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四书解义卷二十

译相隔千里；时代前后相差，有一千多年。得志后在中国推行道义，却像符节一样相合。前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

译这一章书，是展示古今圣道相同，特意举出舜和文王来类推其余的圣人。孟子说：“世道统于道，道统于圣人。”自古以来的圣人，难以一一列举，试以虞舜、文王来论述。舜最初出生的地方，叫诸冯，后来迁居到负夏，最后死在鸣条，都是东方的地方，所以舜是东夷人。文王最初出生的地方，叫岐周，后来死在毕郢，都是西方的地方，所以文王是西夷人。从地域和世代的差异来看，一个在极东，一个在极西，两地相距一千多里，似乎风气有所不同。一个在一千多年前，一个在一千多年后，世代相隔一千多年，似乎古今有所不同。然而舜以平民身份成为天子，文王以诸侯身份成为方伯，他们得志后治理中原，都能恩泽百姓，仁爱覆盖万物，彼此相比，如同符节相合，为何丝毫不差呢？由此推论，可见千百世之前有圣人出现，他所揣度衡量，此心此理是相同的。千百世之后有圣人出现，他所揣度衡量，此心此理也是相同的。有不如舜、文那样相合的吗？总之，上天降生圣人，承担百王的道统，开创万世的太平，旷世难遇，都不是偶然，他们精一危微的传承，建中立极的根本，则是异地同心，异代同道。所以说：“考察三王之道而不谬误，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疑惑。”

子产治理郑国的政事，用自己的车渡人过溱水、洧水。孟子说：“这是小惠而不懂得为政。每年十一月，供人步行的桥建成；十二月，供车马通行的桥建成。百姓未曾苦于涉水。君子治理政事，出行时驱赶行人让路是可以的，怎么能一个个去渡他们呢？所以为政者，如果每个人都想取悦，一天也不够。”

这一章书是论述为政者应当懂得大体，而不在于施行小恩小惠。子产是郑国的大夫，名公孙侨，平时子产辅佐郑君，既然治理一国的政事，地位尊贵责任重大，那么所有的纲纪法度都能施行。有一天他出行到溱水、洧水的水边，看见有人徒步涉水，就用自己所乘的车载着他们渡河。当时百姓感激他的恩泽，称为盛事。孟子于是评判说：“君子治理百姓，自有大体。子产用车渡人，恩惠倒是恩惠，但对于为政的道理却不了解。先王的政事，周到完备，凡是能使百姓安全的，无不具备。就以渡人这一件事来说，也必定事先预备，每年农事完毕，民力有空闲，到十一月间，所有供人步行的桥，早已建成。到了十二月间，所有供车马通行的桥，无不修造。因为十一月即夏历九月，十二月即夏历十月，是在天未寒冷之时，就已经考虑到步行的辛苦，在初寒的时候，就已经忧虑车行的艰难，因时度事，役使民力以便利百姓，百姓未曾苦于涉水。为什么要用车渡人呢？”那么为政的君子，只要能端正纲纪，明确法度，一切兴利除害、补偏救弊的事，都公平周遍，使人人各得其所，那么恩泽所及的就广，即使出入之际，驱赶行人让路，也是尊卑的体统，理应如此。怎么能曲意行私，让众多的人，都用车渡河呢？如果为政者一定要对每个人曲意求悦，无论这不是大公至正的体统，而且恐怕以有限的力量，应对无穷的要求，一天也不够，局势岂能长久呢？从来帝王的政事，其体正大公平，其法精密详尽，而利泽惠及百姓，如天覆地载，万物各足其分，而不知道他的功劳，杀之不怨，利之不庸，和乐太平，不以姑息养奸，废弃公道来换取私恩，违背正理来求取虚誉，这是王政与霸术，大与小、公与私的区别。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看作手足，那么臣下就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那么臣下就把君主看作路人；君主把臣下看作泥土草芥，那么臣下就把君主看作仇敌。”齐宣王说：“礼制规定为旧君服丧，怎样才可以服丧呢？”孟子说：“劝谏被采纳，言论被听从，恩泽施及百姓；有缘故而离开，君主派人引导他出境，又先派人到他要去的地方。离开三年不回来，然后才收回他的田产和住宅，这就叫做三有礼。这样才可以为他服丧。现在做臣下的，劝谏不被采纳，言论不被听从，恩泽不施及百姓；有缘故而离开，君主就逮捕他，又阻挠他到要去的地方，离开的当天就收回他的田产和住宅，这就叫做仇敌。仇敌，有什么服丧的呢？”

这一章书是说做君主的应当以礼对待臣下。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大王也知道君臣相处的关系吗？大概君臣之义本是一体，如果君主对待臣下，推至真诚，隆以礼貌，与手足无异，那么臣下对待君主，自然感恩图报，矢志竭忠，也与腹心无异。所谓恩义兼隆，明君良臣一心，其盛况如此。如果君主轻贱臣下，如犬马，只是加以豢养，而没有礼意，那么臣下看待君主如路人，有的了。甚至君主贱恶臣下，如泥土草芥，恣意践踏，而极其少恩，那么臣下看待君主如仇敌，有的了。下对上，也看上的对待下如何罢了。”齐王听到孟子“仇敌”的话，怀疑太过分，于是问说：“《仪礼》有

译云：“离开国家的臣子，如果君主对他的恩惠礼遇没有断绝，尚且要为旧君服丧，不知道旧君是如何看待他的，这才可以为他服丧。”孟子回答说：“为旧君服丧，不是没有原因的。当他在国内做官的时候，凡是弊病应当革除的，他进谏，君主就一定实行；利益应当兴办的，他建议，君主就一定听从。因此道德教化充沛，恩泽向下惠及百姓，他平时能够这样实现自己的志向。等到他因其他缘故离开时，君主派人引导他出境，以尽到保卫他的道义，又先向他要去的国家推荐他，作为他获取俸禄做官的地方。他离开之后，过了三年还没有回来，然后才收回他的田产俸禄和居所，以显示君主对他殷切期望之深。引导他出境是一，先向他要去的国家推荐是二，不立即收回他的田产居所是三，这就叫做‘三有礼’。在国内时让他施行道义，离开国家时又用隆重的礼节对待他，像这样，君臣之间如同手足的情谊就长久不衰，所以臣子对于旧君也不忘记内心的情谊，而为他服丧。现在的臣子，在国内时，进谏不被采纳，建议不被听从，恩泽不惠及百姓。等到他因故离开时，君主却逮捕拘禁他，不让他安然出境，这就与引导他出境的做法不同了。又在他要去的地方极力阻挠，使他不能做官进取，这就与先向他要去的国家推荐的做法不同了。他离开的那天就立即收回他的田产俸禄和居所，这就与不立即收回的做法不同了。这些行为，未免接近于仇敌，对于仇敌有什么可服丧的呢？确实啊，君主对于臣子，应当看作一体。总之，孟子这番话，大概是想要告诫做君主的应当以礼对待臣下，以恩惠养育臣下，所以用严厉的话来警醒他们。至于臣子的本分，如果君主视臣子如手足，固然应当竭尽忠诚爱护的情谊；即使君主视臣子如犬马、泥土草芥，更应当尽到正直不避艰险的节操，难道因为君主看待的厚薄，就决定报答的轻重吗？所以孔子关于礼与忠的学说，才是千古不变的常道。”

译孟子说：“如果没有罪过就杀害士人，那么大夫就可以离开；如果没有罪过就杀戮百姓，那么士人就可以迁徙。”

