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四书解义卷八

译刚好得以相随，却因闲居反而导致离散，聚散无常，怎能不牵动情怀呢？」门人顺着孔子的思绪，记载道：「夫子所说的跟随他经历陈、蔡之难的人，究竟是谁呢？他们的姓名尚且可以辨识，他们的造诣更值得称道。有在自身修养上有所得且行为谨慎的，称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有能够确立言论且善于应答陈述的，称为言语：宰我、子贡；有通晓国家政事且熟悉各项事务的，称为政事：冉有、季路；有风度雅致可观且见闻广博的，称为文学：子游、子夏。」这些人都是跟随夫子经历陈、蔡之难的，他们的人品与才能，各自擅长其长，难怪夫子不忍遗忘。通过门人关于四科的说法，孔子培养人才的方法就可见一斑了。即便是朝廷根据才能任用人才的道理，也由此可以知晓了。

译孔子说：“颜回啊，不是能帮助我的人。对于我的话，他没有不心悦诚服的。”

这一章书是孔子深深喜悦大道得到了合适的人。孔子说：“求学的人在讨论辩驳的时候，探求不停止，不但自己受益，而且更足以使别人受益。而颜回却不是这样。大概人必定有了疑惑才会提问，提问之后才会有启发，疑惑和提问相互促进，然后才能有所助益。颜回啊，不是能帮助我的人。对于我所说的话，没有不在心里默默契合的，安然地精神领悟。既然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又怎么能有所助益呢？”虽然如此，这话只能对颜渊说。至于一般的求学者，应当每天致力于广博地学习并恳切地提问，圣贤的道理，不辨析就不精微；天下的事务，不考究就不明白。默默记在心里并通达理解，难道容易做到吗？

孔子说：“真孝顺啊，闵子骞！人们对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没有异议。”

这一章书是孔子赞美闵子骞纯真的孝心。孔子说：“人的行为，没有比孝更大的了。而孝行以能取信于人为真。以现在来看，闵子骞真是孝顺啊！”天下以孝闻名的人，有的容易得到父母兄弟的认可，却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有的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反而不能得到父母兄弟的认可。处在顺境和逆境中，不是纯孝的人不能尽善尽美。现在闵子骞对父母兄弟的孝顺，别人也称赞他，内外之间没有异议，这是孝悌的实质积累在心中而显现在外面。像这样，天地之性，人最为尊贵；人的行为，以孝为最大。孔子深深赞美闵子骞来教化世人。

南容反复诵读《白圭》这首诗，孔子把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他。

这一章书，体现孔子谨慎言语的教导。《诗经·大雅·抑》篇中有这样的话：“白圭上的瑕疵，还可以磨掉；言语上的瑕疵，就无法挽回了。”这是关于谨慎言语的深刻告诫。南容经常反复诵读“白圭”这首诗，念念不忘，他的用心比别人更加深厚。孔子于是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爱惜自己的女儿，而选择谨慎厚道的人，那么言语应当谨慎，是多么重要啊！

季康子问弟子中谁好学？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了。”

这一章书，体现好学的人不容易得到。鲁国大夫季康子问弟子中谁是真正好学的人？孔子回答说：“我的门徒中有个叫颜回的，是真正好学的人。如果上天给他长寿，他所达到的境界，应当不可限量；但不幸他的寿命不长久。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了。”人做学问，当世已经无法企及，死后不再见到，怎能不让人产生深长的思念呢！难怪孔子发出这样的叹息。

颜渊死了，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来做外棺。孔子说：“有才无才，也各自说的是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只有内棺而没有外棺，我没有卖掉车子步行来给他做外棺。因为我曾在大夫行列中任职，不可以步行。”

这一章书，体现孔子以道义来爱护颜回。从前颜渊死了，他的父亲颜路因为家里贫穷，不能置办外棺，于是请求孔子卖掉他所乘的车子，用来做外棺，心意是想厚葬来安葬贤能的儿子。孔子说：“人的儿子，虽然有才有无才的区别，但从父亲的角度看，没有不同，也各自说的是自己的儿子。从前我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有内棺而没有外棺，我没有卖掉车子步行来给他做外棺，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曾在大夫行列中任职，不可以步行。现在难道可以为颜回而舍弃车子吗？”大概颜渊一生安贫乐道，生死一致，虽然没有外棺有什么损害。只有孔子深知这一点，所以不把薄葬当作嫌隙，并不是吝惜一辆车。

颜渊死了，孔子说：“唉！天要亡我啊！天要亡我啊！”

这一章书，是孔子哀悼大道无人传承。从前颜渊死了，孔子悲伤哀悼地说：“上天生下颜回，大道有所依靠，这也是我的大幸。”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死了。唉！天要亡我啊，天要亡我啊，天难道只是亡颜回吗？我实在无法释怀于天道了。孔子上承文王的传承，就说：“上天将要毁灭这种文化。”下失颜渊的传承，就说：“天要亡我。”那么道统的断绝与延续，都是天命。

颜渊死了，孔子哭得极其悲痛。跟随的人说：“您太悲痛了。”孔子说：“我过于悲痛了吗？不为这个人悲痛，还为谁悲痛呢？”

这一章书，体现孔子的哀伤发自内心且符合节度。从前颜渊死了，孔子悲伤哀悼到了极点，于是哭得极其悲痛。跟随的人劝止他说：“哀伤要有节制，您哭颜回可以说是太悲痛了。”孔子说：“我哭颜回过于悲痛了吗？我自己没有察觉到。”虽然如此，哀伤可以节制，但对于颜回却有不能自己控制的时候。不为这个人悲痛，还为谁悲痛呢？悲痛是一时的，而伤痛是无穷的。孔子对于道，爱惜人才到了这种地步。

颜渊死了，门人想厚葬他。孔子说：“不可以。”门人还是厚葬了他。孔子说：“颜回啊，把我看作父亲一样，我却不能把他看作儿子一样，这不是我的过错，是那些门人的过错。”这一章书，是孔子以遵循道理来责备门人，这正是深深爱护颜回的表现。从前颜渊死了，门人因为他是大贤人，想厚葬他。孔子制止他们说：“颜回的为人，正不需要厚葬，在道理上不可以。”门人终究认为不厚葬不足以尊崇颜回，于是厚葬了他。孔子叹息说：“颜回平时，把我看作父亲一样，我如今却不能把他看作儿子一样，使颜回在死后不安，我又怎么能心安呢？”但这不是我的过错，是那些门人的过错。门人的心意，与颜回大不相同。

译这种心态，如此更加让人想要回归正道了。

季路问如何侍奉鬼神，孔子说：“还不能侍奉活人，怎么能侍奉鬼神呢？”又问关于死亡的事，孔子说：“连生的道理还没弄明白，怎么能知道死呢？”

译这一章书，是孔子告诫人们要致力于切近务实之心的。季路问鬼神之事，这是人应当面对的事，其道应当如何？孔子说：可见的是人，不可见的是鬼神，未能侍奉人而得其欢心，怎么能侍奉鬼而希望它来降临呢？季路又问死亡之事，这是人必然要经历的，其道是怎样的？孔子说：难以穷尽的是生，不必深究的是死，未能探究本源而知道所以生，怎么能反推终局而知道所以死呢？可见人与鬼总是一道，死与生原属一理，只要致力于平实之处，就能以明理通达幽深，保全生命也就等于保全归宿，哪里可以舍近求远，而追求那幽深渺茫难知的领域呢？

闵子侍立在旁边，温和而刚毅的样子。子路刚强勇猛的样子。冉有、子贡温和正直的样子。孔子很高兴。“像子路这样的人，恐怕不得好死啊。”

这一章书，是门人记录各位贤者的气象。门人说：“从前夫子在座，闵子侍立在旁边，就见他外和内刚，温和而刚毅的样子。至于子路，就见他果敢发越，刚强勇猛的样子。冉有、子贡就见他端庄正直，温和正直的样子。”观察四位弟子的气象，就可以知道四位弟子的造诣。道统有人继承，世间就有依靠。那时夫子好像有欣喜得情不自禁的样子。四位弟子中，只有子路过于刚强，不是终吉之道。所以夫子也曾警告他说：“像子路这样的人，恐怕不得好死啊。”这不过是据理而论，想要子路减损过刚以合乎中道，却没想到子路最终没能做到。可惜啊。

鲁国人改建长府。闵子骞说：“沿袭旧制，怎么样？何必重新改建呢？”孔子说：“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说话就一定切中要害。”

