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四书解义卷十四

译孟子对梁惠王说：“您曾对庄暴谈起过喜爱音乐的事，有这回事吗？”梁惠王脸色变了，说：“我并不是喜爱古代先王的音乐，只是喜爱世俗流行的音乐罢了。”孟子说：“大王如果非常喜爱音乐，那么齐国大概就治理得差不多了吧？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是一样的。”

译这一章书，是孟子因为齐王喜好音乐，而劝勉他与百姓共同享乐，这也体现了引导君主走上正道的用意。齐国的臣子庄暴有一天来拜见孟子说：“庄暴先前进见大王，大王告诉庄暴他所喜爱的是音乐。庄暴认为人君的好尚，贵在谨慎选择趋向，当时想要回答，却找不到合适的言辞，不知道喜好音乐怎么样，果真对治理国家有害吗？”孟子说：“音乐的道理，与政治相通，只怕大王喜好得还不够深切罢了。如果真能推广这种心意，与万物共同感受，那么一念愉悦安乐的情怀，就能成为一国和平教化的力量，齐国大概就能治理好了吧？”孟子虽然和庄暴说了这些话，但恐怕关于喜好音乐的防范之弊，未必能传达给大王。即使能传达给大王，也未必能详尽透彻地阐述他的学说。所以后来孟子拜见大王时问道：“大王曾经告诉庄暴您喜好音乐，有这样的话吗？”大王于是勃然变色说：“音乐本来不同。有先王的音乐，有世俗的音乐。我所喜好的，不能像《咸》《英》《韶》那样，是古代先圣先王所作的。不过是新声杂奏，只适合一时的听闻罢了，哪里值得说呢！”这是齐王自己惭愧所喜好的不正。孟子于是顺应他的机缘而引导他说：“音乐论的是公私，不论今古。如果大王喜好得非常深切，不只是嗜好那靡靡之音，而能体会到和气的充盈周遍，那么从上到下，欢欣交加，齐国大概就能治理好了吧？”因为音乐具备文饰与实质，产生于情感，古今音乐的文饰不同，但情感相同。古乐固然足以兴起教化，今乐也足以导致治理。我们大王要审察他所喜好的，只在于喜好得深切还是不深切之间罢了。难道今乐就独自不同于古乐吗？孟子这话，不是说雅颂之音与郑卫之音等同，正是以作乐的根本，无非产生于人心的和顺，所以就从齐王所喜好的地方引导他走向正道。这也是纠正错误心意的一个方面。

齐王说：“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说：“独自欣赏音乐快乐，和别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哪一种更快乐？”齐王说：“不如和别人一起。”孟子说：“和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和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哪一种更快乐？”齐王说：“不如和多数人一起。”

这一节书，是顺着人的常情，来启发齐王与百姓共同享乐的意思。齐王因为孟子说音乐的道理可以通于治理，所以就问：“先生所说喜好音乐非常深切，齐国大概就能治理好的说法，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想要进献与民同乐的道理给大王，就先拿独自享乐与与人享乐的比喻来质问大王说：“常人的情感，独自作乐以为乐，与人作乐以为乐，二者究竟哪一种更快乐？”大王说：“私下的快乐，怎么比得上公开的快乐？独自享乐而别人不参与，情感没有舒展，不如与人共享。”孟子于是又拿与少数人享乐与与众人享乐的比喻来质问大王说：“常人的情感，人少而与之作乐为乐，人众而与之作乐为乐，二者又哪一种更快乐？”大王说：“狭隘的快乐，怎么比得上大同的快乐？与少数人享乐而众人不参与，情感没有畅达，不如与众人共享。”独自享乐不如与人共享，与少数人共享不如与众人共享，这是事理极其明白、人情共同知晓的。作为君主，只怕不能推广这种度量罢了。如果真能克服私心，胸怀广大公正，那么万物一体的情怀，就是宇宙太和的象征。与民同乐的可贵，真是到了极点啊。

臣请为大王谈谈音乐。现在大王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大王钟鼓的声音，管籥的乐音，全都头痛皱眉，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喜好鼓乐，为什么使我们达到这种极端的地步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百姓听到大王车马的声音，看见羽毛旗帜的美观，全都头痛皱眉，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喜好打猎，为什么使我们达到这种极端的地步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不与百姓共同享乐。现在大王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大王钟鼓的声音，管籥的乐音，全都高兴得脸上露出喜色，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大概没有疾病吧？为什么能奏乐呢？”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百姓听到大王车马的声音，看见羽毛旗帜的美观，全都高兴得脸上露出喜色，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大概没有疾病吧？为什么能打猎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与百姓共同享乐。现在大王与百姓共同享乐，就能称王天下了。

这四节书，是孟子讲述与民同乐及不与民同乐的效果，想要齐王知道效法警戒而施行仁政以惠及百姓。孟子说：“大王既然知道与人和与众人的快乐，那么作乐的道理也不外乎这个了。臣请为大王一一陈述，可以吗？”现在大王在这里演奏鼓乐，百姓听到大王钟鼓的声音，管籥的乐音，全都头痛皱眉，私下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喜好鼓乐，为什么使我们达到这种穷困的地步，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流离失所到了极点，却没有谁来省视忧虑呢？”现在大王在这里进行田猎之乐，百姓听到大王车马的声音，看见大王羽毛旗帜的美观，全都头痛皱眉，私下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喜好田猎，为什么使我们达到这种穷困的地步，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流离失所到了极点，却没有谁来怜悯体恤呢？”鼓乐、田猎，本来是大王适情快意的举动，然而百姓触目伤心，怨声载道，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平日只享乐自身，不能推广这喜好音乐的心意来安养百姓，所以他们的愁苦之情有所感触，自然不能停止，这就是不与民同乐的缘故。现在大王在这里演奏鼓乐，百

译百姓听到君王钟鼓的声音、管籥的乐声，全都高兴得面带喜悦之色，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大概身体康健而没有疾病吧？不然，怎么能演奏这样的音乐呢？”现在君王在这里举行田猎的娱乐，百姓听到君王车马的声音，看到君王羽毛旗帜的美丽，也都高兴得面带喜悦之色，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大概身体康健而没有疾病吧？不然，怎么能举行这样的田猎娱乐呢？”同样是这些音乐，同样是这些田猎，百姓私下里庆幸欢喜，喜形于色，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君王平日能够推广喜好音乐的心情，让百姓对上侍奉父母、对下养育子女，各自得到安身立命之所，所以百姓爱戴君王的情感到达至诚的地步，自然无法抑制，这就是与民同乐的原因啊。百姓的悲哀与欢乐，就取决于喜好音乐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君王如果真的能够推广这种喜好音乐的心情并施及百姓，施行仁政，满足百姓的欲望和需求，让百姓安居乐业，没有愁苦，那么四海之内的人都会归心，王业就可以成就了。臣子所说的“喜好音乐到了极点，那么齐国大概就有希望了”，就是这个意思。《乐记》说：“最大的音乐与天地同样和谐。”唐朝大臣魏徵告诉唐太宗说：“音乐确实在于人心的和谐。”大概君主统治千万百姓，不能使一个人得不到安顿，一样东西失去其所，一定要制定田地和里巷的制度，教导百姓种植树木和饲养牲畜，颁布宽厚仁爱的诏令，实行赈济抚恤的典章，让老人安适、年轻人怀德、家家丰足、人人富足，安然舒适得像登上春台，像安卧在席子上。人心既然和谐，那么天地的和谐也没有不应和的。这是帝王制作音乐的根本，不同时代道理相同，不专门在声音节奏之间寻求。