这一章书，表明君子应当具备洞察事端萌芽的智慧，而有国者应当存有慎用刑罚之心。孟子说：“国家有士人，是君主应当以忠信厚待、给予重禄并视如一体的。即使他们陷入罪过，也还有值得怜悯的情由。如果无罪而轻易杀害他们，这是滥用刑罚的开端，灾祸将波及大夫。身为大夫的人，也应当洞察事端萌芽而先行离开。”国家有百姓，是君主应当保全爱护、如同保护婴儿一般的。即使他们触犯罪过，也还有依法宽恕的可能。如果无罪而轻易杀害他们，这是滥杀无辜的开端，灾祸将波及士人。身为士人的人，也应当洞察事端萌芽而先行迁徙。由此可见，身为君主的人，应当崇尚道德而放宽刑罚，谨慎用法以施行仁政。如果真能体会上帝好生之德，效法古代圣王钦恤之意，那么百官万民就会像敬奉上天一样拥戴他，自然会有长久安定、治理有效的成效。

孟子说：“君主仁爱，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正义，就没有人不正义。”

这一章书，表明君主应当端正自己以作为表率。孟子说：“君主自身，是万物变化的源头，臣民的倡导者。身为君主的人，如果真能慈祥温和，所作所为都出于仁爱，那么下属受其感化，没有不同归于仁爱的。如果真能正大光明，所作所为都符合正义，那么下属受其感化，没有不同归于正义的。”君主自身做到仁义，百官万民奉行德政意旨，遵守既定规范，没有不兴起的，不用命令就能实行，不用言语就能明白。哪里在于文告的繁琐、法令的严厉呢？《尚书》说：“一人纯正善良，万国因此安定。”《诗经》说：“有显著的德行，四方国家顺从。”这些都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论述。

孟子说：“不符合礼的礼，不符合义的义，君子不做。”

这一章书，表明君子观察事理的精微。孟子说：“礼义，本来是立身的重大界限，治理天下的正确方法。然而道以恰当为归宿，学问以辨析是非为关键，在似是而非之间，不可不加以辨别。”比如礼本来崇尚恭敬，但如果过分恭敬，就流于谄媚；礼贵在有文采，但如果文采过度，就疑似虚伪。名义上虽然是礼，实际上却不是礼的正道。把固执拘泥当作义，而停止在不该停止的地方；把激愤冲动当作义，而去做不必做的事。名义上虽然是义，实际上却不是义的正道。正因为观察事理不精微，所以行为有遮蔽。君子道理完备、见识周全，所以他所审察的，既极其精明，体认实行又极其纯熟。随顺事理，礼的中正，完全符合本体，自然合乎时宜；义的变化，顺从本心。哪里会有似是而非的礼义，足以迷惑扰乱他的心，而让他漫不经心地去做呢？所以君子，是礼义的源头，在天下施行可以作为准则，流传万世而没有弊端。然而如果不是穷尽事理、尽性尽命的功夫，是达不到这一境界的。

孟子说：“中和的人培养不中和的人，有才能的人培养无才能的人，所以人们乐于拥有贤良的父兄。如果中和的人抛弃不中和的人，有才能的人抛弃无才能的人，那么贤良与不肖之间的差距，其间就不能用寸来衡量了。”

这一章书是说父兄教导子弟，应当从容感化教诲。孟子说：“大凡父兄对于子弟，难免期望极其迫切，反而责备过于深切，不知道善于教导子弟的，也在于感化有方法罢了。如果父兄有中和的德行，而子弟有的不中和，就应当从容地培养他，抑制他的过错，引导他的不足，使他自然达到中和。父兄有干济之才，而子弟有的无才能，也应当从容地培养他，启发他的蒙昧，警戒他的懒惰，使他自成其才。这样施教的人不见得有督促责罚的辛劳，而受教的人在潜移默化中相忘于变化之内，熏陶涵养，宽裕而不紧迫，所以作为子弟的乐于拥有这样的贤良父兄。”如果作为父兄的人，急切地希望子弟中和，而子弟不中和就抛弃不顾；急切地希望子弟有才能，而子弟无才能就抛弃不惜，那么施教的人既失去了善诱的方法，而受教的人也不得到曲成其德的益处。父兄的贤良与子弟的不肖，他们之间的差距能有多少呢？唉，作为子弟的固然应当体察父兄的教导，而作为父兄的也不可不尽善教之道。《尚书》说：“恭敬地敷布五种教化，在于宽厚。”又说：“宽厚而有节制，从容以和谐。”可见朝廷教育人才，以及教养万民，也不在于严厉地责备，而在于优裕地感化。

孟子说：“人有不肯做的事，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

这一章书，是教导人必须先有操守，作为有所作为的根本。孟子说：“大凡人承担天下的重任，达到天下的远方，难道不贵在有所作为吗？然而见识不明，那么操守就不确切；选择不审慎，那么行动就不果断。必须平日有主张，有分辨，不被利诱，不被势夺，然后一旦遇到应当做的事，就奋发有为。凡是重大艰难的任事，毅然实行而不顾祸福利害的牵绊，慷慨赴义而不畏惧。庸人所畏惧懦弱观望而不敢做的，唯独他能做。他之所以能有所作为，是因为先在‘不为’中培养出来的。如果无所不为，那么见识很浅薄，操守很狭隘，怎么能有所作为呢？”人也应当先选择所坚守的才可以啊。孔子论士，就说：“行为有羞耻心，在陈国时思念狷介狂放之人，都是取他们志趣高明，有所不屑于做。”

孟子说：“议论别人的不好，应当像担心后患一样

译什么？”

这一章书是教导人们存心忠厚的意思。孟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如果别人有不好的地方，要么规劝教诲他，勉励他改正过错，要么隐瞒覆盖它，不使它传播出去，这是忠厚之心，也是远离祸害的方法。”如果别人有过失，就轻率随意地妄加议论，只求一时的痛快，这固然不是君子长者所做的事，况且攻击揭发别人的隐私，招致怨恨、引发争端，更是招致灾祸的途径，那后患该怎么办呢？人的不可轻易毁谤，真是严重啊。大舜隐藏别人的恶行而宣扬善行，孔子门下把揭发隐私当作正直，正是这个意思啊。

译孟子说：“孔子不做过分的事。”

这一章书，表明圣人依循中庸之道，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孟子说：“自古以来的圣人直到孔子，所谓为天地确立精神，为百姓确立命运，继承前代圣人，开启后世学问，是天下后世仰望而不能企及的。然而他们的作为，不过是顺应天理的自然，合乎人情的恰当，不曾有惊世骇俗的言论，高深难行的事迹，哪里会做出过分的事情呢？如果有一点太过分，那就是在性分之外强求，而不合乎中庸的大道了。”后世的学者，有的探求隐僻、行为怪异，有的追逐高远，像杨朱、墨翟、佛教、老庄之类的人，舍弃大中至正的道路，而在空虚渺茫的领域里寻求，所以背离正道越来越严重，成为圣人的罪人。

孟子说：“伟大的人，说话不一定守信，行动不一定果决，只以义理所在为准。”

这一章书，是关于大人精研义理的学问。孟子说：“一般人的言语，固然以守信为贵；但如果先抱定一定要守信的念头，就会拘泥而不通达。行动固然以果决为贵；但如果先存着一定要果决的意思，就会固执而不变化。伟大的人则不然，言语并非不守信，但从未有心去刻意守信；行动并非不果决，但从未有意去刻意果决。只看义理所在如何罢了。义理应当守信，自然长久约定不忘，哪里是不论是非而一定要守信呢？义理应当果决，自然勇往直前承担，哪里是不衡量可否而一定要果决呢？所以随着事情顺应道理，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只以义理为准，而没有私心掺杂。”可见一味追求守信和果决的人，言行未必合乎义理，有时会导致固执浅陋的过失；而一心遵循义理的人，守信和果决原本就在义理之中，自然有通达变化的适宜。所以人的言行，应当以伟大的人为标准。

孟子说：“伟大的人，是不丧失他婴儿般纯真之心的人。”

