门弟子多才多艺。从前孔子接受楚昭王的聘请，陈、蔡两国忌惮楚国强大，于是阻挠孔子的行程，于是孔子在陈、蔡之间遭受困厄。后来孔子回到鲁国，追思往事，感叹说：“我的门下弟子跟随我的很多，在陈、蔡受困时，还人才济济。到现在，有的隐居，有的显达，有的活着，有的去世，都不在我门下了。至于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