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四书解义卷四

译《书》是孔子论述治国根本要义的作品，实在是自古以来治理天下的根本任务。孔子说：“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国，事务繁杂，人口众多，治理的关键有五点。凡是事情无论大小，一旦起心动念，就考虑到关乎治乱，就不敢忽视；一旦施行于当下，就顾虑到关乎安危，就不敢轻率。小心谨慎，没有不恭敬且诚信的，这又是上下感应沟通的关键。政令统一，使百姓有所遵循；赏罚分明，使百姓受到激励和劝勉；发布一道诏令，使四方明白其不欺骗；确立一套制度，即使经过百年也坚守不变；一言一行，没有不诚信的。国家管理财政，要量入为出。先王时代，三年储备一年的积蓄，九年储备三年的积蓄，即使有时兴起战争导致费用繁多，或救济水旱灾害而免除租税，也不担心财力枯竭，只是因为平时只使用应当使用的费用而不敢胡乱花费，所以常常有结余。怎么能不节约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古代的君王，如果有一个百姓生活无着，就认为是自己的罪过，爱护百姓到了极点。所以应当看到百姓有没饭吃的，就像自己饥饿一样；看到百姓有没衣服穿的，就像自己受冻一样；一定要让他们得到安置才罢休。国家有事务，难免要役使百姓，但必须在不耽误农忙时节的时候，才可以役使。这五点，是治国的关键。治理天下的道理，也不超出这五点。然而孔子首先强调恭敬，这五点又以恭敬为主导。从尧舜以来，治理天下的道理都是凭着小心谨慎的心态来实行的。”

译孔子说：“弟子们在父母跟前，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就敬爱兄长。言行要谨慎，诚实无欺，广泛地关爱众人，亲近有仁德的人。如果还有多余的力量，就用来学习文献典籍。”

这一章是孔子教导弟子的方法。孔子说：“凡是做弟子的，在家时，必须好好侍奉父母，以尽孝道；出外时，在宗族乡党之间，必须好好侍奉兄长，以尽悌道。凡是遇到一件事，必须慎始慎终，行事非常谨慎；凡是说一句话，必须发自内心，表达非常诚实。与人交往时，对众人都一体爱护，不憎恨不嫉妒；对仁德之人则更加亲近厚待，以他们为榜样并效仿。这些都是伦理日常的重要事务，必须一一努力实行，随时随地自我勉励，不可稍有懈怠。而在闲暇之时，又不可让他们安逸无事，就用剩余的力量去学习诗书六艺等文献。因为诗书所载，都是教导人做人的道理；而礼、乐、射、御、书、数，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须广泛探求阅览，作为修养德行的辅助。这样德行与文艺，内外共同培养，那么爱敬之心日益增长，醇厚之德日益积累，聪明才智日益广博。虽然是小学阶段的功夫，实则是大学的基础。”

子夏说：“尊重贤德而轻视女色，侍奉父母能竭尽全力，侍奉君主能献出生命，与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可信，虽然有人说他没有学习，我必定认为他已经学习了。”

这一章是子夏勉励人们以亲身实践为学问。子夏姓卜，名商，是孔子的弟子。子夏说：“人做学问，在经常的伦理上看得明白，才是根本切要的功夫。比如见到贤人，真正知道并笃信，任何嗜好都不能改变他，直接用这种好贤之心取代好色之心而喜好善行，这是极其真诚的。比如侍奉父母，委婉顺从，凡是本分所当为、情理所当尽的，都竭尽全力而无遗漏，这是侍奉亲人极其真诚的体现。比如侍奉君主，实心做事，不忧虑也不懈怠，艰难重大的事不推辞，直接将自身托付给君主，这是侍奉君主极其真诚的体现。比如与朋友交往，言语之间极其诚信，对内不欺骗自己，对外不欺骗他人，即使很久以前的约定也不忘记，这是交友极其真诚的体现。”这四件事，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大事，而做起来各自竭尽诚意，这就是明辨道理、踏实践行的所在。虽然有人说他们未曾学习，但在亲身实践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究的？在纲常伦理之外还有什么名理？我必定认为他们已经学习了。子夏这话，以敦厚行为为实学，自然是探求根本的论述。但学者在人伦日用上，事事追求达到极致，又不可只依赖德性而不加学问的功夫，所以圣人教导人德行与文章都不偏废。

孔子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即使学习了，所学的知识也不牢固。要以忠信为主，不要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

这一章是孔子勉励人们增进德行、修习学业的功夫。孔子说：“君子做学问，气质必须厚重。如果轻浮浅露，那么表现在外面就没有威严可畏，而所知所行的学问必定不坚固。所以立身以厚重为贵，而存心又以忠信为主。忠是不二心，信是不欺骗。静止时思考，行动时作为，无处不体现这一点，那么德行就确立了。”至于朋友用来辅助德行，必须胜过自己的人才有益。如果朋友不如自己，虽然不是谄媚柔顺之人，但学业不够深入切磋，难以借助，千万不要与他做朋友。人有过错，常常苦于觉察不到，即使觉察到了，还因循不改，那么德行就会日益减损。所以或者听到别人的劝谏，或者自己醒悟，必须持守刚毅，随着觉察随着改正，不可稍存畏难的想法。这样就能以庄重治理气质，以实在治理内心，以明智选择朋友，以勇敢克制自己，内外、人己相互存养，然后学问坚固而德行成就。学者能不努力吗！

曾子说：“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念久远的祖先，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淳厚了。”

这一章是曾子勉励在上位者敦厚根本以兴起教化的意思。曾子说：“人伦中没有比侍奉父母更重的了，而侍奉父母的人往往能在生前尽孝，容易忽略身后。所以在父母去世时，凡是丧葬之事，不能尽礼的人很多。在守丧初期，或许能思念亲人，等到岁月久远，在祭祀的时候，不能竭诚思慕的人很多。这都是百姓德行浅薄，因为上位者没有倡导罢了。如果能在亲人去世时极其谨慎，不仅仅是哭泣悲哀而已，凡事详细周密尽礼，不留日后的悔恨，又能在祭祀时追思久远，仿佛听到声音，仿佛看到身影，极其孝敬爱慕之情，那么自己的德行就淳厚了。这些都是在上位者自己表达真情以淳厚自己的德行，起初并不是以此作为百姓的榜样。而百姓自然而然地受到感化，都生出仁孝之心，以至于守丧都能尽礼，祭祀都能尽诚，各自思念生养自己的父母，都敦厚天性，他们的德行也就归于淳厚了。可见德行是人所共有的，而表率来自上位，做君主的，怎么能不知道教化的根本呢？”

子禽问子贡说：“夫子每到一个国家，必定能听到那个国家的政事，是他求来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夫子是靠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而得到的。夫子求取政事的方法，大概与别人求取的方法不同吧？”

这一章是阐明孔子盛德感人，自然能听到政事的验证。子禽姓陈名亢，子贡姓端木名赐，都是孔子的弟子。子禽问子贡说：“夫子每到一个国家，必然能参与听闻国政，这是夫子访求而听到的呢？还是列国的君主主动把政事告诉夫子而听到的呢？”是求取还是给予

译（子禽）都还不足以揣度夫子，这正是子禽疑惑并提问的原因。子贡回答说：“夫子听闻政事，难道是有意为之吗？也并非没有缘故。他平日里德行盛大、教化神妙，内在积累深厚而外在显现，所以与各国的君主交往时，有的体现在仪容上，有的流露在言辞语气中。看到他温和宽厚的人，便认为他是温良；看到他坦荡正直的人，便认为他是良善；看到他庄重恭敬的人，便认为他是恭谨；看到他收敛克制而不放纵、谦逊退让而不自高的人，便认为他具备俭朴与谦让的品德。具备这些德行与仪容，人人受到感动，既对他敬重信任，也忘记了猜疑忌恨。凡是国内政事中应当因循或变革的，都来向夫子询问，他能够听闻政事大概是有原因的。即使就您所说的‘求’来讨论，夫子的‘求’难道不与他人之‘求’不同吗？”由此可知子贡深知孔子，并相信他能够得知政事。子禽与子贡的一问一答，圣人教化深远、神妙莫测的德行，万世之后也可以想象得见。

译孔子说：“父亲在世时，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他的行为。三年不改变父亲生前所遵循的原则，就可以说是孝了。”

这一章是孔子论述做儿子的不可以片刻忘记对亲人的孝心。孔子说：“侍奉父母是终身的事业，观察一个人是否孝顺也不在于早晚之间。因此，父亲在世时，儿子不能自作主张，只能观察他的志向如何。父亲去世后，儿子的行为表现得很明显，于是观察他的实际行动如何。至于长达三年之久，仍然不忍心有亲人亡故的念头，而不改变父亲生前所遵循的原则，那么始终如一，无论父亲在世还是去世都没有差别，才可以称为孝了。”可见父子原本是一体的，父亲已经做好的规矩应当严格遵守，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应当继承下去。即使偶尔有不足之处，〇必须掩盖过失，也只能有变通的方法，不可以显露出彻底改革的痕迹。这样就能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大大彰显和承接父辈的德行，从而可以将美德流传到无穷无尽。做儿子的不可以不知道这一点。

有子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先王的治国之道，以此为美。小事大事都遵循它，但有时行不通；如果只知道和谐而一味追求和谐，不用礼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

这一章是有子论述运用礼的人应当探究其本源而不能直接放任自己的情感。有子说：“礼，是用来规范天下的，使人不敢过分，也不敢不及，多么严格啊！然而在秩序井然不乱之中，尊卑上下各自尽到本分，那么心安理得，自然有融洽和谐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和谐。所以礼的运用，大概是以和谐为贵的。”这是先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认为这是美好的，而小事大事没有不遵循它的，所以实行很久而没有弊端。和谐既然可贵到这种程度，应该没有行不通的了。可是又有行不通的情况，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只知道和谐的可贵，而一心追求和谐，任由情感放纵，完全不用礼来节制，那么心怎么能安，理怎么能得呢？这是追求和谐反而不和谐，也是行不通的。大概当时周朝末年，文饰过度流于虚伪，于是有一类崇尚真率的人，粗疏简略，认为这样可以矫正当世的弊端，却不知道他们放荡逾越规矩，更加失去了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源。有子因此深深地警示他们。

