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四书觧义卷十三

译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先讲求义理而后才敬爱君主的道理。人人都爱护亲人，人人都敬重君主，那么对国家有利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难道可以舍弃这些而去谈论利益吗？现在君王如果真心想要治理好国家，只需提倡仁义，让百姓爱护亲人、敬重君主罢了。何必一定要谈论利益呢？那样只会白白地引发人们弑君夺位的心思罢了。这是因为战国时期，王道衰落，由于孔子已经去世，圣人的学问不再显明，所以才会这样。当时游说求仕的人，都凭借功利来谋求进身，而当时的君主也习惯并喜好这种风气。自从孟子立志学习孔子，独自用仁义来勉励梁惠王，内圣外王的学问于是就在天下大显光明。后世的人如果因为这句话而深入思考，那么天德与王道，就能用一条主线贯穿起来了。

译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池塘边，回头看着鸿雁麋鹿，问道：“贤德的人也喜爱这些吗？”孟子回答说：“只有贤德的人才能享受这些乐趣，不贤德的人即使拥有这些也无法享受。”《诗经》说：“开始建造灵台，规划经营它，百姓们一起劳作，没几天就建成了。开始建造时不要催促，百姓们像儿子奔向父亲一样踊跃而来。”文王在灵囿中，母鹿安然伏卧，毛色光亮润泽，白鸟洁白鲜洁。文王在灵沼中，鱼儿满池跳跃。文王动用民力建造台沼，百姓却为此感到欢乐，称那台为“灵台”，称那沼为“灵沼”，喜爱那里有麋鹿鱼鳖。古代的人与百姓一同享乐，所以能够享乐。《汤誓》说：“这太阳何时灭亡？我愿与你一同灭亡。”百姓想与他一同灭亡，即使拥有台池鸟兽，难道能独自享乐吗？

这一章书，是希望做君主的能与百姓同乐的意思。孟子在梁国时，去见惠王，恰逢惠王站在池塘边，看着鸿雁麋鹿，问孟子说：“贤德的君主，必定勤于政务，早晚不得闲暇，像这样的台池鸟兽，也把它当作乐趣吗？”大概惠王有惭愧之心，认为贤者应当不以此为乐。孟子回答说：“台池鸟兽的乐趣，人们有共同的心理，必定是贤德的君主使百姓安定、物资丰富，叹息之声听不到，然后才可以常有这种乐趣。如果不贤德的君主，国家混乱、百姓愁苦，危亡将至，即使拥有这些也一定无法享乐。”所谓贤者，如古代的文王不就是吗？《大雅·灵台》的诗说：“文王开始建造灵台时，先规划以确定其位次，经营以端正其方向，而百姓就一起修治，没几天之间，就宣告完成。”文王恐怕劳民，虽然告诫说“不要急促”，而百姓踊跃而来，就像儿子趋向父亲侍奉他一样。当台建成后，其下就有园囿。文王当时在灵囿，就看见母鹿安然伏卧而不惊，而且毛色光亮润泽，又看见白鸟洁白鲜洁。园囿中有池塘，文王当时在灵沼，就看见鱼儿跳跃，充满在池塘之中。诗这样说，文王用民力建造台沼，按理百姓应该劳累而怨恨，却不认为劳累，反而极其欢乐，称那台为“灵台”，称那沼为“灵沼”，好像喜欢它建成得快而有神灵相助，而且喜爱台下有麋鹿，池中有鱼鳖，又好像喜悦其美好完备而深深叹羡，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因为文王平日能爱护养育百姓，使他们吃饱穿暖，与百姓同乐，所以百姓都爱戴他，才得以拥有这台池鸟兽的乐趣。所以说：“贤德的人然后才能享受这些。”至于不贤德的人，看看夏桀就知道了。《汤誓》说：“桀自夸我拥有天下如同天有太阳，太阳灭亡我才灭亡。”到了这时暴虐到了极点，百姓都怨恨他说：“这太阳何时灭亡呢？如果灭亡，我宁愿与他一同灭亡。”这是希望他快点灭亡。百姓到了想与他一同灭亡的地步，必定是平日不体恤百姓，使他们饥寒愁苦而无法自存，所以百姓都怨恨他而希望他快点灭亡。这样即使拥有台池鸟兽，难道能安然独自享乐吗？所以说：“不贤德的人即使拥有这些也无法享乐。”惠王如果真的与百姓同乐，那么台池鸟兽的乐趣，对惠王又有什么损害呢？古代圣王游观的事，都是为了百姓的缘故，文王看待百姓如同受伤般小心，爱护抚恤，而台池鸟兽更能彰显盛大的德行。如果像桀那样的琼宫瑶台，也只是堆积愁怨罢了。乐趣虽然相同，但公私、仁暴不同。治乱兴亡，也因此各异。能不分辨吗？

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可以说是尽心了。河内发生灾荒，就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河东发生灾荒，也是这样。考察邻国的政事，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邻国的百姓没有减少，我的百姓没有增多，这是为什么呢？”孟子回答说：“大王喜欢打仗，请让我用打仗来作比喻。咚咚地敲响战鼓，兵器已经相接，丢弃铠甲拖着兵器逃跑；有的人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人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凭五十步笑一百步，怎么样？”惠王说：“不行！只是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这也是逃跑啊。”孟子说：“大王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要期望您的百姓比邻国多了。”

