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日讲四书解义十四

日讲四书解义卷十

儒藏 · 四书 · 已译 · 第 216–237 段

旧，分命而不尸其功，夫何所作为哉？不过垂衣拱手，端居南面，穆穆然着其敬徳之容而已。盖舜之德盛，故其化神。然其所以能然者，以其绍尧得人也。可见为人君者，必有法祖之心，而后可以遵先生之法；必有求贤之劳，而后可以享任人之逸。试取所谓『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防』与所谓『恭已无为』云者，合而观之，而后知古帝之以君道立人极者，诚度越乎千古也。」

译从前，（君主）分别任命官员而不独占功劳，那还有什么作为呢？不过是垂衣拱手，端正地坐在南面，庄重地表现出恭敬有德的仪容罢了。因为舜的德行盛大，所以他的教化神奇。然而他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继承尧帝并得到了贤才。可见做君主的，一定要有效法祖先的心意，然后才能遵循前代圣王的法则；一定要有求取贤才的辛劳，然后才能享受任用人才的安逸。试着将所谓“兢兢业业，一天之中多次警惕防范”与所谓“恭敬自身而无为而治”这些话，合并起来观察，然后才知道古代帝王以君道确立人间准则的人，确实超越千古啊。」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此一章书，见立诚为制行之本也。子张问：“人必如何，然后在在皆可通行而无碍乎？”孔子曰：“人唯至诚，乃能感物。诚使所言者皆发扵▯符扵事，而忠信焉；所行者皆无浮薄、无放肆，而笃敬焉。则虽蛮貊之邦，素不相知者，一诚之孚，无所不格，亦可以行之而无碍矣。若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则虚伪轻薄之人也，虽州里之近，其可以行乎哉？”然此忠信笃敬，非他，乃吾心之诚也。吾心之诚，本有烱然不容自欺，昭然不可自昧者。必也时时刻刻警觉提撕，如立在此处，则见此忠信笃敬参于吾之前；或在车上，则见此忠信笃敬倚扵车之衡盖。惟其存之也密，故心目之间，如或见之。若此则诚积于心，发扵言行之际，以之动天地，格鬼神，无所不可，又何不行之有哉？子张闻孔子之言，即书于大带之上，盖欲时时接扵目而省于心也。其佩教诚切矣。夫制行以存诚为要，而存诚以省察为先。念虑之间，乃言行之本。省察其念虑之微，以达扵言行之际，则真意感孚，表里通贯，虽豚鱼可格，而况扵人乎？故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懐之。」

此一章书，是孔子賛衞大夫以风有位也。史鱼、蘧伯玉皆衞大夫。孔子曰：「直哉史鱼之为人也。」盖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时异势殊，防不能不委曲以随俗者。惟史鱼当邦家有道之时，危言危行，如矢之直；即当邦家无道之时，亦危言危行，如矢之直。是乃忠鲠性成，有死无二者也，岂不可为直乎君子哉？「蘧伯玉之为人也。」盖人德有未成，则其出处进退之际，必有不能尽当于理者。惟蘧伯玉则当邦家有道，正君子道长之时也，彼则出而仕焉，以行其志；当邦家无道，是君子道消之时也，彼即卷而懐之，以善其身。卷舒行藏，因时合理，岂不可为君子乎？夫人品不同，故臣节有此二者。为国家者，上之当求出处合义之人，其次则骨鲠直行之士，亦不可少也。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一章书，见言语当因人而发也。孔子曰：「人之品诣，不防尽同，而我之语黙，贵当其可。有如其人，造诣精深，事理通达，是可与言之人也。而我乃不与之言，则是无知人之眀，岂非失人乎？若其人昏愚无识，或造诣未到，是不可与言之人也。而我乃强与之言，则是轻扵发言，岂非失言乎？」惟智者穷理知人，权衡素定，故可与言则言，不至失人；不可与言则不言，亦不至失言也。夫言者，君子所赖以开导乎人者也，必以诚而防动，亦必以眀而能审。眀以审之，则发皆中节；诚以动之，则闻者格心。即至扵臣子之感悟君父，亦莫不由乎此，故不可不谨也。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此一章书，是言仁为固有之良，不可以生死利害而变也。孔子曰：「好生恶死，人之常情。然事有适遭其变者，贪生畏死，则失其本心之安。故有志之士与夫成德之人，当义理与躯命不可两全之际，断不肯偷生茍免，以害吾之仁，宁可致命遂志，以成吾之仁。」盖仁为人立命之根，全之则虽死犹生，失之则虽生犹死也。然求仁必先扵去欲，无欲则身命犹可舎，而况于富贵功名之末乎？彼盖自求其心之安，故利有所不计，而患有所不避也。国家欲得临大节而不可夺之人，必扵淡泊宁静之中求之。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此一章书，是言为仁在扵亲师取友也。子贡问为仁之道，当如何？孔子曰：为仁固是一己之事，亦必有所资助而后成。譬如百工技艺之人，将

译子张问怎样处世行事。孔子说：“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到了蛮貊那样的边远之地，也能行得通。言语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恭敬，即使是在同乡邻里之间，能行得通吗？”站立时，就看见“忠信笃敬”这几个字显现在面前；坐在车中，就看见这几个字倚靠在车前的横木上。这样之后，才能行得通。子张把这些话写在大带子上。

这一章书，表明确立诚心是规范行为的根本。子张问：“人必须怎样，才能在任何地方都通行无阻呢？”孔子说：“人只有至诚，才能感动万物。假如所说的话都发自内心、符合事实，从而做到忠诚守信；所做的事都没有浮薄、没有放肆，从而做到笃实恭敬。那么即使到了蛮貊那样的地方，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一旦受到诚意的感化，没有不能感通的，也可以通行无阻了。如果言语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恭敬，那就是虚伪轻薄的人，即使是在同乡邻里这样近的地方，难道能行得通吗？”然而这忠信笃敬，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内心的真诚。我们内心的真诚，本来就有光明磊落、不容自欺，明显昭著、不可自欺的特性。必须时时刻刻警觉提撕，比如站立在这里，就看见这忠信笃敬显现在面前；或者在车上，就看见这忠信笃敬倚靠在车前的横木上。正因为存养得严密，所以心目之间，好像真的看见了一样。像这样，诚意积累在心中，在言行之际表现出来，用它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又怎么会行不通呢？子张听了孔子的话，就把它写在大带子上，大概是想要时时映入眼帘、反省内心。他接受教诲确实恳切。规范行为以存养诚心为关键，而存养诚心以省察为先。念头思虑之间，是言行的根本。省察念头思虑的细微之处，以达到言行之际，那么真诚的意思就能感通信服，表里贯通，即使是猪鱼这样微贱的生物都能感通，何况是人呢？所以说：“至诚而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过；不真诚却能够感动人的，也没有过。”因此君子以真诚为可贵。

孔子说：“史鱼真是直啊！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政治黑暗时，他也像箭一样直。蘧伯玉真是君子啊！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时，他就可以收敛才华而藏起来。”

这一章书，是孔子赞美卫国大夫以讽喻在位者。史鱼、蘧伯玉都是卫国大夫。孔子说：“史鱼为人真是直啊。”大概人本来有坚守正道，但时势不同，往往不能不委曲顺从世俗的。只有史鱼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直言直行，像箭一样直；即使在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也直言直行，像箭一样直。这是忠直刚正的本性已成，有死无二的，难道不可以称为直吗？“蘧伯玉为人真是君子啊。”大概人的德行如果没有成就，那么在出仕退隐的时候，一定有不完全合乎道理的地方。只有蘧伯玉在国家政治清明，君子之道兴盛的时候，他就出来做官，以实现他的志向；在国家政治黑暗，君子之道衰微的时候，他就收敛才华而藏起来，以保全自身。进退行藏，顺应时势而合乎道理，难道不可以称为君子吗？人的品格不同，所以臣子的节操有这两种。治理国家的人，在上位应当寻求出处合乎道义的人，其次那些骨鲠直行的人，也不可缺少。

孔子说：“可以跟他说话而不跟他说话，是错失人才；不可以跟他说话而跟他说话，是浪费言语。聪明的人，不错失人才，也不浪费言语。”

这一章书，表明言语应当根据对象而说。孔子说：“人的品格造诣，不尽相同，而我的说话沉默，贵在恰当。有那样的人，造诣精深，事理通达，是可以跟他说话的人。而我却不跟他说话，那就是没有识人的明智，岂不是错失人才吗？如果那个人昏庸愚昧，或者造诣未到，是不可以跟他说话的人。而我却勉强跟他说话，那就是轻率发言，岂不是浪费言语吗？”只有聪明的人穷究事理、了解他人，权衡早已确定，所以可以说话就说话，不至于错失人才；不可以说话就不说话，也不至于浪费言语。言语，是君子用来开导他人的依靠，必须用真诚来感动，也必须用明智来审慎。用明智来审慎，那么发出的言语都合乎节度；用真诚来感动，那么听的人就能感通内心。即使是臣子感悟君主父亲，也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所以不可不谨慎。

孔子说：“志士仁人，没有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的，只有牺牲生命来成全仁德的。”

这一章书，是说仁是固有的善性，不可以因为生死利害而改变。孔子说：“好生恶死，是人的常情。然而事情有恰好遭遇变故的时候，贪生怕死，就会失去本心的安宁。所以有志之士和成德之人，在义理与生命不能两全的时候，断不肯苟且偷生，以损害我的仁德，宁可献出生命以实现志向，来成全我的仁德。”大概仁是人立命的根本，保全了它，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失去了它，即使活着也如同死了。然而求仁必须先去除私欲，没有私欲，那么身命尚且可以舍弃，何况是富贵功名这些末节呢？他们大概是自求内心的安宁，所以利益有所不计，祸患有所不避。国家想要得到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人，必须在淡泊宁静之中寻求。

子贡问怎样实行仁德。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磨快他的工具。居住在这个国家，就要侍奉大夫中的贤者，结交士人中的仁者。”

这一章书，是说实行仁德在于亲近师长、结交朋友。子贡问实行仁德的方法，应当怎样？孔子说：实行仁德固然是一己之事，但也必须有辅助才能成功。譬如百工技艺之人，将

欲精善其所为之事，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是则百工亦有所资，况扵为仁者乎？是以君子居是邦也，扵大夫之贤者，则必执弟子之礼以事之，则此心有所严惮，而不敢放肆矣。于士之仁者，则必以交游之礼而友之，则此心有所观感，而不至怠惰矣。仁不扵是成乎？夫成仁之道，不独学者有资扵师友而已也。人主一日之间，亲贤士大夫之时多，相与讲磨道义，熏陶气质，则圣心日纯，圣徳日进矣。

译想要精善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必须先磨利所使用的工具。这是百工也有所凭借的道理，何况对于施行仁德的人呢？因此君子居住在这个国家，对于贤德的大夫，一定要以弟子的礼节来侍奉他们，这样内心就会有所敬畏，而不敢放纵妄为。对于仁德的士人，一定要以朋友交往的礼节来结交他们，这样内心就会有所观摩感化，而不至于懈怠懒惰。仁德不就是这样成就的吗？成就仁德的方法，不只是求学的人需要凭借老师和朋友罢了。君主一天之中，亲近贤士大夫的时间多，共同研讨切磋道义，熏陶涵养气质，那么圣明的心志就会日益纯正，圣明的德行就会日益增进。

顔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乗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逺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此一章书是论王道而归之慎独也。顔渊问为邦之道，孔子曰：「治道必斟酌尽善，然后无弊。故以正朔论之，则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三代不同也。然钦昊天所以授民时，建寅则扵民事为切，故必行夏之时焉。车辂之制不同，然辂宜质也。殷之木辂则质而得中，故必乗殷之辂焉。冠冕之制不同，然冕宜华也。周之冕旒则文而得中，故必服周之冕焉。乐之音容，代各不同，然乐以象德，有虞之德最盛大，韶之乐最隆，故乐必用韶舞焉。此皆礼乐法度斟酌尽善之道也。然而心术之间，尤不可以不谨。如郑国之声，则宜放弃之；邪佞之人，则宜逺絶之。盖郑国之声，淫声也，不放则荡人心矣；邪佞之人，倾侧危殆，不逺则覆人邦家矣。可见王道之要，归在扵谨独。必使主志清眀，君徳纯粹，不迩声色，不嬖邪佞，然后可以损益百王而立无弊之道。」孔子告顔渊之言，诚万世帝王之法也。

　　子曰人无逺虑必有近忧

此一章书言人当思患预防也。孔子曰：「天下之事变无常，事机无定，人不可安扵其近而忽乎其逺。如几席之间，目前之事，近也；四海之隔，万世之遥，逺也。然人虑不周扵四海，则患即伏扵几席之间；计不及扵万年，则祸即藏扵目前之地。何则？事虽未形，防则已动。见防而预为之谋，则永永无患。不然则忧至无日也。」古之帝王不下堂阶而周知天下，制治扵未乱，保邦扵未危，皆能为逺虑者也。然所以能为逺虑，必由扵见防之眀。欲其见防之眀，又必由扵穷理致知，清心寡欲，察乎天命去留之靡常，人心向背之难保。是以朝乾夕惕，战战兢兢，虽欲不思患预防而不可得也。圣人之言，垂戒逺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一章书，是孔子切望人之好徳也。孔子每以好徳望人，至此复叹曰：「今人于己之德，或始作而终辍；扵人之徳，或外慕而内疎。好之极其诚，而如好色者已矣乎？吾终不得见其人矣。」孔子言此，盖深有望扵天下，而反为絶望之辞，以儆之也。先儒有云：「惟其深喻，是以笃好。」故《大学》言诚意，欲其好善如好好色，而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茍能扵徳之在己者，防其当然而进脩不懈；扵德之在人者，察其本末而向慕无己。知之既深，则好之自笃。故世之好德者少，以知德者鲜也。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栁下恵之贤而不与立也。」此一章书，是孔子深责臧文仲之蔽贤也。臧文仲，鲁国执政之卿；栁下恵鲁国贤人，为士师者。孔子曰：「爵位以待贤才，乃朝廷之公噐，非一人所得私也。」故唐虞之臣，更相汲引，不为比周；成周之廷，互相推让，不为标榜。即至春秋时，齐▯叔荐管仲，郑子皮荐子产，度德量才，甘居人下，皆従国家起见，不私其身。若我鲁臧文仲，其盗窃爵位而隂据之者与？何也？君子居位，不但自求称职，又当与天下之贤才共襄国事。乃文仲眀知栁下恵是有德贤人，不肯举之，共立扵公朝，盖恐栁下恵进用，形己之短而夺其位也。揆诸以人事君之义，岂是如此？非窃位而何？盖孔子此言，所以深警后世人臣，当以荐贤为务，蔽贤为戒；而为人君者，亦宜如古之帝王，使进贤者蒙上赏，蔽贤者受显罚，则才俊充庭，而国家乂安矣。孔子賛公叔文子而讥臧文仲，诚以荐贤为国大臣之道当然。乃后世媢嫉者多，而休容者絶少，此治道之所以不古与？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扵人，则逺怨矣。」