有子说：“讲信用接近于义，说的话就可以兑现；恭敬接近于礼，就能远离耻辱；所依靠的人不失为可亲的人，也可以成为宗法依靠的对象。”

这一章是有子教导人们要谨始的学问。有子说：天下的事情一定要在开始时谨慎，然后才能善后。比如与人言语约定，叫做信；日后用行动去实践，叫做复。如果约定的信用不符合义理的正道，那么即使想要践行也有所不能。只有在约定之初，就不以非道相互期许而接近于义，那么今天所说的话，他日都可以实行，不必等到兑现之后才知道自己的话本来是可以兑现的。恭敬待人叫做恭，内心惭愧于自己叫做耻，招致他人的怨恨叫做辱。如果恭敬不符合当然的节度，那么即使想要自立也有所不能。只有在对别人表示恭敬的时候，就不以谄媚取悦而接近于礼，那么对内不失去自己，对外不失去别人，自然不至于卑贱，就知道耻辱已经远离了。与人相倚靠叫做因，终身依归叫做宗。如果相倚靠而不选择有德行的人，那么即使想要不背离也有所不能。只有在偶然依凭的时候，就谨慎审视贤与不贤而不失去可亲的人，那么一时定交的人，生平可以托付，不必等到成为宗法依靠之后才知道他是可以依靠的。可见人的言行交际，只有能善始的人自然能善终。与其事后后悔，不如事前考虑。不然的话，在因循苟且之间，〇会有承受不住过失的情况了。

孔子说：“君子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求安逸，做事勤勉而说话谨慎，接近有道德的人来匡正自己，可以算是好学了。”

这一章是孔子论述君子笃志向学的心意。孔子说：“凡人学习不能有所成就，是因为嗜欲战胜了它。比如饮食和居住，这两样是人不能避免的，但只要有一点妄求的心，那么对义理的损害、对学业的妨碍就不小。只有君子不是不吃饭而不求饱足，不是不居住而不求安逸，他不被世俗的情欲所动摇就是这样。至于亲身实践的事情，人们容易忽视，君子却急切地谋划，勤勉地去图谋。多余的话语，人们容易发出，君子却言语迟钝收敛，谨慎地持守，他审察缓急的适宜又是这样。那么君子这样就可以自足了吗？还没有。又一定要接近有道德的人，或者考证自己已经得到的，或者借助自己尚未达到的，从而取正，他虚心以广博益处的做法又是这样。这种自我修养的功夫，每前进一步就不停止，正是他笃志向学的心，越精纯越防备。确实可以称为好学了。大概不学习不可以成为君子，而不喜好不可以成为真正的学习。人如果能好学，那么人欲自然净化，天理自然纯粹，聪明见闻〇有日益进步而不自觉的，即使希望成为圣人、希望达到天道，有什么困难的呢！”

子贡说：“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不如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喜好礼的人。”子贡说：“《诗经》说：‘像切骨角那样加工，像雕琢玉石那样打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说：“赐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告诉你过去的，你就能知道未来的。”

这一章，体现了圣贤教学相长的益处。子贡说：“人所遇到的境遇，都是学力显现端倪的地方。比如贫穷的人

译贫穷是人之常情，每当有人因贫穷而自我愧疚时，谄媚之心便由此产生。富有也是人之常情，每当有人因富有而自我倚仗时，骄傲之心便由此产生。如果身处贫穷而不谄媚，身处富有而不骄傲，这其中的修养功夫究竟如何呢？孔子说：“这样的人固然能在贫富的境遇中战胜自我，大概也算不错了。然而还有更进一步的境界，不如说贫穷却能欣然自乐，富有却能井然有序地崇尚礼义，这就超越了贫富的束缚了。”子贡听后有所感悟，说道：“不谄媚、不骄傲，我本来以为这就是最高境界了，却不知道还有所谓‘自乐’与‘好礼’的境界。”由此可见，道理是无穷无尽的，人不可自满自足。那《淇澳》这首诗，讲君子好学，就像加工骨角一样，已经切割了还要进一步锉平，已经精细了还要追求更加精细；就像加工玉石一样，已经雕琢了还要进一步打磨，已经精密了还要追求更加精密。这说的不就是不可自满自足的道理吗？于是孔子称赞他说：“‘切磋琢磨’这首诗，本不是针对贫富而言的，而你忽然能联想到这一点，如果不是对《诗经》理解深刻，怎么会这样呢？”子贡如此聪颖善悟，这才可以和他谈论《诗经》了。我刚刚告诉他过去的道理，他却已经知道了我尚未说出的未来境界。大概《诗经》虽然只有三百篇，但其中的道理没有不通达的，用这种态度来谈论《诗经》，到哪里不能得到完整的诗意呢？这可以看出贤者用功的地方，圣人不想让他们自满；贤者聪颖善悟的地方，圣人更希望他们推广发扬，教学相长的益处，难道还有局限吗？

译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

这一章书是孔子教导人们贵在了解别人的意思。孔子说：求学在于自身，不在于求得别人的了解。但世人多喜好名声，不肯务实。或许我有品行，我有学问，不被别人了解，便以此为患。对于别人的贤与不贤，不能分辨，这正是可忧患的事，却往往草率地对待它。君子则认为立身只贵在内在修养，不在于虚浮的声誉。别人不了解自己，这责任在别人，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如果我不了解别人，或许那个人是贤能的，却不能与他亲近；那个人不贤能，却偏偏自以为可以信任。内心不明，邪正无法分辨，这才是可担忧的。了解别人的明察，自古帝王都认为是难事。有正直的人，有邪曲的人，又有看似贤能实则不贤、看似忠诚实则不忠的人。如果不审慎选择，必定是非颠倒，举措失当。那么，用来清心明理，作为鉴别依据的方法，又怎么可以停止呢？

为政第二

孔子说：“用道德来治理政事，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都环绕着它。”

这一章书是孔子谈论君主崇尚道德的教化。孔子说：“国家的政令有条例，有禁令，无非是想驱使率领万民，都归于正道。但天下的根本在于自身，自身端正然后才能端正别人。如果真能端正根本、澄清源头，自行端正自身，去除嗜欲，存养天理。凡是建立纲常、陈设法纪，都根源于自身的践行和心得。这才是以道德为政，因此至高的道德所重视的，被至诚所感动，不需要奖赏百姓自然勤勉，不需要发怒百姓自然敬畏。远近的人都顺从使唤，倾心归附教化。譬如北极的星辰，是天体的枢纽，在天的中央，安居在其位置上，凝然不动，而众星分布，四面环绕，全都拱卫朝向。君主在自身修养道德，而教化遍及天下，感应的神奇，比拟它的形象，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自古帝王，虽然天赋聪明，也不敢自恃，常怀谨慎戒惧之心，坚守精一的道统，务必修养自己的道德，作为天下的表率。做君主的能不把修养道德作为要务吗！”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无邪’。”

这一章书是孔子教导人们读《诗》的关键。孔子说：“凡是学者诵读，务必知道要点。就像《诗》的风、雅、颂，篇目有三百之多，有的托物比兴，有的随事成赋，体裁不同，类别不一。但就其大略来约略论述，确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全义。”这一句话，就是《诗经》中《鲁颂·駉》篇所说的：“思无邪。”凡人的念头一动，就不能没有邪正之分。《诗》确立教化，善的就赞美它，恶的就讽刺它，无非是想让人去除邪念而归于正道。学者如果真知道《诗》的教化在于使人无邪，而在念头之间省察谨慎，求得自我满足，不自我欺骗，大概就能体贴践行，开卷有益了。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顿，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顿，百姓不仅有羞耻心而且能归服。”

这一章书，是孔子论述治理效果的深浅，表明任用法制不如任用道德来得得当。孔子说：“君主治理天下，有法术、道术的不同。法术是达到治理的工具，而道术是达到治理的根本。如果不知道根本所在，只用法制禁令来开导，比如侍奉父母就禁止百姓不孝，侍奉长辈就禁止百姓不悌。有违犯的就加以刑罚，使他们完全归于约束。用这种方法治理百姓，虽然能使百姓不敢作恶，但只是畏惧刑罚和法律，苟且侥幸免罪，而内心全无愧耻之心。政令刑罚的效果就是这样。如果君主引导百姓，不只依靠法令，而一定亲身实践作为天下的表率。比如想让百姓兴起孝道，先自己尽孝；想让百姓兴起悌道，先自己尽悌。道德如此，百姓已经有所观感了。而其中或许有厚薄深浅的不同，又有品级节文来统一它。用这种方法治理百姓，自然感发兴起，不但以不善为耻，而且勉励达到善了。道德礼教的效果就是这样。总括来说，政令刑罚、道德礼教四者，互为表里，怎么可以偏废？但措施有本末，设施有先后，君主确实不可不审慎。”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能够自立，四十岁不迷惑，五十岁知道天命，六十岁听得进不同意见，七十岁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这一章书，是孔子自述生平心学的修养，循序渐进的功夫。孔子说：凡人做学问，应当先定志向，接着加以体悟，最终归于纯熟，不可以越级而进，也不可以半途而废。我自从十五岁时，就立志于学习。学习，是用来学习应当遵循的大道的。如何达到认知，如何努力践行，念念在此，必定求其成功。但此时只是趋向于道，还没有得到道。从十五岁进到三十岁，觉得道已经得之于己，有所自立，私意不能侵扰，外物不能夺走，坚守得很牢固了。但认知还没有达到融通，而坚守还假借于勉强。从三十岁进到四十岁，觉得对于道所应当如此的，都没有迷惑，即从事物的粗浅处见到它的精微，即从事物的显明处得到它的细微，认知很明白了。但还只知道它应当如此，而不能知道它为什么如此。从四十岁进到五十岁，凡是天命赋予万物而成为事物，之所以应当如此的缘故，都