这一章书，是希望人们完善其本然的心体。孟子说：“世人称伟大的人，是因为他们通达万变，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是普通人所能企及的。不知道伟大的人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人，只是不丧失他婴儿般的初心罢了。”因为婴儿的心，纯粹一无虚假，他的知是良知，他的能是良能，纯粹是天理，毫无人欲。普通人自从被外物诱惑转化以后，就失去了本然的心体。只有伟大的人操持严密，不夹杂形气之私，涵养更加纯粹，能够保全义理之正。最初的一念，始终不渝，因此扩充他的良知，可以智慧周遍万物；扩充他的良能，可以道德救济众生。哪里有机变的巧诈，术数的学问，加在心体之外呢？不过是不丧失他的婴儿般纯真之心罢了。因为心具备众理，应对万事不外乎一个“诚”字。婴儿完全拥有这个本体，伟大的人同时拥有这个作用。总之，穷尽神妙、通达变化，参与并辅助天地化育，依然是从孩童的知能中扩充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道心，也就是所谓的性体。所以说：“诚，是圣人的根本。”

孟子说：“奉养父母不足以当作大事，只有送终才可以当作大事。”这一章书，是教导人们做儿子要慎重对待终了之事的意思。孟子说：“一般人的儿子侍奉父母，从开始到结束，哪一件不是应当尽力做到的？然而奉养父母，是人道的常事，甘甜和防备都必须具备，爱和敬没有亏缺，随着自己的分量，可以自然做到，都出于从容闲暇的时候，不足以当作大事。至于送终，则是人道的大变故，人子侍奉父母到此已经完结，一旦有不尽心的地方，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这真是人生中最大的事，应当一定真诚一定守信，而不使稍有遗憾。”孟子这话，不是说奉养父母可以轻视，而是看到当时墨翟薄葬的错误，所以用这话来警示他。《孝经》说：“在家要尽恭敬，奉养要尽欢乐，生病要尽忧虑，丧事要尽悲哀，祭祀要尽严肃，这五样都具备了，然后才能侍奉父母。”真可以作为万世做儿子的法则。

孟子说：“君子用正道深入钻研，是希望他们自己有所心得。自己有所心得，就能安守；安守，就能积蓄深厚；积蓄深厚，就能左右取用都找到源头。所以君子希望他们自己有所心得。”

这一章书，是向人展示心得的学问。孟子说：“道理具备在心中，本来各自充足。但如果要求在早晚之间见效，从事于虚无的领域，我看他们徒劳而无所得。”君子在这里，循序渐进地努力，多下功夫而不急于求成，务必讲究方法而不超越等级。像这样深入钻研而一定用正道，为什么呢？因为希望真正积累力量日久，默默识记心领神会，不待勉强，自然而得之于己。学习如果不是自己有所心得，那么心与理不相融洽，安守未必安稳。只有已经自己有所心得，那么看得明白的守得自然牢固，万变不能动摇，外物不能夺取，安守不也很安稳吗？安守不安稳的，这个道理有时出入，不可依靠它来发挥作用。只有安守已经安稳，那么守得牢固的养得自然充裕，处于寂静而全乎感应的道理，处于独处而充乎众人的作用，积蓄不也很深厚吗？积蓄不深厚的，中间有不足，随便去哪里未必都能有所得。只有积蓄已经深厚，那么养得充裕的用得各自充足，将看到事情感应于外，道理回应于中，本源充满，随处显现，无往不遇到他所积蓄的本源。自己有所心得的妙处，达到如此地步，所以君子希望他们自己有所心得。大概在没有心得以前，精心考察努力实行，孜孜不倦，这是下学的事，求

译这是功夫的成效。自从有所领悟之后，便豁然贯通，认识到万事万物虽千差万别，却同出一源，这就是向上通达天理这一境界得以验证的证据。有了探求的功夫，然后才有领悟的验证，由此可见，向上通达必然要通过向下的学习。商朝的傅说告诫高宗说：“只有学习时谦逊其志，务必时时勤勉，那样的修养才会到来，确实要牢记这一点。道就会积累在他的身上。”这番话，可以作为自我领悟的明证。

译孟子说：“广泛地学习并详细地阐述，是为了最终回归到简约的道理上。”

这一章书，是教导人们做学问，应当知道要领。孟子说：“大凡人们做学问，如果只是追求广博，就会漫无边际而没有归宿；如果直接追求简约，就会空虚而不切实际。所以君子在这方面，一定要先以广博的学习为基础。”凡是古今事物的道理，诗书六艺的文章，没有不多听多见的，广泛搜求，远取近取，极其广博。又就所学广博的内容，精心研究而辨别其源流，明辨而考察其深浅，阐述得更加详尽。这难道是想要夸耀众多而竞相奢靡吗？大概是因为天下的道理，原本是我们心中固有的，极其简单扼要，所以必须融会贯通，讨论其宗旨，穷究其本源，在极广博之中，反而回归到极简约的境界罢了。这难道是仅仅停留在口耳之间的末节，记诵的功夫吗？从来道理本来没有两个，从一到万，万又复合为一。比如《诗经》的简约，在于思想纯正无邪；《礼记》的简约，在于无不恭敬；至于《易经》的时中，《尚书》的中正，《春秋》的大义，都可以用一条根本的道理贯穿起来。

孟子说：“用善行去征服别人，没有能够让人心服的。用善行去养育别人，然后才能心服天下。天下人心不诚服而能成就王业的，从来没有过。”

这一章书，显示出王道政治、霸道权术、公心私心的不同。孟子说：“君主作为万物之首，固然应当行善以率先天下。然而用心有公私的区别，那么人心也有向背的不同。如果自己有一点善行，就想夸耀胜过别人，使他们服从于我，这是有意让人心服，本来不是诚心行善。没有能够让人心服的。只有在自己先尽善，并推己及人去养育别人，涵育熏陶，成全万物而不遗漏，兼善天下而没有例外，那么至诚感动人，谁不被打动？这样才可使天下的人都心悦诚服，无不归顺拥戴。如果不是用善行养育别人的君主，天下人心不诚服，而能成就王业的，哪有这种道理呢？”古代圣王与人为善，希望天下都在教化养育之中，如同春风覆盖万物，万物蒙受其养育，太和元气充满宇宙，不曾有意去让人心服，而人心的悦服，不期而自应。所以说：“有纯王的诚心，然后才可以施行纯王的政治。”

孟子说：“言语没有实际内容，是不祥的。不祥的实际后果，蒙蔽贤才的人应当承受。”

这一章书，是为嫉妒贤才、危害国家的人而发，希望君主审慎地听取言论。孟子说：“大凡人的言论，足以招致怨恨和灾祸的，一概称为不祥。然而祸害只限于一身，与天下无关，还不可以确切地说是其不祥。如果论确切不祥的言论，只有嫉妒的人，制造谗言来诬陷君子，肆意散布坏话诽谤正人，对上迷惑君主的意志，对下违背公正的舆论，败坏道德颠覆国家，流毒深远。言论的不祥，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蒙蔽贤才的危害，像这样，作为君主，如果能明察并果断地铲除，那么正直的言论得以进献，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国家就能长久保持美善了。”

徐子说：“孔子多次称赞水，说：‘水啊，水啊！’他在水上取法什么呢？”孟子说：“源头涌出的泉水滚滚不断，昼夜不停，注满洼地后再继续前进，最终流向四海。有本源的事物就是这样，孔子取法的是这一点。如果没有本源，就像七八月间雨水汇集，沟渠都满了，但干涸也是立刻可以等待到的。所以名声超过实际，君子以此为耻。”