译齐宣王问道：“周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在史传中有记载。”齐宣王说：“竟然这么大吗？”孟子说：“百姓还觉得它太小呢。”齐宣王说：“我的园林方圆只有四十里，百姓还觉得太大，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可以去那里，捕鸟猎兔的人也可以去那里，文王与百姓共享它，百姓觉得它小，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初到齐国边境时，询问齐国重大的禁令，然后才敢入境。我听说都城郊外有关卡之内有一个方圆四十里的园林，杀死那里的麋鹿的人，等同于杀人的罪名，那么这方圆四十里的园林，就是在国家中间设置了一个陷阱，百姓觉得它大，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这一章是孟子借齐王谈论园林的事，引出与民同乐的道理。齐王当时想要扩大他的园林，阿谀奉承的人必定会假借文王的事情来迎合他。所以宣王问孟子：“曾听说文王的园林周围有七十里那么广，果真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根据传记所载，曾有这种说法。”齐王又问：“文王不过拥有百里见方的国家，园林竟然这么大吗？”孟子说：“当时的百姓还觉得它太小呢。”齐王说：“我的园林周围仅有四十里，比起文王的园林规模小得多，可是百姓还觉得它大，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文王的园林虽然有七十里那么广，但从未把它当作私产。凡是百姓割草用来放牧、打柴用来烧火的人，都去那里获取所需。百姓捕鸟逐禽、猎兔逐兽的人，也都去那里获取所需。园林中所有的东西，没有一样不与百姓共享其利。既然与百姓共享其利，那么使用的人多而产出的少，百姓觉得它小，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如果王的园林则与文王不同了。我初到王的边境，作为旅居在外的臣子，必须先询问国家重大的禁令，知道哪些需要避忌，然后才敢入境。因而听说都城郊外有关卡之内有一个园林，方圆四十里，禁止人们出入。如果有百姓擅自杀死园林中的麋鹿，就与杀人同罪。麋鹿与人贵贱悬殊，却轻视人命而看重牲畜，法令如此严厉，刑罚如此峻酷。虽然是苑囿，实际上如同陷阱。百姓觉得它大，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同样是园林，在文王那里是百姓的福利，在王这里却是百姓的祸害，这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对物的公私之分。王应当放宽禁令，效法文王与民同乐的心意就可以了。”按《周书·无逸》中说：“文王不敢沉溺于游乐田猎，因为万民只指望正常的供给。”推究这种志向，他的园林未必真的有这么大。可是孟子不辩驳此事是否一定不存在，而只谈论他心中利于百姓的意图，由此可知古人设立苑囿不过是为了农闲时讲习武事，并非为了朝夕追逐禽兽。所以法令宽厚而百姓不触犯，恩泽广布而君主不私占，与民同乐的治理才是高尚的。

齐宣王问道：“与邻国交往有方法吗？”孟子回答说：“有。只有仁爱的人才能以大国的身份侍奉小国，所以商汤侍奉葛国，周文王侍奉昆夷。只有聪明的人才能以小国的身份侍奉大国，所以太王侍奉獯鬻，勾践侍奉吴国。以大国的身份侍奉小国的人，是顺从天意的人；以小国的身份侍奉大国的人，是敬畏天意的人。顺从天意的人能够保有天下，敬畏天意的人能够保有他的国家。《诗经》说：‘畏惧上天的威严，因此能够保有天命。’”

这一章是孟子想让齐王以仁智之心交往邻国，以大勇安定天下，所以先讲述侍奉大国和小国的道理。齐宣王问孟子：“讲求信用、修好和睦，是国家的大事。土地相接的国家与我相邻，交往它们果真有其方法吗？”孟子回答说：“有。邻国固然有大小之别，交往邻国也有仁与智的不同。大凡作为大国的人，往往多称雄争长，侵凌小国，这便是不仁。只有仁爱的人度量宽宏，诚意恻隐，能够忘记自己的强大而侍奉邻国的小国。古代有人这样做的，比如成汤对待葛伯，文王对待昆夷。小国虽然有时不恭敬，但安抚体恤他们的心意自然不能停止。这就是成汤、文王之所以为仁的原因。作为小国的人，往往不估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挑起与大国的事端，这便是不智。只有聪明的人通晓义理，斟酌时势，能够安于自己的弱小而侍奉邻国的大国。古代有人这样做的，比如太王对待獯鬻，勾践对待夫差。大国虽然侵犯凌辱，但恭敬侍奉的礼节尤其不敢废弃。这就是太王、勾践之所以为智的原因。然而大国应当侍奉，小国应当体恤，仁爱的人、聪明的人难道在其中有所勉强吗？凡此种种，无非是天理应当如此。仁爱的人忘记权势在自己手中，而嘉许别人的善行，怜悯别人的恶行，拥有优容的大度，自然合乎情理，是能够顺从天意的人。聪明的人顺从权势在别人手中，而循理而行，相时而动，拥有敬慎的小心，不敢违背情理，是能够敬畏天意的人。仁爱的人因为顺从天意，所以能与天合一，包含覆盖万物，没有不被容纳的，四海都在庇护之中，其气象足以容纳保有天下。聪明的人因为敬畏天意，所以能听从天的命令，节制谨慎，无时敢疏忽，强敌没有可乘之机，其规模足以保守一国。《诗经》周颂《我将》篇中说：‘君主能畏惧上天的威严，不敢违逆，于是可以保守天命而不失。’这是为保有天下的人说的，而说敬畏天意如此，可见敬畏天意、顺从天意总不出一个敬慎的念头，保守国家、保守天下，终究也是同样的谨守功夫。交往邻国的方法，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齐宣王说：“这话真是伟大啊！

译“我有毛病，我喜欢逞勇。”孟子回答说：“大王请不要喜欢小勇。那种手按宝剑、怒目而视地说：‘他怎敢抵挡我呢！’这是普通人的勇武，只能抵挡一个人罢了。大王请把它扩大。”

译这两节文字，是齐王因小忿而自认为疾，孟子则进以大勇的道理。齐王听了孟子的话，于是赞叹道：“先生论述以仁智结交邻国的道理，能保国保天下，可谓是大言了！然而想要实行仁智，必定要有超过常人的度量，能忍受天下人所不能忍受的。无奈我有一种毛病，偏好刚勇，遇到小国无礼不能包容，遇到大国侵犯不能含忍，怎么能成就仁智的事业呢？”孟子回答说：“大王认为好勇妨碍仁智，臣正认为仁智没有勇力就无法成功。只是勇有大小之分，大王请不要喜好小勇。如果因一时的愤怒，按剑怒视说：‘谁敢与我作对？’这是凭借血气之勇，是匹夫之勇，只能抵挡一个人，不值得喜好。大王何不振奋刚健之德，配合道义之正，以愤慨为雄威，加于海内？那么仁所不能容纳的，智所不能忍受的，勇一振奋，就能成功。这才是帝王的大勇。大王何必以此为病呢？可见不忍区区的小忿，就是血气之强；能施展安定天下的大勇，就是义理之刚。君主不可不审慎所崇尚的。”

《诗经》说：“王赫然发怒，于是整顿军队，以遏止密国的军队，以巩固周家的福祚，以回应天下的期望”，这是文王的勇。文王一发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尚书》说：“上天降生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是说让他们辅助上帝爱护百姓。四方有罪无罪，只有我主宰天下，怎敢有过越其心志的行为。”有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以此为耻。这是武王的勇。而武王也是一发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现在大王也能一发怒就安天下百姓，百姓只怕大王不好勇。这三节文字，是孟子引用文武的大勇，想让齐王效法以安定天下。孟子说：“臣认为大王应当以大勇为好，曾经从《诗经》中观察，文王的事足以证明。”《大雅·皇矣》篇中有说：“密国违抗王命，侵犯阮国，前往共地。王于是赫然发怒，整顿军队，以遏止密人前往共地的军队，使他们不能到达阮国，抑强扶弱，以此巩固周家的福祚，以此慰答天下仰望之心”。《诗经》所说如此，是出兵讨伐密国，文王之所以为勇。文王赫然一怒，天下百姓都依赖他而安定，他的勇多么伟大！又曾经从《尚书》中观察，武王的事更足以证明。《周书·泰誓》篇中有说：“上天降生下民，设立君主以主治，设立师长以主教。其意只是想让君主和师长，代天宣化，辅助上帝之所不及，所以让他们享有天位，宠异于四方。现在我既受天之命，而有君师之责，那么凡有罪当诛，无罪当悯，只有我得以主宰。天下怎敢有过越其心志而作乱虐民的人呢”。《尚书》所说如此。若有一人横行作乱于天下，武王不胜忿耻，因此有伐商之举。这是武王之所以为勇。武王也是赫然一怒，天下百姓都依赖他而安定，他的勇又多么伟大！文武之所以称为大勇，是因为他们能除暴安民。大王现在如果能效法文武之所为，也赫然一怒，剪除暴乱，救民于水火，以安全天下百姓的生命，那么百姓的期望如同救焚拯溺，只怕大王不好勇。为什么把好勇当作病呢！这是臣所说的帝王之大勇，大王应当喜好的。总之，仁虽事小，不以养乱为仁；智虽事大，不以仅守为智；只有殄灭暴乱而天下没有。阻碍我的仁，平定动乱而天下不能；穷尽我的智，所以事小，事大，无不适宜。难道不是大勇与仁智，相成而不相背吗？宋臣司马光以仁、明、武为君德之要，确实如此。