这一章书，体现圣贤维护鲁国的心意。从前鲁国有长府，由来已久。一旦想要改建更新，这是改变制度的开端，也是聚敛财利的萌芽。闵子骞委婉地劝阻说：“天下的事，开创者难为，完成旧事者易为力。那长府虽然久远，未到严重毁坏的地步，沿袭旧制，稍加修缮，有什么不可以？何必改建而做劳民伤财的事呢？”孔子听后称赞说：“这个人不轻易说话。正因为不轻易说话，所以一说话就关乎百姓的大计，触动对事务的深思。说话一定切中要害，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论啊！”大体上劳民伤财的事，损害虽在一时，但改变历代的规模，开启聚敛的苛法，关系正自不小。闵子不极力陈述其弊端，所以委婉而易于接受。孔子又称赞其美德，更让听闻的人知道惭愧。圣贤爱护鲁国百姓，正是因为他们深爱鲁国的君臣。

孔子说：“子路弹瑟，为什么在我这里弹呢？”门人不尊敬子路。孔子说：“子路，已经升堂了，只是还没有入室罢了。”

这一章书，体现孔子造就人才的方法。孔子说：“声音之道，通于性情。瑟虽然只是一艺，但平日所养都可以立刻显现。子路弹瑟，好像直任气质，没有涵养的样子，为什么在我这里弹呢？”这大概是想要子路自我警省而进于沉潜。于是门人不知，就不尊敬子路。孔子晓谕他们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轻易轻视子路呢？据今天的子路，可以说升堂而登高明的地方了，只是没有入室而达到精微的领域罢了。假使子路能自我勉励，哪有极限呢？而你们轻视子路为什么呢？”可见学问无穷，自满固然不对，而轻视别人更不对。孔子这话，不但造就子路，也是造就门人。

子贡问：“师和商，谁更贤？”孔子说：“师过分，商不及。”子贡说：“那么师更好吗？”孔子说：“过分和不及一样。”

这一章书，体现孔子以中道约束人。圣门弟子有颛孙师和卜商二人，虽然都称为贤，但造诣各有不同。所以子贡偶尔举出来问：“师和商，谁更胜一筹？”孔子说：“师，才高意广，往往至于过分；商，笃信谨守，往往失于不及。二人造诣如此，观察他们的造诣而贤与不贤就可以知道了。”子贡不明白其中的意义，就问：“天下的事，没有不以过分为胜，以不及为不胜的。商既然不及，那么师已经胜过商了吗？”孔子说：“学问之道，贵在适中。不及固然失之卑陋，而太过也失之夸张，其不符合中道，正自相等，哪里见得更好呢？”大概“无过不及”叫做中，让学者各自反省自己的有余，勉力自己的不足，或许道统就有依靠了。

季氏比周公还富有，而冉求却为他聚敛财利以增加他的财富。孔子说：“他不是我的门徒，你们可以敲着鼓去进攻他。”

这一章书，是孔子纠正党同恶人的罪过，以警告权臣。从前周公以叔父的尊贵，兼有安定天下的功绩，分封鲁国，他的富有是应当的。季氏，只是鲁国的大夫罢了，却比周公还富有，他掠夺公室、害民的事，哪里忍心说呢？冉有以圣门高弟的身份，做季氏的家臣，本应救正他的过错，上全国家体制，下安百姓性命，这才是尽忠之道。却不能用道侍奉主人，反而为他聚敛财利以增加他的财富，这不义太严重了。孔子断绝他说：“我的门徒以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为教，而冉求却以党同恶人、害民为乐，大概不是我的

译只是门徒罢了。”如果不声张他的罪过，那么不贤的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让弟子们击鼓而攻伐他是可以的。由此可见，圣人憎恶坏人，必定先要断绝他的党羽。对于冉有来说，不过是想博取季氏的欢心，却不知难以逃脱圣门公正的舆论。让弟子们传扬此事而共同畏惧，即使季氏听到也会知道警戒，这真是仁人的用心啊。

译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这一章书，是告诉人们应当通过进德修业来转化气质上的偏颇。孔子曾经评论过门下弟子的才质，说大凡人的气质不可能没有偏颇，但这都不妨碍他们进求大道，只是担心他们不能自己知道偏颇所在，就无法施加转移转化的功夫罢了。就像柴也，谨慎厚道有余而明智不足，可以称为愚；参也，资质迟钝而警觉敏捷不及，可以称为鲁；师也，仪容举止可观而缺少诚实恻隐之心，这就是所谓的辟；由也，粗率直爽自我遂意而缺少温润和雅的文饰，这就是所谓的喭。假如这四个弟子各自顺着自己的本性发展，与平庸俗人有什么不同呢？却不知道如果能用学问来促进他们，就都是能承担大道的器才了。因为四个弟子得到了圣人作为老师，知道了自己偏颇所在，有的用学问来充实，有的用礼乐来文饰，都不失为大贤。既然如此，那么人也贵在自我勉励，怎么可以因为资质的偏颇驳杂而自我推托呢？

孔子说：“颜回啊，他差不多了吧？只是常常贫困。”端木赐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去经商获利，猜测行情却屡次猜中。这一章书，是孔子称赞人的长处，来促进他们弥补不足。孔子说：“我门下有了颜回和端木赐，他们的聪明见识未曾不相近，但内心实质却有不同。颜回啊，凭借明睿的姿质，致力于深潜的学问，对于大道，几乎差不多了吧？但只见他住在陋巷吃着粗粮，屡次陷入贫困匮乏却处之泰然，为什么淡泊忘机到这种地步呢？至于端木赐，则不听从贫富的命运安排，而致力于生财致富，比起安贫乐道的人，又怎么样呢？然而他的才识明敏，凡是所猜测度量的，每每切中要害，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假如由此而充实发展，他进步到颜回的程度有什么难呢？这可见气质偏杂的人，不可以自我限定，而天赋资质明达的人，尤其不可以自我满足。假如子贡没有听到圣人的教诲，那么怎么知道不会最终因为货利留下讥议，而被小聪明所误呢？

子张问善人的处世之道，孔子说：“不踩着前人的脚印走，也不能进入圣人的堂奥。”

这一章书是孔子论述天生资质美好的人，并促进他们通过学问来完善。子张问孔子说：“天下人的品行不一，而唯独有所谓的善人，他们的处世之道是怎样的？”孔子说：“大凡受气质局限的人很多，即使有志向上，也必须遵循前人的路径，然后才能合乎大道。只有善人不拘泥于圣贤的成法，而自己也没有偏杂的祸患，大概就是不踩着前人脚印的样子。但他们每每自任性情的本然，未曾加以深造的功夫，所以也不能进入圣人的堂奥。综合来看，善人之所以为善人就可以知道了。大概天生资质的美好，不可轻易得到，也不可完全依赖。况且有圣人的根基，能够不因为学问而限制自己优越的进入呢？不更容易吗？”

孔子说：“言论笃实就赞许他吗？是真正的君子呢？还是外表庄重的人呢？”

这一章书，是孔子告诉人们考察行为的方法。孔子说：人的真情假意，不可直接看见，所能看见的，只是容貌言辞气度之间罢了。然而容貌言辞气度，有一见就能决断的，更有屡次看见也不容易测度的。如果专门以言论的笃实似乎有德行，就赞许他，那么怎么知道他是表里如一的君子呢？又怎么知道他是外表笃实而内心不笃实、外表庄重的人呢？用君子的标准待人，虽然是忠厚之道，但如果被外表庄重的人所欺骗，那么迎合的弊端，就从我们这里开启了。容貌言辞气度，不可以用来判定人品，真是严重啊。所以古代帝王选拔人才的方法，既观察他们陈述奏对的话，尤其详细地考察他们实际的功效，然后赐给他们车马服饰，申明考核业绩，不轻易以知人自任，所以没有失人的讥议。

子路问“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去做呢？”冉有问“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说：“听到了就去做。”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了就去做吗？’您说‘有父兄在’；冉求问‘听到了就去做吗？’您说‘听到了就去做’。我惑了，敢问？”孔子说：“冉求退缩，所以促进他；仲由胆量过人，所以抑制他。”这一章书，是孔子因人施教的意思。从前孔门弟子有子路，曾经有听到了却担心未能实行的情况，于是问说：“人对于道，以能实行为贵，从今以后一有所闻，就应当勇往直前地实行吗？”孔子说：“听到善言固然应当勇为，然而父兄在上，必须斟酌义理，审察时势，有不敢不禀命的时候，怎么可以率意而行呢？”又有弟子冉有，曾经喜好道却担心力量不足，于是问说：“人求道，努力实行很难，从今以后若有所闻，就应当勤勉实行吗？”孔子说：“行善不宜推诿，一有所闻，就应当去除因循，鼓动志气，有不可不勤敏的时候，怎么可以不笃实地实行呢？”这是孔子因人施教，妙在裁成，在人或许不知道。当时弟子公西华，看见两人问相同而回答不同，不能没有疑惑，于是问说：“为学者都有定向，施教者自然没有异同，仲由问‘听到了就去做吗？’与冉求的问没有不同，而夫子却告诉他‘有父兄在’；冉求问‘听到了就去做吗？’与仲由的问没有不同，而夫子却告诉他‘听到了就去做’。所问相同而所答不同，这是公西华的不能没有疑惑。”孔子说：“你知道两人的问相同，也知道两人的才质不同吗？冉求的资质过于