这一章书，显示出实行应当务实，而虚名难以长久。徐子问：“从前孔子观水，必定多次称赞它。一次说水啊，再次说水啊。不知道孔子究竟在水上取法什么，而多次称赞它呢？”孟子说：“孔子取法水，不是没有原因的。大概水有初出的泉源，它涌出时，常常滚滚不断。由此昼夜之间，未曾稍停，注满一处，再进一处，然后沛然不可阻挡，直到四海作为归宿。水只有以源头为本，所以能久而益大。像这样，孔子是重视根本的。用水的根本触动圣心的根本，所以不觉多次称赞它罢了。如果没有本源的水，像七八月之间，雨一汇集，那么沟渠之间，忽然都满了。等到雨一停，而沟渠的干涸，可以站着等待。孔子又取法什么呢？”所以知道名声是实际的附属，实际是名声的主宰。名声超过实际，实际不同于易涸的水，君子一定深以为耻，而不敢居之。根本可不务求吗！按：务本之学，通于帝王。《中庸》称舜说：“德为圣人，必得其名。”德，是舜的根本。《大雅》称文王说：“勤勉的文王，美好的名声不止。”勤勉，是文王的根本。想要做舜、文那样的君主，也不过注重根本罢了。

孟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很少。普通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明白万物，洞察人伦，由仁义而行，不是实行仁义。这一章书，显示出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一心，而治统本于道统。孟子说：“人与禽兽固然截然不同，然而其所以不同的，只在一念初动，出此入彼，隐微之间罢了。普通人悖逆而丢弃它，于是人就成了禽兽。只有君子，才能保存而不丢失。”至于作为天下后世君子的法则，使人类不一起沦落为禽兽的，只有圣人吗？像舜就是这样。舜在洪荒初开，万物未得其所，如授时、齐

译治理政务、敷布水土、疏通河道、彰显职事、惠及百姓，对每一件事都周详处理，这是多么明察啊！况且人在困顿与显达时遭遇不同，人伦关系也全都随之变化，比如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自己娶了帝尧的女儿，统领百官，对每一种处境都能安然和谐，这是多么细致啊！凡是在穷尽事物与人伦的中道之中，温和而有恩惠的是仁，有序而有法度的是义，这些都根植于内心而自然流露，是顺着仁义的本性而行，并非刻意有心去施行仁义。凭借圣人的德行成为天子，使人类得以长久生存，君子和小人都蒙受他的恩泽，舜的功绩真是伟大啊。根据孟子的说法，“几希”就是舜所说的“危微”，也是曾子、子思所说的“独”。人心的邪正，世道的污浊与清明，都由此产生。帝王的治国之道，圣贤的学问，这是最大的关键，应当深入思考啊。

译孟子说：“禹厌恶防止酒祸的禁令而喜好善言，汤坚守中道，举用贤人不拘泥于固定方式，文王看待百姓如同他们受了伤一样，向往大道却好像尚未见到，武王不轻慢亲近的人，不遗忘疏远的人，周公思考要兼采夏商周三王的治国之道，来施行禹、汤、文、武四人的事迹，其中若有不合之处，就抬头深思，夜以继日，侥幸而有所得，就坐着等待天亮。”

这一章书，表明治国的法则与道德的法则没有两样，而众位圣人相传的道统如同一人。孟子说：“舜以‘危微’开启心学的传承，这是道统由此发端的原因。”在夏、商、周的时代，不就是禹、汤、文、武、周公吗？禹对于防止酒祸则厌恶它，是担心人们沉溺其中；而对于善言则喜好它，是取其作为辅助。汤继承舜、禹之后，依然坚守中道的传承，他举用贤人，只看重其贤能，不拘泥于其类别，这难道不是用人的中道吗？至于文王，他爱民没有尽头，视百姓如同受了伤；他求道没有穷尽，望道如同尚未见到。至于武王，他在容易亲近的人面前先保持恭敬，不敢轻慢近处的人；他在容易疏远的人面前全面挂念，不敢遗忘远处的人。至于周公辅佐天下，思考要兼采夏、商、周三王之道，来施行禹、汤、文、武四人的事迹，根本原则本来没有不合的。其中若有细微不合之处，就抬头深思，夜以继日，他的思考多么深入啊！侥幸而有所得，就坐着等待天亮，他的行动又多么勇敢啊！从夏到周，历经三代；从禹、汤到周公，更换了五位圣人。然而他们忧劳勤勉、警惕戒惧的心，与舜相比如同一个人。后世继这几位圣人而起的人，难道没有相同的吗？考察孟子历数众位圣人，阐发内圣外王之学，其功劳非常伟大。而朱熹认为这是各举一事，以显示他们忧劳勤勉、警惕戒惧的心意，大义更加显明。大概忧劳勤勉、警惕戒惧就是敬。敬是圣学始终的关键，敬就是圣人，不敬就是凡人。《尚书》说：“只有圣人如果不思念正道就会变成狂妄，只有狂妄的人如果能克制思念正道就能成为圣人。”希望成为圣人的人，应当仔细思考。

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也就消亡了，《诗》消亡之后《春秋》才作出来。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一样的。它们记载的事迹是齐桓公、晋文公等会盟征伐之事，它们的文字是史官的记录。孔子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窃取并裁定的。’”

这一章书，表明君父的大义应当阐明，而《春秋》这部圣经应当重视。孟子说：“道统的传承，在禹、汤、文、武、周公之后，不就是孔子吗？孔子的功劳，没有比得上《春秋》的。《春秋》为什么而作呢？大概自从周室东迁，政教号令不能遍及天下，王者的踪迹消亡了。王者踪迹消亡，而礼乐征伐不再由天子发出，于是《天保》以上、《采薇》以下的诗篇都消亡了。《诗》消亡，而邪说暴行在天下炽盛。孔子担忧，《春秋》于是作出来。”在此之前，晋国的史书叫《乘》，取承载当时行事之意；楚国的史书叫《梼杌》，取记录恶行以惩戒之意；鲁国的史书叫《春秋》。《春秋》者，史官记事，必定标明年份以统领事件，一年有四季，所以错举四季作为所记之名的由来。未经圣人笔削，《春秋》也不过是《乘》与《梼杌》之类罢了。它们作为记事之书，是一样的。大概它们记载的事迹是齐桓公、晋文公等会盟征伐之事，它们的文字是当日史官记事的文字。至于依据史官的文字，加以笔削，使君臣父子的大伦理昭如日月，而乱臣贼子没有不恐惧而自我反省的，遏制人欲于横流，保存天理于将灭，这就是《春秋》的义理。孔子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窃取并裁定之。”孔子不是君主也不是宰相，处在禹、汤、文、武、周公之后，而延续道统的传承，其形势尤其艰难，其功劳尤其伟大。匹夫而成为万世师表，难道是偶然的吗？考察孔子对于六经，有的删削有的赞颂，都是述而不作。只有《春秋》言作为史外传心的经典，而后世竟有诋毁为断烂朝报，经筵不以此进讲的，其得罪圣门可知了。

孟子说：“君子的恩泽，五代就断绝；小人的恩泽，五代就断绝。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向他人学习孔子的。”

这一章书，表明大贤以道统自任。孟子说：“凡人的道德在当时，其流风余韵的恩泽在后世。有地位的君子，其恩泽必须到五代才断绝；无地位的小人，其恩泽也到五代才断绝。这是常理。”我生得晚，虽然没有亲自受业于孔子的门墙而成为孔子的门徒。然而恩泽没有在五代断绝，学问还传于后人，所以我能从那些人那里窃取所传之道来完善我的自身。如今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满天下，将使人类都化为无父无君的禽兽。我喜好辩论，也如同孔子志在《春秋》一样。考察孔子集众圣之大成，而孟子愿意学习孔子，后世继承孟子的人是谁呢？从周、程、张、朱诸儒而学习孔孟，从孔孟而学习尧、舜、禹、汤诸圣人，这在于后世的君子了。