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子。王说：“贤者也有这种快乐吗？”孟子回答说：“有人得不到，就非议他的上级了。得不到就非议上级，是不对的。作为百姓的上级而不与百姓同乐，也是不对的。以百姓之乐为乐，百姓也以他的乐为乐；以百姓之忧为忧，百姓也以他的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忧为忧，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未有过。”

这一章文字，是孟子想让齐王与百姓同乐。齐宣王在雪宫馆舍接待孟子，一天亲自前往会见。王夸耀其礼遇之隆重，于是说：“贤者从田间来，也有这种安居之乐吗？”孟子回答说：“君主以此对待贤者，那么贤者应当有此乐。然而此乐并非只有贤者所有，应当与凡人共享。如果作为君主独享其乐而不体恤百姓，那么必定有非议怨恨上级之心了。”作为下级，应当安守下级的本分，得不到快乐就非议怨恨上级，固然不是下级所应有的。然而作为君主，应当尽到君主的道义，作为百姓的上级而独享其乐，致使百姓怨恨，也是君主的过错。所以君主应当推广此乐，公之于民，不但应当与贤者共享而已，而且忧乐与民同，百姓自然没有不感动的。如安居粒食，是百姓之乐；台池鸟兽，是君主之乐。作为君主如果能所欲与聚，而乐民之乐，那么百姓一见君主有可乐之事，没有不欣

译然而君主面带喜色，百姓也就乐于分享君主的快乐了。饥寒交迫、穷困潦倒，是百姓的忧虑；披星戴月、废寝忘食，是君主的忧虑。如果君主能够不把自己厌恶的事强加于人，并且担忧百姓所担忧的事，那么百姓一旦看到君主有令人忧虑的事情，没有不悲痛动容、心生牵挂的，也就同样担忧君主所担忧的了。君主把百姓的忧虑和快乐放在心上，百姓也就把君主的忧虑和快乐放在心上。君主与百姓融为一体，上下情感相通，这种忧虑和快乐不是出于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天下。那种欢乐愉悦、病痛痒痛，无不相互关联，就像这样。将会看到天下的百姓，把君主看作父亲，像敬奉上天一样拥戴君主，哪有不能成就王业的呢？宋代臣子范仲淹曾说：“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正因为先忧虑，所以民间没有愁苦的声音；正因为后快乐，所以朝廷享有尊贵的供养。君主也应该懂得这先后次序啊。

译从前，齐景公问晏子说：“我想去转附、朝儛两座山游览，沿着海边向南行进，直到琅邪。我该怎么做，才能和古代先王的巡游相比呢？”晏子回答说：“问得好啊！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做‘巡狩’。巡狩的意思，是巡视诸侯所守的疆土。诸侯朝见天子叫做‘述职’。述职的意思，是陈述所担任的职务。没有不是为了公事而行的。春天视察耕种情况，补助缺粮的百姓；秋天视察收获情况，帮助收成不足的百姓。夏代的谚语说：‘我们的君王如果不巡游，我们凭什么得到休养生息？我们的君王如果不游乐，我们凭什么得到补助？’君王的一次巡游和一次游乐，都成为诸侯的准则。”

这两段文字是孟子引用晏子告诫君主效法古人的话，想让齐王知道如何勤于爱民。孟子说：“我认为与民同乐可以成就王道，不必远求古人，即使齐国的先君也有这样做的。从前景公问他的臣子晏子说：‘我打算去转附、朝儛两座山游览，再沿着海边向南走，到达琅邪这个地方。想到古代先王巡游，当时人们称颂，后世传述，认为是盛事。我该做什么，才能和往古一样崇高呢？’晏子回答说：‘君王在巡游的时候，有志于效法古人，问得好啊。臣请说说先王巡游的道理。天子每十二年到诸侯国去一次，叫做巡狩。巡狩的意思，是巡视诸侯所守的疆土，考察他们政事治理得好不好。诸侯每六年朝见天子一次，叫做述职。述职的意思，是陈述他们所受的职事，等待天子的升降奖惩。天子、诸侯没有没有公事而空手出行的，而且每年春秋两季巡视郊野，正值春天和暖，百姓播种的时候，考察其中有缺粮的，打开仓廪来补助他们；正值秋天丰收，百姓收获的时候，考察其中有不足的，打开仓廪来帮助他们。天子在王畿内出行，诸侯在国内出行，他们勤政爱民的心如此急切，所以当时的百姓颂声不断，流传至今。夏代谚语说：‘我们的君王如果不巡游，谁知道我们的不足，而能得到君王的休养生息？我们的君王如果不游乐，谁知道我们的不足，而能得到君王的补助？’一次巡游，一次游乐，都有恩惠施及百姓，成为四方诸侯的法则。看夏谚所说的，那么先王补助百姓的事迹可以验证，巡游游乐是可以效法的。上古的君主，虽然有巡视地方、询问风俗的制度，但是车马随从不打扰百姓，供应不烦扰百姓，所以常常亲自走到田间，接见父老，询问疾苦，布施德行，施予恩惠，赈济贫困，体恤困苦，君民之情，就像家人父子那样融洽，千载之下，还能想象到那种和乐的景象。”

现在却不是这样，军队出行就要消耗粮食，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劳累的人得不到休息，百姓侧目相视，互相谗毁，于是百姓作恶，违背天命，虐待百姓，饮食耗费像流水一样，沉溺于逸乐而不知节制，成为诸侯的忧患。顺着水流向下游荡而忘记返回，叫做‘流’；顺着水流向上留恋而忘记返回，叫做‘连’；追逐野兽不知满足，叫做‘荒’；沉溺于酒色不知满足，叫做‘亡’。先王没有流连的游乐，没有荒亡的行为，就看君王怎么做了。

这三段文字，是晏子说后世巡游的弊端，想让景公效法先王。孟子引用晏子的话说：“现在诸侯的巡游，就不如先王了。君主一出，军队跟随。既然有军队，就有粮食供应，非常烦扰。所到之处，没有不骚动的。于是饥饿的百姓得不到食物，劳累的百姓得不到休息，侧目相视，诽谤之言纷纷兴起，怨恨厌恶之情难以抑制，上违背天子的命令，下虐待无罪的百姓，饮食耗费像流水一样，没有穷尽。这就是流连荒亡，纵情于逸乐，成为所属小国诸侯的累赘。顺着水流向下游荡而忘记返回，叫做‘流’；顺着水流向上留恋而忘记返回，叫做‘连’；追逐野兽不知满足以至于荒废农时，叫做‘荒’；沉溺于酒色不知满足以至于荒废政事，叫做‘亡’。同样是巡游，却放纵情欲，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能不警惕吗？如果是先王，如果不是巡狩述职，就是视察耕种和收获，何曾有流连的游乐、荒亡的行为呢？先王那样，现在这样，得失好坏，判若黑白，就看君王怎么做了。如果能痛改现在的弊端，不至于因为漫游而害民，那么先王之道有什么不能接近的呢？”晏子的话就是这样。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说‘今天沉迷于享乐’，这不是百姓所效法的，也不是上天所顺应的，这时的人就会有大的过失。”成王是守成的贤明君主，而周公还恳切地告诫，实在是因为安逸享乐不能长久。

景公很高兴，在国内大加告诫，出城住在郊外。于是开始兴起赈济，补助不足。召见太师说：“为我创作君臣相悦的音乐。”大概是《徵招》、《角招》这两首曲子。其中的诗句说：“约束君王有什么过错？”约束君王，就是爱护君王。

这一段文字，是孟子说景公能实行晏子的话，也想让齐王实行自己的话。孟子说：“景公听了晏子的话，如果置之不理，终究对治理有什么补益呢？”于是欣然听从，于是大申命令，遍布全国。出城驻扎在郊外，访问百姓的疾苦。在晏子说话之前，从未举行，于是开始兴起，打开仓廪来补助百姓的不足，而晏子的话一一在行动上体现。谏言被采纳，话语被听从，恩泽下达到底。于是召见乐官太师，命令他说：“君臣同心，自古为难。我现在高兴晏大夫的进谏，而晏大夫也高兴我听从他的话。君臣相悦如此，你把它谱写成音乐。”