这一章书，让人君应当尽心于王道，不适宜以小恩惠自夸。梁惠王对孟子说：“人君治理国家，以百姓的衣食为先，尤其以救灾为急。像我治理国家，在救灾的防备上，可以说是竭尽心力而无保留了。如河内发生灾荒，就把那里的青壮年迁移到河东，让他们去那里谋生；那些老弱不能迁移的，就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来供养他们。或者河东发生灾荒，移民运粮，也像河内那样。我的尽心，本来就是这样。遍察邻国的政事，像我这样委曲周全而用心的，都没有。按理邻国的百姓应该都归附我了。”然而邻国的百姓没有减少，我的百姓没有增多，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惠王因为移民运粮，就自夸尽心，而不知道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孟子于是设喻来开导他说：“打仗的事，大王向来喜欢，请以打仗作比喻，可以吗？打仗的时候，两军对垒，咚咚地敲响战鼓而前进，胜负本来未分。等到兵器相接，胜者固然胜，而败者就丢弃甲胄，拖着兵器逃跑。当他们失败逃跑时，本来不曾计算远近。有的人

译有人走了五十步就停下来，有人走了一百步才停下来。这时候，走了五十步的人，就嘲笑走了一百步的人，认为他胆小。大王认为，那个嘲笑的人做得对吗？不对吗？」惠王说：「不对。走了五十步就停下来的人，也不过是没有走到一百步罢了。虽然远近有所不同，但逃跑的本质是一样的。怎么能因为逃得近就嘲笑逃得远呢？」孟子于是顺着惠王的明白之处来阐明道理说：「大王既然知道这个道理，那么您施给百姓的小恩小惠，就不应该期望百姓比邻国多起来了。因为治理国家贵在使百姓富足，转移粮食和迁移人口都不是使百姓富足的办法。大王您的尽心竭力，也就像那逃了五十步的人一样。想要使百姓比邻国多，难道不难吗？如果真想让百姓增多，只有切实推行仁政罢了。」

译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渔网不进入池塘，鱼鳖就吃不完。斧头按照时节进入山林，木材就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这就使百姓供养活着的人、安葬死去的人没有遗憾了。供养活着的人、安葬死去的人没有遗憾，是王道的开端。在五亩大的住宅周围，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织品了。鸡、猪、狗等家畜，不要错过它们繁殖的时节，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上肉了。百亩的田地，不耽误耕种收获的时节，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认真地兴办学校教育，把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反复讲给百姓听，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背着或顶着东西在路上行走了。七十岁的人穿上丝织品、吃上肉，普通百姓不挨饿受冻，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称王的，是从未有过的。这两节文字，是说治理国家应当把施行王道作为急务。孟子又说：治理国家以王政为根本，而王政以养育百姓为先。养育百姓的物品，只有食物和用品罢了。比如农时，是五谷产出的来源。如果不耽误农时，耕种得以尽力，那么粮食就吃不完。池塘，是鱼鳖聚集的地方。如果放宽让它们繁殖，细密的渔网不进入其中，那么鱼鳖就吃不完。山林，是木材生长的地方。如果养护它们的嫩芽，斧头按照时节进入，那么木材就用不完。谷物和鱼鳖、木材，是饮食和使用的物品，用来做饮食和宫室，就可以供养活着的人；用来做祭祀和棺椁，就可以安葬死去的人。吃不完、用不完，这就使百姓供养活着的人、安葬死去的人没有不足的遗憾了。百姓到了供养活着的人、安葬死去的人都无所遗憾，那么民心已经得到，这是王道的开端。而凡是用来养育他们、教化他们的事情，就可以依次推行了。每户有五亩大的住宅，墙下种上桑树，用来供给养蚕之事而产出丝帛，那么五十岁不穿丝织品就不暖和的人就可以穿上它而暖和了。鸡、猪、狗等家畜，不耽误它们怀孕生育的时节，用来繁育生长而充裕烹饪，那么七十岁不吃肉就不饱的人就可以吃上它而饱了。至于所授予的百亩田地，不耽误耕种收获的时节，那么谷物有所产出，一家几口人就可以赡养而不挨饿了。这些都是养育百姓的事情，而教化百姓的事情也由此推行了。那些乡学叫做庠序，是用来教化的，在这里更加谨慎整顿，务必使百姓进入正道而不陷入邪教之中；特别重视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各自的道义，在这里更加申明，务必让百姓出于真诚而不流于虚伪。于是互相观察而感化，没有不爱护亲人、尊敬长辈的，乐于代劳，头发花白的老人必定不会背着或顶着东西在道路中了，这是教化百姓的事情。养育和教化兼行，到了七十岁的老人穿上丝织品、吃上肉，年轻力壮的百姓不挨饿受冻，那么太平祥和的风气，没有不归顺向往的，有不统一天下而称王的，是从未有过的。王道的成就，大概就是这样。权宜转移小恩小惠，难道可以就认为是尽心了吗？

猪狗吃人的粮食却不知道检点，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人死了，却说：“不是我的过错，是年成不好。”这和刺人把人杀死，却说：“不是我的过错，是兵器杀的”有什么不同呢？大王不归罪于年成，那么天下的百姓就会来归顺了。

这一节文字，是说弊政害民，希望君主努力施行王政以得到民心。孟子又说：“大王不尽心于王道，只是迁移百姓、转移粮食，于是责怪百姓不增多，也没有想想平日所做的事情是怎样的。”大概大王不施行王政，百姓已经没有了固定的产业，反而畜养猪狗，让它们吃人的粮食而不爱惜、检制，这是把百姓看得比物品还轻，有导致百姓死亡的原因。等到百姓死了，路上有饿死的人，又不知道开仓廪来赈救，这是把仓廪看得比百姓还重，没有拯救百姓死亡的办法。至于人死了，就说：“不是我尽心不够，是年成不好害死了他们。”像这样，就和用兵器刺人把人杀死，却说“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有什么不同呢？大概兵器虽然杀人，但罪责原本不在兵器；百姓不增多，罪责也不在年成。大王如果诚然努力施行王道，而不归罪于年成，那么天下的百姓正且来不及来归顺，难道只是增多而已吗？尧时的水灾、汤时的旱灾，天灾流行，古代圣王未曾没有过，只是平日努力施行王政，有备无患罢了。如果那些权宜转移小恩小惠，不过是取悦百姓的手段，何况不能遍及呢？这就是王和霸的区别所在，不可不分辨。

