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四书解义卷六
子曰：「志于道，据于徳依于仁，游于艺。」
此一章书，是孔子教人以心学之全功也。孔子曰：学莫先于立志。若非所当志而志，则志失其正矣。夫人伦日用之间，各有当然之理，所谓道也。必志于此，而致知以究其原，力行以尽其事务，使心神专一，以期渐进于髙明，则所适者正，而不惑于他途矣。行此道而有得于心，谓之徳。徳而不据，则持循不宻，将心之所得，能保其永存乎？必也操以强忍之力，务使此徳怕守而不失。徳愈积而守愈坚，则始终允执而众善备矣。行此道而徳全于心，谓之仁。仁而不依，则物欲时引，将心之所全，能保其不亏乎？必也尽其存飬之功，务使此仁日习而不违。仁愈至而习愈熟，则常变悉恊而天理纯矣。自志道而据徳依仁，本之在内者既无不尽，而末之在外者又安可遗乎？如诗书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所谓艺也。诚能防心于此，朝夕涵泳，以陶养其性情，则有以通乎物理，周乎世用，而心亦无所放矣。盖道徳仁艺，所以防乎理之全；志据依防，所以尽其心之用。本末兼该，内外交养，而不失乎先后轻重之序焉。圣学之所以有成也与。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此一章书，是圣人诲人不倦之意。孔子曰：「人性本无不善，而不能使之同归于善，是亦教者之过也。」人不知来学，而必欲往教，固无是礼。苟其求教之诚，执贽而来，虽自行一束之脩，以上厚薄不同，而向道之心则同，皆可与为学者也。吾未尝不惓惓以尽其诲焉。夫圣人设教，不轻授人教之义也，亦不轻弃人教之仁也。教泽所以无穷也与。
子曰：「不愤不啓，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此一章书，是圣人施教之有方也。孔子曰：「教人者，岂不欲尽言而无隐？但必俟受教者有地，而后设敎者可施。人有心求通而未得通，其意愤然不能自已者，在彼先有可通之▯，而我为之开其意，则不难释彼之疑，是啓之有益于愤也。若不愤，则彼原无志于求通，而何以啓之？是以不啓。人有口欲言而未能言，其貌悱然不克自伸者，在彼先有可言之机，而我为之逹其辞，则不难畅彼之隐，是发之有益于悱也。若不悱，则彼原未有所欲言，而何从发之？是以不发。至于人有为我所面命者，如举一隅以告之，必能触▯引伸以三隅反证，然后复告，则彼之悟无穷，而我之言亦易入。若举一隅而不更即三隅还以相质，则是执一而寡所旁通，絶不能自用其力者，卽复之何益？是以不复也。盖敎者固有欲尽之心，学者尤必有自致之力，然后敎学相长，可与有成。否则虽谆谆告语，无庸也。」孔子之不轻于敎，正其不倦于敎之意也夫。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此一章书，是见圣人性情之正也。记者谓吾夫子徳性纯粹，哀乐适当乎中。如人当有丧，夫子推见至隐而哀之时，而食于其侧，则不能甘味而未尝饱也。如于是日吊人而哭，余哀未忘，则终是日哀乐不相袭，而自不能歌也。夫圣人之不饱不歌，岂有心行乎其间，乃随所遇而各中其节，圣人自然之忠厚也。学者能识圣人用情之忠厚，其亦足以进于道矣夫。
子谓顔渊曰：「用之则行，舎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此一章书是见圣贤出处之必有其具也。孔子谓顔渊曰：吾人出处之道，所遇者系乎时，而所操者存乎已有如用之是时，可以有为也，则出而行道，以成▯济之功。其或舎之是时，不可以有为也，则巻而藏之，以全独善之志。仕止久速，既听其遇之自然，又不失其理之宜。然当吾世，孰能有此哉？惟我与尔有是夫。固有独喻而不可以告人者矣。子路闻是言而请曰：用舎行藏，夫子固与回共之矣。若夫子一旦行三军而有战伐之事，则将谁与乎？子路盖自负其勇，而以为非己莫与也。孔子曰：兵凶器也，战危事也，而可以血
译孔子说：“立志于道，坚守于德，依托于仁，游憩于艺。”
这一章书，是孔子教导人们修习心学的全部功夫。孔子说：学习没有比立志更优先的了。如果志向不在应当立志的地方，那么志向就失去了端正。在人伦日常之间，各有应当遵循的道理，这就是所谓的道。必须在此立志，并通过求知来探究其本源，通过努力践行来穷尽事务，使心神专一，以期逐渐达到高明的境界，那么所前往的方向就是端正的，而不会在其他道路上迷惑了。践行此道而有心得，称之为德。德如果不坚守，那么持守就不严密，心中所获得的，能保证永远存在吗？必须用强忍的力量来操持，务必使此德把守而不丧失。德越积累而坚守越坚固，那么始终真诚执守而众善就完备了。践行此道而德在心中完备，称之为仁。仁如果不依托，那么物欲时常引诱，心中所完备的，能保证不亏损吗？必须尽存养之功，务必使此仁日日习练而不违背。仁越至诚而习练越熟练，那么常态与变故都协调而天理就纯粹了。从立志于道到坚守德、依托仁，根本在内的大致没有不尽的，而末节在外的又怎么能遗漏呢？如诗书礼乐的文献，射御书数的方法，都是至理所寄托的，这就是所谓的艺。如果真能在此防范心神，朝夕沉浸其中，以陶冶性情，那么就能通晓物理，周遍世用，而心也不会放逸了。大概道、德、仁、艺，是用来防范道理的全体；志、据、依、游，是用来竭尽心智的作用。本末兼包，内外交养，而不失先后轻重的次序。圣学之所以有成，就在于此。
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条干肉作为拜师的礼物来求教的，我从来没有不教诲的。”
这一章书，是圣人教诲人不疲倦的意思。孔子说：“人性本来无不善，而不能使他们同归于善，这也是教育者的过错。”人不知道来求学，而一定要去教导，本来没有这样的礼节。如果求教的诚意，拿着礼物而来，虽然只是自带一束干肉，以上厚薄不同，但向道的心是一样的，都可以成为学者。我从来没有不恳切地尽力教诲他们。圣人设立教化，不轻易授予人教化的义理，也不轻易抛弃人教化的仁爱。教化的恩泽之所以无穷，就在于此。
孔子说：“不到他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举出一个方面，不能由此推知其他三个方面，就不再教他了。”
这一章书，是圣人施教有方法的意思。孔子说：“教育人的人，难道不想毫无保留地尽言吗？但必须等待受教者有基础，然后施教者才能施行。人有心求通而未得通，其心意愤然不能自止，在他那里先有可通的契机，而我为他开导其意，就不难解除他的疑惑，这是开导有益于愤然的状态。如果不愤然，那么他原本没有志向求通，怎么开导他呢？所以不开导。人有口欲言而未能言，其神态悱然不能自伸，在他那里先有可言的契机，而我为他通达其辞，就不难畅达他的隐意，这是启发有益于悱然的状态。如果不悱然，那么他原本没有想要说的，从何启发呢？所以不启发。至于人有被我当面教导的，如举出一个方面告诉他，必定能触类旁通以推知其他三个方面，然后再告诉他，那么他的领悟无穷，而我的话也容易进入。如果举出一个方面而不立即以其他三个方面来相印证，这就是固执一端而很少旁通，绝对不能自己用力的人，即使再教他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不再教他。大概教育者固然有尽心之心，学者尤其必须有自致的力量，然后教学相长，可以有成。否则即使谆谆告语，也没有用。”孔子不轻易施教，正是他不倦于施教的意思啊。
孔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孔子在这一天哭过，就不再唱歌。这一章书，是见圣人正性情。记录者说我们的夫子德性纯粹，哀乐适当乎中。如人当有丧事，夫子推见至隐而哀之时，而食于其侧，则不能甘味而未尝饱也。如在这一天吊人而哭，余哀未忘，则终这一天哀乐不相袭，而自不能歌也。夫圣人之不饱不歌，岂有心行乎其间，乃随所遇而各中其节，圣人自然之忠厚也。学者能识圣人用情之忠厚，其亦足以进于道矣夫。
孔子对颜渊说：“被任用就施行，不被任用就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有这种态度吧。”子路说：“如果您统率三军，那么谁与您一起呢？”孔子说：“赤手空拳搏虎，徒步涉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不与他一起。一定是面临事情而谨慎，善于谋划而能成功的人。”
这一章书是见圣贤出处之必有其具也。孔子谓颜渊曰：吾人出处之道，所遇者系乎时，而所操者存乎己。已有如用之是时，可以有为也，则出而行道，以成济之功。其或舍之是时，不可以有为也，则卷而藏之，以全独善之志。仕止久速，既听其遇之自然，又不失其理之宜。然当吾世，孰能有此哉？惟我与尔有是夫。固有独喻而不可以告人者矣。子路闻是言而请曰：用舍行藏，夫子固与回共之矣。若夫子一旦行三军而有战伐之事，则将谁与乎？子路盖自负其勇，而以为非己莫与也。孔子曰：兵凶器也，战危事也，而可以血
气逞乎？如暴虎徒搏，冯河徒涉，轻生妄动，死而无悔者，既不知一己之利害，又焉能措大事于万全？吾所不与也。必也平日之涵养▯乎？一心临事之际，不但不肯妄动，且有战兢危惧之意，又好▯谋远虑，斟酌至当而后果决以成之。如此之人，以敬愼养其义气，以详宻保其全功，可谓智勇兼备者，是乃吾之所与也。由前观之，则知可以退者乃可以进。彼尸位恋禄与干时躁进之徒，皆非用世之具也。由后观之，则知有谋者乃能有勇。彼卤莽剽鋭与轻浮喜事之子，皆非成功之人也。人主论相择将，其必取法乎此哉？
译难道只是逞强斗气吗？就像徒手搏虎、徒步渡河那样，轻视生命、轻率行动，即使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既然连自身的利害都不知晓，又怎么能将大事处置得万无一失呢？我是不会赞同这种做法的。一定要看平日里的修养如何？一心一意面对事务的时候，不仅不肯轻率行动，而且有战战兢兢、危惧谨慎的态度，又善于深谋远虑，反复斟酌直到恰当之后，才果断地将其完成。像这样的人，用恭敬谨慎来涵养他的义气，用详细周密来保全他的全部功业，可以说是智勇双全的人，这才是我所赞同的。从前一种情况来看，就知道能够退让的人才是能够进取的人。那些占据职位贪恋俸禄以及迎合时势急躁冒进的人，都不是治理世务的人才。从后一种情况看来，就知道有谋略的人才是有勇气的人。那些鲁莽轻率、浮躁好动的人，都不是能够成就功业的人。君主在评定宰相、选择将领时，一定要以这些作为准则吧？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此一章书，是圣人破人妄求之心也。孔子曰：「天下之物，未尝不有求而得之者。至于富，则何如哉？若富而可以人力强求也，则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矣。盖执鞭虽贱役，而屈己足以致富，又何辞焉？但人之贫富，亦非偶然，在天有一定之数，在己有一定之理。如不可强求而得，则何不从吾心中之所好，为安于命而合于理也乎？夫求冨则乞诸人而不得；从好，则反诸己而有。余人亦何必营营取辱哉？」然则士之所以立身，君子之所以取人，必先观其所守，而后可知其所为矣。
子之所愼齐战疾
此一章书，是门人记夫子谨身之大节也。吾犬子何事不愼，何时不愼，而又有所更愼焉者，盖有三也。其一曰齐，夫齐以交神，神之所以享格者，在诚意，不在虚文。一有不愼，则备礼备乐无益也。若夫清明其志，俨恪其体，所谓祭如在者，惟夫子有焉。一曰战，夫战以卫国，国之所以灵长者，在胜算，不在黩武。一有不愼，则坚甲利兵无益也。若夫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所谓神武不杀者，惟夫子有焉。一曰疾，夫疾为身累，身之所以保摄者，在平日，尤在一时。一有不愼，则▯救怨尤无益也。若夫养其天和，择其医药，所谓守身为大者，惟夫子有焉。可见圣人无所不愼，而三者关系非轻，故谨之又谨，要非▯窥圣人者，焉能知其如此哉。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此一章书，是见圣人之神游古帝也。昔帝舜之作乐也，名曰韶。以至圣之徳，当极治之时，其声容羙善，虽得之传闻，而未易亲见也。舜之后有陈敬仲者，奔齐，故齐有韶乐。夫子至齐而得闻焉，于是三月之久，一心向往，至于饮食俱忘，不知肉味。且赞叹曰：「古乐之入人也深矣，而韶之入人也更有出于意想之外者。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非甚盛徳，乌能若此乎？盖治之象征乎乐，而乐之原系乎徳。孔子之所以极赞舜乐者，其亦与舜合徳而后知其深也，岂仅在声音节奏之际哉？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此一章书是见圣贤正名之心也。昔卫世子蒯聩得罪出奔，国人立其子輙为君，以继灵公之后。及晋人送蒯聩归国，辄遂拒之不受。当时之人莫不以蒯聩为罪人，而輙拒之为是也。冉有有疑而问子贡曰：「卫君之立人，皆为之矣，不知夫子亦以为然而为之乎？」子贡曰：「诺，吾将入见夫子而问之。」子贡不敢直言卫君，而取古之尊父命譲国祚者以为问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二子逊国而逃，制行髙洁，古之贤人也。」子贡曰：「二子固是贤人，但不知譲国之后，亦有后悔而怨焉否乎？」子贡之意以为贤如二子，苟尚不免于怨，则卫君又何责焉？孔子曰：「凡人有所求而不得则怨。若伯夷以尊父命为正，叔齐以不遵乱命为安，各行其志，皆合乎理，是求仁而得仁矣，又何怨乎？」于是子贡出谓冉有曰：「夫子不为卫君也。盖国之得失，孰如父子之大伦？观夷齐之遵父命爲孔子之所深取，则卫君之拒父，又岂待再问而知之乎？惜也，圣贤正名之心，徒存之空谈而已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此一章书，是见圣人自得之乐，不以境遇而移也。孔子曰：「人之常情，莫不厌贫贱而慕富贵。至于我则不然，即如疏食可饭也，则饭之；水可饮也，则饮之；肱可曲也，则枕之。其为淡泊，不亦甚乎？」然我之眞乐，初不因此而减，盖亦在其中矣。其或不义而富且贵，似亦胜于疏水曲肱。然自我视之，殆如浮云之于太空，任其往来，而不足以动其清虚也。其乐何如哉？可见圣人之心，原有眞乐，故一切境遇不足为累。岂仅矫当世而薄富贵者比与？