译冉求性格柔弱，柔弱就会在凡事上畏缩不前，不肯进取，所以孔子告诉他“听到了就去做”，旨在让他勇敢前行、努力实行，以改变他怯懦的习性，这是因为他有所不及而激励他前进。仲由的资质过于刚强，刚强就会在凡事上锐进，不加裁度，所以孔子告诉他“还有父兄在”，旨在让他安守本分、遵循理法，不流于妄动的过失，这是因为他有所过头而抑制他后退。有时激励前进，有时抑制后退，总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成就他，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总之，圣人教导人，不希望他过头，也不希望他不及，只希望他合乎中道而停止，所以没有人不在他的陶冶塑造之中，这大概就是他能成为万世师表的原因吧？

译孔子在匡地遭到拘禁，颜渊落在后面。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老师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

这一章书，体现了圣贤遇到变故时，只以道义来坚定自己的信念。从前孔子被匡人围困，仓促间遭遇危难，颜渊偶然落在后面。当时匡人肆意作恶，孔子自己也不能没有忧虑。等到他们重逢，孔子喜不自胜，对颜渊说：“我与你走散，以为你被围困而死，现在幸好你还活着吗？”颜渊回答说：“我对于老师，身体虽然有两个，但道义却是一致的。如今道义没有坠地，礼乐文化既然在这里，匡人自然不能加害老师，这就是老师在世的原因。老师既然在世，那么我也以道义为重，怎么敢轻易赴死呢？”可见圣贤以道义自重，即使面对生死，也审慎处理而不苟且，何况是那些微不足道的进退得失呢？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以称为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你会问一些非同寻常的人或事，原来是问仲由和冉求啊。所谓大臣，是用道义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就辞职。现在仲由和冉求，只能算是具备才能的臣子罢了。”季子然说：“那么他们是顺从君主的人吗？”孔子说：“如果是弑父弑君的事，他们也不会顺从。”

这一章书，体现了孔子阻止僭越、扶持纲常的深远用心。季子然是季氏家族的子弟。从前仲由、冉求担任季氏的家臣。季子然问孔子说：“老师门下的弟子，像仲由、冉求这样的人，他们的人品才识，可以称为大臣吗？”用陪臣的身份比拟大臣，这种僭越太严重了。孔子回答说：“我以为你问我，一定是有非同寻常的人或事。现在却是问仲由和冉求，这也不是我对你的期望啊。况且你认为仲由和冉求是大臣，难道知道什么是大臣吗？所谓大臣，是以道义为重。凡事都用道义辅佐君主，与那些承顺奔走办理百职事务的人截然不同。如果君主的行为符合道义，就为他赞助，以成就他的美德；如果君主的行为不符合道义，就为他匡正补救，以弥补他的缺失，务必期望引导君主走上正道才罢休。像这样的人如果得到信用，那么对上成就君主的德行，对下有利于百姓，上下同心同德，可以恢复唐虞三代的盛世；如果不被信用而发现有不可行的情况，也只是抱着道义退隐，绝不歪曲道义来使自身受辱。大臣之所以为大，本来就是这样。现在仲由和冉求，同为家臣，只能说是从政的具臣而已，怎么能和大臣相比呢？”这是孔子贬抑二人，正是为了驳斥季氏。于是季子然又问：“二人既然不是大臣，那么凡是行事的时候，也是唯唯诺诺听命而没有自己的主张吗？”孔子回答说：“仲由、冉求虽然不懂大臣的道义，但名分所在，他们都知道。如果安于常道处于顺境，他们顺从是可以的。如果不顾义理而犯下天下最大的罪恶，我看到他们有坚定的见解，有坚定的操守，绝不会结党附和他人。”大概季氏向来有不臣之心，想让二人顺从自己以助长叛乱，所以孔子暗中驳斥他。这僭越的萌芽，因此潜消，而纲常的大义就昭然若揭而不可掩盖了。

子路让子羔做费邑的长官，孔子说：“这是害了别人的孩子。”子路说：“那里有百姓，有社稷，何必一定要读书然后才算学习呢？”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些巧言善辩的人。”这一章书，体现了学习是为政的根本。子羔姓高名柴，是孔子的弟子。从前费邑屡次叛乱难以治理，子路曾担任季氏的家臣，因此推荐子羔做费邑的长官，因为子羔为人质朴，可以镇服百姓以平息叛乱。不知道子羔资质虽然美好，但没有从事学问，对内会妨碍修养自己，对外会妨碍治理百姓，爱护他恰恰是害了他。所以孔子说：“害了别人的孩子”，这是深深责备子路妄自举荐。而子路没有觉悟，于是强词夺理地回答说：“费邑中有百姓，可以治理；有社稷，可以侍奉。治理百姓而寻求治理的道理，侍奉社稷而尽侍奉的道义，这就是学习的大处。何必拘泥于从事诵读然后才叫学习呢？”子路这话，大概与孔子的意思相左了。所以孔子责备他说：“凡人不论理的是非，情的当否，只靠口辩取胜，这是我向来深恶痛绝的。现在仲由不揣度义理，而只靠口辩压人，能不因此自我反省吗？”古人学习古代经典进入官场，必须先从事学习，然后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持有根本而施行有步骤。有治理天下国家责任的人，确实不能不把经典学习作为要务。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侍孔子坐着。孔子说：“因为我比你们年长一些，不要因此而不说话。你们平时常说：‘没有人了解我。’如果有人了解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做呢？”

这一章书，体现了圣贤出仕济世，必须先考察志向。曾皙名点，是曾参的父亲。从前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侍孔子坐着。孔子想观察他们的志向，于是对他们说：“人们往往拘泥于少长的名分，而不倾吐内心的怀抱，所以想要内心考察他们的心志，是得不到的。现在我与你们，虽然有一日之长，但有怀抱一定要吐露，不要因为年长而不言语。况且你们平时自念，就说：‘我的才识可以为世所用，只是没有人了解罢了。’如果有人了解你们而任用你们，你们将凭借什么，来符合他的了解呢？”这是孔子想观察各位贤人的志向，而加以裁成引导。

子路轻率地回答说：“拥有一千辆兵车的

译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加上有军队侵犯，接着又有饥荒，如果让我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百姓勇敢而且懂得礼义。”孔子听了微微一笑。

译这一段文字是子路陈述志向。当时子路一听到孔子的问话，便不再谦让，轻率匆忙地回答说：“现在有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兵役赋税繁多，而且夹在大国之间，行动多有牵制，再加上军队的侵扰，征调不得安宁，接着又有饥荒，导致物资匮乏，这确实是时势艰难的情况。假使让我子路在这种情况下治理国家，抵御强邻，安抚百姓，修明政教，勤加训练，等到三年之后，可以使百姓勇敢，并且懂得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的道理。”这就是子路的志向。孔子听了微微一笑，不是笑他志向狭小，而是笑他言语轻率。

孔子问冉求：“你的志向如何？”冉求回答说：“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如果让我冉求去治理，等到三年之后，可以使百姓富足。至于礼乐教化，那就等待君子来推行了。”

这一段文字是冉求陈述志向。当子路回答之后，孔子于是问冉求：“你的志向如何？”冉求回答说：“以我的志向，不敢承担治理千乘大国的重任。只是方圆六七十里的小国，或者五六十里更小的地方，如果让我冉求去治理，制定田亩制度，教导种植畜牧，减轻徭役赋税，开源节流。等到三年之后，那么对上供养、对下养育，都有资财；遇到水旱灾荒，都有准备。可以使家家户户衣食充足，没有受冻挨饿的忧虑。像这样，也只是能让百姓不匮乏罢了。至于百姓性情容易奢侈，需要用礼来节制；民心容易淡薄，需要用乐来调和。那就等待德才兼备的君子，不是我冉求所能做到的。”他的言辞谦退，就是这样。

孔子问公西赤：“你的志向如何？”公西赤回答说：“不敢说我能胜任，只愿意学习。宗庙祭祀之事，或者诸侯会盟之事，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官。”

这一段文字是公西华陈述志向。当冉求回答之后，孔子于是又问：“赤，你的志向如何？”公西赤回答说：“礼乐之事，不敢说我就一定能胜任。只是礼乐不可片刻离开身体，只愿意在这方面学习。比如宗庙有祭祀之事，邻国有会盟之事，都是礼制所在的地方。我公西赤就穿着礼服、戴着礼冠，愿意做一个协助礼仪的小相。在时序中安排仪节，使君主在宗庙中不失礼；审察应对之辞，使君主在诸侯间不失礼。这就是我的志向。”他的言辞谦退，又是这样。

