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四书解义卷十七
可继功建名立，祗在一贬节之间。夫子独不能稍为抑损乎？且志有之曰：“枉尺而直寻”，盖言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然则往见诸侯，而成王霸之业，舍小就大，宜若可为也。孟子答之曰：“我非不欲行道济时，但揆之于义，不当徃耳。”昔者齐景公田猎，虞人当有职事，使人持旌以招之。当时人君召见臣下，各有其物以为信。若招虞人，当以皮冠，虞人因招之以旌，非其职守，不肎徃见。景公怒，将杀之。孔子赞美虞人曰：“志士固穷，不忘死于沟壑之中，以完其节；勇士徇义，不忘捐躯而死，丧其首领，以全其气。正此虞人之谓也。”孔子何取于虞人而赞美之？取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不徃也。如不待诸侯之招而徃，是义不及虞人矣，谓之何哉？是故君子出处进退有断，然不可苟者，岂以霸王之业动其心哉？且夫志所云“枉尺而直寻”者，谓所失少而所得多，以利而言也。如其以利，则纷营苟得，无所不至，虽败名丧节，至于枉寻直尺，亦以为利之所在，将不顾而为之与？是大不可也。信乎君子之出处，较义之屈伸，而未尝较利之多寡也。
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彊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二节书，借射御之事，以明道之必不可枉也。孟子又晓陈代曰：计利忘义，不独非士君子之道，即一艺之士，亦有所不屑者。昔晋大夫赵简子使其幸臣嬖奚出猎，而王良为之御车，至终日之久，不获一禽。嬖奚复命于简子曰：王良不善御车，所以不获，乃天下之贱工也。或以此言告王良，良乃请复为乘，以试其能。嬖奚不可，彊之而后徃，一朝而遂获十禽。嬖奚又复命于简子曰：王良善御，所以多获，乃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吾使王良掌与汝乘，遂命王良。良不可，曰：御者之法度，与射者之巧力，原两不相谋。前日吾为之范我驰驱之法，嬖奚不能左右迎射，至于终日不获一禽。今我不由正法，禽所从来，则诡道而遇之，遂一朝而获十禽。是必御者不由法度，而后射者始得用其技也。《车攻》之诗有之曰：「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言御者范其驰驱之法，而射者发矢必中也。今必为之诡遇而后获禽，乃小人之所为耳。我不惯与小人乘，请辞。夫王良不过御车末技，即使与射者私相比合，诡遇获禽，似无不可，然且羞之而不肯为，其心谓屈意废法，以阿比而得禽兽，虽积之若丘陵之多，决不为也。御者尚能如此，况士君子懐仁抱义，乃欲枉己之道，不待招而徃，以从彼，何也？不独义不及虞人，并御者之不若矣。且子之言「枉尺直寻」，亦已过矣。夫君子所以正天下者，止此守道之已耳。苟枉己从人，则先失其所以正人之具，更以何者正人哉？故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由此观之，不见诸侯，正士君子立身大节，不可以为小也。夫天下无委曲逢时之君子，亦无敝屣禄位之小人，即进退难易之际，人之贤不肖从此而分。孟子言此，其所以垂训后世者，深矣。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徃送之门，戒之曰：『徃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此一章书，是以正道辟纵横之术也。战国游説之士，徃徃以纵横之术窃取权势，而公孙衍、张仪尤其著称者，故景春有慕而问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方今列国兵争，天下多故，操纵之权，大抵出于二子之手
译功业可以继承，名声可以建立，仅仅在于是否坚守节操这一点点差别。先生难道不能稍微克制收敛一些吗？况且《志》书上说：“弯曲一尺，伸直八尺”，大概是说所失去的很小，而得到的很大。那么，去拜见诸侯，成就王霸的功业，舍弃小的而追求大的，似乎是可以做的。孟子回答说：“我并非不想施行道义、救济时世，只是衡量于道义，不应当去罢了。”从前齐景公打猎，虞人（掌管山泽的官）有职事在身，派人拿着旌旗去召唤他。当时君主召见臣下，各有不同的信物作为凭证。如果召唤虞人，应当用皮冠，虞人因为是用旌旗召唤，不符合他的职守，不肯前去拜见。景公发怒，要杀他。孔子赞美虞人说：“有志之士固然身处穷困，也不忘记在沟壑中死去，以保全他的节操；勇武之士为义献身，不忘记牺牲生命，失去头颅，以成全他的气节。正是这虞人的写照啊。”孔子为什么看重虞人而赞美他呢？看重的是召唤他不用正确的信物，而他坚守道义至死也不去。如果不等待诸侯的召唤就前去，这是道义还不如虞人了，那还叫什么君子呢？因此君子出仕或隐居、进退都有决断，然而不可苟且的原因，难道是因为王霸的功业能动摇他的心吗？况且《志》书上所说的“弯曲一尺，伸直八尺”，是说所失去的少而得到的多，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从利益出发，那么就会纷纷营求苟且获取，无所不至，即使败坏名声、丧失节操，以至于弯曲八尺而伸直一尺，也认为利益所在，将不顾而去做的吗？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确实，君子的出仕或隐居，比较的是道义的屈伸，而从未比较过利益的多寡。
从前赵简子派王良和嬖奚一起乘车打猎，整天没有猎获一只禽兽。嬖奚回去报告说：“王良是天下最拙劣的驾车手。”有人把这话告诉王良，王良说：“请让我再为他驾车一次，强迫他之后才行。”一天早晨就猎获了十只禽兽。嬖奚回去报告说：“王良是天下最好的驾车手。”赵简子说：“我让王良专门为你驾车。”告诉王良，王良不肯，说：“我按照法度驾车，我驰骋整天没有猎获一只；我采用诡诈的方式驾车，一天早晨就猎获了十只。《诗经》说：‘不失驰驱的法度，射出箭矢必定命中。’我不习惯与小人一起驾车，请辞谢。”驾车的人尚且羞于与射箭的人相比附，比附而得到禽兽，即使堆积得像山丘一样多，也不去做。如果违背正道而顺从他们，为什么呢？况且你错了，委屈自己的人，没有能够正直别人的。
这两段文字，借射箭驾车的事情，来阐明道义绝对不可违背的道理。孟子又开导陈代说：计算利益而忘记道义，不仅是士君子的道义所不为，即使是一技之长的人，也有所不屑。从前晋国大夫赵简子派他的宠臣嬖奚出猎，让王良为他驾车，到了整天之久，没有猎获一只禽兽。嬖奚向赵简子复命说：王良不善于驾车，所以没有猎获，是天下最拙劣的驾车手。有人把这话告诉王良，王良于是请求再次为他驾车，以试验他的能力。嬖奚不肯，强迫他之后才去，一天早晨就猎获了十只禽兽。嬖奚又向赵简子复命说：王良善于驾车，所以猎获很多，是天下最好的驾车手。赵简子说：我让王良专门为你驾车，于是命令王良。王良不肯，说：驾车的法度，与射箭的巧力，原本两不相谋。前日我按照法度驾车，嬖奚不能左右迎射，以至于整天没有猎获一只禽兽。今天我不遵循正法，禽兽从哪里来，就用诡道去迎击它，于是一天早晨就猎获了十只禽兽。这一定是驾车的人不遵循法度，而后射箭的人才得以施展他的技艺。《车攻》这首诗有这样的话：‘不失驰驱的法度，射出箭矢必定命中。’说的是驾车的人遵循驰驱的法度，而射箭的人发射箭矢必定命中。现在必须采用诡道迎击而后猎获禽兽，这是小人的行为罢了。我不习惯与小人一起驾车，请辞谢。王良不过是驾车的小技艺，即使与射箭的人私下相比附，用诡道猎获禽兽，似乎没有不可以的，然而尚且羞耻而不肯做，他的心里认为委屈心意废弃法度，以迎合比附而得到禽兽，即使堆积得像山丘一样多，也决不做。驾车的人尚且能这样，何况士君子怀抱仁义，却要委屈自己的道义，不等待召唤就前去，以顺从他们，为什么呢？不仅道义还不如虞人，连驾车的人都不如了。况且你所说的‘弯曲一尺，伸直八尺’，也太过分了。君子用来端正天下的，只有这坚守道义罢了。如果委屈自己顺从别人，就先失去了用来端正别人的凭借，再用什么来端正别人呢？所以委屈自己的人，没有能够正直别人的。由此看来，不见诸侯，正是士君子立身的大节，不可以视为小事。天下没有委曲逢迎时势的君子，也没有视禄位如破鞋的小人，即使在进退难易的关头，人的贤与不肖从此区分。孟子说这些，他用来垂训后世的，意义深远啊。
景春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一发怒诸侯就害怕，安居下来天下就太平。”孟子说：“这怎么能算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行冠礼时，父亲给予训诫；女子出嫁时，母亲给予训诫，送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夫家，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丈夫。’把顺从当作正道的，是妾妇之道。”
这一章文字，是用正道来驳斥纵横家的权术。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往往凭借纵横之术窃取权势，而公孙衍、张仪尤其著名，所以景春羡慕而问道：“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当时列国兵争，天下多事，操纵的权力，大概都出自这两个人之手。
。彼若一怒，则连兵结援，使相攻伐，而诸侯之弱小者，无不恐惧；若其安居无事，则兵休祸觧，天下寜息，以一人之喜怒为一世之安危。大丈夫当如此矣。孟子曰：「仪、衍所为如此，又安得谓之大丈夫乎？」子岂未尝学礼乎？礼经有云：「丈夫行冠礼，其父训戒而命之；女子出嫁，其母亦训戒而命之，嫁时徃而送之于门。其命戒之词曰：『此去徃之女家，必敬慎，必戒谨，无违尔夫子之命。』」礼言如此，可见以顺从为正者，乃妾妇之道所当然也。今衍、仪虽权势赫奕，其实以得地广利之説，隂中诸侯之欲。彼其喜怒原未尝自主，不过阿合君意，乃妾妇顺从之道耳，未得谓之大丈夫也。盖二子揣摩情事，假窃诸侯之权力，以震耀一时，岂若圣贤懐道秉徳，主持自我不与时为俯仰者乎？此圣贤之取舍所由，与防士异也。