译“以此记录当时的盛况。”当日所创作的音乐，就是现在流传的《徵招》《角招》。大概在五声中，徵声对应君臣之事，角声对应百姓之事。只有君臣为了百姓的事务而相互愉悦，所以才为了百姓的事务而创作音乐。音乐以“招”命名，大概是延续赞美“都俞”（君臣和谐）的意思吧？乐章的歌词中有说：“劝阻君王有什么过错呢？”意思是晏子能够抑制君王的欲望，从而不至于招致罪责。臣子认为，忠臣的心意，只是担心君王产生私欲，所以抑制君王的欲望，行为虽然看似冒犯君颜，心意实则出于爱护君主，又有什么罪过呢？齐景公能够实行晏子的建议，所以就有了政事治理、百姓安定的成效。大王如果能实行臣子的建议，自然会有百姓安定、物产丰盛的福祉。希望大王与百姓共同享乐，以达到王道是可以的。考察孟子先劝大王与百姓同乐，又用君臣相悦来证明，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百姓生活的安危，田野耕作的利弊，必须君主贤明与臣子良善相互辅佐，君臣一心，然后政事没有不兴办的，恩泽没有不普及的。圣明的君主培养贤才进而惠及百姓，正是这个缘故。

译齐宣王问道：“人们都说我拆毁了明堂，究竟拆还是不拆呢？”孟子回答说：“明堂是施行王政的君主所建的殿堂。大王如果打算施行王政，就不要拆毁它。”宣王说：“王政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回答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地时，耕种的人实行九分抽一的赋税，做官的人子孙世代享有俸禄，关卡和市场只进行稽查而不征收商税，湖泊和桥梁不禁止百姓捕鱼取利，犯罪的人不株连其妻儿。年老没有妻子的叫鳏夫，年老没有丈夫的叫寡妇，年老没有儿子的叫独夫，年幼没有父亲叫孤儿。这四类人，是天下最困苦且无处申诉的百姓。文王施行仁政，一定最先照顾这四类人。《诗经》说：‘富人还算过得去，可怜这些孤苦无依的人。’”

这一章书，是孟子劝告齐王应当施行王政，先以正言引导他，再用委婉的方式诱导他深入。从前周天子在泰山脚下建造明堂，以朝见诸侯。到了齐宣王时，周王室已经衰微，人们认为天子不再巡狩，而齐国只是诸侯国，不适合居住明堂，理应拆毁。所以宣王问孟子说：“人们都说明堂应当拆毁，究竟拆还是不拆呢？”孟子回答说：“明堂不是诸侯的殿堂，而是王者居住并颁布政令的地方。大王如果想施行王政，就应当保留它而不拆毁。”宣王说：“王政是怎样的？我可以听听吗？”孟子回答说：“施行王政，没有比文王更好的了。文王当时虽然未曾称王，但所施行的实际上都是王政。他治理岐地时，对于耕种者的田赋，实行九分抽一的制度，征收从轻；对于做官者的子孙，有世代享有俸禄的制度，报答从厚；对于关卡和市场，只稽查违禁物品而不征收私人货物的税；对于湖泊和桥梁，任由百姓获取利益而不严格禁止；对于犯罪的人，法律只涉及本人而不株连其妻儿。文王养育百姓的政策，可以说是很优厚了。然而其中尤其加意的是：人年老没有妻子，称为鳏夫；年老没有丈夫，称为寡妇；年老没有儿子，称为独夫；年幼没有父亲，称为孤儿。这四类人，是天下最困苦的穷民，且无处申诉。文王施行仁政，保全爱护，无所不周，而遇到这类人，尤其加以怜悯抚恤，务必使他们得到安置。《诗经·小雅·正月》篇说：‘富人还算过得去，可怜这些孤苦无依的人。’这是文王之所以尤其加意的原因。文王治理岐地，虽然是一国的政事，实际上治理天下的规模，也不过如此。大王如果想施行王政，以文王为榜样就可以了。因为帝王以天下为家，士农工商，平时固然应当有养育的政策，而鳏寡孤独的人，颠沛流离无处申诉，是人生最不幸的，如果不加意恩惠救济，多方赡养救助，势必流落沟壑，从而伤害天地的和气。这就是王政之所以特别急切的原因。”

宣王说：“说得好啊！”孟子说：“大王如果认为好，为什么不去施行呢？”宣王说：“我有一个毛病，我喜欢财物。”孟子回答说：“从前公刘也喜欢财物，《诗经》说：‘于是堆积粮食，于是装满仓库，于是包裹干粮，装入袋囊，想着安抚百姓以光大国家。弓箭张开，盾牌戈戟齐全，这才开始启程。’所以居住的人有积蓄的仓库，出行的人有包裹的干粮，然后才能开始启程。大王如果喜欢财物，与百姓共同享有，对于称王天下有什么困难呢？”

这一节书，是孟子因为齐王喜欢财物，而希望他推己及民。公刘是后稷的曾孙。孟子叙述了文王治理岐地的政事后，齐王于是赞叹说：“好极了，先生的话，真是爱民的良法啊。”孟子说：“听到善言贵在能施行，大王如果认为好，为什么不见之于行动呢？”宣王说：“我自我揣度有一个毛病，我喜欢财物，不能施行这王政罢了。”孟子回答说：“喜欢财物有什么妨害呢？从前公刘也喜欢财物，《诗经·大雅·公刘》篇说：‘公刘处在西戎之时，于是野外有露天的堆积，于是家中有仓库，于是将干粮包裹在袋囊之中，为迁都作打算，想着安抚百姓以光大国家，于是张开我的弓箭与盾牌戈戟。’这才开始启程前往迁都之地。《诗经》所说的是这样，由此看来，公刘的百姓，一定让居住的人都有积蓄的仓库，出行的人都有包裹的干粮，富足到如此程度，然后才能开始启程，立国兴业。这是因为他能将喜欢财物的心推及百姓。大王如果喜欢财物，也仿效公刘的意思，与百姓共同享有，那么对于称王天下，有什么困难呢？因为追求利禄的心，是人人都有的。仁君在上，必须先为他们分田制产，使百姓家家可以封赏，征敛不扰民，那么府库的财物，都是为君主所守。君民一体，公私各足，所以能成就丰亨豫大的美好局面。”

宣王说：“我有一个毛病，我喜欢女色。”孟子回答说：“从前太王也喜欢女色，宠爱他的妃子。《诗经》说：‘古公亶父，清晨骑马，沿着西水岸边，来到岐山脚下。带着姜氏女子，一起来看屋基。’在那个时候，国内没有怨恨的未婚女子，国外没有旷野的未婚男子。大王如果喜欢女色，与百姓共同享有，对于称王天下有什么困难呢？”

这一节书，是孟子因为齐王喜欢女色，而希望他推己及民。太王是公刘九世的孙子，名亶父，号古公。武王即位后，才追尊他为太王。齐王又说：“我自我揣度，不仅喜欢财物，还有一个毛病，喜欢女色，”

译只是不能实行这种王道政治罢了。”孟子回答说：“喜好美色有什么妨害呢？从前太王也曾经喜好美色，并且深爱他的妃子。《诗经·大雅·绵》篇中有这样的话：‘古公亶父，因为狄人的侵扰，于是清晨骑马疾行，沿着西水的岸边，来到岐山脚下。这时他和他的妃子姜女一同前来，选择居所定居。’《诗经》所说的就是这样。在那个时候，百姓中没有因怨恨而离家的人，也没有没有丈夫的妇女；外面没有因荒废而单身的人，也没有没有妻子的男子。这都是因为他能推己及人，将喜好美色的心情推广到百姓身上。大王如果喜好美色，也应当仿效太王的心意，与百姓共享，使家家户户都感到庆幸，婚姻都能按时进行，那么对于统一天下来说，还有什么困难呢？”总之，喜好财物、喜好美色，公刘、太王并非真的有这样的行为，孟子只是根据《诗经》所提到的内容，来说明圣王的举动，无不体察民情，百姓想要的就帮助他们聚集，百姓厌恶的就不要强加给他们。坐在明堂施行王道政治，难道还有舍此而另求他法的吗？所以说：“王道根本在于人情。”

译孟子对齐宣王说：“大王有一位臣子，把妻子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到楚国去游玩。等他回来时，他的妻子儿女却在受冻挨饿，那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和他绝交。”孟子说：“司法官不能管理好他的下属，那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撤掉他。”孟子说：“如果全国境内的政事治理不好，那该怎么办呢？”齐宣王环顾左右的人，把话题岔开了。