译孔子说：“如果富贵是可以求得的，即使是执鞭的卑贱职务，我也愿意去做；如果不可求得，那就顺从我所喜好的去吧。”
这一章书，是圣人破除人们妄求之心的。孔子说：“天下的事物，没有不求而能得到的。至于富贵，又当如何呢？如果富贵可以靠人力强求，那么即使是执鞭的卑贱职务，我也愿意去做了。因为执鞭虽然是低贱的差事，但委屈自己足以求得富贵，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只是人的贫富，并非偶然，上天有一定的定数，自身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不可强求而得，那么为什么不顺从心中所喜好的，从而安于天命而合乎道理呢？追求富贵，是向别人乞求而得不到；顺从喜好，则是反求诸己而拥有。其余的人又何必忙碌奔波以致受辱呢？”然而士人立身的原则，君子选取人的标准，必须先观察他所坚守的道义，然后才能知道他的行为了。
孔子所谨慎对待的是斋戒、战争和疾病。
这一章书，是弟子记录夫子谨慎修身的大节。我们的孔子何事不谨慎，何时不谨慎，而又有所更加谨慎的，大概有三项。第一项是斋戒，斋戒用来与神灵交通，神灵之所以享用祭品，在于诚意，不在于虚文。一旦不谨慎，那么完备的礼仪和音乐也没有益处。至于使志向清明，使体态庄重恭敬，所谓祭祀时如同神灵在场，只有夫子具备。第二项是战争，战争用来保卫国家，国家之所以能长久存在，在于胜算，不在于滥用武力。一旦不谨慎，那么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也没有益处。至于遇事恐惧，善于谋划而成功，所谓神武而不杀戮，只有夫子具备。第三项是疾病，疾病是身体的拖累，身体之所以能保养，在于平日，更在于一时。一旦不谨慎，那么补救和怨恨也没有益处。至于保养天然的和气，选择医药，所谓守护身体是最大的事，只有夫子具备。可见圣人无所不谨慎，而这三项关系重大，所以谨慎之又谨慎，如果不是窥探圣人内心的人，怎么能知道他是这样的呢。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说：“没想到音乐竟然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这一章书，是展现圣人神游于古帝王时代。从前帝舜制作音乐，名叫《韶》。以极圣的德行，处于极治的时代，其声容美好完善，即使通过传闻得知，也不易亲眼见到。舜之后有陈敬仲，逃奔到齐国，所以齐国有《韶》乐。夫子到齐国而得以听到，于是长达三个月，一心向往，以至于饮食都忘记了，不知肉味。并且赞叹说：“古代音乐对人的感染很深，而《韶》乐对人的感染更有超出意想之外的地方。没想到音乐竟然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如果不是极盛的德行，怎么能这样呢？大概治世的象征在于音乐，而音乐的根源在于德行。孔子之所以极力赞美舜乐，大概是因为与舜的德行相合而后知道其深意，难道仅仅在于声音节奏之间吗？
冉有说：“夫子是支持卫君的吗？”子贡说：“是的，我将去问他。”子贡进去说：“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古代的贤人。”子贡说：“他们怨恨吗？”孔子说：“他们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怨恨什么呢？”子贡出来对冉有说：“夫子不支持卫君。”
这一章书是展现圣贤正名的心意。从前卫世子蒯聩得罪出逃，国人立他的儿子辄为君，以继承灵公之后。等到晋国人送蒯聩回国，辄就拒绝接纳他。当时的人没有不认为蒯聩是罪人，而辄拒绝他是正确的。冉有有疑问而问子贡说：“卫君立人，大家都支持他，不知道夫子也认为这样而支持他吗？”子贡说：“是的，我将进去见夫子而问他。”子贡不敢直言卫君，而选取古代尊重父命、让出国位的人来问说：“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二人逊让国位而逃避，品行高洁，是古代的贤人。”子贡说：“二人固然是贤人，但不知道让国之后，也有后悔而怨恨的吗？”子贡的意思是认为贤如二人，如果尚不免于怨恨，那么卫君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孔子说：“凡人有所求而不得就怨恨。如果伯夷以尊重父命为正，叔齐以不遵从乱命为安，各行其志，都合乎道理，这是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怨恨什么呢？”于是子贡出来对冉有说：“夫子不支持卫君。大概国家的得失，哪里比得上父子的大伦常？看夷齐遵从父命是孔子所深深赞许的，那么卫君拒绝父亲，又岂待再问而知呢？可惜啊，圣贤正名的心意，只存在于空谈而已。”
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其中了。用不义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我就像浮云一样。”
这一章书，是展现圣人自得的快乐，不因为境遇而改变。孔子说：“人的常情，没有不厌恶贫贱而羡慕富贵的。至于我则不然，即使粗粮可以吃饭，就吃它；水可以喝，就喝它；胳膊可以弯曲，就枕着它。其淡泊，不也很厉害吗？”然而我的真乐，起初不因此而减少，大概也就在其中了。如果用不义的手段得来的富贵，似乎也比吃粗粮、喝冷水、弯胳膊当枕头强。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大概就像浮云在太空中，任其往来，而不足以动摇其清虚。其快乐如何呢？可见圣人的心，原本有真乐，所以一切境遇不足以成为拖累。难道仅仅是矫饰当世而轻视富贵的人可比吗？
此一章书，是圣人明易理之当学也。孔子曰：「古圣人之制易也，天道于是乎昭焉，人事于是乎备焉。广大精微，前民利用之书也。」我留心用力久矣。若天再假我数年，使得竟其学易之功，或观其象而玩其辞，或观其变而玩其占，则吉凶消长之理明，进退存亡之道得。一动一静，虽未必全然无过，其亦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圣如孔子，尚以读易寡过自勉，况有裁成辅相之责者，其可不务于穷理尽性，以防参赞位育之能事哉？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此一章书，是门人记圣教之有常也。夫子设敎，因人而施，固亦无所不言矣。而更有所雅言者，一曰诗。诗之为敎，有羙有刺，而温厚和平，足以养性情。一曰书。书之为敎，有治有乱，而典则详明，足以考政事。一曰执礼。礼之为敎，有情有文，而斟酌损益，足以定法守。是三者，皆日用切身之具，故夫子皆雅言之。有时言诗书礼，固是雅言。即有时不言诗书礼，亦无非雅言也。学者尚可舎此而别求异闻与？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此一章书，是圣人自明其好学之笃也。昔叶公问孔子之为人于子路，子路不对，盖以圣人之徳难以名言耳。孔子闻而敎之曰：「叶公欲知我，而后问而尔复不对，不愈令彼疑我耶？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好学无厌者也。当其发愤之时，遂至于忘食；及其自得而乐也，遂至于忘忧。或愤而愈乐，或乐而益愤。学以忘年，惟日不足，又焉知老冉冉其将至乎？我之为人，不过云尔，有何深远而不以对也？」要之，孔子不过自言其平常，而功夫至此已极。纯粹学圣人者，其亦知所向往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此一章书是圣人掲己以示人也。孔子曰：「人皆以我为无不知矣，抑知我所以知之之故乎？」大凡人有聪明睿智出于天然者，是谓生知；又有逊志时敏，期于有▯者，是谓学知。我亦不可谓非知者也。然非生而知之者，乃笃信好古，不自暇逸，敏以求之者也。我何敢自欺以欺人乎？盖生知、学知、成功，皆一「生知」而不加之以学，亦未能尽知之量。至于孔子，生知之圣，犹加之以学问之功，所以集千古之大成。人岂可自恃质禀，而废勉强之功哉？
子不语怪力乱神
此一章书，是门人记夫子谨言以立世防也。吾夫子教人，▯尝有所隐哉？而亦有所不语者。其一曰「怪」，怪则诡异不经，惑人听闻；其一曰「力」，力则恃强好胜，不顾义理；其一曰「乱」，乱者干名犯分，为人伦之大变；其一曰「神」，神者幽逺难测，为日用之所不切。此四者，或非理之正，或非理之常。在言之者，或足以快一时之听闻；而信之者，必至于壊生人之心术。夫子之絶口不语者，其防世之心，岂不远哉？大抵怪诞不经者，必耑恃诈力以济邪谋；犯上作乱者，多托言▯神以惑愚众。此圣人首严异端之防，而明王必申左道之禁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一章书，是欲学者随在取益也。孔子曰：「人之不能精进者，往往以得师为难，不知师亦何地不有哉？」即如三人同行，言其数则甚寡，论其时则甚暂，然亦必有我师焉。彼其一言一动，有合于理而为善者，亦有悖于理而为不善者。若我不能存心为己，则彼之善不善于我何与？好学者择其善者而从之，惟恐己之善不如彼也；其不善者而改之，唯恐己之不善如彼也。是一时之观感，兴起善者，固我之师；而一念之警省惩创，不善者，亦我之师也。安往而非我得力之处哉？可见圣徳以日新为大学问，以交脩而成。因人见道，随防求益。《书经》所谓「徳无常师，主善为师」，职此意也。
子曰：「天生徳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此一章书，是圣人援天以自信也。昔孔子周流，至于宋国，有司马桓魋者，忌孔子而欲害之。是时从者皆惧其不免也。孔子晓之曰：「人之祸
译这一章书，是圣人阐明应当学习《易经》的道理。孔子说：“古代圣人制定《易经》，天道因此昭明，人事因此完备。它是广大精微、引导百姓并利于使用的书。”我对此留心用力已经很久了。如果上天再借给我几年寿命，让我能够完成研习《易经》的功夫，无论是观察卦象并玩味卦辞，还是观察变化并玩味占卜，那么吉凶消长的道理就会明了，进退存亡的道义就会掌握。这样，一举一动，虽然未必完全没有过错，但也大体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可见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尚且以研读《易经》来减少过错自我勉励，何况那些负有裁成天地之道、辅助万物生长的责任的人，难道可以不致力于穷究事理、尽性知天，以防止无法胜任参赞化育、安顿万物的重任吗？
孔子在诵读《诗》、《书》和执掌礼仪时，都使用雅言。
这一章书，是门人记录圣人日常教学的常态。夫子设立教化，根据人的资质因材施教，本来没有什么话是不说的。但他特别有所谓的“雅言”，一是《诗》。《诗》的教化，有赞美也有讽刺，但温和厚道、平和中正，足以涵养性情。二是《书》。《书》的教化，有治世也有乱世，但典章法则详细明白，足以考察政事。三是执礼。礼的教化，有情感也有文饰，但斟酌损益，足以确立法度规范。这三者，都是日常切身所用的工具，所以夫子都用雅言来讲授。有时讲《诗》《书》礼，固然是雅言；即使有时不讲《诗》《书》礼，也无非是雅言。求学的人还可以舍弃这些而去另求奇异的见闻吗？
叶公向子路询问孔子为人如何，子路没有回答。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他的为人，发愤用功到忘记吃饭，快乐到忘记忧愁，连衰老将至都不知道罢了。”
这一章书，是圣人自我表明好学之笃实。从前叶公向子路询问孔子的为人，子路没有回答，大概是因为圣人的德行难以用言语确切形容。孔子听说后教导他说：“叶公想了解我，你却不回答，不是更让他怀疑我吗？你为什么不这样说：他的为人，是喜好学习而不知满足的人。当他发愤用功时，以至于忘记了吃饭；当他有所心得而快乐时，以至于忘记了忧愁。有时发愤而更加快乐，有时快乐而更加发愤。学习使人忘记年龄，总觉得时间不够，又哪里知道衰老正渐渐到来呢？我的为人，不过如此罢了，有什么深奥难懂而不回答的呢？”总之，孔子不过是说自己平常的修养，而功夫已达到极致。纯粹学习圣人的人，也应该知道所向往的目标了。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的人，而是喜好古代文化，勤勉地追求它的人。”
这一章书是圣人揭示自己以昭示世人。孔子说：“人们都以为我无所不知，难道知道我之所以知道的原因吗？”大凡人中有聪明睿智出于天性的，叫做生而知之；又有谦逊有志、时时勤勉，期望有所成就的，叫做学而知之。我也不能说不算是有知识的人。但我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笃信喜好古代文化，不让自己闲暇安逸，勤勉地追求它的人。我怎么敢自欺欺人呢？大概生知、学知、成功，道理都是一样的。“生知”如果不加上学习的功夫，也不能穷尽知识的极限。至于孔子，作为生知的圣人，还加上学问的功夫，所以能集千古之大成。人怎么可以自恃天赋资质，而废弃勉力进取的功夫呢？
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
这一章书，是门人记录夫子谨言以树立世间的防范。我们的夫子教导人，曾经有什么隐瞒的吗？但也有他不谈论的内容。一是“怪”，怪异则诡异不合常理，迷惑人的听闻；二是“力”，暴力则倚仗强力好胜，不顾义理；三是“乱”，叛乱则冒犯名分，是人伦的大变；四是“神”，鬼神则幽深难测，与日常生活不切近。这四者，要么不是正理，要么不是常理。对于说话的人，或许足以取悦一时的听闻；但对于相信的人，必定会败坏人的心术。夫子绝口不谈这些，他防范世风的用心，难道不深远吗？大抵怪异荒诞不经的事情，必定专门依赖欺诈和暴力来成全邪谋；犯上作乱的人，多假托鬼神来迷惑愚昧的民众。这是圣人首先严防异端，而圣明的君王必定申令禁止邪道的缘故。
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选择他们的优点来学习，看到他们的缺点就反省自己并改正。”