译如果他们一旦发怒，就会联合军队、结交外援，让各国互相攻伐，那么诸侯中弱小的国家没有不感到恐惧的；如果他们安居无事，那么战争停息、祸患消除，天下安宁，把一个人的喜怒作为整个时代的安危。大丈夫应当是这样的。孟子说：“张仪、公孙衍的行为像这样，又怎么能称得上是大丈夫呢？”您难道没有学过礼吗？礼经上有记载：“男子举行冠礼，他的父亲会训诫并任命他；女子出嫁，她的母亲也会训诫并任命她，出嫁时送她到门口。训诫的话说：‘你前往夫家，一定要恭敬谨慎，一定要警惕小心，不要违背丈夫和公婆的命令。’”礼经这样说，可见以顺从为正当的，是妾妇之道所应当如此的。现在公孙衍、张仪虽然权势显赫，实际上是用能获取土地和利益的言论，暗中迎合诸侯的欲望。他们的喜怒原本不曾自主，不过是迎合君主的心意，这是妾妇顺从的道理罢了，不能称得上是大丈夫。大概这两个人揣测人情世故，借取诸侯的权力，来炫耀一时，哪里比得上圣贤怀抱道义、秉持德行，坚持自我而不随世俗俯仰的人呢？这就是圣贤取舍的原因，与纵横之士不同的地方。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此一节书，是明大丈夫之实，以晓时人也。孟子又谓景春曰：「衍仪碌碌不足道矣。若所谓大丈夫者，当何如？」盖仁者，吾性之元善，统贯四端，乃天下之广居也。彼则以仁存心，廓然大公，而无一毫之狭隘，是居天下之广居矣。礼者，吾性之节文，小大必由，乃天下之正位也。彼则以礼持身，守正不回，而无一毫之偏党，是立天下之正位矣。义者，吾性之裁制，知宜知权，乃天下之大道也。彼则以义制事，正谊明道，而无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用世，则出而推此仁礼义于民，而与之共由；不得志而隐居，则守此仁礼义于己，而独行其道。时而处富贵，虽载髙食厚，不以纷华靡丽而淫荡其心；时而处贫贱，虽箪瓢蔬水，不以居穷守约而移易其节；时而遇威武，虽刀锯鼎镬，不以死生存亡而挫屈其志。此其人学术正大，不屑于一切之权谋功利，而举动光明。视彼伏轼结靷，曵长裾而市防宠者，相去殆不可以数计矣。所谓大丈夫者，如此。衍仪何人，乃以此名归之哉？盖孟子之所谓大丈夫者，在乎道徳返之已而自有余；景春之所谓大丈夫者，在乎权力取之人而不可恃。此义利之别，君子小人之辨也。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此一章书，见君子仕以行道，而不可枉道以求仕也。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见诸侯。魏人周霄意欲讽使出仕，乃设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君子志在行道，岂不欲得君而仕？传有之曰：孔子当时若三月失位无君，即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及出疆而之他国，必载贽以徃，以为见君之礼。」又鲁贤人公明仪有言曰：「古之人但三月无君，则人皆来吊而慰安之。」即此以观，而君子之仕可见矣。周霄又问曰：「三月无君，歴时未久，乃遂至于相吊，是不已急乎？」孟子曰：「士之有位，犹诸侯之有国家；士之有位而失位，犹诸侯之有国家而失国家。其所系甚重，岂独急于功名哉？」盖古人最重祭祀，而祭祀必有田禄之入，方能尽礼。礼有之曰：「诸侯亲耕耤田，庶人助之终畆，以奉其黍稷粢盛；诸侯之夫人亲蚕，受茧缫丝，使世妇为黼黻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礼言如此。假使诸侯而失国家，则不得行耕助亲蚕之礼，而牺牲不成肥腯，粢盛无以致洁，衣服又无以致备，则不敢以祭矣。礼又曰：「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盖士既失位，则无祭田，无田则牲不能特杀，与夫器皿之用、祭祀之服皆不能全备，则亦不敢以祭。夫不敢以祭，则无以遂其孝亲之心，为人子者必不能一息自安。故三月无君，一年四时之飨已废其一，于奉先之孝大有亏矣。失位可无吊，失祭亦可无吊乎？由孟子此言观之，可见得君行道，固士君子素志；而孟子之不见诸侯，盖有甚不得已者矣。
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徃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此三节书，见君子之急仕与难仕，各有道也。周霄又问曰：“三月无君，是诚可吊矣。若出疆必载质，则又何也？”孟子曰：“仕以行道，犹夫耕以谋食。农夫虽离
译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阔的道路——义上。得志时，便与百姓一同遵循正道；不得志时，便独自践行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使其心志惑乱，贫贱不能使其节操改变，威武不能使其意志屈服，这才叫做大丈夫。
这一节文字，是为了阐明大丈夫的真实内涵，以开导当时的人。孟子又对景春说：“公孙衍、张仪这些人碌碌无为，不值得称道。那么，所谓的大丈夫，应当是怎样的呢？”仁，是我们本性中原始的善，统摄着仁、义、礼、智四端，是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他们以仁存心，胸怀坦荡公正，没有一丝一毫的狭隘，这就是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里了。礼，是我们本性的规范与修饰，无论小事大事都必须遵循，是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他们以礼约束自身，坚守正道不偏斜，没有一丝一毫的偏私，这就是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了。义，是我们本性的裁断与节制，懂得适宜与权变，是天下最宽阔的道路。他们以义来处理事务，端正道义，阐明大道，没有一丝一毫的邪曲，这就是行走在天下最宽阔的道路上了。因此，得志而被任用治理天下时，就出来将这种仁、礼、义推行于百姓，并与他们共同遵循；不得志而隐居时，就在自身坚守这种仁、礼、义，独自践行自己的原则。身处富贵之时，虽然地位崇高、饮食丰厚，也不因繁华靡丽而淫荡其心；身处贫贱之时，虽然只有粗茶淡饭，也不因处境困窘、安守简约而改变其节操；遭遇威武之时，虽然面临刀锯鼎镬的酷刑，也不因生死存亡而挫屈其志向。这样的人，学问道德正大光明，不屑于一切权谋功利，行为光明磊落。与那些俯身驾车、拖着长衣去市井中邀宠的人相比，相差几乎无法用数字来计算。所谓的大丈夫，就是这样的。公孙衍、张仪是什么人，竟然把“大丈夫”这个名号归给他们呢？大概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在于道德修养反求诸己，自有余裕；景春所说的大丈夫，在于凭借权力从他人那里获取，却不可依赖。这是义与利的区别，也是君子与小人的辨别。
周霄问道：“古代的君子做官吗？”孟子说：“做官。”《传》中说：“孔子如果三个月没有君主，就会焦急不安；离开本国到别的国家，必定携带拜见君主的礼物。”公明仪说：“古人如果三个月没有君主，别人就会去慰问他。”三个月没有君主就去慰问，这不是太急切了吗？孟子说：“士人失去职位，就像诸侯失去国家一样。”《礼》说：“诸侯亲自耕种藉田，以供祭祀用的谷物；夫人亲自养蚕缫丝，来做祭祀用的衣服。牺牲不肥壮，谷物不洁净，衣服不齐全，就不敢用来祭祀。只有士人没有田地，也就不祭祀。牺牲、器皿、衣服不齐全，不敢用来祭祀，也就不敢用来宴饮，这难道不值得慰问吗？”
这一章文字，表明君子做官是为了推行大道，而不能歪曲大道去谋求官职。从前孟子怀抱大道而自重，不肯去见诸侯。魏国人周霄想要委婉地劝他出仕，于是设问说：“古代的君子做官吗？”孟子说：“君子志在推行大道，难道不想得到君主的赏识而做官吗？《传》中有话说：孔子当时如果三个月失去职位、没有君主，就会焦急不安，好像有所求而不得；等到离开本国到别的国家，必定携带拜见君主的礼物，作为见君的礼节。”又鲁国的贤人公明仪有话说：“古人只要三个月没有君主，人们就会来慰问安抚他。”由此看来，君子做官的意愿就可以知道了。周霄又问：“三个月没有君主，时间并不长，就达到互相慰问的地步，这不是太急切了吗？”孟子说：“士人有职位，就像诸侯有国家；士人有职位而失去职位，就像诸侯有国家而失去国家。其所关系的重要性，岂仅仅是急于功名呢？”大概古人最重视祭祀，而祭祀必须有田禄的收入，才能尽到礼节。《礼》中有话说：“诸侯亲自耕种藉田，平民协助耕完一亩，以供奉黍稷等祭祀谷物；诸侯的夫人亲自养蚕，接收茧子缫丝，让世妇制作绣有花纹的衣服，以供祭祀之用。”《礼》是这样说的。假如诸侯失去了国家，就不能实行耕种藉田、亲自养蚕的礼节，那么牺牲不能肥壮，谷物无法洁净，衣服也无法齐全，就不敢用来祭祀了。《礼》又说：“只有士人没有田地，也就不祭祀。”大概士人一旦失去职位，就没有祭祀用的田地，没有田地就不能单独宰杀牺牲，以及祭祀用的器皿、衣服都不能齐全，也就不敢用来祭祀了。不敢用来祭祀，就无法实现孝敬亲人的心意，作为人子必然不能片刻安心。所以三个月没有君主，一年四季的祭祀已经废除了一个，在奉养祖先的孝道上有很大的亏欠。失去职位可以不慰问，失去祭祀也可以不慰问吗？从孟子的这些话来看，可见得到君主推行大道，固然是士君子平素的志向；而孟子不去见诸侯，大概是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了。
离开本国到别的国家，必定携带拜见君主的礼物，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士人做官，就像农夫耕种一样。农夫难道会因为离开本国就舍弃他的农具吗？”周霄说：“晋国也是做官的国家，没听说做官像这样急切，做官像这样急切。”君子为什么难以做官呢？孟子说：“男子生下来就希望为他娶妻成家，女子生下来就希望为她嫁人成室。父母的心意，人人都有。如果不等待父母的命令、媒人的介绍，就挖墙洞互相窥视，翻墙墙去追随，那么父母和国人都看不起他们。古人没有不想做官的，但又厌恶不通过正当的途径。不通过正当的途径去做官的，就和挖墙洞窥视、翻墙追随的人同类。”
这三节文字，表明君子急切做官与难以做官，各自都有道理。周霄又问：“三个月没有君主，确实值得慰问了。那么离开本国必定携带拜见君主的礼物，又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做官是为了推行大道，就像耕种是为了谋求食物。农夫虽然离开
本土，亦不能不耕，岂为出疆之故，舍其耒耜哉？士至他国，进退之际，亦必有礼，岂有不载贽以为见君之地者乎？”周霄设辞探问，已得君子欲仕之情，乃隐讽孟子曰：“吾晋国游宦徃来，亦士君子出仕之国也，未尝闻无君则吊，出疆载贽如此之急。仕既如此其急，君子宜易于仕矣，乃又不见诸侯甘心髙蹈，何也？”孟子曰：“君子岂不欲得位而仕？但出处进退不可苟且。即如男女居室，人之大伦。故丈夫生而愿为娶妻，使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择配，使之有家。此是父母之心，人所皆有也。然婚姻之礼，又为最重，必待父母有命，媒妁徃来，六礼既备，而后始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至于钻穴隙以相窥，逾墙垣以相从，寡亷鲜耻，无赖苟合，则内而父母，外而国人，莫不贱而恶之。是以古之人未尝不欲仕，犹之男有室，女有家，固父母之心也。又恶去就无义，进退无礼，而不由其道。彼不由其道而徃者，是与钻穴隙相窥同类也。盖君臣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出处大节，又君子立品邪正所系。苟以致君泽民之心，而蒙钻穴逾墙之诮，君子所不屑，所不忍也。故君子之急仕与君子之难仕，其迹似相悖，要之同归于道而已矣。”孟子以此晓周霄，知懐寳迷邦与枉道求合，皆有所不可也。
