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四书解义卷九

译局势已经混乱了。这时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子路正在卫国做官，于是向孔子问道：“卫君仰慕您的道德已经很久了，现在准备等待您来治理政事，您施政时应当以什么为先？”孔子说：“政事没有比区分等级更重要的，区分等级没有比端正名分更重要的。君臣父子，是人伦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国家赖以建立、政令得以推行的基础。现在卫君不把他父亲当作父亲，却把祖父当作父亲，常理败坏，名实不符了。如果让我在卫国执政，一定先端正君臣父子的名分，使伦理关系清晰明白，名实不相混淆，这是当今最紧迫的任务。”子路不理解这个道理，于是轻率地回答说：“真是这样吗，老师您的想法太迂腐而不切实际了。现在的情势，怎么能以正名为先呢？”他的话非常粗野。所以孔子直接责备他说：“粗野啊，仲由！大凡君子对于事理有疑问而不知道时，一定保留疑问等待考问，怎么能轻率地胡乱回答呢？况且我想要先正名，哪里是迂腐呢？名分，是言语、事务、礼乐、刑罚所由产生的根源。如果名分不符合实际，那么发布号令、施行命令，在称谓之间，一定有阻碍而言语不顺。言语不顺，那么名实相违背，言行不一致，政务的施行，怎么能成功呢？只有事情得其秩序，万物得其和谐，然后礼乐才能兴起。如果事情不能成功，那么行动都苟且应付，本末颠倒，又怎么能有礼乐呢？礼乐不兴起，那么行为颠倒错乱，法度乖张，小人得以侥幸免罪，君子反而遭受罪罚，刑罚怎么能得当呢？刑罚不当，那么百姓趋利避害无所适从，将把手足放在哪里呢？名分不正，其危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君子执政，没有名分就不罢了，有了名分，一定要可以向上告慰祖宗，向下昭示臣民，听到称谓而没有愧疚，如果名分不可言说，就不敢命名。没有言语就不罢了，有了言语，一定要可以端正纲常，彰显伦理，看到行事可以作为法则，如果言语不可实行，就不敢说话。君子对于言语，务必追求名分符合实际，没有苟且罢了。从来政事没有区分等级就不彰显，区分等级没有名分就不显著。所以繁缨这种小物件，孔子都爱惜它；假马这种细微的事，孔子都严肃对待它。何况事关人道的大义，天伦的重任，怎么能蒙蔽天下的耳目，欺骗万世的公论呢？那么《春秋》的写作，就是孔子正名的意思吧。”

译樊迟请教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种植蔬菜瓜果，孔子说：“我不如老园丁。”樊迟退出后，孔子说：“樊须真是个小人！在上位的人崇尚礼，百姓就没有敢不恭敬的；在上位的人崇尚义，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的；在上位的人崇尚信，百姓就没有敢不竭尽诚意的。如果这样，四面八方的百姓就会背着孩子来归附，哪里用得着自己去耕种庄稼呢？”

这一章书，是孔子用经世济民之学来教导樊迟。樊迟见识不广，一天向孔子请教治理耕种之事。孔子说：“只有老于农事的人，精通耕种，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认为园圃之事比耕种更容易，请求学习种植园圃。孔子说：“也只有老于园圃的人，精通园圃，我不如老园丁。”樊迟一再发问，而孔子一再拒绝，这其中的用意自有深意。于是樊迟不能再问而退出。孔子担心他始终不能醒悟，所以责备他说：“真是小人啊！见识情趣卑陋，这是樊迟所做的事。所谓‘上学’，是指能修养自己并治理他人；所谓‘民’，是指不能修养自己而受他人治理。我们儒家所学习的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是在上位者所从事的事。在上位的人如果真正喜好礼，庄重地约束自己，一举一动都遵循法度规范，那么在众人的观瞻之下，自然会产生严肃恭敬之心，百姓中谁敢不恭敬呢？在上位的人如果真正喜好义，所做的事都合宜，宽严都符合常道与权变，那么在感应之间，自然会加深顺从之心，百姓中谁敢不服从呢？在上位的人如果真正喜好信，以至诚之心对待事物，始终都表现出没有欺骗，那么真诚之意所感化，自然能激发忠爱之心，百姓中谁敢不竭尽诚意呢？在上位的人喜好礼、义、信，而百姓随之响应，像这样，四面八方的百姓，将会看见他们背着孩子前来归附，共同归顺并为他们耕种庄稼，像樊迟所请求的那样，不仅不屑去做，也没有必要去做。亲自从事耕种，做什么呢？况且《礼运》篇说：‘圣王修明义的准则，礼的秩序，来治理人情。’所以人情，就是圣王的田地。用礼来耕耘，用义来播种。又说：‘讲求诚信，修好和睦，以巩固人肌肤的防护，筋骨的束缚。’那么礼、义、信这三者，实在是帝王经世济民的大学问啊。”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办不通；派他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

这一章书是说穷究经典贵在实用。孔子说：“《诗经》作为经典，本源于人情，概括了物理，上自朝廷庙堂的典章制度，下至街巷乡野的粗俗之事，政治的得失都可以从中验证。而且其中的言辞大多温和敦厚而不激烈，大多讽喻而不直率，立言的深意隐约可见。”学者如果能用心验证，身体力行，那么施之于政事则政事适宜，表现在言辞则言辞善美，有随机应变、处处合宜的作用。然而有人，诵读《诗经》多达三百篇，把政务交给他却漫无头绪、无所作为，出使四方却不能自己应对，这只是徒然成为记诵的末节，毫无心得的益处。读《诗经》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大凡《诗》《书》所载，都是经世的大典，修身的实学，不只是寄托于空谈，原本就是要见诸行事。所以读书必须明白其中的道理，明白道理必须通达于实用，不明白道理，只是口耳之习；不通达于实用，只是章句之功。况且帝王之学，尤其与儒生不同，难道可以不审察所要务吗？

孔子说：“自身行为端正，不下命令也能施行；自身行为不端正，即使下了命令也不服从。”

这一章书是向君主展示端正根本的教化。孔子说：“历来君主命令百姓，没有不希望他们迅速响应的。然而百姓响应上级，取决于上级自身的修养，因为百姓是以上级为榜样的。如果上级言语值得称道，行为值得乐从，德行值得尊崇，做事值得效法，那么自身就端正了，百姓受感化不需要教令，自然就会向善、敏捷地提升德行。如果上级自身不端正，伦理不能尽到，言谈举止不能谨慎，声色扰乱其聪明，谄媚迷惑其心志，那么民心不服。即使文告繁多，号令施行，天天教导天下人向善，百姓也有不服从的。”可见，以身作则的教化使人服从，以言语教化使人争讼。百姓服从与否，不取决于上级是否下令，而取决于自身是否端正。负有治理天下国家责任的人，能不致力于修身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吗？

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事，就像兄弟一样。”

这一章书，是圣人感慨鲁、卫两国的衰败，惋惜没有人才来振兴它们。孔子说：“自从周公始封于鲁，康叔始封于卫，两国在封建之初，同为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原本是兄弟之国。当它们兴盛时，一个尊崇尊长而亲近亲人，一个彰明德行而谨慎刑罚，开国的规模，政事相似，如同兄弟。到了今天，鲁国有僭越窃位的臣子，公室日益卑微；卫国有祭祀父亲而废黜祖父的君主，人伦关系错乱，纲纪同样衰败，法度同样松弛，为什么仍然相似，如同兄弟呢？真是令人感慨啊！”大概两国的政事虽然衰败，但典章制度尚未泯灭，遗风尚存。如果得到孔子并加以任用，那么转乱为治，势如反掌，周公、康叔的政事，何难再见？可惜不被任用，只能付之浩叹罢了。

孔子评价卫国的公子荆善于管理家业。刚开始有一点家产时，他说：“差不多够了。”稍多一些时，他说：“差不多完备了。”非常富有后，他说：“差不多完美了。”

这一章书，是举出公子荆来讽喻当世有位的人。凡是世代享有俸禄的家族，依仗奢侈而灭绝道义，很少能

译遵循礼制，其情势本来就是这样。卫国的公子荆，能够安守本分、知足常乐，对于营求财利淡泊寡欲，所以孔子曾经评价卫公子荆治理家室，可以说是做得很好了。当他的物品用度，只是粗略具备的时候，还没有达到充足使用的程度，他却说：“现在已经勉强凑合了。”推究他的心意，好像将要安于起初拥有的状况，而不再进一步奢望了。不久渐渐稍微完备，还没有达到完全齐备的程度，他却说：“现在已经勉强完备了。”推究他的心意，好像又将安于稍微拥有的状况，而不再进一步追求了。等到他的资财用度充裕，达到富有的时候，未必达到精美华丽的程度，他却说：“现在已经勉强华美了。”推究他的心意，好像处于尽美极丰的境界，没有什么可以再增添的了。从始有、少有一步步进到富有，既看到他循序渐进有节制，而没有急于求成的心态；从苟合、苟完一直到苟美，又看到他随分自安，而没有贪婪获取的意思。公子荆治理家室，真是好啊！大概只有治理家室的好，才能使得居心自然淡泊以彰显志向；由治理家室的好，才能使得治理国家自然廉洁宁静而减少欲望。所以孔子认为他贤德，用来教化在位的人，用意是很深的。

译孔子到卫国，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已经富裕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这一章书，是因卫国百姓而阐发王道的全部内容。从前孔子到卫国，冉有驾车前行，看到那里人口众多，于是感慨地叹息说：“人口真多啊！为什么百姓这么多呢！”孔子这话，一是惋惜他们只是人口众多却不知如何治理的方法，二是庆幸他们人口已多可以施行教化养育之道。冉有问说：“治理国家的人固然希望百姓繁衍众多，不知道人口众多之后，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施加呢？”孔子说：“人口众多却不富裕，百姓就无法顺利生活，一定要制定田宅制度，使他们不饥不寒；减轻赋税，使他们丰衣足食；这样之后，众多的人口才能长久保持众多。”冉有又问说：“治理国家的人固然希望百姓富足，不知道百姓富足之后，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施加呢？”孔子说：“富足却不教化，百姓就无法恢复本性，一定要建立学校，使他们爱亲敬长；阐明礼义，使他们效法仁德讲究谦让；这样之后，富足的人才能长久保持富足。”大概人口众多且富裕，已经厚待了他们的生活；富裕且教化，又端正了他们的品德。王道的大端，都在这里了。总之，富裕和教化这两者，是治理国家不可改变的常法。圣贤一问答之间，施行的次序，规模已经具备。可见圣贤没有念头不关乎天下，没有事情不切近民生。负有君主和师长责任的人，应当留意啊！

孔子说：“如果有任用我的人，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能取得成功。”

这一章书，是孔子自述出仕的效验，希望世人最终能任用他。从前孔子怀有济世安民的志向，却不被当时任用，所以有感而发说：“当今之世，没有任用我的人罢了。假使有人能委托我国家政事而任用我，将会看到一年之内，大纲细目，依次施行，兴利除弊，拨乱反正，政治初步建立，就可以看到了。如果到了三年之久，那么治理安定功业成就，教化施行风俗美好，教化养育兼至，礼乐兴起，治道完备，就成功了。然而无奈没有任用我的人啊！”大概圣人教化深远，与天地合德，任用他一年，就有一年的效验；任用他三年，就有三年的功绩。可惜不能稍微试用，而只能寄托于空谈。这难道不是春秋时代的悲哀吗？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克服残暴、废除杀戮了。”这话真是对啊！这一章书，是说善人长久教化的感化。孔子说：“古语说：善人治国，世代相继，达到一百年之久，那么盛德所积累，和气所蒸腾，也可以克服残暴，使百姓都归于善，而不使用刑罚杀戮了。”从现在思考，君主一念醇厚之心，积累久了，百姓自然感化，难道是严刑峻法所能达到的吗？这话真是对，确实有这样的道理！大概善人天资纯粹，存心忠厚，所以积累久了，才能这样。至于圣人，则安抚来者感动和顺，不必等待一百年之久，就礼明乐备，普遍施以德泽，岂止是刑罚搁置不用而已呢！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必定要三十年之后才能实现仁政。”

