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四书解义卷二十一
知好色,则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少年美艾之女。及有妻子,则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妻子。及仕而事君,则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君,或不得于君,而遭际不偶,则躁急心热于中,岂复有余心及于父母哉?常人之心,因物有迁,如此,惟大孝之人为能不失其赤子之心,终身之所爱慕者,惟在父母,外物不得而移之。彼年至五十而犹慕亲不忘者,予于大舜见之矣。盖五十则少艾,妻子事君俱已经歴,此心犹然不变,则终身可知矣。舜其大孝也哉!安有大孝而怨其亲者乎?按:自古帝王之孝,无过乎舜,后世所当师法。况舜值人伦之变,其所为有极难者,后之安常处顺而不能尽事父母之道者,观于此亦可惕然自儆矣。
译懂得喜好美色,就会把爱慕父母的心转移到爱慕年轻美貌的女子身上。等到有了妻子儿女,就会把爱慕父母的心转移到爱慕妻子儿女身上。等到做官侍奉君主,就会把爱慕父母的心转移到爱慕君主身上;如果得不到君主的赏识,遭遇不顺,就会内心急躁发热,哪里还有余力顾及父母呢?常人的心思,随着外物而改变,就像这样,只有大孝之人才能不丧失那纯真无邪的本心,终身所爱慕的,只有父母,外物不能使之改变。那到了五十岁仍然爱慕双亲、念念不忘的人,我在大舜身上见到了。因为到了五十岁,年轻美貌的女子、妻子儿女、侍奉君主这些经历都已经度过,这颗心依然没有改变,那么他终身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舜真是大孝啊!哪有真正的大孝子会怨恨自己的双亲呢?按: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孝道上没有超过舜的,后世应当以他为师法榜样。况且舜遭遇了人伦关系的变故,他所做的事情有极其艰难的,后世那些安于常规、处境顺遂却不能尽到侍奉父母之道的人,看到这一点也应当警惕并自我警戒了。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吿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吿而娶,何也?孟子曰:「吿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吿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吿也。」万章曰:「舜之不吿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吿何也?」曰:「帝亦知吿焉,则不得妻也。」
此一章书,见圣人处人伦之变而不失天理之常也。万章问曰:「齐风《南山》之诗,有云『凡人娶妻,其道当如之,何必吿于父母而后敢娶焉』?斯得其道矣。信如此诗之言,能得其道者,宜莫如舜。今舜不吿于父母而娶帝尧之二女,何其所为与诗相背也?」孟子晓之曰:「吿而后娶者,礼之常也。舜父顽,母嚚,吿则必为父母所阻而不得娶。夫男女居室,上承祭祀,下绵嗣续,乃人之大伦,不可废也。如吿于父母而不得娶,则废人之大伦而至于无后,且徒取怼怨于父母而已。与其吿而废伦以取怼,寕通之以权,不吿而娶,庻父母可无怼而大伦可全矣。此舜之所以不吿而娶也。」万章曰:「舜之不吿而娶,固为逹权通变之道,则吾既得闻夫子之教命矣。乃帝尧以女妻舜,亦当使其父母知之,而亦不使舜吿焉,何也?」孟子曰:「帝亦知舜之父母不可吿若吿焉,则彼不欲其娶,必有违言。舜则不忍逆亲而已,亦不得妻舜也。故可妻则妻,不问其告不吿知不知,此又帝尧善处人骨肉之变者也。」按:天下事有常有变,而道亦有经有权。汉儒释权曰「反经合道」。若舜者,孔子所谓「可与权」,汉儒所谓「反经合道者」与。虽然,子之必聼乎父,臣之必聼乎君,古今共由之常道,非万不得已,慎毋轻言权可也。
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徃入舜宫,舜在牀琴。象曰:『鬰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庻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曰:「然则舜伪喜者与?」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防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
此二节书,见圣人善处兄弟之变也。万章又问曰:「舜处父母之变,固子道之所难,乃其处兄弟之间,亦有非常情可测者。尝闻舜之父母聼象之谋,使舜完治仓廪。及舜既上廪,遂捐去其阶梯。瞽瞍从下纵火焚廪,舜以两笠自捍而下,得不死。后又使舜浚治井水,舜入井中,从匿空亡出。瞽瞍与象从而下土以揜之。象不知舜已出,乃自夸其功曰:『设谋以葢都君于井而杀之者,皆我之功。今都君已死,其所遗之物,我将与父母分之。牛羊则归之父母,仓廪则归之父母,若干盾戈防则归之朕。五▯之琴,雕弓之弤,亦归之朕。二嫂则使治朕所栖之牀。』于是象往入舜所居之宫,欲分取所有,见舜已归,而在牀弹琴。象遂饰辞以自文曰:『吾鬰陶于心而不能伸者,正为思君之甚,故来见耳。』象虽伪为其言,而终不免有忸怩之慙色。乃舜见象来而喜之曰:「惟兹百官臣庻,帝所使事我者,汝其代我治之。」吾不识舜之为是言也,果不知象之将杀已而喜之与?孟子曰:「象屡欲杀舜,其迹甚明,舜奚而不知也?但兄弟之情,出于天性,而圣人之爱弟,又异于常情。平日见象之忧也,则亦感之而俱忧;平日见象之喜也,则亦感之而俱喜。彼其『臣庻予治之』言,亦因其鬰陶思君之言而喜之耳,何暇计其杀已之谋哉?」万章又问曰:「舜知象之将杀已而犹喜也,然则舜伪喜者与?」孟子曰:「舜非伪喜也,彼亦信以理耳。昔者有馈送生鱼于郑大夫子产者,子产使主池沼小吏之校人畜飬
译万章问道:“《诗经》上说:‘娶妻应当怎样,何必告诉父母?’如果相信这种说法,能遵循这种道理的,大概没有比舜更合适的了。舜不告诉父母就娶妻,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如果告诉父母,就娶不成妻。男女结合成家,是人伦中最大的常理。如果告诉父母反而废弃了人伦的大义,从而招致父母的怨恨,所以舜不告诉父母。”万章说:“舜不告诉父母就娶妻,这个道理我已经明白了。那么尧帝把女儿嫁给舜,却不告诉舜的父母,这又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尧帝也知道如果告诉舜的父母,就嫁不成女儿了。”
这一章书,表明圣人在处理人伦变故时,不违背天理常道。万章问道:“《齐风·南山》这首诗,有‘凡人娶妻,其道当如何,何必告诉父母后才敢娶’的话?这说得很有道理。相信这首诗的话,能得其道的,应当没有比舜更合适的了。现在舜不告诉父母就娶了尧帝的两个女儿,为什么他的行为与诗相违背呢?”孟子开导他说:“告诉父母然后娶妻,是礼的常道。舜的父亲愚顽,母亲凶狠,如果告诉父母,必定会被父母阻止而娶不成妻。男女结合成家,上承祭祀祖先,下延绵后代,这是人伦的大义,不可废弃。如果告诉父母而娶不成妻,就废弃了人伦大义而导致没有后代,而且只是徒然招致父母的怨恨罢了。与其告诉父母而废弃人伦以招致怨恨,不如通权达变,不告诉父母而娶妻,这样父母就不会怨恨,人伦大义也能保全。这就是舜不告诉父母而娶妻的原因。”万章说:“舜不告诉父母而娶妻,固然是通权达变之道,这个道理我已经听到了老师的教诲。那么尧帝把女儿嫁给舜,也应当让舜的父母知道,却也不让舜告诉父母,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尧帝也知道舜的父母不可告诉,如果告诉了,他们不愿意他娶妻,必定会有违逆的话。舜不忍心违背亲人,也就娶不成妻了。所以可以嫁就嫁,不问是否告诉、是否知道,这又是尧帝善于处理骨肉亲情变故的表现。”按:天下的事有常道也有变通,道也有经也有权。汉儒解释权说“反经合道”。像舜这样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可与权”,汉儒所说的“反经合道”的人吧。虽然如此,儿子必须听从父亲,臣子必须听从君主,这是古今共同遵循的常道,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谈论权变。
万章说:“父母让舜去修补粮仓,撤去梯子,瞽瞍放火焚烧粮仓;让舜去淘井,从旁边挖地道出来,瞽瞍和象就往下填土掩埋。象说:‘谋划杀死都君,都是我的功劳。’牛羊归父母,粮仓归父母,干戈归我,琴归我,弓归我。两个嫂子让我治理我的床铺。象走进舜的宫室,舜在床上弹琴。象说:‘我心里郁结思念你,你显得不好意思。’舜说:‘那些臣子百姓,你替我治理吧?’不知道舜是不知道象将要杀自己呢?孟子说:‘怎么会不知道呢?象忧愁他也忧愁,象欢喜他也欢喜。’万章说:‘那么舜是假装欢喜吗?’孟子说:‘不是。从前有人送给郑国子产生鱼,子产让管理池塘的小吏养在池里。小吏把鱼煮了吃了,回报说:‘刚放进池里时还困顿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就活泼地游开了,悠然自得地游走了。’子产说:‘得到它合适的地方了!得到它合适的地方了!’小吏出来后说:‘谁说子产聪明?我已经煮了吃了,他还说:‘得到它合适的地方了!得到它合适的地方了!’’所以君子可以用合乎情理的方式欺骗他,很难用不合道义的方式防备他。象用爱兄长的道理来对待舜,所以舜真诚相信而欢喜他,哪里是假装呢?”