孟子说：“可以获取，可以不获取，获取就伤害廉洁；可以给予，可以不给予，给予就伤害恩惠；可以死，可以不死，死就伤害勇敢。”

这一章书，是向人展示精义之学。孟子说：“在获取、给予、生死的关头，必须达到毫无过错，然后才可以。如果既可以获取，也可以不获取，那么就绝对不应该获取了。获取，难道不伤害廉洁吗？既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那么就绝对不

译应当给予吧。给予，恐怕会损害仁爱吧？可以死，也可以不死，那么显然就不应当死了。死，恐怕会损害勇敢吧？」完全对或完全错，人们都知道，但对中夹杂的错误，就不能不严格对待了。考察孟子所论述的，那些事情都处于两可之间，似乎可以不深加责备，而君子不敢宽恕的原因，是因为在获取与给予、生与死的关头，关系到人的重大节操。如果不是读书明理，就难免在细微的界限上产生疑惑，那么讲习讨论、亲身实践，这些功夫可以偏废吗？

译逢蒙向羿学习射箭，完全掌握了羿的射箭技艺，心里想天下只有羿的射箭技术超过自己，于是杀害了羿。孟子说：“这也算是羿有罪过。”公明仪说：“羿似乎应该没有罪过。”孟子说：“罪过轻微罢了，怎么能说没有罪过呢？”郑国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不能拿弓，我要死了。”他问他的车夫说：“追我的是谁？”车夫说：“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说：“我可以活命了。”车夫说：“庾公之斯是卫国善于射箭的人。您说‘我可以活命’，这是什么意思呢？”子濯孺子说：“庾公之斯向尹公之他学习射箭，尹公之他向我学习射箭。那尹公之他是正直的人，他选择朋友必定也是正直的人。”庾公之斯到了，说：“您为什么不拿弓？”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不能拿弓。”庾公之斯说：“我从前向尹公之他学习射箭，尹公之他向您学习射箭，我不忍心用您传授的射箭技艺反过来伤害您。虽然如此，今天的事情，是君主的公务，我不敢废弃。”于是抽出箭扣在车轮上，去掉箭头，射出四支箭后返回。

这一章书，表明人的品格以同类相从，得到的报应都是自取的。从前羿的家臣有个叫逢蒙的，曾经向羿学习射箭，完全掌握了羿善于射箭的技艺，自己心想天下的人，只有羿善于射箭，超过自己，于是趁着羿射猎回来，进而杀了他。孟子叙述这件事并断言说：“逢蒙作为弟子却害死老师，罪过本来不容赦免。羿教人射箭，反而导致杀身的祸患，这也算是羿有罪过。”我听说公明仪说：“羿被逢蒙所杀，罪在逢蒙，那么羿似乎应该没有罪过。”公明仪不说是无罪，而说是似乎应该无罪，大概是说羿的罪过比起逢蒙来稍微轻一些罢了。怎么能说是无罪呢？试着从子濯孺子的事来看。在春秋的时候，郑国人派子濯孺子暗中出兵侵犯卫国，卫国人派庾公之斯追击他出境。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突然病发作，不能拿弓射箭，追兵如果到了，我就死了。”于是问驾车的车夫说：“卫国追击我的将领是谁？”车夫说：“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高兴地说：“如果是这个人追我，我可以活命了。”车夫疑惑地说：“庾公之斯是卫国善于射箭的人。您既然病发作，不能拿弓，不害怕他射箭，反而说可以活命，这是什么意思呢？”子濯孺子说：“那庾公之斯跟随学习射箭的，是尹公之他。尹公之他跟随学习射箭的，是我。那尹公之他，我知道这个人，是端正的人，而不是残忍的人。他所选择的朋友，也必定是端正的人，怎么会背弃根本、邀功请赏而害我呢？”等到庾公之斯追击到了，问子濯孺子说：“您今天为什么不拿弓迎敌？”子濯孺子把实情告诉他说：“今天突然病发作，因此不能拿弓。”庾公之斯说：“从前我学习射箭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确实学习射箭于您，我不忍心用您相传的善于射箭的技艺，反过来害您。虽然今天的事情，是奉君主的命令而来，是君主的公务，我怎么敢废弃而不遵从？”于是从箭囊中抽出箭，击在车轮上，去掉金属箭头，使不伤人，用礼射的方法，射出四支箭后返回，这样既没有废弃君上的命令，又保全了师友的情义。这是子濯孺子因为选择朋友而免除祸患像这样。假使羿教射箭也像子濯孺子一样，怎么会落到杀身的地步呢？这就是羿不能无罪的原因。按孟子指责羿说：“也有罪过，这是针对逢蒙说的罢了。如果只论羿：太康在有洛水之外打猎，羿在黄河边抗拒他，于是篡夺了他的位置。他本来就是夏朝的乱臣贼子，人人都可以诛杀他。自古乱臣不死在别人手里，而死在自己的同党手里，比比皆是。借逢蒙之手，尤其是天道最巧妙之处吗？”太康不能返回，他的五个弟弟叙述大禹的告诫，作了五章歌。其中第二章说：“对内放纵声色，对外沉迷打猎，贪酒好乐，高屋雕墙。有其中一条，没有不灭亡的。”这又是万世为人君者的炯戒。

孟子说：“西子蒙受不洁，那么人们都捂着鼻子走过。虽然有丑恶的人，斋戒沐浴，就可以祭祀上帝。”

这一章书，是告诫人们不要丧失善性，而勉励人们自我革新。孟子说：“西子，是美丽的女子，没有人不知道她的美。如果蒙受不洁的污垢，那么人们看见恶臭的可恶，看不见美色的可好，都捂着鼻子走过。人怎么可以自恃呢？”虽然有丑恶的人，本是人们所憎恶的，如果斋戒沐浴来自洁，也可以祭祀上帝。人怎么可以自暴自弃呢？按此，不只是孟子的话，《尚书》和《易经》也说了。《尚书》说：“不注重小节，最终会损害大德。堆山九仞，功亏一篑。”这就是丧失善性的意思。《易经》说：“不远复，没有大的悔恨，大吉。”这就是自我革新的意思。自我革新的人，必定不会丧失善性；丧失善性的人，也可以自我革新。圣贤教导人，深切啊。

孟子说：“天下谈论本性的人，只是看旧有的情况罢了。旧有的情况，以顺理为根本。所厌恶于智者的，是因为他们穿凿附会。如果智者，像禹疏导水流一样，就没有可厌恶的了。”

译这可以说是大智慧了。大禹治理水患，顺应水性而不妄加干预。如果智者也能像这样顺应自然、不妄为，那么这种智慧也就非常伟大了。天虽然高远，星辰虽然遥远，只要探求它们运行的规律，那么千年以后的冬至日，也可以坐着推算出来。

