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四书解义卷十六

译孔子说：“自古以来，君主保卫国家、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策略有三：一是天时，即通过干支时日占卜吉凶；二是地利，即凭借山川城郭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三是人和，即上下亲近，百姓爱戴。”依我看来，天时只是恰逢其时的防备，地利有可以防备的形势，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过是虚设的形势，人心才是牢固团结的根本。地利又不如人和。凭什么看出天

译天时不如地利。比如有方圆三里的小城，方圆七里的外郭，土地虽然极小，但有时敌人四面围攻，却未能取胜的情况是存在的。既然围攻的时间那么长，难道没有遇到天时旺盛的日子，却最终不能取胜吗？这就说明气数难以完全依赖，而形势才是有根据的。这就是天时不如地利的道理。

怎么看出地利不如人和呢？比如有强大的敌人来攻打我们的城池，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而且城内的兵器甲胄不是不坚固锋利，粮食不是不充足，但是众叛亲离，没有一个百姓愿意效死力，把这四样东西都抛弃而逃离。险要坚固虽然存在，但有谁和您共同守卫呢？既然民心已经涣散，那么地势就没有恒久的险要了。这就是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由此可知，失去了人和，不仅天时没有用，地利也没有用。得到了人和，那么天时有利，人就能乘势而上；地利有利，人就能占据优势。这两者又是成就王业的凭借。况且天时是否有利在于天，地利是否有利在于地，而人和是否和谐却在于我们自己。为什么要舍弃可以必然得到的，反而去追求那些不能必然得到的呢？

所以说：“限制百姓不能依靠疆域的界限，巩固国家不能依靠山川的险阻，威慑天下不能依靠兵器的锋利。”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连亲属都会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他。用天下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属都背叛的国家，所以君子要么不战，一旦作战就必定胜利。

这两段文字极力说明人和的功效，从而表明人心不能没有道义。孟子说：“天时、地利，都不如人和。”那么对于有国家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人心更急迫的呢？所以说：疆域是用来限制百姓的，但限制百姓实际上不在于疆域的界限；山川是用来巩固国家的，但巩固国家实际上不在于山川的险阻；兵器是用来威慑天下的，但威慑天下实际上不在于兵器的锋利。所看重的只是人心的去留罢了。如果真的能得到道义，那么群情爱戴，自然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争先效力，帮助他的人就多了。如果一旦失去道义，那么众志背离，自然上下离心，互不照顾，帮助他的人就少了。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即使是他的亲戚，没有不离心离德、相继背叛的，何况那些疏远的人呢？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即使是天下极其广阔，没有不闻风仰慕道义、欣然顺从的，何况那些亲近的人呢？像这样有时用兵进行攻伐，那就是用天下顺从的君主，去攻打亲戚背叛的国家，不战则已，战则哪有不胜的呢？又哪里需要等待天时地利呢？大抵民心的去留，国家的胜败存亡，就决定于此。孟子的这些话，虽然是针对战国时的君主说的，但实际上是万世拥有天下者的镜鉴。夺取天下固然在于得到人心，守住天下尤其在于得到人心。然而人心不能用美好的言辞来收买，不能用小恩小惠来笼络，确实有得到人心的方法。百姓所喜好的，就为他们喜好；百姓所厌恶的，就为他们厌恶；百姓想要的，就与他们聚集；百姓所厌恶的，不要强加给他们。用人行政，总不出乎这些罢了。

孟子将要朝见齐王，齐王派人来说：“我本想去见您，但得了寒疾，不能吹风。明天我将上朝，不知道能否让您来见我？”孟子回答说：“我也不幸得了病，不能去朝见。”第二天，孟子出门到东郭氏家吊丧。公孙丑说：“昨天以生病为借口推辞，今天却去吊丧，或许不可以吧？”孟子说：“昨天病了，今天好了，为什么不去吊丧呢？”齐王派人来问病情，医生也来了。孟仲子回答说：“昨天有王的命令，（孟子）有打柴的忧虑（指生病），不能去朝见；今天病稍好，急忙去朝见，我不知道他能否到达呢？”孟仲子派几个人在路上拦截孟子说：“请一定不要回家，而去朝见。”

这一章文字，表现了孟子守礼自重的意思，而他的门人弟子都不理解。孟子在齐国，处于宾师的位置，不曾领取俸禄。齐王对待孟子的礼节，与孟子自我对待的礼节，自然与对待臣下不同。一天孟子将要朝见齐王，齐王不知道，派人来说：“我想去见夫子，偶然得了寒疾，不能吹风。明天我将上朝，不知道夫子能否惠然肯来，让我见一面？”齐王不肯去见孟子，派人召见，简直想用对待臣下的礼节来屈尊孟子。孟子不想应召，又不想斥责他的不对，所以权且推辞说：“不幸也有病，不能去朝见。”又恐怕齐王不明白，以为是真的病了。第二天就出门到齐国大夫东郭氏家吊丧。公孙丑怀疑地问：“夫子昨天以生病推辞，今天出门吊丧，恐怕不可以吧？”孟子说：“昨天有病，所以不能去朝见；今天病好了，所以可以出门吊丧，为什么不去呢？”孟子出门吊丧之后，齐王派人问病情，医生来诊视。孟子的弟弟孟仲子凭自己的意思回答说：“昨天王召见夫子，恰逢有病，不能去朝见；今天病稍好，恐怕违背王命，急忙去朝见，不知道是否已经到了呢？”孟仲子既然用这些话回复使者，就派几个人在路上拦截孟子说：“请一定不要回家，而去朝见。”孟子作为宾师，按礼节不能被召见，有难以直言的情况，所以借吊丧这件事，略微显露他的意思，希望齐王听到后，幡然醒悟，后悔召见他的不对。然而公孙丑不理解，孟仲子也不理解，及门弟子尚且如此，何况齐王呢？总之，上级对待下级，与下级侍奉上级，都不能不各自尽到礼节。后世有臣下而没有宾师，君主日益尊贵，臣下日益卑微，臣下能像孟子那样守

译礼制日益衰微，所以必须由君主以礼对待臣下，然后臣下才能以礼对待自己。这正是孔子告诫鲁公所说的：“君主一定要以礼使用臣下，然后臣下才会以忠诚侍奉君主。”

译不得已，便到景丑家投宿。景丑说：“在家有父子关系，在朝有君臣关系，这是人伦中最重要的纲常。父子之间以恩爱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看见齐王对您很恭敬，却没看见您用来恭敬齐王的做法。”孟子说：“呸！这是什么话？齐国人没有用仁义来跟齐王交谈的，难道是因为仁义不好吗？他们心里想的是：‘齐王哪值得跟他谈仁义呢？’像这样，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我如果不遵循尧舜的道理，就不敢在齐王面前陈述，所以齐国人中没有人比我更恭敬齐王了。”

这一段文字，是孟子自述自己恭敬齐王的道理，用来开导齐国的臣子。景丑氏，是齐国的大夫。孟子推辞生病而出门吊丧，正想让齐王知道他不是真的生病。然而孟仲子没有如实回答，却要求他一定去朝见，这就违背了孟子的本意。或许还可以借景丑氏来向齐王传达心意。不得已，便到景丑家投宿。景丑不明白他的意思，责备孟子说：“在家有父子，在朝有君臣，这是人伦的大纲常。父子亲情，以恩爱为主；至于君臣名分严肃，以恭敬为主。我看见齐王对您致敬，却没看见您用来恭敬齐王的做法。”孟子于是开导他说：“呸！你认为我不恭敬齐王，这是什么话？恭敬不在于趋奉承迎的小节，而在于陈述纳谏的大端。现在齐国人不用仁义跟齐王交谈，不是不知道仁义的美好，他们心里认为齐王不值得跟他谈仁义罢了。这确实是最大的不恭敬。所谓仁义，就是尧舜的道理。我平时向齐王进言的，都是尧舜修养自身、治理百姓的道理，一切权谋功利与尧舜之道相违背的，不敢在齐王面前陈述，这是希望齐王成为尧舜，而不希望齐王苟且图治。齐国人哪有像我这样恭敬齐王的呢？怎么能说我不恭敬呢！”

景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礼书上说：‘父亲召唤，应答而不答应；君主命令召唤，不等车马备好就出发，本来就要去朝见。’听到齐王的命令却最终没有去，按理说这与礼制似乎不相符。”孟子说：“难道说的是这个吗？曾子说：‘晋国和楚国的富有，是赶不上的。他们凭借他们的富有，我凭借我的仁德；他们凭借他们的爵位，我凭借我的义理。我有什么不如他们的呢？’难道是不义的话曾子会说吗？这或许是一种道理。天下普遍尊崇的有三样：爵位是一样，年龄是一样，道德是一样。在朝廷上，没有比爵位更尊贵的；在乡里，没有比年龄更尊贵的；辅佐世道、养育百姓，没有比道德更尊贵的。怎么可以拥有其中一样，就轻慢另外两样呢？”

这两段文字，是因为齐国臣子怀疑不去赴召是不对的，而谈论召见者轻慢道德的问题。孟子在齐国处于宾客师长的地位，所以不把趋奉命令当作恭敬，而把陈述善道当作恭敬。景丑不明白，最终用臣子的礼节来责备他说：“不，我说你不恭敬齐王，不是说你不跟齐王谈仁义，而是说你在礼数上有未尽之处。”礼书上说：“做儿子的承父亲召唤，就应答而不答应；做臣子的当君主命令来召，就不等车马备好就出发。”现在你本来就要去朝见，听到齐王命令来召，却最终没有去，按理说这与不等车马备好的礼制似乎不相符。因此认为你不恭敬。孟子开导他说：“我的意思，难道像你所说的这样吗？”曾子曾说：“晋国和楚国大国的富有，是赶不上的。他们凭借他们的富有，我凭借我的仁德来抵挡，并不是仁德比富有更优越；他们凭借他们的爵位，我凭借我的义理来抵挡，并不是义理比爵位更优越。我对于他们还有什么不如呢？”然而这还不够吗？曾子的话是这样，难道是不合乎义理曾子会说吗？这或许有一种道理。大概天下人都认为尊贵的有三样：爵位显赫是一样，年岁高大是一样，道德隆盛是一样。在朝廷上以贵治贱，没有比爵位更尊贵的；在乡里以少事长，没有比年龄更尊贵的；至于辅佐世道而达到安定，率领万民以兴起教化，则没有比道德更尊贵的。所谓道德，就是曾子所说的仁义。对于晋楚的君主没有不如他们的，怎么可以拥有爵位这一样，就轻慢年龄和道德这两样呢？齐王召见我，合适吗？不合适吗？

所以，将要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不被召唤的臣子。想要有所谋划，就亲自前往拜访。他尊重道德、喜爱道义，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值得与他有所作为。所以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臣子待他，所以不劳苦就成就了王业。齐桓公对于管仲，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臣子待他，所以不劳苦就成就了霸业。

这两段文字，是列举古代君臣，来阐明不被召见的道理。孟子说：“我说齐王不应当召见我，难道是自以为尊贵吗？”大概深知人臣以自身辅佐君主的根本，不是仅仅依靠权势地位的人就可以图谋治理的。所以自古以来将要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虚己下士，而有不被召唤的臣子。如果在朝野大事上想要有所商讨，就乘车前往拜访他。为什么古代的臣子，一定要他们的君主如此致敬尽礼呢？确实因为君主尊重他的道德，喜爱他的道义，这样之后求治的志向才迫切，任用贤才的心意才真诚，才可以有所作为。如果不是这样尊重道德、喜爱道义，就不值得与他有所作为。自古以来大有作为的君主，成就王业的没有比商汤更突出的，成就霸业的没有比齐桓公更突出的，而他们那些不被召唤的臣子，就是伊尹和管仲。商汤对于伊尹，能尊重伊尹的道德，喜爱伊尹的道义，向他学习，然后任用他为相并以臣子待他。所以讨伐夏朝、拯救百姓的事情，伊尹亲身承担并与商汤一起完成，于是商汤不劳苦就成就了王业。齐桓公对于管仲，能尊重管仲的道德，喜爱管仲的道义，向他学习，然后任用他为相并以

译臣服于他。因此，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业，是管仲亲身承担并与齐桓公共同完成的，于是他们不费辛劳就成就了霸业。既然如此，那么想要成就王霸大业的人，除了尊崇道德、乐于践行正道，还能从哪里着手呢？

译如今天下各国土地相当，德行相等，没有谁能超越别人。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君主喜欢任用那些听自己教导的人做臣子，而不喜欢任用那些自己需要听从其教导的人做臣子。商汤对于伊尹，齐桓公对于管仲，都不敢召见他们。管仲尚且不可以召见，何况那些德行不如管仲的人呢？