这两节书,表明圣人善于处理兄弟间的变故。万章又问道:“舜处理父母的变故,固然是子道中很难的,那么他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有非常情所能推测的。曾听说舜的父母听从象的计谋,让舜去修补粮仓。等到舜上了粮仓,就撤去梯子。瞽瞍从下面放火焚烧粮仓,舜用两个斗笠遮挡自己跳下,得以不死。后来又让舜去淘井,舜进入井中,从旁边挖地道出来。瞽瞍和象就往下填土掩埋。象不知道舜已经出来,便自夸功劳说:‘谋划杀死都君于井中,都是我的功劳。现在都君已死,他所遗留的东西,我将与父母分。牛羊归父母,粮仓归父母,干戈归我,五弦琴、雕弓,也归我。两个嫂子则让我治理我的床铺。’于是象走进舜居住的宫室,想分取所有东西,看见舜已经回来,在床上弹琴。象便用假话来掩饰自己说:‘我心里郁结不能舒展,正是非常思念你,所以来见你。’象虽然假意说话,但终究不免有羞愧的神色。于是舜看见象来而欢喜地说:‘那些臣子百姓,你替我治理吧。’我不知道舜说这话,是真的不知道象将要杀自己而欢喜他呢?孟子说:‘象屡次想杀舜,迹象很明显,舜怎么会不知道呢?但兄弟之情,出于天性,而圣人爱弟弟,又不同于常情。平日看见象忧愁,就也感动而一起忧愁;平日看见象欢喜,就也感动而一起欢喜。他说的‘臣子百姓由你治理’的话,也是因为象说郁结思念他的话而欢喜他罢了,哪里有空去计较他杀自己的阴谋呢?’万章又问道:‘舜知道象将要杀自己却还欢喜,那么舜是假装欢喜吗?’孟子说:‘舜不是假装欢喜,他也是相信情理罢了。从前有人送给郑国大夫子产生鱼,子产让管理池塘的小吏养在池里’
之于池。校人私烹其鱼而食之,乃饰为反命之辞曰:『方鱼之始舍于池中也,但见其圉圉焉有困而未舒之状,及少顷之间则洋洋焉稍觉纵适,终则攸然而逝,自得而逺去矣。』子产喜而叹曰:『鱼以得水为天,自圉圉而洋洋,又攸然而逺逝,真自得其所哉!自得其所哉!』校人出而言曰:「人皆谓子产智,以今观之,孰谓子产智哉?夫鱼予既烹而食之矣,乃信予言而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不善料事,安得为智乎?由子产之事观之,可见君子虽有先见之明,而亦可欺。以理之所有,虽无逆诈之心,而终难防以理之所无。彼《象》曰:「鬰陶思君,是以爱兄之道来。」正欺以其方,犹校人之欺子产也。故舜但见其爱,不见其欺,实心信而喜之,奚伪之有?如以舜为伪喜,则将谓子产为伪信校人耶?按圣人之道,诚信而已矣。舜之处父母兄弟,与其为天子而治天下,无徃而不以诚行之。若夫伪,则无所施而可,而况父子兄弟之间乎?以诚感者,亦以诚应;以伪感者,亦以伪应。《周易》中孚之象曰:「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豚鱼可感,而况于人乎?学舜者,亦慎所以感人者而可矣。
译把鱼放到池子里。管理池塘的人私自把鱼煮了吃掉,于是编造了一套回报的话说:“当鱼刚被放入池中时,只看见它困顿不得舒展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就悠然自得,稍微感到自在舒适,最后便悠然游去,自得其乐地远去了。”子产高兴地说:“鱼以得到水为自然,从困顿不得舒展到悠然自得,又悠然远游,真是得到了它该去的地方啊!真是得到了它该去的地方啊!”管理池塘的人出来后说:“人们都说子产聪明,以现在来看,谁说子产聪明呢?鱼我既然已经煮了吃了,他却相信我的话而说:‘得到了它该去的地方,得到了它该去的地方!’不善于揣度事情,怎么能称为聪明呢?从子产这件事来看,可以看出君子虽然有先见之明,但也可能被欺骗。用合乎情理的方式,虽然没有预先猜疑欺诈的心,终究难以防备不合情理的事。那《象传》说:‘郁陶思念君主,因此用爱兄之道而来。’这正是用合乎情理的方式欺骗,就像管理池塘的人欺骗子产一样。所以舜只看到他的爱,没看到他的欺骗,真心相信并为他高兴,有什么虚伪呢?如果认为舜是虚伪地高兴,那么将要说子产是虚伪地相信管理池塘的人吗?考察圣人的道理,不过是诚信罢了。舜对待父母兄弟,和他作为天子治理天下,没有不按照诚信去做的。至于虚伪,则无处施展,何况在父子兄弟之间呢?用诚信感化的,也用诚信回应;用虚伪感化的,也用虚伪回应。《周易》中孚卦的象辞说:‘中孚,连小猪和鱼都能感化,吉利,可以渡过大河。’小猪和鱼都能感化,何况是人呢?学习舜的人,也谨慎对待用来感化人的方式就可以了。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子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
此一章书,见舜待弟尽亲爱之仁也。万章问曰:「象之于舜,焚廪未遂,浚井继之,日日以杀舜为事,此诚舜之讐也。及舜既立为天子,而操生杀之权,即诛之亦不为过,而仅放之,何也?」孟子曰:「舜实以爵土封象,而或者误以为放焉。放且不为,况诛之乎?」万章又问曰:「舜之为君也,以共工静言庸违,则流于北裔幽州之地;以驩兜同恶相济,则放于南裔崇山之地;负固不服者三苗也,则杀于西裔三危;治水无功者鲧也,则殛于东裔羽山。罪此四人,而天下咸服其用刑之当,以所诛者皆不仁之人也。象至不仁,其罪岂在共工诸人之下?廼不以诛四凶者诛之,而反封之有庳。有庳之人何罪?而遭象不仁之人为之君长也?仁人之用心,固如是其轻重不均,在他人则诛之以安民,在弟则封之以贻害乎?」孟子曰:「仁人之于弟与处他人不同,本非有怒,何怒之可藏匿焉?本非有怨,何怨之可防宿焉?但知笃同气之亲,隆一体之爱而已矣。亲之则不忍已,贵弟贱而势分悬隔,必欲其贵也;爱之则不忍已,富弟贫而置之穷困,必欲其富也。今封象于有庳,正欲富贵之,以致亲爱之情也。茍舜身为天子而富且贵,弟为匹夫而贫且贱,情隔于位之疎,恩衰于禄之薄,可谓亲爱之乎?不能亲爱,可谓仁人乎?此舜之封象,正为仁人也。」万章又问曰:「封与放本异也,舜既封象,敢问或曰故者,果何谓也?」孟子曰:「象虽封为有庳之君,然不得有所施为于其国,天子使吏代治其国,但纳其所収之贡税于象,其迹有似于放,故或者误谓之放也。象既不得有为于其国,亦岂得暴有庳之民哉?然而舜之心,又不止为爱民也,盖其亲爱之心无己,欲常常见象不令疎濶,故使吏代治者,使象无冶事之烦,得以源源而来见也。」古书之辞有云:「舜不待及诸侯朝贡之期,而以政事接见。」有庳之君,正此源源而来之谓也。是舜之封象,固所以为仁,而使吏代治,又孰非所以成其仁哉?舜之于象,仁之至,义之尽,既不以法伤恩,亦不以恩害法。后世待藩封者,取法于此,周五霸、汉七国之祸,庻几免夫。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徳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靣而立,尧帅诸侯北靣而朝之,瞽瞍亦北靣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勲乃徂落,百姓如防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爲尧三年防,是二天子矣。」
此一章书辩舜无臣父臣尧之事也。咸丘蒙问曰:「古语有云:凡天下之常礼,止可以论天下之常人。若夫圣徳非常之士,虽至尊如君,苟无其徳,不得而以之为臣;至亲如父,茍无其徳,不得而以之为子。舜惟有圣人之徳,一旦居天子之位,南靣而立。尧虽为其君,不得不帅诸侯北靣而朝之。瞽瞍虽为其父,亦不得不北靣而朝之。尔时舜虽安于尧,而不能不动心于父,望见瞽瞍,其容蹙然,不能自安。」孔子有感于此事,因叹息曰:「于斯时也,君臣父子之伦皆乱,天下将危殆哉!岌
译万章问道:“象天天以杀害舜为事,舜立为天子后,却只把他流放,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是封他做诸侯。”有人说:“是流放他。”万章说:“舜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驩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诛杀于三危,把鲧殛死于羽山,惩处这四个人,天下人都信服,因为诛杀的是不仁之人。象极其不仁,却封他在有庳。有庳的百姓有什么罪过呢?仁人本来是这样吗?对别人就诛杀,对弟弟就封赏。说:仁人对弟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是亲爱他罢了。亲爱他就希望他尊贵,爱护他就希望他富有。封他在有庳,就是让他富贵。自己身为天子,弟弟却是平民,这能叫亲爱吗?”万章又问:“有人说‘流放’,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象不能在他的封国内有所作为,天子派官吏治理他的封国,只收取那里的贡税给他,所以叫流放。他怎么能残暴对待那里的百姓呢?虽然如此,舜想常常见到他,所以他源源不断地来朝见,‘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章书,表明舜对待弟弟竭尽了亲爱的仁德。万章问道:“象对于舜,烧粮仓没成功,又挖井想淹死他,天天以杀害舜为事,这确实是舜的仇敌。等到舜立为天子,掌握了生杀大权,即使诛杀他也不算过分,却仅仅流放他,为什么呢?”孟子说:“舜实际上是用爵位和土地封给象,有人误以为是流放。连流放都不做,何况诛杀呢?”万章又问:“舜作为君主,因为共工花言巧语、违背常理,就把他流放到北边的幽州;因为驩兜结党营私,就把他流放到南边的崇山;因为三苗负固不服,就把他们诛杀在西边的三危;因为鲧治水无功,就把他殛死在东边的羽山。惩处这四个人,天下人都信服他用刑得当,因为所诛杀的都是不仁之人。象极其不仁,他的罪过难道在共工等人之下吗?却不以诛杀四凶的方式诛杀他,反而封他在有庳。有庳的百姓有什么罪过,要遭受象这样不仁的人做君主呢?仁人的用心,本来是这样轻重不均的吗?对别人就诛杀以安定百姓,对弟弟就封赏以遗留祸害吗?”孟子说:“仁人对弟弟与对待别人不同,本来没有愤怒,有什么愤怒可以隐藏呢?本来没有怨恨,有什么怨恨可以积存呢?只知道厚待同气连枝的亲情,推崇一体之爱罢了。亲爱他就忍不住,如果弟弟卑贱而地位悬殊,一定要让他尊贵;爱护他就忍不住,如果弟弟贫穷而处于困境,一定要让他富有。现在封象在有庳,正是想让他富贵,以表达亲爱之情。如果舜身为天子而富有尊贵,弟弟却是平民而贫穷卑贱,亲情因地位疏远而隔绝,恩义因俸禄微薄而衰减,这能叫亲爱吗?不能亲爱,能叫仁人吗?舜封象,正是为了做仁人。”万章又问:“封和放本来不同,舜既然封象,请问有人说‘流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象虽然被封为有庳的君主,但不能在他的封国内有所作为,天子派官吏代替治理他的封国,只把那里征收的贡税交给象,其迹象有点像流放,所以有人误称为流放。象既然不能在封国内有所作为,又怎么能残暴对待有庳的百姓呢?然而舜的心,又不止是为了爱护百姓,大概是因为亲爱之心没有止境,想常常见到象,不让他疏远,所以派官吏代替治理,让象没有政务的烦扰,得以源源不断地来朝见。”古书上有话说:“舜不等到诸侯朝贡的期限,而用政事接见。”有庳的君主,正是这源源不断来朝见的说法。这样,舜封象,固然是为了行仁,而派官吏代替治理,又何尝不是成全他的仁德呢?舜对待象,仁德到了极点,道义尽到了极致,既不用法律伤害恩情,也不用恩情损害法律。后世对待藩封的人,如果取法于此,周朝五霸、汉朝七国的祸乱,或许可以避免吧。
