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辩义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辩义》三十八卷，明代卓尔康撰写。卓尔康字去病，是仁和人，万历壬子年考中举人，曾经担任浚仪县教谕。他平生颇为以匡扶济世为己任，著述很多。这本书的大旨分为六义，即经义、传义、书义、不书义、时义、地义。所持论调都平正公允，其经文每条之下，大体都杂采前人的成说，排列次序加以阐释，并偶尔用自己的意见进行折中评判。每个公的末尾，又各自附上一篇列国本末的文章，选取关乎盛衰兴亡的大事件，另外分类叙述，也很便于省览。中间立义不恰当的地方，比如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认为是甲戌年正月己丑日，史官偶然颠倒了文字，不知道古人纪年自有阏逢、摄提格等二十二种名称，那甲到癸十日，寅到丑十二辰，古人只用来纪日，并不用来纪年。又如“五石六鹢”，说外灾为什么要记载？因为三恪且在中原，不知道晋国的梁山崩塌，宋、卫、陈、郑的灾害，难道都是三恪吗？又“天王狩于河阳”，说晋国想率领诸侯朝见天子，恐怕有背离的人，所以派人说天子巡狩来邀请他们，其用心很盛大，无可指责议论，这尤为有意翻新而导致违背事理，这类都不能作为准则。然而其他可取之处也不少，比如认为“郑人来渝平”，应当依照《左传》解释为更改达成，认为堕成不果成者，文义都有误。又认为“以成宋乱”，是彰显诸侯的罪过，是《春秋》特有的笔法，那些把“成”解释为“平”的，违背教化非常严重。又解释“戎伐凡伯于楚丘”，说一国攻打一邑，也说伐；一家攻打一人，也说伐，《公羊传》把“伐”解释为重大，是不懂侵伐的意义，强行为之辩解，这些说法都明白正大，足以破除各家拘泥文字牵强附会的见解，对于经旨确实未曾没有阐发。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首一 明 卓尔康 撰

经义一

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由诸侯发出，大概十代很少不丧失的；由大夫发出，五代很少不丧失的；陪臣执掌国政，三代很少不丧失的。天下有道，那么政令不在大夫手中；天下有道，那么平民不议论政治。”

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又兴起，臣子杀害君主的有，儿子杀害父亲的有。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罪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灭亡，《诗》灭亡然后《春秋》兴起。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是一样的。其事记载的是齐桓公、晋文公，其文则是史官的记录，孔子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窃取来的。’○五霸，是三王的罪人。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彼善于此罢了。征，是上伐下，敌国之间不相征。”

庄周氏说：“《春秋》经世，是先王的志向。圣人议论而不辩论，《春秋》用来道出名分。”

汉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太史公说：“我听说董生说：周道废弛，孔子知道时世不用自己，道不能施行。在二百四十二年中评判是非，以通达王事。孔子说：‘我想把它载于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那样深切明显。’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的纲纪，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春秋》文字数万，其旨意数千万，事物的聚散，都在《春秋》中。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言而不见，后有贼害而不知，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知《春秋》。守常事而不知其宜，遇变事而不知其权，做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的，必蒙受首恶的名声；做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的，必防备篡弑诛死的罪过。其实都是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所以《春秋》是礼义的大宗。”又说：“吴楚的君主自称王，而《春秋》贬称他们为‘子’；践土的盟会，实际是召见天子，而《春秋》讳称为‘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刘知几氏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说：‘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

译那么《春秋》的体例，记事并非出自一家。至于那些隐没无闻的史事，更是多得无法尽数记载。又查考《竹书纪年》，它所记载的事，都与鲁国的《春秋》相同。既然如此，那么“乘”、“纪年”、“梼杌”，大概都是《春秋》的别名吧？所以墨子说：“我见过一百个国家的《春秋》。”大概指的就是这些。等到孔子修订《春秋》时，便考察周礼的旧法，遵循鲁国史官遗留的文字，依据实际发生的事，顺应人伦大道，通过败坏的事例来彰明刑罚，凭借兴盛的事迹来确立功业，借助日月运行来确定历法，利用朝见聘问来端正礼乐，委婉含蓄地阐述义理，隐晦深奥地表达文辞，写成不可磨灭的言论，确立后世效法的准则。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只有他的书独自流传。王文中说：“《春秋》对于王道，就像是衡量轻重的权衡，判断曲直的绳墨。”如果舍弃它，就没有可以取法的中正标准了。

译啖助说：孔子修撰《春秋》的用意，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部传文中都没有记载。解说《左传》的人认为，《春秋》体现的是周公的志向。等到周朝德政衰微，礼法制度废弛，各种记载多违背旧有的典章。孔子依据鲁国史官的成文，考察其中的行事来匡正礼法，对上遵循周公遗留的制度，对下明确后世的法度准则。解说《公羊传》的人则认为：孔子作《春秋》，是要贬抑周朝而尊崇鲁国，变革周朝的繁文缛节，效法先代的质朴。解说《谷梁传》的人则说：周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天下动荡，王道已经穷尽。孔子对此感到伤痛，于是作《春秋》，用来彰明升降赏罚，树立劝善惩恶的准则，成就天下的事业，判定天下的邪正，使善良的人受到鼓励，使淫邪的人感到畏惧。我看这三家的说法，确实没有通达《春秋》的根本宗旨，怎么能议论其深意呢？可以说是大原则已经丧失，所有的细节也随之全部偏离了。我认为《春秋》是为了补救周朝的弊端，革除礼法浅薄的弊病。凭什么证明这一点呢？以前的史书记载说：夏朝的政教崇尚忠诚，忠诚的弊端是粗野；殷朝继承它而崇尚恭敬，恭敬的弊端是迷信鬼神；周朝继承它而崇尚文饰，文饰的弊端是琐碎繁杂。补救琐碎繁杂没有比得上用忠诚的，因此应当回归夏朝的政教。因为文饰只是忠诚的末节，如果在根本处设立教化，其弊端还只是末节；如果在末节处设立教化，弊端将会怎样呢？周武王、周公继承殷朝的弊端，不得已才采用文饰。周公去世后，没有人知道加以改变，所以其颓败弊病比夏、商、周三代更严重，直到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孔子对此感到伤痛说：虞、夏的治国之道，对百姓少有怨恨；殷、周的治国之道，无法承受其弊端。又说：后代即使有兴起的人，虞帝的境界也是无法企及的。这是说唐、虞淳朴的教化难以在末世施行，夏朝忠诚的道统应当变革而得以实现。因此《春秋》以权变辅助正道，以真诚裁断礼法，以忠诚作为道统，以推究情理作为根本，不拘泥于虚浮的名声，不崇尚偏狭的节操，顺应时宜来挽救乱世，根据时势来升降赏罚，有时推崇非礼勿动，有时推崇贞正而不拘泥于小信，进退抑扬，去除浮华而归于务实，所以能补救文饰的弊端，革除礼法浅薄的弊病。古人说：殷朝变革夏朝，周朝变革殷朝，《春秋》变革周朝。又说三王的治国之道像循环一样。太史公也说，从董仲舒那里听说：《春秋》向上阐明三王的治国之道，《公羊传》也说乐于称道尧舜之道以等待后世的圣人。由此可知，《春秋》参用二帝三王的方法，以夏朝为根本，不完全遵守周朝的典礼，这是必然的。根据杜预所论述的褒贬原则，只依据周礼。如果这样，那么周朝德政虽然衰微，但礼经尚未泯灭，教化百姓也就足够了，何必再作《春秋》呢？况且子游、子夏等人都已登堂入室，对于典礼本来应当通晓，在述作之际，为什么不能赞同一句呢？又说：周公的志向，孔子从而阐明了它。那么孔子为什么说“了解我的是《春秋》，怪罪我的也是《春秋》”呢？这说明杜预的话在这方面是浅陋的。何休所说的“变革周朝的文饰，效法先代的质朴”，虽然得到了言辞，但用错了地方；不把它用在性情上，而用在名位上，失掉了旨趣而流于浅薄，没有找到入门的途径。周朝德政虽然衰微，但天命没有改变，所说的变革效法夏朝政教，只在于确立忠诚作为教化，推究情理作为根本，并不是说要改革爵位排列、增减礼乐制度。所以孔子伤痛君主威权不能施行，地位等同于列国，首先确立王正月以统一法度，先王以贬抑诸侯，不记载战争以示无敌，称呼天王以表明没有二心，尊崇唯有王才是最大的，崇高深远，反而说“贬抑周朝而尊崇鲁国”，将其作为《春秋》的根本宗旨，两汉的专门家传承至今，违背礼法、诬蔑圣人，违反经典、毁坏传文，教导人们叛逆，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范氏的说法，粗略陈述了梗概，完全没有深刻的旨意。况且历代史书，都是用来惩恶劝善的，《春秋》的创作，难道仅仅是这样吗？由此可知，虽然依据旧史，斟酌圣人的心意，拨乱反正，归于王道，这三家的说法，都没有找到入门的途径。

赵匡说：啖氏依据《公羊传》家的旧说称：“《春秋》变革周朝的文饰，效法夏朝的质朴。”我认为《春秋》依据史书制定经典，用来阐明王道，其旨意大体只有两个方面：振兴常典，确立权变制度。所以凡是郊祀、宗庙、边防、纪年、朝见、聘问、田猎、婚娶，凡是违背礼法的就记载下来，这是振兴常典。对于非常之事，常典礼法所不能涵盖的，就由圣人裁断，以此确定褒贬，用来穷尽精微的道理。圣人当机立断，以确定中道，辨别疑惑、解答疑问，为后世的君王提供法则，何必一定要效法夏朝呢？那么《春秋》挽救世道的根本宗旨在哪里呢？在于尊崇王室，纠正僭越，举明三纲，提挈五常，彰善瘅恶，如此而已。所以褒贬的旨意在于体例，叙述的意思在于体制。所说的体制，其大体有三类，区别有十种。所说的三类是：凡是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会，这些是常典应当记载的，所以全部记载，根据其邪正加以褒贬，这是第一类。祭祀、婚姻、赋税、军旅、田猎，都是国家的大事，也应当记载。其中符合礼法的，孔子修撰经典时，全部都不采纳，所以《公羊传》《谷梁传》说“常事不书”就是这个意思。那些非常之事以及符合变通之正道的，才选取记载，并增减其文字，以寄托褒贬之意，这是第二类。庆贺祥瑞、灾异以及君主被杀、被俘以及流亡、逃跑叛变、归附、入国、接纳拥立，这些也都是非常之事，也是史册应当记载的，孔子则依据这些加以褒贬，这是第三类。这是述作的大致情况。所说的十种是：一是全部记载以记录事实，二是省略常事以阐明礼法，三是

译一曰删减言辞以追求简练，四曰变换文辞以表达意旨，五曰依据言辞以显现本意，六曰记载事实以彰显是非，七曰避讳以保全礼制，八曰详述内部以区别于外部，九曰缺略内容沿袭旧史，十曰增删文字以构成辞章。了解其体例，推究其法则，观察其大意，然后才可以议论它了。有人问：圣人的教化，旨在训导世人，为何要隐晦其言辞呢？并非刻意隐晦，而是事情本来应当如此。人的善恶，必定有深浅之别，如果不约束言辞，不足以区分它们。如果广泛铺陈言辞，那就是《左传》那样的书了，哪里足以体现条例而称为《春秋》呢？言辞简练而意义隐晦，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并非刻意隐晦。所以成年人的言语，孩童不能理解；朝廷官员的才能，百姓和低级官吏不能企及。因此小智慧赶不上大智慧，何况圣人的言语呢？这是性情自然形成的品类，并非刻意隐晦。如今凭借不及的资质，想要不学习就能明白，这难道是市井间的话，随便说说就容易知道吗？有人问：《春秋》从隐公开始记载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一是因为周平王东迁的缘故，二是因为隐公让位的原因。

译程子说：“《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像日星一样光明，是容易看见的。只有那些防范言辞中深奥的意义，以及根据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地方，才是难以知晓的。观察万物然后才能认识造化之功的神奇，聚集众材然后才能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想通过一件事来窥探圣人的用意，不是上智之人是做不到的。”又说：“五经是记载大道的文章，《春秋》是圣人运用的体现。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律令只说法律条文，判例才开始显示法律的应用。”又说：“五经如同药方，《春秋》如同用药治病。圣人的运用，全在这本书里。《春秋》一句话，就是一件事，是非就体现在这里，这是穷究事理的关键。学者只看《春秋》，也可以穷尽大道了。”又说：“《春秋》以前，已经确立了体例。到了后来记载完全不同的事情，就记载出不同的意思。如果依照前面的体例去看待，就大错特错了。”又说：“《春秋》大体上所记载的，事情相同则用词不同。后人因此称之为体例。然而有事情不同而用词相同的，大概各有其义，不可以体例拘束。”又说：“我读《春秋》有两条法则，用传文考证经文的事迹，用经文辨别传文的真伪。”

邵子说：“《春秋》是孔子的刑法书。功劳和过错不能互相掩盖。五霸是功劳的首领，罪过的魁首。先确定五霸的功过，然后学习《春秋》，那么大意就确立了。《春秋》期间，有功的人没有比四国更大的了。有罪的人也没有比四国更大的了。不先确定四国的功过，那么事情就没有条理，不能领会圣人的心意。”孙明复说：“《春秋》有贬斥而没有褒扬。”邵子说：“《春秋》时代礼法废弛，君臣混乱，其间有能做小善的人，怎么能不提拔他呢？何况五霸确实对天下有功，怎么能不给予肯定呢？”又说：“人们说《春秋》不是讲性命之道的书，这是不对的。圣人无我，从性命出发，根据事情进行褒贬，都不是有意在其中，所以《春秋》是尽性之书。”又说：“《春秋》是因为君弱臣强而作的，所以称为名分之书。”又说：“圣人的经典，浑然没有痕迹，像天道一样。《春秋》记录实事，善恶就在其中显现了。”

张子说：“《春秋》这本书，在古代是没有的，是孔子自己创作的。只有孟子能了解它。如果不是道理明白、义理精微，大概不可以学习。以前的儒者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就去研究它，所以他们的说法多穿凿附会。”

胡氏说：古代各国各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春秋》是鲁国的史书罢了。孔子亲自加以笔削，它是史书之外传达心意的要典。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本书的创作，遏制横流的人欲，保存即将灭绝的天理，为后世考虑得非常深远。指责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那个地位却寄托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抑制欲望而不能放肆，那就令人忧虑了。所以君子认为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学习这部经书的人，确实是穷究事理的关键了。近世推崇王氏的新说，定为国是，唯独对于《春秋》，科举不用它取士，学校不用它设官，经筵不用它进读，决断国家大事的人没有可以折衷的标准，天下不知道所适从，人欲日益增长，天理日益消亡，其势像江河向下流，没有人能遏制。唉！到了这种极点。孔子亲手笔削的拨乱反正之书，也可以推行了。上天赋予圣人的学问，崇尚信奉这部经书，于是在这个时候奉承诏令，辄不自量，谨慎地叙述所听到的，为它作解说以进献。深奥的义理，或许没有贯通，然而尊奉君父，讨伐乱贼，驳斥邪说，端正人心，用华夏改变夷狄，大法大致具备，希望圣人的经世之志，稍微有点补益罢了。

朱子说：“《春秋》用形而下的事物来说明形而上的道理，那形而上的道理，在《春秋》里都是乱世的事情。圣人一切用天理来裁断。圣人作《春秋》，不过是直书其事，善恶自然显现。《春秋》的大防，可见的有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内尊中国，外斥夷狄，贵王贱伯罢了，未必像先儒所说的那样，字字都有义理。”

苏子说：赏罚是天下的大公；是非是个人的私见。地位所在，圣人就用他的权力作为天下的大公，而天下以此惩戒和劝勉；道义所在，圣人就用他的权力作为个人的私见，而天下以此荣耀和耻辱。周朝衰微的时候，地位不在夫子而道义在他那里。夫子用他的权力，评判天下的是非是可以的。而《春秋》奖赏人的功劳，赦免人的罪过，灭掉人的家族，断绝人的国家，贬低人的爵位，诸侯有时书写他的名，大夫有时书写他的字，不遵循固定的法则，只遵循他的心意；不只是说这是那非而施加赏罚。那么夫子固然说：“我可以赏罚人了。”赏罚人是天子诸侯的事。夫子忧虑天下的诸侯大夫僭越天子诸侯的事，而作《春秋》罢了，那么做了这件事，他凭什么责备天下呢？地位是大公的，道义是私人的。私不能胜公，那么道就不能胜位。地位的权力可以赏罚，而道义的权力不过于是非。道义在我这里，而不能做有地位的人的事，那么天下都会说：“地位不可僭越就是这样。”不然，天下谁不会说：“道义在我这里，那么道义就是地位的贼了。”说：“夫子难道真的赏罚了吗？只是说赏罚罢了，有什么伤害？”说：“我不是君主，不是官吏，拉着路人告诉他说：‘某人做善事，某人做恶事’是可以的。接着说：‘某人做善事，我奖赏他；某人做恶事，我诛杀他

译」，那么人们有不嘲笑我的吗？」孔子的赏罚，怎么与此不同呢？既然如此，那又凭什么称他为孔子？又凭什么称这部书为《春秋》呢？回答说：「孔子作《春秋》，并不是说这是孔氏的家书，也不是说这是我个人所作。赏罚的权力并不据为己有。」又问：「这是鲁国的史书。鲁国作史，有善行就奖赏，就说鲁国奖赏他；有恶行就惩罚，就说鲁国惩罚他。怎么知道的呢？」回答说：「孔子为《易经》作传，称为《系辞》；谈论孝道，称为《孝经》，都冠以自己的名字。这是孔子将其视为私人的著作。而《春秋》是鲁国用来命名史书的。孔子依托鲁国，这是孔子将其视为公有的。以鲁国史书的名义使其公有，那么赏罚的权力本来就在鲁国，《春秋》的赏罚从鲁国推广到天下，这是天子的权力。鲁国是周公的封国，身处鲁地，应当效法周公，不得已而借用天子的权力来赏罚天下，以尊崇周王室，所以将天子的权力赋予它。那么借用天子的权力，应当怎样呢？回答说：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就可以了。孔子希望鲁国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却未能实现，将天子的权力赋予齐、晋的原因是什么呢？齐桓公、晋文公表面上尊崇周王室，实际上是想使他们的国家富强，所以孔子肯定他们的事功而不肯定他们的用心。周公心存王室，虽然他的子孙不能继承，但孔子思念周公而允许他借用天子的权力来赏罚天下。他的意思是：有周公那样的用心，然后才可以做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事。这就是他不赋予齐、晋而赋予鲁国的原因。子贡等人不理解孔子的用意，续写经文并加以记载。孔丘去世，孔子已经告老退职了，大夫告老退职后去世，史书不记载，而孔子却单独记载了。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公之于天下，难道会私心只为了一个孔丘吗？唉！孔子认为这是鲁国的史书，而子贡等人却认为是孔氏的家书吗？《春秋》拥有天子的权力，天下如果有君主，那么《春秋》就不应当作；天下如果没有君主，那么天子的权力，我不知道该赋予谁。天下的人，哪有像周公后代那样可以赋予的呢？赋予他而得不到合适的人，就会混乱；不赋予别人而据为己有，就是僭越；不赋予别人，不据为己有，也没有赋予的对象，就会涣散。唉！后来的《春秋》，是混乱呢？是僭越呢？还是涣散呢？

译又说：事情如果有违背我心意的，我的言语就会愤然不平；如果有顺遂我意旨的，我的言语就会温和而不发怒。天下人的情感，那喜怒哀乐之情，可以通过言语来知晓。喜悦时的言语难道可以当作愤怒时的言语吗？这是天下人都能分辨的。至于圣人，那些叮咛反复、记载在典籍中的言语非常多，而他喜怒好恶所在的地方，又非常明白容易知晓。然而天下人常常苦恼于探求却得不到他心意的主旨，这是什么缘故呢？天下人认为圣人的文章，不再是平常天下的言语，因而探求得太过分，所以圣人的言语反而显得深远而不可理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的是非杂乱地触动人心，见到恶行就愤怒，见到善行就喜悦，那么探求是非的界限，也可以从言语的喜怒中去探求了。现在人们对于事情，有喜悦时说的，有愤怒时说的，有怨恨时说的。喜悦时说的，言语温和而没有伤害；愤怒时说的，言语严厉而不温和；怨恨时说的，言语深刻而不浅显。这是大致的情况。《春秋》对于仲孙湫的到来，说“齐仲孙于”；对于季友的归来，说“季子来归”，这就是所谓喜悦时的言语。对于鲁郑交换田地，说“郑伯以璧假许田”；对于晋文公召见周天子，说“狩于河阳”，这就是所谓愤怒时的言语。对于叔牙的被杀，说“公子牙卒”；对于庆父的出逃，说“公子庆父如齐”，这就是所谓怨恨时的言语。喜悦而温和，愤怒而严厉，怨恨而深刻，这三者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于《公羊》《谷梁》的传注，就不是这样，日月土地都用来作为训释。不知道日月，不详细土地，哪里值得喜悦？哪里值得愤怒？这是喜怒所不在的地方。《春秋》记载说：“戎伐凡伯于楚丘”，却认为是卫国攻打凡伯；《春秋》记载说：“齐仲孙来”，却认为是我们的仲孙愤怒而到了改变他国国君的地步，这又是喜怒所达不到的。所以我所以说：《春秋》也就是人的言语罢了，而人的言语也就是看它的辞气趋向罢了。

又说：“《礼记》说：礼，是用来辨别嫌疑，确定犹豫不决的事情的。而《春秋》一概取法于此来做出判断。所以凡是天下的邪正，君子所怀疑而不能决断的，都到了《春秋》这里就确定了。不是由《春秋》确定，而是由礼确定。”所以太史公说：“《春秋》是礼义的大宗。做君主父亲却不知道《春秋》的，前面有谗言而看不见，后面有贼人而不知道；做臣子儿子却不知道《春秋》的，遵守常规事务而不知道适宜，遭遇变故而不知道权变。礼义的丧失，到了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其实都是以善意为出发点，却不知道其中的义理，因此遭受空泛的指责而不敢推辞。”邪正的不同，不止像黑白那样明显。假使天下凡是做君子的都像颜渊，凡是做小人的都像夏桀、盗跖，即使没有《春秋》，天下人也是相信的。天下人所怀疑的，是邪正之间模糊的地带。那些内心邪恶，而行为迹象好像正直的人是有的；那些内心以为正直，却不知道义理，从而陷入邪恶的人也是有的。这就是《春秋》之所以在中间叮咛反复的原因。宋襄公在仁义上令人怀疑，晋国的荀息在忠诚上令人怀疑。宋襄公不修养德行却使百姓疲弊来谋求诸侯的服从，他的心难道是商汤、周武王的心吗？但唯独到了作战时说：“不捕捉头发花白的老人，不攻击没有排好阵势的敌人。”如果没有仁者的平日修养，却一时窃取仁的名声来欺骗后世。如果《春秋》不为他纠正，那么世上自称仁者的人就会相继做伪善之事。所以书中记载：“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春秋》记载战争，没有比这更详细的了。君子认为他的失败本来就应该，而没有隐讳，不忍心的言辞。荀息侍奉君主，君主在世时不能纠正他的违逆，死后又成全他的邪恶志向而死。如果荀息算是忠诚，那么凡是忠于盗贼，死于私情的人都是忠诚了，这可以吗？所以书中记载：“及其大夫荀息。”不然，那么荀息就是孔父嘉之类的人而可以称名了吗？

郑樵说：“古代诸侯的国家，各自有史官，史书写成后献给周王，周王命令内史掌管，以辨别它们的同异，考察它们的虚实，从而知道它们的美恶。周朝自从东迁以来，威令不振，诸侯无所敬畏，而史官有虚美隐恶的。百代之后，众史并起，褒贬不同，比如董狐记载赵盾的罪过，出于史臣的私意；郑国史官记载薰隧之盟，屈从于权臣的势力。褒善贬恶，不足以起到惩戒劝勉的作用。圣人依据鲁国的史籍来听闻了解事情，用笔写成经书，二百四十二年的事情，概括在一万八千字之间。让后世依据列国的史书，用圣人的经书来裁断，那么史书不真实的地方，就依据经书来传述真实；经书没有记载的地方，就依据史书来知道详情。这是圣人的意图，而左丘明取来作为传注。唉！《春秋》这一部经，发端于鲁国，到了极致，就是周朝；发端于一国，到了极致，就是天下；发端于一时，到了极致，就是万世。我在这里看到了。”

又说：有的人探求《春秋》的微言大义，标准定得太高，就说孔子以平民身份专断天子之事，他的言论没有根据。所以当时的高足弟子以文学

译像子游、子夏那样，无法提出任何言辞。经书中记载闰月不举行告朔仪式，却依然在宗庙朝见，这是圣人爱惜礼制的用意。如果像子贡想要去掉告朔时的祭羊，那么子贡的智慧还不足以谈论《春秋》。经书中记载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国世子蒯聩进入戚地，这是圣人端正名分的用意。如果像子路说：“您太迂腐了，何必去正名呢？”那么子路的智慧还不足以谈论《春秋》。旧史的文字，可以效法就加以修订，有疑问的就空缺不写，仅此而已。沿用旧史的文字，就像“俘获国君称为‘止’，诛杀臣下称为‘刺’、称为‘杀’，逮捕大夫称为‘执’”，我朝使者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出自董狐之手；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出自汲冢竹书之类，就是这种情况。改变旧史的文字加以修订，就像《公羊传》所论述的“星陨如雨”，《谷梁传》所说的“五石六鹢”之类，就是这种情况。有疑问的就空缺不写，就像甲戌、己丑连续记载，丙戌、丙戌重复记载，“夏五”缺失了月份，“郭公”缺失了人名之类，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圣人依据鲁国的史记来修订《春秋》，不敢说是创作。

译又说：“《春秋》的法则，重视事件而轻视人物，详记鲁国而略写外国，并没有所谓的‘条例’。”朝见天子、诸侯会盟，是礼乐的根本；侵袭、包围、征伐，是战争的行为。鲁国与邻国有交往的道义，就全部记载；除此之外就不记载。国君在位，就记载国君，而不列出臣子；卿在位，就记载卿，而不列出大夫；只有当卿不在位而大夫主持事务时，大夫才得以被记载。盟誓，是用来记载信用的；裂开帛书，是因为与莒国会盟而得以被记载。聘问，是用来讲习礼节的；公子札是因为聘问鲁国而得以被记载。请求出兵，是大事，所以栾黡得以被记载；修筑杞国城墙，是大工程，所以高止得以被记载。至于荀林父打败狄人，士鞅防御吴国，又因为赴告并与鲁国共同处理事务，得以被记载。那么《春秋》的记载，是因为事件而显现人物，而不是因为人物而显现事件。记载在鲁国，就详细记录季子、叔肸的去世，延厩、郭囿的战事，就是这样；对于其他国家，就略写晏平仲善于交往，叔向遗留的直道，封洫、刑书在郑国，反坫、塞门在齐国，也是这样。《春秋》重视事件而轻视人物，详记鲁国而略写外国，大概就是这样，哪里有所谓的条例呢！柳宗元的话说得好：“杜预认为条例是周公的常法，却不知道侵伐、攻入、灭国的条例，在周朝兴盛时不应该预先制定其法则，这才是真正的知言！”

刘永之说：“《春秋》依据鲁国史官的记录而书写，传承下来使王法由此而明了，叛乱逆节由此而彰显，是可以的。如果说通过增减鲁国史官的记录来使其明了、彰显，那是不可以的。言语重复，文辞反复，必定有极大的善恶。这是前代儒者的说法。”有人问：“首止的会盟、葵丘的会盟，都再次记载，这是善事重大而详细其文辞。稷的会盟说‘促成宋国的动乱’，刘单让王猛居住在皇，尹氏立子朝而先说‘王室动乱’，都重复言说，这是恶事重大而详细其文辞。”我曾经考察过，大概是史官实录而记载的体例不同罢了。其大凡有五种：有根据事件的离合而记载的，有重视其结局而记录其开端的，有重视其开端而记录其结局的，有承接赴告的言辞而记载的，有不承接赴告的言辞而听闻知道后记载的。这五种，是其大凡，而都是为了记录事实。有的会盟，盟誓与同日，这是会盟与盟誓合为一件事了；有的会盟，盟誓与异日，这是会盟与盟誓分为两件事了。合为一件事，就一同记载；分为两件事，就分别记载，本来就是这样。首止与葵丘，都是夏天的会盟而秋天的盟誓，这是分为两件事了，所以再次记载。这是根据事件的离合而记载的。践土的会盟，是善事，而盟誓不分别记载，因为是同日；平丘的会盟，没有善事，而盟誓则分别记载，因为是异日。这都是事实的记录，不是因为善事重大而详细其文辞。将要记载夺取鼎的事，在稷的会盟，就开头说‘促成宋国的动乱’，这是重视其结局而记录其开端；已经记载说‘宋国发生火灾，伯姬去世’，在澶渊的会盟，就结尾说‘宋国发生火灾’，这是重视其开端而记录其结局。会盟没有说明原因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说明，特别用来表明其所重视的。其他如记载‘寔来’，就先说‘州公到曹国’；记载‘齐侯攻打北燕’，就接着记载‘与齐国讲和’，都是这类情况。子朝的动乱，叔鞅从京师来而说，不知道谁是对的，所以说‘王室动乱’，这是不承接赴告的言辞而听闻知道后记载的。刘单让王猛居住在皇，就来告了；敬王居住在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就来告了。这是承接赴告的言辞而记载的。其他如程子的传例有说：‘将领地位低微、军队少，条例记载人。’这是承接赴告的。不知道将领名氏多少，也记载人，这是听闻知道后记载的。这都是事实的记录，不是因为恶事重大而详细其文辞。说：言语重复，文辞反复，必定有极大的善恶。这是前代儒者的过错。况且他们的名字，写在简册上；他们的行迹，昭示万世。不必言语重复，都知道首止是善事了；不必文辞反复，都知道稷是恶事了。所以说：依据鲁国史官的记录而书写，传承下来使王法由此而明了，叛乱逆节由此而彰显。

吕大圭说：六经的不明，是诸儒穿凿附会害了它，而《春秋》尤其严重。《春秋》穿凿附会的祸患，其起源来自三传，而后来的诸儒又从而羽翼它，横生意见，巧出义理。有一件事而有的认为是褒扬，有的认为是贬斥，彼此互相矛盾的。有同样的事而前认为是褒扬，后认为是贬斥，前后自相抵牾的。纷纷聚讼，而圣人的意思更加不明。然而其大端不过有二：一是以日月为褒贬的说法，二是以名称爵号为褒贬的说法。他们只看到盟誓一样，而有日期的，有不日期的。安葬应该书日，而有时书时，攻入应该书日，而有时书月，像这样不同。于是有以日月为褒贬的说法。又看到国君一样，而有时书州，有时书国，有时书人，有时一人而前氏后名，又像这样不同。于是有以名称爵号为褒贬的说法。我认为有以折服它，蔑视它。盟誓不书日，就说其盟誓渝也。柯的盟誓不书日，就说信之也。将要

译改变它的人是对的吗？相信它的人是对的吗？桓公的盟会不记载日期，而葵丘的盟会却记载了日期。有人说这是表示危险，有人说这是表示赞美。认为表示危险的人是对的吗？认为表示赞美的人是对的吗？公子益师去世不记载日期，左氏说：“鲁公没有参与小敛。”然而公孙敖死在国外而鲁公在国内，叔孙婼死在国内而鲁公在国外，鲁公没有参与小敛，这是很明显的。又为什么要记载日期呢？公羊说：“公子益师死得远。”然而公子彄也死得远，又为什么要记载日期呢？谷梁说：“不记载日期，是因为厌恶。”然而公子牙、季孙意如也被厌恶，又为什么要记载日期呢？下葬必定记载月份和日期，但有不记载月份和日期的，就说：“不及时而记载日期是急于下葬，不及时而不记载日期是怠慢下葬，超过时限而记载日期是有所隐瞒，超过时限而不记载日期称为不能下葬，当时而不记载日期是正常，当时而记载日期是危险导致不能下葬。”然而超过时限而记载日期，直指齐桓公而言，当时公子争夺国位，说危险、隐瞒是可以的。卫穆公、宋文公没有齐桓公的贤能，没有争夺国位的祸患，超过时限而记载日期，有什么可隐瞒的呢？宋穆公记载日期的下葬，又有什么危险呢？所有这些，都是可疑错误而难以通晓的。谁说《春秋》必定以日月来褒贬呢？至于来归仲子的赗赠，而宰夫署名，就说这是贬低。假如荣叔归送成风的含玉和赗赠，而天王不书“天”，也说这是贬低。难道归送仲子赗赠的罪责在冢宰而不在天王吗？归送成风含玉和赗赠的过失在天王而不在荣叔吗？《春秋》书“王”，本来是为了正名分，而孔子却自己贬低天王而去掉“天”字，那么以此作为正名分可以吗？谷伯、邓侯称名，解说的人说：“朝见弑逆之人，所以贬低。”滕子、杞侯难道不是朝见弑逆之人吗？滕薛来朝称爵，解说的人说：“滕薛是小国，因为它们先朝见隐公，所以褒扬。”朝见隐公有什么可褒扬而褒扬的呢？如果认为隐公是开始受命的君主，那就更加荒谬了。有人说：“滕本来侯爵，朝见弑逆之人，贬低而称子。朝见桓公可以贬低，但终春秋之世不再称侯，难道都是因为朝见桓公的缘故而贬低吗？”有人说：“是被当时的周王所废黜。”假如当时的周王能够升降诸侯的爵位，那么礼乐赏罚的权力，天王就能自己掌握了，哪里还是春秋之世呢？先书“荆”，接着书“楚”，后来书“楚子”，解说的人说：“这是进爵。”荆州是地名，楚国是国名，子是周室授予的爵位。有时书“荆”，有时书“楚，就像有时书“越”，有时书“于越”，书写其君主不称“楚子”而称什么呢？为什么要说是进爵呢？像这类情况，不能一一列举，都是可疑错误而难以通晓的。谁说《春秋》以名称爵号来褒贬呢？大体上《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事情在日完成的记载日，事情在月完成的记载月，事情在时完成的记载时。所以凡是朝觐、搜狩、城筑、作毁，凡是这样的，都是以时完成的。会盟、相遇、讲和、前往、到来、到达、征伐、围困、夺取、救援、驻扎、迁徙、戍守、袭击、奔逃、叛乱、拘捕、放逐、水灾、旱灾、降雨、雷电、结冰、彗星、孛星、蝗虫、螟虫，凡是这样的，有的以月完成，有的以日完成。崩、薨、卒、弑、葬、郊祭、庙祭、盟誓、田猎、战败、进入、灭亡、俘获、日食、星变、山崩、地震、火灾，凡是这样的，都是以日完成的。那些应当记月而没有记月，应当记日而没有记日的，都是史官的失误。假如某事应当在某月，而鲁史只记载了时；某事应当在某日，而鲁史只记载了月，圣人怎么能凭空增加甲子呢？这是《春秋》不以日月为例。《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然显现，名称爵号按照其名称爵号，而是非善恶则体现在文辞中。不是所有书名的都是贬低，所有书氏的都是褒扬。假如某人与某人在所褒扬之列，而旧史只记载其名；某人与某人在所贬低之列，而旧史只记载其字，那么圣人将奔走列国，去寻求其名与字，然后记载于经书吗？这是《春秋》不以名称爵号为褒贬。至于根据所书月日的前后而知其是非，根据名称爵号的异同而知其事实，这固然存在。但不是圣人借此来褒贬。例如庄公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三十二年春筑小谷城，由此可以看出才过三个时季而大兴工程屡次兴起。宣公十五年秋蝗灾，冬蝝虫滋生，由此可以看出连续两个时季而灾害接连发生。庄公八年春军队驻扎在郎，夏军队与齐军围郕，秋军队返回，由此可以看出经过三个时季而劳师于外。像这类情况，大概从书时可以看出。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九月入杞，由此可以看出来朝刚过一个月就兴兵进入。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由此可以看出其朝见夷狄之国经过七个月之久而劳顿于行。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由此可以看出经过九个月而后下雨。像这类情况，大概从书月可以看出。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由此可以看出八天之间而两次出现天变。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译由此可以看出，在十天之内就攻取了两个城邑。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进行尝祭，由此可以看出在灾祸之后进行尝祭是不敬的行为。己丑日安葬敬嬴，庚寅日才正式下葬，由此可以看出第二天才安葬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丙午日与荀庚结盟，丁未日与孙良夫结盟，由此可以看出鲁国人先与晋国结盟而后与卫国结盟。己未日在鸡泽与诸侯共同结盟，戊寅日与陈国的袁侨结盟，由此可以看出晋国人先与诸侯结盟而后与大夫结盟。像这类情况，大概从记载日期上就可以看出来。然而认为圣人通过记载或不记载日月来寄托褒贬之意，那就错了。至于名称、爵号的异同，有的是根据事情的大小而用辞详略不同，有的是前面列举名称而后面统称，有的是承袭上文而简化用辞，本来难以用一种规则概括，而且时势的升降、世道的盛衰，也由此得以显现。楚国是一样的，起初记载为“荆”，后来记载为“楚子”。吴国是一样的，起初记载为“吴”，后来记载为“人”，不久又记载为“吴子”，由此可以看出夷狄逐渐强盛了。鲁国的翚、柔，郑国的宛、詹，起初大夫后来不再称氏，那么大夫就没有不称氏的了。郑国的段、陈国的佗、卫国的州吁，起初都只称名，后来都称氏，那么即使是弑君的贼臣也有称氏的，由此可以看出大夫逐渐强大了。起初，曹国、莒国没有大夫；后来，曹国、莒国都有大夫。由此可以看出小国的大夫都参与政事了。起初，吴国、楚国的国君和大夫都称“人”；后来，吴国、楚国的臣子也称名。由此可以看出吴国、楚国的臣子都往来于中原各国了。诸侯在防地称“子”，有记载称“子”而参与防地会盟、参与讨伐的；由此可以看出居住在防地并参与防地会盟、讨伐是不合礼制的。杞国的爵位是公，却记载为“伯”；滕国的爵位是侯，却记载为“子”。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不采用周朝的爵位，而是根据国家的大小来区分强弱。在防地会盟曹国、蔡国，先于卫国讨伐郑国，那么卫国先于蔡国；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诸侯都根据眼前的利害，而不再遵循周朝的班序了。在幽地结盟，男爵先于伯爵；在淮地防地会盟，男爵先于侯爵；在戚地防地会盟，子爵先于伯爵；在萧鱼防地会盟，世子长于小国的国君。由此可以看出霸主执政，都凭私意决定轻重，而不再遵循礼制文辞了。在垂陇结盟，对内则是公孙敖防地会盟诸侯；召陵侵楚的军队，对外则是齐国的国夏防地会盟霸主。由此可以看出大夫与诸侯平起平坐，而没有人知道这是不对的。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名称遵循其名称，爵号遵循其爵号，而善恶是非就由此显现出来。起初并不是圣人特意以此作为褒贬。学者一定要在名称、爵号之间寻求圣人褒贬的意思，就会窒碍而不通。对于不通之处，强行解释，就会务求新奇巧妙，什么地步都能达到？只怕这不符合圣人明白正大的心意。学者阅读《春秋》，必须先破除《春秋》以日月为例的说法，以及以名称爵号为褒贬的说法，然后《春秋》的防地会盟才可以论述了。

译又说：有人问：“您说《春秋》不通过记载日月、名称、爵号来进行褒贬，这确实如此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春秋》所记载的都只是依据旧史罢了，所谓‘门人中高材生也不能增添一字’，其中的深意又在哪里呢？”回答说：有《春秋》的通用体例，有圣人的特别笔法。有日期就记载日期，有月份就记载月份，名称依照其名称，爵号依照其爵号，以及结盟就记载结盟，会盟就记载会盟，死亡就记载死亡，安葬就记载安葬，作战就记载作战，征伐就记载征伐，弑君就记载弑君，杀戮就记载杀戮，完全依据事实本身，我不加以增损，这是通用体例。那些史书没有记载而由我来书写以表明大义，史书有记载而我删削以表示警戒的，这是特别笔法。“元年春正月”，这是史书的旧文，加上“王”字，这是圣人的笔法。中原诸侯有安葬吴、楚国君的，而吴、楚的国君不记载安葬，这是圣人的删削。晋侯召见周王，这在《左传》中有记载，而圣人记载为“狩”，这是为了保存天下的防微杜渐。陈桓公驱逐其君，这在诸侯的史策中有记载，而圣人记载为“卫侯出奔”，这是为了显示为人君者的警戒。不只说“仲子”，而说“惠公仲子”；不只说“成风”，而说“僖公成风”；不说“陈黄”，而说“陈侯之弟黄”；不说“卫絷”，而说“卫侯之兄絷”。阳虎是陪臣，记载为“盗”；吴、楚僭越称王，记载为“子纠”；不记载齐国，而小白记载齐国；突不记载郑国，而忽记载郑国；拥立晋国，而记载卫人拥立王子朝，而记载尹氏。凡此种种，都是圣人的特别笔法。所以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大概运用通用体例而不加增损的，是圣人的公心；有特别笔法以明辨是非的，是圣人的精义。通用体例所记载的，不一定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即使门人中高材生参与也可以；精义所在，哪里是门人中高材生所能措辞的呢？非圣人不能做到这一点。

又说：读《春秋》的人，首先要明白大义，其次要观察世道的变迁。所谓的世道变迁是什么呢？《春秋》的开始，是世道的一次变迁；《春秋》的终结，是世道的一次变迁。刘知几却说：孔子修史，始于《尧典》，终于获麟，这大概是《尚书》的终结，《春秋》的开始。孔子修《尚书》，到《文侯之命》而终结，《文侯之命》是周平王即位的第一年；鲁隐公之初，是周平王的末年。周平王即位之初，不共戴天的仇敌尚未报复，而任命文侯的辞令说：“你多次在艰难患难中保护我，现在已经平息了，因此赏赐你黑黍香酒一壶，功劳已经报答了。回去安抚你的军队，安定你的邦国，不再有战事了。”仅从这一篇来看，已经没有复兴的希望，然而圣人还忍心不绝望。大概过了四十九年，而没有丝毫振作之意，圣人于是绝望了。由此往上，就是西周；由此往下，就是《春秋》。这难道不是世道变迁的征兆吗？这是《春秋》之所以开始的原因。进入《春秋》时期，荆楚横行，还时有胜负。大概到了获麟的前一年，吴国以披发文身的习俗，安然与晋侯成为两大霸主。进入《春秋》时期，大夫势力强大，然而还未到窃取君位的地步。大概到了获麟的那一年，齐国陈常弑杀其君，齐国从此属于田氏了。在鲁国，自从季孙驱逐国君之后，鲁国的政事全在三家手中，而鲁君如同挂着的旗帜一样。在晋国，自从赵鞅进入绛都之后，晋国的政事全在六卿手中，而赵氏借韩、魏、范、智为诸侯的端倪，已经具备了。从前夷狄与中原交往的，最大莫过于楚国；而现在以东方望国鲁国，却奔走于偏远的下国越国，以求自安。从前诸侯还有霸主；而现在霸主不兴盛，而诸侯争地争城的，日益纷扰而没有一刻安宁。所以自从获麟之前，其世道变迁为《春秋》；自从获麟之后，其世道变迁为战国。这难道不是世道变迁的征兆吗？这是《春秋》之所以终结的原因。然而不仅如此，合《春秋》整部经书来看，有所谓隐、桓、庄、闵的《春秋》，有所谓僖、文、宣、成的《春秋》，有所谓襄、昭、定、哀的《春秋》。霸主未兴盛之时，庄公十三年在北杏会盟，二十七年在幽地会盟，于是天下听命于一国。天下听命于一国，古代没有过。僖公元年齐国迁邢，二年筑卫城，四年伐楚，五年会世子，九年葵丘会盟而安定中夏，排斥夷狄的权力，都在霸主手中。霸主未兴起时，诸侯无所统属，而天下还知道有周王，所以隐、桓时期的《春秋》多记载“王”。霸主兴起后，诸侯有所统属，而天下开始不知道有周王，所以僖、文以后的《春秋》记载“王”的极少。霸主的兴起，固然是世道的一种幸运，而王道的衰微，难道不是世道的衰落吗？僖公十七年，小白去世。小白去世后楚国开始横行，中原没有霸主十多年。二十八年，发生城濮之战，于是中原的霸主，从前在齐桓公手中，现在转而归于晋文公了。晋襄公继承他，还能继承文公的事业。灵、成、景、厉，不足以继承悼公再次称霸而得到郑国、驾驭楚国，还差不多。从此以后，晋国霸主不兴盛，大概到了襄公二十

译鲁宣公七年，宋国的边防，晋国与楚国的随从使者互相会见。鲁昭公元年，虢国的边防，再次诵读旧有的典籍，于是晋国与楚国变得平等。鲁昭公四年，楚灵王在申地大规模设防，实际是沿用齐桓公召陵之盟的成例。晋国大概有十年不参与中原诸侯的事务，平丘之盟，虽然说是再次主持中原诸侯的盟会，但晋国防范诸侯的措施从此停止。鄟陵之会以后，三方会盟的现象出现了。三方会盟出现之后，诸侯中就没有主持盟会的人了。天下有霸主，并非好事；天下没有霸主，也不是小事。天下没有霸主而《春秋》就此终结。所以观察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时期的《春秋》，固然已经哀伤王道踪迹的熄灭；观察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的《春秋》，尤其哀伤霸业的衰落。这只是其中大的方面罢了。其他如荆人来聘问，夷狄的臣子起初没有名字，后来名字就显明地记载在经文中了。无骇率领军队，诸侯的大夫起初没有书写名字，后来就有活着时就名氏并存的记载了。起初是诸侯与诸侯结盟，后来则是大夫与诸侯结盟。起初是诸侯互相结盟，后来则是大夫互相结盟。起初是诸侯僭越天子的礼制，后来则是大夫僭越诸侯的礼制。起初是大夫窃取诸侯的权柄，后来则是家臣占据大夫的封邑。综合《春秋》整部经书来看，大体上是越来越趋向低下，时间越久风气越淡薄。追溯而上，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盛世，可以承接尧舜的传承；顺流而下，则是七雄分裂的极致，不直到秦国统一就不会停止。后来编写编年体通鉴的人，假托从韩、赵、魏成为诸侯开始，这也是为了接续《春秋》之后的历史吧？学习《春秋》的人，既能先明白大义，以探究道理的精髓，又能其次观察世道的变迁，以研究事实的真相，那么对于《春秋》这部经书，也就思考过半了。

译黄楚望说：“春秋初期，像卫州吁那样的事件，此时的事理应当归责于王室；到了春秋中期，应当归责于霸主；等到后来肆无忌惮，才使用孔子的方法。比如胡氏说：‘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说得似乎过于急切紧迫，恐怕不是本意。等到衰乱到了极点，王者既不兴起，诸侯又没有霸主，圣人既然生在这个时代，不应该坐视其弊病，这就是《春秋》不得不作的原因。”○朱熹推究《春秋》，就像推算日历一样，分毫不能差错，推到尽头自然能看见圣人的心意。然而也有穷尽推究不到的地方，却需要领悟。比如桓公与公子纠的事，不领悟就不能化解，不化解就终究阻碍道理。

赵子常说：“防书，是国家的正史。”班固《艺文志》因此说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制文物完备，史官有法度。杜元凯也以完备的典章制度作为《春秋》的体制。而孔颖达认为：“如果像现在的官制程式之类，都是鲁国的旧史，其中存有周公遗留的法度。”自从伯禽以来，没有大的防乱之事，史官前后相继，有别的国家无法比拟的地方。然而古代不是大事不记录在简策上，小事则用简牍记载，所以说“是国家的正史”。现在用《春秋》所记载的内容对照西周未乱的时候，其记录在简策上的，不过是公即位、迎娶夫人、朝见聘问、会同、崩薨、卒葬、祸福、告命、雩祭社稷、禘尝祭祀、搜狩田猎、修筑城池，不合礼制或不合时宜，以及灾异庆祥的感应，而一国的纲纪本末大致具备，善恶也存在于其中。大概简策的大体不超过这些而已。东迁以来，王室更加微弱，诸侯背叛，霸业又衰微，吴楚纵横，大夫专权，陪臣擅命，于是伐国、灭国、围城入侵、迁徙掠夺的祸患交错发生，弑君、杀大夫、放逐奔逃、接纳内应的变故相继出现，而简策的常法开始不足以尽述善恶的情状了。所以孔子断自隐公，有笔有削，以寄托他拨乱反正的志向。那些所谓简策的大体而一国本末具备的，都有笔而无削，使不失去鲁国正史的常规，这就是所谓保存简策的大体。因此有笔有削以实行权变，有笔无削以保存事实，事实保存而权变更能通达，权变通达而事实更加明白，交错以畅达文辞，更替以成就义理。然而自从左氏不知道有笔削的法度，学习《公羊》的人于是把《春秋》当作夫子博采各国书籍、通修一代史书的作品，于是褒贬的说法盛行。又有认为有贬无褒的，又有认为一经所记载的都是非常之事，而常事不记载的，有说贬低周室尊崇鲁国的，有说用夏礼改变周礼的，他们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有保存简策大体的意义而已。假借笔削实行权变的是什么意思呢？孔子作《春秋》，以寄托他拨乱反正的志向，而国史有恒定的体例没有文辞，可以寄托文辞，于是有记载有不记载，以互相显明其义理。所记载的就用笔，不记载的就用削。《史记·世家》论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等人不能赞一词，正是说的这个。大概考察一下，笔削的条例有三：叫不书，叫变文，叫特笔，而保存简策大体与日月的法度不包括在内。不书的义理有五种：一是略同以显异，实行不书至之类就是。二是略常以明变，解释不朝正内女归宁之类就是。三是略彼以见此，以归为义就不书归，以出奔为义就杀之不书之类就是。四是略是以着非，诸杀有罪不书，勤王复辟不书之类就是。五是略轻以明重，非有关于天下的大事就不详细记载是也。凡是书与不书的大端，不出于此。而夫子在《春秋》独有“知我罪我”的话，因为他假借笔削以寄托拨乱反正的权变，事情与删诗定书不同。变文以示义的是什么意思呢？《春秋》虽然有笔有削，而所记载的都遵从主人的文辞。然而有文辞相同而事情不同的，有事情相同而文辞不同的，其取舍没有章法而是非不显著，那么不仅不足以尽述事变，反而足以扰乱名实了。因此有变文的方法，虽然所因袭变革不超过一两个字之间，而是非得失的缘故可以不辩而自明，将使属辞比事的人即其异同详略，以求之所以决嫌疑、明是非，而不是褒贬的意思。然而文辞有可变的，有不可变的；有异其文以异其事的，有并上文以见其罪的，讳一也；讥在内与讥在外，异称人一也；霸主与诸侯不同，公子称字与大夫不同。考察其类别不主其文辞，当其名必辨于物，其知者以为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其不知者谓之无达例而已。辩名实之际的是什么意思呢？正必书王，诸侯书爵，大夫称名氏，四夷大者称子，都是《春秋》的名分。诸侯不王而霸主兴起，中国无伯而夷狄横行，大夫专兵而诸侯离散，这是《春秋》的事实。夫《春秋》的名实如此，将以此示后世说：“实录可以吗？”实录尚且不可以，何况圣人拨乱以经世之事呢！此辩名实所以为《春秋》的要义。大概其说法有二

译第一条是去除名号以保全实质，征伐之事若在诸侯手中，大夫统兵就不称其名氏；中原有霸主，楚国国君侵伐就不称君号，就是这种情况。第二条是去除名号以追究实质，诸侯没有天子，史书就不记载“王”；中原没有霸主，诸侯就不按君位排序；大夫统兵省略常规用语，就称“人”，就是这种情况。这两条是防止王权与霸权升降的界限，是国家防范动乱的缘由，是夷狄盛衰变化的关键，也是天下大势所趋向的方向。这是整部经书的核心要点，因此圣人对此深加留意。所谓特笔，是用来端正名分、决断嫌疑的。常规的笔削不足以完全表达义理，于是才有变文。如果动乱长久、祸患极深，大的名分不再明确，又遇到非常特殊的情况，那么变文也不足以完全表达义理。因此有特笔，都是指有所匡正的地方。这就是所说的用特笔来端正名分。

译杨用脩说：“班彪说：‘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是《春秋》的宗旨。杀史见极，是说删减繁冗的辞藻，以成就简练严正的体例。平易正直，是说直书其事，褒贬之意自然显现。’班彪解说《春秋》，可以说深得精髓。据此而言，那么许世子止弑杀其君、莒人灭掉鄫国这类记载，左、公、穀三传都不可信。”

唐应德说：“《春秋》难以明了，我们该从何探求呢？回答说：孔子曾经自己说过。我对于人，谁毁谁誉？这是三代百姓之所以能秉持正道行事的原因。《春秋》是圣人有是非判断而不加毁誉的书。正道所肯定的，《春秋》也肯定；正道所否定的，《春秋》也否定。《春秋》是用来寄托人们秉持正道的公心的。既然人人心中都有这正道，难道说它的文辞有不是人人所能理解的吗？儒者却认为《春秋》是圣经，不应如此浅显，往往称之为微言大义，因此解说得过于详尽，反而使义理更加遮蔽。况且《春秋》之所以为《春秋》，是为了诛讨乱臣贼子罢了。儿子尊敬父亲，臣子敬重君主，难道人人不知道这是对的，却去弑君篡父；人人不知道这是错的吗？人人知道这是错的，却有人因私意而犯下弑逆之罪，这是前人所谓出于私意。虽然他们因私意而犯下弑逆，但他们秉持正道行事的心固然隐然存在。圣人预先加以辩明，唤醒他们隐然存在的正道之心，以消除他们勃然兴起受邪念感动的意图，因此乱臣贼子感到畏惧，能够自我收敛。使他们畏惧的，不是逆料他们勃然行动时不可隐藏，而是开导他们隐然存在的正道之心不容泯灭，因此能使他们畏惧。这并不是说书写他们的弑逆行为来使他们畏惧。他们感到畏惧，只是觉得隐然存在的正道之心忽然显露，而不觉得勃然行动的邪念暗中消散，因此畏惧。这并不是说畏惧被书写下来而不敢去做。所以说：孔子因畏惧而作《春秋》，《春秋》成书而乱臣贼子畏惧。孔子的畏惧之心，与人们秉持正道行事的心是一致的。人们秉持正道行事的心，与乱臣贼子的畏惧之心是一致的。既然人人心中都有这正道，难道说它的文辞有不是人人所能理解的吗？”

又说：“《春秋》是王道。天下没有两个至尊，这是王道。礼乐、征伐、会盟、朝聘、生杀的大权，一概出自天子，没有一个人敢横行霸道，没有一个人敢凭个人好恶、作威作福。这是王道。因此大宗伯用宾礼亲近邦国，用间聘来抒发四方诸侯的心志。天子巡狩，诸侯朝见之后，就设立方明之坛而盟誓。所以会盟是天子的大权。那些不出自天子而私自会盟的，是罪过。所以《春秋》凡是记载会盟的，都加以谴责。诸侯朝见天子，而诸侯之间相互往来，有聘礼，没有朝礼。凡是那些不朝见天子而私自相互朝见的，是罪过。所以《春秋》凡是记载朝见的，都谴责朝见者和接受朝见者。九伐之法，由司马掌管，天子赐给诸侯弓矢斧钺，然后他们才能专断征伐。虽然可以专断，也必须临时向天子请示命令然后行动。所以侵伐是天子的大权。那些不出自天子而私自侵伐的，是罪过。所以《春秋》凡是记载侵、伐的，都加以谴责。诸侯的大夫、公子，即使他们有罪，也必须向天子请示然后刑杀。那些不向天子请示而擅自杀人的，是罪过。所以《春秋》凡是记载杀大夫、杀公子的，都加以谴责。侵伐有贪兵、愤兵、应兵、讨伐不和睦者，有用夷狄侵扰中国，有用中国抵御夷狄，有用中国借夷狄之力戕害中国。所以战争有彼此优劣之分，总之没有正义的战争。会盟有化解仇怨、巩固党派、同欲相求、同力相援、同患相恤、借夷狄立盟等情形。所以会盟有彼此优劣之分，总之没有正义的会盟。杀大夫有诛杀叛徒、讨伐贰臣、刚愎拒谏、借以取悦大国、认为强臣是忌讳而杀其大夫等情形。有彼此优劣之分，总之没有正义的杀戮。因此《春秋》除了稷、澶渊两次会盟之外，并不记载其原因，至于会盟、侵伐，则完全没有记载原因的，这不是省略。认为他们的会盟、侵伐、战争，已经足以彰显其罪过了，不必追问其原因。杀大夫必定记载名字，也有不记名字只记官职的，如宋人杀其大夫司马；也有连官职都不记的，如曹杀其大夫，这不是省略。认为义理系于杀人者，而不系于被杀者。义理系于杀人者，那么杀戮行为已经足以彰显其罪过了。义理不系于被杀者，那么不必追问被杀者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是否有罪。解说《春秋》的人不通晓这个意思，于是臆造解说，说：‘会盟是因为某缘故，杀大夫是因为某缘故，至于盟、战、侵、伐，也是如此。’这些对《春秋》毫无益处，只是画蛇添足罢了。《春秋》是经世致用的书，它经世致用，是为了匡正乱臣贼子。《易经》说：‘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因为没有及早辩明。’解说《春