梁惠王说：“我愿意安心接受教导。”孟子回答说：“用木棒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不同吗？”梁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什么不同吗？梁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孟子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百姓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简直是率领野兽来吃人。野兽互相吞食，人们尚且厌恶；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施行政治，却免不了率领野兽来吃人，哪里还称得上是百姓的父母呢？”孔子说：“最初制造俑来陪葬的人，大概没有后代了吧？因为俑像人而用来陪葬。怎么能让百姓饥寒而死呢？”这一章文字，是说虐政应当急切去除，仁政应当急切施行。梁惠王因为孟子的话有感于心，说：“小恩小惠原本无益，而王道是应当施行的。先生教导我，确实透彻了。然而善政多端，只有先生尽情言说而不隐瞒，我愿意安心受教。”孟子因为他的诚心而设喻问道：“杀人的人，有的用木棒，有的用兵器，二者有什么不同吗？”梁惠王说：“器具虽然不同，但导致人死亡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孟子又说：

译“杀人的人，有的用兵器，有的用暴政，工匠（的过失）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吗？”齐宣王说：“事情虽然不同，但导致人死亡的结果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惠王（此处指齐宣王）的明智，大概已经具备可以教导的基础了。孟子于是直截了当地说：“兴办一件好事，不如除去一件祸害。只有除去了暴政，然后才能施行仁政。现在大王向百姓征收重税，致使厨房里有肥美的肉，马厩里有肥壮的马，而百姓却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与率领野兽来吃人有什么不同呢？这是暴政害民，正与用棍棒刀枪杀人没有两样。大王难道不知道治理国家、爱护百姓，就是做百姓的父母吗？野兽之间互相残食，人们尚且看见后感到厌恶；何况人君作为百姓的父母，却免不了率领野兽来吃人，这是负有养育百姓的责任，却做着残害百姓的事，哪里还配称为百姓的父母呢？”从前孔子说过：“开始制作木俑来陪葬的人，他的不仁到了极点，大概会断绝后代吧？”孔子厌恶他，是因为木俑模仿活人的形状，用来殉葬而涉及残忍。模仿人形尚且不至于杀人，孔子尚且厌恶他，何况实际上用暴政残害百姓，使他们饥饿而死，怎么能可以呢？大概战国时期的君主奢侈无度，凡是向百姓征收重税的，只用来供给厨房的肉食和马厩的马匹，而百姓因此饥饿而死，所以孟子用“率领野兽吃人”来说，正是为了说明奢侈之心一旦开启，就难免落到这个地步。《尚书》说：“谨慎地修养你的节俭之德，只有这样才能怀有长远的谋划。”这难道不是体恤百姓、保全国家的根本任务吗？

译梁惠王说：“晋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这是老先生您所知道的。到了我这一代，东边被齐国打败，长子战死；西边被秦国夺去七百里土地；南边被楚国羞辱。我对此感到羞耻，愿意为死去的将士报仇雪恨。要怎么做才可以呢？”孟子回答说：“拥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天下。”

这一章书，说的是王业有希望成就，个人的私怨不必报复。梁惠王，本是魏斯的后代，分得了晋国的土地，所以称为晋的后人；迁都到梁，所以称为梁。因为遭受战败之后，立志想要报复，于是向孟子问道：“我们晋国在先王的时候，地广兵众，天下称强，这是老先生您一向所知道的。等到传到我的身上，东边与齐国作战，大败，长子战死；西边被秦国人侵犯，丧失了河内、河外七百里土地；南边又被楚国羞辱。这都是我不争气，给先人带来了耻辱，我私下里感到羞耻。现在想要为先人洗刷耻辱，不知道如何谋划才可以呢？”考察惠王被三国打败，都是他轻举妄动造成的过错，却还不能自我反省，只是怀着愤恨，这难道是大勇者的所为吗？孟子于是回答说：“大王在战败之后，国势已经衰弱，难道难以雪耻吗？如果真的奋发图强，即使只有方圆百里的土地，也足以在天下称王。何况拥有晋国这么大的土地，难道还不能谋划雪耻吗？这在于大王用心罢了。”

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轻刑罚，降低赋税，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让青壮年在闲暇时修养孝悌忠信的品德，在家侍奉父兄，在外侍奉长官，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拿着木棒去抵挡秦国、楚国那些坚甲利兵了。那些国家剥夺百姓的农时，使他们不能耕种除草来供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离散。那些国家使百姓陷入困境，大王去征讨他们，谁会与您对抗呢？所以说：仁者无敌。大王请不要怀疑。这四节书，是说仁政足以无敌。孟子又说：“我说方圆百里就可以称王，是以仁政来决断的。”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爱之政，刑罚就减轻，用法常常宽厚而不残害百姓性命；赋税就减少，取民有度而不剥削百姓生计。务必让春天深耕，不耽误耕种；夏天及时除草，不耽误农事。又让百姓中的青壮年在闲暇之日，讲明孝悌忠信的道理，让他们在家，以此侍奉父兄；在外，以此侍奉长官。百姓衣食充足，都知道礼义，一旦有事，必定能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有勇气争先。即使是秦国、楚国那样强大，拥有坚甲利兵无人能敌，也可以使他们拿着木棒去抵挡，何况其他国家呢？秦国、楚国的坚甲利兵，却说可以让他们拿着木棒去抵挡，这是因为他们有可乘之机。他们滥用刑罚、加重赋税，施行不仁的政治，百姓务农的时候，他们剥夺了百姓的时间。想要深耕细作，尽力从事农事来供养父母，怎么可能做到呢？至于父母受冻挨饿，衣食不能供给，兄弟妻子离散，家庭不能保全，那里的百姓，几乎无异于陷入井中、溺于水中。像这样，大王率领军队去纠正他们的罪恶，那些积怨的百姓必定乐意归顺我们，又谁肯出力效命来与大王对抗呢？所以古语说：“仁者无敌”，正是说一旦施行仁政，天下人心归附，没有人能与之抗衡，不在于强弱大小。所谓方圆百里就可以称王，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大王请不要心存疑虑，果断地施行，即使是梁王也可以做到。哪里还谈得上雪耻呢？战国时期战争不断，大都是报复仇怨，百姓苦不堪言。所以以爱护百姓为念，教养兼施的，就天下无敌。因为他的仁德。看周朝因为积累德行、施行仁政，从而享有国运长久的福庆，那么开创与守成，都在于仁罢了。