孔子问曾皙：“你的志向如何？”曾皙弹瑟的声音渐渐稀疏，最后铿的一声，放下瑟站起来。回答说：“我的志向不同于那三位先生所陈述的。”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也不过是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说：“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穿定，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位少年，在沂水中沐浴，在舞雩台上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孔子长叹一声说：“我赞同曾皙啊。”

这一段文字是曾皙陈述志向。三位先生说完之后，孔子于是问曾皙：“你的志向如何？”大概三位先生陈述志向的时候，曾皙正在弹瑟，到这时才结束，而余音还在铿锵作响。等到回答孔子的问话，便放下瑟站起来，上前回答说：“我的志向，与那三位先生所陈述的不同。”孔子说：“志向虽然不同，有什么妨害呢？也不过是各自说说志向所在，正不必相同。”曾皙于是说：“我的志向，原本不需要寄托于未来，而正不外乎眼前。就像现在暮春时节，天地之气非常和暖，足以适意；单衣夹衣已经做好，足以适体。因而偕同我志同道合的人，成年人五六位，少年六七位，老少都聚集在一起，简略地说出游。或者在沂水的温泉中沐浴，或者在舞雩台的高爽处吹风，乘着兴致前往，适意而止，此唱彼和，一起歌咏着回家。这就是曾皙的志向如此而已，还有什么可羡慕的呢？”孔子心中有所契合，长叹一声说：“我赞同曾皙啊。”大概是喜欢他有视民如胞、视物如己的胸怀，果然不同于那三位先生。

那三位先生出去了。曾皙留在后面。曾皙说：“那三位先生的话怎么样？”孔子说：“也不过是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说：“老师为什么笑子路呢？”孔子说：“治理国家要讲究礼，他说话不谦让，所以笑他。”难道冉求所说的就不是国家吗？哪里见得方圆六七十里、五六十里就不是国家呢？难道公西赤所说的就不是国家吗？宗庙祭祀、诸侯会盟，不是诸侯的事又是什么？公西赤只说做个小相，谁能做大相呢？

译子赤所说的“小相”，不过是自我谦称罢了。如果因为子赤在礼乐方面的才能而认为他只能做小相，那么又有谁能超越他而担任更大的职务呢？观察子路和子赤的志向，同样都是为了治理国家，那么孔子之所以嘲笑子路，就不必再追问而自然明白了。总之，圣贤的学问，务必顺应时势、处于中道，随时随地都自足完备，即使功业覆盖天地，也总没有超出本性分位之外，原本就没有可以骄傲自大的余地。所以虽然才能足以用于世间，但尤其必须在中和之中涵养培育，看圣人赞许子防、嘲笑子由，他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就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吗？

译颜渊第十二

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言行回归于礼，这就是仁。一旦做到了克制私欲、回归于礼，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是仁人。实践仁德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条目。”孔子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颜渊说：“我虽然不聪明，请让我照着这些话去做。”

这一章书是孔子门下修养心性的实学。做学问没有比求仁更切要的，所以颜渊以仁发问，大概是想得到仁的本体然后去实践。孔子说：“仁是心的全部德性，难以用言语确切形容，存在于人中的天理当然的准则叫做礼，人心私欲的牵累叫做己。实践仁德的人只要能克制去除私欲，恢复天理，这就是仁，原本不需要另外去寻求。这个理是人人都具备的，只是大多习以为常而不觉察罢了。如果真能在一天之内克制私欲以恢复礼，那么天下虽然广大，就会没有不欣然称许你的仁德的。其效果之大且快，大概就是这样。事情由自己做容易，由别人做困难。现在所说的克制和恢复，只是尽到自己应尽的本分而已，哪里是借助外力而依赖别人呢！于是颜渊听了克制私欲、恢复礼的教诲，心中有所领悟，就直接询问克制私欲、恢复礼的具体条目，大概是想切实用力而不再疑惑了。孔子说：“大凡欲望之心占上风的人，应对事物时大多不符合礼，必须在念头未发动之初加以制约，在将要行动之始保持谨慎。看必须符合礼，不符合礼就不要看；听必须符合礼，不符合礼就不要听；说必须符合礼，不符合礼就不要说；动必须符合礼，不符合礼就不要动。大概视听言动中不符合礼的就是私欲，不看、不听、不说、不动就是克制私欲。私欲克制了，礼就恢复了，而仁不就在这里吗？这就是所说的克制私欲、恢复礼就是仁。”颜渊一听到这些话，自觉求仁的功夫确实有可依据的地方，于是直接承担道：“我虽然不聪明，但老师的教诲确实可以遵循，请让我从事于心，致力于视听言动之间，自我克制而自我恢复，怎敢自我推托而辜负老师的教诲呢！”总之，克制私欲和恢复礼，就是人心和道心的学说。如果随时反省觉察，那么人心自然去除，道心自然保全，以此来仁德覆盖天下，又有什么困难呢！

仲弓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好像去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好像去承担重大的祭祀。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在诸侯国中没有怨恨，在卿大夫的封地中没有怨恨。”仲弓说：“我虽然不聪明，请让我照着这些话去做。”

这一章书，是以反省内心为仁。从前仲弓向孔子问仁，孔子说：“仁存在于心中，不外乎敬和恕这两者罢了。”大凡人会见贵宾时，没有不肃然起敬的；等到出门的时候，就容易疏忽了。如果心不敢放纵，刚一出门就俨然觉得尊贵的人在前，好像是在会见贵宾一样，那么没有一时敢疏忽就可以知道了。人承担重大祭祀时，没有不恭敬谨慎的；等到役使百姓的时候，就容易怠慢了。如果心不敢放荡，刚一役使百姓就宛然觉得祖先神灵降临，好像是在承担重大祭祀一样，那么没有一事敢怠慢就可以知道了。这是敬的极致。又用会见贵宾、承担祭祀的心，来体察人和自己之间。大凡人把不符合礼的事加给我，这是自己所不愿意的。自己所不愿意的，就不施加给别人，这是恕的极致。像这样存心敬和恕，那么凡是身体所处的地方，或在内或在外，都是我考证的地方了。如果能对外上下相安，在诸侯国中没有怨恨；对内宗族相悦，在卿大夫的封地中没有怨恨，这是无不在显示敬和恕的征验，也就是无不在流通敬和恕。难道不称之为仁吗？所以仲弓直接承担道：“我虽然不聪明，但老师的话确实有所依据。请让我尽自己的敬和恕的功夫，来考证没有怨恨的效果，怎敢不努力以符合明确的教诲呢！”总之，仁存在于心中，有事物遮蔽它就昏暗。只有时时体认，用敬来确立本体，用恕来推展作用，这就是天德之所以常存，而身世之所以都善的原因。

司马牛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人，他的言语迟钝。”司马牛说：“言语迟钝，这就叫做仁了吗？”孔子说：“做起来困难，说话能不迟钝吗？”

这一章书，表明实践仁德在于存心。司马牛名犂，是孔子的弟子。向孔子问仁，孔子说：“仁的道，在于存心。心的存与不存，可以从他的言语看出来。只有仁人涵养已经纯熟，随处缄默，凡是开口的时候，好像有所隐忍而不敢轻易发言的样子。你想实践仁德，也只在于谨慎言语罢了。”于是司马牛没明白其中的缘故，又问说：“仁道至大，应当不是缄默足以穷尽的。言语迟钝，这就可以作为仁了吗？”孔子说：“言语迟钝不是容易的事。人只有心不存，所以凡事随意而妄为，言语就轻率说出而没有顾忌。如果仁人心存不放，凡事都熟思审处，而不敢苟且，考虑开始图谋终结，必定恭敬必定谨慎，这是实践。像这样困难，他实践既然困难，那么即使想轻率说出一句话也没有空闲，多说一句话也不敢，即使想不迟钝，可以吗？”大概司马牛多言而浮躁，虽然针对他这个人而教诲他，但总之言语迟钝的人，心一定存；心存的人，理就可以得到。这就是巧言的人少有仁德，而吉人的言辞常常简少的原因。

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司马牛说：“不忧愁不恐惧，这就叫做君子了吗？”孔子说：“自我反省没有愧疚，那有什么忧愁恐惧呢？”