咸丘蒙问道:“古话说:‘德行盛大的人,君主不能把他当臣下,父亲不能把他当儿子。’舜面朝南站立,尧率领诸侯面朝北朝见他,瞽瞍也面朝北朝见他。舜见到瞽瞍,脸色显得局促不安。孔子说:‘在这个时候,天下危险啊,岌岌可危!’不知道这话是真的吗?”孟子说:“不,这不是君子的话,是齐国东部乡下人的话。尧年老时,舜代理天子。《尧典》说:‘二十八年后,尧去世,百姓像丧父丧母一样哀悼,三年间四海停止音乐。’孔子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舜既然已经是天子了,又率领天下诸侯为尧守孝三年,这就是有两个天子了。”
这一章书辩明舜没有把父亲和尧当臣下的事。咸丘蒙问道:“古语有云:天下的常礼,只可以用来议论天下的常人。如果是德行非常的人,即使至尊如君主,如果没有德行,不能把他当臣下;即使至亲如父亲,如果没有德行,不能把他当儿子。舜因为有圣人的德行,一旦居天子之位,面朝南站立。尧虽然是他的君主,不得不率领诸侯面朝北朝见他。瞽瞍虽然是他的父亲,也不得不面朝北朝见他。那时舜虽然安于尧的退位,却不能不对父亲动心,望见瞽瞍,脸色局促不安,不能自安。”孔子有感于此事,因此叹息说:“在这个时候,君臣父子的伦理都乱了,天下将危险啊!岌
岌乎其势已不可支矣。」所闻古语者如此,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舜之处君臣父子,无是事也。此非君子据实可信之言,乃齐东野人鄙妄无稽之语也。」何以辨之?盖当尧在之时,舜未尝为天子也,特以尧老不治事,舜代摄天子之事耳。天子之位固在尧也,何由北靣而朝之乎?且吾言有所证也,《尭典》曰:「舜摄位二十有八载,于是放大功动之。尧乃魂升魄降而崩。国中百姓恸尧之殁,如自防其考妣。三年之间,四海防絶,音乐静密,如一更不闻有金石丝竹等之八音。其思慕之深如此。」据《尧典》所言,舜之即位在尧崩之后,不在其摄政之时,明矣。何从南靣而受尧之朝乎?孔子亦尝有云:「运于天者无有二日,统乎民者无有二王。」若尧未崩时,舜既为天子矣,及尧崩时,舜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行三年之防,则是舜一天子,尧又一天子,而有二天子矣,岂民无二王之理乎?然则臣尧之説可不辩而自见其诬矣。按《尧典》之文,尚有二説:一曰「百姓者,畿内之民也;四海者,畿外之民也。」此以逺迩而论者也。一曰「百姓者,百官也。」经传言「百姓」或为「百官」,或为「万民」。其以「百官」为「百姓」者,古者民无姓,其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四人,是也。百官如防考妣三年,而四海之民遏密八音,此以贵贱而辨者也。二说,后说为是。唐臣张说尝为其君言之矣。以其闗于礼也,故并及之。
译岌岌可危的形势已经无法支撑了。」所听到的古语就是这样,不知道这话是否真的可信呢?孟子说:「不对,舜在处理君臣、父子的关系时,并没有这样的事。这不是君子根据事实可以相信的话,而是齐国东部乡下人粗鄙荒谬、毫无根据的言论。」凭什么来辨别呢?大概是因为在尧在位的时候,舜曾经做过天子,只是因为尧年老不处理政事,舜代替摄行天子的事务罢了。天子的位置本来还在尧那里,舜怎么能够面北朝见尧呢?况且我的话有证据,《尧典》说:「舜摄政二十八年,于是放逐了共工,流放了驩兜。尧这才魂升魄降而死。国中的百姓为尧的死而悲痛,就像为自己父母去世一样。三年之间,四海之内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音乐寂静无声,好像换了一个朝代一样,听不到金石丝竹等八音的声音。他们思慕之深就是这样。」根据《尧典》所说,舜正式即位是在尧死后,而不是在他摄政的时候,这是很明显的。舜怎么能够面南接受尧的朝拜呢?孔子也曾说过:「运行于天上的没有两个太阳,统治人民的没有两个君王。」如果尧还没死的时候,舜已经是天子了,等到尧死的时候,舜又率领天下的诸侯为尧守三年的丧,那就是舜是一个天子,尧又是一个天子,有了两个天子,这难道符合人民没有两个君王的道理吗?那么臣服于尧的说法不用辩驳就自然可以看出它的虚假了。按照《尧典》的文字,还有两种说法:一种说「百姓」是指京城以内的人民;「四海」是指京城以外的人民。」这是以远近来论述的。另一种说「百姓」是指百官。」经传中说的「百姓」有时指「百官」,有时指「万民」。那些把「百官」称为「百姓」的,是因为古代人民没有姓氏,有姓氏的都是有土地和爵位的人。黄帝的儿子有二十五人,得到姓氏的有十四人,就是这样。百官像为父母守丧三年,而四海之民停止八音,这是以贵贱来区分的。两种说法,后一种说法是对的。唐朝大臣张说曾经对他的君主说过这件事。因为它关系到礼制,所以一并提及。
咸丘防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此一节书,孟子辨舜无臣父之事,而兼示人读诗之法也。咸丘防又问曰:「舜无臣尧之事,则吾既得闻敎矣。乃其不臣瞽瞍,则尚有可疑者。」小雅北山之诗有云:「普天之下,其地虽广,无尺地而非王土;率土之濵,其人虽众,无一民而非王臣。」由此诗推之,舜既受尧之禅而为天子矣,则瞽瞍亦王臣中之一人耳,乃独不谓之臣,此何説耶?孟子曰:「诗人之防,各有所寓。是诗所言,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谓也。乃当时大夫行役于外,为王事所廹而不得归养其亲,因不平而作是诗。其意若曰:今此之事莫非王事,凡居王土而为王臣者,皆当同服其劳,何为彼皆安坐,独我为贤而可用更不可以休息乎?」此诗人之本意也。凡诗之所贵者,意而已,不在文辞之间也。是以善説诗者,不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辞,不可泥一句之辞而害设辞之志,惟当以我之意探取诗人之志,是为得説诗之法者矣。若但拘泥其辞而不求其志,则大雅云汉之诗有云:「周遭饥馑,所余黎民无有孑然独存者。」信如此诗所言,是周之民真无遗种也。惟以意通之,则知诗人之志在于忧旱之甚,若天絶其生耳,非真无遗民也。然则北山之诗,岂真谓莫非王臣而天子可臣其父哉?子乃以辞而害其志,则亦不善説诗者矣。按学贵于博,辨贵于明,虽刍荛可采,而杜撰无稽者勿聼;虽经学可尊,而注疏谬误者亦多。圣经贤传昭如日星,而学者每各守一説,能必其尽合于圣贤之意而不至如咸丘防之説诗乎?博搜诸家,归于一是,广儒生之闻见,订经传之指归,其亦右文之世所当急讲者与?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此二节书,见舜之大孝,能尊亲而格亲也。孟子又晓咸丘防曰:「子以舜为天子,则当臣其父。吾以舜为天子,正所以孝其亲耳。」盖为人子者,茍能善事其亲,皆可谓孝子,而非孝子之至。孝子之至,莫大乎能尊崇其亲。为人子者,茍有一命之荣,钟釡之禄,皆可谓之尊亲,而非尊亲之至。尊亲之至,莫大乎能以天下为飬瞽瞍,为天子之父,是尊之至而无以加也。以天下为养,是养之至而无以加也。养之至乃为尊之至,尊之至乃为孝之至。《大雅·下武》之诗曰:「武王能长言孝思,而不忘其孝思,可以为事亲之法则。」即此尊之至,养之至,为法于天下之谓也。岂有尊养可法者,乃至于以父为臣乎?然而所谓父不得而子者,亦有说也。《书经·大禹谟》有曰:「舜平时致敬,为子之职事。及见于瞽瞍之时,又夔夔然敬谨恐惧之至。瞽瞍虽顽,亦为其所化,允信而若顺之。」即此书所言,可见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见化于其子,是所谓父不得而子也。岂有臣父之説乎?由孟子论父不得而子之说推而言之,如伊尹之格太甲,周公之感成王,是亦可谓君不得而臣也。夫父不得而子,而后始有底豫之慈父;君不得而臣,而后始有守成之贤君。始若相反,卒乃相成。凡为君臣父子者,可不深长思与?
万章曰:「尭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
译咸丘防说:“舜不把尧当作臣下,这个道理我已经听明白了。《诗经》中说:‘普天之下,没有哪一块土地不是天子的;四海之内,没有哪一个人不是天子的臣民。’既然舜已经做了天子,请问他的父亲瞽瞍不是天子的臣民,这该怎么解释呢?”孟子说:“这首诗,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说因为忙于天子的公事而不能奉养父母。意思是说:‘这些全都是天子的公事,为什么偏偏是我一个人勤劳辛苦呢?’所以解说《诗经》的人,不能因为拘泥于文字而歪曲词句的原意,不能因为拘泥于词句而歪曲作者的本意,要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这才算是真正理解了。如果仅仅拘泥于词句,那么《大雅·云汉》这首诗说:‘周朝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幸存的。’如果相信这句话,那就是周朝真的没有遗留的百姓了。”
这一节文字,孟子辨析了舜不把父亲当作臣下的事情,同时兼示人们解读《诗经》的方法。咸丘防又问:“舜不把尧当作臣下的事情,我已经听明白了。至于他不把父亲瞽瞍当作臣下,我还有疑惑。”《小雅·北山》这首诗有这样的话:“普天之下,土地虽然广阔,没有一尺土地不是天子的;四海之内,人口虽然众多,没有一个人不是天子的臣民。”由此诗推论,舜既然接受尧的禅让做了天子,那么瞽瞍也是天子臣民中的一员,却偏偏不称他为臣,这是什么说法呢?孟子说:“诗人作诗,各有所寄托。这首诗所说的,并不是天子可以把父亲当作臣下的意思。而是当时的大夫在外服役,被天子的公事逼迫而不能回家奉养双亲,心中不平而作了这首诗。它的意思好像是说:现在这些事全都是天子的公事,凡是居住在天子土地上、作为天子臣民的人,都应当共同承担这份辛劳,为什么他们都安坐不动,偏偏因为我贤能有用,就让我更加劳累而不能休息呢?”这才是诗人的本意。凡是《诗经》所看重的,在于意旨罢了,不在于文字词句之间。所以善于解说《诗经》的人,不可拘泥于一个字而损害一句词的原意,不可拘泥于一句词而损害设辞的本意,只应当用自己的心意去探求诗人的本意,这才是掌握了解说《诗经》的方法。如果只拘泥于词句而不探求本意,那么《大雅·云汉》这首诗有这样的话:“遭遇饥荒,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独自存活的。”如果相信这首诗所说的,那就是周朝的百姓真的没有遗留的种族了。只有用意旨去贯通,才知道诗人的本意在于忧虑旱灾严重,好像上天断绝了他们的生计,并不是真的没有遗留的百姓。那么《北山》这首诗,难道真的是说全都是天子的臣民,天子可以把父亲当作臣下吗?你因为拘泥于词句而损害了本意,那也是不善于解说《诗经》的人了。按:学问贵在广博,辨析贵在明白,即使是草野之人的意见也可以采纳,而凭空捏造、没有根据的说法不要听信;虽然经学值得尊崇,但注释中的错误也很多。圣贤的经典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而学者常常各自坚守一种说法,谁能保证他们的说法完全符合圣贤的本意,而不像咸丘防那样解说《诗经》呢?广泛搜集各家的说法,归结于一个正确的结论,扩大儒生的见闻,订正经传的旨归,这大概是崇尚文化的时代所应当急切讲求的吧?