这一章书，是希望求学的人随时随地都能获取益处。孔子说：“人不能精进，往往以得到老师为困难，不知道老师哪里没有呢？”就像三个人同行，论人数很少，论时间很短，但也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行，有合乎道理而为善的，也有违背道理而为不善的。如果我不存心为自己修养，那么他们的善与不善与我有什么关系？好学的人选择他们的优点来跟随，唯恐自己的善不如他们；看到他们的缺点就反省改正，唯恐自己的不善像他们一样。一时的观感，激发善念的，固然就是我的老师；一念的警醒惩戒，不善的，也是我的老师。哪里不是我能得力之处呢？可见圣德以日日更新为大学问，通过相互修习而成。因人见道，随时求益。《尚书》所说的“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师”，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说：“上天赋予我德行，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
这一章书，是圣人援引天命来坚定自信。从前孔子周游列国，到了宋国，有司马桓魋忌恨孔子想要害他。当时跟随的人都害怕无法逃脱。孔子开导他们说：“人的祸
福，皆系于天。天虽旷逺而难知，然返观于予，而有可以自信者。思予何以有是徳哉？乃天生是徳于予，非偶然也。天意既如此，则予之命，天自主之。桓魋其如予何？」要之，圣人有知天之明，有先天后天之学，故能见之▯，决之定，有廸吉而无凶咎也。不然，寕不为妄人所借口哉？
译福分，都系于上天。上天虽然遥远而难以知晓，但反观自身，却有可以自信的地方。思考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德行呢？原来是上天赋予我这样的德行，并非偶然。上天的意旨既然如此，那么我的命运，就由上天自主掌控。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总之，圣人具有知晓上天的明智，具备先天与后天的学问，所以能够洞察事理，决断坚定，有引导吉祥而没有凶险灾祸。如果不是这样，难道不会成为狂妄之人借口的吗？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此一章书，是孔子以身教示门人也。孔门弟子，每以言语求圣人，故以无言为吝敎。孔子示之曰：「二三子之来学久矣，抑知丘之为丘乎？其无乃以为隐讳而不言乎？不知吾之于尔，初未尝有所隐也。盖道之在人，不过日用寻常之际。吾之立敎，原不离动静云为之间。不但吾不欲隐，即道本无可隐者；不但吾无所隐，即二三子，谁是可隐者？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之为丘，固如是也。尚何疑于丘哉？」总之，圣人与化工合德，而凡人亦原与圣人同体。苟能反诸身心之间，以求契乎无隐之旨，虽圣人可学而至也。何圣教之难窥？▯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此一章书，是门人记圣教之全功也。孔子之教人，盖亦多术矣，而其大端有四，四者唯何？文、行、忠、信是也。盖天下之义理无穷，而诗书六艺已备载之，学而可以不文乎？平日之闻见皆虚，而躬行实践乃有▯焉，学而可以无行乎？至于居心之间，偶涉于虚伪，应物之际，或近于欺诈，则文行虽优，而根本已失，不但自悮，而且以悮人矣。学而可以不忠，可以不信乎？此夫子所以谆谆垂示，恐人不畱意于四者之中，亦恐人复妄求于四者之外，其为教也不亦严且切与？学者究心于此，则知行并荗，表里如一，其以几于成徳也，无难矣。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此一章书是孔子教人存恒心以为作圣之基也。孔子曰：天下之人品不同，然有其根基则皆可上进。如神明不测，谓之圣人，吾未始不欲见其人也。然圣人不世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才徳兼优之君子，斯可矣。盖君子虽未至于圣人，然学已有成，去圣不逺，不亦慰吾见圣之思乎？若君子而外，天资粹羙，谓之善人，吾未始不欲见其人也。然善人亦不常有，得见立心纯常之有恒者，斯可矣。盖有恒者虽未即为善人，然存心朴质，立志坚贞，不亦慰吾见善之思乎？夫有恒之与圣人，髙下固甚悬絶，然其姿质极醇，无所虚伪，使充之以学，未始不可作圣。若夫人之虚伪者，本无也而作为实有之状，本虚也而作为盈满之状，本约也而作为侈泰之状。其人如此，虽一时伪以欺人，久之自不能继，难望其有恒矣。有恒既不可得，又何以为作圣之基哉？大抵圣人若子善人，总不外此有恒之一心。在圣人则为至诚无息之心，在君子则为自强不息之心，在善人则为纯一不二之心。人能常守此心，即是作圣根本。此孔子思见有恒，即所以思见圣人也。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此一章书是记圣人爱物之仁也。钓是以饵取鱼，纲是用大网絶流而取，弋是以丝系矢而射。宿是鸟之栖者，记者曰：「孔子贫贱之时，常亲取鱼鸟为祭祀奉养之用。但常人处此，每多贪得之念，而孔子行之，则弥见好生之心。其取鱼也，但用钩以钓，任其自至而已，未尝以绳系网絶流而尽取之也。其取鸟也，但以丝系矢射其飞者而已，未尝伺其栖宿用射以掩取之也。」由此观之，不得不取者有必尽之理，不忍尽取者寓爱物之仁。盖圣人浑然仁体，心同造化，故于取物之中见生物之意如此。本此意而推之，岂不人人咸遂其生，而万物各得其所与？惜乎不得其位，老安少懐之志，仅托之梦寐东周而已。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此一章书是孔子自叙求知之功以示人也。孔子曰：「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必先知之明而后行之。当今天下之人，有不知其理而妄有所作为者，我则无是也。盖天下之义理无穷，闻见不博，非所以求知于人；择识不精，非所以求知于己。我惟是多闻天下之理，择其善者而从之，务使有得；多见天下之事，无分善恶而识之，以备叅攷。此由学问以广聪明，虽未为生知，而
译孔子说：“你们这些人，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没有隐瞒。我没有什么行为是不和你们一起做的，这就是我孔丘。”
这一章书，是孔子以自身行为教导弟子。孔门的弟子，常常通过言语来探求圣人的道理，所以把沉默不语当作吝惜教导。孔子开导他们说：“你们来求学已经很久了，难道不知道我孔丘之所以成为孔丘吗？莫非你们认为我有所隐讳而不说吗？不知道我对于你们，起初就没有任何隐瞒。大凡道在人身上的体现，不过是日常生活的寻常时刻。我确立教化，原本就不离开动静言行之间。不仅我不愿意隐瞒，而且道本身就没有可隐瞒的；不仅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而且你们这些人，谁是可以被隐瞒的对象呢？我没有什么行为是不和你们一起做的，这就是我孔丘之所以成为孔丘，本来就是这样。还有什么可怀疑我的呢？”总之，圣人与天地化育万物的德行相合，而凡人原本也与圣人同体。如果能反求诸己，在身心之间探求契合那无所隐瞒的宗旨，即使是圣人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的。为什么圣人的教化难以窥探呢？〇
孔子以文、行、忠、信四项来教导学生。
这一章书，是弟子记录圣人教化的全部功绩。孔子教导人，方法虽然很多，但主要的方面有四项，这四项是什么呢？就是文、行、忠、信。大凡天下的义理无穷无尽，而诗书六艺已经完备地记载了，学习难道可以不重视文献吗？平日的听闻见识都是虚浮的，只有亲身实践才能有所收获，学习难道可以不重视践行吗？至于内心的存养，偶尔涉及虚伪，应对事物的时候，或许接近欺诈，那么即使文献和践行都很优秀，但根本已经丧失，不仅自己误入歧途，而且会误导别人。学习难道可以不忠诚、不守信吗？这就是孔子反复告诫的原因，恐怕人们不注意这四项，也恐怕人们在这四项之外妄加寻求，他的教化难道不严厉而恳切吗？学者如果在此用心探究，那么知与行就会同时兴盛，表里如一，他们接近成就德行，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孔子说：“圣人，我不能够见到了。能见到君子，也就满足了。”孔子说：“善人，我不能够见到了。能见到有恒心的人，也就满足了。”本来没有却装作有，本来空虚却装作充实，本来贫乏却装作豪奢，这样的人很难有恒心。
这一章书是孔子教导人保持恒心，以此作为成为圣人的基础。孔子说：天下人的品格不同，但有根基都可以上进。比如神明莫测，称为圣人，我并非不想见到这样的人。然而圣人不是每个时代都出现，我不能够见到了。能见到才德兼优的君子，也就满足了。大凡君子虽然还没达到圣人的境界，但学业已有成就，离圣人不远，不也慰藉了我想见圣人的心思吗？如果除了君子之外，天资纯粹美好，称为善人，我并非不想见到这样的人。然而善人也不常有，能见到立心纯正平常、有恒心的人，也就满足了。大凡有恒心的人虽然不能立刻成为善人，但存心质朴，立志坚贞，不也慰藉了我想见善人的心思吗？有恒心的人和圣人，高低固然悬殊很大，但他们的资质极其醇厚，没有虚伪，如果加以学问的充实，未尝不可以成为圣人。如果人的虚伪，本来没有却装作实有的样子，本来空虚却装作充实的样子，本来贫乏却装作豪奢的样子。这样的人，虽然一时假装欺骗别人，久了自然不能持续，很难指望他有恒心。恒心既然得不到，又怎么可以作为成为圣人的基础呢？大凡圣人以及善人，总不超出这有恒心的一颗心。在圣人那里是至诚不息的心，在君子那里是自强不息的心，在善人那里是纯一不二的心。人如果能常守这颗心，就是成为圣人的根本。这就是孔子想见有恒心的人，也就是想见圣人的原因。
孔子钓鱼但不拉网截流捕鱼，用带丝绳的箭射鸟但不射归巢歇息的鸟。
这一章书是记录圣人爱护万物的仁德。钓鱼是用鱼饵取鱼，拉网是用大网截断水流来捕鱼，弋是用丝绳系着箭来射鸟。宿是栖息着的鸟。记录的人说：“孔子贫贱的时候，常常亲自取鱼鸟作为祭祀和奉养之用。但普通人处于这种情况，常常多有贪得无厌的念头，而孔子这样做，则更加显现出好生之心。他取鱼，只用钩来钓，任凭鱼自己来，不曾用绳子系网截断水流来尽数捕捞。他取鸟，只用丝绳系箭射那些飞着的鸟，不曾等到它们栖息时用箭射来偷袭。”由此看来，不得不取的时候有必须取尽的道理，不忍心取尽的时候蕴含着爱护万物的仁德。大凡圣人浑然一体是仁德的本体，心与造化相同，所以在取物之中显现出爱护生物的意思如此。本着这个意思推广开来，难道不是人人都能顺利生存，而万物各自得到适宜的位置吗？可惜孔子没有得到高位，使老者安适、少者怀想的志向，只能寄托在梦中回到东周而已。
孔子说：“大概有那种不了解事物却凭空妄作的人，我没有这样。多听，选择其中好的去跟随；多看并且记住，这是次一等的求知方法。”
这一章书是孔子自述求知的功夫来开示别人。孔子说：“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含道理的，一定要先明白道理然后去行动。当今天下的人，有不了解道理却妄自作为的，我没有这样。大凡天下的义理无穷无尽，听闻见识不广博，不是向别人求知的态度；选择记忆不精当，不是向自己求知的态度。我只是多听天下的道理，选择其中好的去跟随，务必使有所收获；多看天下的事情，不分善恶都记住，以备参考。这是通过学问来广博聪明，虽然不是生来就知道，但
亦可为知之次也。夫生知安行如孔子，而谦冲自勉如此，则知、闻见、择识乃求知之法，而讲学穷理之功，诚不可以或废也。」
译这也算是次于生而知之的层次了。像孔子那样生来就知晓道理、安然践行的人，尚且如此谦逊虚怀、自我勉励，那么通过听闻见识、选择辨识来求知的方法，以及讲习学问、穷究事理的功夫，确实是不可以稍有废弃的。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此一章书，是圣人与人为善、不为己甚之心也。昔孔子之时，有地名互乡者，一乡皆习为不善，人皆以其难与言善，而絶之。一日有童子者，慕道请见，孔子不加拒絶，进而见之。时门人不能无疑，以为设敎固不可不寛，而疾恶则不可不严。如互乡之人，君子之所絶，而童子之来，夫子顾见之，殊不能不惑也。孔子晓之曰：「君子之处己，原贵于严，而加▯后学，则不可执成见而阻其自新之路。今互乡俗虽不善，而童子则有向善之心，我特取其进而求见之诚耳，非取其退而为不善也。何得因其习俗遂絶之己甚耶？且凡天下之人，特患不能洁己耳。若一旦洗心涤虑，洁己以求见，此即好善之机，可与入徳。吾但取其今日之能洁耳，至往日之或善或恶，安能保耶？今童子之见，二三子亦可无惑矣。」总之，立敎贵于公，而待人则本于恕。孔子欲化导愚顽，以移易其风俗，故不为己甚如此。若在君师之位，则无论贤愚不肖，自皆在其陶铸之中。《书》曰：「敬敷五敎，在寛。」此帝王敎人之法也。
子曰：「仁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一章书是孔子勉人求仁也。孔子曰：「世之惮于求仁者，皆以仁为逺而难求。自吾观之，仁果逺乎哉？盖天下无无心之人，亦无无仁之心。是仁乃本来之良，人所固有。但人蔽于私欲而不知求，遂流于不仁，而以为逺耳。若能以一念之觉，反而求吾固有之仁，即此有觉之中，天理来复，是欲之斯至，无俟他求也。而又何逺之有哉？要之，仁具于心，得之易，失之亦易。人能时时提醒，在在操存，则一念欲之，一念之仁也；念念欲之，念念之仁也。由此而进于天德之纯，亦惟存乎一心而已。可不勉哉！」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此一章书是见孔子为君受过也。陈国名，司败官名。昭公是鲁国之君。昔鲁昭公素称知礼，而不免娶同姓为婚，故陈国有司败者不能无疑于心，因问于孔子曰：「人皆以昭公为知礼，果知礼乎？」是时司败之问有心，而孔子之答无意，故直以知礼答之。及孔子既退，司败适遇孔子弟子巫马期，乃揖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为人平心直道，有事闗名义者，必公是公非而无所私党。由今观之，君子亦阿党于人乎？何以见之？如同姓不为婚，周道也。今鲁与吴皆姫姓，而鲁君乃娶吴国之女为夫人，乃自为之而自讳之，不谓之吴孟姫而谓之吴孟子。既已干越于前，而又复掩饰于后，悖礼甚矣。使鲁君而犹为知礼，则人孰不可为知礼乎？」夫鲁君不知礼如此，而夫子犹以知礼与之，非党而何？司败之议昭公固是，然以孔子为党，彼岂知圣人用意之厚哉！于是巫马期述司败之言以告孔子，孔子竟不辨其礼之知与不知，己之党与不党，但自引咎曰：「人之所不幸者，莫甚于不闻过。今丘也幸矣，苟有过失，人必知之。既知于人，即得闻于己，由是改图归于无过，岂非我之所甚幸者乎？」盖无容昧者天下是非之公，而曲为讳者，臣子忠厚之谊。如孔子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岂非万世人臣之法乎？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此一章书，是孔子乐于取人之善也。记者曰：夫子好善无穷，诚意恳至。每遇人有一善，则相为契合，如与人歌也。若人之音律节奏有相和而善者，此时夫子之心，不知有己，止知有善。好善之心，遂油然而不能自已。必使其人反覆歌之，凡其音律节奏之羙，皆黙防而详味焉。然后自歌以和之，同声相应，音节克谐。是不但取人之善为己之善，而且以己之善助人之善。其好善之诚，为何如哉！观孔子于一歌之善而好之恳至如此，其与大舜之舎己从人、乐取
