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四书解义卷五

译他的内心必定专注于此。即使处于颠沛流离的境地，遭遇倾覆离散，他的内心也必定专注于此。君子不背离仁德就是这样的。然而，对于践行仁德的人而言，取舍的界限应当明确，存养心性的功夫应当严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不懈怠地运用心力，这样才可以成为君子。」

译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喜爱仁德的人，也没有见过厌恶不仁的人。喜爱仁德的人，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厌恶不仁的人，他实行仁德，是不让不仁的事情加在自己身上。有人能有一天把力量用在仁德上吗？我没有见过力量不够的。大概有这样的人吧，我没有见过。”这一章书，是孔子希望人们用力于仁德的意思。孔子说：“仁德应当喜爱，不仁应当厌恶，谁不知道呢？然而我未曾见过喜爱仁德、厌恶不仁的人。大概我所说的喜爱仁德，不是泛泛地喜爱，而是真正知道仁德值得喜爱而去喜爱它，极其笃诚，举天下值得喜爱的东西，没有可以超过它的，这才是喜爱仁德。我所说的厌恶不仁，不是泛泛地厌恶，他实行仁德，只是害怕不仁的危害而去厌恶它，极其深切，不让一毫不仁的事情波及自身，这才是厌恶不仁。”这是成就德行的事情，难得见到。然而实行仁德在于自己，想要做到就能达到。如果有人一旦奋起把力量用在仁德上，精细地体察道理并坚守它，用刚严的态度辨别私欲并遏制它，那么意志所到的地方，气力也跟随到了。我没有见过有心想要进步而力量不足以配合的人。大概人的气质禀赋不同，或许也有那些昏庸软弱到极点的人，虽然用了力，但力量不足，半途而废，只是我没有见过罢了。既然成就德行的人难以找到，而求学的人又甘于自暴自弃，圣人反复叹息，他对人的责备很深，对人的期望也很迫切。

孔子说：“人的过错，各自属于他的类别。观察人的过错，就知道他是否有仁德了。”

这一章书是孔子论述观察人心术的方法。孔子说：“大凡人心术的正邪难以知晓，而行为的差错容易看见。就在差错之中，正邪自然分辨出来了。君子存心宽厚，如果有过错，必定是过于宽厚；小人存心刻薄，他的过错，必定是过于刻薄。他们的类别各自不同，观察人的人不可以因为有过错就一概看待。观察他过于宽厚的过错，就知道他是忠恕的君子；观察他过于刻薄的过错，就知道他是残忍的小人。忠恕就是仁，残忍就是不仁。观察忠恕的过错，不同于残忍，不借此就可以知道仁德吗？”这可以看出观察人的方法，没有过错的人不可苛求，有过错的人不可轻易抛弃，应当考察他的心术如何罢了。

孔子说：“早上得知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了。”

这一章书，是孔子强调道不可不闻的意思。孔子说：“人活着，都有日常践行的道。比如做儿子，就有孝的道；做臣子，就有忠的道。这些都是应当讲求体认的。如果不闻此道，那么活着也有愧，死了也有恨。所以平日里，用心讲求，竭力体认，一旦豁然贯通，即使晚上死去也可以没有遗憾了。”道不可不闻，真是重要啊。然而不学习就不知道，想要闻道的人，应当以致力于学习为急务。

孔子说：“士人立志于道，却以穿坏衣服、吃粗食为耻的，不值得与他商议。”

这一章书是孔子论述士人的见识情趣不可不高远的意思。孔子说：“求学的士人，有志于这个道，应当道以外的东西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心了。然而却以衣服饮食的不美好为羞耻，这就是羞贫贱，慕富贵，他的见识情趣非常卑陋。和他谈论道，对于本性中可乐的事情，必定茫然无知，哪里值得与他商议呢？”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变他的快乐。子路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和穿着狐貉皮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觉得羞耻，这才是真正立志于道的人。士人应当像这样。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事，没有一定必须做的，也没有一定不做的，只与义相亲近。”这一章书，是讲君子精研义理的学习。孔子说：“天下有最恰当的道理，处理天下事的人，必不可凭一己的私意。所以有意主张必须做，即使有时不可做却仍然去做的，叫做‘适’；有意主张必须不做，即使有时可以做却仍然不去做的，叫做‘莫’。这两者只是偏执己见，用来处理天下事，必定有害。只有君子对于天下事，不曾主张必须做而没有‘适’，不曾主张必须不做而没有‘莫’。是非可否，一概以当然的义理来决断。义理所在，坦然无私，坦然无疑。既不至于轻率而败事，也不至于拘泥而变通，这就叫做与义相亲近。天下之所以依赖君子，就在于此。然而精研义理的学习，如果不是平日讲求，怎么能临时泛应自如？有治理天下责任的人，应当自我审视。”

孔子说：“君子怀想道德，小人怀想乡土。君子怀想刑律，小人怀想恩惠。”

这一章书是讲君子小人心术的区别。孔子说：“人各有所怀想，而人品的不同，就在这里表现出来。君子所怀想的，在于固有的道德本体，只恐怕它有所蒙昧，只恐怕它有所亏损，大概有戒慎恐惧而不自我宽慰的人。至于小人所怀想的，在于乡土，不知道道德可以践行，而沾沾自喜于自我安适的地方，怎么贪图安逸而不能迁移呢？君子所怀想的，在于朝廷的刑律，只恐怕自己放纵举动，只恐怕自己坠落失败，大概有淡泊宁静而不妄图营求的人。至于小人所怀想的，在于恩惠，不知道刑律可畏，而孜孜不倦于自利的谋划，怎么贪婪营求而不知满足呢？由此可知，怀想道德就无所为而为善，怀想刑律就有所忌惮而不为恶，这是君子所……

译这是为了让自己日益趋向高尚明达。如果眷恋乡土，就是已经得到却对自己吝啬；如果贪图恩惠，就是尚未得到却向他人索取，这就是小人日益陷入卑鄙浅陋的原因。在思念考量之间，能不谨慎吗！

译孔子说：“如果只依据利益来行事，就会招致很多怨恨。”

这一章书，是警醒那些趋利的人，这样做非常没有益处。孔子说：“人如果能崇尚道义，居心淡泊，处事公平，那么人们都会心悦诚服，自身自然安定荣耀。”然而有的人，念念之间、事事之中，只遵循利益。我所喜爱的，也是别人所珍惜的。利益既然被自己独占，祸害必然归于他人。将会看到，与（我）争夺利益的人，必定不能安然接受；即使不与（我）同享利益的人，也无不听到风声而共同愤恨。难道不会招致很多怨恨吗？然而那些放任私利的人，本意是为了自身谋划，为了家庭生计，并不是为了招致怨恨；但怨恨确实由此产生，对身家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善于谈论利益的人，也只是在道义中寻求罢了。

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吗？那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礼仪又能怎样呢？”这一章书，是说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敦厚礼教的实质。孔子说：“礼，是治理天下的工具。而在礼仪形式和细节之中，实际上出于恭敬谦逊的心意，这就叫做让。作为君主，能够以礼让来治理国家，或者修养自身来树立标准，或者彰显制度来防止僭越轻慢，那么礼教足以教化风俗，诚意足以感动人心，将会看到纲纪可以端正而风俗可以淳厚，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外表虽然极力修饰，但内心却很少有实心，即使说是行礼，也已经失去了礼的实质了。礼仪又能怎样呢？礼既然无法实行，却想要治理好国家，不也很难吗？可见礼的根源出于让，而让的仪节就是礼。先王之所以顺应人情而制定适宜的制度，天下之所以统一道路而风俗相同，都在于此。这是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急于致力的大事。”

孔子说：“不担心没有职位，只担心没有足以胜任职位的才能；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追求让自己具备值得被人了解的才能。”这一章书，是向人们展示反求诸己的学问。孔子说：人不可能没有担忧，但舍弃自身而要求别人，就错了。比如职位，是人们所渴望的，没有得到职位而担忧，是常人的情态。却不知道朝廷的职位，获取它有正道，得到它有命运，即使担忧，难道一定能得到吗？所以不担心没有职位，而应当担心的是：凭什么立足于那个职位？侍奉君主、恩泽百姓的事情，都要在身心上讲求，才不至于受到尸位素餐的讥讽。名声，是人们所仰慕的，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担忧，是常人的情态。却不知道美好的声誉，发出它有根源，达成它有渐进的过程，即使担忧，难道一定能达到吗？所以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应当追求具备值得被人了解的实质。明辨善道、成就身心的关键，都要在独处时也不违背良知，才不至于遭受虚名浮誉的耻辱。担忧凭什么立足，不是为了窥探职位；追求值得被人了解，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君子为了完善自我而学习，重视这个而轻视那个，正是因为尸位素餐的讥讽和虚名浮誉的耻辱，比没有职位、没有名声要严重百倍。不然的话，有所图谋才去做，又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

孔子说：“曾参啊！我的道是用一个根本原则贯穿始终的。”曾子说：“是的。”孔子出去后，其他学生问：“这是什么意思呢？”曾子说：“老师的道，不过是忠和恕罢了。”

这一章书，是圣贤心学的核心。曾子平时的学问，主张诚实地修养自身，随时精细体察并努力践行。功力已经很深厚了，所以孔子直接叫他的名字告诉他说：“曾参啊，你也知道我的道吗？我的道统摄天地万物，虽然精粗大小、本末内外、条理各不相同，但实际上总是一个理，贯通万事，自然施行得各得其所，应对起来无穷无尽。”曾子听到孔子这番话，不需要辩问，直接回答说：“是的。”因为他的学问造诣独到，能够深深契合其中的奥妙，其他学生都不能理解。所以孔子出来后，学生们私下问曾子：“所谓的一贯，是什么意思呢？”曾子回答说：“老师的道，没有别的，就是忠和恕罢了。至诚无妄，没有一丝一毫不尽心的念头，这就是所谓的忠。推己及人，周全详尽，各随其愿，这就是所谓的恕。”大概忠是本体，具于一心；恕是功用，通达万理。一以贯之的实质，不过如此，难道还有别的说法吗？虞帝修养心性，以精一为关键；孔门传授道统，以一贯为宗旨。圣人的功业和王者的正道，其归趣是一致的。

孔子说：“君子明白的是道义，小人明白的是利益。”

这一章书，是通过心术来辨别人品。孔子说：“人的心术，各有专向，大概不过义和利这两者罢了。君子和小人，实际上就在这里区分。君子遵循天理，他平生的见识，只在义上，体会得精微透彻，所以他立身行事，大到进退行藏，小到取舍辞受，总是向着义的方向去，以至于通权达变，也不过是委曲求全以成就正道。大概君子的心，只知道有义，除了义之外，一切不足以打动他的心。小人顺从人欲，他朝夕谋划，只在利上，看得细微分明，所以他处心积虑，上到贪图爵位留恋职位，下到保全性命肥家致富，无非是为了利益起见，甚至沽名钓誉，也不过是假托来经营私利。大概小人之心，只知道有利，除了利之外，一切不足以打动他的心。”君子和小人所明白的不同如此。先儒说：“做学问的人没有比义利之辨更优先的了。”确实因为义利，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公私邪正的关键，对于天下来说是世道人心的维系，不可不慎重选择并深入辨别。

孔子说：“看见贤德的人，就想着向他看齐；看见不贤德的人，就内心自我反省。”

译这一章书，是向人们展示反求诸己的学问。孔子说：人心的明察，对于别人的贤与不贤，没有不清晰明了的。至于自己的贤与不贤，反而不加检点防范，这难道是修身养性的学问吗？现在假设有个人在这里，如果是位有德行的贤人，我一看他，难道心中不羡慕他吗？然而只是羡慕他而不反求自身，究竟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必定急切地思考如何向他看齐，我怎样磨砺自己才能比得上他的学问？怎样操持自己才能比得上他的品行？勤勉奋发，有片刻不能停止的，这就叫做“见到贤人就想着向他看齐”。假设有个人在这里，如果是个不贤的人，我一看他，难道心中不厌恶他吗？然而只是厌恶他而不反问内心，那么对自己有什么补益呢？必定恳切地在内心反省，我的所作所为，万一像他那样，改正就不能不迅速；即使我的所作所为未必像他那样，警戒也不能不严格。提撕警觉，有时时不能自安的，这就叫做“见到不贤的人就在内心自我反省”。《尚书》说：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人为师。修养自身和任用人才的方法，都应当在这里留意。