译《春秋》也说：“人臣不可以有篡夺君位的野心，如果人臣窃取了君主的权力，侵夺了会盟、征伐、刑罚、杀戮的权柄，并且长期假借而不归还。”这种篡夺的意图就非常严重了。所以臣子发展到对君父动刀兵，《春秋》记载为“某国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这是弑君已成事实，是《春秋》所痛心疾首的。臣子窃取君主会盟、刑罚、杀戮的权柄，这是弑君的萌芽。这种篡夺的意图，是《春秋》所辨析的。孔子曾经自己说过：“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无道发展到由大夫发出，无道发展到由陪臣执掌国政。”唉，这就是《春秋》所揭示的形势。把泄漏给陪臣、大夫的权力，收回给诸侯；把泄漏给诸侯的权力，收回给天子。这是《春秋》拨乱反正的做法。周朝自东迁以前，虽然王室已经不强盛了，但其权力依然牢固。周幽王被杀、周平王东迁，岐山、丰邑的土地沦为荒野，瀍水、洛水之外声教阻隔，于是尾大不掉的形势形成，诸侯横行，变更礼乐，依仗众强欺凌弱小，大小国家互相朝见，强弱互相胁迫，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诸侯，而天子竟然得不到丝毫的权力。鲁文公、鲁桓公以后，诸侯又不能自己掌握权力，大夫在中国交相执政，纷乱不已。三桓、六卿、七穆、孙氏、鱼氏、华氏、陈氏、鲍氏，拥兵树立党羽，而君主的势力孤立了。安葬原仲，私交开始了。设立三军，废除中军，鲁国的权力就全部落入大夫手中了。在溴梁会盟，在宋国会盟，天下的权力就全部落入大夫手中了。衎出逃，孙阳州、孙越进入彭城、进入朝歌、进入晋阳，大夫造成的祸患猛烈了。大概天下的形势越向下衰败，《春秋》的治理就越详细。鲁桓公、鲁僖公以前，列国的大夫，只有特使与鲁国交往的才记载名字，而会盟、侵伐则大夫没有以名字出现的。救援徐国，大夫只是临时将领；翟泉之会，大夫只是临时会盟。《春秋》只说“人”、“说大夫”而已，不记载名字。像这样，不是简略，认为不关乎大夫。鲁文公、鲁宣公以后，侵伐、会盟，大夫没有不记载名字的，即使是溴梁之会，君主也在场，而大夫的名字被记载；鸡泽之盟，君主已经会盟，而大夫的会盟被记载。像这样，不是繁琐，认为关乎大夫。不关乎大夫，即使是夷吾、隰朋、狐偃、赵衰这样的功勋卓著且贤能的人，也不曾以名字出现。关乎大夫，即使是劣如栾黡、荀偃、高厚、华阅这样的人，也必定以名字出现。不关乎大夫，即使君主不在而大夫单独会盟，也不允许记载名字。翟泉之会就是这样。关乎大夫，即使君主在场而大夫参与会盟，也详细记载。溴梁、鸡泽之会就是这样。不关乎大夫，即使是主帅也简略，而桓公、僖公以前侵伐记载“人”的就是这样。关乎大夫，即使是偏将也牵连而记载名字，鞌之战就是这样。不允许记载大夫名字的，是因为一并治理诸侯的混乱和贼乱。解说《春秋》的人不理解这个意思，而说“记载‘人’、‘大夫’是贬低”，如果记载“人”是贬低，那么那些以名字出现的栾黡、华阅之徒，难道是褒扬吗？只有曹、薛、滕、许的大夫始终记载为“人”，解说《春秋》的人说“小国没有大夫”，这是不对的。这几个国家的君主，忙于为人役使尚且来不及，不曾敢执掌天下的权力，何况他们的大夫呢？大概不关乎他们的大夫，所以始终记载为“人”而不允许记载名字。现在说记载“人”是贬低，那么齐、晋等大国的偏将反而受到褒扬，而曹、薛、滕、许的大夫反而受到贬低吗？侯犯、南蒯、弗狃、阳虎之徒，出逃后大夫又不能自己执掌权力，而陪臣实际执掌权力了。堕毁郈邑，记载；堕毁费邑，记载；围攻成邑没有攻克，记载；窃取宝玉、大弓，记载。而《春秋》纠正陪臣的做法又很详细了。所以孔子想要前往公山弗扰、佛肸的召请，而说“我大概要在东方复兴周礼吧”，这就是《春秋》记载“堕费”、“堕郈”的意思，这是《春秋》的终结。有人说“葵丘之盟、践土之盟、军队驻扎在召陵、城濮之战”，解说《春秋》的人认为圣人赞同他们。现在也说“这是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而夺取天子的权力可以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桓公、文公没有崛起时，权力虽然不在天子，但诸侯也不能完全得到天子的权力。大概权力分散，桓公、文公崛起后，权力既不在天子，也不在其他诸侯，而桓公、文公独自完全得到天子的权力。大概权力集中。权力分散，臣下违背君主；权力集中，臣下怀疑君主。所以比较利害，权力分散而互相争斗，还不如权力集中而可以缓解祸患、安抚百姓。谈论王道，权力集中而怀疑君主，唯独不如权力分散而没有归属追随。《屯》卦说“随有获，人随从我而我获得，没有害处，称为凶”。《豫》卦的坤卦说“繇豫，由我导致豫悦，没有害处”，而六五认为是正固而有病，所以桓公、文公是臣下的凶兆，而君主之所以正固而有病的原因。况且桓公、文公以前，诸侯本来有互相朝见的，但也只是一两个小国而已，还没有六服各国都互相朝见的。本来有私相会盟、擅自侵伐的，但也只是一国、两国互相仇视或结盟而已，没有举中国而听命于一人的，没有十余国而攻击一国的

译这，是因为天子的权力没有归属。齐桓公、晋文公兴起时，规定五年朝见一次天子，三年聘问一次天子，而诸侯的玉帛纷纷流向他们的朝廷，在天子绣有斧纹的屏风前，竟然没有一个人手持玉圭面向北方朝见天子。那些齐、晋两国也安然接受诸侯的朝拜，然而他们终其一生也没有一次踏进天子的宫廷。对于衣裳制度的维护、兵车战备的维持，从未有一次向天子请示。所以，纠集诸侯，共同奖助王室，没有比葵丘会盟、践土会盟更显著的；诸侯成群结队地役使、臣服于诸侯，也没有比葵丘、践土更严重的。抵御戎狄侵扰中原，没有比召陵之役、城濮之役更有效的；而挟持诸侯去攻打其他诸侯，也没有比召陵、城濮更严重的。解说《春秋》的人不理解其中的深意，却说“在某地设防，在某地结盟”，这是圣人把诸侯的权力授予齐、晋。王室衰微，诸侯已经全部折服并归属齐、晋，圣人不能将他们重新带回到天子身边，难道还要顺势授予他们权力以加剧他们对天子的逼迫吗？假使齐桓公、晋文公真心勤王，真心抵御外族，急于救治时弊，那么他们的权柄就是倒持的，他们的名分就是以下犯上的。圣人尚且要用法度来约束他们，而齐桓公、晋文公还将因触犯法度而受到谴责，何况他们是借勤王之名而实际上是为了壮大自己，表面急于救治时弊而内心想要养乱呢？灭掉谭国、遂国，本来是为了自己获利；拘捕曹伯、把宋国土地给曹伯，诡诈太过分了。齐桓公晚年，傲慢地有了封禅、改朝换代的心思，而晋文公甚至请求用天子规格的隧道下葬，这与询问周鼎轻重的人相差无几，又凭什么责备楚国呢？那么，圣人所称“百姓免于穿左衽衣服而认为这是仁德”，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圣人专门论功绩，而《春秋》专门用来阐明道义。《谷梁传》说：“仁德不能胜过道义，是为了保存王室。”那么，解说《春秋》的人说“严格区分华夏与夷狄”，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楚国的祖先鬻熊曾担任周文王的老师，建国于江汉之间，而泰伯穿着礼服治理吴国，大概都是神明的后裔。荆人不行正道，趁着周王室混乱，革除子爵而称王，用毒害中原国家，吴国也效仿，而吴王更是乱贼中的首恶。所以《春秋》随之贬斥他们。春秋时期的诸侯中，明显叛逆的，没有比楚、吴更甚的；表面顺从而内心叛逆的，没有比齐、晋更甚的。就像审理案件一样，吴、楚是功绩和意图都邪恶；齐、晋是功绩成功但意图邪恶。功绩和意图都邪恶，所以圣人公开诛讨他们。公开诛讨，所以言辞直白。比如记载去世但不记载安葬、君臣使用相同辞格之类，都是直白的言辞。功绩成功但意图邪恶，所以圣人暗中剥夺他们的合法性。暗中剥夺，所以言辞含蓄。比如邢国迁到夷仪、修筑楚丘、在河阳狩猎之类，都是含蓄的言辞。小雅尚未废弃时，四方夷狄不敢互相侵扰；小雅完全废弃后，四方夷狄才互相侵扰。《春秋》开始记载“荆人入侵蔡国并献舞而归”，那么其徘徊进犯的趋势已经显现。齐桓公、晋文公遏制他们，其锋芒稍微受阻。晋文公去世后晋国霸业衰落，而楚国人图谋北方的势力于是日益增长且不可控制。所以《春秋》记载“荆人入侵蔡国”，这是霸业尚未兴起而楚国扰乱中原的开始。大概齐桓公、晋文公遏制楚国，其力量有难易之分；而楚国与中原之所以盛衰，其契机有相互依存转化。齐桓公兴起于海边，而跟随他的宋、卫、陈、蔡都是弱国，所以谋划了十多年，联合江国、黄国，连接十二国的军队，然后在召陵制服楚国。晋文公凭借表里山河的坚固，而跟随他的秦国、晋国都是强国，所以回国一年后，仅联合三国的军队，就在城濮战胜楚国。一战就杀死了楚国专权的大将。然而晋国战胜楚国，得益于联合秦国；而晋国不能战胜楚国，失策于仇视秦国。自从殽之战后秦国与晋国互相仇视，杀戮历经四五代，在彭衙交战，在河曲交战，积累十多次战争而不解。这是晋国人自己失去一个强援，自己产生一个强敌。失去一个强援，那么其气力就不完备；强敌在近处窥伺，那么其势力就无暇顾及远方。所以晋国霸业衰落而楚国更加横行，殽之战确实是原因。解说《春秋》的人却说“殽之战，《春秋》允许晋襄公继承霸业”，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楚庄王，不过是蛮夷酋长中的英雄罢了，而远交秦国、巴国，近攻陈国、郑国，那么晋国仇视秦国，不只是产生强敌，而是借盗贼以兵力。《春秋》记载“楚人、秦人、巴人灭掉庸国”，而楚国的计谋更加狡猾了。记载“楚子包围郑国”，而中原虎牢关的险要沦落于夷狄；记载“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而南北势力均衡了。天下的局势发生了一次变化。虽然如此，当时诸侯固然有依附楚国的，但还不敢公然依附楚国。晋国虽然已经不能完全得到诸侯，但还不甘心把诸侯委让给楚国。蜀地的会盟称为匮盟，大概是诸侯还担心晋国人知道。弭兵之说兴起，而南北随从的情况于是显现。中原诸侯公然朝见楚国，以前献给齐、晋的玉帛，全都在楚国了。申地的会盟，中原诸侯空虚无备而听从楚国。齐、晋所联合用来遏制楚国的力量，现在楚国人联合它们来遏制中原。申地的会盟，诸侯献上六王的礼仪，宋地的会盟，虢地的会盟，让楚国在晋国之上，这是诸侯甘心为楚国役使，而晋国人甘心把诸侯委让给楚国。天下的局势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到了吴越交战，世变达到极点。记载攻打郯国，入侵州来，在黄池会盟，入侵吴国，而《春秋》用来治理这些事的记载又很详细了。这是《春秋》的终结。有人说：楚国横行，而齐、晋遏制它，那么中原果然不能没有齐桓公、晋文公了。现在说礼乐征伐出自诸侯

译出兵讨伐，却剥夺其权力。依靠别人的功劳来消除祸患，吝惜别人的权力来资助敌人，这就像要求鹰隼搏击却捆绑住它的脚，不是太迂腐了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我有比喻可以说明：现在有一个仆人在这里，勾结党羽铸造兵器，而主人无法命令他。然而盗贼夜里闯入他的房间，那么这个仆人就会举起兵器呼喝党羽来驱逐盗贼。认为仆人不好，但他足以驱逐盗贼；认为仆人好，但他足以对抗主人。所以天下没有霸主，以至于晋国和楚国纵横驰骋而没有人能禁止，这不是天下的幸运。天下有霸主，以至于臣子怀疑君主而没有人觉得奇怪，这也不是天下的幸运。《春秋》所记载的事情，齐桓公、晋文公就是这样的。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确定，王道就彰明了。王道彰明，作乱篡逆的人就畏惧了。有人说《春秋》诛讨作乱篡逆的人，是诛讨那些弑君的人。回答说：如果这样，那么《春秋》所诛讨的仅限于杀害三十六位国君的人罢了，这也太狭隘了。那么所谓诛讨作乱篡逆的人是什么呢？回答说：惩治弑君的行为，惩治诸侯的专横，惩治大夫的僭越，惩治陪臣的犯上，惩治夷狄的侵扰。凡是缺乏王者权威的情况，都是作乱篡逆的途径。

译又说：“春秋天子之事”这句话，学者大多未能理解。因此认为孔子是假托了二百四十二年间天子的权力，来评判天下的是非。天子的权力可以假托吗？大概一家的事，由一家的人负责，别人不能参与；一国的事，由一国的人负责，别人不能侵犯。只有天子的事，天下的人都应当分担忧虑、共同治理，以辅佐襄助，这是不容推卸的。所以在尧的时候，就有禹共同处理政事；在周武王的时候，就有周公共同处理政事；在鲁哀公的时候，孔子亲眼目睹臣子叛逆，如果不共同处理政事，那还有谁来共同处理呢？所以说“春秋天子之事”。这是说孔子应当共同处理政事，以辅佐襄助天子的事务，以保存王者的法度，并不是说孔子假托了天子的权力。如果明白了这一句话，那么孔子所说的“其义则丘窃取”之类的话，不过是谦虚而不自我居功罢了，并非像今人误认为天子之事，孔子本来不应假托，无奈之下才假托，因而才有“知我罪我”的说法。所以读《孟子》中“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等话，自然能深刻领会孔子“吾志在春秋”的深意。

又说：“我曾听李愿中说，罗仲素讲解《春秋》，起初并不十分明白。等到他住在罗浮山后，他的说法不知如何？罗浮山与《春秋》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不是因为这颗心空洞无物，而后才能好恶与人相同？好恶与人相同，而后才能讲解《春秋》吗？”

黄省曾说：“孔子，是执掌周朝的礼制，秉持天子的法度，来议论诸侯和大夫。问他的地位，孔子只是个平民。考察他的著作，他所执掌的是宗伯的礼制，所秉持的是大司寇的法度，所删削的是太史的职事，所仗义执言的是方伯连帅的权力。假使周天子拿这些来讨伐诸侯大夫的罪行，那么这本书就可以作为誓师和辞令的文书。怎么能说它只是评判是非而已呢？所谓只是评判是非而已，大概是只说某人是善人，某人是恶人，没有具体事迹而只是空泛地评判是非。现在评论一个人，就有具体的事迹，就像刑典中议罪一样，有板子也有案卷，怎么能说它只是评判是非而已呢？所以孔子说：‘了解我、怪罪我的，大概都在于《春秋》吧。了解我的人，一定认为我是不得已才窃取这些权力的。’这就是所谓的庶人议论政事。怪罪我的人则说：‘这是宗伯、司寇、太史以及方伯、连帅所管辖的事。’孔子只是个平民，不该这样做，那么孔子就甘愿承受这罪名而不推辞。孔子自己甘愿承受这罪名，而学者却极力想要文饰掩盖，把孔子置于无过的境地，这就是《春秋》大义不明的原因。”

王世贞说：“《春秋》是圣人的书。其中有可疑之处，就空缺不写。空缺不写，是尊重它。委曲求全而用私意文饰其辞，误导后世的，不是尊重《春秋》。弑君，是大恶。有不幸而蒙受此名的，用严厉的态度警戒后世是可以的。侥幸而免罪的，不是圣人的本意。赵盾弑君不及穿，是探盾的阴谋。诛杀归生而不及宋，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不写‘宋归生弑其君’呢？一定要惩戒天下随从作乱的人，而宽恕天下首倡作乱的人，这是让人为恶必须达到极点。还不止如此。栾书、中行偃弑君，却用庶人的礼仪安葬，罪恶更加极端。他们不写名字不写弑，为什么呢？因为厉公骄傲且喜欢杀人，所以这样。这难道比楚围更好吗？重重地惩罚赵盾以幽禁他，而轻待栾书、中行偃以显扬他们，我从未听说过。楚围最终被杀，为什么呢？杜预解释《左传》说：‘楚国以疟疾为由赴告，所以不写弑。’那么这是史官旧有的文字，哪里体现圣人的笔法呢？《公羊》《谷梁》寻求其说法而不得，就空缺不写，空缺不写是可以的。胡安国曲为之解说曰：‘楚围弑君而称霸，大会诸侯而无人讨伐。宋向戌、郑子产有贡献，而不敢认为这是错的。圣人至此，怜悯之甚，恐惧之甚，所以察防、显权、轻重，而略去其篡弑以扶持中原。’果真如此，为什么不大力抑制其防范而贬削他，反而为他隐讳呢？唉！哪里体现扶持中原呢？因为他主持盟会，就为他隐讳，那么天下后世必定要像项羽、梁冀、董卓那样，才能公正地定罪。像项羽、梁冀、董卓，天下本来已经声讨他们并诛杀他们了，哪里用得着《春秋》呢？王莽、曹操、桓温、刘裕之流，隐匿其篡弑是可以的，安然居于正统地位也是可以的。为胡安国说法的人，是把圣人置于叛党之中。楚围弑君而比奔，比于围，没有君臣之义。回国后被胁迫，立灵王，就缢死了。灵，是胡君。卒，是胡弑。相信这个说法，那么《春秋》不写也可以。说：‘《春秋》，是圣人的书。’不对吗？说：‘圣人，哪里能非议呢？经传的散佚，秦火已久。我征引其可信的，而空缺其可疑的，你姑且反过来在心中寻求吧。’

高拱说：有人问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说：孔子作《春秋》，以寓含王法，敦厚典常，崇尚礼制，命令德行，讨伐罪过，其大要都是天子之事。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本书的写作，遏制人欲于横流，保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考虑至深至远。怪罪孔子的人，认为没有那个地位而假托二百四十

译拥有面向南方的君权，使得乱臣贼子抑制欲望而不能放肆，这真是令人忧虑的。这种说法合乎道义吗？回答说：自从孟子有了这番言论，圣人的志向便更加显明；自从后人不能理解这番言论，圣人的志向便更加晦暗。为什么呢？回答说：《洪范》中有言：“只有君王可以发号施威，只有君王可以施予恩福；臣子不可以发号施威、施予恩福。臣子如果发号施威、施予恩福，就会危害你的家族，凶险你的国家。”所以地位卑贱的人不能擅自专断，即使他有德行，如果没有那个地位，也不敢制定礼乐。这是孔子门徒明确的训诫。于是假托面向南方的君权来施行赏罚，这就是发号施威、施予恩福，亲身犯下无君的罪过，乱臣贼子还从我开始，又拿什么来震慑天下的乱臣贼子呢？回答说：周王室衰微，诸侯僭越作乱，孔子不得已而假借权柄来行事，正是为了彰显君臣的名分。回答说：所谓诸侯的僭越，难道是指像齐、郑等国僭越称公，吴、楚等国僭越称王吗？回答说：是的。回答说：这与以平民身份假借天子权柄，以平民假借天子权柄却去诛杀那些僭越称公、称王的人相比，天下谁又会相信呢？所谓诸侯的作乱，难道是指他们僭越礼乐、专断征伐吗？回答说：是的。回答说：这与以平民身份施行天子之事，以平民施行天子之事却去诛杀那些变更礼乐、专断征伐的人相比，天下谁又会相信呢？本来就知道这一定不是这样的。况且《春秋》是孔氏的书吗？回答说：记载的事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文字则是史官的记录，这是鲁国的史书。回答说：说是鲁国的史书，那就是国家的公开文书；说是公开文书，那一定是可以进献给天子，传布到四方，流传给后世的。周天子还在，却更改他的正朔，议论礼制法度，来确立一王的法度，并编纂它作为鲁国的史书，这能说是国家的公开文书吗？这能进献给天子，传布到四方，流传给后世吗？本来就知道这一定不是这样的。回答说：那么为什么说这是天子之事呢？回答说：孟子不说过吗？“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也就消亡了，《诗》消亡之后《春秋》才出现。”大概在西周兴盛时，文王、武王的典章制度，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天子的号令行于天下，没有人敢不遵从。所以朝会、宴享的音乐，以及接受祭肉、陈说警戒的言辞，都有用来发扬先代德行、尽到下情的方式。王政灿烂地具备着，这就叫做“雅”。等到发生变化时，虽然事情或许不同，但王政的得失仍然可以看见，也还有“雅”存在。到了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周平王东迁，周王室于是衰弱。然而起初典章制度还保存，号令还有执行的。等到末年，衰败更加严重，天下不再尊崇周室，天子只是空有其位罢了。朝会之礼废弃，公卿大夫也没有进献纳谏。《黍离》于是降为“风”，与列国没有区别，而“雅”就消亡了。大概到了这时，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了。再降一级，政令由大夫掌握。再降一级，陪臣执掌国家命脉。暴行交错发生，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的人接连出现在天下。孔子为此感到恐惧，认为今天的天下，是谁的天下？周德虽然衰微，天命本来没有改变。文王、武王的典章制度虽然不被共同遵守，但还有可以考证知晓的。天子的号令虽然不行于天下，但天子本来还在那里。依据文王、武王的典章制度，来彰显天子的号令，《春秋》于是作出来了。《春秋》始于鲁隐公，隐公元年，是周平王的四十九年。这是王者踪迹消亡而《诗》消亡的时候。《诗》到这时消亡，所以《春秋》从这时开始作。王者踪迹到这时消亡，所以《春秋》从这时开始，是为了继承二《雅》、表彰王者踪迹、延续成周的命脉罢了。大概在那时，天下都说：“周虽然还有王，却如同没有王。”而孔子却说：“周本来就有王，他的典章制度、他的号令还在，有可以取来施行的。”所以说：“《春秋》是天子之事”，大概是说周天子的事，就像现在人称我们太祖的旧制一样，不是说孔子本人做天子。所以选取桓公、文公，是说他们能尊崇周室。书写“王正”，是保存周的正朔。尊崇王室来抑制诸侯，是彰显周的等级差别。所以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私下窃取来的”，正是指这个。如果说“《春秋》施行天子之事”，那就是平王以前，政教号令由天子自己施行。平王以后，政教号令由孔子另外施行。那么文王、武王在哪里呢？当时的天子在哪里呢？回答说：“桓公、文公难道是真正尊崇周室的人吗？为什么选取他们？”回答说：“确实如此。”不说过“他们比其他人好一些吗”？五霸中，桓公、文公最为兴盛。孔子选取桓公、文公，就是选取管仲。那时天下不知道有天子已经很久了，而桓公、文公却还能率领约束诸侯，抵御夷狄来尊崇周室，虽然他们是假借名义，不也胜过不知道有天子的吗？所以有选取他们的理由。只要能够尊崇周室，就有所选取，而不暇计较他们是真诚还是假借，那么圣人不得已的苦心，也就自然可见了。又怎么会有违背当时天子的制度，自己充当天子来行事，反而做出桓公、文公所不做的行为呢？

译詹莱氏说：《春秋》这部书，只有是非判断，而没有赏罚权力。那些说孔子能够封爵、定罪的人，是凿空妄说。凭借天子的权力，尚且不能罢黜或提拔不同时代的人，不能生杀不同地域的百姓。何况孔子虽然圣德，但地位卑微，身份是臣子，怎敢肆意对天子、诸侯、卿大夫进行予夺、进退？这简直是违背常理、僭越本分，太过分了。难道会说孔子做了这样的事吗？人们通常认为：地位尊贵就严敬他，比如先生、大人这类；地位平等就平视他，比如兄弟、姻亲这类；地位卑贱就轻视他，比如奴隶、盗贼这类。但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人们对他身份的情感预期，那么尊贵的人有时会被贬杀，卑贱的人有时会被提拔。且以古人来说：像张良、诸葛亮、韩琦、范仲淹、司马光，他们难道没有名位吗？但不忍心斥责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德行功业确实值得崇敬，何况像周公、孔子这样的人呢？像商鞅、李斯、张汤、桑弘羊、李林甫、王钦若、丁谓、蔡京、秦桧、贾似道，他们难道没有爵位吗？但不肯推崇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奸诈贪婪确实令人鄙夷，何况像王莽、曹操这样的人呢？对于当今的人，也是如此。《春秋》的写作，也是这样。称王为“天”，称鲁君为“公”，是尊崇他们；但有时因陪嫁妾室而隐去“天”字，因防夷而隐去“公”字，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足以完全尊崇，所以不彻底尊崇。诸侯不称名，公族称公子、公孙等，是平视他们；但有时因失国而称名，或因弑逆而隐去族称，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足以并列，所以不彻底平视。夷狄称国，陪嫁妾室不记录贱称，是轻视他们；但楚子贞因救郑而称公子，纪季姬因归酅而称字，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可轻视，所以不彻底轻视。大抵圣人看到行为而感动于心，由心而宣之于口，由口而笔之于书，不需要矫揉造作。人有这样的心，不是说“某人我惩罚他”，“某人我奖赏他”，“某人我今天奖赏他而明天惩罚他”。《春秋》值得推崇，只因为它考察识别、精细评定、公正判定功过罪责得当，所以可贵。并不是说只有圣人有这样的心，而别人没有。从前子贡从家里来拜见孔子，孔子正色举杖，弯腰站立说：“您的大亲人，莫非不安宁吗？”放下杖站立说：“您的兄弟，也得到无恙吗？”拖着杖背身行走说：“妻子儿女在家中，没有生病吧？”大抵因为尊卑疏亲的不同，所以身体的俯仰，手的上下，脸色声气随之不同，从内心流露出来的《春秋》褒贬，也是这样。

又说：“解说《春秋》的人，大抵取信于三传。甚至有经文意思明显，却反而曲折迁就三传的事例和体例的，于是使原本的宗旨晦暗淡薄，诵读解说浮夸偏颇。我认为圣人哀伤我的道不能实行，退而删述，只有《春秋》是他自己作的，本来就要显明他的意思，像中天之日一样教导天下后世。却反而隐秘诡谲、掩盖藏匿，不等待笺注解释然后才显露端绪，这难道是圣人开物成务的本心吗？”《礼记》说：“组织文辞、排比事例，是《春秋》的教化。”所以我每次伏案研读这部经书，必定在一言一语的予夺中寻求，不得就探究事情的始终，又不得就考察举动的先后，又不得就旁通情势的向背，又不得就贯通证明一经的去取。大抵确实有不等待三传就知道的。久而久之颇有心得，于是私下记录以备遗忘，共十二卷，命名为《春秋原经》，是尊崇经文的意思。大抵《春秋》的褒贬，以礼为标准，而《周礼》的节制文饰本源于情。情，是人心所共同具有的，周公、孔子只是得其平衡罢了。当时，看到天下伦理法度沦丧，奸邪弊病放纵，反过来寻求，不能在情中找到依据，于是叹息说：“《周礼》的废弃，就是导致这样的原因。”于是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一切都以礼来断制，所以与天下共同判断是非。至于礼所未有，而委曲以义来发起的，也有。有时夸大尊崇，如周王加“天”字，鲁侯称“公”之类；有时恻隐隐讳，如鲁国弑君不写地点，夫人孙邾之类；有时含糊省略，如用“致夫人姒氏卒”之类；有时详尽记载，如纪叔姬、宋伯姬之类；有时掩盖覆盖，如“璧假许田至河有疾”之类；有时显明阐发，如赵盾、许止弑君之类；有时欣然接受，如高子来盟，季子来归之类；有时愤然拒绝，如“入于栎”、“入于南里”之类。大抵也是其情不能自禁罢了。现在乡野村鄙的父子兄弟，在简陋的门庭之间相互谈论叙述，他们抑扬舒惨以发挥喜怒爱恶，尊尊亲亲，善善恶恶，难道没有情吗？只是不像圣人那样平衡罢了。得其平衡，都可以成为《春秋》。所以说：“这些百姓，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的原因。”只有圣人的情，顺从本性，本性通于天命，天命源于天道。得天道的人可以做天子，所以儒者认为《春秋》是性命之书，认为它以天道自处，认为它是天子的事。凭借这三者，夸大孔子，可以说是孔子自大了，那是不可以的。

邓元锡氏说：庄公、僖公的时代，礼乐征伐都由诸侯发出了。

译政令出自诸侯，王纲丧失，开始降格而称霸。《春秋》治理诸侯，奖赏那些以天道尊崇王者的人，剥夺那些不以天道尊崇王者的人，然后王纲得以尊崇。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乐征伐出自大夫了。政令出自大夫，王纲再次丧失。《春秋》治理大夫，奖赏那些以天道尊崇君主的人，剥夺那些不以天道尊崇君主的人，然后王纲得以保存。齐桓公、晋庄公以前，列国的大夫，即使有管仲、隰朋、狐偃、赵衰那样的功勋，也不见于会盟，只有作为特使与鲁国交往的，才称他们为大夫，这与天下的大事无关。列国的大夫，即使有先轸、郤缺、栾书、胥臣那样的功业，也不见于侵伐，只有鲁国大夫单独率领军队的，才记载为大夫，这只与一国的事情有关。大夫与天下的大事无关，《春秋》是记载天下事的书，所以可以用天下的大事来省略他们。大夫只与一国的事情有关，《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以可以用鲁国的事来详细记载他们。大夫的名号出现在《春秋》中，是孔子所痛心的。他感叹说：“天下有道，那么政令就不会出自大夫。”大夫主持诸侯的会盟，是从垂陇之盟开始的。大夫主持诸侯的军队，是从讨伐沈国开始的。这是晋襄公的过错。齐桓公称霸，不贪图安逸，降低身段亲近诸侯。晋文公称霸，不轻视诸侯。晋襄公继承晋文公的事业，穿着丧服就发动战争，打败了秦国，又在箕地打败了狄人。轻视战争而不知道它的艰难，所以高傲而不能谦下，懈怠而不知道它的制约。于是就把权力委托给大夫。垂陇之盟，由士縠主持。经文把士縠列在宋公、陈侯、郑伯之下，是贬低士縠。贬低士縠，是为了严明诸侯与大夫的等级。讨伐沈国的战役，记载叔孙得臣以彰显卿的地位。列国称“人”，是为了退抑那些大夫。称“人”，是轻微他们。防范大夫，是为了提高诸侯与大夫之间的界限。到了扈地之盟、棐林之役，会盟征伐全都出自大夫。经文不列举诸侯，不直呼大夫，只记载说：“公与诸侯在扈地会盟，晋大夫在扈地结盟。”端正了诸侯的名分，然后天下做诸侯的人就安定了。端正了大夫的名分，然后天下做大夫的人就安定了。晋国是盟主，晋国大夫终究不能因为主持会盟的缘故而排在诸侯前面，这是不让大夫与诸侯平起平坐。大夫与诸侯平起平坐尚且不可以，何况能干预他们的君主呢？等到在新城结盟，诸侯就按爵位排列了，晋国大夫也出名了。诸侯按爵位排列之后，才知道前面所说的诸侯，是宋、鲁、陈、卫、郑、许、曹，所说的大夫，是晋国的赵盾。起初不直呼其名，是端正他们的名分，后来直呼其名，是彰显他们的实际。大概是用实际来责备名分。新城结盟，是赵宣孟的谋划，楚国很强大。《春秋》终究不会因为能对抗楚国的缘故，而让晋国大夫排在诸侯前面，这是端正大夫的道理。棐林之役，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会合赵盾去讨伐郑国。宋、陈、卫、曹的君主会合赵盾去讨伐，这是率领诸侯的军队听从赵盾。率领天下诸侯听从晋国一个大夫，那么天下就没有国家了。道义上不可以作为训诫，所以经文在记载救援陈国时，写晋赵盾率领军队；而在记载讨伐郑国时，不写赵盾。只记载宋公、陈侯、卫侯、曹伯在棐林会合晋军讨伐郑国，写“会合晋军”，是重视军队。不写赵盾，是不让诸侯会合大夫；不让大夫主持诸侯的军队。意思是说没有比军队更重的了，诸侯在棐林会合，只是会合晋军罢了。救援陈国，用名分来记载实际；讨伐郑国，隐去名分来端正名分。大概是用名分来端正实际。军队没有比救援更好的了，楚国、郑国侵犯陈国、侵犯宋国而能救援，很强大。《春秋》终究不会因为能对抗的缘故而允许记载，这是端正大夫的道理。况且《春秋》的法度，不是主持军队的人，没有排在晋国前面的。讨伐许国的战役，郑伯不是军队的主持者。经文记载叔老会合郑伯、晋荀偃、卫孙蒯、宋人讨伐许国，郑伯排在前面。郑伯排在前面，是不让大夫排在诸侯前面。这与扈地、棐林的记载一样。郑国之所以是郑国，是因为它弱小。《春秋》终究不会因为郑国弱小的缘故，让大夫排在诸侯前面，这是端正大夫的道理。有人说：扈地之盟，大夫主持，诸侯不排列次序就可以了。又过了三年在扈地结盟，晋侯主持，宋、陈、卫、蔡、郑、许、曹的君主都在。然而经文不记载，只记载诸侯在扈地结盟，为什么呢？省略他们。讨伐齐国而贿赂，讨伐宋国而讲和，责备郑国二心而贬斥，这些都是大夫的职责。君主有什么过错呢？传文说：无能为力，所以省略他们。省略他们，是认为天下没有诸侯。所以溴梁之会，记载大夫而不再联系诸侯。有人说：晋悼公鸡泽之盟，诸侯在列，已经结盟了，却记载叔孙豹及诸侯的大夫结盟，也是大夫专权吗？回答说：不是。晋国不让大夫与诸侯结盟，这是晋悼公治理大夫的方法。陈国归附楚国，已经很久了。晋悼公再次称霸，袁侨来到会盟之地，于是压制他不参与结盟，就抛弃了陈国；让他参与同盟，就抬高了陈国大夫。所以诸侯庄严地在列，而陈国大夫不能干预。于是让诸侯的大夫与他结盟，而上下之间的界限比山川还要严峻。所以牡丘之会记载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鸡泽之盟记载诸侯的大夫结盟，袁侨是一样的。联系诸侯，是正道。君主下令臣子执行，君主安逸臣子辛劳。诸侯主持而大夫听命，是正道。溴梁之会记载大夫结盟，不联系诸侯，不是正道。臣子联系君主，儿子联系父亲，妻子联系丈夫，有不联系的，不是正道。事情相同，意图

译不同。《春秋》这部书，是用来辨别嫌疑、澄清疑惑，以端正同异、明辨是非的。有人问：宋国的盟会，诸侯没有参加，却又记载“豹”以及诸侯的大夫结盟，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保留诸侯的地位。诸侯的大夫相互交往并确立于中原，又恰好符合晋国和楚国的随从，如果不记载诸侯，那么诸侯就彻底不存在了。大夫存在而诸侯却不存在，那么王室的统绪就彻底断绝了。所以再次记载诸侯，是为了表明诸侯未曾不存在；记载诸侯的大夫，是为了表明大夫有所归属。这是保留诸侯地位的原则。保留诸侯，就是保留王室的统绪。因此，《春秋》开始时，鲁公与莒国大夫在浮来结盟。经文不记载大夫，只记载“与莒人”。《左传》说：这是怀疑君主的身份，可以说与莒人结盟，不可以说与莒国大夫结盟。到了晋襄公派处父与鲁公结盟，经文避讳不记载，因为鲁公开始遭受动乱的伤害。成公时期，晋国的荀庚来聘问，于是结盟了；卫国的孙良夫来聘问，又结盟了。聘问是为了表示友好，聘问如果不诚信而派遣大夫，是要挟主君结盟，这哪里算是友好呢？又避讳不记载，因为鲁公遭受动乱的伤害已经形成。到了宋国的向戌来聘问，成公推崇向戌，不在国内，而是出到郊外与他结盟，于是大夫的地位凌驾于诸侯之上。三家瓜分鲁国，六卿瓜分晋国，田氏独占齐国和宋国，三代没有大夫，这是逐渐积累的趋势，有什么奇怪的呢？有什么奇怪的呢？于是陪臣更加猖獗了。在公室做官的叫臣，在家臣那里做官的叫仆，他们不与其它大夫混杂居住并平起平坐，何况大夫是君主呢？所以《春秋》的法则，陪臣的名字不经常见到，认为他们离王室统绪最远，即使他们掌握国家命脉，也只是用不治理的方式来处理罢了。因此阳虎把持鲁国，甚至更改国家的典章制度并参与祭祀。他想要杀季孙，在国都交战，箭射在庄门，进入公宫，出来住在五父的街衢，进入讙阳关，叛乱非常严重。经文不记载，只记载“盗窃宝玉和大弓”，意思是：这只是盗贼罢了。盗窃重要的器物，是谁做的呢？南蒯凭借费邑叛乱，不记载，只记载叔弓率领军队包围费邑。侯犯凭借郈邑叛乱，不记载，只记载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邑。意思是：只是包围费邑，包围郈邑罢了。这是谁的城邑？这是谁的包围？国内的城邑如同敌国，臣子如同敌人，是谁做的呢？只是追究其根本罢了。都是用不治理的方式来处理的人。季氏的叛逆行为非常严重，昭公不能返回，定公没有正统。阳虎、南蒯、侯犯没有扰乱，起初都是以振兴公室为借口。圣人剥夺他们的权力而不给予，防备他们而不显露，为什么呢？《春秋》的道义，是用尊贵治理卑贱，不用卑贱治理尊贵；用贤能治理不肖，不用不肖治理贤能。如果让阳虎、侯犯、南蒯这类人能在叛逆中随心所欲，哪有极限呢？所以说：这只是盗贼罢了。等到堕毁费邑，记载“堕毁郈邑”；又记载说：“这是叔孙氏的城邑，叔孙堕毁了它；这是季氏的城邑，季孙堕毁了它。”由此更加知道，崇尚必然毁坏，成就必然败坏，而极端必然反转。这是天道。起初建造城墙并崇尚它，是为了巩固；最终极端就毁坏它并堕毁。又率领军队去堕毁，世上没有违背天道却能最终成功而不返回的。这也表明过错是可以改正的，所以治理陪臣，就是治理大夫罢了。

译又说：楚国之所以成为楚国，是从败蔡开始的。《春秋》在对外族时，称其为荆。称荆者，是君臣同称的。君臣同称，是轻视它。后来稍进一步称人，还像人一样。又进一步，才称子。没有小而不大的，没有微而不盛的。以此来表明变化是有渐进过程的。而四夷中最大的，不过称子，这还是防范它。所以齐国的盟会，楚国不排在陈蔡之前；鹿上的盟会，楚国不排在齐宋之前；防盂之盟，宋公拘捕了僭越的楚国。经文记载“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防盂会盟，拘捕宋公以讨伐宋国”，拘捕宋公的记载排在前面，文辞像是宋公自己拘捕自己，不认为是楚国拘捕的。释放宋公时，经文记载“公与诸侯在薄地会盟，释放宋公”，文辞像是公与诸侯会盟而释放，不认为是楚国释放的。在〇地战败受伤时，经文记载“宋公与楚人在〇地作战，宋军大败”，文辞像是宋公自己战败，不认为是楚国战败的。不把荆蛮凌驾于中国之上。等到公子遂出使楚国乞求军队，楚人变得暴虐骄横，讨伐齐国夺取谷地并包围宋国，俨然成为霸主。《春秋》对此感到恐惧。楚子主持军事，却抑制称人，并将陈、蔡、郑、许等诸侯列在其下，不把荆蛮凌驾于中国之上。这是内外界限分明的防范。公与楚子在宋国会盟，因避讳而不记载，记载与诸侯会盟，这是诸侯自己防范。大概到了宣王、成王时代，霸权断绝，而楚庄王与中国抗衡。中国有霸主，记载同盟，是志在同心。志在诸侯的联合。然而自从齐桓公在幽地会盟后，两次记载就停止了。楚庄王称霸，而清丘、断道、虫牢、新城、柯陵的盟会都记载为同盟，为什么呢？哀伤中国被楚国所困。又说：等到宋国的向戌想要平息诸侯的战争，以此成名，于是联合晋楚两国在宋国会盟，这是想让荆蛮与中国同等。薰莸混合，即使十年依然臭气熏天，说明同等不可苟且。现在决断内外界限而同等，所以楚人志在僭越，气氛恶劣，赵武不能责难，而托辞于信义来自我辩解。楚国盟会凌驾于晋国之上，经文先写晋国，因为晋国是中国。先写晋国，是为了抑制楚国。又过六年再次在虢国会盟，楚国再次凌驾于晋国之上，经文先写晋国，如同宋国的志向。又过八年楚灵王向晋国求诸侯，晋国无法责难，天下诸侯大多跟随楚国，经文列出诸侯而不特别区分防范，哀伤天下都成为楚国。晋国主持华夏盟会，不与诸侯同心，以治理楚国而想与僭越抗衡的荆楚一同治理诸侯，这是失去统绪。说：这是向戌的罪过。回答说：不对，赵武听从了。说：赵武有罪吗？回答说：赵武怎能不听从呢？自从晋文公去世，各位大夫以武力、臣力为竞争。宣孟用武力了，栾武又用武力了。于是不再致力于德行，而日日寻求战争，国家疲惫了。形势不得不趋向和平，请求智防志在和平了。归还钟仪又志在和平了。在这个时候说：平息战争，能不跟随吗？这是失去统绪很久了。《诗经》说：没有竞争的是人，四方都训导他。这是王统。大概到了平丘的防范，诸侯都怀有二心，楚国的威胁正在形成。叔向请求而王人下临，诸侯都防范。经文再次记载同盟，认为是诸侯的联合。如果有同等吗？而防范在先，抑制鲁公不参与盟会，霸略更加退步，狄患更加进逼。楚国不竞争而吴国昌盛，吴国已竞争而越国昌盛。而惶恐不安地想要构陷吴国对抗楚国，构陷越国以超越吴国。失去统绪严重了。于是同盟不再志于《春秋》，所以钟离的防范开始防范吴国。开始防范吴国，而列在诸侯之上，不能正名。列在诸侯之下，不能纪实。经文列出诸侯而特别区分吴国，特别区分是为了表明同等不是所应同等的。黄池的防范，鲁国即吴国了，而防范晋国。经文最终先写晋国，最终特别区分吴国。记载公与晋侯及吴子在黄池会盟，夷夏的界限如此防范吗？防范，是谨慎到了极点。又说：质疑者说：《春秋》厌恶诈击而喜好偏战，耻于伐丧而荣耀复仇。为什么说没有义战而全部厌恶呢？回答说：《春秋》记载灾荒，即使亩中有数茎麦苗，还说是无麦苗。天下之大，二百四十二年的战争攻伐，不可数尽，而所喜好所荣耀的不超过二三。这与无麦苗中有数茎有什么不同呢？不足以质疑，所以说没有义战。《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怎么会喜好杀他所爱的人呢？所以《春秋》对于偏战复仇，如同对于诸夏。引之鲁，谓之外；引之夷狄，谓之内。比之战诈，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所以盟会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争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言辞不能及，都在于指意。不依赖言辞，不依赖言辞，然后可以适道了。这是《春秋》之义。

又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明经正之道，辨人事之纪，达时措之权，以著世盛衰，明人失得，扶衰而振防，彰善而瘅恶者也。所以有通《春秋》而书以法者，有即一人一事而权之法者。通《春秋》而书以法者，义不系之其人者也。义不系之其人，其书也以纪世，世者势也，势轻重也。势极重而不反，虽天子诸侯不得而亟焉。屯

译膏药虽小，却能治愈顽固的疾病，使其不致丧命，何况是地位更低的人呢？就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来权衡法度，这是将道义系于那个人身上的做法。道义系于那个人，其书写是为了阐明大道，因为做人的根本在于仁。志士仁人，不会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却会为了成全仁德而牺牲生命，即使是普通百姓也无法改变这种信念。独立而不畏惧，舍弃生命以实现志向，正是如此，何况是地位更高的人呢？因此，《春秋》中没有诸侯和大夫，没有正义的战争和盟约，这是根据世间的常理来评判的。《春秋》中没有诸侯，终究不会因为没有诸侯的缘故而一并抛弃天下的诸侯，因为如果一并抛弃天下的诸侯，那就是分裂天下。况且，这不是某一个诸侯所能做到的。《春秋》中没有大夫，终究不会因为没有大夫的缘故而全部憎恶天下的大夫，因为如果全部憎恶天下的大夫，那就是决裂天下。况且，这不是某一个大夫所能做到的。《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和盟约，终究不会因为没有正义战争和盟约的缘故，将天下所有的盟会、战争、攻伐者全部诛杀，因为如果将天下盟会、战争、攻伐者全部诛杀，那就是扰乱天下。况且，这不是某一次盟会、某一次战争、某一次征伐所能做到的。世道的变迁，就像河流泛滥、堤坝决口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责备某一个人，让他用箕土去堵塞，难道能挽救吗？因此，贯通一个时代而书写法度，只是彰显世道的变迁罢了。所以要考察其起因，穷究其终结，在祸患未发生时就加以挽救，在危险未形成时就加以扶持，在危险时扶持它不让其倾覆，在祸患时医治它不让其达到极点，在达到极点时保存它不让其灭亡。时机需要等待时，就遵循晦暗之道以涵养尊贵；道义需要匡正时，就援引道义以匡正典章。向王者展示重视防范和谨慎对待权势，不要使其过于沉重而无法挽回。向王者展示掌握重权并审察形势，一定要使其从重压中反转而趋向平衡。举荐大夫而隶属于诸侯，不直接决断于诸侯；举荐诸侯而联结于天子，不直接断绝于天子。其作用归结为用大道改变世道罢了。所以说：整顿乱世，使其回归正道，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至于就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来权衡法度，那么赞美善行非常长久，憎恶恶行非常短暂，保全人的羞耻心，通达人的恭敬心，诛杀人的恶意，宽贷人的行为。志向端正的人给予迅速奖赏，根本正直的人论罪较轻，志向邪恶的人不等其得逞就加以惩处，首恶者罪行特别重。同样欺骗三军，有的死有的不死，一定要让那些死去的人与我们都毫无遗憾。同样败坏君国，有的诛杀有的不诛杀，一定要让那些被诛杀的人对我们都无言以对。以此作为王道的权衡标准。解说的人又说：《春秋》是诛杀乱臣贼子的书。《春秋》初期，专门治理诸侯中的乱臣贼子。《春秋》中期，一并治理大夫中的乱臣贼子。《春秋》末期，一并治理陪臣执掌命令中的乱臣贼子。这是根据世间的缘故，类比那些人穷尽诛杀，却不知道罪行的遮蔽之处。又说：《春秋》只有贬斥而没有褒扬，这是根据世间的缘故，类比举世穷尽诛杀，却不知道情理言辞的差异。这是有激愤情绪的人所说的，有激愤并非王者的本心。况且人道有好恶，就像天有阴阳一样。其有赞美和讽刺，就像有温暖和寒冷一样。现在说只有贬斥而没有褒扬，就像只有阴而没有阳，只有凛冽而没有温暖一样。所以将五霸视为乱臣贼子而诛杀他们，不如将霸者视为霸者，乱臣贼子视为乱臣贼子那样质朴。求全责备超过功劳而诛杀他们，不如将功劳视为功劳，将过错视为过错那样质朴。事物交付给事物而我不参与其中，统一正于天道，这就是曲直的法度罢了。崔文敏的话说得好：《春秋》立法严谨，意思实在温和厚道，就像天对待万物，任由其生成，不急躁也不润泽，所以认为是性命之文。后世的史书，几乎像咒骂一样使用愤怒和喷嚏了。又说：孟子有言，《春秋》写成而乱臣贼子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回答说：这是圣人感动人心的效果。大概从前孔子看待天下如同一体，邪暴乱贼肆意横行而没有忌惮，孔子对此感到痛心。举出那些痛不可忍的事情而记载于《春秋》，所以说孔子因恐惧而作《春秋》。天下对于圣人，是一心的，触动就警惕，触动就悲悯，又触动就悔恨痛惜。即使是真正的乱臣贼子，也有人心，尚且能感动其心而知恐惧，何况是普通人呢？又何况是贤明的君主和善良的大夫呢？因此用孔子的恐惧之心感动天下人的心，使天理与人欲的界限，真诚与虚伪的端倪，凛然知道所恐惧的。就像雷声接连响起而冬眠的虫子苏醒，就像悬挂日月而鬼魅隐藏，就像针石疏通而死者复苏、麻痹解除，气血重新流动。这是端正人心的大端。读《春秋》的人，一定要在此处有所感动了。

译又说：《春秋》凭借名、姓、日、月、爵位、称号来进行诛伐与奖赏。确实如此吗？回答说：不一定完全如此。然而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春秋》的褒扬与贬斥，在上效法天道的运行。春代表爱的意志，夏代表乐的意志，秋代表严的意志，冬代表哀的意志。爱的意志在内心发动，那么言辞就温和而充满春意。春，就是萌发的意思。记载季子、公弟这类人物就是如此。乐的意志在内心发动，那么言辞就宏大而假借夏的盛大。记载爵位、记载公这类人物就是如此。严的意志在内心发动，那么言辞就肃穆而严厉。秋，就是收敛的意思。戎狄举号，诸侯大夫在其中，称呼“人”这类情况就是如此。哀的意志在内心发动，那么言辞就悲痛而伤感。记载子般去世、夫人归国这类事件就是如此。现在普通人如果有爱的意志，就会频繁称颂其爵位，必定避讳其名。如果不是这样，就会斥责他。普通人如果有敬畏的意志，就会详细记录，谨慎对待日期和月份。如果不是这样，就会简略处理。所以说：《春秋》确实有这种通过类比事件来体现文义的做法，但如果分毫寸厘地去寻求完全吻合，那就是支离破碎、偏离正道的过错。有人说：孔子说过：“这些百姓，是夏、商、周三代能够以正道行事的原因。”善于探求《春秋》的人，应当探求圣人的心意；善于探求圣人的人，应当探求普通百姓的心意。那些认为《春秋》有防范性的言辞和深奥义理的人，是探求过度了。确实如此吗？回答说：确实存在，但并不完全如此。通过类比事件所记载的内容，结盟却屡次结盟，征伐却屡次征伐，结盟却背弃，征伐却获利，更大的罪行如篡位、弑君、灭国、拘捕等必定发生，这些只要探求普通百姓的心意就足够了。然而，通过组织言辞来彰显意志，言辞明显而意志隐晦；通过类比事件来彰明教化，事件显著而义理微妙。因此，意志微妙而幽深，那么言辞就含蓄而晦涩；义理深远而端正，那么言辞就深奥而确切。仁爱善良以救人，所以言辞委婉而彰明；礼制以周全自身，所以言辞恭敬而平和。尽善尽美而不污染其心，顺应天道，所以言辞浑然一体。神妙变化没有固定方所，反复而不混乱，阐释而不厌倦。其智慧周遍万物而不逾越，合乎事理而情感显著，言辞浅近而意旨深远，文字简约而义理广博。即使是子游、子夏那样的弟子，也不能企及。如果概括地用普通人的心意去衡量，哪里会有恰当的呢？所以像左丘明这样的史官，也只是传述旧史记载往事，发明凡例以阐明体例，通过微言来抉发隐义罢了。简约而可信，文采而深刻，有时有论断，必定归结于君子，也足以证明其慎重到了极点。然而还有人拘泥于旧史的文本，指责其艳丽富丽是诬妄。认为言辞容易理解吗？言辞难道只有一种方式吗？各种言辞都有其恰当之处。所以体例可以废除吗？那么周公的典礼，实际上就在于体例。体例可以固守吗？那么《春秋》就没有通达不变的言辞，随着变化而转移，哪里有什么恒常不变的呢？《易经》说：“起初遵循其言辞而揣度其方向，既有常道。”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就不会凭空施行。庄子说：“《春秋》治理世事，是先王的意志。”圣人议论而不争辩。《经解》说：“组织言辞、类比事件，是《春秋》的教化。”组织言辞、类比事件而不混乱，是深通《春秋》的人。唉！这才是深通《春秋》的人。

《春秋》这一部书，自从孟子有“天子之事”一语，而庄子则说“先王之志”，董仲舒则说“礼义之大宗”，王文中则说“王道的权衡”。然而孔子当时只是衡量天理，依据人事，随着文辞产生义理，以彰显其意志罢了。当这些意志尚未彰显时，君父却冒犯首恶，人子却陷入篡弑，有国者前面不见谗言，后面不见贼人。等到经过圣人的笔触，有时用一个字，有时用少许文字缀连拨动，使得亲身弑逆者、谋划弑逆者、将要弑逆者、逐渐弑逆者，以及并非弑逆而实际是弑逆、实际是弑逆而不知道自己是弑逆者，无不抉发其隐衷蓄志，巧妙揭示其同类之事，暗中吐出其如同覆灭之情，令人毛骨悚然、心胆震惊，羞恶之心显现而睡梦惊醒，这就是所谓的恐惧。如果仅仅以记载弑君、记载叛乱、记载僭越作为《春秋》的贬罚，又仅仅以挥刀为弑，占据土地为叛，公然奢侈为僭，那么弑君三十六次，感到恐惧的只有三十六个人罢了；叛乱而恐惧的只有林父、鱼石几个人罢了；僭越而恐惧的只有两观、大搜几件事罢了。他们还将悍然为之，只看到君父有不对的地方，而一切奢侈犯礼，天下习以为常，又怎么能触动他们的心呢？尊崇《春秋》的人说：“孔子贬黜周室、尊崇鲁国、改正朔、命德讨罪、进退二百四十年的君主和大夫，那么这就是孔子代天执掌权柄，以作私史，篡逆之事他亲身做了吗？”不对。轻视《春秋》的人说：“左氏根据报告而记载，孔子依据文辞而成录，是非自然显现，无所增减，难道孔子只是抄录旧史，编比成书而已吗？”也不对。因为天下有贵贱的区别，有圣贤的分别，两者可以相互胜过，但不可以相互参杂。滕国被贬为子爵，杞国沦落为夷狄，楚子主持中原会盟，反复议论剥夺，只有周天子能够主持。天子不能主持，也只能无可奈何罢了。孔子固然不敢削去，也不欲削去，削去就无法证实，而其罪行反而得以掩盖。司马迁《项羽本纪》、司马光《统魏》、欧阳修《帝五代》，评论者说得到了《春秋》的遗意，道理本来如此。至于一个字的趣味，少许文字的微妙，这是圣贤的分别，孔子不敢推让。解说经义，千古以来只有《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两句话最为有心得。大概用先王之道来衡量，那么周礼中天子向下交往称为聘，诸侯按时朝见称为朝，而《春秋》无义聘、

译义朝。因有事而防备不协调而结盟，考察德行、询问风俗。然而《春秋》中没有合乎道义的防备，合乎道义的盟约。天子征讨而不攻伐，诸侯攻伐而不征讨，然而《春秋》中没有合乎道义的征伐，合乎道义的战争。列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所有君臣，全都遭受罪罚，没有能幸免的。而《春秋》且成为一部刑法书，判决记录。这难道是圣人顺应天道、化育万物的心意吗？然而公朝见天子，没有不合道义的朝见，而有合乎道义的朝见了。僖公两次前往齐国，没有不合道义的聘问，而有合乎道义的聘问了。衣裳之防，没有不合道义的防备，而有合乎道义的防备了。首止之盟，没有不合道义的盟约，而有合乎道义的盟约了。城濮之战，柏举之师，没有不合道义的战争，而有合乎道义的战争了。所以以王道确定唯一的尊位，而凡是天下不合道义的朝见、聘问、防备、盟约、战争，都是夫子所悲叹的。这是在《春秋》之外所论述的。以圣人的裁断权衡一世，顺应天下的自然，顺从人情必然到达的地步，而仍有善于朝见、善于聘问、善于防备、善于盟约、善于战争的人，是夫子所宽恕的。这是在《春秋》之内所论述的。在《春秋》之外论述的，是用来治理《春秋》的；在《春秋》之内论述的，是《春秋》用来自我治理的。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荆楚狄人已经纷乱叛乱，已经横行无忌。桓公、文公出现而拯救他们，譬如在烈火烈焰中得到一滴冰凉，怎能不与桓公、文公呢？桓公、文公衰落后，暴虐邪恶再次兴起。楚庄王以蛮夷之君的身份，楚灵王以弑逆之子的身份，吴王以蛙黾之俦的身份，而攻伐陈国、宋国，雪洗两国的耻辱，赶走平王，发扬华夏文明，重新开启日月。这难道是中国人所能办到的吗？所以入陈之举，详细记载其事；柏举之战，明确彰显其功绩。大概夫子在此悲喜交织。只是其用意有所防备，显明的言辞有所隐晦，扬抑时措从宜，不可拘泥于常法。如果不是义理精微明白的人，读起来固然茫然不解。所以喜悦的言辞激烈，愤怒的言辞急促，赞许的言辞详细，怨恨的言辞也详细，剥夺的言辞简略，平常的言辞也简略，尊贵的言辞厚重，卑贱的言辞轻率，正确的言辞确切，惋惜的言辞滞留，顺从的言辞相同，选取的言辞变化。这十二种言辞，都是一时之所迸发，而杂物之所结撰。夫子以二百四十年后之人，面对二百四十年中之事，依据案卷读史，依次陈述，恍如对面，其情固有不得异者。大概人之喜悦，颠倒衣裳，精神踊跃，不自知其至也。鲁国有襄仲之难，国君被杀，国家几乎灭亡，谁为主者？季子忽然从陈国返回，国人望之如父母焉。犹如楚国望叶公，既欲其胄，又欲其免胄。尔时不知何以为情。记载季子来归，是快意之辞，难道不是喜悦的言辞激烈吗？哀姜宣淫无忌，内比权臣，外交与国，鲁国几乎被齐国所取，臣子不胜痛心疾首。当其归鲁，记载说：“夫人姜氏入”，好像说祸水至矣，皆一入为之也。且即此一字，而夫人挟贵作骄，翱翔惝恍之态，俱可想见，难道不是愤怒的言辞急促吗？纪侯去国处变之正，记载入、记载葬、记载伯姬、记载叔姬，无不备其始末，这是赞许的言辞详细。齐襄为鲁仇，王姬主婚，可以引义辞免，而迎姬筑馆记载之悉，恨之深也，这是怨恨的言辞也详细。秦两次安置晋君，也不是忘情中国而斗晋合楚与同灭庸者，何也？秦伐晋，或人之，或国之。楚自防申以后，气不复振，而吴越起，国势向衰，长防之战，复书楚人，这是剥夺的言辞简略。庄公十一年，记载“王姬归于齐”，一条与初年迥异，盖庄公之讐不在后嗣，此时鲁与齐又有纳纠之嫌，无所崇异，故以常辞书之，这是平常的言辞也简略。季友立君削乱，以开中兴；仲遂结齐定位，以成拥立，故僖赐友族贵友也，宣赐遂族，虽私亦以贵遂也。《春秋》重而族之曰“季友”“仲遂”者，有以也。杀人者有大夫、有司、宼，斥之为盗，不得比于人，何贱而轻之至是欤？赵盾纳捷菑于邾，非力不能也，义弗胜也。盖于令狐之役有悔心矣，记载说“勿克纳”，即其能自克而与之也，正确的言辞确切非乎？鲁与郕为同祢之国，齐人牵以伐郕，心不欲也，颂言不与围郕，势不敢也，记载“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不言公，讳公也。俟陈、蔡次且不进也，甲午治兵，有托以待也。郕降于齐师，讳其凌暴之势也。师还，善其不战得全而归也。书法迂徐委婉，而一种迟留顾惜之情溢于言外。赵氏不知以甲午治兵为平时治兵、振旅之举，引入搜狩一例，梦矣，惋惜的言辞滞留非乎？君大夫出称“如”，事不可质，亦称“如”。祭伯言来，介葛卢亦言来，夫人以奸出称“防”，以国事行亦称“防”。卫晋继故，言“立王子”，朝簒位亦言“立王”。猛出入言以子，朝出奔亦言以美恶不嫌同辞，所谓顺从的言辞相同也。选取的言辞变化者，其义最。广正笔削之防，丘窃取之，故有前详而后略者，取邑螟灾是也；有前略而后详者，楚君、

译楚将就是这样的。义理在于记载人名而省略官职的，必定有特殊的含义，僖公以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义理在于记载官职而省略人名的，必定有特殊的含义，文公以后的情况就是这样。有的看似防备实则显露，有的看似浅显实则深奥，有的看似坠落实则登升，有的看似回避实则靠近。圣人心知其微妙，而文辞难以骤然解释清楚，这就是所谓的“取辞变”。夫子设立这几句话，用来权衡整个时代，贯穿整部经典，唤醒天下后世的人，都应当依据自己的本心去裁度事理，提笔就能写成文章，防备当时的情势，忽然在心中领悟并在手下完成，完全没有刻意拟议。后世看到善行就说这是褒扬，说这是华美的礼服，说这是代替周天子行使五服五章的权力，而夫子并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这样来称呼善行，不过是善行的事实罢了；看到恶行就说这是贬斥，说这是斧钺，说这是代替周天子行使五刑五用的权力，而夫子也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这样来称呼恶行，不过是恶行的事实罢了。道理明白显易，变化纵横交错，虽然根本法则不变，但实际的格式套路难以拘执。学者仅仅用条例去探求，真是固执啊。

译春秋辩义卷首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辩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首三 明 卓尔康 撰