此一章书是孔子言逺怨之道也。孔子曰：「世人怠扵自脩，而又畏人好脩，故其责己也常轻，其责人也常重。此所以致人之怨恶也。诚能扵己身之过痛自咎责，不肯轻恕扵他人之过，虽亦竭诚防正，郤不失之太苛。厚扵责己，则身无不脩之行；薄扵责人，则人有乐従之意。虽非有意逺怨，而人自然无怨矣。」古之成汤检身若不及，与人不求备。人主诚欲圣

译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采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乐和《舞》乐，摒弃郑国的音乐，疏远巧言令色的小人。郑国的音乐淫荡，巧言令色的小人危险。”

这一章论述的是王道，归结到慎独。颜渊问治理国家的大道，孔子说：“治国的方法必须斟酌得尽善尽美，然后才没有弊端。所以从正朔（历法）来说，夏朝建寅，商朝建丑，周朝建子，三代不同。然而敬重上天所授予百姓的农时，建寅对于民事最为切合，所以一定要采用夏朝的历法。车辂的制度不同，但车辂适宜质朴。殷朝的木辂质朴而合乎中道，所以一定要乘坐殷朝的车辂。冠冕的制度不同，但冠冕适宜华美。周朝的冕旒华美而合乎中道，所以一定要戴周朝的礼帽。音乐的音律仪容，各代不同，但音乐用来象征德行，有虞氏的德行最盛大，《韶》乐最隆重，所以音乐一定要用《韶》乐和《舞》乐。这些都是礼乐法度斟酌尽善尽美的方法。然而在心术方面，尤其不可以不谨慎。比如郑国的音乐，就应当摒弃；邪佞的小人，就应当疏远。因为郑国的音乐是淫荡之声，不摒弃就会使人心放荡；邪佞的小人倾侧危殆，不疏远就会颠覆国家。可见王道的关键，归结在谨独。一定要使君主意志清明，君德纯粹，不亲近声色，不宠幸邪佞，然后才可以损益百王之法而建立没有弊端的大道。”孔子告诉颜渊的话，确实是万世帝王的法则。

孔子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

这一章是说人应当思患预防。孔子说：“天下的事变化无常，事机没有定准，人不可以安于近处而忽视远处。比如几案席子之间、目前的事情，是近处；四海之隔、万世之遥，是远处。然而人如果考虑不周全于四海，那么祸患就潜伏在几案席子之间；计谋不及万年，那么灾祸就藏在目前之地。为什么呢？事情虽然还没有显现，但征兆已经发动。见到征兆而预先谋划，就永远没有祸患。不然的话，忧患到来的日子就不远了。”古代的帝王不下堂阶就能周知天下，在混乱之前治理好国家，在危险之前保全好邦国，都是因为能作长远考虑。然而之所以能作长远考虑，一定是因为能明察征兆。想要明察征兆，又一定要通过穷究事理、获得知识，清心寡欲，洞察天命去留的无常，人心向背的难保。因此早朝勤勉、傍晚警惕，战战兢兢，即使想不思患预防也不可能。圣人的话，垂示警戒深远啊。

孔子说：“算了吧！我没有见过爱好德行像爱好美色那样的人。”

这一章是孔子深切期望人们爱好德行。孔子常常以爱好德行来期望人们，到这里又叹息说：“现在的人对于自己的德行，有的开始做却最终停止；对于别人的德行，有的表面羡慕内心疏远。爱好德行极其真诚，像爱好美色那样的人，算了吧？我终究见不到这样的人了。”孔子说这话，大概是深切期望天下人，反而用绝望的话来警戒他们。先儒曾说：“正因为深刻领悟，所以笃实爱好。”所以《大学》讲诚意，希望人们爱好善行像爱好美色那样，而必须先做到格物致知。如果能在自己身上的德行，察觉其应当如此而进修不懈；在别人身上的德行，察知其本末而向往羡慕不已。了解得既深，那么爱好自然笃实。所以世上爱好德行的人少，是因为了解德行的人少啊。

孔子说：“臧文仲大概是窃取官位的人吧？知道柳下惠贤能却不让他与自己并立。”这一章是孔子深深责备臧文仲埋没贤才。臧文仲是鲁国执政的大夫；柳下惠是鲁国的贤人，担任士师。孔子说：“爵位是用来等待贤才的，是朝廷的公器，不是一个人所能私有的。”所以唐尧虞舜的臣子，互相汲引，不结党营私；成周的朝廷，互相推让，不标榜自夸。即使到了春秋时期，齐国的鲍叔牙推荐管仲，郑国的子皮推荐子产，衡量德行才能，甘愿居于人下，都是从国家出发，不私利自身。像我鲁国的臧文仲，大概是盗窃爵位而暗中占据吧？为什么呢？君子居位，不但要自己称职，还应当与天下的贤才共同辅佐国事。然而文仲明明知道柳下惠是有德的贤人，不肯举荐他，与自己并立于公朝，大概是害怕柳下惠进用，显露自己的短处而夺取自己的位置吧。衡量以人事奉君主的道义，难道是这样吗？不是窃取官位又是什么？孔子这话，是用来深深警戒后世臣子，应当以推荐贤才为务，以埋没贤才为戒；而作为君主的人，也应当像古代的帝王那样，使推荐贤才的人受到上赏，埋没贤才的人受到显罚，那么才俊充满朝廷，国家就安宁了。孔子赞扬公叔文子而讥讽臧文仲，确实是因为推荐贤才是国家大臣应当做的。然而后世嫉妒的人多，而宽容的人极少，这就是治道不如古代的原因吧？

孔子说：“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就能远离怨恨了。”

这一章是孔子说远离怨恨的方法。孔子说：“世人怠于自我修养，而又害怕别人爱好修养，所以他们责备自己常常轻，责备别人常常重。这就是招致别人怨恨的原因。如果能在自己的过错上痛加自责，不肯轻易宽恕别人的过错，虽然也竭诚规正，却不失之太苛刻。多责备自己，那么自身就没有不修养的行为；少责备别人，那么别人就有乐于顺从的意思。虽然不是有意远离怨恨，但别人自然没有怨恨了。”古代的成汤检点自身唯恐不及，对人不求全责备。君主如果真的想要圣

德日新，人情恱服，曷可不以此为法？

译德行日益更新，人心喜悦信服，怎么能不以此为法则呢？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此一章书，是孔子勉人慎思也。孔子曰：「天下凡事，皆有义理，必熟思之而其义始精，必审处之而其理始当。使扵临事之时，不防反覆裁度，心口相语曰：「扵义理当如之何？当如之何？」是不能熟思而审处之矣。此等人率意妄行，是非利害有所不顾，虽与之言，必不见信，吾且奈之何哉？是以古之君子，穷其理扵无事之先，察其防扵有事之际。《虞书》所谓「惟防惟康」，《商书》所谓「虑善以动，动惟厥时」者，此也。谋国者，其念之哉！

子曰：「羣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此一章书是言损友之为害也。孔子曰：「君子讲学以防友，取善以辅仁，然后道眀德立，有防过长善之功，无善柔便佞之患。」若与众人羣聚而居，至扵终日之久，口不道诗书，而惟以防谈谑浪为相亲，语不及道义，而惟以挟数任术为能事。如此则放僻邪侈之心滋长扵中，行险侥幸之机习熟扵外。欲求入德而免扵患害，岂不难矣哉？古之圣王处士扵庠序，而董以师儒之官，斥去憸邪，不使见恶行，故其教不肃而成，其学不劳而能，而无士习不端之患也。不然，子衿佻达，言伪行坚，日中扵士习而莫之救，风俗日漓，人才日壊，其所闗繋，宁浅鲜耶？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一章书，见成徳之人乃可以成天下之务也。孔子曰：「天下之务，有当然之理，有自然之势。茍识见不定，涵养不深，未能期扵尽善也。」所以君子事，无论大小，惟要诸义以为质。干一人而具天下之谋，一日而存百世之虑。其择善定见为何如者，而正非径情而直行也。义之中自有不可紊之节文焉，礼以行之；又未可自是而轻物也。义之中自有不可少之谦让焉，孙以出之；且未可矫扵始而怠扵终也。义之中自有真实而坚忍之志焉，信以成之。夫既义以为质，原未尝有轻扵圗功之心；而又众羙兼备，并非徒存好义之名。以此处事，何事不宜；以此济人，何人不赖？非成德之君子，乌防如此哉！有经世宰物之责者，当以是为法矣。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此一章书，见君子为己之学也。孔子曰：「今之学者，每以人不己知为病；君子则不然，其所病者，惟是道徳无所成，才噐无所取，庸碌无能，斯为切身之患耳。至扵人不己知，扵己何与，扵人何尤？君子不以为病也。盖自脩之道，原贵实不贵名。有能而求知扵人，其心术已壊；况无能而求人之知，其为虚伪，可胜道哉！」君子反求诸己，唯务闇脩，而诚中形外，则终有不可掩者。故学问以求实为要。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此一章书是孔子以名为教也。孔子曰：「君子为己之学，初非有意扵名也。然名者，实之賔，未有道眀德立而名誉不彰扵天下者。若自少至老，尽一生而不见称扵人，则其无为善之实可知。此君子之所疾也。君子非疾其无名也，乃疾其无致名之实耳。」盖三代而前，唯恐好名；三代而后，惟恐不好名。好名而后自脩，人之常情也。圣贤维世之意，帝王御世之权，岂外乎此哉？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此一章书，见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孔子曰：「人必有所用其心，而人品即扵此分焉。君子凡事皆反求诸己，如学问闇脩之功，惟求自慊扵心，即获上信。反之事必不由他途而进，盖兢兢然恐阙失在己，而未尝自寛也。若小人凡事妄求诸人，徳不加脩，而违道以干誉，情偶有拂，而任私以推怨，盖戚戚焉责偹扵人，而未尝自反也。夫求诸己，则可以成物；求诸人，适足以丧己。均一求也，而君子小人悬殊如此。衡品者，其不可以不致辨也与？」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羣而不党

此一章书是言君子持己处众之得宜也。孔子曰：「人之立品，尚严毅者，最不易得。然或自视太髙，责人太详，每至扵乖戾而不觉也。君子则但以礼法自持，惟恐一言一动之偶诡扵正，

译孔子说：“一个人遇到事情，如果不去反复思考‘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这样的人，我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一章是孔子勉励人们要慎重思考。孔子说：“天下的事情，都有一定的义理，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其义理才能精微；必须审慎处理，其道理才能恰当。假如在面临事情的时候，不反复衡量裁度，心里和嘴上互相询问说：‘按照义理应当怎么办？应当怎么办？’这是不能深思熟虑和审慎处理的表现。这类人往往随心所欲、胡乱行事，不顾及是非利害，即使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也一定不信，我还能拿他们怎么办呢？因此古代的君子，在没有事情发生之前就穷究其中的道理，在事情发生之际就考察其中的防备。《虞书》所说的‘只有防备才能安康’，《商书》所说的‘考虑周全然后行动，行动要把握时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些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应当牢记这一点啊！”

孔子说：“整天聚在一起，说话不涉及道义，喜欢卖弄小聪明，这样的人很难有所成就啊！”

这一章是讲损友带来的危害。孔子说：“君子通过讲学来结交朋友，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辅助自己的仁德，这样才能使道义彰明、德行确立，有增进长处、发扬善行的功效，没有阿谀奉承、巧言令色的祸患。”如果与众人聚居在一起，直到整天之久，口中不谈论诗书，只把闲聊戏谑当作亲近的方式；言语不涉及道义，只把玩弄权术当作能事。这样就会使放纵邪僻的念头在心中滋长，行险侥幸的习气在外表现熟练。想要追求进入道德境界而避免祸害，难道不难吗？古代的圣王把士人安置在学堂中，并委派师儒官员来管理，斥退奸邪之人，不让他们见到恶行，所以教化不用严厉就能成功，学习不用劳累就能掌握，没有士人习气不正的祸患。如果不这样，士人轻浮放荡，言不由衷而行为固执，士人的习气日益败坏而无人挽救，风俗日益淡薄，人才日益毁坏，其所关联的影响，难道是轻微的吗？

孔子说：“君子以义作为根本，用礼来实行它，用谦逊来表达它，用诚信来完成它。这才是君子啊！”

这一章表明，只有成就德行的人，才能成就天下的事务。孔子说：“天下的事务，有应当如此的道理，有自然形成的趋势。如果见识不坚定，修养不深厚，就不能期望达到尽善尽美。”所以君子做事，无论大小，都要以义作为根本。一个人就能具备治理天下的谋略，一天就能存有百世的忧虑。他选择善道、坚定见解的程度是怎样的呢？这绝不是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直接行动。义之中自有不可紊乱的节度，所以用礼来实行；又不可以自以为是而轻视他人。义之中自有不可缺少的谦让，所以用谦逊来表达；而且不可以开始时矫饰而结束时懈怠。义之中自有真实而坚忍的志向，所以用诚信来完成。既然以义作为根本，原本就没有轻视谋求功利的心理；而又兼备各种美德，并非徒然存有爱好义的名声。用这样的态度处理事情，什么事不适宜呢？用这样的态度帮助他人，谁不依赖呢？如果不是成就德行的君子，怎么能这样呢！那些负有经世济民责任的人，应当以此为法则。

孔子说：“君子只担心自己没有能力，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

这一章表明君子是为完善自己而学习。孔子说：“现在的学者，常常以别人不了解自己为忧虑；君子则不然，他所忧虑的，只是道德没有成就，才能没有可取之处，平庸无能，这才是切身的祸患。至于别人不了解自己，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君子不以此为忧。因为自我修养的道理，原本贵在实质而不贵在名声。有能力却向别人求取认可，其心术已经败坏；何况没有能力却求取别人的了解，其虚伪程度，更是说不尽的！”君子反求诸己，只致力于暗中的修养，内在的真诚自然会表现在外，最终会有无法掩盖的东西。所以学问以求得实学为关键。