译本土，也不能不耕种，难道因为要出国的缘故，就舍弃农具吗？士人到别的国家，进退之间，也必定要有礼节，难道有不携带礼物作为拜见国君凭据的人吗？”周霄设辞探问，已经得知君子想要出仕的心情，于是隐晦地讽刺孟子说：“我们晋国游宦往来，也是士君子出仕的国家，未曾听说没有君主就哀悼，出国携带礼物如此急切。出仕既然如此急切，君子应该容易出仕了，却又不愿拜见诸侯，甘心高蹈隐居，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君子难道不想得到职位而出仕吗？只是出处进退不可苟且。就像男女婚配，是人伦大事。所以男子生下来就希望娶妻，让他有家庭；女子生下来就希望择配，让她有家室。这是父母的心意，人人都有。然而婚姻的礼节，又最为重要，必须等待父母有命令，媒人往来，六礼齐备，然后才开始成家。如果不等待父母的命令，媒人的撮合，以至于钻墙洞互相窥视，翻越墙垣互相追随，缺乏廉耻，无赖苟合，那么对内父母，对外国人，没有不轻视厌恶的。因此古人未曾不想出仕，就像男子有家庭，女子有家室，本是父母的心意。又厌恶去留没有道义，进退没有礼节，而不通过正当途径。那些不通过正当途径去的人，与钻墙洞窥视同类。大概君臣大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而出处大节，又关系到君子立品的邪正。如果怀着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心，却遭受钻墙逾墙的讥讽，是君子所不屑、所不忍的。所以君子急于出仕与君子难以出仕，表面看似相悖，总之都归于道罢了。”孟子以此开导周霄，知道怀才不遇与歪曲正道求合，都是不可取的。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防子以为泰乎？」
此一章书，是言辞受皆凖于道也。孟子在当时歴聘诸邦，车徒甚众，所至之国，廪饩极丰。弟子彭更者，疑其太过，问曰：“今以一介之士，而后车多至数十乘，从者多至数百人，乘传徃来，游食诸侯，岂不过于侈泰乎？”孟子曰：“君子于天下，辞受取予，皆有道焉。如非其道之所当得，则一箪之食，似无关于生平大节。然为物虽至微，而揆之于道，则断然有所不可受者。况舆从襍遝，传食诸侯，而敢以为安乎？如其道之所当得，则虽虞舜以匹夫登庸，受尧之禅，而有天下，当时四岳百揆，九官十二牧，以及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皆帖然从之。舜亦处之若所固有，不以为泰。子岂以舜为泰乎？夫尧舜之禅让，事出非常，与士君子之辞受取与，未可同日而论。然以言乎事之大者，当莫过乎此矣。道之所在，即与之以天下，且不可郤，况传食诸侯，特其小小者乎？故君子亦观乎道之当否而已矣。若其他，固非所计也。”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此四节书，见士有任道之功，非无事而食也。彭更闻孟子之言，因而对曰：「舜代尧之天下，原是天与人归，乃所当受。吾非以舜为泰也，但以一介之士，未仕诸侯，于人之国，一无所事，而晏然食其食，似非道之所宜为不可耳。」孟子晓之曰：「子以士为无功，亦未知士之功为何如耳。试以农工之事观之，如农人种粟，女子织布，各有其事，亦各有其功，不能相兼。使子不有无通融，彼此交易，以有余者补夫不足，则农有余粟而不能有布，女有余布而不能有粟，必皆积于无用矣。子如通之，使不能相兼者皆有以相济，岂但农得衣，女得食哉？凡造室之梓人匠人，造车之轮人舆人，皆得以一艺之能而易食于子。况士之功为何功，而事为何事乎？」今有士人于此，学先王仁义之道，而以孝悌为仁义之实，入则尽孝于亲，出则尽弟于长，遵守先王仁义之道，使邪説不得作，而异端不得乱，以此待后世学者而为所师，其有功于世道人心，诚为不浅，洵非曲艺之可比也。乃反谓无功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之人，而轻为仁为义之士哉？彭更复变其说以应曰：「梓匠轮舆，吾未尝尊仁义之士，亦未敢轻也。但梓匠轮舆之人，不过以技艺求食，其志则然耳。若夫君子而为道自重，则居仁由义，自负不轻，而自命亦不苟，岂其志亦将以求食于人哉？」孟子于是折之曰：「君子之志，固不同于凡流，然以食与人，又何必以志为言哉？但当计其功之多寡，理所当食则食之而已。且子平日之食人也，果因人之志而食之乎？抑因人之功而食之乎？」彭更又强为之言曰：「食志，而功非所论也。」孟子复诘之曰：「子固食志，非食功矣。设使有人于此，覆屋之瓦，彼则毁而败之；饰壁之墁，彼又画而壊之，是无功而且有害也。然其志亦将以此求食，则子亦因其志而食之乎？」曰：「否，无。」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之曰：「子既食志，又不食无功之志，然则子所云食志，非食志也，食功也。既为食功，则有功于世道人心者，正所当食，乃反以为无事而食，子非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乎？」盖孟子抱道自处，懐致君泽民之志，有继徃开来之功，宜当时之君尊礼而任用之矣。乃道终不行
译彭更问道：“后面跟着几十辆车，随从有几百人，辗转在各国间接受供养，不也太过分了吗？”孟子说：“如果不合乎道义，那么一筐饭也不可以接受；如果合乎道义，那么舜接受尧的天下，难道会认为过分吗？”
这一章书，是说辞让和接受都应以道义为标准。孟子在当时多次出访各国，车马随从很多，所到的国家，供给的粮食极为丰厚。弟子彭更怀疑这太过分了，问道：“现在以一个普通士人的身份，后面的车多达几十辆，随从多达几百人，乘着驿车往来，在诸侯间游食，难道不是过于奢侈过分了吗？”孟子说：“君子对于天下，辞让和接受、索取和给予，都有道义准则。如果不是道义所应当得到的，那么一筐饭，似乎与生平的大节无关。然而物品虽然微小，但用道义来衡量，就坚决不可以接受。何况车马随从杂乱众多，在诸侯间辗转接受供养，怎敢心安理得呢？如果是道义所应当得到的，那么即使虞舜以平民身份被任用，接受尧的禅让而拥有天下，当时四岳、百官，以及九官、十二州的长官，乃至天下百姓，都顺从地跟随他。舜也处之泰然，不认为过分。您难道认为舜过分吗？尧舜的禅让，事情非常特殊，与士君子的辞让接受，不能同日而语。但就事情的重大而言，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道义所在，即使给予天下，也不可以推辞，何况在诸侯间辗转接受供养，只是小事呢？所以君子只看道义是否应当罢了。至于其他，本来就不去计较。”
彭更说：“不对！士人无所事事却吃饭，是不可以的。”孟子说：“你不互通功劳、交换事务，用多余的弥补不足的，那么农民有多余的粮食，妇女有多余的布匹。你如果互通有无，那么木匠、车工都能从你这里得到食物。这里有人，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尊敬兄长，坚守先王的道义，以等待后来的学者，却从你这里得不到食物，你为什么尊重木匠车工而轻视实行仁义的人呢？”彭更说：“木匠车工，他们的志向是为了求得食物。君子实行道义，他们的志向也是为了求得食物吗？”孟子说：“你为什么要看他们的志向呢？他们对您有功劳，可以供养就供养他们罢了。况且您是供养人的志向，还是供养人的功劳呢？”彭更说：“供养志向。”孟子说：“如果有人在这里，毁坏屋瓦，粉刷墙壁时故意画乱，他的志向是为了求得食物，那么您供养他吗？”彭更说：“不。”孟子说：“那么您不是供养志向，而是供养功劳了。”
这四节书，表明士人有承担道义的功劳，并非无所事事而吃饭。彭更听了孟子的话，于是回答说：“舜继承尧的天下，原本是天意和人心所归，是应当接受的。我不是认为舜过分，只是以一个普通士人的身份，未在诸侯那里做官，在别人的国家，一无所事，却安然享受那里的食物，似乎不是道义所应当做的，不可以罢了。”孟子开导他说：“你认为士人没有功劳，也是不知道士人的功劳是怎样的。试着用农民工匠的事情来观察，如农民种粮食，妇女织布，各有其事，也各有其功，不能互相兼任。假如你没有互通有无，彼此交易，用有余的弥补不足的，那么农民有多余的粮食而不能有布，妇女有多余的布而不能有粮食，必然都堆积而无用了。你如果互通有无，使不能互相兼任的都能互相补救，难道只是农民得到衣服，妇女得到食物吗？凡是造房子的木匠，造车的轮工、舆工，都能凭一技之长从你这里交换食物。何况士人的功劳是什么功劳，事情是什么事情呢？”现在这里有士人，学习先王仁义之道，并以孝悌作为仁义的实际，在家对父母尽孝，出外对兄长尽悌，遵守先王仁义之道，使邪说不能兴起，异端不能扰乱，以此等待后世学者并作为他们的老师，他对世道人心的功劳，确实不浅，确实不是小技艺可以比拟的。反而说他没有功劳而不能从你这里得到食物，你为什么尊重木匠车工，而轻视实行仁义的人呢？”彭更又改变说法来回答：“木匠车工，我未曾尊重仁义之士，也不敢轻视。只是木匠车工这些人，不过凭技艺求食，他们的志向就是这样。至于君子为了道义而自重，那么居仁由义，自负不轻，自命也不苟且，难道他们的志向也是为了向人求食吗？”孟子于是驳斥他说：“君子的志向，固然不同于常人，但给人食物，又何必谈志向呢？只应当计算功劳的多少，理当供养就供养罢了。况且您平时供养人，果然是因为人的志向而供养他呢？还是因为人的功劳而供养他呢？”彭更又强词夺理地说：“供养志向，而功劳不在讨论之列。”孟子又追问说：“您固然供养志向，不供养功劳了。假设有个人在这里，屋顶的瓦，他毁坏它；墙壁的粉刷，他画乱它，这是没有功劳而且有害的。然而他的志向也是为了以此求食，那么您也因为他的志向而供养他吗？”彭更说：“不。”孟子说：“没有功劳且有害，不可以供养。孟子于是驳斥他说：“您既然供养志向，又不供养没有功劳的志向，那么您所说的供养志向，不是供养志向，而是供养功劳。既然是供养功劳，那么对世道人心有功劳的人，正是应当供养的，反而认为他是无所事事而吃饭，您不是尊重木匠车工而轻视实行仁义的人吗？”大概孟子怀抱道义自处，怀着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志向，有继往开来的功劳，应当当时君主尊崇礼遇并任用他。然而道义终究没有实行。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隣。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徃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稲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讐也。』」