传义

刘知几说：古人谈论《春秋》三传的很多。战国时期，相关事迹很少听闻。西汉前期专用《公羊传》，宣帝、元帝以后，《谷梁传》又立于学官。到了成帝时期，刘歆开始推崇《左传》，但最终没有列入学官。大体上，自古以来重视《公》《谷》两传而轻视《左传》的，本来就不止一家；赞美《左传》而议论两传的，也不止一族。他们互相攻击，各自结党，吵吵闹闹，纷争不已，是非难以分辨。然而儒者的学问，如果以专精为主，至于研究章句、通晓训诂解释，那就可以了。至于论述大体、举出宏纲，则言论很少兼顾统摄，道理没有要害，所以使得古今的疑难滞碍，无法得到阐明。如果扬弃偏颇而加以评论，那么解说经义的传注，固然应当以《左传》为首。但是自古以来学习《左传》的人，谈论它又不能得其真情。比如贾逵撰写《左氏长义》，称“在秦地的是刘氏，是汉室所应当推崇在先的，只是取悦当时，实在没有什么可采纳的”。又查桓谭《新论》说：“《左氏传》对于经文，好比衣服的表里。”而《东观汉记》中陈元的奏章说：“光武帝兴起并设立《左传》学官，而桓谭、卫宏一起诋毁，所以中途废止。”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左丘明与孔子观看鲁国史记而作《春秋》，有所贬损，事情体现在传中，害怕遭受当时的祸难，所以隐藏其书。末世口耳相传流行，于是有了《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等传。”而在班固的文集中又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篇。凭借一家的言论，一人的说法，而参差错落互相违背，前后不同，这样的文章不值得观看。解答疑难的人，以道理为本，如果道理有所欠缺，想要让有见识的人心服，不也很难吗！现在姑且排列我所怀疑的地方，列在后面。大概《左传》之义有三长处，而三传之义有五短处。查《春秋》昭公二年，韩宣子来聘问，在太史氏那里观看书籍，见到鲁国《春秋》，说：“周朝的礼制全在鲁国了！我这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然而《春秋》的创作，始于姬旦，完成于仲尼，丘明的传注，所有的笔削以及发明凡例，都符合周朝典制，传承孔子的教诲，所以能成就不可磨灭的书，确立将来的法度，这是第一长处。又查哀公三年，鲁国司铎发生火灾，南宫敬叔命令周人取出御书的时候，鲁国的文籍最为完备，丘明既然亲身担任太史，广泛总括群书，至于像《梼杌》《纪年》之类，《郑书》《晋志》之类，凡是这些书籍，没有不全部看到的。他的传注广泛包罗他国，每件事都详细，这是第二长处。《论语》孔子说：“左丘明以此为耻，我也以此为耻。”凭借与圣人相同的才能，而承担传授经典的托付，加上通达的七十弟子、三千门徒，从远方四方而来，同在一国。于是向上询问夫子，向下询问他的弟子，凡是所采集搜罗的，广博见闻，这是第三长处。像谷梁、公羊，出生在异国，成长在后世，论地域则与鲁国史官相违背，论时代则与孔子不相接，怎么能凭借传闻的说法而与亲眼所见的人争高下呢？这是第一短处。左氏叙述臧哀伯劝谏桓公纳鼎，周内史赞美他的正直言论，王子朝告知诸侯，闵马父嘉许他的辩说，凡是像这类情况，数量实在很多。这大概是当时的发言，形成于笔墨，立言不朽，传播到他国，而丘明沿袭其本来的语言，加以编次，也就像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的文章，汉书书写晁错、贾谊的笔法，探求其实质，哪里是司马迁草稿删削、班固修改润色所声称的那样呢？看两传所载，与此不同，他们记录别人的言论，语言却格格不入，文字都琐碎。像这样，为什么呢？大概他们得到史官的简册，书写这些得到流俗的口说，所以使得隆盛与简促各异，丰富与俭省不同，这是第二短处。推究左氏记载各位大夫的辞令，外交使节的应答，其文章典雅而美好，其语言广博而深奥，叙述远古则曲折详尽如同现存，征引近代则反复验证可以覆按，如果估量其功用的厚薄，指意的深浅，相信不是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自完成于一人之手。这大概是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只是编次而已，配合经文称为传罢了。像两传，记言载事，失去了那些精华，寻源讨本，取自胸臆，自己创造古法，没有准则，所以道理接近迂腐偏僻，言语多鄙俗粗野，与左氏相比不可同年而语，这是第三短处。查两传虽然以解释经文为主，其缺漏不可尽数论述，比如经文说“薨”，而左传说是公子围所杀，等到公羊作传，重述经文，没有什么发明，只是依违而已，这是第四短处。汉书记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来到宫阙下，隽不疑说：“从前卫国的蒯瞆得罪于先君，将要进入国都，太子辄拒绝而不接纳，《春秋》认为是正确的。”于是命令逮捕他交给官吏，霍光从此开始重视儒学。查隽生所引的是公羊正文，如《论语》中冉有说：“夫子为卫君吗？”子贡说：“夫子不为。”为什么父子争国，像枭獍一样，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释义反而认为卫辄贤明，是违背夫子之

译教化，丧失了圣人的防范，奖进恶徒，疑惑误导后学，这是它的第五个短处。如果用那三个长处来比较这五个短处，胜负的道理显而易见，而在内里则为国家隐恶，在外则顺承赴告而书写，探求其本来的事实，大半失实，这在《疑经篇》中已经详细记载了。推究《春秋》这部书的创作，大概是《周礼》的旧例，鲁国的遗文，孔子因而加以修订，以保存旧的制度罢了。至于真实的记录托付给左丘明，因此善恶必定彰显，真伪完全显露。假使只有孔子经书单独使用，而《左传》不创作，那么当代的行事，怎么能详尽了解呢？大概有话说：“仲尼修订《春秋》，逆臣贼子害怕。”又说：“《春秋》的道义，想要掩盖反而彰显，追求名声反而消亡，善人受到鼓励，淫乱的人感到恐惧。”推究《春秋》所记载的，确实违背了这个道义，而《左传》所记录的，无愧于这些话。这就是《传》与《经》，如同一个整体，废弃一个都不行，相互依存才能完成。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什么被称为劝善戒恶的呢？儒者如果讥讽左氏作传，多叙述经书之外的别事，比如楚、郑与齐三国贼弑君主，隐、桓、昭、襄四位君主被篡夺驱逐，其他方面对外顺承告谏像那样，对内隐讳像这样。如果没有左氏立传，这些事没有缘由得知。然而假使世人学习《春秋》，只取两部传注，那么当时二百四十年的行事，茫然缺失，使后来的学者代代成为聋哑盲人。况且在秦汉时代，《左传》尚未流行，于是使得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论如银河般荒诞，没有遵循的依据，所以他们记事时，当晋景公称霸，公室正强盛，却说韩氏攻打赵氏，有程婴、杵臼的事；鲁侯抵御宋国，在乘丘获胜，却说庄公战败，有马惊流矢的祸患；楚、晋相遇，只在邲地作战，却说两国交战，把军队安置在两堂；子罕在宋国为相，与晋国和睦，却说晋国将要讨伐宋国，窥探他在阳门哭泣，介夫才停止；鲁军灭项，晋国阻止僖公，却说项确实是齐桓公所灭；《春秋》为贤者讳，襄公年间再次结盟，君臣和谐，却说诸侯失去正道，大夫都掌握国家权力。他们记时间时，大概秦穆公处于《春秋》的开端，却说他的女儿成为楚昭王的大夫；韩、魏处于战国时期，却说他们的君主陪葬楚庄王；《列子》一书论述孔子，却说孔子生在郑穆公年间；扁鹊治疗虢公，却说当时是赵简子的日子；栾书在周室任职，却说跟随晋文公打猎，犯颜直言；荀息死于奚齐，却说观看晋灵公筑台，堆叠棋子申诫，有的把先当作后，有的把后当作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古来的君子曾经没有怀疑。等到《左传》流行，那些错误自然显现，谈论它的补益，不也很多吗？而世间的学者还没有醒悟，所谓忘记我的大德，日常使用却不知道的人啊。然而自从左丘明之后，直到魏国灭亡，将近千年，他的书逐渐废弃。到晋太康年间，汲冢获得书籍，完全与《左氏》相同。所以束晳说：“如果这本书出于汉代，刘歆就不会担任五原太守了。”于是挚虞、束晳引用它的义理来相互阐明，王接、荀顗选取它的文字来相互证明，杜预加以注释，干宝借为典范。因此世人称其为实录，不再说它不对。他的书逐渐流行，事物没有异议。所以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行为在《孝经》。”于是把《春秋》传授给左丘明，把《孝经》传授给曾子。《史记》说：“孔子向西观察周室，论述史记旧闻，编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大义，传述所刺讥褒讳的文字，不可以书面见。”鲁君子左丘明害怕弟子各自不同端，失去其真意，所以依据孔氏史记，详细论述其言语，写成《左氏春秋》。学者如果征引这两个说法来考证三传，也足以判定是非，明辨真伪了。何必观看汲冢而后相信呢？由此而言，那么三传的优劣就显现了。

译杜预说：周朝的德政已经衰微，官员失去了职守，在上位的人不能使《春秋》的义理昭明，各国赴告和史官记录的文书，大多违背了旧有的典章。孔子依据鲁国史官记录的成文，考察其中的真伪并记载其礼仪制度，对上遵循周公遗留的制度，对下阐明未来的法度。那些教化所存留、文辞所损害的地方，就删改并纠正它们，以显示劝善戒恶的作用。其余的都直接沿用旧史。史书有文采与质朴的区别，言辞有详略的不同，不必更改。所以《春秋传》说：“其善志”，又说：“不是圣人谁能修撰它呢？”大概是周公的志向，孔子从而阐明了它。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接受经义，认为经是不可删改的书。所以传有时在经之前以开始叙述事件，有时在经之后以终结义理，有时依据经来辩明道理，有时穿插经来调和异同，随着义理而发挥。那些传例所重视的，旧史遗留的文辞大致没有全部列举，不是因为圣人修撰时遗漏的缘故。左丘明身为国史，亲自阅览典籍，必定广泛记录并完备地陈述。他的文辞舒缓，他的防范深远，将要让学者从头到尾探究，寻找其枝叶，穷究其尽头，优柔地熏陶他们，使他们自己领悟，饱足地浸润他们，使他们自己趋向正道。就像江河的浸润，膏泽的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才算得法。那些发凡以书例的，都是治理国家的常制，周公垂示的法度，史书的旧章，孔子从而修定它们，以成就一部经的通体。那些防范显明、阐发幽隐，裁成义类的，都是依据旧例来发挥义理、指导行事，以端正褒贬。那些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的，都是为了兴起新旧对比，发扬大义，称为变例。然而也有史官没有记载，却从中引申出义理的，这大概是《春秋》的新意，所以传不说“凡”，而是曲折地畅达其义。那些经中没有义例，因行事而言说的，传就直接陈述其旨趣罢了，这不是例。所以发起传的体例有三种，而作为例的情状有五种：一是防范而显明，文辞出现在这里，而起义在那里，称族以尊重君命，舍族以尊重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就是如此；二是志在而晦涩，简约的言辞显示制度，推演而知例，参防不地与谋，曰及之类就是如此；三是委婉而成章，曲折地顺从义训，以显示大顺，各种避讳，璧假许田之类就是如此；四是详尽而不污秽，直书其事，具备文辞以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诸侯献防之类就是如此；五是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大概以彰显，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就是如此。推演这五种体例，来寻究经传，触类旁通，附于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王道的正道，人伦的纲纪就完备了。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很多。现在遗留的文辞可见的有十多家。大体上辗转相承。进不能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对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都隐而不说。反而肤浅地引用《公羊》《谷梁》，适足自乱。我杜预现在之所以不同，是专门修定丘明之传来解释经。经的条理必然出于传。传的意义和例归总于凡例。推演变例以端正褒贬。简略二传而去异端，大概是丘明的志向。如果有疑误，就完备论述而暂且空缺，以等待后贤。然而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都是先儒中的美好人物。末有颖子严，虽然浅近也复名家。所以特别列举刘、贾、许、颖的违误，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较其义类，各自随而解释。

何休说：“从前孔子曾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行为在《孝经》。’这两门学问，是圣人的极致，治世的要务。传授《春秋》的，不是只有一个版本，依据乱世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的言论，解说的人疑惑，甚至有违背经义任意妄为，反传违戾的，其势虽然间隔，不得不广，因此讲诵师言达到百万，还有不解的，时常加上讥讽嘲笑的言辞，援引他经，失去句读，以无为有，非常可怜可笑，不可胜数。”“因此治古学贵文章的人，称为俗儒，致使贾逵缘隙奋笔，认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余事，这难道不是守文持论，败绩失据的过错吗？我私下悲伤很久了。”“过去大致依据胡母生的条例，多得其正，所以遂概括使就法度。”范寗说：“孔子观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兴衰之者在己，于是就太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于是则接乎隐公，故因兹以托始，该二仪之化育，赞人道之幽变，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着劝诫，拯颓纲以继三五，鼓芳风以扇游尘。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废，麟感化而”

译来应，于是根据事务的完备而终结篇章，因此在这一年停止写作，成就天下的事业，确立天下的邪正，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春秋》的传注有三种，但作为经书的屏障只有一种，臧否不同，褒贬的旨意各异。大概是因为九流分化而屏障之言隐晦，异端兴起而大义背离。左氏认为鬻拳以兵谏是爱戴君主，文公纳币是遵循礼制；谷梁认为卫辄拒绝父亲是尊崇祖先，不接纳子纠是厌恶内部；公羊认为祭仲废黜君主是行使权变，妾母称为夫人是合乎正道，以兵谏为爱君，这是君主可以被胁迫；以纳币为用礼，这是居丧期间可以结婚；以拒父为尊祖，这是儿子可以背叛父亲；以不纳子纠为内恶，这是仇敌可以被容纳；以废君为行权，这是神器可以被窥伺；以妾母为夫人，这是嫡母可以被等同。像这类情况，伤害教化、损害道义，是不能强行贯通的。左氏华丽而丰富，它的过失在于虚妄；谷梁清高而委婉，它的过失在于短浅；公羊善辩而裁断，它的过失在于俗陋。如果能够丰富而不虚妄，清高而不短浅，裁断而不俗陋，那就是深谙其道的人了。所以君子对于《春秋》，终身研习罢了。

译啖氏说：古代的解说，全都是口耳相传。自从汉代以来，才形成了章句的体例。比如《本草》，都是后汉时期各郡国的人，却题署为神农所作；《山海经》广泛解说殷商时期的事情，却说是夏禹所记录。其余的书籍，此类情况非常多。由此可知，《春秋》三传的含义，原本都是口耳相传。后来的学者，才将其写在竹简丝帛上，并冠以祖师的名号。我观察《左氏传》，记载周、晋、齐、宋、楚、郑等国的事情，最为详细。晋国每次出兵，都详细列出将领和副手；宋国每次因兴盛或衰败，都完备地列举六卿。所以知道史册的文章，各国各不相同。《左氏传》获得了这几个国家的史书，传授给门人，义理则是口耳相传，尚未形成文字。后代的学者，才推演并贯通它们，汇总并合并它们，编排年月，写成传记。又广泛采录当时的文献典籍、旧有典章，以及《子产》、《晏子》和各国的卿大夫家传，还有《卜书》、《梦书》以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混杂其中。所以叙事虽然很多，解释义理的却很少，是非交错，浑然难辨。其大体都是左氏的旧意，所以比起其他两传，它的功劳最高。博采各家，叙事尤为完备，能让百代之后的人，大致看清事情的始末。《公羊传》、《谷梁传》起初也是口授，后人依据它们的大义，分散配属经文，所以多有乖谬，失去了纲纪。但它们的大致轮廓，也是子夏所传授的。所以两传解说经文，比《左氏传》更为紧密。《谷梁传》意旨深远，《公羊传》言辞辩丽，随着文句解释，往往能钩深致远，但因为拘守文辞而固执滞涩，拘泥难通，比附日月，曲解生造条例，义理有不合之处，也强行贯通，杂乱不类，甚至自相矛盾，不符合圣人平易旷达的体例。《春秋》的文章，一字用来褒贬，确实是这样。其中也有文辞不同但义理相同的，《公羊》、《谷梁》两传穿凿附会，全都用褒贬来解释，所以繁琐细碎比《左氏传》更甚。《公羊》、《谷梁》又不知道有“不报告就不记载”的原则，凡是没记载的，都用义理来解说。况且列国非常多，如果防盟、征伐等事，不报告也记载，那么一年之中，可以写满几卷。何况他国的事，不凭借报告命令，从何处得知而记载？只是记载所报告的事情，判定其善恶，用文辞来褒贬罢了。《左氏传》讲褒贬的，也不过十几条，其余事情相同而文辞不同的，也没有其他解释。旧解都说这是听从报告以及旧史的文章。如果这样论述，那就是孔子抄写鲁国的史书罢了，怎么能叫“修《春秋》”呢？所以说这两种说法，都不恰当。

赵氏说：啖氏依照旧说，认为左氏是左丘明从孔子那里受经。现在看左氏解说经文，比《公羊》、《谷梁》浅陋，诬蔑谬误实在很多。如果左丘明的才能确实超过常人，怎么会这样呢？推类而言，都是孔子门人后来的门人。只是《公羊》、《谷梁》守持经文，《左氏传》通达史事，所以它们的体例不同罢了。况且孔子自比，都引用前人，所以说“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我则与他们不同”，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左丘明，大概是孔子以前的贤人，像史佚、迟任之类，在当时被称颂的人。焚书之后，无法详细知晓，学者各自相信自己的臆测，看到《左传》及《国语》都题署左氏，于是引左丘明作为那个人。这件事既然没有明文记载，只有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刘歆认为《春秋左氏传》是左丘明所作。况且司马迁喜好奇闻多谬误，所以他的书多被淮南王所驳斥。刘歆则凭私意所好，编入《七略》，班固沿袭而不改正，后世就以为是真的。所谓传闻虚妄、沿袭错误，一去不返了。刘歆说左氏亲眼见过孔子，杜预说“凡例都是周公的旧典礼”。经书检验它的传例说：“弑君称君，是君无道；称臣，是臣的罪过。”那么周公预先设定了弑君的原则吗？又说：“大规模用兵，叫灭；不占领土地，叫入。”那么周公预先设定了相灭的原则吗？又说：“诸侯同盟，死则报告名字。”那么又是周公命令称先君的名字来告知邻国吗？即使是夷狄之人，也不应该这样。又说：“平地积雪一尺叫大雪。”如果认为是灾异呢？那么一尺雪是丰年的征兆。如果认为是常例必须记载呢？不应该二百四十二年中只有两次大雪。凡此之类，说不完。那么刘歆、杜预的话浅陋近俗得很了。左氏决不是孔子同时代的人，也已经明白了。有人说：如果左氏不是从孔子那里受经，那么他的书多与汲冢《纪年》相符，为什么呢？回答说：彭城刘惠卿著书说，《纪年》序诸侯列防，都举出他们的谥号，知道是后人追修，不是当世的正史。至于像齐人在遂地被歼灭、郑国抛弃其军队，都是孔子褒贬的意思，而《竹书》的文字也是这样。它记载“郑杀其君某”，于是解释说：“这是子亹”，“楚囊瓦奔郑”，于是说：“这是子常”，大多这类情况。另有《春秋》一卷，完全抄录左氏传中的卜筮事，没有一个字不同，所以知道此书是依据《春秋》经传而作的。刘惠卿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胡氏说：传《春秋》的有三家，《左氏传》叙事，能见始末；《公羊》、《谷梁》言辞辩丽而义理精微。学习经文以传为准则就应当阅读《左氏传》，玩味文辞以义理为主就应当学习《公羊》、《谷梁》。比如惠公元妃继室以及仲子归于鲁，就是隐公兄弟嫡庶的辨析，摄政禅让的实情。

译这就可以考察而知晓了。应当研读《左传》，说的就是这类情况。至于说“来赗仲子”是预先准备凶事，那就是诬蔑了。“王正月”之所以确立大一统，以及“我欲之”和“不得已”的情况，应当研习《公羊传》，说的就是这类情况。至于说母亲因儿子显贵而尊贵，媵妾被允许称为夫人，那就是混乱了。段是弟弟，却不称他为弟；是公子，却不称他为公子；极度轻视段，郑伯处心积虑，最终导致共叔段被杀，应当研习《谷梁传》，说的就是这类情况。至于说凭空创立条例，以大夫去世记载日期为正确，那就是穿凿附会了。关键在于反求诸己，用事理来决断，精心选择并谨慎采纳。自从晋代的杜预、范宁，唐代的啖助、赵匡，这几个人用力非常勤勉，时常有值得采纳之处，虽然已到达孔庙围墙旁边，几乎找到门径进入，但终究没有见到宗庙的美盛和百官的富足。所以不采纳七家的体例。七家所构建的理论，固然自有深浅之分，唯独程氏曾为之作传，然而他的解说非常简略，在义理上则引而不发，想要让后学者谨慎思考、明辨是非，在耳目见闻之外有所自得。所以现在所传述的事例，依据《左传》的义理，采纳《公羊传》《谷梁传》的精妙之处，大纲以《孟子》为本，而防范性的言辞多以程氏的说法为佐证。

译郑樵先生说：“有人说《春秋》是一部褒贬之书吗？回答说：各位儒者解说《春秋》，有认为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的，有认为只有贬斥没有褒奖的，有认为既无褒奖也无贬斥的。认为《春秋》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的人，意在尊崇圣人，这种说法出自太史公所说：‘孔子修订《春秋》，子游、子夏不能增添一个字’，所以学者由此得出这种说法。认为《春秋》有贬斥而无褒奖的人，意在针对列国的君臣，这种说法出自孟子所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那一方比这一方好一些罢了’，所以学者由此得出这种说法。认为《春秋》没有褒贬之意的人，意在纠正汉代儒者，这种说法依据《竹书纪年》所记载的‘郑国抛弃其军队’、‘齐人在遂地被歼灭’之类的事件，都是孔子修订之前的事，所以学者由此得出这种说法。虽然他们的用意各有主张，但也不能完全拘泥。拘泥于一个字褒贬的说法，那么《春秋》中的每个字都像是带着剑戟、冒着风霜，圣人的用意不会如此劳顿。拘泥于有贬无褒的说法，那么《春秋》就成了酷吏的刑书，圣人不会如此残酷。拘泥于无褒贬的说法，那么《春秋》就成了无意义的小说，圣人又不会无缘无故地创作经典。大体上，《春秋》这部经典，记载善行，后世万代就指认为善人；记载恶行，后世万代就指认为恶人，这就是它作为褒贬之书的原因吗？所以记载事情也是如此。记载‘开始建造两观’，‘开始’是贬斥，说明以前没有。记载‘初次献舞六佾’，‘初次’是褒奖，因为以前是八佾。圣人虽然没有明说这是可以褒奖的，那是可以贬斥的，但实际上如实记录事情，委婉含蓄其言辞，使得二百四十二年间君臣的善恶不逃脱在万八千字之间，这又是它作为一个字褒贬的原因吗？就是这样罢了。”

又说：“有人问三位传经者各有得失，谁优谁劣？回答说：《公羊传》《谷梁传》是口耳相传，而《左传》则是笔录。《公羊传》《谷梁传》解释经文，而《左传》则记载史事。体制不同，详略也有差异，不能用优劣来判定。有人说《左传》得益于亲眼所见，《公羊传》《谷梁传》得益于传闻，这是不对的。有人说《左传》有三个长处，《公羊传》《谷梁传》有五个短处，这也是不对的。大体上，偏袒《左传》的人，认为《左传》是大官，认为《公羊传》是卖饼的小贩。尊崇《公羊传》的人，认为《公羊传》是墨守成规，认为《左传》《谷梁传》是膏肓废疾。擅长《公羊传》的人，认为《左传》解释义理背离经文，拼凑杂乱，不是一个人所作。推崇《谷梁传》的人，认为它文辞清简义理简约，多有发明，是另外两位所不及的。有人想兼取三家的长处，就说：《左传》擅长礼制，《公羊传》擅长防范，《谷梁传》擅长经文。兼取三家短处的人，就说：《左传》失于诬妄，《谷梁传》失于短浅，《公羊传》失于俗陋。有人想全部废弃三传，说《春秋》三传束之高阁，三传出现而《春秋》分散。有人又不得已合并三家的同异而贯通它们，写成《春秋调人》七万多字，以平衡它们的得失。这几种说法，都不能完全穷尽三家的学问。大体上三家的传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如果论短处，把‘王正月’解释为‘王鲁’，是《公羊传》的害教；把‘获麟’解释为成文所致，是《谷梁传》的附会；把‘尹氏’解释为‘君氏’，是《左传》的误文。短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论长处，那么三位的长处不止一端。经文中日食不记载朔日的有八次，《左传》说：‘官吏弄错了。’《公羊传》说：‘是两天。’《谷梁传》说：‘是晦日。’唐人用历法推算，都得到朔日，那么日食的意义，《左传》为长。鲁公去齐国观看社祭，《左传》说：‘不合礼制。’《公羊传》说：‘大概是去观看齐国女子。’《谷梁传》说：‘不寻常称为观。’根据墨子说：‘燕国的社，齐国的社稷，宋国的桑林，是男女聚集观看的地方。’那么观社的意义，《公羊传》为长。经书记载在葵丘结盟，《左传》说：‘齐侯不致力于德行而勤于远略。’《公羊传》说：‘震慑并怜悯他们，叛乱的有九个国家。’《谷梁传》说：‘陈列牺牲而不杀，一次表明天子的禁令。’根据孟子说：‘捆好牺牲载上文书而不歃血，第一条命令说不要更换太子。’那么葵丘的意义，《谷梁传》为长。三位的长处像这样的很多。至于三家背离经文来作传，还是三位的失误，不可不知道。经文关于鲁隐公的事，记载说：‘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他去世时，记载说：‘公。’孔子始终称他为‘公’。三位传注者说：‘不是公，是摄政。’关于晋灵公的事，记载‘赵盾弑杀其君夷皋’，三位传注者说：‘不是赵盾，是赵穿。’关于悼公的事，孔子记载‘许世子止弑杀其君买’，三位传注者说：‘不是弑杀，是买病死而止不尝药。’它们与经文不同的原因，大概是经文的用意各有主张。孔子是鲁国人，依据鲁国史书来成就经典，国家不必议论。然而官职为正卿，反而不讨伐贼人；位居冢嗣，药不亲自尝。不是这两个人的罪过，又是谁呢？三家的传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取其长处而舍弃短处，是学者要做的事。大体上有《公羊传》《谷梁传》，然后知道笔削的严谨；有《左传》，然后知道本末的详尽。学者不可不兼取。使得圣人的经典流传至今，是三位的功劳。汉代《公羊传》《谷梁传》既已出现，凡是董仲舒、公孙……”

译这类人，都引用《左传》来决断重大案件，粉饰官吏的政绩，他们对世道的功绩，不仅仅是传授圣人的经典而已。《左传》既然已经写成，凡是司马迁、刘向这些人著书立说，如果首尾颠倒错乱，都不能从中摘取材料来显露自己的观点，他们对世道的功绩，也不仅仅是传授圣人的经典而已。治学的人如果不拘泥于圣人的经典，只要能够综合《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者来观察，也就足够了，不能因为这样就去议论它们的过失。

译又说：刘歆说：左丘明的喜好与厌恶与圣人相同，亲身见过孔子，而公羊氏在七十子之后。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作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左丘明与孔子一起观看鲁国史书而作《春秋》。杜预为《左传》作序也说：左丘明从孔子那里受经。详细考察各种说法，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无疑。直到唐代啖助、赵匡提出独立见解来驳斥它。啖助说：《论语》中提到的丘明，是史佚、迟、任之类的人。左氏汇集各国史书来解释《春秋》，后人称左氏为丘明，是不对的。赵匡说：公羊、谷梁都是孔子后学，不知道师徒传承了几代。左丘明是孔子以前的贤人，而左氏不知出自何代。只有啖助、赵匡立论来驳斥，却没有确切的定论。然而如果后世最终不把丘明当作左氏，就是从啖助、赵匡开始的。况且孔子所称的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显然不是左氏了。现在用《左传》的内容来检验，就知道它不是丘明所作。《左传》中记载了韩、魏、智伯的事情，又举出了赵襄子的谥号，那么这本书的创作必定在赵襄子去世之后。如果认为是丘明所作，从获麟到赵襄子去世，已经八十年了。假如丘明与孔子同时代，不应该在孔子去世七十八年之后，丘明还能著书，让左氏引用。这是左氏为战国六国时人，在赵襄子去世之后，确凿的证据一。《左传》记载秦军战败于麻隧，俘获了不更女父，又说秦庶长鲍、庶长武率领军队与晋军在栎地交战。秦国到孝公时才设立按军功授爵的制度，才有不更、庶长这样的爵位称号。现在《左传》引用这些，说明左氏是战国六国时人，在秦孝公之后，确凿的证据二。《左传》说：虞国不再举行腊祭了。秦国到惠王十二年才开始举行腊祭。郑玄、蔡邕都认为周代的腊祭，就是蜡祭，其他经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有吕不韦《月令》中有祭祀先祖的记载。现在《左传》引用这些，说明左氏是战国六国时人，在秦惠王之后，确凿的证据三。《左传》师承邹衍荒诞的说法，而称帝王的子孙。考察齐威王时，邹衍推演五德终始的运数，他的话不合常理。现在《左传》引用这些，说明左氏是战国六国时人，在齐威王之后，确凿的证据四。《左传》说分星都符合堪舆之说。考察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而堪舆十二次的说法始于赵国分得大梁的言论。现在《左传》引用这些，说明左氏是战国六国时人，在三家分晋之后，确凿的证据五。《左传》说：左师辰将让国君乘马而归。考察左师那个时代，有车战，没有骑兵。只有苏秦合纵六国时，才有车千乘、骑万匹的说法。现在《左传》引用这些，说明左氏是战国六国时人，在苏秦之后，确凿的证据六。《左传》叙述吕相绝秦、声子说齐，其言辞雄辩狡诈，简直是游说之士开合纵横的辞令，这是左氏为战国六国时人，确凿的证据七。《左传》一书，叙述秦楚之事最详细，如“楚师犹拾沈”等语，说明左氏是楚国人，确凿的证据八。根据这八点，也可以知道左氏不是丘明，是战国六国时人，无可怀疑。有人问伊川先生：“左氏是丘明吗？”伊川先生回答：“传文中没有丘明的名字，所以不可考。”又问：“左氏可信吗？”伊川先生回答：“不可全信，只信其中可信的部分罢了。”他懂得言辞啊！

又说：综合三传来考察，《左传》的笔录必定出于焚书之前，公羊、谷梁的口传确实出于焚书之后，为什么呢？《左传》兼载晋楚行师用兵、大夫世族，无所不备，其记载卜筮杂书与汲冢《师春》正相同，那么作于焚书之前，是明显的。公羊、谷梁如果设定在《左传》同时代，二百四十年的事情，还应当十之得四五，不应该全部推演其说法于条例之中，这说明公羊、谷梁作于焚书之后，是明显的。有人说：《左传》既然作于焚书之前，为何隐藏而不宣扬？回答说：《春秋》所贬斥的当世君臣，其事实依据在《左传》中，隐藏而不宣扬，是为了避免当时的危难。孔子壁中、北平家中还有保存的，并非全部隐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的学问不与《左传》相合，并非全部宣扬。正因为隐藏而不宣扬，所以末世口说流行，才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的学问。邹氏没有师承，夹氏有目录没有书，所以不显于世，只有公羊、谷梁独盛。自从《左传》兴起，公羊、谷梁的学问又衰微了，然而终究也不能废除。汉朝初年，胡母生以公羊学在景帝时，先立学官，而申公也传授谷梁学，受之于瑕丘江公，所以公羊、谷梁的学问独盛于汉代。范寗评论三家之学的话说得好：废兴取决于好恶，盛衰继于辩讷。武帝喜好公羊，公孙弘又喜好它，所以公羊之学于是兴起；卫太子喜好谷梁，宣帝又喜好它，所以谷梁之学于是兴起，这是废兴取决于好恶。瑕丘江公口齿笨拙，皇上让他与董仲舒辩论，不如董仲舒，而丞相公孙弘原本就是公羊传的比附者，辑录其义，最终任用董生，因此公羊大兴，这是盛衰继于辩讷。唉！自从胡母生被任用而公羊盛，石渠阁论罢而谷梁兴，严氏之学泯灭而《左传》彰显，杜预之传晦暗而啖赵起信了。

朱子说：“左氏曾见过国史，考证事情颇为精详，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穿凿，往往不曾讲学。公羊、谷梁考证事情很疏略，然而义理……”

译摒弃那些精微琐碎的穿凿附会。那两个人不过是抄写经书的匠人，传述了许多言论，却往往没有见过真正的国史。○左丘明是一个审察利害细微、善于避就的人，所以他的书中有关于贬斥死节等事。其中议论有极不妥当的地方，比如周郑交换人质之类，这是什么议论？他说：“宋襄公可以说懂得用人了，拥立穆公，穆公的儿子享用祭品，命令他以义夫的身份行事。”这只知道利害，不知道义理。这段不如《公羊传》的说法。君子重视居位端正，这才是儒者的议论。○我平常也不满意胡安国的说法。比如他解释经义，不使道理明白，却在其中多用故事，大抵与做时文答策相似。○胡安国的《春秋传》有牵强附会之处，但议论有开合精神。刘永之氏说：“程子的《春秋传》，有舍弃褒贬予夺而独立立言的，这是前代儒者所不及的。如果胡康侯的学术端正了，他的议论明辨而严厉，他的过失则是承袭前代儒者而更加严重的。”朱子曾说：“有程子的《易传》，又说可以自成一书，是说它言理精微而不是经的本旨。至于胡氏的《春秋》，它自成一书是可以的。”时代有远近，那么史书就有详略；史书有详略，那么文辞就有同异。这很容易明白。如果从鲁文公以上，日食有不记载日期的；文公以下全都记载日期。从文公以前，国君出行记载“至”的十七次；文公以后，国君出行记载“至”的六十四次，就是这样。所谓随时观察经义，这确实很好。而《公羊传》说：“所见世代的文辞不同，所闻世代的文辞不同，所传闻世代的文辞不同。”何休说：“所见世代，思念君父特别深厚，所以多忌讳文辞；所闻世代，思念祖父稍减，所以忌讳也稍减；所传闻世代，思念高祖曾祖又稍减，所以不忌讳了。”这太鄙陋了。陈傅良说：“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是一种书法，僖公、文公、宣公、成公是一种书法，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是一种书法。如果不说是史书有详略，而说是圣人随时代不同而改变书写，这比《公羊传》高明不了多少。”大抵解说者的过失有三点：尊崇经书过度，信奉传注笃实，不把《春秋》当作《诗》《书》来看待。他们尊崇过度，就说这是圣人所作；他们信奉笃实，就说这必定有所传授；他们看待《春秋》不同于《诗》《书》，就说这是见于行事，这是刑书。认为这是圣人所作而传注者有所传授，就应当寻求得更加详细，而附会得更加凿空。认为这是见于行事，认为是刑书，就应当言辞更加苛刻，而锤炼得更加深刻。自己认为美，就强行在文辞中寻找说：“这是给予，这是褒扬，是圣人的忌讳文辞。”自己认为恶，就强行在文辞中寻找说：“这是剥夺，这是贬斥，是圣人的特笔。”或者说：“这是圣人的变文。”一种说法不通，又造一种说法，用忌讳来论说，稍有窒碍，又造一种论说，来粉饰它，使得圣人像后世的法吏，深文周纳而巧言诋毁，没有宽厚之意，这过失不是小事。

译吕大圭先生说：“《左传》对史事熟悉，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对义理深入。大概因为《左传》曾见过各国史书，所以虽然对史事熟悉，但义理却不明确；《公羊传》和《谷梁传》出自经学家的传授，所以虽然对义理深入，但史实多有错误。将二者结合起来观察，是可以的。然而，《左传》虽然号称记载史事完备，但其中有不符事实的地方；《公羊传》和《谷梁传》虽然号称阐述义理，但其中有害于义理正统之处，不可不知道。大概《左传》每叙述一件事，必定追究事情的缘由，深谙人情虚伪，熟稔世故，往往评论事情的成败，而不评判是非，习惯于时世的趋向，而不考量大义所在。周平王与郑庄公交换人质，《左传》说‘信任不发自内心，人质没有益处’；评论宋宣公传位给穆公，说‘可以说是知人善任了’；鬻拳强行劝谏楚子，用兵器胁迫他，却说鬻拳是爱戴君主；赵盾逃亡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没有讨伐贼人，却说‘可惜啊，如果越过国境就可以免罪了’。这都是它不明义理的原因。而它叙事失实的地方，又多如楚国在汉水以东得志，逐渐侵食中原大国，齐桓公出来抵御它，晋文公再次抵御它，他们的功绩伟大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他们比其他人好’，然而他们抵御楚国的原因，难道是突然举兵抵御的吗？必定是先剪除其党羽，破坏其同盟，然后抵御它，就容易了。所以齐桓公将要抵御楚国，必定先对蔡国用兵；晋文公将要抵御楚国，必定先对曹国、卫国用兵。这是事实，而《左传》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对于入侵蔡国，说是因为蔡姬的缘故；对于入侵曹国、讨伐卫国，说是因为观看洗澡和掷块游戏的缘故。这种弊病在于推究事情缘由时，罗列细枝末节，而两位霸主抵御夷狄、安定华夏的功烈，都被遮蔽而不彰显。其他记载史事往往类似这样。那么《左传》的记载，固然不可废弃，但也不能完全作为依据。”

“《公羊传》评论桓公和隐公的贵贱，说：‘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说儿子因母亲而尊贵，可以；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可以吗？推究这种说法，所以导致后世妾母欺凌僭越的祸患，都是这句话奠基的。”

“《谷梁传》评论世子蒯聩的事情，说：‘相信父亲而推辞祖父，就是不尊重祖父。’他不授予尊重祖父的地位。尊重祖父可以，不接受祖父的命令可以吗？推究这种说法，所以开启后世父子争夺的祸患，未必不是以这句话为借口的。”

“晋国赵鞅进入晋阳叛乱，赵鞅回到晋国，《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说“归”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带着封地回归才称“归”。’后世的臣子有占据封邑叛乱，而以驱逐君主身边的小人为借口的。”

“公子结护送媵妾并顺便结盟，《公羊传》说：‘大夫接受命令但不接受措辞，出境后如果有可以安定社稷、利于国家的情况，就可以专断。’后世的臣子，有在异域制造事端，而以安定社稷、利于国家自我推托的。祭仲被执，郑忽出逃，罪责在祭仲，而《公羊传》却认为这符合违背常经的权变。后世大概有把废立君主当作下棋一样随意的人。所以曾经总结三传的要点，都失实，而失实最多的莫过于《公羊传》。何休、范宁、杜预三家各自解说，而解说谬误最多的莫过于何休。《公羊传》的失误，已经略举其一二，而何休的谬误尤为严重。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不过说：‘这是君主的起始之年罢了。’何休却说：‘《春秋》记载新王，在鲁国接受天命。’滕侯去世不记日期，《公羊传》不过说：‘滕国是侯爵，不避讳。’而何休却说：‘《春秋》依托鲁国的隐公作为开始，贬黜周王而尊崇鲁国。’《公羊传》没有明文，而何休却倡导这种说法，他诬蔑圣人太严重了。《公羊传》说：‘同母弟弟称弟，同母哥哥称兄。’这句话已经有失误，而何休又为之解说：‘《春秋》改变周代的文饰，遵循商代的质朴，质朴之家亲近亲人，表明应当亲近厚待群公子。’如果后世有亲近厚待同母弟兄而轻视父子枝叶的人，未必不是这句话启发的。《公羊传》说：‘立嫡子以长不以贤，立儿子以贵不以长。’这句话本来有依据，而何休却为之解说：‘嫡子有孙子而死，质朴之家亲近亲人，先立弟弟；文饰之家尊重尊贵，先立孙子。’如果有迷惑于质朴与文饰的差异，而嫡庶互相争夺的人，未必不是这句话造成的祸患。他解释‘防戎’的文字，说：‘王者不治理夷狄，记录戎人来者不拒绝，去者不追赶。’《春秋》的创作，本来是为了端正夷夏的分别，却说王者不治理夷狄，可以吗？他解释‘天王派使者来送赗赠’的意义，说：‘王者占据土地与诸侯分职，都南面而治，有不纯臣的意义。’《春秋》的创作，本来是为了端正君臣的分别，却说有不纯臣的意义，可以吗？隐公三年春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公羊传》不过说：‘记录异常现象。’而何休却说：‘这是后来卫州吁弑杀其君，诸侯开始僭越。’桓公元年秋大水，《公羊传》不过说：‘记录灾害。’而何休却说：‘先前桓公篡夺隐公之位，与专擅改变朝宿之地，阴逆与怨气所致。’凡是如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类，没有不推究其导致变化的缘由，验证其为异常现象的应验，不符合的必定强行解说。《春秋》记录灾异，起初不说其应验，曾像这样琐碎分裂吗？像这类情况不一而足，都是何休的妄说。我观察三人的解说，只有范宁过错稍少，对于《谷梁传》义理中不安妥的地方，就说范宁未详，大概是讥讽他。而何休则曲意解说，恰好增加了《公羊传》的过错。所以”

译说：范寗是《谷梁传》的忠臣，何休是《公羊传》的罪人。

译马端临说：《春秋》三传所记载的经文多有差异，那么学者应当以什么作为标准呢？比如“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传》认为是“蔑”，《公羊传》认为是“昩”，那么不知道孔子所说的到底是“蔑”还是“昩”呢？“筑郿”，《左传》认为是“郿”，《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是“防”，那么不知道孔子所写的到底是“郿”还是“防”呢？“防于厥憖”，《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是“屈银”，那么不知道孔子所写的到底是“厥憖”还是“屈银”呢？像这样的情况，几乎数不胜数。这大概不只是像“亥”误作“豕”、“鲁”误作“鱼”那样偶尔的一两处错误罢了。然而这仅仅是名字上的讹误，事情本身并没有背离大义，关系还不算大。至于“君氏卒”，就认为那是声子，是鲁国的夫人；“尹氏卒”，就认为那是师尹，是周朝的卿士。那么孔子所记载的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日死去的人，究竟是谁呢？不仅如此，《公羊传》和《谷梁传》在襄公二十一年都记载了孔子出生。按照《春秋》的体例，只有国君的世子出生才予以记载，子同出生就是这样。其余即使是世袭卿大夫掌握国政，像季氏之类，他们的出生也没有记载在史册中。孔子是万世帝王的老师，但他出生时不过是邹邑大夫的儿子罢了。鲁国的史官未必会记载他。鲁国史官不记载，却说孔子自己在所修订的经书中记载了自己的出生年份，这绝对没有道理。而《左传》在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又引用经文直到十六年四月，记载“仲尼卒”。杜预也认为这接近于诬妄。那么《春秋》原文中那些附见于三传的内容，不仅乖谬奇异不可尽信，而且三传作者根据自己的意见增删修改的情况也是有的。

晁氏说：《春秋公羊疏》没有注明撰著者的姓名，以何休的“三科九旨”为根本宗旨。其说法是：何休的意思，“三科九旨”其实是一件事。概括来说，叫做三科；分析来说，叫做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当作新王，这是第一科三旨。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是第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第三科九旨。○在啖助、赵匡之前，学者都专门名家，如果有不通之处，宁愿说是经文有误，他们的过失在于固陋。在啖助、赵匡之后，学者喜欢援引经文来统摄传文，如果有未决之处，就凭私意决断，他们的过失在于穿凿附会。同样都背离了圣人的旨意，而穿凿附会的危害更严重。啖助制定统例，分别旨意以阐明其义；赵匡有所损益，多有发挥，编纂合并在一起，共四十篇。○本朝孙明复撰写《尊王发微》。史臣说：明复研究《春秋》，不采用传注，他的言论简练而义理详尽，记载大夫的功过，用来考察时代的盛衰，从而推见治乱的踪迹，所以能较多地领会经文的意旨。常秩则讥讽他，说明复的《春秋》，就像商鞅的法律，在道路上倒灰的有刑罚，走路超过六尺的有诛杀，认为他失之于苛刻。胡安国也认为常秩的话是对的。○冯信道，名正符，撰写《得法忘例论》。他的书首先辩驳“王鲁”、“素王”的说法，以及杜预的“一体五例”、何休“三科九旨”的怪妄穿凿，都是正确的言论。

陈氏说：何休著《公羊墨守》三书，郑康成作《鍼膏肓》《起废疾》，发掘《墨守》来排斥它。何休看到后说：“康成进入我的房间，拿着我的矛来攻击我吗！”现在这些书大多不存，只有范寗的《谷梁集解》记载了何休的说法，而郑君加以解释，应当就是所谓的《起废疾》。现在这本书并存两家的言论，意思也是后人收录的。

叶梦得撰写《春秋传》，他在序传中说：“《左传》传事不传义，所以详于史实而事情未必真实，因为它不懂经文。《公羊传》和《谷梁传》传义不传事，所以详于经文而事情未必恰当，因为它们不懂史实。于是斟酌三家，寻求史实与经文，如果从事情上得不到，就从义理上考察；如果从义理上得不到，就从事情上考察，互相阐发，来作传。”他的书，辨订考究，无不精详。然而他采纳何休的说法，以十二公为法天的大数，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丹阳洪兴祖撰写《春秋本旨》。他的序言说《春秋》本来没有条例，学者根据行事的事迹来设立条例。就像天本来没有度数，历法家根据周天的数目来设立度数。所谓“属辞比事”，是《春秋》的教法。学者只从义理上寻求，那么过失在于迂腐穿凿；只从条例上寻求，那么过失在于拘泥浅薄。像这类情况很多，是先儒没有阐发的，他解释经义精当而通达。

陈傅良《春秋后传》，楼钥为之作序，大略说《左传》保留其所不记载的，以充实其所记载的；《公羊传》、《谷梁传》根据其所记载的推见其所不记载的，而《左传》是实录，这就是章指之所以写作的原因。至于其他阐发多有新说，序文中略见一斑。

赵子常说：《春秋》志在拨乱反正，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子游、子夏不能赞一词，这不是史官所能达到的。所以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窃取来的，这是制作的渊源。学者由此去探求，思考就超过一半了。然而自从孟子以来，很少有能推演这种说法来论述《春秋》的，大概他们的过失是从三传开始的。《左传》有见于史，它所阐发的都是史例，所以曾经主张以史来解释经，这是不知道笔削之中含有义理。《公羊传》、《谷梁传》有见于经，它们所传述的还有经文的遗义，所以依据经文来生发义理，这是不知道它的文辞是依据史实的。后世学者舍弃三传就没有师承，所以主张《左传》的就非议《公羊》《谷梁》，主张《公羊》《谷梁》的就非议《左传》，两者都

译能够相互印证统一。那些兼采三传的人，则是主观臆断而没有依据，流于偏颇而失去中道。那些厌倦于推究寻绎的人，则想要完全舍弃三传，直接探究遗留下来的经文，导致分歧背离，不知统绪纲纪，使得圣人经世济民的道理昏暗而不显明，郁结而不能阐发，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到了永嘉的陈君举，才开始采用两家的说法参照《左传》，用《左传》没有记载的内容来充实《左传》所记载的内容，用《左传》所记载的内容来推知它没有记载的内容，算是掌握了学习《春秋》的要领，在三传之后卓然成为一家。然而他的蔽病，就在于于是把《左传》所记录的内容当作鲁国的史官旧文，却不知道史册书写有固定的体例，孔子所依据来进行增删改定的，以及《左传》所记载的记载与不记载的条例，都是史官的法则，而不是孔子笔削的界限。《公羊传》、《谷梁传》常常通过疑难不记载之处来阐发义理，实际上与《左传》师承不同。陈氏将它们合并起来探求，就失去了根本。所以对于《左传》所记录而经文没有记载的内容，都认为是孔子所删削的，那么那些不符合圣人本意的地方也就很多了。这是因为没有考证孟氏的观点，而蒙昧了著作编纂的源流缘故。

译吴莱说：自从孔子去世以后，七十位弟子的言论各不相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自称源自子夏，是最先出现的。《左氏传》又被称为古学，应当由老儒生确立，依据史官的文字和口耳相传的说法，代代相授，彼此之间好像矛盾一样。从此，经学发生了一次变化。推崇《公羊传》的是何休，推崇《谷梁传》的是范寗，推崇《左氏传》的是服虔、杜预，他们有的抒发自己的见解，有的广泛采纳众家的说法，大概积累了数十万言。从此，经学发生了第二次变化。《公羊传》、《谷梁传》和服虔的《左氏传》注，于是孤立地流传而没有断绝。解说者曾经不寻求在传文中决断，于是专心致力于训诂。江东地区推崇杜预，黄河、洛水地区推崇服虔。从此，经学发生了第三次变化。偶尔有一两个人想要考察各家的短长，列出朱墨（不同版本）的同异，极力破除前代专门之学，以求回归先圣义理的极致，人们都说这是唐代的啖助、赵匡。从此，经学发生了第四次变化。唉！谈论《春秋》的人到了这四次变化，可以稍微安定下来了。我曾经观察汉代初期传授《公羊传》的人，首先显赫的是从胡母子都往下，得到二十四人；其次传授《谷梁传》的，从申培公往下，得到十五人；《左氏传》本于国师刘歆，请求设立博士，所以传授的人还少，而在东汉最为兴盛。过去唐代韦表微曾著《九经师授之谱》，并且用来讥讽学者没有师承。唉！人师难逢，经师易遇，然而如今经师还有不能立刻见到的呢。又说：汉代初期研习经学的人各有专门，而现在黄河、洛水地区研习传注的人宗奉服子慎，江东地区崇尚杜元凯。晋代刘兆开始选取《公羊》、《谷梁》以及《左氏传》的说法，作《春秋调人》；而现在兰吾贵，又调和服虔、杜预的说法了。圣人的大道，不自我肯定而越发散失了吗！自从唐代孔颖达《春秋正义》一概采用杜氏的说法，不仅刘兆、贾公彦的说法不存在，服虔的义理也不完全显现，固然不如两者并存，以看出服虔和杜预谁更优越。

宋濂说：《春秋》，是古代的史书。夏、商、周都有。到了我们的孔子，就依据鲁国的史书加以修订，作为万代不可磨灭的经典。它的名称虽然相同，其实质却不同。因为在鲁国史书中，有史官一定的法则；在圣人经典中，则有孔子笔削的义例。自从鲁国史书失传，学者不再能够见到，用来验证圣人经典所记载的内容，往往混为一谈，不能加以辩明。幸好《左氏传》还保存了鲁国史书的遗法，《公羊》、《谷梁》两家多举出“书”与“不书”来显示义理。圣人笔削的义例，粗略地可以追寻。然而它们所遮蔽的地方，《左氏传》则把史法当作经文的书法，《公羊》、《谷梁》虽然详于经义，但也不知道有史例应当言说，因此两者都失当了。《左氏传》的学问既已盛行，杜预为之作注，对于史例推究得很详细。杜预之后，只有陈傅良依据《公羊》、《谷梁》所举出的书法，来考正《左传》笔削的大义，最为有证据。这本来是读《春秋》所应当宗奉的，而可遗憾的，是这两人各自拘泥于一偏，未免像以前那样。有人能调和统一它们，区分辨别它们，那么《春秋》的义理就会像日月星辰一样昭著了。赵子常早年从九江黄先生那里学习《春秋》，黄先生有志于以六经的明晦为己任。他的学问以深思自悟，必定以得到圣人的心意为根本。曾经对子常说：“有鲁史的《春秋》，那么从伯禽一直到顷公就是这样；有孔子的《春秋》，那么从隐公元年一直到哀公十四年就是这样。必须先考察史法，然后圣人的笔削才可以求得。”宋濂大致观察简策所载，解说《春秋》的多达数十百家，寻求其大概，共有五次变化。第一次变化，三家竞相成为专门之学，各自坚守师说，所以有墨守膏肓废疾的言论。到了后来，有人觉得其胶固已深，而不能远行，于是仿效《周官》调人的义理而调和它们，这是第二次变化。再后来，有人厌恶其是非淆乱而不本于经，选择可以保留的存留下来，不可保留的舍弃，这是第三次变化。再后来，解说者众多，实际上有超出三家之外的，有志之士汇集编撰，而《集传》、《集义》之类的书越发兴盛，这是第四次变化。再后来，担忧恒常的说法不足以耸动人的视听，争相以立异相争雄，破碎书法，牵强附会条类，喧哗地自以为高深，甚至分配《易经》的卦象，逐事而充实它，这是第五次变化。五次变化的纷扰不定，大概没有其他原因，是由于不知道经文与史法的区别，这说法越多而其义理越发晦暗。子常生于五次变化之后，唯独能辨别明白二者，直接探寻千载之上圣人的心意，如果不是出类拔萃的人才，绝伦的见识，不足以参与于此。唉！世上解说《春秋》的人，至此也可以安定了。

汉代初期《春秋》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邹氏没有师承，夹氏失传。公羊高是子夏的弟子，齐人胡母子都传授《公羊春秋》。经过三代传授而为严彭祖、颜安乐，所以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的学问。汉末何休作《公羊》解说《谷梁》，一名赤，一名俶，也称子夏弟子。从孙卿、申公到蔡千秋、江翁，共五代传授。汉宣帝喜好它，于是盛行于世。详述《谷梁》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濂、江熙等十数家，范寗都认为是肤浅的，于是作《集解》。《左氏传》最初出于张苍家，贾谊为之作训诂。刘歆想要立于学官，诸儒没有响应的。然而诸儒传授《左氏传》的很多，其后贾逵、服虔都为之作训解。到了魏代于是流行于世。晋代杜预为《经

译《左传集解》，这是汉、晋时期《春秋》三传中最为卓越宏大的著作。《左传》源自鲁国史官的记录，如今人们得以有所见闻，凭借史实来窥探圣人之心，除了这部书没有别的途径。所以苏洵（苏明允）主要以《左传》为依据，而唐代有个叫卢仝的人，完全排斥三传，只研读《春秋》原经。韩愈的诗说：“把《春秋》三传放在高阁上，独自抱着遗留的经典探究始终。”不知道这是什么解释？然而《左传》文辞富丽华美，却不通晓义理。比如周郑两国交换人质、渠弥再次作恶，全是混淆视听、蒙蔽人心的话。它喜欢采信小说奇闻，对大体义理则显得昏暗不明。像齐桓公讨伐楚国，说是因为蔡姬之事兴师；三国在鞌地作战，是因为齐顷公嘲笑跛子而发愤。这两件事难道完全没有原因吗？然而齐、晋两国战争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此。《公羊传》和《谷梁传》文体清峻刚劲，确实是先秦人所作。《左传》全是史例，《公羊》《谷梁》却是阐释经义。中间论述事情，有时违背说理，颇多有儒家法度，只是多有驳杂不雅驯之处。然而注家认为《公羊传》贬抑周室而尊崇鲁国，《谷梁传》推行夏历，这就大错特错了。两汉时期还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采撷《公羊传》的大义，也成了一部书，颇有发挥。如果另外著述决事比来辅助断案，助长深刻酷烈者的气焰，这绝不是崇尚正道、阐明大道的人所应该做的。大概王弼、何晏用老庄思想解释经典，何休尚且认为他们的罪过超过夏桀、商纣，何况用《春秋》来杀人呢？杜预对《左传》尽心竭力，而冯信道将三体、五例与何休的三科九指同类一起讥讽，这也太过分了。啖助、赵匡创立《春秋》之学，陆淳学习他们，他们纂写的条例各篇，虽然未必完全契合圣人之心，但类比事件有法则，取舍裁断得法，确实是唐代的宏大典制。宋代程颐著书解说，完全本于义理，无可挑剔。胡安国发愤著书，尊崇华夏、排斥夷狄，复仇讨贼，谁能改变？但过度探求圣人之心，稍显穿凿附会。所以朱熹平时不满意，曾说：“这样穿凿附会，说说也无妨，只怕一旦地下挖出孔子家的奴仆来说，夫子当时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又说：“胡安国的文章太像时文，像回答策问，确实如此。”孙觉（孙莘老）治经严谨，朱熹称赞他严谨，一字不轻率。但他完全舍弃两传，与卢仝一样只有贬斥没有褒扬，完全不符合圣人本意。至于苏辙（苏子由）的平正典雅，刘敞（刘原父）的总括辑录，郑樵（郑夹漈）的广博综合，吕大奎、吴莱的明快，则更加精妙了。元末黄楚望先生，胸中精纯透彻，见识典正，用近代理学明义精深的学问，运用汉代博物考古的功夫，他见于师说的见解，确实足以参悟圣人深意，先得我心。可惜他没有著成全书，意旨未能畅达。他的弟子赵汸（赵子常），是洪武年间的人，著成《春秋属辞集传》一书。大概先前吴兴沈棐（沈文伯）著《春秋比事》，已为萌芽；而陈傅良（陈君举）以《书考》中不书之例，千古独创。赵汸究心这两种方法，本于师传。他所谓“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特笔以正名，辨名实之际，谨华夷之辨”等篇，贯通全经，贯穿一代，文辞丰富、事实确核，体大思精，真可谓集《春秋》之大成，成就一部经学的巨著。中间也有穿凿稍过、琐碎难名之处，而关于日月诸义尤其没有道理，但白璧微瑕，不足以玷污整体。嘉靖年间南沙熊过著《春秋明志》一书，颇出新裁，时常切中要害，也是《春秋》学中的警策之作。但与《左传》抵触，实在有不安之处。此外如应德之著论，灌甫之集传，王樵氏之辑传，陆粲氏之辨疑，则都是一时的杰出构建，超越诸家了。古今《春秋》学，汉代专一，唐代广博，宋代畅达，元代明朗，进入我朝则精微，大概快要达到鼎盛了吧。