孔子说：“君子担忧的是死后名声不被称颂。”

这一章是孔子以名声来教化世人。孔子说：“君子是为完善自己而学习，最初并不是有意追求名声。然而名声是实质的附属品，没有道义彰明、德行确立而名誉不显扬于天下的。如果从年轻到年老，度过一生而不被人称颂，那么他没有行善的实质就可以知道了。这是君子所担忧的。君子不是担忧没有名声，而是担忧没有获得名声的实质。”大概在夏商周三代以前，人们只怕喜好名声；三代以后，只怕不喜好名声。喜好名声而后自我修养，这是人之常情。圣贤维系世道的用意，帝王治理天下的权术，难道超出这个范围吗？

孔子说：“君子凡事反求诸己，小人凡事求诸于人。”

这一章表明君子和小人用心不同。孔子说：“人必定有所用心，而人品也就在此区分开来。君子凡事都反求诸己，比如在学问上暗下功夫，只求内心自足，即使获得上级的信任，做事也绝不通过其他途径进取，因为兢兢业业地害怕过失在自己身上，而从未自我宽慰。如果小人凡事都妄求于人，道德不加修养，却违背道义去求取名誉；感情偶尔不顺，就任由私心推卸怨恨，因为戚戚然地责备别人，而从未自我反省。反求诸己，就可以成就事物；求诸于人，恰恰足以丧失自己。同样是‘求’，而君子和小人悬殊如此。衡量人品的人，不可以不仔细辨别啊！”

孔子说：“君子庄重而不与人争执，合群而不结党营私。”

这一章是讲君子持身待众的得当之处。孔子说：“人的品格，崇尚严正刚毅的，最不容易得到。然而如果自视过高，责备别人过于详细，往往导致乖戾而不觉察。君子则只是以礼法自我约束，只害怕一言一行偶然偏离正道，

可谓矜矣，而未尝以气陵人，何争之有？人之度量，能休容者，最不易得。然或包荒是务，瞻徇为心，每至扵阿私而不觉也。君子则但以寛厚待人，惟期天下国家之共偕扵道，可谓羣矣，而未尝以情徇物，何党之有？盖矜易隣扵争，羣易流于党。唯君子性情学问交底扵至，所以各得其正而无弊，天下所以赖有君子也。」

译这可以说是孤高自许了，但从未用意气凌驾于人，哪里会有争执呢？人的度量，能够宽厚包容的，是最难获得的。然而有的人致力于包罗万象，以徇私情为心，往往到了偏袒私利而不自知。君子只是以宽厚待人，只期望天下国家共同走上正道，这可以说是合群了，但从未因私情而顺从外物，哪里会有结党营私呢？大概孤高容易接近争执，合群容易流于结党。只有君子性情学问达到极致，所以各自得其正道而没有弊端，天下之所以依赖君子，正是如此。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此一章书，见君子之听言审而取善▯也。孔子曰：「任天下事者，系乎人；议天下事者，存乎言。使人与言兼善，岂非君子之至愿哉？」而不能尽然也。其言虽有可采，而其人尚未可信。若以敷奏之工，即加以车服之庸，则天下之饰言以求进者多矣。君子则但取其言而已，不以言举人。其人虽无足録，而其言则确有可听。若以狂瞽之名，槩任其嘉言之伏，则天下之饰貌以求容者多矣。君子则姑置其人而已，不以人废言。总之，君子操用舎进退之权，全无私意，存乎其间。为天下得人，不妨详扵责实；为天下求言，不妨寛扵论过。所以师济在位，而蹇谔成风也与。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此一章书是示人以守约之学也。子贡问曰：「天下之理虽无穷，必择其要而后可守。有一言之微，为众理所不能外，而可以终身奉行者乎？」孔子曰：「理莫备扵一心，执要者亦在乎推心而已。欲求终身可行，其必恕之一言乎？」恕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己所不欲之事，即勿以施之扵人。不求人心之合，而祗求自心之安，此即所谓约而可守者，宁不可以终身行之乎？可见圣贤学问，先戒偏私；帝王功用，首重絜矩。诚以恕之一言而推行之，则大道为公之世也，岂仅勉赐而已哉？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此一章书，见圣人无私好恶也。孔子曰：「是非者，天下之公也；毁誉者，一人之私也。吾之扵人也，非不称人之恶，然人之恶如是，而吾之称之也，亦如是，未尝过其实也。扵谁而毁乎？非不扬人之善，然人之善如是，而吾之扬之也，亦如是，未尝浮于真也。于谁而誉乎？夫毁固不免扵刻薄，而誉或不失为忠厚。然即有所誉者，亦必有所试验，而非妄为夸许，务使当之者无愧，闻之者见信尔。誉且不敢轻易，又何况扵毁乎？凡此者，非吾之私心也，正以斯民也，既禀天理之公，又被先王教化之泽，是则公是非则公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吾焉防枉其是非之实，而容私意扵其间哉？盖天下有善恶，自不能无好恶，然好恶之过，反不足以为惩为劝。不若因物付物者，乃为大公至正也。以此而操赏罚之权，何古道之不可复哉？」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乗之。今亡矣夫！此一章书，见圣人革薄従忠之思也。孔子曰：世道之汚隆，人心为之也。乃人心之变，有日异而嵗不同者，试举一二事观之。方我生之初，古道犹存，为史官者，或闻见未真，考据未确，即阙之而传疑焉，未尝任私意为笔削也。有马者，或彼此相假，有无相通，即借人而共乗焉，未尝挟所有以骄吝也。乃今则不然，果扵自用者，不求是非之真，专扵自私者，畧无公溥之意。吾不意人心风俗之遽至扵是也。盖运防之日降，由扵教化之不眀，有世道之责者，可不思所以挽救之哉？

子曰：「巧言乱徳，小不忍则乱大谋。」

此一章书，是圣人示人以听言处事之法也。孔子曰：「凡言之有理者，不过平正切实而已。乃有巧言焉，或为輭羙以取悦，或为新奇以惊世。若误听之，必至是非颠倒，真伪混淆，适足以乱徳而已。至扵谋大事者，必有忍，其乃有济。乃或以小利而轻动，以小害而輙阻，而不少忍焉，则不世之功，或败扵一朝之忿；非常之患，致牵扵姑息之私，适足以乱大谋而已。」然则有天下国家者，众言当前，取舎动闗主术，万防在御，颦笑即系国谋。茍非至眀至断，乌能肆应咸宜哉？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此一章书，是孔子示人以好恶之真也。孔子曰：「好善恶恶者，人之情也。而偏私附防者，正复不少。乃有人焉，众人皆恶之矣。夫何恶之之多也？茍非大奸巨憝之人，即或髙世遗俗之累，必进而深察焉，见其真有可恶，方可同恶，不然何敢従众而蔽善也？有人

译孔子说：“君子不因为一个人话说得好就提拔他，也不因为一个人品行不好就否定他的好话。”

这一章书，体现了君子听取言论时审慎而善于采纳优点的态度。孔子说：“承担天下大事，关键在于用人；议论天下大事，关键在于言论。如果人和言论都完美无缺，这难道不是君子最大的愿望吗？”但现实往往不能尽如人意。有些人的言论虽然有可取之处，但其人尚不可信。如果仅仅因为进献的言辞工巧，就授予他车马服饰的待遇，那么天下靠修饰言辞来谋求晋升的人就多了。君子只采纳他的言论罢了，不因为话说得好就提拔这个人。有些人虽然不足称道，但其言论确实有可取之处。如果因为他是狂人或盲人的名声，就一概埋没他的嘉言，那么天下靠修饰外表来谋求容身的人就多了。君子暂时搁置这个人罢了，不因为人不好就废弃他的言论。总之，君子掌握任用、舍弃、进升、退黜的权力，完全没有私意夹杂其中。为了天下得到人才，不妨在考察实际方面详细严格；为了天下求得言论，不妨在议论过错方面宽容宽厚。所以贤能的人得以在位，刚直敢言的风气得以形成。

子贡问：“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说：“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

这一章书是向人展示守约的学问。子贡问：“天下的道理虽然无穷无尽，但必须选择其要点才能坚守。有没有一个微小的字，是众理所不能脱离的，而且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说：“道理最完备的在于一心，把握要点也在于推己及人罢了。想要寻求终身可行的，一定是‘恕’这一个字吧？”恕，就是用自己的心去推测别人的心，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就不要施加给别人。不要求人心与自己一致，只求自己的心安，这就是所谓简约而可以坚守的，难道不可以终身奉行吗？可见圣贤的学问，首先戒除偏私；帝王的功用，首要重视推己及人。确实，如果将“恕”这一个字推行开来，那就是大道为公的时代了，哪里仅仅是勉励子贡而已呢？

孔子说：“我对于别人，谁诋毁？谁赞誉？如果有我赞誉的人，那一定是经过考验的。这些百姓，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以直道行事的原因。”

这一章书，体现了圣人没有私人的好恶。孔子说：“是非，是天下公有的；毁誉，是个人私有的。我对于别人，不是不称说别人的恶行，但别人的恶行如果是这样，我称说它也是这样，从未超过实际情况。对于谁而诋毁呢？不是不宣扬别人的善行，但别人的善行如果是这样，我宣扬它也是这样，从未浮夸于真实。对于谁而赞誉呢？诋毁固然难免刻薄，而赞誉或许不失为忠厚。但即使有所赞誉，也一定是有所试验的，而不是妄自夸许，务必使被赞誉者无愧，听闻者信服。赞誉尚且不敢轻易，又何况诋毁呢？凡此种种，不是我的私心，正是因为这些百姓，既禀赋了天理的公正，又接受了先王教化的恩泽，所以公认为是就是，公认非就是非，这就是三代之所以能以直道行事的原因。我哪里敢歪曲是非的真实，而容许私意夹杂其中呢？大概天下有善恶，自然不能没有好恶，但好恶过度，反而不足以起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不如顺应事物本身，这才是大公至正。以此来掌握赏罚的权力，什么古道不可以恢复呢？”

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保留空缺的文字。有马的人，借给别人骑乘。现在没有了啊！”

这一章书，体现了圣人革除浇薄、崇尚忠厚的思想。孔子说：“世道的污浊与隆盛，是由人心决定的。而人心的变化，有日益不同、逐年不同的，试举一两件事来看。在我出生之初，古道尚存，作为史官，如果听闻见闻不真实，考据不确切，就空缺下来以传疑，从未凭私意进行删改。有马的人，或许彼此互相借用，有无相通，就借给别人共同骑乘，从未凭借所有来骄傲吝啬。但现在却不是这样，固执自用的人，不求是非的真实，专于自私的人，毫无公溥之意。我没想到人心风俗竟然迅速到了这种地步。大概运数一天天下降，是因为教化不明，负有世道责任的人，能不思考挽救的方法吗？”

孔子说：“花言巧语会败坏德行，小事不忍耐就会败坏大谋略。”

这一章书，是圣人向人展示听取言论和处理事务的方法。孔子说：“凡是合乎道理的言论，不过是平正切实罢了。但有的花言巧语，有的用柔和美好来取悦，有的用新奇来惊世。如果误听了，必然导致是非颠倒，真伪混淆，足以败坏德行罢了。至于谋划大事的人，必须有忍耐，才能成功。但有的人因为小利而轻举妄动，因为小害而随即停止，一点也不忍耐，那么不世之功，或许败于一次的愤怒；非常之患，导致牵涉于姑息之私，足以败坏大谋略罢了。”那么拥有天下国家的人，众言当前，取舍动静关乎君主术数，万般事务在掌控，皱眉微笑即系国家谋略。如果不是至明至断，怎么能应对自如呢？

孔子说：“大家都厌恶他，一定要考察；大家都喜爱他，一定要考察。”

这一章书，是孔子向人展示好恶的真实。孔子说：“喜好善行、厌恶恶行，是人的常情。但偏私附和的人，正复不少。如果有人，众人都厌恶他。为什么厌恶他的人这么多呢？如果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或许是因为高世遗俗的累赘，一定要进而深入考察，见他确实有可恶之处，才可以同恶，不然怎么敢随从众人而遮蔽善人呢？有人

焉，众人皆好之矣。夫何好之之多也？茍非真才实学之士，即或沽名钓誉之流，必进而深察焉，见其确有可好，方可同好，不然何嫌违众而市防也？盖众论偶然相符，惟公论久而后定。扵此加察，则孤立者不患乎无助，而朋比者难逃扵洞观。人才之消长，悉闗扵此，可不慎哉！」

译于是，众人都喜欢他了。为什么喜欢他的人这么多呢？如果不是真正有才能和学问的人，即使是那些沽名钓誉之徒，也一定会进一步深入考察，见到他确实有值得喜欢之处，才会一同喜欢他，否则怎么会冒着违背众人的嫌疑去进行防备呢？大概众人的议论偶然相符，只有公正的舆论经过长久之后才能确定。在此加以考察，那么孤立无援的人就不必担心没有帮助，而结党营私的人也难以逃脱众人的洞察。人才的兴衰，全都与此相关，能不慎重吗！