孟子拜见梁襄王，出来后对别人说：“远远望去不像个君主，走近了也不见他有什么威严。”突然问道：“天下怎样才能安定？”我回答说：“统一才能安定。”谁能统一呢？回答说：“不喜好杀人的人能统一。”

这一章书，说的是统一天下的事业在于仁。从前梁惠王的儿子襄王，孟子曾经去拜见他，认为这是推行大道的机会，因为他不是有作为的君主，于是出来后对别人说：“凡是有作为的君主，必定表现在容貌辞气之间，可以一见就决断。”当我拜见嗣王时，开始远远望去，既不像君主的仪度；等到走近了，又不见有什么可敬畏的地方。而且他突然问道：“现在诸侯争战，天下纷乱，将要怎样安定呢？”我回答说：“天下分裂为列国，所以不安定，必须归于统一，那么干戈停息，天下就可以安定了。”大王又问：“现在诸侯各自称雄，谁能统一呢？”我回答说：“列国攻伐不断，都是因为喜好杀人，所以不能统一；只有以不忍之心，不喜好杀人的人，那么天下归顺，自然能统一了。”由此可知，好生是天地之德；那么不喜好杀人，难道不是居中建极、统一万方的关键吗？

谁能与他合作呢？回答说：天下没有人不与他合作。大王知道禾苗吗？七八月之间，干旱就会使禾苗枯萎。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倾盆，那么禾苗就会蓬勃生长。像这样，谁能阻挡呢？现在天下的统治者，没有不喜好杀人的。如果有不喜好杀人的人，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伸长脖子盼望他了。如果真的这样，百姓归顺他，就像水向下流一样，浩浩荡荡谁能阻挡呢？

这两节书，

译说君主以好生为心，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喜悦而归附他的。齐王又问道：“如今各国的百姓，各自受其君主的统领，受其禁令的制约，谁能舍弃他们而归附这里呢？”我回答说：“天下虽然广大，大概没有不归附于不喜好杀人的君主的。”大王知道田间的禾苗吗？到了七八月之间，正值大旱，禾苗都枯槁了，这正是等待雨水来滋润它们的时候。上天于是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将会看到那些枯槁的禾苗，无不蓬勃地生长起来。禾苗的生长，像这样谁能阻止它呢？百姓的心情就像事物的道理一样。如今天下的君主，职责在于治理百姓，却都以争斗为事，驱使百姓陷入刀兵之中而不顾惜，大概没有以仁爱为心而不喜好杀人的。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不喜好杀人的人，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伸长脖子盼望，愿意拥戴他为君主，就像大旱时盼望雨水一样。盼望如此真切，那么归附的趋势自然势不可挡，大概就像水向低处流，充沛地奔涌而去，又谁能阻挡它呢？所谓天下没有不归附的，大概就是这个关键。杀人的事情，不只是战争如此，凡是足以危害百姓生计的都是。所以古代帝王仁爱彰显、德行广博，却仍有饥寒，是因为他们能推己及人，善于推广这不喜好杀人的心意罢了。

译齐宣王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迹，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中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因此后世没有流传下来。”我没有听说过，如果不谈霸业，那就谈谈王道吗？齐宣王说：“要有怎样的德行才可以称王天下呢？”孟子说：“爱护百姓而称王天下，没有人能阻挡。”

这一章书，是说做君主的，应当摒弃霸业而施行王道。齐宣王，姓田氏，名辟疆，有一天问孟子说：“在过去五霸相继兴起，只有齐桓公、晋文公的名声特别显赫，我心里私下羡慕他们。他们所做的事，也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回答说：“我所学习的是孔子。孔子的门徒，以称颂五霸为羞耻，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因此后世没有流传下来。因为没有流传，所以我也没有听说过，这是无可奉告的。如果一定要说个不停，那只有谈谈称王天下的道理吗？”这是孟子想要用王道来进谏齐王。齐王说：“称王天下的人，必定有其德行，德行怎样才可以称王天下呢？”孟子说：“上天为了百姓而设立君主，舍弃百姓而求称王，是做不到的。有能以仁爱之心、仁爱之政来安顿百姓，那么天下的百姓没有不爱戴的，以此来成就王业，自然没有人能阻挡。”

齐宣王说：“像我这样的人，可以爱护百姓吗？”孟子说：“可以。”齐宣王说：“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说：“我听说胡龁说：‘大王坐在堂上，有人牵着牛从堂下经过，大王看见了，说：“牛要到哪里去？”回答说：“要用它来祭钟。”大王说：“放了它！我不忍心看它恐惧发抖的样子，像没有罪过却走向死地。”回答说：“那么废除祭钟的仪式吗？”大王说：“怎么可以废除呢？用羊来替换它。”不知道有这回事吗？”齐宣王说：“有这回事。”孟子说：“这种心足以称王了。百姓都以为大王是吝啬，我本来就知道大王是不忍心。”