这一章书，是说王道没有近功。孔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必须使教化深入透彻，德意周流，以至于四海之内，没有一个人不归向善，才叫做仁。”但是，不是王道，不足以成就至治；不是长久，也不足以成就王道。如果有圣人受命兴起，想要使天下进入同仁的境界，必须用仁德逐渐浸润百姓，用义理反复磨砺百姓。那种涵养熏陶的深度，达到三十年之久，然后深仁厚泽，渗入肌肤，深入骨髓。天下的人，都沐浴在道德之中，而有和谐盛大的变化之风，这本来就不是追求旦夕见效所能达到的。大概确立纲纪的权力，掌握在上面，所以三年有成，不能说快；用仁义逐渐感化的心，化育在下面，所以必定三十年后才实现仁政，不能说慢。用王道治理天下的人，没有急于求成的心，可以吗？大概急于求成的弊病，与懒惰松弛等同，都难以谈论长久教化的感化。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己，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不能端正自己，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这一章书是孔子指示根本的教化。孔子说：“为政是为了端正别人，而其根本在于端正自身。如果居心制行都遵循礼法，不违背纲常，不违背法度，先端正自己，那么上行下效，如同影子随形。对于从政而端正别人，有什么困难呢？如果立身行己，有一点不善，不能端正自己，那么表率不端正，怎么能率领下属？没有自己不正而能端正别人的。怎么能端正别人呢？”从政的人只有反求自身才可以。

冉有从朝廷退下来，孔子说：“怎么这么晚？”回答说：“有政事。”孔子说：“那是季氏的家事吧？如果有国政，虽然不再任用我，我也应该听说。”

这一章书，是孔子讽刺弟子以警示权臣。冉有是季氏的家臣，一天从季氏的私朝退下来，来见孔子。孔子说：“今天为什么退下来这么晚？”冉有回答说：“正好有国家政事，一起商议，所以退下来晚。”孔子讽刺他说：“这一定是季氏私家的事，不是国家政事。如果是国家政事”

译那么我从前曾担任大夫，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不再参与礼仪事务，但依然能够听闻政事。如今既然不能听闻，那就明显不是鲁国的国政了。”当时季氏独揽大权，对于国家政事，大概有不在朝廷上与同僚商议，而只在私宅中与家臣谋划的情况，所以孔子假装不知道而这样说，以此来端正名分、抑制权奸的意图是很深的。

译鲁定公问：“有一句话就能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说得如此绝对。人们常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真正知道做君主很难，这不就几乎等于一句话就能使国家兴盛了吗？”定公又问：“有一句话就能使国家灭亡，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说得如此绝对。人们常说：‘我做君主没有什么乐趣，只是我说的话没有人敢违背我。’如果他的话好而没有人违背，不也很好吗？如果他的话不好而没有人违背，这不就几乎等于一句话就能使国家灭亡了吗？”

这一章书，表明国家的兴盛与灭亡，取决于君主内心的恭敬或放肆。鲁定公问孔子说：“治理国家有要领，不在于多说话，如果一句话所关联的，就能使国家兴盛，果真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一句话很微小，不能如此必定期望它产生兴邦的大效果。然而也有这样的道理。当时的人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因为君主地位崇高，威福由自己决定，如果不觉得难做，不知道君主一身，上则关系到天命去留，下则关系到人心向背，一个念头不谨慎，或许给天下带来忧患，一件事不慎重，或许导致无穷的祸患，做君主难道不难吗？臣子的职守有常规，按本分尽力，如果认为容易做，不知道臣子侍奉君主，上则辅助君主承接天命，下则辅助君主巩固人心，致使君主的道理稍有亏损，就有失职的罪过，造福百姓的方法不完备，就有渎职的过错，做臣子难道容易吗？”当时的人这样说。君主只知道不难，本来就没有希望兴邦了。如果真正知道做君主很难，而兢兢业业地谋划，对待自己不敢有一个念头放肆，治理百姓不敢有一件事疏忽，由此来倡导率领臣工，都致力于勤勉修习职业，共同尽到克服艰难的责任，将会看到君主的德行日益清明，政事日益修治，天命于是眷顾保佑，人心于是爱戴拥护，国家的兴盛，大概可以必定了。那么“做君主很难”这一句话，不几乎就是兴邦的明确训诫吗？定公又问：“一言兴邦，已经听说了，如果一句话所关联的，就能使国家灭亡，也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一句话很微小，不能如此必定期望它产生丧邦的大祸患。然而也有这样的道理。当时的人说：‘我不以为做君主是快乐的，只是我凡有所说，臣下就遵奉执行，没有敢违背的，这才是我所快乐的。’当时的人这样说。话也要分辨它好与不好如何。如果做君主的说出好话，臣下都遵奉执行，不敢违背，那么君臣和乐，明君良臣欣喜兴起，岂不是很善？如果做君主的说出坏话，臣下也都遵奉执行，不敢违背，那么百姓必定遭受祸患，国家必定因此危险，国家就不能成为国家了。那么‘只有我的话没有人违背’这一句话，不可期望它导致丧邦吗？国家的兴盛，必定在于心里觉得难；国家的灭亡，在于倚仗心里的快乐。恭敬与放肆之间，就是兴盛与灭亡的分界。君主审察所以兴盛的原因，鉴戒所以灭亡的原因，就可以永远保有天命而长久守住无边的基业了。

叶公问政，孔子说：“近处的人高兴，远处的人来归附。”

这一章书，表明为政在于得到民心。叶公问孔子关于为政的道理，孔子说：“为政在于得到民心罢了。如果能使近处的人受到我的恩泽，欢欣鼓舞而高兴；远处的人听到我的风气，倾心归附而来，那么为政的道理就得到了。”大概没有实心实政足以感动人，仅以取悦的小补，违背正道追求名誉，那么四境之内尚且不能信服，何况远处的人呢？作为在上位的人，安抚近处、怀柔远处的方法，确实不可不赶快讲求。

子夏做莒父的长官，问为政的道理。孔子说：“不要贪图快，不要看见小利。贪图快就达不到目的，看见小利就成不了大事。”

这一章书，表明治理之道贵在以远大为期。子夏做鲁国莒父邑的长官，问为政的道理。孔子指示他说：“为政的弊病有二，正在做这件事就急于求其效果，这是贪图快的弊病。你为政，必须推行有渐进，不可贪图快以求眼前的效果。拘泥于浅近而昧于远大，这是看见小的弊病。你为政，必须志向度量广大，不可看见浅近的事功便以为得。大概贪图快就求治太急而没有次序，没有得到前面的就想计算后面的，没有得到这个就想实行那个，将求治越急而实行越碍，反而不能达到了。看见小利就其心已满足而没有远图，谋划到自身而不及天下，谋划到一时而不及万世，将导致所成就的小而所遗漏的大，大事必定不能成了。从来长久行道而后教化形成，没有欲望才可说达到至治，所贵在以纯王的心行纯王的政。”

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们那里的正直的人不同于这个，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这一章书是阐明直道以指示人的。叶公对孔子说：“我乡党之中有躬行直道，没有私曲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而他作为儿子，却从而证明这件事。”父子至亲，尚且不隐瞒，那么他的正直可以知道了。孔子回答说：“正直，是人的生理，所谓本心的自然。我们那里的正直的人，却不同于你们那里的正直。如

译儿子如果有过错，父亲只须尽到用正道教导的责任，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对外则隐瞒他的过错，不让他被人知晓；父亲如果有过错，儿子只须尽到委婉劝谏的道理，期望他能向善转变，对外则隐瞒他的过错，不让他被众人宣扬。因为父亲本来应当爱护儿子，儿子本来应当爱护父亲，互相包容隐瞒，是顺应他们本心的自然，符合天理，顺应人情，使人感到安宁。不刻意追求正直，而正直就蕴含在互相隐瞒之中。何必一定要告发父亲偷羊才算是正直呢？由此可见，道并不远离人情，做事必须追求合乎情理。凡是矫饰真情以博取名声，标新立异以显示高深的人，都是圣人所不采纳的。

译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日常起居要恭敬，处理事务要严肃认真，与人交往要忠诚。即使到了夷狄之地，这些品德也不可丢弃。”

这一章书，表明仁不外乎是存心的纯正。樊迟询问求仁的方法，孔子告诉他说：“所谓仁，就是存养本心罢了。在居家之时，无论动静，衣冠仪态都不敢懈怠轻慢，此心俨然恭敬庄重，而心就存养在居家之时。在处理事务时，无论大小，都不敢怠慢疏忽，此心肃然谨慎敬畏，而心就存养在处理事务之时。与人交往，无论人多还是人少，都不敢欺骗虚伪，此心恪然忠实，而心就存养在与人交往之中。大概心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存养之中，在居家时表现为严肃而恭敬，在处理事务时表现为谨慎而敬畏，在与人交往时表现为恳切而忠诚。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必定坚定地固守，不可丢弃。”可见仁是心的全体德行，如果真能常存此心，不夹杂不间断，将达到全体不息、浑然天理周流的地步。这难道不是行仁的最高境界吗？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行为有羞耻之心，出使四方，不辱没君王的使命，可以称为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乡里称赞他敬爱兄长。”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决，这是固执浅陋的小人啊，但也还可以算作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那些执政的人怎么样呢？”孔子说：“唉！那些气量狭小的人，哪里值得计算呢。”

这一章书，表明士可贵在于有实际的德行。子贡问道：“五等爵位中士居其列，四民中士为首，士的名号也很难当。必须怎样然后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士必定自重，然后国家才会重视他。必定他施于自己的行为，以道义为大的界限，凡是不义的事，都羞耻而不做。这样根本的大节就确立了。等到他奉君王的命令，出使四方，无论是处理政事，还是应对答问，都能尽职无辱，不辱没简命，这是有高世的节操，兼有济世的才能，可以称为天下的士了。”子贡又问道：“全才不容易多得，用人不可要求完备，有次于此而可称为士的人吗？”孔子说：“士固然以才德兼备为贵，但与其德行不足，宁可才能不足。现在有这样的人，善于侍奉父母，宗族称赞他孝顺；善于侍奉长辈，乡里称赞他敬爱兄长。这种人才能或许不及，但大节没有亏损，可以称为士的次一等了。”子贡又问道：“人的品类不同，有一节之长并非不可取，又有次于此而可称为士的人吗？”孔子说：“人的言行，本来不可以主观臆断。但与其失之放纵，宁可失之固执。现在有这样的人，知道言语贵在守信，即使未必合理，也必定守信；知道行为贵在果决，即使未必合理，也必定果决。硁硁然像小石一样坚确，大概是拘泥固守小人的见解吧。然而并非邪恶，与虚妄苟且卑贱的人不可同日而语，也可以称为士的次一等了。”子贡又问道：“现在那些执政的大夫怎么样？也可以称为士吗？”孔子于是叹息并鄙视他们说：“唉，这些鄙陋细碎猥琐的人，譬如斗筲这样的小器，容量没有多少，哪里值得计算呢。”这可见论士以才德为标准，而用人以实际德行为先。如果有德行，即使是固执浅陋的小人，还是圣门所不抛弃的。不然的话，如果市井无德行的徒众，即使有小才，不过是攫取势利、贪恋禄位的工具而已。孔子所说的鄙夫，孟子所说的贱丈夫，都是这类人。国家又何必依赖这样的人而任用他们呢？

孔子说：“得不到中庸之道的人与之交往，必定是狂者和狷者吧？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这一章书，表明圣人传道的深意。孔子说：“上天降赐给我们一中，大概是不偏不倚，纯粹而精微。人所禀受以生存的，凡是人气拘束物欲遮蔽，不能修复这个中。如果是中行之士，顺从其资质的相近，无过无不及，中道而行，才是传道的器具。现在既然得不到中行之士，以心印心，互相授受。求其低于此而可以教导的，必定是狂者和狷者吧？”大概流俗之人，见识趣味凡俗浅近，而没有向上的志向，行为卑陋，而少有特立的操守，不可以进于道。只有狂者，进而取法于上，动辄以远大自期，虽然其行为有所不及，而迈往的志向，则有迅速前进不可限量的样子；狷者，自爱其身，不合道理的事，断然不做，虽然其见识有所未及，而能坚守的节操，则有洁白不可稍受污损的样子。我于是因其志节而激励裁抑他们：让狂者使之践履笃实，以充实其进取的志向；让狷者使之恢宏通达，以扩大其有所不为的节操。那么今天的狂狷，固然是他日的中行。传道大概就有希望了吧？由此可知同流合污的乡愿，最足以害道；有志有守的狂狷，可以进于中行。圣贤的教育，帝王的用人，其道是一致的。有君师治教之责的人，应当留意于此。