译这一章书，表明道理有其自然之处，人应当顺应自然。孟子说：天下万事都出于本性，但谈论本性的人未能得其真谛，所以往往多事而扰乱天下。我认为本性具于心中，虽然似乎无形难见，但在日常之间随感辄应，无不有已然的形迹，这就是所谓的“故”。天下谈论本性的人，如果能就此而言，因已发的端倪，求未发的精蕴，那么本性的体就可以认识了。然而所谓的“故”，又必须基于自然之势，不是有所矫揉造作而后才得到的。一有矫揉造作，就不是其“故”了。本性征于“故”，“故”本于利，可见天下之理皆出自然。有明理的智者，顺应自然以应万事，不也很好吗？所厌恶于智者的，正因为他们自作聪明，务为穿凿，似智非智，反而有害于智。如果智者处事，能像禹行水那样，那么智所以成事，而不是以扰事，就没有什么可厌恶于智的了。大概禹行水，也不过因其就下自然之性，而施疏瀹决排之功，以水治水，行其所无事。如果智者也行其所无事，因物付物，我无容心，那么其智也如禹之大，又有什么可厌恶的呢？现在天如此之高，似乎难以穷尽；星辰如此之远，似乎难以观察。然而天的运行有常度，星辰的次舍有定位，这就是其“故”。治历者如果在其“故”中求之，那么晦朔弦望，分至启闭，一一不爽。不仅一岁如此，推而上之，十年、百年、千年，至上古太初之时，其冬至之日，岁月日时皆防于甲子，无复盈缩余分，而为造历之元者，也可以安坐而致，不苦于步算之难。何况事物之近，能顺其“故”而求之，岂有不得者哉？智虽然贵于自然，而功实由于勉强。学禹之行所无事者，必先学禹之闻善言则拜稽于众，舍己从人，这是尧的德而舜举以告禹的。孔子赞舜之大智，也说：“好问而好察迩言，不然其有不出于凿者，亦罕矣。”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说：“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孟子闻之说：“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这一章书，表明君子对待小人，不恶而严。昔齐大夫公行子，以人子而执亲之丧，齐之卿大夫皆以君命往吊。时右师王驩也往吊。方右师入门之初，未就位也，即有进右师，使就己位而与右师言者。及右师已就位也，又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这都是示亲昵，以通殷勤谄媚之徒。独孟子初不进右师而与之言，也不就右师之位而与之言。右师乃不悦，说：“诸君子皆与驩言，而孟子独不与驩言，是以驩为不足敬，而简略驩也。”孟子闻之说：“今日以君命往吊，君命所在，即朝廷所在也。吾闻朝廷之礼，卿大夫所立，各有定位，不得历位而相与言。班列各有定次，不得逾阶而相揖也。我之不与右师言者，正行此不历位、不逾阶之礼也。子敖以我为简，是以行礼者为简，也不亦可怪异乎？”夫王驩嬖臣，众人之所媚，而孟子之所深鄙，未尝显示之绝，而始终不与之言，其不恶而严如此。虽然，当举朝风靡之时，仅一挺然不屈之士，其能保全亦难矣。辨贤否，远谗佞，保全孤忠，端有望于圣明之主矣。

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这一章书，表明天下多难处之人，而君子惟尽己之道。孟子说：“君子固异于众人，而其所以异于人者，果何在哉？盖以其有所常存于心，惺惺不舍，与人不同尔。人皆残忍，而君子则以仁存于心；人皆慢侮，而君子则以礼存于心。以仁存心而为仁者，则必爱人；以礼存心而为有礼者，则必敬人。我既爱人矣，则人亦恒爱之；我既敬人矣，则人亦恒敬之。至天下之人有不可以常理论者，君子于此宁遂懈其所

译“存哉？”假设有这样一个人，原本是我一向喜爱和尊敬的，却对我粗暴无礼，不喜爱我、不尊敬我，君子一定会自我反省说：“一定是我不仁爱而不爱人，一定是我没有礼节而不敬人。如果不是这样，这种粗暴无礼的事，怎么会来到我这里呢？”经过自我反省，确认自己确实有仁爱之心去爱人，有礼节去敬人，而那个人的粗暴无礼依然如故，君子一定会再次自我反省说：“一定是我不忠诚，在践行仁爱和礼节时，还没有完全尽到我的心意。”经过自我反省，确认自己已经忠诚，我的爱敬之心已经毫无保留地尽到了，而那个人的粗暴无礼仍然像以前一样，君子就说：“这也不过是个狂妄无知的人罢了！人如果狂妄到这种地步，那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呢？人如果等同于禽兽，这也是最值得怜悯的了，又何必与他计较是非、争论曲直呢？”“按照行为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都要反过来从自身寻找原因，孟子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又讲述了君子的三次自我反省。《中庸》说：‘射箭的道理与君子相似，射不中靶心，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圣贤相传的心法就是这样，推而广之，克制私欲、回归礼制，天下归向仁德，都是这个道理。舍弃这一点去谈学问，对于学问来说，就太遥远了。

译因此，君子有终身的忧虑，却没有一时的祸患。至于他所忧虑的，确实存在：舜是人，我也是人。舜成为天下的楷模，可以流传给后世；我却仍然未能摆脱做一个普通乡人的境地。这是可以忧虑的。忧虑该怎么办呢？做到像舜那样就可以了。至于君子所担忧的祸患，则没有了。不符合仁的事不做，不符合礼的事不行。如果真有一时的祸患，君子也不会担忧了。

这一段文字，表明君子自我反省的学问，应当以大舜为师。孟子说：“君子自我反省，没有止境，即使面对像禽兽一样狂妄的人，尚且不忍心与他计较。”因为这个缘故，我知道君子有终身的忧虑，而没有一时的祸患。至于他所忧虑的，确实存在。他心里认为：舜是人，他具备仁与礼，就像我一样；我也是人，我具备仁与礼，也像舜一样。然而舜处在家庭变故中，能够尽到仁与礼的极致，从而感化他人，近处可以作为天下的楷模，远处则他作为楷模的事迹可以流传给后世，确实是天下万世中独一无二的人。我却未能尽到仁与礼，未能感化蛮横无理的行为，仍然未能摆脱做一个乡里常人的境地，这是可以忧虑的。忧虑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达到像舜那样才可以停止。不然的话，一天不如舜，就是一天的忧虑，这就是君子之所以有终身忧虑的原因。至于君子所担忧的祸患，则没有了。以仁存心，不符合仁的事不做；以礼存心，不符合礼的事不行。这本来就不至于有祸患了。如果真有一时的祸患，那是因为蛮横无理的行为到来，反而足以成为反省自身的助力，君子就不会担忧了。人们为什么不忧虑君子所忧虑的，却担忧君子所不担忧的呢？人分为几类：有圣人，有君子，有乡人，有妄人。只有圣人才可以称为大人，因为他的愿力与道力都很大，能够转移万物，陶冶教化一世。后世超群出众的大人，常常以大舜为楷模吗？

禹和稷处在太平盛世，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孔子认为他们贤德。颜回处在乱世，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一竹筐饭，一瓢水，别人受不了这种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孔子认为他贤德。孟子说：禹、稷和颜回遵循同样的道。禹想到天下有溺水的人，就像自己溺水一样；稷想到天下有饥饿的人，就像自己饥饿一样，因此他们如此急切。禹、稷和颜回如果互换位置，也会是一样的。现在如果有同室的人争斗，去救他们，即使披头散发、帽带不系就去救也是可以的；如果是乡邻争斗，披头散发、帽带不系跑去救他们就是糊涂了，即使关门不理也是可以的。

这一章书，孟子为颜回阐发幽微的道理，并隐含地以此自任。从前禹和稷处在唐尧虞舜的时代，君主英明，臣子贤良，是太平盛世。他们治水播种谷物，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救世如此急切。孔子感叹并认为他们贤德。颜回处在春秋的乱世，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一竹筐饭，一瓢水，别人受不了这种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坚守自我如此坚定。孔子感叹并认为他贤德。孟子阐明说：“禹、稷和颜回出处不同却遵循同样的道，为什么呢？禹想到天下有溺水的人，责任在司空，就像自己溺水一样。稷想到天下有饥饿的人，责任在后稷，就像自己饥饿一样。有那样的时代就有那样的责任，有那样的责任就有那样的思虑，因此过门不入如此急切。假如禹、稷和颜回互换位置，那么禹、稷能享受颜回的快乐，而颜回也能担忧禹、稷的忧愁，有什么不同的呢？”现在如果有同室的人争斗，因为亲情亲近，即使正在沐浴，来不及束发，便戴上帽子系好帽带去救也是可以的，这是比喻禹和稷。如果乡邻有争斗，因为亲情疏远，披头散发、帽带不系跑去救他们，就是糊涂了，即使关门不理也是可以的，这是比喻颜回。所以说：“禹、稷和颜回遵循同样的道。”处在战国时期，天下饥饿溺水的人很多。孟子有禹、稷的才能，但最终没有遇到明君，所以哀伤自己的处境，处在乱世没有人能任用他，于是隐含地以颜回自任。上天为了天下而生出圣贤，圣贤为了天下而拥有学问，用人者千万不要让怀才抱德的人士，徒然发出生不逢时的感叹。