译孔子说：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要委婉地劝谏。看到自己的心意没有被听从，仍然保持恭敬而不违背他们，虽然辛劳也不抱怨。这一章书，是讲人子成全双亲的孝道。孔子说：人侍奉双亲，凡事固然以顺承为孝，但是当父母有过失的时候，如果只是一味顺从，不进行劝谏，这是使双亲陷入有过失的境地。如果直言当面争辩，又恐怕伤害双亲的心，所以有一种进谏的方法。不但面容神色，一定要温和顺从，或者用含蓄的言辞来讽喻，或者趁空闲时来引导，委曲婉转地开导，不让人察觉，务必使父母乐意听从后才停止，这叫做“几谏”。正因为是“几谏”，时刻从细微之处体贴双亲的心意，不等到双亲在声色上表现出来，只要窥探到他们的意志不肯听从，就有拘谨不安的意思，更加恭敬谨慎，依旧委婉劝谏，希望双亲悔悟，而不敢稍有违逆。万一双亲的心意固执闭塞，或者加上责备劳苦的事情，只自念自己的诚意不能感动双亲，岂敢怕劳苦，有一毫怨恨责怪的心呢？总是人子深爱双亲，曲折恳切，始终如此委婉劝谏。考察古代帝王，只有大舜能做到，这是万世应当取法的。

孔子说：“父母在世，不出远门；如果必须出游，一定要有一定的方向。”

这一章书，是希望人子体谅双亲的心意以尽孝道。孔子说：“凡是双亲思念子女的心意，时刻不忘。作为子女，也应当时时体谅双亲的心意，才可以算是孝。”双亲在世的时候，冬天使双亲温暖，夏天使双亲凉爽，晚上让双亲安寝，早晨请安问候，这是人子的常规职责，不能不尽。如果离开双亲左右，出外远游，早晚请安空缺，音信稀少，无论子女心中依恋，念头不安，而且使双亲倚门倚闾，想见却无处可寻，岂不伤害双亲的心，有亏子女的职责呢？所以不可远游。即使男子生来就有四方之事，也有不得已出游的时候，但一定要有一定的方向，使双亲知道自己在哪里而没有忧虑。如果有紧急事情，一听到双亲的命令，就可以按期立即到达。所以这身体虽然在远方，这心仍在双亲身边，那委曲深爱的感情，即使一次出游，也不敢轻易如此。由此推之，古代的孝子不登高，不临深渊，无非是想安定双亲的心而保全子女的道。作为子女，能不常存这个念头吗？

孔子说：“父母的年纪，不可不知道。一方面因为高兴，一方面因为恐惧。”这一章书，是孔子唤醒人们及时尽孝的意思。孔子说：“一去不复返的，是父母的年纪；常存不懈怠的，是人子的心。凡是做子女的，每天侍奉在双亲身边，往往因为习惯而忘记了。一定要把父母的年龄，时时记在心里，观察他们精神血气的盛衰，周到地调护，那么瞻仰依靠、奉养双亲，自然不能停止。大概双亲长寿安康，得以在膝下承欢，固然是可喜的；然而双亲年近衰老，怎么能保证他们长寿呢？这又是可惧的。确实知道一方面可喜，另一方面可惧，那么爱惜光阴的诚意，时刻在念，而用来奉事双亲的，怎敢有一毫不尽呢！”古人说“一天的奉养，不拿三公的职位来交换”，正是这个意思。人子确实不可不知道。

孔子说：“古代人不轻易说话，以自己做不到为耻。”

这一章书是孔子阐发古人谨慎言语的心意。孔子说：“人的言语和行为，贵在相互照应。如果说了不做，固然是夸诞无实的人；做不及说，也是浮华无用的学问。所以古人沉静简默，不肯轻易说出口，确实是担心一言既出，不能亲身实践，就会留下终身的污点。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的呢？”所以说忠就尽忠，说孝就尽孝，每句话都归于实践，这心才可以自安。古人谨慎言语就是这样。试看唐尧虞舜三代，兢兢业业处理万事，每天时间都不够用，他们流传下来的谋略和诰命，不过几篇而已。可见古人只崇尚实行，所以多有淳厚的风气；后世只从事空谈，所以陷入虚浮的习气。世道人心，一天天趋向低下。孔子所以有怀古的思绪。

孔子说：“因为约束自己而犯错误的人是很少的。”

这一章书是孔子教导人们务实的意思。孔子说：“凡人立身行事，务必期望没有过失。然而没有过失的方法，全在于小心收敛，不敢放纵自己，大概可以纳入规矩之中。”从来心胸广阔的人，细微的行为不谨慎，就多有过失。约束自己就接近道理，务实事事，收拾这颗心，有什么过失呢？大概人情稍微放纵，就一天天趋向旷荡；能够收敛，就一天天趋向准则。所以成汤制定事务和约束内心，只是一片勤勉恭敬；太甲败坏礼制和法度，只是一味纵欲。圣人和愚人的界限，就在这里分开，能不谨慎吗！

孔子说：“君子说话要迟钝，行动要敏捷。”

这一章书，是孔子勉励人们以笃实自我修养的意思。孔子说：“我们最容易发出的，是言语，所以言语常常失之于多余；最难实践的，是行动，所以行动常常失之于不足。只有成就德行的君子，在言语和行动之间，时常存有纠正轻浮、警惕懒惰的意思，所以言语务求迟钝，不仅谨慎不该说的，也谨慎该说的；事务务求敏捷，不仅勇于能做的，也勉力于难做的。这样言语能顾全行动，行动能顾全言语，才称得上是笃实的君子。”古来写成文章的，就存于德行；传播为训词的，就施行于事业。人臣侍奉君主，不仅铺陈奏章宣扬言辞，又必须修好本职，以图实效，这样就可以看出他存心的真诚和立品的端正了。

译孔子说：有德行的人，必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伙伴。

这一章书是孔子勉励人们修养德行的。孔子说：德行，是人人都能获得的，也是人人都喜好追求的。这就是所谓人心相同，天理相同。一个人如果没有德行，就会孤立无援，没有人亲近依附。如果有德行的人，自然不会有孤立无援的情况，大家会因名声和气息的感应而相互寻求，听到风声就立刻响应。真有一种一旦念头克己复礼，天下就归向仁德的气象。所以说会有伙伴，这是天理自然的契合，不需要刻意招引就会如此。人们也只需致力于修养德行罢了。从前舜在成聚、成都聚集民众，商汤和周武王得到天人的协同响应，实在是因为德行足以融洽众人的心意，所以大家才信服跟从。哪里需要有意招徕，然后众人的心才喜悦依附呢？

译子游说：“侍奉君主如果过于频繁急切，就会招致羞辱；与朋友交往如果过于频繁急切，就会遭到疏远。”

这一章书，是子游论述侍奉君主和结交朋友的道理。子游说：“君臣与朋友，都是凭借道义结合的。臣子侍奉君主，以匡正补救为忠诚；君子结交朋友，以切磋琢磨为正道。其间该说的就说，不该说就停止，只以道义为准则罢了。如果君主有过错，一定应当极力劝谏，希望君主必定听从。倘若君主不听从，就应当审察进退的道义而离去，这不是为了逃避罪责，只是为了不负道义罢了。如果不知道离去，只是从事烦琐急切、刚直激愤、琐碎污浊的行为，那么君主必定厌恶听闻，难免会加以斥责羞辱。只是招致羞辱而对君主没有补益，这是道义所不取的。”“朋友有过错，一定应当规劝纠正，希望朋友必定听从。倘若朋友不听从，就应当审察可否的道义而停止，这不是为了曲意逢迎，只是为了内心无愧罢了。如果不知道停止，只是从事烦琐急切、直言招怨的行为，那么朋友必定厌恶听闻，将会日渐疏远。只是遭到疏远而对朋友没有益处，这是道义所不必要的。”子游论述侍奉君主和结交朋友的道理就是这样。总之，劝谏争辩的根本，在于确立诚心。如果能够明辨善道、真诚修身，自然能够向上取信于君主，向下取信于朋友。至于接纳谏言以激发敢言的风气，在于君主；接纳善言以获取正直诚信的益处，在于朋友。假如君主有敢于直谏的臣子，士人有敢于直谏的朋友，他们对于国家的福祉、道德的辅助，难道是很浅薄的吗？

公冶长第五

孔子说公冶长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他曾身陷牢狱之中，但这并不是他的罪过，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孔子说南容，在有道的时候不会被废弃，在无道的时候能免于刑罚杀戮，于是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

这一章书，表明孔子选择贤人而将女儿嫁给公冶长，是取他平日行为没有过失；对于南容，是取他言行能够谨慎，总之都无愧于保全自身、保全家族的道理。公冶长，是孔子的弟子，姓公冶，名长，字子长。南容，是孔子的弟子，居住在南宫，因此以南宫为姓。縚，又名适，字子容。古代用黑绳捆绑囚犯，称为缧绁。孔子说公冶长的为人，平日约束身心、修养德行，平日行为没有过失，可以把女儿配给他，做他的妻子。虽然曾经有身陷牢狱一事，但实在是无妄之灾，不是他自己招致的罪过。于是就把亲生女儿嫁给他。大概人的有罪无罪，只相信在于自身，不把来自外部的荣辱作为标准。孔子对于公冶长，信任得很深啊。南容曾经反复诵读白圭之辞，是能够在言行上谨慎的人。孔子说南容的为人，是有德行的君子。如果遇到有道的时候，那是君子之道兴盛的时候，他的美好言论和善行必定能被同僚朋友信任，被朝廷任用，不至于被废弃。如果遇到无道的时候，那是小人之道兴盛的时候，他谨慎言语、慎重行为必定能保全自身以远离祸害，不至于直言招怨，从而免于刑罚羞辱。于是就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大概人的立身处世，直到治乱之时，都应当效法贤人，可知他的贤德。孔子对于南容，所看重的很大啊。总之，明哲保身，是君子修养德行、凝聚道义的事情，圣人所看重的，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至于太平盛世，不让贤者误遭罪祸，而积德行善的君子必定被朝廷任用，不被遗弃在民间，这是帝王慎用刑罚、举荐贤才的道理得以实现啊。

孔子说子贱：“真是个君子啊！这个人！”如果鲁国没有君子，他从哪里取得这样的品德呢？

这一章书，是孔子赞美子贱成就了德行，而又庆幸鲁国多贤人，有成就他德行的原因。子贱，是孔子的弟子，姓宓名不齐，字子贱。孔子曾经说子贱：“他是成就德行的君子啊！这个人！”他之所以能成为君子，难道没有汲取益处而这样吗？实在是因为鲁国多君子，老师有人，朋友有人，所以能汲取众多君子的益处，来成就他的君子德行罢了。假如鲁国没有君子，那么熏陶切磋，没有可以汲取的资源，这个人从哪里汲取，来成就这样的德行呢？这是孔子的话，美好的资质依赖于师友的辅助，不仅仅是感叹鲁国多贤人啊。由此看来，求学务必依靠师友来汲取益处，国家务必崇尚教化来造就人才。教化在上兴起，而人才在下兴盛，从一乡一国直到天下，都崇尚儒学、尊重道德，逐渐磨砺陶冶，贤人君子难道不会日益兴盛吗？

