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四书解义卷十一

译心中存有救世之志，却怀才不遇、迷失于邦国，这不能称为仁。子货又说：时机，是有所作为的凭借。有所作为的人，必定要顺应时机而出仕，才能施展其谋略。如果平日喜好从事济世之事，却屡次错失时机的契机，这能称为智吗？孔子说：智者，是明察事机的人，如果做事错失时机，不能称为智。子货又说：一去不复返的，是日月的流逝，无法再追回；日渐累积的，是年岁的增长，不会为我稍作停留。趁现在不出仕，还要等待何时？孔子回答说：好。君子何尝不想出仕，我将出仕了。子货自以为进行了有心机的讥讽，孔子则给出了无心机的回答，这种不激怒也不盲从的态度正是如此。大概圣人对待小人，不厌恶却严厉，起初依据道理来对待他，随后依据道理来回答他。虽然子货倨傲狡黠、机警百出，但最终无法施展其奸诈。因此子货虽然见到了孔子，却如同没有见到一样。

译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由于后天习染不同，才相差很远。”

这一章书，是圣人教导人们恢复本性。孔子说：“人的善恶相差悬殊，人们不知道这实际上是由于习染造成的，却往往归咎于本性，难怪关于本性的言论如此纷杂了。”大凡人生之初，虽然气有清浊、质有厚薄的不同，但都禀受了天地的精华、五行的秀气，那些清而厚的，固然可以行善，即使有浊而薄的，也未必纯粹为恶，善恶的比例相差，原本不太远，这就是本性相近。等到德性因情欲而改变，气质因渐染而变化，习于善的人日益进入高明的境界，习于恶的人越发流于污浊低下，于是贤与不贤的人相差，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万倍，这不是本性的过错，是习染造成的。人的善恶取决于习染而不取决于本性，既然如此，那么克服气禀的偏差，以恢复天命的根本，不靠学问就不能成功。孔子说“性相近”，孟子说“性善”，他们的言辞虽然看似不同，其意思却实际上互相成就。孟子论性，是指那没有混杂气质的本性而言，即本然之性。孔子论性，是指那不离气质的本性而言，即气质之性。知道有本然之性，那么尽性至命的人应当没有不同的道路了。知道有气质之性，那么尽人合天的人应当没有不同的教化了。宋儒程子关于气质的学说，大概深得孔子性习的本意，而且可以阐发孟子性善的学说，对这条道理功劳不小，否则几乎就要被告子、荀卿、杨雄等人的纷杂言论所迷惑了。

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者是不可改变的。”

这一章书，也是教导人们变化气质的意思。孔子说：“人的气质，固然相近。然而其中，有一等气极其清、质极其粹，成为上等智者的；有一等气极其浊、质极其驳，成为下等愚者的。上等智者，即使与不善的人相处，自然不肯作恶，但只有上等智者是这样。人并不都是上等智者，没有习于恶而不被恶所改变的。下等愚者，即使与善的人相处，自然不肯行善，但只有下等愚者是这样。人并不都是下等愚者，没有习于善而不被善所改变的。”可见天下的人，习染而不可改变的少，被习染所改变的多。美恶固然不是一定的，而转移的权柄，确实在于习染，不能推诿于本性。《传》说：“习染与本性形成。”又说：“习染成为自然。”既然如此，那么习染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古代的君主，常常对亲近习染的人告诫，而对近习的人更加严格，就是这个缘故。

子游在武城做宰，孔子听到弦歌之声，夫子微微一笑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子游回答说：“从前我听说老师说过：‘君子学道就会爱人，小人学道就容易驱使。’”孔子说：“学生们，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话是开玩笑罢了。”

这一章书，是说治理国家的人应当以道化育百姓。子游做武城宰，孔子考察风俗民情，来到他的治所，听到弦歌之声遍布乡里，可知他是用礼乐来教化百姓了。上面有善政，下面就有善俗。孔子一生不能在天下实行他的道，子游一旦能在武城实行他的道，所以孔子听到后，不禁喜形于色，于是微微一笑说：“小邑治理，用礼乐的大道，就像杀鸡用牛刀一样。杀鸡的小事，哪里用得着这牛刀的大器？”子游回答说：“我治理武城，不过是尊重所听到的，实行所知道的罢了。从前我曾听老师说：‘在上的君子学道，那么和乐的心情油然而生，从而推及爱人；在下的小人学道，那么尊卑的分别肃然知敬，从而易于驱使。’这是礼乐诗书用来涵养其中和之德，而化除其乖戾之气，在上的在下的，大的小的，片刻不可分离。现在武城虽小，也有君子小人，怎敢不用大道来治理呢？”孔子于是呼唤门弟子告诉他们：“学生们，言偃的话确实合乎道理。我刚才说杀鸡何必用牛刀的话，只是开玩笑来观察他的自信如何罢了，难道真认为邑小就不必用大道来治理吗？”大凡孔子的心，无非是想以道化育天下，所以高兴子游以道治理武城，又坚定学生们的信心，希望他们共同尊重所听到的，共同实行所知道的，以使当世达到大治。

公山弗扰据费邑叛乱，召孔子，孔子想去。子路不高兴地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召我的人难道会白白召我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将在东方复兴周礼。”

这一章书，是显示孔子有振兴鲁国、复兴周礼的意思。公山弗扰，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曾与阳货一起拘禁季桓子，于是占据费邑叛乱，于是派人召孔子。孔子愤慨公室不振，想摧毁费邑很久了。现在幸而其家臣内部叛乱，祸端起于私门，拨乱反正，在此一举，想去的心，这也是振兴鲁国、复兴周礼的机会。子路不懂孔子的意思，愤怒不高兴，说：“道既不能实行，无处可去，这就罢了，何必又去回应公山氏的召请呢？”孔子开导他说：“公山弗扰特意来召我，难道会徒然吗？必将有任用我的地方。当今之时，如果有人用我并委托以国政，必将正名分，讨伐僭越窃位者，使文武周公之道灿烂复兴，而

译后来（公山弗扰）快乐吗？为什么事情没有成功就罢了呢？”孔子表现他想要入世施展抱负的志向就是这样。大概公山弗扰的叛乱，是背叛季氏，而不是背叛鲁国。孔子想要前往（公山弗扰那里），是为了鲁国，而不是为了公山弗扰。假使孔子能够实现他的志向，一定会把掌握在卿大夫手中的政权归还给诸侯，把掌握在诸侯手中的政权归还给天子。圣人转移局势的微妙作用，有不是子路所能窥测的。所以想要前往，是因为那里有推行大道的可能；然而最终没有前往，是因为知道那一定不可能实现。不忘记世事，也不贬损道义，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做到这样呢？

译子张向孔子询问仁德，孔子说：“能在天下践行五种品德，就是仁了。”子张请教具体内容，孔子说：“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惠。恭敬就不会受侮辱，宽厚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他人的任用，勤敏就能建立功业，慈惠就能足以役使众人。”