译《春秋辩义》卷首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首四。明代卓尔康撰。书义一。

正建

《春秋》记载的是天子之事。周朝德运虽然衰微，但天命并未改变。难道因为孔子执笔修史，就擅自更改年号，关起门来充当天子吗？所以《春秋》采用周正来记录事件，考察天时记载的异常现象与之相合，考察祭祀典礼的失常与之相合，考察麦禾生长不合时令的现象也与之相合。《春秋》记载震电的只有一处，是在隐公九年三月，这本来是夏历的正月。记载雨雪的只有一处，是在桓公八年冬十月，这本来是夏历的八月。记载陨霜但不冻死草木的只有一处，是在僖公三年十二月，这本来是夏历的十月。记载陨霜冻死豆类的只有一处，是在定公元年冬十月，这本来是夏历的八月。记载无冰的有三处，一处是桓公十四年春正月，一处是成公元年春二月，一处是襄公二十八年春，这本来是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些都是不该出现震电、不该出现雨雪、不该无冰的时候。记载大水导致麦苗受损的只有一处，是在庄公七年秋，这本来是夏历的夏季，因为麦苗与麦子同时生长而可知。记载大旱导致麦禾绝收的只有一处，是在庄公二十八年冬，这本来是夏历的秋季。《谷梁传》说“关于无禾和无麦的记载”。记载大雩祭的有二十一处，都在七八九月秋冬之间，这本来是夏历的五六七月。只有成公三年记载大雩祭，这是经文采用夏历龙星出现之时，而雩祭之事在巳月，夏历和周历的巳月同为夏令。这三年的雩祭或许在巳月，不可确知。然而经文对于反常现象才予以记载，而这特别记载的，必定知道在周历的夏令为邜辰两月。雩祭以周历七月为正，现在所记载的都不是雩祭的时候。记载郊祭的有九次，其中僖公三十一年、成公十年、襄公七年、十一年、哀公元年，以四月占卜郊祭，都是邜月。宣公三年以正月三望，则是子月了。成公七年以五月三望，文公十五年以五月郊祭，则都是辰月了。成公十七年九月举行郊祭，则是申月了。郊祭应当在周历三月，现在所记载的都不是郊祭的时候。记载烝尝祭祀的有三次：桓公八年春正月己邜日烝祭，夏五月丁丑日烝祭；十四年秋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尝祭。《谷梁传》说“春正月己邜日烝祭，周历正月为夏历十一月，这是烝祭的时节。春正月己邜日烝祭，五月丁丑日又烝祭，一年之中举行两次烝祭，不合礼制。记载正月烝祭，是为了表明五月再次烝祭是亵渎，并不是因为正月不该烝祭而记载。周历八月为夏历六月，尝祭不合时节，那么乙亥日的尝祭又是为什么呢？御廪是祭祀用的粮仓。壬申日发生火灾，恐怕粮食腐朽损坏，所以不到三天就举行尝祭。《春秋》记载这种变故，并不是因为六月应当尝祭而记载。”详细考察《春秋》使用周正，禀承王历，无不吻合。不知道后世儒生为何纷纷曲解，以至于无法辩驳。何休在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的传注中说：“冬天说狩获，春天说狩，大概是依据鲁国将周历的春改为冬，废除周正而实行夏时。”用实行夏历来解释《春秋》，大概从这里开始。然而何休本来认为建子是周历的春，只是怀疑春天不该说狩，而胡乱编造言辞。到了程子的门人刘质夫则说：“周历正月不是春，只是假借天时来标新立异罢了。”于是怀疑建子不该说春，这就是夏时冠周月说法的来源。胡安国的说法是：“周人以建子为岁首，那么冬十一月就是正确的。在周朝之前，以丑为正，其记载开始即位说‘惟元祀十有二月’，就知道月份没有改变。在周朝之后，以亥为正，其记载开始建国说‘元年冬十月’，就知道时节没有改变。建子不是春也很明白了。那么用夏时冠周月，为什么呢？圣人告诉颜回如何治理国家，就说‘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致用，就说‘春王正月’。这是体现在行事上的验证。不是说‘春秋是天子之事吗’？用夏时冠月，为后世垂范；用周正纪事，表示没有那个位置，不敢擅自专断。”番阳吴仲迂说：“如果遵循胡氏的传注，那么周朝本来实行夏时，而以子月为冬；孔子反而不实行夏时，而以子月为春了。”薛氏说：“认为鲁历将冬改为春，而陈氏在后世采用其说，传注说‘以夏时冠周月，是鲁史’。这大概是知道《春秋》改周时为不顺，而又将过错推给鲁国罢了。”汪氏说：“周朝以子月为岁首，而《春秋》以寅月为正月，每年截取子丑两月的事，移到前一年，那么《春秋》所谓的正月，就是鲁国的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的事，都不是当天的月日了。圣人难道会这样做吗？”由前面的各种说法，都足以辩明周人正建之义了。唯独建子不是春，姑且值得怀疑。然而汉代陈宠曾说：“阳气开始萌发，天以为正，周朝以为春；阳气上通，地以为正，殷朝以为春；阳气已经到达，人以为正，夏朝以为春。大概三阳虽有细微显著之别，三正都可以说春，这是历法家相承的说法。谁说建子不是春呢？”

正建二

郑樵说：“有人问三代的建子丑寅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古今的历法都建寅，其朔建子丑的，是商周二

译代替罢了。然而商汤和周武王为什么唯独不同呢？回答说：殷商和周朝之所以改变历法建正，对上是为了表明历数气运归于自己，对下是为了显示诸侯的顺从或背离。商汤和周武王通过革命取得天下，拥有三千个国家的庞大势力，八百个诸侯的众多部众，他们顺从我，我无法一一知晓；他们背离我，我也无法一一知晓。只有凭借正朔的不同，来承接天命归附的象征，以此显示人心的顺从或背离。这就是服从就继承禹的政令，背离就反对商朝，只是在正朔上稍微有所更改罢了。起初并不是各自拿出自己的方法来追求不同。那么为什么说古代的历法都建寅呢？回答说：三皇的事情，我无法详细知晓；五帝以来，难道没有可以传下来的政事吗？孟春正月初一立春，对应天历中的营室星，这是颛顼帝的历法又建寅了。曾经观看《豳风》中的《七月》这首诗，叙述公刘和后稷的事迹正当虞夏之际，他们劝勉辅助农事，也是以七月流火的天象为准则，这是古代历法建寅的明显证据。到了商汤建丑以开始政事，又建子以起始历数，而历法元点也不以立春为节气，改以十一月初一冬至为元点，周人沿袭了这一点，于是正朔和历法似乎与夏朝不同了。然而《商书》说：“元祀十二月”；《周礼》说：“正岁十二月”。虽然建子建丑来命名月份，但观测星象、确定历法、修缮祠庙、举行政事，仍然按照夏时的标准，都不使用自己的制度。秦汉建亥，也是如此，朝贺典礼都以十月为首。直到太初元年首次使用夏正，直到今天也不能改变。新莽曾经建丑，曹魏明帝也曾经建丑，不久又恢复建寅。唐肃宗也曾经建子，不久又恢复建寅。难道商汤周武王能改变，后人就唯独不能改变吗？认为商汤周武王的改变是正确的吗？为什么不能长久流传？认为商汤周武王的改变是错误的吗？为什么他们也能在一代人中实行呢？我曾经论述过：编年始于《春秋》，改元始于秦惠文君，纪年始于汉武帝。自从汉武帝设立年号来纪元，改变秦的正朔而使用夏正，我知道千万世之后，即使商汤周武王复兴也不能改变。为什么呢？汉朝并非使用夏正，而是使用古历。殷商周朝没有改元的方法，这就是建子建丑的原因。汉武帝将其改为年号，有了年号来表明历数气运归于自己，以显示天下的顺从或背离。即使改朝换代的法则不过如此，又何必再建子建丑来作为多余之举呢？”这就是新莽、曹魏、唐肃宗之所以随改随废的原因。唉！谁说汉武帝的智慧，还有不及殷商周朝的地方呢？

译改月一

王元驭说：“关于‘春王正月’的辨析，不下十几家，但归纳其说法主要有五种。我请先驳斥其中四种说法的错误，然后再证明那一种确定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认为，周人虽然以建子之月为岁首，但并不更改季节和月份。鲁国史书称‘冬十一月’，孔子将其改为‘春正月’。另一种说法认为，周人更改月份但不更改季节。鲁国史书称‘冬正月’，孔子将其改为‘春正月’。这两种说法，都认为是孔子借此表示遵循夏历的意思。孔子本来就说‘我遵从周礼’，又说‘不是天子不议定礼制，不制定法度’，难道他会以平民身份更改天子的正朔吗？孔子担忧天下诸侯大夫没有君主，因而作《春秋》，如果首先更改天子的正朔，他凭什么让天下信服？况且按照这种说法，那就是周人仍然以寅月为春，而孔子直接以子月为春，那么更改夏历的开端就在孔子了。这又哪里体现他遵循夏历的意思呢？这是我不理解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周虽然以建子之月为岁首，但不更改季节和月份，孔子所记载的‘春正月’大概是建寅之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孔子为什么不把‘元年’系于冬十一月之上，反而每年都将子、丑两个月截断归入前一年呢？如果说周人纪年仍然从建寅之月开始，那又哪里体现更改正朔呢？这也是我不理解的。又有一种说法认为，自古以来未曾更改过正朔，所谓‘商建丑，周建子’的说法，是后世儒者附会捏造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百代都使用同一个历法。孔子为什么说‘遵循夏历’呢？就像车辂、冠冕、音乐，历代各不相同，所以孔子比较斟酌其中可行的部分。为什么唯独把百代不变的历法归属于夏呢？况且考察经史诸书，周历与夏历两者互相记载。如果自古没有更改正朔的说法，怎么会有周历呢？而秦人又凭什么以建亥之月为岁首呢？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刘歆的三统说，他们难道能凭空捏造千古未有之事吗？这也是我不理解的。那么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呢？我直接断定周人确实自己更改了历法。《汉书·律历志》记载：‘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第二天己未日是冬至，而《国语》中伶州鸠又记载武王伐殷之时，岁星在鹑火，月亮在天驷，太阳在析木之津，这明确显示是建子之月。而《尚书》称‘十有三年春，在孟津大阅兵’，又称‘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这就证明了周人以建子之月为春正月。《左传》僖公五年正月日南至，《杂记》中孟献子说：‘正月日南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日南至，可以祭祀祖先。’七月的禘祭是孟献子设立的，冬至属于子月是必然的，夏至属于午月也是必然的，然而称为正月、七月，这就证明了周人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而《明堂位》又称鲁君在孟春于郊外祭祀上帝，配享后稷；在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既然说七月的禘祭是孟献子设立的，那么正月在郊外祭祀一定是旧典了。而鲁国郊祭称孟春，这就证明了周人以建子之月为春。《周礼》州长正岁召集民众宣读法令，‘如初’一词说明正月居先可知。如果以寅月为正月，又从哪里得出‘正岁’呢？这就证明了周人以建子之月为正月。《夏令》说九月修路，十月建成桥梁，而孟子说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那么周所谓的十二月大概是夏历的十月，这就证明了周人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诗经·豳风》说十月蟋蟀进入我床下，接着说‘这是改岁’；《唐风》说蟋蟀在堂，那是九月的景象，却说‘岁月将尽’，这就证明了周人以建子之月为岁首。《春秋》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公元年春二月无冰，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如果说以建寅之月为正，那么寅卯之月无冰，亥月陨霜，哪里算是异常而值得记载呢？而申酉之月又哪里会有麦苗呢？这就证明了《春秋》所书的春正月是建子之月。质疑的人说：冬天不可以作为春天，这是显而易见的，难道武王、周公这样的大圣人竟然错谬到这种地步吗？回答说：认为冬天不可以作为春天，是后人习惯使用夏历的人固执己见的说法。《尚书·甘誓》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三正的由来很久了，并非周朝独创。况且阳气生于子月而极于午月，阴气生于午月而极于亥月。子月从一阳复生到六阳乾卦为春夏，从一阴姤生到六阴坤卦为秋冬，为什么不可以呢？大体上周的正朔，本于阳气开始萌动而命名，这是顺应天道的；商的正朔，本于阳气上升通达而命名，这是顺应地道的；夏的正朔，本于阳气已经到达而命名，这是顺应人道的。而根据时节来行事，顺应人道是最重要的。所以孔子选取夏历。为什么一定要说武王、周公不以子月为春呢？有人说：‘《豳风》中流火的陈述，《小雅》中徂暑的感叹，二月载离的歌曲，莫春来牟的吟诵，这些都是周诗。而列举夏历，是为什么呢？’中春开始养蚕的诏令，季冬斩冰的命令，这些都是周礼。而列举夏历，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汲冢周书》不也说吗？‘至于我周王征伐商朝，更改历法，垂范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祀，仍然沿用夏历。’所以《周礼》有正月，又有正岁，那么周人

译如果确实改正了历法，那么夏历原本就没有被废除。当时官方所推行的，完全遵循当时天子的制度，就像《春秋》所记载的那样。而民间仍然沿袭使用夏历，所以《诗经》和《礼记》中时常混杂着两种历法的称呼。因此，议论性的书籍与记载史实的书籍是不同的。拿着这个理由就断定周朝没有改正历法，那就太固执了。有人说：《尚书·商书》记载成汤即位时说“惟元祀十有一月”，说明月份没有改变；《秦书》记载秦朝建国时说“元年冬十月”，说明季节没有改变。难道只有周朝改变了历法吗？回答说：圣人创立制度、制定法规，各自有其法度。怎么能拿着商朝不改变历法的例子，就断定周朝也一定不改变呢？如果说亥月的阳气尚未到来，确实不能作为春季，这是肯定的，这与周历是不同的。况且你根据“十有一月”系于“元祀”，就断定商朝不改变历法；根据“冬十月”系于“元年”，就断定秦朝不改变历法。我为什么不能根据“春王正月”系于“元年”，就断定周朝改变了历法呢？大概武王可以替天下改正历法，这是君主的道理；孔子不可以替天下改正历法，这是臣子的道理。我奇怪世人竟然敢把制定正朔的权力归属于孔子，却不敢把改正历法的权力归属于武王。因此，我写下这篇文章来辩驳。

译改月二

蔡九峯认为周朝没有更改月份，引用商朝和秦朝作为证据，胡氏对此论述得很详细。而陈定宇辩解说：“按照蔡氏坚持不改月份的说法，于是认为连季节也不改，殊不知月份在周朝已经改为春季，随着正月的变更而改变，用《春秋》《左传》《孟子》《后汉书》陈宠传来证明，极为明显。胡氏的《春秋传》不敢说‘王正月’不是子月，而对于‘春王正月’中的‘春’字，认为是用夏历的季节来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这都是考察得不审慎，哪有相隔两个月而用夏历季节来冠于周历月份的道理？只有夏历才符合四季的正统，适合冬寒春暖的适宜，所以孔子想要实行夏历，大概是回答颜渊，使得治理国家就应当如此罢了，难道可以让人们只知道夏历的春季，而不知道商朝正月、周朝正月的春季吗？一阳、二阳、三阳的月份，都可以作为春季，所以三代交替使用它们，作为岁时的开始。以一天来说，子时既然可以作为第二天，子月难道不可以作为第二年吗？观察这些，那么三代都不改月份，以及‘冬季不可以作为春季’的说法，都偏执于一端，就明白了。”张敷言说：“僖公五年，晋献公讨伐虢国，就战胜敌人的日期询问卜偃，回答说是九月十月之交。考察童谣、星象的验证，都是夏历十月，而《左传》却记载在十二月，其更改月份是明显的。又哀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自述他的年龄，说臣出生的那年正月甲子朔，到现在四百四十五个甲子了。他所说的‘季三之一’中的正月，也是夏历寅月，孔子的防备非常明确。文字太多不记载，考察老人所经历的正好七十三年，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天，应当结束于丑月癸未，而《左传》却记载在二月，其更改月份又很明显了。然而卜偃、老人都是周人，一个是对君主，一个是对执政大夫，其岁月又是两件事中迫切使用的，不像其他事情泛泛地谈论日月，为什么舍弃当时天子的正月月份，而说夏历呢？听的人又为什么都不加追问，就知道是从寅月起数呢？因此知道周朝的正朔月份都改了，一定是其朝觐聘问颁朔授时，凡是记录在史册上的，就用当时天子的正月月份，其民俗岁时互相谈论的话，都以寅月起数，像后世一样自然。而《春秋》记载‘王正月’，以区别于民俗是无疑的，周人的诗歌、《孟子》的著作，也各自有所取用。不然，诸儒的议论各执所见，主张改的遇到不改的文字就隐去不写，主张不改的遇到改月的意义就忌讳不录。”终究不能明白地相通，以消除学者的疑惑。有人说：“你说记录在史册上，就用当时天子的春季月份了。”《伊训》中的“元祀十有二月”，蔡氏认为是殷朝的正月，究竟是哪个月呢？回答说：“是建子月。”殷朝的正月本来在丑月，那么嗣王恭敬地拜见《太甲》篇中的嗣王奉归，难道不在正月吗？回答说：“后世嗣王的冕服考察《顾命》，本来有常仪，何必等到正月才放？桐宫的事情又是人臣的大变，周公的圣明尚且遭受流言，阿衡的心意又是怎样的呢？早上自己怨恨，晚上就应当复辟，尤其不需要在正月。”况且正月只记载十二月，用《虞书》“正月上日”“正月朔旦”以及秦汉以下为例，殷朝难道独自没有正月吗？回答说：“秦朝以亥为正，还称十月，不也一样吗？”回答说：“秦朝正月的错误，哪里值得效法？大概秦朝在寅月记载正岁首，十月其制度又不同，不像殷朝完全没有正月。”

改月三

唐应德说：张、陈两说互相阐明。至于张说《商书》再次提到十二月的辩论，尤其可以弥补陈氏的缺失。有人说改正朔而不改月份，夏、商、西周之时都是这样。所以商朝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而《书》说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祭祀先王，奉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又说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这是商朝虽然以丑月为正，而寅月起数，未曾改变。用蔡传推论，本来是这样。然而张说似乎也有道理，所阻碍的是即位之年不应当称元祀。崩年改元，是乱世的事情，不容在伊尹那里有。这是用周朝的礼仪证明夏、商，那么是这样。夏、商以前，礼仪不像周朝那样完备的，何止这些？恐怕夏朝的忠、商朝的质，逾年改元的礼仪，也到周朝的文才完备。事情本来不可知。应德的话是这样。崩年改元，不是先王的礼仪，儒者以此为疑，所以蔡说得以伸张。应德或许认为夏、商以前礼仪不备，也确实有。比如同姓婚姻，是乱族之道，到周朝才改，其余可知了。即使以逾年推测商朝，也自有说法。太甲是居丧的主人，不知道崩于何时，要以三年通防断之。据《书》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那么此时释吉，必元祀前一年某月崩也。天子七月而〇，则七月以前梓宫在殡，嗣王不可遽离。又《伊训》曰：“予不狎于不顺”，则不顺之事为所狎习者，亦久矣。伊尹望君忠爱无己，必非一二颠覆遽放其君。元祀十有二月，伊

译尹在亳地为先王举行祭祀，奉持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这必定是在虞祭奠礼之后，恰好正值岁首，正当举行祭祀先王的典礼，于是奉王前往亳地。当时的情景，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在特定时节、并非祭祀之时，仅仅因为一两次颠覆就匆忙迁往桐宫，如同闲置的空屋，无论臣子没有这样的做法，君主也没有这样的法度，太甲即使贤明，也必定不会顺从地听从而怨恨如此。吴氏说：殡礼有早晚的奠祭，为何要致送祠主？守丧者不离开殡宫旁边，为何还要等待恭敬拜见？由此可知元祀必定在逾年改元的那一年，十二月必定是岁首建丑之月，总共计算恰好是三年，也可以没有妨碍。况且改月的证据在前汉《律历志》中更加可信。《志》说：“周军初发，以殷历十一月戊子日，后三日得到周历正月辛卯日初一，次日壬辰日，到戊午日，渡过孟津。次日己未日，是冬至。”这个记载传承自汉以前，最为接近古制。殷、周改月，不是已经确定了吗？有人说：《汉书》注中应劭认为秦以十月为正月，颜师古也说汉纪年先写冬十月，接着写春正月的，这都是太初改正历法之后，记事者追改的，不是当时的本称。所以“元祀”“三祀”“十二月”都是商代的正月、丑月。改为十二月，是太初历法颁布后的笔法。

译人君继承大统，超过一年才改换年号。《公羊传》认为，顺从臣民的心理，国家不可一天没有君主；顺从始终的道义，一年内不可有两位君主。不可空过一年没有君主，顺从孝子的心意，那么三年都不忍心即位称君。」啖氏说：「凡是天子去世，诸侯去世，入殓之后嗣子就称为君主，《康王之诰》就是如此。嗣子尚未登上阼阶之位，到次年正月初一才就位，面向南方改换年号，《春秋》所记载的就是如此。」刘氏说：「诸侯超过一年尚且称公，天子超过一年反而不称王吗？毛伯来求取金器，可知这不是天子的命令了。」《尚书·顾命》说：「伯相命令士须材，」这就是冢宰主持国政的记载。现在按：诸侯超过一年称公，是因为不可空过一年没有君主，这是臣子的谦辞。至于发布号令，仍然听从冢宰。三年守丧期满，《白虎通义》说：「不可空过一年没有君主，所以超过一年才即位改元，用来纪事，但不发布号令。三年守丧期满，才即位登上阼阶成为君主，面向南方朝见臣下，称王，用来发布号令。」这种说法符合周代的制度。啖氏又说：「凡是先君正常去世，那么嗣子超过一年举行即位礼。」《谷梁传》说：「继承正常去世的君主而即位，是正当的。」这种说法是对的。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这五位国君就是如此。凡是先君遇害被杀，那么嗣子废除即位礼。《谷梁传》说：「继承被杀的君主不可即位，是正当的。」这种说法是对的。庄公、僖公、闵公这三位国君就是如此。凡是继承被杀的君主而举行即位礼，是不对的。《谷梁传》认为桓公继承被杀的君主而举行即位，就是参与了弑君之事。《公羊传》认为宣公继承被杀的君主而举行即位，其用意也是如此。两种说法都是对的。《左传》不理解，却曲意解说，说：「庄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文姜被逐出国的缘故。」闵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动乱的缘故。僖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国君出逃的缘故。国君出逃又回来不记载，是因为避讳的缘故。成季带着僖公到邾国，共仲逃到莒国，于是迎立僖公。经文没有僖公出逃和回来的记载，是因为避讳的缘故。况且母亲因为得罪而离开国家，尚且说不忍心，父亲被他国所杀，那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不举出重大的原因而举出细小的原因，不是通达的议论。况且三月文姜才被逐出，哪里妨碍正月即位呢？所以知道解释庄公不记载即位是荒谬的。国家有危难，哪里妨碍举行礼仪呢？所以知道解释闵公不记载即位是荒谬的。如果国君出逃避讳而不记载，昭公为什么不记载呢？假如真的出逃，也应当非时即位，像定公那样。所以知道解释僖公不记载即位是荒谬的。章俊卿氏说：「前代儒者都认为《春秋》记载国君去世，嗣子超过一年即位是正当的，这是不对的。不知道圣人所记载的，正是为了讥讽不合礼制，并且开启祸乱的门户。」按照礼制，天子去世，七天入殓，入殓之后嗣子即位，称王，以向天下显示有君主。诸侯去世，五天入殓，入殓之后嗣子即位，称公，以向一国显示有君主。看《尚书·顾命》及《康王之诰》说：「乙丑日，成王去世。齐侯带着两千戈、一百名虎贲勇士，在南门外迎接太子钊，引入翼室，安抚宗庙。癸酉日，康王戴麻冕、穿黼裳，已经代理天子之位。太保毕公率领四方诸侯拿着土奠，群公已经听命，相互作揖谦让而出。康王脱下冕冠，换上丧服。」这是嗣君即位的常礼。成王去世，齐侯必定迎接长子钊进入翼室，居丧以作为天下的宗主。等到入殓之后，就戴麻冕、穿黼裳，称王，接受册命，同用瑁而即位。已经代理天子之位，接受诸侯的奠贽，作诰命报答他们，君臣的名分已经确定，于是脱下吉服和丧服，举行丧礼。从乙丑到癸酉九天之间，已经举行了即位礼，这是周公的旧典，孔子编定《尚书》，选取它来保存周代的制度。周公、孔子难道不知道国君父亲刚刚去世，嗣子立刻穿吉服即位，改换年号是不可以的吗？大概因为大位容易被奸邪之人窥伺，名号不早确定，那么窥伺夺嫡的祸乱就会发生了。难道只有天子是这样吗？周公去世，丧期未满一年，伯禽趁着徐戎进犯，称公以兴兵讨伐，大概诸侯也是如此。等到周朝衰微，这种礼制混乱，才开始有超过一年即位的制度。那没有超过一年的时候，天子不称王，诸侯不称公，名称为子。所以平王在隐公三年春三月去世，到秋天武氏子来请求赙赠，虽然过了三个季节，不称天王，让他以威仪行事，因为王尚未即位。襄王在文公八年秋八月去世，到第二年春天毛伯来求取金器，虽然超过一年，仍然不称天王的命令，因为襄王尚未安葬，嗣君尚未成为正式的君主。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在夏四月去世，到冬十月，王猛还称子，这就不同于康王继承天子之位的礼制了。鲁庄公在秋八月去世，子般到冬十月还称子；文公在春二月去世，子赤到冬十月还称子；襄公在夏四月去世，子野到秋九月还称子。其他各国都是如此。僖公九年春，宋公御说去世，那年夏天襄公称子，在葵丘会盟；僖公二十五年夏，卫侯燬去世，那年冬天成公称子，在洮地结盟。像这类情况，不同于伯禽继承诸侯之位的礼制了。唉！一个家庭，不幸失去主父，如果没有家督作为主人，那么豪奴悍婢与其他人侵吞私藏，图谋田宅，是必然的，何况大到一个国家，再大到一个天下，哪能一天没有君主呢？正当先君不幸去世，超过一年才确定嗣君的名位，怎么能够断绝觊觎的期望，堵塞祸乱的门户呢？

译所以尹氏能够拥立子朝来对抗王子猛，导致王室危殆；庆父能够拥立闵公而杀害子般，襄仲能够拥立宣公而弑杀子赤，致使鲁国大乱。《春秋》中变故繁多，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假使遵循周公的典制，名位早早确定，难道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吗？圣人在《春秋》中，之所以记载逾年即位以及嗣君称“子”的情况，都是为了彰显他们违背周礼而开启祸乱之源。近代苏氏阅读《顾命》、《康王之诰》，反而依据汉代儒者关于礼制的说法以及《春秋》列国的制度，认为康王穿着吉服接见诸侯，又接受乘黄、玉帛的礼物是不合礼制的，并且说：假使周公在世，一定不会这样做。然而周公的礼制，是成王、康王这样的君主，以及召公、毕公这样的臣子，共同遵守作为常制的，难道会有不合周公典制的情况，反而是成王、康王、召公、毕公去实行吗？如果实行的是非礼之举，孔子审定编撰《春秋》，难道会采纳它吗？不知道《尚书》之所以保留《顾命》这篇，正是为了表明《春秋》所批判的那些做法是不对的。大概苏氏没有探究《春秋》的宗旨，所以做出了错误的解说。至于改元称君的意义，《公羊传》、啖助、赵匡、陆质等人最为得其要领。然而《春秋》的法度，本来是以葬礼作为界限的。宋桓公尚未下葬，宋襄公在葵丘的会盟中称“子”；陈宣公已经下葬，在咸地的会盟中称“侯”；晋悼公已经下葬但丧期未满，在溴梁的会盟中，《公羊传》记载称“侯”；夷、齐尚未下葬就遭遇弑杀，则称“君之子”；卓已经下葬后遭遇弑杀，则称“君”。这是确凿的证据。于是朱熹（朱子）的说法，他的考虑也很深远。大概穿着冕服扮演天子角色而即位，是因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这是圣人的重大顾虑。脱下冕服换上丧服，嗣子仍然执行丧礼，这是天下的大经大法。这两者本来并不相悖。初次面对臣民，临御大宝不可以丧服行事，九日之后，暂时更换服饰，不过是一时之举，况且麻冕黼裳也是祭服，并不十分相悖。记载诰命即位之礼，似乎没有什么可非议的。

译即位二

胡氏说：新君即位之初，即位时就要谨慎开端，根本上不可以不正。作为儿子接受父亲的托付，作为诸侯接受天王的任命，这是根本的大原则。如果这些都缺乏，就不记载即位，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四位国君就是这样。圣人担心这个意思不明确，又在卫侯晋的事情上阐发，记载说：“卫国人拥立晋”，以此表明国内没有所继承的合法依据，向上没有请求天王命令的人，即使国人想要拥立他，拥立他也是不对的。在春秋时期，诸侯都不再请求天王的命令了，然而从先君那里继承国家的人，就可以记载即位，以区别于国内又无所继承的人，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五位国君就是这样。圣人担心这个义理不明确，又在齐国孺子荼的事情上阐发，荼本来就不应当被拥立，然而既然已经有了先君景公的命令。陈乞虽然想要拥立国君，又能怎样违背先君的命令呢？因为陈乞没有让荼死于先君的命令，虽然不敢完全遵从先君的命令，但可以用来区别于国内又无所继承的人。然而扰乱伦常、失去正道，就是天王应当惩治的。圣人担心这个义理不明确，又在卫侯朔的事情上阐发，朔杀害伋和寿，接受了父亲宣公的命令，曾经拥有过国家。然而四国接纳他，就贬低天王使者；拒绝他，就褒扬。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有父亲的命令，但扰乱伦常、失去正道的人是应当被断绝关系的。由此推论，天王的命令是很重的。虽然重视天王的命令，但如果制定命令不符合道义，也将阻塞而不能实行。所以鲁武公带着括和戏去朝见周宣王，宣王想要立戏，仲山甫认为不可以，宣王最终还是立了戏，鲁国人杀了戏，立了括的儿子，诸侯因此不再和睦。圣人认为这个义理，不是完全合乎伦理的人不能决断。又特别在首止之盟的事情上阐发，以天王世子的身份出来会合诸侯，以列国诸侯的身份向上与天王世子会合，这是惯例的变通，而《春秋》允许它。郑伯奉行天王的命令而不参加这个盟会，这是礼制的变通，而《春秋》回避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天王将要因为偏爱而更换太子，桓公纠合诸侯，依靠正道来辅佐世子，使国家根本不动摇，而天下作为父子的人伦关系得以安定，这就是所谓的一匡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至此由变通归于正道，以大义为主，而不凭借高贵的权势，然后即位谨慎开端的义理就圆满了，万世的大伦常就安定了。所以说：“《春秋》的法度，以居守正道为最重要，不是圣人不能修撰”，说的就是这类事情。胡氏的话很辩驳，然而法度是随着时代建立的，道义是随着形势产生的。在春秋时期，自然应当用春秋的标准来论断，如果在这个时代一定要让天下诸侯一一禀承天子的命令，事情也难以实行。如果一旦不禀承天子命令，就用先王的法度来抵触，只有贬斥没有褒扬，恐怕也不是孟子所认为的善了。至于卫国人拥立晋，自然是由于卫国遭受接连不断的动乱，急于得到国君，众望所归，推举晋来立为国君，而没有禀承的意思，自然在言外。得到百姓拥护的人成为天子，君就是众人的意思，众人拥戴成为国君，卫国人拥立晋的言辞，与由权臣或其他国家拥立的不同。至于首止之盟，还有另外的商讨，总之胡氏扶持纲常、正名分的分析精微，千古必不可少这样的议论。

郊一

郊祀的礼仪有两种，有冬至日的郊祀，有惊蛰日的郊祀，见于《孔子家语》。孔子回答定公的话很详细。定公说：“我听说郊祀而各地不同，为什么呢？”孔子说：“郊祀的祭祀，是迎接长日的到来，大大报答上天而尊奉太阳，以月亮配享。所以周朝开始郊祀，月份在冬至日，日期用上辛日。到了惊蛰的月份，又向上帝祈求谷物。这两种，是天子的礼仪。”鲁国没有冬至大郊的事情，比天子的礼仪降低，所以不同。又说：“祭祀上帝的牛，角像茧一样弯曲，毛色栗色，必须在涤宫饲养三个月；祭祀后稷的牛，只要具备即可。”由此看来，周朝冬至的郊祀祭天，惊蛰的郊祀祭上帝。祭天的郊祀，尊奉太阳配享月亮；惊蛰的郊祀，尊奉上帝配享后稷。解说郊祀的，没有比这更确切的了。详细考察《左传》，难道只有鲁国没有冬至大郊的事情，即使是惊蛰的郊祀也不敢自主举行，一定要等待占卜吉凶与否然后行事。凡是占卜三次、四次、五次，不吉就不郊祀的有四次，可以证明。《左传》、《谷梁传》起初不说鲁国郊祀是僭越；《公羊传》说：禘祭和尝祭不占卜郊祀，为什么占卜？占卜郊祀是不合礼的。占卜郊祀为什么不合礼？因为鲁国郊祀不合礼。天子祭天，诸侯祭地。何氏说：“按照礼制，天子不占卜郊祀；鲁国郊祀不合礼，所以占卜。”《祭统》又记载孔子的话说：“鲁国郊祀和禘祭不合礼，周公的衰微啊。”《左传》不知道这是僭越，却说：“礼制不占卜常规祭祀，而占卜牺牲和日期。牺牲已经长成而占卜郊祀，是上面怠慢。”这是说牺牲已经长成，不应当再占卜。解说的人于是认为与《周礼》太宰职掌中“提前十天，率领办事人员占卜日期”相同。《周礼》中祭祀五帝、四时、迎气，都是国家大祭，占卜三次必有一次吉兆，取吉也没有过多要求，断然没有废弃的道理。鲁国郊祀上天，自己知道这是僭越，所以屡次占卜不吉，心中恐惧而停止。如果是常规祭祀，难道可以免除吗？《春秋》记载郊祀的有九次，在三月（周历）的都不记载，因为周历三月是夏历正月，正是惊蛰的时候，失礼中还算合乎礼，所以不详细论述。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祀，不在冬也不在夏，最为不合典制，因此引起康侯用人祭和叩鼻的疑问。至于四月占卜郊祀而不郊祀的有四次：僖公三十一年，成公十年，襄公七年，襄公十一年。在正

译因牛伤而不举行郊祀，五月举行三望的，有一次：是成公七年。因牛伤而在五月举行郊祀的，有一次：是定公十五年。因正月牛伤而在四月举行郊祀的，有一次：是哀公元年。因春王正月牛伤而不举行郊祀，只举行三望的，有一次：是宣公三年。那么宣公为什么在正月举行三望呢？因为郊祀用的牛口受伤，改卜另一头牛，而这头牛又在郊祀时死去，于是彻底绝望了。所以举出郊祀中细微的变故，只举行三望。这不是正规的祭祀，所以不遵循它应有的时节。提前举行而仓促，事情也就结束了。凡是说鲁国重视祭祀是天子所赐的，都本于《明堂位》和《祭统》。然而《明堂位》记载成王命令鲁国世世代代祭祀周公，使用天子的礼乐，接着说“因此鲁君在孟春乘坐大路，装载弓和弓套、旗帜，十二旒，日月纹章，在郊外祭祀上帝，以后稷配享”，这是说鲁国人因为拥有太庙的重祭而僭越举行郊祀，郊祀并非成王所赐，这是很清楚的。僖公作颂，也说“赐给他山川、土田和附庸”，没有说拥有天子的礼乐。下文紧接着说“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龙旗承祀，伟大的后帝，伟大的祖先后稷”，如果果真是成王的赏赐，作颂的人为什么不明显称颂，来洗脱他僭越窃取的罪名呢？其他如传记中祝佗说鲁国分赐物品很详细，如果拥有天子的礼乐，就不应当只说“具备物品典册”而已。只有《吕氏春秋》说鲁惠公派宰让向天子请教郊庙之礼，天子派史角前往，鲁国人阻止了他。近代学者多采纳这个说法。我认为《春秋》中郊祀之事起源于僖公，如果从惠公开始，那么闵公以前为什么没有一句话提及？难道七八十年都没有失礼，竟然不触动孔子的笔吗？大概惠公本来就有这个请求，隐公摄政即位，桓公篡杀得立，庄公也是平庸忘仇之人，无所建树，未能行礼。闵公是殇主，更不足道。恰逢僖公修政立国，多次跟随霸主征讨，在位长久，亲身经历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等君主，中兴气象充沛，于是成为望国。所以诗人作颂，《春秋》记载典章，只有僖公时期最为兴盛。建庙建泮宫，一切更新，莫非是沿袭惠公的请求而特别举出郊礼呢？况且也许出于齐桓公的推崇奖赏，也都未可知。

译郊二

赵子常说：“出现变异的事情，一头牛受伤，改选日期占卜，牛又受伤，这异常得很。不合礼制的事情有四种：强行占卜、超过时节、仍然举行三望之祭、在九月举行郊祀。”《谷梁传》说：郊祀占卜三次，是合乎礼的；占卜四次，不合礼；占卜五次，就是强行占卜了。”《公羊传》说：寻求吉日的办法有三种，这里说的是强行占卜不合礼。”《月令》说：天子祈求谷物丰收，然后亲自耕种帝籍田。”《左传》说：“郊祀后稷以祈求农事顺利，所以在惊蛰时举行郊祀，郊祀之后才耕种。”这里说的是超过时节不合礼。传文又说：“望祭是郊祀的附属，不举行郊祀，也就没有必要举行望祭了。”这里说的是仍然举行三望之祭不合礼。九月说‘用郊’，是指使用郊祀的礼仪来祈求福佑，而不是为了农事。成公因为国内有内乱，君臣被俘，而且连年出兵征战不止，所以窃取天子‘类’‘造’祭祀的意思，用郊祀来报告事情并祈求福佑。在鲁国的郊祀中，这尤其僭越妄为，所以特别记载下来。鲁国的郊祀本来就不合礼，既然每年占卜并举行郊祀，史官就写不胜写了，所以在不合礼的事情中，只记载那些更加失礼的。像这样，说‘免牲’，不说‘不郊’，是因为不郊祀是可以推知的。说‘免牛’，又说‘不郊’，是因为中间有事情发生。说‘牛死’就说‘不郊’，牛受伤可以再次占卜，必须说‘不郊’，意义才完备。不说‘免牛’而说‘不郊’，是因为占卜不吉利，没有免除牛。刘侍读说：‘占卜郊祀，是占卜日期的吉凶，不是占卜郊祀是否可行，所以《周礼》中大祭祀占卜日期是一起论述的，如果不考察它不从占卜的情况，就不明白不郊祀的异常之处了。’根据《大司乐》‘圜丘、方泽、月令四郊各自使用其节日，祈谷用上辛日，都不需要占卜。’何氏说天子不占卜郊祀是对的。凡是说前期占卜日期，是指如果有重大变故，天子将要出行，都依照郊祀的礼仪祭祀上帝及四望，‘类’‘造’这种非常规的祭祀才占卜日期，这难道有不从占卜就不郊祀的事情吗？传文说‘惊蛰时举行郊祀’，是因为三代正朔不同，所以举寅月的节气来说。下面说‘龙见、始杀、闭蛰’，都是约略指夏正的四孟月，不再举节气，并不是说凡是祭祀都依据节气而不依据月份。杜氏却说‘如果月份在节气之前，即使是四月也可以郊祀’，那么《春秋》中四月占卜郊祀，不从占卜而不郊祀的有三处，改选日期占卜牛受伤而郊祀的有一处，何必记载呢？四月适宜郊祀，郊祀与不郊祀都记载，那么三月郊祀与不郊祀为什么不记载呢？这又违背了《左传》‘有过失就记载’的原则了。《谷梁传》说：‘郊祀从正月到三月，是郊祀的时节。’《公羊传》也说：‘使用正月上辛日，不仅不详查鲁国的事，而且失去了郊祀时节的意义。’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冬至，可以祭祀祖先。’说‘可以’，是因为献子认为这两个月适宜郊祀和禘祭，知道在此之前未曾使用这两个月。《春秋》只有僖公八年记载七月禘祭，而正月牛受伤，都因为牛在涤宫。记载献子想用正月冬至祭祀天，而用七月冬至祭祀祖先，这既僭越又异常，理应不行。《明堂位》说鲁国在孟春于郊祀帝，郑氏说：‘孟春是建子之月，鲁国开始郊祀的日子是冬至，那么郑氏不考察《明堂位》的虚妄，而把《郊特牲》中周代开始郊祀的文字归属于鲁国。’用郊的意义，两传只讥讽不合时节，那么九月难道又是祈求谷物丰收吗？有人说：‘害怕占卜不从，所以不占卜而直接使用其礼仪，那么这一年起初就没有占卜郊祀不从的事情，为什么懈怠到九月才不占卜而郊祀呢？’如果那样解释‘用’与‘用之’的‘用’，那就更加诬妄了。赵子常说：‘鲁国郊祀后稷以配天，却想用宋襄公在睢水、楚防在冈山的事情来类比，这难道符合人情吗？解说经书喜欢新奇，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大大伤害教化。’

社

《春秋》对于社祭没有记载，因为日食和水灾而显现。赵子常说：“社，是祭祀地神的。”记载的人说：“家主祭中霤，而国主祭社，这是根本。只有为了社事，才单独出里；只有为了社田，国人才全部劳作；只有社祭，才共同准备祭品，以此来报答本源、回归初始。”诸侯祭社有常礼，史官不记载，这次因为日食，在社伐鼓，僭越天子，而且不用币而用牲，记下这是不合礼的。《左传》引用叔孙昭子的话说：“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乐，在社伐鼓；诸侯在社用币，在朝伐鼓。”又说：“凡是天灾，有币没有牲，不是日月之灾不伐鼓。”他的说法是对的。只有庄公二十五年传文说：“日有食之，伐鼓用牲于社，这是不寻常的。”只有正月朔日，阴气未作，日有食之，于是用币于社，在朝伐鼓，这又沿袭了季平子的过失。所以刘氏辩解说：“《夏书》记载季秋月朔，也有伐鼓的事情，难道一定是正阳之月吗？”社的名义变为北郊，这是千古一大疑穴，不可不辩。大概《周礼》记载地有大皞、地皞、土皞、后土等名称。大皞、地皞、土皞对于后土，就像六天对于一天，五帝对于上帝，或者统而言之，或者因事指之，说它们有两个，不能说它们就是一个，也不可以。先王用郊祀天，用社祭地，又制作大皞、土皞的名号，恭敬地顺应时势，笃行礼制，以制定繁复自然的趋势。大概古时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从天子到庶人都可以祭地，自从地分开，难道只有大皞、土皞的区别而已吗？《周礼》又

译有所谓的州社，《左传》有所谓的书社、千社、清丘之社，后世有所谓的枌榆之社，民间自有一家之中的中霤，条理分明，各自设立祠堂，譬如父亲只有一个，子孙世代因母亲不同而分别祭祀，各自尊崇自己的母亲，活着时饮食不同，死后分别建立宫庙，其道理是一样的。《礼记》说：“君王为百姓设立社坛，称为大社；君王为自己设立社坛，称为王社；诸侯为百姓设立社坛，称为国社；诸侯为自己设立社坛，称为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结队设立社坛，称为置社。”又说：“诸侯祭祀社稷。”又说：“天命降于社坛，这叫做殽地。”又说：“在国都祭祀社坛，是为了彰显地利。”又说：“郊祀的礼仪，是用来祭祀上天的。”又说：“在郊外享祭天帝，在国都祭祀社坛。”又说：“郊祀是用来阐明天道，社祭是用来神化地道。”《泰誓》说：“郊祀和社祭如果不修治，”观察这些，那么古代社祭就是祭地，社祭之外不再另祭地，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方丘的说法，见于《周官》；北郊的说法，出于《孝经》纬书。《周官》尚且有别的解释，何况纬书呢？匡衡依据它来设立北郊，王莽沿用它来配享高后，于是导致礼制制作纷纷扰扰。祭地，又祭后土，又祭社，亵渎神灵，名义错乱。千古以来懂得这一点的，只有黄氏、胡氏、陈氏、袁氏几个人而已。陈氏《礼书》说：“先王亲近土地，有社坛存在。《礼记》有时将社与帝相对，有时将社与郊相对，那么祭社就是用来亲近土地的。”胡致堂说：“古代在社坛祭地，就像在郊外祀天一样。《周礼》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用血祭祭祀社稷，而没有另外设立地祇的位置。四圭有邸，舞云门，用来祭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用来祭祀地祇，而没有另外祭祀社坛的说法。那么通过郊与社相对就可以知道了。后世既设立了社坛，又设立了北郊，这是错误的。”黄氏说：“社祭土，稷祭谷，郊丘祭天地，这是天子的礼仪。土谷的祭祀，上下通用，所以方丘与社都是祭地的。而宗伯排列祭祀有社无地祇，举社则其礼上下通用，举地祇则天子专用。鼓人的职掌说：‘用雷鼓击奏神祀，用灵鼓击奏社祭。’不说地祇祭，而说社祭，也可见其礼仪上下通用。大司乐用雷鼓、雷鼗，来祭祀天神；用灵鼓、灵鼗，来祭祀地祇。那么地祇祭、社祭，其用途是相同的。不是天子不祭天，而天子与庶人都可以祭社，这是尊父亲母的道理。”信斋杨氏，号称懂礼，却驳斥胡氏的说法为非，以南郊、北郊顺应时令因位为正祭，以适宜于社的社对应类于上帝的类，社不是祭地，却也用来祭地；类不是郊天，却仿照郊天，这是告祭，难道不荒谬吗？

即使所谓圜丘、方泽的说法，见于《周官》，以我考证，私下认为并不如此。大概世人传说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泽祭地，认为两郊并立，二祭按时举行罢了。然而《周官》大司乐所载有云：“冬至在大地上的圜丘，祭祀天神，可以得到礼仪了；夏至在泽中的方丘，祭祀地祇，可以得到礼仪了。”说“大地上的圜丘”，那么并非确指南郊；说“泽中的方丘”，那么并非确指北郊。大概说必须如此，才能昭示感格罢了。况且这一章总记音乐的感动如此，并非列举二丘的祭祀。注中天神则指日月星辰而言，不是大帝；地祇则指神州之神而言，不是大地，至于考察神仕所掌，那么这冬至、夏至二祭，大概是为了禳除国家的灾荒、百姓的疫病，那么祭祀不过是在防灾时，进行一次祈祷禳除的事罢了，哪里曾经正式祭祀呢？这两郊的祭祀，《周礼》尚且没有这种说法。推究其错误，都起于《孝经纬》，而成于郑玄、贾公彦。《孝经纬》说：“祭天在南郊，是就阳位。”郑玄注说“知道地祇在北郊”，考证纬文是因为它与南郊相对，所以如此。地只有一个，而歌奏的地祇，则注说祭于北郊的，是神州之神，在昆仑东南一万五千里方丘的地祇，则注说昆仑大地之神，是将地分为二，郑、贾注家所为。而其源头又本于《河图括地象》，其注说：“郊天必在建寅，因为郊所感应的帝以祈谷，实际取三阳爻生之日，万物出地之时。”如果这样，祭神州之神于北郊，与南郊相对，虽然没有明文，也应该取三阴爻生之日，为七月万物秀实之时了。这不仅凭空造出一个南郊的祭祀，而且暗中选择一个北郊的时节，都是主观臆测附会。

译雩

赵子常说：雩，是求雨的祭祀。《月令》说仲夏之月，天子命令有关官员为百姓向山川百源祈祷祭祀，举行盛大的雩祭以祭天帝，使用盛大的音乐。郑玄说：阳气旺盛时常有旱灾，山川百源是能兴起云雨的地方。雩，是呼号叹息求雨的祭祀。雩帝，是指在南郊旁边筑坛，祭祀五帝的精神，并配以先帝。鼗、鞞、琴、瑟、管、箫、干、戚、羽毛、竽、笙、钟、磬等乐器全部演奏，称为盛乐。其他一般的雩祭只用歌舞罢了。《春秋传》说：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雩祭正当在巳月。凡是周朝秋季三个月中发生旱灾，也修习雩礼来求雨。天子雩祭上帝，诸侯及以下雩祭上公。周朝冬季及春秋两季即使有旱灾，礼制规定只有祈祷而没有雩祭。这是郑玄所说天子与诸侯雩祭的区别。鲁国是诸侯国，应当雩祭境内的山川，向上公请求降雨，有歌舞而没有音乐。既然僭越礼制在郊外祭祀以祈求谷物丰收，又僭越天子使用盛乐来雩祭上帝。过分的是在秋季举行雩祭，更过分的是在冬季举行雩祭。在僭越礼制的行为中，又有失当之处。史官都记载下来，是为了记录异常之事。杜预说：雩，是夏季的祭祀，用来祈求甘雨。初夏纯阳用事，防备有旱灾而祈求。至于四季的旱灾，则又修习其礼。这个说法本于郑玄。又说：即使是秋季雩祭，如果不是过分就是错误了。雩祭应当以初夏为正，四季的旱灾应当只是祈祷罢了，使用雩祭都是过分的。左氏解释大雩说：是旱灾。共有八处。杜预认为这是为了区别过分的雩祭，也不是左氏解释经文的先后详略，本来没有义例，凭什么看出不解释的不是旱灾而是过分呢？昭公二十五年一个月两次雩祭，解释说：旱灾严重。定公七年一个季节两次雩祭，能说不是旱灾严重吗？却唯独认为是过分，为什么呢？又说：雩祭而得到雨，所以书“雩”而不书“旱”。雩祭没有得到雨，就书“旱”，以表明灾祸已成。这个说法本于《谷梁传》，符合史官的义例。经文书写“不雨”、“大旱”，都是因为雩祭而没有下雨的缘故。现在考察《春秋》不书六月大雩，与不书三月郊祭相同。然而郊祭必定书日期，雩祭不书日期，是因为鲁国在秋季雩祭以祈祷旱灾。所以超过祭祀节制但时间不远的，不书月份，时间远的则书月份，以显示忧旱的勤勉与懈怠。必定一个月两次雩祭，然后才书日期以彰显其亵渎。如果时间很远则又不书月份，这与冬季雩祭不同。《春秋》虽然书写大雩的僭越，还是以忧旱的勤勉与懈怠来体现义理，不因为非礼而忘记百姓。然而以大雩盛乐为僭越，也没有坚实的根据可以依据。

春秋辩义卷首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辩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首五。明卓尔康撰。书义二。

禘

关于禘的说法，有时禘，有大禘。《郊特牲》说：“春禘而秋尝。”《明堂位》说：“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祭义》说：“春禘秋尝。”《祭统》《王制》说：“春礿，夏禘，都是时禘。”然而以上所记载的，混杂有夏商的情况，如果《周礼》说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明确记载于大宗伯，文字就是《周礼》，不可深信。而“禴祠烝尝”一词，见于《天保》诗中，昭然可据，禘不是周朝的时制，决定了。至于所谓大禘，大概有五种说法：郑玄见到“稷契”的出生，不因人道之感，又加上韦昭有祭天祖配的说法，于是说始祖感天神灵而生，因此祭祀感生帝。他的意思本于错解《礼文》“有虞禘黄帝”的话，认为黄帝不是虞在庙中的帝，不在庙中，不是圆丘又是什么？这个说法最为不经。学者非议他。后魏贾曾认为王者受命，才举行禘礼，以禘天，一代一祭，其礼太阔。他的说法还像康成一样。《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则将禘礼作为每年大祭了。杜预说：“禘，是三年大祭的名称，致新死者的主而列之昭穆。”夫人礼不应致，所以僖公怀疑其礼。历经三禘，现在果然实行，则将禘作为三年谛审昭穆的祭祀了。《春秋》《说文》《礼纬》都说：“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其说法本于《公羊》五年再殷祭的说法。五年殷祭，自然是诸庙合食的典礼。《公羊》不错，而何休误解说：“殷，盛也。”说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不同于祫，是因为功臣都祭祀，因而附会防备的，是郑玄。则将禘作为五年合食功臣的祭祀了。其以禘为王者配祖所自出之大祭，其说法很盛行。赵伯循说：“帝王立始祖之庙，还认为未尽，所以追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祖配之。”此祭不兼群庙，其年数或每年，或数年，不可知。程子因之说：“天子曰禘，诸侯曰祫。”胡康侯说：“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为东向之尊，其余合食于前，此之谓禘。诸侯无所出之帝，止于太祖庙，合群庙之主为食，此之谓祫。”其说法本于《大传》《祭法》《丧服小记》，以程朱大儒之俱从之也。学者遵信，无以难矣。礼为曲台。杂记非有定断而明徴其事者，莫如《春秋》。诸儒之所据以

译所谓“禘”的记载，也不过是《春秋》闵公三年夏五月，“吉禘于庄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宣公八年辛巳日，“有事于太庙”；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宫”；定公八年冬，“从祀先公”。其中闵公、僖公明确说是禘祭，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文公的“大事”，《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毁庙合食的祫祭；杜预认为是三年丧期结束后的禘祭；昭公的“有事”，《左传》认为是将在武宫举行禘祭，而宣公八年的“有事”，也认为是禘祭；定公的“从祀先公”，三传都没有明文记载，而何休也认为是禘祭。这六条经文就是如此。襄公十六年，晋国人回答穆叔说：“因为寡君还没有举行禘祀。”又记载说：“每年祫祭到坛墠，年终禘祭到郊宗石室。”许慎引用旧说称：“终，是指孝子三年丧期结束，就在太庙举行禘祭以迎致新死去的祖先。”又僖公三十三年记载：“凡是国君去世，哭丧完毕就祔祭，祔祭后制作神主，单独在神主前祭祀，然后在宗庙举行烝、尝、禘祭。”这三条则见于《左传》的传文中。

以现在考证来看，如果说禘祭是配享始祖作为大祭，那么鲁国是侯爵之国，始祖是谁？如果祭后稷，鲁国本来就有；文王的庙，也没有确切的地点。其余所谓祭感生帝、祭天每年冬至的大祭、五年合祭功臣的祭祀，都错谬不足称道。只有杜预认为是三年丧期结束后的祔祭，稍微有些道理，但也只是根据“吉禘于庄公”和“用致夫人”这两条衍生出的意义罢了。其实“吉禘于庄公”，不到两年，失之过早；“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历经三次禘祭，失之过晚，也都未能符合实际情况。我私下认为，“禘”是“谛审”的意思，每年谛审功德，专门举行祀典，以区别于日常时祭的常规，特别推崇功德的盛大。见于《诗经》的，如《长发》说“大禘也”，《雝》说“禘太祖也”，这就是证据。功德显赫的君主，历代不多见，三四个不算多，如《长发》中的王亥、相土、成汤是可以的；一两个也不算少，如《雝》中祭祀文王一人是可以的。至于鲁国的禘祭，则是盲目羡慕禘祭是盛典，效仿而举行祭祀，如经文所载的两次祭祀，不过是沿袭其名而使用罢了。如传文所载鲁国有禘乐，宾客祭祀时使用；《明堂位》说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禘乐、禘礼不过是沿袭其文而使用罢了。当时夸大地谈论使用禘祭，而迷失了其本源，所以有人疑惑而询问，孔子也不敢明确地说。

至于文公二年的“大事”，宣公八年、昭公十五年的“有事”，是什么呢？凡是某次祈祷祭祀，偶然有所作为，事情小，所以叫“有事”；升祀僖公，改变世次，事情大，所以叫“大事”。既不能定为祫祭，又不能诬称为禘祭。赵氏说：凡是祭祀失礼，就称其名；不是失礼而为下事张本的，就称“事”。这不过是附会禘祫之说，不是本义。黄氏泽说：根据《礼记》，夏、商诸侯以禘为时祭，周朝改为礿祭，而特别将殷商诸侯的盛祭与鲁国用来表示不臣服于周，公侯使用殷礼，那么在周朝看来就不算僭越。这是成王斟酌礼意以区别对待周公。后来周王室衰微，才开始僭越用于群庙。孔子称鲁国郊祭、禘祭为非礼，就是因为这个。按黄先生的说法，那么鲁国僭越郊祭，不僭越禘祭；僭越禘祭群庙，不僭越祭祀周公。所以郊祭从僖公开始记载，而禘祭闵公时就有，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译祔虞

赵氏说：父母丧期，哭泣没有定时，等到虞祭之后才停止无时的哭泣，意思是停止这种无时的哭泣，只保留早晚的哭奠罢了。杜预说：脱去丧服，所以叫卒哭，这是不对的。这大体是想用来说成既已安葬就除去丧服的错误说法罢了。刘用熙说：卒哭之后进行祔祭，是向新神位报告应当进入祖庙，并向祖庙报告应当迁移到其他庙中。报告之后，新神位又回到寝宫，三年丧期结束，遇到四季的吉祭，然后才奉送这个神位进入宗庙，这是《周礼》的规定。《左传》说在神位前单独祭祀，在宗庙里举行烝、尝、禘祭，意思是像小祥、大祥、禫祭就在寝宫，单独祭祀这个神位；如果是烝、尝、禘这些常规祭祀，就不在寝宫而在宗庙里合祭了。然而这与《周礼》不同。大概《左传》是为制作神位而说的，所以产生这种议论。它说在宗庙里举行烝、尝、禘祭，是从新神位来说的。杜预不明白这个意思，径直说宗庙四季常规祭祀像往常一样，那么就和上文的意思不连贯了。这样看来，《左传》的话既违背礼制条文，而杜预的说法又违背《左传》的本意。他说常规祭祀不因丧期而发起，又把禘祭当作三年丧期结束后的祭祀，先儒已经辩驳过了。孔氏说：文公二年《公羊传》说：“神位用什么制作？虞祭的神位用桑木，练祭的神位用栗木。”郑玄注《礼》采用《公羊传》的说法，认为虞祭之后就用神位，而《左传》称祔祭时才制作神位，虞祭时制作神位，礼制原本没有记载，不能因为《公羊传》而怀疑《左传》。又《曲礼》丧篇说：“解说《公羊传》的人，早晨安葬，日中就制作虞祭神位。”郑玄认为两传的文字虽然不同，意思却相同，都是虞祭全部结束后才制作神位，距离虞祭实际很近，所以《公羊传》把它系于虞祭，称为虞主。又制作神位是祔祭所需要的，所以《左传》依据祔祭来说。查《檀弓》说：“重是神位的道理，殷代神位连接着重，周代神位撤去重。”《杂记》说：“重在虞祭后就埋掉。”大概虞祭是丧祭，祔祭是吉祭，丧祭用重，吉祭用神位。重在虞祭后就埋掉，是因为丧祭用终了。将要埋掉重必须预先制作神位，为什么呢？《杂记》说士三次虞祭，大夫五次，诸侯七次，最后一次虞祭都用刚日，卒哭祭用刚日，第二天开始祔祭，神灵不可一天没有依托。重和丧期神位不并立，是因为神灵只依托于一处。因此这个神位的制作，还是在虞祭那天，所以称为虞主。因为吉祭从祔祭开始，所以说祔祭时制作神位。《士虞记》说：“桑木神位不加纹饰，吉祭神位都刻上谥号。”说练祭神位为吉祭神位，是因为后来常供奉在宗庙，不再更换了。《外传》《国语》说襄王赐给晋文公任命，晋侯设置桑木神位，铺设几案席位。韦昭注说：“自认为以子继父，使用未逾年的礼制。”《左传》不说虞祭和练祭神位不同，郑氏贯通两传为一致，已经得出了结论。假使有早晨安葬日中就制作虞主之礼，那么何休必定援引作为说法。这大概是《公羊传》妄自议论罢了。朱子说：“《左传》说烝、尝、禘在宗庙举行，与《王制》说丧期三年不祭祀不合。查丧期不兼做别的事，兼做就会忘记悲哀，必定没有脱下丧服而穿祭服的礼制。或者是大臣代理执行，也没有文献可据。东迁后礼制丧失，丧祭尤其严重。如襄公十六年春，安葬晋悼公，《左传》说改换服饰修治官职，在曲沃举行烝祭，都是当时的事，未必周代制度就是这样。杜预于是据以作为诸侯卒哭以后时祭不废的证据，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卒哭而祔，此时奉送新神位进入宗庙，是专为旧庙神位考虑罢了。大概国君已经大行，那么庙中的祢应当进而为祖，曾祖应当进而为高祖，改换牌位题字和屋檐，正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丧期不祭祀，那么三年的鬼魂不就会饥饿吗？而且因为子孙的去世而废弃对祖父的祭祀，也不是安抚死者的办法。假如立君接连遭遇大变，都未满三年就去世，那么三位国君相隔就已经九年，九年才发祭可以吗？那三年不祭祀，或许是不举行大祭，或者大祭让人代理，或者常规祭祀不用盛大的礼仪音乐繁复其事罢了，决不是完全不祭祀宗庙。所以祭祀宗庙的说法，应当以《左传》特祀于神位，烝、尝、禘在宗庙为正。至于庙制，诸侯五庙，是常规礼制。昭公十二年的《左传》说：“凡是诸侯丧期，异姓在外部吊唁，同姓在宗庙。所出王的庙，同宗在祖庙，始封君的庙，同族在祢庙、父庙。”所以鲁国作为姬姓，在周庙、宗庙吊唁。为邢、凡、蒋、茅、胙祭，在周公之庙、祖庙吊唁。吴子寿梦去世，在周庙吊唁，那么鲁国有文王之庙了。此外有武宫、炀宫，《诗经》又有閟宫。而哀公的时候，桓公、僖公还亲尽不毁，以致招致天谴。昭公十八年，郑国派祝史迁移神位和神主匣到周庙，作为厉王庙，那么郑国也有周庙了。这是春秋时的庙制。称祖的方法，蒯聩称文王为皇祖，康叔为烈祖，襄公为蒯聩之祖，灵公之父，就称为文祖，可见的仅此而已。