孝子的极致,没有比尊崇父母更大的了。尊崇父母的极致,没有比用天下资源来奉养父母更大的了。做了天子,是父亲地位尊崇的极致。用天下资源来奉养,是奉养的极致。《诗经》说:“永远保持孝思,孝思可以作为法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尚书》说:“恭敬地拜见瞽瞍,恭敬谨慎,庄重严肃。”瞽瞍也信服顺从,这是父亲不能以不善对待儿子,反而被儿子感化的意思。
这两节文字,显示舜的大孝,能够尊崇父母并感化父母。孟子又开导咸丘防说:“你认为舜做了天子,就应当把父亲当作臣下。我认为舜做了天子,正是为了孝顺他的父母。”大概作为儿子,如果能够好好侍奉父母,都可以称为孝子,但这还不是孝子的极致。孝子的极致,没有比能够尊崇父母更大的了。作为儿子,如果有一官半职的荣耀,一钟一釜的俸禄,都可以称为尊崇父母,但这还不是尊崇父母的极致。尊崇父母的极致,没有比能用天下资源来奉养瞽瞍,让父亲成为天子的父亲,这是尊崇的极致而没有比这更高的了。用天下资源来奉养,这是奉养的极致而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奉养的极致才是尊崇的极致,尊崇的极致才是孝的极致。《大雅·下武》这首诗说:“武王能长久地保持孝思,而不忘却孝思,可以作为侍奉父母的法则。”这就是尊崇的极致、奉养的极致,成为天下的法则的意思。哪有尊崇奉养可以作为法则的人,却把父亲当作臣下的呢?然而所谓父亲不能以不善对待儿子,也有说法。《尚书·大禹谟》有这样的话:“舜平时恭敬谨慎,履行作为儿子的职责。等到拜见瞽瞍的时候,又恭敬谨慎,恐惧到了极点。瞽瞍虽然顽固,也被他所感化,信服顺从。”从这本书所说的,可以看出瞽瞍不能以不善对待他的儿子,反而被他的儿子感化,这就是所谓父亲不能以不善对待儿子的意思。哪有把父亲当作臣下的说法呢?由孟子论述父亲不能以不善对待儿子的说法推论,像伊尹感化太甲,周公感化成王,这也可以说是君主不能以不善对待臣下。父亲不能以不善对待儿子,然后才有心情愉悦的慈父;君主不能以不善对待臣下,然后才有守成的贤君。开始好像相反,最终却互相成就。凡是作为君臣父子的,能不深思熟虑吗?
万章说:“尧把天下给了舜,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没有。天子不能把天下给别人。”那么舜得到天下,是谁给他的呢?孟子说:“天给他的。”天给他,是谆谆告诫命令他吗?孟子说:“不是。天不说话,通过行为和事情来显示罢了。”万章说:“通过行为和事情来显示,是怎样的呢?”孟子说:“天子能够向天推荐人,但不能使天把天下给他;天下的诸侯能够
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译向天子推荐人才,不能迫使天子任用他;诸侯和大夫向诸侯推荐人才,不能迫使诸侯任用他。」大夫,从前尧向天推荐舜,天接受了;向民众昭示舜,民众也接受了。所以说:「天不说话,只是通过行为和事情来显示罢了。」问:「请问,向天推荐而天接受,向民众昭示而民众接受,是怎样的情形?」答:「让他主持祭祀,百神享用祭品,这就是天接受了;让他主持政事,政事治理得好,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是民众接受了。」天授予他,民众授予他,所以说:「天子不能把天下私自给予别人。」
此一章书,见尧之禅舜出于天与也。万章问曰:「事莫大于禅授,人皆言古有帝尭尝举其所有之天下,一旦授之于舜,不知果有此事否乎?」孟子曰:「斯言殆不然也。盖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尭虽为天子,安能以天下与人?若曰尭能与之,则天下亦一人之私物,可以有之,自我与之,自我,岂理也哉?」万章问曰:「尧既不能以天下与舜,然则舜之有天下也,果孰与之?」孟子曰:「帝王之兴,皆由天命。舜有天下,天实与之,而尧特顺天以从事耳。」万章问曰:「所谓天与之者,天果谆谆然教命之乎?不然,何所据以为天与也?」孟子曰:「天之体,于穆无言,其与舜也,固非谆谆然教命之也。盖身之所行曰行,措诸事为曰事,天之与舜,但就舜之行与事,黙示其与之之意而已矣,岂待谆谆然以言命之乎?」万章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必有示之之迹,敢问天果何如示之耶?」孟子曰:「凡事在人者,可以力为,而在天者,不可取。必人有才徳可托以天下者,天子能举而荐之于天然天意之从违,尚未可知,不能使天必与之天下。正如诸侯能荐人于天子,许其可任一国之事,而不能取必于天子,使与之诸侯,盖天子者,诸侯之天也。大夫能荐人于诸侯,许其可任一家之事,而不能取必于诸侯,使与之大夫,盖诸侯者,大夫之天也。诸侯、大夫且然而,况天子之重乎?昔者尧荐舜于天,以稽天意之从违,乃舜之行事当乎天心,而天受之,尝显舜之徳于民,以观人心之向背,乃舜之行事协乎民心,而民受之,即此天人交与,而天示之意,即在是。吾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曰:「尭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显舜于民,而民受之,其荐之、显之、受之,必有其实,敢问如何?」孟子曰:「昔尭尝命舜使主天地山川之祭,其精诚之所感孚,幽无不格,百神皆歆其祀而享之,此荐。之于天而天受之也。又尝命舜使主治教刑政之事,其徳意之所注措,事无不治,百姓皆被其化而安之。此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也。天受之者,天与之也,固天也;人受之者,人与之也,亦天也。信乎舜之有天下,为天与也,尭何预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按“天与之”说,非独孟子言之也。《位曰:“天位”、“禄曰天禄”、“命曰天命”,自古记之矣。天既与之,则人不能攘之。彼圗度非分者,祗自速天诛耳。然天能与之,则亦能夺之。栗栗危惧,聿脩厥徳,以永保天命。为人君者,可不勉与?
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防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尭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尭之子,是簒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聼自我民聼。」此之谓也。
此二节书,见舜之天下出于天与,而天意不越民情也。孟子又吿万章曰:「天之与舜,不特见诸行与事之间,揆之气数,卜之人情,皆有可騐者。舜之相尧二十有八载,歴年多而施泽乆,此非人之所能为也,盖天也。则其为相之时,天意已属之矣。至于尧崩之后,三年之防已毕,舜以有尧之子丹朱在焉,于是避而逺去,居于南河之南,欲天下思尧徳而归其子也。然舜能避尭之子,而不能避天下之人心,天下诸侯朝觐者乆,被其賔接之礼,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其不决之狱而求直者乆,念其钦恤之仁,不之尭之子而之舜;歌颂功徳者乆,感其好生之徳,不讴歌尭之子而讴歌舜。舜方避之,民顾就之,此岂人力能为也哉?吾故曰:实天使之,固结于二十八载之前,乃致此响应于二十八载之后也。夫然后自南河之南徃中国而践天子位焉,此虽以答天下之心,实所以承上天之意耳。向使舜不为南河之避,而遽居处乎尭之宫,逼胁乎尧之子,则是以臣而簒君之位也,安所称天与哉?即舜为民心之所归,便知为天心之所与
译这一章书,表明尧禅让天下给舜,是出于上天的授与。万章问道:“事情没有比禅让更大的了,人们都说古时有帝尧曾经把他所拥有的天下,一旦授予了舜,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件事呢?”孟子说:“这话大概不对。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天子所能私自占有的。尧虽然是天子,怎么能把天下给别人?如果说尧能把天下给别人,那么天下也就成了一个人的私物,可以拥有它,由我给予别人,这难道是合理的吗?”万章问道:“尧既然不能把天下给舜,那么舜拥有天下,究竟是谁给他的呢?”孟子说:“帝王的兴起,都由于天命。舜拥有天下,确实是上天给他的,而尧只是顺从天意来行事罢了。”万章问道:“所谓上天给他,上天难道谆谆教诲、命令他吗?如果不是这样,凭什么依据说是上天给他的呢?”孟子说:“上天的本体,庄严深远而不言语,它给予舜,本来就不是谆谆教诲、命令他的。大凡身体所行的叫做‘行’,施之于事物的叫做‘事’,上天给予舜,只是就舜的‘行’与‘事’,默默显示它给予的意思罢了,哪里需要谆谆地用言语命令他呢?”万章说:“通过‘行’与‘事’来显示的,一定有显示的迹象,请问上天究竟是如何显示的呢?”孟子说:“大凡在人所能做的,可以凭力量去做,而在天所能做的,不能强求。必定人有才德可以托付天下,天子能够举荐他给上天,但天意是否遵从,还不可知,不能使上天一定把天下给他。正如诸侯能向天子举荐人,说他可以担任一国的职务,但不能强求天子一定给他诸侯之位,因为天子是诸侯的天。大夫能向诸侯举荐人,说他可以担任一家的职务,但不能强求诸侯一定给他大夫之位,因为诸侯是大夫的天。诸侯、大夫尚且如此,何况天子之重呢?从前尧向天举荐舜,以考察天意是否遵从,于是舜的行事符合天心,上天接受了他;尧曾彰显舜的德行给百姓,以观察人心是否归向,于是舜的行事符合民心,百姓接受了他。就在这天人交相授与之中,上天显示的意思,就在这里。所以我说是:上天不言语,只是通过‘行’与‘事’来显示罢了。”万章说:“尧向天举荐舜,上天接受了他;彰显舜给百姓,百姓接受了他。这举荐、彰显、接受,一定有实际内容,请问是怎样的?”孟子说:“从前尧曾命令舜主持天地山川的祭祀,他的精诚所感通,幽深之处没有不能到达的,百神都歆享他的祭祀,这就是向天举荐而天接受了他。又曾命令舜主持教化刑政之事,他的德意所施设,事情没有不治理好的,百姓都受到他的教化而安定,这就是彰显给百姓而百姓接受了他。天接受他,就是天给予他,这固然是天意;人接受他,就是人给予他,这也是天意。确实,舜拥有天下,是上天给予的,尧有什么干预呢?所以说:天子不能把天下给别人。关于‘天给予’的说法,不只是孟子这样说。《尚书》说:‘位叫做天位’、‘禄叫做天禄’、‘命叫做天命’,自古就记载了。上天既然给予,那么人就不能夺取。那些图谋非分的人,只是自取天罚罢了。然而上天能给予,也就能够剥夺。因此要战战兢兢,谨慎恐惧,修明德行,以永远保有天命。作为君主,能不勉励吗?