这一章书，体现了孟子对君主提出高标准要求的心意。有一天，孟子设问对齐宣王说：“大王有一位臣子，把妻子儿女托付给关系亲密的朋友照顾，自己前往楚国游玩，等他从楚国回来时，妻子儿女却在受冻挨饿，而这位朋友未曾给予周济，大王的这位臣子将如何对待这位朋友呢？”齐宣王说：“朋友之间有互通财物的道义，接受托付却辜负了对方，友谊已经破裂，不可再交往，应当与他断绝关系。”齐王本来明白朋友之间应当尽到情谊。孟子又设问说：“司法官是狱官的首领，有乡士、遂士等下属，担任司法官的人如果不能统辖管理好下属，致使刑狱判决不当，大王将如何处置他呢？”齐宣王说：“臣子有官职的责任，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臣子的职责已经丧失，不可再任用，应当罢免他。”齐王又明白臣子应当尽到职责。孟子于是问：“君主治理一个国家，如果政事废弛，百姓生活困苦，全国境内治理不好，必定有人要承担责任，将如何处置他呢？”齐王于是环顾左右的人来掩饰自己的羞愧，谈论其他事情来扰乱话题，好像没听到孟子的话一样，这是明白责备别人却糊涂于责备自己啊。孟子认为齐王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所以旁征博引、曲折比喻，希望他反躬自省、自责，虚心向下询问，期望君主一旦醒悟，风俗一旦改变，恳切地入宫进谏，多次表达心意。没想到齐王以听到过错为耻，隐忍苟且安于现状，所以君主贵在修身理政，采纳谏言，作为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计划。

孟子拜见齐宣王说：“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说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有世代辅佐的旧臣。”大王已经没有亲近信任的臣子了。从前所进用的人，现在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齐宣王说：“我凭什么识别他们不贤能而舍弃他们呢？”孟子说：“国君进用贤才，如果不得已，将使地位低下的超过尊贵的，关系疏远的超过亲近的，能不慎重吗！”

这一章书，表明国家所看重的，在于人才。君主应当在任用人才时敬慎，以顺应民心而保全国运。孟子进见齐宣王说：“君主继承大业，累代相传的，称为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年代既已久远，凡是高大的树木与累世的旧臣，都应当有。只是世代辅佐的旧臣与国家休戚与共，宗庙社稷和百姓实际上依赖他们。那么历史悠久的国家之所以被称道，确实不在于有高大的树木，而在于有世代辅佐的旧臣。然而世代辅佐的旧臣都源于亲近信任的臣子，今天的亲信骨干，就是未来的老臣勋旧。可是大王已经没有亲近信任的臣子了。昨天所进用而亲信的人，今天就离去而不知晓，亲近信任的臣子尚且没有，怎么期望将来有世代辅佐的旧臣来称其为历史悠久的国家呢？”齐王自我解释说：“以前离去的人，都是不贤能的人，我起初不知道而误用了他们，所以现在不以他们的离去为意。我现在用什么方法预先识别他们的不贤能，从而舍弃他们，使所任用的人都是可亲信的贤才呢？”孟子回答说：“国君用人，与其事后后悔，不如在开始时谨慎？所以在进用贤才的时候，反复详审，艰难慎重，好像被形势所迫，想停止却不得不做一样。因为任用他并授予爵位，这就是所谓尊贵。如果尊贵的位置给了不适当的人，势必会用贤能但地位低下的人来替换他，这就使地位低下的超过了尊贵的。任用他并委以心腹，这就是所谓亲近。如果亲近的位置给了不适当的人，势必会用贤能但关系疏远的人来替换他，这就使关系疏远的超过了亲近的。尊贵与卑下有等级，疏远与亲近有次序，这是国家大体所关系，怎么能在开始时不慎重呢？正因为开始时进用能慎重，所以任用的人都是贤才，而没有事后的后悔。然而求贤若渴，固然是君主的盛心，但不慎重名位器用，就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这是辨别人才、论定官职的典范，是用人要领啊。”

左右的人都说贤能，不可以。各位大夫都说贤能，不可以。全国的人都说贤能，然后考察他，发现确实贤能，然后任用他。左右的人都说不可，不要听。各位大夫都说不可，不要听。全国的人都说不可，然后考察他，发现确实不可，然后罢免他。左右的人都说可杀，不要听。各位大夫都说可杀，不要听。全国的人都说可杀，然后考察他，发现确实可杀，然后杀他。所以说：“这是全国的人要杀他，这样然后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

这三节书是说君主用人、罢免、刑罚都应当参考众人的意见而在独自考察中明辨。孟子说：进用贤才固然应当慎重，而慎重必定有其方法。假设有一个人，左右近侍都称赞他贤能，恐怕出于阿谀奉承，不敢立即相信。举朝大夫都称赞他贤能，恐怕出于结党营私，也不敢立即相信。至于全国的人都称赞他贤能，然后跟随考察他，听他的言语，考核他平素的品行，必须真见其才德的实质，然后进用他。其慎重于任用贤才就是这样。君主用人，不用就是舍弃，舍弃的方法也不可不慎重。有一个人，左右近侍都说他不贤能，恐怕出于偏颇诋毁，不敢立即听从。举朝大夫都说他不贤能，恐怕出于私怨厌恶，也不敢立即听从。至

译如果全国的人都认为他不贤良，然后才去考察他，核实他的生平，探究他的用心，一定要确实看到他不贤良的事实，然后才罢免他。他不敢轻易罢免，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任用或舍弃人才，既采纳公众的意见，又加上自己的明察，那么无才之人就没有侥幸晋升的途径，真正的人才也不会被遗弃，怎么会有误用人才的悔恨呢？任用、舍弃以及刑罚，都是君主的大权。至于使用刑罚，更是迫不得已的极端措施，君主又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如果有个人，左右的近侍都说他该杀，也不敢立即听从。满朝的大夫都说他该杀，也不敢立即听从。直到全国的人都认为他该杀，然后才去考察他，验证他的罪状，审慎他的情由，一定要确实看到他该杀的事实，然后才杀他。案件虽然在朝廷判决，但舆论实际上在全国人心目中信服，所以说“是国人杀了他”。任用贤良、罢退不肖，一直到施加刑罚，君主一定要周详慎重，以求符合民意，像这样，才真正是不因个人喜好而加封爵位，以百姓所喜好为喜好；不因个人愤怒而动用刑罚，以百姓所厌恶为厌恶，这样才能成为百姓的父母。人心既然归附，国家的根本就稳固了，这就是国运长久，像苞桑磐石一样稳固的原因。《尚书》说：“上天任命有德的人，上天讨伐有罪的人。”又说：“上天的聪明明察，来自百姓的聪明明察；上天的明察威严，来自百姓的明察威严。”大概君主秉承天意来行事，就在于顺应人心来施政，只有赏赐不越分而刑罚不滥施，才能向下符合百姓的心意，向上获得上天的眷顾，这确实是保全世代、使国家日益壮大的重要图谋。

译齐宣王问道：“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真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在史传中有记载。”齐宣王又问：“臣子杀害君主，可以吗？”孟子说：“破坏仁德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种残害仁义的人，就叫做独夫。我只听说诛杀了独夫纣，没听说过臣子杀害君主。”这一章书表明，做君主的，应当竭尽仁义之道。齐宣王问孟子说：“自古相传，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果真有此事吗？”孟子回答说：“商汤流放夏桀于南巢，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出兵，考证经传，确实有这件事。”齐宣王又问：“商汤、周武王以诸侯的身份流放夏桀、讨伐商纣，这是臣子杀害君主，在道理上讲得通吗？”孟子回答说：“君主作为天下的共主，是因为他能竭尽仁义之道，确立准则、安抚百姓。如果害仁的人，存心淫乱暴虐，灭绝天理，就叫做‘贼’；害义的人，行事乖张混乱，伤害败坏常伦，就叫做‘残’。这种残害仁义的人，众叛亲离，天命已去，只能称为独夫罢了。”《尚书》中说：“独夫纣。”大概是因为纣王自己断绝了与天的联系，周武王只是奉行上天的讨伐，为天下铲除残害仁义的人，所以只听说诛杀了独夫纣，没听说这是臣子杀害君主。商汤流放夏桀，也是同样的道理。大概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设立君主，君主必须践行仁义，这才足以祈求上天永保天命，长久享有禄位。所以古代的帝王，兢兢业业，在天下未乱之前就制定治理措施，在国家未危之前就保卫邦国。