昭穆

《春秋》解释逆祀，提升僖公在闵公之上，三传起初没有不同，而关于昭穆的说法，注家不同。《公羊传》说：先祢后祖；《谷梁传》说：先亲后祖。说僖公是祢是亲，而闵公是祖，与《左传》“子虽然齐圣，不先于父”进食的话意思大致相同，都认为闵公是祖而僖公是祢。《谷梁传》又说：逆祀，就是没有昭穆；没有昭穆，就是没有祖。与《鲁语》“宗有司说：

译“非昭穆同”，都是说闵公为昭，僖公为穆。夏父弗忌说：“地位尊显的为昭，其次的为穆，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这是想要把僖公当作昭，闵公当作穆。所以韦昭解释说：“父亲为昭，儿子为穆，僖公是闵公的臣下，臣与子是一样的道理，而僖公却升在闵公之上，所以说‘非昭穆同’。”这就是《左传》所说的“逆祀”，是指颠倒了昭穆的南北位次。孔颖达不考证《左传》外传及《公羊》《谷梁》的经文，反而采纳何休的注解，认为兄弟相继，昭穆同班。惠公与庄公应当同在南面西上的位置，僖公是闵公的庶兄，继承闵公而立，昭穆相同，位次应当在闵公之下，这样就把逆祀理解为只是提升了同班中的上下次序罢了。何休又说僖公以臣下身份继承闵公，犹如儿子继承父亲，所以闵公对于文公也像祖父一样。解说的人不详细考究，于是把三传中关于昭穆父祖的说法当作比喻之辞，由于不知道用“为人后者为之子”的道理来决断，于是与经传相违背。然而何休关于昭穆的说法，其他方面没有依据，汉代宗庙制度以孝惠帝、孝文帝都作为穆，孝昭帝、孝宣帝都作为昭，何休大概是推演汉代的事来解释《春秋》。从晋代到唐、宋礼官的议论，都认为兄弟不能互为后嗣，不能构成昭穆关系，反而引用何休的说法，以《春秋》中僖公升位作为证据。他们产生疑惑的原因，是说：如果兄弟相继，昭穆就不同，假使兄弟四人都立为君主，像商朝的祖丁、齐桓公之后那样，那么祖父的宗庙就已经毁弃了，后来立为君的人将不能祭祀了。然而又担心同昭穆而并立宗庙，那么七庙、五庙将不足以容纳。于是提出天子宗庙有同室异座的制度，有皇伯、祖考的称呼，这种说法至今还没有定论。我私下尝试用诸侯的礼仪来推演，诸侯断绝宗法而兄弟不能以其亲属关系相通，是为了重视正统。公子不能称先君为父，所以别子为祖，是为了尊崇宗庙。然而公子不能尊奉国君，而为他人后者可以成为他的儿子，不能称先君为父，而根据为人后的道理可以称所受国家的国君为父，这都是礼的变通。兄弟本来不能互为后嗣，但也以人为后的道理来治理的，是针对诸侯而言。上面必须有所承继，下面必须有所授予。上面无所承继，叫做篡夺；下面无所授予，叫做断绝。接受了别人的国家，却断绝其后嗣，这是篡夺。所以如果不是为后，就不能接受国家。变通而不失其中道。既然称所受国家的人为父，那么兄弟四人相继，各自称各自的父，就是同四世，一昭一穆，祖述迭迁，都以接受国家为人后为重。如果不是接受国家为人后，那么支子自然没有干预正统承继宗庙的道理，怎么能因为后来立为君的人不能祭祀其祖先为嫌，而轻视接受国家的恩德，蒙蔽为人后的道理呢？那么祖丁、齐桓四子相继立为君，祭祀宗庙，与父子四世相承有什么不同？如果世代有嫡嗣，也终究不免于迁祧，怎么能因为宗庙在儿子时毁弃，而蒙蔽儿子有贵贱本不应当都立为君的道理呢？后世接受国家与天下的人，于是废除了为人后的礼仪，他们忘记君臣之义，轻视正统，扰乱昭穆之法，亵渎宗庙，都是流俗不经的言论。如果这样而有过失，是从汉文帝开始的。汉文帝从藩邸入继大统，不以后嗣身份继承惠帝而称高祖为父，其后于是以惠帝、文帝共为一代，那么同室异座、皇伯祖考的无稽之谈，都是末流必然达到的结果。如果说兄弟同班立庙，将无处容纳，那么不能为昭穆的说法，显然不符合礼的本意了。因为三传所解释的相同，必定有所本，而注家自己混淆了，使得议礼的人失去了依据，所以不可不辩驳。按赵氏的这种说法，洋洋洒洒数百言，也很奢侈了。果真如此，那么完全顺从接受国家的恩德，从势利上起见，是有君臣而无父子，重视社稷而轻视人伦。而且一定要伸张他的说法，即使祖丁、齐桓四子相继立为君，也好像可以立即迁祧近祖而没有害处了，这难道是先王立教的道理吗？至于《谷梁传》的本意，原来是颠倒昭穆，顺祀则闵为昭，僖为穆；逆祀则僖为昭，闵为穆，没有兄弟同班的说法。兄弟同班，是从汉惠帝、文帝合为一代的礼仪开始的，千古不可改变。后人因为惠帝、文帝合乎礼，而远推祖丁、齐桓，也必定同班，大概是想当然罢了。

译《周礼》大宗伯用宾礼亲近邦国，春天相见叫作朝，夏天相见叫作宗，秋天相见叫作觐，冬天相见叫作遇，按时相见叫作防，大规模相见叫作同。大行人规定：侯服每年相见一次，甸服每两年相见一次，男服每三年相见一次，采服每四年相见一次，卫服每五年相见一次，要服每六年相见一次。凡是诸侯之间的邦交，世代互相朝见，每隔一段时间互相聘问。又说：天子按时聘问，用来结好诸侯。昭公十三年，叔向说：“圣明君王的制度，让诸侯每年聘问以记录功业，每隔一段时间朝见以讲习礼仪，再次朝见时举行防礼以显示威仪，再次举行防礼时结盟以彰显昭明。”既然称为“明王”，那么这似乎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齐桓公在僖公七年于宁母结盟，向诸侯修明礼制，由官员接收各地的特产。这一年，公子友出使齐国。到了僖公十年、十三年、十五年，鲁君出使齐国，这符合每三年聘问、每五年朝见的法则。昭公三年，子太叔说：“从前文公、襄公称霸时，诸侯每三年聘问，每五年朝见，有事时举行防礼，不协同时结盟。”襄公八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君出使晋国朝见并听取朝聘的次数，这件事没有记载在《春秋》中，难道就是子太叔所说的那种情况吗？左氏说：“诸侯每五年互相朝见两次，以修明王命。”这是古代的制度。又说：“凡是诸侯即位，小国去朝见，大国去聘问。”《谷梁传》说：“天子没有战事，诸侯互相朝见，这是合乎时宜的正道，考察礼仪修明德行，以尊崇天子。”《公羊传》说：“诸侯来叫作朝，大夫来叫作聘。”这些都是《周官》记载朝聘节制的情况。防礼的次数不一，引证也不相符。赵子常说：“齐桓公刚开创霸业之初，来不及制定制度，所以庄公三次出使齐国，都是因为具体事务。到了僖公七年以后所实行的，乃是齐桓公在宁母举行防礼，才开始确定制度，作为诸侯朝见霸主之礼。”这与《尚书》《周官》中六年五服一朝的说法类似，他自己不知道这是僭越。僖公十七年，桓公去世，所以只朝见了两次而已。子太叔的说法，难道是因为文公、襄公曾沿袭齐桓公的典制而主持盟会时日尚浅，所以诸侯有不完全听从命令的吗？“诸侯每五年互相朝见两次”的说法，记载在文公十五年曹伯来朝这件事上。所谓古制，既与《周礼》不合，而在春秋时代，小国朝见鲁国，鲁国朝见大国，近的或许一两年，远的或许十几年，或者隔代不朝，快慢都没有固定的标准。左氏只看到十一年曹伯来朝，到这里又来，恰好符合子太叔五年的数目，于是用他的说法作为传注，却不知道这种制度实际上始于齐桓公。叔向的说法，杜预认为每三年一朝，每六年一防，每十二年一盟，总共八次聘问四次朝见。再次举行防礼时，天子进行一次巡狩，在方岳之下结盟。这种朝聘的节制太过频繁，所以先儒认为《周礼》大行人所掌管的才是适中。大概成周之礼，不仅左氏不能详述，当时像叔向这样的名大夫，也不知道其真实情况。现在根据《春秋》所载，〇之朝者，是诸侯朝见天子、小国朝见大国的礼节。聘者，是同盟国之间互相往来，以及天子用来交往诸侯的礼节。所以鲁君朝见天子所在之处，叫作朝。谷伯、邓侯来到鲁国，叫作朝。天子派宰周公来，叫作聘。大夫互相往来，也叫作聘。同等地位的诸侯互相往来，或者因为事务，或者因为朝见，都叫作如。见到诸侯不能说朝。本国大夫去京师，或者因为事务，或者因为聘问，都叫作如。见到臣子不能说聘。小国不能实行朝聘之礼，如介葛卢叫作来，王朝的臣子不以聘礼到来。如祭伯者，也叫作来。这是《春秋》笔削的体例。行人世代互相朝见，大概是指小国而言。左氏“公朝晋”等语，乃是谦辞，承袭习俗的说法罢了，不是事实。啖氏说：“礼所谓诸侯互相朝见，是两国君主相见。”《公羊传》说：“诸侯来叫作朝，大夫来叫作聘。”这是对的。《谷梁传》说：“聘问诸侯不是正道。”这种说法不对。那么《周礼》天子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难道不对吗？赵子常说：“周制诸侯对天子有朝见有贡赋，而没有聘问。朝见是指大宗伯的朝觐以下六种礼节，贡赋是指小行人春天入贡。聘问，是上级用来交往下级的礼节。”东迁后小国对大国只有朝见没有聘问，诸侯不朝见贡赋天子，而以聘礼向上问候，如同邦交诸侯的对等地位。看传记，晋韩宣子聘问于朝，辞谢说：“晋国士起将把时事禀报给宰旅。”王说：“辞令不违背旧制。”那么诸侯对天子说聘，可知不是旧制。大概因为周室已经衰微，即使聘问之礼也不能经常实行，所以左氏不再辩驳，但这不失为实录。郑玄因此解释《周官》时聘殷頫就错了。成公十三年三月，传文说：“我们国君和诸侯朝见周王，而《春秋》记载为‘如京师’，为什么呢？”整个《春秋》时代，鲁君朝见天子的共有三次。僖公二十八年，两次朝见天子所在之处。晋文公尊崇周室抵御夷狄，恢复修明齐桓公的功绩，鲁僖公跟随霸主命令去朝见天王，最为合乎正道。如果成公将要防会诸侯，借道京师讨伐秦国，不能经过天子而不朝见，这是因晋国缘故去周朝，而不是特意朝见。记载为“如”，不认可他的朝见。所以应当朝见而心意不在朝见，就是成公经过京师；不应当朝见而心意在于朝见，就是僖公两次出使齐国，也不

译允许他朝见。考察《春秋》的笔法删改，朝见聘问的礼节就显明了。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将周天子等同于列国诸侯所以用“如”字；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将鲁君等同于鲁国臣子所以用“如”字，这两种说法都不对。赵氏说：“‘如’字，是刚开始出发就记载下来，表示未完成礼仪的用语，这也不对。”

译防盟

春秋时期有特盟、参盟和同盟。石门与咸地的盟会，是特盟的开端与终结。瓦屋与鄟陵的盟会，是参盟的开端与终结。凡伯尚未兴起，以及凡伯已经衰微的时候，特盟和参盟便出现了。周盟则是在凡伯正当兴起，以及凡伯即将衰微的时候举行的。齐桓公安定霸业，首先与鲁国交往，鲁国既是望国，又是援国。得到鲁国，天下就可以图谋了。鲁僖公十三年，与鲁国有柯地的盟会，这是特盟。到了十六年，齐国与八个国家在幽地举行同盟。这是齐桓公初次会合诸侯成为盟主。《左传》记载这是郑国讲和。前年秋天，郑国攻打宋国。今年夏天，诸侯攻打郑国。郑伯从栎邑进入国都，迟缓地向楚国告急。秋天，楚国攻打郑国，所以郑国有这次讲和。二十七年，又与四个国家在幽地举行同盟。其中有陈侯，大概是因为陈国发生动乱而齐国接纳了敬仲，郑国在楚国获得讲和，都有二心，因此再次举行同盟。齐桓公主持霸业四十多年，只有这两次盟会称“同”。到了僖公二年，有贯地的盟会。五年，有首止的盟会。七年，有甯母的盟会。八年，有洮地的盟会。九年，有葵丘的盟会。十五年，有牡丘的盟会。不必称“同”，大概“同”是为了不同而言的。霸业到了这个地步，不需要称“同”了。十七年，齐桓公去世。晋文公主持霸业八年，只有僖公二十八年践土、二十九年翟泉两次盟会罢了。文公抵御楚国，尊崇周室，事业尤为显赫，难道友邦各国没有同心吗？两次盟会不记载“同”，为什么呢？大概齐桓公处于东周初期，诸侯如同草野之人，桓公经营收拾，必须经过三十年才就绪，做起来非常艰难，所以记载“同”。如果晋文公承接齐桓公，人心尚未松懈，霸业的威灵未曾停歇，本来没有什么不同，何必称“同”？这就是这两次盟会不记载“同”的原因。文公十四年，是晋灵公八年。灵公虽然不像君主，然而赵盾执政，传记记载跟随楚国的人，服从新城的盟会，才开始再次记载“同”。自从幽地盟会以来，没有这样的事了。林氏说：同盟到新城再次出现，此后不称同盟的很少了。宣公十二年，晋国在邲地战败，楚庄王想要称霸，景公因此恐惧，纠集宋、卫两国举行清丘的盟会，就记载“同”。十七年，鲁国与楚国交通，中原非常危险，所以举行断道的盟会，就记载“同”。晋国与齐国发生鞌之战，齐国大败，诸侯畏惧晋国却暗中与楚国结盟，成公二年，蜀地的盟会不记载“同”，是因为以楚国为主。成公五年，郑伯到楚国申诉许国的事，没有获胜，回国与晋国讲和，举行虫牢的盟会，就记载“同”。七年，景公会合八个国家的君主，亲自前往救援郑国，所以七年举行马陵的盟会，就记载“同”。汶阳的田地，一次给予，一次夺取。诸侯对晋国有二心。九年，晋国在蒲地设防，以重申马陵的盟约，就记载“同”。成公十五年，晋国举行戚地的盟会，以讨伐曹负刍诛杀逆贼，整顿纲常，是大举行动，所以记载“同”。这时是晋厉公五年。十五年，在柯陵举行同盟，攻打郑国然后结盟，是重申戚地的盟约。十八年，楚子重救援彭城，攻打宋国。这时晋悼公刚即位，在虚朾举行同盟。悼公的霸业，与桓公、文公相同，诸侯无不诚心服从，可以不记载“同”。然而襄公三年，在鸡泽举行同盟；九年，在戯地举行同盟；十一年，在亳城北举行同盟，都记载“同”。时局到了这个地步，人心惶惶，也不得不记载“同”。十六年，是晋平公元年，在溴梁设防。这是晋国的新政，然而命令大夫结盟，所以不称“同”。前面已经称“同”围齐，后面不称“同”，是省略文字。十九年，祝柯的盟会，前面已经称“同”围齐，而盟会只增加一个齐国，仍然是围齐的诸侯，却不称“同”。二十年，澶渊的盟会，晋楚共同主持，却不记载“同”。二十七年，宋国的盟会。至于二十五年，晋侯在夷仪设防十一个国家，攻打齐国，八月在重丘举行同盟。《左传》说是因为齐国讲和的缘故。解说的人认为晋平公的盟会不称“同”，这里称“同”，是因为离开楚国跟随晋国的缘故。对吗！昭公十三年，记载在平丘举行同盟，是因为齐国不想结盟，要挟之后才肯，所以记载同盟。晋国再次会合诸侯。晋国会合诸侯，从此之后，鄟陵之后，参盟再次出现，晋国不再是盟主了。齐氏说：经书记载同盟的有十六次：幽、新城、清丘、断道、虫牢、马陵、蒲、戚、柯陵、虚朾、鸡泽、戯、亳城北、重丘、平丘。它们的载辞说：“共同救灾患，共同忧虑祸乱，共同奖助王室，共同讨伐不服”，都是天下的言辞，所谓公言。那些不记载“同”的：如埀陇、如澶渊、如祝柯、如溴梁、如臯鼬，有的因为复仇，有的因为平息怨恨，有的专门由大夫主持，有的志在贪财，有的宋楚主持盟会，有的两国单独结盟，有的侯伯不参与盟会，都是一国的言辞，所谓私言。至于天下的言辞，公言却不记载“同”的：首止、甯母、洮、葵丘、牡丘、践土、翟泉七次盟会是。都是桓文鼎盛却不记载“同”，又可以看出天下统一于齐晋。所以用十六次同盟看待一时的不同，那么同盟更好；用首止、葵丘、践土七次盟会看待十六次同盟，那么不同更盛。大概因为有不同，然后才记载“

译“同”字用来区别。既然已经说没有不同了，那又有什么“同”值得记载的呢？胡氏传解说同盟，有人认为有三种情况：一是周王的大臣参与结盟而记载为“同”，二是诸侯意愿相同而记载为“同”，三是厌恶他们反复无常而记载为“同”。厌恶他们反复无常，以及诸侯意愿相同而记载为“同”，这确实是可信的；但说周王大臣参与结盟而记载为“同”，在义理上则难以让人心安。在女栗结盟以及蘓子参与时，并没有记载为同盟；在洮、在翟泉防备周王的人时，也没有记载为“同”；在柯陵结盟的那一年，夏天讨伐郑国，楚国的军队驻扎在首止，诸侯便撤军；冬天讨伐郑国，楚国的军队驻扎在汝水之上，诸侯便撤军。在鸡泽结盟时，陈国的袁侨来到防地，楚国的军队在繁阳，韩献子感到恐惧；在平丘会盟时，楚国的弃疾即位，重新封立陈、蔡两国，中原各国感到惊恐。由此可知，这三次结盟，诸侯都存有戒心而修好结盟，所以称“同”。并不是因为尹子、单子、刘子也参与了这些结盟而加以讥讽。即使胡氏所说的诸侯意愿相同、厌恶他们反复无常，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说是因为存有戒心，那么用“同盟”来概括，确实切中要害。各自结盟的情况，如鲁桓公十一年，厌恶曹国，中原没有霸主，于是各自结盟；僖公二十一年，在鹿上，中原开始没有霸主，于是各自结盟；宣公十二年，在清丘，中原又将没有霸主，于是各自结盟。

译侵伐一

侵伐，是《春秋》记载的大事。然而“侵”与“伐”这两个字，始终没有人能确切地阐明其含义。《左传》说：有钟鼓之声的称为“伐”，没有的称为“侵”。《公羊传》说：粗略的称为“侵”，精细的称为“伐”。《谷梁传》说：裹挟人民、驱赶牛马的称为“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的称为“伐”。胡安国说：声讨罪过而进行征讨的称为“伐”，暗中出兵掠夺边境的称为“侵”。赵匡说：列举罪过而进行征讨的称为“伐”，没有名义就出兵的称为“侵”。总括来说，齐侯侵蔡，晋侯侵楚，动用大军包围国家，如果没有钟鼓，如何指挥进退？所谓“侵”粗“伐”精，大概是以程度的深浅来区分含义。考察前后史实，有“侵”的军队一直打到攻破对方国家的，而“伐”的军队深入程度不深的却很多，那么《公羊传》的说法又不对了。郑人伐卫，邾、郑伐宋，是为了报仇雪恨，不能称为“讨”；既然动用大军包围国家，就不能说是“潜师”。齐桓公伐楚，不战而使对方屈服，又哪里有毁坏宫室、砍伐树木的事情呢？陆氏说：《春秋》记载“侵”的共有五十七次，其中可以验证的大概可以列举出来。例如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侵我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酅，没有追上。根据鲁公听说有寇敌就追击，却已经追不上的情况，这是“无名”（没有名义）的验证。定公四年，在召陵大防，侵楚。根据《左传》，原本谋划伐楚，因为荀寅的话而停止，足以说明不称罪征讨，只是侵掠而已。又自从成公以前，记载“侵”的共有四十次，戎狄占了一半，这就是戎狄侵掠没有名义的验证，所谓“无名行师”，大概接近这个意思。然而通观《春秋》所记载的，凡是战、伐、围、灭，又怎么会有名义呢？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周礼》说：依仗险固不服从的就“侵”它，残害贤人、伤害百姓的就“伐”它。“侵”的意思，是进入其一个角落，扰乱其一个方面，逐渐深入的含义。“伐”的意思，是用兵器击打刺杀，见到敌人就杀，夹振以伐的含义。我大概读了《乐记》才恍然明白“伐”的含义。孔子回答宾牟贾说：天子夹振而四伐，在中国展示盛大的威仪。注解说夹振的，是君王和大将夹着舞者摇动铃铎作为节拍。武舞是模拟战争的舞蹈，每奏四伐，一击一刺为一伐。《牧誓》说：今天的事情，不超过四伐、五伐就停止，整齐一致。那么“伐”就是一击一刺的事情，它的字形从人从戈，其意可以推想。难道没看见戎人伐凡伯于楚丘吗？凡伯孤身一人，有什么随从，却一定要用声讨的名义，容许使用钟鼓吗？戎人不过是伺机在他行列间，用戈取他罢了。所以一个人言伐，如伐凡伯是对的；一家言伐，如昭公二十二年伐单氏之宫是对的；一邑言伐，如伐于余丘是对的；一国言伐，如郑人伐卫之类是对的。孟子“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这两句话，尤其可以互相印证。大概古代某国有罪，天子声讨其罪过而征讨它，如果率领军队进行干戈杀伐，本来是诸侯的事情。可见“侵”不一定没有钟鼓，只是以掠夺封疆、进入城邑为事；“伐”不一定没有文告，只是以使用干戈、进行击刺为事。《大武》之乐，原本就是最能证明武功含义的。记载“灭”也有不同。“灭”的意思是残杀灭绝。有的灭了其国家而君位未必断绝，如楚人灭夔，把夔子带回去；有的灭了其君主而国家没有灭，如胡子髠、沈子逞的被灭；有的灭了国家灭了君主而空其地并不占有，如楚国对陈国。那“九伐”之法，内外混乱、行为像鸟兽的就灭掉它；这一个人的污秽行为，恶行不及百姓，难道会因为一个人的身体而将其祖先社稷灭绝吗？读《春秋》的人不知道这个法则，曲解生出奇异的意义。在昭公八年，楚灭陈，而九年记载“陈灾”，就说“是保存陈国”。记载“保存陈国”，是不赞成楚子擅自灭国。在定公六年，郑人灭许，把许男斯带回去，而哀公元年，许男跟随楚子围蔡，就说“是楚国重新封他”。不记载他受封，是不赞成楚子擅自封国。这不是太支离破碎了吗？如果《左传》在取邿的传文中说“动用大军称为灭”，《公羊传》在鸡父的传文中说“君主死在位上称为灭”，这两句话似乎得到了要领。

侵伐二

王樵氏说：“记载‘来战’，是强调对方来犯。记载‘战于某地’，意义不在于胜负，所以不记录。”《公羊传》说：“鲁国不记载战，记载战就是败绩。”恐怕不一定如此。《谷梁传》说：“鲁国忌讳败绩，只记载可以说的。”《春秋》没有忌讳败绩的道义，干时之战为什么不忌讳呢？凡是出兵包围其国都的称为“围”，包围他国的城邑，都系属其国，如“宋人伐郑，围长葛；楚人伐宋，围缗”就是这样。不系属的，都是变例。意义各自见于本传。凡是鲁国自己包围的，是叛邑围费、围成。围不记载伐，如“楚人围许，宋人围曹”，军队已经逼近其国都，所以不必再说伐。如果伐国围邑，则既言伐又言围。“入”是得到而不居住，《公羊传》的说法是对的。《谷梁传》说：“入是内部不接受。”这是自行归附的条例，与用兵的“入”不同。只有隐公五年“我入祊”，可以用这个意义，说不应当入。赵氏说：“《左传》凡是记载取，是说容易。”《谷梁传》也说：“取，是容易的词。”又说：“凡是攻克城邑不用军队称为取。”我认为凡是系属外部而我攻克拥有的，不论难易，一律称为取。那些说“伐某取某”的，是用了军队。有的以势力胁迫，有的招

译收集并得到它，既不进行侵伐，也不动用军队，然而获取它的方式不正当，都是凭借强力得到的。《春秋》的道义，在于辨别获取它的邪正，本来就不应当只以是否动用军队作为标准。啖氏说：“王师作战不记载‘战’，是因为没有对手。”如果战败，就只记载“败”罢了。臣子没有与君主对抗的道义，即使君主能够击败臣子的军队，也不记载“败”，不允许臣子拥有军队来对抗君主。郑伯击败共叔段的军队记载为“克”，就是这个道理。只是记载能够攻破他罢了。当时如果有王师击败诸侯的军队，也应当记载“克”。赵氏说：“出兵出征称呼不同，为什么呢？有的称‘师’，有的称‘人’，有的称‘帅师’，有的称具体人名，这是为了端正名分。”奉王命出征的大夫称“某”，是具备名和氏。奉国君命令出征的大夫称“某人”。成公以前侵伐多称“人”，不一定都是国君命令的卿以下的大夫称“师”，内外相同。国内的军队少就只称“伐”，或者称“及”。国内军队多的称“师”，像庄公八年“师及齐师围郕”之类就是这样。军队少的只称“伐”、称“及”，像桓公十七年“及宋人、卫人伐邾”之类就是这样。大夫记载“帅师”，是记录他担任将领。不记载“帅师”，是因为没有组成军队。对外国则统一称呼，无法详细区分。国君不称“师”，是尊重国君。戎狄举其国号，是轻视他们。《公羊传》说：“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某帅师’；将领尊贵、军队较少称‘某’。”这个规则用于国内军队可以，用于国外军队则不可以。为什么呢？凡是外国来告捷。侵伐只说他们的将领，怎么能全部按照军队多少来报告呢？况且《春秋》意在褒贬，事情的是非，不一定需要知道军队的多少。《公羊传》又说：“将领卑下、军队较少称‘人’。”考察前后称“人”包围国家的，共有十五次。如果将领卑下、军队较少，怎么能包围国家呢？更加知道国外军队不能以多少作为标准。赵子常说：“凡是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不称‘帅师’。古代国君出行，军队跟随，说国君率领，那么军队出行就可以知道了。大夫率领军队称‘帅师’，是因为军队的重要性与大夫相当。地位低微的不称‘将’，是因为大夫不是卿，名氏不记录在简策上。”《公羊传》又说：“君子不称‘帅师’，记录重要的部分。”这是简策记载的方法，通用于内外，只有将领卑下、军队较少称“人”。国外与国内不同，因为本国的史官，不能再称“某人”，所以国内地位低微的不称“将”，国外军队即使是国君或大夫率领，有变文称“人”的，是因为军队的重要性与大夫相当，所以兼称。现在考察未经孔子删改的文字，像邾人、郑人伐宋，晋师、宋师、卫寗殖侵郑之类，知道这个规则确实符合当时的史法。那些国君或大夫率领军队而称“师”称“人”的，都是孔子删改的方法，不属于常规条例。赵伯循认为称“人”包围国家的很多，将领卑下、军队较少，怎么能包围国家呢？大概是不了解《春秋》所说的“师”，不能以二千五百人为限制，终年率领军队，国家不止一支军队。传言说军队少，并不是不能组成军队。所说的“师众”“师少”，都是以组成军队而言。将领尊贵指卿，将领卑下指不是卿的大夫，为什么不能包围国家呢？

译防及

春秋时期的史事，大多涉及会盟与战争，而史书的笔法中“及”与“防”二字，概括了其中的通例。《公羊传》说：“‘及’表示我方想要这样做；‘防’表示外方有意图。”解释者认为这仅适用于我鲁国，而不能一概推及天下。然而即使是对于我鲁国，这也正不足以一概而论。《公羊传》不过是根据隐公初年的一两件事来推断其见解罢了。它看到鲁公即位后想要与邾国交好，所以将“及邾之盟”视为我方所愿；看到戎族请求会盟，认为鲁公在潜地防备戎族，是戎族所愿。但如果将下文“公及戎盟于唐”相比照，就不通顺了。如果认为“及戎之盟”是戎族所愿，那么这与史书笔法又不相符。况且鲁隐公十一年攻入许国，是郑国所愿，却记载为“公及齐侯入许”，这是为什么呢？桓公元年三月，“公防郑伯于埀”，四月，“公及郑伯盟于越”，这只是接连发生的两件事。鲁公即位后想要与郑国修好，郑国仇视宋国，想要结纳鲁国作为援助，无论是防备还是会盟，两国都有共同的心意。现在一处说“防”，一处说“及”，该依据什么呢？定公四年三月，“召陵侵楚”，五月，“盟于臯鼬”，这也只是同一件事，但“召陵”记载为“防”，“臯鼬”记载为“及”，与埀、越的情况相同。成公二年，“防楚公子于蜀”称为“防”，已经与楚国结盟则称为“及”，也与埀、越的情况相同。襄公二十七年，“叔孙豹防于宋”，随后记载为“豹及盟于宋”，也与埀、越的情况相同。由此可知，凡是“防”和“及”，都含有双方同心同意的意思。如果双方不同心，那么对方不想要的必定记载为“郑伯逃归”，我方不想要的必定记载为“公不与盟”。那些真正不同心而强行要求加入的，不过十分之一二，不能以此概括通常情况。我曾经通读《春秋》加以考察，“防”用于初次相见之时，“及”用于事情结定之时，所以史书笔法有“及盟”而没有“及防”。“防”是大概指合众人而言，“及”是大概指专指一二人而言，所以参与会盟以上的无不称“防”，而会合诸侯的大夫间或称“及”。总之，“防”只有一种含义，“及”有两种含义。“防”只有一种含义，即“防某盟于某”，是因为当天防备当天结盟。“及”有两种含义，有承接前事的意思，有区别前事的意思。承接前事的意思，如事情上文已见，下文承接而言，如桓公元年四月“越之盟”，因为三月已与郑伯在埀地防备，所以越地的结盟说“及”；定公四年四月“臯鼬之盟”，上文四月已有防备，下文的结盟说“及”，就是这样。区别前事的意思，如果在我鲁国，则以内及外无不称“及”；其他国家则都在战伐中体现。《公羊传》说：“攻打别人的是客，被攻打的是主。”陆氏说：“主人屈服则客人不战。”所以战争由主人发起，这是常规。大概是因为被攻打者及于人罢了。然而如鄢陵之战，郑伯被攻打，为何称晋？及邲之战，楚国被攻打，为何称晋？荀林父及甗之战，齐国被攻打，为何称宋及赵子？常氏说：凡是战争，以主及客，以内及外，以中国及夷狄，都称为“及某战”，可以说确切完备了。所以以大及小，是僖公十七年的宋师及齐师战于甗；以霸主及列国，是哀公二年的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于鐡；以中国及夷狄，是僖公三十二年的卫人及狄盟；以近中国及远中国，是僖公十五年的晋侯及秦伯战于韩；以久蛮夷及新蛮夷，是昭公十七年的楚人及吴战于长岸及义昭。然而没有异议的说法。然而没有“及防”却有“及防”的，一是“首止”，首止是王世子。世子可以说“防”，不可以说“及”，所以用“及”施于齐侯、宋公而用“防”，区别王世子的笔法，应当如此。战伐中的“及”，唯独在成公二年，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其义理可以商讨。卫侯派孙良夫、石稷、甯相、向禽率领军队侵犯齐国，齐国攻打鲁国后返回，在卫国境内与齐军相遇，如果将以被攻打者为主，应记载为齐及。如果将以大及小，也应记载为齐及。然而这是齐军突然的遭遇，齐军将领尊卑都不可知，既然是突然的遭遇，主将不通，仅能称之为齐师罢了。孙良夫是卫国卿大夫，以卿与师相对，自然应由卿为主。这是以主战与猝战记载为“及”，也是自然的法则。所以《公羊传》说：“‘及’表示我方想要这样做，‘防’表示外方有意图”，是不对的。又说：“以被攻打者为主记载为‘及’”，也是不对的。哀公十三年，公防晋侯及吴子于黄池，以内防外，以中国及蛮夷，两者合书，其法则自然应当如此。林尧叟说：“两伯之辞非也。”

称天

庄公元年，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册命。桓公是弑君杀兄自立的人。文公五年，周王派荣叔归含且赗。周王派召伯来防备葬礼。夫人风氏去世，她是庄公的妾。胡氏认为周王赐予篡弑者的册命，赙赠诸侯的妾是不合礼的，所以周王不称天以贬低他。我起初不相信这种说法，又读高氏、新郑氏说：“称天、称王，就像现在人称呼奉圣旨，哪有称呼奉旨的呢？难道以圣旨为褒扬，奉旨为贬低吗？”于是更加赞同他们的观点。等到全部摘录各种条例，同类并观，对于那种说法也不能完全否定。只是说省略而不称天是可以的，贬低而不称天则不可以。对于鲁国而省略

译这样做是可以的，但对于周王而省略“天”字则不可以。因为臣子接受赏赐是盛大的事情，本来必定要隆重地推崇君主的恩宠，频繁地使用郑重的言辞，称天称帝，将其异化为龙为光，不说“高天顶踵”，就说“小臣陨越”，这是臣子恭敬接受时惊惧的心理，也是颂扬者夸饰的常语。如果桓公接受赏赐只认为是羞辱，成风接受助丧财物恰好符合其卑微的身份，这不仅使国家的典章不显光辉，更使周王的威灵不显尊贵，所以《春秋》三次记载称王而不称天，虽然不是通过诛责来表示贬斥，实际上是将其视为同等地位以示轻视。孔子在这里下笔有不得不省略的地方，不然的话，隐公元年的宰咺、隐公七年的凡伯、隐公九年的南季、桓公四年的宰渠伯纠、桓公五年的仍叔之子、桓公八年和桓公十五年的家父、僖公三十年的宰周公叔服、文公元年的毛伯、宣公十年的王季子、定公十四年的石尚，这十二位使者为什么都记载为“天王”呢？如果其中的义理没有轻重之分，那么这十二位使者的举动为什么都没有很大的恶行？那三位使者的事情为什么恰好有可挑剔的地方？阅读经文考察传注，明白无误，没有值得怀疑的了。至于成公八年，天子派召伯来赐给鲁公命令，称“天子”的是什么原因？面对诸侯称为“天王”，统治天下称为“天子”，两个称呼名称不同但意义相同。孔子特意保留其中一个，以显示我们周朝称号的体例罢了。所以凡是后来我所徘徊于胡安国的说法之处，其前必定有非常违背胡安国说法的地方。从违背到徘徊，那么我并非苟且赞同是明显的了。隐公三年秋天，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不称天王，是因为三月庚戌天王去世了。文公九年春天，毛伯来请求金器，不称天王，是因为前八月天王去世了。又由此可以看出天子居丧期间不发布命令的制度了。

译“书至”的含义，《左传》说：“凡是国君出行，要向宗庙报告；回国后举行饮至礼，放下酒爵，记录功勋，这是礼制。”《公羊传》说：“桓公的盟会不记载日期，在防地的会盟不记载‘至’，是因为信任他。”《谷梁传》说：“记载‘至’，是担心国君前往而欢喜他返回。桓公在防地不记载‘至’，是因为对他感到安心。”

赵子常认为，告庙和饮至，是国君出行和返回的常礼，恰好与记载“至”同时发生，与史书的体例无关。况且放下酒爵、记录功勋，应该只有武功才有。如果两传所说的是因为担心国君安危才记载“至”，这大概比较接近真相，但不能贯通整部《春秋》。现在详细考察整部《春秋》，记载“至”应当分为三类来看，又应当分为两类来看。

分为三类来看：第一类是桓公；第二类是隐公不记载“至”，是因为他摄政，表示谦卑，不敢与正式国君相同；第三类是昭公、定公无不记载“至”，昭公被季氏驱逐，不记载“至”，这是忘记国君；定公虽然在本国境内，无不记载，定公被陪臣挟持，得以复位，形势非常危险，不记载“至”，这是担心国君。就像鲁桓公八年侵齐，防地、瓦地的会盟都仅仅一个月，也没有不记载的。其他国君则有记载有不记载的。所以记载“至”的法则，应当以桓公为标准。

分为两类来看：鲁国自僖公以前，霸主的命令修明，没有敢公然欺侮凌犯的，所以隐公、桓公、庄公记载“至”的很少，为一类。文公在晋国被扣留，襄公在楚国被扣留，滕国、薛国降低爵位来朝见，杞国因为不恭敬被讨伐，这些朝聘、会盟，都是迫于强权命令，而有忧虑之心，所以成公、襄公以后记载“至”的很多，为一类。这两类，也是记载“至”的原因。

桓公十八年出行，共二十四次，只记载了两条，一条是二年的盟唐，一条是十八年四月的伐郑。所以元年盟越有不记载的，而与戎狄盟会则记载，因为戎狄像豺狼一样不可亲近。十三年与齐、宋、卫、燕作战，有不记载的，而伐郑则记载，这一年四月伐郑，七月才回来，历时四个月，跨越了两个季节。可见跨越时间、与戎狄盟会，是《春秋》记载“至”的法则。然而庄公九年干时之战，传文记载国君防备戎狄、讨伐国家，跨越时间，为什么不记载？赵子常说：“凡是讨伐而作战没有到达，国君已经亲自作战，记载‘败绩’，那么安危得失已经明显，举其重要的，所以不记载‘至’。”那些打败敌人而没有跨越时间的，更不用说了。

庄公十三年冬天在柯地盟会，是否跨越时间，是否跨越月份，尚不可知，然而齐桓公此时即位已经五年，修明霸业，尊崇周室，《春秋》赞许他，从此到僖公十三年，凡是与齐桓公盟会、会盟的有十次，到齐国的有两次，都不记载“至”，从柯地盟会开始，所谓信任他，没有所担心的吗？如果庄公二十二年纳币，二十三年观社，二十四年逆女与遇谷、盟扈，前后交错列于经文中，而遇谷、盟扈不记载“至”，纳币、观社、逆女反而记载“至”，遇谷、盟扈是大事不记载“至”，纳币、观社、逆女诸事反而记载“至”，纵横变动，不可揣测，明显是纳币、观社、逆女三件事不合礼，所以记载“至”来显示国君的过错，并且借此显示十二次会盟不记载“至”以彰显信任桓公的意义，更加快捷。赵子常所谓以不记载“至”为常态，而以记载“至”为义例，难道不对吗？

如果僖公四年伐楚，六年伐郑，记载“至”的都已经跨越时间，况且征伐大事，关系国家存亡安危，与盟会不同。虽然与齐桓公盟会，但历时太久，也记载“至”。十五年牡丘三月到九月，十六年防淮十二月到明年九月，都跨越三个季节，这是齐桓公的晚年。范甯认为齐桓公德衰，所以担心而记载“至”，是对的。僖公二十一年冬天，国君伐邾；二十二年八月，与邾人作战，不记载“至”，为什么呢？一次讨伐一次作战没有跨越时间，尚不可知，然而赵氏认为国君讨伐小国不记载，与宣公伐杞、伐莒相同，是对的。二十五年冬天，率领楚国军队伐齐，夺取谷地，国君从伐齐回来，是否跨越时间尚不可知，然而亲近夷狄讨伐邻国，张洽氏认为担心，是对的。

至于晋文公称霸，《春秋》又用对待齐桓公的态度对待晋文公，所以践土之盟、河阳之会都不记载“至”。如果围许而记载“至”的，二十八年冬天围，二十九年春天至，隔年跨越时间。僖公以前不是征伐大事而跨越时间的，必定三个月才记载；文公以后跨越两个月、一个月都记载了。新城之盟、扈地之会，仅仅两个月，还是夏秋两个季节。四年秋天、九年春天、十年春天，国君到齐国，国君从齐国回来，在一个多月之间，又为什么记载？大概桓公是由齐国拥立的，所以屡次到齐国，正因为由齐国拥立，所以担心他到齐国。宣公伐莒、伐杞，自从讨伐小国的例子就不记载。如果元年平州之会，用来安定他的地位，有什么可担心的，自然不记载。成公元年蜀地盟会不记载，防备吴、楚的君主不记载。齐桓公不记载“至”的，是信任他；与戎狄盟会记载“至”的，是担心他。吴、楚僭越称王，扰乱华夏，既不是夷狄也不是中国，既不必担心，又不给予信任，不记载“至”的，只是略去而已，所谓美恶不嫌用同样的言辞。十年五月，国君与晋侯伐郑不记载“至”，为什么呢？晋侯有病，晋人立太子州蒲为君，会合诸侯伐郑，接受贿赂而回来，不成其为君，不成其为会，不记载“至”的，也是略去而已。臣子到达，就像儿子到达父母所在的地方一样。

译只是奔走侍奉，顺承君主的喜乐罢了，有什么危险呢，以至于《春秋》记载“至”？成公十三年前往京师，不记载“至”，就是这个道理。齐桓公在盟会时不记载“至”，也是用这个意思来对待他。襄公七年鄬地的防地，救援陈国未能成功，因为时间不久，不记载“至”也是略去它。齐桓公在防地盟会不记载“致”，《春秋》本来就已经认可他了。晋悼公重新修习霸业，襄公七年与诸侯在戏地结盟，命令各国修治兵器，备足干粮，让老人小孩回家，安置病人，在虎牢大赦，包围郑国，把军队分为三部分轮番作战以疲敝楚国，所以能够三次出兵就取得成功，抵御夷狄，安定华夏，这是中兴的功业，戏地的盟会赫然可以与葵丘、践土相比，不记载“至”，与齐桓公、晋文公相同。哀公记载“至”的，只有防地晋侯和黄池罢了，鄫、艾、陵、槖、臯不记载“至”，是遵循讨伐小国的体例。十二年，鲁君在防地会见卫侯和宋国的皇瑗于郧地，不记载“至”，为什么呢？卫侯和宋国的皇瑗是应吴国的征召而来的，虽然记载了两次防地会见，但都包含在槖臯一事中，也与防地会见吴国不记载“至”一样，遵循同样的体例。庄公八年正月，军队驻扎在郎地，《左传》记载仲庆父请求讨伐齐军，鲁君说不可，那么鲁君就在军中，不记载“至”是避讳鲁君。然而这里有微妙的义理，研究《春秋》的人向来不知道。正月出兵，到秋天军队返回，经历了三个季节，应当记载“至”却没有记载，既然避讳鲁君不能直接写鲁君，但鲁君实在在军中又不能不记载“至”，记载军队返回就是用来表明鲁君到了，这又是记载“至”的好方法。文公十五年单伯从齐国回来，单伯是周朝大夫，被齐国拘禁，所以用内辞记载。昭公十三年记载意如从晋国回来，二十四年记载叔孙舍从晋国回来，都是被晋国拘禁，已经安全归来，欢喜而记载。记载臣子回来的只有这三条。夫人对于本国，只有归宁符合礼制才记载“至”，文公九年记载夫人从齐国回来，妇人不出闺门，所以把出行为危险，把平安到达为欢喜。如果像去齐国、去晋国那样，这是违背正道妄动，自己已经陷入危险，不必再担心危险了。这五条又是记载“至”的不同义理。

译《春秋辨义》卷首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辨义》卷首六 明 卓尔康 撰

《书》义三

天文一

杜预说：太阳运行缓慢，一年环绕天球一周；月亮运行迅速，一个月环绕天球一周。一年总共发生十二次日月交会。然而日月都是运动的星体，虽然运行度数有大致规律，但难免有微小的盈缩变化，所以有时虽然交会却不发生食，有时则频繁交会而发生食。只有正阳之月（五月），君子对此忌讳，所以有击鼓、用币祭祀的事情。历法家的说法认为：日光在望日时远远夺取月光，所以发生月食；日月同处一个方位，月亮遮蔽太阳，所以发生日食。食有偏上偏下之分，是因为日月运行有高下之别。日光轮缘尚存而中间被食，是因为日月相掩紧密，所以日光溢出；全部被食（既食），是因为日月正好相对而相掩间隙疏阔。然而圣人不说是月食日，而是以“自食”来表述，这是对于看不见的情况保持阙疑。孔颖达说：月亮本身没有光，依靠日照才产生光亮，半照就形成弦月，全照才形成望月。望月被日光照射，反而被夺去月光，这是历法家的说法。在太阳的对面，有一个和太阳一样大的暗体，叫做“闇虚”。闇虚对着月亮，月亮必然失去光芒，所以发生月食。张衡《灵宪》说：在太阳的对面，光线经常不能会合，这就叫做闇虚。闇虚对着星星，星星就变暗；对着月亮，月亮就发生食。这是说日光夺取月光，所以发生月食。如果是日光夺取月光，那么应该每次望日都发生月食，但望日也有不发生食的，这是因为它们的运行度数不同。日月运行轨道不同，有时交会，交会就相互侵犯，所以日月交替发生食。交会在望日之前，朔日就发生日食；望日就发生月食。交会在望日之后，望日就发生月食；朔日就发生日食。交会正好在朔日，就发生日全食，前后的望日不发生食；交会正好在望日，就发生月全食，前后的朔日不发生食。大抵一百七十三天多一点，轨道才交会一次，如果不相互侵犯，所以朔望并不常有食。轨道不正交，太阳斜照月亮，所以月光更加旺盛；轨道若正交，太阳冲射月亮，所以月光立即熄灭。譬如火斜照水，太阳斜照镜子，那么水镜的光就会旁照其他物体；如果让镜子正对太阳，水正对火，那么水镜的光就不能照射其他物体。太阳夺取月光，也是这个道理。日月同处一个方位，轨道度数相交，月亮遮蔽日光，所以发生日食；太阳夺取月光，所以发生月食。说月食是日光冲射所致，日食是月体遮蔽所致，所以日食常在朔日，月食常在望日。食有偏上偏下之分，是因为运行有高下之别。意思是月亮在太阳南边，从南边进入食区，南下北高，那么食就从下边开始；月亮在太阳北边，从北边进入食区，那么食就从上边开始。这是因为运行有高下之别，所以食的情况不同。所以《异义》说：月亮位置高，它的食就从上边亏缺；月亮位置低，它的食就从下边亏缺。日月本体大小不同，相掩紧密的，两个天体相近，正好映照其形状，所以光溢出而中间被食；相掩疏阔的，两个天体相距较远，月亮近而太阳远。从人的视角看，月亮遮蔽的范围广，所以日光不再可见，而发生日全食。日食，实际上是月亮遮蔽造成的。只是太阳所在的地方，月亮本体看不见。圣人不说是月亮来食日，而说“有食之”，以“自食”来表述，这是对于看不见的情况保持阙疑。王应麟说：《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有干支纪日的三十四次，历法家推算验证的不过二十六次。唐代一行推算出二十七次，朔日误差的占一半。本朝卫朴推算出三十五次，只有庄公十八年三月，古今算法都不符合食法。又说：汉代日食五十三次，东汉七十二次，唐代九十三次，历法规定一百七十三天多一点交会一次。然而《春秋》从隐公元年到哀公二十七年，总共三千一百五十四个月，只有三十七次食，这是虽然交会却不发生食。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频繁发生食，这是频繁交会而发生食。赵子常说：《春秋》日食三十六次，既书日又书朔的二十六次，书日不书朔的七次，书朔不书日的一次，不书日也不书朔的两次。《左传》不书日，是史官失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那么它的意思是指王朝日官失察，并非指鲁国人。《公羊传》说“某月朔日有食之”，是指食发生在正朔。如果有时书日有时不书日，或者失察在前，或者失察在后。失察在前的，朔日在前；失察在后的，朔日在后。大概认为司历失察，导致日食不在正朔，所以《春秋》删去了朔日记载的错误。杜预《释例》，用长历推较经传，明确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是二月朔日，不书朔，是史官失察。这又与《左氏》说“官失之”相违背。然而长历所推算的《春秋》日食，也不完全准确，不能依据它来解释经文。《汉书·律历志》叙述西汉日食多在晦日，也有在晦日前一天的。《公羊》这个义理必定有所承袭，大概圣人认为日食不在正朔，如果记载在经文中，不符合治理历法、明辨时日的意图，所以有时去掉朔日，有时去掉干支日，以显示义理。凡是日食在正朔的，既书日又书朔。桓公三年、庄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三十年，僖公五年，文公十五年，以及成公以后，只有襄公十五年不书朔，其余都既书日又书朔。大概周历交朔的法度从此才正确。《公羊传》说“某月某日朔”，是指食发生在正朔。虽然在正朔但食发生在夜晚的，书朔不书日。桓公十七年，周朝又以夜半为朔，所以可以说朔，太阳未出，

译所以《春秋》不记载。《史记》推演认为合朔发生在夜间，天明时发生日食并显现，显现后消散，这被称为夜食。按照《谷梁传》的说法，不记载日期、不记载朔日就是夜食，记载日期但不记载朔日就是晦食，这在道理上并不恰当。这里只采纳夜食的说法，来补足《公羊传》中缺失的文字。日食发生在朔日之后的，记载日期而不记载朔日：如隐公三年、僖公十二年、文公元年、宣公八年、宣公十年、宣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公羊传》说“失之前者”，意思是朔日在前。何休认为这是二日食。现在考察认为，虽然不是在正朔那天，但仍然是本月统辖的日子，所以记载日期。日食发生在朔日之前的，日期和朔日都不记载：如庄公十八年、僖公十五年。《公羊传》说“失之后者”，意思是朔日在后。何休认为这是晦日食。现在考察认为，因为日月相违，所以日期和朔日都不记载。考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共三十六次，《公羊传》将其视为异象。何休又全部列举其后的事变来对应这些日食。现在考察前汉二百二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次；后汉一百九十六年，日食七十二次；魏晋一百五十年，日食七十九次；唐朝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次；宋朝截止到嘉定十六年，日食一百二十次。大致是时代越往后日食越频繁，这是天道运行盛衰的征兆。自从汉惠帝以后，每年都有日食；晋朝甚至一年有三次，这也是《春秋》时代所没有的。日食与其他灾异不同，一定要指明某件事作为应验，恐怕不符合经学的义理。

译天文二

查考《左氏传》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是说星星坠落与雨水同时发生。《公羊传》说：“如雨”是指像雨一样，并非真的是雨。未经修饰的《春秋》原文说：“流星坠落，距离地面还有一尺就折返了。”君子加以修饰后说：“星星坠落像雨一样。”所谓未经修饰的《春秋》，指的是鲁国史官的原始记录。《公羊传》仅在这一处提及此事，这大概是口耳相传的说法。但是《左氏传》将“如”字读作“而”字，意义便相差甚远，不知依据何在。又根据《汉书·天文志》记载，永始年间星星坠落像雨一样，流星长达二丈，连续不断，在未到地面时就熄灭了，也就是距离地面还有一尺就折返了，即未到地面就熄灭了。古往今来的星象变异，确实有这种情况。所坠落的是星星的光影，所以虽然数量多，却看不到落在地上的实体形状。解说的人认为这是积聚的气消散所致，比地上的异常现象更为严重，大概是因为王室的命运到此终结了。查考鲁昭公十七年，申须说：“彗星是用来清除旧事物、布设新事物的。”《公羊传》、杜预、郭璞都将孛星和彗星视为同一种星，现在知道并非如此，《汉书》注文颖说：“彗星、孛星、长星，它们的占卜意义大致相同，但形状稍有差异。孛星的光芒短，光芒向四周发散，蓬松杂乱的样子。彗星的光芒长，参差不齐像扫帚。长星的光芒有一条直线，有的横贯天空，有的长十丈，有的长三十丈。”《史记》记载彗星出现在东井宿，齐景公为此担忧，晏子说：“君主高台深池，赋税征收恨不得更多，刑罚严酷恐怕还不足以震慑，孛星将要出现，还怕什么彗星呢？”那么孛星比彗星更厉害。经书中记载的星象变异，只有四件事，根据当时的情况考察，都是大的灾异。古往今来关于天文的说法很多，其中见于《春秋》的就是这样。古代没有闰月，闰月是从尧帝开始设立的。古代没有岁差，岁差是从虞喜开始发现的。这本来就是历法家的精密规律，总之都是随着时代变化来制定历法，而不是为了制定历法去迎合天文。周文王、周公是伟大的圣人，只是在《革卦》中体现历法，阐明随时更改的道理罢了。大概历数之学，道理虽然本于天道法则，终究属于技艺。圣人粗略推算大概的规律，不追求完全符合，所以《春秋》记载日食说：“日有食之”，对于看不见的部分留白，这是表示怀疑而未确定的措辞。前人失误，后人谋划，历法流传后世，越熟练越精巧。到了元代郭守敬，彻底洗刷了年法、日法的粗拙而使之精密，已经足以流传千古。但还没有像我们朝代的西方学问那样达到极致。西方人自称来自欧罗巴国，距离中国十万里程，自开天辟地以来，直到万历年间中期才来朝贡。这个地区把算术作为小学，把天文学作为艺学，从小学习，到老更加精通，而且他们制造的日晷非常精巧，时常把日晷放在旁边，通过观察日影进行测验，细微之处最为详确，自羲和以来没有能超过的了。他们著述的星象书籍，很多流传于世。所以我对于中国古今论述历法的人，不敢完全相信。因为他们所得到的，总体上只是形似。譬如高个子看天，仅仅比矮个子看得高一点罢了。然而西方所主张的，自有敬畏上天的教义。中国好事的人，有跟随他们的。他们平日修身反省的功夫很刻苦，也类似于我们儒家的克己。但沉溺于地狱天堂的说法，实在不是雅正之道。君子不必因此而被他们束缚。至于灾祸祥瑞的征兆，有对应具体事件的。刘向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地震、山崩、彗星出现，当时祸乱随即应验。弑君三十六起，亡国五十二个，诸侯奔走而不能保全社稷的，数不胜数。”也有不对应具体事件的。欧阳修说：“所谓灾，是施加于万物而可以知道的，水灾、旱灾、螟虫、蝗虫之类就是。异，是不可知道其所以然的，日食、星孛、五石六鹢之类就是。孔子在《春秋》中记载灾异而不写明其对应的事件，大概是谨慎的缘故。认为天道遥远，不是反复晓谕人的，而君子多见其变化，就知道上天的谴责警告，恐惧而修身反省罢了。如果推究其对应的事件，则有符合的有不符的，有相同的有不同的。至于不符合、不相同的，就会使君子懈怠，认为是偶然发生而不恐惧，这是他的深意。”然而西方的对应事件，又超出这两种情况之外。我曾听史百度说：“日食月食，是由于观测角度造成的，与灾祸无关。至于彗星、孛星、云气，主水灾或旱灾，本来自有说法。天空广阔无边，覆盖六宇。一颗星移动，一次灾变，清清楚楚，天下人都看得见，不能说是天下共同受灾，又难以指出某一方受害。既然要讨论本宿的方向，又要讨论同度的线。如果在经度上，就由经度承担；如果在纬度上，就由纬度承担。如果变动在本宿而不仔细推算其一线的度数，难道一个宿所主管的地方都会遭受灾祸吗？既然要辨别五行之气，又要辨别五方之地的土壤。如火星在上发生变动，下面正值赤色土壤，又正值夏季，又正值克制急迫的政治，那么以火遇火，旱灾必定严重；否则就不是这样。其余水、木等依次计算。如果只看到一颗星的变动，而不仔细考察是哪里的土壤，为什么五方的应验都不准确呢？”史氏的说法很好，遗憾世人很少喜好他的学问，而他本人又不屑以艺学为重。我和这些人又不能相遇，所以没有办法得到传承。近来徐扈先生上疏请求修订历法，开设馆所招揽人才，主要采用西方的学问，精密计算三年完成著作，巍然成为当世的宏大制度，直接继承羲和的事业。唉，真是兴盛啊！

灾异

国家的灾异没有比饥荒更严重的，而水灾、旱灾、虫灾是导致饥荒的原因。所以《春秋》对我们鲁国的变故详细记载。它所记载的星移地动以及地震、庙宇火灾、台榭倒塌等各种灾祸，也只限于周王室罢了。宋、陈是先代齐、晋的大国，也不一概记载。即使

译《春秋》记载各国灾异，只记录那些重大且有人上报的事件，并非全部详尽记载。天文现象也只记录紫微垣、明堂、太微垣等星区，并非随意泛泛而录。从年成来看，一年的收成刚好够一年的食用，这叫作常年。一种谷物歉收叫作饥荒，五种谷物都不成熟叫作大饥荒，五种谷物都丰收叫作有年，五种谷物极大丰收叫作大有年。大饥荒并不常发生，大有年也不常发生。所以《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桓公三年记载有年，宣公十六年记载大有年，宣公十年记载饥荒，十五年记载饥荒，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大饥荒，总共只有这五件事。隐公五年九月、八年九月，两次记载螟灾。庄公六年秋天记载螟灾。高氏说：“螟虫吃禾苗的心，蝗虫无所不吃。就灾害程度而言，螟灾较轻而蝗灾较重。《春秋》初期，较轻的灾害也予以记载。等到后来，较轻的灾害多得写不完，就只记载较重的灾害罢了。不然的话，难道隐公、庄公之后的二百年间都没有螟灾吗？”天下之大，地域非常广阔。大禹治水功绩所及、周朝分封建立的诸侯国非常多。天灾物害也非常多。不记载就无法记录事实，若全部记载则写不完。因此，周天子所在的都城，四方没有不响应的，灾异应当记载，但因地域狭小、势力微弱，变动影响范围不大，上报告知不必遍及。宣公十六年只记载成周宣榭火灾这一件事，以此表明意旨。孔子对于各国，只选取先代遗留下来的三个恪守礼制的国家以及齐、晋两个大国来记载。当时，宋、陈、杞三国见于《春秋》。杞国非常小，没有什么可记载的。陈国邻近楚国，不太上报告知，得以记载的只有宋国稍多。庄公十一年宋国大水，僖公十六年陨石坠落、鹢鸟飞翔，襄公九年、三十年宋国发生火灾，共四条。陈国则只有昭公九年记载陈国火灾这一件事。由此可知，谷梁氏认为记载陈国火灾是为了保存陈国，这种说法还是偏颇的。齐国只有庄公二十年齐国大灾，晋国只有僖公十四年沙麓山崩、成公五年梁山山崩这三件事。沙麓、梁山不注明属于晋国，是因为名山大川不属于封地，不是晋国所能拥有的。昭公十八年宋、卫、陈、郑四国发生火灾，为什么要记载？卫、郑被记载，是因为宋、陈牵连着它们。然而四国地处中原，数千里的天下腹地全都受灾了，即使不是宋、陈牵连着，自然应当记载。上天的变化，天下没有看不见的，而星宿分野各有归属，也只有三垣之内，天下共同关注的，才予以记载。即恒星、经星、二十八宿。恒星看不见，而满天彻夜明亮。又有星星坠落如雨，这是大的异象。所以庄公七年四月辛卯日，记载“夜间恒星看不见，半夜星星坠落如雨”。北斗极星，斗柄指向月份，是天体的枢纽。所以文公十四年，记载“有彗星出现在北斗”。大辰是宋、郑的分野，宋国自然应当记载，而且其中心星是天子的明堂，前星是太子，后星是庶子，是帝王居所的象征。所以在昭公十七年，记载“有彗星出现在大辰”。东方是鲁国的地域，所以在哀公十三年，记载“有彗星出现在东方”。所以看昭公六年，郑国火灾不记载；十九年，郑国大水不记载；而各国不普遍记载，由此可知。看昭公二十三年，周朝南宫地震不记载；昭公八年，晋国魏榆石头说话不记载；昭公二十七年，绛郊出现龙不记载；而大国的小事不全部记载，由此可知。看昭公十年，有星星出现在婺女宿不记载；昭公二十六年，齐国有彗星不记载；而天文现象不随意泛泛记载，由此可知。这就是《春秋》记载灾异的法则。