孔子说：“南方人有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不可以做巫医。’说得好啊！不恒守其德，或许会承受羞辱。”孔子说：“不占卜罢了。”

这一章书是

译孔子对于思考有着持之以恒的态度。孔子说：“求学的人增进德行、修习学业，贵在拥有恒久不变的心。”大概因为上天的命令，庄严深远而永不停息；成就圣人的功业，在于自我奋发而不停止。这“恒”字，乃是天地不二的真实本性，也是人类确立命运的根本源头。南方的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长久坚持的心，即使是巫医这类低贱的技能也无法做好。”因为巫师为人祈祷，没有恒心就不能聚集诚意，无法与鬼神沟通；医生为人治病，没有恒心就不能精通医术，无法掌握人的生死。南方人的话是这样的，这虽然是平常的话，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难道不是很好的吗？然而不只是南方人有这样的话，《易经》恒卦九三爻辞中说：“人如果不能恒久保持自己的德行，那么内心反省时会多有愧疚，外部的悔恨也将到来，人们都可以用羞辱来对待他了。”孔子既然引用了这句话，又说：“《易经》的告诫如此明显，人们只是不曾研习那些占卜的言辞罢了。”如果研习了那些占卜的言辞，难道不会警惕而醒悟吗？由此可见天下没有难做的事，只贵在有一颗纯粹专一的心。君子能恒久保持德行，就可以成为圣贤；圣人能长久推行大道，就可以教化天下。如果早上开始晚上就停止，有开头很少有结尾，对于天下的事务，就没有能够成功的，这难道不值得警戒吗？

译孔子说：“君子追求和谐而不盲目附和，小人盲目附和而不追求和谐。”

这一章书是孔子严格区分“和”与“同”的界限。孔子说：“君子与小人心术不同，所以他们待人处事的方式也不同。君子的心公正，与人相处时同心协力、恭敬合作，绝无乖张违逆之心，既不依仗权势来倾轧他人，也不争夺利益来伤害他人，这是多么和谐啊？然而虽然与他人和谐，却不与他人苟同，事情应当坚持正道时就执守朝廷的法度，不可屈从妥协；道理有未妥当之处时就坚守圣贤的道义，不肯迁就。本来就没有不问是非就随声附和、毫无辨别的情况。小人的心自私，与人相处时曲意逢迎，常怀有阿谀结党之意，枉曲法度来迎合自己的党羽，背离正道来顺从人的私情，这是多么苟同啊？然而外表看似相同，内心实则不和，权势所在就依仗权势来倾轧他人，利益所在就争夺利益来伤害他人，本来就没有德性一致、心意相通而真诚相待的情况。”这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所在，也是世道污浊或清隆所依赖的关键，选拔进退人才的人应当谨慎辨别。

子贡问道：“全乡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子贡又问：“全乡的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不如全乡的好人喜欢他，坏的人厌恶他。

这一章书，表明观察人不应看多数人的意见，而应看其所属的类别。子贡问道：“公道往往出自众人的议论，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全乡的人都爱戴敬重他，果真可以认为他是贤人吗？”孔子说：“负有最高德行的人，固然被当时的人所敬重，但怎么会全乡的人都喜欢他呢？恐怕是同流合污的人，不能因为众人喜欢就相信他是贤人。”子贡又问道：“正直的人往往触犯流俗，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全乡的人都憎恶他，难道可以认为他是贤人吗？”孔子说：“抱持独特见解的人，固然不与世俗协调，但怎么会全乡的人都厌恶他呢？恐怕是违背世道、戾于习俗的人，不能因为众人厌恶就相信他是贤人。”大概好恶的公正，不在于相同，而善恶的区分，各自依据其类别。与其因为全乡的人都喜欢就认为他是贤人，不如因为全乡的好人喜欢他来得恰当。与其因为全乡的人都厌恶就认为他是贤人，不如因为全乡的不善之人厌恶他来得恰当。因为好人遵循天理，必定喜欢与自己相同的人；不好的人拘泥于私欲，必定嫉妒与自己不同的人。既能取得君子的信任，又不苟且同于小人，他的贤德，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不看见观察人的方法，如果只取其相同，那么众人的情感或许会有遮蔽；如果各自考察其类别，那么真实的品行自然无法掩盖。辨别官员、议论人才的人，应当以圣人的言语为标准，是可以的。

孔子说：“君子容易侍奉，却难以取悦。不用正道去取悦他，他不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会根据人的才能来任用。小人难以侍奉，却容易取悦。即使不用正道去取悦他，他也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却求全责备。”

这一章书，表明君子与小人心存意念、对待事物的不同。孔子说：“作为上级的人，掌握着喜怒用舍的权力。有人求取，能胜任的就任用；有人求取，能讨得欢心的就满足。只有君子，容易服侍却难以取悦。为什么呢？君子的心公正而宽恕。公正那么喜好崇尚必定合乎正道。有人用非礼的事情来取悦他，比如声色货利之类的物品，阿谀逢迎之类的事情，他必定拒绝而不为此高兴。这样取悦他，不也很难吗？宽恕那么用舍各得其宜，所以虽然对自己要求方正严厉，但等到使用人的时候，就根据才能任用，只适合其器量。即使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能进而在面前效力，这样侍奉他，不也容易吗？至于小人，则难以服侍反而容易取悦。为什么呢？小人的心自私而刻薄。自私那么喜好崇尚不合正道，只甘受谄媚阿谀，喜好怠慢游乐。人用声色货利之类的物品，阿谀逢迎之类的事情，一旦投合他的心意，他必定欣然听从。这样取悦他，不也容易吗？刻薄那么用舍不合其宜，所以虽然容易亲近狎昵，但等到使用人的时候，就责望没有止境，要求过于苛刻。不记录他的长处，而只攻击他的短处，必定要求他完美无缺才罢休。这样侍奉他，不也很难吗？总之，君子取悦人是顺从道理，小人取悦人是顺从自己。君子爱惜人才，所以贤才日益众多；小人轻弃人才，所以士气日益沮丧。天理与人欲之间，常常是相反的。而其所关系到的事情非常重大，用人的人能不辨别吗？

孔子说：“君子安详舒泰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安详舒泰。”

这一章书，表明君子与小人在自我修养上的不同。孔子说：“君子与小人，存心不同，所以他们的气象自然有区别。君子戒慎恐惧，本性分内的事已经尽力而没有遗憾，所以道德滋润身心，心胸开阔身体安适，只见他安舒自得罢了，何曾矜持自己、傲视他人而有时陷入骄傲呢？小人纵欲灭理，非礼的事情无所不为，只依仗才势自恃，志得意满，只见他矜夸自足罢了，何曾从容不迫而有所谓安详舒泰呢？大概君子坦荡荡，有什么骄傲的呢？小人长戚戚，有什么安详舒泰的呢？想要知道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观察这些就够了。”

孔子说：“刚强、坚毅、质朴、迟钝，这四种品德接近仁德。”

这一章书，是孔子希望人们从心体上去求取仁德。孔子说：“仁是心的德性，本来是人人都固有的。但是委靡柔懦，就承受不住物欲的私心；巧言令色，就遮蔽了本心的正念。这就离仁德很远了。”至于刚强，是强勇而不屈服；坚毅，是坚定

译刚毅的人有操守；质朴的人本质纯厚而不浮华；木讷的人反应迟钝而不巧言令色。这些都是真诚之心尚未流失的表现。刚毅就能不被物欲所屈服，物欲的份额少了，天理的份额就多了。质朴木讷就不会向外追逐，心不向外追逐，就能安守于内心了。这难道不与仁德相近吗？大概因为人的气质禀赋参差不齐，有的人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就应当加以改变气质的功夫；有的人已经到达这种境界，就应当加以自强不息的学问。一定要使私欲完全断绝，天理纯粹完备，并且将与仁德合为一体了。难道仅仅是接近仁德而已吗？

译子路问道：“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切磋勉励，和悦顺从，就可以称为士了。朋友之间切磋勉励，兄弟之间和悦顺从。”

这一章书，表明士人贵在陶冶熔铸其气质，并以中和之道来运用它。子路问道：“士，是人的美称，一定要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开导他说：“所谓士，浸润在诗书礼乐的恩泽中，一定有温柔敦厚的气质。如果在修身待人时，要么直率任性，要么随意妄言，要么过于严厉使人难以亲近，这些都不是做士应有的样子。一定要恳切真诚，情意恳切而竭诚相待；要互相规劝，告诫详尽而尽言相正；还要和悦温和，容貌温和而和蔼可亲，这样恩义都深厚，刚柔不偏颇，不是平时有涵养的人做不到的。这就可以称为士了。然而这三者都不可缺少，但它们的施行对象不可混淆。朋友因义气而结合，就应当切磋勉励，规劝过失、劝勉善行，正直地弘扬正直诚信的风气；兄弟因恩情而结合，就应当和悦顺从，和睦相处没有过失，和蔼地笃行天性的亲情。修养既好，而施行又得当，更加证明士人品格的优越。可见天下有确定的道理，尤其贵在各有恰当的用途。知道道理而不能善用，还是道德的拖累。只有兼顾体现并适时发挥，才是好的。”

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可以让他们投入战争了。”

这一章书，是思考善人教导百姓的功效。孔子说：“善人的道理，笃实无伪。存于内心的，都是实心而能使情意流通；发于外部的，都是实政而能使纲纪振举。所以对于百姓，用孝悌忠信的品行来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尊重君主、亲近上级的道义；用务农讲武的方法来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攻守击刺的方法。等到七年之久，也可以让他们投入战争来抵御外侮了。”大概善人教导百姓，不专为战争打算，只是训练培养有素，那么礼义既明，人心自然稳固。即使是休养生息的百姓，也能得到有勇知方的作用。然而一定要等到七年才勉强可以投入战争，那么用兵之事岂是容易说的吗？由此可知轻率谈论用兵的人，不是懂用兵的人。孔子对卫灵公说：“军旅之事，我没有学过，可以知道。”圣人的用意，确实深远。

孔子说：“不教导百姓就让他们去作战，这叫抛弃他们。”

这一章书，表明用兵不可不谨慎。孔子说：“百姓必须经过教导然后才能使用。如果严刑峻法，不教导他们孝悌忠信的品行；或者居安忘危，不教导他们务农讲武的方法，而徒然好大喜功，先挑起战端，让平时没有受过教导的百姓去从事战阵之事。这样百姓既不懂得尊重君主、亲近上级的道义，又不懂得坐作击刺的方法，只是驱赶百姓到刀箭之间，对胜负没有帮助，这是把士兵送给敌人。这不是抛弃百姓又是什么？”所以古代的帝王，常在太平之日，时常警惕不测之患，训练而不松懈，防备而不用。井田军政，合为一事，将战争隐藏于防守之中，寓兵于农。《易经》说：“地中有水，师。君子以此容纳百姓、蓄养民众。”这确实是长治久安、万世不变的道理。唐代的府兵制，明代的卫所制，差不多接近这个意思。

宪问第十四

原宪问什么是耻。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做官拿俸禄；国家政治黑暗，做官拿俸禄，这就是耻。”

这一章书，表明人贵在有所坚守、有所作为。原宪问孔子说：“天下事，什么最可愧耻？”孔子告诉他说：“士君子立身天地间，进必有为，退必有守。如果国家政治清明，圣君在上，言听计从，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却没有什么建树，只知道吃俸禄。至于国家政治黑暗，上没有圣主，言不听而计不从，就卷起袖子怀才不遇，独善其身就可以了。却还厚着脸皮居位，只知道吃俸禄，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耻的。”大概君子居其位，就想着尽其职；称其职，才可以吃其禄。如果世治而不能有为，世乱而不能引退，只是窃据职位、白吃饭，贪得无厌，那么其志行就太卑陋了。人的可耻，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虽然如此，上有明圣之君，下必有廉洁之士。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如果士风颓靡，廉耻扫地，那么世道不幸，而主持风教的人，怎么能推卸责任呢？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孔子说：“这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至于是否算仁，我就不知道了。”