这一章书，是讲实践仁德的具体功夫。子张向孔子询问仁道，孔子说：“仁，是心的天理。心存在则天理得以体现，不可有一刻间断，一丝亏缺，必须在五种品德上推行运用，没有一处不是这样。至于天下之大，那么内心公平，天理周遍，内外合一，本体与功用完备，这才算是仁。”子张请教这五种品德的具体内容，孔子告诉他：“心不怠慢就是恭敬，心不狭隘就是宽厚，心不虚伪就是诚信，心不懈怠就是勤敏，心不刻薄就是慈惠。这些都是天理所在，只怕不能践行罢了。如果真能用恭敬来约束自己，就有令人敬畏的威严，人们自然不敢侮辱轻慢。用宽厚来对待他人，就有容纳他人的气量，人们自然心悦诚服。专一于诚信，人们都依赖我而不怀疑我。勤勉敏捷地做事，就没有因循苟且的毛病，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恩泽施及他人，那些蒙受我恩惠的人，都有感激拥戴之心，没有不乐意为我所用的。”如果真能在天下践行这五种品德，那么仁德难道还在这些之外吗？因为仁是人的本心，天理具备在心中，本来不是寂灭的，无时不与天下相互接触，无处不与天下相互感应，必须使万事万物各自符合天理，然后心才能存留，天理才能得着，本体完备，功用充足，自然国家没有怨恨，天下归向仁德。这是因为心体周流运行，所以物我之间没有隔阂，神圣的道理包含其中，帝王的道术也就完备了。

佛肸召见孔子，孔子打算前往。子路说：“从前我听说老师说过：‘亲身做不善之事的人，君子不进入他的领地。’佛肸凭借中牟叛乱，您要去，这怎么解释呢？”孔子说：“是的，我有过这样的话。不是说坚硬吗？磨也磨不薄。不是说洁白吗？染也染不黑。我难道是匏瓜吗？怎么能只悬挂着而不被人食用呢？”

这一章书，是孔子阐明自己投身世用的心意。佛肸是晋国大夫，赵简子的家臣，担任中牟邑宰时，赵简子与范氏、中行氏互相攻伐，佛肸于是占据中牟叛乱。一天，佛肸派人来召见孔子，孔子打算前往，这也如同回应公山弗扰召见的意思一样。子路不理解而阻止他说：“从前我听说老师说过，凡是违背天理、扰乱常道，亲身做不善之事的人，君子不加入他的阵营，担心玷污自己。现在佛肸占据中牟叛乱，而老师却打算去回应他的召见，为何违背昔日的言论呢？”孔子说：“你说亲身做不善之事，君子不进入，这话确实如此，我曾有过这样的言论。然而人本来有可以被玷污的，也有不可以被玷污的。拿物体来比喻，有极其坚厚的，虽然磨它也不能使它变薄；有极其洁白的，虽然染它也不能使它变黑。我的志向操守坚贞洁白，他虽然不善，怎么能玷污我呢？况且君子治学，贵在适应实用，我难道像匏瓜那样，徒然悬挂着而不被人食用，那就只是被抛弃的物品罢了，对世间有什么益处呢？因为圣人道义宏大，德行深厚，能感化万物而不被万物所感化。如果坚贞洁白的品质不足，而让自己去经受磨砺和染污，那么自己尚且不免于受辱，怎么能转移世风呢？君子处世，审视自己而后行动就可以了。”

孔子说：“仲由，你听说过六种品德和六种弊病吗？”子路回答说：“没有。”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爱好仁德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愚昧；爱好智慧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放荡；爱好诚信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害人；爱好直率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尖刻；爱好勇敢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作乱；爱好刚强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狂妄。”

这一章书是孔子教导子路通过好学来成就德行。孔子呼唤子路并告诉他说：凡是人心所趋向的，有一种善行，就有被一种偏颇所蒙蔽的地方。仲由，你曾听说过六种品德的美好，而其中却有六种弊病吗？这时子路正陪侍坐着，于是起身回答说：六种品德中有六种弊病，我没有听说过。孔子说：你重新坐下，我应当一一告诉你。因为天下的事没有不具备最恰当且不可改变的天理的，人必须勤奋好学以穷究天理，然后所做的事没有偏差，德行才可以成就。比如仁以爱为主，固然是美德。但如果只羡慕爱人作为美德，而不爱好学习以明白仁的道理，那么心就会被爱所蒙蔽，将会出现跳井救人的事情，而人和自己都丧失了，这难道不是愚昧吗？智以知为主，也是美德。但如果只羡慕多智作为美德，而不爱好学习以明白智的道理，那么心就会被智所蒙蔽，将会流入异端邪说之中，而放荡无归，这难道不是放荡吗？说话守信，也是美德。但如果只羡慕诚实作为美德，而不爱好学习以明白信的道理，那么心就会被信所蒙蔽，将会固执自己的诚信而对他人的利害有所不顾，这难道不是害人吗？直率而没有隐瞒，也是美德。但如果只羡慕直道作为美德，而不爱好学习以明白直的道理，那么心就会被直所蒙蔽，将会攻讦揭露他人的隐私而急切得让人无法容身，这难道不是尖刻吗？遇事勇敢，也是美德。但如果只羡慕勇敢作为美德，而不爱好学习以明白勇的道理，那么心就会被勇所蒙蔽，将会逞其血气之刚强而肆意妄为无所顾忌，这难道不是作乱吗？刚强不屈，也是美德。但如果只羡慕刚强作为美德，而不爱好学习以明白刚的道理，那么心就会被刚所蒙蔽，将会

译轻浮急躁而缺乏沉静的风度，难道不算是狂妄吗？仁、智、信、直、勇、刚这六种品德虽然美好，但如果不致力于学习，就会产生愚昧、放荡、伤害、刻薄、混乱、狂妄的弊病，美好的品德也会转变为恶行。由此可见，做学问的功效是绝对不能停止的。古代的帝王之所以不依赖他们超世的资质，而一定要勤勉地研习典籍，就是为了求得符合中正之道。

译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不去学习《诗经》呢？《诗经》可以激发志意，可以观察社会，可以合群相处，可以抒发怨愤。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

