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四书觧义卷十八
日讲四书觧义卷十八
<经部,四书类,日讲四书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卷十九
孟子【下之一】
离娄章句上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书，见为治当实行先王之仁政也。孟子曰：「为治必本于心，而心之所运即为法。欲图治者，必不可以无法也。犹之制器者，欲为方员，必以规矩。即以离娄之眀，公输子之巧，苟舍此规矩，则眀巧无所施，而方员不能成矣。犹之审乐者，欲定五音，必以六律。即以师旷之聪，苟舍此六律，则其聪亦无所用，而五音」
不能正矣，况治天下乎？治天下必以仁政，即尧舜亦有所不能外。如精一执中，尧舜之道也。其所以治天下者，必有百工庶绩、六府三事，以其如天好生之仁而▯之为政焉。苟不以仁政，则纪纲不立，制度未详，而天下亦不能平治矣。观于尧舜而求治者之不可无仁政也，眀矣。如今之人君，求其爱民之意▯于中与夫爱民之声闻于外者，盖亦有之。然而在乎当日不见有徳泽被于民，而施于后世，亦不可奉之以为法。岂其心未欲求治耶？盖由不能以仁心而▯为仁政，实行先王之道耳。苟能行之，则羙意蕴于中，良法溢于外，治平有何难哉？是知仁心仁政，诚无一之可缺者。故古语曰：“徒有仁心而不达之于政，则慈祥之意无以推广，不足以为政；徒有仁政而不本之于心，则条教之设祗属虚文，亦不能以自行。”其何以泽当时，传后世耶？诚能效法先王，则可以无患矣。《假乐》之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盖言为政者无有差忒，无有遗忘，皆由率行旧日之典章故也。以此观之，不愈知先王之法之尽善，而遵之者之不可以或缓哉？盖先王之法，本于一心，合诸庶务，在当时共被其泽，在后世实可遵行。使遵先王之法而犹有愆过遗忘，不足以泽被当时，而为法后世者，无是理也。信乎，法者政之所由传，仁之所自溥，而先王所以平治天下者，断断必出于此。不是之遵，岂可漫言平治耶？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髙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此二节书言圣人立法之善，要以能遵为智也。孟子曰：「吾所谓先王者，即古之圣人也。」圣人之聪眀智虑，原为后人之所不可及，故创制立法，即有以利頼天下于不穷。如圣人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竭其目力以为方员平直矣，然无法以继之，则目力或有时而穷，于是又继之以规矩以为方员，继之以准绳以为平直，使后人皆有所据而取法焉，是制器之法不可胜用也。如圣人作乐以宣天地之和，既竭其耳力以正五音矣，然无法以继之，则耳力或有时而穷，于是又继之以阴阳之六律，以正宫商角徴羽之五音，使后人皆有所据而考验焉，是作乐之法不可胜用也。至圣人之不忍于民，而欲使各得其所，亦既竭其心思图维区画，凡所以仁民者无弗至矣，然使不继之以法，则心思亦有时而穷，于是以不忍人之政继之，厚其生则为之制田里，教树畜；正其徳则为之设学校，明人伦，是其不忍之心頼政以不匮，而仁覆于天下后世矣。然则圣人之治，以有仁政而然也，后之图治者，岂可舍此而他求耶？故古语曰：「为髙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盖言丘陵川泽之势，自髙自下，因而为之，甚易也。以仁心而行仁政，即先王之道也，尽善尽羙确有可遵，即与为髙下者之丘陵川泽无以异。苟为政者不因乎此，是犹舍丘陵以为髙，舍川泽以为下，徒劳罔功，其亦
译日讲四书解义卷十八
（经部，四书类，《日讲四书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卷十九
孟子【下之一】
离娄章句上
孟子说：“离娄眼力再好，公输子手艺再巧，如果不使用圆规和曲尺，也不能画出方形和圆形；师旷听觉再灵敏，如果不依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尧舜的治国之道，如果不施行仁政，也不能使天下太平。如今有的君主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名，但百姓却得不到恩泽，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这是因为没有实行先王的治国之道。所以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令也不能自动施行。’《诗经》说：‘没有差错也没有遗忘，全都遵循旧的典章。’遵循先王的法度而有过失的，从来没有过。”