这两节文字是说，当时的君主不足以有所作为，而处于宾师地位的人，是绝对不可以召见的。孟子说：“商汤和齐桓公之所以能成就王霸之业，都是因为尊重道德、乐于求道的缘故。如今天下土地相似，道德教化相等，没有谁能建立非凡功业而超越当时的君主之上，这其中的原因可以知道了。没有别的原因，各国的君主大多凭借富贵骄横待人，而不能谦卑自己礼贤下士。那些奔走顺从、听从我教诲的人，就喜欢任用他们做臣子；那些道德自重、我需要听从其教诲的人，就不喜欢任用他们做臣子。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被召见的臣子，而不能兴起王道、成就霸业，以至于最终没有谁能超越别人的原因。”既然这样，君主对于臣子，怎么能用召见的方式对待他们呢？商汤对于伊尹，齐桓公对于管仲，都是以学生身份向他们学习，而不敢召见他们来相见。之所以不敢召见，是因为他们是不可以召见的。伊尹是元圣，他不可以召见，是理所当然的。至于管仲，只是一个霸主的辅佐者罢了，尚且不可以召见，何况那些道德和道义更不屑于做管仲那样的人呢？这难道不值得怀疑齐王召见孟子而孟子不赴约吗？孟子在齐国，是以宾客的身份，而不是以臣子的身份。齐王只能亲自去见孟子，而不能召见孟子，所以孟子起初推辞说生病，接着借吊丧之名离开，后来又住在景丑家里，反复辩论，无非是为了阐明不可以召见的道理。确实，君主不把崇高富贵看得很重，而以尊重道德、礼贤下士为贤明。

陈臻问道：“前几天在齐国，齐王赠送一百镒兼金，您没有接受；在宋国，赠送七十镒，您接受了；在薛国，赠送五十镒，您也接受了。如果前几天不接受是对的，那么今天接受就是错的；如果今天接受是对的，那么前几天不接受就是错的。老师必定在这两者中占有一端。”孟子说：“都是对的。”

这一章文字，表明君子在推辞和接受馈赠时都合乎情理。陈臻，是孟子的弟子，兼金是指价值加倍于常金的黄金，一镒等于二十四两。陈臻问孟子说：“大凡馈赠相同，那么推辞和接受应该没有不同。前几天老师在齐国，齐王赠送一百镒兼金而不接受；等到在宋国，赠送七十镒而老师接受了；等到在薛国，赠送五十镒而老师又接受了。如果认为前几天不接受齐国的馈赠是对的，那么今天接受宋国、薛国的馈赠就是错的；如果认为今天接受宋国、薛国的馈赠是对的，那么前几天不接受齐国的馈赠就是错的。同样是馈赠，而接受与不接受既然不同，那么对与错就存在其中了。我私下认为老师必定在这两者中占有一端是错的。”孟子说：“推辞和接受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在于审察事理罢了。事理上应当推辞，所以推辞齐国的馈赠而不接受；事理上应当接受，所以接受宋国、薛国的馈赠而不推辞。总之，都不失为是对的。你为什么要以不同为疑惑呢？”

在宋国时，我将要有远行，远行的人必定要有赠礼，宋君说：这是赠礼，我为什么不接受？在薛国时，我有戒备之心，薛君说：听说有戒备之心，所以赠送兵器费用，我为什么不接受？如果在齐国，则没有合适的理由，没有理由而赠送，这是用财物收买我，哪有君子可以用财物收买的呢？

这三节文字，说在齐国、宋国、薛国所处的情况不同，所以推辞和接受各异。孟子说：“我说推辞和接受都是对的，怎么说呢？当在宋国时，我将要有远方之行，凡是交际之礼，远行的人必定要有赠礼，以资助路途的费用。宋君赠送时说：‘赠送我远行的费用’，那么这馈赠是为了远行而设的。我为什么拒绝而不接受？当在薛国时，我恰好有戒备之心，凡是贤者居住在他国，那么国君保护防备并周济他，使他没有意外的祸患。薛君赠送时说：‘听说有戒备之心’，所以当时赠送兵器费用，那么这馈赠又是为了戒备之心而设的。我为什么拒绝而不接受？如果在齐国，则对于远行、戒备之心这些事都没有合适的理由。没有合适的理由而赠送，是用财物来结交我。普通人被利欲所动，不免被财物所收买。有坚守道义的君子，却可以被财物收买吗？既然这样，接受的固然不可以说是错的，而不接受的又怎么可以说是错的呢？”孟子在推辞和接受之间，一无所苟且如此，那么凡是君子立身的大节，大概可以看到了。

孟子到平陆，对那里的长官说：“你的持戈守卫的士兵，一天之内三次脱离队伍，那么你辞退他不辞退？”长官说：“不用等到三次。”然而你脱离职守，也很多了。荒年饥岁，你的百姓老弱辗转死于沟壑，强壮的人流散到四方去的，几乎有几千人了。长官说：“这不是距心所能决定的。”

这一章文字，表明君臣应当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孟子在齐国，恰好前往平陆邑中，见年岁饥荒，百姓多死亡流散，于是对治理邑中的长官孔距心说：“凡事各有职守，假若你的持戈守卫的士兵，在行军作战的时候，一天之内三次脱离队伍，那么按照军法诛杀他不诛杀？”距心说：“脱离队伍的诛杀，是法律所不宽恕的，哪里等到三次？”孟子直接责备他说：“官吏有职守，就像士兵有队伍一样。然而你失职，就像士兵脱离队伍一样，也很多了。朝廷设立官员分治，必定要使百姓得以生存，得以安居乐业，然后才可以向君主报告无罪。如今荒年水旱疾疫交替发生

译荒年时，稻、梁、黍、稷等粮食歉收，你的百姓中老弱病残辗转于沟壑之中死去，壮年人则流散到四方去谋求生计，这样的人不知有几千人。作为百姓的长官不能体恤民众，致使情况到了这种地步，这与荒废职守、失职失责有什么不同呢？”然而距心仍然不明白，反而自我辩解道：“身为百姓的长官，难道不是以深切关怀、体恤百姓疾苦为职责吗？无奈想要充实粮仓的，有想要充实粮仓的人；想要延缓赋税征收的，有想要延缓征收的人，这些事情并非距心所能独自专断决定的，为什么唯独把罪责归咎于距心呢？”

译孟子说：“现在如果有接受别人的牛羊而替他放牧的人，那么一定会为他寻找牧场和饲料。如果寻找牧场和饲料而找不到，那么是把牛羊退还给那人呢？还是站着看着它们死去呢？”孔距心说：“这就是我的罪过了。”

后来孔距心拜见齐王，孟子对齐王说：“大王治理都邑的官员，我知道有五位。其中能认识到自己失职罪过的，只有孔距心一个人。”于是孟子把刚才责备孔距心的话和孔距心自责的话，全都向齐王复述了一遍。齐王说：“这就是我的罪过了。”

这两节文字，见于《孟子》。一句话就能使齐国的君臣都自知其罪。孟子因为孔距心推卸罪责，便进一步责备他说：“你以事情要听命于君主，不能擅自专断，就以此推卸罪责，这难道是受托办事的道理吗？现在假设有接受别人的牛羊而替人放牧的人，那么一定会向那人请求畜牧的地方和喂养的饲料，然后才能亲身承担这件事。如果请求牧场和饲料而得不到，那么是把牛羊退还给那人呢？还是站着看着它们死去，而悍然不顾呢？你替大王治理百姓，也是这样。恐怕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了。”于是孔距心明白地说：“起初不寻求养育百姓的办法，后来不知道以辞职来承担责任，这就是我的罪过了。”

孟子想要警醒齐王，所以后来拜见齐王时说：“凡是人失职而不知道的，比比皆是。大王治理都邑的官员，我平时所认识的有五位。这五人之中，能认识到自己失职罪过的，只有孔距心一个人而已。”于是就把责备孔距心的话和孔距心自责的话，全都向齐王复述，也期望齐王能够觉悟。齐王果然自己承担了罪责说：“君主如果能爱护养育百姓，那么臣下奉行职责就会尽力。现在百姓没有得到应有的管理，官员没有尽到职责，这都是我的罪过。”齐国的君臣听了孟子的话，没有不自知罪过的，本来可以兴行正道、实现治世了。然而最终却不能改正，真是可惜啊。

孟子对蚳鼃说：“你辞去灵丘的职位而请求担任士师，似乎是合理的。因为那样可以进言。现在既然已经几个月了，还不能进言吗？”蚳鼃向齐王进谏而不被采纳，于是辞去臣职离去。齐国人说：“替蚳鼃考虑这样做是好的，至于替自己考虑这样做，我就不知道了。”公都子把这话告诉孟子说：“我听说过：有官职职责的人，不能尽到职责就辞职；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就辞职。我没有官职职责，也没有进言责任，那么我的进退难道不是宽绰从容、绰绰有余吗？”

这一章文字，表明君子进退的快慢，各有其道。蚳鼃，是齐国的大夫；灵丘，是齐国的下等城邑；士师，是掌管刑罚的官员。孟子对蚳鼃说：“人臣处在疏远之地，那么善言难以上传。你辞去灵丘的职位而请求担任士师，实在于理近似。因为作为近臣，可以进谏刑罚的不当。推究这种心意，应该立即有所建议，而不必等待很久。现在在位已经几个月了，对于刑罚的得失，应当也听得很熟了。难道都恰当，而不能进言吗？”蚳鼃被孟子的话激励，于是向齐王进谏，而齐王不能采纳，于是导致他辞去臣职离去。齐国人讥讽孟子说：“该说话时让他说话，该离去时决意离去。替蚳鼃考虑这样做是好的。至于道义既不能施行，离去又不决断，替自己考虑这样做，我就不知道了。为什么明于为人，而暗于自为呢？”孟子的弟子有公都子，叙述齐人的话告诉孟子说：“进退之间，自有当然的道理。我听说过：人臣在兵刑礼乐方面，各有专司，这叫有官职职责的人。只有尽到职责，才可以居其官。如果受制于君主，而不能尽到职责，就辞职。人臣在利害得失方面，都允许进告，这叫有进言责任的人。只有实行自己的主张，才可以承担其责。如果见阻于君主，而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就辞职。蚳鼃有官职职责和进言责任，进谏而不被采纳，他离去是适宜的。我在齐国，既不是以官职为守，也不是以进言为责，可以进而进，可以退而退，难道不是宽绰从容、绰绰有余吗？怎么能因为蚳鼃的离去，就议论我不离去呢？”孟子在齐国，居于宾师之位，而没有接受俸禄，所以这样说。大概对于去留之间，早有审慎的考虑，哪里是齐国人可以妄加议论的呢？

孟子在齐国担任卿，出外到滕国吊丧。齐王派盖邑的大夫王驩作为副使随行。王驩早晚拜见，往返于齐滕之间的路上，从来没有和他谈论过行事。公孙丑说：“齐卿的职位，不算小了；齐滕之间的路程，不算近了。往返而从来没有和他谈论行事，为什么呢？”孟子说：“既然有人治理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一章文字，表明君子对待小人的态度。盖，是齐国的下等城邑；王驩，是齐王的宠臣。孟子在齐国虽然不接受俸禄，但曾接受客卿的职位。正当滕国有丧事，齐王派孟子前往吊丧，又派盖邑大夫王驩作为副使，以辅助他的行动。按理在礼仪之事上，不能没有互相商议。然而王驩早晚进见，从齐到滕的路去而复返，始终没有和他谈论所行之事。他对待王驩如此严厉，难道不是因为王驩不是可以与之交谈的人而拒绝他吗？公孙丑不明白而问说：“凡是人势分相悬，或周旋不久，那么两情未洽，而言有难尽。大夫而摄齐卿之位，其位不为小矣。自齐以适于滕之路，其路不为近矣。卒之从徃以及于反而未尝与

译（如果）去谈论政事，为什么呢？孟子有难以直言明说的顾虑，于是委婉地回答说：“如果政事有失误，我不能不和他谈论。那些跟随他出行的官吏，既然已经处理得当且合乎适宜了，我还再和他谈论什么呢？”《易经》说：“君子远离小人，不表现出厌恶，但保持严肃。”观察孟子对待王驩的态度，这大概就是孔子对待阳货的方式吧？

译孟子从齐国回到鲁国，又返回齐国，在嬴地停留。充虞请求说：“前几天不知道我不才，让我负责工匠的事，因为丧事紧迫，我不敢请问。现在我想私下请教。”木材似乎太华美了。孟子说：“古代棺椁没有固定的规格，中古时期棺木厚七寸，外椁与之相称，从天子到平民都这样，不仅仅是为了外观美观，这样才能尽到做子女的心意。”

这一章书，表明做子女的应当尽自己的心意。嬴是齐国南部的城邑，充虞是孟子的弟子。孟子在齐国时，母亲去世，从齐国回到鲁国，又返回齐国，在齐国的嬴邑住宿。充虞问：“前几天先生有母亲去世的丧事，不知道我不才，让我主管制作棺木的事。那时丧事紧迫，我有疑问但不敢请问。现在我想私下请教：所用的木材似乎太华美了，不知道先生为什么这样过分厚待？”孟子说：“丧事从厚，本于先王的制度，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上古法制不完备，凡制作棺椁，没有一定厚薄尺寸的规格。中古时，周公制定礼制，棺木以七寸为标准，棺外的椁也与之相称，从天子到平民都共同遵守。不仅仅是为了观看美观，一定要这样坚固厚实才能经久耐用，然后做子女的心意才算稍微尽到。为什么怀疑木材华美呢？”