这一章书，表明无私才是仁，克制私欲并不立即就是仁。原宪问孔子说：“人一旦有自私之心，于是有盛气、好胜为克，负能自矜为伐，忿恨不平为怨，贪得无厌为欲。这四者都是心的累赘。逐念克制它们，使它们不得施行，那么出于私欲，必然入于天理。我私下认为这可以算是仁了。”孔子告诉他说：“圣学的工夫，简易直截，不崇尚苟且的艰难。人以道心为主，人心自然退听。现在对克、伐、怨、欲逐念而克制，使它们不得施行，那么终日忙碌，百发百制，如同抵御横流，如同驾驭奔马，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如果因此就认为是仁，那我就不知道了。大概仁者纯乎天理，自然没有这四者的累赘。现在只说不施行，那么不过是强制其情，暂时……”

译时机不到，暂且不发罢了。倘若操持稍有松懈，难道没有暗中滋长而自己不觉察的情况吗？因此不能立刻称之为仁。」总之，原宪的提问，只知道遏制其流弊；孔子的回答，是要澄清其本源。只有致力于根本，那么天理逐渐变得浑全，私欲自然就会消灭了。这是追求仁德的人所应当知道的。

译孔子说：“士人如果贪恋安逸，就不配称为士了。”

这一章是孔子通过内心动机来考察士人的品格。孔子说：“士人立身于天地之间，责任重大，自然有一种经天纬地的学问，原本没有苟且安身、图谋私便的念头，所以心境不同于常人，品格超越众人。如果存有贪恋安逸的念头，不是在去留取舍之间迷惑，就是在声色货利之中沉溺，那么志向就会因外物而改变，心灵就会为形体所役使，哪里配得上称为士呢？”可见圣贤安于所处之地、乐天知命，只是顺应自身所安之处，对快乐没有执着。大凡人营私利己，只习惯于自身所便利的，有所牵系留恋，其拖累就深重，一起念头便关系到品行，人能不励志以自立吗？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时，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政治黑暗时，行为正直，言语谦逊。”

这一章是论述君子持身处世的方法。孔子说：“君子的言行都出于正道，固然不能违背世俗、迎合他人，但尤其需要审时度势。比如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君臣同心同德，毫无顾忌，那么在是非邪正之间，持论不偏私；在去留取舍之际，秉持正道不屈服。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言语正直，行为正直，从而使正道彰显。如果在国家政治黑暗时，君臣互相猜忌，背离正道，如果过于直率，诽谤和责难就会随之而起。所以保持自身正直，不可稍有屈服而失去自己的常态。至于议论是非，不妨从容温和，加倍检点防范。所谓保持本质清正而外表浑浊，意志柔弱而骨气坚强，行为正直而言语谦逊，这才显现出明智哲人的学问。”我们立身行事不因世道变迁而改变，但善于济世并保全自身，自有常道与变通的妙用。然而作为君主，如果让臣下不得不采取行为正直而言语谦逊的策略，那么时事已经不可问了，这难道是国家的福分吗？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有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行；仁爱的人一定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不一定仁爱。”

这一章是综合内在修养与外在表现来观察人。孔子说：“大凡人确立品格，内涵必然期望深厚，杂质必然期望清除，不只是以文章气节争胜。”所以道理在心中得到，称为德行；表达在议论中，称为言论；心体纯粹完整，称为仁爱；慷慨激昂，称为勇气。这四者从其所存养的，固然可以知道其所表现的；根据其所表现的，未必可以相信其所存养的，这在于观察人的人知道崇尚什么。比如有德行的人，内含充实美好，虽然不借助言语，但英华自然显露，顺理成章，所以一定有言论；如果有言论的人，言辞华丽动听，或许出于巧言令色，也未可知，怎么可以轻易相信他有德行？比如仁爱的人，心怀中正，原本不借助勇气，但当机断然，自然见义必为，所以一定有勇气；如果有勇气的人，意志坚定不回头，或许出于血气之勇，也未可知，怎么可以轻易相信他仁爱？可见德行可以包含言论，言论不能包含德行，浮华不能胜过实质；仁爱可以包含勇气，勇气不能包含仁爱，意气不能胜过理智。圣贤观察人，朝廷用人，辨别不能不严格，不然，很少有不出毫厘千里之失的。

南宫适问孔子说：“后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都不得好死。禹和后稷亲自耕种，却得到了天下。”孔子没有回答。南宫适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这个人真是崇尚德行啊！”

这一章显示圣贤崇尚德行而不崇尚武力。南宫适问孔子说：“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人，谁得谁失？确实有可凭据的。比如后羿，最善于射箭；寒浞的儿子奡，能在陆地上行船。可谓勇力过人，怎么难压倒一世？却都不得善终。如果夏禹尽力于水利，后稷教导百姓耕种，不过是致力于民生的根本事业，绝无奇异可夸耀。而禹在他自身，稷在他的子孙，却都拥有了天下。凭借羿和奡的强大，他们的灭亡像那样；凭借禹和稷的柔弱，他们的兴起像这样。得失究竟在哪里呢？”这时孔子默然不答，可否之意已在心中。南宫适领会而出，领悟已在言外。孔子又赞美他说：“现在看适所说的，推崇禹稷而贬低羿奡，大概是崇尚德行而不崇尚武力，可以知道了。他的高尚人品，确实是君子；他的正直心术，确实是崇尚德行的人。古今崇尚武力的人灭亡，崇尚德行的人昌盛。看周朝占卜国运八百年的长久，而秦朝不过二世就灭亡，得失昭然可见。圣贤的评论，不是非常明显吗？”

孔子说：“君子中不仁爱的人是有的吧，但没有小人是仁爱的。”这一章是孔子指出心术的邪正，来衡量品格。孔子说：“大凡人有心灵，就有仁心，有邪正，于是有仁与不仁的区别；心有真诚与虚伪，于是有君子与小人的分别。那么仁爱的人是君子，不仁爱的人是小人。君子以天下为念，但或许习气未除，私心难化，偶尔有不仁爱的地方，却不损害品格，所以君子中不仁爱的人，或许会有。如果小人只知道自身，物欲长久遮蔽天理，全无非分放纵以纵容其奸邪，就是矫饰以逞其虚伪，偶尔有一念之仁，也是忽明忽暗罢了，怎么会有小人是仁爱的呢？总之，仁爱的人直行其心，立心于仁，则处处都是仁；虽然明显看到他不仁，他的仁自在。不仁爱的人曲意掩饰其踪迹，踪迹或许似仁，却事事非仁。”

译总之，他们虽然依附于名分义理，将自己标榜为仁德，这恰恰是用来助长他们的不仁。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此，君主不能不加以明辨。」

译孔子说：“爱他，难道能不让他劳苦吗？忠于他，难道能不教诲他吗？”

这一章书是孔子确立忠与爱的标准来示人。孔子说：“天下情感所在的地方，就是道理应当如此的地方。如果不合乎道理，就不是至情。比如父亲对于儿子，从襁褓时期一直到成年，只担心抚养照顾不周全，但如果把姑息纵容当作爱，那么儿子就会意志放荡而骄傲，爱他反而害了他。只有真正爱儿子的人，一定让他去除骄傲放荡而勉励他成为圣人贤人，这是让他劳苦正是为了成全他的爱，爱他难道能不让他劳苦吗？臣子对于君主，从三公九卿一直到百官，职分应当随事开导劝谏，但如果把谄媚阿谀当作忠，那么臣子就会志趣卑下而顺从，忠于他反而误了他。只有真正忠于君主的人，务必让他去除卑下顺从而勉励他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这是教诲他正是为了保全他的忠，忠于他难道能不教诲他吗？既然这样，爱他必然要让他劳苦，做儿子的不可害怕劳苦，有一个害怕劳苦的想法，就不是自我爱护；忠于他必然要教诲他，做君主的不可拒绝教诲，有一个拒绝教诲的心意，就不是鼓励忠诚。这是做父亲和臣子的各自尽他们的道，而做儿子和君主的也应当各自体察他们的情感。”

孔子说：“起草外交辞令，裨谌负责草拟初稿，世叔负责讨论审定，行人子羽负责修饰润色，东里子产负责最后润色。”

这一章书，是说言辞命辞得到合适的人选的效果。裨谌、世叔、子羽、子产，都是郑国的大夫。孔子说：“朝廷衡量才能授予官职，务必期望胜任。人臣以身许国，关键在于同心协力。”郑国作为小国，夹在强国之间，而能安抚和睦，是因为任用贤才各得其所。就像外交辞令，用来与邻国交往，起草辞令时。因为裨谌善于谋划，让他规划大意而草拟初稿，但担心意思没有断据；因为世叔见闻广博，让他考究典故而讨论审定，又担心辞令不合节度；因为行人官职的子羽善于删削文字，让他删繁就简而修饰，又担心文采不够华美；因为东里子产善于辞藻，让他推陈出新而润色。这就是辞令之所以特别称道美好的原因。大概郑国是小国，而众位贤才聚集，各自尽他们的才能，这不显露他们的短处，那不自夸他们的长处，同心协力，仿佛虞朝师济的风范，确实是臣子侍奉君主的善法。

有人问子产怎么样，孔子说：“是个施惠的人。”问子西怎么样，孔子说：“他呀，他呀。”问管仲怎么样，孔子说：“是个人才。”管仲剥夺了伯氏骈邑三百户的封地，伯氏吃粗粮，直到老死没有怨恨的话。

这一章书，是孔子根据人来评定品格，以昭示万世的公正。春秋时，像郑国的子产、楚国的子西、齐国的管仲，都是贤大夫。子产执掌郑国的政事，宽猛相济，曾经铸刑书来禁止百姓的过错，他的行为似乎寡恩，他的心实本慈爱。一天有人问子产是怎样的人？孔子说：“子产的德泽广被，国人歌诵不衰，大概是施惠爱人的。”子西是楚平王的儿子，名申，能把国位让给昭王，又能改革国政，以安定楚国的行事，虽然有可取之处，但不能革除楚国僭号称王的弊端，这也是他的短处。所以有人又问子西是怎样的人？孔子不置可否，说：“他呀他呀，这是把他排除在外。”于是又问管仲。管仲辅佐桓公，一匡天下，对齐国功劳很多。孔子说：“只举一件事，便可见他的为人。昔日桓公剥夺大夫伯氏所食用的骈邑三百户，来封给管仲，后来伯氏穷困，所吃的不过是粗粮，直到老死终无怨恨，如果不是心服管仲的功劳，怎么能这样？”这三个人同时享有贤名，而优劣并不一样。孔子用一字之褒贬，尽述他们的生平，万世的公论由此而定。既然这样，评论人，难道容易吗？

孔子说：“贫穷而没有怨恨很难，富有而不骄傲容易。”

这一章书，是根据常情事势来论述处境的难易。孔子说：“凡是人的境遇到来，最容易动摇，如果没有深心大力，难免境遇与情感变迁。比如处在贫困中的人，困顿压抑，容易起怨恨，如果不是真能乐道悠然自得的人，即使安于义命，难免怨叹。可见处在逆境是最难的。如果处在富有中的人，只要谦虚收敛，不存骄肆的念头，就能以礼自持。可见处在顺境是最容易的。人如果能处在逆境，或许能处在顺境；能处在顺境，未必都能处在逆境。可贵的是操守有素，外遇不累，内心恬淡自安，物欲不能改变他的志向，这样既可以贫也可以富。人怎么能不勉力去做那难的事？又怎么能忽视那容易的事呢！”

孔子说：“孟公绰做赵氏、魏氏的家臣之长就有余，不可以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这一章书，是论述用人者应当因材器使。孟公绰是鲁国大夫，赵、魏是晋国的世卿。孔子说：“人的才能器量，各有所宜，用人者尤其应当衡量才能授予职位。像孟公绰为人，可以说廉洁安静少欲，这是适合简单而不适合繁杂的，让他做家臣之长，端正谨慎率领下属，即使是赵、魏大家也做得有余。至于大夫，则必须承担一国的政事，不是有处理繁杂治理剧务才能的人，难以胜任。就像滕、薛小国，征伐朝聘，政事也繁杂，恐怕不是公绰的长处。”既然这样，人各有能有所不能，用得恰当，都可以随事奏效；用得不恰当，必然导致因循而丛脞。知