这两节书是说爱护百姓不外乎于一颗心。齐王说：“爱护百姓不是大德行做不到，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爱护百姓吗？”孟子回答说：“可以。”齐王说：“凭什么知道我可以爱护百姓呢？”孟子于是引用事例来证明说：“大王有个臣子叫胡龁，我曾听他说：‘大王有一天坐在堂上，恰好有人牵着牛从堂下经过，大王一见就问他说：“牛要到哪里去？”牵牛的人回答说：“新铸的钟必须用牛血来涂缝，现在有新钟要杀这头牛来祭钟，所以牵它去。”大王说：“放了它，我不忍心看它恐惧发抖，像没有罪过却走向死地那样。”牵牛的人说：“大王既然不忍心杀这头牛，就无法取血，那么废除祭钟的事吗？”大王说：“祭钟也是国家的正典，怎么可以废除呢？只用羊来替换它，那么钟可以祭，牛也保全了。’”我听说胡龁的话是这样，不知道果然有这回事吗？齐王见孟子叙述胡龁的话，都一一相符，于是直接承认说：“用羊换牛的事确实有。”孟子见大王有善心，于是顺势开导他说：“称王天下的道理不必远求，只要这头不忍杀牛的心，就可以恩惠安抚万民，覆盖四海，以此来成就王业而没有不足的了。只是百姓愚昧，见大王用羊换牛的事，都以为大王吝惜财物，只有我知道大王的心，是因为牛恐惧发抖的样子映入眼帘而感动于心，有所不忍才这样的。如果能顺着这颗心而扩充它，那么爱护百姓而称王有什么难的呢？大概不忍之心，是仁爱的开端。顺着它扩充，那么全体大用，自然遍及天下者广，深入天下者深，而天下归向仁德了。所以《易经》说：‘君子体认仁德足以领导众人。’”

齐宣王说：“确实有百姓那样议论，齐国虽然狭小，我怎么会吝惜一头牛呢？只是不忍心看它恐惧发抖，像没有罪过却走向死地，所以用羊来替换它。”孟子说：“大王不要奇怪百姓以为大王吝啬。用小换大，他们怎么知道呢？大王如果怜悯它没有罪过却走向死地，那么牛和羊有什么区别呢？”齐宣王笑着说：“这究竟是什么心呢？我不是吝惜它的财物而用羊来替换它，百姓说我吝啬也是应该的。”孟子说：“没有关系。这是仁爱的方法，因为看见了牛而没有看见羊。君子对于禽兽，看见它们活着，就不忍心看见它们死去；听见它们的叫声，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因此君子远离厨房。”

这三节书是孟子用仁爱的方法来引导齐王。当时齐王一听百姓都以为吝啬的话，就说：“然而用羊换牛，在形迹上似乎吝惜，确实有像百姓议论我的那样。但我心里起初不是这样。齐国虽然是狭小的国家，但是一头牛的费用，我怎么会吝惜呢？只是牛恐惧发抖的样子，像没有罪过却走向死地，非常不忍心，所以用羊来替换它罢了。这难道是百姓所知道的吗？”孟子于是追问他说：“百姓以为大王吝啬，大王不足为怪。奇怪的是，用羊的小来换牛的大，其形迹涉及有可疑之处。大王的心，他们怎么能知道呢？大王果真怜悯它恐惧发抖像没有罪过却走向死地，那么牛没有罪，羊也没有罪，有什么区别呢？”这是孟子想要大王察识而自得其本心，而大王不能自我解释，只是笑着说：“当时用羊换牛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心呢？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是吝惜它的财物而用羊来替换它，果真是怎么说呢？自己做了而且不能解释

译何况百姓呢？百姓议论我吝啬，也是必然的。」孟子于是跟随齐宣王解释他说：「用小的换大的，虽然不能消除百姓的误解，但实际上并无妨害。当大王不忍心看到牛恐惧发抖时，这就是大王的仁心；而祭钟的典礼，又不可废除。于是不得已用羊来替换牛，这就是施行仁爱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牛已经看见而羊还没有看见。既然看见了牛，不忍之心就已经产生；没看见羊，不忍之心尚未形成，从而陷入难以防备的困境，却采取了两全其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仁爱的方法。至于君子，难道不是善于施行仁爱的人吗？他们对于禽兽，看见它们平时的生存状态，就不忍心看见它们死去；听到它们临死前的哀鸣，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这就是他们的仁爱。至于礼仪不可废除，而有不得不使用的情况，就让自己远离厨房，不让它们进入自己的视听范围，以此来培养这种不忍之心。大王用羊换牛，正是仁爱的方法，即使百姓认为大王吝啬，又有什么妨害呢？」

译齐宣王高兴地说：“《诗经》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能揣测到。’这就是说的先生您啊。我做了这件事，反过来寻求其中的道理，却找不到自己的本心。先生您一说，我心里便产生了共鸣。这种心之所以与王道相契合，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假如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却举不起一根羽毛；视力足以看清秋天鸟兽新生绒毛的尖端，却看不见一车柴草。’大王您相信他吗？”宣王说：“不相信。”现在大王的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德却不能普及百姓，这是为什么呢？那么，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用力气的缘故；看不见一车柴草，是不用眼睛的缘故；百姓得不到保护，是不施恩惠的缘故。所以大王不能施行王道，是不去做，而不是做不到。宣王说：“不去做和做不到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呢？”孟子说：“挟着泰山跳过北海，对人说：‘我做不到。’这是真的做不到。替长辈折取树枝，对人说：‘我做不到。’这是不去做，而不是做不到。所以大王不能施行王道，不属于挟着泰山跳过北海那一类；大王不能施行王道，是属于替长辈折取树枝那一类。”