能得到的，不得不得到，可以感到喜悦。没有钱财，不可以感到喜悦。得到的是拥有，钱财，古人都使用它。我为什么独自不这样？况且对于死者，不让泥土亲近肌肤，做子女的心，难道不满足吗？我听说：君子不为天下节俭而亏待自己的亲人。

这三节书申述送终的礼仪应当从厚。孟子说：“我之所以使木材华美，为什么呢？做子女对于丧礼，谁不想要厚待自己的亲人，使这颗心愉悦而没有遗憾？然而有分内不能尽到的，就限于法制，不可以感到喜悦；力量所不能强求的，就屈于财物，不可以感到喜悦。如果法制所应当得到的，而又财物所充裕的，古人都用来厚待他们的亲人，我不是人情吗？为什么独自不这样？况且为死者与土相接，追求附着在身上的东西坚固厚实经久耐用，不让泥土亲近他们的肌肤，做子女的心，难道不快然没有遗憾吗？如果尽自己的心意而不期望自我尽到，是为天下爱惜物力而薄待自己的亲人。我听说，君子不为爱惜天下的物品而在亲人身上节俭。那么我在木材上的华美，大概是考察古代制度的人心，符合君子对待亲人的道理，而有不能自已的，而不是过分的举动。可见做子女在丧事之际，如果不能尽自己的心意，就有抱恨无穷的情况，而忍心说节俭吗？”

沈同以私人的身份问：“燕国可以讨伐吗？”孟子说：“可以。”子哙不能把燕国给别人，子之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如果有士人在这里，而你喜爱他，不报告国王，而私自给他你的禄爵。那个士人，也没有王命而私自从你那里接受，可以吗？这与那有什么不同？

这一章书，表明君主应当以义兴师。燕王子哙把国家让给相子之，燕国大乱。齐国君臣想趁其乱而讨伐它，于是沈同就以私意问孟子：“以燕国的乱，可以举兵讨伐吗？”孟子据理断言：“可以。诸侯土地人民，虽然传自先君，实际受自天子。不奉天子之命，子哙不能擅自把燕国给别人；子之也不能遽然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给予者和接受者，都不无罪。譬如有仕宦者在这里，而你喜爱他，不请命于王，而私自给他你所食的禄、所居的爵。那个从仕的士人，也没有膺受王命，而私自从你那里接受禄爵，衡量于理，可以吗？燕国君臣私自授受，与那有什么不同？以那个无道的国家而兴兵问罪，谁说不适宜。”

齐国人讨伐燕国，有人问：“劝齐国讨伐燕国，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没有。”沈同问：“燕国可以讨伐吗？”我回答说：“可以。”他们就这样讨伐它。他们如果问：“谁可以讨伐它？”那么我将回答说：“作为天吏就可以讨伐它。”现在如果有杀人者，有人问：“人可以杀吗？”那么我将回答说：“可以。”他们如果问：“谁可以杀他？”那么我将回答说：“作为士师就可以杀他。”现在以燕国讨伐燕国，为什么要劝它呢？这一节书，表明讨伐国家的人宜奉行天讨。孟子回答沈同的问，也是就燕论燕，而不是劝齐国讨伐燕国。等到齐国人讨伐燕国，有人以计出自孟子，于是问：“齐国讨伐燕国，听说先生实在劝它，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没有。”说我劝的，也有缘由。沈同问：“燕国可以讨伐吗？”我回答说：“可以。君臣私自授受，乱常已甚，讨伐它有什么疑问？”他们就以我的话为然而讨伐它。他们如果又问：“谁可以讨伐它？”那么我将回答说：“奉行天讨而作为天吏的人就可以讨伐它。”譬如今有杀人者，有人问：“杀人的人可以杀吗？”那么我将回答说：“可以。杀人者死，杀他有什么疑问？”他们如果又问：“谁可以杀他？”那么我将回答说：“奉行国法而作为士师的人就可以杀他。

译如今燕国确有可讨伐的罪过，但齐国并不是适合讨伐燕国的人。让齐国去讨伐燕国，就如同让燕国去讨伐燕国一样，为什么要劝它呢？由此看来，征伐的道理，在于顺应人心，以符合天意，这样才是正当的。

译燕国人背叛了齐国。齐宣王说：“我对孟子感到非常惭愧。”陈贾说：“大王不必为此担忧。大王自认为与周公相比，谁更仁德、更智慧？”齐王说：“呸！这是什么话？”陈贾说：“周公派管叔去监视殷地，管叔却带着殷地的人背叛了周朝。如果周公知道管叔会背叛却派他去，这是不仁；如果周公不知道管叔会背叛而派他去，这是不智。仁德和智慧，周公尚且未能完全具备，何况大王您呢？请允许我去见孟子，为您解释这件事。”陈贾去见孟子，问道：“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孟子说：“是古代的圣人。”陈贾说：“周公派管叔去监视殷地，管叔却带着殷地的人背叛了周朝，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是的。”陈贾说：“周公是知道管叔将要背叛才派他去的吗？”孟子说：“不知道。”陈贾说：“那么圣人也有过错吗？”孟子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的过错，不也是情理之中的吗？”

这一章书，表明臣子应当勉励君主迁善改过。齐国攻取燕国之后，燕国人共同拥立太子平为王，因此燕国人背叛了齐国。齐宣王说：“我在燕人背叛这件事上，开始相信昔日孟子的话，果然没有错。现在确实觉得见到孟子而感到惭愧。”这本来是齐王悔悟的心意，正是可以引导他向善的契机。齐国大夫中有个叫陈贾的人，于是用迎合的说法说：“大王不必以此为患。”请问：“大王自认为与古代的周公相比，谁更仁德？谁更智慧？”齐王说：“呸！我怎么能与周公相比？这是什么话？”陈贾说：“大王重视周公，是因为他的仁德和智慧。”周武王攻克商朝后，立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殷地。周公派管叔去监视殷国。周成王初年，管叔与武庚合谋背叛周朝。假如周公知道管叔会背叛却派他去，这是陷管叔于死地而不仁。假如周公不知道管叔会背叛而派他去，这是缺乏预见先机的智慧而不智。仁德和智慧，周公尚且未能完全具备，何况大王您呢？陈贾请求去见孟子，为大王解释这件事。大王有什么可惭愧的呢？陈贾去见孟子，问道：“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孟子说：“是古代的大圣人。”陈贾说：“周公派管叔监视殷国，管叔与殷地的武庚背叛周朝，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是的。”陈贾说：“周公是预先知道管叔将要背叛而故意派他去的吗？”孟子说：“根据情理判断，一定不知道。”陈贾说：“周公是大圣人，理应仁德智慧兼备而没有过错。然而却因不知道而误派管叔，那么圣人尚且未尽善而有错吗？”陈贾说这话，是特意为了替齐王辩解。孟子说：“圣人虽然好像有过错，但不知那是天理人情自然所致，而不是像普通人那样的过错。周公对于管叔是弟弟，管叔对于周公是哥哥，怀着爱护哥哥的心去任用他，怎么忍心预先揣测哥哥的奸诈而抛弃他呢？周公的过错，不也是应当有的吗？”

况且古代的君子，有了过错就改正；现在的君子，有了过错就顺从它。古代的君子，他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百姓都看得见；等到他改正时，百姓都仰慕他。现在的君子，岂止是顺从过错，还替它找借口。

这一节书，指责陈贾引导齐王文过饰非的错误。孟子指责陈贾说：“谁能没有过错？但对待过错的方式，古今人不同。古代的君子，假使有过错，就改正它以达到善；现在的君子，假使有过错，就顺从它来遂行其非。古代的君子，当他有过错时，不加以掩饰，就像日月正在发生食象，百姓没有看不见的；等到他改正计划，恢复没有过错，就像日月恢复光明，百姓没有不仰慕的。现在的君子，岂止是顺从过错而已？又从而为之寻找说辞，来彰显其有余，而掩盖其不足。这就是古代的君子虽然有过错却不害于过错，现在的君子一旦有过错就最终沉溺于过错的原因。那么爱护君主的人，难道不应当以古人的标准来期望他，反而教导他做今人所做的事吗？”大概臣子侍奉君主，应当以陈述善道、堵塞邪恶为心。那个陈贾，替君主文过饰非，恰好使君主陷入有过错的境地，这难道是爱护他的君主吗？

孟子辞去官职准备回国，齐宣王去见孟子说：“前些日子希望见面却得不到，得以侍奉在同朝，非常高兴。现在又抛弃我而回去，不知道以后还能再见到您吗？”孟子回答说：“不敢请求罢了，本来也是我所希望的。”过了几天，齐宣王对时子说：“我想在国内给孟子提供住宅，用万钟的俸禄供养他的弟子，让各位大夫和国人都有所敬仰效法。你何不替我向他说明呢？”

这一章书，表明君子不以利益作为去留的标准。孟子担任齐国卿相很久，但道义不能施行，于是辞去卿相之位回国。齐宣王去见孟子，说：“前些日子夫子还没来到我国的时候，希望一见却不可得。等到既来到我国，得以侍奉在高贤身边，不仅是我心里高兴，凡同朝的各位臣子没有不高兴的。现在又因为我不能有所作为，抛弃我而回去。这次分别之后，不知道是否还能继此而来，使得我再见到您呢？”孟子回答说：“再次见面的日期，不敢向大王请求罢了，但本来也是我所希望的。”孟子离去的志向已决，齐王以为还可以再挽留，所以过了几天齐王对齐臣时子说：“孟子决意离去，莫非是认为我的恩意不够吗？我现在想在国家之中，给孟子提供居室，他跟随的弟子用万钟的俸禄供养，让上在朝廷的各位大夫，下在国家的百姓，能亲自感受他的光辉，都有所尊敬而以为法则。你何不替我告诉孟子，详尽地表达我的胸怀，未必不可以再挽留他。”

译时子通过陈子把这件事告诉了孟子。陈子把时子的话转告给孟子。孟子说：“对，时子怎么知道这是不可以的呢？假如我想要富有，却推辞十万钱而接受一万钱，这算是想要富有吗？”

译这两段文字，意在表明自己并非贪图俸禄供养，以此晓谕门人。当时，时子奉齐王之命，便通过孟子的弟子陈臻转告孟子。陈臻于是转述时子的话给孟子听。孟子认为从道义上讲不应留下，又难以直言拒绝，于是暂且回答陈臻说：“时子所说齐王挽留我的理由，确实如此。然而时子怎知我不可以再留下呢？齐王用万钟的俸禄挽留我，大概是想要留住我，并借此使我富裕。假如我贪图富贵，从前做卿时辞去了十万钟的俸禄，现在却接受这万钟的供养，怎么不考虑数量的多少呢？这是贪图富贵之人的心态吗？”

季孙说：“奇怪啊，子叔疑这个人！让自己执政，不被任用，也就罢了；却又让自己的子弟做卿。谁不想要富贵，而子叔疑偏偏在富贵之事上搞垄断吗？古代做市场的，是用自己拥有的交换自己没有的，由官吏管理罢了。有个卑鄙的男子，一定要寻找高地登上，向左右张望以网罗市场中的利益。人们都鄙视他，所以对他征税。征收商税就是从这卑鄙男子开始的。”这两段文字，比喻道义不能施行却接受馈赠，就近乎趋利了。孟子说：“如果既辞去了俸禄，又接受馈赠，这是在那边不得志，却又在这里求得利益，确实像季孙所讥讽的那样了。从前季孙曾说：‘奇怪啊，子叔疑！让自己居位执政，直到不被君主任用，也就退隐罢了；却又多方让自己的子弟做卿。他心中没有一天忘记富贵。谁不想要富贵，而子叔疑偏偏在富贵之事上自己失去了，又向子弟求得，好像独自垄断并尽行营谋一样。’他讥讽子叔疑如此，我现在不应当以此为鉴吗？所谓垄断，是什么呢？古代做市场的，百货聚集，彼此互通有无，官吏不过是平抑物价，平息争讼，依法治理罢了。有个卑鄙的男子，贪得无厌，一定要寻找冈龙的高处登上，向左右顾盼，既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网罗市场中的财利。人们都厌恶他专利而鄙视他，所以对他征税。后世征收商人的制度，就是从这卑鄙男子开始的。这是季孙关于垄断的说法。我如果辞去了十万钟的俸禄而接受万钟的供养，几乎与垄断无异，其留给后世的讥讽，当不仅仅是一个子叔疑了。大概君子出仕，是为了行道，不是利益可以诱惑的。齐王用万钟挽留孟子，难道是挽留他的正道吗？”