译善于用人，只是在于谋求治理的人多加注意罢了。

译子路问怎样才算是个完美的人。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孟公绰那样的清心寡欲，卞庄子那样的勇敢，冉求那样的多才多艺，再用礼乐来加以修饰，也就可以算是完美的人了。”孔子又说：“现在的完美的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见到利益能想到道义，遇到危难肯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困之中也不忘记平日的诺言，也就可以算是完美的人了。”

这一章书，是孔子告诉子路关于做人的完备之道与做人的艰难之处。子路问孔子说：“人生在天地之间，兼具天、地、人三才的禀赋，必须怎样才可以成为完美的人？”孔子说：“完美的人也很难说啊。大概人的气质禀赋不同，全在于学问修养上的优劣。有的人有一技之长却不能兼备其他，有的人虽然各方面都充足却不能融会贯通，都不能算是完美的人。一定要像臧武仲那样智慧足以探究事理，孟公绰那样廉洁足以涵养心性，卞庄子那样勇敢足以努力践行，冉求那样技艺足以应对事务。这四种品质既然已经具备，而又各自发挥所长，用礼来节制以得到中道，用乐来调和以去除驳杂，那么气质就能得到陶冶熔铸，将才智技艺转化为道德本性。虽然不能成为圣人，但也就可以算是完美的人了。至于现在的完美的人，何必一定要如此呢？如果能见到利益就想到道义，面对财物不随便获取；遇到危难就献出生命，面对灾难不随便逃避；平日许下的诺言，始终践行而不违背，有这种忠信的实质，虽然未能达到做人的完备境界，但本性没有亏损，也可以进入完美的人的行列了。因为圣人设立教化，只论学问修养，不论先天资质。资质存在于天性，而学问掌握在人自身。子路忠信勇敢，有超过常人的才能，所缺少的是学问的功夫罢了。所以孔子用这些话来勉励他。那么，改变气质，确实是求学者的紧急任务啊。

孔子向公明贾询问公叔文子，说：“听说先生不说话、不笑、不取财物，是真的吗？”公明贾回答说：“这是告诉您的人说过了头。先生是在适当的时候才说话，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话；高兴了才笑，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笑；符合道义才取，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取。”孔子说：“是这样的吗？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这一章书，体现了随时处于中道的不易。公叔文子，是卫国的大夫，公孙枝；公明贾，也是卫国人。孔子问公明贾说：“天下那些过分的名声，固然不能亲身承担，而矫饰情性的事，也不是用来垂范训导的。涵养造诣，贵在核实其真；评论品题，务必恰当。当时的人，用不说话、不笑、不取财物来称赞文子，确实有这回事吗？”公明贾说：“说话、笑、取予，是我们日常待人接物的常态，哪有完全不说话、不笑、不取财物的人呢？这也是说话的人说过了头。我们的先生不是不说话，只是不过分说；不妄自发言，发言必合乎时宜，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话，于是称赞为不说话。先生不是不笑，只是无论是皱眉还是微笑，都合乎快乐的正道，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笑，于是称赞为不笑。先生不是不取，只是凡是应当取的，必定衡量于道义，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取，于是称赞为不取罢了。”孔子怀疑并追问说：“合乎时宜才说话、高兴才笑、合乎道义才取，果真如此吗？这不是内心充满义理、举动合宜于外的人，不能随时合乎节度。你的先生确实是这样吗？”孔子不直接说这不是真的，而是姑且用怀疑和相信的语气来驳斥他。圣人勉励人向善的心怀，不是很大地显现出来了吗！

孔子说：“臧武仲凭借防邑请求在鲁国立后代，虽然说不胁迫君主，我也不相信。”这一章书，是声讨鲁国臣子没有君主之心。臧武仲，鲁国大夫，名纥，防是鲁国封给武仲采食的城邑。武仲得罪了鲁君，出逃到邾国，不久又从邾国回到防邑，派人用卑辞向鲁君请求，说立臧氏的后代然后才离开，似乎不忘祖先的祭祀。又向君主请求，后世的人一定会认为武仲贤德了。孔子想要为后世臣子警戒，而发表诛心的言论说：“武仲请求立后代的时候，身居防邑，那么就是凭借防邑来请求立后代了。窥探他的隐衷，不过是以君主不答应他的请求，就将占据城邑叛乱，是用不得不从的形势来胁迫君主罢了。在武仲看来，为了父兄的缘故，想要自己掩饰胁迫君主的行为，但胁迫君主的迹象昭然若揭，谁能宽恕他的罪过而相信他呢？”看孔子判定武仲的罪过如此严厉，声讨武仲的隐衷如此确切。《春秋》一字之贬，是万世不变的准则。臣子没有谋反之心，一旦有谋反之心就必定被诛杀，能不畏惧吗？能不警戒吗？不然，一旦有无君之心，纵然侥幸逃脱国法，漏脱一时，但得罪于名教，得罪于神明，天下万世，人人都可以声讨他。

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诡诈。”

这一章书，是孔子根据事情考察内心，以揭示霸主的隐情。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孔子说：“我观察世运，从帝降到王，从王降到霸，风气越低下人心就越衰微，但在短处中取长处，也自有区别。所以五霸之中，没有比桓公和文公更兴盛的了。论他们的心术，都不符合王道的正道；而看他们的行事，也有优劣之分。文公为人，不走正道，常常用诈谋取胜，大概是诡诈而不正。如果桓公行事，仗义执言，不走诡道，比起晋文公，就更好了。可以说是正而不诡诈吗？”春秋时，文公想要解除宋国的围困，必定攻打曹国和卫国以引诱楚国；想要与楚国作战，又恢复曹国和卫国以离间楚国，何等诡秘阴险！桓公声讨罪过伐楚，责备包茅不进贡，退兵使楚国服从，只

译遵循礼法与律令，是何等正大光明！两人的行事，大致就是这样。圣人的一句话，足以成为千古不变的定论了。

译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此殉死，管仲却没有死。管仲难道不仁吗？”孔子说：“齐桓公多次会盟诸侯，不依靠武力，这都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

这一章是圣人根据人的具体情况来讨论仁德。子路说：“从前齐桓公小白出逃到莒国，他的弟弟公子纠逃到鲁国，两人争夺君位。桓公回国后，杀了弟弟公子纠，逮捕了召忽和管仲。召忽为公子纠而死，只有管仲没死，反而做桓公的臣子。这可以说是忘记旧主、侍奉仇敌，忍心害理，难道不是心术不仁吗？”孔子说：“考察古事应当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评价人很难要求完美无缺。从前桓公多次会盟诸侯，不借助武力，而是用礼义来防范，用大义来统率，用诚信来统一，从而使诸侯服从。这都是管仲的功劳。济世救人、造福万物，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了。由此看来，谁能比得上管仲的仁德？谁能比得上管仲的仁德？正不能因为他没有殉死，就损害他仁德的名声。”大概孔子特别认为召忽的功劳不值得称道，而管仲的功劳不可埋没，本来就不是肯定管仲的生而贬低召忽的死。圣人权衡适中、公允的议论，大抵都是这样。否则，宋儒程子说：“宁可没有魏徵那样的功业，也不能没有万世君臣的大义。”那又怎么说呢？

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吗？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殉死，反而又辅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都要披散头发、衣襟左开了。哪里像普通男女那样拘守小信，在沟渠里自缢而死，没人知道呢？”

这一章是圣人衡量人品，不因小过失而抹杀大功劳。子贡接着子路问道：“像管仲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仁人吗？”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既不能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又做桓公的相国，心里暗自怀疑。孔子说：“赐啊，你怀疑管仲不死而又辅佐桓公，却不知道管仲既然能辅佐桓公，也可以不死。试着从他辅佐桓公这件事来说，桓公作为诸侯之长，以此称霸天下，由此而匡正天下，不仅当世依赖他，至今百姓还享受太平的福分，这都是管仲的恩赐。那么管仲的功劳很大，利益广泛，即使说管仲至今还活着也可以。假如当时没有管仲，我们必定披发左衽，不能拥有今天的衣冠文明了。如果不能建立功业，白白一死，就像普通男女的见识，只有小信而没有远大的谋略，即使在沟渠中自缢，将使天下后世默默无闻。管仲难道是这样的人吗？可见豪杰之士，想要建立非凡的大功，不惜牺牲个人的小节，而评价人的人尤其应当略去他的短处，记录他的长处，不能用常情常理主观臆断而浅薄地推测。”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和公叔文子一起升任为公室的大夫。孔子听说后说：“这可以称为‘文’了。”

这一章讲的是用人不计较身份贵贱以推荐贤才。公叔文子是卫国的大夫，死后谥号为贞惠文子。大夫僎，先前是文子的家臣，后来因为文子向卫君推荐他的贤能，才得以与文子同为朝廷的大夫。所以记录者特意记载说：“公叔文子的家臣没有埋没，这是文子不计较身份贵贱的善举。”“大夫僎”，是明确指推荐之后对他的称呼。“与文子同升于公”，表明僎得以升任公室大夫，都是因为文子的推荐，所以能与文子同等地位。然而文子只有具备知人的明察，所以能推荐贤才；有大公无私的胸怀，所以能忘却自我；且忠于侍奉君主，所以能忘却自我以推荐贤才。孔子听说后深深赞赏说：“文，是美好的谥号。现在文子被称为‘文’，仅从推荐贤才这一件事来看，他的胸襟何等光明正大，这才无愧于这个谥号。”可见推荐贤才是国家臣子的美事，倘若稍微存有嫉妒，稍有嫌疑，就不能做到大道为公。宽宏大量，像文子这样的人，大概有大臣的风范吧？孔子删定《尚书》，以《秦誓》作为结尾，恳切地强调臣子要有容人之量，以此作为后世臣子的劝诫，用意深远。而三代以后，嫉妒的人越来越多，不也是严重辜负圣人立教的用意吗？所以君主想要选择群臣，必须从选择大臣开始。

孔子说：“卫灵公没有道义。”季康子说：“既然这样，为什么没有亡国？”孔子说：“仲叔圉接待宾客，祝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统率军队。既然这样，怎么会亡国呢？”

这一章讲的是使用人才贵在得当。卫灵公是周朝的诸侯，孔子因为他的伦理秩序混乱，纲纪不张，所以曾经说他无道。季康子因此问道：“诸侯无道，必定会丧失君位。现在灵公失德如此，为什么能保住君位而不亡国呢？”孔子说：“灵公虽然无道，但在用人这一节上还有可取之处。比如仲叔圉善于言辞，就让他接待宾客，应对诸侯，那么凡是朝聘往来，不至于失礼，而没有引发祸端的事情。比如祝鮀熟悉礼仪，就让他专门管理宗庙，料理祭祀，那么凡是祭祀之事精细严谨，神人都喜悦，从而得到维系人心的根本。比如王孙贾擅长军事，就让他担任将帅，训练士兵，那么凡是防守预备，临事没有忧患，而免除敌国窥伺的担忧。假如这几个人不能各自发挥他们的才能，这几件事不能各自合乎道理，又怎么能保住这个君位呢？只要有人才……”

译如果拥有人才却不加以任用，那就和没有人才一样；任用了人才却抛弃他们的长处，苛求他们的短处，那就和没有任用一样。如今选拔任用官员得当，相互配合成就美好，怎么会失去适宜的状态呢？晋灵公虽然昏庸，但若能知人善任，尚且可以保全国家，何况是有道的君主得到天下的贤才并善于任用他们，难道还会有不享受太平盛世、不乐享万年安康的情况吗？

译孔子说：“说话不惭愧，那做起来就难了。”