译不了解，契合阴阳二气的大本原，统摄万物的差异于一个根本，这认知的境界已经极其精微了。然而，虽然认知精微，却仍然依赖于思考。从五十岁进阶到六十岁，感觉到心与理融合，理与心相合，别人的话刚传入耳朵，话中的道理就契合于心，这是认知的极致，不假思索就能获得。然而，虽然所知道的出于自然，但所行的或许还未能出于自然。从六十岁进阶到七十岁，感觉到涵养纯熟，矜持完全消融，随心所愿，符合大中至正，那不可改变的法度，自然没有逾越。哪里需要勉强才能符合呢？我从十五岁到七十岁，进步的次序，大致如此。孔子是生来就知道、安于践行的圣人，而他的功夫绝无间断，他的效验也是逐渐臻于完善。既然如此，人想要仰慕圣人、仰慕贤人，能不先确立志向，逐渐期望有所成就吗？

译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樊迟为孔子驾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向我问孝，我回答说：‘不要违背。’”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活着时，按照礼来侍奉他们；父母去世时，按照礼来安葬他们；祭祀时，按照礼来祭祀他们。”

这一章书，让人看到子女侍奉父母有理所当然的道理，也就有确定的本分。孟懿子是鲁国的大夫，樊迟是孔子的弟子。孟懿子问孝，孔子说：“子女侍奉父母有最恰当且不可改变的道理，应当遵守而不失，不可有一丝一毫的违背。大概孝亲的道理，只在于不违背罢了。”当时孔子还没有解释清楚，懿子不能再问。孔子担心他误以为不违背就是顺从父母的命令，所以趁着樊迟驾车的时候，又把孟孙问答的话告诉了他。樊迟问：“什么叫不违背？”孔子说：“所谓不违背，只是不违背礼。礼就是天理的节度文饰。尊卑上下各有确定的礼，比如父母在世时，早晚问安、奉养都依照礼；等到他们去世后，殡葬祭享必须真诚守信，也都依照礼。自始至终，礼所应当做的，不敢不做，不至于苟且简陋而不敬重父母；礼所不应当做的，就不敢做，也不至于僭越非分而让父母陷入有过错的境地。”这就叫不违背，这就叫孝。可见人伦道德以孝行为先，孝行以礼法为重。对于个人来说是维持各种善行的开端，对于天下来说就是维系万世法度的纲纪。孔子这话，用来警戒僭越的人是很深刻的。

孟武伯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父母只为你的疾病担忧。”

这一章书，让人看到子女应当以保全自身作为孝。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孟武伯问孝，孔子说：“凡人想要尽到侍奉父母的心意，必须先体会父母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为什么呢？天下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正因为爱得深切，所以担忧得也周全。比如穿衣吃饭起居，寒暑燥湿之类，一举一动可能导致疾病的，父母没有不深切担忧的。不仅在有病的时候担忧，即使在没有病的日子，也常常担忧爱护防范得不谨慎。如果做子女的，体会这种心意来恭敬地保全自身，时时谨慎，处处提防，不敢有一丝一毫放纵，自然身体清明强健，保全自身没有过失，这难道不叫孝吗？”凡是处在富贵安乐的环境中，繁华靡丽，一旦不谨慎，最容易导致疾病，尤其应当摒弃杂念、小心防范，来培养身心。

子游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的所谓孝，只是说能够供养父母。至于狗和马，都能得到饲养，如果不敬重，那供养父母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

这一章书，让人看到子女应当以敬重父母作为孝。子游，姓言，名偃，是孔子的弟子。子游问孝，孔子说：“子女对于父母，饮食供养固然不可缺少，但必须内心有尊敬的心意，外表有恭敬的礼节，才可以称为孝。古代的仁人，侍奉父母如同侍奉上天，难道不是极尽敬重的道理吗？如果现在世俗的人，认为能用饮食供养父母，就叫做孝，不知道仅仅用饮食供养而已。难道只有父母是这样吗？即使是像狗马那样微贱的动物，依赖人喂食，人也有办法饲养它们。如果侍奉父母的人，依仗恩宠、恃宠而骄，稍微有一点不敬的心意，而只把供养当作事情，后来骄慢成为习惯，无所忌惮，穷尽了不敬的罪过，那和饲养狗马的人有什么区别呢？”这是孔子探究人情的缺失，而极力说明其流弊到了这种地步，用来警戒天下的人。

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保持和颜悦色最难。有事情，年轻人效劳；有酒食，年长的人吃喝。难道这样就可以认为是孝吗？”

这一章书，让人看到子女应当以深爱作为孝。子夏问孝，孔子说：“子女侍奉父母的时候，凡事都可以勉强做到，唯独和婉愉悦的神色，发自内心，完全不能伪装，所以最难。大概真有这种深爱笃孝的心意，才能见到这种和婉愉悦的神色。内心真诚，表现在外面，全要靠内心的修养，不在容貌神色上做表面功夫。”至于父兄有事，做子弟的代劳；子弟有酒食进奉给父兄，供他们吃喝，这是力量所能勉强的，事情也不难做。难道这样就可以认为是孝吗？这是说孝的细枝末节，不足以决定轻重，正显示出深爱应当重视，和悦的神色难以达到，做子女的不可不深入长久地思考。

孔子说：“我和颜回讲学，他整天不违背我的意思，像个愚笨的人；等他退下后，我考察他的私下言行，也足以发挥我所讲的道理。颜回并不愚笨。”

这一章书，是孔子深深称赞颜回领悟道理的妙处。颜回是孔子的弟子，孔门的高材生。只有颜子已经具备了圣人的体段，所以孔子称赞他说：“我和颜回讲论道理，直到整天之久，所说的不止一个方面。对于别人，必定有所疑惑，而有等待问难的地方。颜回却默默听受，完全没有一句问难，有点像愚人。然而等到颜回退下后，我考察他闲居独处时，见他在动静语默之间，用我所讲的道理，亲身实践，一一有所发明，才知道颜回的不违背，正是他深潜纯粹、默识心融的地方，功力既到，一经指点，便处处洞明，无不心领神会。”可见颜回本来没有疑惑而不必问，不是有疑惑而不知道问。颜回，难道是真正的愚人吗？孔子了解他深切，信任他深厚。颜子虽然气质禀赋清粹，毕竟是由博学约取、克制复礼而来，所以能完全发挥圣人的蕴藏。这显示出有天赋

译对于有资质的人，尤其不能没有向圣人看齐的学问。

译孔子说：“看一个人所做的事，观察他做事的动机，考察他心安理得的状态。这个人怎么能隐藏得了呢？这个人怎么能隐藏得了呢？”

这一章是孔子讲述观察人的方法。孔子说：观察人的方法，要根据外在的迹象来考察内心的想法，从明显的表象推究到细微的根源，这才是彻底穷尽源头的学问。凡是人的行为，善恶显而易见的地方，叫做“意”；行为产生的缘由叫做“由”；内心安适乐意，毫无勉强，叫做“安”。观察人应当先看他所做的事，做善事就是君子，做恶事就是小人。如果是做善事的人，又必须观察他行善的动机来源，果真毫无虚假掩饰，才是行善的诚意。动机来源既然善良，又必须考察他平日内心的存养，果真毫无矫揉造作，才是行善的纯粹。从“意”到“由”再到“安”，对于他人来说，是从外部探究内部；从“视”到“观”再到“察”，对于自己来说，是从粗略达到详尽。考验到了这个程度，人哪里还能藏匿呢？人哪里还能藏匿呢？重复说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人必定无法隐瞒。君主用这种方法来衡量鉴察天下，人们行为的善恶，心术的正邪，百无一失。至于视、观、察的根本，就是程子所说的“知言穷理”，不可不加以重视。

孔子说：“温习旧的知识从而获得新的理解，就可以做老师了。”

这一章是孔子讲述君子的学问贵在明白道理、心得领悟，不仅仅以听闻见识为事。孔子说：天下的义理无穷无尽，我们的见闻有限，如果只在记忆问答上下功夫，即使日积月累，终究不是心得领悟。如果能将往日所听到的反复玩味，久而久之心领神会，每天知道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不但已知的义理融洽贯通，即使未知的也能触类旁通，在平常听闻习见之中自然有油然而生的独特收获。这样智慧思虑日益更新，学问日益充足，如果有向自己提问的人，就能应答不竭，剖析无遗，难道不可以做别人的老师吗？孔子担心学者在口耳文字的表面驰骋追逐，所以指示他们心得领悟的妙处。“温故”就是及时复习的意思，人们能不自我勉励吗？

孔子说：“君子不像器具那样。”

这一章是孔子讲述有成就德行的人自然具备全面的才能，意在让人以德兼备才。孔子说：“人之所以可以用器具来形容，一定是因为才能有限。就像器皿一样，虽然各有用处，终究不能相通。只有成就德行的君子，内心虚静能具备各种道理，心灵灵敏能应对万事。大的方面承担治理国家、匡救时弊的事业，小的方面处理军事、刑罚、财政等事务，件件周到，无处不适应。不能用一种才能或一种技艺来比拟他。”所以说君子不像器具。然而这是从君子的学问角度而言，如果论及用人，全面的人才不可多得。即使只有一种才能或技艺，也必须根据人的特点来使用，不要求全责备于一人，那么天下所有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能在圣明的时代发挥作用了。

子贡问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先实行你要说的话，然后再把它说出来。”

这一章，是孔子教导人们要以亲身实践为根本。子贡问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圣贤垂范于世、建立教化，言语的功效居多。六经都是言语，必须从亲身实践和心得领悟中产生，才可以传世。比如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道，仁义礼智之德，一一身体力行。凡是想要说的道理，无不先实行，然后发表的议论，都是切实具备于自身，而不只是空谈。这样行动常在先，言语常在后，这才是笃实的君子。”《易经》说：“修饰言辞以确立诚信，以此来安居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学者修身，固然应当敏捷行动而谨慎言语；君主用人，也应当听取言语而观察行为。