孟子离开齐国，住在昼邑。有个想为齐王挽留孟子的人，坐着说话，孟子不回答，靠着几案躺着。客人不高兴地说：“弟子斋戒了一夜才敢进言，先生躺着不听，请不要再敢见您了。”孟子说：“坐，我明确告诉你。从前鲁穆公在子思身边没有人，就不能使子思安心；泄柳、申详在缪公身边没有人，就不能使他们自身安心。你为长者考虑，却比不上缪公对待子思，是你断绝了长者呢？还是长者断绝了你呢？”

这一章书，表明挽留贤人要得其道。孟子因道义不能施行而离开齐国，停宿在齐国西南的昼邑。当时有个不奉王命而自以为是地替齐王挽留孟子的人，坐着陈述挽留的意思。孟子不回答他的话，并且靠着几案躺着，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于是挽留的客人生气地说：“弟子斋戒，隔了一夜才敢进言。先生躺着不听，拒人如此，请从此辞别，不再敢再见了。”孟子说：“坐，我明确告诉你。凡是贤者的去留，要看君主对待他们的态度如何。从前鲁君缪公深知子思的贤能，尊崇礼遇子思，常派人传达诚意在他身边，这就是能使子思安心的原因。假如在子思身边没有人，诚意就无法传达，那么怎么能使子思安心？至于泄柳和申详都是贤人，缪公尊崇他们不如子思，但常有推贤荐士之人在君主身边维持调护，这就是能使他们自身安心的原因。假如在缪公身边没有人，礼遇之意有时就会衰减，那么怎么能使他们自身安心？现在你挽留我，如果是出自齐王的命令，无异于缪公对待子思，我怎敢不回应？你却是自己想替齐王挽留我，为长者考虑，比不上缪公挽留子思的事，是你先断绝了长者呢？还是长者先断绝了你？怎么不仔细审察自古以来挽留贤人的道理呢？我躺着不回应，实在是你造成的。”大概孟子的德行无愧于子思，齐王对待孟子，既不能像缪公对待子思那样，又没有齐国的贤臣在齐王身边维持调护，那么孟子怎么能久留在那个国家呢？所以爱慕贤才的心思，君臣都应当各自尽到。

孟子离开齐国，尹士对人说：“不知道齐王不能成为商汤、周武王，这是不明智；知道他不行为，却还要去，这是干求恩泽。”走了千里路去见齐王，没有遇到赏识，所以离开。住了三晚才走出昼邑，这是多么迟缓啊！尹士因此不高兴，高子把这话告诉孟子说：“尹士哪里了解我？走了千里路去见齐王，是我所希望的。没有遇到赏识所以离开，难道是我所希望的吗？我是不得已啊。”

这一章书，表明孟子想要施行道义以安定天下的意思。他恋恋不舍离开齐国，不是世俗之人所能理解的。孟子因道义不能施行而离开齐国。齐国有个叫尹士的人，向人讥讽孟子说：“士君子在去留之间，最应当明断。现在孟子的……”

译到了齐国，如果不知道齐王不能成为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圣君，那就是没有识人的明察。知道齐王无法有所作为，却仍然来到齐国，那就是志在利禄，谋求恩泽。不远千里来见齐王，没有遇到赏识就离开，本应见微知著而行动，不等到一整天就离去。却迟迟不肯动身，在昼地住了三晚才离开，这是在进退之间犹豫不决，拖延滞留而不果断吗？尹士确实对此感到不悦。孟子的弟子中有一位叫高子的，把尹士的话告诉了孟子。孟子说：“人的离去与留下，各自有内心的准则。尹士怎么能了解我的心呢？不远千里来见齐王，志在推行道义。如果齐王能任用我，成就济世安民的功业，这是我内心所期盼的。至于没有遇到赏识而离开，难道是我的本意吗？道义既不能推行，官位不可苟且担任，不得已才离开罢了。”大抵圣贤身处世间，忧虑天下，怜悯百姓，都出于不得已的心情。虽然明白决断去留的道理，但委曲求全以实行道义的心志，难道是世人容易认识的吗？

译我在昼地住了三晚才离开，我心里还觉得走得太快了。希望齐王能够改变主意，如果齐王真的改变了，就一定会派人追回我。等到我出了昼地，齐王还是没有追我，我这才决意回去。我虽然这样，难道就会舍弃齐王吗？齐王还是足以用来行善的，如果齐王任用我，那么岂止是齐国的百姓安定，天下的百姓都能安定呢？希望齐王能够改变，我每天都在盼望。我难道会像那些小丈夫那样吗？向君主进谏而不被接受，就恼怒愤恨地表现在脸上，离开时非要耗尽一天的力气才肯住宿呢！尹士听了这话，说：“尹士我确实是个小人啊！”这四段文字体现了孟子深切关怀世道人心的情怀。孟子说：“尹士讥讽我，是因为我住了三晚才离开昼地，认为我行动迟缓。然而我心里还觉得走得太快，大概是我对君王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他能从容悔悟而改变。君王如果悔悟，就会认为王道是可行的，我的话是可信的，一定会追回我并让我回去。等到我出了昼地而君王没有追我，这说明君王的心始终没有醒悟。我这才下定决心回去，浩浩荡荡地离去。然而我虽然决心离开，终究难道能舍弃君王吗？因为君王的天资朴实，可以引导他行善。如果他能任用我，让我充分推行我的主张，岂止是齐国的百姓安定，天下的百姓都能借此得到安宁？希望君王能够改过自新，我正每天盼望，怎么能最终舍弃君王呢？因为我考虑的是世道和百姓，一定要图谋那些宏大而长远的目标。世上有那些心胸狭隘的小丈夫，向君主进谏而不被听从，就恼怒愤恨地表现在脸上，离开时非要耗尽一天的力气才肯住宿。这类人只知道自己的去留，完全没有爱君忧国的心意。我难道肯这样自处吗？”尹士听了孟子的话，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说：“尹士我确实是个小人，不了解君子用世的心意。”大概有作为的君主不是每代都有的，孟子之所以深切关怀齐国，是因为齐王的天资高，可以引导他行善，齐国是大国，可以借它来安定天下的百姓。如果真的任用孟子，那么王道就可以推行，王业就可以成就。这就是当时孟子所期望的地方。

孟子离开齐国，充虞在路上问他说：“先生好像有不高兴的样子。”前几天我听说先生说过：“君子不怨恨天，不责怪人。”孟子说：“那是那时，这是这时。”五百年必定有圣王兴起，这期间必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从周朝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按这个数目来说已经超过了，按这个时机来考察却是合适的。上天还不想平治天下，如果想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这一章书，是孟子想要趁时机推行大道，因为大道不能推行而忧虑。孟子在齐国没有遇到赏识，而离开时，他忧世的心情，不知不觉地表现在脸上。弟子充虞在路上问孟子说：“先生的脸色，好像有不高兴的样子。以前我曾听先生说过：‘君子处世，即使不被上天所悦，也不怨恨天；即使不被人所理解，也不责怪人。’现在为什么却不高兴呢？”孟子说：“我今天不高兴，与以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是讲道德论学问的时候，以乐天为要，那是那时；现在是忧天悯人的时候，以济世为心，这是这时。我曾遍览前代，大约五百年，天运循环，必定有继承天道、确立极则的圣人，受命而兴起。然而大业不能独自完成，必定有德行功业闻名于一世的人来辅佐。从尧舜到汤，从汤到文武，都是这样。现在从周文武以来七百多年，用五百年的期限来衡量，已经超过了；用乱世极盛而思治的时机来考察，拨乱反正，也是可以的。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有所作为，怎么能免于不高兴呢？然而世道的治乱在于天，我的不遇，也许是上天还不想平治天下。如果想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怀有名世之才的，除了我还有谁？不可知的听任上天，可以依靠的相信在我，又为什么不高兴呢？大概上天为了百姓而生出圣贤，想要使百姓安宁的念头，不能一天忘记。然而忧世的心虽然深，但乐天的诚意未曾不自得。终身只念着这道和百姓而已。”

孟子离开齐国，住在休地。公孙丑问他说：“做官而不接受俸禄，是古来的道吗？”孟子说：“不是。在崇地，我得以见到齐王，退下来后就有离开的志向，不想改变初衷，所以不接受俸禄。接着又有军事的命令，不可以请求离开。长久留在齐国，不是我的本意。”

这一章书，体现了孟子不接受齐国俸禄的心意。孟子在齐国，虽然居于卿位，但未曾接受俸禄，大概是因为志在推行大道而不是贪图俸禄。离开齐国的那天，到了休地，公孙丑问孟子说：“君子居于其位，就食其禄，现在只做官而不接受俸禄，古来就是这样吗？”孟子说：“做官不接受俸禄，不是古来的道。我不接受俸禄的原因，自有缘故。当时在崇地初见齐王，在言论之间，就知道他不能推行我的大道，退下来时就有离开的志向，不想改变初心，所以不接受他的俸禄，实在是想离开。然而之所以不能立即离开，是恰逢齐国有军事的命令，国家正遭受兵难，在这种情况下请求离开不得已而长久留在齐国，这不是我的本意。我不接受俸禄的原因就是这样。”大概孟子志在推行王道，而齐王意在富强，所以初见就不能契合，后来虽然深切关怀齐国，但去留的决定未曾不早做。

译日讲四书解义第十六卷

译滕文公做世子时，将要前往楚国，路过宋国而拜见孟子。孟子讲述人性本善的道理，言语中必定称颂尧和舜。

这一章书，是孟子阐明性善的道理，以表明尧舜是人人可以达到的。滕文公做世子的时候，奉君命出使楚国，当时听说孟子在宋国，就先经过宋国去拜见孟子，他急于见到贤人到了这种地步。孟子与他谈论，只阐明性善的宗旨。大概性是人从天那里得到的理，至精至纯，本来有善而没有恶。在圣贤那里不增加，在凡庸那里不减少。当时性学不明，于是怀疑圣贤难以达到，所以孟子从源头上阐明，特意举出来告诉世子，以激励他向往圣贤的志向，而又必定举出尧舜来证实它。尧舜虽然是千古至圣，也不过是充分扩充其性善的本源，并不是在性之外有所增加。知道性善，那么尧舜人人可以达到的说法就更可信了。知道尧舜人人可以达到，那么性善的宗旨就更明白了。门人不能详细记录他的话，而大概概括其大意如此。

世子从楚国回来再次拜见孟子。孟子说：“世子怀疑我的话吗？道只有一个罢了。”成覸对齐景公说：“他是男子汉，我也是男子汉，我为什么要怕他呢？”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所作为的人也可以像他一样。”公明仪说：“文王是我的老师，周公难道欺骗我吗？”现在滕国截长补短将近五十里，仍然可以成为治理良好的国家。《尚书》说：“如果药不苦口，疾病就不能痊愈。”这三节书，是说道没有两种不同的样子，勉励世子有所作为。世子从楚国回来再次拜见孟子，是因为当时不明白性善的宗旨，都怀疑圣贤是不可企及的。世子听了孟子的话，不能没有疑惑，所以回来求见。孟子说：“世子怀疑我性善的话吗？遵循本性而行就是道，尧舜是这个道，凡人也是这个道，不分贤愚，不异古今，道只有一个罢了。难道除此之外另有卑下浅近容易实行的说法吗？试着用古人的话来观察。”成覸对齐景公说：“现在人一提到圣贤，就认为难以企及，不知道他是男子汉，我也是男子汉，本性本来没有区别，只要能够奋发，就可以与他齐平，我为什么要怕他呢？”颜渊说：“称颂至圣没有比得上舜的，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同样赋予这个本性，只要能够勤勉有所作为，那么帝舜也不是难以达到的。”公明仪说：“周公有话说，我事事效法文王，文王就是我的老师。大概本性相同，那么效法的榜样就不远，周公的话难道欺骗我吗？”可见古今再也没有两种不同的道，圣贤只在于努力实行。世子可以不再怀疑我的话了！不要说滕国小而不足以作为。现在滕国的土地截长补短将近五十里，如果有所作为，尚且可以成为治安的国家，只看他励精图治如何罢了。《尚书·说命》篇有话说：“苦口的药如果不苦，就不能攻治病疾。”比喻君主不自强不足以图治，怎么能以弱小为借口而不以圣贤为法则呢？孟子讲述性善，是追溯圣贤的源头；称颂尧舜，是确立圣贤的标准。而要求达到圣贤的境界，没有比有所作为更大的了。大概有所作为那么尧舜可以达到，不能有所作为就不免成为庸人，总在努力实行与不努力实行之间罢了。

滕定公去世，世子对然友说：“从前孟子曾经在宋国与我交谈，心里始终不忘。现在不幸遇到大故，我想让你去问孟子，然后行事。”然友到邹国，问孟子。孟子说：“不也很好吗？父母去世，本来是自己要竭尽孝心的。”曾子说：“活着时以礼侍奉，死后以礼安葬，祭祀以礼进行，可以叫做孝了。”诸侯的丧礼，我没有学过。虽然如此，我曾经听说过：“三年的丧期，穿粗麻布的衣服，吃稀粥，从天子到平民，三代都是这样。”