这一章书是孔子激励人们勇于实践。孔子说：“士人君子在世间施展抱负，必须有一种深沉含蓄的气度，才能实心实意地谋划事情，不至于仅仅为了夸耀众人、博取听闻而自我矜夸。”大凡人的言语，最容易出口；努力践行，最难。然而能够践行诺言的，只有这种羞愧之心可以自我激励。既然知道羞愧，唯恐名声与事实不符，就能勇于努力践行。如果一味夸张，全然不知羞耻，这是不自我揣度自己能否做到。话已经说出口，却想要去践行，大概也很难了。所以在话未说出口时，应当先勉力去做。努力去做之后，还必须践行所说的话，不然就高自标榜，徒然说欺骗人的话，那做起来不也很难吗？孔子不是想让人闭口不言，正是想让人竭力有所作为，所以用愧悔之心激发他们勇于实践的气概。古人说“话不说出口，是因为以自己做不到为耻”，就是这个意思。

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上朝，向鲁哀公报告说：“陈恒杀了他的君主，请出兵讨伐他。”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那三位大夫报告说不可。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

这一章书，显示孔子通过讨伐罪人来端正君臣之义。陈成子，齐国的大夫，名恒，杀了他的君主简公。孔子曾经担任鲁国的司寇，当时已经退休在家，听到这个消息，郑重其事，斋戒沐浴，然后上朝拜见鲁哀公说：“君臣是人伦的大节，弑君叛逆实在为天理所不容。陈恒不守道义，向上杀了他的君主，请出兵讨伐他。”当时鲁国有三家臣子专权擅政，哀公不能自主，对孔子说：“可以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即三家的孟孙、叔孙、季孙。孔子退下后说：“弑君的贼人，按法律应当诛杀，我虽然退休，道义上难以沉默。君主却不自己命令那三位大夫，却让我去告诉他们？”感叹之意，实在有不能出口的话，于是奉君主之命去告诉三位大夫，他们认为不可。孔子说：“齐国有弑君的臣子，鲁国有讨伐罪人的道义，君臣大伦关系重大，我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这也是我尽我的心罢了。”大概鲁国的三家，就像齐国的陈恒一样。孔子告诉哀公，固然知道哀公不能自主；孔子告诉三位大夫，也知道他们必定不会听从。起初，不过是坦诚陈述；接着，不过是奉命前往；最终也只是寄托于空谈，而不能见于实际行动。然而虽然没有诛杀不忠之臣的身体，已经诛杀了他们不忠之心。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害怕了。”

子路问侍奉君子应当如何，孔子说：“不要欺骗他，而要敢于触犯他。”

这一章书，是孔子教导子路纯臣之道。子路问臣子侍奉君主，应当如何？孔子说：“侍奉君主之道，没有别的，只有真诚和正直罢了。而想要实行正直，必须先竭尽真诚。大凡进言出力，务必使心意恳切周到，对内可以问心无愧，对外可以让人信服，不要用欺诈，用权术，而其中有所欺骗。从此向上有圣明的君主，向下没有烦劳匡救的事情，岂不是很大的幸运吗？然而如果君主不能没有过错，那么就本着不欺骗的这一念头，不谄媚阿谀，不畏缩回避，坦率地尽言劝谏，引导他走向正道，而堵塞他违背良心的行为，即使触怒君主，也不顾惜。侍奉君主之道，尽在于此了。如果不能做到不欺骗却想要触犯，那么触犯是由于矫饰；既能不欺骗却不触犯，那么欺骗在于周全。这两者实际上相互依赖也相互成就。孔子难道只是告诉子路吗？正是以此确立万世侍奉君主的最高准则。”

孔子说：“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

这一章书，是孔子论述君子和小人心术的不同。孔子说：“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小人之所以为小人，起初只争一念之间的公私，而后来就各自达到极致，有很大差别。大概天理本来崇高光明，君子凡事必定遵循天理，而不夹杂人欲的私心，因此志气清明，知识日益求精，行为日益完备，势必要成为贤人圣人，不停止，他们在崇高光明的道路上阅历，而越积累越向上，这就是向上通达。人欲本来污浊低下，小人凡事必定顺从人欲，而不顾念天理的公义，因此志气昏昧，天良日益受损，邪行日益增多，势必要成为狂人愚人，不停止，他们沉溺于污浊低下的道路，而越流越向下，这就是向下通达。人只有一颗心，心进入正道就向上通达，心进入邪道就向下通达，人品的不同，只看这一点，所以修养心性的功夫，确实不可不严。”

孔子说：“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自己，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别人。”

这一章书，是孔子论述学者用心的不同。孔子说：“古今同样的道，也就是同样的学问，而学者的心却各有区别。古代的学者，专门致力于向内求索，推究知识以穷尽道理的根源，努力践行以蓄积德行的实质，所勉力做的都是真实切近的功夫，未能有所得于自己，不停止；既然有所得于自己，尤其不停止。这种心只有为了自己的人如此。现在的学者，专门致力于向外求索，不必知道到极致，而只期望足以显示他的知识；不必践行到尽善，而只期望足以显示他的行为，所崇尚的都是修饰名誉的事情，只要能够邀取别人的知晓

译没有不做的；即使不能借此求得他人的了解，也没有不做的。这种心态，只有那些只为他人而做的人才会如此。大概那些为了自身修养而做的人，最终必然能惠及他人，因为本体完备了，功用也就齐备了；而那些只为他人而做的人，终究不能在自身有所收获，因为追逐末节必然丧失根本。难道是古人与今人不能相提并论，他们用心不同，所得的效果也就相反吗？这正是孔子深深勉励求学者的原因啊！」

译蘧伯玉派使者去拜访孔子，孔子让使者坐下并询问他，说：“您的主人最近在做什么？”使者回答说：“我的主人想要减少自己的过错，但还未能做到。”使者告辞出去后，孔子感叹道：“好一位使者啊，好一位使者啊！”这一章书表明，圣贤之间的契合，不在于交往的表象，而在于求学的本心。从前卫国有一位贤大夫叫蘧瑗，字伯玉，孔子到卫国时，曾住在他家里，后来孔子返回鲁国，伯玉派人来问候孔子，孔子敬重他的主人，连带也敬重他的使者，让他坐下并问道：“修身进德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您主人今天的作为，应当不同于往日了。不知道您主人最近在做什么？”使者回答说：“普通人谁能没有过错呢？可贵的是能够反省克制并加以治理罢了。”我的主人战战兢兢、警惕勉励，在这件事上不曾有一天敢松懈，一个念头失误必定谨慎，一件事做错必定纠正，确实是想要减少过错罢了。然而人的私欲难以完全消除，天理难以完全恢复，虽然每天力求减少过错，却常常觉得还没有做到。想要减少过错，就不会自以为没有过错，因而克制治理更加严格；想要减少过错却未能做到，就不会自以为有能力，因而功夫修养更加细密。不是伯玉的贤德，不能有这样的用心；不是使者的贤德，不能知道伯玉有这样的用心。因此孔子在使者出去后，深深赞叹说：“这真可以说是好使者啊，这真可以说是好使者啊！”这是为了更加称颂伯玉。因为圣贤的为己之学，原本就没有可以自满的时候，减少过错未能做到，正是伯玉每天勉励自己而不能停止的心志。孔子一向深信伯玉，就是基于这一点。使者能够委婉地传达出来，所以孔子不禁对使者再三称赞。那么圣贤之间的契合，无非是学问的真实，哪里还像世俗往来的末节呢？

曾子说：君子思虑不超出自己的本分。

这一章书是曾子阐述《艮卦》的象辞来开示人们。曾子说：“凡是人心所运用的叫做思，身体所处的叫做位。思虑安守在本分上，是天理之公；思虑如果超越了本分，是人欲之私。”因此君子就在自己当前所处的地位上，探求日常践行的道理。如果是君臣关系，就思虑仁爱与恭敬；如果是父子关系，就思虑慈爱与孝顺；如果是兄弟关系，就思虑友爱与恭敬；在容貌、言语、视听方面，就思虑严肃、治理、明哲、谋略。君子的心，只是安于所遇到的情况如此。因为《艮卦》意味着停止。君子观察《艮卦》停止的意象，就知道万物各有其本分，所以思虑也停止在本分上。世上那些心神不定、往来奔波，被邪妄纠缠扰乱而不能自制的人，大概是不明白谨慎思虑的意义罢了。所以宋代儒者程子说：“人心不可有所牵系。”又说：“心要在腔子里。”这正是用来教导人们谨慎运用思虑，善用内心，以保全这虚灵不昧的本体罢了。至于佛道二家的学说，不是驰骋于虚幻妄念而沉溺于有，就是沦入空寂而堕入无，哪里是圣贤操持存养的正道呢！心学的不明，真是圣贤所忧虑的啊。

孔子说：君子以言语超过行动为耻。

这一章书表明君子贬斥浮华、崇尚务实的心志。孔子说：“言语容易放纵，就应当以此为耻；行动难以穷尽，就应当超过言语。如果不害怕言语胜过行动，而喜好浮夸；不追求行动胜过言语，而在实践上懈怠，这样言语多而行动少，想要有所成就，就难了。”只有君子心存于谨慎言语，以言语为耻，而不让言语有余；心存于敏捷行动，在行动中必定超过言语，而不让行动不足。又哪里还担心言语不一天天减少，而行动不一天天积累呢？这就是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的原因吧。因为言语和行动原本就是相互关联而显现的，开始时收敛言语而行动更加笃实，最终行动达到极致而言语自然跟随。人能以君子的心为心，那么行动就可以推行，言语也就没有不可宣扬的了。虞舜朝廷的奏对，以言语必定明白为准则；考察功绩，孔子听取言语必定观察行动，就是这个意思吧。

孔子说：“君子所遵循的道有三项，我都没有做到。仁德的人不忧愁，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畏惧。”子贡说：“这是夫子在说自己啊。”

这一章书表明圣人的道越高尚而内心越谦抑。孔子说：道的本体无穷无尽，不亲身经历就不知道；它的事情有难以穷尽的地方。君子所遵循的道有三项，而我却没有做到。这三项是什么呢？一项在于仁。仁德的人天理占胜而私欲完全去除，凡是穷困通达、得失荣辱，都不能动摇他的心，不是没有可忧愁的事，而是他不忧愁。一项在于智慧。智慧的人见识占胜而事理能辨析清楚，凡是非黑白、邪正善恶，都不能蒙蔽他的心，不是没有可迷惑的事，而是他不迷惑。一项在于勇敢。勇敢的人气势占胜而刚直常伸，即使担当大任，奔赴大难，都不能屈服他的心，不是没有可畏惧的事，而是他不畏惧。不忧愁、不迷惑、不畏惧，君子知道仁、智、勇的道就是这样。而我都没有做到，怎么敢不自我勉励呢？究其根本，道达到极致，那么有能力的人就越忘记自己的能力。这时子贡说：这只是夫子自我谦虚罢了。以我看来，夫子在仁、智、勇的道方面，哪里真有做不到的呢？因为道达到圣人境界而自我看待更加谦抑，学问达到贤者境界而所见非常亲切。学习成为君子的人，只有常存这种谦抑不足的心，那么对于道，也就差不多了。

子贡评论别人。孔子说：“赐啊，你难道很贤德吗？我没有空闲去评论别人。”

这一章书表明学者应当以自我修养为先。子贡平时比较人物，衡量他们的长短，不能说这不是探究事理的事情。然而专门致力于这件事，那么心就会驰骋于外，而疏于内在修养了。所以夫子委婉地警示他说

译孔子说：“子贡啊，你能够评价他人，大概也是贤德吧？”大概只有自我修养有余力，然后才能有空闲顾及他人罢了。如果以我自己来审视，正担心义理无穷无尽，虽然每天勤勉不懈，却仍有未能达到的地方，又哪有空闲去衡量他人呢？大凡人们做学问，终身没有可以停止的时候，也就是终身没有空闲的时候。凭借孔子那样的圣人，尚且说自己没有空闲，那么凡是有志于做学问的人，谁会有空闲的时候呢？由此可知，学问达到圣人的境界，他的功夫反而更加专一，那些希望成为圣人的人可以以此自勉了。

译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无能。”