这一章书，表明

译君子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能安然自得。从前司马牛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君子，他认为君子是德行完备的人，心里必定以为君子有某种奇特之处，不同于常人。孔子说：“君子内心常常舒展安泰，完全没有牵挂束缚的私欲，纵然忧虑恐惧袭来，也无法避免，但君子的心中始终看不到有什么值得忧虑和恐惧的事情。”想要成为君子，只要做到不忧虑、不恐惧就可以了。司马牛又问：“君子之道，是常人难以做到的，难道仅仅不忧虑、不恐惧就可以称为君子了吗？”孔子说：“不忧虑、不恐惧，这话不容易说。普通人修养不够纯粹，见识不够坚定，那么祸福利害都足以牵累他的心，所以事情还没发生就多虑，事情发生了就惊慌，这就是忧虑恐惧无法避免的原因。如果君子内心光明正大，问心无愧，内心反省时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足以牵累他的心，纵然有意外之事，也都以道理自我确信，以命运自我安顿，哪里还会有什么忧虑和恐惧呢？”这大概是因为修养自身的功夫深厚，达到了德行完备的境界，才能如此，确实不能轻视。查考司马牛的哥哥桓魋作乱，司马牛曾经忧虑恐惧，所以孔子顺势安慰开导他。总之，内心反省没有愧疚，确实是君子切实的学问。因为君子常怀敬畏之心，那么他的心中就都是天理，而没有牵累吝啬的私欲，然而谨慎努力、兢兢业业，这也是内心反省的实际体现吧？

译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死生由命运决定，富贵由上天安排。君子做事严肃认真而不失误，对人恭敬而合乎礼节，那么四海之内的人都是兄弟。君子何必担忧没有兄弟呢？”

这一章书，说明人应当修养自身以听从天命。从前司马牛的哥哥桓魋在宋国作乱，而他的弟弟桓魋、子车又与他同流合污。司马牛担忧他们作乱而将招致死亡，说：“兄弟之间有手足之情，如果能够相互安宁、相互保全，这真是天伦之乐中最快乐的事。”于是别人都有兄弟之乐，而我独自没有，这难道不是大可忧虑的吗？子夏于是顺从而开导安慰他说：“商啊，我曾经听老师说过，人的死生都有禀受的天命，不可改变；富贵各有主宰的天意，不可强求。凡人在所处的境遇中，只应当顺从接受罢了。”看老师这番话，可见兄弟的有无都是天命，忧虑有什么益处呢？况且我们处世，也应当以君子为榜样。君子知道天命所在而顺从接受，只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被外物所动摇，所以修身持守以恭敬，没有始终的违背；待人以恭敬，在亲疏厚薄之间，都合乎礼节而得当。用这种恭敬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恭敬对待我，由此感化所及，即使四海之广，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又何必担忧没有兄弟呢？那么人处世，只担心不能自我修养罢了，忧虑有什么益处呢？因为子夏宽慰司马牛的忧愁，所以说了这番不得已的话，但总之恭敬有礼，是处己待人不变的道理。

子张问什么是明察。孔子说：“像水一样慢慢渗透的谗言，像皮肤受伤一样切身急迫的诬告，在他那里行不通，就可以说是明察了。像水一样慢慢渗透的谗言，像皮肤受伤一样切身急迫的诬告，在他那里行不通，就可以说是远见了。”这一章书，说明人心自有真正的明察，不必追求高远。子张问：“人情多变，事物繁杂，难以鉴别，不是极其明察的人不能窥见其隐微深处。一定要怎么样才叫做明察呢？”孔子担心他追求高远而失去近处，于是告诉他说：“人被远处迷惑，是因为被近处迷惑。比如谗言如果直言人的过错，还容易推测，只有谗言像水浸润一样，旁征博引，日积月累，就像水浸湿物体一样，那么听的人一定会被迷惑而不知不觉陷入其中。比如诉冤如果言辞稍缓，还可以揣度，只有诉冤像皮肤受伤一样，形容痛苦，情词迫切，几乎像亲身遭受祸患一样，那么听的人一定会被感动而来不及详细考察。使用心机如此深沉，存心如此狡猾，都是人不能察识的。如果能烛照其虚伪，辨别其奸诈，而能不让这些谗言诬告得逞，这就是聪明独湛，洞见隐微，可以称之为明察了。而且不仅称之为明察，有如此浸润的谗言，肤受的诬告，而能不让它们得逞，如果不是鉴识精明，超然于万物之上的人，不容易达到这个境界，这难道不是明察的极致而成为远见吗？”大抵人心本来没有不明察的，只是在应对事物的时候，往往被其遮蔽而不能察觉，或者担心被其遮蔽而用意念揣度，疑虑纷纭，这是追求明察而更加不明察了。这就是致知格物，居敬穷理，是求明察切要的关键。

子贡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政府。”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这三者中的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再去掉这两者中的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如果不信任政府，国家就站立不住。

这一章书，说明执政者有常规也有权变，而总以信用为立国的关键。从前子贡向孔子问政，孔子说：“执政者，凡是都是为了这些百姓。百姓以粮食为天，必须制定田里制度，减轻赋税，那么粮食充足而民生得以顺利。百姓以军队为保卫，必须充实行伍，按时训练，那么军备充足而民生得以安宁。然而军备粮食既充足，而民心未信服，那么百姓岂可依靠呢？必须勤施教化，彰明礼义，使百姓都尊敬君主亲近上级，没有欺诈没有忧虑，那么百姓信任政府了。这是政事的大纲，缺一不可。”子贡又问：“三者兼全，确实美好。如果迫不得已在这三者之中，暂且去掉一项，将以哪一项为先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大抵百姓既粮食充足，而且有信用来固结他们，那么家自为保卫，人自为守卫，即使没有军队而国家也可以保全。”子贡又问：“去掉军备已属权宜，如果迫不得已在这两者之中，又去掉一项，将以哪一项为先呢？”孔子说：“去掉粮食。大抵百姓没有粮食就会死，原本不可去掉。但自古以来，人都有死，必然不能避免。如果信用是本心的德行，而人之所以立于天地之间的根本。如果百姓没有信用，那么形体虽然存在而心已死，无法自立。百姓不立，而国家谁与立呢？”可见执政者不可只追求富强，而一定要以信用为本。大抵在上位者以实心教养百姓，那么在下位者也必以实心爱戴上级，情谊联属，众志成城，即使不言富强，而富强在其中了。三代以上，建国长久者，用此道也。不然，至强如秦，至富如隋，而国运如彼其促，区区富强，

译又哪里值得依赖呢？在孔子的门下，即使是三尺高的孩童，也羞于提及五霸的事迹。

译棘子成说：“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就行了，为什么要那些外在的文饰呢？”子贡说：“可惜啊，先生这样谈论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文饰和本质是同等重要的，本质和文饰也是同等重要的。如果把虎豹和犬羊的毛皮都去掉，那它们的皮革也就没有区别了。”

这一章书，一是为了补救文饰胜过本质的弊端，一是为了补救本质胜过文饰的弊端，都是匡正世道的深远用心。从前卫国大夫名叫棘子成的人，看到周朝末年人们崇尚浮华的文饰，而没有忠实的内心，于是提出观点说：“移风易俗的责任，只依靠君子。君子如果真想改变社会风气，只要朴素诚实，不失去本来的质朴，就足够了。何必用虚浮的文饰来互相崇尚呢？”子贡听后纠正他说：“人们都追逐末节，而先生的心意却独独在于崇尚根本。他所提出的观点，确实是君子匡正世道的用心。但可惜心意虽然美好，但言辞却不完善，即使有四匹马拉的车那样快，也追不上他脱口而出的话了。”大概人修道，没有本质就无法立足，没有文饰就无法推行。有文饰不可以没有本质，有本质也不可以没有文饰。文饰与本质可以相互依存，但不可以相互缺失。如果完全去掉文饰，只保留本质，那么君子和小人就没有办法区分。就像虎豹的皮革，不就和犬羊的皮革一样了吗？所以先生的言辞是不完善的。文饰没有本质就无法立足，而本质没有文饰就无法推行。内外轻重，原本就分明。从棘子成的话来看，固然已经矫枉过正；而子贡的论述，也浑然一体而没有分别。一定要像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才是中正至善、万世没有弊端的道理。

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不好，粮食歉收，国家用度不够，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哀公说：“按十分之二征税，我还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十分之一的彻法呢？”有若回答说：“百姓富足，国君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国君怎么会富足？”