舜辅佐尧二十八年,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是上天的安排。尧去世,三年的丧期结束,舜避居到南河之南,以避开尧的儿子。天下诸侯来朝见的,不去尧的儿子那里而去舜那里;打官司的,不去尧的儿子那里而去舜那里;歌颂的,不歌颂尧的儿子而歌颂舜。所以说这是上天的安排。然后舜才回到中原,登上帝王的位,如果占据尧的宫室,逼迫尧的儿子,那就是篡夺,不是上天的授与了。《太誓》说:‘上天的看视通过我的百姓看视,上天的听闻通过我的百姓听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两节书,表明舜的天下出于上天的授与,而上天的意志不超越百姓的情意。孟子又告诉万章说:“上天给予舜,不仅表现在‘行’与‘事’之间,推究其气数,占卜于人情,都有可以验证的地方。舜辅佐尧二十八年,经历年数多而施恩泽久,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是上天的安排。那么他在辅佐的时候,天意已经归属他了。至于尧去世之后,三年的丧期已经结束,舜因为尧的儿子丹朱在,于是避而远去,居于南河之南,想让天下思念尧的德行而归于他的儿子。然而舜能避开尧的儿子,却不能避开天下的人心,天下诸侯来朝见的,长久受到他的接待之礼,不去尧的儿子那里而去舜那里;诉讼那些未决的案件而求公正的,长久怀念他的钦恤之仁,不去尧的儿子那里而去舜那里;歌颂功德的,长久感念他的好生之德,不歌颂尧的儿子而歌颂舜。舜正想避开,百姓反而趋附他,这难道是人力能做到的吗?所以我说是:实际上是上天让他这样,早在二十八年之前就已固结,于是导致二十八年之后有这样的响应。然后从南河之南前往中原而登上帝王的位,这虽然是为了回应天下的人心,实在是为了承奉上天的意志。假使舜不在南河避居,而立即居住在尧的宫室,逼迫尧的儿子,那就是以臣子篡夺君主的位,怎么能说是上天的授与呢?既然舜是民心所归,就知道是天意所授与。”
,此非无徴之言也。」《书经》《防誓》篇有曰:「天无视也,而从民之视,民视即是天视;天无聼也,而从民之聼,民聼即是天聼。」《书》之所言,此即吾民归舜即天与舜之説也。然则舜之有天下,不但尭不能容心于与,而舜亦未常有心于得,徒泥其禅授之迹者,亦未明乎天道矣。按孟子此章,以天下归之天,以天与归之民,何其言之防也?不独禅让之天下为然,虽家天下之天下亦然;不独开创之天下为然,虽继世之天下亦然。彼不求天于民视民聼,而求之于荒唐怪妄,如宋世所谓天书者,其亦不学之过与?
译这并非没有证据的空话。《尚书·汤誓》篇中说:“上天没有眼睛,却依从百姓的眼睛来看,百姓所看即是上天所看;上天没有耳朵,却依从百姓的耳朵来听,百姓所听即是上天所听。”《尚书》所说的,这正是我们百姓归顺舜,也就是上天授予舜的说法。那么舜拥有天下,不仅尧没有在授予时存私心,舜也没有在获得时存私心,那些仅仅拘泥于禅让表象的人,也是没有明白天道啊。考察孟子这一章,将天下归顺归结为上天,将上天授予归结为百姓,他的言论多么精微啊?不仅仅是禅让得来的天下如此,即使是世袭家天下的天下也是如此;不仅仅是开创基业的天下如此,即使是继承世系的天下也是如此。那些不从百姓的视听中去寻求天意,却从荒唐怪诞的事物中去寻求,比如宋代所谓的天书之类,这大概也是不学习经典造成的过错吧?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徳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防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防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隂。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厯年多,施泽于民乆。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歴年少,施泽于民未乆。舜禹益相去乆逺,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此一章书,见帝王、▯贤、▯子皆本天意而无私也。万章问曰:「人有言,尧舜盛徳之至,故以天下为公,不▯于子而传于贤。及至于禹,其徳遂衰,于是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敢问禹果有此私心乎?」孟子曰:「人以徳衰议禹,此言非是。禹之心,殆不然也。盖与贤与子,顾天意何如耳。天所与者在贤,则与贤,不能强而与子也。天所与者在子,则与子,不能强而与贤也。昔者舜荐禹于天,任以为相,十有七年。迨舜崩,三年之防既毕,禹因舜有子商均在焉,乃逺避于阳城之地,其心止欲让位于商均耳。乃天下之民皆归心于禹,凡朝觐、讼狱、讴歌者,皆不从商均而从禹,与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无以异也。人心如此,天意在禹,可知舜安得不举天下而授之乎?若禹、益之时,则视此不同矣。禹亦尝荐益于天,任以为相者七年。迨禹崩,三年之丧既毕,益因禹有子啓在,亦逺避启于箕山之隂以让位焉。但见天下之臣民,朝觐、讼狱者不徃归益,而来归启,皆曰:『此吾君之子也,吾不归吾君之子而谁归乎?』讴歌者亦不讴歌益而讴歌启,皆曰:『此吾君之子也,吾不戴吾君之子而谁戴乎?』人心如此,天意在启,可知禹安得不举天下而传之也?舜、禹、益皆有圣人之徳,而当时民心或归或不归,其故维何?盖尧之子丹朱,其徳不类于尧;舜之子商均,其徳亦不类于舜。而舜之相尧二十有八年,禹之相舜十有七年,其歴年既多,施恩泽于民最乆,以相之贤,又遇子之不肖,此民所以不归尧、舜之子而归舜、禹也。若启之贤能,以兢兢业业之心嗣守禹之典则,而益之相禹仅仅七年,其徳泽施于民者未如舜、禹之乆,以子之贤,而又遇相之不乆,此民所以不归益而归启也。夫舜、禹、益均之为相,而歴年多、歴年少,其乆近相去如此。丹朱、商均与启均之为子,而或贤或不肖。又如此,皆天也。岂人力之所能预哉?盖天下事,凡人力莫之作为而自然为者,是之谓天。主宰于冲漠之中,不可得而测也。凡人力莫之召致而自然至者,是之谓命。禀受于有生之初,不可得而移也。然则尧、舜、禹皆奉天命以从事耳,岂其徳之有盛衰哉?按「传贤,传子」,虽曰皆出于天,其实天意常在于贤。▯子亦▯贤也。后世为天子之子者,皆自力于贤;为天子者,能豫教其子以贤,实万世无疆之休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徳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聼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此五节书,歴举羣圣之不有天下,皆以推明禹益之事也。孟子吿万章曰:「益之不有天下,固由于天。而自古圣人不有天下者,不独一益也。凡匹夫而有天下者,必有同乎舜禹之徳,而又有尧舜之天子荐之于天,而后可以得之。故仲尼之徳,虽无愧于舜禹,而无尧舜之荐,亦终老于布衣而不有天
译万章问道:“有人讲,到了禹的时候德行就衰落了,不传给贤人而传给儿子,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天给贤人就把天下给贤人,天给儿子就把天下给儿子。从前舜向天推荐禹,经过了十七年。舜去世后,三年的丧期结束,禹为了避让舜的儿子而退居阳城。天下的百姓都跟随禹,就像尧去世后,百姓不跟随尧的儿子而跟随舜一样。禹向天推荐益,经过了七年。禹去世后,三年的丧期结束,益为了避让禹的儿子而退居箕山北面的山脚下。前来朝见、诉讼的人不去找益而去找启,说:‘那是我们君主的儿子。’歌颂的人也不歌颂益而歌颂启,说:‘那是我们君主的儿子。’丹朱不成器,舜的儿子也不成器。舜辅佐尧,禹辅佐舜,经历的年数多,施予百姓的恩泽久。启贤能,恭敬地继承禹的道统。益辅佐禹,经历的年数少,施予百姓的恩泽不久。舜、禹、益相隔的时间久远,他们儿子的贤与不贤,都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没有人去做而自然做成的,是天意;没有人去招致而自然到来的,是命运。”
这一章书,表明帝王、传贤、传子都本于天意而没有私心。万章问道:“有人讲,尧舜德行盛大到了极点,所以以天下为公,不传给儿子而传给贤人。到了禹的时候,他的德行于是衰落了,因此不传给贤人而传给儿子。请问禹果真有这样的私心吗?”孟子说:“人们用德行衰落的说法议论禹,这话不对。禹的心,大概不是这样的。传给贤人还是传给儿子,只看天意如何罢了。天所给予的对象在贤人,就传给贤人,不能勉强传给儿子。天所给予的对象在儿子,就传给儿子,不能勉强传给贤人。从前舜向天推荐禹,任用他做宰相,经过了十七年。等到舜去世,三年的丧期已经结束,禹因为舜有儿子商均在世,于是远远地退避到阳城之地,他的心只是想将君位让给商均罢了。然而天下的百姓都归心于禹,凡是朝见、诉讼、歌颂的人,都不跟随商均而跟随禹,与尧去世后不跟随尧的儿子而跟随舜,没有两样。人心如此,天意在禹,可以知道舜怎么能不把天下授予他呢?至于禹和益的时候,则与此不同了。禹也曾向天推荐益,任用他做宰相七年。等到禹去世,三年的丧期已经结束,益因为禹有儿子启在世,也远远地退避到箕山北面以让位给启。只见天下的臣民,朝见、诉讼的人不前往归附益,而来归附启,都说:‘这是我们的君主的儿子,我们不归附我们的君主的儿子而归附谁呢?’歌颂的人也不歌颂益而歌颂启,都说:‘这是我们的君主的儿子,我们不拥戴我们的君主的儿子而拥戴谁呢?’人心如此,天意在启,可以知道禹怎么能不把天下传给他呢?舜、禹、益都有圣人的德行,而当时民心有的归附有的不归附,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尧的儿子丹朱,他的德行不像尧;舜的儿子商均,他的德行也不像舜。而舜辅佐尧二十八年,禹辅佐舜十七年,他们经历的年数既多,施予百姓的恩泽最久,凭借辅佐者的贤能,又遇到儿子的不成器,这就是百姓不归附尧、舜的儿子而归附舜、禹的原因。至于启的贤能,以兢兢业业的心继承遵守禹的典章法则,而益辅佐禹仅仅七年,他施予百姓的恩泽不像舜、禹那样久,凭借儿子的贤能,而又遇到辅佐者时间不久,这就是百姓不归附益而归附启的原因。舜、禹、益都作为辅佐者,而经历的年数多、经历的年数少,他们的久近相差如此。丹朱、商均与启都作为儿子,而有的贤有的不贤,又如此,这都是天意。难道是人力所能预先决定的吗?大概天下的事,凡是人力没有去做而自然做成的,这就叫天。主宰于虚无寂静之中,不可测度。凡是人力没有去招致而自然到来的,这就叫命。禀受于生命之初,不可改变。那么尧、舜、禹都是奉行天命来行事罢了,难道他们的德行有盛衰吗?按‘传贤,传子’,虽然说都出于天,其实天意常常在于贤人。传子也是传贤。后世作为天子儿子的,都自己努力成为贤人;作为天子的,能预先教导他的儿子成为贤人,实在是万世无尽的福分。
平民而拥有天下的,德行必定像舜禹,而又要有天子向天推荐他,所以孔子没有拥有天下。继承世系而拥有天下的,天所要废弃的,必定像桀纣那样的人,所以益、伊尹、周公没有拥有天下。伊尹辅佐汤,使汤称王于天下。汤去世后,太丁没有即位,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的典章刑法,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地,三年。太甲悔过,在桐地自我怨恨、自我惩戒,处于仁德、迁向义理,三年以来听从伊尹的训导,自己也重新回到亳都。周公没有拥有天下,就像益对于夏朝,伊尹对于殷朝一样。孔子说:‘唐尧虞舜禅让,夏后殷周世袭,它们的义理是一致的。’
这五节书,历举群圣没有拥有天下的事例,都是为了推明禹和益的事情。孟子告诉万章说:‘益没有拥有天下,固然由于天意。而自古圣人不拥有天下的,不只是一个益。凡是平民而拥有天下的,必定有同于舜禹的德行,而又要有尧舜那样的天子向天推荐他,然后才可以得到。所以孔子的德行,虽然无愧于舜禹,而没有尧舜的推荐,也最终老死为平民而没有拥有天下。’