此三节书，见王政本于实心也。昔宋王偃有图霸之志，尝防滕伐薛，败齐、楚、魏之兵，是以诸侯恶而欲伐之。万章因问于孟子曰：「宋，小国也。今将兴师问罪，伐暴安民，欲行王政于天下，此其志诚善矣。奈齐、楚之君恶其行王政，不利于己，而欲伐之，是以王政致伐也。但众寡强弱之间，实不得不为宋虑，必如之何而后可以免人之伐乎？」孟子曰：「子以宋为小国而王政难行，不知行王政不在国之大小也。试以成汤之事观之。昔汤居于亳邑，地仅七十里，可谓小矣。与葛国为隣葛伯放纵无道，不祀先祖。汤使人问之曰：『国之大事，惟祀尔，何为而不祀也？』彼乃托辞以对曰：『祭必外备其物，所以不祀者，无以供牺牲也。』汤因使人遗之牛羊，乃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牺牲既备，何为不祀？』又托辞以对曰：『祭以黍稷为馨，所以不祀者，为无以供粢盛也。』汤又使亳邑之众徃为之耕，以备粢盛，又使其老弱者徃为耕者馈食，可谓存心仁而交隣厚矣。乃葛伯复率其民要于道路，有馈酒食黍稲者，则攘而夺之，不与者则从而杀之。惟时亳众有一童子以黍肉馈饷耕者，葛伯杀而夺之，此不仁甚矣。故《商书·仲虺之诰》曰：「葛伯仇饷」，即此杀是童子之谓也。夫汤待葛伯如此其厚，乃反杀其童子，则暴虐已极，此吊伐之师所不能已。于是为此举兵而征之。时四海之内皆谅汤之心曰：「汤之举兵，非以天下为利而欲富也，惟因童子无辜见杀，父母含寃莫伸，其徃征也，乃为匹夫匹妇复仇耳。」夫汤以不忍之心而行吊伐之举，非得已也，故天下信之有如此。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掦，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此四节书言行王政则无敌于天下也。孟子曰：「汤惟非富天下，故初征无道，则自葛伯始，从此伐暴救民，凡十一征，而皆无敌于天下。但见东面而征，则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则北狄怨之。皆曰：『我与彼同苦虐政，奚独以我为后乎？』盖民之望汤，如大旱望雨，惟恐其不即至也。及其既至，则商安于市而归市者不止，农安于野而芸者不变。民之所以庆幸其来而相安于无事者，盖由汤止诛其有罪之君，而于无辜之民则吊之，如时雨降于大旱之后，皆乐其复苏而大悦也。」故《商书·仲虺之诰》有曰：「吾侪小人徯待我之君后久矣，我后既来，其庶无虐政之罚乎？」是汤之行王政而民心悦之如此。再以武王之事观之，武王当纣残暴之后，三分有二，八百来归，王业盛矣。然其中犹有助纣为恶而不为周臣者，武王因其害及士女，于是东征以绥安之。但见士女皆以筐篚盛▯黄之币，以迎武王之师，曰：「吾等向事纣王，苦其虐政久矣，今得继事我周王，庶蒙恩泽而见休乎！」遂皆心悦诚服而尽归附于大邑周焉。于是有
译万章问道：“宋国是个小国。现在打算施行王道政治，齐国和楚国憎恶它而讨伐它，那该怎么办呢？”孟子说：“商汤居住在亳地，与葛国相邻。葛伯放纵无道，不祭祀祖先，商汤派人去问他：‘为什么不祭祀？’葛伯回答说：‘没有用来祭祀的牲畜。’商汤派人送给他牛羊，葛伯吃了它们，又不拿来祭祀。商汤又派人去问他：‘为什么不祭祀？’葛伯回答说：‘没有用来祭祀的谷物。’商汤派亳地的百姓去替他们耕种，老人和小孩送去饭食。葛伯率领他的百姓在半路拦截那些带着酒食和黍稻的人，抢夺他们的食物，不给的就杀掉。有个小孩带着黍饭和肉去送饭，葛伯杀了他并抢走了食物。《尚书》说：‘葛伯仇视送饭的人’，说的就是这件事。因为葛伯杀了这个小孩，商汤就去征讨他，四海之内的人都认为：‘商汤并不是为了贪图天下的财富，而是为平民百姓报仇。’”
这三段文字，表明王道政治的根本在于真诚的心意。从前宋王偃有图谋霸业的志向，曾经防备滕国、讨伐薛国，打败了齐、楚、魏的军队，因此诸侯憎恶他而想要讨伐他。万章因此向孟子问道：“宋国是个小国。现在打算兴师问罪，讨伐暴君、安抚百姓，想在天下施行王道政治，这志向确实是善良的。无奈齐、楚的君主憎恶他施行王道政治，因为这不利于他们自己，所以想要讨伐他，因此王道政治招来了讨伐。但在众寡强弱之间，实在不得不为宋国担忧，究竟怎么做才能免除别人的讨伐呢？”孟子说：“你认为宋国是小国所以王道政治难以施行，不知道施行王道政治不在于国家的大小。试着从商汤的事情来看。从前商汤居住在亳邑，土地只有七十里，可以说是很小了。与葛国相邻，葛伯放纵无道，不祭祀祖先。商汤派人去问他：‘国家的大事，只有祭祀，为什么却不祭祀呢？’葛伯找借口回答说：‘祭祀必须在外准备物品，所以不祭祀，是因为没有用来祭祀的牲畜。’商汤于是派人送给他牛羊，葛伯吃了它们，又不拿来祭祀。商汤又派人去问他：‘牲畜已经具备了，为什么不祭祀？’又找借口回答说：‘祭祀以黍稷为芳香，所以不祭祀，是因为没有用来祭祀的谷物。’商汤又派亳邑的百姓去替他们耕种，以准备谷物，又派老人和小孩去给耕种的人送饭，可以说存心仁爱而对待邻国厚道了。然而葛伯又率领他的百姓在半路拦截，有带着酒食和黍稻的人，就抢夺他们，不给的接着就杀掉他们。当时亳地的百姓中有一个小孩带着黍饭和肉去给耕种的人送饭，葛伯杀了他并抢走了食物，这太不仁义了。所以《商书·仲虺之诰》说：‘葛伯仇视送饭的人’，就是指杀这个小孩这件事。商汤对待葛伯如此厚道，他却反而杀了小孩，那么暴虐已经到了极点，这种吊民伐罪的军队是不能停止的。于是为此举兵征讨他。当时四海之内的人都体谅商汤的心意说：‘商汤举兵，不是把天下当作利益而想要富有，只是因为小孩无辜被杀，父母含冤无处伸张，他去征讨，是为平民百姓报仇罢了。’商汤怀着不忍之心而进行吊民伐罪的举动，是不得已的，所以天下人相信他到了这种程度。”
商汤开始征讨从葛国开始，总共征讨了十一次而没有敌手。向东征讨，西边的夷人抱怨；向南征讨，北边的狄人抱怨。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百姓盼望他，就像大旱之望雨一样。赶集的人不停止，耕田的人不改变。诛杀他们的君主，安抚他们的百姓，就像及时雨降临，百姓非常高兴。《尚书》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就没有惩罚了。”有不顺从的，向东征讨安抚那里的士女，他们带着财物，继承我们周王的恩泽而见到美好。只有臣属依附于大邑周，那里的君子确实带着财物在匪地，以迎接他们的君子；那里的百姓用箪盛饭、用壶盛浆，以迎接他们的百姓。把百姓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只是取走残暴的君主罢了。《太誓》说：“我的武功发扬光大，侵入他们的疆界，就取走残暴的君主。”杀伐张扬，比商汤更有光彩，只是不施行王道政治罢了。如果施行王道政治，四海之内都抬头盼望他，想要拥戴他为君主。齐、楚虽然强大，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这四段文字表明施行王道政治就在天下无敌。孟子说：“商汤因为不是为了贪图天下，所以最初征讨无道，就从葛伯开始，从此伐暴救民，总共征讨了十一次，而没有敌手。只见向东征讨，西边的夷人抱怨他；向南征讨，北边的狄人抱怨他。都说：‘我和他们同样苦于暴政，为什么偏偏把我们放在后面呢？’大概百姓盼望商汤，就像大旱盼望雨水，只怕他不马上到来。等到他到了，商人安心于市场而赶集的人不停止，农民安心于田野而耕田的人不改变。百姓之所以庆幸他的到来而相安无事，是因为商汤只诛杀有罪的君主，而对无辜的百姓则安抚他们，就像及时雨降在大旱之后，都乐于复苏而非常高兴。”所以《商书·仲虺之诰》有说：“我们小民等待我们的君主很久了，我们的君主既然来了，大概就没有暴政的惩罚了吧？”这是商汤施行王道政治而百姓心悦诚服的样子。再用武王的事情来看，武王在纣王残暴之后，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八百诸侯来归附，王业兴盛了。然而其中还有帮助纣王作恶而不做周臣的人，武王因为他们的祸害波及士女，于是向东征讨以安抚他们。只见士女都用筐篚盛着财物，以迎接武王的军队，说：‘我们向来侍奉纣王，苦于他的暴政很久了，现在得以继续侍奉我们周王，大概会蒙受恩泽而见到美好吧！’于是都心悦诚服而全部归附于大邑周。于是有
位之君子，实▯黄于篚以迎王师之君子；无位之小人，则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小人。从来军旅所至，未有不避而逺之者，今商之臣庶皆以类相迎，盖因武王惟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民者以诛之而已。于除残之外，一无所利，故民之感恩懐徳，一如汤耳。所以《周书·太誓》之词曰：「我之威武奋扬，侵于暴纣之疆，则取于残民者而诛之。虽罪止一人，而威加四海，杀伐之功因以张大。比于汤之伐桀救民，其心同，其事一也。岂不于汤有光乎？」此武王以不忍之心而行吊伐之举，人心悦之又如此。夫汤武之君，皆行王政，遂皆天下无敌，未闻当时有恶而伐之者。今宋惟不行王政，欲以霸术欺人，故见忌于大国云尔。苟能诚心为民以行王政，是即成汤吊民于大旱之后，武王救民于水火之中也。将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愿奉为君。彼齐楚虽大，何足畏乎？则宋之致伐，不可归咎于王政也，明矣。总之，王政贵于力行，不在国之大小。苟以除残去暴之心为应天顺人之举，自然徯后迎师，而无敌于天下，何至有受制于人之事乎？故曰：王道以得民心为本。
译有地位的君子，用黄帛装在竹筐里来迎接王师的君子；没有地位的小人，用竹篮盛饭、用壶装浆来迎接王师的小人。自古以来，军队所到之处，没有不躲避而远离的，如今商朝的臣民都按类别来迎接，大概是因为武王只是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诛杀那些残害百姓的人罢了。除了铲除残暴之外，没有任何私利，所以百姓感恩怀德，就像对待成汤一样。因此《周书·太誓》中说：“我的威武奋扬，侵入暴君纣王的疆土，就诛杀那些残害百姓的人。虽然罪行只止于一人，但威势加于四海，杀伐的功业因此显赫光大。与成汤讨伐夏桀拯救百姓相比，心意相同，事情一致。难道不比成汤更有光彩吗？”这就是武王怀着不忍之心进行吊民伐罪的举动，人心喜悦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成汤和武王这样的君主，都施行王政，于是都天下无敌，没听说当时有人厌恶他们而讨伐他们。如今宋国只不施行王政，想用霸术欺骗别人，所以被大国所忌惮罢了。如果能诚心为民施行王政，这就是成汤在大旱之后安抚百姓，武王在水深火热中拯救百姓。那么四海之内都会抬头仰望他，愿意拥戴他为君主。那齐国、楚国虽然强大，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那么宋国招致讨伐，不能归咎于王政，这是很明显的。总之，王政贵在努力实行，不在于国家的大小。如果怀着铲除残暴的心意来顺应天意人心，自然会有人等待后王、迎接军队，从而天下无敌，怎么会落到受制于人的地步呢？所以说：王道以得到民心为根本。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防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防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此一章书，见为人臣者，当广进善类，以成正君之功也。昔宋臣有戴不胜者，有志正君，而不能广进善类，故孟子谓之曰：「人臣引君当道，乃分所宜。」然然为之，非旦夕之功，而辅之，亦非一人之力也。今子之心，亦欲子之王之进于善与？我明告子以致君之道，有可罕譬而喻焉。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变楚之方言，而学齐国之正音，则使齐人傅之乎？使楚人傅之乎？不胜对曰：「齐人乃能齐语，必使齐人傅之。」孟子曰：「欲学齐语，使齐人傅之，诚是矣。」设使一齐人傅之，而众楚人于旁咻之，则聼闻不耑，积习难变，虽日鞭挞，求其子为齐语也，不可得矣。若引其子置于齐地庄岳之间，其地既耑，且加以数年之久，所见所闻，莫非齐人齐语，则熏陶渐染，久而自化，虽日加鞭挞，求其子为楚语也，亦不可得矣。