这一章书，表明使国家富足没有比使百姓富足更优先的了。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现在年岁饥荒，国家用度匮乏，用什么策略来救济这种困境呢？”大概哀公的意思，是想增加赋税来使用度充足罢了。有若回答说：“国家的用度，原本是从百姓那里取足的。如果取之有制度，用之有常规，那么国家用度常常充足，而没有荒年的忧患。国君想要用度充足，何不实行我们周朝的彻法呢？”哀公说：“彻法，是取民十分之一的制度。我们鲁国自从宣公实行按亩征税以来，已经取民十分之二，到现在用度还不足，怎么能再实行彻法呢？”有若回答说：“国君和百姓原本是一体的，彻田的制度，正是贯通上下而为双方做打算的。如果实行彻法，那么井田平均而谷物俸禄公平，取民有制度，而百姓没有横征暴敛的担忧，这样百姓就富足了。百姓既然富足，那么缴纳赋税就会争先恐后，凡是军国所需的物资，自然没有匮乏，这是藏在田野里的财富，不就是藏在府库里的财富吗？与国君不富足的情况是没有的。如果不实行彻法，井田不平均，谷物俸禄不公平，取民没有节制，而百姓有贫困的痛苦，这样百姓就不富足了。百姓不富足，那么正常的赋税供给就艰难，哪有赋税不按时缴纳而经费不短缺的情况呢？这是谁能让国君富足呢？可见国家用度的富足与不富足，只取决于百姓。有国家的人不应该只想着使用度充足，而应该以爱护百姓为心。大概百姓如同儿子，国君如同父亲，哪有儿子富有而父亲独自贫困的情况？真正明白国君和百姓是一体的，然后才会相信藏富于民、损上益下的说法不是迂腐的。”

子张问怎样提高道德、辨别迷惑。孔子说：“以忠信为主，趋向义理，这就是提高道德。喜爱一个人就希望他活着，厌恶一个人就希望他死去，既希望他活着，又希望他死去，这就是迷惑。”

这一章书是说修养心性的学问贵在真诚与明理。子张问孔子说：“心得于道叫做德，而德怎样提高？心被遮蔽叫做惑，而惑怎样辨别？”这大概是想要追求高明的境界。孔子告诉他切身的功夫说：“想要提高德，必须先确立根本，再加上培养增益的功夫。我们内心诚实真切的，就是忠信，要让它常存于内心，作为主宰，而没有丝毫的虚伪，那么根本就确立了。然而忠信如果有所拘泥，就不符合义理，也会成为德的拖累。所以对于义理所在的地方，又必须随时迁移变化，使之合乎适宜，那么内外兼修，表里交养，德难道有不提高的吗？”至于想要辨别迷惑，也应当知道什么是迷惑，迷惑自然就辨别清楚了。比如人的生死，都有一定的命运，不是因人的爱恶而转移的。如果喜爱这个人，就希望他活着，终究只是有这个愿望，不能使他活着；厌恶这个人，就希望他死去，终究只是有这个愿望，不能使他死去。何况只是这一个人，忽然喜爱他，就希望他活着；忽然厌恶他，又希望他死去。总归是这一念爱恶的私心，变化无常，简直想让造化生死的权力随着自己转移，难道不是迷惑吗？如果真正反躬自思，那么迷惑自然就辨别清楚了。总而言之，君子修养德性必须以存诚去蔽为根本，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了。真诚确立了德就日益隆盛，事理明白了智慧自然到来，有志向的人也只需要加意于此罢了。

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景公说：“好极了！如果真的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

这一章书，表明治理国家在于尽到伦理责任。齐景公一天问孔子治理国家的方法。孔子说：“治理国家固然有很多方面，但其关键就在于

译尽守伦理。必定是君主在上主治，而止步于仁；臣子在下承事，而止步于敬；父亲在前作则，而止步于慈；儿子在后祗载，而止步于孝。这大的伦理既然敦厚，那么治理就可以由此而推行。君臣父子，难道不是人道的纲领，而为政的根本吗？」景公听了感叹说：「好啊！这是真切要害的言论。确实，如果君主不尽君道，就不成其为君；臣子不尽臣道，就不成其为臣；父亲不尽父道，就不成其为父；儿子不尽子道，就不成其为子。君臣父子的常伦既然败坏，那么纪纲法度也就只是具文而已。想要长治久安，必定不可能得到。即使仓库充实，米粟丰盈，我又怎能享受它呢？」大概景公失政，纲常倒置，开启祸乱招致变乱，不是一天两天了。等到他赞同孔子的言论，却又不能采用，最终祸乱的发生，果然不出于君臣父子之间。确实啊，为政者必定以敦厚伦理为要务。

译孔子说：“凭只言片语就能判决诉讼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从不拖延承诺。

这一章书，表明使人信服贵在平时的修养。孔子说：“凡人各自怀着求胜之心，于是诉讼就形成了。诉讼中真情与虚假多种多样，欺诈手段层出不穷。审理诉讼的人虽然竭力审讯，大多不能查明实情，而使他们心服。如果不从事繁琐的言辞推问，而仅在只言片语之下剖断是非曲直，各得其宜，无不使人豁然心服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因为仲由为人忠信明决，所以足以使人信服到如此程度。这大概不是用言语折服，而是直接用内心折服。门人因为孔子的话，于是记载说：“子路平日不曾用一句话辜负别人，有所应诺，必定急忙践行而不留到第二天。有言必践，是他的忠信；无宿诺，是他的明决。他使人信服有平时的修养，所以话一出口，别人自然信服。”夫子之所以赞许仲由，在于他平时的修养，固然不必在判决诉讼之时，也不必真的有判决诉讼之事。那么观察人，也只有考察他平时的行为，考核他的生平，然后才可以吗？否则轻率地赞许他，轻率地信任他，很少不犯轻忽错误的。一字褒贬，严于斧钺，只有圣人能做到。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一定要做到，使没有诉讼才好。”

这一章书是说治理贵在崇尚根本。孔子说：“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图谋根本，如果只治理末节，不是最好的治理。”比如百姓有争讼，而执政者审察是非，辨析真情与虚假，我也能做到和别人一样。一定要正本清源，有某种感化在先，使百姓知道羞耻向往教化，相继归于没有诉讼吗？然而这不是用法律来驱使他们。大概平时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制规范他们，潜移默化，好像有东西在推动他们一样。可见治理国家的人不贵在有审理诉讼的才能，而贵在没有什么诉讼可审理。这就是根本应当崇尚，而不必只治理末节的原因。《礼记》说：“使百姓内心敬畏，这就叫做知道根本。”《尚书》说：“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不用刑罚，百姓协调于中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子张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居位不要疲倦，推行要以忠诚。”

这一章书是说为政根本在于真诚。子张向孔子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之道，不可以苟且求效，也不可以虚伪成功，必须所存所发各尽其诚，然后治理可以成功。大概政事存于心里的，叫做居。虽然求治之心不是不迫切，但不能始终如一的情况是有的，所以居位一定要不疲倦。比如养育百姓，必定思考如何使他们生存，教化百姓，必定思考如何恢复他们的本性，一日百年没有间断，自然经营谋划，用心精详，而成效可以期待了。政事发于事的，叫做行。然而法令条文不是不完备，但不能内外如一的情况是有的，所以推行一定要以忠诚。比如养育百姓，必定实际使他们得到安置，教化百姓，必定实际使他们形成风俗，良法美意，不从事虚文，自然设施举措，实意流通，而最好的治理可以达到。总之，政事根本于心，总不外乎一个诚而已。只有诚，则始终不改变，内外相符，而政事哪有不好的呢？先儒说有纯王之心，然后有纯王之政，这就是无倦以忠的说法。

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

这一章书，是孔子论述君子、小人用心不同。说：世上依赖君子而不喜欢小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存不同，因而所好也不同。这关系到世道人心，不是小事。比如君子浑然成德，有美无恶，这是他们所存的。所以看见别人的美德，是与自己相合，自然不忍心抛弃，所以诱导扶持他，由一事推及事事，奖劝他，由已能勉其未能，务必成全他的美德而后已。至于看见别人的恶行，是与自己相背，自然不容许滋长蔓延，所以规劝戒止他，不让他萌发，阻止抑制他，不让他增长。即使人的恶行不能没有，而君子则决不会促成它。至于小人则不然，看见别人的恶行，喜欢它与自己相合，就迎合容养以促成它；看见别人的美德，厌恶它与自己相背，就忌刻诋毁而不促成它。这正与君子相反。可见用一位君子，众君子都因此而成，哪有君子充满朝廷而天下不治的情况呢？如果用一个小人，众小人也因此而成，哪有小人在朝廷而天下不乱的情况呢？拔茅连茹，则上下蒙受福佑；结党作恶助长凶险，则朝野受害。观看《易经》否、泰、剥、复，阴阳消长之间，然后知道君子、小人的进退，实在是治乱休戚所关涉的。用人的人，怎么能不谨慎又谨慎呢！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您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

这一章书是说正己是正人的根本。季康子向孔子问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您想知道为政的方法，先须认识政字的意义。大概政的意思，是纪纲整理，名分齐肃，用来纠正人的不正，而使他们各归于正。然而正人，必须先正自己。您现在为政，不应当责求于人，只应当求之于己。比如想要人以正道侍奉君主，就先自己尽忠诚，以显示为臣的准则；想要人以正道坚守官职，就先自己尽职