译互乡这个地方的人难以与之交谈，但那里的一个童子却来求见孔子，弟子们对此感到困惑。孔子说：“我是赞许他进步的一面，不赞许他退步的一面，何必做得太过分呢？别人洁身自好以求进步，我就赞许他洁身自好的一面，不追究他过去的行为。”
这一章书，体现了圣人乐于与人共同行善、不把事情做绝的用心。过去孔子时代，有个地方叫互乡，全乡的人都习惯于做不善之事，人们都认为那里的人难以用善道去劝导，因而断绝了与他们的交往。有一天，那里有个童子仰慕道义，请求拜见孔子，孔子没有拒绝，接见了他。当时弟子们不能没有疑问，认为设立教化固然不可不宽厚，但憎恶邪恶则不可不严厉。像互乡的人，是君子所断绝交往的，而童子前来，夫子却接见他，实在不能不感到困惑。孔子开导他们说：“君子对待自己，原本贵在严格，但对待后学，则不可固执成见而阻断他们自新的道路。如今互乡的风俗虽然不善，但童子却有向善的心，我特别取的是他进步求见的诚意，而不是取他退步做不善的事。怎么能因为那里的习俗就对他断绝得太过分呢？况且天下的人，只担心不能洁身自好罢了。如果一旦洗心革面，洁身自好以求拜见，这就是喜好善道的契机，可以由此进入道德之门。我只取他今天能够洁身自好，至于往日或善或恶，哪里能担保呢？如今童子来拜见，你们几位也可以没有疑惑了。”总之，建立教化贵在公正，而待人则基于宽恕。孔子想要教化引导愚昧顽固的人，以改变他们的风俗，所以不把事情做绝到如此地步。如果处在君主或老师的地位，那么无论贤愚不肖，自然都在他的陶冶塑造之中。《尚书》说：“恭敬地推广五种教化，在于宽厚。”这是帝王教化人的方法。
孔子说：“仁难道很远吗？我想要仁，仁就来了。”
这一章书是孔子勉励人们追求仁德。孔子说：“世上畏惧追求仁德的人，都以为仁德遥远而难以求得。从我看来，仁德果真遥远吗？大概天下没有没有心的人，也没有没有仁德之心的人。仁德是本来固有的良善，是人所具有的。只是人被私欲遮蔽而不知道追求，于是流于不仁，从而以为仁德遥远罢了。如果能凭借一念的觉悟，反过来追求我固有的仁德，就在这觉悟之中，天理恢复，想要仁德它就来了，无需另外寻求。又哪里有什么遥远呢？总之，仁德具备在心中，得到它容易，失去它也容易。人如果能时时提醒，处处操持存养，那么一念想要仁德，就是一念的仁德；念念想要仁德，就是念念的仁德。由此进而达到天德的纯粹，也只在于一心罢了。能不勉励吗！”
陈司败问：“鲁昭公懂得礼吗？”孔子说：“懂得礼。”孔子退下后，陈司败向巫马期作揖，然后上前说：“我听说君子不偏私，君子也偏私吗？鲁君从吴国娶妻，因为是同姓，却称她为‘吴孟子’。如果鲁君懂得礼，那谁不懂得礼呢？”巫马期把这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丘真幸运啊，如果有过错，别人一定会知道。”
这一章书体现了孔子为君主承担过错。陈是国名，司败是官名。昭公是鲁国的国君。过去鲁昭公一向被称为懂得礼，却免不了娶同姓女子为妻，所以陈国的司败心中不能没有疑问，于是问孔子说：“人们都以为昭公懂得礼，果真懂得礼吗？”这时司败的提问是有心机的，而孔子的回答是无意的，所以直接以懂得礼来回答。等到孔子退下后，司败恰好遇到孔子的弟子巫马期，便作揖上前说：“我听说君子为人平心直道，有关名义的事情，必定公正地判断是非而不偏私。由此看来，君子也偏私于人吗？怎么见得呢？同姓不婚，是周朝的制度。如今鲁国和吴国都是姬姓，而鲁君却娶吴国的女子为夫人，自己做了又自己忌讳，不称她为吴孟姬而称她为吴孟子。既然在前面已经违背了礼，又在后面掩饰，违背礼太严重了。如果鲁君还算是懂得礼，那么谁不可以算是懂得礼呢？”鲁君如此不懂礼，而夫子却说他懂得礼，这不是偏私是什么？司败议论昭公固然正确，但认为孔子偏私，他哪里知道圣人用意的深厚呢！于是巫马期转述司败的话告诉孔子，孔子竟然不辩解昭公懂不懂礼，自己偏不偏私，只是自己承担过错说：“人的不幸，没有比听不到过错更严重的了。如今我丘幸运啊，如果有过错，别人一定会知道。既然被别人知道，也就让自己听到了，由此改正错误归于无过，岂不是我最大的幸运呢？”大概不容许掩盖的是天下是非的公正，而曲意隐瞒的是臣子忠厚的道义。像孔子这样，善归君主，过归自己，岂不是万世臣子的法则吗？
孔子与人一起唱歌，如果唱得好，一定让他再唱一遍，然后跟着他和唱。
这一章书，体现了孔子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记录者说：夫子喜好善道没有穷尽，诚意恳切至极。每当遇到别人有一点善，就相互契合，比如与人唱歌。如果别人的音律节奏有相和而美好的，这时夫子的心，不知道自己，只知道有善。喜好善道的心，于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一定让那个人反复唱，凡是音律节奏的美好之处，都默默领会并详细品味。然后自己唱歌来应和，同声相应，音节和谐。这不仅是把别人的善作为自己的善，而且用自己的善帮助别人的善。他喜好善道的诚意，是多么深切啊！看孔子对于一首歌的善而喜好得如此恳切，他与大舜舍弃自己跟随别人、乐于吸取
人善，何以异乎？盖圣心浑然至善，随在具足，故于一歌而全体皆见也。
译人都有善性，为什么会有不同呢？大概是因为圣人的心浑然一体、达到至善的境界，随时随地都完备充足，所以在一首歌中就能完全显现出整体的善性。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此一章书是孔子勉人以实行也。孔子曰：「吾人终身为学，不徒贵可见之英华，而贵有克敦之践履。如敷陈理道，焕然成章者，谓之文。此不过语言之工，文采可观而已。我虽未能过人，而犹可以及人。若夫有才而不见其才，有徳而不矜其徳，事事皆求实践，不事空言，此乃躬行之君子也。吾非不欲企而及之，而反心自思，则全未有得。吾朝夕之间，亦惟以此自勉而已。」观孔子此言，可见文易而行难，行急而文缓。故君子之进徳，必以忠信，而修辞立诚，乃所以居业也。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此一章书，是孔子以无己之学，示求圣、求仁之实也。昔孔子道全徳备，当时有称为圣与仁者，故孔子辞之曰：「人之品量不齐，而学之造诣不一。如神化不测之圣人，与万物一体之仁人，则吾岂敢当乎？」抑惟以圣仁之道，敏勉力行为之，于己不敢自止，而生厌足之心；即以圣仁之道，鼓舞诱掖敎诲于人，不敢言劳，而萌倦怠之意。此乃我之所能者，亦但可云如此而已矣，敢云圣仁哉？维时弟子有公西华者，闻斯言而叹曰：「为可能而不厌，则不可能；诲可能而不倦，则不可能。自非至诚无息，善与人同者，未易几。此在弟子虽欲学之，而正有所不能也。」是夫子虽不居圣仁之名，而愈以征圣仁之实矣。要之，圣人之心常虚，如大禹不自满假，文王望道未见，其存心皆无异也。观于孔子之言，而从事圣仁者，惟常存不自足之心而已。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只。’”子曰：“丘之祷久矣。”
此一章书，是言圣人修身立命之学，无事祈祷以求福也。昔孔子曾有疾病，门人皆以为忧，子路请行祷祀之礼。盖虽出于至情，而实昧于正道，故孔子不直斥其非，而先问之曰：「果有祷祀之理乎？」盖欲子路自省也。子路未逹，对曰：「有之。」古诔词云：「祷尔于上之天，神下之地只。」盖言人有疾病，当祷祀以祈福佑也。于是孔子晓之曰：「夫所谓祷者，乃悔前非以禳灾患耳。若丘平日敬畏天命，一言一动，皆不敢得罪于鬼神，原无所为祷也。卽以祷言，而丘之自祷于心者，亦已久矣，岂待有疾而后祷耶？」盖圣人与天地合徳，鬼神亦不能违，自无事于祷。凡人但宜修徳行善，以尽人道之常，至▯神之不可知者，敬而逺之可也。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此一章书，是孔子甚言奢之为害，而为维世之论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自有中道，无过不及，所以一时之人心相安，而百年之风俗无▯。如专尚侈靡而过乎中者，谓之奢。奢则意气骄盈，虽理之所不当为者，亦僭越为之，其弊将干犯名分而不孙。若专务省约而不及乎中者，谓之俭。俭则力行节省，虽理之所当为者，亦吝啬而不为，其弊将规模鄙陋而固。此二者皆非中道也。然就二者较之，与其骄盈僭越，败壊风俗，其为害也大，寜可狭小；鄙吝贻讥，固陋终是世道人心无甚流弊也。昔帝尧茅茨土阶，大禹恶衣菲食，古帝王躬行节俭，遂成淳厐之治。后世人心不古，日趋靡滥，所頼在上者辨等威，定制度，塞其源而遏其流，庻几返淳还朴，不至成极重难反之▯也。」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此一章书，是即心术以严君子小人之辨也。孔子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然欲知君子小人之分，当内察其心术，而外观其气象。盖君子循理而行，心无所累，但见其随遇而安，不愧不怍，无适而不寛舒自得也。盖坦荡荡焉。小人行险侥幸，心役于私，但见其忧劳不寜，患得患失，无时而不思虑愁苦也。盖长戚戚焉。」由此观之，卽气象可以知心术，卽心术可以定人品。君子小人之分，原不可掩，欲观人者，可不致辨哉？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此一章书，是
译孔子说：“在文献知识方面，我或许还赶得上别人；但在身体力行的君子之道上，我还没有真正达到。”
这一章是孔子勉励人们注重实际行动。孔子说：“人们终身求学，不仅仅贵在可见的才华文采，更贵在切实的践行。如铺陈道理，文采焕然成章的，叫做‘文’。这不过是语言的工巧，文采可观罢了。我虽然不能超越别人，但还可以赶得上别人。至于那些有才华而不显露才华，有德行而不夸耀德行，事事都追求实践，不尚空谈的，这才是身体力行的君子。我并非不想努力达到这种境界，但反躬自问，却完全还没有收获。我朝夕之间，也只是以此自我勉励罢了。”看孔子的这番话，可见文采容易而行动困难，行动紧迫而文采舒缓。所以君子增进德行，必须以忠信为本，修饰言辞以确立诚信，这才是安身立命的基础。
孔子说：“至于圣人和仁人，我怎么敢当呢？只是对于圣仁之道，努力实践而不厌烦，教诲别人而不疲倦，可以说只是这样罢了。”公西华说：“这正是我们弟子学不到的。”
这一章是孔子以无我的学问，展示追求圣、仁的真实内涵。从前孔子道全德备，当时有人称他为圣人和仁人，所以孔子推辞说：“人的品性才量不齐，学问的造诣也不一。如神妙变化不可测度的圣人，与万物为一体的仁人，我怎么敢当呢？”只是以圣仁之道，勤勉努力践行，对自己不敢自满停止，而生出厌足之心；就用圣仁之道，鼓舞诱导教诲别人，不敢说劳累，而生出倦怠之意。这是我所能做到的，也只能说如此而已，岂敢说是圣仁呢？当时弟子中有公西华，听了这话感叹说：“努力去做而不厌烦，这是做不到的；教诲别人而不疲倦，这也是做不到的。如果不是至诚不息、善于与人同心的人，很难接近这种境界。这在弟子们虽然想学，却正有所不能。”这是夫子虽然不居圣仁之名，却更加证实了圣仁之实。总之，圣人的心常保持虚空，如大禹不自满自足，文王望道而未得，他们存心都是一样的。看孔子的话，从事圣仁之道的人，只需常存不自满的心罢了。
孔子病重，子路请求祈祷。孔子说：“有这种事吗？”子路回答说：“有的。《诔》文说：‘为你向天地神灵祈祷。’”孔子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
这一章是说圣人修身立命的学问，无事祈祷以求福。从前孔子曾生病，门人都为此担忧，子路请求举行祈祷的礼仪。这虽然出于真情，但实际上不明白正道，所以孔子不直接斥责他不对，而是先问他说：“果真有祈祷的道理吗？”这是想让子路自我反省。子路没有通达，回答说：“有的。”古代诔词说：“为你向上天的神、下地的祇祈祷。”这是说人有疾病，应当祈祷以祈求福佑。于是孔子开导他说：“所谓祈祷，是悔过前非以消灾免患罢了。如果丘平日敬畏天命，一言一行，都不敢得罪鬼神，原本没有什么可祈祷的。即使说祈祷，丘在心中自我祈祷，也已经很久了，岂待有病之后才祈祷呢？”圣人德合天地，鬼神也不能违背，自然无事于祈祷。凡人只应修德行善，以尽人道的常理，至于鬼神不可知的，敬而远之就可以了。
孔子说：“奢侈就会不谦逊，节俭就会固陋。与其不谦逊，宁可固陋。”
这一章是孔子极力说明奢侈的危害，而为匡正世风的议论。孔子说：“先王制定礼制，自有中道，无过无不及，所以一时人心相安，百年风俗无弊。如专尚奢侈而超过中道的，叫做奢。奢侈就会意气骄盈，即使道理上不应当做的，也僭越去做，其弊端将干犯名分而不谦逊。如果专务节省而不及中道的，叫做俭。节俭就会极力节省，即使道理上应当做的，也吝啬而不做，其弊端将规模鄙陋而固陋。这两者都不是中道。然而比较这两者，与其骄盈僭越，败坏风俗，其危害大，宁可狭小；鄙吝贻讥，固陋终究对世道人心没有很大的流弊。从前帝尧茅草屋顶土台阶，大禹粗衣劣食，古帝王躬行节俭，遂成淳厚之治。后世人心不古，日趋靡滥，所赖在上者辨明等级威严，制定制度，堵塞其源头而遏制其流弊，或许能返璞归真，不至于造成极重难返的局面。”