孔子说：“君子团结众人而不结党营私，小人结党营私而不团结众人。”

这一章是孔子讲述君子和小人在对待他人方面有公私、大小的区别。孔子说：“君子和小人截然不同，但表象实际上很接近。从对待他人来说，君子从天下大局出发，可以看出他的心常常公正。公正自然就有视民如胞、视物如己的胸襟，凡是理当爱护的，恩应当施予的，不必等人来附和，自然亲疏远近都能各得其所，所以周遍广阔，不结偏私的党羽。小人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可以看出他的心常常自私。自私就会因为依附利益而排斥异己、拉帮结派，或者凭个人喜好行事，或者交结作为援助，所以偏私亲昵，而没有普遍的公正。周遍就不结党，结党就不周遍，天理和人欲不能并存。臣子以身许国，如果没有一点营私的念头，自然可以告慰天地，质问鬼神；稍有偏向，就不能被天下后世谅解了。存心能不谨慎吗！”

孔子说：“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而无所得，只思考不学习就会精神疲倦而无所得。”

这一章是孔子讲述学习和思考不可偏废。孔子说：“学的意思是效仿，选取圣贤的言行来效法，一一在事情上练习，叫做学。在圣贤的言行中，有其中的道理，在心里细细体会，叫做思。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学习事情而不思考其中的义理，那么所学的就只是外在的粗浅迹象，道理精微的地方未能理解于心，心体上不能通达明白，常常昏昧而无所得，这就叫做‘罔’。如果只在心里空空地思考而不身体力行去实践那些事情，那么所思考的就只是意念中的虚见，终究没有安稳着落的地方，这就叫做‘殆’。只有学习并思考，知识才会更加精纯；思考并学习，操守才会更加牢固。知识精纯，操守牢固，成为圣人的功夫不外乎此。”《尚书·商书》说：“始终念念不忘要学习。”《尚书·周书》说：“思考叫做睿智，睿智可以成为圣人。”思考和学习兼进，帝王不可不加以重视。

译孔子说：钻研那些不正确的邪说，这是有害的啊。

译这一章书，是孔子希望人们端正学术，以维持世道人心的意思。孔子说：“自古以来的圣人继承前代、开创新局，只凭一个平正通达的道理。其伦理关系则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德行则是仁、义、礼、智、信；其政事则是礼、乐、刑、政。这些既可以修养自身，也可以治理他人。世道之所以太平，人心之所以正直，都源于此。除此之外，如果有与圣人之道相违背，而另立一端的，便是异端邪说、欺骗民众的旁门左道，迷惑大众，危害不小。如果让人被其学说迷惑，专门研习并想要精通它，就像工匠攻治金玉一样，那么用它来修养自己，就会淹没个人的性情；用它来治理他人，就会败坏天下的风俗。世道不能太平，人心不能归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危害了。”异端指的是杨朱、墨翟以及仙家、佛家一切妖妄术数之类。后世邪教横行，旁门左道日益兴盛，奸诈诡谲、邪僻之人，正为他们标榜附会其学说以蛊惑天下，抛弃人伦而灭绝天理，放肆猖狂，斯文扫地，其危害不可胜言。只有正道昌盛光明，邪道自然熄灭，叙述人伦，阐明教化，逐渐推行仁义，使纲常名教在世间昭然若揭，那么接近尧舜的治世，就不难了。

孔子说：“由，我教给你什么是知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知。”这一章书，是孔子向子路展示本体的知。子路姓仲，名由，是孔子的弟子。孔子教导他说：“人进入道的境界，全在于知。真知的本体，必须从自知自觉的地方去体验，不必无所不知，才叫做知。我现在教给你知的道理，你在义理事物之间，有所知，必定有所不知，一定要虚心体认。凡是义理事物，在心中体会，如果确实能真知确见，已经知道的，就认为是知；如果未能真知确见，还有所不知道的，就认为是不知。这样虽然不能尽知天下的道理，但本心的灵明，毫无自欺的蒙蔽，这就是真知的本体，也就是知。如果用这种自知的明悟，从事于学问思辨，那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就可以次第渐进，而知的功用，也就无穷无尽了。”

子张向孔子请教求取官职俸禄的方法。孔子说：“多听，保留有疑问的地方，谨慎地谈论其余确定的部分，就能减少过失；多看，保留有危险的地方，谨慎地行动其余确定的部分，就能减少后悔。言语少过失，行动少后悔，俸禄就在其中了。”这一章书，是孔子勉励子张修身用世的实学。子张姓颛孙，名师，是孔子的弟子。子张做学问，常求人了解，有留恋利禄的意思。孔子教导他说：“人处理自己、接待他人，没有比言行更重要的了。说话不是容易的事，一定要多听古今人的善言，作为自己说话的凭借。多听之中有怀疑而未确信的地方，一定要保留而不敢说；其余已确信的地方，又要谨慎地说，不敢轻忽，那么所说的话合乎道理，自然不招致别人的责难，难道不是少过失吗？做事不是容易的事，一定要多看古今人的善行，作为自己行动的凭借。多看之中有危险而未安心的地方，一定要保留而不敢做；其余已安心的地方，又要谨慎地做，不敢懈怠放肆，那么所做的事合乎道理，自然内心没有愧疚，难道不是少后悔吗？言语既少过失，行动既少后悔，就是有道有德的人。朝廷宣扬言语、推举行动，必定任用这样的人，未曾求取俸禄而得到俸禄的道理，自然在其中了。可见学者不追求虚名，国家务必崇尚实学，或许真儒出现，奔竞的风气也就平息了。”

鲁哀公问道：“怎样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孔子回答说：“提拔正直的人，把他们放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服从；提拔邪曲的人，把他们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服从。”

这一章书是说君主使百姓服从的道理。哀公是鲁国的君主，问孔子说：“君主以一人之身居于群臣百姓之上，不知道做什么，才能使众人悦服？”孔子回答说：“百姓服从，是心服。人心的公道，只有喜好贤人、厌恶不肖之人，是生来就有的正情。君主的权力，只有进用贤人、斥退不肖之人，是治国的根本。凡是臣下有心术光明、行事端谨的，就是正直的君子，必然人人敬爱；有心地奸诈、行事乖张的，就是邪曲的小人，必然人人憎恶。这种好恶的公心，是人人都有的。君主如果真的能将正直的人提拔并授予职位，将邪曲的人舍弃不用，那么用舍各得其所，合乎人心的公道，百姓自然悦服。如果将邪曲的人提拔并让他们在位，将正直的人舍弃不用，那么用舍颠倒，违背人心的公道，虽然想使百姓服从，百姓也不会服从。百姓的服从与不服从，只在于用舍的公道与不公道，能不谨慎吗！推而广之，举错之道，贵在能公道，又贵在能明察、能果断。只有明察才能知道邪正的辨别，只有果断才能伸张升降的权力，而其根本全在于读书穷理。道理明白了，是非贤否就不会混淆。君主在这方面加意，是天下人的福气。”

季康子问：“要使百姓恭敬、忠诚并互相劝勉，该怎么办？”孔子说：“用庄重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恭敬；孝顺父母、慈爱百姓，他们就会忠诚；提拔好人并教育能力不足的人，他们就会互相劝勉。”

这一章书，是孔子说以身作则教化百姓的意思。季康子是鲁国的大夫，问孔子，说：“要使百姓对我恭敬而不敢怠慢，对我忠诚而不敢欺骗，互相劝勉为善而不敢懈怠，

译“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呢？”孔子说：“百姓原本没有不尊敬上级的，只是上级表现出可以轻慢的样子，百姓轻慢的念头就产生了。如果在上位者面对百姓时，仪容端庄，衣冠整洁，目光注视，不敢稍有疏忽，哪有上级不敢疏忽，而百姓反而敢疏忽的呢？这样百姓不期望尊敬上级，自然会尊敬了。百姓原本没有不忠于上级的，只是上级表现出可以欺骗的样子，百姓欺骗的念头就产生了。如果上级能竭尽心力侍奉父母而尽孝，竭尽心力爱护众人而施慈，哪有上级竭尽心力，而百姓反而不竭尽心力对待上级的呢？这样百姓不期望忠诚，自然会忠诚了。百姓原本没有不可劝勉的，只是上级表现出可以懈怠的样子，百姓懈怠的念头就产生了。如果上级能提拔任用善良的人，让他们知道善良是应当做的；教导不能的人，让他们知道善良是可以做的，哪有知道善良却不互相勉励行善的呢？这样百姓不期望被劝勉，自然会自我劝勉了。使百姓恭敬、忠诚并自我劝勉，方法就是这样。”大概季康子的意思，专门在于责备百姓；孔子的言论，专门在于责备自己。责备百姓，百姓未必响应；责备自己，不要求响应，百姓自然会响应。因此，自身是教化百姓的根本。

译有人对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孔子说：“《尚书》上说：‘孝啊！只有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这也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

这一章是孔子阐明参与政治的道理。鲁定公初年，孔子没有做官，大概是因为季氏专权，阳货作乱，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有人不了解情况，对孔子说：“您怀才抱道，正应该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为什么不肯出仕治理国政呢？”孔子说：“自古以来谈论政治，没有比《尚书》更完备的了。难道没听过《尚书》中关于孝的话吗？《周书·君陈》篇说君陈能孝敬父母，因而友爱兄弟，又能推展这种孝友之心，施行于家庭之中，使家人恩义礼节兼备，没有不端正的。《尚书》所说的就是这样。由此看来，政治的事务虽然不同，但政治的道理是一致的。在家庭之中，引导人们走向正道，这也是参与政治，何必一定要居官任职才叫参与政治呢？”大概孔子不做官的原因，难以明说，所以借这话来回答。但《大学》讲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就不过如此，那么孔子的托辞，实在是参与政治不可改变的根本道理。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就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它靠什么行走呢？”