译确立为官的准则。做事值得效法，进退有度，说话坚守常理，不随波逐流，行为廉洁公正，毫无私心偏曲。像这样，准则既已确立，模范得以端正，凡是在您之下的人，谁不敬畏而爱戴您，效法并模仿您，相继归于正道呢？如果不将自己置身于规矩法度之中，那么自我约束尚且疏漏，即使用法度驱策，用威严逼迫，也不能强迫他们顺从。您想要治理政事，也只有从自身做起才是可行的。”大概季康子的意图专在于纠正他人，而孔子的意图务必先纠正自己。上位者是标杆，下位者是影子。标杆正了影子就正，上行则下效。孟子说：“伟大的人，端正自己从而使万物端正。”董仲舒说：“作为君主，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孔子这番话，不仅仅是告诉鲁国的大夫，实在是治理天下的关键要道。

译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如果您自己不贪求，即使奖励他们，他们也不会去偷窃。”

这一章是说，消除盗贼贵在清除其根源。季康子担忧国内盗贼众多，向孔子请教，思考制止盗贼的方法。孔子回答说：“百姓成为盗贼，起于一念之贪欲，贪财好利而盗窃由此产生。这不在于严厉缉捕盗贼的法令，而在于澄清政治的源头。因为上位者是下位者的表率。假如您能清心守节，不从事贪欲，那么廉洁知耻的风气就会盛行，人们知道自我约束，即使奖励来诱导他们，让他们去盗窃，而羞愧耻之心发自内心，确实自己不肯去做。哪里还会有盗贼为患呢？大概羞恶之心，是人人都具备的。没有上位者以不贪为宝，而下位者还以抢劫为事的。何况上位者，如果真能存有这种不贪求的心意，那么征敛不扰民，减免赋税和救济有加，使百姓向上足以侍奉父母，向下足以养育妻子儿女，安居乐业，永远成为盛世太平的百姓。将会看到衣食充足而礼义自然兴起，岂止是不做盗贼而已呢？”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您想要善，百姓就会善。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倒下。”

这一章是说，执政者应当用德行而不用刑罚。季康子向孔子问政说：“世俗浇薄，人多无道，如果不施加刑罚威慑，就没有所畏惧忌惮的，我打算剪除无道的人，希望惩一儆百，使人都趋向于有道，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掌握转移教化大权的，是您。您现在治理政事，百姓所看效法的，如果志存于杀戮，本来就已经失去了治理百姓的根本了，怎么能禁止他们的恶行呢？况且百姓本性善良，上位者用善来引导他们，没有不趋向于善的，只是担心您不想行善罢了。假如您想行善的心意，果真能亲身实践，真诚恳切，体现在政教之间，那么百姓自然顺从，发生巨大变化而共同归于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君子的德行主要在于感化人，就像风一样；小人的德行主要在于顺从人，就像草一样。草上加了风，没有不倒下的；小人受到君子的教化，没有不顺从的。这是必然的道理，为什么要杀戮呢？”大概季康子的意思专在于用刑罚来整齐百姓，孔子的意思专在于用善来率领百姓。用刑罚来整齐百姓的，天天追求百姓向善，而百姓未必向善；用善来率领百姓的，不追求百姓向善，而百姓自然没有不善的。下位者应和上位者，就像影子跟随形体，回声应和声音。君主可不把亲身实行德教作为教化百姓的根本吗？

子张问：“士怎么样才可以称为通达呢？”孔子说：“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呢？”子张回答说：“在诸侯国必然有名望，在大夫家也必然有名望。”孔子说：“这是名望，不是通达。所谓通达的人，质朴正直而好行正义，体察言语而观察脸色，考虑到要谦卑待人。在诸侯国必然通达，在大夫家也必然通达。所谓有名望的人，表面上装出仁爱的样子而行为违背仁义，自居其位而不怀疑，在诸侯国必然有名望，在大夫家也必然有名望。”

这一章是说，辨别名望与通达有真诚与虚伪的区别。子张平日专务于外在表现，而没有切实为自身修养的功夫。一天问孔子说：“人既然被称为士，应当一定有与天下感通的地方，怎么样才可以称为通达呢？”孔子预先知道他未识得“达”字的真意，所以先责问他：“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要揭发他的谬误而纠正他。子张回答说：“人的名誉不彰显，其行为必然多有阻碍。我所说的通达，是声名没有间断，誉望特别高，在诸侯国和大夫家，所到之处必然有名望。”这是子张忽略了切近自身修养的功夫，未免有才华高而意气的过失，而误把名望当作通达了。孔子说：“如你所说，这是名望，不是通达。虚誉传闻，使别人知道我的叫名望；实德昭示，从我通达别人的叫通达。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其中真诚与虚伪的区别，不可不辨别。”所谓通达的人，从内在来说，质朴而没有巧伪，正直而没有私曲；从外在来说，秉持常理合乎义的常规，通达权变尽乎义的变化。他立心行己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然而还不敢自以为是，而体察别人言语的顺从或违逆，观察别人脸色的向背，来检验自己在行为上的得失。别人的脸色都与我相合了，又不敢以贤智自居在人之上，常思谦抑退让，居于人之下，作为接受善意的地方。他接物持身的谨慎，又如此。这都是切实为自身修养，起初没有求名的心理，然而真诚发自内心而形于外表，随处感化信服。他在诸侯国，对上得到君主的信任，对下得到百姓的爱戴；他在家，父母安心于他的孝，兄弟喜悦于他的友爱。凡是见于行为的，自然通达而没有阻碍。大概所谓通达的人就是这样。至于有名望的人，不思务实，而专务求名，对于仁，本来并非实有，却在声音笑貌间矫情掩饰。等到检阅他平日所行的，则蹈履多有差错，而行为与仁义相违背。这与质朴正直而好行正义的人不同了。而且又自以为是，无所忌惮，安然自处，好像实有此仁德一样。然而这与观察谦卑待人的人不同了。这种人凡事都反于暗地修养，种种向外粉饰，欺世盗名，真伪莫辨。所以他在诸侯国，动不动就在朝廷州里被称赞；他在家，动不动就在父兄宗族中被称赞。终究虚誉日益增高，实德日益

译所谓“损”，是欺骗掩饰的情状，必定会败露，这怎么可以和“达”相提并论呢？总之，“闻”与“达”这两者，它们的表象虽然看似相似，但行为却截然相反：一个是弄虚作假而追随虚浮，一个是秉持真诚而注重务实。细微之处体现在学术趋向之间，显著之处则关乎世道人心的重大衡量，对于人才而言，尤其应当在此处格外谨慎。

译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台下游览，问道：“请问怎样提高品德、消除邪恶、辨别迷惑？”孔子说：“问得好！先做事后求收获，不就是提高品德吗？检讨自己的过错，不指责别人的过错，不就是消除邪恶吗？因一时的愤怒，忘记自身安危甚至牵连亲人，不就是迷惑吗？”

这一章讲的是修养心性的学问。从前孔子在舞雩台下闲游，樊迟跟随在后。忽然心中有所触动，便问道：“德是心的条理，怎样可以提高它？恶是心的邪念，怎样可以消除它？惑是心的蒙蔽，怎样可以辨别它？”孔子说：“你在游览休息之时，还不忘记修养心性的功夫，问得好啊！提高品德，本来就有应当做的事。如果事没做就先计较功效，事刚做就急于图谋效果，心思不专一，品德怎能积累？一定要先做应当做的事，不计较所得，纯粹符合天理的正道，不夹杂私欲，那么心志专一，品德日益积累而自己不觉察，这难道不是提高品德吗？邪恶表现在外面容易看见，隐藏在心里难以知晓。如果要求别人严格而周全，要求自己宽松而宽容，那么自己心中的邪恶，隐藏的就多了。一定要攻去自己身上的邪恶，痛加克制整治，不让自己稍有宽纵，专注于责备自己，没有空闲去指责别人的邪恶，那么自我治理真诚恳切，毫发无遗憾，这难道不是消除邪恶吗？人因外物感应而容易激动的，没有比愤怒更甚的。一时的愤怒，不过起于细微之处，却不能自制，以至于与人争斗，不知道有自身，也不知道有亲人，祸患就大了。因小愤怒招致大祸患，难道不是极度的迷惑吗？如果真能及早辨别，那么心就没有蒙蔽。既然能克制愤怒，迷惑从何产生？这难道不是辨别迷惑吗？总之，我们心中的天理，必须涵养存守，以培养其本源；我们心中的私欲，必须反省克制，以去除其累赘。所以品德日益增长而大有功效，瑕疵累赘消除而智慧更加明达。虽然分为三项，但合起来不外乎一心。善于学习的人体验而没有间断，就可以了。”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问什么是智，孔子说：“了解人。”樊迟没有明白，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樊迟退出来见到子夏，说：“刚才我见老师问什么是智，老师说：‘提拔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这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这话含义丰富啊！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提拔皋陶，不仁的人就远去了。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提拔伊尹，不仁的人就远去了。”