下也。」若夫有徳有荐而亦不有天下者,则以继世之君为贤君耳。盖继世以有天下者,非徳不如圣人,天遂废之也。天之所废者,必大恶如桀纣也。苟不至桀纣,而足以嗣守先业,则天亦未尝遽废之。故益与伊尹、周公虽有舜禹之徳,而遇嗣君之贤,终不能有天下也。以伊尹言之,伊尹以圣人之徳辅相成汤,致王于天下,其功业可谓盛矣。迨成汤既崩,太子太丁未立,先殁。商时之法,兄终弟及,乃立其弟外丙。二年而殁,又立其弟仲壬。四年而殁,于是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既立,壊乱汤之成法,似不肖矣。伊尹因放之于汤墓桐宫三年,欲其顾乃祖而兴思也。太甲果能悔其所为之过,自怨而惩创己徃,自艾而脩治方来,朝夕于桐,改不仁以处于仁,改不义以迁于义。三年之内,惟聼伊尹之教训乎己也。伊尹见太甲之贤,于是以衮冕迎之,复归于亳都,以纉汤绪焉。此伊尹所以不有天下也。若周公之终于冡宰而不有周之天下者,以公遇成王继世之贤,犹益之于夏,以启贤之足以嗣禹也。犹伊尹之于殷,以太甲贤足以继殷也。此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吾尝闻孔子曰:「唐虞禅位,而以天下传之贤;三代继统,而以天下传之子。迹虽不同,然禅者以天命在贤,宜禅而禅;继者以天命在子,宜继而继。其合于义则一而已。圣人何容私于其间哉!」观孔子之言,则禹之与子,孰谓其徳衰哉?尝又论之,继世之君虽曰中材,亦可保守天命,天意不肎轻于夺之然。未可恃也。如太甲者,不已岌岌乎?与治同道,防不兴;与乱同事,防不亡。伊尹于太甲归亳之后,犹申诰焉。后之继世者,尚三复于斯。
译下位的人罢了。」至于那些有德行、有推荐却也不能拥有天下的人,是因为继位的君主是贤明的君主罢了。大概那些依靠世袭而拥有天下的人,并不是因为德行不如圣人,上天就废弃他们。上天所废弃的人,必定是像夏桀、商纣那样大恶之人。如果不至于像桀纣那样,而足以继承守护先人的基业,那么上天也不会轻易废弃他们。所以伯益和伊尹、周公虽然拥有舜、禹那样的德行,但遇到了继位君主的贤明,终究不能拥有天下。以伊尹为例,伊尹以圣人的德行辅佐商汤,使他在天下称王,他的功业可以说是非常显赫了。等到商汤去世后,太子太丁还没有即位就先去世了。商朝当时的制度是兄终弟及,于是立商汤的弟弟外丙。外丙在位两年后去世,又立商汤的弟弟仲壬。仲壬在位四年后去世,于是立太丁的儿子太甲。太甲即位后,败坏扰乱商汤制定的法度,似乎是不贤明。伊尹因此将他放逐到商汤墓地的桐宫三年,希望他回顾祖先而兴起思虑。太甲果然能够悔改自己所犯的过错,自我怨恨并惩戒过去的错误,自我改正并修治未来的行为,早晚在桐宫,改变不仁而处于仁,改变不义而迁向义。在三年之内,只听任伊尹对自己的教导。伊尹看到太甲的贤明,于是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去迎接他,让他回到亳都,以继承商汤的基业。这就是伊尹不能拥有天下的原因。至于周公最终担任冢宰而不能拥有周朝天下,是因为周公遇到了继位的贤明君主成王,就像伯益对于夏朝,因为夏启贤明足以继承大禹;就像伊尹对于殷商,因为太甲贤明足以继承殷商。这就是周公不能拥有天下的原因。我曾经听孔子说:“唐尧、虞舜禅让帝位,而把天下传给贤人;夏、商、周三代世袭统治,而把天下传给儿子。事迹虽然不同,但禅让是因为天命在贤人,适宜禅让就禅让;世袭是因为天命在儿子,适宜世袭就世袭。它们符合道义是一样的。圣人哪里会在其中夹杂私心呢!”观察孔子的话,那么禹把天下传给儿子,谁说他的德行衰微了呢?曾经又论述过,继位的君主即使是中等才能,也可以保守天命,天意不肯轻易剥夺它。然而也不能依赖。像太甲那样,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吗?与治世同道,忧患不会兴起;与乱世同流,忧患不会消亡。伊尹在太甲回到亳都之后,仍然告诫他。后来的继位者,应当反复思考这些话。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
此一章书,是辩伊尹无辱己之行也。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欲行道致君而无由,乃身为庖人,因论割烹之事,而喻及王道,使汤知而用之,果有此事乎?」孟子曰:「人言不足信,伊尹所为不若是也。方伊尹未遇之时,尝耕于有莘之野,而欣慕爱乐者,则在尭舜之道焉。道之至辨者为义,非其义也,则非其道也。虽禄之以天下之大,亦弗顾也。系马千驷之多,亦弗视也。不特此也,非其义也,则非其道也。虽一介之微,不以与人也。一介之防,不以取诸人也。何者?其所乐有在也。汤闻伊尹之道,使人以币帛徴聘之。伊尹知有尧舜,而不知有汤也。乃嚣嚣然自得而言曰:「我何用汤之聘币为哉?一受其聘,则当忧其忧而事其事。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浩然自得之为安哉?」此非观汤意之诚否也。内既自乐于己,外自无求于人,视汤之聘币诚为外物耳。夫汤以币聘伊尹,伊尹犹不肎轻出如此,岂有割烹要汤之事哉?按伊尹之在有莘,诸葛亮之在隆中,惟其处而无求,所以出而能任。然非其君求之之勤,则亦终老田间矣。是以为人臣者不可不以伊葛自待,而为人君者亦不可不以成汤昭烈为法也。
汤三使徃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
此三节书是言伊尹应汤之聘欲行尧舜之道于天下也。孟子曰:「汤三次使人以币聘伊尹,其求贤之意甚诚,有以动伊尹行道之心。于是翻然改曰:『吾人出处闗乎世运,我终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祗独善其身而已。吾岂若以其道致君,使是君钦明濬哲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以其道泽民,使是民时雍风动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上下君民之间,即吾身今日亲见尧舜之道得行哉?』吾之所以不敢辞其责者,盖以天之生此民也,知觉虽然同具,而先后固有难齐。天欲使先知此事者觉悟后知之人,使先觉此理者觉悟后觉之人。予于天所生民之中,幸为先觉者也,其可负天意哉?予将以斯道之固有,觉斯民之未觉也。若使非予觉之,则迷者益深,谁为予受其责哉?此今日之不容以不出也。」伊尹之言如此,即其言以推其心,伊尹真见万物同体,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即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情不能安,其义不容诿。以一人之身任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无道之夏而救无罪之民。此其自待何如哉?「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先儒谓此即《大学》之道,既明明徳,则必湏新民,非如此则在我之分量不完。伊尹未仕汤,一匹夫耳,犹不肎以此自寛,况作君作师,实有代天理物之责者乎?
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逺,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此三节书,是明伊尹决无割烹要汤之事也。孟子曰:「伊尹之伐夏救民,无非欲正天下。吾未闻枉在己而能正他人者,况于卑汚茍贱为辱己之事,更甚于枉己矣,而能正天下乎?」大凡古来圣人之行不同,未仕之先,或逺而隐遁,或近而仕君;既仕之后,或不合而去,或合而不去。逺者非忘世,而近者非
译万章问道:“有人传说,伊尹通过展示割肉烹煮的技艺来求取商汤的任用,真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是的。事实并非如此。伊尹在有莘国的郊野耕作,以尧舜之道为乐。不符合他道义的事,不符合他原则的事,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会回头看;即使有千辆马车装饰的马匹,他也不会看一眼。不符合他道义的事,不符合他原则的事,即使是一根小草,他也不会送给别人;即使是一根小草,他也不会从别人那里索取。商汤派人带着礼物去聘请他,他却安闲自得地说:‘我为什么要商汤的聘礼呢?’我难道不如待在田野之中,从而以尧舜之道为乐吗?”
这一章书,是辩驳伊尹没有自辱自己的行为。万章问道:“有人传说,伊尹想要施行王道、辅佐君主却没有途径,于是自己充当厨师,借谈论割肉烹煮之事,进而阐明王道,使商汤了解并任用他,真有此事吗?”孟子说:“别人的话不足为信,伊尹的行为不是这样的。当伊尹尚未被赏识的时候,曾在有莘国的郊野耕作,他所欣慕爱乐的,是尧舜之道。道的极致表现就是义,不符合他的义,也就是不符合他的道。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顾;即使有千辆马车装饰的马匹,他也不看。不仅如此,不符合他的义,也就是不符合他的道。即使是一根小草,他也不会送给别人;即使是一根小草,他也不会从别人那里索取。为什么呢?因为他所乐意的地方在于道。商汤听说伊尹的道,派人带着币帛去征聘他。伊尹心中只有尧舜之道,而不知道有商汤这个人。于是安闲自得地说:‘我何用商汤的聘礼呢?一旦接受聘礼,就应当为他的忧患而忧患,为他做事。我难道不如待在田野之中,从而以尧舜之道为乐,那样浩然自得地感到安心吗?’这并不是观察商汤的诚意与否。内心既然自己乐于道,对外自然不向人有所求,把商汤的聘礼看作身外之物罢了。商汤用币帛聘请伊尹,伊尹尚且不肯轻易出山,哪有割肉烹煮来求取商汤任用之事呢?考察伊尹在有莘国,诸葛亮在隆中,正因为他们隐居而无求,所以出山后能够担当重任。然而如果不是君主恳切地求取,他们也就终老于田间了。因此,做臣子的不能不把自己当作伊尹、诸葛亮那样来对待,而做君主的也不能不效法成汤、昭烈帝。”
商汤三次派人去聘请他,后来伊尹幡然改变心意说:“与我待在田野之中,从而以尧舜之道为乐,我难道不如使这位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吗?我难道不如使这些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吗?我难道不如在我身上亲眼见到尧舜之道得以施行吗?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让先知的人去唤醒后知的人,让先觉的人去唤醒后觉的人。我是上天百姓中先觉的人,我将用这个道去唤醒这些百姓,除了我去唤醒他们,还有谁呢?想到天下的百姓,哪怕是一个普通男子或妇女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一样。他这样以天下重任为己任,所以去投奔商汤,劝说商汤讨伐夏桀以拯救百姓。”
这三节书是讲述伊尹接受商汤的聘请,想要在天下施行尧舜之道。孟子说:“商汤三次派人带着币帛聘请伊尹,他求贤的诚意非常深厚,足以打动伊尹施行道义的心。于是伊尹翻然改变心意说:‘人的出仕与隐居关乎世道运数,我终究待在田野之中,从而以尧舜之道为乐,只是独善其身罢了。我难道不如用这个道辅佐君主,使这位君主钦敬明智、深邃智慧,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吗?我难道不如用这个道恩泽百姓,使这些百姓和谐有序、风气感化,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吗?我难道不如在上下君民之间,就在我身上今天亲眼见到尧舜之道得以施行吗?’我之所以不敢推辞这个责任,是因为上天生育这些百姓,知觉虽然同样具备,但先后本来难以整齐。上天想要让先知此事的人去唤醒后知的人,让先觉此理的人去唤醒后觉的人。我在上天所生的百姓中,有幸是先觉的人,怎么可以辜负天意呢?我将用这个固有的道,去唤醒这些尚未觉悟的百姓。如果让我去唤醒他们,那么迷惑的人会更加深陷,谁能为我承担这个责任呢?这就是今天不容许我不出仕的原因。”伊尹的话是这样,根据他的话来推究他的心,伊尹真正看到了万物同体,想到天下的百姓,哪怕是一个普通男子或妇女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一样,他的情感不能安宁,道义不容推诿。以一人之身承担天下的重任,像这样所以他去投奔商汤并劝说商汤,去讨伐无道的夏朝以拯救无罪的百姓。他这样自待是怎样的呢?“先知唤醒后知,先觉唤醒后觉。”先儒说这就是《大学》的道理,既然彰明美德,就必须革新百姓,不这样在我身上的分量就不完整。伊尹未仕于商汤时,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尚且不肯以此自我宽慰,何况是作为君主和师长,实际上有代天治理万物的责任的人呢?