这一章书，表明父母去世贵在竭尽孝心。滕文公做世子时，听了孟子的话，有所开悟。一旦遭遇父亲定公的丧事，对他的老师然友说：“从前我在宋国见孟子，听他讲性善、尧舜的话，至今不能忘记在心里。不幸有父母去世的大故，正是人子至情所在、人生大节所关，我想让你去问孟子，求他指示，然后行事，希望避免违背礼制的过失。”这时孟子在邹国，然友去邹国问孟子。孟子说：“现在丧礼长久湮没，诸侯没有人能恢复古制。世子唯独以此询问，不也很好吗？执掌父母的丧事，是人子的至情，悲哀真切，不是从外面来的，只期望竭尽己心，不使亏欠而已。”曾子曾说：“人子对于父母，活着时服劳奉养，侍奉尽到礼；死后棺椁衣衾含殓，安葬尽到礼；禴祀烝尝，祭祀尽到礼，可以叫做孝了。”这是泛论人子应当尽到的礼如此。至于诸侯居丧的礼，我没有学过。然而礼的大经所在，千古不变的，也曾经听说过。孩子生下来三年，然后脱离父母的怀抱，所以实行三年的丧期，所穿的是齐衰粗布的衣服，所吃的是稀粥。这从天子以至于平民，都

译应当实行的，没有高贵与低贱的区别。夏、商、周三代共同遵循，没有古代与现代的差异。世子也遵循这个原则去实行就可以了。

译然而然友回国复命，滕文公决定实行三年的丧礼。父兄和百官都不愿意，说：“我们的宗国是鲁国，鲁国的先君没有实行过，我们的先君也没有实行过。到了您的身上反而要恢复它，这不可以。”并且《志》书上说：“丧祭之礼应当遵从先祖。”意思是：“我们有所承袭的。”滕文公对然友说：“我过去不曾勤奋学习，喜欢骑马试剑。现在父兄百官都不认为我做得对，恐怕我不能在丧礼这件大事上尽到责任。你替我去问问孟子。”然友又回到邹国，问孟子。孟子说：“是的，这不能从其他方面寻求。孔子说：‘国君去世，嗣君把政事委托给冢宰，喝稀粥，面色深黑，就位哭泣，百官有司没有敢不哀伤的，这是因为嗣君带头这样做。’上面有所喜好，下面一定有更加喜好的人。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草被风吹，必定倒下。这在于世子。”

这两段文字是说，滕国的臣子不能遵循古礼，而孟子勉励世子要自己尽心。然友把孟子的话复命给世子，于是世子想要确定实行三年的丧礼。当时古礼已经湮没很久，难以立刻恢复。滕国的父兄百官都不愿意实行，说：“滕国和鲁国都是姬姓，鲁国是滕国的宗国。宗国的先君不曾实行这个，滕国的先君也不曾实行这个。到了世子的身上反而要实行古礼，恐怕不可以吧？”并且志书上有说：“丧祭的礼仪，都应当遵从先祖。”他们的意思是先祖所实行的礼仪，传承已久，不可以改变。滕国的父兄百官不能远追周公制定礼仪的本意，只是举出后世失礼的情况来说，可见当时受习俗束缚之深，不能恢复古礼到了这种地步。世子不责怪别人，只是自责，对然友说：“我过去不曾勤奋好学，只是骑马试剑，平生不足以取信于人。现在想要实行古礼，而父兄百官都不认为我是对的，众人的意志没有信服，恐怕不能尽到送终这件大事。你替我再问孟子，怎样才能使人心信服而成就大礼呢？”然友又回到邹国，问孟子。孟子说：“古礼突然恢复，人心没有信服，这确实是这样的。亲人去世这件大事，只在于自己尽心，以感动别人，这是不能从其他方面寻求的。”孔子有话说：“国君去世，作为嗣君的人把百官政事听命于冢宰，自己吃稀粥，哀戚的样子显现在脸上，而且颜色深黑，就在丧位上，早晚哭泣。这时百官有司没有不感动而哀痛的。”这是因为国君先用至诚的情感感动他们。大概在上面的人意有所好，下面的人效法必定比在上面的人更甚。君子的德行好比风，是倡导者；小人的德行好比草，是应和者。草上加了风，没有不仆倒的；小人受到君子的教化，没有不顺从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从孔子的话来看，也只在于世子自己尽哀，以感动国人罢了，难道以别人的言论作为可否的标准吗？

然友回国复命，世子说：“是的，这确实在于我自己。”五个月住在庐舍里，没有发布命令戒令，百官族人，可以说知道了。等到（丧期届满），四方来观看的人，看到世子脸色忧戚，哭泣哀痛，前来吊唁的人都非常高兴。

这一段文字，表明世子能够尽礼以使人信服。然友又把孟子的话复命给世子，世子听了说：“孟子的话确实如此，送终的礼仪只在于自己尽心，然后才能感动别人。”于是决然实行三年的丧礼，五个月住在中门之外的庐舍里，不发布命令。这时，百官族人都已经感悟，都称赞他知礼。等到（丧期届满）时，四方的人都来观看，世子脸色忧戚，哭泣哀痛。凡是诸侯来滕国吊唁的，没有不喜悦他尽礼的，一起赞叹佩服。世子在亲人丧事上能够这样尽心，可见天下没有不可恢复的古礼，没有不可感动的人心。开始怀疑而最终信服，这就是性善的一个征验吧。

滕文公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孟子说：“民事不可迟缓。《诗经》说：‘白天去割茅草，晚上搓绳。赶紧上房修葺，开始播种百谷。’百姓的道理，有固定产业的人有固定恒心，没有固定产业的人没有固定恒心。如果没有固定恒心，就会放纵邪僻，无所不为。等到陷入罪过，然后接着施加刑罚，这是陷害百姓。哪有仁人在位，会陷害百姓呢？”

这一章文字，是孟子说民事是国家的根本，应当效法古代的井田制度，作为养育百姓的善法。滕文公以礼聘请孟子到滕国，因此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孟子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食物为天。小民农田耕种的事情，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大计，不可视为缓图，而不为之经理规划。”《诗经》《豳风》《七月》篇有说：“田家勤苦，常无暇日。白天，就取覆屋的茅草；晚上，就制作绳索的工具。急忙上房修理，来年春天就开始从事南亩，播种百谷。没有空闲修理房屋了。”可见小民终年勤劳，无一时不念及于农事。这样，人君能不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吗？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没有比制定百姓的产业更重要的了。大概百姓的道理，衣食充足然后知道礼义。所以有固定产业，则奉养父母、养育子女有所凭借，而善心得以保存；没有固定产业，则奉养父母、养育子女无所资靠，而善心得以消亡。善心既已消亡，就会放纵淫邪

译奢侈放纵，无所不至，却仍不能免于作恶的罪责。等到他们陷入罪过，然后再施加刑罚，既不给予他们行善的条件，又加重他们作恶的罪名，这就像张开罗网，驱赶他们进入其中一样。这难道不是防范百姓吗？如果有仁德的人在上位，作为百姓的父母，以爱护养育百姓为心，难道可以施行防范百姓的措施吗？那么，制定固定的产业以丰富百姓的生活，确实是国家的要务了。

译因此，贤明的君主必定恭敬节俭，以礼对待下属，向百姓征收赋税有一定的制度。阳虎说：“一心求富的人不仁，一心求仁的人不富。”夏朝实行五十亩土地缴纳贡赋的制度，商朝实行七十亩土地实行助法的制度，周朝实行百亩土地实行彻法的制度。其实都是十分取一的税率。彻，就是通的意思；助，就是借的意思。

这几段文字，表明向百姓征税应当制定一定的制度，并借此向滕君告知三代制定产业的方法。孟子说：“治理国家没有比爱民更重要的，爱民没有比制定产业制度更重要的。”因此，自古以来的贤明君主，必定恭敬地对待他人，节俭地控制用度。能够恭敬，就能以礼对待下属，把臣子当作心腹股肱来对待，给予他们忠信和优厚的俸禄，自然就不会停止了。能够节俭，就能向百姓征税有制度，把百姓看作家人一体，横征暴敛，自然就不敢实施了。因为爱民就不得不少取，多取就一定会伤害百姓，这两种情况是不能并存的。从前季氏的家臣阳虎有话说：“专心求富，就一定会加重赋税剥削百姓而不能施行仁政；专心求仁，就一定会减损上层利益来增益下层而不能致富。”阳虎本来是不仁的人，意在求富，但从这番话来看，天理和人欲难以并存，这是确定的。那么，施行仁政的君主，难道可以不讲究制定百姓的产业和向百姓征税的规范吗？良好的制度和美好的意图，没有比三代更详细的了。夏朝一个成年男子受田五十亩，缴纳其中五亩的租税，称为贡法。商朝开始制定井田制，划分为九区，每区七十亩，中间是公田，八家各分一区，让他们共同耕种公田，以供给国家用度，不再对私田征税，称为助法。周朝一个成年男子受田百亩，近郊乡遂之地，十夫共为一沟，实行夏朝的贡法；远乡都鄙之地，八家同为一井，实行商朝的助法。耕种的时候，就通融八家或十家的力量共同合作；收获的时候，就计算一井或一沟的收成平均分配，称为彻法。名称虽然不同，总之都是在十分中取一。贡是以下贡上的意思，名称容易理解。所谓彻，当共同耕作时彼此通融，等到收获时公私均一，所以称为彻。所谓助，是借私家之力耕种公家的田，所以称为助。三代的田制就是这样。古代向百姓征税，没有超过十分之一的。汉代的文帝、景帝，大力实行恭敬节俭，府库充实，当时免除天下田租的一半，以至于达到三十税一，深厚的恩泽和仁爱，志向美好，史册记载，确实是君主应当效法的。

龙子说：“治理土地没有比助法更好的，没有比贡法更不好的。贡法，是考察几年的平均收成作为定额。丰年，粮食多得狼藉，多取也不为虐，就少取；凶年，粪肥田地还不够，却一定要取足定额。作为百姓的父母，让百姓愁苦怨恨，整年辛勤劳动，不能供养父母，还要借贷来增加税额，使老人孩子辗转死于沟壑，这哪里还算是百姓的父母呢？”

这一节文字说明贡法有弊端，以显示助法应当实行。孟子说：“三代十分之一的征税虽然相同，但向百姓征税的制度应当采用其中最好的。”古人龙子有话说：“治理土地的方法，没有比助法更好的，没有比贡法更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年岁有丰歉，收入有多寡。贡法考察几年丰歉的平均数而设立一个定额来征收。如果遇到丰年，收入很多，粮食多得狼藉，此时虽然多取尚未损害百姓，却只取定额。一旦遇到凶年，收入很少，即使供给一年施肥田地的费用尚且不足，却一定要取足定额。粮食狼藉的时候看不出恩惠，连半碗豆饭都吃不饱的时候损害百姓实在严重。作为百姓的父母，因为要取足定额的缘故，致使小民怨恨愁苦，整年水耕火耨、胼手胝足所得的，不能供养父母，全部进入公家还不够，又要加息借贷来凑足定额。上面被官府追逼，下面被债务困穷，老人孩子无法自给，辗转死于沟壑之中而无人怜悯。这哪里还算是百姓的父母呢？”可见贡法损害百姓，而助法应当紧急讲求。贡法起初并非不好，实行久了弊端就产生。汉唐以来，井田制早已废除，只有贡法沿用，作为百姓的统治者，应当根据年岁的丰歉在其中斟酌增减。如果一定要取足定额，那么民间的疾苦有多少呢？不如龙子所说的那样吗。

世袭的俸禄，滕国本来就已经实行了。《诗经》说：“雨水先降在我的公田，然后才降在我的私田。”只有助法才有公田，由此看来，即使是周朝也是实行助法。

这两节文字表明世禄和井田应当并行。孟子说：“助法的好处，公田用来颁给世禄，所以供养君子；私田用来分给百姓，所以惠及野人。”所以世禄和井田原本是相辅相成的。现在滕国对于有功之臣的子孙，世世代代享受俸禄，这是世禄的制度，滕国本来就已经实行了。助法难道可以不仿效实行吗？不要说助法是商朝的制度，而不是我们周朝的制度。《诗经·小雅·大田》篇中有说：“田地等待上天降下甘霖，上天先降雨于公田，然后才降在我的私田吗？”小民歌颂恩泽，先公后私就是这样。公田的名称，只有实行助法才有。《大田》这首诗，是周朝的诗，却也提到公田，由此看来，我们周朝兴盛时实际上兼行助法，而遵循商朝的旧制。君主难道可以不效法这昭著的朝代吗？

设立庠、序、学、校来教育他们。庠，是养老的意思；校，是教育的意思；序，是习射的意思。夏

译夏朝叫校，殷朝叫序，周朝叫庠。学校是夏、商、周三代共同设立的，都是为了阐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在上位的人明白了人伦道德，在下位的百姓就会相亲相爱。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会来这里取法学习，这就是王者的老师。《诗经》说：“周朝虽然是古老的邦国，但它的天命却是新的。”这是指周文王而言的。您努力实行这些道理，也能使您的国家焕然一新。