这一章是孔子希望人们立心诚实的意思。孔子说：“信是人的根本。人如果不讲信用，那么所说的话就是欺骗虚妄，所做的事就是虚伪。他或许自以为机诈过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我却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拿车来打比方，在平地上载重的大车，必须有辕端连接牛轭的輗，才可以驾着牛行走。田车、兵车、乘车等小车，必须有辕端连接马轭的軏，才可以驾着马行走。如果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即使具备车轮和车辕，也不能运动，它靠什么行走呢？大概没有信用的人，言行不顾，人们都轻视厌恶他。听到他的话，就认为是欺骗虚妄；看到他的行为，就认为是虚伪。在家里不能对父母妻子施行，何况对疏远的人呢？在社会上不能对宗族乡党施行，何况对更远的人呢？可见，人立心不可不诚实啊。

子张问：“可以预知十代以后的礼制吗？”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一百代以后，也是可以预知的。”

这一章，是孔子阐明礼是百代不易的根本法则。子张问孔子：“是说从今以后，改朝换代，直到十代那么久远，其中每一代，必定有每一代的事情，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想要认识将来，应当观察过去。继承夏朝的是殷朝。殷朝实行的礼制，只是沿袭夏朝实行的礼制。至于制度文饰，有的因为太过而减少，有的因为不足而增加。它所增减的，也只是扶持这个礼，这些事可以考证而知。继承殷朝的是周朝。周朝实行的礼制，只是沿袭殷朝实行的礼制。至于制度文饰，有的因为太过而减少，有的因为不足而增加。它所增减的，也只是扶持这个礼，这些事可以考证而知。由此看来，三纲五常，是立国的根本，三代都不改变，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增减，是随时变通，正是善于沿袭的地方。后人看现在，也就像现在看过去。如果有继承周朝而兴起的，即使一百代那么久远，也可以预先知道，难道只是十代而已吗？然而孔子所说的预知，只是据理而论，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不像后世的谶纬占卜以及术士射覆的话，去探求渺茫不可知的领域，那是荒诞而难以相信的。”

孔子说：“祭祀不该祭祀的鬼神，是谄媚。见到合乎正义的事却不去做，是没有勇气。”

这一章，是孔子希望人们专心致力于道义的意思。孔子说：凡人有应当做的事，不可以不做；有不应当做的事，绝对不可以做。不应当做的事，不止一种，就拿祭祀来说，祭祀不该祭祀的鬼神，不是表示敬意，而是讨好鬼神以祈求福报，这是谄媚。应当做的事，不止一种，总称为义。如果见到合乎道义应当做的事却不做，不是不明白，而是畏惧困难而苟且偷安，这是没有勇气。大概这两者，一种是不应当做却做了，一种是应当做却不做。然而它们没有不相互关联的。谄媚的人内心空虚，态度柔媚，怎么会有浩然正气和勇于行义的勇气呢？勇于行义的人，内心正直而外表方正，至刚至大，怎么会有无耻的谄媚之心呢？孔子并举这两者，希望人们去除谄媚之心而培养义勇精神。

八佾第三

孔子评论季氏说：“他在庭院里使用八佾的舞队，这样的事都能忍心做，还有什么事不能忍心做呢？”这一章，是孔子声讨权臣僭越窃位的心思。季氏是鲁国的大夫，佾是祭祀时乐舞的行列。古代乐舞各有定数，天子用八行，每行八人，称为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不可紊乱。当时周成王因为周公有大功，特别赐予天子礼乐来祭祀周公，后来鲁国的国君都沿袭僭用，已经是失礼了。于是季氏在家庙祭祀时，也在庭院里使用八佾的舞队，所以孔子针对这件事谴责他的用心，说：“凡人在天理上行不通的事，没有不警惕动心的，这就是所谓不忍之心。”现在季氏是大夫，在家庙祭祀时僭用天子八佾的舞队，竟然安然实行，

译毫无顾忌，是因为能忍人所不能忍之事，那么他蔑视天理、扰乱常道，自然无所不至，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肯做的呢？这就是孔子严厉谴责他的原因，所以话说得如此恳切。由此可见，臣子逾越礼制、侵犯名分，起始于一个敢于容忍的念头，而后来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最终导致局势失控而无法遏制；而作为君主的人，又不能防微杜渐，起初对一件事姑息纵容，而后来优柔寡断，最终导致威权与福泽下移而不自知。应当吸取孔子责备季氏的话，以此作为警戒来深思。

译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祀完毕撤去祭品时，演唱《雍》这首诗。孔子说：“‘助祭的是诸侯，天子庄重肃穆。’这三家的宗庙里，哪里用得着这样的诗句呢！”

这一章是孔子讥讽权臣自取僭越妄为罪责的话。三家是指鲁国的大夫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天子祭祀完毕，就歌唱《雍》诗来撤去祭品，以宣告礼仪完成。鲁国的这三家，也歌唱《雍》诗来撤去祭品，这是大夫僭越使用天子的乐章。所以孔子讥讽他们说：“那三家不顾礼义、忍心僭越的人，大概是因为随意妄为，完全没有顾名思义的念头吧。”哪里知道道义有一定准则，名分不可假借。就像《雍》诗中所说的：“助祭的是诸侯，天子庄重肃穆。”这是说在宗庙中祭祀文王，那时奔走效劳、手持豆笾、恭敬庄重地协助祭祀的，是诸侯；手持玉圭和香酒，庄严地面对神明、庄重诚敬地主持祭祀的，是天子。如今三家的宗庙里，协助祭祀的不过是陪臣，主持祭祀的不过是大夫，哪里能取用这个意义而歌唱它呢？这不仅是僭越，而且非常没有意义。孔子这话，言辞委婉而意旨严厉，不仅警戒当时僭越窃取权力的人之心，也借此确立万世人臣的大界限。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仁，怎么能实行礼呢？一个人如果不仁，怎么能实行乐呢？”

这一章是孔子论述礼乐根本在于人心的话。孔子说：“上天赋予人的德行而具备于人心中的，就是所谓的仁。仁存于心中，恭敬地用仪节文饰来奉行，叫做礼；和谐地通过声音容貌来表达，叫做乐。所以人必须先有恭敬之心存于内心，然后玉帛升降的仪式才不会成为虚文；有和平之心蕴藏于内，然后钟鼓干戚才不会成为虚设的器物。如果人不仁，那么他的心就会放纵逸乐，已经失去了礼的根本。即使再三作揖、多次跪拜，心与礼背道而驰，礼怎么能为我所用呢？如果人不仁，那么他的心就会乖张暴戾，已经失去了乐的根本。即使有五音六律，心与乐不相连贯，乐怎么能为我所用呢？”可见仁是礼乐的根本，礼乐片刻不可离开，人心顷刻不可不仁。使用礼乐的人，向内心探求就可以了。

林放问礼的根本，孔子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啊！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丧事，与其仪节周全，宁可悲痛哀戚。”

这一章是孔子补救礼的缺失，而提出返本溯源的论述。林放是鲁国人，在春秋时期，人们都追逐礼的末节，而林放却向孔子询问礼的根本。孔子说：“当时人们正追逐末节，而你独有返本复古的思想，你的问题真是重大啊！”推究制定礼的初始，先有朴素的本质，然后才有周旋的仪文；先有悲痛哀戚的心，然后才有衰麻的节度，不可过度，也不可不及。如今行礼却专门从事繁复的仪式，失之于奢侈了；居丧却专门整治仪文，失之于过于周便利落了。这都是不知道根本。那么如今行礼的人，与其恭敬不足而仪文有余，流于奢侈，宁可让仪文不足而恭敬有余，失之于节俭；居丧的人，与其哀痛不足而仪文有余，流于过于周便利落，宁可让仪文不足而哀痛有余，不失为悲痛哀戚。节俭和悲痛哀戚，虽然未得到礼的中正，但朴素是万物的本质，恻隐是天性的真诚，用这个去探求，就可以认识礼的根本了。这是孔子以复古的论述，作为补偏救弊的方法，移风易俗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孔子说：“夷狄虽然有君，还不如诸夏没有君呢。”

这一章是孔子哀伤春秋时代臣下僭越作乱而深深叹息的话。孔子说：君臣之间的名分没有比这更严密的了。有君，礼乐才能安定，征伐才能统一，尊卑上下才能分辨。自从周王室衰微，王纲不振，有的诸侯凌驾于天子之上，有的大夫瓜分公室，有的陪臣执掌国命。君臣的名分，荡然无存了。那些外国尚且上统率下，下奉从上，都知道有君主，反而不如诸夏君弱臣强，完全没有上下之分。这是孔子极力强调的话，以表明体制不可一日不正，名分不可一日不严。君臣上下各安其位，自然四海永远清明，各方效法顺从，中外获得福祉，君道难道不会万世永存吗？

季氏到泰山去祭祀，孔子对冉有说：“你不能挽救他吗？”冉有回答说：“不能。”孔子说：“唉！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吗？”

这一章是孔子阐明僭越礼制者没有益处。古时候祭祀的礼仪，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境内的山川。泰山是鲁国的镇山，只有鲁侯可以祭祀它。季氏不安于大夫的名分，却想在泰山举行旅祭的礼仪，他的僭越妄为已经太过分了。冉有，名求，是孔子的弟子，当时担任季氏的家臣。于是孔子对他说：“季氏想要到泰山去祭祀，非常不合礼制。你是家臣，自有尽言匡救的责任，竟然坐视他的过失而不加挽救纠正吗？”冉有回答说：“季氏的意图已定，实在不是我所能挽回的。”孔子于是叹息说：“唉！季氏越礼而谄媚求福，我不知道他是何居心。那林放，只是一个鲁国人，尚且哀悼流俗的弊端而询问礼的根本，何况泰山，是五岳中最尊贵的，它的神灵必定聪明不可欺骗，必定正直不可谄媚，难道反而不如林放那样懂礼而享用季氏不合礼的祭祀吗？大概神与人道理是一样的。干名犯分的事情，既然不合于人，自然也不合于神。”孔子这话，他用来维持世道