这一章书，表明《诗经》的益处非常完备，人不可以不学习。孔子告诉门弟子说：“自从我删定《诗经》以来，诗教的尊崇地位已经确立了。你们年轻人为什么不学习《诗经》呢？”因为《诗经》中善恶都陈列其中，善的可以劝勉人，恶的可以惩戒人，我们内心感发的机制，在这里有勃然兴起不能自制的情况，所以可以激发志意。《诗经》中赞美和讽刺并列，赞美的可以考察其得当之处，讽刺的可以考察其失误之处，我们自身行事的实际，在这里有警惕感动的情况，所以可以观察社会。它叙述情好，常在和乐之中蕴含庄重恭敬的节制，所以可以合群相处而不至于放荡流俗。它抒发悲愤，还在责备期望之中存有忠厚的意思，所以可以抒发怨愤而不伤害于激切。至于近到家庭，那么侍奉父亲的道理都具备在其中，用来教人孝道的非常完备了。远到朝廷，那么侍奉君主的道理都具备在其中，用来教人忠道的非常完备了。而且其中因物起兴，比类托情，有的指鸟兽，有的指草木，名称不一，无不详细记载在其中，可以供我认识的很多了。《诗经》对人的益处如此，确实能学习它，那么性情在这里得以端正，伦理在这里得以修治，见闻在这里得以广博。你们年轻人可以不学习吗？大概温柔敦厚，是诗教的特点。古代太史采集民谣，上到郊庙，下到里巷，政事的得失，性情的邪正，风化的美恶，习俗的贞淫，都在这里观察出来。不像后世堆砌词句，争奇斗艳夸耀多产，夸饰风云月露的盛况，只是用来娱乐耳目而动摇心志罢了。

孔子对伯鱼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那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一样吗？”

这一章书，是孔子教导伯鱼重视修身齐家以端正教化的源头。孔子呼唤伯鱼并告诉他说：“你曾经学习《周南》、《召南》的诗了吗？大概《周南》从《关雎》以下，说的是文王后妃在闺门中的教化，施行于南国的情况。《召南》从《鹊巢》以下，说的是南国诸侯的夫人和大夫的妻妾，都受到文王后妃教化的影响，而成就她们的德行。这两篇所说的，都是修身齐家的事，在人伦日用中最为切要。学者不但诵读解说，必须身体力行，才有益处。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无法端正性情、笃实伦理，自身尚且不知道修身，家庭尚且不知道齐整。又怎么指望他推而广之，来改变风俗呢？譬如面墙而立，一步之外尚且不能行走，不用说更远的了。确实二南不可以不学习。况且人君是万邦的表率，没有不修身齐家而可以治国平天下的，那么二南应当学习，又不只是学者如此了。”

孔子说：“礼啊礼啊，只是指玉帛吗？乐啊乐啊，只是指钟鼓吗？”这一章书，是想让人深思礼乐的根本。孔子说：“先王制定礼仪，没有不使用玉帛的，但必须先有恭敬的意思存于心中，然后借助玉帛来表达它，不是仅仅虚文而已。那么所谓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先王制定音乐，没有不使用钟鼓的，但必须先有和乐的意思蕴于心，然后借助钟鼓来宣发它，不是仅仅虚器而已。那么所谓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大概礼以敬为根本，如果得不到所谓的敬，即使玉帛交错，礼的根本也失去了。乐以和为根本，如果得不到所谓的和，即使钟鼓铿锵，乐的根本也失去了。中是无形的礼，和是无声的乐。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百年之后兴起的，也是片刻不可离去的。那么有制作重任的人，怎么可以不急切寻求其本源而考察其实质呢？”

孔子说：“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比作小人，大概就像穿墙越壁的盗贼一样吗？”这一章书，是孔子为修饰外貌的人警示。孔子说：“有一等人，看他们外貌严厉，似乎是有作为的人，而内心实际软弱，全无主见，这种脸色可以让人看见，而内心不可让人知道。比作小人中，如窃盗穿壁逾墙，取人财物，而外表装饰良善的样子，惟恐人知道，真是可耻之极。凡是外阳而内阴，外健而内顺的，都是穿窬一类的人。訑訑的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吮痈舐痔，无所不为，昏夜乞哀，白日骄人，孔子所谓难事而易悦的，大概是这类人吧？至于外貌和易近人，不以脸色待人，而其中却有确乎不可夺的，不是君子谁能做到？那么君子小人，可望而知，也不难辨别。如吕公着，生平没有疾言厉色，而大节所在，则万夫莫当其勇；司马光诸事可对人説，开诚布公，略无城府，其正毅之操，忠直之气，可以贯日月而格鬼神。那些小人傀儡面孔，魑魅肺肝，比起这些何啻天壤之别！”

孔子说：“乡原，是道德的贼。”这一章书是孔子严厉防范扰乱道德的行为。孔子说：“道德的祸患没有比似是而非更严重的了。乡人之中有以愿称的，貌为忠信廉防

译为了取悦世人，于是世人相信并称赞他为善。像这样看似有德却非真德，反而扰乱了德行，这难道不是无德的祸害吗？大凡德行，是人心中端正的道理，自有其真实。如今乡愿之人外表粉饰，与世俗迎合，人们以为德行就在这里，却始终不知道端正的道理在何处，以此来迷惑人心，败坏风俗，实在令人深恶痛绝。乡愿看似接近德行，其实却相差甚远；狂者和狷者看似远离德行，其实却相近。圣贤推崇狂者和狷者而厌恶乡愿，是有原因的啊。

译孔子说：“道听途说，是抛弃道德的表现。”

这一章书是说人们应当蓄养德行。孔子说：“凡人听到一句善言，必定要存记在心中，践行在自身，才能有真实的收获，德行才能为我所蓄养。如果有所听闻，不能体察验证并努力实行，只是侈谈阔论，这是入耳即出的学问，好比在道路上偶然听到什么，就在路上与人谈论，虽然每天听到善言，怎么能拥有于自身呢？这是自己抛弃德行。”大概学问之道，以默记为功夫，以主静为关键。心存则气静，气静则言语少。那么谨言是蓄养德行的方法，而存心又是谨言的根本。

孔子说：“鄙陋的人，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还没有得到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了，又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那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了。”

这一章书，是孔子严厉告诫鄙夫，以确立臣道的防线。孔子说：“做臣子的，必须忘掉自身、竭尽忠诚，然后才可以侍奉君主。”有一类鄙夫，不懂道义，不顾名节，可以让他立于朝廷与同事一起侍奉君主吗？大概鄙夫的心，只知道权势地位利禄罢了。当禄位还没有得到时，就百计营求，惶惶不安，只以得不到为忧患。等到禄位已经得到，就多方谋划保持禄位、留恋权位，只怕失去。既然有了害怕失去的念头，那么凡是阿谀逢迎以求容身、行私舞弊蒙蔽君主的行为，还有什么不可做的呢？小的表现为卑劣污浊的行为，大的则陷入悖逆作恶的境地，都产生于这害怕失去的一念之中。用这样的人侍奉君主，其危害岂能说得尽呢？大概鄙夫只知道富贵，不顾名节；只知道身家，不顾君主父亲。一念贪位窃禄的私心，扩充发展起来，以至于连禽兽都不如，可见人臣侍奉君主，应当以此为戒。而君主用人之际，也不能不加以明察。倘若鄙夫在朝，应当急忙罢免他，以澄清官位，激励廉耻。这关系到社稷苍生的大计，人心世道的防线，绝非浅薄小事。自古以来，鄙夫不可枚举。就像唐朝的李林甫，宋朝的秦桧，元朝的王文统，明朝的严嵩，嫉贤误国，无所不至，而都始于自私自利的一念，遂成骑虎难下的局面。这能不引以为鉴吗？