译这三段文字论述教化与养育相辅相成而兴盛，就可以成就王业。孟子说：拥有国家的君主如果能够规定百姓的产业，那么百姓的生活就能顺遂，教化就可以兴起。大概养育百姓和教化百姓不可偏废，应当设立庠、序、学校来教化他们。庠、序、学校的名称含义是什么呢？教化没有比敬老更优先的，称为“庠”，是取在学中养老的含义；教化以引导百姓向善，称为“校”，是取教化百姓行善的含义；古代通过射箭来观察德行，称为“序”，是取在学中习射的含义。夏、商、周三代相继，各自选取一件事作为名称，在夏代称为“校”，在商代称为“序”，在周代称为“庠”。这些都是乡学的名称。只有建在国都中的才称为“学”。王畿是首善之地，教育天下的人才，三代没有不同的名称。乡学和国学的设立，都是为了阐明人伦的道理，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罢了。五常的道理在上层得以阐明，那么百姓自然恩义相互维系，亲近谦让成为风气，而下层风俗也就美好了。养育百姓就效法商、周的制度，教化百姓就兼采三代的规范，这些都是王政。滕国如果能够实行这些，一旦有王者兴起，想要修明王政，必定会采纳滕国已经试验过的办法加以仿效，这就是王者的老师了，难道不是恩泽遍及天下吗？何况王业也可以从此成就了。《诗经·大雅·文王》篇中有说：周朝虽然建立基业已久，承受上帝的命令而拥有天下，却是维新。这是说文王能够实行王政来革新他的国家。可见国家无论大小，实行仁政就会昌盛，您如果能够努力勉力去实行，也可以革新您的国家而成就王业了，怎能不自我勉励呢？

毕战询问井田制。孟子说：“您的君主将要实行仁政，选择您来担任此事，您一定要努力。仁政一定要从划定田界开始。田界不正，井田分配就不均，谷物俸禄就不平。所以暴君和贪吏一定会怠慢田界。田界既然端正，分配田地、制定俸禄就可以坐着确定了。”

这一段文字，表明实行井田制在于端正田界。滕文公听了孟子的话，知道助法应当实行，于是派他的臣子毕战询问井田的详细情况，想要实行它。孟子说：“您的君主将要实行井田制的仁政，在群臣中选择，派您主管此事，责任也很重了。您一定要努力去做。井田的好处，在于疆界详细明确，不可混淆。所以想要实行仁政的人，一定要从经理疆界开始。比如田间的沟渠，用来疏通水道；田边的道路，用来端正阡陌；又有用来封界的土堆，种植的树木，用来确定疆域条理。这些都是田地的界限，必须先一一规划。如果田界不正，那么百姓拥有的田地，就没有固定的份额，豪强得以兼并下层，井田就不均了。出自田地的赋税，就没有固定的数额，贪婪暴虐的人得以多取于上层，谷物俸禄就不平了。因此暴虐的君主、贪墨的官吏，想要方便自己的私利，一定会怠慢田界而不加整理。贤明的君主则一定把这作为急务。田地的界限既然端正，那么分配田地以养育野人，就没有井田不均的祸患；制定俸禄以养育君子，就没有谷物俸禄不平的忧虑，可以不劳而定了。只在于君主和您去实行了。”

滕国土地狭小，将要有君子，也要有野人。没有君子，没有人治理野人；没有野人，没有人供养君子。请让野外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国都实行十分抽一的赋税，让他们自行缴纳。卿以下的官员一定要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这四段文字是详细叙述分田制禄的方法。孟子说：分田制禄的常规方法，是安定上层、保全下层的良法。〇国家的土地虽然狭小，一定有做官成为君子的人，一定有耕种成为野人的人。施行政教来治理百姓，是君子的责任。如果没有君子，那么谁为劳心来治理野人？努力耕种以奉养上层，是野人的本分。如果没有野人，那么谁为劳力来供养君子？君子和野人不可相互缺少，所以分田制禄不可偏废。现在请在野外都鄙之地，土壤平坦可以实行井田，就划分为九区，以一区为公田，让八家耕种，实行商代的助法。在国都乡遂之内，比闾交错，难以实行井田，就一夫受田百亩，让他们自行缴纳十分之一给上层，实行夏代的贡法，以补救助法的不足。分配田地来恩惠野人，收取赋税来供养君子。良法实行后，上下各得其所了。然而分田制禄，国家有常规，而加惠推恩，尤其应当丰厚。在朝廷做官的人，自卿以下，地位逐渐低微而俸禄越来越薄，恐怕不足以养廉。一定要给予奉祭祀的圭田，以五十亩为定额。这是世禄常规之外，厚待君子的方式如此。在野外耕种的人，一夫之外，有未娶妻的余夫，恐怕他们不能相互赡养。一定要给予余夫的田地，各二十五亩。这是分田常规之外，厚待野人的方式如此。常规制度以确定常法，而恩泽以厚待下层，这是希望实行仁政的人所做的。

死亡迁徙不离开乡里，乡里的田地同在一井，出入互相友好，守望互相救助，疾病互相扶持，那么百姓就亲近和睦。一平方里为一井，井田九百亩，其中一百亩为公田，八家各自私有一百亩，共同耕种公田，公事完毕，然后才敢处理私事，以此来区别野人。这是大概的情况。至于润色完善它，就在君主和您了。

这三段文字是推演实行井田制的好处，又详细叙述其规制，以

译这是勉励滕国君臣的话。孟子说：“井田制度确立后，不仅能使百姓生活安定，也能使风俗淳厚。因为井田制度一旦确定，百姓中去世的、迁徙的，都不会离开本乡。同一乡的田地由八家共用一口井，相处久了，恩义相互信任。在道路出入之间，彼此友好谦让，可以没有行旅的担忧；在昼夜防守之时，彼此相互辅助，可以没有盗贼的祸患。有人生病，彼此相互扶持救助，可以没有困乏的忧虑。邻里之间，难道有不和睦的吗？”至于井田的具体形制，也有大致可以说明的：方正一里为一井，一井的田地共九百亩，划分为九块。中间一块一百亩，称为公田；八家各自私有一百亩，称为私田。八家各自出力，来耕种公田。凡是耕耘收获的时候，一定要先完成公田的工作，然后才敢耕种自己的私田。在通力合作之中，也蕴含着先公后私的意思，以此来区分君子与野人的身份，使人明白尊卑上下的道理。然而井田制度早已湮没，凡是我所说的分田制禄的规划，只是大概而已。至于其中斟酌增减，符合人情而没有不顺的，契合当地风俗而没有不适宜的，使古代可行的制度在今天也能实行，没有拘泥牵制的痕迹，却又不失先王立法的本意，这就在于君主和臣子的变通罢了。这一章论述治国的根本大计，开头说适宜制定恒产，中间说贡法与助法的得失，确定君子与野人的分别，详细阐述养育百姓、教化百姓的规范，最后又勉励他们斟酌时宜，润泽古法，民情国计无不具备，确实是君主治国、臣子辅民者应当用心思考的。

译主张神农学说的人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登门告诉滕文公说：“我是远方的人，听说您施行仁政，愿意接受一处住宅，成为滕国的百姓。”滕文公就给他安排了住处。他的门徒有几十人，都穿着粗布短衣，编织草鞋，织席子来换取食物。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说：“听说您施行圣人的政治，这也是圣人啊，愿意成为圣人的百姓。”

这一章书，是列举古代帝王劳心治国的事情，来驳斥异端并耕的说法。滕文公因为孟子的话，想要实行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度。当时有个叫许行的人，假托称述神农的言论，来欺骗世人、窃取名声，想要阻挠孟子的好法令，而推销他的异端学说。他从楚国来到滕国，登门告诉滕文公说：“我是远方的人，听说您施行井田的仁政，愿意接受一处住宅的地，成为滕国的百姓。”滕文公因为他仰慕教化而来，就让他居住在滕国。许行的门徒，共几十人，都穿着贫贱者的衣服，编织草鞋、织席子，来自己供给食物，认为不是自己劳动得来的就不吃。他们衣服举动之间，已经不同于圣贤的道理了。有楚国的儒者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告诉滕文公说：“听说您施行圣人井田的政治，这也是当今的圣人啊。愿意成为圣人的百姓，从而得到王化的恩泽。”陈相本来是诚心仰慕教化，并不与许行等人一样，可惜他最终被邪说所迷惑罢了。当时一旦施行仁政，四方之人归附向往就像这样，也可以看出人心喜悦信服了。

陈相见到许行非常高兴，完全抛弃了自己所学的而学习许行的学说。陈相见到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滕君确实是贤明的君主，虽然如此，但他还没有懂得大道。贤明的人应当和百姓一起耕种来获取食物，亲自做饭来治理国家。现在滕国有粮仓府库，这就是剥削百姓来供养自己，怎么能算是贤明呢？”

这一节书，显示邪说容易迷惑人。陈相学习陈良的学说，仰慕教化而来，却内心没有坚定的见解，而被异端所迷惑。大概是因为许行假托神农的言论，足以欺骗世人、惊骇世俗，所以陈相见了他非常高兴，完全抛弃了在陈良那里所学的，而跟随许行学习。意图阻挠孟子分田制禄的法令，因此见到孟子而转述许行的话说：“滕君在战国时期，能够修复古制，确实是贤明的君主。然而没有听闻古代圣人的大道。大概贤哲的君主，不让人侍奉自己，不以尊贵役使卑贱，和百姓一起耕种而自食其力。既不废弃耕种自己做饭，又治理百姓，也不废弃政事，这样才可以称为贤君。现在滕国的粮仓府库，都取自百姓，这是损害百姓来供养自己，怎么能称为贤君呢？”许行既然不明白治理天下的大道，陈相又跟着转述，并耕而食，扰乱贵贱上下的等级，大概也是不知道自己的言论浅陋了。

孟子说：“许子一定要自己种粟米然后才吃吗？”陈相说：“是的。”“许子一定要自己织布然后才穿吗？”陈相说：“不。”“许子穿粗布短衣，许子戴帽子吗？”陈相说：“戴。”“戴什么帽子？”陈相说：“戴白绢做的帽子。”“是自己织的吗？”陈相说：“不。”“用粟米交换的。”孟子说：“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陈相说：“妨碍耕种。”孟子说：“许子用锅甑做饭，用铁器耕种吗？”陈相说：“是的。”“是自己做的吗？”陈相说：“不。”“用粟米交换的。”

这一节书是详细诘问异端的说法，作为辩论的基础。许行的言论，认为人君应当一边耕种一边治理，这是道理上绝对行不通的。孟子想要辩驳他的错误，就先向许行诘问说：“许子一定要自己种粟米然后才吃吗？”陈相回答说：“是的。”孟子又诘问说：“许子一定要自己织布然后才穿吗？”陈相回答说：“不是，许子所穿的是粗布短衣。”孟子又诘问说：“许子戴帽子吗？”陈相回答说：“戴。”孟子问说：“所戴的是什么帽子？”陈相回答说：“戴白绢做的帽子。”孟子问说：“所戴的帽子，是自己织的吗？”陈相回答说：“不是，许子不能自己织，用所种的粟米交换的。”看陈相的回答，那么耕种不能兼做纺织，就很明白了。孟子又诘问说：“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陈相回答说：“纺织会妨碍耕种，所以不做。”看陈相的回答，那么纺织妨碍耕种，又很明白了。此时孟子暂且不辩论，再穷究他说：“许子做饭，一定用锅甑；耕种，一定依靠铁器吗？”陈相回答说：“是的。”又问说：“器物都是自己做的吗？”陈相回答说：“许子不能自己做，用所种的粟米交换的。”看用粟米交换，以及妨碍耕种的话，那么耕种不能兼做治理，陈相虽然自己隐瞒也不能做到。怎么能拿这个来治理天下国家呢？

用粟米交换器械器具，不算剥削；陶工冶工，也用他们的器械器具交换粟米，难道算是剥削农夫吗？况且许子为什么不自己搞陶器冶炼，都从家里取来使用呢？为什么要纷纷然与各种工匠交易？为什么许子不怕麻烦呢？陈相说：各种工匠的事情，本来就不能一边耕种一边做。

这一节书是就陈相的话再次诘问。孟子说：许子认为滕国有粮仓府库是剥削百姓供养自己，现在就许行来说，那么互通有无、交换事务，许行尚且不能避免。那么农夫和陶工冶工各自专做一件事，有无相通。农夫用他所

译用粮食去交换陶工和冶工制造的器具，正是为了弥补陶工和冶工所缺乏的东西，而不是去损害陶工和冶工；陶工和冶工也拿他们制成的器具去交换农夫的粮食，又是为了弥补农夫所缺乏的东西，难道会损害农夫吗？如果认为相互交换是一种祸害，那么许子除了种粮食之外，为什么不同时也从事陶工和冶工的工作，制作像锅、蒸笼、耒、耜之类的器具呢？全都从自己的家里取来使用，为什么还要忙忙碌碌地与各种工匠技艺之人进行贸易交换呢？为什么许子如此不怕麻烦呢？陈相回答说：许子既然已经种粮食来吃，那么各种工匠的工作都会妨碍农事，本来就不能一边耕种一边做工匠。陈相说到这里，他的话已经理屈词穷，许行并耕的说法本来不用批驳就自行破灭了。