子贡问：“我怎么样？”孔子说：“你是器具。”子贡说：“什么器具？”孔子说：“瑚琏。”这一章书，是孔子因为子贡的自我考问，而深深赞许他才能的美好。瑚琏，是宗庙中盛放黍稷的器具，用玉制成，夏朝叫瑚，商朝叫琏。子贡见孔子用君子来赞许子贱，所以问自己说：“我的学问所达到的程度，分量怎么样？”孔子说：“你是有用的成材，就像器具那样适合使用，你是已成型的器具。”子贡又问：“器具的种类不同，我究竟是什么器具？”孔子说：“器具中有瑚琏，陈列在庙堂，非常贵重，用玉装饰，非常华美。以你的才能见之于用，既通达政事，又有言语文章可观，作为庙堂之用、国家之光的人，不是你又是谁？你是器具中的瑚琏。”孔子赞许子贡如此，那么子贡虽然还没有达到君子不局限于某种用途的境界，但在器具之中，也是极其尊贵的了。可惜当时没有圣明的君王出现，没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

有人说：“冉雍有仁德但不善言辞。”孔子说：“哪里需要善言辞呢？靠伶牙俐齿应对人，常常被人憎恶，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

译哪里用得着花言巧语呢？

这一章书，孔子极力说明花言巧语是不可取的。雍，是孔子的弟子，姓冉，字仲弓。仲弓为人庄重敦厚、简约沉默，而当时社会崇尚口才流利，所以有人对孔子说：“冉雍禀性醇厚，固然可以说是德行优秀了，可惜他缺乏口才。”这个人的言论，迎合外在而忽视内在，追求名声而不务实际，错误得很严重了。孔子说：“哪里用得着花言巧语呢？花言巧语的人依靠口舌来应付别人，他在应答别人时，完全凭借流利便捷来应对，似乎可以听信，但内心完全没有真情实意，心意与口说不相符合，终究是邪僻奸佞的小人，不足以被人看重，只是徒增人们的憎恶罢了。你认为冉雍仁德，他是否仁德，我不知道，但哪里用得着花言巧语呢？冉雍不花言巧语，正是冉雍之所以贤能的原因。”孔子深知这个人的想法，大概是因为有德行和有言辞，原本就是互为表里的，而仁德与花言巧语的区别，正是截然相反的，仁德是本心的德行，花言巧语则丧失了本心的德行，明察仁德与花言巧语的区别，就知道君子与小人的分别，所以端正学术，匡正人心，维系世道，关键就在这里啊。

译孔子让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回答说：“我对做官这件事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孔子很高兴。

这一章书，体现了圣人门下重视真诚笃信的学问。当时孔子以安定天下为心，让弟子漆雕开出仕从政，是因为他的才能可以济世，并非只是姑且试一试他。然而漆雕开回答说：“人做学问，必须对道理有真知灼见，回归内心而没有丝毫怀疑，然后出仕在位，推己及人，才能认识得明白，处理得恰当，使万物各得其所。如今我对这个道理，还不能真知灼见，实在深信不疑，此时正应当参究体察，以求得自信都来不及，怎么敢出仕治理他人呢？”漆雕开说这话，是因为他求道非常诚恳，已经领悟了大意，期望很高，不满足于小成就，他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所以孔子很高兴，是高兴他不追求别人的了解，只求自己内心的确信，他笃志于学问，几乎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他达到道的极致。由此可知，出仕济世的人，必须求得有自信的地方，而不可急躁地争逐功名；用人的人，必须知道他有自信的地方，而不可不慎重。那么，名位器物对于圣贤的学问来说没有愧色，而能收到得人的实际效果吗？

孔子说：“道不能实行，就乘木筏浮游到海外去，跟从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听了很高兴。孔子说：“仲由好勇超过了我，只是没有可取之处。”

这一章书，体现了孔子济世之心非常殷切，未曾果断地忘世。从前孔子的心，在于得到时机行道，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然而所到之处都不合意，而信用没有指望，所以偶然有感而叹息说：“我之所以周游列国，不安居一处，本来是想让我的道得以实行，使世道人心都登上正道。然而没有人了解我，世道不任用我，这是我的道已经不能实行了。虽然还在道路上奔波，又能做什么呢？也只有乘那木筏，浮游在海中，作为避世的计策罢了。然而能跟从我的，弟子之中，大概只有仲由吧？因为他临难不避，大概不会因为浮海而恐惧吧。”孔子这话，只是感叹道不能实行，而并非真的有浮海的意思。然而子路听了，以为老师不答应别人而唯独答应自己，一定避世之心与老师相合，于是很高兴。他也是勇于自信，而对于事理是否适宜未曾揣度。所以孔子说：“怯懦的人，一听说浮海就没有不恐惧的，现在仲由不以为惧，反而以为喜，是他好勇，难道不是超过我吗？然而我所说的浮海，不过是因世道不任用我，而说这不得已的话，以期望我的道得以实行罢了。试想海难道是可居住的地方？我难道是浮海的人？仲由只知道好勇，也没有用义理来裁断它。可以不思考自我进德的方法吗？”看孔子的话，虽然用来教导子路，也表明自己未曾忘记天下的心。但是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世道却不任用他，这就是春秋时期不再治理的原因吗？

孟武伯问子路仁吗？孔子说：“不知道。”又问，孔子说：“仲由啊，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可以让他管理军赋，不知道他仁不仁。”冉求怎么样？孔子说：“冉求啊，在千户人家的城邑，百辆兵车的大夫封地，可以让他做总管，不知道他仁不仁。”公西赤怎么样？孔子说：“公西赤啊，穿着礼服站在朝廷上，可以让他接待宾客，不知道他仁不仁。”

这一章书，体现了治理世道的才能容易看见，而本心的德行难以保全。鲁国大夫孟武伯见孔子教人，一定以仁为本，那么门下的弟子中，一定有能保全其心德的人。于是首先拿子路来问，意思是像子路这样的人，他果断则求道一定坚决，他勇力则用功一定专一，这难道能保全其心德而成为仁吗？孔子说：仁道至大，固然不可以轻易许诺；而仁存在于心中，又难以断定其有无。仲由对于仁，我是不知道的。孟武伯认为弟子的造诣，老师一定知道，难道对于子路的仁而有不知道的道理吗？所以又问。孔子说：仲由仁不仁，固然不可知，而才能则有可见的。至于千辆兵车的大国，其兵赋之事很难治理，如果让仲由去治理，一定能按时简练军队，激发忠义之气，不但有勇，而且可知。方才这才能可见的是这样，而他心中的仁则不知道。孟武伯认为跟随受教的人多，子路之外，一定有能保全其仁的人，所以又拿冉求来问。孔子说：冉求也是多才的人。像千户人家的大邑，百辆兵车的大夫封地，邑长家臣最难胜任。如果让冉求做总管，在城邑则治理人民，在大夫封地则治理事务，一定能使人民安定，而各种事务修举。这才能可见的是这样，而他心中的仁则不知道。孟武伯又拿公西赤来问。孔子说：公西赤是懂礼的人。像国家有傧相，用来彰显国威，沟通邻国友好，不容易得到合适的人。如果让公西赤穿着礼服站在朝廷，以应对来朝的宾客和来聘的客人，他的威仪辞令一定能沟通两国之情，而传达宾主之意。这才能可见的是这样，而他心中的仁则不知道。总之，仁蕴藏在心中，人不能知道；而才能显露在外，人容易看见。所以兵农礼乐可以随才而器使之，而求仁的功夫，则只在独自知晓的地方而已。

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谁更强？”子贡回答说：“我哪里敢和颜回相比？颜回听到一件事就能推知十件事，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两件事。”孔子说：“不如他，我

译不如你啊。」

译这一章书，是孔子用心学来启发子贡，并且进一步引导他。从前子贡喜欢评论别人，孔子担心他致力于了解别人，却对自己认识不清，所以对他说：“你和颜回同在我门下学习，彼此的修养程度，你一定很清楚。你试着自己想想，究竟你和颜回谁更优秀呢？”孔子的话，大概是想看看他的自知之明如何。子贡回答说：“人的资质有高有低，领悟道理也有深有浅。像我端木赐，怎么敢轻易去和颜回相比呢？颜回是生来就接近圣人，而且功夫纯熟，他明智睿识所照见的，能够由开始看到结果，周全而没有遗漏，大概是听一件事就能推知十件事。我端木赐是学习后才懂得道理，而且功夫较浅，只能由此知道彼，而不固执拘泥，只是听一件事能推知两件事罢了。这样颜回胜过我很多，哪里是我敢企及的呢？”这是子贡拿自己和颜回相比，觉得不可企及，所以孔子进而引导他说：“你认为不如他，确实是不如他。凡人在自我比较的时候，没有比自知更难的了，更没有比自我谦抑更难的了。看你的话，是能够自知，而且能够自我谦抑了。既然自知，就一定不会以已有的知识为满足；既然自我谦抑，就一定不会以尚未达到的境界为安适。你认为不如他，我所赞许的，正是这种不如的态度，难道可以没有由此自我勉励的途径吗？”后来子贡因为这一念“不如”的想法，于是得以听闻性与天道，不止是闻一知二，可见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只在于见贤思齐的心罢了。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烂的木头无法雕刻，粪土垒成的墙壁无法粉刷。对于宰予，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孔子说：“起初我对于人，听他的言语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听他的言语还要观察他的行为。是因为宰予，我才改变了这一点。”

这一章书，是孔子教导人不疲倦、爱人无私的心意。凡人从事学习，必定志向气度清明，功夫勤奋严密，然后才有接受教化的基础，可以进入道中。从前宰予在孔子门下，一天在白天睡觉，那么他昏昧怠惰、不能好学就可以知道了。即使有好的教导，也将无处施展了。所以孔子责备他说：“人想在木头上做工，使其成为器具，必定是质地坚硬的，然后才可以雕刻。如果是腐朽的木头，即使加以雕刻，必然毁坏腐烂，哪里可以雕刻呢？人想在墙上做工，使其完整，必定是基础牢固的，然后才可以粉刷。如果是粪土垒成的墙，即使想要粉刷，必然剥落，哪里可以粉刷呢？就像人向学，必定自己加勉努力，然后才可以教导。现在宰予在不该睡觉的时候睡觉，昏惰如此，他和腐朽的木头、粪土垒成的墙有什么不同呢？”这是他已经没有接受教化的基础，而我也没有地方去责备他了。说不足以责备，正是想让他猛然警醒。宰予因为一次白天睡觉的过失，孔子就如此责备他，那么做学问这件事，难道不应当以懈怠荒废为警戒，而贵在自强不息吗？又因为宰予向来在言语科中，常常说自己能学习，却不自加勉励，行为掩盖不了言语。所以孔子再次警示他说：“凡人的言行相符，那么听言语的人就没有疑虑。起初我对于人，认为他的言语如此，那么他的行为也一定如此，所以听了就相信，不再有所怀疑。现在我对于人，看见他的言语如此，就担心他的行为未必如此，所以虽然听了必定再观察，不能不有所顾虑。”这样起初和后来顿时改变，不是我薄待这个人。因为宰予能言善辩而行为跟不上，才知道听言语相信行为不能一概适用于人，也是因为宰予我才改变这一点的。说因为宰予而改变，正是想让他警惕悔悟。总观孔子的话，难道不是深深责备他，正是为了对他有厚望吗？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有人回答说：“申枨。”孔子说：“申枨欲望太多，怎么能刚强呢？”这一章书，是孔子思考真正的刚强，辨别似是而非的刚强。孔子说：人立身于天地之间，必须坚强不屈，卓然自立，有这种刚强的德行，才为可贵。然而这样的人，我没有见过。孔子所说的刚强，是浩然之气，平日由义理养成，凡是富贵贫贱祸福荣辱，都不为之所动，然后能剖断大疑，担当大事，这是大丈夫真正的刚强，不是血气强勇的意思。有人不明白其中的含义，看见申枨血气强勇，怀疑他是刚强。回答说：“先生的弟子申枨，难道不是刚强吗？”孔子说：“刚强的人，是不屈服于物欲的。申枨欲望很多，世间可欲的事情，都足以动摇他的心，他的心一动，就被外物遮蔽，怎么能光明磊落，不愧不怍，常常伸张于万物之上呢？可见血气的强盛，物欲可以使之屈服；义理的刚强，外物不能夺走它。刚强与欲望，正好相反而不相似。有欲望就不能刚强，刚强自然就能克制欲望。况且刚强是天德，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做到。人君效法天道运行刚健，自强不息，那么‘刚’这一字，实在是君德的关键所在。”