孔子说：“古代百姓有三种毛病，现在或许连这些毛病都没有了。古代的狂放是豪爽，现在的狂放是放荡；古代的矜持是廉洁，现在的矜持是忿怒乖戾；古代的愚笨是直率，现在的愚笨是欺诈罢了。”

这一章书，是借气质来检验风俗的淡薄。孔子说：“人的气质禀赋，不都是中和的，往往有偏离正道的。就像身有疾病一样，也称为疾。然而古代的时候，风气淳厚，其间虽然有过分失正的人，终究都是质朴自然，本真还没有丧失。现在则习俗的熏染，日益严重，即使这三种毛病，或许也没有了。”大概人有志愿太高的人，是狂的毛病。然而古代的狂放，不过是宽略自处，不拘小节，豪爽罢了。而现在的狂放，则恣情自放，甚至逾越大节，而流于放荡了。人有持守过严的人，是矜的毛病。然而古代的矜持，不过是崖岸峻绝，示人难以亲近，廉洁罢了。而现在的矜持，则任意使气，辄与人忤逆，而流于忿怒乖戾了。人有资质见识不足的人，是愚的毛病。然而古代的愚笨，不过是径情直遂，率其本来，直率罢了。而现在的愚笨，则挟私妄作，反用机巧，而流于欺诈了。狂而豪爽，矜而廉洁，愚而直率，虽然是气质的偏颇，如果加以学问，其毛病还可以医治。至于豪爽变为放荡，廉洁变为忿怒乖戾，直率变为欺诈，则本真尽丧，连其气质的偏颇也失去了。好比重病已入膏肓，即使扁鹊、卢医也无能为力了。人能不思考勉强学问，以变化气质吗？

孔子说：“厌恶紫色夺去正红的颜色，厌恶郑国的音乐扰乱雅乐，厌恶巧言利口颠覆国家的人。”

这一章书，是严格邪正的防线。孔子说：“天下的道理，有邪有正，而邪往往足以战胜正。比如颜色以朱红为正，自从紫色出现，其艳丽足以迷惑眼睛，而朱红反而被它夺去光彩，所以厌恶紫色，因为它能夺去朱红的颜色。音乐以雅乐为正，自从郑声出现，其淫靡足以悦耳，而雅乐反而被它扰乱，所以厌恶郑声，因为它能扰乱雅乐。”至于事理的是非，人才的贤否，本来有定论，却有一种利口之人，变乱是非，颠倒贤否，便佞足以迷惑听闻，君主不察而误信他们，必定导致举动乖张，用人倒置，而国家的倾覆就不难了。这是尤其可恶的。孔子此言，其意专门厌恶利口，借紫色与郑声为比喻罢了。大概谗佞之徒，日习于侧，则君子退，小人进，国事不可为矣。自古皆然，关系非细，人君不可以不审也。

孔子说：“我想不说话。”子贡说：“您如果不说话，那么我们这些学生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说了什么吗？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天说了什么吗？”

这一章书是说学习贵在内心领悟。孔子开示弟子说：道因为有言语而显明，也因为多言而晦暗。我从今以后想要不说话了。圣门弟子子贡正以言语观圣人，疑惑而问说：您

译孔子的道极其宏大，门人弟子能够陈述的，是依赖孔子有言语教导。如今夫子如果不说话，那么我们这些学生还能依据什么来陈述呢？孔子开导他们说：我之所以不言，并不是有什么秘密而故意不说，也是因为天下的道有不需要言语就能显现的。试着看看那高远的上天，哪里曾经有过言语呢？只见它运行四季，春夏秋冬交替更迭而从未停止。化育万物，则飞禽走兽、草木虫鱼繁衍生长日益旺盛而从未停歇。上天虽然不言，但其中行运和生化的道理，都有默默主宰着。上天哪里还需要言语呢？大凡圣人的一动一静，没有不是至理的自然显现。就像四季运行、万物生长，无不是天道的流行，哪里需要言语才开始明白？求学的人只应当在各种情境中体认，自然能在言语之外领悟。如果仅仅依靠言语去探求，那么即使至理就在眼前，最终也无法察觉。所以孔子提出无言之论，是希望求学的人切实从内心去探求，在亲身践行的时候，而不只是空泛地追求口耳间的诵读传述。如果不善于探求，或者舍弃中正的道理，将心思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领域，认为无言之妙就在于此，那就谬误万里了。所以求学的人不可以不慎重思考。

译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以生病为由推辞了。传话的人刚出门，孔子就取来瑟弹奏并歌唱，让孺悲听到。

这一章书，体现了圣人那种不屑于直接教诲的深意。从前鲁国有个叫孺悲的人，有一天来求见孔子，孔子不肯见他，借口生病来推辞。想必当时孺悲一定有得罪孔子的地方，然而孔子还是担心他没有醒悟，于是等到传话的人走出门后，就取来瑟弹奏歌唱，让孺悲听到并知道孔子并没有生病。起初以生病为由推辞，似乎已经断绝了关系，却又让他知道并非真的生病，这是在警示他。如果孺悲能反省自己被拒绝的原因，并改正过错，那么圣人用来教育他的用心确实很深了。圣人教化人的心思无穷无尽，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端绪。

宰我问：“守三年的丧期，时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习礼，礼必然败坏；三年不习乐，乐必然崩坏。陈粮已经吃完，新粮已经登场，钻木取火的木材也更换了，守丧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说：“吃白米饭，穿锦缎衣，你心里安吗？”宰我说：“安。”孔子说：“你心安，就去做吧。君子守丧，吃美味不觉得甘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中也不觉得安宁，所以不这样做。现在你心安，那就去做吧。”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我不仁啊！孩子出生后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这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宰我对他的父母难道没有三年的爱吗？”