孔子说：“君子心胸平坦宽广，小人经常忧愁悲伤。”
这一章是就心术来严格区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孔子说：“天下有君子，有小人的分别。然而想知道君子小人的区别，应当内察其心术，而外观其气象。君子循理而行，心无所累，只见他随遇而安，不愧不怍，无处不宽舒自得。这就是平坦宽广的样子。小人行险侥幸，心役于私欲，只见他忧劳不安，患得患失，无时不思虑愁苦。这就是经常忧愁悲伤的样子。”由此看来，通过气象可以知心术，通过心术可以定人品。君子小人的区别，原本不可掩盖，想要观察别人的人，能不仔细辨别吗？
孔子温和而严厉，威严而不凶猛，恭敬而安详。
这一章是
记孔子之容，以见盛徳之征也。记者曰：「容貌者，徳性之符。人惟气质有偏，涵养未粹，故见于容貌者不能得其中和。吾夫子全体浑然，隂阳合徳，虽见乎容者随时不同，然未有不出于中且和者。如近仁者，其容温，而仁胜者鲜刚方之槩，则厉为难。若夫子和厚可亲，见为温矣，而和厚之中自然严肃，盖可亲而不可犯也，又何其厉乎？此温之得乎中也。如近义者，其容威，而义胜者鲜柔嘉之则，则不猛难。若夫子尊严可畏，见为威矣，而尊严之下自无暴戾，盖可畏而亦可近也，何至于猛乎？此威之得乎中也。如近礼者，其容恭，而致恭者多矜持之迹，则安为难。若夫子颙然庄敬，见为恭矣，而庄敬之内自然舒泰，盖不慢而亦不拘也，又何其安乎？此□之得乎中也。」盖孔子躬秉盛徳，故内外有时措之宜，动静恊中和之极，其见于容貌者有如此。学圣人者，惟在涵养徳性，至于纯全，则容貌之间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泰伯第八
译记载孔子的仪容，是为了展现盛大德行的征兆。记录的人说：“容貌是德性的符验。人因为气质有偏颇，涵养不够纯粹，所以表现在容貌上不能达到中和的境界。我们的老师整体浑然一体，阴阳合德，虽然表现在容貌上随着时境有所不同，但从来没有不处于中正且和谐的。比如接近仁德的人，他的仪容温和，而仁德占优势的人很少具备刚正方直的概貌，那么做到严厉就困难。至于孔子温和敦厚令人亲近，看起来是温和了，而在温和敦厚之中自然严肃，大概是可亲却不可侵犯，又怎么会严厉呢？这是温和达到了中正。比如接近义德的人，他的仪容威严，而义德占优势的人很少具备柔和美好的准则，那么做到不凶猛就困难。至于孔子尊严令人敬畏，看起来是威严了，而在尊严之下自然没有暴戾，大概是可畏却也可亲近，怎么会到凶猛的地步呢？这是威严达到了中正。比如接近礼德的人，他的仪容恭敬，而极度恭敬的人多有矜持的痕迹，那么做到安详就困难。至于孔子庄重恭敬，看起来是恭敬了，而在庄重恭敬之内自然舒泰，大概是不怠慢也不拘束，又怎么会安详呢？这是恭敬达到了中正。”大概孔子亲身秉持盛大的德行，所以内外有时宜的举措，动静协调到中和的极致，表现在容貌上就是这样。学习圣人的人，只在于涵养德性，达到纯全，那么在容貌之间自然会有不期然而然的表现了。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徳也已矣！三以天下譲，民无得而称焉。」
此一章书是孔子阐▯潜徳之意。昔周太王古公生三子，长泰伯，次仲雍，次季厯季厯生子昌，是为文王。太王知文王有圣徳，欲传位季厯以及文王。泰伯知之，即与弟仲雍托名采药，逃之荆蛮。太王于是传位季▯至武王而有天下焉。孔子称之曰：「我周肇基王迹，始于太王。其后世世相承，皆贤圣之君也。而太王之长子泰伯，其徳之盛，眞可谓至极而无以复加矣。何也？泰伯以长当立，是后之天下乃泰伯所宜有也。泰伯知太王之意，于是逃之荆蛮，示不可复用。故太王传位季歴，至武王而遂有天下。自当日观之，不过譲国；而自今思之，实则以天下之大，固譲于弟侄而不居也。但其譲隐微无迹可见，故民莫得而称颂之也。盖泰伯之心，无一毫私欲之累，而曲全乎父子兄弟之间，至使身与名俱隐，而世与我両忘。此所以谓之至徳也。」孔子特为表章之，其譲徳之羙，岂不昭著于万世哉？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愼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此一章书是孔子勉人以礼成其徳也。孔子曰：「人之立身，必一禀于礼，而后动静之间，皆合乎自然之秩序，而无太过不及之弊。如待人，固贵于恭，使不有礼以节文之，则仪文烦多，周旋过当，自检而反以自苦矣，不免乎劳。处事，固贵于愼，使不有礼以权度之，则逡巡惶惧，谨畏太过，敬事而反以废事矣，不免乎葸。至于勇者，羙徳也，使不以礼自守，则一往之气，遂逞其血气之刚，必将至于犯分而乱矣。直亦善行也，使不以礼自闲，则径遂之情，遂无复含容之意，必将至于急切而绞矣。夫防愼勇直，皆人之羙徳，但无礼以为之节制，遂各有其弊，而反爲羙徳之累。信乎，礼不可以斯湏去身，而动容周旋中礼者，乃盛徳之至乎。」孔子又曰：「化民成俗，必有所本。在上之举动，即下民之则效也。如有位之君子，于一本九族，因情谊之当然而敦笃之，此上之自尽其仁也。彼下民贵贱虽殊，要莫不有其亲，亦必孝于父母，睦于宗族，各亲其亲，而兴起于仁矣。于故交耆旧，不以迹疎年逺而遗弃之，此上之自居于厚也。彼下民尊卑虽异，亦莫不有故旧，必将信于朋友，和于乡隣，各厚其故旧而不为偷薄矣。夫上行下效，其感应如此其速，可见时雍风动，致之无难，唯在为上者之躬行率导焉而已。」
曽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此一章书，是曽子守身之孝也。曽子在圣门，素以孝称。其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迨夫有疾将终，追思生平守身之道，至此可以无愧，故呼其及门弟子而敎之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其体，不辱其亲，方谓之孝。汝等试啓而视吾之足，啓而视吾之手，有不全焉者乎？」然吾身体之所以得全者，以吾有以保守之也。《诗经·小旻》之篇有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戒愼恐惧，常忧陨坠，无时无处不存此心，所以得保此身。而今而后，吾方知得免于毁伤矣。汝小子其念之哉！盖语毕而呼之，以致叮咛之意，亦欲使及门弟子如己之戒愼恐惧，一举足而不敢忘亲也。曽子守身之孝如此。盖立身行道，显亲扬名，固为孝之大节。然不亏其体者，自能不亏其行。体且不亏，而况于行乎？皆由曾子平日见道明，信道笃，故能始终不息也。
曽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逺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此一章书，是曽子以省身之学告临民者，知所重也。孟敬子是鲁大夫，仲孙氏，名防。曾子有疾，敬子往问之。曾子言曰：「大凡鸟之将死，其鸣必哀；人之将死，其言必善。」盖曾子将告以为政之道
译孔子说：“泰伯，可以说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了！他多次把天下让给别人，百姓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称颂他。”
这一章是孔子阐发潜藏美德的意思。从前周太王古公亶父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季历生了儿子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太王知道文王有圣德，想传位给季历以便最终传给文王。泰伯知道了太王的心意，就与弟弟仲雍借口采药，逃到荆蛮地区。太王于是传位给季历，直到周武王才拥有天下。孔子称赞他说：“我们周朝开创王业，始于太王。其后世世代代相承，都是贤圣的君主。而太王的长子泰伯，他的德行盛大，真可以说是达到极致而无以复加了。为什么呢？泰伯作为长子应当继位，后来的天下本是泰伯所应拥有的。泰伯知道太王的心意，于是逃到荆蛮，表示不再回来继位。所以太王传位给季历，直到武王才拥有天下。从当时来看，不过是让出国君之位；但从今天来思考，实际上是把天下这样大的东西，坚决让给弟弟和侄子而自己不去居位。但他的让位隐微没有痕迹可见，所以百姓无法称颂他。大概泰伯的心，没有一丝一毫私欲的牵累，而周全地维护了父子兄弟之间的情义，以至于自身和名声都隐没，而世俗与我两相遗忘。这就是为什么称之为最高尚的德行的原因。”孔子特意表彰他，他那让位的德行之美，难道不昭著于万世吗？
孔子说：“恭敬而不以礼来节制，就会劳倦；谨慎而不以礼来节制，就会畏缩；勇敢而不以礼来节制，就会作乱；直率而不以礼来节制，就会尖刻。君子对亲人笃厚，百姓就会兴起仁爱；不遗弃老朋友，百姓就不会对人冷淡无情。”
这一章是孔子勉励人们用礼来成就自己的德行。孔子说：“人立身处世，必须完全遵循礼，然后动静之间，都合乎自然的秩序，而没有过分或不足的弊病。比如待人，固然贵在恭敬，如果不以礼来节制修饰，那么仪节烦多，周旋过度，自我检点反而自我苦累，不免于劳倦。处事，固然贵在谨慎，如果不以礼来权衡度量，那么迟疑恐惧，谨慎畏惧太过，敬重事情反而荒废事情，不免于畏缩。至于勇敢，是美德，如果不以礼来约束自己，那么一往无前的意气，就会逞显血气的刚强，必将导致逾越本分而作乱。直率也是善行，如果不以礼来规范自己，那么直率的情意，就不再含有包容的意思，必将导致急切而尖刻。谨慎、勇敢、直率，都是人的美德，但没有礼来作为节制，于是各有其弊病，反而成为美德的拖累。确实啊，礼不可以片刻离开自身，而举止周旋合乎礼的，才是盛德的极致啊。”孔子又说：“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必定有所根本。在位者的举动，就是下层百姓效法的准则。比如在位的君子，对于同宗九族，因为情谊的当然而加以敦厚笃实，这是上位者自己尽到了仁爱。那些下层百姓虽然贵贱不同，但无不有亲人，也必定孝敬父母，和睦宗族，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从而兴起仁爱。对于老朋友和长者，不因关系疏远、年代久远而遗弃他们，这是上位者自己居于厚道。那些下层百姓虽然尊卑不同，也无不有老朋友，必将信任朋友，和睦乡邻，各自厚待老朋友而不做冷淡薄情的事。上行下效，其感应如此迅速，可见使时世和乐、风气变动，使之实现并不难，只在于上位者的亲身实践和引导罢了。”
曾子有病，召来门下的弟子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经》说：‘小心谨慎，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从今以后，我知道可以免于毁伤了，弟子们！”
这一章，是曾子守身的孝道。曾子在圣人门下，一向以孝著称。他对于身体发肤，认为是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等到他生病将死，追思生平守身之道，到这里可以无愧，所以呼唤他的门下弟子教导他们说：“父母完整地生下我们，子女完整地归还给父母。不亏缺身体，不辱没亲人，才叫做孝。你们试着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有不完整的地方吗？”然而我的身体之所以得以保全，是因为我有方法保守它。《诗经·小旻》篇中有说：“小心谨慎，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警戒谨慎恐惧，常担忧坠落，无时无处不存有这种心，所以能保全这身体。从今以后，我才知可以免于毁伤了。你们弟子要记住啊！大概说完话而呼唤他们，以致叮咛之意，也想让门下弟子像自己一样警戒谨慎恐惧，一举足而不敢忘记亲人。曾子守身的孝道就是这样。大概立身行道，显扬亲人名声，固然是孝的大节。但不亏缺身体的人，自然能不亏缺行为。身体尚且不亏缺，何况行为呢？这都是因为曾子平日明见道理，笃信道理，所以能始终不懈。
曾子有病，孟敬子去探望他。曾子说：“鸟将要死，它的叫声悲哀；人将要死，他的话善美。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改变容貌，就能远离粗暴和傲慢；端正脸色，就能接近诚信；注意言辞和语气，就能远离鄙陋和悖理。祭祀时笾豆的礼仪，自有主管的官吏负责。”
这一章，是曾子用省察自身的学问告诉治理百姓的人，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孟敬子是鲁国大夫，仲孙氏，名叫忌。曾子有病，敬子去探望他。曾子说：“大凡鸟将要死，它的叫声必定悲哀；人将要死，他的话必定善美。”大概曾子将要告诉他为政的道理
，恐敬子忽畧而不加之意，故先言此以起其听也。因告之曰：「凡在位之君子，不宜琐屑于细务，惟当崇尚乎大体。其余临民之道，所最重者有三：容貌彰之于身，一有不谨，易至粗厉怠肆。君子不动容貌则已，动容貌便当雅饬防谨，而逺于暴慢。道之可贵者，此其一。顔色形之于面，一有不察，易至色取行违。君子不正顔色则已，正顔色便当表里如一，而近于信实。道之可贵者，此其一。辞气宣之于口，一有不敬，易至凡陋背理。君子不出辞气则已，出辞气便当成章顺理，而逺于鄙倍。道之可贵者，此又其一。」盖有诸中，必形诸外；制乎外，必养乎中。操存于平日，省察于临时，故能内外交尽，动静兼该。此诚修身之要，为政之本，君子所贵之道，惟此而已。若夫用笾豆以供祭祀之事，不过器数仪文之末节耳，自有执事者司之。曾俨然人上，而屑屑畱心于此哉？至于帝王之学，与士庶异。凡正心诚意，建极绥猷，以君临天下之上，固操之有其要，出之有其本，而不在区区度数之末也。当知所先务矣。