我没有听说过委屈自己却能端正别人的,何况是自辱自己来端正天下的人呢?圣人的行为不同,有的远离,有的靠近,有的离去,有的不离去,归结起来只是保持自身的纯洁罢了。我听说他用尧舜之道来求取商汤的任用,没听说过用割肉烹煮来求取的。《伊训》说:“上天的惩罚始于牧宫,我的征伐始于亳地。”
这三节书,是阐明伊尹决无割肉烹煮来求取商汤任用之事。孟子说:“伊尹讨伐夏朝拯救百姓,无非是想端正天下。我没有听说过委屈自己却能端正别人的,何况是卑污苟贱自辱自己的行为,比委屈自己更甚,却能端正天下吗?”大凡古来圣人的行为不同,未仕之前,有的远离而隐遁,有的靠近而侍奉君主;既仕之后,有的不合而离去,有的相合而不离去。远离的人并非忘记世事,而靠近的人并非
慕禄;去者非沽名,而不去者非固▯,因其时而裁以义,要归于洁其身而已矣。身之不防,何以谓之圣人?而谓伊尹有要汤之事乎?必如人言,谓之为要,吾但闻其耕莘时,唯乐尧舜之道,因而致汤之币聘,是以尧舜之道要汤者,若割烹,诚未闻也。《伊训》有曰:「汤奉天诛,始攻桀于牧宫,由我相汤,始其事于亳都也。」观伊尹之言,益可证其伐夏救民,自任天下之重之实。曽谓辱己要君者,而能为此乎?流俗之诬,不辩而自明矣。盖出处,人生之大闲,始进不以正,后未有能正者。自古及今,莫不皆然。明主观人,须于此严辨之。
译追求禄位;离去的人并非为了沽名钓誉,而不离去的人也并非固执己见,而是根据时势用道义来裁断,最终归结于保持自身的清白罢了。自身都不加防范,怎么能称为圣人呢?又怎么能说伊尹有以割烹要挟商汤的事情呢?如果像世人所说,称他为要挟,我只听说他在耕种莘野时,只乐于尧舜之道,因此招致商汤用币帛聘请他,他是用尧舜之道来要挟商汤的,至于像割烹那样,确实没有听说过。《伊训》中有说:“商汤奉行天意诛讨夏桀,开始在牧宫攻打桀,由于我辅佐商汤,才开始在亳都从事这件事。”看伊尹的话,更加可以证明他讨伐夏朝、拯救百姓,独自承担天下重任的真实性。难道会认为一个屈辱自己、要挟君主的人,能够做出这样的事吗?世俗的诬蔑,不辩驳也就自然明白了。大概出仕与隐居,是人生重大的界限,起初进身如果不以正道,后来就没有能够端正的。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英明的君主观察人才,必须在此严格辨别。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顔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吿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恱。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防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阨,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逺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此一章书是明孔子秉持礼义,即所主亦必不苟,以见人言之诬也。万章问曰:「或谓孔子在卫主衞君,近狎之人为痈疽者;在齐主齐君,近狎之侍人名瘠环者,果有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此言,欲诬圣人以便已私也。」曽闻孔子于卫,主于贤大夫顔雠由之家。彼时卫君近狎莫如弥子瑕,弥子瑕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因谓子路曰:「孔子舍雠由而主我,则衞卿可得也。」子路以吿孔子,孔子曰:「卫卿之得有命存焉,非彼所能为也。何必主之?」夫孔子平日,凡有进也,必从容逊顺而以礼不易进也;凡有退也,必果防刚决而以义不难退也。盖礼义尽其在我,至于爵位之得与不得,则道之将行,道之将废,曰有命耳。孔子之为孔子如此,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则义之当退而不退,是无义矣;命之不得而思得,是无命矣。于平日之言行,安在耶?且孔子不但无事之时不苟所主也,尝不悦于鲁与卫而去之宋,遭宋司马桓魋将要而杀之,遂防服而过宋。当是时也,孔子正当阨难,犹不苟所主,去宋适陈,主司城贞子之家。盖司城贞子乃宋之贤大夫,此时适为陈侯周之臣者也,故孔子主之。总之,邪正不同,人各从类。吾闻观近臣之为人何如,但于其为逺人之主观之,或为君子主,或为小人主,而近臣可知矣。观逺臣之为人何如,但于其所主之人观之,防主于君子,防主于小人,而逺臣可知矣。彼孔子何等人也?所主必其类,若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好事者何容诬哉!宋臣张栻言此,虽辩孔子不苟主,而泛言观人之法,实万世为人君者所不可不知。从来小人之进,君子之退,无不因左右近幸播弄于其间。人君欲察外廷之贤否,而寄耳目于此辈,则威福未有不为所盗窃者。非深鉴其弊,乌能当此不惑哉!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飬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竒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曽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鄊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此一章书是明百里奚必无辱身干主之事,以见人言之诬也。万章问曰:「或有人言,百里奚自卖于秦飬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信有之乎?」孟子曰:「否,不然乃好事者为之以借口也。尝闻之,百里奚本虞国人也,仕于虞时,晋人以垂棘所出之美玉与屈地所产之良马,求假道于虞以伐虢。虞臣宫之竒谏虞公,不聼,百里奚因而不谏,非不能谏也,盖知虞公之为人不可以谏,而因去之秦也。当其时,奚年已七十矣,是其歴练老成,曽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为污辱之行,尚可谓之智乎?吾尝反覆推之,奚非不智者也。天下唯智者能不失言于人,知虞公之不可谏而不谏,是当黙而黙,可谓不智乎?天下唯智者能知废,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是见几而作,不可谓不智也。天下又唯智者能知兴,奚之至秦时,有举于秦者,知缪公之可与有行也,而辅相之,是择君而事,可谓不智乎?且奚之相秦
译万章问道:“有人说孔子在卫国时寄居在痈疽家里,在齐国时寄居在侍人瘠环家里,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这是好事的人编造出来的。”孔子在卫国寄居在颜雠由家里,弥子瑕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是姐妹。弥子瑕对子路说:“孔子如果寄居在我家,卫国卿相的职位就可以得到。”子路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说:“得到与否,取决于天命。”孔子进用遵循礼制,退隐遵循道义,得到或得不到都说取决于天命。如果寄居在痈疽和侍人瘠环家里,那就是没有道义、不尊重天命了。孔子不会高兴。孔子在鲁国和卫国不被悦纳,离开时遭到宋国桓司马的拦截想要杀害他,于是改换装束经过宋国。这时孔子正处在困厄之中,寄居在司城贞子家里,他是陈侯周的臣子。我听说观察近臣,看他所接待的人;观察远臣,看他所寄居的人。如果孔子寄居在痈疽和侍人瘠环家里,怎么能称为孔子呢?
这一章阐明孔子秉持礼义,即使是寄居也必定不随便,以此证明人们言论的诬蔑。万章问道:“有人说孔子在卫国寄居在卫国君主亲近狎昵的人痈疽家里;在齐国寄居在齐国君主亲近狎昵的侍人瘠环家里,果真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这也是好事的人编造此言,想要诬蔑圣人以便谋取私利。”曾听说孔子在卫国,寄居在贤大夫颜雠由家里。当时卫国君主亲近狎昵没有比弥子瑕更甚的,弥子瑕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是姐妹。弥子瑕因此对子路说:“孔子舍弃颜雠由而寄居在我家,那么卫国卿相的职位就可以得到。”子路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说:“卫国卿相的得到与否有天命存在,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何必寄居在他家?”孔子平日,凡是有进用的时候,必定从容谦逊顺从而以礼制不轻易进用;凡是有退隐的时候,必定果断刚决而以道义不难以退隐。大概礼义尽在于我,至于爵位的得到与否,则是道将要施行,道将要废弃,说取决于天命罢了。孔子作为孔子就是这样,如果寄居在痈疽和侍人瘠环家里,那么道义应当退隐而不退隐,这是没有道义;天命得不到而想要得到,这是不尊重天命。平日的言行在哪里呢?况且孔子不但在无事的时候不随便寄居,曾经不被悦纳于鲁国和卫国而离开去宋国,遭到宋国司马桓魋的拦截想要杀害他,于是改换装束经过宋国。在这个时候,孔子正处在困厄之中,仍然不随便寄居,离开宋国到陈国,寄居在司城贞子家里。司城贞子是宋国的贤大夫,这时恰好是陈侯周的臣子,所以孔子寄居在他家。总之,邪正不同,人各自跟随同类。我听说观察近臣的为人如何,只看他作为远人的主人接待谁,或者接待君子,或者接待小人,近臣就可以知道了。观察远臣的为人如何,只看他所寄居的人,寄居在君子家,寄居在小人家,远臣就可以知道了。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呢?所寄居的必定是他的同类,如果寄居在痈疽和侍人瘠环家里,怎么能称为孔子呢?好事的人哪里容得下诬蔑!宋臣张栻说这话,虽然辩明孔子不随便寄居,而泛论观察人的方法,实在是万世做君主的不可不知道。从来小人的进用,君子的退隐,没有不是因为左右近幸在中间播弄。君主想要考察外廷的贤与不贤,而把耳目寄托在这类人身上,那么威福没有不被他们盗窃的。不深刻鉴察这种弊端,怎么能面对这种情况而不迷惑呢!
万章问道:“有人说百里奚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畜的人,用五张羊皮的价格为他喂牛,以此来求见秦穆公,可信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这是好事的人编造出来的。”百里奚是虞国人。晋国人用垂棘的璧玉和屈地产的良马,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进谏,百里奚不进谏,知道虞公不可进谏而离开虞国去了秦国。年纪已经七十岁了,难道不知道用喂牛来求见秦穆公是污辱的行为吗,可以说聪明吗?知道不可进谏而不进谏,可以说不聪明吗?知道虞公将要灭亡而先离开他,不可以说不聪明。当时在秦国被举荐,知道秦穆公可以有所作为而辅佐他,可以说不聪明吗?辅佐秦国而使他的君主显赫于天下,可以传扬于后世,不贤能而能做到吗?自卖来成就他的君主,乡里自爱洁身的人都不做,而说贤能的人做吗?