这一章书，表明缩短丧期是极不可取的。宰我问孔子说：“古制规定子女为父母守丧，必须三年。依我看，即使缩短为一年，也已经很久了，难道不能变通这个制度吗？”因为礼乐是片刻不能离身的。君子守丧，三年不习礼，那么仪节就会多所疏漏，礼必然败坏；三年不习乐，那么音律就会全部废弃，乐必然崩坏。况且以一年来说，旧的谷物已经吃完，新的谷物又已登场，物候已经变了；钻木取火的燧木，历经四季，四次更换取火的木材，气候也变了。那么一年的时间，也足以表达子女的情意，丧事到这里就可以停止了。孔子于是反问他说：“三年之丧，吃饭必定是粗茶淡饭，穿衣必定是粗麻丧服。现在你想改为一年，那么一年之后，就吃白米饭，穿锦缎衣，你心里安吗？”宰我不加细察，直接回答说：“安。”孔子于是责备他说：“凡人有所不为，只是因为心里不安。你既然对吃白米饭、穿锦缎衣感到心安，那就随你去做吧。君子守丧，哀痛之情最为迫切，虽然吃美味却不觉得甘甜，听美音却不觉得快乐，至于睡草垫枕土块，身体居住的地方不能立即安宁，只是因为心中不忍，所以不做吃白米饭、穿锦缎衣的事。现在你既然觉得心安，那么一年的丧期又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宰我出去后，孔子担心他真的认为心安而照做，又探究其根本来斥责他，并让他听到说：“子女爱父母，本来出自天性。为什么宰我爱父母的情意淡薄而不仁呢？父母之丧之所以必须三年，正是因为孩子出生三年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所以丧期也以三年为期，以稍微报答父母的恩情罢了。从天子到平民，都有父母的恩情，都应当有三年之服，这是天下通行的。宰我也是人子，难道唯独没有父母三年的怀抱之恩吗？却想缩短为一年，他的心多么残忍啊！论起父母无穷无尽的恩情，即使三年之丧还未能完全表达情意，何况一年呢？”宰我也太不明自己良善的本心了。所以孔子责备他，并以此教育天下万世。以此确立教化，后世还有以日代月（缩短丧期）的，如汉代的文帝、景帝，真是可悲啊。

孔子说：“整天吃饱了饭，不用心思考，这样的人很难有所成就啊！不是有下棋博弈的游戏吗？去做这些，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这一章书是告诉人们应当收回放纵的心。孔子说：“凡人生各有应当做的事，也就各有应当用的心。如果整天之间，只知道吃饱了悠闲度日，荒废一切而不用心，那么神志就会昏沉懒惰，百事都会荒废。想要增进德行而成为成人，难道不难吗？”不是有博和奕的游戏吗？博是局戏，奕是围棋。从事这些事的人，虽然并非得其正道，但他们的心也有所运用，还胜过悠悠度日、一无所用的人。孔子并非教人下棋博弈，只是极力说明不用心之不可罢了。况且君主的一心，关系着四海之大，万民之众，一日二日，万事纷繁，必须兢兢业业，不容丝毫懈怠，尤其应当在此深刻反省。

子路说：“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说：“君子以义为最高尚。君子有勇而无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就会做强盗。”

这一章书，是教人用理来制约气的学问。从前子路喜好勇敢，问孔子说：“天下的事，只有勇敢足以担当，君子为人，也崇尚勇敢吗？”孔子教导他说：“君子之人，只以义为最高尚罢了。因为义是处理事务的适宜，立身的准则。君子对于义所应当做的，就奋勇直前，毫无退避，只知道义，不知道勇。如果有地位的君子，只知道勇，而没有义来制约，就会妄逞权势，违背道理、触犯名分而作乱；如果没有地位的小人，只知道勇，而没有义来制约，就会自恃力气，放纵欲望、妄行而为盗。只有勇的危害，像这样，所以君子不崇尚勇。”由此可见，凡人做事，

译只有合乎天理之宜，自我反省而问心无愧，就能在万物之上始终伸展，这才是真正的大勇。至于凭一时意气行事，那是普通人的小勇，并非圣贤的大勇。孔子说：“勇敢的人无所畏惧。”又说：“仁爱的人必定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仁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译子贡问道：“君子也有厌恶的人吗？”孔子说：“有厌恶的。我厌恶宣扬别人坏处的人，厌恶身居下位却诽谤上级的人，厌恶勇敢却不懂礼的人，厌恶果断刚强却固执不通的人。”孔子又说：“赐啊，你也有厌恶的人吗？”子贡说：“我厌恶剽窃别人见解却自以为聪明的人，厌恶傲慢无礼却自以为勇敢的人，厌恶揭发他人隐私却自以为直率的人。”

这一章书，体现了圣贤运用“厌恶”来维系世道人心的用意。子贡出于对世风民俗的关切而问道：“君子心境平和，待人接物时喜怒不形于色，难道也有所厌恶的吗？”孔子说：“喜好善行、厌恶恶行，是人心共同的准则。君子怎么会没有厌恶的呢？比如人有过错，本应包容隐忍。但有人专门喜欢宣扬别人的过错并加以夸大，我厌恶他内心不仁。上下尊卑之间，自有固定的名分。有人身居卑下却诽谤讥讽尊长，我厌恶他内心不敬。喜好刚强任性，应当用礼来节制，那些只有勇力而不懂礼的人，我厌恶他们内心暴戾无礼，必定会犯上作乱。临事果断勇敢，应当辅以学问，那些固执不通的人，我厌恶他们执迷任性，难免会率意妄为。这是人心共同的准则，所以君子厌恶他们。”于是孔子问子贡说：“赐啊，你也有厌恶的人吗？”子贡回答说：“明察事理是智慧。如果没有洞察事物的见识，专门从事窥探动静来显示能干，我就厌恶他假托智慧。合乎道义必须去做是勇敢。如果没有超越常人的气魄，愤然傲视世人凌驾万物来显示强大，我就厌恶他假托勇敢。顺从道理没有私心是直率。如果没有正大光明的心胸，专门喜好攻讦阴私而不避讳，我就厌恶他假托直率。”子贡所厌恶的就是这些。由此看来，孔子厌恶的是心性不明的人，担心他们违背常理而妄动；子贡厌恶的是心术不正的人，担心他们以似是而非的东西损害真正的德行。圣贤以忠厚长者的道义期望天下，他们的用意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最难相处。亲近他们，他们就会无礼；疏远他们，他们就会怨恨。”这一章书，体现了驾驭臣妾应当有正确方法的意思。孔子说：“自古以来驾驭人的方法，贵在宽严互相补充，而宽严的运用，又在于因人而异。如果宽待他们却缺乏防范，严待他们又容易招致怨恨的，大概只有女子和小人吧？因为女子和小人最容易亲近狎昵，是因为他们的情态显得可亲；但也最难驾驭，是因为他们的心思难以揣测。所以亲近他们就会轻慢无礼，仗着宠爱完全没有恭敬之礼；如果疏远他们就会失去所期望的，便会产生怨恨之心。这就是他们难以相处的原因。如果能够庄重地对待他们，就能消除他们轻慢的念头，而侮慢的苗头就会平息；如果谨慎地约束他们，就能弥补他们不满的心理，而僭越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又有什么难以相处的值得忧虑呢？古来英明的君主，明智足以决断细微之事，敏捷足以处理事务，但在左右侍从的驾驭方面，往往处理不当，容易败坏事情。因为女子常常借助小人来揽取外朝权力，小人必定借助女子来谋求内廷宠幸，君主防范不严，大多在无意中落入圈套。考察前代，像客魏之类，祸患非常猛烈。拥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审察于细微的征兆吗？