子贡说：“我不希望别人强加给我的事，我也不希望强加给别人。”孔子说：“端木赐啊，这不是你所能达到的。”

这一章书，是孔子教导子贡由恕道达到仁道的意思。子贡向孔子表达自己的志向说：“人之所以未能无我，是因为人己之见还没有化解。大凡不合礼的事，别人强加给我，我心里固然不愿意；推度别人的心，也是不愿意的。如果把这些强加给别人，就是只看见有我，看不见有人了。”端木赐看待别人如同看待自己，

译凡是我不希望别人施加于我的事情，我也不希望施加给别人。子贡的这番话，是本体明净，物我两忘，不待勉强，这才是仁者所做的事。他未能达到这种境界，却把它看得太容易，所以孔子叫他的名字来抑制他说：“最难克服的是自身的私欲，最难保全的是仁德。依照你的说法，那就是把天下看作一个人，把万物合为一个整体。如果不是私欲完全克服、心德纯粹完备的人，是做不到的。你如今难道就能立刻达到这种境界吗？”总之，不希望别人施加于我的，是自然的仁；不希望自己施加于别人的，是勉强的恕。贤人的学问，一定要由恕推及到仁，不能说追求仁而舍弃恕。孔子不是说仁很难来阻止子贡的志向，正是想让他知道仁的难处，从而勉励自己进取于仁罢了。

译子贡说：“老师的文献典籍，可以听得到。老师关于人性与天道的言论，听不到。”

这一章书，是子贡在得闻性道之后，深深感叹圣人教导人是有次序的。子贡说：“千圣百王的道理，都归属于夫子。求学的人固然希望穷尽他所拥有的道理而听闻。然而功夫火候未到，不可以强求。像我们夫子平日表现为威仪，抒发为文辞，鲜明有条理的东西，就是文章。文章之中，原本蕴含至理，但无不与行为相配合。夫子未曾有所隐瞒，不需要真正积累力量很久，才能有所收获。即使是学识浅薄的人，都可以听得到。至于仁义礼智，禀受于生命初生之时，叫做性；元亨利贞，运行于庄严深邃之中，叫做天道。性天的道理，也有流行显现的端倪，但渊深精奥，夫子不是合适的人不传授，不是合适的时机不授予。所以不但学识浅薄的人听不到，即使是聪明深造的人，也听不到。文章、性道，道理本来一贯，但作为表里，圣人施行教化，本来就有先后、见浅见深的区别。求学的人听闻道理，也有难易之分。这可以看出圣门的教育，不超越等级。子贡在增进德行之后，才开始得闻，因而感叹其美好。”

子路听到道理，如果不能实行，只怕再听到别的道理。

这一章书，是门人记录子路急于勇敢实行的意思。子路有超过常人的才能，每当听到善言，立即实行。人们只看到他听到的没有不行的，实行的没有不努力的。然而不观察他未实行之时，那么他勇敢实行的心就看不见了。当他已经有所听闻，如果还不能实行，那么他的心警惕不安，只怕再有所闻而实行不及，急切慌忙，一定努力实行他所听到的才罢休。多么勇敢啊！因为子路为了自身的实际，不急于所听到的，而急于所实行的，所以只怕有所闻，不是不想听到极致，而是他唯恐一天时间不够的心，想要急忙实行他已经听到的，并预先等待他尚未听到的。观察未实行而只怕有所闻，那么他既实行后只怕不闻，就可以知道了。商朝的傅说告诉高宗说：“不是知道艰难，实行才艰难。王诚然不觉得艰难。”这就是勇敢实行的意思。

子贡问道：“孔文子为什么称他为‘文’呢？”孔子说：“聪敏而好学，不以向地位比自己低、学问比自己差的人请教为耻，因此称他为‘文’。”

这一章书是因讨论谥号而引发，显示圣人选取人的善意的意思。孔文子是卫国的大夫，姓孔，名圉，谥号文子。谥号，是行为的痕迹，人有贤与不贤，那么谥号就有善与恶。文是美谥。孔圉平时的行为多有瑕疵，得到谥号为文，子贡怀疑他未必相称，所以问道：“孔文子为什么得到谥号为文呢？”孔子说：“凡是人资质明敏，就倚仗聪明，不肯向学。孔圉虽然有明敏的资质，不敢自恃。凡是诗书六艺，讲习讨论，没有厌倦之心，他好学就是这样。爵位尊显，就自视过高，耻于向下请教。孔圉虽然居于大夫之位，不敢自高。事情有不知道的，一定一一访问，即使是卑贱的人，虚心咨询，不以为耻，他向下请教又就是这样。考察他的一生，虽然没有经天纬地的才能，道德博闻的实质，但一善足以称为君子，不埋没谥法也有说：‘勤学好问为文者。’孔圉的行为，正与这相合，这就是他得到谥号为文的原因。大概圣人鼓励人为善，他的心很平和，他的度量很宽。以孔圉的为人，还选取他的善，这就是大舜隐恶扬善的心意吧。”

孔子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点：他修养自身恭敬，他侍奉上级敬慎，他养育百姓恩惠，他役使百姓合乎义。

这一章书，是孔子赞美子产，以阐明人臣的道理。子产是郑国大夫公孙侨。孔子称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点，这四点是什么？恭敬以修养自身，是君子之道。子产修养自身，不矜夸他的才能，不夸耀他的功劳，谦虚自守，多么恭敬啊！这是有君子之道第一点。敬慎以侍奉上级，是君子之道。子产侍奉上级，公事忘私，国事忘家，小心不懈怠，多么敬慎啊！这是有君子之道第二点。恩惠以养育百姓，是君子之道。子产养育百姓，有利的必定兴办，有害的必定去除，有抚育的深恩，多么恩惠啊！这是有君子之道第三点。合乎义以役使百姓，是君子之道。子产役使百姓，田地有常制，衣冠有制度，没有姑息纵容的弊政，多么合乎义啊？所以说有君子之道四点。那么子产具备这四种美德，确实是贤大夫。而郑国能任用他，所以国家安定而政治治理，可见做臣子的不可以不知道君子之道，而用人者不可以不任用君子之人。

孔子说：“晏平仲善于与人交往，相处久了，别人依然尊敬他。”

这一章书，是孔子赞美晏平仲，以阐明交往的道理。晏平仲，名婴，齐国大夫。孔子说：“朋友之交，是五伦之一，不可以忽视。”但是交友的人多，善于交友的人少。只有晏平仲善于与人交往。凡是人初交，没有不相敬的。久了就习以为常而狎昵了。因为习昵而产生怠慢玩忽，因为怠慢玩忽而产生嫌隙。敬心逐渐衰退，久要遂废。比比皆是。平仲与人交往，开始固然相敬，久了也不废弃。难道不善于交往吗？大概君子交友，对上协同恭敬以侍奉君主，对下同心协力以谋求道义。一有不敬，将引起乖异

译这其中的关键，关系确实非同小可。所以孔子称赞晏平仲，把他作为交友者的典范。

译孔子说：“臧文仲养大龟，用雕饰山形的斗拱和画有水草纹样的短柱来装饰龟室，他怎么能算是明智呢？”

这一章是说谄媚亵渎神灵不能算是明智。臧文仲名辰，是鲁国的大夫。蔡是大龟，因出自蔡地，所以称为蔡。孔子说：“臧文仲，人们都以为他明智。然而明智的人通晓事理，应当没有谄媚亵渎神灵的行为。可是臧文仲对待大龟，建造房屋来安置它，又将柱头的斗拱雕刻成山形，梁上的短柱画着水草。臧文仲的本意，认为这样敬奉大龟，必定能降下福泽。他不知道大龟是用来占卜的，只能决断吉凶的征兆，并不能掌握祸福的权柄。臧文仲既不明事理，内心又大大迷惑，怎么能称他为明智呢？”孔子回答樊迟问什么是明智时说：“致力于民众应做的事，敬重神灵而远离它。”大概明智的人通晓事理，必定没有谄媚亵渎神灵的行为，从事追求明智的人可以由此醒悟了。

子张问：“令尹子文三次担任令尹，没有欢喜的神色；三次被罢免，没有怨恨的神色。他必定把旧日的政事告诉新任的令尹，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可以说是忠诚了。”子张说：“可以说是仁德了吗？”孔子说：“不知道，怎么能算是仁德呢？”崔子杀了齐君，陈文子有十乘车马，抛弃了它们而离开齐国。到了别的国家，就说：“这里的执政者跟我的大夫崔子差不多，于是又离开了。”到了另一个国家，又说：“这里的执政者跟我的大夫崔子差不多，于是又离开了。”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可以说是清白了。”子张说：“可以说是仁德了吗？”孔子说：“不知道，怎么能算是仁德呢？”

这一章是说评论人不可以只根据事迹就轻信其内心。子文姓鬭名谷于菟，是楚国的上卿，官职名叫令尹。崔子名杼，陈文子名湏无，都是齐国的大夫。子张问：“楚国令尹子文曾经三次被任用为令尹，人没有不喜形于色的，他却没有喜悦的神色。三次被罢免，人没有不愠怒于色的，他却没有愠怒的神色。他的喜怒不形于色到了这种地步。当他被罢免时，是旧令尹了。以旧令尹的身份去见新令尹，嫌忌之心，人或许难免。他却把旧日所推行的政事，一一告诉新令尹，毫无猜忌妒忌之心。他的物我无间到了这种地步。老师认为怎么样？”孔子说：“贪恋权位俸禄，妒忌贤能，只知道为自己而不知道为国家，叫做不忠。子文像这样，是真心为国家的人，可以算是忠诚了。”子张说：“也可以叫他仁人了吗？”孔子说：“子文的品行虽然忠诚，但不知道他的内心如何。倘若有一毫为了名声而做给人看的意思，就是人欲的私心，而不是纯粹天理的公心了。怎么能轻易相信他是仁德的呢？”子张又问：“齐国大夫崔子杀了齐君，陈文子厌恶他作乱，不肯忍受与他同列。虽然身为大夫富有十乘车马，一旦抛弃而离开，毫无顾惜之意。到了别的国家，看见那里的臣子不忠，就说：‘跟我国的大夫崔子没有两样，怎么可以跟他共事’于是离开了。又去一个国家，看见那里的臣子也不忠，就说：‘跟我国的大夫崔子没有两样，怎么可以跟他共事’又离开了。他审察去留到了这种地步。老师认为怎么样？”孔子说：“人与恶人相处，或许会污坏名节。陈文子洁身自好到了这种地步，可以算是清白了。”子张说：“也可以叫他仁人了吗？”孔子说：“陈文子的品行虽然清白，但不知道他的内心如何。倘若有一毫因利害而惊惧的意思，后来不免怨恨后悔，就是人欲的私心，而不是纯粹天理的公心了。怎么能轻易赞许他是仁德的呢？大抵人的行事容易看见，心术难以知晓。行事美好的适宜节制地选取，而心术的善恶则适宜深入察验。”

季文子每件事都要考虑多次然后才行动。孔子听到后说：“考虑两次就可以了。”

这一章是孔子教导人们用义理来制约行事的意思。季文子，名行父，是鲁国的大夫。从前季文子每件事思考多次，然后才施行，他的用心周详严密到了这种地步。孔子听到后说：“凡事固然不可以不思考，但也不可以过度思考。思考已经得其道理，还恐怕不够，再平心静气地思考一次，那么是非已经明白，从违已经审慎，实行起来自然没有不当，这就足够了。何必思考多次呢？”大概天下的事，用大义来决断，思考两次就可以决定；用私意来揣度，越思考越怀疑。所以贵在用义理来制约行事。然而格物穷理的功夫，在于平日，而不在于临事思考的时候。格物穷理，是学问之道，越思考越精微，思考不厌其多。这里说“两次就可以了”，只是针对应对事务而言罢了。

孔子说：“蘧伯玉在国家政治清明时明智，在国家政治昏暗时愚笨。他的明智别人可以赶上，他的愚笨别人赶不上。”