译现在到了。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一定要争，那大概就是射箭比赛吧？互相作揖谦让后上场，射完后下来饮酒，这种竞争也是君子式的。”

译这一章书，是孔子以君子来止息天下的争竞。孔子说：“大凡人之所以不能没有争竞，正是由于德行器量尚未成就，彼此相争的心念尚未感化罢了。只有德行成就的君子，心气平和，仪容恭敬谦逊，不曾有所争竞。如果非争不可，那一定是在举行射礼的时候吧？”因为射箭，胜负分明，正是争竞所在。然而看将要射箭之初，则是三次作揖、三次谦让之后才登上堂；射完之后，一同射箭的人都走下堂，胜者作揖，让不胜者登上堂，取酒杯站立着饮罚酒。射礼的施行就是这样，虽然虽有胜负的对比，却始终不失雍容典雅的风度。这种争竞，仍然是君子之争，而不是小人血气之争了。正因为射箭必然有争，而最终却不见其争，那么君子真是无所争啊！由此可知，天下只要有君子，自然能使太和之气充满宇宙，天下享受和平的福泽；乡里遵循礼让的教化，风俗人心日益趋向淳朴古雅，这难道仅仅是个人的美德吗？

子夏问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的事，先有素底，后加彩绘。”子夏说：“那么礼也是后于仁德的吗？”孔子说：“启发我的是商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了。”

这一章书，表明经义无穷无尽，善于领悟的人可以由此贯通。子夏问道：“逸诗中有这样的话：‘人都有笑，而笑得巧妙的则显得美好，口角端正好看。人都有眼睛，而眼睛美丽的则黑白分明。’这是商所知道的。然而又说：‘素以为绚兮。’素是素白无文，绚是华丽装饰，没有以无文而称为华饰的，这不是商所知道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诗》中说‘素以为绚’，并不是把素白当作华饰，而是说凭借素白而成就华饰。譬如绘画的事，必须先有质地，然后加上文采，这就是素白常在先，彩绘常在后，人的美好华饰，道理没有不是这样的。素与绚正是相互依存而不可缺少的。”子夏于是有所领悟而说道：“观老师的话，可见素白不得不先，彩绘不得不后，然后才知道先王制定礼制，是顺应人情而加以节文，大概必有处在其先的东西，而大经小曲因事制宜，恐怕也是像彩绘那样在后吧？不然，为什么文质相辅，历经世代而没有弊端呢？”孔子急忙称赞他说：“我用绘画来阐明《诗》，而商却由绘画而贯通礼制，这是启发我的是商啊。《诗》的意蕴没有穷尽，即由素与绚可知；《诗》所包罗的宽广，即由礼而没有不可推演的。商的颖悟，哪里是容易得到的呢！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了。即在一问一答之间，而圣人的教诲，贤人的学问，都有在言语之外让人深思领悟的地方，令人可以长久思考。”

孔子说：“夏代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杞国不足以作为验证。殷代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宋国不足以作为验证。这是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如果文献充足，那我就能验证它了。”

这一章书是孔子想要考据古礼而感叹其无法验证。孔子说：“礼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而周礼都是取法于夏、商两代的。从前禹拥有天下，其制度文章作为夏代一代的礼，我尚能说出来。然而夏的后裔是杞国，杞国虽然存在，然而不足以取来作为验证。汤拥有天下，其制度文章作为殷代一代的礼，我尚能说出来。然而殷的后裔是宋国，宋国虽然存在，然而也不足以取来作为验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礼如果没有书籍就不能记载，没有贤人就不能诵习。现在杞、宋两国国运衰微，典籍已经残缺，老成之人也复凋谢，文献不足，所以如此。假使文献果然充足，那我就能取来作为验证，以可依据的典型，结合我一人的闻见，斟酌进退，定为世代的法则，将我周文王、武王监视夏商两代郁郁彬彬的盛况，不也万世昭然了吗！可惜没能达到这个地步。”圣人以礼维系世道的用意就是这样。

孔子说：“禘祭，从灌地降神之后，我就不想看了。”

这一章书，是孔子讽刺僭越礼制的错误。古时天子祭祀完自己的始祖，又推溯始祖所由出的帝，在太庙祭祀，而以始祖配享，五年举行一次此礼，称之为禘。鲁国是诸侯，却因为周公有大功劳，于是得以使用天子的禘祭。虽然是报功的典礼，然而这不是周公的本意。所以孔子讽刺说：“古代先王制定祭祀，自始至终，足以引起敬畏和思慕，没有不可观的。我们鲁国举行禘祭，我也曾进入太庙观看。然而从灌地降神之后，礼仪未曾不九献，音乐未曾不八佾。然而虚文徒具，诚意未孚，我大概不想看了。”因为礼没有比禘更大的，而禘不仅仅贵在名义。孔子所不想看的，又难道是周公所乐意享受的吗？鲁国人为什么不醒悟呢。

有人问禘祭的说法，孔子说：“不知道。”知道禘祭说法的人，对于天下大事，大概就像看手掌一样明白吧？孔子指着自己的手掌。

这一章书，是孔子为鲁国隐瞒禘祭之意。有人以禘祭为祭礼中最大的，向孔子询问其说法。孔子不想明说鲁国禘祭的错误，因此回答说：“祭礼有可以知道的，有不容易知道的。像禘祭礼仪重大，意义深远，我所不知道。有能于禘祭的说法而知道其所以然的缘故，那么通之于天下，何以正典礼？何以定名

译分？凭什么凝聚天下人的欢心，来祭祀他们的祖先呢？凡是治理天下的道理，都清楚地显示在禘礼之中。难道不是像这样展示在手掌上吗？”弟子们记下孔子说到此处，随即用手指着自己的手掌。大概因为禘礼是天子的重大祭祀，鲁国作为诸侯却僭越使用。孔子秉持人臣的道义，不愿意直言其非，但禘礼的意义却通行于天下，确实明白易懂。既然对问话的人说不知道，却又指着手掌来示意。孔子所寄托的深意真是明显啊。

译祭祀祖先时，要像祖先真的在场一样；祭祀神灵时，要像神灵真的在场一样。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与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一样。”

这一章是弟子记录孔子祭祀时的诚敬之心。弟子说：祭祀以诚敬为主。我们的老师在祭祀时，有特别极致的诚敬。他祭祀先祖时，孝心纯厚笃实，仿佛先人的灵魂就在上方；他祭祀外神时，敬心专一，仿佛神明就在上方。虽然神灵无形无声，并非真正存在，但只要诚敬到了极致，就能感受到祖先的叹息和看见神明的身影，本来就有这样的效果。所以孔子平时也曾说过，祭祀必须竭尽诚敬，只有亲自进行献祭，内心才能感到满足。如果因为有事不能亲自参与祭祀，让他人代为献祭，虽然进行了献祭的仪式，但诚敬之心终究无法表达，那就和没有祭祀没有区别。从孔子的话可以看出，身在就是心在，心在就是神在，总离不开一个“诚”字。所以古来的帝王每次祭祀，必定亲自表达恭敬，以致天神感动、地祇降临、百灵效顺，难道不是基于一个“诚”字而达到的吗？

王孙贾问道：“与其祭祀奥神，不如祭祀灶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不是这样的，如果得罪了上天，向谁祈祷都没有用。”

这一章是孔子尊崇上天以折服权臣的心。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很有权势。当时孔子在卫国，王孙贾怀疑孔子有求官之心，想让他依附自己，又不便直说，于是借俗语来讽喻说：“俗语说，祭祀有灶神和奥神。灶神是灶上的神位，虽然地位低微但有专门的祭祀；奥神是居室西南角的神，地位虽然尊贵但不是专门祭祀的对象。凡人祭祀神灵以求福，与其祭祀奥神以仰仗它徒有尊位，不如祭祀灶神以希望它暗中相助。世俗所说的话，自有深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王孙贾明显以灶神自比，以奥神比喻国君，意思是结交国君不如阿附于我。孔子知道他的意思，也不直接斥责他的错误，只是回答说：“祭祀奥神还是祭祀灶神，我都认为不对。在奥神和灶神之上，至尊无匹的莫过于上天。顺理而行，上天就降下吉祥；逆理而行，上天就降下灾祸。如果行为不能安分守己，不能遵循道理，就是得罪了上天。上天所惩罚的人，向哪里祈祷才能免除灾祸呢？”历来国家的权臣，常常想借天子的威福，使人才的取舍，都出于自己的私门。只有光明正大的人，才能以正道自持。就像王孙贾想让孔子依附自己，用祭祀灶神来讽喻；孔子就用“得罪上天”来回答。后来弥子瑕想让他依附自己，说“跟我走，卫国卿相的位置可以得到”；孔子就用“有天命”来推辞。确实，行为的进退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进退都有各自的定数。如果一旦失足依附权门，那么上天的谴责就有归处，清议的指责也难以逃脱。作为君子，难道能不进以礼、退以义，而效法圣人以爱惜自身吗？

孔子说：“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的制度，礼乐制度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礼制。”

这一章是孔子追思周初的礼制，以挽救当时文胜质衰的弊端。孔子说：“夏朝的天下崇尚忠朴，商朝的天下崇尚质朴，两代的法度都有可取之处。到了我们周朝初年，以武王为君，周公为相，借鉴夏、商两代的礼制，因时变革，增减损益，形成了一代的典章制度。各种仪节文饰，都本于忠朴的遗意，所以它的礼乐文化特别兴盛。我生在周朝，是周朝的百姓，除了周朝还能遵从谁呢？”孔子当时看到周朝末年文胜质衰，务求浮华，缺乏实质，于是追思周初制礼的见解，发现它并非专门从事浮靡，徒尚繁华。那么国家制定礼制，确实不能不取法古代，斟酌时宜，以确定世代遵守的规范。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有人问：“谁说鄹地那个人的儿子懂礼呢？他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孔子听到后说：“这就是礼啊。”