这一章讲的是仁与智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樊迟一天以仁为题问孔子，孔子说：“仁以爱为根本，必须亲疏厚薄都在包容之中，这才可以称为仁。”又以智为题问孔子，孔子说：“智以了解为根本，必须邪正贤劣都逃不过明察之下，这才可以称为智。”樊迟一听到孔子的话，以为仁没有不爱，而智有分别，似乎智有妨碍爱，所以还没有明白其中的奥妙。孔子说：“仁智虽然有两种作用，其实只是一个道理。比如立心正大，行事端方，这是正直的人。我真正知道他是正直的，就提拔任用他。如果立心邪曲，行事偏僻，这是邪曲的人。我真正知道他是邪曲的，就舍弃他。将看到甄别刚施行，感化就立刻见效，平日邪曲的人，也都翻然愧耻，去恶从善，都变得正直了。这是鼓舞的妙处，就在黜陟之中。道理本来有并行而不违背的。樊迟还不明白能使邪曲者变正直的道理，所以向老师请教，又向朋友求证。于是退下来见子夏说：‘刚才我见老师问什么是智，老师告诉我提拔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子夏听了他的话感叹说：‘丰富啊！老师的话所包容的广博，大概就是指古代帝王拥有天下时的选举之事。从前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得到一个皋陶，提拔为士师，因此天下的人感发兴起，都化为仁，不仁的人好像远去而没有踪迹了。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得到一个伊尹，提拔为阿衡，因此天下的人鼓舞踊跃，都化为仁，不仁的人好像远去而没有踪迹了。大概从众人中选拔皋陶伊尹，这是了解人的智慧，所谓提拔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不仁的人都化为仁，就是爱人的仁，所谓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分开看似乎有不同的作用，合起来恰好相辅相成。子夏的话阐明了孔子的奥妙，很详细了。总之，仁像天地的度量，智如日月的光明。日月普照万物而不超出覆盖承载的大德，天地并育群生而必须有照临的功效。仁智二者，确实是君主的完美品德，王道的大端。”

子贡问关于朋友的事。孔子说：“忠诚地劝告他，好好地引导他，如果不听就停止，不要自取其辱。”这一章讲的是交友贵在始终相辅相成。子贡问交友之道，孔子告诉他：“朋友用来辅助品德，凡是有过错互相规劝，不只是博取责善的名声，必须发自至诚，尽心告诫，然而如果过于激烈，接受的人难以忍受，又必须心平气和，委曲开导，或者从容深远而有余味，或者精切简当而可深思，使我的话委婉而易于接受，那么我的意思伸张而听的人没有抵触。如果他固执迷误，仍然不觉悟，就应当见机知止，不要徒然因为屡次规劝而被疏远而自取侮辱，这不是抛弃他，而是为了保全朋友的情义。大概朋友以义气结合，已经尽了心，

译又保全了道义，交友的道理不过如此。虽然如此，天下忠直的话，往往刺耳而难以听进去，阿谀讨好的言辞，往往顺从心意而容易听进去，说话的人应当开诚布公地寻求劝谏，态度和蔼、虚心接受，这样规劝教诲、切磋琢磨，共同有所成就，诤友带来的益处，难道不是很大吗？

译曾子说：“君子通过文献典籍来匡正朋友，通过朋友来辅助仁德。”

这一章是曾子向人们展示结交朋友的好处。曾子说：大凡人做学问，必须先获得知识，获得知识之后，必须努力践行，这两者都依赖良友的帮助。君子对于朋友，不仅仅是加以匡正。有时考证古代的诗书，从而认识圣贤的既定法则；有时考察当今的事物，从而知晓道理的应当如此。通过文献来匡正朋友，那么疑难的义理得以分析，道理也就更加明白了。君子匡正朋友，也不仅仅是为了虚文形式。有过错就互相规劝，有善行就互相鼓励，在身心修养的关键处勤勉努力，在人伦常道的大节上磨砺切磋。通过朋友来辅助仁德，那么取得的益处深远，德行也就日益进步了。君子得到朋友的帮助就是这样。至于君主居于天下之上，讲求学问修养德行，尤其是要务。商汤说：早晚接受教诲，来辅助我的德行。周成王说：辅助我的职责，向我显示显赫的德行，这种向臣下求助的心情，前后是一致的。

日讲四书解义卷八

<经部,四书类,日讲四书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卷九

论语【下之二】

子路第十三

子路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自己先做出表率，然后让百姓勤劳工作。”子路请求再多说一些，孔子说：“不要懈怠。”

这一章是说治理政事贵在持之以恒。子路问治理政事的方法，孔子说：“治理政事有根本，不应当只是责备别人，而应当反求诸己。凡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行为，是百姓日常生活中应当做的，但是在上位的人不能仅仅用言语来告诫约束他们，必须把百姓的行为当作自己的行为来看待。想要百姓孝顺，就展示亲爱亲人的道理；想要百姓敬长，就展示尊敬长辈的道理。先从自己亲身实践来倡导率领，那么百姓有所观察感化，教化就没有不能推行的了。”农耕桑蚕的事情，是百姓本业中应当做的，但是在上位的人不能仅仅用政令来驱使他们，必须把百姓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看待。到了播种的时候，就劝勉督促他们种植；到了收获的时候，就巡视检查他们的田地。每天与百姓亲历艰难来安排处理，那么百姓有所劝勉，事情就没有不能办成的了。治理政事的方法，不过如此。子路负有超过常人的才能，认为“先之”、“劳之”这两点是自己擅长的，又请求增加内容，孔子告诉他说：“兴起德行、劝勉做事，是政事的整体；而开始勤勉、最终懈怠，是人的常情。你只要实行这两点，长久坚持，不产生厌倦懈怠，那么万种教化都贞定于一心，百年就像一天一样。治理政事的能事就完备了。”除了“先之”、“劳之”之外，还有什么可增加的呢？自古以来治理天下的方法，只有亲身实践足以率领众人，所以明智的创立者有功绩；只有持久不懈足以成就教化，所以体现天干的德行不停息。孔子的话，不仅仅是为了告诉子路。

仲弓担任季氏的家臣，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先委任下属官吏，赦免小过错，提拔贤才。”仲弓说：“怎样知道贤才而提拔他们呢？”孔子说：“提拔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这一章是说治理政事应当注重大体。仲弓担任季氏属邑的家臣，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家臣兼管众多职事，如果不事先分派任务，怎么能在事后责求成效？必须先委任下属官吏，让他们分担职责专门管理，然后核实考核功绩，那么自己就不劳累而政务全部办成了。人有大罪，固然国法不能宽贷，但过错失误是出于无心，何况又是小的过错？如果一概严厉责罚，那么法网太密，人就无处容身。必须宽容保全而赦免宽恕他们，那么刑罚不滥用，人心就心悦诚服了。至于贤而有德、才而有能的人，都可以辅助我治理政事。如果遗弃在田野，那么众务废弛，谁与我共同治理？必须广泛寻求俊才，让怀才抱德的人都担任职权，那么官吏得到合适的人，各种业绩就都兴盛了。”政事的大体就是这样。仲弓又问：“贤才必须真正了解后才提拔，应当也必须全面了解后才普遍提拔。怎么能凭一个人的智慧尽知天下的贤才而提拔他们呢？”孔子说：“贤才不怕不知道，只怕不提拔。你虽然不能尽知，难道没有一个是你所知道的吗？你只要在已知的人中提拔任用，那么你所不知道的，自然有人感发兴起好德之心，全都转化嫉妒之心。别人也各自提拔所知道的，难道肯让积善的君子被遮蔽而不被上面听到吗？确实因为一人的聪明有限，而天下的耳目无穷，不必追求尽知，自然没有哪里不知道的。”圣人见识的宏大就是这样。综合来说：不亲细琐，是总揽大体的表现；不事烦苛，是敦厚大体的表现；不遗漏俊才，是延揽大体的表现。掌握这个道理，即使治理天下也可以，何况只是一个邑呢？

子路说：“卫君等待您来治理政事，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是端正名分吧？”子路说：“有这种事吗，您太迂腐了，为什么要端正名分？”孔子说：“粗野啊，由！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大概保留不说。名分不正，那么言语就不顺理；言语不顺理，那么事情就不能成功；事情不能成功，那么礼乐就不能兴起；礼乐不能兴起，那么刑罚就不得当；刑罚不得当，那么百姓就不知如何安顿手脚。所以君子命名一定要可以言说，言说一定要可以实行。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语，无所苟且罢了。”

这一章是说明确伦理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从前卫灵公驱逐他的世子蒯聩，蒯聩出逃到晋国。灵公死后，立蒯聩的儿子辄为君。后来蒯聩想回国，辄拒绝接纳，不把蒯聩当作父亲，这是纲常倒置，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