这一章书，表明治理国家应当切实实行先王的仁政。孟子说：“治理国家必须根本于内心，而内心所运作的就是法度。想要谋求治理的人，决不可以没有法度。这就好比制造器物的人，想要做成方形和圆形，必须使用圆规和曲尺。即使有离娄那样的眼力，公输子那样的巧手，如果舍弃了圆规和曲尺，那么眼力和巧手就没有地方施展，方形和圆形也就无法完成了。又好比审定音乐的人，想要确定五音，必须使用六律。即使有师旷那样的听力，如果舍弃了六律，那么他的听力也就没有用处，五音也就无法校正了，何况治理天下呢？治理天下必须依靠仁政，即使是尧舜也不能例外。比如精纯专一、执守中道，这是尧舜的道理。他们用来治理天下的，一定有百工庶绩、六府三事，凭借他们像上天那样好生之仁而制定为政令。如果不依靠仁政，那么纲纪不能确立，制度不能详备，天下也就不能太平治理了。观察尧舜的情况，就知道谋求治理的人不可没有仁政，这是很明显的。如今的人君，寻求那些内心有爱民之意和外面有爱民之声闻的，大概也有。然而在当时看不到恩德恩泽施及百姓，而施之于后世，也不能奉为效法的榜样。难道是他们内心不想谋求治理吗？大概是因为不能将仁心转化为仁政，切实实行先王的道理罢了。如果能够实行，那么美好的意蕴蕴含在内心，良好的法度流布于外，治理太平有什么难的呢？由此可知，仁心和仁政，确实缺一不可。所以古语说：‘仅有仁心而不通达于政事，那么慈祥的意旨无法推广，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仁政而不根本于内心，那么条教的设立只是虚文，也不能自动施行。’这样怎么能使恩泽施及当时，流传于后世呢？如果真能效法先王，就可以没有祸患了。《假乐》这首诗说：‘没有差错也没有遗忘，全都遵循旧的典章。’这是说执政者没有差错，没有遗忘，都是遵循实行旧日的典章的缘故。由此看来，不更加知道先王的法度尽善尽美，而遵循它的人不可以稍有迟缓吗？先王的法度，根本于内心，合乎各种事务，在当时共同蒙受其恩泽，在后世确实可以遵循实行。如果遵循先王的法度而还有差错遗忘，不足以使恩泽施及当时，成为后世的法则，这是没有道理的。确实啊，法度是政事得以传布的依据，仁德得以广施的来源，而先王用来太平治理天下的，断然必定出于此。不遵循这个，难道可以空谈太平治理吗？
圣人已经竭尽目力了，接着使用圆规、曲尺、水准、墨线，来制作方形、圆形、水平、笔直，不可胜数地供人使用。已经竭尽耳力了，接着使用六律来校正五音，不可胜数地供人使用。已经竭尽心思了，接着施行不忍人之心所发的政令，而仁爱就覆盖天下了。所以说：筑高台必定依托丘陵，挖深池必定依托川泽，治理政事不依托先王的道理，可以说是有智慧吗？
这两节书说圣人立法的善，关键在于能够遵循才是智慧。孟子说：“我所说的先王，就是古代的圣人。”圣人的聪明智虑，原本是后人不能企及的，所以创制立法，就有利于天下人无穷无尽地依赖。比如圣人制造器物以利天下之用，已经竭尽目力来制作方形、圆形、水平、笔直了，然而没有法度来继承，那么目力有时就会穷尽，于是又接着使用圆规来制作方形圆形，接着使用水准墨线来制作水平笔直，使后人都有依据而取法，这样制造器物的法度就不可胜数地供人使用了。比如圣人制作音乐以宣扬天地的和谐，已经竭尽耳力来校正五音了，然而没有法度来继承，那么耳力有时就会穷尽，于是又接着使用阴阳的六律，来校正宫商角徵羽的五音，使后人都有依据而考验，这样制作音乐的法度就不可胜数地供人使用了。至于圣人不忍心百姓受苦，而想要使百姓各得其所，也已经竭尽心思图谋规划，凡是用来仁爱百姓的没有不周到的，然而如果不接着使用法度，那么心思有时也会穷尽，于是用不忍人之心所发的政令来继承，厚待百姓的生计就为他们制定田里制度，教导种植畜牧；端正百姓的道德就为他们设立学校，明确人伦关系，这样圣人不忍之心依靠政令而不匮乏，而仁爱就覆盖天下后世了。那么圣人的治理，是因为有仁政才这样的，后来谋求治理的人，难道可以舍弃这个而另求他途吗？所以古语说：“筑高台必定依托丘陵，挖深池必定依托川泽。”这是说丘陵川泽的地势，自然高自然低，顺着它来做，很容易。以仁心而行仁政，就是先王的道理，尽善尽美确实有可遵循的，就和筑高挖低时的丘陵川泽没有不同。如果执政者不依托这个，这就好比舍弃丘陵来筑高，舍弃川泽来挖低，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