夫学为言语，尚在精耑，况正君之功，岂不在于多助乎？今子谓薛居州，宋之善士也，荐举于王，使之居于左右，可谓心乎爱君，而得事君之谊矣。然使在王所者，长而老成，幼而后进，卑而执事，尊而秉钧者，皆如居州之贤，则善言善行，日接于前，王虽欲为不善，谁其与之乎？若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不能如居州之贤，则耳无善言可聼，目无善行可覩，王虽欲为善，又谁其与之乎？今子所举者，止一薛居州耳，其余左右之人，皆非居州之匹俦也。一君子终不胜众小人，将见羣邪害正，孤忠无与，虽欲进君于善，其如宋王何哉？是以古大臣之欲正其君者，集思广益，使端人正士，布在班聨，然后忠佞不致同朝，贤奸不得共柄，而君徳乃日进于髙明，此以人事君，人臣第一义也。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叚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栁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廹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徃拜其门。阳货矙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徃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曽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此一章书，是明不见之义，以见君子之所养也。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肯徃见诸侯，故公孙丑问曰：「君子一身出处，必凖乎义。然有抱济世安民之畧，而不先徃见诸侯者，敢问果何义乎？」孟子曰：「古者君子处世，已仕则以尽职为恭，未仕则以守身为正。若未委贽为臣，则君臣之分未定，无先徃见之礼，故自重其身而不轻见也。」然所谓不见者，非过于矫激而终不见也。如昔魏文侯之徃见叚干木也，彼以未尝为臣，遂逾墙而避，不与之见；鲁缪公之徃见泄栁也，亦以未尝为臣，遂闭门而不纳，不与之见。此二子者，虽守不见之节，然皆立已太峻而絶人过严，未免已甚。如君既有下贤之心，诚意迫切，斯可出而见之，不为枉道，何必逾垣闭门为哉？出处去就，合乎义礼之中者，必推孔子。昔孔子道髙徳备，阳货亦尝闻之，然不肯折节下贤而欲召孔子来见，又恐无下贤之礼，恶人议已，于是用术以致之。礼，大夫有赐于士，士苟不得拜受于家，则必徃拜谢于大夫之门。其时阳货方以大夫自僣，而孔子为士，因令人窥孔子之出于外也，而馈以蒸豚，其意欲使孔子徃拜其门，可借此以相见也。然孔子因物付物，自不堕其术中，遂亦窥阳货之出于外也，而徃拜以谢之。既已答人之礼，而又不屈己之节，可谓
译孟子对戴不胜说：“您希望您的君王向善吗？我明确地告诉您：假如有一个楚国的大夫，希望他的儿子学会齐国的语言，那么是请齐国人来教他呢？还是请楚国人来教他呢？”戴不胜说：“请齐国人来教他。”孟子说：“如果一个齐国人教他，而许多楚国人在旁边干扰他，即使每天鞭打他要求他说齐语，也是做不到的。如果带他到齐国的庄、岳街巷居住几年，即使每天鞭打他要求他说楚语，也是做不到的。”您认为薛居州是个好人，让他居住在君王身边。如果在君王身边的人，无论是年长还是年幼，地位低微还是尊贵，都是像薛居州那样的人，君王能和谁一起做坏事呢？如果在君王身边的人，无论是年长还是年幼，地位低微还是尊贵，都不是像薛居州那样的人，君王能和谁一起做善事呢？仅凭一个薛居州，怎么能对宋王有什么作为呢？
这一章书，表明作为臣子，应当广泛引进善良正直的人，以成就纠正君王的功业。从前宋国有个臣子叫戴不胜，有志于匡正君王，却不能广泛引进善良正直的人，所以孟子对他说：“臣子引导君王走上正道，是本分内的事。”然而这样做，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且辅佐君王，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现在您的心意，也是希望您的君王向善吗？我明确地告诉您引导君王的道理，有个很浅显的比喻可以说明。假如有一个楚国的大夫，希望他的儿子改变楚国的方言，学习齐国的正音，那么是请齐国人来教他呢？还是请楚国人来教他呢？”戴不胜回答说：“齐国人才能说齐语，一定要请齐国人来教他。”孟子说：“想学齐语，请齐国人来教他，这确实是对的。”假如让一个齐国人教他，而许多楚国人在旁边干扰他，那么听闻不专一，积习难改，即使每天鞭打他，要求他说齐语，也是做不到的。如果带他的儿子到齐国的庄、岳街巷居住，那里环境专一，再加上几年的工夫，所见所闻，没有不是齐人和齐语的，那么经过熏陶感染，久而久之自然就会同化，即使每天鞭打他，要求他说楚语，也是做不到的。学习语言，尚且需要专心专一，何况匡正君王的功业，难道不在于多有助力吗？现在您认为薛居州是宋国的好人，向君王推荐他，让他居住在君王身边，可以说是出于爱戴君王之心，而符合侍奉君王的道义了。然而如果在君王身边的人，年长而老成，年幼而后进，地位低微而执事，地位尊贵而掌权者，都像薛居州那样贤良，那么善言善行，天天呈现在君王面前，君王即使想做坏事，谁会同他一起做呢？如果在君王身边的人，无论年长年幼，地位低微尊贵，都不能像薛居州那样贤良，那么耳中听不到善言，眼中看不到善行，君王即使想做善事，又谁会同他一起做呢？现在您所推荐的，只有一个薛居州罢了，其余在君王身边的人，都不是薛居州的同类。一个君子终究敌不过众多小人，将会看到群邪害正，孤忠无助，即使想使君王向善，又能把宋王怎么样呢？因此古代大臣想要匡正君王的，要集思广益，使正直的人遍布朝班，然后忠臣与奸佞不至于同朝，贤臣与奸臣不能共同掌权，君王的德行才能日渐高明，这是以人事奉君王，作为臣子的第一要义。
公孙丑问道：“不去拜见诸侯，这是什么道义？”孟子说：“古时候，不是臣子就不去拜见。段干木翻墙躲避魏文侯，泄柳关门不让鲁缪公进来，这都是太过分了。如果君王来逼迫，那就可以去拜见了。”阳货想见孔子，又厌恶无礼。大夫有赏赐给士人，士人如果不能在家接受，就要去大夫门前拜谢。阳货窥探到孔子不在家，就送给孔子蒸熟的猪肉。孔子也窥探到阳货不在家，就去拜谢他。在这个时候，阳货先送了礼，孔子怎么能不去拜见呢？曾子说：“耸着肩膀，装出谄媚的笑容，比夏天在田里劳作还要痛苦。”子路说：“没有共同的话题却去交谈，看他的脸色，羞愧的样子，这不是我子路所知道的。”由此看来，君子所涵养的品德就可以知道了。
这一章书，是阐明不去拜见的道义，以显示君子所涵养的品德。从前孟子怀抱道义自重，不肯去拜见诸侯，所以公孙丑问道：“君子一生的出处进退，必定符合道义。然而有怀抱济世安民的谋略，却不先去拜见诸侯的，请问这究竟是什么道义呢？”孟子说：“古时候君子处世，已经做官就以尽职为恭敬，没有做官就以守身为正。如果没有献礼物确立臣属关系，那么君臣的名分没有确定，没有先去拜见的礼节，所以自重其身而不轻易拜见。”然而所谓不去拜见，并不是过于矫激而始终不见。比如从前魏文侯去拜见段干木，段干木因为未曾做臣子，就翻墙躲避，不与他相见；鲁缪公去拜见泄柳，也因为未曾做臣子，就关门不让他进来，不与他相见。这两个人，虽然坚守不见的节操，但都立身太严峻而拒绝人太严厉，未免太过分了。如果君王有下交贤士的心意，诚意迫切，那就可以出来相见，不算是违背正道，何必翻墙关门呢？出处去就，合乎义礼中道的，一定要推举孔子。从前孔子道高德备，阳货也曾听说过，但不肯降低身份礼贤下士而想召孔子来见，又恐怕没有下交贤士的礼节，厌恶别人议论自己，于是用计谋来招致孔子。按照礼节，大夫有赏赐给士人，士人如果不能在家拜受，就必须去大夫门前拜谢。那时阳货正以大夫自居，而孔子是士人，于是派人窥探孔子外出时，送给他蒸熟的猪肉，他的意思是想让孔子去拜谢他的门，可以借此相见。然而孔子因物付物，自然不落入他的圈套，于是也窥探到阳货外出时，去拜谢他。既然已经报答了别人的礼节，而又没有委屈自己的节操，可以说……
情理两全矣。当是时也，使阳货不用术以致孔子之见，而以礼先之，则货虽非可见之人，而亦有愿见之意，孔子于此，岂得如干木、泄栁之已甚而终于不见耶？盖孔子之合乎中道如此，而得孔子之家法者，莫如曽子。子路、曽子尝曰：「每见有求媚乎人者，耸胁其肩，而强为欢笑，其劳苦不可胜言，比于夏月治畦之人为更甚也。」子路亦尝曰：「未与人合而强与之言，其心惭面赤赧赧然，若无所容。」如此人品，非由之所知也。由二子之言观之，凡如是之人，乃其所深鄙而痛恶也，则其平日之所养者，必光明正大，不激不随，而不枉道以求合也，可知已矣。所谓不为臣、不见者，岂非守身之正乎？要之，儒者以行道为心，而必以枉道为耻。絶人太甚，固不可也；强顔求合，尤不可也。权衡义礼之中，亦惟以孔子为法而已矣。
译情理两方面都周全了。在那个时候，假如阳货不使用权术来招致孔子的接见，而是先用礼数对待他，那么阳货虽然并非值得孔子接见的人，但孔子也会有愿意接见他的意思，孔子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会像干木、泄柳那样做得过分而最终不见他吗？大概孔子合乎中道就是这样，而得到孔子家法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曾子。子路、曾子曾经说：“每次见到那些向人献媚的人，耸着肩膀，勉强装出欢笑的样子，他们的劳苦不可胜言，比起夏天在田畦里劳作的人还要厉害。”子路也曾说：“没有与人相合却勉强与他交谈，内心惭愧，脸红羞愧的样子，好像无处容身。”像这样人品的人，不是子路所了解的。从这两人的话来看，凡是像这样的人，正是他们所深深鄙视和痛恨的，那么他们平日所修养的，必定是光明正大，不偏激也不随波逐流，不歪曲正道来求得迎合，这是可以知道的。所谓不做臣子、不见君主，难道不是坚守自身正道的表现吗？总之，儒者以推行道义为心，而必定以歪曲正道为耻。对人绝情太过，固然不可以；强颜欢笑以求迎合，尤其不可以。权衡义与礼的适中，也只有以孔子为准则罢了。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此一章书，见革弊之贵断也。昔宋大夫戴盈之，目撃时弊，而慨然复古，然有其意而不能决，乃问于孟子曰：「什一而赋，关市不征，古先王之仁政也。今则不然，赋则厚敛，使农困于野；关市则并征其货，使商困于途。先王之良法美意不存，而斯民之困苦日甚。今欲复什一之制，去关市之征，使农有余粟而商有余财，岂非吾之至愿？但相沿已久，而更张不可不渐，请先去其重且甚者而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尽革其弊而复古之制。夫子以为何如？」孟子设喻以告之曰：「为政之道，成于断而败于需。有意去弊，亦在乎勇以决之而已。试为罕譬而喻：今有人于此，日攘其邻家之鸡，或告之曰：「攘鸡之事，非君子之道。」其意欲其立止也。乃攘鸡者不能即改，但曰：「请减损其日攘者而月攘之，以待来年，然后已而不攘。」以视子之革弊而欲待来年者，何以异乎？攘鸡与攘民，小大不同，同归不义。若未曽知之，犹可恕也；既已知之，不可缓也。子今既知弊政当除，即当瞬息难安，刻不容缓，斯速已之，即民蚤蒙休养之福可耳。何必又为来年之待哉？要之，兴利除弊，乃为政之要务。