这一章书是孔子论述做学问的人应当反省自身以修养自己。孔子说：凡人往往急于求取他人的认可而怠于求取自身的完善，常担忧名声不显赫，而不担忧道德学业没有成就。不知道了解与否取决于他人，不是自己能主宰的，别人不了解，不值得担忧。至于学习却不能穷尽其中的道理，践行却不能落实其中的实质，自己见解所及之处，反求诸心而不能自信，这才是应当担忧的。大概了解与否取决于他人，与自己有什么关系？能与不能取决于自己，与他人有什么关系？孔子说：避世隐居不被了解也不后悔。《易经》说：避世隐居没有烦闷，不被认可也没有烦闷。圣贤真切地为了完善自我而求学，本来就是这样。那些急切追求显达的人，重视外在而轻视内在，他们的作为也可以大致看出来了。

孔子说：“不预先猜疑别人欺诈，不凭空揣测别人不诚实，然而又能事先察觉，这样的人是贤人吧？”

这一章书是孔子告诫人们不要用察探作为明智。孔子说：“别人对自己，还没有见到他欺骗自己的事情，就预设一个念头去迎接他，这叫预先猜疑欺诈；还没有见到他怀疑自己的心意，就预设一个念头去揣度他，这叫凭空揣测不诚实。有个人在这里，他存心端正，待人接物真诚。对于凡是欺诈的人，不预先料想他欺诈；对于不诚实的人，不凭空揣度他不诚实。然而如果不预先猜疑、不凭空揣测却受到别人的欺诈和不诚实，以致落入别人的奸计，那就不是真正能鉴察事物而事物没有隐藏情状的人了。但他看待欺诈和不诚实，没有不能洞察其隐情的，不需要推测的方法，自有洞彻鉴察的见识，这也确实是能事先察觉的人，如果不是心体清明而烛照事理精微，义理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能不说是贤人吗？”大概不诚源于不明，不明源于不诚，诚自然无所不明。然而如果没有诚意正心、格物致知的功夫，又怎能本体光莹，先知先觉到如此地步呢？所以说：“至诚如神。”又说：“圣人斋戒以显明其德行。”大概万事同一理，万人同一心，表里始终，自然贯通，难道是术士射覆、恍惚揣摩的说法吗？

微生亩对孔子说：“仲丘为什么这样奔波忙碌呢？莫非是为了卖弄口才吗？”孔子说：“我不敢卖弄口才，只是痛恨固执不通的人。”

这一章书，显示圣人以道改变天下人的心。从前孔子想要推行他的道，周游列国，当时隐士中有个姓微生名亩的人，对孔子说：“出仕或隐居各有其时，别人不了解我，也就听之任之罢了。仲丘在列国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奔波忙碌，依恋不舍呢？世上有心求取宠幸的人，往往专事口齿伶俐，以希望遇到机会，现在莫非是习以为便佞而取悦于人吗？”孔子说：“君子立身正己，期望符合道义，必定要用便佞作为逢迎时势的计策，仲丘怎敢独自这样做？坚守拘泥固执的见解，以隐遁为高尚，而决意忘却世事，这是固执不通，是我深深痛恨的。怎么忍心将这个世界置之度外呢？”大概凡事以中道为归宿，便佞用来取悦他人，与固执用来坚守自我，都不是中道。如果都像微生亩那样，虽然不至于便佞，却未免固执，天下又哪里能依赖有圣人呢？

孔子说：“良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而称赞它的品德。”

这一章书，是孔子崇尚德行的论述。人们看重君子，是因为才能；而称赞君子，是因为德行。就像马成为良马，是因为力气；而称赞良马，是因为德行。所以孔子说：“马而以良马命名，也知道它得名由来的缘故吗？”良马能够承受重任而到达远方，那么力气哪里可以缺少呢。然而如果仅有其力气，却难以控制驾驭，更不免踢咬，这是没有德行。哪里配称为良马呢？所以称赞良马，不称赞它有奔驰的力气，而称赞它有驯良的德行。仅仅是一匹良马，而重在德行，就像这样。天下必然依赖德行的，难道只是一匹良马吗？大概君子的才能与德行，原本缺一不可，而德行尤为重要。有德行没有才能，不如没有德行有才能；没有才能不如没有德行。没有才能，德行不能成为德行；没有德行，才能不能成为才能。所以元凯不失才子的名声，而共兜不在俊才的行列。在分合轻重之间，用人者不可不审慎。

有人说：“用恩德来回报怨恨，怎么样？”孔子说：“用什么来回报恩德呢？用公正来回报怨恨，用恩德来回报恩德。”

这一章书，是孔子论述报答施予的道理。有人问孔子说：“人情仇怨相寻，哪里会有尽头呢？如果能在别人怨恨我的时候，竟然忘记怨恨，而用恩德回报，不也是忠厚的道理吗？”夫子认为怎么样？孔子说：“略去怨恨而用恩德回报，不是不厚道。但是对我所怨恨的人，既然用恩德回报了，那么对我有恩德的人，又将用什么来回报呢？似乎再也没有可以回报恩德的了。有怨恨有恩德，是人情所不能忘记的，而用来报答的方式，自然各有其道。必须对于我所怨恨的人，去掉平日的怨恨，而只用公正来对待。应当报答就报答，不过分责备；不应当报答就不报答，不逞泄忿怒。完全符合道理的自然，而不让私意行于其间，这就是虽然说是报答怨恨，却未曾损害其公正。至于对我有恩德的人，则必定用恩德回报。他施予我的固然厚重，而我给予他的也不轻。这报

译道德的原则本来就是这样，难道可以随意用恩德来回报怨恨吗？大概凡事在于不偏离中道，有人矫枉过正，圣人则秉持事理的公正。一定要像孔子所说的那样，然后以德报怨、以怨报怨，才能各自得到恰当的处理，而没有过分或不足的偏差了。

译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从学习日常的人伦物理入手，进而通达天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这一章是孔子以内心的体悟来启发子贡。孔子的道德高深厚重，他在用心用力之处，原本就不求别人了解，而别人也确实不容易了解他，所以他感叹说：“现在的人大概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问道：“以老师的圣德，应该没有不了解您的人，为什么人们都不了解您呢？”孔子说：“想要别人了解自己，必须先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然后才能被别人了解。像我这样的作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呢？困顿与通达取决于天，被任用或被舍弃取决于人。我无不顺从地接受：遭遇时运困顿而得不到天的眷顾，就反省自己而不怨恨天；遇到时运被舍弃而得不到人的任用，就反省自己而不责怪人。只知道勤勉于天理的日常，致力于人事的近处，凡是应当知道的，一定追求没有不知道的；凡是应当做的，一定追求没有不做的。只是每天从事于基础的学习罢了，于是积累既深，自然知识日益精微而行为日益进步，逐渐通达于高深的道理。起初哪里曾与别人有很不同的地方呢？只是心存于修养自身，仰起头来对天无愧，或许上天在茫茫之中能了解我罢了。人们之所以不了解我，正是在这里。”因为子贡平时向外求取知识，不曾从心体切实用功，孔子所以用这些话来启发他心悟的学问。学者如果真能反省自身修养自己，循序渐进，那么自然有与天相合的根源，即使别人不了解自己，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

公伯寮向季孙诽谤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事告诉孔子说：“季孙已经被公伯寮迷惑了，我的力量还足以把公伯寮杀了，把他的尸体陈列在街市上示众。”孔子说：“道将要实行，这是命；道将要废弃，这也是命。公伯寮能把命怎么样呢？”

这一章是让人应当安于命运而不必责怪别人。从前子路在鲁国做官，担任季氏的家宰。鲁国有个叫公伯寮的人，向季孙进谗言诽谤子路。季孙听信了谗言而怀疑子路。鲁国大夫子服景伯怀着不平之心，把这事告诉孔子说：“季孙对于子路，本来就要因为公伯寮的诽谤而产生疑惑了。谗邪怎么可以听信？那危害正道，凭我的力量，还足以诛杀公伯寮，把他的尸体陈列在街市上，以正他的罪行而明他的诬陷。”孔子听后开导他说：“君子难道不想在天下推行他的道吗？但是道或者实行或者废弃，没有不是由天决定的。如果是道将要实行，那么行动就与世道相合，这是命运的通达。如果是道将要废弃，那么行动就与世道相违，这是命运的困顿。实行与废弃都由于命运，那么今天难道不是命运吗？如果命运让道实行，公伯寮一定不能使它废弃。因为公伯寮而废弃的，就是命运应当废弃的。公伯寮能把命运怎么样呢？您就听任它吧。”仔细体会孔子的话，可见君子进退关乎天意，所有的得失毁誉都应当置之度外。只是孔子平时不轻易谈命，而在弥子瑕的事上却说：“有命。”在公伯寮的事上却说：“命也。”大概是不想把道实行或废弃的权力归于进谗谄媚之人罢了。

孔子说：“贤人逃避乱世，次一等的逃避地方，再次一等的逃避脸色，再次一等的逃避言语。”

这一章是孔子感叹世道衰微。孔子说：“天生贤人，本来是为了世道所用，而贤人也没有不想在天下推行他的道的，难道乐于逃避吗？无奈时局不可为，就不得不洁身引退，通过逃避来保全自身。大抵时运遭遇不同，所以逃避的原因也各异：有的看到举世无道，就隐居不做官，终身逃避不出来；次一等的看到此地无道，就逃避到别的国家去；再次一等的看到君主的礼貌已经衰败就逃避脸色；再次一等的与君主议论不合就逃避言语。这些都是因为时势当然如此而这样做的。逃避，难道是贤人的本心吗？”《易经》说：“天地闭塞，贤人隐居逃避。”大概是有大的不得已之处。孔子在春秋时期，车辙几乎走遍天下，而道终究不能实行，适宜在海滨老死。然而逃避地方、逃避脸色、逃避言语，而终究不曾逃避乱世，大概圣人对世道，本来有不能漠视的地方罢了。

孔子说：“作者七人矣。”

这一章是孔子忧时的意思。孔子说：“君子的出仕与隐居，看时势而定。时势兴盛，那么在野的人常常聚集而升迁到朝廷；时势衰微，那么在朝的人常常散去而回归田野。”我看现在那些出仕后隐居离去的人，大概已经有七个人了。这七个人，难道是没有用世的心思吗？为什么高蹈远举像这样不少呢？国家用人，只看贤能罢了。所以曾经得到一两个贤士，就足以成就天下的治理。举出七个人而都隐居，那么世道的下降就可以知道了。因此有国家的人，能使贤士在朝廷效忠，而不致荒废遁世于田野，那么接近大治就不难了。

子路在石门住宿，守门的说：“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守门的说：“是那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吗？”

这一章是表明圣人看待天下没有不可为的时候。从前子路跟随孔子游学，偶然在石门地方住宿，当时有贤人隐居在下位而掌管早晨开门，问道：“你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守门的说：“君子看时势而动，可以就为，不可为就停止。

译那孔氏，既然知道时局已无法作为，就藏身避世罢了，却仍然周游列国不知疲倦，不曾有一天对天下苍生放下情怀，这难道不是明知不可为却一定要勉强去做的吗？您跟随他，真是辛苦极了。大抵贤人看待天下，认为有不可作为的时候，才力是有定数的；圣人看待天下，认为没有不可作为的时候，他的道是没有不可行的。晨门贤德却隐退在守门人的岗位上，知道世道不可为便就此止步，却不知道道没有不可行且不容自己停歇，于是用这话来讥讽孔子。圣贤之间的差距，难道不是非常遥远吗？

译子击磬于衞。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掲。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子击磬于卫。有背着草器经过孔子门的人说：「击磬的人有心事啊！」随后又说：「鄙陋啊，那磬声硁硁作响！没有人了解自己，就此算了吧。」水深就穿着衣服涉水，水浅就提起衣服涉水。孔子说：「这人决绝啊，没有什么可责难的了！」

此一章书，是圣人不忘天下之心也。昔孔子思以道济天下，故周流四方，时而在衞，偶然击磬，其忧世之心已寓于磬矣。适有隐士荷草器而过孔氏之门者，闻磬声而知之，曰：「有心于世哉，斯人之击磬乎？」盖人心之感，往往托之乐音，隠士乃贤者，自能审音而喻其微也。既而讥之曰：「何其鄙哉！识之不达，而硁硁然坚确以守乎？君子进退各因乎时，世莫己知则道与时违，斯洁身引去而已矣。」凡徒步涉水者，见水之深则衣下体之衣而涉之，见水之浅则摄上体之衣而涉之，当厉而厉，当掲而掲，诚知深浅之宜也。用世者乃不自度量，人不己知而不止，毋乃不如涉水者之随遇而能通乎？孔子闻其言而叹曰：「斯人之言，其果于忘世哉！」君子欲行其道于天下，无非为救时之计也。若但独善其身，置天下于度外，则亦无所难矣，而谓我能已乎？天下虽当不可为治之时，而圣人不忍聴其不治，盖圣人与天地合徳，视万物为一体，天地之生物，无不欲物之遂其生也。苟视斯民之饥寒沉溺而不急于遂其生，则非天地生物之心，即非圣人之心矣。故圣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万物。彼荷蒉者，何足以知之？