译担心敬子疏忽大意而不加以重视，所以先说这些话来引起他的注意。于是告诉他说：“凡是身居官位的君子，不应当在琐碎小事上纠缠，只应当崇尚大体原则。其余治理百姓的方法，其中最看重的有三点：容貌表现在身上，一旦有不谨慎，就容易变得粗野严厉、懈怠放肆。君子如果不注意容貌也就罢了，一旦注意容貌，就应当典雅整饬、防范谨慎，从而远离粗暴傲慢。道之所以可贵，这是第一点。面色显露在脸上，一旦有不察觉，就容易导致表面讨好而行为违背。君子如果不端正面色也就罢了，一旦端正面色，就应当表里如一，从而接近诚信真实。道之所以可贵，这是第二点。言辞语气从口中发出，一旦有不恭敬，就容易变得平庸浅陋、违背事理。君子如果不注意言辞语气也就罢了，一旦注意言辞语气，就应当合乎章法、顺从事理，从而远离鄙陋悖理。道之所以可贵，这是第三点。”大凡内心有所具备，必定会表现在外面；约束外在表现，必定要修养内心。在平时操持存养，在关键时刻反省察验，所以能够内外兼顾，动静周全。这确实是修身的关键，为政的根本，君子所看重的道，仅此而已。至于使用笾豆等器具来供奉祭祀的事情，不过是器物数目和礼仪形式的细枝末节罢了，自有专门负责的人来掌管。曾经俨然居于众人之上的人，难道会斤斤计较、留心于这些吗？至于帝王的学问，与士人百姓不同。凡是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建立准则、安抚天下，以君临天下之上，固然掌握它有要领，施行它有根本，而不在于区区器物数目的细枝末节。应当知道什么是首要的任务了。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此一章书是明顔子无我之学也。曾子曰：凡人志意盈满，少有所得，便见己之有余，人之不足，其能下问者谁乎？若乃己之学力精到，既已能矣，郤不自恃其能，而以问于不能之人；己之学问充足，既已多矣，郤不自恃其多，而以问于寡少之人。此其心体谦虚，絶无满假，虽有而自视若无，虽实而自视若虚。其眞知义理之无穷，有如此。凡人度量浅狭，少有触犯，便谓在己为是，在人为非，其能容忍者谁乎？若乃人有触犯于我，我能情恕理遣，置之度外，全无计较，不惟不发露于顔色，而直不藏蓄于胸臆，其不见物我之有间，又如此。此何人哉？惟旧日吾友顔渊，潜心好学，有善不伐，故能谦以受人；有怒不▯，故能恕以容人。尝拳拳服膺，用力于此。如此之人，诚不可多见也。总之，圣贤无我之心，尝如太虚，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见己之有余；能容天下之物，而不见人之不足。然非眞积力久，以几于大而化之之境，则亦未足以语此也。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可以▯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此一章书是曾子以全徳望人之意。曾子曰：天下言成徳者，必归于君子。然才者，徳之用；节者，徳之守。才节二者不全，均不可谓之成徳。若有人焉，其才不但可辅长君而已，即将六尺幼冲之君付托于其身，可以承受而辅佐之，既能保卫其国家，又能养成其令徳而不▯所托焉。不但可共国政而已，即将一国之政令专▯于其身，可以担荷而总摄之，既能安定其社防，复能绥辑其民人而不负所▯焉。其才之过人如此。至若国势艰难之防，人心离合之防，从违趋避，正大节之所系，苟非见理精明，持志坚定，鲜有不为其所夺者。其人当此之际，郤能卓然自立，利害不以移其心，死生不以易其守，保辅幼▯，维持百里，始终不渝，其节之过人又如此。旣有其才，又有其节，果可谓之君子人乎？反覆思之，信乎其为君子人也。夫是人也，言其品行则为成徳之君子，任以官守即为社稷之纯臣。使当太平无事之时，自能敢言犯诤，一徳同心，▯吾君于尧舜，垂芳名于百世。此曾子所以叹赏之不置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毅，任重而道逺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逺乎？」
此一章书是曾子责士以体仁之意。曾子曰：「士立身天地间，以圣贤自期，必湏度量寛广，不以一善自足，是之谓▯；持守坚忍，不以半途自废，是之谓毅。但心体本自刚大，一有私欲便狭隘而不▯，柔懦而不毅矣。縁平日无省察克治之功，所以无至大至刚之体。曾是异于凡民，俨然为士，而可以不▯毅哉？」所以然者为何？盖以士所负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逺也。惟任重非▯不能胜，惟道逺非毅不克荷也。然果何以见其重且逺哉？凡以为此仁也。仁者心之全徳，原与天地同其广大。士以为一己之任，不但知之而已，必欲身体而力行之，则是举天下之善，尽万物之理，皆在士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且仁之理原与天地同其悠久，士任此仁无有间断，终食于是，造次顚沛，亦于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直至没焉而后已，其道不亦逺乎？士之所以贵▯毅者，以此。总之，仁道至大，非全体不息者不足以当之。惟其全体也，则无一理之不该；惟其不息也，则无一念之可间。此圣门为学莫大于求仁，而曾子卒得道统之▯，有以也夫。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此一章书是明经学之有益于人也。孔子曰：「性情之理，中和之徳，固人心之所同具，不待外求。然古人立教，皆已先我为之。使非始终有资，何以浅深各得当其始也？」欲为善而去恶，必先有以感发其好善恶恶之心，所谓兴也。然兴非无自，必于诗乎？盖诗本性情，有美刺讽谕之旨，其言近而易晓，而从容咏叹之间，所以感动于人者，又为易入。故学者之初，必于此而有以起发其
译曾子说：“有才能却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学问多却向学问少的人请教，有却像没有，充实却像空虚，被人冒犯也不计较。”从前我的朋友颜回曾经致力于这些方面。
这一章是阐明颜回无我的学问。曾子说：一般人志意盈满，稍有收获，便觉得自己有余而别人不足，这样的人谁能虚心下问呢？如果自己的学力精到，已经具备了才能，却不依仗自己的才能，反而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自己的学问充足，已经很多了，却不依仗自己的多，反而向学问少的人请教。这是内心谦虚，绝无自满虚伪，虽然有却自视若无，虽然充实却自视若虚。他真正知道义理是无穷的，就像这样。一般人度量浅狭，稍有触犯，便认为自己在理而别人无理，这样的人谁能容忍呢？如果别人触犯了我，我能以情理宽恕排遣，置之度外，全无计较，不仅不在脸色上显露，而且根本不藏在心里，他不觉得物与我之间有隔阂，又像这样。这是什么样的人呢？只有旧日的我的朋友颜渊，潜心好学，有善行不夸耀，所以能谦虚地接受他人；有怒气不发作，所以能宽恕地容纳他人。他曾经恳切地铭记在心，在此用力。像这样的人，确实不可多见。总之，圣贤无我的心，常常像太虚一样，能容纳天下的理，而不见自己有余；能容纳天下的物，而不见别人不足。然而如果不是真正积累力量很久，接近大而化之的境界，也就不足以谈论这些了。
曾子说：“可以把六尺高的孤儿托付给他，可以把百里国家的政令托付给他，面临重大节操时不可改变，这是君子吗？是君子啊。”
这一章是曾子以全德来期望人的意思。曾子说：天下谈论成就德行的人，必定归于君子。然而才能，是德行的运用；节操，是德行的坚守。才能和节操二者不全，都不能称为成就德行。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的才能不仅足以辅佐成年君主，即使把六尺高的幼主托付给他，他也能承受并辅佐，既能保卫国家，又能培养幼主的美德而不辜负所托。不仅足以共理国政，即使把一国的政令专门托付给他，他也能担荷并总揽，既能安定社稷，又能安抚百姓而不辜负所托。他的才能超过常人就像这样。至于国家局势艰难的时候，人心离合的时候，顺从违背、趋利避害，是正大节操所系的关键，如果不是明理精明、持志坚定，很少有不被其动摇的。这个人在这时候，却能卓然自立，利害不能改变他的心，死生不能改变他的操守，保护辅佐幼主，维持百里国土，始终不渝，他的节操超过常人又像这样。既然有才能，又有节操，果真可以称为君子吗？反复思考，相信他确实是君子。这个人，论品行是成就德行的君子，任以官职就是社稷的纯臣。假如处在太平无事的时候，自然能敢于直言进谏，一心一意，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留下芳名于百世。这就是曾子赞叹赏识不停的原因。
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刚强坚毅，责任重大而且道路遥远。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不也重大吗？死了才停止，不也遥远吗？”
这一章是曾子要求士人体悟仁德的意思。曾子说：“士人立身于天地之间，以圣贤自期，必须度量宽广，不因一点善行就自满，这就叫刚强；持守坚忍，不因半途而废，这就叫坚毅。但心体本自刚大，一旦有私欲就变得狭隘而不刚强，柔懦而不坚毅了。因为平日没有省察克治的功夫，所以没有至大至刚的本体。士人不同于普通百姓，俨然作为士人，可以不要刚强坚毅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士人所负的责任很重，而所走的道路又很远。责任重大非刚强不能胜任，道路遥远非坚毅不能承担。然而凭什么知道它重且远呢？因为这是仁。仁是心的全德，原本与天地同样广大。士人把它作为自己的责任，不仅知道而已，一定要亲身实践，那么天下的善，万物的理，都在士人一身，他的责任不也重大吗？而且仁的道理原本与天地同样悠久，士人承担这个仁没有间断，终食于此，仓促颠沛，也在于此，只要还有一口气，这个志向不容稍懈，直到死了才停止，他的道路不也遥远吗？士人之所以重视刚强坚毅，就是因为这个。总之，仁道至大，不是全体不息的人不足以担当。因为它是全体，所以没有一理不涵盖；因为它是不息，所以没有一念可间断。这就是圣门为学没有比求仁更大的，而曾子最终得到道统的传承，是有原因的。
孔子说：“兴起于诗，确立于礼，完成于乐。”
这一章是阐明经学对人的益处。孔子说：“性情的道理，中和的德行，固然人心所共同具备，不需要向外寻求。然而古人设立教化，都已经先为我做了。如果不是始终有所凭借，怎么能让深浅各得其所呢？”想要为善而去恶，必须先有东西感发好善恶恶的心，这就是兴起。然而兴起不是没有来源，必定在于诗吗？因为诗本于性情，有赞美讽刺劝谕的宗旨，它的言语浅近易懂，而在从容咏叹之间，所以感动人的地方，又容易进入。所以学者之初，必定在这里有所起发他的
仁义之良心也。及其中也，善念既起，又必卓然有以自持，方能有善而无恶，所谓立也。然立非无自，必于礼乎？盖礼有恭敬辞逊之意，节文度数之详，服习既久，则徳性之守得以坚定而不移，酬酢之际得以贞固而不乱。故学者之中，必于此而不为事物所摇夺也。及其终也，既能自立，又必造于纯粹至善之域，所谓成也。然成非无自，必于乐乎？盖乐有声音之髙下，舞蹈之疾徐，所以养其耳目，和其心志，荡涤邪秽，消融渣滓。故学者之终，必于此而有以至于义精仁熟也。由此观之，诗礼乐其可以不学耶？要之人止一心，兴立成，乃学者因心之获；诗礼乐，即学者治心之资。言其序虽有后先，究其归总无内外，孰谓经学非即心学哉？
译仁义是人本有的良知。当人处于中间阶段时，善念既已萌生，又必须卓然有主地自我持守，才能做到有善无恶，这就是所谓的“立”。然而，“立”并非没有凭借，难道不一定要依靠礼吗？因为礼蕴含着恭敬谦让的含义，有着详尽的节制与规范，长期习染之后，德性的操守便能坚定而不改变，在应酬交往之际便能贞固而不混乱。所以求学的人在中间阶段，必定要依靠礼，才不会被外物所动摇和剥夺。当人达到最终阶段时，既然已经能够自立，又必须达到纯粹至善的境界，这就是所谓的“成”。然而，“成”也并非没有凭借，难道不一定要依靠乐吗？因为乐有声音的高低，舞蹈的快慢，用来涵养耳目，调和心志，荡涤邪秽，消融杂质。所以求学的人在最终阶段，必定要依靠乐，才能到达义理精微、仁德纯熟的境界。由此看来，诗、礼、乐难道可以不学习吗？总之，人只有一颗心，“兴、立、成”是求学者依循本心所获得的成果；诗、礼、乐则是求学者修养心性的凭借。说它们的次序虽有先后，探究其归宿却总没有内外之分，谁说经学不是心学呢？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一章书是孔子示为上者以范民之道也。孔子曰：「圣人在上，其知先知，其觉先觉，岂不欲家喻户晓，以斯道觉斯民哉？」然必尽人而觉之，其势有所不能，故但可使之由于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盖所当然者，如父当慈，子当孝之类，皆民生之秉彜，日用即寻常，至愚之人俱可遵道遵路，率循而无难，故可使之由也。若其所以然之故，皆出于天命之自然，人性之固有，其理精微奥妙，自非中人以上未易得闻，况蚩蚩之氓如何遍喻？故不可使之知也。虽知之，理不外行，习之事由之久，自有领悟之机。若必使知之，则力行之心反不胜其求知之心。惟由之而听其自知，则知者不失之过，不知者亦不为不及。要在因民以治民，不必强民以从已。此圣人率天下以中庸之道，而无索隐行怪之▯也。与有化民之责者，可勿致审于其间哉？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此一章书，是孔子示人以弭乱之道也。孔子曰：「天下刚勇之人，恃其血气之强，而又疾恶贫穷，不肎安守义命，则有勇无义，适为乱资。此等之人，固为天下之首恶矣。至于不仁之人，本心已失，当其罪恶未着，尚可容忍，而化之以善。若其罪恶贯盈，即当屏弃，而惩之以威。不然而徒疾恶太过，使之无地可容，则事势穷廹，彼将以不肖之心，肆其不仁之毒，未有不激而生乱者。是恶不仁之人，本为好恶之正，特以处之过当，反足致变。则君子之待小人，岂可轻发而不善处之乎？」是以古之圣王，保治于己，安制乱于未萌，使夫材能効用，奸宄回心，则御之之道得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羙，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此一章书，是孔子戒人恃才之意。孔子曰：「凡人不可无才，尤不可不善居其才。自古材能技艺之羙者，莫如周公然。周公之所以见重于天下者，以公逊硕肤，握发吐哺，有才而不自恃，故可贵耳。若有周公之才之羙，乃骄焉而夸人，所无不肎卑以自牧；吝焉而挟已所有，不肎善与人同，则无其徳量，而大本失矣。纵使多才多艺，特其绪余而已，何足观哉？夫有周公之才之羙，而一渉骄吝，尚不足观，况无周公之才者乎？甚矣，骄吝之不可也。盖有才者，必当居之以徳，徳极其盛，则才自极其全。故圣如帝舜，而舎己从人；功如大禹，而闻言则拜。满招损，谦受益，诚圣贤居心之要道也。」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此一章书是明纯心之学也。孔子曰：「吾人为学，原以明善诚身，求其在我而已。利禄之来，奚暇外慕？虽学成名立，亦有用世之时。然一心以为学，又一心以求禄，则持志不专，必其见道不切也。」有人于此，从事于学，至于三年之久，而不志于谷禄，则是正谊而不谋利，明道而不计功，操守坚定，工夫纯笃。凡荣辱得失之故，毫无足以动其中。使非专心为学，何以歴久不迁？如此，此其人岂易得哉？可见儒者惟在纯修，国家务求实学，下无干名求利之人，则上有举贤任才之庆。圣人之言，其维持世教不浅矣。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此一章书是孔子教人立身处世之道也。孔子曰：「君子立身处世，必学问操守兼造其极，方为全徳，未可苟也。」凡人志向不专，不能为学，故信之必湏诚笃。然见理不明，所信者或不得其正，反足为累。又湏格物致知，穷理尽性，以求其是非之真，尽其精微之奥，则讲究明而辨别审，所信者一出于正，而为有学之人矣。凡人持守不定，不能入道，故守之必湏坚固然胶执不化，所守者或不得其当，死亦徒然。又湏事必由理，行必合冝，不徇匹夫之小信，而乖中庸之大道，则植纲常而扶伦纪，所守者允得其当，而为有守之人矣。有学有守，则知之明而行之决，出处去就，焉往而不善哉？故其于危邦也，则避