公都子说：“匡章在全国都被称为不孝，您却与他交往，又对他以礼相待，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有五种：四肢懒惰，不顾养父母，这是第一种不孝；喜欢赌博饮酒，不顾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贪爱钱财，偏爱妻子儿女，不顾养父母，这是第三种不孝；放纵耳目的欲望，使父母蒙受羞辱，这是第四种不孝；喜好勇力争斗，使父母处于危险之中，这是第五种不孝。”匡章有这五种情况中的一种吗？匡章的情况，是儿子和父亲互相要求对方行善，结果却不相容。要求对方行善，是朋友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互相要求行善，是最大的伤害恩情的行为。匡章难道不想拥有夫妻母子那样的亲属关系吗？因为他得罪了父亲，不能亲近父亲，妻子被休弃，儿子被疏远，终身不赡养父母。他心想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更大的罪过。这就是匡章的情况罢了。

这一章书，表明圣贤必定明察众恶，具有至公至仁的心。公都子说：“匡章在全国都被称为不孝，全国人都这样议论，是公正的。不孝是最大的罪过。您却与他交往，又对他以礼相待，难道匡章在不孝之外，还有别的可取之处吗？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有五种：四肢懒惰，不顾养父母，懈怠而忘记亲人，这是第一种不孝；喜欢赌博饮酒，不顾养父母，放荡而忘记亲人，这是第二种

译追求财货，以此私利妻子，不顾及父母的赡养，贪婪而忘却亲人，这是第三种不孝；放纵耳目的欲望，使父母遭受羞辱，放肆而侮辱亲人，这是第四种不孝；喜好勇力争斗，使父母陷入危险，因愤怒而连累亲人，这是第五种不孝。」章子难道有其中一条吗？章子，是因为父子之间以善相责求而未能和睦相处。以善相责求，是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父子之间以善相责求，就是伤害恩情的最大过错。这就是章子蒙受不孝名声的原因。章子难道不想自己拥有夫妻的配偶，儿子拥有子母的亲属关系吗？因为自己得罪了父亲，不能亲近，所以休妻遣子，终身不接受他们的奉养。他的用心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做，休妻遣子，就是对自己厚待而对亲人薄待，那便是更大的罪过了。他的缘故可以宽恕，他的情状值得怜悯，这就是章子之所以成为章子的原因罢了，怎么可以轻易地断绝与他的关系呢？父子是最亲近的关系，因为以善相责求竟然不能和睦相处，何况君臣之间呢？这就是世间多有孤臣孽子的原因。听取言论、采纳谏言，保全臣子，仁爱的君主和慈爱的父亲尚且要加以注意。

译曾子住在武城，有越国军队来侵犯。有人说：“敌人来了，为什么不离开呢？”曾子说：“不要让别人住进我的房间，以免毁坏了那里的柴草树木。”敌人退去后，曾子说：“修好我的墙屋，我将返回。”敌人退去后，曾子果然返回。左右的人说：“武城大夫对待先生如此忠诚且恭敬！敌人来了就率先离开，以此作为百姓的表率；敌人退去就返回，这恐怕是不可以的。”沈犹行说：“这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从前沈犹氏家有负刍之祸，跟随先生的七十人，都没有参与其中的危难。”子思住在卫国，有齐国军队来侵犯。有人说：“敌人来了，为什么不离开呢？”子思说：“如果我离开，国君靠谁来守卫呢？”孟子说：“曾子、子思遵循的是同样的道理。曾子是老师，如同父兄；子思是臣子，地位卑微。曾子、子思如果互换位置，都会是这样做的。”

这一章书是孟子为曾子阐明幽微的道理，并借此寄托自己的心意。从前曾子住在鲁国的武城，有越国人来侵犯。有人说：“敌人来了，为什么不离开呢？”曾子听了这话就动身离开，告诫看守的人说：“不要寄居客人在我讲学的房间里，恐怕会毁伤那里的柴草树木。”他根本不去询问抵御敌人的情况如何。等到听说敌人退去，就对看守的人说：“你修葺好我的墙屋，我将返回居住。”也不去询问敌人退去的原因是什么。等到敌人已经退去，曾子就返回了。左右的人私下议论说：“武城大夫对待先生如此，对内竭尽忠诚，对外竭尽礼节。先生理应厚报他们。然而敌人来了就率先离开，以此作为百姓的表率；敌人退去就返回安居，这恐怕是不可以的。”弟子沈犹行说：“这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从前先生寄住在沈犹氏家中，正值他家发生负刍之祸，跟随先生的七十人。并非不能抵御灾难，而是先生率领大家离开，没有参与其中的危难。从他在沈犹氏家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他在武城的做法了，一定是道义上应当离开。”从前子思住在卫国，有齐国人来侵犯。有人说：“敌人来了，为什么不离开呢？”子思说：“国君正倚仗我，认为守城靠我，我离开就是把孤城委给国君，国君靠谁来守卫呢？我道义上不可离开。”孟子评判说：“曾子的离开，子思的坚守，事情虽然不同，但道理相同。因为曾子是老师，老师就有父兄那样的尊贵，没有父兄为子弟殉难的道理。子思是臣子，臣子就有卑微的本分，没有卑微而不统属于尊者的道理。假如曾子、子思互换所处的位置，那么曾子一定不离开，子思一定不坚守了。怎么会有不同的呢？至于与国君共同守卫的道义，难道只应当责求卑微的臣子，即使子弟有事，父兄就可以超然事外吗？因为当时的国君并非真正能尊师重道，不过是用虚名尊崇他，用实用屈辱他，让国人引以为戒罢了。贤人君子虽然想效力，也无法做到。有用人责任的人，应当以此为鉴！

储子说：“大王派人暗中观察先生，果然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吗？”孟子说：“有什么不同于常人的呢？尧舜与常人是一样的。”

这一章书，是孟子用尧舜的标准来期望齐王。齐国人储子问孟子说：“先生来到齐国，人们都认为先生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大王最近派人私下窥探先生，观察先生动静言语之间，果然有远远区别于常人而不可企及的地方吗？”孟子说：“人生在天地间，本性相同，道义相同。我也是人，不过是做人所应当做的事。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在幽独之处也如此，将用什么来区别于常人呢？不要说我。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大圣人，也是如此。在南面称尊时如此，在深宫之中也是如此，都是与常人相同的知能之理，与常人相同罢了。尧舜没有不同，何况是我呢？”按：人不能成为尧舜，弊病有二，一是自暴，二是自弃。孟子七篇之中，阐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理，不一而足，有志者可以奋然兴起。

齐国有一个有一妻一妾的人，他的丈夫外出，必定吃饱了酒肉才回来。他的妻子问他和谁一起吃喝，他说都是富贵之人。他的妻子告诉妾说：“丈夫外出必定吃饱了酒肉才回来，问他和他一起吃喝的人，都是富贵之人，却从来没有显贵的人来过。我将暗中观察丈夫的去向。”清早起来，尾随着丈夫所去的地方，遍游国中，没有和他站着交谈的人，最终到了东郭的墓地之间，向祭祀的人乞求剩余的食物；不够，又回头去别处。这就是他吃饱喝足的方法。他的妻子回来告诉妾说：“丈夫，是我们仰望并终身依靠的人。现在竟是这样，”于是和妾一起讥讽丈夫，在中庭相对哭泣，而丈夫却不知道。丈夫洋洋得意地从外面回来，向妻妾炫耀。从君子看来，人们用来追求富贵显达的方法，他们的妻妾不感到羞耻，而不相对哭泣的，太少了。