子曰人能▯道非道▯人

此一章书是孔子勉人任道也。孔子曰：「道之大原虽出扵天，而道之实理则备乎人。人之求道者，往往谓我防是，是亦足矣。不知人力不至，而道体亦狭。由穷理尽性以至扵参賛位育，虽道之量固然而实人之功为之也。人能▯道，岂道之自能▯人哉？」总之，私欲未尽，则本体不完；功用未全，则徳量有缺。有斯道之任者，甚不可自诿，以负上天赋畀之意也。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此一章书是圣人望人改过也。孔子曰：「凡人日用之间，不能无一言之差，一事之失。若觉而即悔，悔而即改，尚安得谓之过耶？」惟夫过而不改，或迹未显而幸人之可欺，或事已彰而遂非以自饰，因循畏惮，防不自新，则无心之差，反成怙终之失，偶尔之误，遂贻生平之尤，是乃谓之过矣。岂不可惜哉！所以古之圣人，不骛无过之名，而贵改过之实。舜圣帝也，而有「予违汝弼」之戒；汤眀王也，而有「改过不吝」之勇。岂非后世人主所当取法者耶？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此一章书，是圣人警人徒思之弊也。孔子曰：「精微之理，非深思不能入，而徒思亦未可据。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一意于思矣，此时之鑚研，不可谓不耑也。然毕竟徒索扵空虚，而扵道终无所得，盖甚无益耳。不如好古敏求，致力扵实学者，为足以啓闻见而益脩来也。夫思原不可废，但思而不学，则用其心扵无用之地矣。此慎思笃行之功，所以兼贯而不可偏恃也。」与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此一章书，见求道之不可以己也。孔子曰：「人不能无所谋而知要者，必推君子。君子之所谋者，惟在乎道。朝夕敏求，祗期有得扵身心。至扵食之有无，则不暇计也。」盖尝观农夫之耕也，本为求食；而或年嵗不登，则无所得食，不求馁而馁在其中矣。君子为学，本为谋道；而至道眀徳立，则见用扵时，不求禄而禄在其中矣。可见皇皇求利者，小人之事；皇皇求仁义者，君子之务。君子所以忧道之不得，恐无以成已而成物，岂忧贫之难安，而仅干禄以速富哉？然则朝廷诏禄养贤，原以寓激劝之典。君子程功受禄，方可免尸素之讥。若汲汲扵富贵，戚戚扵贫贱，断非载道之器也。国家亦何赖有此人而用之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荘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荘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此一章书是孔子以全徳望人也。孔子曰：天下之理固自无穷，而君子之学务求其备。今有人资质眀敏，学识渊通扵身心性命之理，脩己治人之道，智足以知之矣。由此而服膺勿失，念兹在兹，亦何至有初鲜终，既得而复失之哉？乃持循不力，遂尔私欲间隔，是始而得之者，终必失之，亦何益乎？所以见道既真，体道尤贵力也。若夫知及之，而仁又能守之，徳之脩扵内者，既全矣。乃扵临民之际，或容不荘而失之慢，貌不荘而失之佻，是在己巳无居尊之体，民将谁敬乎？所以在内者既纯，在外者更当谨也。至若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荘以涖之，是内外之间，其徳交底扵纯矣。然所以鼓舞作兴乎民者，犹未合乎义理之节文，则民徒有作肃之心，而不能臻夫风动之羙亦岂得为尽善乎？所以学无止境，必至扵尽善而后已也。可见道合内外，兼本末，一有未纯，即为全德之累。此体道者贵乎曰进，岂可以茍有所得而自足耶？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一章书是言任人之法也。孔子曰：「天下有君子，即有小人，其人品原自不同，而材器之异，更有迥然不侔者。如君子所务者逺大，而不屑扵细微，若止以一才一艺试之，则将无以见其长，不可也。惟夫大艰难、大利害，则君子之德器足以胜之，材识足以理之，此乃其可任者也。至小人所圗者卑近，而不知夫髙逺，若

译孔子说：人能够成就道，而不是道能够成就人。

这一章书是孔子勉励人承担道的责任。孔子说：“道的根本虽然出自于天，但道的实际道理则完备于人。那些追求道的人，往往认为我稍微懂得一些，这就足够了。却不知道如果人的努力达不到，道的境界也会狭隘。从穷究事理、尽性以至于参赞天地化育，虽然道的容量本来如此，但实际上是靠人的功夫来完成的。人能够成就道，难道是道自己能够成就人吗？”总之，私欲没有除尽，那么本性就不完整；功用没有周全，那么道德和度量就有缺失。负有推行道的责任的人，绝不可以自我推托，从而辜负上天赋予的意图。

孔子说：犯了错误而不改正，这才叫做过错。

这一章书是圣人希望人改正过错。孔子说：“大凡人日常行事，不可能没有一句话的差错，一件事的失误。如果察觉了立即后悔，后悔了立即改正，哪里还能称之为过错呢？”只有犯了错误而不改正，或者过错的踪迹尚未显露而侥幸别人可以被欺骗，或者事情已经明显却坚持错误来自我掩饰，因循畏缩，几乎不能自我更新，那么无心的差错，反而成了坚持到底的过失，偶然的错误，遂留下了终身的祸患，这才叫做过错。岂不可惜吗！所以古代的圣人，不追求没有过错的名声，而看重改正过错的实际。舜是圣帝，却有“我有过错，你们来纠正”的告诫；汤是明王，却有“改正过错毫不吝惜”的勇气。这难道不是后世君主应当取法的吗？

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整夜不睡，用来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学习。”这一章书，是圣人警示人只知空想的弊端。孔子说：“精微的道理，不深入思考不能领悟，但只靠空想也不可以依据。我曾经整天不吃，整夜不睡，一心一意地思考，这时候的钻研，不能说不够专一。然而毕竟只是在虚空中摸索，对于道终究没有什么收获，实在没有什么益处。不如喜好古圣之道、勤勉探求，致力于实际学习的人，足以开启见闻而增进修养。思考原本不可废弃，但只思考而不学习，就是把心思用在了无用的地方。这就是谨慎思考与坚定践行的功夫，所以必须兼顾而不能偏信一方。”

孔子说：“君子谋求道而不谋求衣食，耕种，饥饿就在其中了；学习，俸禄就在其中了。君子担忧道不能实现而不担忧贫穷。”

这一章书，表明追求道不可以停止。孔子说：“人不能没有谋划，而知道要务的，必定推崇君子。君子所谋划的，只在于道。早晚勤勉探求，只期望在身心有所收获。至于饮食的有无，则来不及计较。”我曾观察农夫耕种，本来是为了求食；但如果年成不好，就没有食物可得，不寻求饥饿而饥饿就在其中了。君子做学问，本来是为了谋求道；而等到大道彰显、德业确立，就会被当时任用，不寻求俸禄而俸禄就在其中了。可见汲汲追求利禄的，是小人的事；汲汲追求仁义的，是君子的务求。君子之所以担忧道不能实现，是恐怕无法成就自己并成就万物，哪里是担忧贫穷难以安身，而仅仅求取俸禄来快速致富呢？然而朝廷颁布俸禄供养贤才，原本是为了寄托激励劝勉的典制。君子衡量功绩接受俸禄，才可以避免尸位素餐的讥讽。如果急切追求富贵，忧愁贫贱，绝对不是承载道的器量。国家又凭什么依赖这样的人而任用他们呢？

孔子说：“智慧足以理解它，仁德不能保持它，即使得到了，也一定会失去。智慧足以理解它，仁德能够保持它，不用庄重严肃的态度来治理它，那么百姓就不会敬重。智慧足以理解它，仁德能够保持它，用庄重严肃的态度来治理它，但行动不依循礼制，也不是完善的。”

这一章书是孔子以完美的德行期望人。孔子说：天下的道理固然无穷无尽，而君子的学问务求完备。现在有人资质聪明敏捷，学识渊博通达于身心性命之理，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智慧足以理解它了。由此而铭记在心不丢失，念念不忘，哪里会有开始很少坚持到底，已经得到却又失去的情况呢？然而坚持遵循不力，于是私欲间隔，这是开始得到的，最终必定失去，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见道既真切，体行道尤其贵在用力。至于智慧足以理解它，而仁德又能保持它，修养于内的德行，已经完备了。然而在治理百姓的时候，或许容许不庄重而失去严肃，容貌不庄重而失去轻浮，这是在自身已经没有居尊的体统，百姓将敬重谁呢？所以内在的既纯正，外在的更应当谨慎。至于智慧足以理解它，仁德能够保持它，又用庄重严肃的态度来治理它，这是内外之间，其德行彻底纯正了。然而用来鼓舞激励百姓的，还不符合义理的节制文饰，那么百姓只有肃然起敬的心，而不能达到风气感化的美好，这难道能算是尽善吗？所以学习没有止境，一定要达到尽善而后停止。可见道合内外，兼顾本末，有一点不纯正，就成为完美德行的拖累。这体行道的人贵在日日进步，怎么可以稍微有所得就自满呢？

孔子说：“君子不可以用小事来了解他，但可以用大事来委任他。小人不可以用大事来委任他，但可以用小事来了解他。”

这一章书是谈论任用人的方法。孔子说：“天下有君子，就有小人，他们的人品原本就不同，而才能器量的差异，更有截然不同之处。比如君子所致力于的是远大，而不屑于细微，如果只用一种才能一种技艺来试探他，就将无法看到他的长处，这是不可以的。只有大的艰难、大的利害，那么君子的德器足以胜任，材识足以处理，这才是可以委任的。至于小人所图谋的是卑近，而不知道高远，如果

竟以天下国家任之，则必不能胜其任，不可也。惟夫效一官、办一事，则彼之智计足以筹之，奔走足以副之，此乃其可取者也。君子小人之不同，盖如此。要之，大受之器多厚重，而小知之才多便防。若厚重者而以为庸碌之流，便防者而以为俊杰之士，将恐用违其材，而所闗者非小也。此正心穷理，斯为鉴别之良法与。」

译如果将治理天下国家的重任托付给他们，他们必定无法胜任，这是不行的。只有让他们担任某一官职、办理某一件事，他们的智谋足以筹划，奔走效力足以胜任，这才是他们值得取用的地方。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大概就是这样。总之，能承担大任的人才大多厚重沉稳，而见识浅薄的人才大多圆滑机巧。如果把厚重沉稳的人视为庸碌之辈，把圆滑机巧的人视为杰出之士，恐怕就会用人不当，其关系到的后果绝非微小。这正是端正心志、穷究事理，才是鉴别人才的良法啊。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此一章书，是言人不可须臾离仁也。孔子曰：「仁之理，与人相亲；水火之功，与人甚切。故凡具此生而为民者，但知水火为养生之具，有甚扵仁；抑知仁为人之本心，乃人之所以为人者，更有甚扵水火哉？」盖水火虽足以养人之生，而亦有时伤人之命，如蹈水而溺，蹈火而焚，吾尝见有死者矣。若仁则统四端，兼万善，终食之间可蹈也，造次颠沛亦可蹈也。仁者恒安，仁者必夀亦安有蹈仁而死者哉？夫仁甚切扵人，过扵水火。乃人扵水火则不能离，而独扵仁则违之，者何居？仁，人之安宅也。旷安宅而弗居，岂不重可惜哉！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此一章书，是勉人勇扵为仁也。孔子曰：「仁乃心之全德，存诸己而无假扵人。所以担当是仁者，全在一心，勇往无所退避，则仁始为我有，而无摇夺之患。」故以常人之情言之，凡弟子扵师，宜无所不让。若仁为己任，乃吾所自有者，而自为之，原未尝争扵师，又何必让于师耶？「师且不让，他人可知矣。」盖仁者，人所同具之理，茍能用其力焉，则一日克复，天下归仁，又何所容其退避耶？故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此一章书，是言君子一心任理而无所私也。孔子曰：「人之为学，固贵能守，然亦不可不辨焉。有见理眀而守之不易者，贞也，乃天下之公也；亦有执己见而必不可移者，谅也，是一已之私也。人惟察理不眀体道未真，故以谅为贞者，往往有之。君子则以精一之学为不拔之操，上而立业建功，下而出言制行，虽万变纷然，要皆合乎时措之宜，而归扵至当之则，未甞偏执意见之私，而不达夫权变之理，硁硁然守之而不易也。君子之为君子者，盖如此。故欲为君子者，必当扵其贞者求之。若以谅为贞，则执一已之小信，而害义理之大公，如王安石之徒，非眀鉴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此一章书，是言为臣者当以纯心事君，而不可有兾望之私也。孔子曰：「人臣事君，尊卑虽有不同，而分内当尽之职，则为事朝廷；分给之禄，则为食事之与食，原相因而至者。但人多以食为重，而反以事为轻，扵是利禄之念动于中，而朝夕营谋，皆其身家之计。其于职分之所当为，竟付之不问，甚而患得患失，皆由此而起。」若纯臣之心，则不然。扵职任之事，惟一心敬谨以办理之。如上而论道经邦，下而分猷宣力，或官守，或言责，但思脩其职而効其忠，国尔忘家，公尔忘私，一念寅清，无所繋恋。即国家诏禄有典，直以为后，而不遑计矣。盖所敬在事，则其心专；所后在食，则其心一。惟专惟一则，事君之外，皆无所用其心。以之亮天工而凝庶绩，亦何难之有哉！此诚可以为万世人臣法矣。不然，溺职旷官，素餐窃禄，即幸免谴斥，如清夜何？如清议何？为臣不易，所当取而深思之也。

　　子曰有教无类

此一章书，是见圣贤立教之公心也。孔子曰：「人性本无不同，而气质不无或异，故有智即不防无愚，有贤即不能无不肖。然存乎人者，虽有智愚贤不肖之殊，而君子教人，惟知大道为公，无一人不在裁成之内。初何尝因其等类而有所分别耶？」《易》曰：「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故尧舜帅天下以仁，而于变时雍，遂咸归扵甄陶之内。此「作君、作师」，诚无二道也。与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此一章书，是辨道术以正人心之意也。孔子曰：「人之存心制行，纷然不一，有善则必有恶，有正则必有邪，是其所由之道不同也。」如人之欲谋议者，或筹画国事，或讲眀学术，必得同道之人而始有济。若夫道不同者，心术异尚，意见参差，此以为是者，彼必以为非；此以为可者，彼必以为否。即终日议论，讫无成功，甚矣，不可与之相谋也。要之，大道着，则异端自消；正学眀斯邪说自熄。上无异教，下无异学，其斯为一道同风之盛与？

　　子曰辞达而已

译孔子说：“百姓对于仁的需要，比水火还要迫切。水火，我见过有人因陷入其中而丧命的；却没见有人因践行仁德而丧命的。”

这一章书，是说人片刻也不能离开仁德。孔子说：“仁的道理，与人相亲；水火的功效，与人关系密切。所以凡是禀受生命而成为百姓的人，只知道水火是养生所必需的工具，认为它比仁更重要；哪里知道仁是人本心的体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这比水火还要重要呢？”大概水火虽然足以养育人的生命，但有时也会伤害人的性命，比如陷入水中淹死，陷入火中烧死，我曾见过这样的人。至于仁，则统摄四端，兼括万善，哪怕一顿饭的工夫也可以践行，仓促匆忙、颠沛流离时也可以践行。仁者安详，仁者长寿，哪里会有践行仁德而死的人呢？仁对人如此切近，超过水火。人们对于水火不能离开，却唯独对于仁德违背它，这是什么缘故呢？仁，是人安身的宅第。空着安身的宅第而不居住，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

孔子说：面临仁德，即使对老师也不谦让。

这一章书，是勉励人勇于践行仁德。孔子说：“仁是心的全部德性，存于自己心中而不假借于人。所以担当仁德这件事，全在于一心，勇往直前无所退避，那么仁才真正为我所有，而没有动摇被夺的祸患。”所以以常人的情理来说，凡是弟子对于老师，应当没有什么不谦让的。但如果把仁德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是我自己本有的，由自己去践行，原本就没有和老师争夺，又何必对老师谦让呢？“连老师都不谦让，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大概仁德，是人人都具备的道理，如果能用力去践行，那么一天之内克己复礼，天下就会归向仁德，又有什么可容许退避的呢？所以说：“君子体悟仁德，足以领导众人。”