若明知其弊，而犹苟且因循，日复一日，防之弊终不能除，而害愈甚，岂善治之道耶？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谅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子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逺，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壊宫室以为汚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説暴行又作，园囿汚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亷于海隅而戮之，防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逺之，天下大恱。《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此一章书，见圣贤维世之心，皆出于不得已也。昔战国之时，邪説横行，异端蠭起，孟子为世道人心虑，恒以言辟之，而人皆不知其故，遂有疑其好辩者。故公都子问曰：「辞以逹意，原非多言，但今在外之人，皆称夫子好为辩论以取胜于人，敢问何也？」孟子曰：「处世之道，岂可以言论胜人？但有关于世道人心者，故不能嘿嘿而已。今外人谓我为辩，亦不能辞。但居今之世，度予之心，岂好为辩论以取胜哉？盖有所不得已者耳。而所为不得已者，非自予始也。自上古以至今日，天下之有生民业已久矣。其间气化固有盛衰，人事不无得失，一治一乱，相为循环。故有治而不能无乱者，其势然也。吾人生当其时，欲拨乱反正，安可缄嘿而已乎？」从来治乱不一，试以其大者言之。当尧之时，洪荒初辟，水无常经，皆倒流逆行，以致汜滥于中国之内，凡平陆之地，皆蛇龙所居，天下之民，俱无定止。于是地之卑下者，则架木为巢，髙上者则掘地为窟，生民之苦至此已极。《虞书》有曰：「洚水警余，言余不徳，故天降灾异以警之。」所云洚水者，即此逆行泛滥之洪水也。是时气化乖沴，生民罹害，非一乱乎？于是尧独忧之，举舜敷治，舜承尧命，遂使禹治之。禹顺水之性，掘地之壅塞者而注之海，泛滥之水有所归矣。驱蛇龙而放于菹泽之地，蛇龙之物有所居矣。因而水循正道，由地中以行，即今之江淮河汉是也。夫水不为灾，则险阻既逺，不特无蛇龙之害，而凡鸟兽之害人者，咸已消除
译戴盈之说：“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免除关卡和市场的税收，今年还做不到，请让我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再完全废除，这样行吗？”孟子说：“现在有个人每天偷邻居的鸡，有人告诉他：‘这不是君子的行为。’他说：‘请让我减少一些，每月偷一只鸡，等到明年再完全停止。’如果知道这样做不合道义，就应当立刻停止，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呢？”
这一章书，表明革除弊端贵在果断。从前宋国的大夫戴盈之，目睹时弊，感慨地想要恢复古制，但有意愿却下不了决心，于是问孟子说：“实行十分之一的赋税，关卡和市场不征税，这是古代先王的仁政。现在却不是这样，赋税沉重，让农民在田野困苦；关卡和市场都征收货物税，让商人在路上困苦。先王的良好制度和美好意图不存在了，百姓的困苦日益严重。现在想要恢复十分之一的制度，免除关卡和市场的税收，让农民有多余的粮食，商人有多余的财物，这难道不是我的最大愿望吗？但沿袭已久，改革不能不逐渐进行，请让我先去除那些重且严重的部分而减轻它们，等到明年，然后完全革除弊端而恢复古制。先生以为如何？”孟子用比喻来告诉他：“为政的道理，成功在于果断，失败在于拖延。有意去除弊端，也在于勇敢地决断罢了。试举一个罕见的比喻来说明：现在有个人在这里，每天偷邻居家的鸡，有人告诉他：‘偷鸡这件事，不是君子的行为。’他的意思是要他立刻停止。但偷鸡的人不能立即改正，只说：‘请让我减少每天偷的数量而每月偷一次，等到明年，然后停止而不偷。’这与你想革除弊端而想要等到明年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偷鸡与剥削百姓，大小不同，但同样是不义的。如果还不知道，还可以原谅；既然已经知道了，就不能拖延。你现在既然知道弊政应当废除，就应当片刻难安，刻不容缓，立刻停止，百姓就能早日得到休养生息的福分。何必又要等到明年呢？总之，兴利除弊，是为政的要务。如果明知有弊端，却还苟且因循，日复一日，弊端终究不能消除，而危害更加严重，这难道是善治的方法吗？俗话说：‘为政不在于多言，而在于努力实行。’确实如此。”
公都子说：“外人都在称赞夫子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天下有生民以来已经很久了，时而治理时而混乱。在尧的时候，水逆行，泛滥在中国，蛇龙居住在那里，百姓没有安定的地方，低处的人筑巢，高处的人挖洞居住。《尚书》说：‘洪水警告我。’洪水就是大水。让禹来治理它，禹挖掘土地将水注入大海，驱赶蛇龙并将它们放到沼泽地。水顺着地面流淌，就是现在的长江、淮河、黄河和汉水。险阻已经远离，鸟兽中害人的种类消失了，然后人们才能在平地上居住。尧舜去世后，圣人的道衰落，暴君相继出现，毁坏宫室作为污池，百姓没有安息的地方；抛弃田地作为园林，让百姓得不到衣食。邪说暴行又兴起，园林、污池、沼泽多了，禽兽也来了。到了纣王的时候，天下又大乱。周公辅佐武王，诛杀纣王，讨伐奄国，三年讨伐其君主，将飞廉驱逐到海边并杀了他，封了五十个国家，驱赶虎豹犀象到远方，天下非常高兴。《尚书》说：‘文王的谋略多么显赫，武王的功业多么伟大，保佑开启我们的后人，都以正道没有缺失。’”
这一章书，表明圣贤维系世道的心，都是出于不得已。从前战国时期，邪说横行，异端蜂起，孟子为世道人心考虑，常常用言语驳斥它们，而人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于是有人怀疑他喜欢辩论。所以公都子问：“言辞用来表达意思，原本不是多言，但现在外面的人，都称赞夫子喜欢辩论以取胜于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处世之道，难道可以用言论取胜于人吗？但有关于世道人心的事情，所以不能沉默不语。现在外面的人说我好辩，我也不能推辞。但生活在当今之世，揣度我的心，难道喜欢辩论以取胜吗？大概有所不得已罢了。而之所以不得已，并不是从我开始的。从上古到现在，天下有生民已经很久了。其间气化本来有盛衰，人事不无得失，时而治理时而混乱，相互循环。所以有治理而不能没有混乱的，这是形势使然。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想要拨乱反正，怎么能沉默不语呢？”从来治乱不一，试以大的方面来说。在尧的时候，洪荒初开，水没有固定的河道，都倒流逆行，以致泛滥在中国境内，凡是平陆的地方，都是蛇龙所居，天下的百姓，都没有定所。于是地势低下的地方，就架木为巢，高处的地方就挖地为窟，生民的痛苦到了极点。《虞书》有说：“洪水警告我，说我不德，所以天降灾异来警告我。”所说的洪水，就是这逆行泛滥的大水。这时气化乖戾，生民遭受祸害，不是一种混乱吗？于是尧独自担忧，举荐舜来治理，舜承尧的命令，就让禹来治理。禹顺应水的本性，挖掘土地的堵塞处将水注入大海，泛滥的水有了归宿。驱赶蛇龙并将它们放到沼泽之地，蛇龙之物有了居所。因而水循正道，从地面中间流淌，就是现在的长江、淮河、黄河和汉水。水不为灾，那么险阻已经远离，不仅没有蛇龙的危害，而且凡是鸟兽中害人的种类，都已经消除。
。然后中国之人，始得平土安居，以遂其乐生之愿焉，岂非天下之一治乎？迨尧舜既没，圣人仁民爱物之道，寖以衰微，歴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继而起，彼皆奢侈无度，不念民生。民有宫室，其所居之处也，乃壊之以为已之池沼，使无所安息焉。民有田地，其养生之资也，乃弃之以为己之园囿。使不得衣食焉，虐政既行，而乘机以为乱者，无所不至于。是邪僻之説，暴慢之行，又因之而作，是人害日深矣。且弃田土以为园囿，弃宫室以为污池，则沛泽愈以多，而禽兽自至，是物害愈甚矣。夫自尧舜以降，虽治乱不常，浸淫而及纣之身，愈为不道，天下又复大乱。若非周公、武王，孰能挽回气运而辑安天下乎？于是武王受命而起，周公辅之，随奉行天讨，以诛独夫之纣。又以奄国为纣之外助，因兴师伐之，至三年之久，始讨其君而诛之焉。其幸臣飞亷，乃纣之内助也，则驱于海隅之地而戮之。其他助纣为虐者五十国，悉皆殄防，而人害以息。又驱虎豹犀象使之逺遁，而物害以消。当时天下之民，被新王之化，而蒙安养之泽，莫不大恱而欢欣鼓舞，以共享太平之福焉。故《周书·君牙》之篇有曰：「丕显哉文王创业之谟，丕承哉武王致治之烈，所以佑助啓廸我后人者，无一事不光明正大羙善兼尽而无缺。」盖以周公为相，能制礼作乐，以光文武之道也。此又非世之一治乎？
译此后，中原地区的人们，才开始能够平整土地、安居乐业，从而实现他们安居乐生的愿望，这难道不是天下的一次大治吗？等到尧舜去世之后，圣人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道理，逐渐衰微，从夏朝到商朝，残暴的君主相继兴起，他们都奢侈无度，不体恤百姓的疾苦。百姓有房屋，那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却被毁坏用来建造自己的池沼，使他们没有安身休息的地方。百姓有田地，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却被废弃用来建造自己的园林，使他们无法获得衣食。暴虐的政治既已施行，那些趁机作乱的人，便无所不至。于是邪僻的学说、暴虐傲慢的行为，也随之兴起，人为的祸害日益加深。况且废弃田地用来建造园林，废弃房屋用来挖掘池沼，那么沼泽之地就越来越多，禽兽自然就会到来，这样物类的祸害也就更加严重了。自从尧舜以来，虽然治乱交替不定，但逐渐发展到商纣王时，更加不道德，天下再次陷入大乱。如果不是周公、武王，谁能挽回天命气运并安定天下呢？于是武王承受天命而起兵，周公辅佐他，随即奉行上天的讨伐，去诛杀独夫民贼商纣王。又因为奄国是商纣王的外部援助，因此兴师讨伐它，经过三年之久，才讨伐其君主并将其诛杀。那幸臣飞廉，是商纣王的内部帮凶，就被驱逐到海边之地并加以杀戮。其他帮助商纣王作恶的五十个国家，全部被消灭，人为的祸害由此平息。又驱赶虎豹犀牛大象等猛兽，使它们远远逃遁，物类的祸害由此消除。当时天下的百姓，受到新王的教化，蒙受安定养育的恩泽，无不十分喜悦，欢欣鼓舞，共同享受太平盛世的福分。所以《周书·君牙》篇中有这样的话：“伟大显赫啊，文王开创基业的谋略；伟大继承啊，武王成就治世的功烈，用来保佑、辅助、开导我们后人的，没有一件事不是光明正大、美好完善而没有缺憾的。”这是因为周公担任宰相，能够制定礼乐，来光大文王、武王的道统。这难道不是世间的又一次大治吗？