孔子说：“到了四十岁还被人们厌恶，这一生也就完了。”

这一章书，是勉励人们及时进修的意思。孔子说：“我们立志亲身践行，必须趁着时机建功立业。因为时光容易流逝，精神意志容易衰退。如果少壮时不能加倍努力，就会留下老大的悲伤。人到四十岁，是正道确立、明德彰显的时候。在此之前年富力强，有什么困难不能勇于精进呢？有善行的人可以进一步向善，有过错的人可以接近没有过错。如果到了这个时候还有过错，被人厌恶，那就是善行没有迁移的终于不迁移，过错没有改正的终于不改正了，难道不可惜吗？”因为时光容易流逝，时机不会再来。求学的人应当时时自我警戒，使德行日日更新。孔子的这番话，就像清夜晨钟，令人深深反省。

微子离开商朝，箕子做了奴隶，比干劝谏而死。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

这一章书，是孔子推究情理的论述。微子是纣王的庶兄，箕子、比干是纣王的叔父。当时纣王罪恶不悔改，国家即将危亡，臣下虽然有进谏的忠诚，君主却绝无纳谏的美德。所以微子随时规劝，但劝谏不被听从，就引身退去。箕子一心报效君主，遭遇纣王的愤怒，被囚禁为奴，于是假装疯癫而受辱。比干直言极谏，不怕触犯龙鳞，最终剖心而死。三人有的离去，有的为奴，有的赴死，各自根据自己的能力，在当时的处境下尽力而为，审度一时的事势，尽力而行，都无愧于心。孔子因此评论说：“殷朝有三位仁人。”评价人，应当略去表象而推究其本心；评论古人，又要考察时代而哀怜其志向。三人的行为虽然不同，但他们救过图存，出于忠爱的真诚，则是一样的。因为离去是为了保存宗祀，并非忘记君主；为奴是为了等待时机，并非畏惧祸患；赴死是为了唤醒君主，并非沽名钓誉。三人的心，可以无愧，得到孔子这一句评论，臣子的节操就在天下后世更加昭然若揭了。

柳下惠担任士师，三次被罢免。有人说：“您不可以离开吗？”柳下惠说：“用正直之道侍奉人，到哪里不会三次被罢免呢？用歪曲之道侍奉人，何必离开父母之邦呢？”这一章书，体现了坚守正道不违背的意思。柳下惠，是鲁国的贤人，士师，是掌管刑狱的官。从前柳下惠担任鲁国的士师，三次被罢免却不离开。

译有人劝他说：“我们怀抱道义来匡正时局，理念相合就留下，不合就离开。你屡次像这样被排斥，难道还不能离开这里去实现你的志向吗？”柳下惠说：“立身处世，用道义来约束自己。如果抱着不回避罢黜的念头，那么我的道义就能常伸；只要有一点回避罢黜的心思，那么我的道义就必然受屈。我被罢黜的原因，只是因为我坚持正道而行，不肯委屈自己罢了。近来人情大体上喜欢邪曲而厌恶正直，我只要坚守正道侍奉君主，到处都孤立难容，到哪里不会三次被罢黜呢？如果能迎合心意顺从他人，违背正道去侍奉，自然到处都能和谐融洽，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去寻求契合呢？然而我的道义绝对不能违背，祖国绝对不能离开，只有秉持公正，自我发誓没有二心，至于罢黜与否就听任他人罢了，这对道义有什么增减呢？”由此可见，世道衰败则群邪得志，世道清明则众正弹冠，古今是一样的。柳下惠宁愿坚守道义而不顺从时俗，可以说是温和而耿介的人，确实可以作为后世臣子的楷模。

译齐景公对待孔子说：“如果像对待季氏那样，我做不到；如果像对待孟氏那样，我也不愿意。”又说：“我年纪老了，不能任用他了。”孔子于是离开齐国。

这一章书，体现了圣人以道义自重的情操。当时各国礼遇贤才的虚文日益盛行，孔子立志推行大道，难以被虚礼所拘束。有一天孔子到齐国，景公一向知道孔子的贤能，想有所尊崇礼遇，于是与臣下商议说：“国家接待贤才的礼节，关键在于丰厚与简约得当。比如鲁君对待季氏，礼节极其隆重，我做不到；鲁君对待孟氏，礼节过于简略，我又认为不可。现在在可行与不可行之间斟酌，在丰厚与简约之际审慎考量，应当在季氏和孟氏之间对待他，这样大概就可以了。”接着又说：“孔子在齐国，虽然应当以礼接待，但我年纪已老，恐怕不能任用他而最终施行他的主张。”孔子听说后，知道景公不可与他有所作为，于是离开齐国。孔子到齐国，是想移风易俗，使霸政转变为王道，以尽他尊崇周室的心志，然而忌恨他的人众多，嫉妒他的人深刻。景公已经没有任用的实意，只是空谈礼节的虚文，这难道是孔子的本心吗？孔子离开后，齐国终究没有再改变，岂不是很可惜吗？

齐国人赠送女乐，季桓子接受了。三天不上朝，孔子于是离开。

这一章书是记载孔子见微知著、决断明快的意旨。季桓子名斯，是鲁国的大夫。鲁定公时，孔子曾担任司寇，三个月内国家大为治理。齐国人听说后感到恐惧，于是赠送八十名女子，穿着彩衣，骑着文马，表演康乐舞，陈列在南门之外。当时桓子在朝中专权，定公徒有虚名，于是对鲁君说周游观光，整天最终接受了女乐。这是鲁国已经中了齐人的计谋。沉溺于声色而娱乐耳目，懈怠政事而怠慢贤才，三天不再上朝，使君主不临朝，臣子不防范，轻慢贤才废弃礼节。孔子虽然想劝谏，但没有途径，于是便离开。各国的君主，大都有好贤的名声，而不能任用。定公能够任用了，却又不能坚持到底。孔子怀抱经纶匡济的学问，如果得到时机驾驭，信任不疑，唐虞三代的治世可以重现。可惜所遇多艰，不能大展其志。这确实是道的厄运，而时运不济啊。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车旁经过，说：“凤凰啊凤凰，为什么德行衰微？过去的事情无法劝止，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追悔。算了吧算了吧！现在从政的人危险啊。”孔子下车，想与他说话，接舆快步避开，孔子没能与他说话。