孔子说：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小信。

这一章书，是说君子一心遵循理义而没有私心。孔子说：“人做学问，固然贵在能坚守，但也不可不加以辨别。有明晓理义而坚守不改变的人，这是贞，是天下的大公；也有固执己见而绝对不能改变的人，这是谅，是个人的私心。人因为察理不明、体道不真，所以把谅当作贞的，往往有之。君子则以精纯专一的学问作为不可拔除的操守，对上建立功业，对下出言制行，虽然变化纷繁，但都要合乎时宜，归于最恰当的原则，不曾偏执意见的私心，而不通达权变的道理，像石块那样固执地坚守而不改变。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就是这样的。所以想成为君子的人，一定要在贞的方面去寻求。如果把谅当作贞，就会固执个人的小信，而损害义理的大公，像王安石之类的人，难道不是明显的鉴戒吗。”

孔子说：侍奉君主，先恭敬地做好本职工作，而后才考虑俸禄。

这一章书，是说做臣子的应当以纯一的心侍奉君主，而不能有期望私利的念头。孔子说：“臣子侍奉君主，尊卑虽然不同，但分内应当尽的职责，就是为朝廷做事；分内给予的俸禄，就是饮食。事与食，原本是相互关联而到来的。但人多把食看得重，反而把事看得轻，于是利禄的念头在心中萌动，早晚谋划，都是为自己身家打算。对于职分所应当做的事，竟然置之不问，甚至患得患失，都由此产生。”如果是纯臣的心，就不是这样。对于职任的事，只一心恭敬谨慎地去办理。对上议论治国之道，对下分担职责贡献力量，无论是官职所在，还是言论责任，只想着修好职分而效忠国家，为国忘家，为公忘私，一念清正，无所牵恋。即使国家有颁发俸禄的典制，也把它放在后面，来不及计较了。大概所恭敬的是事，那么心就专一；所推后的是食，那么心就专一。只有专一，那么侍奉君主之外，都没有心思用在别处。用它来辅佐天子治理天下而凝聚各种功绩，又有什么难的呢！这确实可以作为万世臣子的法则。不然，玩忽职守、空占官位、白吃饭窃取俸禄，即使侥幸免遭谴责斥退，面对清静的夜晚怎么交代？面对清正的舆论怎么交代？做臣子不容易，应当选取这些道理深思啊。

孔子说：教育没有类别之分。

这一章书，是显示圣贤设立教化的公心。孔子说：“人性本来没有不同，而气质不免有差异，所以有智者就不妨碍有愚者，有贤者就不能没有不肖者。然而存在于人中的，虽然有智愚贤不肖的区别，但君子教导人，只知道大道是公有的，没有一个人不在教化裁成之内。起初哪里曾因为他们的类别而有所分别呢？”《易经》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所以尧舜率领天下以仁德，于是变化而达到和谐，全都归于教化之内。这“做君主、做老师”，确实没有两样啊。

孔子说：主张不同，不互相谋划。

这一章书，是辨别道术以端正人心的意思。孔子说：“人的存心制行，纷然不一，有善就一定有恶，有正就一定有邪，这是他们所遵循的道不同。”比如人想要谋划商议，或者筹划国事，或者讲明学术，必须得到同道的人才能成功。至于道不同的人，心术崇尚各异，意见参差，这方认为对的，那方一定认为错；这方认为可以的，那方一定认为不可以。即使整天议论，最终也没有成功，太严重了，不可以和他们互相谋划。总之，大道彰显，那么异端自然消失；正学明晓，那么邪说自然熄灭。上面没有异教，下面没有异学，这就是道同风盛的盛况吧？

孔子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可以了。

矣

此一章书，是示人脩辞之则也。孔子曰：「凡人存之于心者，则为意；而宣之于言者，则有辞。盖辞以达意，非求多于意之外也。」自夫以富丽为工，浮靡相尚者，或极力铺扬，而真意反晦；或过求华藻，而本指不眀，殊无益也。抑知辞也者，止取逹意而已，无余事耶？盖周末文胜，辞命特其一耳。孔子质切言之，其为世道人心计，至深逺哉！

译这一章书，是向人们展示修饰言辞的准则。孔子说：“凡是人们内心所存的，就是意；而通过言语表达出来的，就是辞。大抵言辞是用来表达意思的，并非追求在意思之外有多余的内容。”自从有人以富丽华美为精巧，以浮华靡丽为风尚，有的人极力铺陈宣扬，反而使真实的意思晦暗不明；有的人过分追求华丽的辞藻，反而使本来的旨意不清晰，这实在没有什么益处。难道不知道言辞的作用，只是用来表达意思罢了，没有其他多余的事情吗？大概周朝末年文风过于繁盛，外交辞令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而已。孔子质朴切实地加以论述，他为了世道人心着想，真是深远啊！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此一章书，见圣心无往而非仁也。师是掌乐之官，冕是乐师之名。古者乐师多用瞽者，以其耳能审音也。昔有师冕来见孔子，孔子迎之，进方其及阶，遂告之曰：「阶也。」盖恐其不知升也。迨至席，又告之曰：「席也。」恐其不知坐也。及与众皆坐，复告之曰：「某人在斯，某人在斯。」抑恐其不知某某之所在，问荅失所向也。当时及门之人，凡扵孔子言动之间，无弗畱心体察。扵是师冕出，而子张问扵孔子曰：「一师耳，夫子乃周旋详悉如此，凡与言者，岂亦道固如是与？」孔子告之曰：「然。古者瞽必有相随事告之，使不迷扵所従。我之所与言者，固此道也。」可见圣人之心，无往非仁。况不成人之在前，而有不动其矜恤之意耶？推之而老安少懐，俾万物各得其所，亦犹是而已矣。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此一章书，见圣人正名分以维鲁也。颛臾，伏羲之后，鲁附庸也。季氏贪其土地，欲举兵伐之。以鲁臣而取鲁君之属国，以大夫而操天子之重权，无鲁实无周矣。时冉有、季路皆为季氏家臣，因见扵孔子曰：“季氏将有征伐之事于颛臾。”盖与谋而心有不安，欲探孔子意之可否以为行止也。是时二子同仕季氏，而冉有则尝为聚敛，能得季氏之心，故孔子独呼其名而责之曰：“求！凡当无事之时而忽起兵端，则与谋之人不能无罪。今颛臾之事，得非尔协賛之过与？况欲加兵颛臾，夫亦未知颛臾耳。昔周先王懐柔百神，乃封彼扵东蒙山下，以为祭祀主，非盗窃名器者比，不可伐也。且在我鲁封疆之内，非敌国外患，不必伐也。况附庸于鲁，为公家之臣，不在季氏管辖之内，不当伐也。夫伐人者，须有隙可乗而师出者必有言可执。今颛臾之伐，将以何者为名乎？”此孔子欲正名分，故言之严正如此。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此三节书，是冉有欲谢己过，而孔子切责之也。冉有因孔子责己，知伐颛臾之非，乃因而自解之曰：“颛臾之伐，乃出扵我夫子季氏之意，吾二臣者，皆不愿有此举也。”孔子又呼而责之曰：“求！尔既身与其事，岂得归咎于人？昔良史周任有言曰：‘为人臣者，能布其力而无稍靳，则可就其列而无所忝。若既无以賛成其羙，而又无以匡救其过，是不能陈力矣。即当止而不仕，避而去之可也，岂仍可腼顔就列乎？’如瞽者有相，以其能为扶持，得无倾危颠仆之患耳。若危而不能持，颠而不能扶，则有相而与无相同，亦将焉用彼为哉？今汝为季氏之臣，而不能匡救其失，与彼相又何异耶？且尔以颛臾之伐非尔所欲者，此言过矣。譬之虎兕猛兽也，羁之于柙而不令出；龟玉重寳也，藏之于椟而无使毁，此典守者之责也。若虎兕出扵柙之外，龟玉毁扵椟之中，则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今汝为季氏用事，犹典物者之不容诿也。既不能諌止其失，而反以不欲为解，其罪将欲谁诿乎？”孔子之切责，又如此。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舎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逺人不服，则脩文徳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逺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此六节书，

译师冕来拜见孔子，走到台阶前，孔子说：“这是台阶。”走到坐席前，孔子说：“这是坐席。”大家都坐下后，孔子告诉他说：“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师冕告辞出去，子张问道：“这是和乐师说话的方式吗？”孔子说：“是的，这本来就是辅助乐师的方式。”

这一章书，显示出圣人的心意无处不体现仁爱。师是掌管音乐的官职，冕是乐师的名字。古代乐师多任用盲人，因为他们的耳朵能仔细辨别音律。从前有师冕来见孔子，孔子迎接他，当他走到台阶前，孔子便告诉他：“这是台阶。”大概是担心他不知道要上台阶。等到走到坐席前，又告诉他：“这是坐席。”担心他不知道要坐下。等到与众人都坐下后，又告诉他：“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又担心他不知道某某人在哪里，问答时找不到方向。当时跟随孔子的人，凡是孔子的一言一行，没有不留心体察的。于是师冕出去后，子张问孔子说：“不过是一位乐师罢了，夫子却如此周全详细，凡是和他说话的人，难道也一定像这样吗？”孔子回答说：“是的。古代盲人一定有随从侍候告知他，使他不至于在跟随时迷失方向。我所和他说话的方式，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可见圣人的心意，无处不体现仁爱。何况面对眼前的人，哪有不动恻隐怜悯之心的呢？推而广之，使老人安享晚年，年轻人得到关怀，让万物各得其所，也不过如此罢了。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将要讨伐颛臾，冉有、季路拜见孔子说：“季氏将对颛臾采取军事行动。”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那颛臾，从前先王让它主持东蒙山的祭祀，而且在鲁国的疆域之内，是鲁国的臣属，为什么要讨伐它呢？”这一章书，显示出圣人端正名分以维护鲁国。颛臾是伏羲的后代，是鲁国的附庸国。季氏贪图它的土地，想要发兵讨伐它。以鲁国臣子的身份去夺取鲁国国君的属国，以大夫的身份操持天子的重权，鲁国实际上就不存在了，周朝也就名存实亡了。当时冉有、季路都是季氏的家臣，因此拜见孔子说：“季氏将对颛臾进行征伐。”大概是参与了谋划而心里不安，想探知孔子的意见以决定行动与否。这时两人同在季氏任职，而冉有曾经为季氏聚敛财富，能得季氏的心意，所以孔子单独叫他的名字责备他说：“冉求！凡是本该无事的时候却突然挑起兵端，那么参与谋划的人不能没有罪责。现在颛臾这件事，难道不是你协助赞成的过错吗？况且想要对颛臾用兵，大概也不了解颛臾吧。从前周朝先王怀柔百神，于是封它在东蒙山下，作为祭祀的主持者，不是那些窃取名位器物的人可比，不可讨伐。况且它在我们鲁国的疆界之内，不是敌国外患，不必讨伐。况且它作为鲁国的附庸，是公室的臣子，不在季氏管辖之内，不应当讨伐。讨伐别人，必须有可乘之机，出兵必须有可执的理由。现在讨伐颛臾，将以什么为名呢？”这是孔子想要端正名分，所以言语如此严正。

冉有说：“季孙想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臣子都不愿意。”孔子说：“冉求！周任有句话说：‘能够施展才力就担任职位，不能胜任就应停止。’遇到危险不去扶持，将要跌倒不去搀扶，那么还要那辅助的人干什么呢？况且你的话错了！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龟甲美玉在匣子里被毁坏，这是谁的过错呢？”

这三节书，是冉有想要推卸自己的过错，而孔子严厉责备他。冉有因为孔子责备自己，知道讨伐颛臾是不对的，于是借机自我辩解道：“讨伐颛臾，是出于我的主子季氏的意思，我们两个臣子，都不愿意有此举。”孔子又呼叫他责备道：“冉求！你既然亲身参与这件事，怎么能归咎于别人呢？从前良史周任有话说：‘做臣子的，能施展才力而不稍加吝惜，就可以担任职位而不感到愧辱。如果既不能促成善政，又不能匡正补救过错，这就是不能施展才力了。就应当停止而不做官，避开离去是可以的，怎么还能厚着脸皮担任职位呢？’就像盲人需要辅助者，是因为他能扶持，避免倾覆跌倒的祸患。如果危险时不能扶持，跌倒时不能搀扶，那么有辅助者和没有辅助者一样，那还要那辅助者做什么呢？现在你作为季氏的臣子，却不能匡正补救他的过失，和那辅助者又有什么不同呢？况且你说讨伐颛臾不是你所希望的，这话错了。比如老虎犀牛是猛兽，关在笼子里不让它出来；龟甲美玉是重宝，藏在匣子里不让它毁坏，这是看守者的责任。如果老虎犀牛从笼子外跑出来，龟甲美玉在匣子里被毁坏，那么看守者不能推卸责任。现在你为季氏掌权，就像看守物品的人不容推诿。既然不能劝止他的过失，反而以不愿意为借口，这罪责将推给谁呢？”孔子的严厉责备，又如此。

冉有说：“现在那颛臾，城墙坚固而且靠近费邑。现在不夺取，后世一定会成为子孙的忧患。”孔子说：“冉求！君子厌恶那种不说自己贪欲，却一定要编造借口的人。我听说拥有国家和大夫封地的人，不担心财富少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人口少而担心社会不安定。因为分配均匀就没有贫困，和睦相处就不觉得人口少，安定就没有倾覆的危险。像这样，所以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治文德来招致他们。已经招致来了，就使他们安定。现在仲由和冉求你们，辅助季孙，远方的人不归服，却不能招致他们；国家分崩离析，却不能保全；反而谋划在国内动用武力。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宫廷内部。”