译孔子说：“百姓可以让他们遵循道理去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
这一章书是孔子向在上位者展示规范百姓的方法。孔子说：“圣人在上位，他们的智慧先于众人知晓，他们的觉悟先于众人觉醒，难道不想让家家户户都明白，用这个道理来唤醒百姓吗？”然而如果一定要让每个人都觉醒，情势上有所不能，所以只能让他们遵循理之当然，而不能让他们知道理之所以然。所谓当然，比如父亲应当慈爱，儿子应当孝顺之类，都是百姓生来就有的本性，日常使用就是寻常之事，即使最愚笨的人都可以遵循道理、遵循道路，顺从遵循而没有困难，所以可以让他们遵循。至于其所以然的缘故，都出于天命的自然，人性的固有，其道理精微奥妙，自然不是中等以上的人不容易听闻，何况愚昧的百姓如何能普遍晓喻？所以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即使知道了，道理也不脱离实行，习惯于遵循的事情久了，自然会有领悟的机会。如果一定要让他们知道，那么努力实行的心反而抵不过求知的心。只有让他们遵循而听任他们自己知道，那么知道的人不会失之于过度，不知道的人也不会失之于不及。关键在于顺应百姓来治理百姓，不必强迫百姓来顺从自己。这是圣人率领天下走中庸之道，而没有探求隐僻、行为怪诞的弊病。对于负有教化百姓责任的人，能不在这中间仔细审视吗？
孔子说：“喜好勇武而痛恨贫穷，这是祸乱；人如果不仁，对他痛恨得太厉害，这也是祸乱。”
这一章书，是孔子向人们展示消除祸乱的方法。孔子说：“天下刚勇的人，依仗血气之强盛，而又痛恨厌恶贫穷，不肯安守义命，那么有勇无义，正好成为祸乱的资本。这类人，本来就是天下的首恶了。至于不仁的人，本心已经丧失，当他的罪恶还没有显露时，还可以容忍，并用善来感化他。如果他的罪恶积满，就应当摒弃，并用威严来惩罚他。如果不这样而只是痛恨厌恶太过，使他无处容身，那么事势穷困逼迫，他将用不肖的心，肆行不仁的毒害，没有不激而生乱的。这是厌恶不仁的人，本来是好恶的正道，只是处理得过于不当，反而足以导致变故。那么君子对待小人，怎么可以轻易发作而不妥善处置呢？”所以古代的圣王，在自身保持治理，在祸乱未萌发时安定制度，使有才能的人发挥效用，奸邪的人回心转意，那么驾驭的方法就得到了。
孔子说：“如果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如果骄傲而且吝啬，其余的就不足观看了。”这一章书，是孔子告诫人们不要依仗才能的意思。孔子说：“凡人不可以没有才能，尤其不可以不善居其才。自古以来才能技艺美好的，没有比得上周公的。周公之所以被天下看重，是因为他公正谦逊、德行宏大，握发吐哺，有才能而不自恃，所以可贵啊。如果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却骄傲而夸耀于人，所没有的不肯谦卑以自我修养；吝啬而挟持自己所有的，不肯善于与他人共享，那么就没有他的德量，而根本失掉了。纵使多才多艺，只是他的残余罢了，哪里值得观看呢？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而一旦涉及骄傲吝啬，尚且不足观看，何况没有周公那样才能的人呢？骄傲吝啬的不可取真是严重啊。大概有才能的人，必定应当用德行来居处，德行极其盛大，那么才能自然极其完备。所以圣如帝舜，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功如大禹，听到善言就拜谢。满招损，谦受益，确实是圣贤居心的要道。”
孔子说：“学习三年，不志于求取俸禄，是不容易得到的。”
这一章书是阐明纯心的学问。孔子说：“我们为人求学，原本是为了明善诚身，求取在我自身的罢了。利禄的到来，哪里有空闲去外在羡慕？即使学成名立，也有用世的时候。然而一心以为学，又一心以求禄，那么持志不专，必定是他见道不深切。”有人在这里，从事于学，到了三年之久，而不志于俸禄，这就是正谊而不谋利，明道而不计功，操守坚定，工夫纯笃。凡是荣辱得失的缘故，毫无足以动摇他的内心。如果不是专心为学，怎么能历经长久而不改变？像这样，这样的人难道容易得到吗？可见儒者只在于纯修，国家务求实学，下面没有干名求利的人，那么上面就有举贤任才的喜庆。圣人的话，其维持世教的作用不浅啊。
孔子说：“坚定信守，喜好学习，至死坚守善道。危险的国家不进入，动乱的国家不居住。天下有道就显现，无道就隐退。国家有道，贫穷且卑贱，是耻辱；国家无道，富有且显贵，是耻辱。”
这一章书是孔子教导人们立身处世的方法。孔子说：“君子立身处世，必定学问操守兼造其极，才为全德，不可以苟且。”凡人志向不专，不能为学，所以信守必须诚笃。然而见理不明，所信守的或许不得其正，反而足以成为累赘。又必须格物致知，穷理尽性，以求是非之真，尽其精微之奥，那么讲究明白而辨别审慎，所信守的一出于正，而为有学之人了。凡人持守不定，不能入道，所以守持必须坚固，然而胶执不化，所守持的或许不得其当，死守也是徒然。又必须事必由理，行必合宜，不徇匹夫的小信，而违背中庸的大道，那么植纲常而扶伦纪，所守持的允得其当，而为有守之人了。有学有守，那么知之明而行之决，出处去就，到哪里不善呢？所以他在危险的国家，就避
之而不入；于乱邦也，则去之而不居。去就如是其审也。当天下之有道也，正君明臣良之防，则出仕而尽展其蕴；当天下之无道也，正潜身养晦之时，则隐居而独善其身。出处如是其正也。使非有学有守，何以能咸宜如是？至若邦国有道，正君子向用之时也，乃避世絶俗，而困处贫贱之中，上之不足以致君尧舜，下之不足以泽被苍生，岂不可愧耻乎？邦国无道，正君子髙蹈之时也，乃希世取容，致身富贵之地，既取贪位之讥，复无待时之节，岂不可愧耻乎？惟其学守未能兼善，故其进退徒足贻羞甚矣。士之不可以无养也。盖学者湏见之明，守之定，用有可行，舎有可藏，然后平时则能尊主庇民，建功立业；有事则能砥砺名节，匡扶世运。若碌碌庸人，何足取哉？
译如果国家治理混乱，就离开它而不进入；如果国家处于乱世，就离开它而不居住。去留如此审慎。当天下政治清明时，君主贤明、臣子良善、法度严明，就出仕并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当天下政治黑暗时，正是潜藏自身、修养德行的时候，就隐居并独自完善自己的品德。出仕与隐居如此正当。如果不是有学问、有操守，怎么能如此适宜呢？至于如果国家政治清明，正是君子被任用的时候，却逃避世俗、断绝与社会的联系，困处在贫贱之中，对上不足以辅佐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对下不足以恩泽百姓，难道不可羞愧耻辱吗？如果国家政治黑暗，正是君子高洁避世的时候，却迎合世俗、取悦权贵，跻身于富贵之地，既招致贪恋权位的讥讽，又缺乏等待时机的节操，难道不可羞愧耻辱吗？正因为学问和操守未能兼顾完善，所以他们的进退只足以留下耻辱，太严重了。士人不可以没有修养。大凡做学问的人，需要有洞察事理的明辨力，坚守原则的坚定性，用时能够有所作为，不用时能够有所藏身，这样平时才能尊崇君主、庇护百姓，建功立业；遇到变故时才能磨砺名节，匡扶世道。如果是平庸无能的人，哪里值得称取呢？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此一章书，是孔子戒人侵越职分之意。孔子曰：「凡人有是职位，始有是谋为。如处公卿大夫之位，则当谋公卿大夫之政。其谋为者，正以尽其分内之责，而非有所加于位之外也。若无官守之责，而为有位之谋，则为越分；非职掌所及，而为他位之谋，则为侵职。故凡不在其位，则当介然自守。虽才识过人，智畧有余，而不敢预议者，所以逺出位之嫌，而尽自处之道也。」盖君子素位而行，循分自尽，分内事不敢推诿，分外事不敢妄营，故无越职之谋者，乃无旷官之失。孔子戒之之意，深哉！
子曰：「师挚之始，闗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此一章书，是孔子有志王化而追念正乐之时也。孔子曰：「昔吾自卫反鲁，既曾正乐，适当师挚在官之始，又能审音。其时乐之残缺者已为之补，失次者已为之序。无论其始作从之之时，固能恊律和声，无不羙盛。即至《闗雎》之乱，而为乐之卒章，一皆清浊相济，髙下相宜，洋洋盈耳，可想见夫王化之隆，鲁乐之正。惜乎今不得而闻也。盖正乐有孔子之圣，掌乐有师挚之贤，故一时声音羙备如此。且《闗雎》为王化之始，当日化行江汉，泽及士女，实由文王后妃盛徳所▯。孔子缅怀盛治，寤寐圣主闻韶之叹，思挚之心，有同情也夫。」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此一章书，是欲人不失其本然之眞也。孔子曰：「天之生物，气质不齐。中才以上之人，有徳而无病。若中才以下，虽有是病，不掩是徳。如好髙者多直率，无知者多谨厚，无能者多信实，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若赋性疎狂之人，宜乎行事直率，不为邪曲，今郤借公行私，而又存心不直，是以罔济妄矣。赋性昏昧之人，宜乎厚重简黙，不作聪明，今郤轻举妄动，而又存心不愿，是藏诡于愚矣。赋性愚拙之人，宜乎眞诚无妄，不为欺诳，今郤二三其徳，而又存心不信，是隐诈于拙矣。此等之人，出于常理之外，眞难识其本体，吾不知之矣。盖狂、侗、悾悾，是气禀之偏；直、愿、信，是本体之眞。本心未漓，犹可以陶镕教化，而返其固有之良；本心既失，则习染锢蔽，而不可以化诲之矣。故孔子絶之。然天地无弃物，圣人无弃人，使其知为圣人所絶而改焉，则不屑之教诲，是亦教诲之也。」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此一章书，是勉人进学之词。孔子曰：「人之为学，将以求进乎道也。然使无勤敏之功，则其心徒劳而无益；使无警省之心，则其功终怠而不前。」所以若子之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践其实，孜孜焉惟日不足，常如有所追而不及者。然其用功之勤如此，然其心犹悚然不敢自怠也。当日进之时，常懐日退之惧，惟恐失其所学，而果有所不及也。其操心之危，又如此。盖学贵日新，无中立之境，不日进者，则必日退。如商宗之逊志时敏，周成之日就月将，乃为人主好学之芳规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此一章书是赞舜禹心境之大也。孔子曰：「凡人平时难窥其器量，临境易见其▯懐。盖本自然，非由强勉。巍巍乎崇髙，富贵不入其心者，其惟舜禹乎？舜禹皆以匹夫受禅天下，原非素有。然一旦尊为天子，而温恭允塞，不伐不矜，与未有天下之时毫无损益。舜禹心体超然，不为物役，又何有天下入其意中哉？盖圣人气象，度越千古，洵乎其不可及也。」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此一章书，是极赞帝尧君徳之大也。孔子曰：吾尝论列帝王，求其度量超越、徳业兼隆者，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髙大而无不覆冐者，莫如天。唯尧之徳，格于上下，与准则之。荡荡乎，广逺无涯，形迹俱冺，当时康衢之歌，帝力何有？民亦涵泳其中，莫得指而名焉。与天之不可言语形容，无以异。其大而难名者，若此。然以观其治功之成就，则平成恊和，巍
译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谋划那个职位的政务。
这一章书，是孔子告诫人们不要侵越职分的意思。孔子说：“凡是人有了这个职位，才开始有相应的谋划作为。如果处在公卿大夫的职位上，就应当谋划公卿大夫的政务。那些谋划作为，正是为了尽到分内的责任，而不是在职位之外有所增加。如果没有官守的责任，却去谋划有位者的政务，就是越分；不是职掌所及，却去谋划其他职位的政务，就是侵职。所以凡是处在不在其位的情况，就应当坚定地自我约束。即使才识过人，智谋有余，也不敢参与议论，这是为了远离越位的嫌疑，而尽到自我处世的道理。”大概君子安于自己的职位而行事，遵循本分尽力，分内的事不敢推诿，分外的事不敢妄图经营，所以没有越职的谋划，也就没有失职的过失。孔子告诫的意思，真是深远啊！
孔子说：“师挚开始演奏，《关雎》作为终曲，那音乐盛大充盈，充满耳际啊！”