这一章是孔子赞扬蘧伯玉的大智若愚。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名俞，谥号武子。当时卫国有难，上下交相争讼，只有蘧伯玉周旋其间，最终能使君主免于危难，所以孔子称赞他说：“蘧伯玉作为大夫，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就施展他的才识，知无不为，多么明智啊！等到国家政治昏暗的时候，就不计较利害，不显露声色，而最终能渡过艰难，似乎又非常愚笨。按平常的看法，一定认为愚笨不如明智。从我看来，时势可以有为，凡是有才识的人，都可以显露长处。只是事关重大，时值危急，必定是性情纯厚笃实，荣辱不惊的人，才能善于隐藏他的作用，”

译从而曲折地成就其功业。平日里被称为有智慧的人，反而会有疑虑、畏惧、谦让推辞，而无法着手行事的情况。所以说，他们的智慧是可以企及的，而他们的“愚”却是无法企及的。然而称他们为“愚”，一定是因为他们奉行公义而不徇私利，一定安于退让而不乐于竞争，一定质朴笨拙而不擅长粉饰，一定刚直不阿而不善于委曲顺从，一定特立独行而不喜欢拉帮结派，一定鞠躬尽瘁而不习惯于规避责任。然而探究其最终结果，天下最大的智慧，也没有能超过他们的。使用人才的人，难道可以不了解这一点吗？

译孔子在陈国时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家乡的那些年轻人，志向高远而行为疏略，文采斐然，只是不知道如何加以裁度。”

这一章书，是孔子因为大道不能施行，而想着将道传给后世。孔子周游列国，却滞留于陈国，有一天感慨叹息说：“我的初心，本来是想在天下施行大道，然而到现在竟然没有一次被任用，由此可知大道是不能施行了。我何不回到鲁国去呢？我何不回到鲁国去呢？”大概我的道虽然不能在天下施行，但不可不传给后世。现在我们家乡的那些年轻人，有见识高明、志趣远大，而言行不太相符的，可以说是狂放而简略。他们的规模体段，已经自然地呈现出文理可观的样子，只是不知道用中正之道来约束自己，因而时常超出规矩之外。如果我回去加以裁度，使他们抑制多余的，勉励不足的，都可以承担传承大道的重任，这对于我施行大道的心愿，不是多少有些慰藉吗。可见上天生出圣人，原本是为了天下万世。然而圣人得志，道就施行于天下；不得志，道就流传于万世。继承前代圣人的事业，开启后世的学问，这维系文明的一脉，从古至今永不停息，大概就在于这一声“回去吧”的感叹之中吧。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念过去的仇恨，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很少。”

这一章书，是孔子推论古代圣人的度量，以显示人们存心不可过于苛刻。孔子说：“伯夷、叔齐，是古代极其清高耿介的人。人们评论这两个人，一定认为他们度量浅狭，主要是记着别人的过错罢了。不知道这两个人虽然持身耿介，但内心非常平和；虽然律己严格，但推己及人非常宽恕。大概因为他们不记念别人的旧恶，所以人们都信服他们憎恶邪恶的公正，又不切断别人改过自新的道路。怨恨的根源，自然就少了。不然，以伯夷、叔齐的操行如此狭隘，为什么当时有义士的称号，后世有闻风感动的呢？”推而广之，一个人不能要求完美，观察过错可以了解仁德。君主以宽厚驾驭众人，以恕道对待下属，原谅他们的小过失而记录他们的大节，忽略他们的表面行为而推究他们的本心，那么有才能的人就能发挥长处，不贤的人也能改变，天下就没有被抛弃的人了。

孔子说：“谁说防叔生高是正直的？有人向他借醋，他向邻居借来给人家。”这一章书，是孔子想要人们谨慎辨别名实。孔子说：“鲁国有个叫防叔生高的人，人们都以为他正直。如今看来，谁说他是正直的呢？所谓正直，有就是有，无就是无，绝没有一丝一毫的委曲，这才可以称为正直。而防叔生高却不是这样，有人向他借醋，当时他本来没有，却向邻居借来给人家。仅从这件事来看，掩饰自己没有来迎合他人，夺取别人的所有来博取恩惠，他的不正直还有谁更厉害呢？那么他其他方面的虚伪，不问也就知道了。可见那些致力于矫饰来求取虚名的人，一件事败露，生平都完了，又有什么益处呢？然而孔子这话，并不是在盛名之下进行苛刻的指责，正是要在真伪之间树立辨别德行的界限。用人者只有在名实之辨上格外谨慎，对于众人的好恶一定要考察，那么真正的人品就显现出来了。”

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伪善的面貌，极尽恭敬之态。左丘明以此为耻，我也以此为耻。把怨恨藏在心里，却表面上与那个人友好，左丘明以此为耻，我也以此为耻。”

这一章书，是孔子警告人们要学习知耻。孔子说：“习俗的浸染，使人浇薄。大概有极其可羞愧的事，而自己却不知道的。比如人与人交往，言辞神色体态容貌，自有不可改变的礼节，却巧饰言语，务求悦耳；美化脸色，务求悦目；极尽恭敬，务求悦意。这种人，或许自以为善于周旋了。然而左丘明固然以此为耻而不做，我也以此为耻而不做。大概是耻于甘心谄媚。”人与人交往，恩怨亲疏，自有正直相处的道理。如果把怨恨藏在心里，却假装与那个人友好，既不能惩戒小忿以显示宽大，又不能秉持义理以纠正朋党。这种人，正自以为善于报施了。然而左丘明固然以此为耻而不做，我也以此为耻而不做。大概是耻于心怀奸险。大抵人情乐于顺从，所以谄媚者容易得逞；人情忽视当面交往，所以奸险者得计。有国家的人，宁愿选取朴实诚恳坦率平易的人，远远屏退阿谀饰伪的人，那么知耻之心就能树立，风俗就能端正，而奸伪之徒也就少了。

颜渊、子路侍立在孔子身边。孔子说：“何不各自说说你们的志向？”子路说：“愿意把车马、轻暖的皮衣与朋友共同使用，即使破旧了也不遗憾。”颜渊说：“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说：“愿意听听您的志向。”孔子说：“使老年人安适，使朋友信任，使年轻人怀念。”这一章书，显示了圣贤大道为公的心怀。从前颜渊、子路曾侍立在孔子一堂之上，正是考察德行询问学业的时候，孔子于是问这两个人说：“做学问没有比立志更优先的，你们二人何不各自说说你们的志向呢？”于是子路回答说：“人不可以自私，凡是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只愿意把我所乘坐的车马、所穿的轻暖皮衣，与朋友共同乘坐共同穿着，即使到破旧损坏，也没有遗憾。”子路天性高明，勇于行义，不屑于做鄙陋吝啬的事，所以他说这样的话。颜渊回答说：“人不可以自满，凡是自身所做的事，都是分内的事。只愿意有善行于己而不矜夸，有功劳

译人如果不张扬夸大，只是保全其固有的本性，尽到应当做的事而没有夸耀和施恩之心。」颜渊克制私欲的功夫深厚，资质纯粹，没有一丝自满和虚伪的念头，所以他的话这样说。子路和颜渊陈述志向的话已经说完，子路于是进一步请求说：「希望听听老师的志向是怎样的？」孔子说：「我的志向没有别的，只希望天下的人都能各得其所罢了。天下的人有老人、有朋友、有年轻人。老人应当安享晚年，我愿使他们安享，从而让他们各自得到供养；朋友应当互相信任，我愿使他们互信，从而让他们各自保全交往的情谊；年轻人应当得到关怀，我愿使他们得到关怀，从而让他们各自顺遂其天性。凭借我自身所接触到的，而尽到本性原本应有的样子，随着事物的自然到来，而给予它们道理上各自充足的东西。我的志向就是这样罢了。」综合来看，子路的志向在于公共的事物，但还知道有事物存在；颜渊的志向在于公共的善行，但还知道有善存在；至于孔子，则是利益救助天下，用仁爱养育众生，真正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如果这本是志向并且付诸实行，那么当时和乐、风气感化的教化，应当能与尧舜相媲美。可惜孔子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只是有志向而没有实现罢了。

译孔子说：“算了吧！我还没有见过能看见自己的过错而在内心自我责备的人。”

这一章书，是孔子期望人们改正过错，而激发他们自我更新的心意。孔子说：“凡人不可能没有过错，有过错贵在能够改正。如果人时时克制整治，念念反省觉察，偶有失误，就深深悔责，在心中自我辩驳，就一定能改正而不再有过错。我曾以此期望于人，如今却罢了。凡人看见自己的过错，或者掩饰来自我文饰，或者颓废来自我安慰，寻求自我悔责而在心中自我辩驳的人，则没有见过。像这样而期望他改过向善，难道可能吗？大概一念没有悔过的契机，就终身没有自我更新的路径。这就是我叹息的原因。然而这特别针对中等资质以下的人而言，如果圣人保持恭敬、穷究事理，预先涵养此心，邪念不萌生，自然没有过失，哪里等到有过错后才后悔呢？”

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一定有像我一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那样好学罢了。”这一章书，是孔子勉励人们好学，以保全他们天赋的美好品质。孔子说：“凡求道的人，固然贵在有天资的美好，而更贵在有学问的功夫。像我从事于道，也不敢倚仗天资，而只倚仗学习的功力，终身勤勉，所以最终有所成就。如果仅凭天赋的美好而已，即使在那十户人家的小邑，地方狭小且人不多，也一定有忠诚信实、可以进道像我这样的人。推而广之到天下之大，又多得数不胜数了。如果那些拥有纯粹美好资质的人，再加上勤勉敏捷的努力，难道不都能成就吗？然而成就的人很少，那是他们倚仗美好的资质，不如我那样孜孜不倦地学习并喜好它。人能不通过学习来勉励自己吗？大概从古以来没有不学习的圣人，也没有圣人而不喜好学习的。圣如尧舜，尚且必须精纯专一、执守中道，勤勉不倦，效法尧舜的人，又怎么可以不致力于学习呢！”

雍也第六

孔子说：“冉雍可以让他面南而坐（做官）。”仲弓问起子桑伯子。孔子说：“可以，他简约。”仲弓说：“内心保持恭敬而行为简约，以此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内心简约而行为也简约，恐怕太过简约了吧？”孔子说：“冉雍的话，对。”

这一章书是说治理百姓贵在内心恭敬。雍是孔子弟子冉雍。从前冉雍宽宏简约庄重，所以孔子称赞他说：“治理百姓的道理贵在包容，而驾驭下属的方法尤其应当不扰民。”我看冉雍的为人，度量宽厚，器宇凝静，即使让他居于面南之位，来治理政务并统领百姓，也没有不合适的。当时仲弓知道孔子赞许自己的用意在于简约庄重，于是拿子桑伯子来问。大概因为伯子的为人也有与自己近似的地方，所以问孔子以探知对他的评价如何。孔子说：“凡人立身行事，多有自我烦扰、过于琐碎的人。像伯子为人有可取之处，他的简约而不烦琐。”孔子这话，是因为伯子超脱流俗，简约率真而取他，并非就认为他的简约是好的。仲弓见孔子赞许伯子，而更加心中不能无疑，于是进一步质问说：“居上位临下位，固然贵在简约，然而简约也不能一概而论，不可以不分辨。如果居心恭敬，兢兢业业，内心警惕激励，而不敢放肆轻慢，这样心就有主宰而自我治理严格，以此行为简约来治理百姓，虽然事务纷繁，都能得其大体所在，静而不乱，动而不扰，抓住要领驾驭烦琐，无为而治，不也是简约所当简约而可以的吗？如果先让自己处于简约，恣意任情，不再有收敛谨慎的意思，那么心中无主而自我治理疏漏了，而所行的又一概从简，厌事之心一生，各种法度规矩全废，这就是苟且的简约，恐怕失之过甚而太过简约了吧？”仲弓这话非常恰当不可改变，所以孔子深深赞同他说：“冉雍，认为以恭敬为基础的简约是可行的，以内心简约为基础的简约是过分的，他的话难道不确实吗？”可见恭敬乃是自古帝王的心法，仔细体味仲弓的话，所谓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就在于此了。