孟子拜见齐宣王说：“建造大房子，一定要让工匠师傅去寻找大木料。工匠师傅找到了大木料，大王就会高兴，认为他能胜任这个任务。如果工匠砍削木料把它弄小了，大王就会发怒，认为他不能胜任这个任务。人们从小学习，壮年时想要实践所学。大王却说：‘暂且放下你所学的，来顺从我，怎么样？’现在这里有一块璞玉，即使价值万镒，也一定要让玉匠去雕琢它。至于治理国家，却说：‘暂且放下你所学的，来顺从我，’这与教玉匠雕琢玉石有什么不同呢？”

这一章书表明，君主任用贤才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孟子有一天拜见齐宣王说：“君主任用贤才来治理国家，就像用木材来建造房屋一样。想要建造大房子，务必需要大木料，就一定要命令工匠师傅，多方采集，以充实其用途。如果工匠师傅果然能找到大木料，大王就会欣然喜悦，认为有了这样美好的材料，就能胜任建造大房子的任务。倘若工匠误加砍削，导致木料短小，大王就会勃然大怒，认为他毁坏了好材料，不能胜任建造大房子的任务。任用木材尚且希望它大，像这样，贤人是国家的栋梁。他们幼年时讲究服习的，都是内圣外王的大道。等到壮年，希望得到君主而侍奉，将所学付诸实施，才不辜负他们的所学。然而大王不能利用他们的长处，反而对他们说：‘暂且搁置你所学的，来顺从我所喜好的。’贤人所学的是仁义，大王所喜好的是功利。现在要求他们放弃所学，来顺从大王所喜好的，这是不希望他们发挥大用，而希望他们变得渺小。建造房屋一定要充分利用木材的材能，而治理国家却不能充分发挥贤人的作用，这是任用贤才不如任用木材啊。大王难道没有通过类比来思考吗？况且大王不任用贤才，是不爱惜人才，也是不爱惜国家啊。让我再为大王进一步论述：现在这里有一块璞玉，它的价值虽然高达万镒，极其珍贵。但是璞玉必须经过雕琢，而雕琢必须依靠良工。那么，非常爱惜玉石，没有不交给玉匠而能制成器物的。至于国家的重要性，远超过璞玉的珍贵；贤人治理国家，比玉匠治理玉石更为重要。大王应当选拔贤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听任处置。却要求他们暂且放弃所学，来顺从大王所喜好的，这与教玉匠雕琢玉石有什么不同呢？这是爱惜国家不如爱惜玉石啊。大王难道没有通过类比来思考吗？”大概圣明的君主必须依靠贤臣才能成就功业，杰出的人士也等待英明的君主来显扬任用。如果双方欢愉融洽，相得益彰，谏言被采纳，言论被听从，道义相合，志向相同，将会看到教化达到最高境界，垂拱而治万年，这样任贤之道就得到了。

齐国攻打燕国，战胜了。齐宣王问孟子：“有人说不要夺取燕国，有人说要夺取燕国。凭借万乘之国去攻打另一个万乘之国，五十天就攻克了，这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如果不夺取，必定会有上天的灾祸。夺取它，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夺取它，如果燕国百姓高兴，就夺取它。古代有人这样做过，周武王就是这样。夺取它，如果燕国百姓不高兴，就不要夺取。古代有人这样做过，周文王就是这样。凭借万乘之国去攻打另一个万乘之国，百姓用箪盛着饭、用壶装着酒来欢迎大王的军队，难道有别的原因吗？是为了逃避水深火热的苦难。如果水更加深，火更加热，百姓也就只是转嫁苦难罢了。”

这一章书是说征伐之道，应当顺应民心以符合天意。从前燕王哙把国家让给相国子之，国家大乱，齐国趁机攻打燕国，于是大获全胜。齐宣王于是问孟子说：“我兴兵讨伐暴政，依靠宗庙神灵保佑，军队奏凯，燕国已经破败。有人劝说我，说燕国的动乱已经消除，利益不可贪求，劝我不要夺取；有人劝说我，说燕国实际上没有君主，机会不可错失，劝我要夺取。我自己想，齐国和燕国都是万乘之国。凭借万乘之国去攻打另一个万乘之国，势均力敌，胜负本来难以预料。然而不需要旷日持久，在五十天内就取得了胜利，这难道是强将劲兵的人力所能达到的吗？天意本来就有安排。上天既然把燕国给了我，如果抛弃而不夺取，就是违背天意。违背天意的人必定会遭受灾祸。”

译现在打算趁机夺取燕国，先生认为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大王如果想了解上天的意志，应当观察百姓的意愿。假如夺取燕国而燕国百姓喜悦，归附齐国，那就是燕国人心已经背离，天命已经断绝，这时就可以夺取燕国。古代有这样做的人，周武王就是。当时商纣王罪恶积满，人心都已归向周朝，所以讨伐商朝而拥有天下。假如夺取燕国而燕国百姓不悦，思念旧主，那就是人心尚未背离，天命尚未断绝，就不应当夺取。古代有这样做的人，周文王就是。当时商纣王罪恶尚未成熟，人心还不忘商朝，所以文王侍奉商朝直到终老。现在燕国是否可以夺取，大王也只需根据民心向背来决定罢了。况且大王如果想得到民心，没有比施行仁政更优先的了。现在齐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燕国也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双方全力固守，势力足以相当。然而燕国百姓听说齐军入境，没有斗志，用竹篮盛着饭、用壶装着酒来迎接犒劳大王的军队，难道有其他缘故吗？只不过是因为燕国施行暴政，百姓无法忍受，如同身处水火之中，所以迎接齐军而希望得到拯救罢了。大王如果能施行仁政，来拯救他们的困苦，那么燕国人就会欢喜欣慰，内心爱戴大王。如果倚仗强力，更加暴虐，就像水越积越深，火越烧越旺，那么燕国百姓原本指望齐国拯救，又将转而指望他人拯救，这只是一念之间的转变罢了。难道打败燕国之后就可以毫无后患地夺取它吗？大王顺应民心以承接天意就可以了。」汉光武帝告诫冯异说：「征伐不一定非要掠夺土地、屠戮城池，关键在于平定安抚百姓罢了。」宋太祖告诫曹彬说：「千万不要残暴掠夺百姓，务必广泛树立威信，使他们自行归顺。」由此可见，帝王取得天下，必须以民情为根本，怀有天地、父母般的仁爱之心，然后才可以进行讨伐暴君、拯救百姓的行动。他们能够坐享太平，国家长治久安，这是理所当然的啊！

译齐国攻打燕国，占领了它。各诸侯国正谋划救援燕国。齐宣王说：“诸侯大多谋划攻打我，用什么办法来应对他们呢？”孟子回答说：“我听说凭借七十里土地就能在天下执政的，是商汤。没听说过拥有千里土地却害怕别人的。”《尚书》说：“商汤第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人都信任他。他向东征伐，西边的夷人就怨恨；向南征伐，北边的狄人就怨恨。他们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百姓盼望他，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霓一样。回到集市做买卖的人不停止，在田间耕作的人不改变。诛杀他们的君主而慰问他们的百姓，就像及时雨降临，百姓非常高兴。”《尚书》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苏醒了。”

这一章书，是孟子告诉齐王如何消除战争祸患的道理。齐国人先前想夺取燕国，孟子告诉他们应当顺应民心，齐国人不听，竟然贪图燕国的财富而夺取了它。于是诸侯谋划攻打齐国，来救援燕国。齐王听说后，问孟子说：“自从我夺取燕国，诸侯大多谋划攻打我，用什么计策来预先应对呢？”孟子回答说：“我听说古代有凭借七十里小国，能在天下执政的，商王成汤就是这样。现在齐国土地方圆千里，却害怕诸侯攻打自己，这是凭借千里土地而害怕别人。我没听说过古代有凭借千里土地而害怕别人的。商汤凭借七十里土地在天下执政，这在《尚书》中有记载。《尚书·仲虺之诰》说：‘商汤起初与葛国相邻，葛伯无道，商汤举兵讨伐他。’这是商汤的征伐从葛国开始的。当时天下的人，都相信商汤讨伐葛国，原本是为了替平民百姓报仇而没有贪图天下的私心。商汤向东征伐，西边的夷人就怨恨；商汤向南征伐，北边的狄人就怨恨。他们说：‘君王为什么不先来征伐我们的国家呢？’《尚书》是这样说的。那时天下的百姓，盼望王师到来，又担心王师不来，就像大旱时盼望云彩聚合下雨，又担心出现彩虹而雨停一样。等到王师到达，商人在集市上安心做买卖，交易者不停止；农夫在田野里安心耕作，耕耘者不改变。只是诛杀有罪的君主，而抚慰无罪的百姓，就像大旱之后甘霖应时而降，百姓都欣然大喜。所以《尚书》又记载百姓的话说：‘等待我们的君主，我们的君主一来，我们或许就能得到苏息了。’这就是所说的凭借七十里土地而在天下执政。考察这两段《尚书》，孟子虽然话没说完，但大义已经显现。关键在于‘天下信任他’这四个字。被天下信任，所以能导致这种信任的，在于一个人，又不专门在于临时表现，而在于长久积累。因此仲虺称赞商汤的德行说：‘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向亿万百姓彰显诚信。’这是做君主的应当防范注意的。