这一章书，体现了入世之难，应当守道以自重。接舆是楚国的狂士。从前周室逐渐衰微，贤人隐遁踪迹。孔子周游到楚国，有狂士接舆，唱着歌从孔子的车前经过，说：“凤凰是稀有的祥瑞，能审时度势，所以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德行很盛。现在是什么时候，还不藏身敛翼，却有高岗飞翔鸣叫的想法？为什么德行衰微而不自重呢？”然而过去的日子，栖身尘埃，无法劝止；未来的日子，功名不遂，还可以改图。及时隐居，正在此时，可以停止了，可以停止了。试看现在从政的人，不仅不能建功立业，而且危险不可保全。凤凰为什么不自爱，而甘愿蹈此危险呢？孔子听到他的歌词，知道他是隐君子，想下车与他谈论出处的大义，以表明不得已的心意。然而楚狂已经断绝入世的念头，不想听入世的话，于是快步避开。孔子终究没能与他说话，大概是因为避世的心意坚定，所以避言的心意更加果断。然而孔子周游列国，不能一天忘记天下的深衷，难道是忘世之人所能窥探其意量的吗？

长沮和桀溺一起耕作，孔子经过那里，派子路去问渡口。长沮说：“那个拿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早就知道渡口了。”子路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说：“像洪水一样泛滥的天下到处都是，而谁能改变它呢？况且你与其跟随躲避坏人的人，不如跟随躲避世间的人呢？”说完继续除草不停。子路走回去告诉孔子。孔子怅然若失地说：“人不能与鸟兽同群，我不与这些人在一起，又与谁在一起呢？天下如果有道，我就不参与改变了。”

这一章书，体现了圣贤救世的深仁。长沮、桀溺二人，都是隐者，在野外一起耕作，他们避世的心意，已经体现在耕作之间了。孔子经过那里，不知道渡口，派子路问路，也是汲引共济的意思。长沮问说：“在车上拿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想用圣人的名声打动他。长沮问说：“就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回答说：“确实是。”长沮说：“他游遍天下，无处不到，是知道渡口的。”又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是仲由。”知道是同心济世的人。于是问说：“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说：“人贵在识时，如今世道像洪水一样滔滔而下，不可复返。如果想改变乱世为治世，将和谁一起转移呢？况且你与其跟随躲避坏人的人，今天到齐国，明天到楚国，

译始终没有遇到（明君），哪比得上跟随避世的人，远离人群、疏远世俗，长久地与他们告别，以此为乐呢？」于是自己整治田地，锄草耕作不停歇。子路把这两人的话告诉孔子。孔子怅然叹息说：「高飞远举，抛弃世人，只有鸟兽，势必要不能与他们同群。像这样的人，同一类气，我不与这样的人同群，又与谁同群呢？难道可以断绝人事、逃避世俗来作为防备吗？他们说天下无道，谁去改变它呢？我正是为了天下无道（才出世的）。如果百姓安宁、物产丰饶，天下有道，也愿意与击壤歌的百姓共同观赏德化之盛，难道乐于多事吗？」这两人为什么不理解我呢。自古以来圣贤已饥已渴，原本就有怜悯时局、忧虑世道之心。如果将治乱置之不理，百姓寄托生命于何处呢？这大概与石隐者一类的人，不可同日而语。

译子路跟随孔子出行，落在后面，遇到一位老人，用拐杖挑着除草用的竹器。子路问道：“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您的老师？”说完，把拐杖插在地上，开始除草。子路恭敬地拱手站着。老人留子路住宿，杀鸡做黄米饭给他吃，并让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赶上了孔子，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说：“那是一位隐士。”孔子让子路回去再见他，子路到了那里，老人已经走了。子路说：“不做官是不符合道义的。长幼之间的礼节不可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怎么能废弃呢？想要洁身自好，却扰乱了人伦的大义。君子做官，是为了实行道义。至于道不能实行，我们早就知道了。”

这一章书，体现了圣贤出仕与隐居的大义。从前孔子周游列国，子路随行，偶然落在后面，遇到一位老人用拐杖挑着竹器行走，子路便问道：“曾看见我的老师吗？”老人于是责备他说：“人们都努力耕种自食其力，你四肢不勤劳，五谷不分辨，白白地跟随老师远游，对世道有什么帮助？谁是你的老师呢？”说完，把拐杖插在地上除草，不再回答。子路默然自失，拱手而立，以恭敬的态度打动他。老人见子路改变神色并以礼相待，也产生了敬意，于是留子路住宿，杀鸡做黄米饭给他吃，以表达酬答之情，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以表达殷勤之意。看老人的行为，本来与草野间傲慢无礼的人不同。第二天，子路前行，追上孔子，详细把这件事告诉孔子说：“这是一位贤德的隐士。让子路去见他，将告诉他出仕与隐居的大道。”老人已经先行离开，没能再见。子路转述孔子的意思，对老人的两个儿子说：“天地之间，人伦最为重要，五伦之中，君臣关系排在首位。如果不做官，就没有君臣的道义了。昨天让两位出来相见，也就知道长幼的礼节。既然长幼的礼节不可废弃，为什么唯独废弃君臣的大义呢？如果以隐居为高尚，只知道保全自身，岂不是扰乱了君臣的大伦吗？君子之所以做官，难道是为了贪图利禄，只是为了让君臣的道义彰显于天地之间，以实行这种道义罢了。至于道不能实行，不是等到今天才知道，我早就知道了。为什么老人见识不广呢？当时隐士相习成风，都明白保全自身而不懂得实行道义，幸亏有孔子以扶持世教、端正人心为己任，他殷切地接引这些人，用意非常深远。”

避世的隐士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这是伯夷、叔齐；降低志向，辱没身份，这是柳下惠、少连。言语合乎伦理，行为合乎事理，也就这样罢了。至于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自身保持清高，废弃官职合乎权变。我却与他们不同，没有绝对的可，也没有绝对的不可。”

这一章书，体现了圣人顺应时势的中庸之道。逸民是自我实现其高洁，自行其志，不被世俗法度所拘束的人。可以考证的有七个人。如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就是。然而这七人隐居虽然相同，但立身行事各不相同。孔子于是评论说：立志高尚，不降低志向以屈从于人；持身峻洁，不辱没自身以迎合世俗。这是伯夷、叔齐，属于清高而超脱的人。至于柳下惠、少连，在浊世中游历而不刻意标新立异，虽然降低了志向，辱没了自身，但所说的必定合乎伦理，所做的必定当于人心。只是生不逢时，在卑俗的议论和流俗中默默寄托挽回之意，与他人的降辱不同。其可取之处，在于此而已。这是和顺而超脱的人。至于虞仲、夷逸，则隐居自适，放浪言辞，未必合乎事理伦理。然而其身合于清高，其废弃官职合于权宜，大概与害义伤教的人不同。这是放达而超脱的人。这七人可以说是志向高洁，行为端正。而我却与他们不同，世既不能离开我，我也不能离开世。在天下或许有可或不可的遭遇，而我不设立一个可或不可的固定之心，不过是随时制宜，没有偏执。这就是我不同于逸民的地方。可见七人自成其一节之高，孔子则合乎大成的圣德。后来孟子关于清、任、和、时的论述，也是这个意思吧。