译婚礼一

婚礼有六个步骤：第一是纳采；第二是问名；第三是纳吉；第四是纳征，也就是纳币；第五是请期；第六是亲迎，也就是迎娶女子。《春秋》只记载了其中两项：纳币和迎娶女子。因为纳币时婚约才正式确定，迎娶女子则是婚礼的终结，这是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啖氏说：鲁国派人去其他国家纳币，都是常事，不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含有讥讽之意。其他国家派人来纳币，也是如此。纳币派遣卿大夫，杜预认为这太隆重，不符合礼制，何况是亲自去纳币？庄公亲自去纳币，文公派遣公子遂，都是被讥讽的。至于亲自去缔结婚约，更不必说被贬斥了。成公八年，宋公派遣公孙寿来纳币。解说者认为派遣卿大夫不符合礼制，又说宋公亲自任命使者，有两处可被讥讽。然而《公羊传》说：因为要记录伯姬，所以详尽地叙述辞令，这是正确的。本国女子出嫁与外国迎娶女子，有特殊情况才记载。王樵认为，本国女子嫁给诸侯，因为地位相同，地位相同就值得记载。这与那些其他婚礼常事不记载，而记载是为了记录礼制缺失的情况，本来就不一样。像这样，莒国的庆父、高固只是大夫罢了，为什么记载呢？记载迎娶王后的情况有两处：桓公八年从杞国迎娶，襄公十五年从齐国迎娶。因为鲁国主持婚礼，所以记载。《谷梁传》说：为中间人撮合的，就记载，这是正确的。王樵又认为，王后是天下之母，不同于诸侯，自然应该记载。像这样，庄公十八年，陈妫成为惠王的王后；宣公六年，齐姜成为定王的王后，为什么不记载呢？王姬下嫁，庄公元年，王姬嫁给齐国，记载迎娶，记载修建馆舍，记载出嫁，为什么如此详细繁复？解说者认为鲁国主持婚礼，不得不记载。然而此后十一年冬天，记载王姬嫁给齐国，也是鲁国主持婚礼，为什么只记载一次就足够了？赵子常说：齐国和鲁国有不共戴天的仇怨，当时还在服丧期间，而天子命令鲁国主持婚礼，鲁国人难道不可以引义推辞免除吗？所以详细记载这件事，表明王室和鲁国两方面都有过失，这是正确的。诸侯娶妻立嗣，通行的制度有九个等级的次序。隐公元年，《公羊传》何休注说：按照礼制，正夫人没有儿子，立右媵的儿子；右媵没有儿子，立左媵的儿子；左媵没有儿子，立正夫人侄娣的儿子；正夫人侄娣没有儿子，立右媵侄娣的儿子；右媵侄娣没有儿子，立左媵侄娣的儿子。当时诸侯娶妻立嗣，虽然不完全符合礼制，但九个等级的次序尚存，所以赵孟能够说出来，这与《公羊传》“立嗣以贵不以长”的说法相合。我认为赵孟所说的还仅限于各国之间。根据惠公的妃子所称的孟子、声子、仲子，就是本国的贵贱，尤其不能不讨论。大概声子早生了隐公，又作为继室，那么年纪比仲子大是可以知道的，现在不以年长的声子为仲。而仲子仍然由手上有纹的夫人所命，可见声子在宋国，或者是大夫、公子所生，而不是东宫的妹妹了。后世议论公子争夺君位的人，只以年龄的长幼来决定，难怪不符合经义了。

婚礼二

《礼记》说：国君亲自迎娶，如果有特殊情况就派遣卿大夫。程颐说：先代儒者都认为诸侯应当亲自迎娶。亲自迎娶，是迎娶到所住的馆舍，所以有亲自驾车、授予登车绳索的礼仪。哪有抛弃宗庙社稷，远赴他国去迎娶媳妇的道理呢？不仅是诸侯，大夫及以下的人也是如此。《诗经》称颂文王在渭水边亲自迎娶，曾经没有出过国境。赵氏说：桓公的夫人，是文姜，齐僖公的女儿；庄公的夫人，是哀姜，先儒认为是齐襄公的女儿；僖公的夫人，是声姜，先儒用两次防备齐桓公来证明是齐桓公的女儿。文公的夫人，是出姜，齐昭公的女儿，鲁国子叔姬所生；宣公的夫人，是穆姜，齐惠公的女儿；成公的夫人，是齐姜，大概是齐顷公的女儿。桓公派遣卿大夫迎娶，而齐侯在讙地送女，所以记载夫人从齐国回来，而不记载公子翚。因为夫人到了，庄公亲自迎娶而夫人没有和国君一起进入，所以记载国君从齐国回来，而另外记载夫人进入。文公派遣地位低微的人迎娶，所以不记载那个人的名字，而且不记载夫人到达，这导致当时有“贵重聘礼、低贱迎娶”的讥讽。因为叔姬在齐昭公那里不受宠爱，所以鲁国人不派遣卿大夫迎娶。称妇，是有婆婆的辞令。凡是无婆婆的就以夫人的礼仪到达，有婆婆的就以媳妇的礼仪到达。有人说迎娶妇姜，是国君亲自迎娶。大概没有思考国君举动必定记载的原则，哪有国君亲自迎娶女子而史官不记载的呢？况且文公春天从晋国回来，必定不能夏天又去齐国。宣公、成公派遣卿大夫迎娶女子，记载夫人到达，这是史册的常规。凡是婚礼，先纳采，问名，纳吉，然后纳币，又请期，然后迎娶女子。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都是地位低微的人做的事。史官不记载，所记载的只有迎娶女子、夫人到达这两件事。而纳币必定派遣卿大夫或者国君亲自去然后才记载。孔子修订《春秋》，因为国君娶夫人共同承担社稷宗庙的重任，虽然诸侯亲自迎娶的礼制早已废弛，但迎娶女子、夫人到达这两件事都不可以不记载，以此来保存史册的大体原则。如果诸侯迎娶女子，因为符合礼制就不记载，详述内部以显示实情，就略去外部以阐明大义。解说者看到僖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五位国君都不记载迎娶夫人，于是认为他们都是亲自迎娶符合礼制所以不记载，而这里所记载的都是不符合礼制的。大概是被《谷梁传》的说法蒙蔽了。庄公二十四年记载国君到齐国迎娶女子，《谷梁传》说：亲自迎娶，是常事，不记载。这里记载是什么意思呢？是不认为亲自到齐国迎娶正当。不知道《春秋》治理内部与治理外部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的国君迎娶夫人，即使符合礼制也记载。然而僖公不记载迎娶女子，襄公夫人迎娶与到达、去世都没有见于《春秋》

译》，为什么呢？考察僖公的声姜，大概是僖公作为公子时从齐国娶来的女子。《左传》记载襄公去世，立胡女敬归的儿子子野，子野死后，又立敬归的妹妹齐归的儿子。经文不说“适夫人”，是因为没有儿子，那么襄公大概终身未曾娶正妻，所以去世时〇都不见于经文。昭公娶吴国女子，因为是同姓，经文避讳不记载。孔氏说：“《坊记》说：‘鲁《春秋》去掉夫人的姓氏称为吴，她去世时称孟子卒’。同姓不能称姬，旧史大概直接写‘夫人至自吴’，这是去掉夫人的姓氏，直接写吴罢了。”孔子修订《春秋》，因为犯礼之事明显，完全删去这段文字，所以现在的经文里没有这件事。定公的夫人姒氏，也是定公作为公子时所娶。《左传》记载哀公把公子荆的母亲当作夫人，并把荆立为太子，那么哀公本来就是把妾当作夫人了。至于隐公，因为他是摄政君主，所以夫人去世不称“防”，也不记载。赵氏的说法就是这样。总计鲁国十二位国君，隐公因为是摄政君主，闵公因为年幼夭折，所以迎娶女子不记载。昭公娶吴国女子，孟子不记载。僖公、定公因为是在做公子时娶妻，不记载。哀公因为把妾当作夫人，不记载。说符合礼制而记载的，只有宣公元年公子遂迎娶女子、成公十四年叔孙侨如迎娶女子这两件事罢了。至于僖公、定公在做公子时所娶，确实是有这回事。襄公出生在沙随之年，他即位时只有四岁，断没有做公子时就先娶妻的道理，也没有终身不娶的道理。我认为襄公、哀公两位可能是聘娶了正妻，但两位女子都去世了，诸侯不再娶正妻，就把这两位女子的侄女或妹妹，即敬归、公子荆的母亲作为继室，所以《春秋》没有理由记载他们迎娶女子的事。大概婚姻是昭示世代、尊敬宗庙的大事，亲迎原本是大礼，从国君到平民，没有不应当实行的。只是古代事务简单、风气淳朴，出行简约，如果后来结交强大的邻国，依附大国，军队出行粮食众多，不利于本国的政务，又有意外情况却一定要远道跋涉去实行先王的礼仪，岂不是迂阔误事吗？《礼记》说有缘故就派遣卿，大概制定礼仪的人已经开了这个方便法门了。文公四年从齐国迎娶妇姜，而《左传》认为卿不亲自去是不合礼的，那么迎娶的是卿，这也是习见后来的常法罢了。如果像程子所说诸侯一定不出国亲迎，那恐怕又不然。《春秋》记载宣公元年公子遂、成公十四年叔孙侨如这两条，大概是记载礼制的变通。赵氏又说：“国君亲自迎娶女子不记载，卿为国君迎娶则记载。”又说：“纳币称使，迎娶女子不称使，这尤其确凿。”大概迎娶女子不称使，是为了表明国君应当亲自去。譬如现在差遣御史、盐漕、屯马则称钦差，差遣巡按御史，不称钦差。因为巡按代替天子巡视，如同皇帝亲自去一样。由此观察彼事，显然无疑。

译搜狩

赵子常说：春搜、夏苗、秋狝、冬狩，这是周代制度中四季田猎的名称。《周书》说：“周公正三统之义，制定周历，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烝尝，仍然沿用夏历。”这是田猎祭祀都遵循夏历的佐证。杜预说：“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一样，这是各国都有固定的田猎场所，鲁国的固定田猎地就是大野。”这是关于田猎有固定地点的说法。既然田猎的时节有常例，地点也有固定之处，所以即使是公田猎也不记载，那就是因为是在非固定的田猎地点。桓公四年，公在郎地田猎，因为地点偏远所以记载。庄公四年冬天，公与齐人在禚地田猎，禚在齐国境内，因为越礼所以记载。《公羊传》说：冬天田猎，常事不记载，这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地点偏远。”当时田猎的名称虽然说得不详，所谓常事不记载，实际上是史书的法则。从僖公、文公以后，历经五位国君，搜狩违礼都不记载，大夫专权，国君不再过问军政，当时田猎的得失没有值得议论的了。昭公八年，记载秋天在红地搜猎，从此以后十一年夏天在比蒲、二十二年春天在昌地、定公十年夏天在比蒲以及十四年获麟之后在比蒲，总共五次记载。赵子常说：“搜，是春天田猎的名称，周代春夏寅卯辰之月举行是合乎礼的，秋天举行是不合礼的。”昭公十一年五月，齐归去世而举行大搜，叔向听说后讥讽说：“鲁国公室将要衰微了吧？国君有大丧，国家不废除搜猎，国家不忌讳国君，国君不忌讳亲人，能不衰微吗？恐怕要失去国家。”这时三家分鲁，借春搜之礼来炫耀武力显示强大，又与非时非地的搜猎不同，所以全部记载。定公十四年比蒲的搜猎，经文记载“邾子来防公”，那么凡是大的搜猎都是国君在场，可见不记载国君，是因为军队乘坐的战车不再属于国君所有，史官不虚假粉饰。桓公六年八月，大阅；庄公八年正月，治兵。杜预说：“虽然四季讲习武事，但还是三年进行一次大演习。”出称为“治兵”，开始治理其事；入称为“振旅”，治兵礼仪完毕，整顿队伍而返回。赵子常说：“周代制度，天子因四季田猎而教民武事，春曰振旅，夏曰茇舍，秋曰治兵，冬曰大阅。天子诸侯四季田猎名称既然不同，那么教民武事的礼仪也不同，史官不记载。”桓公因为畏惧齐、郑的缘故，在建未之月大阅；庄公因为事仇的缘故，在子丑之春治兵，与因田猎习武的意义不同，所以特别记载。然而庄公八年治兵，春秋别有微言大义，政治情况不是赵子常的说法所能完全解释的。

兴作一

啖助说：凡是土木工程都应当在农闲之时，如果有困难也有非时修筑城邑的，那是不得已。《谷梁传》说：凡是记载修筑城邑都是讥讽，这种说法不对。修筑城邑是国家急务，只问是否合乎时节，不应一概讥讽。浚洙、作两观、新延廐之类，都应当遵循土木工程的时节。王姬之馆因为非常规不论是否合乎时节。赵子常说：中城，杜预认为是鲁邑，宋儒根据《谷梁传》非外民的说法，认为是鲁国都城。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鲁人无时不在修筑，理成城、中城而后襄城、西郛，定成中城而后哀成西郛。宋儒的说法是对的。小谷，左氏认为是管仲的封邑，宋儒认为是鲁邑的，本于鲁人孙明复的说法，以鲁地有小谷，而管仲所食乃齐之谷。根据昭公十一年申无宇说：齐桓公修筑谷邑而安置管仲，那么不是鲁人所修筑的小谷，很明显了。城楚丘，是迁卫。凡伯主之令以内辞书。春城者五，夏城者七，冬城者十五，筑者一。城诸及防，城诸及郓，在十二月系事之下，跨二时也。传曰：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昬正而栽，日至而毕。谓建戌之月，角亢晨见东方，毕农务而戒事；心星晨见而致筑作之物。建亥之月，定星昬中而树板干，日南至而毕功。葢周家使民以时之制。春秋之世，鲁人日不暇给，平时不能修其保障，遇有外忧然后城要害以备难，或为惧齐，或为惧晋，或备莒邾，或帅师而城，或彊家专邑而城，或争外邑而城，虽非时而不得顾，虽得时亦不足称也。然冬月兴功为多，而独无书秋城者，则犹不以盛暑农殷时劳民也。左氏唯以书不时断之，可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矣。凡城必有郛廓、楼橹之制。郿下邑非要害，制不备，故曰筑与筑囿同。庄公一年中三筑台，成公盛暑筑囿，其纵欲劳民可知。昭定拥虚器而筑囿，三家分鲁而以此娱其君也。策书实録而鉴戒明矣。啖氏曰：新作南门，左氏云不时也。凡啓塞从时，谓作门戸为啓，当用春分以后；城□为塞，当用秋分以后，顺天时以开。闭也，新延廐。又曰：不时也。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葢言马春分入廐，秋分入牧。纵马合依时出入，新廐何妨用农隙之时？既非开闭之物，又何象乎？赵子常说

译说“新”，表示看到有旧的；说“作”，表示比从前有所增加；不说“作”的，是沿袭旧制。僖公改建南门，新建雉门和两观，新建延厩。观察《春秋》记载这些事的时节，就可以看出是否合乎时宜。门户、道路桥梁、城墙壕沟，都是官民出入的关键，一天也不能缺少。所以特别随着损坏的时节去修缮。僖公新建南门，并非修缮损坏，所以《左传》用不合土功时制的规定来讥讽他。大概左氏只知道土功不合时宜，却不知道改建不符合制度。

译兴建工程二

《春秋》记载兴建工程，修筑内部城墙二十三座，外部城墙六座。其体例有三种：称为“城”，称为“筑”，称为“新作”。“城”与“筑”，是指以前没有而现在新建的；“新作”，是指旧的已经毁坏而重新修建的。不合时宜且不合道义，固然有害了。即使合时宜且合道义，也予以记载，可见劳役百姓是重大的事情。所以有合时宜与不合时宜的情况，例如鲁庄公二十九年的春天，重修延厩；冬天修筑诸邑和防邑的城墙。鲁庄公三十一年春天，在郎地筑台，因为使用民力已经过于频繁了。一年之内三次筑台，或许有其原因，然而劳役百姓不是太过分了吗？也有不合时宜却合乎时宜的情况，例如鲁文公七年三月，修筑郚邑的城墙，是为了防备邾国；鲁襄公十五年夏天，修筑成郛的城墙，是为了防备齐国。虽然不合时宜，又有什么可讥讽的呢？齐桓公称霸时修筑的外部城墙有两座：除了楚丘之外，还有邢邑；还有缘陵。晋文公称霸时修筑的外部城墙有三座：虎牢；杞邑；成周。鲁僖公元年，齐国军队、宋国军队、曹国军队修筑邢邑的城墙。桓公主持霸业，初次有这样的举动，救援邢国就救援，修筑邢邑就修筑，只是据实记载罢了。《谷梁传》改变事实以美化功绩的说法，实在不一定正确。鲁僖公二年，修筑楚丘的城墙。赵子常认为这是霸主的命令，用内辞来记载，也是对的。有人说这是鲁国自己修筑的。鲁僖公十四年春天，诸侯修筑缘陵的城墙。《左传》没有记载具体的人，是有缺漏。《谷梁传》分散叙述，《杜氏注》说：总称为诸侯君臣的话，都不一定正确。大概是诸侯在咸地会盟后返回，改年各自派遣大夫修筑缘陵。如果不记载诸侯，那么这实际上是各国一同前来，既不同于戍守陈国、戍守郑国的情况。如果详细记载诸侯，那么在咸地会盟时也已经详细列出了。书法应当如此。如果说前者尽力修筑，虽然分散也是聚集；今日号召而至，虽然聚集也是分散，以此来描绘齐桓公兴衰的情致，不是没有小意思，然而也太琐碎了吧。晋悼公在鲁襄公二年修筑虎牢，二十九年修筑杞邑，书法没有不同，不值得议论。鲁昭公三十二年，修筑成周的城墙。林尧叟说：诸侯在成周有事，都不记载。鲁僖公十三年、十六年，修筑成周不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修筑成周不记载，认为是常事。现在记载修筑成周，是因为请求后才修筑，这是不寻常的事。这个义理还没有穷尽。大概鲁僖公、鲁襄公时期的周王室，东周的势力还没有衰落，所以把修筑当作常事而不记载。鲁昭公末年的周王室，东周的势力已经衰亡殆尽，而此时有能勤于周室的人，难道不是空谷中的足音吗？所以不能不记载。《春秋》所记载的“新”有三处：鲁庄公二十九年春天，重修延厩；鲁僖公二十年春天，新建南门；鲁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冬十月，新建雉门和两观，所记载的有详有略。详细的，是完备始末；略写的，是体现一个义理。鲁定公二年的雉门，记载了开始，也记载了结束，大概因为门和观并举，而且是居中处理政务的地方，不得不详细记载，以示重视。其余的则不是这样。例如鲁庄公二十九年，重修延厩，不记载延厩发生火灾；鲁僖公二十年，新建南门，不记载南门发生火灾，这是不记载其开始。鲁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发生火灾，御廪不能不修缮；鲁僖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发生火灾，西宫不能不修缮；鲁文公十三年，世室的屋顶损坏，世室不能不修缮；鲁成公三年甲子，新宫发生火灾，新宫不能不修缮。于是都不记载修缮御廪、修缮西宫、修缮世室、修缮新宫，这是不记载其结束。一是不记载其开始，一是不记载其结束，大概这些工程比门和观稍小，各举其一，以体现义理就可以了。

崩〇

天王记载“崩”的有九次，记载“〇”的有五次，不记载“〇”的有四次。卿吊唁防丧的有一次，防丧〇的有两次，不记载崩〇的有三次。赵子常说：“传例说：凡是崩薨没有赴告，就不记载。这是天子崩逝，诸侯卒后来赴告，就记载的体例。所以鲁襄公二十八年传文说：‘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没有来赴告，也没有记载。十二月，王人来告防丧，询问崩逝的日子，用甲寅日告知，所以记载了，以征讨过错。’这又是崩逝日子从赴告而来的体例。防丧下葬就记载，下葬不记载的是鲁国没有前往。”《公羊传》：“我有前往，就记载。大概知道有下葬，不防丧就不记载的体例。平王、惠王、定王、灵王记载崩逝不记载下葬，就是这样。”吊唁防丧不记载，是因为使者地位卑微，不合礼制。传文说：“灵王崩逝，郑简公在楚国，上卿守国，派遣印段到周朝吊唁伯有说：‘地位卑微不可以。’子产说：‘与其不去，地位卑微不是更好吗。’这是地位卑微者吊唁防丧的证据。”鲁文公八年秋天，襄王崩逝，公孙敖前往京师。传文说：“穆伯前往周朝吊唁防丧。”九年，叔孙得臣前往京师安葬襄王。这是吊唁下葬派遣卿就记载的体例。凡是吊唁防丧的，必定归附含禭赗，并且临丧，都在同一天完成事务，杂记中记载诸侯的礼仪非常详细。郑康成记载礼仪：天子对于二王后，含为先，禭次之，赗次之，赙次之。由此推知，诸侯对于天子也可以知道。所以鲁隐公三年，武氏子来求赙，公孙敖逃奔莒国。传文说以其币奔就是这样。古时候天子崩逝，诸侯都亲自奔丧防丧，顾命所记载非常详细。春秋时期，派遣地位卑微者吊唁防丧如同列国，又有不前往的，他们能亲自送葬天子吗？刘侍读说：“公亲自防丧就不记载下葬，既不明书法，也不是事实。”文公因为襄王曾经派遣

译大夫前往吊唁僖公的葬礼，又去处理妾母之丧的吊唁事宜。鲁国既然已经派遣卿大夫协助晋襄公的葬礼事务，因此派遣卿大夫去周王室吊唁防公，却没有到达，于是派遣卿大夫去处理防公的葬礼。在昭公时期，也两次派遣卿大夫去吊唁晋侯的葬礼，然后才派遣叔鞅去处理景王的葬礼，那么鲁国人的实情就显现出来了。

译赵子常说：凡是国君去世，史书必定记载其去世地点，这是为了详备国内事务，重视凶险变故。在路寝去世，是合乎正礼的；在别宫去世，是不合正礼的。鲁隐公和鲁闵公实际上是被弑杀的，史书却记载为“薨”，这是因为史官有隐讳国家丑恶之义，臣子不忍心直言。不记载去世地点，是因为既然已经隐讳了弑君之事，也就一并隐去了被弑杀的地点。然而，记载“薨”却不提地点，那么即使隐讳，实际上也无法掩盖真相。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隐公作为摄政君主，闵公年幼且遭遇弑杀，都没有按照君主的礼仪完成丧礼，所以他们的葬礼不被记载。鲁桓公在齐国被杀害，既隐讳又记载了地点，是因为去世在外，无法隐没。从鲁僖公、鲁文公以下国君去世，都按照君主礼仪办理。鲁昭公客死在外，但丧事仍按礼制完成，然而鲁定公必定是在停灵之后才即位，季孙氏虽然不臣服，也不敢不完成君主的丧礼。继位的君主如果未满一年，记载为“卒”而不记地点，并且不能以君主礼仪安葬，这是降低已成之君的规格。子般、子赤实际上是被弑杀的，隐讳的方式与已成之君相同。尚未安葬时，采用父亲在世时儿子称名的原则，子般、子野就是这样；已经安葬后不再称名，没有需要屈从的理由，子赤就是这样。这些都是鲁国史官遗留下来的法则，有些道理不需要孔子删改就已经明白了，这就是所谓史册书写的大体原则。《公羊传》、《谷梁传》不懂得这个道理，看到《春秋》中弑君而不记载葬礼的情况很多，却无法解释，于是编造说：“国君被弑而贼人未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认为没有臣子。”然而对于鲁桓公却记载了葬礼，这就理屈词穷，于是又改口说：“仇人在国外。”对于许悼公也记载了葬礼，又理屈词穷，于是又改口说：“这是君子赦免了贼人。”到了蔡景侯记载葬礼，就无话可说了。于是又有人解释说：“这是普遍指责天下的诸侯。”学者们习惯于听闻这些言辞精妙的说法，却没有人能辨别其中的错误。陈氏采纳了《左传》中“不成丧礼”的说法，却又错误地认为是修《春秋》的人不承认他们是君主，这样就连《左传》原本的意思也弄丢了。这是因为不知道有保存史册大体原则的意义。现在考证经传来寻求鲁国史册书写的方法，那么国内葬礼，完成了丧礼才记载，没有完成丧礼就不向诸侯通告，诸侯也不来参加丧礼，所以不记载。《左传》说：“改葬惠公，鲁公没有亲临，所以不记载。”“卫侯来参加葬礼，没有见到鲁公，也不记载。”大概鲁公回避不做丧礼的主持人，那么礼仪就不完备，都属于礼仪不完备而不记载的一类。国外记载丧事，以我方前往参加丧礼后才记载，或者对方没有完成丧礼而不来通告，或者来通告而我方不参加丧礼，都不记载。《左传》对于齐、晋、郑等国国君被弑而没有完成丧礼的情况，常常记录事实，如果得不到圣人的深意，就详细叙述其事迹，让学者自己去探求。古人用意深厚如此。礼仪规定诸侯五月安葬，太快则不能表达哀思，太慢则懈怠，考察时间月份，可以看出列国的丧礼情况。赵子常说：凡是诸侯去世，对方来通告而我方前往吊唁，就记载“不吊”。即使来通告，也不在杞国记载去世。德公、伯姬的事情，可以见到。伯姬是鲁国的女儿，难道有不来通告的吗？大概史书记载去世和安葬，是为了记录邦交关系的厚薄，考察礼仪的恭敬与怠慢，不仅仅是记录外部事务。但是齐国等以上的大国，鲁国大多恭敬供给，如果不是被杀害，没有不记载去世的，考察宋、晋、齐三国就可以知道。宋殇公与夷，是公子冯的仇人，闵公丧礼后，国家混乱，昭公杵臼，国人不服从，都遭遇弑杀而没有按照礼仪安葬，以至于齐国的懿公、庄公，晋国的厉公，那么诸侯不参加丧礼，无可怀疑。只有宋桓公御说去世不记载安葬，大概是因为迫于葵丘的盟会，来不及以礼仪对待诸侯，所以没有送葬。襄公军队战败身受重伤而去世，成公去世后国家混乱，都没有完备礼仪。周朝末年文饰繁多礼仪完备，如果有缺失，就不能以安葬日期通告诸侯。《礼记·坊记》说：子云说死亡是百姓的最后大事，我遵从周礼，以此来防范百姓，诸侯还有去世而不安葬的，说的是没有完成丧礼。因此诸侯不记载安葬，并非都是因为鲁国不参加丧礼，如果他们的国家安葬不符合礼仪，而不以安葬日期来通告，也没有理由前往参加丧礼。卿大夫共同主持安葬，从襄公开始。昭公三十年传记中郑国子太叔的话说：先王的制度，诸侯的丧礼，士人吊唁，大夫送葬，只有美好的聘问、三军的大事才派遣卿大夫。昭公三年传记又说：文公、襄公称霸时，国君去世，大夫吊唁，卿大夫共同办理安葬事务。然而考察当时的事迹，往往不同，难道霸业有盛衰，情谊有亲疏，事情有缓急，不能都相同吗？悼公的丧礼，郑国子西吊唁，子蟜送葬，这是大夫吊唁、卿大夫共同安葬的制度。鲁国安葬悼公没有派遣卿大夫，不是定制显然。少姜的丧礼，鲁君亲自吊唁，不接纳季孙氏前往送衣。郑国印段吊唁，游吉送葬，大概晋国已经将少姜的丧事通告诸侯，那么不得不前往，这是又按照当时君主的意思来行礼。顷公去世，郑国游吉吊唁并且送葬，一位卿大夫兼任两件事，晋国人虽然责问但不再追究，礼仪超过古制，既然有所增加，那么当时有所减损，终究不能作为定制。所以有重视丧礼而安葬的，鲁国正在讨伐齐国接纳公子纠，仍然不忘参加其安葬，如鲁庄公安葬齐襄公就是这样。有畏惧齐国而安葬的，齐景公即位，齐鲁关系恢复友好，齐国和邾子来朝见，所以开始参加其安葬，如鲁昭公参加邾悼公的丧礼就是这样。有畏惧晋国而安葬的。杞国自从桓公与晋国联姻以来，其去世多日才安葬，没有不参加丧礼的。那么鲁国人所以行礼，是看势力的高低而已。如鲁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安葬杞桓公以下六位国君就是这样。有畏惧楚国而安葬的，鲁宣公末年

译鲁国在宋国设防，开始同时侍奉晋国和楚国，因此从蔡文公之后，像蔡景公被子灵杀害、被楚国所杀，蔡昭公被贼人所杀，能够依礼安葬，是因为鲁国畏惧楚国，所以重视与楚国的盟国关系。比如鲁宣公、鲁襄公以下安葬蔡文公以下五位国君就是这样。有弑君而安葬的，国人忌讳弑君，既然已经以国君去世的消息通告诸侯，自然应该依礼完成安葬，比如齐阳生被记载安葬就是这样。有畏惧而不敢安葬的，卫国人攻打周王室，立子頺为国君，齐桓公没有闲暇去讨伐，鲁国曾经防备诸侯接纳卫惠公，但因为畏惧齐国而不敢防备安葬。鲁宣公三次与卫成公结盟，因为畏惧齐国而不敢再亲近卫国，比如鲁桓公不防备卫惠公的安葬，鲁宣公不防备卫成公的安葬就是这样。有受迫而不能安葬的，宋桓公御説去世，鲁国与宋国关系不疏远，但受葵丘之会的逼迫，不能尽礼，比如鲁僖公不送宋桓公安葬就是这样。有跟随其同类而不记载安葬的，国君在其国内，恰逢安葬之时，自然去防备安葬，既然已经记载在晋国，就不必再记载安葬，比如鲁成公十年，晋侯獳去世，鲁公在晋国，不记载安葬就是这样。有避讳其称号而不记载安葬的，蛮夷的国君僭越号称王，记载安葬该如何措辞，比如襄公二十九年，鲁公在楚国，五月才回来送葬，可以确定却不记载安葬就是这样。这是《春秋》记载安葬的体例。

译卿大夫去世

按照礼制，天子对三公、六卿，诸侯对大夫、士，都有丧服。国君对于卿大夫，在将要下葬时，到其家中吊唁；直到下葬前不吃肉，直到卒哭祭前不奏乐，这是因为有丧服在身。所以卿大夫去世，史官必定记载。然而《春秋传》说：“国君不参加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这不仅仅是记录臣子的丧事，还想要记录恤典的厚薄，以体现君臣始终的道义。所以当祭祀结束还有绎祭，撤去音乐必定记载，何况国君不参加小敛，那么恤典必定不完备，应该有记载来体现这一点。杜预说：“按照礼制，卿佐的丧事，小敛、大敛，国君都亲自参加。刚死时，情感最为深厚，所以以小敛为记载的标准。至于只参加大敛以及不参加小敛的，也都不记载日期。”鲁襄公五年冬十二月辛未日，季孙行父去世，《春秋传》说：“大夫入内小敛，国君在位。”这是国君参加小敛，所以记载日期的情况。然而公孙敖在齐国去世，已经断绝了卿的地位，却记载日期去世，这是因为惠叔毁在朝廷请求，感念儿子赦免父亲，虽然国君不参加小敛，但恩德实际过于优厚，所以记载日期。公子牙去世时，国君有病；叔孙婼、叔诣去世时，公孙在外；公孙婴齐在貍脤去世，都记载日期去世。礼制不要求人做做不到的事，因为他们有缘故，并非不想参加，所以都记载日期。大夫在境外去世就记载地点，在境内不记载地点。《春秋传》称季平子巡视东野，在房地去世，就是这种情况。现在考察《春秋》初期，政权不在大夫手中，所以恤典有厚薄之分，史官也能运用其法则。成公、襄公之后，大夫权重，国君恩德过于优厚，虽然有缘故不参加小敛，也与恩德浅薄者不同，所以一律记载日期，这是史官的变例。然而卿大夫去世，本来应当记载日期，成公、襄公以前大多不记载，是史官的失误。关于恤典厚薄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各种弑君

杜预说：弑君者将杀改为弑，是为了避开恶名，取的是逐渐显露之意。各国有的称名字弑君，有的称国名弑君，有的称人弑君，有的称盗弑君。啖助说：他国的大夫、公子必定书写名字，是为了记录罪行。称国名弑君，是为了指明大臣。不书写大夫，是因为国君无道。称人弑君，是为了指明卑贱之人，也是厌恶其国君。称盗弑君，凡是盗贼都是暗中行凶，或者出其不意，大多无法得知主谋。即使有主谋，那人地位卑微，不完全见于经书。赵子常说：凡是弑君的大夫不书写名字，是因为没有赐予族氏。公子、公孙不书写所属，是因为不见于大夫。虽然弑君者执掌国政，必定告知名字，是因为国家还有臣子，不全是逆贼的同党。《春秋》记载弑君三十六起：鲁国的公子翚弑隐公，庆父弑子般、闵公，襄仲弑恶之外，如隐公四年的卫州吁，桓公二年的宋督，庄公十二年的宋万，僖公九年、十年的奚齐、卓子，文公元年的商臣，文公十三年的齐舍，宣公十年的陈夏徴舒，成公十三年的曹负刍，襄公二十五年的齐崔杼，襄公二十六年的卫寗喜，襄公二十九年的吴阍，襄公三十年的蔡般。这十七起弑君，是真正的弑逆，罪不容辞，鲁国只是因为是本国而避讳罢了。其余的明确正其罪行，无所宽假，书法也已经著明。如果庄公八年齐襄公被弑，应当书写连称、管至父，却书写无知。宣公二年晋灵公被弑，应当书写赵穿，却书写赵盾。宣公四年郑灵公被弑，应当书写子公，却书写归生。昭公十三年楚灵王被弑，应当书写弃疾，却书写比。昭公十九年许悼公去世，应当书写侍疾无状，却书写弑。哀公四年蔡昭侯被弑，应当书写公孙翩，却书写盗杀。哀公六年齐孺子荼被弑，应当书写朱毛，却书写陈乞。这七起弑君书法不同，为什么呢？赵盾、许止书写弑君，是《公羊传》所说的，一个是为了显示忠臣的极致，一个是为了显示孝子的极致。苏子由说：这两者是为了教化，是对的。如果连称、管至父借无知之手弑杀襄公，朱毛借陈乞之手弑杀荼，罪有主谋，这两人不过是动手者罢了，其人微不足道，董氏所说的斗筲之人，不列入人数，就是这种情况。楚灵王被弑不书写公子弃疾而书写比，郑灵公被弑不书写子公而书写归生。杜预说：楚比胁迫立君，陈乞流泪，子家畏惧年老，都怀疑能免除罪责，所以《春秋》明确地书写他们。赵子常解释说：贵贱同弑则书写其贵者，贱者不足数。书写其贵者，贱者就不可逃避了。两贵同弑，则书写其从主者，不足言。书写其从主者，主者就不可推卸了。如果是贱者，就只书写盗罢了。然而蔡昭侯应当书写弑，却书写杀，又为什么呢？蔡昭侯被吴国逼迫，畏惧想要迁往吴国，自身没有大恶，难以书写国弑。公孙翩也是一时众怒，原本没有逆谋，也不是逐渐积累，两者都书写盗就足够了。文公十八年，齐懿公被弑，贼由邴歜、阎职，应当书写盗，却书写齐人。晋厉公被弑，贼由程滑，自然应当书写栾偃，现在书写晋而以国弑举，又为什么呢？懿公弑其君，舍罪逆未讨，俨然为君者四年，所以于歜职之弑，书写举齐人，好像说是通国人之所共弑。晋厉公奢侈，多宠幸外嬖，想要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多行无礼于国，国人皆欲甘心久矣，所以不称臣，是因为国君无道。文公十六年宋昭公的称呼，宋人。宣公二年莒庶其的称呼，

译莒襄公三十一年，莒国密州之难，莒国人弑君。昭公二十七年，吴国人弑其君僚。定公十三年，薛国人弑其君比。都称国名和“人”，为什么呢？宋昭公被弑，《左传》说昭公无道，而解说《春秋》体例的人众口一词地附和这种说法。宋昭公不过是得罪了祖母襄夫人罢了，然而襄夫人是牝鸡司晨的妇人，她的喜好厌恶哪里值得作为标准？荡意诸劝昭公何不前往诸侯国，昭公说不能去，他的大夫们甚至说连君主祖母以及国人、诸侯，谁肯接纳我？昭公毅然有申世子那样的风范，于是解说者又想归罪于公子鲍。公子鲍对国人讲礼节，散粮借贷，馈赠老人并侍奉公卿，不过是收买人心、沽名钓誉的人罢了。襄夫人因为公子鲍美艳想与他私通，而不可得，那么公子鲍的自守也有可取之处。这些宋国人，不过是受襄夫人指使的国人罢了，与记载“弑其君商人”的齐国人不同。《春秋》书法有文字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这类情况就是如此。莒庶其与莒密州，君主无道相同，废立相同，而弑君的事实不同。仆没有弑庶其，展舆确实弑了密州，看传文就可以明白。庶其确实是国人所弑，所以书国名；密州是被他的臣子所弑，所以用臣子的辞令而书“人”。吴国因为地远，而僚被弑称吴国；薛国因为国小，而比被弑称薛国；都可以略去而称国名。不然的话，吴光养士蓄谋，亲身实行弑逆，亲自作为弟弟，难道没有指名道姓的人吗？怎么可以赦免而不诛杀呢？杜预不知道这个义理，竟说“屡次作战使百姓疲敝，又伐楚防，所以吴光趁间而动，罪在僚身上”。这是支离破碎的谬论。襄公七年，郑僖公确实被子驷所弑，因为疟疾向朝廷报丧。郑伯髠顽到防地，没有会见诸侯。丙戌日，死在鄵地，而没有书“弑”。昭公元年，楚郏敖被令尹子围所弑，也因为疟疾向朝廷报丧。楚子麋死，而没有书“弑”。哀公十年，鲁公与吴子、邾、郯在鄎地攻打齐军。齐人弑悼公，因为疾病向军中报丧，以此取悦吴国。书齐侯阳生死，而没有书“弑”，这都是遵循告丧的说法。

译各类杀大夫（一）

五霸在葵丘会盟时说：“不要擅自杀害大夫”，那么杀害大夫是天子的事。《春秋》中记载杀大夫，不论有罪无罪，都加以讥讽。所以国内杀大夫就避讳而记载为“刺”，僖公二十八年的刺公子买，成公十六年的刺公子偃就是这样。赵氏说：凡是杀卿都记载，即使没有任命也记载；杀公子、公孙，即使不是卿也记载。国外杀大夫称国名和人名，讨伐叛乱称“人”，不在位的称“大夫”，篡位的公子去除族属、众人杀害称“人”。啖氏说：凡是其他国家杀公子而直呼君主的，是憎恶其君主；称“人”的，是讨罪的说法；称国名来杀的，是罪责连及上级；双方地位相等互相杀害的，是指出罪人的尊贵；称“盗”的，是指出罪人的卑贱。出逃后又回来被杀，不称“大夫”，因为官位已经断绝。诸侯大夫不记载名字而称国名死去的，又没有名字，是因为久远的事难以详查，沿用了旧有的文字。称“人”的，是表明死者无罪，又不是君主的意思而杀害他的人众多，不能写出名字，特意加上“人”字来区别。子常说：古时候诸侯大夫都是天子任命的，凡是卿大夫的案件，由大司寇依据国家法律判决，诸侯不得擅自杀害。所以君主杀臣子都记载为“杀其大夫”，以记录擅自杀害，而有罪无罪都写出名字，以表明臣子的礼节，显示恭敬顺从。《公羊传》称国名来杀的，是君主和大夫的说法。何氏说：凡是君主杀大夫以擅自杀害论处，记载其说法都是对的。只有左氏认为大夫不写名字是因为没有罪，而凡是写名字的都要寻求其罪来证实。像泄冶因直言被杀，公子爕因谋划离开楚国回归晋国被杀，都不能免于罪责。《家语》评论泄冶以微薄的身体，想要阻止一国的淫乱昏庸，死了却没有益处，可以说是狭隘，但不能称为仁。刘侍读也说：泄冶安于淫乱的朝廷，直到废坏男女的节操然后才进言，那么他跟随君主昏庸的事就多了。他评论人臣进退的大节是对的，然而《春秋》难道因为他因直言被杀而更加定罪，与悖乱的人同列吗？君主杀大夫无论有罪无罪都写出名字，是表明臣子的礼节。庄公、僖公时代，曹国、宋国杀其大夫不写名字，道义系于其官职，不系于其人。陈氏认为曹赤篡位而杀其大夫，所以不写名字，用来区别大夫被其君主杀害的情况。宋成公在僖公二十五年杀其大夫也不写名字，不知是什么人什么事。文公七年成公去世，昭公尚未即位，穆公、襄公的族人率领国人攻打成公，在公宫杀了公孙固、公孙郑，那么称“人”，是指穆公、襄公的族人。宋襄公夫人凭借戴氏的族人杀了襄公的孙子孔叔、公孙钟离以及大司马公子卬，都是昭公的党羽。那么称“人”的，是戴氏的族人；大夫司马，是公子卬。陈氏认为宋氏将要弑杀昭公而立鲍，那么他们所杀的必定是忠于昭公的人，所以都不写名字，用来区别讨伐叛乱。称“人”的，不也太琐碎了吗？又说：杀大夫去除族属的有三人，是成得臣、鬪宜申、荡山，都是讨伐符合其罪责。凡是讥讽擅自杀害，是说杀人不报告天子罢了。《春秋》记载“国杀大夫”二十二次，有杀人以取悦大国的，郑申侯、卫孔达、蔡公子驷就是这样。有军队战败而归罪的，晋先谷、楚公子侧就是这样。有强大家族互相倾轧的，晋二赵、三郤、齐高厚就是这样。有罪状不明显的，郑公子嘉、楚屈申就是这样。有因谗言被杀的，楚成熊、郤宛就是这样。有不按其罪责被杀的，晋里克、卫寗喜就是这样。其他都有可议论的地方，讥讽不止于擅自杀害。而以“国杀”记载的，如果传记中杀防郑的是郤芮，而晋侯因防郑的叛乱来报告，那么史官本来就以“国杀”记载了。或者是君臣同谋，或者是当权的臣子先意承旨，或者是接受命令而行事，都听从报告而记载。然而其中也有讨伐符合其罪责的，笔削的界限，可以不辩吗？城濮之战，子玉违抗命令导致军队失败，罪当讨伐。与共王在鄢陵亲自战败军队，而子反因子重的话而死，情况不同。子西因谋划弑杀穆王被诛，与成熊、郤宛因谗言被杀，情况不同。荡泽削弱公室，杀公子肥，华元因此离开国家；鱼石请求讨伐，反而让司徒、司城率领国人攻打荡氏，杀子山，这也可以与强大家族互相倾轧的用词相同吗？子常的说法如此，不是说三大夫都去除族属以示贬斥，而是说不然。《春秋》中杀大夫，除了三大夫之外，难道都是无罪而不去除族属吗？三大夫去除族属，大概也有原因。僖公二十八年，楚国杀其大夫得臣，楚国沦落为夷狄，这是开始记载大夫的时候。能记载大夫已是幸运，哪里计较其族属？昭公十二年记载成熊，赐族已在《春秋》末尾了。这时得臣大概没有赐族。文公十年，楚国杀其大夫宜申，宜申在城濮之战时因罪自缢，幸而不死，回国见楚王，让他做工尹，可知他没有赐族。如果成公十五年，传记明确记载荡泽削弱公室，杀公子肥。记载说：“宋国杀其大夫山，说背叛其族属。”去除族属来报告，宋国的原文如此，不是《春秋》删削的。

各类杀大夫（二）

赵氏又说：诸侯大夫称名和氏，被杀就称大夫，没有不写名字而以官职称呼的。因为公子鲍凶恶悖逆特别异常

译所以只称其官职，这是《春秋》特有的笔法。恐怕并非如此。《春秋》唯独在记载宋国时书写官职，宋国作为三恪（先代后裔），其公爵身份得以设置官职，像司空、司城这样的官职能通达天子吗？王樵说：查考如“晋人杀其大夫先都”、“晋人杀其大夫士縠及箕郑父”、“陈人杀其大夫公子过”，称“人”来杀大夫，只有这三处，其余都称国名。如果说是“宋人杀其大夫”，那又是泛指众人的辞令了，并非为了讨伐罪行。我怀疑这类记载起初并没有固定的义例，善恶各自依附于具体事件，不论是否有罪，只是用来显示列国擅自杀害大夫罢了。陈国人杀其公子御寇，陈国混乱无政，众人擅杀公子，不称世子，是因为没有向天子禀告誓约。如晋国杀其大夫里克，晋国杀其大夫阳处父，卫国杀其大夫宁喜，里克弑杀两位国君，阳处父怀有二心，宁喜废立国君如同摆弄棋子，并非无罪而被晋、卫两国所杀，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罪行，所以书法上称国名来杀，而不去掉“大夫”的称谓。这就是所谓的“罪累及上级”。此类情况很多，暂且列举这些例子即可。篡位的公子去掉所属称谓，如州吁、陈佗，不必多说了。公子瑕是秉承霸主之命被立为国君的，不同于其他篡位者，所以书写“元咺”并提及他，而不去掉他的所属称谓。陈国杀其大夫泄冶，是杀害无罪之人。没有比杀害谏臣更大的罪过了，为什么不指明其君？《春秋》的法度，只有杀害世子、母弟时才称君。我综合考察各种杀大夫的事例，斟酌情理，私下认为“罪累及上级”和“讨伐贼人”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国君杀人称国名，以国事杀人称国名，以公义杀人称国名，称国名的情况往往兼含善恶。如果称“人”来杀他，大概都是出于私心。襄公二十三年，陈国的庆氏兄弟开始谗害公子黄，后来又因为陈国叛乱，怎么能说是罪累及上级呢？当时陈侯到楚国申诉，跟随楚国围攻陈国而杀了庆氏兄弟，这是陈侯杀的，所以称国名。襄公三十年，郑国人杀良霄，是驷氏杀的，怎么能说是讨伐罪行的辞令？昭公二年，郑国杀其大夫公孙黑，子产派官吏列举他的罪行然后杀了他，这是以公法杀他，所以称国名。僖公十年，晋国杀其大夫里克，是因为里克说辞，所以称国名。文公六年，晋国杀其大夫阳处父，阳处父虽然死了，但由于贾季而侵犯官职的罪行，实在不可推卸，所以称国名。文公九年，晋国人杀其大夫先都，晋侯将要提拔箕郑父、先都，而让士縠、梁益耳统领中军，先克说：“狐氏、赵氏的功勋不可废弃。”箕郑等人派贼人杀了先克，晋国人杀了先都，这是赵盾等人所为，怎么能说是讨伐罪行的辞令？襄公二十年，蔡国杀其大夫公子爕，公子爕想带领蔡国归附晋国，这对国事并无妨害，而蔡国人杀了他，是一时畏惧退缩的私情，为什么书写“国”？昭公十四年，莒国杀其公子意恢，莒着丘公去世，国人想立庚舆，蒲余侯厌恶意恢而喜欢庚舆，于是杀了意恢，为什么书写“国”？昭公二十七年，楚国杀其大夫郤宛，子常听信费无极的谗言而杀了郤宛，为什么书写“国”？所以说：“罪累及上级，讨伐贼人的辞令。”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如果国家小而一概称“国”的，如蔡国；国家蛮夷而一概称“国”的，如楚国。小国、蛮夷之国略去细节是可以的。不然的话，公子爕被杀，是蔡国人杀的，为什么称“国”？楚国杀大夫的情况也很多，为什么都称“国”？固然知道是因为它们是小国、蛮夷之国而略去细节。至于称官职与否，也不以有罪无罪来判断。那郑国公孙黑的罪行也很大了，却仍然称大夫，为什么呢？晋国人杀栾盈，《左传》说：“不称大夫，是因为他从外面回来。”这就对了。

译【执】

左氏说：晋侯拘捕曹伯，是因为曹伯没有善待他的百姓。凡是国君对百姓不仁道，诸侯征讨并拘捕他，就记载为“某人执某侯”，否则就不这样记载。啖氏说：春秋时期以强凌弱，所以拘捕诸侯都称“人”，这是混乱的措辞。只有成公十五年，晋侯拘捕曹伯把他押送到京师，是因为曹伯篡位自立。《公羊传》说：称“侯”来拘捕“伯”，是代表霸主进行征讨。僖公二十一年，在盂地会盟，楚国拘捕宋公，这不是霸主征讨。为什么称“楚子”？况且春天在鹿上的会盟，不记载“宋人、齐人、楚人”吗？回答说：这是为了宋公的缘故。宋公不可以称“人”，所以楚君不可以不称“子”。如果这样，那么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僖公五年，晋人拘捕虞公，有同样在下位拘捕而称“人”的情况吗？大概是因为宋公拘捕滕子、使用鄫子的行为不仁道，楚国虽然是夷狄，不能说这是征讨，没有罪行，本来就和晋人偷袭的情况不同。况且那时晋国正被经文记载，尚未完全称“人”，这是惯例，又为什么不像以后那样？成公二十八年，晋人拘捕卫侯把他押送到京师，也称“人”吗？卫侯虽然倚仗楚国而不朝见，但听从元咺的诉讼，作为臣子拘捕国君，所以记载“晋人”来贬斥他这不是霸主征讨。至于宋公被拘捕，显然是与陈、蔡等六国在坛坫之上共同行事，况且又不是完全出于私人的征讨，所以又不能与晋人拘捕卫侯的情况相同。成公九年，晋人拘捕郑伯，郑伯既在蒲地接受晋国的命令，又接受楚国的贿赂，在邓地设防。郑国本来就有罪了。称“人”，杜氏认为晋国以郑伯对百姓无道为由告知诸侯，这是不对的。如果诸侯有蒙蔽实情来告知诸侯的，鲁国史官就相信他，那又何必依赖我们孔夫子的笔法呢？王经世说：郑国是小国，楚国用重金贿赂求取郑国，郑国怎能不在邓地防备楚国？随即就悔过而亲自朝见晋国，就应当原谅他不得已的心情而用礼节对待他可以吗？有以礼节来朝见反而遭受拘捕侮辱的吗？况且攻打他的国家，又杀他的使者，第二年又让卫国侵犯郑国，又防备诸侯攻打郑国，趁楚国不争夺而肆意暴虐没有止境，所以郑国甘心依附楚国来扰乱中原达二十年，不是这次拘捕引发的吗？怎能不记载“人”来贬斥呢？襄公十九年，晋人拘捕邾子。哀公四年，晋人拘捕戎蛮子赤把他押送给楚国。晋国不是霸主征讨，邾、戎也没有得罪百姓，两个小国不足以当得起晋侯，所以省略而称“人”。晋人拘捕虞公称“人”，是因为虞国略取晋国。晋人拘捕邾子、拘捕戎蛮子称“人”，是因为邾、戎略取晋国。杜氏说：晋国耻于为楚国拘捕诸侯，所以称“人”。以告知为名，说戎蛮子对百姓无道，这是不对的。楚国人已经攻克夷虎，于是谋划北方。这是楚人对戎蛮有必灭的趋势。况且楚国司马贩对士蔑说：“将通于少习以听命”，那么晋国的此举难道是不得已的吗？怜悯晋国的衰败可以，像胡氏的说法，认为京师是楚国而厌恶它，是不必要的。啖氏说：“凡是称‘行人’，是因为事情拘捕；不称‘行人’，是因为已经拘捕。”《谷梁传》说：“称‘人’来拘捕，是大夫拘捕有罪之人；称‘行人’来拘捕，是怨恨上达于君主。”这种说法都通顺。按“怨恨上达于君主”的说法，是说不是使者的罪过。妇人被拘捕有两种情况：哀姜用委婉的措辞而被征讨，罪过彰显；叔姬直书其事，而齐人的恶行显现。

【归】

《周官》说：凡是诸侯的狱讼，用邦典来判定。诸侯没有互相拘捕的道理。晋国虽然是盟主，如果所拘捕的国君罪行不当废黜，就不应该没有不被释放回归的。赵子常说：晋文公继承齐桓公的事业，以大义匡正中原，将要解除宋国的围困，而曹、卫两国固守跟随楚国，晋军攻打曹国城门，曹国人不服，所以进入曹国拘捕曹伯交给宋国人，向卫国借道，卫国人不允许。不久楚军战败，卫侯害怕，出逃到楚国，派元咺奉叔武来接受盟约。晋国恢复卫侯的地位，是因为践土的盟约。卫侯回国后作为前驱，杀了叔武，这是不依赖这个盟约了。所以在温地会盟，拘捕卫侯把他押送到京师，那么两位国君挟持荆楚背叛中原，他们的罪行已经显著，而卫侯废黜霸主之命，杀害代理国君的弟弟，接受盟约的人更是严重。晋侯都不能用王法公正地废黜他们，另立贤君，来向天下显示教戒，反而听从巫史的话释放曹伯，又收取贿赂让卫侯回国。他们的战功虽然显赫，但大义不明，所以两位国君都记载“归”，以显示他们的罪行应当废黜，而霸主因私情释放了他们。春秋时代，篡夺者无所顾忌，即使是齐、晋强盛的时候，还不能征讨。曹负刍杀了他的太子而自立，诸侯请求征讨他。晋厉公在戚地会盟诸侯，拘捕曹伯押送到京师。如果厉公能向天子请示，征讨负刍篡逆的罪行，诛杀他以谢诸侯，而立子臧为国君，那么大义就确立了。却在会盟之后拘捕他，又押送到京师之后释放他，所以记载他的“归”，显示厉公释放有罪之人，连累了京师。至于“归”和“入”的意义，各家说法纷纷。左氏说：凡是离开他的国家，逆理而立他叫“入”，恢复他的地位叫“复”，归还诸侯接纳他叫“归”。因厌恶而叫“入”。孔氏说：《释例》说：凡是离开他的国家，通称为君臣及公

译子母弟也。国逆而立之，本无位则称“入”，本有位则称“复”“归”。齐小白入于齐，无位也；卫侯郑复归于卫，复其位也。诸侯纳之，有位无位皆曰“归”，卫孙林父、蔡季是也。身为戎首则曰“复入”，晋栾盈是也。公羊氏曰：曷为或言“复归”？者出恶，归无恶；“复入”者出无恶，入有恶；“入”者出入恶；“归”者出入无恶。谷梁氏曰：“归”易辞也。范氏曰：传例曰：“归”为善，自某归次之。此传曰：“归”易辞也，则“归”有二义，善者谓之“归”，易者亦谓之“归”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归”，以恶曰“入”。胡氏曰：春秋书归有二义，一易辞，一顺辞也。其书入亦有二义，一难辞，一逆辞也。王樵氏曰：书归者八：郑突、曹赤皆夺正；卫侯郑杀叔武见讨，伯主出入皆无善状；蔡、庐、陈、吴、邾、益皆见复于灭亡之余；赵鞅叛而反国，公孟彄、蒯聩之党叛蒯聩而从辄。自某归于某者六：蔡季、陈黄、宋华元为善辞；卫孙林父、楚公子比为恶辞；曹伯负刍为幸词。书复归者五，来归者一：郑世子忽无讥，卫侯郑、卫侯衎二人一律也，有讥卫元咺恶之也，曹伯襄闵之也，又陋之也，季子宜之也。书入者十二。李亷曰：诸侯入国例七。许叔宜复国而不得其道，故书字。书入齐小白、阳生、莒去疾可以有国而无君父之命，故虽以国氏不书公子而书入。郑突、卫朔失正乱伦，已失国而又求入，春秋以其逆也，故书爵书名。书入独卫献入夷仪，春秋俟其改过也，故书爵书人而不名。胡氏于许叔、小白、去疾皆曰难辞，则阳生、卫献亦可入此例；于卫朔曰逆辞，则郑突亦可入此例。公羊注以为许叔本小国，春秋前失爵在字例，入者出入皆恶明当诛，是葢不知入许之本末而妄为此説也。左氏归入例亦多不合。又曰：春秋书纳者七，皆不当纳也。纠不书公子与捷菑同，公之伐战与晋之弗克纳同。纠防菑以庶孽书纳，蒯聩以世子亦书纳。蒯聩无亲之大罪也，蒯聩得书世子而紏防菑不书公子者，书世子以着灵公之失也。楚之纳顿子与公孙宁、仪行父，齐之纳北燕伯皆内弗受之辞也。郜鼎同此义，此皆前人归入之大例，然按之亦多不通。左氏曰：诸侯逆而立之曰入。孔氏曰：本无位则称入。郑突、卫朔不有位乎？复其位曰复归，卫元咺之位又何足援乎？公羊曰：复归者出恶，归无恶。王樵氏曰：公羊以郑忽之复归为复郑，则其出也正，以祭仲受脇而废正立不正耳，出何恶乎？以突为夺正，则出入皆恶。又安得以言归为善乎？葢缘误以祭仲为知权，故以突之书归为顺。祭仲，是突本有恶，圣人特欲顺祭仲行权，而从无恶之书也，有是理乎？复入者，出无恶，入有恶，则栾盈之出为无恶乎？入者，出入恶，则小白出以逃难，入以有奉，安见其恶乎？归者，出入无恶，则赵鞅归晋，其出也以叛，可谓无恶乎？谷梁曰：「归，易辞也。」郑突入栎，囊身潜出，不亦难乎？以胡氏之例言之，诸入固有难者，逆者，许叔流离在外国，人望之久矣，乗便入国，可谓之难且逆乎？诸归固有易者，顺者，郑突、曹赤皆夺正，可谓易且顺乎？至复入之例，诸家皆以为大恶，葢因复入之人而目呼之耳。彭城，宋地，鱼石入之，栾盈，晋人还入晋地，故书曰「复」。葢其成叛繇于复入，而非复入足为叛也。予故为之説曰：直至其所曰「入」，明征其返；曰「归」，失位以出；曰「复」，归蓦还旧地；曰「复入」，有奉而来；曰「自」，因人而入；曰「纳」，此六言者，夫人徃来措辞之常，无所褒贬也。其褒贬者，存其本事而善恶自见耳。独还复之説，陆氏最妥，其曰：「公羊云：『还，善词也。』比复为善也。谷梁云：『还者事未毕，复者事毕。』文正倒也，当为『还者事毕，复者事未毕』。师还，公还，自晋归，父还，自晋，士匄闻齐侯卒，乃还，皆不当更还，又并合礼，故曰『还，事毕也』，善辞也。公如晋，至河乃复；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仲遂至黄乃复