这三节文字是勉励齐宣王奋发施行仁政的意思。齐宣王听了孟子的话很高兴地说：“《诗经·小雅·巧言》篇中有这样的话：‘别人有什么心思，我能揣测到。’这正是先生您今天所说的啊。大概用羊替换牛这件事是我所做的，等到反过来寻求其中的道理，那替换牛的用心竟然找不到。幸好先生您以‘见牛未见羊’的缘故对我说了这番话，我才开始恍然大悟。到现在我心里还有那种不忍的感触。只是这种心很微弱，王道很宏大，先生说它与王道相契合，究竟在哪里呢？”齐宣王虽然心里有所领悟，但还不懂得扩充的道理。孟子于是设喻来诘问他：“现在有人向大王报告说：‘以我的力气，三千斤足以举起，而一根羽毛却举不起；以我的视力，秋天鸟兽新生绒毛的尖端足以看清，而一车柴草却看不见。’大王您也相信并认可他吗？”宣王说：“不。”既然能举重的，难道不能举轻的吗？既然能看清小的，难道不能看清大的吗？这是不能认可的。孟子因而开导他说：“大王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又为什么不能保护百姓呢？大概人与物截然不同，而施恩则有难易的区别。现在大王用羊换牛，恩惠已经足以施及禽兽，这是能举三千斤、看清秋毫啊；而保护百姓的功德却唯独不能普及，这是不举一根羽毛、看不见一车柴草啊。这是什么缘故呢？那么，一根羽毛举不起，只是不用力罢了，一用力就不难了；一车柴草看不见，只是不用眼睛罢了，一用眼睛就不难了；百姓得不到保护，也只是不施恩惠罢了，一施恩惠也就不难了。既然不施恩惠来保护百姓，怎么能成就王道而不知道呢？如果一旦施恩，起初并不是难事。所以大王不能施行王道，是能做而不做，不是想做而做不到。如果想要做，也只是把这爱牛的心推广开来罢了。所谓‘这种心足以成就王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宣王又问：“先生说‘不做’与‘不能’似乎有区别，那么它们的形状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孟子说：“不做与不能的形状容易辨别。比如挟着泰山的重量跳过北海的广阔，这是天下绝对没有的事，如果以此对人说：‘我做不到’，这是真的做不到，不是能做而不做。至于奉长辈的命令折取草木的枝条，这是天下最容易的事，如果以此对人说：‘我做不到’，这是不做，不是做了而做不到。不做与不能的形状就是这样。现在大王有不忍心对待牛的心，由此推广开来，自然可以保护百姓而成就王道，然而没有成就王道，不属于挟着泰山跳过北海那一类，确实有做不到的；这是属于折取树枝那一类，也只是不做罢了。大王能不因此自我勉励吗？”

尊敬自己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晚辈，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晚辈。天下就可以在手掌上运转了。《诗经》说：“给妻子做榜样，推广到兄弟，用来治理家国。”说的是把这种心施加到别人身上罢了。所以推广恩惠足以保全天下，不推广恩惠连妻子儿女都保全不了。古代的人之所以大大超过别人，没有别的，只是善于推广他们的行为罢了。现在大王的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德却不能普及百姓，这是为什么呢？称量然后才知道轻重，度量然后才知道长短。事物都是这样，人心尤其如此。大王请思量一下。

这两节文字是说恩惠应当推广而心思应当思量。孟子说：“我说大王不能施行王道，就像折取树枝一样，正是认为做起来非常容易。比如我有父兄，是我的长辈，在这里尽孝悌之道，是尊敬自己的长辈，进而推广尊敬长辈的心到别人身上，使别人都能尊敬他们的长辈。我有子弟，是我的晚辈，在这里尽慈爱之道，是爱护自己的晚辈，进而推广爱护晚辈的心到别人身上，使别人都能爱护他们的晚辈。推广天下尊敬长辈、爱护晚辈的事，不过是我一个人的心加以推广，那么安置在一世之中，就像在手掌上运转一样，有什么难的呢？”《诗经·大雅·思齐》篇说：“文王的德行，能给妻子做榜样，进而推广到兄弟，用来治理家国。”大概说的是文王齐家治国，虽然好像很难，但不过是把这种不忍的心施加到妻子、兄弟以及家国罢了。存在自己内心的叫做心，施加到别人身上的叫做恩。所以作为君主，如果真的能推广这种心来施恩于人，那么即使四海之大，都为我所覆盖，足以保全

译做到这一点就没有困难。如果不推己及人，将这种心去施恩于人，那么即使是妻子儿女这样亲近的人，他们也必定不能得到安顿，也就不足以保全他们了，更何况是天下的百姓呢？因此，古代帝王之所以有超越常人的丰功伟业，没有别的道理，只是由亲近亲人而推广到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而推广到爱护万物，从这颗心出发善于推扩，在施行的过程中把握了先后的次序罢了。现在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德却达不到百姓，这就是先后没有次序，与古人善于推扩的做法大相径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大王未曾拿自己的心去衡量罢了。自古以来，事物的质地不同，不能凭空揣测，必须用秤称才知道轻重，用尺量才知道长短，所有事物都是这样，没有任由差错谬误而不使用秤和尺的。至于心，在处理事务、接触外物、应酬万事万物时，它所关系到的尤其重要。如果心没有衡量标准，那么在是非利害的关头就会颠倒错乱，不仅仅是一件事物的差错谬误了。现在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德却达不到百姓，大王请衡量一下，这岂不是爱护万物的心重且长，而仁爱百姓的心反而轻且短吗？试着在轻重长短之间进行一番比较，那么施恩就一定有次序，百姓自然应当很快得到保全了。