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説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説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此四节书，是明圣贤维世之深心，皆以衞道自任也。孟子曰：周自文武、周公以来，天下固已大治。及歴世既久，至平王东迁之后，国运渐衰，而文武经世之道遂微而不明矣。于是三纲沉，五伦壊，邪説暴行又乘之而作。其大逆无道者，则以臣而弑君者有之，以子而弑父者有之。忍心害理，伦常攸斁，一至于此，此又一乱也。孔子生当其时，观风俗之凌夷，恶人心之僭乱，虽不得君相之位以施拨乱之权，然深以为惧，遂因鲁史而作《春秋》焉。《春秋》所载褒贬赏罚，乃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尝曰：世有知我者，谓以片言而伸一王之大法，使后世知所劝惩，其惟此《春秋》乎？或有罪我者，谓以匹夫而假天子之大权，借空言以行彰瘅，其惟此《春秋》乎？孔子之言如此，然或知或罪，虽有不同，而在孔子之心，不过勉人为善，戒人为恶，以警当世而示来兹也，岂得已哉？孔子之作《春秋》，是亦世之一治也。由孔子而至于今，贤圣之君久不作矣。列国诸侯皆争战相寻，放恣于法纪之外而不顾。其无徳无位而名为处士者，复揺唇鼓舌而横议于其间。至如杨朱、墨翟，更异端之尤也。各以邪辟之説布满天下，天下之言学术者，不归杨则归墨，而圣人之道不明矣。在彼信而从之者，虽未之详察，而不知杨氏之言，但知为我于一身之外漠不相闗，不复知有致身之义，是无君也。墨氏之言，惟知兼爱，视天下之人更无差等，不复知有亲亲之仁，是无父也。夫人之一身，惟此君父之伦为不可泯耳。今无父无君，人道既已防絶，其与禽兽何异耶？横议之害，一至于此。昔公明仪有言曰：庖之中有肥肉，廐之中有肥马，乃使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所谓率兽而食人也。今彼杨墨之害，实有甚于此者。盖事亲以仁，事君以义，由尧舜以来传之孔子者也。彼为我兼爱之道，流而不息。则孔子仁义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説诬惑乎民心，而仁义之道遂为邪説蔽塞也。仁义既已蔽塞，则人皆无君父之伦，而与禽兽无异，是杨墨之教使人皆为禽兽，即所谓率兽食人也。其势一倡不能止遏，则人将相残相食，而乱臣贼子不可胜诛，其为乱也又甚于孔子时矣。吾生当斯际，盖为此而惧焉，岂能坐视异端之昌炽，使圣道不传而嘿嘿已乎？故欲防闲先圣仁义之道，使之昭明而不为所塞，则于杨墨之学必深加距絶，于淫荡之辞必力为放斥，务使无父无君之邪説不得复起而惑民焉。凡此者皆以衞道也。盖彼邪説之作，虽属论説，实本于人心，既作于其心，则必日用举止俱悖乎理，而害及于事；既害于其事，则必纪纲法度尽失其常，而害及于政，此理之必然也。虽有圣人复起，岂能易吾害事害政之言耶？此吾所以距之严，放之切，以衞先圣之道于不坠也。不然，横议日滋，浸淫不已，异端之害将何所底止乎？此吾之所以不得已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此四节书，是孟子总论诸圣之功，以见已辟邪衞正之非得
译世道衰微，邪说和暴行兴起。臣子杀害君主的有，儿子杀害父亲的也有。孔子对此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春秋》本是天子才能做的事。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圣明的君王不再出现，诸侯放纵恣肆，在野的士人肆意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斥着天下。天下的言论，不归于杨朱就归于墨翟。杨氏主张为我，这是无视君主；墨氏主张兼爱，这是无视父亲。无视父亲和君主，就是禽兽。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百姓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是驱赶着野兽来吃人。”杨墨的学说如果不消除，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彰显，这就是邪说欺骗百姓，堵塞仁义。仁义被堵塞，就会驱赶野兽吃人，人将互相残杀。我对此感到恐惧，于是捍卫先圣的学说，抵拒杨墨，放逐那些荒诞的言论，使邪说不能兴起。邪说产生于内心，就会危害行为；危害了行为，就会危害政治。即使圣人再次兴起，也不会改变我的这些话。
这四节文字，是阐明圣贤维系世道的深意，都以身卫道为己任。孟子说：周朝自文王、武王、周公以来，天下本来已经大治。等到经历世代久远，到周平王东迁之后，国运逐渐衰微，而文武治理天下的道理也就衰微而不显明了。于是三纲沉沦，五伦败坏，邪说暴行又趁机兴起。那些大逆无道的人，就有臣子杀害君主的，有儿子杀害父亲的。忍心害理，伦常败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又是一次大乱。孔子生在这个时代，看到风俗的衰败，厌恶人心的僭越混乱，虽然不能得到君相的地位来施展拨乱反正的权力，但深深感到恐惧，于是依据鲁国的史书作了《春秋》。《春秋》所记载的褒贬赏罚，是天子的职责。所以孔子曾说：世上了解我的人，认为我用片言只语伸张了一代君王的大法，使后世知道劝善惩恶，大概只有这部《春秋》吧？或者怪罪我的人，认为我以平民身份假借天子的大权，凭借空话来施行褒贬，大概也只有这部《春秋》吧？孔子的话是这样，然而无论是了解还是怪罪，虽然看法不同，但在孔子的内心，不过是勉力人为善，告诫人为恶，以警示当世并昭示后人罢了，哪里是不得已呢？孔子作《春秋》，这也是世间的一种治理。从孔子到现在，贤明的君主很久没有出现了。各国诸侯争战不断，在法纪之外放纵恣肆而不顾。那些没有德行和地位却被称为处士的人，又摇唇鼓舌在其中肆意议论。至于杨朱、墨翟，更是异端中的极端。各自用邪僻的学说布满天下，天下谈论学术的人，不归杨朱就归墨翟，而圣人的道理就不显明了。那些相信并跟随他们的人，虽然没有详细考察，却不知道杨氏的言论，只知道为我，对自身之外漠不关心，不再知道有献身于君主的道义，这是无视君主。墨氏的言论，只知道兼爱，看待天下的人没有差别等级，不再知道有亲近亲人的仁爱，这是无视父亲。人这一生，只有君父这种伦理是不可泯灭的。现在无视父亲和君主，人道已经断绝，这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呢？肆意议论的危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从前公明仪有话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却让百姓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就是所谓驱赶野兽吃人。现在杨墨的危害，实际上比这更严重。因为侍奉亲人用仁，侍奉君主用义，这是从尧舜以来传给孔子的。他们为我兼爱的学说，流传不息。那么孔子仁义的学说就被遮蔽而不显明，这是邪说欺骗迷惑民心，而仁义的道理就被邪说堵塞了。仁义既然被堵塞，那么人都没有君父的伦理，而与禽兽没有区别，这是杨墨的教化使人变成禽兽，也就是所谓驱赶野兽吃人。这种势头一旦兴起就不能制止，那么人将互相残杀，而乱臣贼子不可胜诛，其造成的混乱又比孔子时代更严重了。我生在这个时代，大概为此感到恐惧，怎么能坐视异端兴盛，使圣道不传而沉默不语呢？所以想要捍卫先圣仁义的道理，使它昭明而不被堵塞，那么对于杨墨的学说必须坚决抵拒，对于荒诞的言论必须极力排斥，务必使无视父君的邪说不能再兴起而迷惑百姓。凡此都是为了捍卫正道。那些邪说的兴起，虽然属于言论，实际上源于人心，既然产生于内心，那么日常举止就都违背道理，而危害到行为；既然危害了行为，那么纲纪法度就完全失去常态，而危害到政治，这是必然的道理。即使圣人再次兴起，难道能改变我关于危害行为和危害政治的言论吗？这就是我抵拒严厉、排斥急切，以捍卫先圣之道不致坠落的原因。不然的话，肆意议论日益滋生，浸染不止，异端的危害将到哪里停止呢？这就是我不得已的原因。
从前大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夷狄，驱逐猛兽而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感到恐惧。《诗经》说：“抗击戎狄，惩戒荆舒”，那么就没有人敢承受我的惩罚。无视父亲和君主，就是周公所抗击的。我也想要端正人心，消除邪说，抵拒偏颇的行为，放逐荒诞的言论，以此来继承三位圣人的事业。难道我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能够言论抵拒杨墨的，是圣人的门徒。
这四节文字，是孟子总论各位圣人的功绩，以显示自己辟邪卫正并非
已也。孟子曰：「古今之治乱，虽有气化人事之不同，而主持维挽，则存乎人者，有不得辞也。」昔者洪水为灾，惟禹排抑之，而天下平治；至周公兼并夷狄，驱逐猛兽，除民之害，而百姓乃得安寜。若孔子成《春秋》，明大义于天下后世，而乱臣贼子乃有所畏惧，而不敢恣肆以行其恶。是自古至今，所以乱而复治，皆诸圣维持之力也。况今杨墨之害，有甚于此者乎？昔《鲁颂》之诗有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盖言周公于戎狄之国，则膺撃之而不稍寛；于荆舒之人，则惩创之而不稍恕。斯无弗畏服，而莫敢有违拒者焉。是中外之防，固如是之严也。今杨墨无父无君，与戎狄无异，正周公之所必膺也，而岂得漫然视之乎？故我处今日，亦欲明仁义之道，正人心于陷溺之后，声杨墨之罪，息邪説于方炽之时。其偏僻之行，则距絶之而无使猖狂；其淫荡之辞，则放斥之而不令鼓惑。正以仰承三圣之功，欲由乱而返于治也。然则予之谆谆反覆者，岂好辩哉？诚以继三圣之后，畏天命，悯人穷忧之深，遂不觉其言之切，乃有所不得已耳。况此杨墨之当距，非独予一人之责也。使人能▯为言论，以斥其为我兼爱之非，是其学虽未及三圣，然已得其道法而绍其心传，即禹、周、孔子之徒也。是知辟邪卫正，人人皆有其责，何疑于予之好辩哉？甚矣，外人之不谅也。盖异端之害圣道者，杨墨为甚，以其无父无君，害人心术所关最大也。使非孟子深恶而痛絶之，则为祸于后世者，尚可言耶？自有此辩，而邪正之分遂不可掩，以此主持世教，则致治无难，而可以嫓羙于三圣矣。