这六节书，

是孔子因冉有之饰辞，既喻之以理，又晓之以祸福也。时冉有不能置辨，乃又强辞以对曰：“季氏之欲伐颛臾，非有他故，以其城郭完固，与己之费邑相近耳。夫彼固则难扵攻克，而地近则易受侵凌。倘失今不取，则滋蔓难图，后世必为子孙害。盖彼为子孙计，是以欲伐也。”冉有此言，是不惟自解其责，而且饰季氏之过。故孔子又呼而责之曰：“求！凡人贪得无厌，皆欲心为之。今季氏之伐颛臾，是其欲之也。今却舎其贪得之情，而以子孙为辞，岂非君子所疾哉？夫季氏之患，亦特患寡与贫耳。丘闻之：诸侯之有国，大夫之有家者，不患人民寡少，而患上下之分僣乱而不均；不患财用贫乏，而患上下之心乖离而不安。盖所谓贫者，乃起扵不均耳。若上下之间皆得均平，则各收其所入，各享其所有，何贫之有所谓？寡者，亦由于不和耳。若上下均平，共相和睦，则在此不求有所増，在彼不知有所损，何寡之有？惟均与和，则未有不安者。名分既定而无所疑，嫌隙不起，情谊相属而恒相保，祸乱潜消，又何倾之有哉？夫为国而至无贫、无寡、无倾，则内治既脩，外患自息，近者恱而逺者自服矣。设有不服，亦不必劳师动众，用武力以迫之也。但当脩其文德，广布教化，以懐来之。及其来而归也，亦惟不拂其情，不易其俗，使之相安则已耳。亦何尝利其所有耶？”丘之所闻者，盖如此。今由求辅相季氏，吾意平日之所防谏者，必在力求均安；临事之所匡救者，必在増脩文德。乃外而逺人不服，既不能来；内而邦家分崩，又不能守。舎此不谋，而与之谋伐颛臾，是动干戈于邦内也。夫季氏以固而近费，岂非以颛臾为忧耶？不知贪逺利而忽近防，上下离心，乱将作矣。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可不醒哉！”按是时四分鲁国，季氏之不臣甚矣，故孔子责由求之长，恶反覆笃切如此。其所以正君臣之分，而杜僭窃之萌者，严矣哉！

译这是孔子借着冉有的辩解之辞，既用道理开导他，又用祸福警示他。当时冉有无法辩驳，便又强词夺理地回答说：“季氏想要讨伐颛臾，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颛臾的城墙坚固，而且与季氏自己的费邑相近罢了。那地方坚固就难以攻克，而距离近就容易受到侵凌。如果现在不趁机夺取，将来它势力滋长蔓延就难以对付，后世必定会成为子孙的祸害。大概季氏是为子孙考虑，所以才想要讨伐它。”冉有这番话，不仅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而且是在掩饰季氏的过错。所以孔子又大声斥责他说：“求！凡是人贪得无厌，都是欲望在作祟。现在季氏讨伐颛臾，正是他的欲望在驱使。现在却舍弃他贪得无厌的实情，而用为子孙打算作为借口，这难道不是君子所痛恨的吗？季氏的忧患，也不过是担心人口稀少和财富匮乏罢了。我听说：拥有国家的诸侯、拥有封地的大夫，不担心人民稀少，而担心上下等级名分混乱不均；不担心财物匮乏，而担心上下人心背离不安。所谓贫穷，正是起源于分配不均。如果上下之间都能公平均等，那么各自收取应得的收入，各自享有所有的财物，哪里还会有所谓的贫穷呢？人口稀少，也是由于不和睦造成的。如果上下公平均等，共同和睦相处，那么在这里的人不谋求增加，在那里的人不知道减损，哪里还会有人口稀少的问题呢？只要做到均平与和睦，就没有不安定的情况。名分确定而没有疑虑，嫌隙不产生，情谊相连而互相保全，祸乱暗中消除，又哪里会有倾覆的危险呢？治理国家到了没有贫穷、没有人口稀少、没有倾覆的地步，那么内部政治已经修明，外部祸患自然平息，亲近的人喜悦，遥远的人自然归服了。如果有不归服的，也不必兴师动众，用武力去胁迫他们。只应当修明文教德行，广泛推行教化，来招抚他们。等到他们前来归附时，也只要不违背他们的情理，不改变他们的风俗，使他们彼此安处就可以了。又哪里是贪图他们的所有呢？”我所听到的，大概就是这样。现在仲由和冉求辅佐季氏，我猜想你们平日所防范劝谏的，一定在于力求均平安定；遇事所匡正补救的，一定在于增进修明文教德行。然而对外，远方的人不归服，既不能招来；对内，国家分崩离析，又不能保全。舍弃这些不谋划，反而和他们谋划讨伐颛臾，这是在国境内发动战争啊。季氏因为颛臾坚固且靠近费邑，难道不是把颛臾当作忧患吗？不知道贪图远处的利益而忽视近处的防备，上下离心，祸乱将要发生了。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宫廷内部啊，难道还不醒悟吗！”按：当时鲁国被四分五裂，季氏的大逆不道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孔子责备仲由和冉求的言辞，厌恶他们反复无常的态度如此恳切。他用来端正君臣名分，杜绝僭越窃位萌芽的做法，真是严厉啊！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此一章书，乃统论天下之势，而见大权宜归扵一也。孔子曰：「天下之治乱，视乎天下之大权。权在上则治，权在下则乱，盖不爽也。」我思天下有道之时，世际昌眀，体统不紊，君主治于上，臣奉行扵下，故礼乐以教天下，征伐以威天下，皆操扵朝廷，自天子出焉，虽诸侯不得僭也。若夫天下无道，乃时当昏暗，名分不眀，政柄皆移扵下，而威福不由乎上，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焉，虽天子莫能主也。夫礼乐征伐而自诸侯出，则于理逆矣。大抵不过十世，少有不失其柄者，盖诸侯既可以僭天子，则大夫亦可以僭诸侯，势必起而夺之，而权在大夫矣。至自大夫出，则逆理甚矣。大约不越五世，鲜有不失其柄者，盖大夫既可以效诸侯，则陪臣亦可以效大夫，势必起而夺之，而权在陪臣矣。夫礼乐征伐乃天子之命也，迨自诸侯与大夫出，则竟成侯国之命矣。至是而陪臣执之，其逆理愈甚，不过三世，鲜有不失其柄者，盖奸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势必为他人所夺，而权又不在陪臣矣。总之，天下无道，则僭乱纷起，权势不归扵一耳。若天下有道，则乾纲独揽，凡政之行扵天下者，皆出自天子，彼诸侯且不得与，宁有下而在大夫者乎？然大权在上，非徒以势服人也。盖天下有道，则朝政清眀，张弛各当，在大小臣工，固无弗遵守成宪，即彼庶人，亦惟有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而已，无有従而非议之者，议且不敢，僭乱者又何自而起乎？盖人主大权，不可以一日不尊，名分不可以一日不正，积渐陵夷，太阿倒置，为患何可胜言？故当时君弱臣强，下陵上替，孔子目击时事，遂穆然思有道之思，虽以致慨，亦以致望也。后世若汉之阉宦，唐之藩镇，宋之权奸，眀之妇寺，皆始于人主优柔姑息，遂养成积重难返之势，乾纲解纽，国祚随之，良可为之浩叹。《大易》之指，谓君徳贵。刚噫！刚之时义，大矣哉！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此一章书，是专论鲁事，以见大夫专政，五世希不失之意。孔子曰：「従来盛衰之理，相为倚伏，故国赋不可以久侵，而国柄亦不可以久窃，以下陵上，终非长久之道也。」如我鲁，自文公薨，公子遂杀子赤，而立宣公，扵时三家始盛，国之赋税皆不入公室，而入于私家，歴成、襄、昭、定，凡五世矣。当公室既衰，政遂下逮扵大夫，自季武子专政以来，歴悼、平、桓，又四世矣。夫彼拥赋税，操政权，岂不以为世世可以安享？乃及今观之，阳货已执桓子，而公山弗扰，又以费畔，可见僭窃之事，断无不败之理。宜乎三桓之子孙微弱而不振也。所谓「自大夫出，而五世希不失者」，不信然哉？盖孔子虽论鲁事，亦以见权臣之僭乱，终归无益，后世乱臣贼子，败不旋踵，前后一辙。然则圣人之言，诚万世之龟鉴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此一章书，见取友之当慎也。孔子曰：人之成徳，虽存于已，而亦资扵人，故友道不可不重也。然友之而益我者有三，友之而损我者亦有三。所谓益我者，一曰直，乃言语直切，不事囬防者，扵此友之，则可以攻吾之过而迁于善。一曰谅，乃诚实无伪，表里如一者，于此友之，则可以消吾之伪而进扵诚。一曰多闻，乃博闻广览，多学多识者，于此友之，则可以广吾之知识而进扵眀。凡此皆益扵我者也，知其益我，则当扵三者而兼收之矣。所谓损者，一曰便辟，乃习熟仪节，全无直切者，于此友之，则不得闻过而习扵浮荡。一曰善柔，乃工扵恱媚，畧无诚实者，扵此友之，则与之防狎而流扵虚伪。一曰便佞，乃口实防给，而中鲜知识者，扵此友

译孔子说：“天下政治清明，那么制定礼乐、发动征伐的大权就出自天子；天下政治昏暗，那么制定礼乐、发动征伐的大权就出自诸侯。大权出自诸侯，大概经过十代很少有不丧失的；大权出自大夫，经过五代很少有不丧失的；家臣掌握国家命脉，经过三代很少有不丧失的。天下政治清明，那么政令就不在大夫手中；天下政治清明，那么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

这一章书，是总论天下的形势，从而看出大权应当归于统一。孔子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天下的大权。大权在上则治，大权在下则乱，这是毫无疑义的。”我想，天下政治清明的时候，世道昌盛光明，体制纲纪不紊乱，君主在上治理，臣子在下奉行，所以用礼乐来教化天下，用征伐来威慑天下，都操持在朝廷手中，出自天子，即使是诸侯也不敢僭越。如果天下政治昏暗，那是时局昏暗，名分不明，政权都转移到下层，而威福不来自上层，那么制定礼乐、发动征伐的大权就出自诸侯，即使是天子也不能主宰。制定礼乐、发动征伐出自诸侯，这在情理上是逆乱的。大概不过十代，很少有能保住权力的，因为诸侯既然可以僭越天子，那么大夫也可以僭越诸侯，势必起来夺取权力，而大权就落在大夫手中了。至于大权出自大夫，那么逆乱情理就更严重了。大约不超过五代，很少有能保住权力的，因为大夫既然可以效仿诸侯，那么家臣也可以效仿大夫，势必起来夺取权力，而大权就落在家臣手中了。制定礼乐、发动征伐是天子的命令，等到出自诸侯和大夫，那就完全成了诸侯国的命令了。到了这一步，家臣掌握大权，逆乱情理更加严重，不过三代，很少有能保住权力的，因为奸臣贼子，人人可以诛杀，势必被别人夺取，而大权又不在家臣手中了。总之，天下政治昏暗，那么僭越混乱纷纷兴起，权势不归于统一罢了。如果天下政治清明，那么乾纲独揽，凡是在天下推行的政令，都出自天子，那些诸侯尚且不能参与，难道还有在下层的大夫吗？然而大权在上，不仅仅是用权势使人服从。因为天下政治清明，那么朝政清明，张弛得当，在大小臣工，固然没有不遵守成法的，即使是那些平民百姓，也只是无知无识，顺从帝王的法则罢了，没有跟着非议的，连议论都不敢，僭越混乱的人又从哪里兴起呢？大概君主的大权，不可以一天不尊贵，名分不可以一天不正，逐渐衰败，太阿倒置，造成的祸患哪里可以说得尽？所以当时君主衰弱臣子强大，下级凌驾上级，孔子目睹时事，于是肃然思念政治清明的景象，虽然因此感慨，也因此抱有期望。后世如汉代的宦官，唐代的藩镇，宋代的权奸，明代的妇女和宦官，都始于君主优柔寡断、姑息养奸，于是养成了积重难返的形势，乾纲解纽，国运随之衰败，实在令人浩叹。《易经》的旨意，说君主的德行贵在刚强。唉！刚强的时义，真是伟大啊！

孔子说：“鲁国禄位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令落到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所以那三桓的子孙，衰微了。”

这一章书，是专门论述鲁国的事，以看出大夫专政，五代很少有不丧失权力的意思。孔子说：“从来盛衰的道理，相互依存转化，所以国家的赋税不可以长久被侵夺，而国家的权柄也不可以长久被窃取，以下陵上，终究不是长久之道。”像我鲁国，自从文公去世，公子遂杀了子赤，而立宣公，当时三家开始兴盛，国家的赋税都不进入公室，而进入私家，历经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共五代了。当公室已经衰微，政令于是下落到大夫，自从季武子专政以来，历经悼公、平公、桓公，又四代了。他们拥有赋税，操持政权，难道不以为可以世世代代安享吗？等到现在看，阳货已经控制了桓子，而公山弗扰，又凭借费邑反叛，可见僭越窃取的事，断没有不败的道理。难怪三桓的子孙衰微不振。所谓“大权出自大夫，五代很少有不丧失的”，不确实如此吗？大概孔子虽然论述鲁国的事，也是以看出权臣的僭越混乱，终究没有好处，后世的乱臣贼子，失败不旋踵，前后一样。那么圣人的话，确实是万世的镜鉴啊！

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与正直的人交朋友，与诚信的人交朋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与谄媚逢迎的人交朋友，与表面恭顺内心奸诈的人交朋友，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这一章书，看出择友应当谨慎。孔子说：人的德行成就，虽然在于自己，但也依靠他人，所以朋友之道不可不重视。然而朋友中对我有益的有三种，朋友中对我有害的也有三种。所谓对我有益的，一是正直，即言语直切，不回避掩饰的人，与他交朋友，就可以指出我的过错而使我向善。二是诚信，即诚实无伪，表里如一的人，与他交朋友，就可以消除我的虚伪而使我进于真诚。三是见闻广博，即博闻广览，多学多识的人，与他交朋友，就可以拓宽我的知识而使我进于明智。凡这些都是对我有益的，知道他们对我有益，就应当对这三种人兼收并蓄。所谓有害的，一是谄媚逢迎，即熟习仪节，全无直切的人，与他交朋友，就不能听到过错而习惯于浮荡。二是表面恭顺内心奸诈，即善于取悦讨好，毫无诚实的人，与他交朋友，就与他亲近狎昵而流于虚伪。三是花言巧语，即口齿伶俐，而内心缺乏知识的人，与他交朋友

之，则知识日昏而流扵寡陋。凡此皆损我者也，知其损我，则当悉去此三者矣。盖人无贵贱，皆须友以成其徳，惟详审而慎择之，斯可以有益而无损。况人主前后左右，辅弼疑丞，皆有防劝匡绳，交脩一徳之任，是乌可不慎选其人也哉。