现在燕国虐待它的百姓，君王前去征伐它，百姓认为君王将把他们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所以用箪盛饭、用壶装酒来迎接王师。如果杀害他们的父兄，捆绑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迁走他们的重器，怎么可以呢？天下本来就害怕齐国的强大，现在齐国土地增加一倍却不施行仁政，这是激起天下诸侯的兵祸。君王赶快发布命令，放回被掠的老幼，停止迁走重器，与燕国众人商议，拥立一位君主然后离开，还来得及阻止祸患。

这两段书是孟子进一步阐明上文‘凭借千里土地而害怕别人’的说法，又正面回答‘用什么办法应对’的问题。孟子对齐宣王说：“商汤凭借七十里土地在天下执政，而齐国却凭借千里土地害怕别人，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燕国暴虐，它的百姓如同被火烧、被水淹。君王兴师讨伐的时候，燕国的百姓都认为君王将把他们从水火中拯救出来，所以高兴地各自用箪食壶浆迎接犒劳王师。君王必须像商汤那样讨伐有罪、慰问百姓，施政施仁，才能安慰燕国百姓的期望。如果残杀他们的父兄，捆绑他们的子弟，拆毁他们的宗庙，迁走他们的重器，这是使水更深、火更热，怎么可以呢？天下诸侯的心，原本就畏惧忌惮齐国的强大，想合力图谋齐国，只是没有可乘的缝隙罢了。现在齐国兼并夺取燕国，土地增加一倍，却不施行仁政，自己向天下诸侯显示可乘的缝隙，这是天下的兵祸，君王实际上有激发的原因。能不凭借千里土地而害怕别人吗？为今天打算，君王必须赶快发布号令，放回被掠的老少，停止迁走重器，与燕国的群臣百姓商议，从燕国公子的后代中选择一个贤能的人拥立为君，然后撤兵离开。这样燕国的动乱已经平定，齐国不显暴虐，诸侯没有借口，尚可以在祸患未发之前阻止它。君王想要寻求应对诸侯的办法，也只有这样罢了。即便只是伐燕这一件事，凡孟子对齐王所说的，虽然都是随事匡正补救的说法，但也足以看出圣贤的学术和王政的大端。可惜齐王亲自见到孟子却不能实际应用他的话。”

邹国与鲁国交战。鲁穆公问：“我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而百姓没有人为他们死。杀他们则杀不完，不杀他们则他们对长官的死冷眼旁观而不救助，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灾荒年岁，君王的百姓老弱辗转死于沟壑，壮年人离散逃往四方将近几千人。而君王的粮仓充实，府库充盈，官吏没有报告，这是在上位者怠慢而残害在下位者。”曾子说：“警惕啊！警惕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回报你。现在百姓才得到回报的机会，君王不要责怪他们。君王施行仁政，百姓就会亲近他们的上级，为长官效死了。”

这一章书，表明做君主的应当施行仁政来体恤百姓。从前邹国与鲁国交战，

译鲁国战败。邹国国君穆公向孟子问道：“在这次战役中，我的官吏面对敌人战死的有三十三人，而百姓中没有一个人去救援官吏而死。现在如果要惩罚他们，那么人数众多，杀不完；如果不惩罚他们，百姓心中怨恨。他们的上级看着他们死去而不施救，法令怎么能推行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使刑罚不滥用，而百姓也知道自己的罪过？”孟子回答说：“百姓冷眼旁观上级官吏的死，是有原因的。大概在灾荒年份，君主的百姓中，年老体弱的辗转死在沟壑之中，年轻力壮的流散到四方，几乎有数千人。而君主的粮仓里有剩余的粮食，府库里有剩余的财物，官吏们都不肯向君主报告，让君主散发财物和粮食来赈济救助，这是在上位者暴虐傲慢不仁，残害虐待下民。”曾子有句话说：“人确立心意、规范行为，应当警惕啊！警惕啊！”凡是怨恨仇敌从你身上产生的，就会反过来报复到你身上。从这话来看，君主和官吏看着百姓死去而不施救，百姓怨恨已经很久了，直到今天才得到报复，所以看着官吏的死而不施救。那么君主不要归咎于百姓，反而应当反省自己就可以了。如果君主能以爱护百姓为心，并且施行仁政，那么官吏不敢不体察君主的心意，也会知道爱护百姓。官吏既然能爱护百姓，作为百姓自然情义相连，平时就亲近他们的上级，遇到危难就为他们的长官效死，怎么会冷眼旁观而不施救呢？大体上君主和百姓本是一体的，百姓的财物应当供给君主，君主的财物更应当散发给百姓，丰年收藏、荒年散发，上下相通，所以即使有水旱灾荒也不能造成危害，国家和百姓常常互相保全。虽然如此，还有话说，散发财物和粮食不可废弃，也不可依赖。在灾荒未发生之时，另有事先谋划救灾的方法，不是专门依靠这一条路，总之必须以得人为本。这就是所说的有治理的人才，没有治理的法度。

译滕文公问道：“滕国是个小国，夹在齐国和楚国之间，是侍奉齐国呢，还是侍奉楚国呢？”孟子回答说：“这种谋划，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如果一定要我说，那就只有一条：挖深护城河，筑高城墙，与百姓共同守卫它，君主效死守土而百姓也不肯离去，这样才是可行的。”

这一章书，表明立国的道理，贵在自强。滕文公问道：“滕国是个小国，介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不能不侍奉，又不能同时侍奉两个国家，是侍奉齐国呢？还是侍奉楚国呢？”孟子回答说：“凡是出于侍奉他国的谋划，都是侥幸苟且的计谋。侍奉齐国就会触怒楚国，侍奉楚国就会触怒齐国，必定不能两全而无害。这种谋划或许有人提出来，但不是我所能赞同的。您一定要我说而不罢休，那么另有一种防备的办法，只是自我坚守罢了。国家有护城河，就挖深它；国家有城墙，就筑高它。然而又不专门依赖这些城池，必定要让国君与百姓共同守卫。国君自己能够效死守土，而百姓也感念国君平日的恩德，在患难中相随而不离去，这是既有地利，又有人心和睦，这样才是可行的。”按《孟子》中后来告诫文公的话，一方面说：“实行仁政必定从划定田界开始。”另一方面说：“设立庠、序、学校来教育百姓。”这就是百姓效死守土而不离去的根本。圣贤谋划治国，势力有强弱，时势有难易，始终用帝王的大道来施行，必定不肯出于权谋苟且的说法。这个道理在强盛时可行，在衰弱时也可行，在常态下可行，在变局下也可行，看似迂远实则并不迂远。后世有人说孟子在滕国穷于对策，这不是善于读《孟子》的人。

滕文公问道：“齐国人将要修筑薛城，我非常恐惧，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从前太王居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他离开邠地，迁居到岐山脚下，这不是他选择那里作为兴盛王业的地方而去的，是不得已啊。如果努力行善，后世子孙必定有称王天下的。君子创立基业，留下传统，是为了让后世可以继承；至于能否成功，那是天命。您对齐国能怎么样呢？只要努力行善罢了。”