译难道大王发动战争，使将士臣子处于危险境地，与诸侯结下怨恨，然后心里才痛快吗？齐宣王说：“不，我怎么会从中得到快乐呢？我是为了追求我最大的欲望。”孟子说：“大王最大的欲望，可以让我听听吗？”齐宣王笑着不说话。孟子说：“是因为美味佳肴不够吃吗？轻暖的衣物不够穿吗？还是因为绚丽的色彩不够看吗？美妙的音乐不够听吗？宠幸的近臣不够使唤吗？大王的众臣都足以供应这些，而大王难道是为了这些吗？”齐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孟子说：“那么大王最大的欲望就可以知道了：是想开拓疆土，使秦、楚等大国来朝拜，统治中原地区并安抚四方少数民族。用这样的做法，去追求这样的欲望，就像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

这一节文字，是孟子想让齐王自己揣度内心，而先代替他进行揣度。孟子说：“大王爱护动物的心胜过爱护百姓，却失去了轻重的分寸，难道大王是想发动战争以显示威风，把战士武臣置于危险之地，从而与诸侯结下仇怨，然后心里才痛快吗？如果以此作为快乐，那是不忍心伤害一头牛，却忍心牺牲万千性命，为什么不取来衡量一下呢？”齐宣王说：“不，我怎么会从这三者中得到快乐呢？只是因为有更大的欲望，所以不得不通过这种方式来追求罢了。”孟子听到齐王关于大欲的话，于是进一步探问：“大王所说的‘大欲’，可以让臣子听到吗？”当时齐王的大欲，有难以对人言说的地方，只是笑着不说话。孟子于是试探着说：“大王的大欲，难道是因为美味佳肴不够满足口腹吗？轻暖的衣物不够满足身体吗？还是因为华美的色彩不够满足眼睛观看吗？鼓乐的声音不够满足耳朵聆听吗？亲近宠幸的人不够在面前使唤吗？如果只是这几样，那么大王的众臣都足以供应大王的欲望而不缺乏，而大王所追求的，难道是为了这些吗？”齐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而追求。”孟子说：“大王不为了这些而追求，那么所谓的大欲，就可以知道了。大概是想要开拓土地，使秦、楚来朝拜，统治中原，安抚四方少数民族，成就一统天下的盛况，然后才满足欲望罢了。然而有超过常人的欲望，就必须有超过常人的作为。如果只凭借发动战争、结下怨恨的做法，去追求一统天下、没有外患的欲望，这就像爬到树木上去寻找水中的鱼一样，怎么可能得到呢？大王也可以自己审视了。”

齐宣王说：“竟然严重到这种地步吗？”孟子说：“恐怕比这更严重。爬到树上去捉鱼，虽然捉不到鱼，但没有后患。用这样的做法，去追求这样的欲望，尽心竭力去做，后来必定会有灾祸。”齐宣王说：“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说：“邹国人和楚国人作战，大王认为谁会获胜？”齐宣王说：“楚国人获胜。”孟子说：“那么小国本来就不能抵挡大国，人少本来就不能抵挡人多，弱小本来就不能抵挡强大。天下的土地，纵横千里的有九块，齐国总共只占其中一块。凭借一块土地去使八块土地臣服，这与邹国抵挡楚国有什么区别呢？大概也应该回到根本上来吧。”

这一节文字是孟子想让齐王回到根本。齐宣王说：“发动战争来追求大欲，虽然没有立刻得到，难道会像爬到树上捉鱼那样严重吗？”孟子说：“这哪里算严重，恐怕比这更严重。爬到树上捉鱼，不过是捉不到鱼而已，日后还没有灾祸悔恨。如果用发动战争的做法，去追求一统天下的欲望，虽然尽心竭力去做，不仅没有功效，而且招致祸患，这是必然无法避免的。”齐宣王说：“所谓后来必定有灾祸，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说：“关于后灾的说法，也是根据天下的形势必然如此。现在假如邹国人和楚国人交战，以大王来揣度，认为谁会获胜呢？”齐宣王说：“楚国人获胜。”孟子说：“邹国和楚国之所以不能匹敌，是形势决定的。大王既然知道了这一点，那么凡是胜负的情形，也可以预先确定了。那么国土小的，本来就不能抵挡国土大的；人口少的，本来就不能抵挡人口多的；兵力弱的，本来就不能抵挡兵力强的。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现在计算天下的土地，纵横千里的有九个区域。齐国集合它的土地，只有九个区域中的一个。凭借九个区域中的一个，想要使天下的八个区域臣服，从大小、多少、强弱的形势来看，这与邹国抵挡楚国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后来必定有灾祸。大王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欲望，千万不可以用发动战争、结下怨恨的方式。大概也应该回到根本上来吧？回到根本，就不论形势而论道理，不依靠武力而依靠德行。所想要的，不求而自然实现了。”

现在大王如果颁布政令，施行仁政，使天下做官的人都想在大王的朝廷任职，耕种的人都想在大王的田野耕作，做生意的人都想在大王的市场囤积货物，旅行的人都想走大王的道路。天下那些痛恨自己国君的人，都想跑来向大王控诉。如果像这样，谁能抵挡得住呢？