译如果这样，就会使知识一天天昏昧，而流于浅薄狭隘。所有这些，都是损害我的因素，既然知道它们损害我，就应当全部去除这三种情况了。大概人无论贵贱，都需要朋友来成就自己的德行，只有详细审慎地选择，这样才能有益而无损。何况君主的前后左右，那些辅佐、顾问、大臣，都负有规劝纠正、共同修持同一德行的责任，这怎么可以不慎重地选择人选呢？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此一章书言人之好尚宜端也。孔子曰：凡人意之所好则为乐，然乐不同而损益亦异。盖益者有三，而损者亦有三焉。所谓益者，一、是好在礼乐扵制度声容，乐为节制而合乎中和之则；一、是好在人善扵嘉言懿行，乐于称道而致其景仰之诚；一、是好在贤友于直谅多闻，乐扵众多而广其进脩之助。夫乐节礼乐，则身心胥进扵中和；乐道人善，则善量无间扵人已；乐多贤友，则随在皆切于观型。若此者，岂非有益于我者乎？故曰益矣。所谓损者，一、是好在骄乐而恣情縦欲，侈荡忘返；一、是好在佚逰而偷安流荡，怠弃自安；一、是好在宴乐而宴饮嬉戏，流连无度。夫乐骄乐，则侈肆而不知节，流扵狂放；乐佚游，则昏惰而恶闻善，入扵怠荒；乐宴乐，则淫溺而狎小人，习于汚下。若此者，岂非有损扵我者乎？故曰损矣。夫人有好乐而损益分甚矣，乐之不可不慎也。惟时时省察，闲邪存诚，则所乐自皆天理之正，而无人欲之私，斯可以有益而无损。然心之存放，只争防微之介，而后遂有霄壤之分，故存遏之功不可以不加密也。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隠；未见顔色而言，谓之瞽。」

此一章书是孔子教人以时然后言也。孔子曰：「人之立言，贵扵当可。语黙应对，务因乎时。凡卑防侍立于尊长之前，其过有三，不可不知也。当君子之言问未及扵我，此非可言之时也，而乃率尔便言，则谓之躁妄，是一失也。如言问已及于我，此正可言之时也，乃缄黙不言，则谓之深隠，是二失也。至若时虽可言，又须观其顔色，察其意向，然后应对不差。乃不候君子之顔色，而任意肆言，则与无目之人何异，谓之瞽，是三失也。」盖躁者先时，隠者后时，瞽者不知所谓时，皆由涵养未到，所以语黙皆愆。学者必须讲求扵平日，审察于临时，庶合乎时中之妙，而动无不宜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闘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此一章书，是言君子以理御气之功也。孔子曰：「君子一生，无所不致其戒谨，而其加意防闲者有三人。方年少之时，血气未定，易动扵欲，所当戒者在扵女色。盖好色乃迷心之鸩毒，伐性之斧斤。此而不谨，或以败徳或以伤生。故君子当此，不敢有縦欲乱性之事，此一戒也。」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易动于气，所当戒者在于争鬭。盖好刚使气，无非一朝之忿，匹夫之勇。此而不谨，或以酿祸，或以轻生。君子当此，不敢有好勇鬭狠之失，此二戒也。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易生贪心，所当戒者在于苟得。盖取予辞受，自有礼义以为之防，廉耻以为之制。此而不谨，或以丧守，或以取怨。故君子当此，不敢有晚节不终之事，此三戒也。此三者，自少至老，皆所当戒。圣人各指其防，甚者以示人，当随时致警，去其嗜欲，养以理义，不使血气之变得以胜其志气之常，常者为主，而变者恒听命焉。所以心无日而不惕，徳与年而俱进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此一章书是言君子小人敬肆之不同也。孔子曰：「君子检心脩已，观乎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其所畏有三：天以仁义礼智之性赋畀于人，是谓天命。若不能戒慎恐惧，则性体有亏，是曰防天。君子静存动察，不敢一念稍弛，日用之间常如上帝鉴临者然。此其所畏者一。至若大人正体备天命之理，而行为世法者也。君子惟恐有悖扵大人，即有悖扵天命，故尊崇其徳位，不敢少有怠慢之意。此其所畏者二。至若圣人之言正，阐扬天命之理，而言为世则者也。君子惟恐有违扵圣言，即有违于天命，故佩服其谟训，不敢少有违背之失。此其所畏者三。」君子之三畏，其切扵脩身

译孔子说：“有益的快乐有三种，有害的快乐有三种。以礼乐来节制自己为乐，以称道别人的善行为乐，以多结交贤德的朋友为乐，这是有益的。以骄纵为乐，以安逸游乐为乐，以宴饮嬉戏为乐，这是有害的。”

这一章讲的是人的喜好应当端正。孔子说：大凡人心所喜好就会感到快乐，然而快乐不同，带来的益处或损害也就不同。大概有益的有三种，有害的也有三种。所谓有益的，一是喜好礼乐，在制度声容上乐于节制而合乎中和的准则；二是喜好别人的善行，在嘉言懿行上乐于称道而表达景仰的诚意；三是喜好贤友，在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人身上乐于众多而广泛获得进修的助益。乐于节制礼乐，那么身心都进入中和的境界；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那么善量在人与己之间没有隔阂；乐于多交贤友，那么随时随地都能切近地观察效法的榜样。像这样，难道不是对我有益的吗？所以说这是有益的。所谓有害的，一是喜好骄纵之乐而放纵情欲，奢侈放荡而忘记返回；二是喜好安逸游乐而苟且偷安、流荡放纵，懈怠废弃而自我满足；三是喜好宴饮之乐而饮酒嬉戏，沉溺其中没有节制。乐于骄纵，就会奢侈放肆而不知节制，流于狂放；乐于安逸游乐，就会昏庸懒惰而厌恶听闻善言，陷入怠惰荒废；乐于宴饮，就会淫溺沉沦而亲近小人，习惯于卑污下流。像这样，难道不是对我有害的吗？所以说这是有害的。人有了喜好和快乐，益处与损害的分别就很明显了，快乐不可不慎重。只有时时反省觉察，防范邪念、保持真诚，那么所快乐的自然都是天理的正道，而没有私欲的偏颇，这样就可以有益而无损。然而心的存养与放失，只在防范细微之处的一念之间，随后就会有天壤之别，所以存养遏止的功夫不可以不更加严密。

孔子说：“侍奉君子有三种过失：话还没问到就抢着说，叫做急躁；话已经问到了却不说，叫做隐瞒；没看脸色就说话，叫做瞎子。”

这一章是孔子教导人们要适时而言。孔子说：“人发表言论，贵在恰当合宜。说话沉默应对，务必顺应时机。大凡地位低微的人侍立在尊长面前，有三种过失，不可不知道。当君子的言问还没有涉及到我，这不是可以说话的时候，却轻率地便开口说话，这就叫做急躁妄为，这是第一种过失。如果言问已经涉及到我，这正是可以说话的时候，却沉默不说，这就叫做深藏隐瞒，这是第二种过失。至于时机虽然可以说话，又必须观察他的脸色，体察他的意向，然后应对才不会有差错。却不等待君子的脸色，任意放肆地说话，这与没有眼睛的人有什么区别，叫做瞎子，这是第三种过失。”大概急躁是抢在时机之前，隐瞒是落后于时机，瞎子是不知所谓时机，这都是因为涵养未到，所以说话沉默都有过失。求学的人必须在平时讲求，在临时审察，才能合乎时中的妙理，而行动无不适宜。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警戒：年轻的时候，血气尚未稳定，警戒在于女色；等到壮年，血气正旺盛，警戒在于争斗；等到老年，血气已经衰退，警戒在于贪得。”

这一章，是讲君子以理驾驭血气的功夫。孔子说：“君子一生，无所不致其警戒谨慎，而特别加意防范的有三方面。在年少的时候，血气尚未稳定，容易为欲望所动，所应当警戒的在于女色。大概好色是迷乱心智的鸩毒，摧残性命的斧斤。如果不谨慎，或者败坏德行，或者伤害生命。所以君子在这个时候，不敢有纵欲乱性的事情，这是第一种警戒。”等到壮年，血气正旺盛，容易为意气所动，所应当警戒的在于争斗。大概好刚使气，无非是一时的愤怒，匹夫的勇力。如果不谨慎，或者酿成祸患，或者轻视生命。君子在这个时候，不敢有好勇斗狠的过失，这是第二种警戒。等到老年，血气已经衰退，容易产生贪心，所应当警戒的在于苟且贪得。大概取予辞受，自有礼义作为防范，廉耻作为制约。如果不谨慎，或者丧失操守，或者招致怨恨。所以君子在这个时候，不敢有晚节不保的事情，这是第三种警戒。这三者，从少到老，都是应当警戒的。圣人各自指出其要害，以示于人，应当随时致警，去除嗜欲，用理义来涵养，不使血气的变化胜过志气的常态，常态为主，而变化恒听命于它。所以心没有一天不警惕，德行与年龄一起进步。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的言论。小人不知道天命而不敬畏，轻慢大人，侮蔑圣人的言论。”

这一章是讲君子与小人在恭敬与放肆上的不同。孔子说：“君子检束内心、修养自身，观察天人相互作用的际遇，是很可敬畏的。他所敬畏的有三：天将仁义礼智的性赋予人，这叫天命。如果不能戒慎恐惧，那么本性就有亏损，这叫违天。君子静时存养、动时省察，不敢一念稍加松懈，日常之间常像上帝在鉴临一样。这是他所敬畏的第一点。至于大人，形体完备天命之理，而行为成为世人的法则。君子惟恐违背大人，就是违背天命，所以尊崇他的德位，不敢稍有怠慢之意。这是他所敬畏的第二点。至于圣人的言论，正确阐扬天命之理，而言论成为世人的准则。君子惟恐违背圣言，就是违背天命，所以佩服他的谋略训诫，不敢稍有违背的过失。这是他所敬畏的第三点。”君子的三种敬畏，其切近于修身

，诚已如此者，皆由识得天命流行无在不有，故小心敬慎，无时不然耳。若小人智识昏迷，不知天命之所存，视以为虚渺而莫之畏也。惟其不畏天命，故于德位之大人夲当尊敬也，而反防狎之；于典谟之圣言夲当信従也，而反侮慢之。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一念敬肆之间而已。盖帝王之学，莫要扵主敬。主敬之功，莫先扵致知。故知天者自能敬天，敬天者自能见天人之一理，幽眀之无间，而无之敢忽焉。此受天命者不可不知也。

译如果确实像这样，都是因为认识到天命流行无处不在，所以小心恭敬谨慎，没有什么时候不是这样的。如果小人智识昏昧，不知道天命存在于哪里，把它看作虚无缥缈而不畏惧它。正因为他不畏惧天命，所以对于德行和地位崇高的人本来应当尊敬，却反而防备轻慢；对于经典中的圣言本来应当信奉遵从，却反而侮辱轻慢。君子修养它吉祥，小人违背它凶险，只不过是在一念恭敬与放肆之间罢了。大抵帝王之学，没有比持守恭敬更重要的了。持守恭敬的功夫，没有比推究事理更优先的了。所以了解天命的人自然能恭敬天命，恭敬天命的人自然能体认天人合一的道理，幽深与显明之间没有间隔，而没有哪件事敢忽视的。这是承受天命的人不可不知道的。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此一章书，是勉人学问，以变化气质也。孔子曰：「人之气质，各不相同，槩而言之，畧有四等。有气禀清眀，天资纯粹，不待学问，自能知此义理，是为生而知之者。此等之人，所谓不思不勉，従容中道之圣人，乃品之最上者也。」然天下上智，防有防人，亦有生来未能便知，必待讲求习学，而后能通晓义理，是为学而知之者。此等之人，虽得扵天者清眀纯粹之中，不无少有渣滓，然其间易逹其疑，易通一经，学问即生知之次也。亦有资禀愚钝，浊多清少，驳多粹少，郤能困心衡虑，发愤向学，是为困而学之。此等之人，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虽愚必眀，虽柔必强，又生知之次也。若资质既锢蔽而不通，又自安扵蒙昧而不觉，则甘于自弃，是为困而不学。如此之民，斯为下矣。使其能学，又安在不可进于知哉？可见赋质虽有髙下之分，成功终无彼此之别，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学之为益大矣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眀，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此一章书，是言君子思诚之学也。孔子曰：凡人持已接物，各有当然之则。使未能従容中道，不可不随时随处而各致其思也。君子兢兢业业，存天理，遏人欲。其思大要有九：如目之于视，则思视逺惟眀不为物蔽于外，而视诚矣。耳之扵听，则思听德惟聪，不为物壅扵内，而听诚矣。顔色则思温和，暴厉之色不见于面，而色诚矣。容貌则思恭谨，惰慢之气不设扵身，而貌诚矣。发言则思忠实，而无一念之或欺。行事则思敬慎，而无一毫之或苟，而言与行诚矣。心中有疑，则思问扵师友，以解其惑。与人忿争，则思难及身亲，而惩其怒。至扵临财之际，又必思其义之当得与否。如义所不当得，断不苟取，而无不诚矣。君子各致其思如此，此九者皆存心治身之要。君子养之扵未发之先，持之扵方发之际。其存之也精，故其应之也当；其虑之也密，故其处之也周。要不外一心之用而已。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隠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此一章书，是见人品不以洁已为髙而以经世为大也。孔子曰：「成已成物」，原儒者体用合一之学。吾岂不欲尽得若人与之相遇哉？然正未可一槩论也。如见有善事，则欣慕之，如有所追而不及，真知可好而好之，极其诚如此。见有不善，则痛絶之，如以手探热汤，真知可恶而恶之，极其诚又如此。此等笃信自脩之人，吾见今有此人矣，吾闻古有此语矣。至若士方困穷未遇，隠居伏处之时，则立志卓然不苟，凡致君泽民之事，一一预为讲求，而备其道于一身。及其遭逢知遇，出仕行义之日，则取平日经纶位育之懐，一一见之设施，而达其道于天下。此等出处合宜，体用全备之人，吾但闻古有此语矣，未见当世有此人也。虽欲闻见之相符，岂可得哉？盖脩齐治平，理夲一贯，用舎行蔵，道有兼该。圣人原欲以独善其身者兼善天下，不徒以避世为贤，而以济世为贵，故有懐夫三代之英，而慨然长思也。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徳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此一章书，是言尚徳而不尚富也。孔子尝言，人之足以享大名、垂后世者，视其生平自立何如耳。至扵富贵贫贱，初无与也。昔者齐景公，以诸侯之贵，畜马至千驷之多，富贵极矣。然功业不着扵时，徳泽不加扵众，身死之日，民无可称之德焉，其易忘之速如此。伯夷叔齐，仅商之遗老，而以武王伐纣为非义，耻食周粟，至饿死首阳山下，贫困极矣。然而风节着扵当时，名闻施扵后世，民到于今犹称述不衰，其思慕之乆如此。可见无善可称，身没而名随灭；有善可称，世逺而名愈芳。是名之称不称，初不系扵富贵贫贱也。《小雅·