这一章书，表明立国者应当行善。滕文公问道：“滕国和薛国相依，如同唇齿。现在齐国人夺取薛地将要修筑城池，那么滕国更加孤立而齐国更加逼近了。我非常恐惧，应当怎么做才能免于被吞并呢？”孟子回答说：“敌国外患，自古以来就有。从前太王居住在邠地，狄人时常来侵扰，太王于是放弃邠地，迁居到岐山脚下。当时，并不是选择岐山作为兴盛王业的地方而去那里，而是因为迫于狄人的祸难，不得已啊。只有太王能在不得已的时候行善，所以周家的王业由此兴起。如果后来的国君，能像太王那样行善，他们后世子孙也必定有顺应时运而称王天下的。然而君子在前创立基业，在后留下传统，只做到应当做的，使后世子孙可以继续实行罢了。至于兴起王业，成就一统的功业，那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必然做到的，而君子的初心未曾计较到这个。现在齐国强而滕国弱，您对它能怎么样呢？只宜努力行善，尽到我方的责任，听任天意罢了。努力行善，这一句话不只是为滕君眼前的计策，实在是拥有国家者的长久之谋。汉代儒生董仲舒说：“努力做学问，那么见闻广博而智慧更加明达；努力践行道义，那么德行日渐增长而大有功绩。”可以说深得孟子的意旨。

滕文公问道：“滕国是个小国。竭尽全力侍奉大国，也不能免于祸患。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从前太王居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用兽皮和丝帛侍奉狄人，不能免于祸患；用狗和马侍奉狄人，不能免于祸患；用珍珠和美玉侍奉狄人，不能免于祸患。于是召集邠地的长老告诉他们：‘狄人所想要的，是我们的土地。我听说，君子不拿用来养育人的东西去害人。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我将离开这里。’离开邠地，越过梁山，在岐山脚下建立城邑居住。邠地的人说：‘这是仁人啊，不能失去他。’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踊跃。有人说：‘这是世代守护的土地，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效死守土，不肯离去。’请您在这两者中选择。”

这一章书，表明立国的道理有两种说法，而滕国应当以坚守为主。滕文公问道：“滕国是个狭小的国家，竭尽财力侍奉齐、楚这样的大国，也不能免于被侵凌的祸患，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从前太王起初居住在邠地，狄人时常来侵犯，起初用兽皮和丝帛侍奉狄人，不能免于祸患；接着用猎犬和良马侍奉狄人，不能免于祸患；最后用明珠和美玉侍奉狄人，不能免于祸患。太王于是召集邠地百姓的长老告诉他们：‘狄人所希望的，不是兽皮、丝帛、狗、马、珍珠、美玉，而是我们邠地的土地。我曾听说，君子以爱护百姓为心，不拿土地所产出的养育人的东西，至于争地而战，反而害了百姓。’你们不必担心我离开之后就没有君主，只要有人安抚你们，那就是你们的君主。我将舍弃这里迁往他方了，于是放弃邠地，经过梁山而在岐山脚下建立城邑居住。当他刚离开的时候，邠地的人互相说：‘我们的君主是仁人啊，我们依赖他得以安宁，怎么忍心舍弃他呢？’于是跟随他，迁往岐山的人争先恐后，如同赶集。对于太王……”

译从这件事来说，这是迁都以求生存，这固然是一种说法。又有人说：“国家的土地，原本是祖宗遗留给子孙的，让世代守护，不是我个人所能专断的。即使遭遇患难，也只应效死守卫，不可舍弃而另去他处。”从这种人的议论来说，这是坚守正道以殉国，这又是另一种说法。为君主今天的打算，请在这两种主张中选择一种，勉力实行罢了。总之，建立国家以仁爱百姓为根本，做君主的，必须先能仁爱百姓，然后才可以讲求随机应变的处理方法，本末先后的次序，万世不能改变。

译鲁平公准备出行，宠臣臧仓请示说：“往日君王出行，必定命令主管官员告知去向，现在车马已经套好，主管官员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斗胆请示。”平公说：“将要去见孟子。”臧仓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君王降低身份去先礼遇平民，是认为他贤德吗？礼义是由贤者制定的，而孟子安葬母亲超过了安葬父亲的规格，君王不要见他。”平公说：“好吧。”这一章书，表明君主接见贤人不可不专一，听取言论不可不审慎。鲁平公因为乐正子称赞孟子贤德，准备出行去见孟子。有个宠臣叫臧仓的嫉妒他，就假装不知道而请示说：“往日君王有所出行，必定先命令主管官员告知去向，现在车马已经套好，主管官员还不知道君王将要去哪里，臣斗胆请示。”平公说：“我将要去见孟子。”臧仓说：“我们的君王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尊贵身份，孟子只是一个平民罢了，为什么君王不自重身份，却降低身份去先礼遇平民？难道是因为认为孟子是贤者吗？贤者举动必定遵循礼，行事必定合乎义，礼义原本是从贤者那里产生的，而孟子安葬母亲超过了安葬父亲，厚待母亲而薄待父亲，这是不懂礼义而不能称为贤者。君王不要降低身份去见他。”于是平公被他的话迷惑，回答说：“好吧。”就停止出行没有去见孟子。按：小人谗害君子，言辞看似正当，手段非常巧妙，所以能转移君主的心意而让他听从。作为君主，只有在朝廷上谋划，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而不轻信小人的话，就可以了。

乐正子进见说：“君王为什么不见孟轲呢？”平公说：“有人告诉我：‘孟子安葬母亲超过了安葬父亲，所以我不去见他。’”乐正子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君王所说的超过，是指以前按士的规格，后来按大夫的规格；以前用三鼎，后来用五鼎吗？”平公说：“不是。是指棺椁衣衾的华美。”乐正子说：“这不是所说的超过，是因为贫富不同。”

这一节书，表明小人的毁谤容易听信，而正人的言论难以实行。鲁平公既被臧仓的话迷惑，不见孟子。乐正子就进见平公问他说：“君王车马已经套好，为什么不前往见孟轲呢？”平公说：“先前我想去见，是因为他贤德。现在有人告诉我：‘孟子安葬母亲超过了安葬父亲，就失去了礼义的中正，而不能称为贤德了。’所以不去见他。”乐正子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君王所说的后丧超过前丧，难道是指以前葬父用士的礼，后来葬母用大夫的礼；以前祭父用三鼎，后来祭母用五鼎，像这样厚薄不同吗？”平公说：“我所说的超过，不是指这个，是指葬母的棺椁衣衾，比葬父的更华美。”乐正子说：“像这样，不是所说的超过。大概孟轲以前是士，家里贫穷，贫穷就力量不能丰厚，所以不免于简薄；后来是大夫，家里富有，富有就力量能够丰厚，所以不敢俭省。亲人丧事的用具厚薄，与家境的有无相称，这才是所说的礼，不是所说的超过。君王因此认为他不贤，不也错了吗？”乐正子的话辩驳得很充分，却不能挽回平公的听信，为什么呢？《洪范》有话说：“听说是聪，聪能谋；听不聪，乱就滋长。”做君主的，要谨慎啊。

乐正子去见孟子说：“我把您的贤德告诉君王，君王因此要来见您。宠臣有个叫臧仓的阻挠君王，君王因此没有最终来。”孟子说：“前行，或许有人促使；停止，或许有人阻止。前行停止，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我不被鲁侯任用，是天命。臧氏的儿子，怎么能使我不得志呢？”

这一节书，表明圣贤不怨恨不责怪、乐天知命的学问。乐正子不能消除平公的疑虑，退下来去见孟子说：“我把夫子的贤德告诉君王，君王认为我的话对，将要来见。宠臣有个叫臧仓的，进献‘后丧超过前丧’的话，来阻挠君王，因此中途停止而没有最终来。”这固然是君主听不聪，而谗人的话也可怕了。孟子开导他说：“君子之道，得志而行，或许有人先推荐以促使；不得志而止，或许有人中途阻挠以阻止。这行止似乎系于人了，然而所以行、所以止，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有天意存在。我今天不被鲁侯任用以实行我的道，是气数的困厄，天还没有想要平治天下。那个臧氏的儿子，只是一个宠臣罢了，怎么能以人力害我，而使我不得志于鲁侯呢？只要安于天命就可以了。”乐天知命，是圣贤的学问；敬天用贤，则是帝王的事。君子、小人的消长，是天命去留所由分的。《中庸》去谗劝贤的说法，君主能不深思吗？

日讲四书解义卷十四

<经部,四书类,日讲四书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卷十五

孟子【上之三】

公孙丑章句上

公孙丑问说：“夫子如果在齐国执政，管仲、晏子的功业可以再次实现吗？”孟子说：“你确实是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子罢了。”有人问曾西说：“您和子路谁更贤德？”曾西不安地说：“子路是我先父敬畏的人。”那人说：“那么您和管仲谁更贤德？”曾西生气不悦地说：“你怎么敢把我比作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