哀公问弟子中谁是好学的？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爱好学习，不迁怒，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就没有了，没听说爱好学习的人了。”这一章书是称赞颜回的心学，以勉励天下人。从前孔子以学问教诲人，于是哀公问他说：“夫子门下学者很多，然而弟子中究竟谁是好学的呢？”孔子回答说：“人做学问，必须体现于身心，时常加以克制整治，而后才称为能好，不是仅仅从事诵读就可以称为好学的。我的弟子中有个叫颜回的，是真正爱好学习的人。大概人在不顺心意的时候，不可能没有怒气，但血气用事的人，一有触发就不能禁止，或者有在此处发怒而转移到彼处的，颜回却不是这样，未怒之前心和气平，怒之后冰消雾散，大概不因为稍有粘滞而转移他的怒气。况且人有秉性偏颇，不可能没有过错，但志气委靡的人，一有过失往往不知改悔，多有以前犯过而以后又犯的，颜回却不是这样，刚犯错时觉察精明，知道过错后克制勇猛，也不因为稍有吝惜而重复他的过错。只有颜回克己的功夫没有间断，所以称为好学。可惜他德行丰盛而寿命短促，不再存在了。如今弟子中寻求像颜回

译可以得到的，没听说还有更喜好学习的人。大体上，圣人的学问不在于辞章记诵这些细枝末节，而在于对身心性命的防范与修养。如果真的能够居敬穷理，涵养本心，自然就像秤一样常保平衡，像镜子一样常保明澈，从而获得没有愤怒、没有过失的本体，又何必说做到不迁怒、不二过就足以称道呢？所以圣人的学问以端正内心为关键。

译公西华出使齐国，冉有替他的母亲请求粮食。孔子说：“给她一釜。”冉有请求增加，孔子说：“再加一庾。”冉有却给了公西华母亲五秉粮食。孔子说：“公西华到齐国去，乘着肥马驾的车，穿着轻暖的皮袍。我听说，君子救济别人的急难，而不使富人更富。”

原思做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给他俸禄九百斗粟，原思推辞不要。孔子说：“不要把它分给你的邻里乡亲吗？”

这一章书，表明圣人使用财物必定以道义为标准。子华是孔子的弟子，公西赤字子华。冉子就是冉求。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秉是十六斛。子华奉师命出使齐国，当时母亲在家。冉求对朋友情深，担心他母亲没有供养，于是向孔子请求粮食。孔子给一釜，很少，表示不应当多给。请求增加，给一庾，也不多，表示不应当增加。冉求没有领会，于是自己给了五秉粮食，这就过多而损害了恩惠的本意。孔子因此开导他说：“公西华替我出使齐国，乘坐的是肥马，穿的是轻裘，富裕表现在外表，就知道他内心不节俭。富裕体现在身上，就知道他不缺乏对父母的供养。我听说，君子救济别人的窘迫急难，而不继续别人的富足。你给他粮食，是使富人更富，而不是救济急难。这是不应当给而给了。”孔子这样用道义教导他。原思，是孔子的弟子，名宪，字子思。当时孔子做鲁国司寇，有采邑，所以让原思做邑宰，给他九百斗粟，是他常禄应当得到的。原思生性狷介，认为太多而不要，这就过于防范而不是合乎情理。孔子因此教导他说：“官职有固定的俸禄，是国家养廉的制度，怎么可以凭私意推辞呢？即使俸禄有余，你的邻里乡亲有贫乏的，分给他们，也足以广施君主的恩惠。为什么要推辞呢？”这是不应当推辞而推辞了，孔子这样用道义教导他。大抵取与辞受，必定有当然不易的道理。冉求务求多给以表示恩惠，就失之泛滥。原思推辞常禄以表示廉洁，就失之矫饰。圣人对于公西华不是吝啬，对于原思不是奢侈，斟酌在义理之中，而化裁其过当之失。所以恩惠不是私恩，廉洁不是矫饰的廉洁，善于使用财物的人，以圣人为标准就可以了。

孔子对仲弓说：“犁牛生的小牛毛色赤红且角端正，虽然想不用它，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这一章书，表明用人者不应当拘泥于世人的偏见。仲弓是圣门的高弟，以德行著名，他的父亲地位低贱且行为恶劣，当时有人因此指责他，所以孔子比喻说：“上天降生人才，哪有常理，而世人使用人才没有定规？比如杂色花纹的牛，固然不值得珍贵，但生的小牛纯赤，合乎昭代崇尚的角形，且周正符合牺牲的标准，正是祭祀所需要的而不可丢弃的。世人虽然因为它的出身可议，想置它而不用，但山川之神，难道能舍弃而不享用它吗？”那么仲弓的德行，自然应当被世所用，不应当因为父亲而被废弃。可见贤哲的出生，能够像父亲一样的固然很多，超越父亲而自立的也不少。所以《易经》称“干蛊”，《尚书》贵“盖愆”，如果才德出众，圣明的君主不会遗漏。古代明君侧身求贤，立贤没有固定的方所，本来就有超乎寻常庸俗之见，而不拘泥于世人的偏见。

孔子说：“颜回呀，他的心三个月不违背仁，其余的人只是偶尔达到仁罢了。”这一章书，说求仁的人贵在纯其心，赞许颜回来激励众弟子。孔子说：“仁，是心的全德，禀受之初，浑然一体，原本没有彼此之分，自从被私欲所阻隔，心就违背仁，却与仁分为二，不免有久暂的差异了。我门下的弟子如颜回，平日克己的功夫没有少许间断，至于三个月之久，纯乎天理，毫无人欲，心与仁常不相离，差不多是与时间俱永了。其余的众弟子，不是不从事于仁，但得到后又失去，暂时明白后又遮蔽，或者一天之内能达到仁，过了这个时间私欲就间隔了；或者一个月之内能达到仁，过了这个时间嗜好就乘虚而入了。心对于仁，不过是有时存在罢了，想要像三个月之久不违背仁的情况很少见。大概仁道至精，不容一念的混杂，不容一息的疏忽，所以纯亦不已的，是圣人的仁；终食无间的，是君子的仁；三个月不违背的，是大贤的仁。求仁的人，也在持守之久，操存之力，勉力遵循，忘记达到仁的名声，并化去不违背仁的痕迹，以防于中心安仁，就可以了。”

季康子问仲由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仲由果断，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季康子说：“端木赐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端木赐通达，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季康子说：“冉求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冉求多才多艺，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这一章书，表明人才有各当其用的地方，国家不可没有器使之道。季康子问孔子说：“您的门人，像仲由这样可以让他做大夫而从政吗？”孔子回答说：“从政必须果断的人，方能决大疑，定大计。仲由资性刚决，遇事能断，让他从政，有振作而无废弛了，有什么困难呢？”康子又问说：“像端木赐这样可以让他做大夫而从政吗？”孔子回答说：“从政必须通达的人，方

译能够审察事物的细微征兆，通晓事物的常理。子贡的见识高超明达，预料事情大多准确，让他从政，会有变通而不会固执拘泥，有什么困难呢？」康子又问道：「像冉求这样的人，可以让他担任大夫并参与政事吗？」孔子回答说：「从政必须依靠多才多艺的人，才能治理繁杂的事务，处理得周全详备。冉求擅长政事，才能足以应付各种情况，让他从政，会有余力而不会困顿艰难，有什么困难呢？」这三人的才能，分开来看可以各自发挥一种专长，合起来就能共同成就完美的治理。国家根据才能授予职位，辨别材能确定官职，有知人善任的明智，自然会有明察事理、建立功业的成效。孔子的这番话，实在是万世用人的好方法。

译季氏派闵子骞去做费邑的长官。闵子骞说：“请替我婉言推辞吧。如果再来召我，那我一定逃到汶水之北去了。”

这一章书，表明闵子骞在出处去就上的操守非常端正，对公与私的辨别非常严格。闵子骞，是孔子的弟子，名损，字子骞。季氏是鲁国的大夫，专擅国家政事，费邑是季氏的私人封地，他凭借此地抗拒鲁国国君。孔子担任司寇时，常常想要拆毁这些私邑。一天，季氏派人召闵子骞去做长官，他的意图无非是想收揽人心。然而闵子骞是孔门中德行高尚的贤人，怎肯私下依附权臣的党羽？他对使者说：“大夫虽然想任用我，但荣华富贵并非我所愿。请你替我委婉曲折地表达我不做官的心意，从而阻止他任用我的念头。如果再来召我，那我必定会离开国境，避居在汶水之北，难道能强迫我出仕吗？”大概他推辞的意思虽然委婉，但拒绝的态度却非常坚决，如果不是德行向来优秀、审慎于进退的人，是做不到的。其他像仲由、冉求等人，没能及早预见并做出决断，最终导致自身陷于权臣之手。唯独闵子骞坚守正道不阿谀，卓然独立。看他推辞长官的几句话，真足以昭明天理道义于千古了。

伯牛生了病，孔子去探望他，从窗户里握着他的手，说：“要死了，这是天命啊！这样的人，竟得这样的病！这样的人，竟得这样的病！”

这一章书，是孔子深深惋惜德行高尚的人，而对天命发出感叹。冉伯牛，名耕，是孔子的弟子。从前伯牛生病，孔子前往探望。伯牛便从北窗下移到南窗，让孔子能够面南来看他，这是用尊奉君主的礼节来尊奉老师。孔子不敢承受，所以不进入他的房间，只是从窗户里握着他的手感叹说：“病到了这种地步，大概将不起床了。”然而这是上天所命定的，一定不可改变，不是人为的缘故。一般人平日检点自身，或许有不谨慎的地方，以至于招致灾祸，这是自己招来的，不可归咎于天命。如今像这样贤德的人，却得了这样的疾病，难道不是无缘无故而发生的吗？孔子反复感叹并深深惋惜到这种地步，可见圣贤平日守身谨慎，时时警惕，务必追求尽到自身所能做的。所谓安处平易之境等待天命，修养身心以确立命运，其道理不超过这个范畴。

孔子说：“颜回多么贤德啊！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的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内心的快乐。颜回多么贤德啊！”

这一章书，是孔子称赞颜回体悟道义很深，不被境遇拖累心神。孔子说：我们学习道义的功夫纯熟，确实有所收获，像颜回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道的贤人，如何看出这一点呢？一般人见道不深，动不动就被外物所动摇，所以人情往往最难于安于贫困。颜回，不过是一竹筐饭，一瓢水，所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贫困到了这种地步。假使别人处于这种境地，会有受不了忧愁的，颜回心中自有快乐之处，不因贫困而稍微改变他的快乐。大概颜回克制去除了私欲，无非是天理，所有外在的事物，丝毫不足以拖累他的本性，这是何等深厚的涵养，何等高深的造诣！颜回真贤德，真是有道的人。《易经》说：“乐天知命，所以不忧愁。”身处困境却能通达，穷困居处而不受损，颜氏之子，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了吧？

冉求说：“不是不喜欢您的道，而是力量不够。”孔子说：“力量不够的人，是走到半路才停下来；现在你是自己画定了界限。”

这一章书，是孔子勉励学者要自强不息。冉求对孔子说：“夫子的道高深啊，美好啊。自从接受教诲以来，并非不衷心欣慕，追求达到道。只是禀赋昏弱，力量不足以随从心意，所以不能达到罢了。”孔子教导他说：“你所说的力量不够，是曾经用力去追求前进，到了中途，想要前进却不能。譬如负重远行的人，走到中途，气力耗尽，不得已而停止，这才叫力量不够。现在你安于怠惰，不加以勉励，就像在地上画线自我限制一样。这是力量能够前进而心里不想前进，并非心里想前进而力量达不到。你为何要自暴自弃呢！”可见圣人的道，只在日常行为中，人人都可以努力。如果真的知道并笃信喜好，自然日新月异，想要停止都不能，哪里会担心力量不够呢！董仲舒说：“事情在于勉强努力罢了。勉强努力践行道义，那么德行就会日益增长而大有功效。”薛瑄说：“做学问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努力实践如何罢了。”那么追求道义的人，也可以知道应该致力于什么了。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做小人式的儒者。”