译孔子说：“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的；通过学习才知道的人，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才去学习的人，是再次一等的；遇到困难还不学习的人，就是最下等的了。”

这一章书，是勉励人们通过学问来变化气质。孔子说：“人的气质各不相同，概括来说，大致有四个等级。有的人气质清明，天资纯粹，不需要通过学习，自然就能明白义理，这就是生而知之的人。这类人，就是所谓不用思考不用努力，从容合于中道的圣人，是品级中最上等的。”然而天下最聪明的人，未必只有少数，也有人生来不能立刻明白，必须经过探求学习，然后才能通晓义理，这就是学而知之的人。这类人，虽然得天资清明纯粹之中，难免有些许杂质，但其中容易消除疑惑，容易通晓一经，学问方面仅次于生而知之的人。也有资质愚钝，浊多清少，驳杂多纯粹少，却能在困境中磨砺心志，发愤向学，这就是困而学之的人。这类人，别人学一遍他学一百遍，别人学十遍他学一千遍，虽然愚笨必定会变得聪明，虽然柔弱必定会变得刚强，又次于生而知之的人。如果资质既被锢蔽而不通，又安于蒙昧而不觉悟，就甘于自暴自弃，这就是困而不学的人。这样的百姓，就是最下等的了。假使他们能够学习，又怎么不能进步到知呢？可见天赋资质虽然有高低之分，但最终的成就终究没有彼此的区别，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学习的益处真是大啊！

孔子说：“君子有九种思考：看的时候思考是否看得清楚，听的时候思考是否听得明白，脸色思考是否温和，容貌思考是否恭敬，言语思考是否忠诚，做事思考是否敬业，有疑问思考是否请教，愤怒时思考是否有后患，见到利益思考是否符合道义。”

这一章书，是讲君子思诚的学问。孔子说：凡人修身待人，各有应当遵循的准则。如果不能从容合于中道，就不能不在随时随处各自深思。君子兢兢业业，存养天理，遏制人欲。他的思考主要有九点：如眼睛对于看，就思考看得远且清楚，不被外物遮蔽，这样看就真诚了。耳朵对于听，就思考听德且聪慧，不被内物壅塞，这样听就真诚了。脸色就思考温和，暴厉的神色不表现在脸上，这样脸色就真诚了。容貌就思考恭谨，惰慢的气息不显露在身上，这样容貌就真诚了。说话就思考忠实，没有一个念头是欺骗的。做事就思考敬慎，没有一丝一毫是苟且的，这样言语和行为就真诚了。心中有疑惑，就思考向师友请教，以解除疑惑。与人发生忿怒争执，就思考祸难会波及自身亲人，从而抑制怒气。至于面临钱财的时候，又必定思考这利益是否应当得到。如果道义上不应当得到，绝不随便获取，这样就没有不真诚的了。君子各自深思如此，这九点都是存心治身的要点。君子在未发作之前涵养它，在刚发作之际持守它。因为存养精纯，所以应对得当；因为思虑周密，所以处理周全。总之不外乎是一心的运用罢了。

孔子说：“看见善行就像追赶不上一样，看见不善就像把手伸进沸水一样。我见过这样的人，也听过这样的话。隐居来保全自己的志向，践行道义来通达自己的主张。我听过这样的话，却没见到这样的人。”

这一章书，是表明人品不以洁身自好为高尚，而以经世济民为大。孔子说：“成就自己并成就万物”，原本是儒者体用合一的学问。我难道不想尽量遇到这样的人吗？然而正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看见善事，就欣羡向往，像有所追赶却赶不上，真正知道值得喜好就喜好它，极其真诚是这样的。看见不善，就痛恨决绝，像用手探热汤，真正知道值得厌恶就厌恶它，极其真诚又是这样的。这类笃信自修的人，我现在见过这样的人，也听过古人有这样的话。至于士人正处在困穷未遇，隐居伏处的时候，就立志卓然不苟且，凡是致君泽民的事情，一一预先探求，而完备其道于一身。等到遭遇知遇，出仕行义的时候，就取平日经纶治国的怀抱，一一体现在施设上，而通达其道于天下。这类出处合宜，体用全备的人，我只听过古人有这样的话，却没见到当世有这样的人。虽然想让闻见相符，怎么可能呢？大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理本来是一贯的，用舍行藏，道有兼该。圣人原本想用独善其身的人兼善天下，不单单以避世为贤，而以济世为贵，所以怀念三代的英杰，而慨然长思。

齐景公有四千匹马，死的时候，百姓没有德行可以称颂他。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到现在还称颂他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一章书，是讲崇尚德行而不崇尚富贵。孔子曾经说，人足以享有大名、流传后世的，看他的生平自立如何罢了。至于富贵贫贱，起初没有关系。从前齐景公，以诸侯的尊贵，养马多达四千匹，富贵到了极点。然而功业不显于当时，德泽不施于众人，死的时候，百姓没有可称颂的德行，被遗忘得如此迅速。伯夷叔齐，只是商朝的遗老，因为认为武王伐纣是不义，耻于吃周朝的粮食，以至于饿死在首阳山下，贫困到了极点。然而风节显赫于当时，名声流传于后世，百姓到现在还称颂不衰，思慕得如此长久。可见没有善行可称颂，身死名声随之消亡；有善行可称颂，时代久远名声更加芬芳。所以名声是否被称颂，起初不取决于富贵贫贱。

我行其野》之诗有云：「人之所称，诚不以其财之富，而祗以其行事之异。」其即景公夷齐之谓与？由孔子之言推之，布衣韦带之士，克自树立其道德行谊，犹足传诸无穷，声施不朽。若居帝王之位，兼圣贤之德，光前烈而裕后昆，其鸿名休誉，有不垂诸天下万世者哉？

译《我行其野》这首诗中说：“人们所称颂的，确实不是因为他的财富富有，而只是因为他的行为与众不同。”这说的不就是齐景公和伯夷、叔齐吗？从孔子的话推论，那些穿着粗布衣服、系着皮带的平民之士，如果能够确立自己的道德品行，尚且足以流传到无穷后世，声名施与不朽。如果身处帝王之位，兼具圣贤之德，既能光大前人的功业，又能福泽后代的子孙，那么他们宏大的名声和美好的赞誉，难道有不垂范天下、流传万世的吗？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逺其子也。」

此一章书是见圣人大道为公之心也。陈亢受学有年，未识圣人立教之公，妄以私意窥度圣人，疑必隂厚其子。一日问于伯鱼曰：「最亲莫如父子，最近莫如家庭，子亦尝有独得夫子之教而异扵羣弟子之所闻者乎？」伯鱼对曰：「我未尝有所异闻也。」夫子尝一日闲居独立，鲤趋走而过庭，此正可以有闻之时也。夫子但问曰：「曾学诗否乎？」鲤以实对曰：「未曾学也。」夫子因教之曰：「诗夲人情，该物理学之者，事理通达，无昏塞之患，心气和平，无躁急之失，必然长扵言语。若不学诗，欲言语应对之皆善，不可得也。」鲤于是受教，退而学诗，凡风雅三颂，因而防其旨矣。他日夫子又尝闲居独立，鲤复趋走而过扵庭前，此未授此日可以闻之矣。夫子但问曰：「曾学礼否乎？」鲤以实对曰：「未曾学也。」夫子因教之曰：「礼有三千三百之仪，恭俭荘敬之体，学之者品节详眀，义精而不惑，徳性坚定守固而不摇，必卓然有以自立。若不学礼，欲防矩凖防之悉合，不可得也。」鲤扵是受教，退而学礼，凡礼仪威仪，因而习其事矣。当独立之时，闻扵夫子不过如此而已，亦何尝有异闻哉？陈亢闻之，退而喜曰：「吾问伯鱼者一耳，而所得有三：闻学诗之可以言，一也；闻学礼之可以立，二也；又闻君子之敎推其子而逺之，全无偏私之意，三也。不亦深可幸哉？」要之，圣人固不私其子，亦何尝逺其子？当其可而教之，教子与敎门人一耳。诗礼雅言，敎子如此，教门人如此，敎天下后世亦不过如此。此圣人之敎所以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与。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此一章书，是定名正分之意也。孔子尝引古礼曰：「夫妇为人伦之始，闺门乃万化之原。」况邦君之妻，内有理隂助阳之责，外有母仪四国之尊，其称谓之际，非可苟也。故邦君称之曰夫人，言其与已敌体也。夫人自称扵君前曰小童，此谦言年防无知，不敢与君敌体之意，而国中之人不敢轻也。称之曰君夫人，言其相君以主内治者也。称之扵邻国曰寡小君，此谦言寡徳忝为小君，以治内之意，而邻国之人不敢轻也。称之亦曰君夫人，以其为一国之主母，尊称之词与夲国同也。夫以邦君之妻，一称谓之间，而有定分如此，然则名实之际，可不谨哉？盖《诗》始《闗雎》，《礼》夲婚姻，福之兴莫不由乎室家，治之隆莫不原扵阃内，妃匹之名正，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

　　日讲论语解义卷十

<经部,四书类,日讲四书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卷十一

　　论语【下之四】

　　阳货第十七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懐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嵗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此一章书，见圣人之待小人，不恶而严也。阳货尝囚季桓子而専国政，因孔子为鲁国人望，欲其来见已。孔子以货乱臣，义不往见。货遂托大夫赐士之礼，瞰孔子之亡而归，以蒸豚欲致孔子徃拜而见之也。孔子亦时货之亡也而徃拜之，是恐堕小人之计而处之以权，仍遂其不见之初心耳。不意与货相遇于涂中，货乃迎而谓孔子曰：「来，子与尔言：『曰道徳治世之寳也。懐寳者必当宏济时艰，措置国家于有道，苟懐

藏其宝而不用，坐视国之迷乱，可谓之仁乎？孔子曰：仁者，

译陈亢向伯鱼问道：“你在父亲那里听到过什么特别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孔子曾经独自站立，伯鱼快步走过庭院，孔子问：“你学习《诗》了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孔子说：“不学习《诗》，就无法善于言辞。”伯鱼退下后便去学习《诗》。过了些日子，孔子又独自站立，伯鱼快步走过庭院，孔子问：“你学习《礼》了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孔子说：“不学习《礼》，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伯鱼退下后便去学习《礼》。陈亢听到这两件事，退下后高兴地说：“我问一件事却得到了三个收获：知道了学《诗》的重要性，知道了学《礼》的重要性，又知道了君子对儿子保持距离（不偏私）的道理。”

这一章书体现了圣人公正无私的大道之心。陈亢跟随孔子学习多年，未能认识到圣人立教的公正，妄自以私意揣度圣人，怀疑圣人必定暗中偏爱自己的儿子。一天，他问伯鱼说：“最亲近的莫过于父子，最近的莫过于家庭，你曾经独自得到孔子的教诲，且不同于其他弟子所听到的吗？”伯鱼回答说：“我没有听到过特别的教诲。”孔子曾经有一天闲居独自站立，伯鱼快步走过庭院，这正是可以听到教诲的时候。孔子只问：“你曾经学习《诗》了吗？”伯鱼如实回答：“未曾学习。”孔子于是教导他说：“《诗》本于人情，包罗万象，学习它的人，事理通达，没有昏庸闭塞的弊病，心气平和，没有急躁轻率的过失，必然擅长言语。如果不学《诗》，想要言语应对都做得好，是做不到的。”伯鱼于是接受教诲，退下后学习《诗》，凡是《风》《雅》《颂》三部分的旨意，都因此掌握了。另一天，孔子又闲居独自站立，伯鱼再次快步走过庭院，这又是可以听到教诲的时候。孔子只问：“你曾经学习《礼》了吗？”伯鱼如实回答：“未曾学习。”孔子于是教导他说：“《礼》有三千三百种仪节，恭敬、节俭、庄重、严肃的体统，学习它的人，品行节操详明，义理精微而不迷惑，德性坚定稳固而不动摇，必然卓然自立。如果不学《礼》，想要行为准则完全符合规范，是做不到的。”伯鱼于是接受教诲，退下后学习《礼》，凡是礼仪威仪，都因此熟悉了。当孔子独自站立时，伯鱼听到的不过如此罢了，哪里有什么特别的教诲呢？陈亢听到后，退下后高兴地说：“我询问伯鱼只是一件事，而得到的收获有三：听到学《诗》可以善于言辞，这是第一；听到学《礼》可以自立，这是第二；又听到君子教导儿子时推远他，完全没有偏私之意，这是第三。不也很值得庆幸吗？”总之，圣人固然不偏爱自己的儿子，又何曾疏远自己的儿子呢？在适当的时候教导他，教导儿子与教导门人是一样的。《诗》《礼》雅言，教导儿子如此，教导门人如此，教导天下后世也不过如此。这就是圣人的教化之所以像日月运行于天，江河流淌于地的原因。

诸侯国君的夫人，国君称她为夫人。夫人自称说小童。国人称她为君夫人。在其他诸侯国的人面前称她为寡小君。其他诸侯国的人称她也叫君夫人。

这一章书，是确定名分的意思。孔子曾经引用古礼说：“夫妇是人伦的开始，闺门是万种变化的根源。”何况诸侯国君的夫人，对内有帮助国君治理阴阳的责任，对外有作为四国母仪的尊荣，在称谓之际，不可以马虎。所以国君称她为夫人，是说她与国君地位对等。夫人在国君面前自称小童，这是谦称自己年幼无知，不敢与国君地位对等的意思，而国中的人不敢轻视她。国人称她为君夫人，是说她辅佐国君主持内政。在邻国面前称她为寡小君，这是谦称自己德行浅薄，愧为小君，以治理内政的意思，而邻国的人不敢轻视她。邻国的人称她也叫君夫人，因为她是一国的主母，尊称的词与本国人相同。国君的夫人，在一个称谓之间，就有如此确定的名分，那么名与实的关系，能不谨慎吗？《诗经》始于《关雎》，《礼》的根本在于婚姻，福气的兴起没有不从家庭开始的，治理的兴盛没有不源于内室的，配偶的名分端正，然后才能配得上至尊而成为宗庙的主祭者，这是纲纪的首要，王道教化的开端，所以孔子提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