这一章是孔子在鲁国的太庙阐明礼的意旨。鲁国有太庙，用来祭祀周公。孔子有时进入太庙助祭，对于陈设的礼器、献祭的礼仪，一一详细询问。大概是因为他极其敬慎，所以询问必定详细。有的人不理解，于是议论说：“鄹地那个人的儿子，大家都称他懂礼，从现在看来，谁说他是懂礼的呢？”懂礼的人不需要问，需要问的人一定不懂礼。看他每件事都要问，他不懂礼是明显的了。孔子听到后，就说：“礼有不可不考究的地方，不考究就无法明了。我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问，这正是为了体现礼啊。”那个人反而说：“我不懂礼，难道有什么错吗？”孔子的学问，在于推究事物的原理，无论表里精粗，都必须详细考究，何况是祭祀这样的大事呢？审慎询问的心，正是他敬事的心，这不是那个人所能理解的。

孔子说：“射箭不以射穿皮革为标准，因为人的力气不同，这是古时的规矩。”

这一章是孔子思念古道以挽救当时的过失。孔子说：“先王教导射箭，看重仪容符合礼节，节奏符合音乐。原本是为了观察人的德行，所以只以射中靶心为主，不必一定要射穿皮革，才见胜负。所以乡射礼的文献中说：‘射箭不以射穿皮革为标准’。之所以这样，大概是因为人的力气有强有弱，等级不同，只要以射中为主，那么强弱都可以通过学习而做到。如果一定要射穿皮革，那么力气就不能勉强达到这个程度，所以不以射穿皮革为标准。然而这是古代盛王偃武修文，崇尚德行而不崇尚力气，其道如此。时代到了春秋，礼衰教化息，列国兵争，崇尚德行的风气看不到了。所以孔子感叹。”

译大概帝王创制立法、建立教化，没有不崇尚道德、修明礼制的，暗中消解那些强悍暴戾之气，兴起和谐协调的风气。由此推而广之，凡事都是如此，天下的治理之所以日益接近古时的盛世。

译子贡想去掉告朔时用的活羊。孔子说：“赐啊，你爱惜的是那只羊，我爱惜的是那个礼。”这一章书，体现了圣贤维护礼制的心意。古时候，天子在季冬把来年十二个月的朔日颁布给诸侯，诸侯接受后把它藏在祖庙里，每逢月初用一只特羊在祖庙禀告，请求并实行。鲁国自从文公不再实行告朔之礼，主管官员仍然供应这只羊，所以子贡想去掉它，也是有感而发才说这话的。孔子说：“赐啊，你想去掉活羊，难道不是因为告朔之礼不实行，活羊的供应没有益处，爱惜这只羊而打算去掉它吗？至于我所爱惜的，比这更重要。因为正朔由天子颁布，是用来向天下显示尊君之礼；告朔在祖庙实行，是用来向天下显示尊祖之礼。现在这个礼虽然废除了，但活羊还保留着，那么凭借羊来寻求礼，还希望它能恢复实行；如果连这只羊也去掉，那么礼就随着羊的消失而灭亡，这样礼就终究无法再看到了，岂不是更加可惜吗？”可见治理世道的权柄在于礼，而维护礼的实质寄托在名称上。保留名称正是为了保留实质。孔子正名的用意大致如此。

孔子说：“事奉君主竭尽礼数，别人认为这是谄媚。”

这一章书，体现了人臣事奉君主有应当遵循的礼。孔子说：“臣子对于君主，既然有一定的名分，就一定有相应的礼。尊卑上下，是维系纲常的大法；恭敬谨慎，是臣子畏惧罪责的细心。这是万世通行而没有弊端的。”现在我事奉君主，一件事不敢苟且，无时不存有敬畏，不过是分内应当做的，本心的自然表现，只求符合礼的适中，起初并没有在礼之外增加什么。然而当时的人不知道，认为事奉君主的礼不必这样，反而认为是为了讨好取悦，可见礼法在天下不明朗到了极点。孔子想要挽回世道，所以他的话这样说。至于君子事奉君主，以指出困难作为恭敬，陈述善道作为敬重，用礼来约束自己，其心迹决不容许有一丝谄媚；小人事奉君主，阿谀顺从以求容身，逢迎讨好以求取悦，一心谄媚，其外貌却似乎竭尽礼数。这又是作为臣子的人心术邪正不同，应当仔细考察并明确辨别的。

定公问：“君主役使臣子，臣子事奉君主，应当怎样？”孔子回答说：“君主役使臣子要依礼，臣子事奉君主要尽忠。”

这一章书，体现了君臣各自有应当尽到的道。定公是鲁国的国君，问孔子说：“作为君主，役使臣下；作为臣下，事奉君主，各自有应当尽到的道，不知道是怎样的？”孔子回答说：“君主对于臣子，以尊贵临视卑下，容易变得简慢，关键在于用礼。比如大的方面，寄托股肱心膂的重任，以优厚尊崇的体态对待；小的方面，奔走御侮的人，加以周全体恤的情意。对外则隆以体貌，对内则通达至诚，情与文完备而不缺失，这就是所谓的礼。役使臣子的道就是这样。臣子对于君主，以下奉上，容易变得欺罔，关键在于用忠。比如近的方面，赞襄补衮的职务，必定不敢沽名钓誉来自欺；远的方面，屏藩保障的职司，也不敢欺瞒上级谋取私利来自利。对上可以感通天帝，对下可以信服百姓，心力交尽而没有遗漏，这就是所谓的忠。事奉君主的道就是这样。君臣各自尽到自己的道，就像《易经》所说的‘上下交而其志同’，岂不是明君良臣的极盛景象吗！”

孔子说：“《关雎》这首诗，快乐而不淫荡，悲哀而不伤害。”

这一章书，是孔子表彰《诗经》人性情的纯正以教化世人。孔子说：“哀与乐，两者都是人的性情所发出的。然而乐过于淫荡，就会流于邪僻；哀过于悲伤，就会病在忧思，都失去了性情的纯正。”只有《关雎》这首诗，是宫人为周文王求后妃太姒而作的。当求得之后，则有琴瑟钟鼓之乐，乐虽然盛大而不失其正，所以不至于淫放；当求得之前，不免有寤寐转侧之忧，忧虽然深重而不害其和，所以不至于悲伤。至今听其声音，中正和平，足以使欲心消散，躁心释怀。这难道是无所本而能这样的吗？大概诗本于性情，乐用来观察德行。只有文王有刑于的教化，后妃有贞静的德行，所以能感格宫人，使各自得到性情的纯正，发出音节的和谐。可见王化始于闺门，周家八百年的基业，都起于此。所以孔子把《关雎》列在三百篇之首，读者应当玩味其辞，审察其音，作为养德的辅助。

哀公问宰我关于社的事。宰我回答说：“夏后氏用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说：‘使民战栗。’”孔子听到后说：“已经做成的事不再解说，已经完成的事不再劝谏，已经过去的事不再追究。”

这一章书，体现了告知君主应当慎言，不可以妄发。宰我名予，是孔子的弟子。鲁哀公问宰我说：“国家立社，以祭地，其意义何在？”宰我回答说：“古时候立社，都种植树木，让神灵依附。夏人则用松树，殷人则用柏树，周人则用栗树。松柏的意义，已经不可考证，只有用栗，则取战栗的意义。可以说是使民众望而恐惧战栗。”先王立社，原本是为了祭地报功，所种的树木，不过是因方土所宜，并非取义。宰我的这个议论，既不符合立社的本意，又开启当时君主严猛的心，可以说是失言了。所以孔子听到

译孔子说：“按照你的话，本来应当纠正，但天下事情已经形成的就不需要辩说，已经实现的就不需要劝谏，已经过去的就不需要追究。如今使百姓战栗的话已经说出口，这是事情已经形成、已经实现、已经过去的了。我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孔子不责备宰我，正是为了防止责备他。由此可见，发表言论不可随意妄发，何况臣子向君主进言，更应当引用经典来阐明大义，怎么能牵强附会，用片面的见解来进言呢。

译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太小了！”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氏有三归，官吏不兼职，哪里谈得上节俭？”那人又问：“那么管仲懂得礼吗？”孔子说：“国君设立照壁，管氏也设立照壁；国君为了两国君主友好交往，设有放置酒杯的土台，管氏也设有放置酒杯的土台。如果管氏懂得礼，那还有谁不懂礼呢？”

这一章书，是以器量的大小来界定王道与霸道的区别。管仲，齐国的大夫，名夷吾。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匡正天下，多次会盟诸侯，功劳确实很大。但他出于权谋功利的私心，不本于圣贤大学之道，所以格局浅陋，规模狭隘，他的器量不也是太小了吗？”有人问：“管仲器量小，难道是因为过于节俭吗？”孔子说：“节俭的人，必定遵守制度。管仲建造三归之台，作为游览观赏的地方，其兴建的烦费可想而知。又设置官吏，各管一事，不让他们兼任，其俸禄的冗滥可想而知。怎么能说是节俭呢？”有人又问：“建台备官，或许是因为礼制不可缺，莫非管仲是懂得礼的吗？”孔子说：“懂得礼的人，必定恪守名分。国君设立照壁，遮蔽内外，管氏作为大夫也设立照壁；国君为了两国君主友好交往，设有献酬反爵的土台，管氏作为大夫也设有反坫。这两者都属于僭越。如果说管氏懂得礼，天下还有谁不懂礼呢？”孔子看到管仲一生只凭私意小智，为功利富强谋划，即使从他奢侈僭越的表现中，正可见其器量狭小。如果能扩大并充实它，自然可以成就王道，不至于仅仅以霸业告终。这就是孔子对他感到惋惜的原因。