这一章书是孔子教导人们学习真正的儒学。孔子对子夏说：“现在的学者都称为儒，但作为儒者的实质不同，不可以不辨别。有所谓君子儒的，其用心专在修养自身，不求别人知道，凡是道理有未明白的，行为有未修习的，无不切实讲求，绝无追求名声荣誉的心，这是君子儒。有所谓小人儒的，其用心专在追逐名声，不肯务实，如果知道一个道理，做成一件事，便想沽名钓誉，绝无贴近自身修养的意图，这是小人儒。我希望你学习做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学习做小人式的儒者，或许心术端正，人品端方，可以日益进德成善了。这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在个人身上是学术的辨别，在天下就是世道的关键。如果任用君子儒以实心做实事，那么天下人都能蒙受其恩泽；倘若任用小人儒以伪学窃取虚名……”

译名声，那么天下人都会遭受祸患。任用人才的人，又怎么可以不审慎地防备并谨慎地对待它呢！」

译子游担任武城的长官，孔子说：“你在那里得到人才了吗？”子游回答说：“有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走路不走邪径，没有公事，不曾到我的屋子里来。”

这一章书，是展现圣贤选拔人才的方法。从前子游担任武城邑宰，孔子问道：“为政的道理，以人才为首要。武城这一邑之中，难道没有道德高尚、表现于时的人吗？你也曾得到这样的人，用来维系人心、端正风俗吗？”子游回答说：“人才不可多得，有个叫澹台灭明的人，他存心制行，正大光明。就像平常走路，一定走正途而不走邪曲的小径；岁时进见，一定是因公事，公事之外，不曾轻易到邑宰的屋子。从这两件事来看，行动一定以正，没有见小欲速的心思；操守一定很严，没有委屈自己迎合别人的事。像这样的人，难道不可以作为众人的表率吗？”由此推论，用人的方法：立心一定选取最正直的，正直就可以杜绝巧取利禄的门路，而邪僻之士就没有容身之地了；行事一定选取最公正的，公正就可以堵塞奔走钻营的道路，而宵小之人就不能进用了。即使用来治理天下，道理难道超出这个范围吗？

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功劳，撤退时走在最后。将要进入城门时，鞭打他的马，说：‘不是我敢于走在后面，是马不肯前进。’”

这一章书，是孔子称赞鲁国大夫有功不夸耀，以讽喻世人。孟之反名侧，是鲁国大夫。鲁哀公十一年，齐国率领军队攻打鲁国北部边境，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郊外交战，鲁国军队败退。孟之反最后进入城门作为殿后，抽箭鞭打他的马，说：“不是我敢于走在后面，是马不肯前进。”事情是这样的。孔子特意称赞他说：“凡人有功劳，大多容易夸耀。像孟之反，可以说是不夸耀功劳的人了。”凡是战败而回，以走在后面为功劳。孟之反在我军败退时，独自走在军队后面作为殿后，抵御敌人以保全众人，可以说是有功劳了。然而在他将要进入国门的时候，正是众人注视的地方，他鞭打他的马说：“不是我敢于走在后面，是马不能前进。”不仅不占有自己的功劳，而且掩盖自己的功劳，他不夸耀到了这种地步。大概孟之反的意思，认为不能在战阵中立功，反而在败退时论功，深可羞愧，所以托辞说马不前进来掩盖它，可以说是贤大夫了。凡是宇宙内的事，都是我的分内事。那些自夸自炫的人，都是器量狭小的人。所以孔子特意称赞孟之反，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

孔子说：“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口才，而有宋朝那样的美色，在当今世上很难免于祸患了。”

这一章书，是孔子感叹喜好谄媚和悦色是不对的。祝鮀，是卫国大夫，掌管宗庙的，有口才。朝，是宋国公子，有美色。这两个人，大概是春秋时期最著名的。孔子感叹说：“当今人心不古，不喜欢正直而喜欢谄媚，不喜欢德行而喜欢美色，一定要有像祝鮀那样的口才，像宋朝那样的美色，才能取悦于世，不被人们憎恶。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口才，和宋朝那样的美色，就无法迎合时俗的喜好，难免于当今世人的憎恶了。”孔子对此深感悲伤。世教昌明，人们就知道善值得喜好，而不喜好谄媚；知道德行值得喜悦，而不喜悦美色。《尚书》说：“为什么要畏惧巧言令色呢？”大概口才像蛇蝎一样，美色像鸩毒一样。君主防范不早，去除不速，一旦被所迷惑，危害不小。孔子回答哀公问政时说：“远离佞人，远离美色。”回答颜渊问治国时说：“放逐郑国的靡靡之音，远离佞人。”他对后世的告诫，非常深远。

孔子说：“谁能出门不经过门户？为什么没有人走这条道呢？”

这一章书是孔子唤醒人们遵循道。孔子说：“道在人身上，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以至一举一动一言一默之间，没有不各有应当遵循的道在所必由，没有时间可以忽视，没有地方可以离开。就像一定要出门经过门户一样，试问人谁能出门不经过门户？为什么不肯走这条道呢？”这是责怪而感叹的话，想要人们知道道一定应当实行，也以此显示道本来不难实行。

孔子说：“质朴胜过文采就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虚浮，文采和质朴配合适当，然后才是君子。”这一章书，是孔子想要人们去除文采和质朴的偏胜，以进于成德。孔子说：“人的一身，内有忠信诚慤的本然者，为质；外有威仪文词的灿然者，为文。质以生文，文与质相称，互为表里，不可偏胜。如果专尚质朴，实胜过文采，就径遂鄙陋，与野人相似；如果专尚文采，胜过质朴，就粉饰华美，与掌文书的史官相似。这难道是君子所看重的吗？必须内有其质，外有其文，没有多余，没有不足，彬彬然适相匀称，然后才是成德的君子了。”这是孔子为人修身而言，由此推论，凡人心风俗礼乐教化，都实行实意而辅以文采，这样上下通行，万世无弊了。

孔子说：“人的生存靠正直，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那是侥幸免于祸患。”

这一章书是孔子深深警告人们不正直。孔子说：“天理本直，而人得此理以生。所以人生于天，实理自然，初无委曲。凡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推而至于应事接物

译在这之间，没有不蕴含大中至正的道理，没有勉强做作，没有刻意伪饰，这就是所谓的“直”。人之所以能够生存，都依靠这正直的道理，那么人就应当顺应这个道理在天地之间生存，这才算无愧于心。如果人不正直而心存欺罔，虚伪行事，邪曲不正，那么生命的根本道理就已经泯灭，即使还活在世间，也不过是侥幸得以免死罢了，哪里还能算是人呢！由此可见，人性都是善良的，能够顺从本性，就是保全生命的方法，实现形体、穷尽本性，圣贤修身立命的道理，不外乎这些。

译孔子说：“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

这一章书是孔子用来激励学者不断进取的。孔子说：“道理本来有深浅之分，造诣也有循序渐进的过程。人对于道，心里明白并向往它，这是‘知’；心里体会并爱慕它，这是‘好’；心里融会贯通并通达它，这是‘乐’。那些不知道的人，就不必说了。如果只知道道是不易之理，却不能深入探究讨论，道就还与我疏离。而‘好’则有爱慕的诚意和持守的努力，不让物欲的遮蔽偶尔介入其中，比起‘知’来，就有区别了。所以‘知’不如‘好’。然而‘好’虽然胜过‘知’，只是勉强进修，未能真正内化于己，道还与我未完全融合。而‘乐’则融会贯通于内心，充实而自得，天地万物的道理都具备于自身，比起‘好’来，又有区别了。所以‘好’不如‘乐’。学者如果能循序渐进地用功，并且不断深入钻研，学问岂是容易估量的呢！”

孔子说：“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这一章书，是讲因材施教的意思。孔子说：“人的资质有高下之分，学问有深浅之别，教育他人应当观察他的能力如何，不可以一概而论。如果是中等以上的人，禀赋不同，学力已深，自然可以超越而上，一经指点，就能领悟，那么说话的人恰如其分，而听的人不觉得困难，所以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如果是中等以下的人，禀赋平庸，学力不纯，还需要积累的功夫，突然告诉他精微的道理，终究难以理解，那么说话的人徒然劳累，而听的人未能知晓其中的奥妙，所以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然而上下哪有固定的界限呢？奋发立志求取功效，下等的人也可以通达高深；因循玩忽，中等的人也就等同于下愚。全在于人自我勉励的程度如何罢了。学者们要努力啊。”

樊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致力于民众应当遵循的道义，尊敬鬼神而远离他们，就可以称为智慧了。”问什么是仁德，孔子说：“仁德的人，先做艰难的事而后求成效，就可以称为仁德了。”

这一章书是讲智慧和仁德的实质道理。樊迟向孔子问智慧，孔子说：“明辨是非的心，就是智慧。”见理既明，就不会被是非所迷惑。大抵人生日常行事，自有常行的准则，如伦理上应当尽到的，职分上应当做的，努力去做，至于对鬼神诚敬地侍奉，略无谄媚亵渎之心，那么祸福就不能扰乱他的内心了，这难道不能称为智慧吗？又问仁德，孔子说：“心中没有私欲，就是仁德。”存心既公正，私欲就不会萌生。大抵做人的道理，本有自然的法则，如身心所归属的，本性所关联的，不推辞艰难，至于后来的成效等待它自然到来，绝无侥幸的念头，那么功利就不能动摇他的内心了，这难道不能称为仁德吗？总之，智慧的人敏锐于事理而内心不混淆，仁德的人纯粹于居心而事务不扰乱，仁和智虽然有不同名称，但其道理则是一致的。

孔子说：“智慧的人喜爱水，仁德的人喜爱山。智慧的人活跃，仁德的人沉静。智慧的人快乐，仁德的人长寿。”

这一章书是层层陈述以形容仁和智的妙处。孔子说：“天下人的品格不同，性情也各异。然而由内而外推想，都不相同，各有根心的验证。如智慧的人本心虚灵明澈，毫无窒碍，好像水，所以喜爱水。仁德的人本性端正凝重，不可动摇，好像山，所以喜爱山。这是从他们的性情来说的。智慧的人聪明通达，穷尽事物的灵通，几乎到了极动的程度。仁德的人天理自然，没有私欲的纷扰，几乎到了极静的程度。这是从他们的体态来说的。人只因心有拘束，接触环境多忧愁，智慧的人志气清明，不被环境所累，难道不快乐吗？人只因嗜欲无节制，败坏法度损害寿命，仁德的人精神强固，不被外物所侵，难道不长寿吗？这是从他们的效验来说的。仁和智的道理，历历可见如此，人能不务求反身修德以自我勉励吗？”

孔子说：“齐国一变，可以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一变，可以达到先王之道。”

这一章书，是孔子尊王贱霸的意思。孔子说：“国家寻求治理，必须遵循先王之道，或许可以垂范为久远的楷模。然而废弃其法而衰败是容易的，恢复更张其法而富强是困难的。周初拥有天下，封太公于齐，封周公于鲁，那时的政教风俗，依然是文王武王的遗风。后来齐国崇尚功利，喜欢夸诈，太公的治理荡然无存了。如果齐国的君臣能改变功利而为礼教，改变夸诈而为信义，那么仅仅可以达到如今鲁国的水平。鲁国虽然衰微，但纲纪制度未改先王的旧制，如果能修举废坠，焕然一新，就可以一变而达到王道的兴盛。两国都适宜变革，而变革有难易的不同。由此可见，孔子的经纶自有次第，一年可以见效，三年可以有成，一变再变之后，治功自然臻于醇美茂盛。无奈两国都不能采用，可惜啊！”

孔子说：“觚不像觚，觚啊，觚啊！”