译那么治理天下，难道一定要亲自耕种并且从事其他劳作吗？有君子的事务，有小人的事务。况且一个人身上，各种工匠所制作的东西都具备。如果一定要自己制作然后才使用，这是率领天下人奔波劳碌。所以说：有的人劳心，有的人劳力；劳心的人治理别人，劳力的人被别人治理。被别人治理的人供养别人，治理别人的人被别人供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这一段文字，是列举大义来驳斥异端邪说。孟子说：“你既然知道农业和工匠互相补充而不能互相兼任，那么治理天下，难道可以和百姓一起耕种，并且以此作为治理，这与那必然不能兼顾的道理相违背吗？”大概天下，君子有君子的事务，小人有小人的事务，名分既不同，职业也各异。况且就一个人来说，凡是衣服、食物、居住、防御，必须百工所制作的东西，无不齐备，然后才能便利使用、丰厚生活，起居没有遗憾。如果一定要自己制作然后才使用，那么从事农业的人必须兼做器械，从事工匠的人必须兼做播种种植，这是率领天下人奔波在道路上，最终没有休息的时候。小人都还不能兼任小人的事务，何况君子身负天下的重任，一天之中有万种防备，难道能说能兼任小人的事务吗？所以古语说：“天下的人各不相同，有的在位而劳心，有的在位下而劳力。劳心的人建立纲纪来治理别人，劳力的人则受治于上位的人。那些受治于人的人，缴纳租税来供养别人；治理别人的人则靠下面的人供养。”大概君子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小人不能自己治理自己，上下互相依赖，这是自从有天下以来通行的道理。许子难道想要一下子废除它吗？如果知道君子劳心的道理，那么滕君拥有粮仓府库，确实不是为了残害百姓了。

在尧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太平，洪水到处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茂盛，禽兽繁殖，五谷不能成熟，禽兽逼近人类，兽蹄鸟迹的道路交错在中国。尧独自担忧这件事，推举舜来广泛治理。舜让益掌管火，益焚烧山林沼泽，禽兽逃匿。禹疏通九河，疏通济水、漯水而注入大海，决开汝水、汉水，排除淮水、泗水而注入长江，然后中国才可以耕种食用。在这个时候，禹在外八年，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而不进入，即使想耕种，能吗？

这一段文字是列举圣人治理水火的功绩，以显示不能与百姓一起耕种。孟子说：“自古以来的圣君贤相，历历可数，从未有与百姓一起耕种的。”在尧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太平，大概因为那时洪水正在割裂土地，包围山陵，泛滥于天下。于是草木得到水而滋长，日益茂盛；禽兽得到草木作为巢穴，日益繁殖。因此五谷不能成熟，百姓艰难于食物；禽兽逼近人类，百姓更困窘于生存。以至于兽蹄鸟迹的道路，遍布中国。天下没有太平，像这样。在这个时候，尧作为天子，谨慎对待天戒而悲悯百姓的穷困，心中独自担忧，认为天下的祸患，不是一个人可以治理的。于是劳心于选择宰相，推举舜来广泛治理。舜于是把尧的担忧作为自己的担忧，而劳心于任用人才。舜认为想要施行治水的功绩，必须考察地势的高低，辨别水源的流向和分合，而草木遮蔽，禽兽纵横，还不能用力。于是先命令益掌管火政。益在山林沼泽草木生长的地方，猛烈地焚烧。于是禽兽失去依靠，都逃匿而不危害人类。然后命令大禹担任司空，让他治理水。禹认为西北的水，没有比黄河更大的，堤防阻塞，都不是最好的计策。于是在大河的下游，疏通为九条河道，以分散水势。又疏通济水、漯水与九河，都注入大海，而北方的水才开始有所归宿。在东南则决开汝水、汉水，排除淮水、泗水，以注入长江，而南方的水才开始有所归宿。南北的水都有所归宿，然后不至于泛滥，而中国的土地才可以耕种食用。在这个时候，禹在外勤于事务，总共八年之中，三次经过家门而不进入，大概没有一天空闲。即使想耕种，能吗？观察禹，而尧舜没有空闲耕种，又可知了。许行的妄说太严重了。

后稷教导百姓耕种，种植五谷。五谷成熟而百姓得以养育。人是有道的，吃饱穿暖，安逸居住而没有教化，就接近于禽兽。圣人担忧这件事，让契担任司徒，教导人伦：父子有亲情，君臣有义理，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说：“慰劳他们，招徕他们，纠正他们，使他们正直，辅助他们，使他们有所依靠，让他们自己获得，然后又从而振奋他们的德行。”圣人担忧百姓像这样，有空闲耕种吗？

这一段文字，是列举圣人教化的功绩，以显示不能与百姓一起耕种。孟子又叙述尧舜担忧百姓的事情说：“水土既平，土地可以耕种了。于是舜知道百姓患于饥荒，又命令弃担任后稷的官职，让他教导百姓耕种，以种植五谷。于是百姓都习知耕耘收获的事情，而五谷成熟，天下的百姓都相生相养，而没有再患饥荒了。”然而秉彝的本性，人都有。如果使衣食饱暖，居处安逸，而没有教化，又将沉溺于佚乐，习以为淫侈，而其距离禽兽不远了。圣人于是又担忧这件事，让契担任司徒，教导人伦，使天下的人，父亲止于慈爱，儿子止于孝顺，而有亲情；君主使臣下以礼，臣下侍奉君主以忠，而有义理；丈夫

译君位在外，妇位在内，因而有所区别；年长者思念弟弟，年幼者恭敬兄长，因而有所次序；至于朋友之间的交往，则长久坚守约定而不遗忘，因而有所诚信。这五种德行，是人们共同遵循的道理，用这些来教化百姓，然后百姓才会亲近和睦，五伦关系才会顺从和谐。尧又告诫他说：“百姓在伦理关系中勤勉努力的人，就应当奖励劝勉，使那些因勤勉而趋向伦理的人得以归向；如果内心背离伦理而邪僻的人，就匡正他们使他们归于正道；行为违背伦理而歪曲的人，就矫正他们使他们归于正直。先以勤勉招徕，来鞭策他们进步；接着以匡正纠正，来补救他们的过失。这是因为人性虽然相同，有的人不能自立，不可不扶助辅助他们；有的人进取修德却不向前，不可不引导翼助他们。目的是让他们从容饱足，都能自得自己本然的善性。还担心那些开始时勤勉的人，偶尔在结束时懈怠，又必须提撕警觉，时时加以成全的德行。”这是尧告诫契的话，大概是圣人任命官员施行教化，叮咛详尽，担忧百姓的心情如此深切，哪里还有闲暇去耕种呢？观察这些，更加知道治理天下不能一边耕种一边进行。

译尧把得不到舜当作自己的忧虑，舜把得不到禹、皋陶当作自己的忧虑。把百亩田地不耕种当作自己忧虑的，是农夫。把财物分给别人，叫做恩惠；教导别人向善，叫做忠诚；为天下选拔人才，叫做仁德。因此，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为天下选拔人才困难。

这两节文字，表明圣人以百姓为忧，以选拔人才为重。孟子说：尧舜为百姓忧虑，虽然想亲自耕种却无暇顾及，这是因为他们为百姓做事，正不必事事都去担忧。在尧的时候，因为天下尚未太平，任命宰相是当务之急，所以把得不到舜当作自己的忧虑。在舜的时候，因为分配职事、考核政绩，任用贤才是急务，所以把得不到禹、皋陶当作自己的忧虑。因此，尧得到了舜，尧的忧虑就由舜来分担了；舜得到了禹、皋陶，舜的忧虑就由禹、皋陶来分担了。他们都致力于大事，而不曾琐碎地纠缠于小事。至于那些因为百亩田地没治理好而忧心忡忡的，只有农夫是这样罢了，这难道是君主的宰相该做的事吗？因此，担忧别人财物不足而分给他们，只叫做恩惠；担忧别人不向善而尽心教导他们，只叫做忠诚。这些与农夫的忧虑，已经大不相同了。然而之所以只称为恩惠、称为忠诚，是因为天下极其广大，百姓极其众多，分发财物、教导向善，不可能遍及每一个人。只有为天下选拔人才，像尧得到舜，舜得到禹、皋陶那样，使百姓生活富足、道德端正，恩泽逐渐普及无穷，这才叫做仁，不仅仅局限于小恩小惠而已。因此，后世称颂尧舜，认为天下是巨大的器物，尧舜能把它推让给别人，这件事极其困难，却不知道从圣人的角度看，这反而很容易。只有为天下选拔人才，选择得当、选拔公正，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们，这才是困难的。正因为选拔人才困难，所以尧舜唯独为此劳心费神并以此为忧，哪里像许行所说的那样呢？

孔子说：“尧作为君主真是伟大啊！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效法它。尧的恩德浩荡广大，百姓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舜真是君主啊！他的德行崇高伟大，拥有天下却好像与自己无关。”尧舜治理天下，难道没有用心吗？只是不用于耕种罢了。

这一节文字，是用尧舜用心的宏大，来驳斥许行并耕的说法。孟子说：“孔子的话说：‘尧作为君主真是伟大，因为天道极其伟大而尧能与之相同。天不说话却能成就教化，尧无为却能成就治理，就像效法它一样。而且浩荡广远，当时的百姓，耕田吃饭，凿井喝水，忘记了帝王的权力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又称赞帝舜说：‘舜真是君主啊，他的德行崇高伟大，虽然富有天下却不以地位为乐，好像与自己不相干的样子。’孔子的话就是这样。尧舜治理天下，浩荡崇高，德行功业既然极其兴盛，于是孔子一方面称赞他效法天道而无名，一方面称赞他拥有天下却不参与，难道仅仅是端坐拱手，没有用心吗？大概那时水土尚未平定，教化养育尚未完成，都必须得到人来担任这些职务，忧虑勤劳，坐不安席，每天都没有闲暇，这就是他们用心的所在。只是不用于耕种，不像农夫那样把百亩田地不耕种当作忧虑。假如尧舜也用心于耕种，谁能与选拔人才任职，完成平定水土、播种谷物、推行教化这些事相比呢？看这些，许行的荒谬，不用驳斥就自然明白了。”

我听说过用华夏文化改变蛮夷的，没听说过被蛮夷改变的。陈良，是楚国人，喜爱周公、孔子的道，向北到中国学习。北方的学者，没有谁能超过他。他是所谓豪杰之士。你兄弟俩侍奉他几十年，老师死了就背叛他。

这一节文字，是斥责陈相背叛他的老师。孟子既然驳斥了许行并耕的荒谬，到这里就责备陈相说：“许行的学说如此荒诞，而你却抛弃在陈良那里所学，去向他学习，这也与我听到的不同。中国之所以不同于蛮夷，是因为有圣人礼义的教化，辨别名分，端正体制，尊卑相承，贵贱有序。所以我听说过，有用中国的教化来改变蛮夷，使他们向往风化的；没听说过向中国的人学习，反而遵从蛮夷的教化，被蛮夷改变的。即使就你的老师陈良来说，陈良是楚国人，固然生长在蛮夷之地。听说中国有周公、孔子的道，心里喜悦而爱好它，于是向北游历到中国，学习圣人的道。凡是周公制作的精微意旨，孔子删述的简要言辞，都用心领会而亲身接受。即使是北方的学者，一向志在周孔，他们的造诣所达到的，也没有超出陈良之上而先于他的。他是所谓能自我振拔于流俗的豪杰之士。你兄弟俩侍奉他，已经几十年了，周孔之道也已经有所听闻。却在老师死后，忽然听到许行的邪说，就背叛了，抛弃以前师承的正道，转而追随荒诞不经的许行，这是被蛮夷改变了。你真的甘心这样吗？”孟子用这些话责备陈相，言辞非常恳切。

从前，孔子去世，三年之后，门人收拾行装准备回家，进门，向子贡作揖，相对而哭，都哭得失声，然后才回去。子贡返回，在墓旁筑屋，独自居住三年，然后才回去。后来，子夏、子张、子游因为子路像圣人，想以侍奉孔子的礼节侍奉他，勉强曾子。曾子说：“不行。江汉的水洗涤他，秋天的太阳暴晒他，洁白得不可超越。”