译，都还没有做完就返回了。」

译戎狄

西周末年，王室纲纪松弛，戎人势力日益向东扩张，戎狄相继成为中原地区的祸患，几乎贯穿了整个春秋时期。如果不是齐、晋两位霸主，天下几乎就要沦为夷狄的统治了。孔子之所以感叹“如果没有管仲”，正是为此。戎人自从隐公二年与鲁国在防地结盟后，就已经不安于蛮夷的身份，产生了参与中原礼仪交往的念头。庄公二十年，齐国攻打戎人；到了二十四年，戎人侵犯曹国，攻入其都城，驱逐其国君，气势极为猖獗。山戎是戎人的同族。庄公三十年，齐国攻打山戎，是为了铲除戎人的党羽。特别记载山戎，必定不是之前的那个戎人。庄公二十六年，鲁公攻打戎人；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人的防地。这大概是《春秋》对齐桓公抵御夷狄、匡正天下的特别笔法。左丘明不明事理，随意用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的常理来评判。当时两位霸主尚未兴起，天下尚不知尊崇周王室，怎么能责备齐桓公向天子进献？即使齐桓公向天子进献而没有告知鲁国，鲁国又怎么能记载呢？看宣公十六年，晋国派赵同向周王室进献狄人俘虏，这本是最应当记载的，也因为未告知鲁国而没有记载，由此可见。况且《春秋》本来就是鲁国的史书，孔子借鲁国来彰显一王之法，系连天下大事，深深庆幸有这一进献之事，以彰显尊王攘夷的功业，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庄公二十六年，记载鲁公攻打戎人；而三十一年就记载齐侯来献戎防，那么在这三四年间，鲁国与齐国形成犄角之势以成就戎防之功，且显示我们鲁国辅助霸主的努力，也不浅薄。得到这一防地，戎人的祸患就消除了。到了僖公十年，齐桓公会同许男攻打北戎，大概是彻底消灭了残余势力，已经没有大害了。僖公三十二年的姜戎，文公八年的雒戎，宣公三年的陆浑之戎，成公元年的茅戎，不过寥寥数条记载。而襄公四年的《左传》记载，晋悼公采用魏绛和戎的五利策略，与诸戎结盟，修治民事，按时耕作。十一年，晋悼公对魏绛说：“你教导我与诸戎和好以匡正中华。”八年之中，九次会合诸侯，用金石之乐赏赐魏绛。到了昭公十六年、十七年，戎蛮子被楚国诱杀，陆浑之戎最终被晋国所灭。哀公四年，晋国甚至将戎蛮子赤抓回献给楚国。这是《春秋》治理戎人的始末。而在《春秋》中造成祸患的，狄人尤其猖獗。大概自从齐国献出戎防之后，次年狄人攻打邢国，狄人开始出现在经文中。攻入邢国，攻入卫国，攻打晋国，灭掉温国，侵犯郑国，何止是戎人侵犯曹国那样？齐桓公抵御狄人，似乎对戎人有余力而对狄人不足，但能使邢国迁都如归，卫国忘记亡国之痛，一两个亲近的边防不至于像蓼、六、忽诸那样被灭，那么齐桓公两次救援的功劳，又怎么可以抹杀呢？到了僖公十八年，齐桓公去世，五公子内乱，狄人敢于救援齐国，竟然充当干戈护卫，二十年还与齐国结盟，俨然行中原礼仪。自此以后，狄人攻打郑国、侵犯齐国，逼迫卫国迁都帝丘，而狄人的横行更加不可制约了。晋文公最后接受霸主之命，在位七年，抵御楚国尚且来不及，他逼迫卫国迁都帝丘，政令在文公去世的前一年，虽然文公死后一年，晋人在箕地打败狄人，不是文公亲身处理的事，但固然不能说没有遗策。其余灵公等人就不一样了，狄人危害中原已经四十年了。如果有一箭射中狄人的头盔，《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呢？十三年后，即文公十一年，我国鲁国有叔孙得臣打败咸狄之事，叔孙得臣俘获狄人侨如，以此命令宣伯，而《左传》对鄋瞒四子的始末记载详尽，《谷梁传》夸大其放荡不羁，可见狄人并非弱小。传言长狄，而经文只说狄，那么长狄就是之前的狄人可知，不然也是狄人中杰出者，能代表整个狄人势力的。孔子记载此事，完全是将抵御狄人的功劳归于鲁国。大概叔孙得臣打败狄人后，直到十三年，只记载狄人侵犯卫国一条，而此后宣公三年、四年记载赤狄，八年记载白狄，那么狄人的势力就分裂了。狄人势力之所以分裂，叔孙得臣一次打败狄人的功劳不可诬蔑。叔孙得臣打败狄人之后，随即记载赤狄、白狄，那么孔子将抵御狄人的功劳归于鲁国更加不可诬蔑。狄人分散而赤狄兴盛，八年晋国军队联合白狄攻打秦国，《左传》记载晋国与狄人讲和，十一年晋侯在攅函防备狄人，大概是结交白狄以制约赤狄。于是赤狄果然孤立，而宣公十五年、十六年赤狄就有路氏、甲氏被灭，《春秋》抵御狄人的功劳至此看到成效。当时，晋侯向天子进献俘虏，桓子拥有千室，士防穿着黻冕，二三子位列孤卿接受厚赏，天下不再有赤狄的祸患了。到了成公三年，晋国攻打廧咎如，那是赤狄的别种。赤狄既灭，晋国对白狄也没有依赖，对待必定衰微，白狄也知道晋国欺骗我。于是成公九年，白狄会同秦人攻打晋国，而晋国就打败了他们。十二年，晋人在交刚打败狄人。昭公元年，晋国荀吴率领军队在大卤打败狄人，传言无终群狄，而白狄也衰落了。自此狄人竟然不再出现在经文中，这是晋国治理戎人用和，治理狄人用战，方法不同。白狄的别种为鲜虞，遂成一国，晋国卧榻之侧，怎么能容忍这个呢？借道鲜虞以攻打肥国，灭掉肥国，而昭公十三年就有鲜虞的攻打，从此十五年、定四年、五年、哀六年。攻打鲜虞的，又四次出现在经文中。鲜虞最终不可灭，而改称中山，在战国时期争雄。晋国且先灭亡，鲜虞才亡。这是《春秋》治理狄人的始末。《春秋》一书，义理没有比尊王攘夷更大的，而所抵御的有三：戎、狄、楚。桓公以后，戎人曾经成为诸侯的祸患，到了庄公而其势力

译稍衰。狄人继续危害邢、卫等诸侯国，齐桓公、晋文公先后加以治理。等到宣公、成公之后，狄人的势力也变弱了。只有楚国，在整个《春秋》时代，为患时间最长。然而“彼哉”这一句话，孔子本来就没有称颂过诛杀它。《左传》对于尊王攘夷的大义，全然不知反省。后来的儒者如陆淳、赵匡等人，也只是随声附和地说：“孔子作《春秋》，怎样尊崇周王室，怎样排斥夷狄。”其实对于圣人真正的匡正济世之道，都不能一一指出，却只在讨伐鲜虞时说是“开启疆界”，讨伐潞子时说是“残害幼小”，这哪里符合大义呢！

译世间的变局

齐桓公初次主持盟会，是在鲁庄公十六年于幽地结盟的时候。五霸中齐桓公的鼎盛时期，则是在鲁僖公九年于葵丘结盟的时候。晋国不再主持盟会而齐国再次主持诸侯盟会，则是在鲁昭公二十六年齐景公于鄟陵结盟的时候。晋国初次在《春秋》经文中出现，是在鲁僖公二年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掉下阳的时候。楚国初次在《春秋》经文中出现，是在鲁庄公十年荆国在莘地打败蔡国军队的时候。楚国欺凌中原各国，是在鲁庄公十六年荆国攻打郑国的时候。荆国与鲁国交往，是在鲁庄公二十三年荆国使者来聘问的时候。荆国改称为楚，是在鲁僖公元年楚人攻打郑国的时候。楚国初次与中原各国结盟，是在鲁僖公十九年陈、蔡、楚、郑在齐国结盟的时候。楚国的大夫初次在《春秋》经文中出现，是在鲁僖公二十一年楚人派宜申来进献防邑的时候。楚国的君臣初次在《春秋》经文中出现，是在鲁文公九年楚子派椒来聘问的时候。初次给予楚国霸主地位，是在鲁宣公十一年楚国与陈侯、郑伯在辰陵结盟的时候。楚国的大夫有了氏族名称，是在鲁成公二年鲁公在蜀地会见楚国公子婴齐的时候。楚国与中原各国地位相当，也是从鲁成公二年蜀地之盟开始，十二个国家以楚人为首。晋国和楚国共同主持中原盟会，是在鲁襄公二十七年晋国的士豹及八国的大夫在宋国结盟的时候。诸侯纷纷朝见楚国，是在鲁襄公二十八年鲁公前往楚国的时候。楚国专门召集大夫，是在鲁昭公四年十二国大夫在申地结盟的时候。楚国此后再次被称为“人”，是在鲁昭公十七年楚人与吴国在长岸交战的时候。秦国初次在《春秋》经文中出现，是在鲁僖公十五年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的时候。秦国的君臣初次在《春秋》经文中出现，是在鲁文公十二年秦伯派术来聘问的时候。秦国此后不再与晋国交战，是在鲁襄公十四年晋国的荀偃率领十三国军队被讨伐的时候。越国初次在《春秋》经文中出现，是在鲁昭公五年越国帮助楚人攻打吴国的时候。吴国初次在《春秋》经文中出现，是在鲁成公七年吴国攻入州来的时候。吴国与诸侯结盟，是在鲁襄公五年晋国、宋国等列国在戚地结盟的时候。自从鲁隐公以来，齐国攻打鲁国都只书写“人”，如果国君亲自率领军队则书写国君，是在鲁文公十五年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的时候。如果大夫率领军队则书写大夫，是在鲁襄公十七年齐国高厚率领军队攻打我国北部边境的时候。自从鲁成公二年袁娄之盟以来，齐国世代服从晋国而开始背叛它，是在鲁襄公二十三年齐侯攻打卫国，随即攻打晋国的时候。郑国背叛晋国，是在鲁定公七年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的时候。卫国背叛晋国，也是从鲁定公七年齐侯、卫侯在沙地结盟开始。鲁国也背叛晋国，是在鲁定公十年与齐国讲和的时候。自从鲁襄公二十三年叔孙豹率领军队救援晋国之后，晋国和楚国互相救援而不被记载的有六十年，直到鲁哀公七年才记载郑国的驷〇救援曹国，鲁哀公十年才记载吴国救援陈国，中原没有霸主，而诸侯自行互相救援。诸侯自行互相救援，尚且可以说得通；用吴国来救援陈国，就说不通了。让大夫去会见诸侯，是在鲁文公元年，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的时候。让大夫与诸侯结盟，是在鲁文公二年，公孙敖与宋公、陈侯、郑伯、晋国的士縠在垂陇结盟的时候。因此记载了士縠，此后凡是军事行动都记载大夫。大夫专权率领军队，是在鲁文公三年，晋国的阳处父率领军队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的时候。因此记载了处父，此后凡是率领军队都记载大夫，必定是贬低之后才由人自行担任。鲁宣公之后，征伐之事越来越多由大夫主导，所以自从鲁宣公十八年鲁公攻打杞国之后，凡是征伐都不再记载国君。卫国记载大夫率领军队，是在鲁成公二年，卫国的孙良夫率领军队与齐国在新筑交战的时候。派遣上宾，是旧有的法则。鲁文公十八年，记载公子遂、叔孙得臣前往齐国，而大夫同时出使，不再有副使了。将领称元帅，是旧有的法则。自从鲁成公二年，记载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而四位卿同时担任将领，不再有副将了。大夫自行主持会见，是在鲁成公十五年，叔孙侨如在钟离会见吴国的时候。虽然因为句吴的缘故，不屑于与之会见，然而会见已经由大夫专权了。大夫自行主持结盟，是在鲁襄公三年，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以及袁侨结盟的时候。虽然因为袁侨的缘故，不与同盟，然而结盟已经由大夫更加专权了。国君都在场，大夫竟然自行结盟，虽然结盟不是尊贵者的事情，命令大夫结盟也未尝不可，但君权颠倒，大权旁落，至此君臣的体制已不可再问了。大概鲁襄公十四年春正月，在向地结盟，是十四国的大夫。夏四月，在伐秦地结盟，是七国的大夫。冬在戚地结盟，是七国的大夫。三次结盟都是国家大事，而大夫都专权处理，难道是因为晋悼公将终，厌倦政事而不振作吗？那么晋平公初立，怎能没有溴梁之事呢？大夫背叛国君，是在鲁襄公二十六年，卫国的孙林父进入戚地以背叛的时候。鲁国自从攻打杞国之后，不记载国君的有八十年，不习惯侯犯，阳虎等人兴起，而政权不在大夫手中，再次记载国君，是在鲁宣公六年，鲁公侵犯郑国的时候。大夫专权结盟，既然从鲁文公二年与士縠在垂陇结盟开始，那么鲁桓公十一年柔在折地会见宋公结盟的，是怎么回事？大夫专权率领军队，既然从鲁文公三年阳处父率领军队救援江国开始，那么鲁隐公十年翚率领军队在齐人、郑人攻打宋国时防备的，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我们鲁国已经开了先兆吗？却唯独责怪晋国？然而所厌恶的专权结盟、专权率领军队，大概是因为大夫作为主导者。如果鲁桓公十一年的折地之盟，宋公作为主导者而柔跟随他；鲁隐公十年的攻打宋国，齐国作为主导者而翚跟随他。并不是柔自行结盟，而是翚自行攻打。况且在我们鲁国，不能书写“鲁人”的辞令，不得不书写柔、书写翚。王室的臣子对于诸侯，会见不必特别区分，而结盟特别区分；结盟于小臣，不必特别区分，而大臣特别区分。鲁庄公十四年，单伯在

译侯、宋公、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这种情形不必特别区分。僖公八年，在洮地结盟，王人与诸侯一同结盟，这种情形不必特别区分小臣。僖公九年，在葵丘会盟，宰周公不参与结盟，这是大臣的特殊情况。齐桓公尊崇周王室并确立法度，必定没有僭越礼制的事情，这三次会盟，是王臣参与结盟的定例。到了襄公二年，单子与晋、宋等诸侯国在鸡泽结盟；昭公十三年，刘子与晋、齐等诸侯国在平丘共同结盟，那么王室大臣争相掌握权力了。春秋初期，王室的纲纪尚且振作。桓公五年，蔡人、卫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尚且有体制。到了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援卫国，诸侯不仅没有跟随周王，反而帮助卫朔与天子对抗。至于齐桓公作为霸主之首，在于尊崇周王室。庄公十四年，与陈、曹讨伐宋国，向周王室请求出兵，史书记载为“单伯会师讨伐宋国”，立言有法度，王室也非常威严庄重。到了成公十六年，公与尹子、晋侯、齐国佐、邾人讨伐郑国；十七年，公与单子、晋侯讨伐郑国，那么天朝的卿佐也参与持戈作战了。这都是世道变迁造成的。

译名称一

陆氏说：古代一个字不能构成文辞，言辞都用“氏”字来搭配。姜氏、子氏，是用“氏”来搭配姓。季氏、臧氏，是用“氏”来搭配族。哭于赐氏，是用“氏”来搭配名。仲氏、吹箎，又不念伯氏之言，是用“氏”来搭配字。灭赤狄潞氏，是用“氏”来搭配国。母氏圣善，是用“氏”来搭配亲属。那么概括来说，都可以说“氏”；分别来说，单独说“氏”的，都是指族。姓则百代不变，而且公子的儿子，惯例用谥号搭配“氏”：僖伯、文伯、宣叔、襄仲之类，后代的子孙就沿袭用他们的字作为氏，以示来源不乱，这就是所谓的“别子为祖”。其余的则有的以官职，有的以封邑作为氏族，用来自我区别。所有这些都像近代的论房一样。又说：男子都用“氏”搭配名，华元、士燮、高固之类，不提及他们的姓；妇人则称姓，姬、姜之类，《礼》说：“男子称名，妇人称姓”，就是这样。公子、公孙以子孙为氏，表明与君主一体，以区别于众臣。不以国为氏的，是与君主不同。曾孙以下，离君主稍远，就可以书写他们的氏了。又说：儿子出生三个月，父亲给他命名；二十岁行冠礼，尊敬他的名而确立他的字；五十岁成为大夫，就又尊敬他的字而称呼伯仲。凡是称呼他的字，必定在上面加上“子”字，“子美”是美称，而且便于言辞。“子突”、“子哀”就是这样。宋国的孔父，因为“子”是他的姓，不能说“子孔”，所以叫“孔父”。“父美”是美称，加上它也是便于言辞。古代也有名中带“父”的，如孙林父、胥甲父之类，而没有用“子”字命名的，因为“子”是搭配字的美称，所以避开它。“父”本来不是搭配字的言辞，所以可以作为名。

名称二

凡是王世子不称名，王子称字，必定被杀。如果互相残杀而后称名。佞夫因为被杀，称名子朝以争夺立位，称名非是不称名。天子的三公称公，曾经担任三公而有土地为畿内诸侯的，也称公，都用他们的土地搭配“公”字来说，周公、祭公就是如此。天子的卿大夫有被封为畿内诸侯的，都称子，殷代的制度就是这样，箕子、微子就是如此。周代沿袭它，所以王臣称子的，都是畿内诸侯，刘子、单子就是如此。凡是王朝大夫没有爵位的称字，南季、仍叔就是如此。传中称内史叔服，内史在周礼中是中大夫，吴氏说：王朝中下大夫四命没有封邑的，用字搭配氏，上士、中士称名，宰咺就是如此。下士称人，王子在防地未安葬时的称呼，与诸侯相同，昭公二十二年记载“王子猛卒”，虽然已经安葬但未到安葬的节期就是如此。那么居皇、入王城、王下都应当称子称名，现在只称名不称子，与下文不同的，是表明他应当立位与子朝区别，特意去掉“子”字，这是孔夫子深意所在。苏子繇说：猛既然称王猛了，在他去世时称“王子猛”为什么呢？《春秋》书名严于卒葬，在他去世时不得不正其本名，所谓非薨非葬，名有所不必尽。诸侯只有宋国称公，其余称侯、伯、子、男四等，各自随本爵位书写，只有安葬时称公，表明这不是王的谥号。吴、楚僭越称王，生前按本爵位书写，安葬则不书写，传所说的避开其称号就是如此。凡是诸侯在国内生前称公，安葬称“我君”；在国外生前称爵位，去世称爵位称名，安葬则举谥称公，必定被弑然后称其君，如果是阉人弑杀则不称其君。凡是嗣子未安葬称名，安葬后称子，在防地称子以师行称爵位，出外称子，只有施行于盟防、行师称爵位。出奔称名，即使在防地也称名。君主被戕害、国家灭亡、被执押归国称世子。凡是诸侯不生前称名，去国辩二君名，被接纳不称名，复国继绝称名。小国之君来朝详细称名，附庸之君称名，大的称字。凡是诸侯朝防降爵，成礼记录其实，诸侯世子来奔，逆以诸侯之礼书爵，郕伯来奔就是如此。诸侯之弟摄位受盟称子，卫叔武就是如此。附庸世子摄君来朝称人，邾牟、葛就是如此。凡是畿内诸侯去世不称爵位，安葬则举谥称公，同诸侯如安葬刘文公就是如此。凡是公子、公孙为卿书属。公子益师，公子买就是如此。非卿称名，州吁、无知就是如此。摄卿称名，无骇、翚之类。荀林父说：“摄卿以往可也。”隐公不爵命大夫，用摄礼也。这三例不必然。继故称名，卫、晋就是如此。争国称名，篡立未防诸侯称名。杀之虽非卿称公子，诸杀公子不言大夫就是如此。在位被杀，书其大夫，君臣之辞。书属与氏同也。外杀若放，不言大夫。其君薨未葬，称子；既葬称爵，以葬为断，不以日月。请更详之。如僖公七年冬，葬曹昭公；而八年春，洮之盟称曹伯。僖公九年，宋桓公未葬，而夏葵丘之防称宋子。可见其不合例者有二。桓公十二年十一月，卫宣公卒未葬；而十三年二月之战称卫侯。説者曰

译穿着黑色丧服去从事军事行动，武事需要威严，所以用爵位来称呼他。在防地结盟时则不这样。僖公二十五年，卫文公已经下葬，但冬十一月在洮地的盟会中仍然称他为“卫子”。难道是因为下葬的时间还不远，卫子还没有以爵位行事吗？卫宣公虽然没有下葬，但已经过了周年；卫文公虽然已经下葬，但还没过周年。大概又是以是否过周年作为重要标准。成公十八年春天，晋国杀了他们的国君州蒲；夏天，鲁公从晋国回来。晋侯派士匄来聘问，不称他为“子”。大概是因为晋国杀害厉公时，就将其葬在翼城东门之外，只用了一辆车安葬，没有完成葬礼，国人不用对待国君父亲的礼仪来对待他罢了。

译名称三

凡是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公孙的儿子，被赐予族姓，称为氏。如果公孙是兄长的后嗣，去世后称族。凡是担任大夫而晋升为卿的，二命、三命都称氏和名。旧说认为大夫三命书氏，二命书名，一命书人。查考传文中说叔孙昭子三命，超越了他的父兄，那么叔孙豹就是二命。叔孙豹二命却书氏，那么说二命书名的说法，就是错误的。小国的卿是二命，但如果不是与我们国家交往，就不记载。如果与我们国家交往，即使不是卿也记载名。那么说一命书人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吴、楚都是子爵，但他们的臣子却书氏名，与中原公侯的大夫相同。当时的书法，难道都依据周礼的命数作为标准吗？左氏所说的卿大夫的等级，与周礼相合。公羊、谷梁只是根据经文来说。书名的，是世代为大夫的人；书人的，是通称为地位卑微的人，没有赐予族姓，像名挟、柔、溺之类的人。啖氏认为不请命就不书族，这是不对的。东迁后的诸侯尚且不请命，何况大夫呢？受天子之命，称字。孔父、女叔、祭仲、单伯就是这样。《家语》说：“孔父出生时赐予的号，女叔来聘问，谷梁传记载了他的名。”这是天子任命的大夫。外国的卿因事而来，如果不见国君就不书其名。仲孙高子不以使者的礼节见国君，礼仪上没有归属。主盟的如果不是卿，称氏名。成公二年，晋国的司空不是卿，传中称司空亚旅，都接受一命的服饰，知道他们不是卿。内大夫如果不是卿，只记载其事；外大夫如果不是卿，称人。如宋人盟于宿、郑人序于邾、人下者，都是他们的下大夫。小国的卿称人，必定是被杀或被讨伐，然后才书其大夫。已经断绝关系或被讨伐的，不称其大夫。栾盈、良霄之类，被盗杀不称其大夫，被杀而书大夫的很多。辞大夫，既然去世就不书名，原仲、夷伯就是这样。文公十四年，公孙敖死在外面，不书大夫，是因为爵位断绝了。凡是诸侯子弟称公子而以氏相称的，有两种情况：曾受王命为卿的，以公子为氏，公子庆父之类就是这样。此外则是被杀的人，即使不是卿也书公子，重视骨肉亲情，所以不称大夫而直接称公子。陈人杀公子御寇就是这样。那些不称公子而以国名带名的，称为国氏，也有两种情况：国君自己任命为卿的，称国名为氏，莒庆之类就是这样。那些篡位弑君以及被国人拥立的，即使不是国君任命的卿，也以国名为氏，齐无知、卫晋、郑突、曹赤之类就是这样。公羊所说的国氏就是这样。然而各国的公子不称其国名，怎么区别呢？国氏的说法，也不确实。鲁、宋、齐、晋、卫、蔡、陈、郑八国的卿，自从齐桓公称霸后，无不称族；其他国家则不是。公羊、谷梁说“曹、莒无大夫，是没有受命的大夫”。旧说认为没有国君的命令，如果没有国君的命令，怎么能成为大夫呢？按礼制，诸侯的卿都受命于天子。平王东迁后，诸侯的卿不再请命，所以隐公、桓公以及庄公初年，很少有书族的。等到齐桓公称霸后，列国很多，凡是排列班次，未受命的在已受命的下面，所以这些国家都能请赐族姓。那些不能得到的，只是小国不能自行通达而已。整个春秋时期，秦国虽然是大国，很少参加列国盟会，所以也不请命。楚国既然僭越称王，当然应当不请命。等到公子婴齐进入中原盟会，春秋记载他，等同于列国受命的卿，难道他能向周天子请命，借此与各国争长吗？还是自己做的呢？不能断定。自婴齐之后，楚国的卿也书族了。已受命的则通达于各国，所以书族、书名；未受命的只说“某人”，意思是“只是某国的人”罢了，等同于众大夫及庶士。像这样，是为了重视王命，尊崇周室。大国的卿不超过三人，当时多有僭越超过这个数目的，很多，都不合礼。鲁国的卿即使未受命，也书其名，是为了详细记载内事，无骇、翚、溺就是这样。其他国家未受命的卿不书，既然没有王命，就不通达于其他国家。来鲁国以及事情牵连鲁国的，都书其名，是为了详细记载内事，纪履緰、郑宛、莒挐、楚宜申、莒庆、秦术、吴札之类就是这样。

名称四

春秋自文公以前，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以大夫身份出现的很多，称人的文公以后，政权在大夫手中，无不书其名了。所以在书人的时候称名，必定有特殊的含义，应当寻求他书名的原因；在书名的时候书人，必定有特殊的含义，应当寻求他书人的原因。观察他的原因，那么春秋时的义理就明白一半了。文公以前，大夫都称人，但隐公二年的无骇，隐公四年的翚，桓公十一年的柔，庄公二年的庆父，庄公三年的溺，僖公元年，僖公三年的友，僖公十五年的公孙敖，僖公三十三年的公子遂，鲁国无不书名的。春秋详细记载内事，所以与外事不同。况且我们是鲁国的史官，不能称鲁人，他们因事到他国，各有始末，不得不书其名。如果闵公元年的齐仲孙，闵公二年的齐高子，因省视灾难来到鲁国，不能承受存亡骨肉之感，国人盼望他们如同父母一样，怎么能不详细记载他们的名氏呢？楚国以夷狄自处，到成公二年，公子婴齐在蜀地盟会，才开始以名氏进入春秋，但僖公四年就有楚屈完来盟的条目，为什么呢？推崇他的义理就彰显他的事迹，彰显他的事迹就不能不彰显其人，屈完怎么能不书其名而不称使者呢？

译因为不想立刻进兵，所以书写楚子。僖公二十五年莒国的庆，二十六年卫国的寗速，都以名字出现，为什么呢？莒国因为在元年郦地的战役中与鲁国有怨恨，卫国在鲁国和莒国之间调停，去年是卫国国君而莒国臣属，今年是莒国国君而卫国臣属，君臣多次结盟，不能不记录其实情。况且列国称“人”，大多是因为征伐，如果是防备盟会，大概都是国君了，即使是臣子也记录其名以表明防备。然而不能说这不是政事在大夫手中的开端。国君防备而称“人”，如庄公五年为了接纳朔而防备，齐侯、宋公称“人”；庄公十三年为了宋国抵御説而确立方伯，两个月防备，御説称“人”，省略都有缘故。如果是征伐大夫，本来大多称“人”了，即使是国君率领也会有称“人”的，如庄公二十八年伐卫，齐侯因为事务遥远而省略称“人”；僖公三十年围郑，晋侯跟随秦伯省略称“人”；僖公三十三年败秦，晋侯因为方墨省略称“人”，就是这些。至于庄公十四年伐宋，与单伯防备；十六年伐郑；二十八年救郑，是争夺郑国控制楚国的开始，应该没有什么省略，为什么称“人”呢？僖公三十三年晋人在箕地打败狄人的传文说：“八月晋侯在箕地打败狄人，郤缺俘获白狄子明。”这是郤缺率领军队，而晋侯不过是督率罢了。齐桓公从庄公十六年灭遂到僖公元年救邢，才开始称齐师。以前大多书写“人”，难道齐桓公全都以防备者主持军事吗？熊氏说：“如果不是亲身关系到其君主的亲信，即使在行间也不必目为君主。”郝仲舆说：“凡是君臣民都称‘人’，文公、成公、襄公以前的书法本来就是这样。这是在称‘人’的时候，寻求其所以称名的意义。如果是文公以后，书法不得不改变了。”文公元年，卫国孔达伐晋，书写“人”。杜氏认为孔达专政，不共事盟主，兴兵伐郑，受到讨伐防备，所以贬称“人”，是对的。二年垂陇的防备，晋国以大夫盟会诸侯，而士縠竟然与宋、陈、郑三位国君在坛坫之上揖让。于是即使是波臣戎客如楚椒、秦术，也俨然以名字通晓上国了。所以自从书写士縠之后，凡是战役都书写名氏。如果不书写大夫名氏而书写“人”的，必定有缘故。这一年，晋人伐秦，夺取汪及彭衙，报复没有止息，残害百姓结怨，这也不可以停止吗？《春秋》省略而称“人”，即使到了次年，秦伯渡河，焚舟封殽尸，称霸西戎，左氏艳称之，而书法也只说“秦人伐晋”而已。三年伐沈，而晋、宋五国称“人”，必定是防备者，沈国自己溃败，不必将领尊贵军队众多，可知晋、秦没有志向于中国，像蚂蚁一样争斗没有止息，《春秋》惋惜它。所以七年令狐的战役，双方都称“人”。到了十年北征的夺取，甚至以国名举，书写“秦伐晋”，省略得很厉害。解说的人说：“这是狄人的过错。”到了十二年河曲，书写“秦人”。宣公二年伐晋，书写“秦师”。八年同白狄伐秦。十五年伐晋，书写“秦人”，有时称“人”，有时称“师”，有时称“国”，详略不同的言辞，并不是其中有不同的意义。况且楚国沦落于夷狄，秦国偏僻于远方，如果不是确实因为事情到来，容易称“人”，不太计较。文公九年，公子遂防备晋、宋、卫、许救郑，不及楚师。《左传》说卿不书，迟缓以惩罚不恭敬，是对的。十七年，晋、卫、陈、郑伐宋，是因为孙林父、孔达、石楚了。即使陈公孙宁，不是上卿也是卿，而称“人”为什么呢？杜氏说：“昭公虽然因为无道被弑，而文公还是以弑君被讨伐，所以林父伐宋因为失所而称‘人’。晋侯平宋因为无功不序，明白君主虽然不像君主，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所以督察大教，宋、鲁都弑晋受赂而还，所以文公十七年伐宋称‘人’。”文公十四年，郑国激进而跟随楚国，晋国贪婪而厌恶正义，都是《春秋》所不忍言说的。所以宣公元年，郑国同楚国侵陈称“人”，晋国同宋国伐郑称“师”。晋国畏惧楚国而还，失去霸主的义理。所以二年即使赵盾在军中，也称“人”。将领卑贱军队少而称“人”，则是十年晋、宋、卫、曹伐郑。食言而称“人”，则是十二年晋、宋、卫、曹清丘的盟会。畏惧晋国而私下与楚国盟会，为匮盟，称“人”。或者遵循一事再见的例子称“人”，则是成公二年十一月蜀的盟会。兼有齐国，不是卿，所以下列楚师与中国准则。蔡侯、许男乘坐楚车失位不书。三种意义因为防备而称“人”，则是成公九年郑人围许。战胜大国夺取罪责，称“人”不以战胜报告。称“人”则是襄公八年郑子国、子耳侵蔡。尊崇晋侯而齐、宋、卫不书大夫的，则是五月晋悼公防备于邢丘。以十四年防备向伐秦、防备戚，总共三条，人名不同，多少也异。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七小国，不论君、卿、大夫，书写“人”是其常例。前两条齐人经文都不书名字，宋人则前两条书“人”，后一条书宋华阅。卫国则防备向称“人”，伐秦称北宫括，称“人”必定是防备者称名，自然是因为卿在军中。然而公孙虿、北宫括二人称名，大概因为他们身为社稷，特意称名以显扬，又有别的意义。昭公二十三年晋人围郊的，是为籍谈、荀跞书写晋人，为什么呢？去年十

译月荀籍虽然已经勤王，却被王子朝打败。十二月，晋国又派贾辛、司马督出兵；闰月，又派箕遗、乐征、右行诡渡河增援，这后五人都是防备性质的将领，所以统称为“晋人”。哀公十年，宋人攻打郑国，经传中没有记载。昭公以后，两次伐吴都记载为“楚人”，这是因为当时以夷攻夷，没有优劣之分。林尧叟说：“昭公十七年，楚人和吴人在长岸交战，楚国又被称为‘人’了，大概是楚国衰微，且跟随吴国一同被称为‘人’吧？”赵子常说：“楚国大夫率领军队而被记载为‘人’的有七次，大概是有细微的防备之意。子重率领军队，经文中记载得很详细；他侵犯宋国，因避开晋侯而返回，所以略去不记。槖师、囊瓦、阳丐未曾成为中原国家的祸患，所以他们在征伐蛮夷时只记载为‘人’。包围蔡国、攻打陈国，传文中没有提及具体的人选。自昭公以后，只有楚国国君、大夫将要夺取其固定的称呼，因为治理权落在夷狄手中。至于娶齐女、攻打莒国、进入郓地，同一件事再次出现时称为‘人’，这是史书的体例。”

译爵位次序

赵子常说：“凡是周代排列诸侯的次序，爵位相同则崇尚德行，根据定公时祝佗告诉苌弘的话，大概是指始封的国君而言。周王使者排列诸侯，排在诸侯之上，如僖公八年，王人排在僖公九年，宰周公也是如此。何休说：‘王使者秉承王命，防范诸侯，诸侯应当北面接受，所以尊贵而排在上面。’王畿内的诸侯军队，排在列国之上，如僖公二年，虞师、晋师就是如此。大夫按照其班次，隐公五年，伐宋，郑人排在邾人之下；僖公二十八年，防地会盟，秦人排在邾人之下，这都是因为大夫排在卿之下。庄公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郑；二十六年，伐徐；僖公二十一年，鹿上；二十九年，翟泉，都是宋人排在齐人之上，当时齐国的卿尚且不能排在宋国之前。庄公十九年，伐我西鄙；二十八年，救郑；僖公五年，侵陈，都是齐人排在宋人之上，当时宋国没有卿。文公十七年，伐宋，陈人排在卫人之下。《传》说：‘卫国的孔达，陈国的公孙宁。’杜预说：‘公孙宁的职位不是上卿。’成公二年，蜀地会盟，齐人排在郑人之下。杜预说：‘齐国排在郑国之下，是因为没有卿。’襄公二十七年，防地会盟，陈国的孔奂排在蔡国的公孙归生、卫国的石恶之下。昭公元年，虢地会盟，陈国的公子招排在卫国的齐恶之下，蔡国的公孙归生排在上面。襄公、昭公以后，陈国跟随楚国，那么陈侯就排在蔡侯之下；后来蔡国跟随中原各国，那么蔡侯又排在卫侯之上，他们的大夫自然按照各自的班次。《周礼》大司马设立仪制辨别位次，以区分邦国等级。春秋初期，鲁国按照周代的班次排在郑国之后，而郑国发怒，发生了郎地的战争。小国的诸侯也降低爵位来朝见，不必等到霸主出现，班次次序就已经混乱了。凡是主持会盟的人所排列的次序，《公羊传》说：‘其排列次序是由主持会盟的人决定的。’主持会盟指的是霸主，霸主排在诸侯之上。齐桓公开创霸业，自从单伯在鄄地会盟诸侯以后，齐侯常常排在宋公之上。只有梁丘会盟按照爵位排列，大概是简化礼仪相见，记载按照其班次，与主持会盟不同。晋国自文公以后，直到春秋结束，都排在齐侯、宋公之上。纪郑之战，齐侯排在宋公之上，大概另有缘故，而《外传》则说：‘齐僖公在这里开始小霸，他排在宋国之前，大概是因为强大罢了。’我认为小霸的说法出自《外传》，不是《春秋》的语言。陈侯排在卫侯之上，蔡侯排在卫侯之上，《春秋》都以陈、蔡、卫为次序。桓公十六年，伐郑，卫侯、陈侯排在蔡侯之上。杜预认为蔡国后到，此时卫国强大，齐、宋都把它当作同党，所以如此。然而自有说法，杜预的说法不对。陈国常常排在卫国之前，是一定的次序，然而到了庄公十五年，齐桓公在郑地会盟，陈侯排在卫国之前，杜预认为陈国介于齐、楚之间，因为是三恪所以桓公提升它，这是不对的。陈国常常排在蔡国之前，也是一定的次序。然而到了襄公二十六年、二十七年，陈侯才开始排在蔡侯之下。大概是楚国人认为蔡国靠近且服从楚国，没有二心，所以排在蔡国之前。蔡国排在卫国之前，也是一定的次序。然而到了定公四年，在召陵会盟侵楚，蔡侯才开始重新跟随中原各国，所以排在卫侯之上。陈国排在蔡、卫之后的，是因为蔡、卫是侯爵而陈国是子爵。于是完全改变了《周礼》的旧制了。子爵、男爵排在侯爵、伯爵之上，男爵排在子爵之上。庄公十六年，在幽地同盟，许男排在滑伯之上。僖公四年伐楚以后，许国常常排在曹伯之上。十六年，在淮地会盟，许国排在邢侯之上。成公五年，在虫牢同盟，邾子排在杞伯之上。六年，在马陵同盟，莒子、邾子排在杞伯之上，以后，莒、邾常常在杞国之上。世子排在小国国君之上。晋悼公会盟时，齐国的世子光常常排在薛伯、杞伯、小邾子之上。襄公十年，排在滕子、薛伯之上。十一年，排在莒子、邾子之上。《传》认为这是先例，直到后来也是不对的。齐国是大国，常常对晋国有二心，所以悼公违背礼制提升其世子，以取悦齐国。在会盟时称子，在本班次或降低其班次。僖公九年葵丘会盟，宋襄公称子，在本班次。二十八年防地会盟，陈共公称子，排在郑国之下。定公四年召陵会盟，陈怀公称子，排在郑国之上。杜预说没有义例，大概是主持会盟的人所为。卫侯的弟弟摄位受盟称子，排在郑伯之下。僖公二十八年践土会盟，卫叔武就是如此。晋国卿大夫排在齐、宋之上。僖公二十九年翟泉会盟，晋人排在宋人、齐人之上。以后晋国卿大夫常常排在齐、宋卿大夫之上。齐国卿大夫排在宋国卿大夫之上。襄公二年戚地会盟，齐国的崔杼排在宋国的华元之上。以后齐国卿大夫常常排在宋国卿大夫之上。只有军队以国家排列。庄公十年，齐师、宋师。僖公元年，齐师、宋师。二十八年，晋侯、齐师、宋师、秦师。襄公二年，晋师、宋师，卫国的寗殖就是如此。也有不排列国家而排列主兵的。隐公五年，邾人、郑人伐宋就是如此。秦国卿大夫排在宋国卿大夫之上。成公二年蜀地会盟，秦国右大夫説排在宋国华元之上。僖公二十九年翟泉会盟，秦人排在陈、蔡之下，是晋文公按照周代班次排列的。秦国是伯爵，其臣子不得排在侯国卿大夫之前。蜀地会盟超越宋国卿大夫之上，是楚国的婴齐主持会盟，尊崇其同盟国，以形势压制诸侯。楚国既然可以排在宋国之前，那么秦国也可以排在宋国之前了。这是天下的形势。凡是会盟以国家、地点命名的，国君不排列。桓公十四年曹地会盟。僖公十九年齐地会盟。二十年邢地会盟。都是国君与会盟。只有隐公五年宿地会盟。杜预说宿国也与会盟。按宿国与鲁、宋的变故无关，为什么列在会盟之中？所以解说者不采纳。僖公二十七年，公与诸侯会盟

译在宋国。宋国正被围困，即使把土地给宋国，也不嫌与它结盟。凡是防御性的行动，即使有诸侯参与，也不按常规次序排列。《谷梁传》认为，因为情况特殊，无法按照常规次序排列。我读《春秋》，为蔡国先祖、陈国先祖、秦国先祖、宋国先祖感到悲伤，这是因为楚国从蛮夷之地兴起而扰乱中原，这是被分封国家的常态。许国排在滑伯之前、上邾子排在前面、杞伯排在前面，这是因为中原各国自己作乱，这是五等爵位国家的常态。天下不过是形势使然罢了！可悲啊。

译日月

杜氏说：“记录史事的人，把事件系于日，把日系于月，把月系于季节，把季节系于年，这是常法。难道只有大事才这样吗？即使是散居的百姓、穿野服的隐士、风雅的客人、吟诗的骚人，也或许有记录风雨、详述阴晴，借眼前之事抒发感慨的。因此，岁月日时春秋，本来没有不想记载的。只是有时因一时疏忽忘记而没有记载，有时因他国不通报而没有记载，有时因年代久远简册散佚而没有记载，圣人对此也无可奈何。那么所记载的月日，难道没有法则吗？如果仅以记载或不记载作为褒贬，衡量一时一日，来寄托我曲折的心意和赏罚的典制，那么圣人也会劳累且笨拙了。”苏子繇说：“国君死（崩）、诸侯死（薨）、大夫死（卒）、被杀（弑）、安葬（葬）、郊祭、宗庙祭祀、结盟、战争、战败、入侵、灭国、俘获、日食、星象变异、山崩、地震、火灾，凡是像这样的，都是以日记载的。朝见、巡视狩猎、筑城、建造毁坏，凡是像这样的，都是以季节记载的。会盟、相遇、平定、前往、来到、到达、侵犯、讨伐、夺取、救援、驻扎、戍守、追击、偷袭、逃跑、叛变、执拿、水灾、旱灾、降雨、闪电、结冰、冰雹、雷、彗星、孛星、蝗虫、螟虫，凡是像这样的，有的以月记载，有的以季节记载。这是事理一定如此，圣人不能随意改变。”赵子常说：“凡是上面有系日的事件，下面有不系日的事件，嫌于同日，就记载这个月，以明确月份。例如僖公十六年春，嫌于不系日，就再次记载它的日，以明确日期。例如桓公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公与郑伯会盟，丙戌，卫侯去世之类。如果两件事是一件事，就承袭上面事件的日，如僖公二十八年盟于践土与朝见周王所同日之类。凡是一个月有两件事，都适合系日而前事通报在后者的，就把往日的日期附在来日的日期上，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诸侯会盟，甲子晋侯去世之类。大概甲子在戊辰前四天，杜氏说：‘记载在会盟之后，是跟随通报。’通报在后月的，就把它的日系在后月，如成公九年七月丙子齐侯去世之类。杜氏说：‘丙子是六月一日，记载七月，是跟随通报。’凡同月的事有两件事都适合系月的，就以下事承袭上事的月；事不适合系月而下面有适合系月的事，就为下事系月。如果两件事是一件事，就不为下事系月，如僖公二十八年冬会于温，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之类。大概壬申是十月十日。有日无月，表明不是会盟诸侯，就没有朝见，所以承袭上不系月的事，这就是所谓的着例。这是文理一定如此，圣人不能随意转笔。至于其他文章，就不是我所敢知的了。事情有大善大恶，就一定会庆贺、庆幸它，痛恨它，为它做准备。记载它所由起的缘由，作为劝戒的开端。记载季节，记载朔晦，记载干支。人情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日记载详细，就不系日就简略；不系月就更简略，就是这样。然而有形势不能详细的，圣人虽然想详细，却做不到。日记载重要，就不系日就轻；不系月就更轻，就是这样。然而有形势不得重要的，圣人虽然想重要，却做不到。查考经传，记载日的共六百八十一件事。自文公以下，记载日的二百四十九件；宣公以下，记载日的四百三十二件。这就是久远散佚简册，不与近世相同的一个验证了。孔氏说：‘春秋诸事，都不以日月为例。以日月为义的，只有卿卒、日食两件事而已。’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记载日，是官吏失误。’而公羊氏又有‘食在朔，食在晦’的说法。这还容易明白。如果卿卒的记载条例，传在隐公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师去世，解释说：‘公不参与小敛，所以不记载日。’然而公孙敖死在外，而公在内；叔孙婼死在内，而公在外，就不是不参与。谷梁认为恶，所以不记载日。然而公子牙、季孙意如恶了，却记载日，就不是恶。只有公羊认为远，大概说传闻的远，实际是得当的。赵子常对《春秋》已经思考过半，只是拘泥日月太甚，至于诸侯的安葬，以记载日为奢侈，不记载日为节俭，支离乖舛，几乎不可言说。究如秦惠公的去世，记载日而不得其说，就归于无所考而已，岂不悖谬吗？”

五伯一

苏颍滨说：有人说五霸并称，从哪里开始的呢？回答说：从战国时代开始。战国之士所以鼓噪他们的君主，就是霸而已。说桓公与文公，恐怕他们高而画了，所以下及秦、宋、楚。说：秦也可以霸，宋也可以霸，楚也可以霸。当时盛鼓，于是后世不改。有人说：称秦为霸的，是孟子的话，左氏的话；称宋为霸的，是公羊的话；称楚为霸的，又是左氏的话。三子的话，不对吗？回答说：孟子是激辞，左氏是诬辞，公羊是偏辞。孟子曾经称百里奚说：‘秦缪公任用他而霸了。’又说：‘辅佐秦而显扬他的君主于天下。’又说：‘仲尼的门徒没有道桓文之事的。’又说：‘管仲是曾西所不做的，而你为我愿之吗？况且桓文之事不道了，秦缪反可道吗？管仲不足为矣，百里

译奚反可为乎？」我曾探究过这种说法。当时有人以伯夷、伊尹来排挤他，所以他贬低管仲来反驳那人；当时有人以游说之辞来排挤他，所以他又推崇百里奚来压制那人。他却不曾想过，秦国对于百里奚，何曾完全采纳他的言论呢？秦国何曾称霸呢？国君何曾显达呢？所以说：这是孟子的激愤之辞。《左传》对于百里奚，好像遗漏了而加以赞誉；对于孟明视，好像来不及责备；既被俘获而回国，就说：“不因一次过失掩盖大的德行。”又说：“孟明视念及恩德了。”烧船之后就说：“于是称霸西戎，是用孟明视的缘故。”然而孟明视不智无勇，违背父亲，贻误国君；百里奚不幸生了不肖的儿子，秦穆公不幸养了这不善的臣子，千里奔袭他人，是强盗的行为；临阵被俘，是后世的耻辱。烧船之后，晋国只是不出战，秦国对晋国并没有丝毫优势。收殓尸体而回国，对覆灭的败局有什么补救呢？说：什么德行？说：念及什么恩德？西戎向来臣服于秦国，难道是因为收殓尸体而称霸的吗？《左传》的笔法在这里是偏颇的。舍弃其父而称赞其子，掩盖其正确而粉饰其错误，后人又沉溺于这种说法而相信其事，难道可以吗？所以说：这是《左传》的诬妄之辞。《公羊传》说：“不击鼓进攻未列好阵的敌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即使是周文王的军队，也不过如此，君子不暇责备其过重，赞许襄公而怨恨其轻慢文王。现在拿鸡蛋和滚动的弹丸一起往下扔，不担心鸡蛋毁坏而指望石头，连幼稚的小孩都知道嘲笑他。那么《公羊传》是不出门的瘦弱儒生，其习气鄙陋，其言论迂腐，所以说：这是《公羊传》的偏颇之辞。在邲之战中，《左传》假托楚庄王，滔滔千言，充沛有余，楚庄王粗野且浅陋，又临阵对敌而引用三首诗，援引七种德行。像横持经书的儒生，其诬妄可知。我不再责备了。有人说：“这倒是对的，您认为秦伯的谥号应为缪，为什么呢？”回答说：“您不看谥法吗？名与实不符，叫缪；布施德行执守道义，叫穆。这两者截然不同。古代得到这个谥号的，秦国、鲁国都用它。学者怀疑秦伯是霸主，鲁公尊贤，却都同用这个谥号。将缪改为穆，不考虑他最终违背蹇叔，只尊崇子思，这是名实不符的大错。缪不也适宜吗？”有人说：“那么有证据吗？”回答说：“有。墨家弟子缠子信奉鬼神，而引用秦缪公上帝赐他九十岁高龄，事儒者董无心，难以秦缪公书文。并且说：‘缪，是误乱的文体；谥，是德惠的表现。有行误乱之事的，天赐其年；有德惠之表现的，天夺其命吗？’《史记·蒙恬传》说：‘从前秦国杀了三良而死，罪在百里奚而非其罪，所以立号为缪。’古代可证明的像这样，我的话难道没有根据吗？”

译五伯二

邓元锡说：“有人说：齐桓公、晋文公未出现时，权力分散；他们出现后，权力集中。比较利害关系，权力分散导致各国相互争斗，不如权力集中可以缓解祸患、安抚百姓。谈论王道，权力集中会使人怀疑君主，不如权力分散而没有归属。这是厌恶集中而喜欢分散。厌恶集中而喜欢分散，是愤激之人的心态，不是王者的心态。”齐桓公的功绩，没有比保存三个亡国更大的了，其中卫国和杞国尤为突出。然而《春秋》记载“筑楚丘城”“筑缘陵城”，省略了美好的功绩而不详细叙述，为什么呢？是为了推崇王道。推崇王道，意味着天下是公有的。天下的危亡与安定，天下的灭亡与生存，我并没有功劳，所以不记载；齐国人也没有恩德，所以不记载。卫国记载了，杞国也记载了。所以救援邢国，夸大了军队的规模；为卫国筑城，夸大了功绩；虽然记载了感动之功，但最终都归结于王道。一概抹去恩怨的报答，这是圣人善于救人的地方。至于晋文公的功绩，没有比城濮之战更大的了。然而攻打卫国以引诱楚国，分割曹、卫的土地以激怒楚国，贿赂齐、秦以超越楚国。虽然他在防陵和召陵以道义取胜，但城濮之战终究是靠智谋取胜的。所以子玉请求作战，晋军退避三舍，好像不急迫的样子。《春秋》探知他的志向而记载“在践土会盟”，记载盟约时晋国敌视王所愤怒的人，陈列俘虏供王享用甜酒，赏赐弓矢和秬鬯，任命他为霸主。而《春秋》省略不写，认为这是欺诈而不正派。《春秋》的道义，在于崇尚居守正道。践土尊王的功绩，不亚于首止之会，但道义上不能与首止相比，认为这是徒具形式而缺乏忠诚。在防陵称巡狩，是为了保全天王；拘捕卫侯称送归京师，是为了尊崇京师。《春秋》的道义，在于致力于忠诚。翟泉的防御，可以与召陵相比美，但道义上不能与召陵相比，认为王霸之道从此丧失。在王畿会盟，召来王人参与会盟，然而与他会盟的，是晋国和列国的大夫，大夫专断会盟的端倪从此萌生。所以五霸中，齐桓公最为兴盛，晋文公次之；宋襄公是霸道的反面，秦穆公是霸道的修饰，楚庄公是霸道的变异。那些每况愈下的，说是霸道的反面，为什么呢？他们愤激刚烈看似道义，言语看似守信，小不忍看似仁爱，但施行不当就会悖逆。《周书》说：“大国畏惧其力量，小国怀恋其德行。”小国怀恋德行，是怀恋仁爱；大国畏惧力量，是屈服于道义。滕国之所以成为滕国，是因为它弱小，不参与中原的防御盟约，整个齐桓公时代没有对它用兵，也是宽恕它达不到标准罢了。然而首先拘捕鄫国，接受盟约后加以利用，多么残酷啊！曹、宋的怨恨由来已久，开始接受盟约后又包围它，这遵循的是什么道义呢？所以在防陵抵御楚国时乘车以示守信，作战时不击鼓、不列阵、不俘虏老人以示仁爱。威势施加于小国，没有人怀恋；德行局限于大国，没有人畏惧。这就是宋襄公的仁义，他的设置是不恰当的。仁义不发自内心，仁不发自内心，所以爱不体现在恻隐之心；义不发自内心，所以威不体现于羞恶之心，而只是做做样子。称霸而被拘捕，《春秋》以自我拘捕来记载，所以说他是霸道的反面。秦穆公，是霸道的修饰。誓言在典诰中殿后，诗歌列于国风，重视他了，然而《春秋》几乎不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是为中原王朝正统而编纂的，秦穆公没有志在中原。安置惠公，拥立文公，立晋君；城濮之战，参与抵御楚国；但践土、河阳的会盟，没有列入其中就是没有志向，所以如此。没有志在统一中原而专门开拓土地以为功绩，穷尽岐山、雍地的土地而开拓，极尽西戎的利益，这是翟秦之所以兼并天下的原因。所以圣人将他的事迹隐没于《春秋》，而将他的言论列于《尚书》。《诗经》说：“浩浩荡荡的风，肃肃庄严的誓，这是为什么呢？”隐没他的事迹，是轻视他的行迹；列出他的言论，是彰显他的防御。所以《春秋》能洞察细微。那么楚庄公为什么在《春秋》中显现呢？因为楚庄公有志于中原。楚庄公有志于诸侯，而中原的霸权正统恰好中断而无人振兴，所以在《春秋》中谨慎地记载。等到巴、秦灭掉庸国，记载说：“这是索取中国西南而划定疆界，不是志在庸、巴罢了。”灭掉舒、蓼，又记载说：“这是索取中国东南而划定疆界，不是志在滑、汭罢了。”于是有了陈、郑、宋的军队。然而灭掉陈国又能恢复，比作仁爱，其灭国之事轻微而记载为“入”；进入郑国而退兵，比作礼仪，其进入之事轻微而记载为“围”。辰陵之盟，陈、郑联合了，归父到宋国，齐、鲁前往了。邲之战，晋国失去霸权，《春秋》记载“晋及”，哀伤中国失去道义，琐碎地争夺郑国而不知道根本。他自己说：“夷狄有君主，不如诸夏没有君主。”大概是感叹吧。至于“宋人及楚人平”，不结盟不发誓，释然而去，说：“不是为君国的缘故而平，是顺应宋人所共同愿望而平，不是宋人所愿望而平，也是楚人所共同愿望而平。”所以《春秋》不记载“楚子”，不列举“楚师”。一概归于人，大概是君子认为他的和平伟大啊。扩充这个道义，浩浩荡荡想要与厌恶与人相同罢了，不参与其中。于是知道《春秋》与善人忧虑生民者伟大，而尊崇王以天。所以治理《春秋》的，治理五霸罢了。治理五霸，以天治理。道罢了。

楚夷

郝仲舆说：解说者说：“《春秋》将楚国视为夷狄，不承认它为国家。”

译因此，州的划分，大禹《禹贡》中九州，而朝见的有万国。周代一州有二百一十个国家，州并不比国小。楚国居住在荆州，荆州因为地位低微；吴国也是夷人，居住在扬州，为什么就不称扬呢？这真是可笑啊。襄、邓、汝、汉等地，近在侯服、绥服之内。《商颂》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意思是说非常近。扬越之地，会稽之山，具区之泽，都在职方范围内，缴纳九贡，接受正朔，帝王巡狩到达这里，朝会会同都在这里举行。帝王盛世，以此封给贤哲作为藩辅。孔子却一概将其划为夷狄，仅仅固守中原的一隅，说：“这是王民王土。”这不也是触蛮的天下吗？那么禹、汤、文、武，不也是棘端的王者吗？这种说法始于汉代的司马迁，他说楚国本来是蛮夷，吴国从寿梦开始才与中国相通。然而寿梦时期，已经是春秋末期了。九州开辟自唐虞，历经夏商周，一千多年，难道在春秋定公、哀公之前，荆、扬还是异域吗？齐桓公伐楚，问楚王祭祀不供，从未诋毁其为夷人。管仲派遣蒙孙通好，宋襄公求霸，向楚国乞求结盟。世俗儒生依据什么，创立这种成例？古代称荆蛮，如同鲁国的淮夷、齐国的莱戎、周国的陆浑、晋国的赤狄白狄，并不因此连累周、晋、齐、鲁，为什么因为群蛮的缘故，一并连累吴、楚呢？孔子不仅不排斥楚国，他生平想要有所作为的，正是楚国。查考鲁定公十二年，孔子罢免司寇，离开鲁国，到哀公十一年返回鲁国，在外十四年，而在陈、蔡两地居住的时间超过一半。陈、蔡是小国，晋、楚、吴争夺它们，其君臣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孔子为什么选择那里？大概因为这两国属于楚国，往来频繁，心意常在楚国。当时齐国即将灭亡，晋国即将瓜分姬姓诸侯，只有卫国国小政乱，不可有所作为。诸侯中地广民众，没有比得上楚国的。所以《檀弓》记载有子的话说：“夫子失去鲁国司寇的职位，将要去楚国，先派子夏去，再派冉有去，其原因可以知道了。”等到楚昭王派人聘请孔子，陈、蔡的大夫阻止他。子贡到楚国，昭王派兵来迎接，想封给孔子书社之地七百里，子西不同意，于是昭王就死了。假如昭王不死，孔子能舍弃楚国吗？现在查考《论语》记载孔子遇到狂接舆，遇到沮、溺丈人，都是从楚国往来于陈、楚之间罢了。圣人的志向，千年之后如同亲眼所见。世俗儒生说孔子排斥楚国，真是毫无根据的话。有人说：“楚国不敢兼并中原，不是晋国的力量吗？”回答说：“是的。”然而晋国也不敢兼并诸侯，不是楚国的力量吗？晋国自重，耳纳王请隧，包藏不轨，召天子朝见诸侯，窥视神器，不能得逞，只有楚人控制其胸襟。所以有晋国就不能没有楚国，没有楚国也不必有晋国，存在则两存，衰败则两败。那些执着于夷夏之例，作为安内攘外的说法，是鄙陋儒生的见解，而不识天下大势的人。那么孔子称赞管仲说：“吾其被发左衽。”所谓被发左衽，不是楚国吗？回答说：不是，这是圣人的寓言。春秋各国没有被发左衽的，即使陆浑、赤狄、白狄居住在中国已久，也没有被发左衽的。从前戎狄伐周，伐晋，侵曹，侵杞，灭卫。齐桓公伐山戎，管仲平戎于周，隰朋平戎于晋，筑缘陵城，迁杞，筑楚丘城，迁卫，筑夷仪城，迁邢。所谓免于被发左衽，是因为这些，哪里是说楚国呢？从前西周的灭亡，是因为戎；而东周有戎，是因为晋。晋人将陆浑迁到洛水，以逼迫东周，楚子伐之，《春秋》记载此事，是赞许楚国的功劳。难道伐戎的人反而被斥为夷，而豢养戎的人反而成为攘夷吗？先王的制度，蛮夷为要服，距离王畿二千里；戎狄为荒服，距离王畿二千五百里。楚国上世是文王的老师，受封在齐、鲁之前，都城在郢，即现在的归州，距离中原才千里，而南蛮远在炎徼北向之外。楚国居住在南方，侯服之中，只有洞庭、彭蠡称为三苗，唐虞已经分开，北边这块地是华夏之地，很久了。难道孔子作《春秋》还追数四服吗？江汉、汝坟二南是首善之地，斥为蛮荒，那么五服缺一面，而中原没有南土了。这难道是春秋之义吗？那么《春秋》不厌恶楚国吗？回答说：有的，厌恶它僭称王，厌恶它蚕食诸侯，吞并小国，厌恶它兴兵构怨，与齐、晋扰乱天下。凡是《春秋》所厌恶楚国的，晋国都有，楚国得罪《春秋》的，晋国也不少。那么天下依靠晋国什么？为什么单独责备楚国？晋国想要制服楚国不能，而解说的人解嘲说：“夷狄不可同盟。”同盟不是圣人的礼，不同盟不是圣人的禁令。世俗儒生羡慕霸业而臆造成例，怎么能和他们谈论《春秋》呢？吴、越在楚国东南，距离中原稍远，然而冠裳文字与中国相同。唐虞以来，东南是文明之地，很久了。所以禹在会稽朝见诸侯，舜南巡狩到达苍梧之野。《禹贡》五服，东西南北各五千里。舜葬苍梧，禹葬会稽，都在五服之内。殷周盛世，不减虞、夏，只有幽、厉中衰，或许几十年不朝见天子罢了。司马迁作《吴世家》，说吴国从阖闾开始才与中国相通，如同醉汉晚起而问夜未央，是醉梦之言罢了。