译罢了。孟子说：“古今社会的治乱，虽然因自然变化和人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维持和挽救世道，关键在于人，这是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前洪水成灾，只有大禹疏导抑制它，天下才得以平定治理；到了周公，兼并夷狄，驱逐猛兽，消除百姓的祸害，百姓才得以安宁。至于孔子编成《春秋》，向天下后世阐明大义，乱臣贼子因此有所畏惧，不敢肆意妄为地作恶。因此，从古至今，社会由乱而治，都是各位圣人维持的力量。况且如今杨朱、墨翟的祸害，比这更严重吗？从前《鲁颂》的诗中说：“抵御戎狄，惩戒荆舒，就没有人敢来侵犯。”大概是说周公对于戎狄的国家，就抗击他们而不稍加宽容；对于荆舒的人，就惩戒他们而不稍加宽恕。这样就没有人不畏服，没有人敢违抗抗拒。可见内外防线的严密，本来就是这样。如今杨朱、墨翟无父无君，与戎狄没有区别，正是周公必定要抗击的对象，难道可以漠然视之吗？所以我身处今日，也想阐明仁义之道，在人心陷溺之后端正人心，声讨杨朱、墨翟的罪过，在邪说正盛之时平息它。那些偏激的行为，就拒绝排斥他们而不让他们猖狂；那些淫荡的言辞，就驳斥排斥他们而不让他们蛊惑人心。这正是为了继承三位圣人的功业，想要使社会由乱返回到治。那么我反复不倦地辩论，难道是喜好辩论吗？实在是因为继承三位圣人之后，敬畏天命，怜悯百姓困苦的忧虑极深，于是不知不觉言辞急切，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况且驳斥杨朱、墨翟，不只是我一人的责任。假使有人能发表言论，斥责他们“为我”和“兼爱”的错误，虽然他的学问不及三位圣人，但已经掌握了他们的道法并继承他们的心传，就是禹、周公、孔子的门徒了。由此可知，辟除邪说、捍卫正道，人人都有责任，为什么怀疑我喜好辩论呢？外人不能体谅我，真是太过分了。大概危害圣人道统的异端，以杨朱、墨翟最为严重，因为他们无父无君，对人心术数的危害最大。如果不是孟子深恶痛绝地排斥他们，那么给后世造成的祸患，还能说得尽吗？自从有了这场辩论，邪正的区别于是无法掩盖，以此主持世间教化，那么实现大治就不难，可以媲美三位圣人的美善了。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亷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徃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防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此一章书，见矫俗不可以为亷也。齐人有匡章者，问于孟子曰：「论人之品，以亷为贵。然今世之人，或饰其名而无其实，或勉强一时而不能持久，此皆不可谓之防也。如我齐国之有陈仲子者，岂不真为亷洁之士哉？」夫仲子生于富贵之家，乃能以淡薄自守，其所居者，则于陵乡僻之地也。尝至于三日不食，而耳不能闻，目不能见焉，其穷困如此，然未尝求食于人也。适井上有李螬，食其实者业已过半，在他人视之，亦惟遗弃之耳，而仲子乃匍匐而徃取而食之。彼当饥疲之后，凡三咽而后耳复有闻，目复有见，此其所居所食，乃人之所不能堪也，而其心不为稍易，非真亷，其孰能之哉？孟子因而晓之曰：「当今齐国之士，大约皆富贵功利中人耳。仲子处污浊之世，而竟不为流俗所染，如手小指之中有一大指，吾必以仲子为齐国之巨擘焉。」虽然，仲子所处固人所难，然亦不必为此不近人情之事，以失圣贤中正之道也。我思仲子，亦恶能遂其亷哉？若充仲子之操，其矫情絶俗，亦必窒碍难行，必如蚯蚓之无求于人而后可。然仲子亦人耳，岂能如蚯蚓耶？夫蚓之上而食者，非犹夫人之食也；惟槁壤之土，下而饮者，非犹夫人之饮也；惟黄泉之水。今仲子居必以室，而食必以粟，则不能不有资于人也，可知矣。此其所自来，亦安能计其义与否耶？从来最亷者，莫如伯夷；最贪者，莫如盗跖。今仲子所居之室，果亷如伯夷之所筑与，抑贪如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果亷如伯夷之所种与，抑贪如盗跖之所种与？是义与不义，总不可知也。今仲子既不能无居无室，而所居所食者，又不能必其所自来，若仲子者，亦恶能自成其亷哉？如欲成仲子之亷，殆必如蚓而后可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于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已频顣曰：“恶用是鶃鶃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于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此三节书是言人不可以小节妨大伦也。匡章曰：「仲子之居与食，虽不必尽出于伯夷，然亦何伤其为亷哉？」今仲子之居食，乃亲身织屦，其妻辟纑以易之者，夫岂不义而取诸人者耶？孟子因晓之曰：「吾谓仲子之恶能亷，正以仲子不必如此耳。」盖仲子非素贫贱，乃齐国之簮缨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采地于盖邑，其禄万钟，即与其兄同居而食，非不义也。乃仲子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因逺避其兄以致离失其母，居于于陵。彼亦谓以义自处，而不知母子兄弟之大伦已失矣。尝闻其他日归也，偶有馈其兄生鹅者，亦不过交际之常礼。乃仲子则频顣而不悦，曰：「恶用是鶃鶃不义之物为哉？」及他日又归其母，以爱子之心杀是鹅以食之，适其兄自外至，因与之言曰：「尔之所食者，即向所谓鶃鶃之肉也。」仲子闻兄之言，竟出而哇之，其矫情如此，较之圣贤之道不违亲不絶俗者，为何如乎？且就其居与食而言之，以母食为不义而不食，是天下无复可食者；乃于妻辟纑以易者则食之。以兄之居为不义而不居，是天下无复可居者；乃于于陵则居之。一身而清浊互叅，一家而弃取靡定，是尚为能充其不居不食之类乎？不能充其类，又焉能充其
译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是真正的廉洁之士吗？他住在於陵，三天不吃东西，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井边有李子，被蛀虫吃过的超过一半了，他爬过去要吃，吞了三口才又听得见、看得见。”孟子说：“在齐国的士人中，我一定把仲子看作大拇指（杰出人物）。虽然如此，仲子怎么能扩充仲子的操守呢？只有像蚯蚓那样才可以。蚯蚓，向上吃干土，向下喝泉水。仲子住的房子，是伯夷建造的吗？还是盗跖建造的呢？他吃的粮食，是伯夷种植的吗？还是盗跖种植的呢？这是无法知道的。”
这一章书，表明矫饰世俗不能算是廉洁。齐国有个匡章，问孟子说：“评定人的品格，以廉洁为贵。然而现在的人，有的装饰名声而没有实际，有的勉强一时而不能持久，这些都不能称为廉洁。像我齐国有个陈仲子，难道真是廉洁之士吗？”仲子生在富贵之家，却能以淡泊自守，他所住的，是於陵乡僻之地。曾经三天不吃东西，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穷困到如此地步，却从未向人求食。恰好井边有被蛀虫吃过的李子，别人看它，只会丢弃罢了，而仲子却爬过去取来吃。他在饥疲之后，吞了三口才又听得见、看得见，他所住所吃的，是人所不能忍受的，而他的心不为稍改，如果不是真廉洁，谁能做到呢？孟子因而开导他说：“当今齐国的士人，大都是富贵功利中人。仲子处在污浊之世，却不被流俗所染，就像小指中有一个大拇指，我一定把仲子看作齐国的杰出人物。”虽然如此，仲子所处的固然人所难为，但也不必做这种不近人情的事，以失圣贤中正之道。我想仲子，又怎么能实现他的廉洁呢？如果扩充仲子的操守，那种矫情绝俗，也一定窒碍难行，必须像蚯蚓那样无求于人才可以。然而仲子也是人，怎么能像蚯蚓呢？蚯蚓向上吃的，不是像人那样吃；只吃干土，向下喝的，不是像人那样喝；只喝泉水。现在仲子住必须用房子，吃必须用粮食，就不能不依赖于人，这是可以知道的。这些来源，又怎么能计较其义与否呢？从来最廉洁的，没有比伯夷更廉洁的；最贪婪的，没有比盗跖更贪婪的。现在仲子住的房子，果真是像伯夷那样廉洁建造的吗，还是像盗跖那样贪婪建造的呢？吃的粮食，果真是像伯夷那样廉洁种植的吗，还是像盗跖那样贪婪种植的呢？这义与不义，总不可知。现在仲子既然不能无居无室，而所居所食的，又不能必然知道其来源，像仲子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自成其廉洁呢？如果要成就仲子的廉洁，大概必须像蚯蚓那样才可以。
匡章说：“这有什么妨碍呢？他亲自织草鞋，妻子绩麻，用来交换粮食。”孟子说：“仲子，是齐国的世家大族。哥哥戴在盖邑享有万钟的俸禄，仲子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的俸禄而不吃，认为哥哥的房子是不义的房子而不住。避开哥哥，离开母亲，住在於陵。有一天回家，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活鹅，他皱着眉头说：‘哪里用得着这种嘎嘎叫的东西呢？’有一天，他母亲杀了这只鹅，给他吃。他哥哥从外面回来，说：‘这就是那只嘎嘎叫的鹅的肉！’他跑出去吐了出来。因为母亲给的就不吃，因为妻子给的却吃；因为哥哥的房子就不住，因为於陵的房子却住。这还能算是扩充他的同类吗？像仲子这样的人，只有像蚯蚓那样才能扩充他的操守。”
这三节书是说人不可以小节妨碍大伦。匡章说：“仲子的住与食，虽然不必都出自伯夷，但这也妨碍他廉洁吗？”现在仲子的住与食，是亲身织草鞋，妻子绩麻用来交换的，难道是不义而从人那里取得的吗？孟子因而开导他说：“我说仲子不能廉洁，正是以仲子不必如此。”仲子不是素来贫贱，而是齐国的簪缨世家。他哥哥叫戴的，在盖邑享有采地，俸禄万钟，即使与哥哥同居而食，也不是不义。然而仲子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的俸禄而不吃，认为哥哥的房子是不义的房子而不住，因而远避哥哥以致离开母亲，住在於陵。他也以为以义自处，而不知道母子兄弟的大伦已经丧失了。曾经听说他有一天回家，偶然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活鹅，也不过是交际的常礼。然而仲子却皱着眉头不悦，说：‘哪里用得着这种嘎嘎叫的不义之物呢？’等到有一天又回家，母亲以爱子之心杀了这只鹅给他吃，恰好他哥哥从外面回来，因而对他说：‘你所吃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嘎嘎叫的鹅肉。’仲子听了哥哥的话，竟跑出去吐了出来，他矫情到如此地步，比起圣贤之道不违亲不绝俗的，又怎么样呢？而且就他的住与食来说，认为母亲给的是不义而不吃，这是天下没有可以再吃的了；然而对于妻子绩麻交换来的却吃。认为哥哥住的是不义而不住，这是天下没有可以再住的了；然而对于於陵却住。一身而清浊互参，一家而弃取不定，这还能算是扩充他不吃不住的同类吗？不能扩充他的同类，又怎么能扩充他的
操？殆必如蚓之无求自足，而后能充满其不居不食之操也。彼仲子亦人耳，岂能遂如蚓也哉？吾之所谓恶能亷者，盖以此也。可见君子处世，自有中道，惟义所在而己若欲成一己之小节，而弃天下之大伦，则凡防理害义、欺世盗名者，将无所不至。此主持风教者，不可不辨也。
译操守？大概必定像蚯蚓那样无所求而自足，然后才能充实现那种不居不食的操守。那陈仲子也不过是个人罢了，难道真能像蚯蚓那样吗？我所说的“怎么能算是廉洁”，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可见君子处世，自有中庸之道，只以道义所在为准罢了。如果为了成就一己的小节，而抛弃天下的大伦常，那么凡是妨害事理、损害道义、欺世盗名的事，将无所不至。这是主持风化教化的人，不可以不辨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