孔子对鲁国乐官大师说：“音乐的规律是可以知道的吗？开始演奏时，众音齐发而和谐；接着演奏，声音纯净而和谐，清晰而分明，连绵而不绝，从而完成一曲。”

这一章书，表明正确的音乐必须先审察音律。大师，是鲁国掌管音乐的官员。孔子对他说：“先王本于人心的太和，将其传达于音乐。在声音节奏之中，有始终条理的精妙，是可以知道的。”大概音乐有六律、五声、八音，有一项不具备，就不能称为音乐。所以开始演奏时，众音齐发而和谐地合在一起；接着演奏，清浊高低调适中节，而纯净地和谐。在纯净之中，又宫音自为宫音，商音自为商音，一一分晓，清晰地明白。清晰则容易间断，却又宫商相续，终始相生，连绵不绝，自始至终，曲尽条理节奏。这就是音乐的一成。大概声音的道理，与政治相通，既可以涵养性情，又可以移风易俗。王者彰显德行、象征功业，成就一代之乐，调和上下而感通神人，关系最为重大。所以圣人谆谆告诫。

仪地边境的官员请求拜见，说：“君子来到此地，我未曾不能见到。”随从人员引他拜见，出来后说：“你们何必担忧夫子失去官位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上天将要把夫子当作木铎来警醒世人。”

这一章书，是边境官员相信孔子有先知先觉、垂教万世的使命。仪卫邑的封人，是掌管封疆的官员。孔子周游列国，偶然来到卫邑，封人请求拜见说：“凡是君子至此，必定蒙受接纳，没有拒绝而不见的。夫子或许也不会拒绝我吧？”随从人员因为他求见的诚意，为他引见。拜见后出来，对门人说：“夫子失位去国，只是一时的不遇罢了。你们何必以此为患呢？如今天下风化衰败，人心不古，也已经很久了。然而乱极当治，剥后有复。以夫子的德行盛大、教化神奇，自有以此道觉悟此民的实用。天生非凡之人，必定不会终困，大概将使他得位施教，以开启生民的耳目，启发天下的愚蒙，如同木铎在道路上巡行，以警醒众人。”从来圣人一身，关乎气运。封人能独见孔子忧世觉民的意旨，可谓知圣且知天了。无奈列国君主不能推心委任，竟以车辙环绕天下终老，可惜啊。

孔子评论《韶》乐，说：“尽善尽美。”评论《武》乐，说：“尽美但未尽善。”这一章书，是孔子评论圣乐的不同。记录者说帝王彰显德行、象征功业，必定宣之于乐，观察乐的情文，可以知道功德的不同了。夫子曾说舜乐名《韶》，取继承尧致治的意义，其声音节度极盛美而可观，然美中更觉雍容广大，德意悠长，又尽善。武乐名《武》，以象征武功的成就，其声容节度也盛美而可观，但美中犹觉发扬蹈厉，比起《韶》乐未尽善。盖舜以生知安行的圣人，际遇雍熙揖让之时，自然心气和平，神人协应。武以反身修德的圣人，值取残伐暴之时，未免举动猛厉，声音激亢。孔子神游两朝，就乐而赞论之，以见帝王之分，皆时与德为之也。

孔子说：“居于上位不宽厚，行礼不恭敬，临丧不悲哀，我还能看什么呢？”这一章书，表明凡事应当得其根本。孔子说：凡有一事，必有一根本。如居上者，有政教号令的施行，要以宽厚为根本；为礼者，有进退周旋的礼节，要以恭敬为根本；临丧者，有哭泣捶胸的仪式，要以悲哀为根本。有其根本，则所行之得失可见。如宽厚有过与不及，

译恭敬有做到与没做到的区别，悲哀有浅有深，都可以从它们的根本来观察。如果身居高位者苛刻琐碎而不宽厚，行礼时轻慢疏忽而不恭敬，临丧时虚情假意而不悲哀，那么它们的根本就已经没有了。即使有政教号令的施行，进退周旋的礼节，哭泣捶胸的仪文，但根本既已丧失，其余都不值得再讨论，将依据什么来观察呢？可见凡事应当把握其根本所在，而身居高位者以宽厚待人，尤其是帝王治理的关键要道。《尚书》说：“恭敬地施行五种教化，在于宽厚。”又说：“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孔子又说：“宽厚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宽厚，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并不是放纵懈怠的意思。纲举目张，都用宽大的心意去施行，这是身居高位者的根本原则。

译日讲四书解义卷四

<经部,四书类,日讲四书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卷五

论语【上之二】

里仁第四

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德风尚的邻里才是美好的，选择住处却不居于仁德之地，怎么能算是明智呢？”

这一章书，表明选择居所也一定要处于仁德之地。孔子说：“凡是人居住，必定要选择合适的邻里。二十五家为一里，里之中，习俗仁厚，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亲族、互相救济的风气在乡里间流行，这是邻里中最美好的。有见识的人选择居住在这里，受到熏陶渐染，可以成就他的德行；得到救济爱护，可以保全他的生命。如果选择了却不居于仁德之里，那么美丑不能分辨，蒙蔽了是非的本心，怎么能算是明智呢？”人啊，不可不居于仁德之地，真是重要啊。仁道极其广大，一个邻里如此，天下也都是一样的。如果真能推广仁德的教化，使天下处处都是仁德之里，那么道德统一而风俗相同，太和之气充满宇宙间，难道不是更加美好吗！

孔子说：“不仁的人，不可以长久地处于困窘之中，不可以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仁者安于仁德，智者利于仁德。”

这一章书，是希望人保存本心的仁德，而不被外在环境所夺去。孔子说：“仁是本心的德行，纯粹是天理，不是外物所能夺去的。如果不仁的人，私欲禁锢蒙蔽，失去了本心，内心没有主宰，外物就能改变他。让他处于贫贱穷困的环境，或许一时还能勉强克制，久了就会被穷困所逼迫，必定会苟且放纵而不能自我坚守，不可以长久地处于困窘之中。让他处于富贵安逸的地方，或许一时还能矫饰持守，久了就会被富贵所沉溺，必定会骄奢淫逸而不能自我坚守，不可以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只有仁者，心与仁合为一体，纯粹是天理，不需要勉强，安于仁德而没有其他去处，不因困窘或安乐而牵动内心。智者，心未能立即与仁合为一体，但心中有定见，深知并笃好仁德，勤勉地求得仁德的利益，而不改变所坚守的，不因困窘或安乐而转移念头。他们内心所存的，都是天理，物欲不能拖累他们的心，即使长久处于困窘或安乐之中，难道会被它们动摇吗？大概圣贤践行仁德，必定先在境遇上持守得坚定，那些不仁的人可以引以为戒。至于内心安于仁德的人，天下只有一个人而已。只有智者的利于仁德，是自明而诚的学问，从此用功，由利于仁而达到安于仁，差不多本心不会丧失，而穷困通达都不成为累赘了。

孔子说：“只有仁者能正确地喜爱人，能正确地厌恶人。”

这一章书讲仁人的心公正而情感端正。孔子说：“喜爱和厌恶的心，人人都有。但只要稍有私心，所发出的情感就不能合乎道理。喜爱不该喜爱的，厌恶不该厌恶的，不能称为能喜爱能厌恶。只有仁者的心，浑然天理，广阔公正，绝无一毫私意。见到别人的善就喜爱他，喜爱的是该喜爱的，喜爱得其正，才算是能喜爱。见到别人的恶就厌恶他，厌恶的是该厌恶的，厌恶得其正，才算是能厌恶。喜爱人、厌恶人，只有仁者能做到。因为他的心公正，所以他的情感端正。喜爱和厌恶的作用很大，亲近贤人远离奸佞，信守赏赐必定惩罚，都由喜爱厌恶这一念头施行。只有纯粹其心于仁，那么喜怒没有偏颇，而喜爱厌恶自然恰当。没有私人的喜爱，没有私人的厌恶，王道之所以大中至正的原因就在这里。”

孔子说：“如果立志于仁德，就没有恶行了。”

这一章书是孔子勉励人立志于仁德。孔子说：“天理和人欲，不能并存；人心也没有两用。志于此，必定遗忘于彼。所以人特别担心没有志向罢了。真能使心之所向专门在于仁德，其思虑所至勤勉地存养天理，遏制人欲，那么趋向坚定。只有天理的公正，而必定不进入人欲的私欲了。刚立志于仁德时，就没有做恶行的事了。可见求仁必定先立志，志向既定，那么一念没有恶行，至于念念没有恶行，省察更加精细，存养更加熟练。即使是天行的刚健，安土的敦厚，都是从立志时开始的。”

孔子说：“富贵，是人人所想要的，不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它，就不接受。贫贱，是人人所厌恶的，不通过正当的途径摆脱它，就不摆脱。君子离开了仁德，怎么能成就名声？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违背仁德，仓促匆忙时也一定遵循仁德，流离困顿时也一定遵循仁德。”

这一章书，是孔子说君子践行仁德，无时无处不运用心力。孔子说：“顺逆的命运在天，而取舍的分别在我。比如富贵，是人人所愿望的，想要它就想着接受它了。然而有义存在，不可不审慎。如果道理上不该得到富贵而偶然得到，是不义的。见利思义的人，决然辞谢它而不接受。贫贱，是人人所厌恶的，厌恶它就想着摆脱它了。然而有命运存在，不可不安。如果道理上不该得到贫贱而偶然得到，是命运。乐天知命的人，决然接受它而不摆脱。这不是君子，谁能做到呢？大概君子之所以名为君子，是因为他体现仁德罢了。如果贪图富贵，厌恶贫贱，是顺从欲望丧失天理，舍弃了这仁德，怎么能成就君子的名声呢？所以君子必定不离开仁德。他不离开仁德，不仅仅在富贵贫贱之间，即使是一顿饭的时间，片刻而已，念念在仁，没有违背。即使处于仓促匆忙之时，急遽苟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