这一章书，是圣人不忘天下的心意。从前孔子想以道济助天下，所以周游四方，当时在卫，偶然击磬，他忧世的心意已经寄托在磬声中。恰好有隐士背着草器经过孔子门，听到磬声而知道，说：「有心于世啊，这人的击磬！」大概人心的感慨，往往寄托在乐音中，隐士是贤者，自然能审察音律而明白其微妙。随后讥讽说：「多么鄙陋啊！见识不通达，却硁硁然坚确地固守吗？君子进退各因时势，世人不了解自己，道与时势相违，就洁身引退罢了。」凡是徒步涉水的人，见水深就穿着下衣涉水，见水浅就提起上衣涉水，该穿着衣服就穿着，该提起就提起，确实知道深浅的适宜。用世的人却不自我衡量，人不了解自己却不罢休，难道不如涉水的人随遇而通吗？孔子听到他的话而叹息说：「这人的话，真是决绝于忘世啊！」君子想行其道于天下，无非是为了救时的计策。如果只独善其身，把天下置之度外，那也就没有什么难的了，但能说我能停止吗？天下虽然处于不可治理的时候，但圣人不忍心听任其不治，因为圣人与天地合德，视万物为一体，天地化生万物，无不希望万物能遂其生。如果看百姓饥寒沉溺而不急于遂其生，那就不是天地化生万物的心，也不是圣人的心了。所以圣人的心不能一日忘记天下，也如天地的心不能一日忘记万物。那背草器的人，哪里足以知道呢？

子张曰：「书」云：「髙宗谅隂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髙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已以聴于冡宰，三年。」此一章，「书」见古人居丧，既不废礼，复不废政也。谅隂，天子居丧之名。子张问于孔子曰：「商「书」说命篇有云：商王髙宗武丁，当商王小乙薨，居丧于谅隂三年，不亲政事，不发语言。夫人君三年不言，则臣下安所禀令乎？「书」所云何谓也？」孔子曰：「父母之丧，不分贵贱，三年不言。何必髙宗为然？古之为君者，无不皆然。礼，君薨，嗣君居庐守丧，庶务难以亲理，而又不容坐废。百官各总摄己职，以聴命于冡宰。如是者三年，既有冡宰以为君裁决事几，则辅相得人，命令可守。嗣君虽不言，何忧国之生乱哉？大凡人君以孝治天下者也。诚如古居丧之礼，则百官尽臣道以成相道，而嗣君亦得委君道以伸子道矣。后世贤如汉文，而犹有短丧之举，其遗讥史册，不亦宜乎？」

子张说：《书》说：「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何必高宗？古人都这样。国君去世，百官总领自己的职责以听命于冢宰，三年。」这一章，《书》显示古人居丧，既不废礼，又不废政。谅阴，是天子居丧的名称。子张问孔子说：「商《书》说命篇有说：商王高宗武丁，当商王小乙去世，居丧于谅阴三年，不亲政事，不发语言。国君三年不言，那么臣下哪里禀令呢？《书》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之丧，不分贵贱，三年不言。何必高宗这样？古时的国君，无不都这样。礼，国君去世，嗣君居庐守丧，庶务难以亲理，而又不容坐废。百官各总领自己的职责，以听命于冢宰。像这样三年，既有冢宰为国君裁决事机，那么辅相得人，命令可守。嗣君虽然不言，何忧国家生乱呢？大凡人君以孝治天下。如果真如古居丧之礼，那么百官尽臣道以成相道，而嗣君也能委君道以伸子道了。后世贤如汉文帝，却还有短丧之举，他遗讥史册，不也适宜吗？」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此一章书是言为国当以礼也。孔子曰：「居上者常患民之难使，然民之难使，由于不知礼耳。诚使上之于礼，心诚好之，脩之于身，而视聴言动之必谨，达之于政，而教训号令之咸当。如此则礼义以明，等威以辨，为民者莫不安分循理，不待我之驱逼而自乐于使令矣。」此所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者也。然必为上之人真心实意以好之，而后可。不然，则因循仪节，不过虚文，未足以化民而成俗也。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那么百姓就容易驱使。

这一章书是说治国应当以礼。孔子说：「居上位的人常担心百姓难以驱使，但百姓难以驱使，是由于不知礼。如果上位的人对于礼，真心喜好，修养于自身，而视听言动必定谨慎，达于政事，而教训号令都恰当。这样那么礼义就明了，等级威严就分辨，为百姓的人无不守分循理，不待我的驱逼而自乐于使令了。」这就是所谓「安上治民，没有比礼更好的」了。但必须上位的人真心实意地喜好，然后可以。不然，就因循仪节，不过是虚文，不足以化民而成俗。

子路问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此一章书是言脩己治人之要也。子路问为君子之道当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者，以敬脩其身而已。盖无事则収敛身心，使天理常存；有事则防检言行，使人欲不作。如此则身脩而徳成矣，岂不可为君子乎？」子路又问：「君子之道甚大，岂但如此而已乎？」孔子曰：「敬者，人己合一之理。诚能脩己以敬，则此感而彼通，可以推之而安人矣。」又问：「君子之道甚大，岂但如此而已乎？」孔子曰：「敬者，天下为公之理。诚能脩己以敬，则正己而物正，可以推之而安百姓矣。夫脩己以安百姓，其学问至精，其功用至大。虽尧舜之圣，其心犹歉然不敢自以为足也。而谓未足以尽君子乎？盖敬为脩己治人之要，而亦学问彻始彻终之道。千圣相传，不外乎此。近而公私邪正，逺而废兴存亡，皆于一念敬肆之防决之。君天下者，诚不可以不审也。」

子路问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以恭敬。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以安人。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以安百姓。修养自己以安百姓，尧舜还担心做不到呢。

这一章书是说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要点。子路问为君子之道应当如何？孔子说：「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以恭敬修养自身罢了。大概无事则收敛身心，使天理常存；有事则防范检点言行，使人欲不作。这样那么身修而德成了，难道不可以为君子吗？」子路又问：「君子之道很大，难道只是这样罢了？」孔子说：「敬，是人己合一的道理。真能修养自己以敬，那么此感而彼通，可以推之而安人了。」又问：「君子之道很大，难道只是这样罢了？」孔子说：「敬，是天下为公的道理。真能修养自己以敬，那么正己而物正，可以推之而安百姓了。修养自己以安百姓，其学问至精，其功用至大。虽尧舜之圣，其心还歉然不敢自以为足。而说不足以尽君子吗？大概敬是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要点，也是学问彻始彻终的道理。千圣相传，不外乎此。近而公私邪正，远而废兴存亡，都于一念敬肆的界限决定。君天下的人，确实不可以不审慎。」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

译长寿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老了还不死，这就是害人精。”用拐杖敲他的腿。

译这一章书，是圣人厌恶人无礼。原壤是孔子的老朋友，向来放荡，不受礼法约束，曾经蹲踞着等待孔子。孔子责备他说：“你从幼小的时候，就不懂得谦逊顺从的道理；等到长大了，也没有一件善事可以称述。现在又老了还不死，徒然足以伤风败俗，成为百姓的祸害罢了。”于是用所拄的拐杖，轻轻敲击他的小腿，大概是让他不要蹲踞。圣人对于败坏礼教的人，深深地厌恶并严厉地责备，这也是维持世间教化的一方面。

阙党的童子来传达命令，有人问孔子说：“这是追求长进的人吗？”孔子说：“我看见他坐在成人的位子上，又看见他与长辈并肩而行。这不是追求长进的人，而是急于求成的人。”这一章书，是圣人教导小辈的方法。从前阙党中有个童子来向孔子求学，孔子让他接待宾客，传达往来的命令。有人问说：“这个童子大概是学业有长进，所以夫子让他传达命令，来宠爱并优待他吗？”孔子说：“童子的礼节，应当坐在角落跟随行走。我看见这个童子，曾经坐在长者的位子上，又看见他曾经与长辈并肩而行。身为童子却不守礼安分到这种地步，那么就不是能追求长进的人，只是超越等级、跨越节次而想迅速进入成人行列罢了。所以我让他传达宾客的命令，观察少长之间的次序，以此来裁制抑制他，而不是用来宠爱优待他。”大抵圣人门下的教化，固然重视勤勉探求，尤其忌讳超越等级，求学的人应当知道该从事什么了。

衞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阵之事。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的事情，我曾经听说过；军队作战的事情，我没有学过。”第二天就离开了衞国，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病了，不能起来。子路生气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固然会穷困，小人一穷困就会胡作非为了。”

这一章书，显示圣人不贬低道义来苟且容身，不因穷困而丧失志向。从前孔子在衞国，衞灵公用战阵的方法问孔子。孔子回答说：“我从小学习礼仪，对于陈设俎豆的事情，曾经听过它的说法。至于军队作战的事情，本来就没有学过。”凭着孔子的圣明，文事武备，应该没有什么不知道的。大概因为衞灵公不留心于治国的道理，而急切地拿兵戎之事来问，那么他不足以共图大业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孔子不回答，第二天就离开了。这是圣人预见祸患而行动。离开衞国到了陈国，在陈国时，粮食断绝，跟随的人都饥饿生病，不能起来。子路生气，来见孔子说：“君子的人，也有时穷困到这种地步吗？”孔子说：“穷困通达、得失，取决于遭遇。君子大概也有穷困的时候，但君子能以义命自我安慰，而坚定地安守穷困；小人一遇到困穷，就不能坚忍顺受，而无所不为了。”这是圣人处于困境而通达的道理。孔子是大圣人，当时的君主既不能实行他的道，又不能以礼接待他，致使他离开衞国，在陈国受困，遭遇的穷困如此，那么春秋时代的世运还可以问吗？

孔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多学而记住的吗？”子贡回答说：“是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用一个根本的道理来贯穿它们。”

这一章书，说求学贵在知道要领。子贡的学问广博而且能记住，但对于道的本源还没有领悟，所以孔子呼唤他问他说：“赐啊，你看见我对天下事物的道理无所不知，将以为我是多学而一一记住所以能这样吗？”子贡回答说：“以我看夫子，确实是多学而记住的人，难道别有切要所在而不需要这样做吗？”看子贡从相信到怀疑之间，可见他力学已久，进道有机缘，所以孔子因而告诉他说：“我不是多学而记住的人，大抵天下事物虽然多，它们的道理则是一个，只有明白了道理的本源，自然能穷尽事物的变化。我对天下事物的道理无不周知，只是用一个根本的道理来贯穿它们罢了。”可见学问的道理，以明白事理为要领。而后世的学者大都在记诵辞章上用力，来夸耀多而斗靡，所以用圣人的学问来论就不精纯，用王道来论就没有用处，这都是追逐末节、务求外表而不知道根本实质的过错。所以为学图治，必须在知道根本。

孔子说：“由啊，知道德的人很少啊。”

这一章书，是圣人希望求学的人求得自得。孔子呼唤子路告诉他说：“义理在心中获得的，叫做德。不是真正有这种德的人，不能知道它的意味的真实。”现在知道德的人很少了。那么想要知道德的人，大概只有亲身实行、切实体会，而求得在心中自得吧？

孔子说：“无所作为而治理天下的，大概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呢？只是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而坐罢了。”

这一章书是孔子赞美帝舜治世的盛况。孔子说：“自古君主使天下大治的很多，但都不能无所作为而治理。如果无所作为而天下自己治理的，大概是舜吧？大抵舜继承尧之后，礼乐法度都已经具备，在朝廷的各位大臣如九官十二牧，又都有贤圣的才能来分担责任，所以舜所做的，只是见其遵循而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