这一节文字，是叙述孔门弟子尊师的事，用来责备

译这是陈相啊。孟子说：“你竟然忍心背叛老师，恐怕不是圣人的门徒了。”从前孔子去世后，跟随他学习的弟子们，都怀着内心的哀悼守丧三年。三年之后，整理行装，准备分散回到各国。他们进入子贡的住处，向他行礼告别，相对痛哭，都哭到失声的地步，然后才回去。他们追念仰慕老师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子贡还不忍心立刻离开，又返回在墓地旁边建造房屋，在祭坛之上，独自居住了三年，然后才回去。子贡追念仰慕他的老师，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后来，子夏、子张、子游又因为孔子已经去世，思念他的声音容貌却再也无法见到，认为有若的言行气度似乎很像孔子，想要用以前侍奉孔子的态度来侍奉有若。因为曾子不同意，他们便强行坚持。曾子说：“不可以，老师应当论道德而不应当论言语相貌。我们的老师道德纯粹，就像用江汉的水洗涤过一样，一尘不染；他光明融和、清澈洁净，就像暴露在秋日的阳光下一样，没有丝毫瑕疵。洁白光亮到了极致，天下没有人能超过他。现在竟然想要用侍奉老师的方式来侍奉有若，本意是想尊崇老师，但比拟得不恰当，反而使老师变得低下了。”曾子尊崇信奉他的老师而不忍心背叛，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孟子叙述这些，那么陈相背叛老师、背离正道，得罪了名教，就可以知道了。

译如今，那些南蛮夷狄、言语难懂的人，并不遵循先王的正道。你却背弃自己的老师而去向他们学习，这也与曾子大不相同了。我听说过，鸟儿从幽深的山谷飞出，迁居到高大的树木上；没听说过从高大的树木飞下，进入幽深山谷的。《鲁颂》说：“抵御戎狄，惩戒荆舒。”周公尚且要抵御他们，你却向他们学习，这也是不善变通的表现了。

这三段文字，都是责备陈相背离正道而陷入邪说。孟子说：“有若像圣人，曾子尚且不肯以侍奉孔子的态度去侍奉他。如今许行作为南蛮夷狄、言语难懂的人，假托神农之名，欺骗百姓、迷惑世人，原本就不是先王垂范教化、万世一脉相传的正道。这与陈良诵读效法周公、孔子的行为，大相径庭。你却背弃自己的老师而去向他学习，与曾子尊崇信奉孔子相比，又算什么呢？取舍混淆的人，还不如鸟儿呢。我听说《诗经》说：‘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即使是鸟儿这样没有知觉的动物，尚且能从幽暗卑下的山谷飞出，迁居到高明高大的树木上。人如果舍弃高明而趋向卑下，舍弃光明而趋向黑暗，这是人的选择不如鸟儿的选择了。我未曾听说过这样的事。如今陈良诵读效法周公、孔子，许行沉溺于邪说，他们之间的高明与卑暗，不用分辨就可知晓。背弃陈良而跟随许行，岂不是从高大的树木飞下，进入幽深的山谷吗？”《鲁颂》有这样的记载：“周公辅佐王室，对于戎狄就抵御驱逐他们，对于荆舒就征伐惩戒他们。”戎狄之人，周公尚且要抵御他们。如今许行是蛮夷夷狄、言语难懂，背离圣道，你却向他学习，以中原文明之邦反而变得像蛮夷一样，这也是不善变通了。孟子先前驳斥许行并耕的谬误，后来责备陈相背弃老师的错误，言辞严厉、义理正当，所以捍卫先圣之道，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

遵循许子的主张，那么市场物价就不统一，国内就没有欺诈。即使让五尺高的孩童到市场去，也没有人欺骗他。布匹丝绸长短相同，那么价格就相当；麻线丝絮轻重相同，那么价格就相当；五谷多寡相同，那么价格就相当；鞋子大小相同，那么价格就相当。孟子说：“物品千差万别，这是物品的本性。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倍万倍。你强行把它们等同起来，这是扰乱天下啊。”粗鞋和细鞋价格相同，人们难道会去做粗鞋吗？遵循许子的主张，大家就会竞相制造伪劣产品，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这两段文字是因为陈相称赞许行治理市场的方法而驳斥其违背常理、扰乱治理。陈相听了孟子的话，已经无话可辩，于是又提出许行治理市场的说法道：“并耕而治，固然不能遵循，但他的言论也有可取之处。遵循许子的主张，那么市场没有两种价格，国内的人不互相欺诈，即使让五尺高的孩童到市场去交易，也没有人因为他年幼而欺骗他。大概天下的物品，因为有贵贱之分，所以价格可以增减，争端容易兴起。如今不论精粗美恶，价格一定，比如布匹只看它的长度，如果长短相同那么价格就相当；麻线丝絮只看它的重量，如果轻重相同那么价格就相当；五谷只看它的容量，如果多寡相同那么价格就相当；鞋子只看它的大小，如果大小相同那么价格就相当。物价固定，人心安定，这其中的好处可想而知。”孟子驳斥他说：“许行想要市场价格不统一，却混淆精粗美恶而一概而论，不知道天下的物品有好有坏，工艺有难有易，那些不能强行整齐划一的，本来就是物品的常理，所以价格不同，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倍、万倍。你却想要把它们合并等同，这只是让天下纷纷扰乱罢了。为什么呢？物品有精粗美恶，就像鞋子有粗有细一样。如果粗鞋与细鞋同价，那么人们难道肯做粗鞋吗？既然这样，精货与粗货同价，那么人们难道肯做精货吗？遵循许子的主张，这是率领天下竞相制造粗劣之物，用来互相欺诈，无法杜绝，奸邪之风大盛，怎么治理国家呢？许子的主张，没有一处是可行的。大概许行认为神农开始教导稼穑，日中为市，所以假托他的名字，来暗中破坏三代的法度。如果不是孟子驳斥他，他对天下后世的危害，将不可言说。后世治理天下的人，只取法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而已，其余都不值得相信。”

墨家学者夷之通过徐辟请求拜见孟子。孟子说：“我本来愿意见，现在我正生病。病好了，我将去见他。”夷之没有来。过了几天，他又请求拜见孟子。孟子说：“我现在可以见了。不直言相告，正道就不能显现，我将直言相告。我听说夷子是墨家学者，墨家办理丧事以薄葬为正道。夷子想以此改变天下，难道认为这样做不尊贵吗？然而夷子却厚葬他的亲人，这就是用他所轻视的方式来侍奉亲人了。”

这一章是孟子驳斥墨家学说。战国时期，杨朱、墨翟的言论遍布天下，异端危害正道，所以孟子抵御并驳斥他们，以捍卫先圣之道。当时有个叫夷之的墨家学者，通过孟子弟子徐辟的介绍，请求拜见孟子。这是他向往正道，有脱离墨家回归儒家的迹象。孟子说：“我本来愿意见夷子，无奈我正生病，等病好了，我将去见他。夷子不必来。”过了几天，他又通过徐辟请求拜见孟子，孟子说：“我现在病好了，可以见了。但儒家之道与墨家不同，如果不直言相告以规正，那么儒家之道就不能显现，我将直言相告。我听说夷子是墨家学者

译墨家处理丧事，其主张崇尚简薄而不崇尚丰厚，是为了天下的缘故而让父母受简薄之待。夷子既然修习墨家的学说，就想用墨家的道理来改变天下的风俗，难道是因为墨家的道理不对而不崇尚它吗？崇尚简薄就应当顺从他所崇尚的，轻视丰厚就不应当顺从他所轻视的。然而夷子安葬他的父母，在礼节上却特别丰厚，这就是用他所轻视的方式侍奉父母。如果认为墨家的道理是对的，那么夷子为什么让他的父母受丰厚之待？如果认为让父母受丰厚之待是对的，那么夷子又为什么跟随墨翟学习他的学说却不采用他的教导呢？这究竟是何种心思呢？大概为人子女的没有不想让父母受丰厚之待的，夷子虽然追随墨家却不肯让父母受简薄之待，这是他的内心一定有不安于简薄的地方，所以孟子趁机责问他，以开启他本然的良心。

译徐子把这话告诉夷子，夷子说：“儒家的道理，说古人爱护百姓就像爱护婴儿一样，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认为爱没有等级差别，只是施行时从亲人开始。徐子把这话告诉孟子，孟子说：“夷子真的认为人爱护他哥哥的孩子，就像爱护邻居家的婴儿一样吗？那话是有特定含义的。婴儿爬着将要掉进井里，这不是婴儿的过错。况且天生育万物，只使它们有一个根本，而夷子却有两个根本，所以错了。”这一节书，是因为夷子的遁词而驳斥墨家忘本的观点。徐子把孟子的话告诉夷子，夷子还没有开悟，就对徐子说：“墨家的道虽然主张兼爱，其实与儒家的道并不相悖。大抵儒家的道未曾不兼爱。《周书》上有话说：‘像爱护婴儿一样。’古人爱护百姓不亚于爱护自己的婴儿，这难道不是说兼爱吗？我的意思是，天下的人都是应当爱的，原本没有厚薄隆杀的区别，只是施行的有次第，从亲人开始罢了。我厚葬亲人，也是想把对亲人的厚待推广到天下，而不是用轻贱的态度侍奉亲人。”徐子把这话告诉孟子，孟子说：“夷子因为《康诰》的话，就想把儒墨两家统一起来，难道真的认为人亲爱他哥哥的孩子就像亲爱邻居家的婴儿一样而没有差别吗？至于《周书》的话，它本来另有含义。《书》大概是说小民无知犯法，都是因为上面的人失于教养，就像婴儿爬着将要掉进井里，都是因为父母失于顾恤，而不是婴儿的过错。所以说爱护百姓应当像爱护婴儿一样，如果他们不幸触犯法网，就应当推究其所以然而哀怜他们，不要高兴。”夷子却说儒家的道与墨家的兼爱没有不同，不是太过分了吗？况且天生育万物，受气成形，都本于父母，只从一个根本产生，所以爱亲人的心得于天性，自有不可解释的。像夷子所说的，就把父母和路人看作略无差别，这是有两个根本了。因此沉溺于兼爱的说法而不自知其谬误。孟子用这些来开导夷子，可以说是深切著明了。

大抵上古曾经有不埋葬他亲人的，他的亲人死了就把他抬起来丢弃在山沟里。后来经过那里，狐狸吃他，苍蝇蚊虫叮咬他。他的额头出汗，斜着眼看而不忍直视。那出汗，不是为别人而出，是内心的悲痛表现在脸上。大概回去取筐子土筐而掩埋他。掩埋他确实是正确的，那么孝子仁人掩埋他们的亲人，也一定有道理了。徐子把这话告诉夷子，夷子怅然若失，过了一会儿说：“您开导我了。”

这两节书是阐明一本的道理，用来感悟夷子。孟子又对徐子说：“夷子知道厚葬是对的，却不知道二本是不对的，难道也没有反过来求索吗？”人只有一个根本，所以爱他的亲人；因为爱他的亲人，所以有丧葬的礼仪。试从制定礼仪的开始来说，大抵那时在上古，礼制未备，曾经有不埋葬他亲人的。他的亲人死了，就把他抬起来丢弃在沟壑中。后来经过那里，看见狐狸吃亲人的肉，苍蝇蚊虫叮咬亲人的皮肤，于是额头上泚然出汗，只是斜视而不忍正视。这出汗，不是为别人看见而这样，哀痛惨怛，发自内心而表现在脸上，有不能自已的。于是后悔前日丢弃的错误，而思考日后保全的办法，大概回去取筐子土筐，把土堆在上面而掩埋他，使不至于被动物残害。这是后世丧葬礼仪所由起的。这掩覆他的亲人，如果认为是理所当然，那么孝子仁人掩覆他们的亲人，必有从厚的道理，而不以薄为贵了。如果当日所见的不是他亲人的体肤，即使有不忍的念头，也不能像这样发自内心而表现在脸上。难道不是因为一本的缘故吗？夷子何不反过来求索？徐子把这话告诉夷子，夷子听了，怅然自失。过了一会儿说：“孟子开导我了，天性果然没有二本，安葬亲人果然应当从厚，墨家兼爱的说法，果然不可以作为准则。”大抵夷子虽然学习墨家，但仍然厚葬他的亲人，他的内心一定对此有不安的地方，所以孟子从良心真切处感悟而触动他，他闻言而悔悟是适宜的。

日讲四书解义卷十七

<经部,四书类,日讲四书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卷十八

孟子【上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陈代说：“不见诸侯，似乎太小气。现在一见他们，大则可以称王，小则可以称霸。而且《志》说：‘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似乎可以做。’”孟子说：“从前齐景公打猎，用旌旗召唤虞人，虞人不来，将要杀他。志士不忘身处沟壑，勇士不忘丧失头颅。孔子为什么取法他？取他‘不是正确的召唤就不去’。如果不等待召唤就去，为什么呢？而且‘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是从利益来说的。如果从利益来说，那么‘弯曲八尺而伸直一尺而有利’，也可以做吗？”

这一章书，是说君子不委屈自己去见诸侯的道理。从前战国游说之士，多干谒诸侯，而孟子抱道自重，落落不偶。弟子陈代怀疑而问说：“士君子进礼退义，固然是守身的常法，但行道济时，是他的素志。现在夫子不见诸侯，在守身方面是对的，但似乎小节可以不拘。现在如果一去见他们，得行其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