太师挚到齐国去了，亚饭干到楚国去了，三饭缭到蔡国去了，四饭缺到秦国去了，打鼓的方叔到黄河边去了，摇鼗的武到汉水边去了，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到海边去了。这一章书记载了孔子整顿音乐的功绩。太师是乐官之长，少师是乐官之佐。古代国君必定制作音乐来佐助饮食，所以有亚饭、三饭、四饭的名称。鲁国自从三家僭越，歌唱《雍》诗，舞蹈佾舞，私家兴盛而公室衰微，音乐已经废缺了。自从孔子整顿音乐之后，众位公卿知道先君的音乐不可下移到僭妄之门，于是太师名叫挚的离开鲁国到齐国，掌管亚饭之乐；名叫干的离开到楚国，掌管三饭之乐；名叫缭的离开到蔡国，掌管四饭之乐；名叫缺的离开到秦国。虽然所到的国家不同，但他们保全自身的志向是一致的。掌管鼓的方叔到河内居住，掌管播鼗的武到汉中，担任乐官之佐；名叫阳的和掌管击磬的襄到海岛。虽然所到的地方各异，但他们避乱的心是一致的。大概乐官离去而鲁国政事日益败坏，如果不是孔子整顿音乐的功绩，那么上替下凌，国家怎么治理呢？因为人离开鲁国而音乐得以保存，大概还胜过人在鲁国而音乐灭亡。叙述之间，感慨

译感慨地系念着他啊。

译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他的亲属，不使大臣怨恨不被任用。故旧没有重大过错，就不抛弃他们。不对一个人求全责备。”

这一章书，是周公以忠厚开国的道理来训诫儿子的。鲁公是周公的儿子伯禽。从前伯禽受封于鲁国，周公训诫他说：“立国的道理，以忠厚为首要。而忠厚的道理，不过是亲近亲属、任用贤人、录用故旧、用人这几点罢了。”因为亲属是国家的根本，恩义不深厚，那么亲近亲属的道理就违背了。君子对于一家九族的恩情，真诚周详，不使他们被遗弃。大臣是我的左右手，信任不专一，就会产生猜疑贰心，必须推心置腹地委任，让他们各自施展长处，不使大臣怨恨我不信用他们。故旧是我的世臣，休戚与共，如果念旧的情意衰微，那么先世的功德就都泯灭了。一定要让贤者世代为官，不贤者也能世代享有俸禄，除非有叛逆等重大过错，不忍心轻易废弃。至于人的才能，各有长短，如果要求全责备，那么用人的途径就狭窄了，也不符合因材施用的意思。一定要衡量能力授予职位，使人各尽其能，不可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周公的训诫就是这样。这几点，都是忠厚的基础，培植国家的根本。后来周朝国运八百年，鲁国也与周朝同样长久享有国运，独自长久，都是道德恩泽深厚流传所致。那么开创基业、继承家业，能不铭记古训而谋求长远吗？

周朝有八位贤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这一章书，是追思周初人才兴盛而记载下来的。记录者说：贤才的产生，关乎气运。周朝兴盛时，太和的元气已经汇聚，而涵育濡染的道德恩泽在当时尤其隆盛。山川凝聚秀气，贤哲大量诞生。即使在一个家庭中，也有八位贤士。叫伯达，通晓义理；叫伯适，度量宏大；叫仲突，有抵御外侮的才能；叫仲忽，有统筹管理的能力；叫叔夜，柔顺不急躁，得夜晚之道；叫叔夏，刚强明达不屈服，得夏天之义；叫季随，才能顺应时势；叫季騧，德行好比良马。虽然以伯仲叔季为次序，都是居家的俊才。这八位贤士，孕育于同一母亲，聚集于同一门第，而且都有超越众人的德行，这真是国家的光荣。自古以来，上天开启圣王有道之治，必有英贤顺应时运而起，以辅佐成就盛世。然而上天能生出他们，却不能任用他们，这在于君主尊敬贤人、礼遇士人，招揽他们来到朝廷，那么人才济济满朝，各种事务得以治理，以此来成就太平安康的治世，不也很好吗。

日讲四书解义卷十一

<经部,四书类,日讲四书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卷十二

论语【下之五】

子张第十九

子张说：“士人见到危险勇于献出生命，见到利益想到道义，祭祀时想到恭敬，居丧时想到悲哀，这就差不多了。”

这一章书，表明评价人应当看他的重大节操。子张说：“士人之所以为士，贵在立身，在生死利害的关键、幽明始终的关头，真心看透，不仅可以检验学问的纯正，也可以征验品行的端正。现在的士人，如果能见到危难就委身以赴，国家急难，绝无瞻前顾后之心；见到财利就思考是否合乎道义，绝无苟且的念头。至于祭祀就想到恭敬以追念远祖，而恭敬地保持神灵如在的诚意；居丧就想到悲哀以慎重终礼，而极致地表达思慕的深厚。光明俊伟，外在行为极其刚正，仁孝诚敬，内在品行极其恳切真挚，这可以称为士人了。这几条，是士人修养自身的大原则，可以对明廷而坦白无隐，也是国家选拔士人的大法，将用来敦厚气节而勉励修养。”

如果不能致力于树立大的节操，只拘泥于小廉小节的谨慎行为，这难道可以衡量天下的士人吗？

子张说：“持守道德不宏大，信仰道义不笃实，这样的人有他算什么呢？没有他算什么呢？”这一章书，表明做学问在于气量的广阔和意志的坚定。子张说：“道理得之于心，称为德。德必须持守而后有操守，持守必须宏大而后有成。如果既持守了道德，却轻喜易足，不再加以扩充的功夫，这是能持守而不能宏大。理所当然，称为道。道必须信仰而后不迷惑，信仰必须笃实而后不动摇。如果既信仰了道，却开始锐利而最终懈怠，不再以坚忍的意志操持，这是能信仰而不能笃实。不宏大，那么所持守的就狭小，而德无从更新；不笃实，那么所信仰的就虚浮，而道无从进步。这样的人将最终无所成就，有这样的人不足以让当世看重，有他算什么呢？没有这样的人不足以让当世轻视，没有他又算什么呢？大概做学问的道理，在于知与行罢了。有所得而持守得太狭隘，那么行未尽；有所闻而信仰得不笃实，那么知未深。所以学者能开始时善于信仰，结束时善于持守，那么知得真切，行得有力，卓然成为当世可有不可无的人，而我们的道大概就有依托了。否则泛泛悠悠，最终没有成就，也与得失的数目有什么关系呢？”

子夏的门人向子张问交友之道。子张说：“子夏怎么说？”回答说：“子夏说：‘可以交往的就与他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拒绝他。’”子张说：“这与我听说的不同。君子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