这一节文字是说回到根本在于施行仁政。孟子说：“所谓回到根本，也就是这不忍心的仁德罢了。”现在大王在政事上，都施行我不忍心的仁德，那么仁恩所感化的人，都会归心向往，不是有人强迫他们，而是好像有某种力量驱使着他们。将会看到天下的做官的人，知道大王的朝廷可以推行道义，都想在大王的朝廷任职；天下的耕种的人，知道大王的田野可以安定生计，都想在大王的田野耕作；做买卖的人，知道大王的市场没有苛捐杂税，都想在大王的市场囤积货物；凡是旅行的人，知道大王的道路畅通无阻，都想走大王的道路；天下那些苦于自己国君暴政而盼望大王救助的人，都想来到大王那里控诉他们的痛苦。这种归向仁德的诚意，发自内心，是普遍相同的。

译这样。如果像这样，大概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又有谁能禁止它呢？到了这一步，那么最大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也就没有必要发动战争、结下怨恨了。

译齐宣王说：“我糊涂，不能达到这个境界了。希望先生辅助我的志向，明白地教导我。我虽然不聪明，也请让我尝试一下。”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固定的道德观念的，只有士人才能做到。至于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因而就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如果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就会放纵邪僻，做出各种坏事，没有不干的。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接着用刑罚惩治他们，这是陷害百姓。哪有仁爱的人在位，却会做陷害百姓的事呢？”因此，贤明的君主规定百姓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丰收的年份终身饱暖，灾荒的年份免于死亡，然后引导他们向善。所以百姓跟随他向善就很容易。

这三段文字，论述了规定百姓固定产业的重要性。齐宣王被施行仁政的言论所感动，向孟子请教说：“成就王道的途径，确实不外乎仁政，但我智识昏昧，不能立刻达到这个境界，希望先生辅导我的志向。凡是政治如何施行、仁德如何推广？请明白地教导我。我虽然不聪明，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但请让我尝试去做，以符合先生的教诲。”孟子于是具体指出说：“仁政以保护百姓为先，保护百姓以规定产业为先。因为产业规定了，礼义自然就会产生，这是确定的道理。如果不依靠固定的产业，却自有礼义的恒心，只有勤于学问、懂得礼义的士人才能这样。至于无知的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没有依靠，就难免被饥寒所迫，因而没有礼义的恒心。如果没有恒心，就会不顾廉耻，做出超出礼义范围的事，凡是放荡偏邪、淫乱奢侈的事，没有不做的。等到因此陷入罪过，做君主的，然后加以刑罚，这是欺骗愚弄百姓而用法网陷害他们。哪有保护百姓的仁人，既在位而掌握着权力，忍心做这种陷害百姓的事呢？”因此，仁人在位，就是贤明的君主。知道百姓没有恒心，是因为没有固定的产业，所以把规定百姓的产业作为急务。估算百姓分配土地，计算人口授予田地，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而不担忧贫困，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而不苦于匮乏，年成丰饶快乐时，用度有余，可以终身饱暖；年成歉收时，有备无患，可以免于死亡。这就可以说有固定的产业了。然后引导防范他们归于善道，那么心中没有苦累，礼义自然产生，他们跟随善道，自然轻易而不困难。这就是所说的有固定产业就有固定恒心，所以贤明君主把规定产业作为急务。

现在规定百姓的产业，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足以抚养妻子儿女。丰收的年份终身困苦，灾荒的年份不免于死亡。这仅仅是救活性命都恐怕不够，哪里有空闲去讲求礼义呢？大王如果想实行仁政，为什么不回到根本呢！五亩大的住宅，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织品了。鸡、猪、狗等家畜，不要错过繁殖的时节，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上肉了。百亩大的田地，不要耽误耕种的时节，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认真地办好学校教育，反复地教导孝悌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背着顶着东西在路上行走了。老年人穿上丝织品吃上肉，百姓不挨饿不受冻，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三段文字论述规定百姓的产业，应当有方法，这样才能保护百姓而称王天下。孟子又说：“贤明君主规定产业，其完善程度。”既然这样，而现在却不是这样。产业不是不规定，而是古法不存，催逼日益紧迫，作为百姓，对上不足以赡养父母，对下不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即使是丰饶快乐的年份，也终身困苦，一旦遇到歉收的年份，就辗转流离，不免死亡。像这样，即使慌忙地救活性命，尚且恐怕不够，哪里有空闲日子去讲求礼义呢？没有固定产业就没有固定恒心，这是必然的。大王如果内心怜悯，想实行仁政，为什么不反求根本，而以规定百姓固定产业为急务呢？而规定产业本来就有方法。一夫百亩之外，又授予五亩土地，作为住宅，使他们在墙下种桑，以供养蚕，那么丝帛不缺，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织品而保暖了。鸡、猪、狗等家畜，不要错过怀孕生育的时节，那么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上肉而饱足了。百亩的田地，不要耽误耕种收获的时候，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吃饱而没有饥馁了。这是规定固定产业的方法。于是设立学校，谨慎地进行教育，又在教育中特别重视孝悌，申明其意义。由此人们懂得教化，恒心产生，爱敬的诚意，都发自内心而不能自己。将看到尊长劳累，都乐于代劳，头发花白的老人，必定不会背着顶着东西在路上行走了。规定产业有方法，以至于老年人穿上丝织品吃上肉，没有背负重担的劳苦，百姓不挨饿不受冻，懂得孝悌的意义，这就是和乐太平的三代盛王的风范。而说不能称王天下的，是从来没有的。臣所说的保护百姓而称王天下，没有人能阻挡，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小小的桓公、文公的霸业，哪里值得称道呢？战国的君主，都争着图谋霸业而不谈王道，大概是因为王道难以实行。不知道不忍之心，人人都有，只要推恩于百姓，起初并不难。孟子反复开导，齐宣王虽然迷惑而不醒悟，然而立论切实，确实可以施行，难道不是帝王治理天下的良法吗？

日讲四书解义卷十三

<经部,四书类,日讲四书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卷十四

孟子【上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庄暴拜见孟子说：“庄暴拜见大王，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