这一章阐明百里奚必定没有辱身求见君主的事,以此证明人们言论的诬蔑。万章问道:“有人说,百里奚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畜的人家,得到五张羊皮而为他喂牛,借此来求见秦穆公,真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这是好事的人编造出来作为借口的。曾听说,百里奚本是虞国人,在虞国做官时,晋国人用垂棘出产的美玉和屈地出产的良马,请求借路于虞国去攻打虢国。虞臣宫之奇进谏虞公,不听,百里奚因此不进谏,不是不能进谏,大概是知道虞公的为人不可以进谏,因而离开去了秦国。当时,百里奚年纪已经七十岁了,是他阅历老成,难道不知道用喂牛来求见秦穆公是污辱的行为,还能称之为聪明吗?我曾反复推究,百里奚不是不聪明的人。天下只有聪明人能不对人失言,知道虞公不可进谏而不进谏,这是应当沉默而沉默,可以说不聪明吗?天下只有聪明人能知道废弃,知道虞公将要灭亡而先离开他,这是见机而作,不可以说不聪明。天下又只有聪明人能知道兴起,百里奚到秦国时,有在秦国举荐他的人,知道秦穆公可以有所作为,而辅佐他,这是选择君主而侍奉,可以说不聪明吗?况且百里奚辅佐秦国
,取威定霸,显其君于天下,而芳声令闻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若自鬻其身以成就君事,即鄊党之间稍稍自爱者不为,而谓贤如奚者肎为此事乎?人言之诬,防可识矣。大抵战国时人人急于功利,遂谓古圣贤亦如此,故孟子力辨之。不独伊尹孔子大圣防无此事,即百里奚霸国之佐,亦决不然后世士大夫寡亷鲜耻,凡可以得富贵者,靡所不为,而患得患失之祸,遂延于世运。管子曰:「礼义亷耻,国之四维,从来未有人心不端,风俗不正,而可以致治者,其系岂一人一事已哉?」
译凭借威势确立霸业,使君主在天下显赫,美好的名声和声誉能够流传到后世,不贤明的人能做到这样吗?如果为了成就君主的事而自卖自身,即使是乡里间稍微懂得自爱的人都不会做,难道像奚这样贤明的人会肯做这种事吗?人们言论的虚妄,就可以识别了。大体上战国时期人人急于追求功利,于是认为古代的圣贤也是这样,所以孟子极力辩驳。不只是伊尹、孔子这样的大圣人没有这种事,即使是百里奚这样辅佐霸业的人,也绝不会这样做。后世士大夫缺乏廉洁和羞耻心,凡是能够获得富贵的事情,没有不做的,患得患失的祸患,于是延续到世道。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从来没有人内心不正、风俗不良,却能够导致治理的,其关系难道只是一个人一件事而已吗?”
日讲四书解义卷二十一
<经部,四书类,日讲四书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觧义卷二十二
孟子【下之四】
万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聼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亷,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桞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凂我哉!故闻栁下惠之风者,鄙夫寛薄。
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此一章书,是孟子歴叙羣圣之行事,而极尊孔子,以隐寓其愿学之意也。曰:学不宗至圣,则其统不一;然不取羣圣折衷之,则其道亦不着。尝考伯夷,目不视非礼之恶色,耳不聼非礼之恶声,视聼如此其不苟也。非可事之君不事,非可使之民不使,事使如此其甚严也。世治则进而仕,世乱则退而隐,进退如此其有择也。不特是也,即横暴之政之所出,横暴之民之所止,亦不忍居也。不但横暴不居其心,即思与乡人蹔处,如以朝衣朝冠之贵,坐于涂炭之污,而唯恐其凂已也。当殷纣浊乱之时,避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故后世闻伯夷之风者,虽顽而无知之夫,亦化而为亷;虽懦而无守之夫,亦化而有特立之志。是伯夷之行事如此。又尝稽之伊尹矣。伊尹尝曰:「君皆可事,何所事而非君?民皆可使,何所使而非民?」其言如此,故其为行也,治亦进而仕,乱亦进而仕,以求尽其事君使民之责焉,而因以自任。曰:「天之生斯民也,原欲使先知其事者觉后知之人,使先觉其理者觉后觉之人。予今幸为天所生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先知先觉之道,觉此后知后觉之民,而不敢负天之托也。」由其言以推其心思,天下之民,但有匹夫匹妇不与被尧舜之泽者,即若己推而内之沟中,是其以一人之身而自任天下之重也。是伊尹之行事又如此。又尝稽诸栁下惠矣。不以污君为羞而不事,不以小官为卑而遂辞其进。而事污君为小官也,不隐其在已之贤能,而必行已之直道,至于为人所遗佚而无怨恨之意,即由是以阨穷其身,而亦无忧悯之情。不特是也,即与乡里之人并处,而其中亦油然自得,与之偕而不忍去也。尝自言曰:「尔自为尔,我自为我。虽袒裼裸裎失礼于我侧,亦尔之无礼耳,焉能有凂于我守礼之身哉?」故后世闻栁下惠之风者,虽狭陋之夫,亦化而为寛大之量;刻薄之夫,亦化而为敦厚之行。是栁下惠之行事如此。若夫孔子之行,则独有异焉者。当其于齐也,因晏婴之沮而去焉,则接淅而行,不容顷刻而留也。及其于鲁也,因女乐之受而去焉,然犹有待于膰肉之至,曰:「迟迟吾行也。」夫其所以迟迟者,为去父母宗国之道,而不忍恝然于此也。即此观之,其或速也,非失之急廹可以速而速;或久也,非失之濡滞可以久而久;或处也,非以隐为髙可以处而处;或仕也,非以位为荣可以仕而仕。盖其神妙莫测,与元化同流,而絶无意必固我之私。是孔子之行事又如此。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栁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歩之外也,其至尔
译日讲四书解义卷二十一
(经部,四书类,《日讲四书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卷二十二
孟子【下之四】
万章章句下
孟子说:“伯夷,眼睛不看邪恶的脸色,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不是他认可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百姓就不役使。天下太平就出仕,天下混乱就隐退。暴政产生的地方,暴民聚集的地方,他都不忍心居住。他想着与乡人相处,就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冠坐在泥炭之中一样(感到玷污)。在商纣王的时候,他居住在北海之滨,以等待天下的清明。所以听到伯夷风范的人,顽固的人变得廉洁,懦弱的人有了坚定的志向。”伊尹说:“什么样的君主不可以侍奉?什么样的百姓不可以役使?天下太平也出仕,天下混乱也出仕。”他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是让先知的人唤醒后知的人,让先觉的人唤醒后觉的人。我,是上天百姓中的先觉者,我将用这个道理来唤醒这些百姓。想到天下的百姓,哪怕是一个普通男子或妇女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一样。这就是他独自承担起天下的重任啊。”柳下惠不以侍奉昏庸的君主为羞耻,不以担任小官为卑贱而推辞,出仕不隐藏自己的贤能,一定坚持自己的正道。被遗弃而不怨恨,困顿穷厄而不忧愁。与乡人相处,安然自得,不忍心离开。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在我旁边赤身裸体,你又怎么能玷污我呢!”所以听到柳下惠风范的人,鄙陋的人变得宽厚,刻薄的人变得敦厚。
至于孔子离开齐国,淘了米就匆匆上路;离开鲁国,却说:“我走得缓慢啊。”离开父母之邦的道理,可以快就快,可以慢就慢,可以隐居就隐居,可以出仕就出仕,这就是孔子啊。
这一章书,是孟子历数各位圣人的行事,而极度尊崇孔子,以隐含他愿意学习的意思。说:学习如果不尊崇至圣,那么其统绪就不统一;然而如果不取法各位圣人加以折衷,那么其道也就不能彰显。曾经考察伯夷,眼睛不看非礼的恶色,耳朵不听非礼的恶声,视听如此不苟且。不是可以侍奉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可以役使的百姓就不役使,事君役民如此严格。世道太平就进而出仕,世道混乱就退而隐居,进退如此有选择。不仅如此,即使是横暴之政产生的地方,横暴之民聚集的地方,也不忍心居住。不但心中不居横暴之念,即使是想着与乡人暂时相处,也如同穿着朝服戴着朝冠的尊贵,坐在泥炭的污秽之中,唯恐玷污自己。在殷纣王浊乱的时候,避居北海之滨,以等待天下的清明。所以后世听到伯夷风范的人,即使是顽固而无知的人,也感化变得廉洁;即使是懦弱而无操守的人,也感化而有特立独行之志。这就是伯夷的行事如此。又曾经考察伊尹。伊尹曾说:“君主都可以侍奉,有什么侍奉的不是君主?百姓都可以役使,有什么役使的不是百姓?”他这样说,所以他的行为,天下太平也进而出仕,天下混乱也进而出仕,以求尽到侍奉君主役使百姓的责任,并因此自我承担。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原本是想让先知其事的人唤醒后知的人,让先觉其理的人唤醒后觉的人。我如今有幸成为上天所生百姓中的先觉者,我将用这先知先觉的道理,唤醒这后知后觉的百姓,而不敢辜负上天的托付。”由他的话来推究他的心思,天下的百姓,只要有普通男子或妇女不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这是他以一己之身而自任天下的重任。这就是伊尹的行事又如此。又曾经考察柳下惠。他不以昏庸的君主为羞耻而不侍奉,不以小官为卑贱而推辞,而侍奉昏庸的君主担任小官,不隐藏自己的贤能,而一定实行自己的正道,至于被人遗弃而没有怨恨之意,即使因此困顿穷厄其身,也没有忧愁怜悯之情。不仅如此,即使是与乡里之人并处,其中也油然自得,与他们在一起而不忍心离开。曾自己说:“你自为你,我自为我。即使你在我旁边赤身裸体失礼,也只是你的无礼罢了,怎么能玷污我守礼的身体呢?”所以后世听到柳下惠风范的人,即使是狭陋的人,也感化变得宽大量;刻薄的人,也感化变得敦厚之行。这就是柳下惠的行事如此。至于孔子的行为,则独有不同。当他在齐国时,因为晏婴的劝阻而离开,就淘了米匆匆上路,不容片刻停留。当他在鲁国时,因为接受了女乐而离开,然而还等待膰肉的到来,说:“我走得缓慢啊。”他之所以走得缓慢,是因为离开父母宗国的道理,而不忍心淡然处之。由此看来,他有时快,不是失之急迫而快;有时慢,不是失之濡滞而慢;有时隐居,不是以隐为高而隐居;有时出仕,不是以位为荣而出仕。大概他的神妙莫测,与大道同流,而绝无刻意、必求、固执、我见的私心。这就是孔子的行事又如此。
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伊尹,是圣人中担当的;柳下惠,是圣人中和的;孔子,是圣人中合乎时宜的。”孔子被称为集大成。所谓集大成,就像奏乐时以钟声开始而以玉磬声结束一样。钟声,是开始有条理;玉磬声,是结束有条理。开始有条理,是智者的事;结束有条理,是圣人的事。智好比技巧,圣好比力量。就像在百步之外射箭一样,箭能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