这一章书是孟子用羞恶之心来唤醒天下追求富贵显达的人。孟子说：“齐国有一个娶了一妻一妾而住在家里的人，他的丈夫每次外出，必定吃饱了酒肉才回到家里。他的妻子问和他一起吃喝的是什么人，他说都是富贵之人。他的妻子怀疑，告诉妾说：‘丈夫每次外出必定吃饱了酒肉才回来，我问他和他一起吃喝的人，他说都是富贵之人。既然有富贵的显贵之人和他一起吃喝，那么一定有富贵的显贵之人与他往来，却从来没有显贵的人来到我家，这件事可疑。我将暗中观察丈夫的去向。

译（他）以此观察那些与他一起吃喝的人，究竟是不是富贵之人。于是早早起床，预先谋划好暗中窥探的办法，斜着身子行走，尾随丈夫所去的地方，便看见整个齐国之中，没有人与他站着交谈。最后他来到城外东边的郭门，在坟墓之间。有人祭祀坟墓，他就靠近去乞求祭祀剩下的肉，尚且不满足，又回头张望，前往其他祭祀的地方，以求满足自己对酒肉的欲望。这才知道他平日里吃饱喝足的酒肉，都是靠这种途径得来的。他的妻子既然窥探到了他的行径，便回家告诉妾说：“丈夫，是我们和你所仰望依靠、托付终身的人。如今他这样做，那么我们和你所仰望依靠的就落空了。”于是她和妾一起辱骂丈夫，并在庭院中相对哭泣，悲叹自己终身没有依托，而丈夫还不知道妻妾已经得知他在坟地乞讨的情况。反而依然得意洋洋，做出喜悦自得的样子，从外面回来向妻妾炫耀，哪里知道自己的情况已经全部暴露在暗中窥探之中呢？齐人所做的让妻妾感到羞耻的事就是这样。为什么现在世上像齐人那样的人这么多呢？从明辨出处、谨慎去就的君子看来，现在人用来谋求富贵显达的手段，凡是卑躬谄媚、乞求哀怜，没有不做的，他们那种可鄙的行为，几乎比在坟地乞讨还要严重。假使他们的妻妾看到这些，有不以他们的行为为羞耻、像齐妇那样相对哭泣的，太少了。那些谋求富贵显达的人，本来是为了荣耀自身，反而被有道德的人所羞耻，又有什么益处呢？孟子说：“人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那些谋求富贵显达的人，是没有不做的。朝廷又凭什么任用这样的人呢？稍微考察不周，让一个无耻的小人混迹其中，那么人们就会跟着效仿，逐渐习以为常而不觉得奇怪。”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管子是霸主的臣子，尚且能说出这样的话。奖进恬淡谦让之士，抑制疏远浮躁争竞之流。有用人责任的人，难道不应该致力于此吗？

译日讲四书解义卷二十

<经部，四书类，日讲四书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卷二十一

孟子【下之三】

万章章句上

万章问道：“舜到田野里去，向苍天号哭，为什么他要号哭呢？”孟子说：“是因为怨恨和思慕。”万章说：“父母喜爱他，他高兴而不忘怀；父母厌恶他，他辛劳而不怨恨。那么舜是怨恨吗？”孟子说：“长息曾问公明高说：‘舜到田野里去，我已经听说教诲了；向苍天号哭，向父母号哭，我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公明高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公明高认为孝子的心不会如此冷漠，我尽力耕田，尽到做儿子的本分罢了。父母不喜爱我，对我有什么呢？’”

这一章书，展现了舜因怨恨思慕而表现出的大孝。万章问道：“曾听说舜侍奉双亲，到历山的田野去耕作，常常向仁覆怜悯下民的苍天号呼而哀泣，不知舜处在父母之间，为什么如此号哭呢？”孟子说：“舜的号哭，是激于至情而情不自禁，忧愁不安好像有所欠缺而怨恨，惶惶不安好像有所寻求而思慕。”万章没有理解怨恨思慕的界限，又问道：“我听说做儿子的侍奉双亲，有时得到父母的喜爱，固然内心欢喜，而不敢忘记；即使得不到父母的喜爱而父母厌恶他，即使遭受鞭打，也不敢怨恨。现在说‘怨恨思慕’，那么舜也是怨恨他的父母吗？”孟子说：“怨恨思慕，不是怨恨父母的意思。你用怨恨父母来怀疑舜，这也是长息那样的见解吗？”从前公明高的弟子长息问公明高说：“舜到田野里去，是亲自耕作以奉养双亲，这我已经听到教诲而知道了。至于他向苍天号呼，又向父母号呼而哀泣不止，我却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思。”公明高回答说：“孝没有比虞舜更大的，他号哭像这样，用心有独自痛苦的地方，不是你常情所能知道的。”我推测公明高的意思，大概是认为舜的心，是孝子的心。孝子对于双亲，本来有不可割舍的天性，一旦遇到变故，自然有情不自禁的至情。如果冷漠无情没有忧愁，那就太薄情了。孝子的心，难道是这样的吗？舜的心，究竟是怎样的呢？他的心里想：“我尽力耕田，不过是儿子本分中的一件事罢了。孝道在于百事顺从，其他方面亏缺很多。现在父母不喜爱我，不知道我得罪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寻求却找不到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向苍天号呼，向父母号呼而哀泣的原因。”我所说的“怨恨思慕”，是怨恨自己不能得到父母的喜爱而思慕他们，哪里是怨恨父母呢？按照《孟子》所说的，“怨恨思慕”就是《尚书》所说的“背负罪责，引出邪恶，恭敬谨慎，恐惧战栗”的意思，最终能够感动双亲的心，成就万世的大孝。至诚能够感动天地，难道不确实吗？君主侍奉上天，臣子侍奉君主，看待儿子侍奉父母，贵在真诚专一，也在于能够尽到本分罢了。

尧帝派他的九个儿子、两个女儿、百官、牛羊、粮仓都齐备，在田野间侍奉舜。天下的士人大多归附他。尧帝将要把天下让给他。因为不顺从父母，好像穷困的人没有归宿。天下士人的喜悦，是人们所想要的，却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美色，是人们所想要的，娶了尧帝的两个女儿，却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富有，是人们所想要的，富有天下，却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尊贵，是人们所想要的，尊贵为天子，却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人们喜悦他，美色、富贵都没有足以解除他的忧愁的。只有顺从父母才能解除忧愁。人年少时思慕父母，懂得喜爱美色就思慕年轻美貌的人，有了妻子儿女就思慕妻子儿女，做官就思慕君主，得不到君主的赏识就内心焦灼。大孝终身思慕父母，五十岁还思慕父母的，我在大舜身上看到了。这三节书，展现了大舜孝亲没有止境的心。孟子说：舜的怨恨思慕，难道只是在亲自耕作历山的时候这样吗？当四岳都推荐之后，尧帝将要经历各种艰难来考验他，派他的九个儿子侍奉他，以观察他治理外务的能力；两个女儿侍奉他，以观察他治理内务的能力。凡是百官有司、牛羊、粮仓没有不齐全的，在田野间侍奉舜。奉养奢侈了，而且天下士人仰慕德化，大多倾心归附他，人心归附了。尧帝见舜果然有圣德，想要把天下全部移交给舜，让他登上天子的位置。崇高富贵到了极点。舜虽然得到了这些，但自认为不能使双亲明白正道，使他们顺从而没有违逆，忧愁不安，好像穷困的人没有依靠归宿，他的忧愁多么深啊？天下士人喜悦而归附他，这是人情所共同想要的，却不足以解除舜的忧愁。美好的色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