这一章书是孔子希望人顾名思义的意思。觚有人说是一种酒器，有人说是一种木简，因为它有棱角所以名为觚。孔子说：“天下的事物有其名必具其实，有其实方称其名。如器物名为觚的，是因为它有棱角。如果去掉它的棱角，是失去了觚的实质了，而人还以觚来命名它。”按它的名字是觚，按它的实质不是觚。名虽存在而实质已亡，还能称之为觚吗？还能称之为

译这哪里还是觚呢？孔子看到世间有名无实的人太多，所以借着觚发出这样的感叹。做儿子的必须孝顺然后才能称为儿子，做臣子的必须忠诚然后才能称为臣子，礼仪必须恭敬然后才能称为礼仪，音乐必须和谐然后才能称为音乐。推而广之，所有的事情和事物，没有不是这样的，都应当看到名称就想到它应有的含义。

译宰我问道：“如果有人告诉仁者说‘井里掉下去一个仁人’，仁者会跟着跳下去吗？”孔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君子可以被派往井边（去救人），但不会被陷害而陷入井中；君子可以被欺骗，但不会被愚弄。”这一章书，是说行仁的人应当明理。宰我不懂行仁的道理，担心救人反而害了自己，所以问：“仁者以爱人为心，听说有人遇难，就应当前往救助。即使有人告诉他说有人淹在井里，也会跳进井里去救他吗？不救则对别人没有帮助，是不仁；救了则对自己有害，是不智。行仁真是很难啊！”孔子说：“仁者虽然急切于救人，但救人必定有方法。没听说过跳进井里可以救人的，仁者为什么要这样愚蠢呢？大凡仁人君子，听说有人遇难，必定产生同情之心，让他前往救助是可以的；如果让他自己陷入危险，比如跳进井里去救人，那就不可以。因为凡事都有道理，君子是明理的人。井里有人，这是情理之中有的，别人用这个来欺骗君子是可以的；如果跳进井里去救人，这是情理之中没有的，想以此来愚弄君子，那就不可以。你想行仁，也要权衡事情的缓急轻重罢了。救济他人、利益万物，是仁的心；衡量事情、揣度道理，是智的事。天下没有不仁的君子，也没有不智的仁人。因此爱好仁德必定爱好学习，然后才不会陷入愚昧。”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用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违背道了。”这一章书，是孔子教导人们要下知行兼尽的功夫。孔子说：“一般人求道，如果不旁通事物的道理，那么理就不明；如果不切实地体现在身心上，那么操守就不专一。有时会有与道相违背的情况。所以君子认为，天地万物的道理，记载在诗书六艺的文献中，广泛搜集、远观博览，讲习讨论，凡是能够广见闻、益聪明的，没有不尽心研究的。然而又不只是追求广博而已，学问越通达，内心越收敛，凡是视听言动，一一持守天理的节度文饰，不敢放纵逸乐。这样既不会因鄙陋而生病，又不会陷入支离破碎，虽然未必就能立刻与道合一，但由此进步，也可以达到道的境界了。哪里会有违背呢？大概做学问的方法，贵在知行兼尽。博文是致知的事，约礼是力行的事。如果真的能读书穷理，就以此在实践之间体验，用功不止，入圣就不难，难道只是不违背道而已吗！”

孔子见了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如果我做了不对的事，上天厌弃我！上天厌弃我！”

这一章书，是表明圣人的作为，必定合乎天理。孔子到了卫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请求见孔子，孔子推辞，不得已才去见她。因为古时候在某个国家做官，有拜见小君（国君夫人）的礼节，原本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子路不明白，认为见这种不正派的人是耻辱，所以不高兴。孔子不直接说明他的意思，只是发出誓言来告诉他说：“一般人立身行事，务必期望无愧于天。如果我的所作所为，不合于理，不由正道，这是有罪于天的，上天必定弃绝我，上天必定弃绝我。”这是孔子想让子路相信这个道理并深思以领悟它。因为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所以对于南子有可见的礼节，不必严厉拒绝。至于灵公问军事，第二天就离开了。孔子难道是委屈自己来顺从别人的人吗？

孔子说：“中庸作为德行，大概是最高尚的了！人们缺少这种德行已经很久了。”

这一章书，是孔子以中庸的德行期望人们，以此来维系世教而兴起民众的德行。孔子说：“本于天命，人心之正，而不脱离人伦日用的常道，这就是中庸的德行。这种德行，不偏向太过，无可减损；不偏向不及，无可增益。没有新奇可喜之处，自然经久而可行。难道不是尽善尽美至极而无法再增加的吗？”这种德行，是民众所共同具有的。但是有的人拘泥于气禀的偏颇，有的人安于习俗的弊端，缺少这种德行也已经很久了。大概民众不兴起德行，是由于世教的衰败。如果主持世教的人，修养自身而阐明道理，仁义礼智的本性生来就相同，君臣父子的常理人们容易明白，中庸的德行有什么难率领天下人实行的呢？

子贡说：“如果有人广泛地施惠于民众并且能救济众人，怎么样？可以称为仁吗？”孔子说：“何止是仁呢！那一定是圣人了！尧舜大概还担心做不到呢。所谓仁人，自己想立身，就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就帮助别人通达。能够从近处取譬，可以说是行仁的方法了。”这一章书，是孔子教导子贡求仁的方法。子贡说：“大凡仁主于爱，必须尽爱的事情然后成就仁的作用。如果有人加惠于民众，他的施舍非常广博，没有一个人不被恩惠，而且对于他所施舍的众人，没有不得到救济的，这个人怎么样？可以称为仁吗？”孔子说：“仁的度量固然无穷，但仁的力量则有限。如果说博施济众，岂止是仁而已？那一定是圣人体现仁而达到极致的，才足以当此。圣如尧舜，按理在博施济众方面，应该没有不满意的。然而实际上有所不能，即使是尧舜也歉然有不足。一定要以此求仁，那么越求越远。为什么不观察仁者的心呢？所谓仁者，不必事功的广阔，而在心体的周流。自己想成立，便思扶植别人，使他们都能自立；自己想

译想要通达，就不阻碍别人，使大家都得以自我通达。这样确立心意，完全是天理的公正，没有丝毫私欲的夹杂。不必对万物普遍地去爱，凡是天下之大，已经没有什么不在我的包容之内了。他的胸怀本来就是这样。那么追求仁德的人，也只是向内心寻求罢了。确实能够从自身就近取譬，以自己类比他人，自己想有所成就，知道别人也想有所成就，就推己及人去成就别人；自己想有所通达，知道别人也想有所通达，就推己及人去通达别人。开始虽然出于勉强，后来必定进入自然的境界。虽然不能说达到了仁德的极致，但确实可以说是找到了实现仁德的方法。子贡想要在功效上去求仁，那就困难而且越来越远；孔子教导从心体上去求仁，那就简约而且可以成功。因为仁者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无非是认识到人与己相通，所以才能达到这种一体化的境界。效法尧舜的人，务必存养仁者的心，就得到了。何必去做广泛施予、救济众人的事呢？

译日讲四书解义卷五

<经部,四书类,日讲四书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卷六

论语【上之三】

述而第七

孔子说：“传述而不创作，笃信而喜好古代文化，我私下里把自己比作老彭。”

这一章是孔子自述他立论有所依据。孔子说：“凡是前人已经说过、做过，而我加以传承的，叫做‘述’；前人没有说过、没有做过，而由我开创的，叫做‘作’。能够创作的人是圣人，这哪里是容易企及的呢？我只是传述前人的旧说，或者考证典籍来阐发弘扬，或者听信故老之言加以裁定，实在不曾有所创作。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天下的道理不出在古人的论说之中，我深信不疑且喜好不厌，所以只知道应当传述而没有余地再去创作。然而这难道只是我一人的见解如此吗？商朝时有位贤大夫叫老彭，他笃信古代文化并加以传述，已经在我之前这样做过了。我私下效法他，希望能比得上老彭罢了。”孔子删定典籍、赞修礼乐，阐发古代圣王的大道，以垂教万世，虽然传述的事实胜过创作的功效，但他不仅不自居为创作，甚至不轻易自任为传述，圣人德行越盛大而心态越谦下，本来就是这样啊。

孔子说：“默默地记住所学的知识，学习而不感到满足，教导别人而不感到疲倦，这些事我做到了哪些呢？”

这一章是说圣人德行有余而内心却更加感到不足。孔子说：“人对于性命事物的道理，说话时存在心里，不说话时就从心里去掉，这是因为心与理没有融洽。如果沉潜渊默，而内心常能体会防备，把平时所经历而有收获的都记住不忘，如果不是见解深刻、习练纯熟，哪里容易达到这种境界？”大凡求学的人，时间久了就容易厌倦，如果学习而已，知道的人更加追求知道，已经能做的更加追求能做的，深信义理无穷无尽，而勤勉进取，不曾有厌倦抛弃的意思，这是成就自己而不停息。大凡教导别人的人，看别人与自己不相干就容易疲倦，如果教导别人，不知道的人引导他使他知道，不能做的人引导他使他能够，深见物我之间没有间隔，而循序渐进地造就人才，不曾有倦怠之心，这是成就万物而不停息。这三者都是我从事的，以期达到必然的结果，拿我自己来考察，就敢说自己具备而无遗憾吗？有什么能在我身上实现的呢？圣人总括众圣而防备其周全，合万物而归于极致，人们见他义理精微、仁德纯熟，而圣人不自认为有才能，大概只有达到道的极致的人，才望着道而觉得还没有见到啊。

孔子说：“品德不修养，学问不研讨，听到义理不能追随，不善不能改正，这是我所忧虑的。”

这一章是说圣人忧勤不已的意思。孔子说：“凡是道理在心中得到，叫做德。德是人所固有的，只有修养来积蓄它，那么德就日益进入高明的境界了。如果不从事省察克治，以保全其本体，德将如何成就呢？”大凡效法圣贤的行为，叫做学。学是人所应当勉力的，只有讲习来阐明它，那么学就日益达到纯熟了。如果不从事讲习讨论，以深究其精微，学将如何明白呢？事情应当做的叫做义，如果已经听到了，是明知其益处，就应当奋发有为而迁徙跟随它。如果听到义理而不能立即用力，以求合乎应当做的，那么善就没有途径积累。人的心本善，有不善，是私欲的拖累，就应当深自愧悔而不害怕改正。如果不善而不能内心愧疚，以绝远于邪僻，那么过错就没有途径去除。这四者，其功夫不可不周全，其责任无可推诿，是我所深深忧虑而不能自己停止的。修养品德、研讨学问、追随义理、改正过错，都是每日更新的关键。圣人难道真的有什么不能，而还以此为忧吗？大概他进取修养没有止境的心，本来就觉得每日都不够啊。

孔子闲居时，舒展自如的样子，和乐安详的样子。

这一章是形容圣人闲居时的气象。记录者说：大凡人处在闲暇的时候，懈怠放纵的人容易流于轻慢，收敛拘束的人或许过于严厉。这是因为积聚在心中的不够纯一，所以表现在外面的不符合节度。只有孔子周旋合乎中礼，随处都恰当，如处在闲居无事的时候，自然不同于在朝廷、在宗庙应对事务接待宾客的时候，就见他舒徐自若，而没有急促的意思。他的容貌舒展自如，温润可亲，而没有严厉的气势。他的面色和乐安详。从他的德性纯粹，发为气质的和平，确实有难以穷尽的拟议啊。圣人举止动静，没有不适合应当做的，而他在闲居时如此，如果不是善于观察圣人的人，谁能知道呢？

孔子说：“我衰老得厉害啊！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

这一章是孔子为大道不能推行而叹息。孔子说：“大凡人的气息，年轻壮盛，年老衰退。正当壮盛的时候，习惯了而不觉得；等到衰退的时候，随感而可知。我的气息衰老得厉害啊！怎么验证呢？我从前年岁少壮，常梦见周公，不能亲身相接，而还能以精神相遇。至于现在很久了，不再梦见周公了。由此看来，不可以见我的衰老很厉害吗？”大概孔子志在推行周公的大道，原本不因年岁而有差异。虽然自叹不再梦见周公，终有一日忘记周公吗！孔子不忘周公，乃是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