这一章书，是孔子有志于王道教化而追念正乐时代的意思。孔子说：“从前我从卫国返回鲁国，曾经整理音乐，正好赶上师挚在任的初期，他又能审察音律。那时音乐残缺的已经补全，次序错乱的已经理顺。无论开始演奏的时候，本来就能协调律吕和声，无不美好盛大。即使到了《关雎》作为终曲，作为音乐的结尾，也都清浊相济，高低适宜，盛大充盈，充满耳际，可以想见王道教化的兴盛，鲁国音乐的纯正。可惜现在听不到了。大概整理音乐有孔子的圣明，掌管音乐有师挚的贤能，所以一时声音美好完备如此。况且《关雎》是王道教化的开端，当时教化流行于江汉，恩泽遍及士女，实在是由于文王后妃盛德的缘故。孔子缅怀盛世的治理，醒着睡着都感叹圣主聆听韶乐，思念师挚的心，是有同情的。”
孔子说：“狂妄而不直率，愚昧而不谨慎，无能而不诚信，这种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一章书，是希望人不失去本然的真实。孔子说：“上天化生万物，气质不齐。中等才能以上的人，有德行而没有毛病。如果是中等才能以下的人，虽然有毛病，也不掩盖德行。比如好高的人多直率，无知的人多谨厚，无能的人多信实，这是常理，不足为怪。如果天性疏狂的人，本该行事直率，不做邪曲之事，现在却借公行私，而且存心不直，这是以狂妄来掩饰妄为。天性昏昧的人，本该厚重沉默，不装聪明，现在却轻举妄动，而且存心不谨慎，这是以愚昧来隐藏诡诈。天性愚拙的人，本该真诚无妄，不做欺诳之事，现在却三心二意，而且存心不诚信，这是以愚拙来隐藏欺诈。这类人，超出常理之外，真的难以认识他们的本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概狂、侗、悾悾，是气禀的偏颇；直、愿、信，是本体的真实。本心未失，还可以陶冶教化，而返回固有的良善；本心既失，则习染锢蔽，就不能用教化来改变了。所以孔子断绝了他们。然而天地没有抛弃的东西，圣人没有抛弃的人，如果让他们知道被圣人所断绝而改正，那么不屑于教诲，这也是一种教诲。”
孔子说：学习好像追赶什么，只怕赶不上；又好像怕失去什么。
这一章书，是勉励人们进学的言辞。孔子说：“人做学问，是为了追求道。但是如果没有勤勉敏捷的努力，那么心思徒劳而无益；如果没有警觉反省的心，那么功夫最终懈怠而不能前进。”所以像孔子做学问那样，穷究事理以增进知识，反省自身以实践实理，孜孜不倦，总觉得时间不够，常常像有所追赶而赶不上的样子。然而他用功如此勤勉，但心里仍然惊恐不敢自怠。在进步的时候，常怀着退步的恐惧，只怕失去所学，而果然有所赶不上的地方。他操心的危惧，又如此。大概学问贵在日新，没有中间停滞的境界，不每天进步，就必然每天退步。像商汤那样谦逊志向时时敏捷，周成王那样日有所就月有所将，才是君主好学的典范。
孔子说：“崇高啊，舜和禹拥有天下，却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有。”
这一章书是赞美舜禹心境广大的意思。孔子说：“凡人平时难以窥见其器量，面临境遇容易看出其胸怀。这是本然如此，不是勉强做到的。崇高啊，富贵不入其心的，只有舜和禹吧？舜和禹都以平民身份接受禅让拥有天下，原本不是素有的。然而一旦尊为天子，温和恭敬，充实内心，不夸耀不矜持，与没有天下时毫无增减。舜禹心体超然，不被外物役使，又怎么把拥有天下放在心上呢？大概圣人的气象，超越千古，确实不可及啊。”
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崇高啊，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浩荡啊，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崇高啊，他的成功；光辉啊，他的礼乐制度。这一章书，是极力赞美帝尧君德伟大的意思。孔子说：我曾经论列帝王，寻求度量超越、德行功业都隆盛的人，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崇高啊，高大而无不覆盖的，没有比天更大的。只有尧的德行，感通上下，与天准则一致。浩荡啊，广远无涯，形迹都泯灭，当时康衢之歌，帝力何有？百姓也涵泳其中，无法指出来命名。与天不可言语形容，没有不同。他伟大而难以命名的，就是这样。然而看他的治功成就，则和平协调，
巍乎，功业之隆盛，莫得而尚也。又观其治功之显烁，则格被昭垂，焕乎，文章之光显，莫得而掩也。其大而可见者，又若此。大哉帝尧，洵千古夐絶者矣！后世人主，舎尧，其奚法哉？
译多么宏大啊，那功业的隆盛，没有谁能超越。再看他治理天下的功绩如此显耀，则其德行昭示并垂范后世，多么光辉啊，那文章的光显，没有谁能掩盖。那些宏大而可见的成就，又是如此。伟大啊帝尧，确实是千古以来绝无仅有的！后世的君主，如果不效法尧，还能效法谁呢？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徳，其可谓至徳也已矣。”
此一章书，是赞羙周才比隆唐虞，因思至徳以推原所自也。记者曰：自古治天下者，莫盛于虞舜。当时圣哲之臣，有禹、稷、契、臯陶、伯益，各尽厥职，以成四方风动之休。继夏商而王者，莫盛于我周武王。武王尝曰：「予有拨乱之臣十人，外则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顚、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内则贤妃邑姜，夹辅赞防，以臻四海永清之化。」虞周得人之盛，如此。孔子因而叹曰：「古云人才之生，最为难得，岂不信然？惟在唐虞交防之际，故贤哲挺生。过此以往，独周为盛。然其间尚有妇人焉，奔走御侮，不过九人而已。」我因是有感于文王也。以天下之大势言之，三分已有其二，文王乃确守臣节，以服事殷，初不以盛衰强弱二其心，非盛徳之极，能如是乎？可见周之嫓羙唐虞者，实以徳而不止于才也。夫人才不择地而生，亦不择时而生，帝师王佐，何代无之？顾上之人所以鼓舞任用之何如尔？亦何至有无才之叹哉？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羙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此一章书，是极赞大禹，以见王道之纯也。孔子曰：「自古治天下者，事无巨细，各有当然之则。况承帝之终，开王之始，最易有间可乘。吾观禹无间然矣。禹之时，九州作贡，所不足者，非玉食也，乃郤珍羞而甘淡薄。至于奉祀鬼神，则牺牲粢盛，极其丰洁，玉帛万方所不足者，非文绣也，乃舎华靡而敦朴素。至于临朝承祭，则服物采章，务求尽制。四海为家，所不足者，非宫室也，乃安卑隘而戒崇隆。至于田间水道，则胼胝经营，力为御备。此皆俭所当俭，丰所当丰，适合天则，无可訾议。禹吾无间然矣。」书称「克勤克俭」，惟俭而后能勤，洵足为万世人君法也。
日讲四书解义巻六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卷七
论语【上之四】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此一章书，是记圣教之所谨也。记者曰：夫子教人，有常言者，诗书执礼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乱神是也。若言之时，甚少，谓之罕言。一曰利，利是人情所欲，然与义相背，学者若有计功谋利之心，则害义甚矣，故罕言之，欲人知所戒也。一曰命，命兼理气，其故甚微而难测，若专以命言，则将怠弃人事，而生怨尤之心，故罕言之，欲人知自脩也。一曰仁，仁包四德，其道甚大而难尽，若强以示人，则学者有躐等之心，故罕言之，欲人渐次以进也。于此见圣人教人至意，有在言语之外者，学者宜深体之。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
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此一章书，是圣人贵约不贵博之意。达巷党人称赞孔子曰：「凡人才识，常患狭小，唯有孔子，大哉其不可量乎？大而道德性命之奥，细而礼乐名物之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云博矣。惜乎泛兼众艺，不能以一艺名之也。」夫孔子之大，在道全德备，不在博学多能。党人虽称赞圣人，而非能深知圣人者。孔子恐门弟子误听其言，将以务博为事，故进门弟子而谓之曰：「党人言我无所成名，以我不能专守一艺耳。我将何所执乎？夫六艺之中，随执一艺，皆足成名。有所谓御与射者，我将执御乎？亦执射乎？就二者较之，御为易执，将执御以成名矣。」可见随在是道，不必泛求学，圣人者可以悟矣。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此一章书是圣人维礼之意。孔子曰：「凡事无害于义者，或可随俗；有害于义者，不可苟从。」即如冕之制，绩麻成布而缁之以为冕者，古礼也。今也以其细宻难成，改用为丝，较为省俭。
译舜有五位贤臣，天下便治理好了。周武王说：“我有十位治理国家的贤臣。”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正是这样吗？唐尧虞舜的时代，人才最为兴盛。但其中有一位是妇女，实际上只有九位男子罢了。周文王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仍然以臣子的礼节侍奉殷商。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的德行了。”
这一章书，是赞美周朝的人才兴盛程度堪比唐尧虞舜，并由此思考至高的德行来推究其根源。记录者说：自古治理天下的人，没有比虞舜更兴盛的了。当时圣哲般的臣子，有禹、稷、契、皋陶、伯益，各自竭尽职责，成就了四方风动的美好局面。继承夏商而称王的，没有比周武王更兴盛的了。武王曾说：“我有十位拨乱反正的贤臣，外朝有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内朝有贤妃邑姜，他们夹辅赞襄，达到了四海永远清明的教化。”虞舜和周朝得到人才的兴盛，就是如此。孔子因而感叹说：“古人说人才的产生，最为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只有在唐尧虞舜交替之际，所以贤哲杰出地诞生。过了这个时期，只有周朝最为兴盛。然而其中还有一位妇女，奔走侍奉，实际上不过九位罢了。”我因此对文王有所感悟。以天下的大势来说，三分已有其二，文王却坚定地恪守臣子的节操，来侍奉殷商，起初并不因为盛衰强弱而改变心意，如果不是德行的极致，能这样吗？可见周朝媲美唐尧虞舜的，实在是因为德行而不止于人才。人才不选择地方而产生，也不选择时代而产生，帝王的老师、王室的辅佐，哪个朝代没有呢？只是看上面的人如何鼓舞任用他们罢了？又何至于感叹没有人才呢？
孔子说：“对于禹，我没有可挑剔的地方。饮食粗劣却对鬼神尽到孝敬，衣服破旧却对祭服尽到华美，宫室低矮却对沟渠尽力修治。对于禹，我没有可挑剔的地方。”这一章书，是极力赞美大禹，以显示王道之纯正。孔子说：“自古治理天下的人，事情无论巨细，各有应当遵循的准则。何况承接帝王的终结，开启王道的开始，最容易有可乘之隙。我观察禹没有可挑剔的地方。禹的时代，九州进贡，所不足的，不是美食，而是拒绝珍馐而甘于淡薄。至于供奉鬼神，则牺牲祭品极其丰盛洁净，玉帛万方所不足的，不是文绣，而是舍弃华丽而崇尚朴素。至于临朝承祭，则服饰采章，务必合乎制度。四海为家，所不足的，不是宫室，而是安于低矮狭隘而警戒崇高宏大。至于田间水道，则磨破手脚经营，尽力防备。这些都是该节俭的地方节俭，该丰盛的地方丰盛，符合天理，无可指责。对于禹，我没有可挑剔的地方。”《尚书》称颂“能够勤劳能够节俭”，只有节俭然后才能勤劳，确实足以作为万世君王的法则。
日讲四书解义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卷七
论语【上之四】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这一章书，是记载圣人教诲中谨慎对待的内容。记录者说：夫子教导人，有经常说的，如《诗》《书》和执礼；有不说的，如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如果很少说，称为罕言。一是利，利是人情所想要的，但与义相违背，学者如果有计较功利谋求利益的心，那么对义的损害就很大了，所以很少说，想要人们知道警戒。二是命，命兼有理和气，其缘故非常微妙而难以测度，如果专门用命来说，那么就会怠弃人事，而产生怨恨之心，所以很少说，想要人们知道自我修养。三是仁，仁包含四种德行，其道非常广大而难以穷尽，如果强行展示给人看，那么学者就有超越等级的心，所以很少说，想要人们逐渐进步。从这里可以看到圣人教导人的至深用意，有在言语之外的，学者应当深切体会。
达巷党的人说：“伟大啊，孔子！博学而没有在一方面成名。”孔子听到后，对门弟子说：“我该专执哪一门呢？专执驾车呢？专执射箭呢？我专执驾车吧。”
这一章书，是圣人崇尚简约而不崇尚广博的意思。达巷党的人称赞孔子说：“凡人的才识，常患狭小，只有孔子，伟大得不可估量啊！大到道德性命的奥妙，小到礼乐名物的细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以说博学了。可惜泛兼众艺，不能用一艺来命名他。”孔子的伟大，在于道全德备，不在于博学多能。党人虽然称赞圣人，但并不是能深知圣人的人。孔子恐怕门弟子误听其言，将把务求广博当作事情，所以进门弟子对他们说：“党人说我无所成名，是因为我不能专守一艺。我将专执什么呢？六艺之中，随执一艺，都足以成名。有所谓驾车和射箭的，我将专执驾车吗？还是专执射箭呢？比较这两者，驾车更容易专执，我将专执驾车来成名了。”可见随处都是道，不必泛求学，圣人就可以悟得了。
孔子说：“用麻布做礼帽，是礼的规定。现在用丝做，节俭，我跟随众人。在堂下拜，是礼的规定。现在在堂上拜，傲慢。虽然违背众人，我遵循在堂下拜。”
这一章书是圣人维护礼的意思。孔子说：“凡事无害于义的，或许可以随俗；有害于义的，不可以苟且跟随。”就像礼帽的制度，绩麻成布而染黑做成礼帽，是古礼。现在因为细密难成，改用丝，较为省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