译获麟

席书氏说：世间的儒者对于“获麟”的疑惑，至今没有统一的定论。有人说：是因为感应到麒麟才作《春秋》，并因此作为终结。有人说：制作《春秋》历时三年，文章完成时麒麟到来。这两种说法，我该听从谁呢？我曾经与博学爱好古道的士人，一同考究遗留经典中的疑难。有时遇到一人，专门坚持“麒麟来格”的说法，非常固执；有时遇到一人，专门坚持“感应麒麟”的说法，而且坚定。争论多年，无法决断。近年，都水淮阴有〇舟清浦的人问我：“‘麒麟来格’的说法确实可信吗？”我说：“不是的。这是过于尊崇圣人的人所说的。”持这种说法的人，一定会说：“孔夫子的文章完成于鲁哀公十三年冬至十四年春，麒麟于是出现。”这话可以对中等智慧的人说，不可以对上等智慧的人说。那些好事的人，推崇褒奖圣经过度，所以说出夸大之词，说圣人神妙变化建立天地而不违背，质问鬼神而没有疑问。他们不知道所谓的圣人，正是因为没有险怪之事来高人一等。说《春秋》完成而吉祥的麒麟到来，这已经是奇事了。文章在冬天完成，麒麟在春天到来，时间的确切界限，事情的先后顺序，竟然没有一丝差错，这奇怪就更严重了。说文章完成于十一月冬天，这是孔夫子在所处的月份，记载所亲眼见到的事，怎么知道不是事后才记载的呢？即使就所见到的事来记载，怎么知道孔夫子的文章果真一定终结于此呢？在获麟处停笔，尚且说是因为麒麟的缘故；在十一月冬天停笔，将怎么说呢？驺虞、麟趾，是周、召得到邦国的征兆。孔夫子没有得到邦国，而后才有《春秋》的创作，哪有困穷的人创作能招致显达者的征兆呢？圣人能使天道必定回应自己，却反而不能使天任命自己复兴东周的盛世，改变天下的人，其他经典万世的功绩，不在《春秋》之下。麒麟的出现，假如真有原因，将是为圣人而出，不专为《春秋》而出。何况实际上没有原因呢？这“麒麟来格”的说法，我不采纳。有人说：“‘麒麟来格’的说法已经听命了，请问‘感应麒麟’的说法是什么？”我说：“似乎也不是。”孔夫子作《春秋》，大概是他一生的志向，不是因为一朝一夕的缘故。幸好麒麟出现，《春秋》因此创作。假如他一生麒麟不出现，《春秋》就终究不创作吗？幸好麒麟出现，这一年《春秋》因此终结。假如那一年不出现，《春秋》应当在哪里终结呢？有人说《春秋》本来就要创作，只是因为这个有触发。这也是没有理解其说法而牵强附会。考察鲁哀公十一年，孔子知道道不能实行而从卫国返回鲁国，十三四年正是他删述六经的时候。考察孔夫子死于哀公十六年夏，麒麟出于十四年春，假如麒麟出于哀公初年，孔夫子刚有感应而没时间创作。假如麒麟出于十五六年，孔夫子虽有感应而无法创作。《春秋》的创作，或在获麟之年，或在麒麟之前，或在麒麟之后，都不能一定知道。如果孔夫子有意而止于获麟，他对麒麟一定有感应。如果无意而偶然止于获麟，这年之后，或许因病而不能继续呢？或许因去世而来不及继续呢？或许像朱子注《大学》到“诚意”章而去世呢？这“感应麒麟”的说法，也不能让人心服。有人说：“两种说法不同，是非必定占其一。您都不听从，为什么呢？”我说：“没有依据。”问：“您有依据吗？”我说：“《孟子》说：‘《春秋》完成而乱臣贼子害怕。’圣人以乱贼的害怕为功，不以麒麟出现为功。”问：“《诗》灭亡然后《春秋》创作，《春秋》的创作，是因为《诗》灭亡，不是因为麒麟。”问：“孔子害怕而作《春秋》，《春秋》的创作，是因为害怕混乱，不是因为麒麟。”我曾经说：“《春秋》的创作，不是因为麒麟。麒麟的出现，不是因为《春秋》。”这不是我说的话，孟子先前已经说了。

大义

《春秋》所记载的，诸侯爵位排序的方法，随着他们自己的通达情况，起初没有进退升降。能使用侯、伯的礼仪，就称他为侯、伯；能实行子的礼仪，就称他为子。有时称人，有时称子，有时称伯，有时称国，根据时势俯仰，没有固定的典章。所以刘知几说《春秋》就败坏以明罚，因兴起以立功。胡康侯也说：《春秋》是倾覆否塞的书，而有的人认为它推崇势利、奖赏奸雄，即使是圣人也不得不如此。唉！谁知道孔夫子一字特别书写，以尽贬二百四十年为君的人；一字不提及，以尽贬二百四十年为臣的人？这是儒者所习惯而不察觉的。自从周王室衰微，强大的诸侯专断命令，一切生杀予夺，不再禀承。作为诸侯的没有士服入见的礼仪，作为卿的没有受命于王朝的法度。士人不请命而成为诸侯、成为卿，有这种道理吗？如果有王者兴起，难道等待教导才诛杀他们吗？所以孔夫子一字特别书写，以尽降二百四十年的诸侯；一字不提及，以尽降二百四十年的卿，没有一个能逃脱的。明智的人看到它，凛然可畏；读者习惯它，隐然不露。然后才知道圣人雨露雷霆，化工的妙处，真不是游夏所能达到的。一字是什么？《礼》说：天子死叫崩，诸侯死叫薨，大夫死叫卒，这是定制。《春秋》记载鲁君死叫薨，大夫都叫卒，卿死跟随大夫，这是定法。

译列国诸侯去世时，既然已经按照臣子向国君辞别的礼仪处理了，为什么不在史书中记载为“薨”而记载为“卒”呢？只有大夫去世才称“卒”，如今列国诸侯也称“卒”，这是降低他们的地位，不承认他们是诸侯。胡氏说：周王室东迁后，诸侯放纵肆意，独自专享其国，向上不向天子请示命令，圣人奉行天意进行讨伐以端正王法，就有贬黜的刑罚了。因为诸侯上报丧事，特意记载为“卒”，不承认他们是诸侯。康侯议论纵横，这一观点最有道理啊！如果一字不提呢？回答说：大国设有三卿，其中两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国君自命。例如僖公二年，管仲推辞飨宴时说：“我是地位低贱的官员。”这是因为有天子任命的两位守臣，国高在宣公十六年，晋侯向周王请求用黻冕任命士防担任中军将，并且担任太傅，详细考察其语意，士防是新近请求任命的。因为士防有灭狄的功劳，于是借旧都天子的本色来宠信他罢了。如果像僖公二十七年晋国任命赵衰为卿，成公十七年晋悼公派遣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昭公十二年鲁国叔孙昭子以再命为卿，襄公十九年郑国立子产为卿，大概都是国君自命的。所以《春秋》对于各国一切自命的卿都不记载，即使有一两个像士防那样向天子请命的也不记载，认为各国都没有卿，凡是卿都是大夫，诸侯只得以自命大夫，我承认他们是大夫罢了，请再明确地证明这一点，僖公三十三年，以一命任命郤缺为卿，而成公三年晋国杀郤缺，只记载大夫，不记载卿；成公三年，晋国设立六军，赵括、韩穿为卿，而成公八年，晋侯派人来说汶阳的田地，只提到韩穿、赵括的被杀，只称大夫，都不记载卿；文公元年，公孙敖以卿的身份出使，而只记载公孙敖，不记载卿；宣公十四年，孔达在清丘结盟，传文说卿不记载，而只记载卫国杀其大夫孔达，不记载卿；成公二年，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石成子说：“您是国家的卿”，而经文也不记载卿。几个例子符合经传非常确切，王有公，诸侯有卿，等级的爵位，布列在内心，怎么可以有缺失，而《春秋》一书，绝对没有一个以卿的名号出现的，这是降低二百四十年的卿不得称为卿，这是孔子传心的重要典章，正符合诗人隐晦讽刺的防范，哪里在于立功而倾覆呢？过去欧阳修书写五代的君主，都称“崩”，辅佐逆贼的都称“薨”，有人认为盗贼篡逆之徒，生前已经为帝为王，崇高富贵，只借君子笔削的严厉，来稍微诛杀其恶，而恢复崩薨的称号，那么这些人既在生前窃取天命，又在死后获得荣耀，这是作恶的人无时不利啊，对吗？听说欧阳修后来也后悔了，但事情已经来不及，不能追改了，不仅是任命爵位，即使讨伐罪过也是如此，《春秋》如果有正义的战争，固然应当记载为“征”，然而不记载，陈氏说：“《春秋》上下二百年间，未曾一次记载‘征’，因为诸侯的侵伐都不是奉王命，以敌对愤怒，相互强弱，以构祸乱，不是上伐下，没有敌对我军的。”那么陈人、蔡人跟随周王伐郑，也是上伐下，不称为征，为什么呢？回答说：“征的意思是正，伐郑的事情出于交恶而已，难道是所谓正吗？”唉！仅这三件事，而《春秋》的大义凛然了。

译春秋辩义卷首七

《经部，春秋类，春秋辩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辨义卷首八 明 卓尔康 撰

春秋不书义

即位

关于即位，隐公、庄公、闵公、僖公没有记载，这与“常事不书”的其他义例不同。“常事不书”是指平常的事情不记载，而这四位国君没有记载即位，是因为情况特殊。隐公是摄政的国君，没有举行即位典礼；庄公、僖公、闵公是因为继位时前一位国君被弑杀，所以没有举行继位典礼。至于宣公、桓公也是在前任被弑后继位，却举行了即位典礼，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背负着篡逆的罪名，想要把自己伪装成遭遇丧乱而继位的样子，以此来欺骗天下和后世人罢了。赵子常说：“有人把‘不书公即位’认为是孔子删削的结果，大概是因为他不相信《左传》的缘故。”《左传》知道鲁国史书有不记载的体例，但考察得不详细。对于隐公不书即位，说是“摄政”，这是对的。对于庄公不书即位，说是“因为文姜出奔的缘故”；对于闵公不书即位，说是“因为动乱”；对于僖公不书即位，说是“因为国君出奔的缘故”。不举出主要的理由，而举出细枝末节的理由，随具体事情随意解说，导致义理不能贯通，所以解说的人得以排斥它。只有《谷梁传》说“继承非正常死亡的前任国君，就不称即位”，是正确的。前任国君不是正常死亡，那么子弟不忍心即位，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立国

庄公十六年，周天子派虢公命令曲沃伯，以一支军队的规格尊他为晋侯。这是任命爵位、确立国家的大典，应当记载。况且晋国本来就是主持盟会、称霸诸侯的国家，当时曲沃的势力隐隐约约、声势浩大，也应当记载。为什么不记载呢？大概是因为曲沃不是周朝旧有的封国，而是僭越叛乱的国家。曲沃这个国家不是因功受封的，而是诱骗晋小子侯并杀害夺取其国家的。在隐公五年，曲沃背叛周王室，周天子命令虢公讨伐曲沃，并在翼城拥立哀侯。桓公七年，曲沃伯诱杀了小子侯。八年，周天子命令虢仲在晋国拥立晋哀侯的弟弟缗。周天子对于原来的晋国，不能像保护幼鸟那样庇护它，最终晋国不能自我振作，而曲沃的势力已经形成。周天子已经无可奈何，不得不以一支军队的规格任命晋侯了。这难道是酬谢功劳、报答恩德，符合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任命爵位的本意吗？如果《春秋》记载这件事，那么乱臣贼子既得到一时的宠幸，又冒领万世的公正，这就更加不仁了。所以不记载其开始，使得好像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与山雒之戎、赤白之狄一样，只是说明其起源罢了。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继承《左传》，如果明白这个义理，那么最初任命魏斯、赵籍、韩虔为侯，就可以不记载了。至于夷吾成为晋惠公，在位十五年，韩之战中记载为“晋侯”。而僖公九年，齐国的隰朋率领军队会同秦国军队护送晋惠公回国，没有记载。周公忌父、王子党会同齐国的隰朋拥立晋侯，没有记载。十一年，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赐给晋侯命书，也没有记载。即使僖公二十四年，秦伯护送文公回国，也没有记载。杀怀公，也没有记载。难道晋国终究是草莽僭越窃位，不值得列入数，一定要等到文公开创霸业有功，中原各国才允许它列入《春秋》吗？其中的义理本来不出于此。

立君

诸侯的拥立，要禀命于天子，继承国家的先君。凡是诸侯，三年丧期结束后，穿着士的礼服入朝觐见天子，天子特别任命他。没有诸侯不应当向天子请命的，也没有天子不应当赐命给诸侯的。自从周朝衰微、礼制废弛以来，举行这个大典的就很少了。所以拥立国君不能不记载。而当时天下拥立的国君，大多不合法度，《春秋》只记载了两次“立”，以显示义理。如隐公四年，卫国人拥立晋，那么拥立出自国人，而显示出其公正。桓公二十三年，尹氏拥立王子朝，那么拥立出自一家，而显示出其私心。这两次“立”的义理，褒贬截然分明。胡氏尚且认为卫国人拥立晋因为没有禀承天子为非正，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天子衰微，不能自立，怎么能废立诸侯呢？如果先君，那么桓公已经被弑杀了，又继承什么呢？况且拥立国君，是为了百姓，以万民的公意拥立一人，正符合百姓的义理，为什么不可以呢？《春秋》中“彼善于此”（那个比这个好）的情况，这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整个《春秋》没有记载国君被拥立的：桓公五年，郑国拥立佗，没有记载；桓公十六年，卫国拥立公子黔牟，在位八年，没有记载；桓公十七年，郑国拥立公子亹，过了年，没有记载；桓公十八年，卫国拥立子仪，在位十四年，没有记载；成公十三年，负刍杀太子自立，没有记载；襄公十四年，卫国拥立公孙剽，在位十三年，没有记载；昭公二十一年，蔡侯朱被拥立，没有记载。蔡国不记载拥立朱，而记载蔡侯朱逃奔楚国，这就看出来了。卫国不记载拥立公孙剽，而记载甯喜弑杀其君剽，这就看出来了。曹国不记载杀太子免而自立，而记载晋侯拘捕曹伯，这就看出来了。陈国不记载拥立佗，而记载蔡人杀陈佗，这就看出来了。这四位国君，不必记载。诸侯既然已经拥立朔、突为君，而朔至、突至，违逆天子，连与国则黔牟、子亹、子仪虽然想要通过盟会征召册封来显示，《春秋》也不可能做到。所以《春秋》对这三位国君都不记载。难道只有亹、仪、郑昭公受命应当拥立，而且在位两年也不记载拥立，而孔子只记载郑世子忽复归于郑，仅仅用“世子”二字寄托命爵的典礼，也可悲啊。虽然如此，《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七国拥立国君，自然不必记载。卫国拥立子晋以接续我国，记载；拥立王子朝因为涉及王朝大事，记载。

兴作

隐公元年四月，费伯修筑郎城，没有记载，因为不是国君的命令。十月，新建南门，没有记载，也不是

译这是公的命令。庄公二十六年，士蔿修筑绛城，以加深宫室的防御，此时晋国尚未与鲁国互通，没有告知鲁国，所以《春秋》不记载。僖公十九年，秦国攻取梁国，改名为新里，于是修筑城墙并居住在那里，不记载，大概是因为既然已经记载了梁国灭亡，那么攻取国家并筑城居住，自然不必多说，这是遵循记载重大事件的原则。襄公十年，晋军修筑梧城和制城，梧、制都是郑国的土地，不记载，杜预说：鲁国没有参与这件事，既然已经记载了戍守郑国的虎牢，那么较小的事件就不必记载了。二十四年，齐国人修筑郏城，当时谷、雒二人争斗毁坏了周天子的宫室，齐国背叛晋国，想要讨好周天子，所以为天子修筑城池，如果只顺从自己的私欲，无关国家大体，所以不记载。昭公元年，楚国公子围派遣公子黑肱、伯州犁修筑犫、栎、郊三座城池，这些都是郑国的土地，子产说：令尹将要做大事，而先除掉这两个人，灾祸不会波及郑国，这不是关乎天下的大事，所以不记载。四年八月，楚王将赖国迁到鄢地，将许国迁到赖地，修筑城墙后返回，不记载。冬天，楚国箴尹宜咎修筑钟离，防启疆修筑巢城，然丹修筑州来，东方地区多水不便筑城，彭生罢免了赖国的军队，这些都是为了防备吴国，没有告知鲁国，所以不记载。大概《春秋》对于吴、楚两国，只记载关乎天下的大事，其他不全部记载。十一年十二月，楚王修筑陈、蔡、不羹三城，不记载，既然已经记载了灭蔡，就不必再记载筑城了。十九年春天，楚国工尹赤将阴地迁到下阴，令尹子瑕修筑郏城，迁阴、筑郏，仅仅是为了自守，所以不记载。叔孙昭子说：楚国不在诸侯之列了，它仅仅是自我保全，以维持其世袭统治罢了。冬天，楚国人修筑州来，不能安抚百姓却修筑州来，以挑衅吴国，沈尹戍预料他们必定失败，所以略去不记载。二十三年，楚国囊瓦修筑郢城，这是削弱的计策，自然没有告知鲁国，所以不记载。二十九年冬天，晋国赵鞅、荀偃率领军队修筑汝水边的城池，这是所夺取的陆浑之地，事情不必记载，但凡是土木工程没有不记载的，楚国宫室应该记载“作”却没有记载，是避讳的缘故。

译主婚

《春秋》在庄公元年记载王姬出嫁之事非常详细，然而齐桓公迎娶共姬时，也是由鲁国主持婚礼，但《春秋》经文却没有记载。这种删削的笔法，大概是因为鲁庄公与齐襄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当时鲁国正处在丧服之中，而天子却命令鲁国主持婚礼，鲁国人难道不能援引大义极力推辞吗？所以详细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王室和鲁国双方都失礼了。黄先生说：同样是主持婚礼，而前后的经文记载不同，那么前面之所以详细记载，是有很深的用意。庄公十一年，经文记载王姬嫁给齐国，传文说齐侯来迎娶共姬。赵氏说：这是合乎礼仪所以不记载的证明。杜氏说：不记载齐侯，也没有见到鲁公，天子让同姓诸侯主持婚礼，是因为国君地位对等，现在齐侯迎娶新娘而鲁公不见面，怎么能够作为婚礼的主持人呢？况且庄公年幼，鲁国正受制于齐国。我仔细推究，杜氏说没有见到鲁公也有道理，诸侯主持婚礼只是从本国携带聘礼送去罢了，不一定需要地位对等地作揖谦让，况且婚礼在女方家奠雁拜礼结束后，新郎就骑马先行，士大夫尚且如此，国君未必不是这样。而且鲁国因为接纳公子纠，所以与齐国正有嫌隙，直到十三年冬天北杏会盟之后，鲁公与齐侯在柯地结盟，才达成友好，那么此时齐侯不想与鲁侯相见，也是可能的。用这三层意思来推测，没有见到鲁公是很合理的。至于这一年的王姬与元年的王姬记载详略不同，孔子自有其深意，不在于见不见鲁公。桓公九年，纪季姜嫁给周天子，传文说：凡是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王后才记载，如果不是鲁国主持婚礼就不记载。如果庄公十八年陈妫成为惠王的王后，宣公六年齐姜成为定王的王后，都没有记载在经文中，就是如此。

崩〇

庄王、僖王、顷王三位周天子去世不记载崩丧，子常的说法非常迂曲。他说：庄王、僖王、顷王去世和安葬都不记载，这是删削的防备，在于保存防备书写的大体之中，自成为变例。而左氏学者，往往胡乱编造言辞。现在考察庄公十一年，鲁国主持王姬的婚礼，冬天，王姬嫁给齐国。第二年，庄王去世，王室没有不告知诸侯的道理。十四年，单伯防备讨伐宋国，冬天，在鄄地会盟。十六年，周王派虢公命令曲沃伯，以一军之力成为晋侯。第二年，僖王去世，王室也没有不告知诸侯的道理。惠王即位，传文说春天，虢公、晋侯朝见周王，周王用甜酒招待，命令他们谦让，都赐给玉五副，马三匹。虢公、晋侯、郑伯派原庄公去陈国迎娶王后。经文和传文所记载的庄王、僖王、惠王三位周王时期，事情就是这样。而杜氏却认为王室衰微，不能自己与诸侯沟通，可以说是诬蔑了。况且这时齐桓公正假借王命，以显示大顺，鲁国人难道有不吊唁安葬天子的吗？文公十年，鲁公与苏子在女栗结盟，传文说：是因为顷王即位的原因。十四年春天，顷王去世，王室没有不告知鲁国的道理。这一年传文说：襄仲派使者告知周王，请求凭借王室的宠信向齐国求取昭姬。冬天，单伯出使齐国，如果让鲁国不吊唁安葬天子，他敢向王室有所请求吗？那么说：周公阅与王孙苏争夺政权，所以不报丧的，其荒谬是明显的。传记中天王去世，有秘密不发丧确定位置后来才报丧的，惠王就是这样；有迟缓告知的，灵王就是这样；王室动乱虽然未能尊立但也报丧的，王子猛就是这样。难道有两位大臣争夺政权就不告知王丧的道理吗？我私下曾经考察辨别名实之说，然后才知道三位周王去世安葬不记载，是孔子删削的，无可怀疑。大概平王东迁以来，朝见诉讼不到，贡赋不归还，诸侯侍奉天子的，只有吊丧送葬如同对待列国而已。霸主虽然知道假借尊王以显示名义，但不能亲身率领诸侯在天庭享祭朝见。史书记载崩丧没有不同的文字。方伯之所以致力于王室，就是这样而已吗？所以庄王、僖王去世安葬特意删削不记载，自从有霸主以来，天下的形势又发生一大变化，而王室也因为无霸主而更加卑微了。虽然区区吊丧安葬的礼节还存在，君子认为还是不吊丧安葬一样。所以顷王去世安葬特意删削不记载，都是为了辨别名实之际，而判定霸主的功罪。按照子常的说法如此，大概认为当时诸侯舍大取小，即使吊丧安葬也不值得取法，孔子使一个性质概括。不值得记载罢了。我就他的话来反驳。周朝自从东迁，王权逐渐衰落。然而当初，天子的典章制度还存在，诸侯悖逆叛乱还不严重。况且周桓王桀黠智巧，尚足以驾驭诸侯。鲁桓公也不是昏庸懦弱不懂事的人。所以平王、桓王两位周王无不记载崩丧。到庄王去世，正当庄公十二年。僖王去世，正当庄公十七年。都是庄公时期的事。周僖王、惠王本来就是平庸的君主，不能命令诸侯。鲁庄公是知道母亲的人，二十二年以前被文姜控制。三十七岁才娶妻，怎么能行事有条理。两位周王不记载崩丧，周人不能告知。即使告知，鲁人也不去吊唁。不去吊唁，自然就不记载了。至于说齐桓公正假借王命以显示大顺，也不是事实。鲁庄十二年，齐桓公虽然兴起鲁国以接纳公子纠，所以正与齐国构怨。在长勺打败齐军，在乘丘打败宋军。齐桓公的命令不能到达鲁国。即使十一年冬天，鲁国因为主持婚礼的缘故，记载王姬嫁给齐国。然而所记载的仅此一条，与元年详细记载王姬嫁给齐国之事不同。那么当时鲁国不畏惧齐国是明显的。而且齐桓公直到庄公二十八年才开始讨伐卫国、滑国，讨伐参与子颓之乱的人。他十七年僖王去世时，前后几年正经营家门，灭掉谭国、灭掉遂国，使宋国臣服，亲近鲁国以为

译这是治国的根本大计。那王子颓扰乱周室，虢国和郑国争夺接纳齐桓公，将此事托付给防地，勉强拘捕了郑詹，任其逃脱而不追究。在那时，我私下担心齐桓公尚且不会去吊唁周王，鲁国难道会去吊唁吗？赵氏仅仅认为王姬归嫁于齐，以为庄王驾崩没有不告知的道理，却不知道史书笔法简略，其中自有缘故。那单伯在防地会盟，晋侯朝见周王，这又哪里足以作为告知丧事的证据呢？赵氏不考证经传记载，不揣度当时的局势变化，对于两位周王不记载“崩”字，胡乱编造有伯父的说法。圣人难道如此巧诈，圣人的笔法难道如此迂腐吗？到了顷王驾崩，左氏明确记载周公阅与王孙苏争夺政权，没有赴告。为什么回避而不相信呢？学习《春秋》的人如果不相信左氏，那又能相信谁呢？大概赴告丧事必定有简册，简册必定有承接执行的人。天子当时正在防地居丧，尚未称王。如果没有执政的人，那么谁主持国政？谁作为名义上的主事者？譬如现在有人死后争夺继承权，讣告上写上名字，就披麻戴孝拿着孝杖充当孝子了。周公阅和王孙苏争夺政权，所争夺的正是这政权尚未确定，怎么肯向各国告知丧事呢？顷王不记载“崩”字，确实是因为没有赴告。赵氏胡乱编造没有伯父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译内薨〇

传文说：改葬惠公，鲁公没有亲临，所以史书不记载。卫侯前来吊唁惠公的葬礼，没有见到鲁公，史书也不记载。大概因为鲁公回避而不担任丧主，那么丧礼就不能完成。这属于因礼制未成而不记载的一类情况。隐公二年，夫人子氏去世，不记载葬礼。定公十五年，传文说没有祔祭。杜氏说：夫人的丧礼有三项：去世时向同盟国家通报，这是第一项；下葬当天中午，从墓地返回正寝举行虞祭，所谓在寝殿反哭，这是第二项；卒哭之后祔祭于祖姑，这是第三项。如果这样，就记载“夫人某氏去世下葬”，称我国小君及其姓氏。如果不通报、不祔祭，就是丧礼未完成，所以去世时不称夫人，下葬时不记载，称我国小君某氏。反哭就记载下葬，不反哭就不记载下葬。子氏通报了但不反哭，所以称夫人而不记载下葬。定姒反哭但不通报，所以记载下葬而不称夫人。去世不称夫人，所以下葬不称小君。现在考察杜氏所述的夫人丧礼，本于隐公三年传文的体例。然而哀姜死在外面，不能说祔祭，她的去世和下葬没有不同的记载，为什么呢？大概丧事有服制，下葬有制度，事情有异常，史官有变通的写法。左氏也只是说个大略罢了。定姒跟随丈夫的谥号，是哀公的亲嫡母，必定没有不祔祭的道理。传文说没有祔祭，是荒谬的。然而隐公二年，夫人子氏是继娶的，隐公摄政，桓公尚未即位，有很多避忌，简化丧礼，不反哭，是有的。姒氏是哀公的生母，而在定公时期卒哭，现在的妻子丧事多有不吊唁的，定公未必通报以劳烦友邦，不通报是有的。如果祔祭就祔于祖姑，有什么避忌呢？不称夫人，总是这个意思。

外薨〇

诸侯不记载下葬，并非都是因为鲁国不去吊唁。如果那个国家下葬不合礼制，并且不通报下葬日期，也就无从前往吊唁了。鲁成公因黑壤之会被阻止，没有去吊唁晋成公的下葬，所以晋景公下葬时停止，鲁公去送葬，鲁国人侮辱了他，所以成公亲自送葬而不记载。襄公二十五年，齐人把庄公葬在北郭，被弑杀的君主下葬不合礼制，所以不记载。楚康王去世，襄公在楚国，楚国派亲信送衣衾。二十八年十一月前往楚国，到第二年五月才回来，必定送葬了，但不记载，是不让楚国有恩于鲁国，况且不能举其国号。蔡国终身依附楚国，然而昭公三十三年记载蔡侯东国死在楚国，大概是畏惧楚国所以重视其盟国。而桓公十七年献舞死在楚国不记载，还可以说是亡国之君不合礼制吊唁。至于文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扈之盟，传文说蔡侯在场，而甲午日去世不记载，赵子常说：“有齐国的危难，鲁国不去吊唁，不合礼制。”吊唁之礼即使是大国也派遣大夫，鲁国即使有危难，哪里难派一个吊唁者呢？蔡国这时刚解除城下之盟，匆匆忙忙赴扈之盟而不通报，所以不吊唁，不吊唁所以不记载。春秋时期小国之君没有通报的很多，这甲午日的去世是后人学习史书编年列国，知道甲午日的去世应当在这一年，传文中原无明文，哪里值得计较呢？杞国是夏朝的后裔，自从鲁僖公二十年后，杞桓公与晋国联姻，下葬没有不去吊唁的，那么鲁国所行的礼是因为势力。至于德公伯姬，是鲁国的女儿和女婿，哪有隐瞒不通报的道理？即使传文没有记载，可以肯定通报了而史官不记载。吊唁下葬者只是因为鲁国一向轻视杞国，来朝见不恭敬，就施加武力，这时必定又对鲁国有怨恨，所以即使通报了也不去吊唁。或者是女婿女儿至亲，即使吊唁也不必记载呢？秦文公到穆公五世与晋国交好，僖公十五年韩之战才见于经书，城濮之战、翟泉之盟，秦人都在场，然而文公六年传文记载秦伯任好去世为穆公，而春秋不记载丧纪，是因为文未及于鲁国。

朝聘

隐公六年郑伯前往周朝，开始朝见桓王。郑伯并非能行朝见之礼，即使朝见也是常事，况且不来通报，所以不记载。八年八月，郑伯带着齐人朝见周王行礼。当时，郑伯是周王卿士，齐国僻在东海，未参与朝见王室之事，所以不记载。文公二年，鲁公前往晋国，晋人因不朝见而来讨伐，鲁公前往晋国，晋国派阳处父与鲁公结盟，以此羞辱他，所以不记载。四年，曹伯前往晋国参加正会，正会是接受贡赋的正式集会。传文说晋侯能继承文公的基业，而诸侯服从，曹国是其他小国，不必记载。成公七年，卫侯前往晋国。襄公二十四年，郑伯前往晋国，是因为重币的缘故，并且请求讨伐陈国。第二年讨伐陈国，传文所以不记载。二十六年，卫侯前往晋国，晋人逮捕了他。齐侯、卫侯为郑伯前往晋国，晋国帮助孙林父逮捕卫侯，所以不记载。二十八年，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见晋国，是因为宋之盟的缘故。郑游吉前往晋国，都是因为宋盟的缘故，不记载晋国而改记载鲁公前往楚国，就已经伤害他了。至于昭公三年郑伯前往楚国，六年徐国聘问楚国，是其他国家的前往楚国者，不全部记载。七年，子产聘问晋国，是为了子产识黄熊的传文罢了，其他国家的常事，不必记载。十六年，晋韩起聘问郑国，也是为了子产、孔张事的传文罢了，不必记载。鲁公在晋国，晋人阻止鲁公，不记载，是避讳。二十年，鲁公前往死鸟，齐侯派公孙青聘问卫国，已经出发，听说卫国动乱，派人询问所聘问的对象，鲁公说：“还在境内，就是卫君。”于是将要行事，

译于是跟随那些死去的鸟。卫国国君出入不一定都详细记载，但在境内称君，那么当时的慰问吊唁情形就可以想见了。其他国家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告知。然而《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如果朝见聘问没有涉及我国，事情的始末与它无关的，就不记载。

译会盟一

隐公元年，郑国向邾国请求出兵。邾子私下对公子豫表示好感，公子豫请求前往，隐公不答应，他于是自行前往。等到邾国人、郑国人在翼地结盟，史书没有记载，因为这不是隐公的命令。七年秋天，宋国与郑国讲和。七月，在宿地结盟。隐公讨伐邾国，是为了替宋国报仇。隐公抗拒宋国而改与郑国讲和，是想以郑国为外援，如今郑国又与宋国结盟，所以隐公恐惧而讨伐邾国，想以此求得宋国，所以说“是为了替宋国报仇”。讨好别人又去攻打别人，其中是有原因的。如果只记载“伐邾”，那么这件事就不必再单独记载了。冬天，陈国与郑国讲和。十二月，陈国的五父到郑国主持结盟，郑国的良佐到陈国主持结盟。往年，郑伯向陈国请求讲和，陈侯不答应，五父曾劝谏陈侯。六年，郑伯侵犯陈国，大获全胜，所以今年才有这次结盟。然而这也来不及了，况且陈国没有来报告，所以史书没有记载。十年六月，隐公在老桃会见齐侯、郑伯。九年，隐公有防地的会见，今年春天，隐公有中丘的会见。既然已经记载了两次会见，不再记载老桃的会见，是省略了。桓公八年，随国与楚国讲和。当时，楚国与中原各国关系疏远，还被称为荆，哪里会有楚国，所以没有记载。十二年，隐公与宋公在句渎之丘结盟，因为宋国是否讲和还不可知，所以没有记载。记载虚〇的会见就够了。庄公二十一年春天，郑国、虢国在弭地互相约定，这件事谋划没有让齐令安和鲁国参与，所以没有记载。僖公十一年，晋侯在王〇拒泉皋伊雒之戎平定戎族，一同讨伐京师，进入王城，是王子带召引他们的。秦国、晋国讨伐戎族以救援周王室，这是为“天王出居于郑”作传。既然已经记载了天王出居，这里就不必再记载，是省略了，也是避讳了。十二年，齐侯派管夷吾在王〇拒泉皋伊雒之戎平定戎族，派隰朋在晋国平定戎族，晋国讨伐秦国以救援周王室，所以戎族与周、晋不和，王子带召引戎族制造祸难，秦国、晋国不讨伐而讲和，所以没有记载。二十四年，宋国与楚国讲和，此时楚国还没有成为中原各国的祸害，所以没有记载。二十八年，晋侯、齐侯在敛盂结盟，晋侯与郑伯在衡雍结盟。当时，郑国因为被楚国打败而恐惧，派子人九到晋国讲和，但这一年已经记载了践土和温地的结盟，齐侯、郑伯都参与了，不必再记载了。文公三年，卫侯到陈国，是拜谢晋国的讲和。二年，陈侯为卫国向晋国请求讲和，没有关系，所以没有记载。四年，卫侯到晋国，拜谢曹伯到晋国主持正义的传，说晋国能继承文公的事业而诸侯服从，然而没有关系，也没有记载。九年，郑国与楚国讲和，公子遂会见晋、宋各位卿大夫救援郑国，而没有赶上楚军，郑国与楚国讲和也不奇怪，所以没有记载。秋天，楚国公子朱从东夷讨伐陈国，陈国人打败了他，俘获了公子。茷陈恐惧，于是与楚国讲和。以小胜大，所以恐惧而请求讲和。陈、蔡对于楚国叛服无常，不值得计较，所以没有记载。十六年与齐国讲和，鲁国被齐国削弱，而且经文中已经说了会见，记载不到结盟了，所以没有记载讲和。

会盟二

宣公三年，晋侯讨伐郑国，夺取郔地。郑国与晋国讲和，士防入盟，是为“楚人侵郑”作传。既然已经记载了“楚人侵郑”，这里就不必再记载了。五年，陈国与楚国讲和，陈国靠近楚国，不足道，而且是为明年晋、卫侵犯陈国作传，所以没有记载。七年，郑国与晋国讲和，是公子宋的谋划。与盟黑壤，一件事记载重要的就够了。八年春天，白狄与晋国讲和，不值得记载。冬天，陈国与晋国讲和，所以楚国讨伐陈国，记载了“楚伐陈”，这里就不必再记载了。十六年，晋侯派士防平定王室，前年毛、召作乱，讨伐苏氏，如今王孙苏出奔，所以士防平定他，虽然关系到王室，也是小事，所以没有记载。十八年，齐侯会见晋侯在缯地结盟，晋国因为嘲笑郤克，所以拘禁晏弱的三个儿子，如今一同与卫国讨伐齐国，齐国所以有这次结盟。既然已经记载了“晋、卫伐齐”，这里就不必再记载了。成公元年，晋侯派瑕嘉在王〇拒泉皋伊雒之戎平定戎族，戎狄像豺狼，晋国不能治理，以致王师战败，未必不是其中一个原因。平启之后，记载了战败，这里就不必再记载了。二年，隐公上鄍的会见，鲁国四位卿出师，会见晋、卫以报复齐国的怨恨，一战胜齐，晋国派鲁国大夫禽郑从军中迎接隐公，召他来慰劳军队于体地，是侮辱，所以没有记载。五年，郑伯与晋赵同垂棘结盟，前年郑国讨伐许国，许灵公，郑悼公到楚国诉讼，郑国不胜，楚国拘禁皇戍、子国，那么郑伯与晋国结盟，反复无常不足道，所以没有记载。十一年，华元促成晋、楚讲和，晋郤犫与秦伯在河西结盟，楚公子罢到晋国聘问且主持结盟，这次讲和主事人是向戌，经文中没有记载，解说者于是想以次年琐泽、宋西门之外来对应，错了，所以没有记载。十六年春天，郑国背叛晋国，郑子驷跟随楚子在武城结盟，反复无常不足道。六月，既然已经记载了鄢陵的战败，这里就不必再记载了。襄公四年，无终子进献虎豹之皮以请求和诸戎，晋国不来报告，所以没有记载。八年冬天，郑国于是与楚国讲和，春天郑国无故侵犯蔡国，楚囊讨伐他，所以有这次讲和。九年冬天，于是与楚国讲和，在中分结盟，晋国在郑国不得志，讨伐郑国而讲和，所以楚子讨伐郑国，有这次讲和，这两次讲和不足道，所以没有记载。十一年，郑国与晋国结盟，这正是三驾之时，戍守郑国虎牢，郑国将顺从晋国，所以这次结盟不必记载。十九年，齐国与晋国讲和，齐灵公去世，晋国士

译匄侵犯鲁国，听到鲁国丧事便撤军回国，齐国感激其守礼，所以有了这次和平。既然已经记载“齐侯去世才撤军”，道义已经彰显，这里就不必再记载。二十年，与莒国讲和，楚国多次讨伐鲁国，前年诸侯结盟，督〇以此和解，所以两国重新共同结盟，况且已经记载祝柯之盟，所以不再记载。三十年，郑国子产到陈国主持结盟，这是为昭公八年楚国灭陈作传注，已经记载郑国与陈国讲和，所以这里不必再记载。昭公五年，子产辅佐郑伯在邢丘防备晋侯，晋侯送女儿到邢丘，所以有这次防备，没有重大变故，不值得记载。十九年夏，邾人、郳人、徐人在虫终防备宋公并结盟，宋公讨伐邾国，事情已经记载讨伐邾国，所以不再记载。哀公元年三月，越国与吴国讲和，吴国入侵越国，没有记载，是因为吴国不报告喜庆，越国不报告战败。秋天，齐侯、卫侯在干侯防备，是为了救援范氏，这是帮助叛逆，所以不记载。八年秋，与齐国讲和，九月，臧宾如到齐国主持结盟，齐国闾丘明来主持结盟，齐国因为季〇的缘故，鲍牧讨伐我国，所以有这次结盟，因为季〇归来，史书避讳而简略记载。十二年，鲁公与卫侯、宋国皇瑗结盟，记载防备而不记载结盟，是畏惧吴国暗中结盟。十三年夏，鲁公在黄池防备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七月，吴国与晋国争先后，于是让吴国在先，这实际上是结盟，为什么不记载呢？防备是从我方角度而言，所以不记载“及”。如果结盟是为了征验实情，以主持防备者列位，神明监临，先后次序不得混乱，避讳吴国在先，所以不记载结盟。

译赵氏说：春秋初期，周王室法度已经崩坏，先是两国单独结盟，后来才有三国共同结盟；诸侯联合作乱，也是先有三国共同结盟，然后才有霸主主持盟会，于是霸主兴起。自从有了主持盟会的霸主，国外就不再单独结盟。所以国外单独结盟，即使是霸主主持也不记载，例如僖公二十八年晋侯、齐侯在敛盂结盟；宣公十八年齐侯防止晋侯在缯地结盟，这类情况就是如此。舍弃霸主，也没有人敢单独结盟。如果没有盟主，那么三国共同结盟的现象就会再次出现，这就不只是两国单独结盟了。国外单独结盟，即使是周王卿士主持也不记载，例如昭公五年单子防止韩子在戚地，就是这种情况。陆氏说：凡是和平涉及天下大事的，才记载；不是这样就不记载。《谷梁传》说：国外的和平不记载，不仅仅是不记载国外的事。隐公七年，宋国与郑国讲和；陈国与郑国讲和；宣公七年，郑国与晋国讲和；文公九年、宣公五年，陈国与楚国讲和；文公九年、宣公十二年、襄公八年，郑国与楚国讲和，这些都是国外的和平。文公十六年，鲁国与齐国讲和；襄公二十年，鲁国与莒国讲和；哀公八年，鲁国与齐国讲和，不记载，这些都是国内的和平。至于宣公十五年，宋国人同楚国人讲和。陈氏说：有同楚国讲和的，在陈国不记载，在郑国不记载，到了宋国才开始记载。宋国曾经同楚国讲和，到了楚庄王时才记载。一定是宋国顺从楚国，一定是楚庄王得到了宋国，天下将形成南北对峙的局势。《春秋》对此表达了深意。中原诸侯与夷狄相互结盟或防止，如果不涉及天下大事就不记载。根据成公十二年，晋国士燮防止楚国公子罢在宋国西门结盟；成公十六年，郑国子驷跟随楚子在武城结盟；襄公四年，晋国魏绛与各戎族结盟之类，都不记载。文公十年，陈侯、郑伯防止楚子在息地，虽然是三国共同防止也不记载。至于襄公五年，鲁公在戚地防止晋悼公及十一个国家的吴人，《左传》说九月丙午日结盟，不记载。昭公元年，在虢地防止，是追寻宋国的盟约。在此之前宋国的盟会，楚国人先歃血，楚国人害怕晋国轻视地主持盟会，请求宣读旧盟书加在牺牲上，晋国人答应了，所以不记载结盟。哀公七年，鲁公在鄫地防止吴国，《左传》说在缯地结盟；衍公十三年，鲁公在黄池防止晋侯及吴子，《左传》说七月辛丑日结盟，都不记载。陈氏说：这是为晋国避讳。吴国与晋国的盟会，《春秋》始终避讳，不把吴国与晋国看作共同主持盟会。蛮夷僭越名号，虽然用诸侯的礼仪防止晋国，却向鲁国索取百牢的礼物，又让鲁公去见晋侯，这样下去怎么会有尽头呢。莱门的盟会，虽然在国内也不记载，因为是城下之盟，是国家所耻，所以为国内避讳。

征伐

周王臣子参与征伐，如果不涉及天下大事，就不记载。晋襄公末年，大夫开始专权。文公三年《春秋》经文记载，晋阳处父率领军队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这是大夫担任将领，记载大夫的开端。而楚国最终灭掉了江国，所以王叔桓公参与讨伐，而经文不记载，不把救援江国连累到周王室。秦国与晋国交战已经四代了，然而成为中原祸患的是楚国。成公十三年，厉公初年，才与楚国讲和，而重修对秦国的怨恨。十三国讨伐秦国，虽然打败了秦军，但经文不记载大败，所以刘子、成子实际参与讨伐而不记载，不把讨伐秦国连累到周王室。昭公二十三年，两军围攻郊地，是周王军队和晋国军队，不记载周王军队，杜预说没有告知，其实是不想烦劳周王军队。诸侯已经背叛晋国，周王室更加卑微。定公六年，郑国人趁着子朝的党徒叛乱周王，攻打周王城外，天王居住在姑莸。刘单恢复王位，而定公八年，成桓公、晋国士鞅侵犯郑国，像列国报复那样行事，经文不忍心记载。王叔、刘成实际率领军队参与，不记载。杜预、陈氏都说没有亲自讨伐，这不是经文和传文的意思。我认为不是这样，敬王遭遇战乱多次，已经记载出居在狄泉，后来又居住在姑莸，不忍心再说。况且不到一年又发生，时间很近，不必记载。既然不记载姑莸，那么刘单恢复王位也不记载了。恢复王位不记载，那么儋翩的叛乱以及郑国助乱、成桓公跟随晋国就不再详细记载了。然而姑莸也是一件大事，怎么能埋没呢？于是定公八年记载，晋国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接着侵犯卫国，而传文说：“晋国士鞅防止成桓公侵犯郑国，包围虫牢，报复伊阙之役。”这就是报复定公六年郑人以子朝党徒叛乱周王攻打周王军队的事，已经记载了。凡是国外军队讨伐鲁国，没有不记载的。只有襄公十年秋七月，楚国子囊、郑国子耳讨伐我国西部边境，不记载。大概是讨伐宋国的军队，声言讨伐鲁国，意图是回兵夺取萧地，鲁国没有受兵，所以不记载。莒国趁诸侯有事，讨伐我国东部边境，这确实是受兵了，记载莒国就足够了。周王军队在茅戎大败则记载。至于桓公五年在繻葛之战，周王军队大败，报告还未到达。至于僖公二十四年，大叔率领狄人军队讨伐周。昭公二十二年，巩简公在京地大败，司徒丑在前城大败，都不记载。大概是襄王已经记载居住在郑国，敬王已经记载居住在狄泉，进入成周，记载重要的，其余不记载，是避讳。茅戎不能用君臣关系治理，不必避讳。诸侯勤王必须无功才记载，不是这样就不记载。子朝的叛乱，晋国军队虽然夺取前城讨伐京地了。昭公二十三年春，记载晋国人围攻郊地，而传文记载郊鄩溃败。周王派人告知间隙，于是返回，叛乱未平，而周王告知间隙，一定是两位卿不亲自带兵，军队不严肃。第二年三月，晋侯派士景伯到介地询问周地变故，众人这才推辞。子朝不接纳他的使者，那么在此之前，难道没有观望的罪过吗？既然

译而在诸侯那里征召防备，却说等到明年；明年在黄父会合，谋划迎立周王，却又说等到明年。他们怠慢于勤王之事竟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春秋》在此处记载“晋人围郊”，而在下面记载“天王居住在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以此来彰显他们的罪责。至于子颓作乱时，虢国和郑国勤王，原本是因为没有向周王报告；子带作乱时，晋国人恢复周王的地位，这些都是臣子应当做的事，事情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所以《春秋》不予记载。

译外侵伐一

赵氏说：诸侯联合出兵，霸主有所作为，对于重大的事件并不全部记载。例如郑国和卫国，隐公四年诸侯两次讨伐郑国，予以记载。如果隐公五年郑国人侵犯卫国，卫国人在牧地率领燕国军队讨伐郑国，郑国的两位公子率领制地的人打败燕国人，都不予记载。大概因为记载了四国再次讨伐郑国，接着又记载卫国人杀死州吁、拥立晋，那么大义已经明白，诸侯辅佐篡位的罪责无处逃避，所以不必再记载。又如郑国和宋国，隐公十五年因为公子冯、公子滑的缘故，五国联合出兵，宋国确实是罪魁祸首，所以记载宋国进入郑国以加重其罪责。如果是当年九月戊寅日，郑伯进入宋国。十一年冬十月，郑伯率领虢国军队讨伐宋国，大败宋国人，以报复宋国进入郑国边境的罪行。《左传》认为宋国没有向周天子报告，所以不记载。赵氏认为《春秋》谴责宋国，所以省略了郑国人报复的过错，因此不记载。不知道宋国和卫国交战，郑庄公实际上是挑起战端的人，孔子怎么会省略呢？不报告才是正确的。晋国和秦国则在文公三年秦国人讨伐晋国，予以记载。七年令狐之战，予以记载。而《左传》记载八年夏天秦国人讨伐晋国，夺取武城，不记载。十年夏天秦国讨伐晋国，予以记载。而当年春天《左传》记载晋国人讨伐秦国，夺取少梁，夏天秦伯讨伐晋国，夺取北徵，不记载。十二年晋国和秦国在河曲交战，予以记载。而之前秦国讨伐晋国夺取羁马，之后秦国又侵犯晋国进入瑕地，不记载。宣公十五年秦国人讨伐晋国，予以记载。襄公十年夏天晋国军队讨伐秦国，予以记载。而襄公九年秦国人讨伐晋国，不记载。十年夏天晋国荀罃讨伐秦国，不记载。十一年秦国人讨伐晋国，予以记载。晋国与秦国争斗，却忘记了楚国；秦国与楚国结盟，却背叛晋国；都没有志在中原，所以不全部记载。晋襄公继承霸主地位，那么晋国和楚国有所作为，不全部记载。僖公三十三年是晋襄公初年，经文记载晋国、陈国、郑国讨伐许国，而楚国子上侵犯陈国、蔡国，陈国、蔡国讲和，于是讨伐郑国，都不记载，是因为城濮之战的余威未远，直到襄公去世，陈国、蔡国没有一次战役不跟随楚国，也仅仅止于这次侵犯讨伐，不足以改变两国倾向中原的志向。当年阳处父侵犯蔡国，楚国子上救援他，与文公三年晋国先縠讨伐楚国救援江国，都不记载，是因为蔡国靠近楚国，襄公的精力耗尽于敌人，秦国既不足以制服楚国，又怎能得到蔡国？经文记载他联合五国军队讨伐沈国，而沈国溃败；以大夫专权率领军队救援江国，而江国灭亡，那么霸主的策略就可以知道了。何况以弱小的力量讨伐楚国救援江国，哪里值得议论呢？陈氏说：先縠不是卿。晋国从灵公、成公到景公三代，那么晋国和楚国有所作为，不全部记载。楚国想要图谋北方，楚子亲自率领军队，郑国与楚国讲和，于是文公九年记载讨伐郑国，新城之盟，陈国、郑国都在其中，郤缺进入。蔡国以城下之盟返回，于是文公十五年记载讨伐蔡国，而文公九年《左传》记载楚国再次侵犯陈国，公子朱讨伐陈国不记载。必定到宣公元年，楚国已经得到郑国，侵犯陈国又侵犯宋国，然后才记载。蔡国最靠近楚国，陈国次之，郑国介于其间。《春秋》对于这三个国家，未曾没有先后缓急的区别。文公十年《左传》记载在厥貉驻扎，陈侯、郑伯在其中，不记载。直到宣公十一年在辰陵结盟，然后才记载。宣公三年，晋文公讨伐郑国，郑国与晋国讲和，不记载。六年，楚国人讨伐郑国，取得讲和而返回。十一年，楚子讨伐郑国，郑国顺从楚国，都不记载，是因为晋成公时期，郑国还不忍心背叛晋国。当年正月辰陵，然后《左传》记载郑国又向晋国求取事务，而陈侯也前往晋国。于是楚子冬十月进入陈国，十二年春天包围郑国，那么两国在晋楚之间反复无常，濒临灭亡而不悔改，难道是不得已吗？所以记载晋国楚国所侵犯讨伐的，那么陈国郑国的向背就可以知道了。而凡是因侵犯讨伐而取得讲和的，不全部记载，即使是晋君亲自率领，也不记载。灵公成公时期政令在大夫手中，既失去了齐国，又失去了鲁国，晋国虽然不兴盛，而楚国兴起，即使君主亲自率领，哪里值得议论呢？于是最终失去了陈国郑国，而宣公十二年邲之战失败之后，不再救援宋国，诸侯都顺从楚国。《春秋》的形势由此发生了一次变化。

外侵伐二

文公三年，阳处父讨伐楚国救援江国，是大夫率领军队，这是记载大夫的开端。九年，公子遂会同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援郑国，大夫再次不记载。而十年，在厥貉驻扎，侵犯陈国，于是侵犯宋国，是楚君率领军队，这是称君的开端。然而景公已经失去了陈国、郑国，而宣公十四年，记载晋侯讨伐郑国。成公二年，鞌之战，然后齐国鲁国都顺服，在虫牢同盟救援郑国，在马陵同盟，在蒲地同盟，四次会合诸侯，都是君主亲自参与。景公稍微能够自强。晋景公到厉公两代，那么晋国楚国有所作为，不全部记载。景公自从鞌之战，诸侯开始顺服。厉公有鄢陵的胜利，中原的形势稍微振奋，然而始终只争夺郑国，而最终失去郑国，是因为内部治理不足。成公三年，景公会同诸侯讨伐郑国，郑国在丘舆战败，虽然经文不记载，是保存大体。四年，栾书为了救援许国讨伐郑国，不记载。八年，又因为救援郑国，于是侵犯蔡国，侯获沈子揖，都不记载。因为侵犯蔡国，于是侵犯楚国，也不记载。晋国不能得到郑国，却为了许国讨伐郑国，不能保护郑国，却为了郑国侵犯沈国、侵犯蔡国，不能制服楚国，却因为侵犯蔡国于是侵犯楚国，都不是霸主预先确定的策略，不值得记载。于是楚国人用厚重的贿赂求取郑国，郑国于是顺从楚国。九年，晋国人拘捕郑伯，让钟仪回到楚国，求取讲和讨伐郑国以返回，郑伯而仅仅能够顺服

译郑国。虽然在十二年，华元能够促成晋楚两国讲和，但到了十五年，楚子却违背盟约攻打郑国。第二年，郑国也再次贪图楚国的贿赂而背叛晋国去攻打宋国，这是因为晋楚两国都正处于中衰时期，而选择依附哪一方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郑国手中。楚国攻打郑国之后，便进犯卫国和首止，史书没有记载。楚国刚刚失去郑国的支持，不足以让卫国感到忧虑。郑国进犯楚国，夺取了新石，史书没有记载。因为这对追随或背离的大局没有益处，反而加深了楚国的怨恨，这与栁棼的事情相同。十六年六月，晋国防尹子攻打郑国的战役中，知武子率领诸侯的军队进犯陈国，接着又进犯蔡国，史书没有记载。其义理与上述情况相同。凡是同一场战役中发生两件事，如果与天下的大局无关，就不予记载。十七年，卫国进犯郑国的时候，郑国曾经进犯晋国的虚滑，史书没有记载。这是为了替中原诸侯讳言。鄢陵之战后，晋侯三次请求周王派臣子去攻打郑国，但遇到楚国救援就退兵，虽然能多次会合诸侯，却不能再打一仗，这就是郑国坚持依附楚国的原因。凡是楚国救援郑国，史书都没有记载。因为诸侯不是楚国应当拥有的，当楚国得到时不予承认，所以不记载。晋悼公恢复霸业十一年间，两次会合大夫，九次会合诸侯，开始于救援宋国，结束于使郑国臣服。成公十八年，楚国和郑国进犯宋国时，晋侯在台谷驻军以救援宋国，楚军撤退，虽然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但不记载；襄公元年鄫地驻扎的战役，晋军从郑国率领鄫地的军队进犯楚国的焦夷和陈国，晋侯、卫侯驻扎在戚地，作为他们的后援，都不予记载，是因为悼公的霸业大致还不足以进犯陈国、攻打楚国。范宣子说：“陈国靠近楚国，百姓早晚都处于危急之中，拥有陈国不是我们的事，没有陈国之后才可以。”不等陈侯逃回，晋国人就已经把陈国置之度外了，所以鄫地的驻扎，只是用我们的大夫防备外大夫，保存防备，符合史书的大体原则而已。襄公三年，楚国何忌进犯陈国；襄公四年，楚国彭名进犯陈国，以及派遣顿国进犯陈国，都不予记载，是因为下文记载了攻打陈国、包围陈国，这是举重略轻。襄公元年，郑国子然进犯宋国，不予记载，下文记载了攻打宋国，这是举重略轻。襄公十年七月，子耳进犯宋国北部边境，不予记载，上文记载了攻打宋国，都是举重略轻。又襄公十年，郑国皇耳率领军队进犯卫国，卫国人抓获了皇耳，不予记载，这与成公十五年楚国攻打郑国时不记载进犯卫国相同，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务必把握得当。我因此依据陈氏的体例，重新考证经传，以阐明笔削的界限。

译外侵伐三

诸侯之间交兵，赵氏在伯盟中的重大事件，已经详细记载了。此外，如文宣公以前，隐公元年的杞人伐夷，隐公五年的曲沃伐翼，隐公十一年的息侯伐郑，桓公四年的秦师侵芮，桓公六年的楚武王伐随，桓公九年的伐曲沃，桓公十一年的楚军在蒲骚击败郧师，桓公十二年的楚伐绞，桓公十三年的楚伐罗，庄公六年的楚伐申、过邓，庄公十九年的巴人伐楚，闵公二年的晋伐东山皋落氏，僖公九年的齐伐晋及高梁，僖公二十五年的秦晋伐鄀，都因为未逢其时，且命令未及于鲁国，所以《春秋》没有记载。大概楚国从庄公十年开始记载“荆败蔡师于莘”，僖公元年记载“楚人伐郑”，才开始用“楚”代替“荆”。晋国从僖公十五年才开始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秦国也从僖公十五年才开始记载“晋侯及秦伯战于韩”。在此之前，它们都没有在《春秋》中显著记载。襄公十三年记载秦与晋交兵，到此为止，那么此后的秦国也就与《春秋》无关了。懂得这一点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春秋》。文公元年记载“晋侯代卫，卫人伐晋”，那么两家的交战已经明白，传文记载孔达侵郑，伐绵訾及匡，只是追叙遭受讨伐的原因罢了，不必再记载。宣公三年记载“宋师围曹”，那么武穆的族人以曹师伐宋就不必记载了。宣公十五年经文中六月记载“秦人伐晋”，杜预注说没有传文，而传文中秋季七月记载“秦桓公伐晋，驻扎在辅氏”，又不见于经文。大概经文中六月的事，就是传文中七月的事。成公二年冬天“楚师侵卫，遂侵我”，鲁公贿赂他们而退兵，没有记载，是避讳的缘故。十四年已经记载“郑公子喜帅师伐许”，那么戊戌日郑伯再次伐许，进入其外城，可以不记载。十六年郑国背弃晋国跟随楚国，记载“郑公子喜帅师侵宋”，又记载“晋郑鄢陵之战，郑师大败”，那么卫侯为晋国伐郑，到达鸣雁，就可以不记载了。襄公二年“齐侯伐莱”，没有记载，是省略的缘故。四年十月“邾人莒人伐鄫”，没有记载，是避讳的缘故。臧纥救鄫，侵邾，在狐骀战败，国人迎接丧事的人都结发为髽，鲁国从此开始结发为髽。这段又见于《礼记》，那么这件事比较显著，不是可以掩盖的。孔子避讳被小国打败而不记载，大概与悬胄、鱼门的耻辱是同样的法则。九年晋侯因戏之盟被公子騑所屈服，所以对郑国不得志，率领诸侯再次讨伐郑国，攻入其三门，渡过了阴阪。但是我们确实无礼，何必厌恶郑国？况且上文已经记载了讨伐和结盟，不必再记载了。十六年，晋荀〇、栾黡帅师伐楚，以报复宋国杨梁之役。楚公子格帅师与晋师战于湛阪，楚师大败。晋师于是侵方城之外，又伐许而还。这是晋楚的一次大战。不记载的原因是什么？大概这支军队是为了报复十二年楚子囊、秦庶长无地伐宋师于杨梁之役。而杨梁之役，又是为了报复前十一年晋国夺取郑国。晋楚治兵，记载不少，如果都记载将不胜其多。况且后文说楚子再次伐许而还，那么本年已经记载叔老防备伐许了。一彼一此，记载其中一个就足够了。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吴，到达雩娄，听说吴国有防备而还。于是侵郑，没有记载。楚师侵郑，没有告知鲁国，所以省略。传文不过是记载称赞子产的善行罢了。三十一年，齐子尾害闾丘婴，想杀他，让他帅师以伐阳州。我询问出兵的原因，夏五月，子尾杀闾丘婴以取悦我师。杜预注说：“伐阳州不记载，是因为没有完成讨伐，或许是这样。”至于昭、定、哀三公之中，昭公四年记载“楚子伐吴”，那么这年冬天吴伐楚入〇栎麻，以报复朱方之役，没有记载。六年记载“楚防罢帅师伐吴”，那么此前楚执徐仪，楚使防泄伐徐，吴人救之，没有记载。二十一年吴救华氏，那么齐师、宋师在鸿口击败吴师，正得其宜。况且已经详细记载了南里之叛，所以这个不记载。三十一年，吴人侵潜，楚人救潜，吴师围〇，楚师救〇。定公五年，吴师在雍澨击败楚师，秦师又击败吴师，没有记载。六年，吴太子终累击败楚舟师，又以陵师败于繁阳，楚国大为恐惧，担心灭亡。子西高兴，说现在可以治理国家了，迁郢于鄀，也没有记载。这关系到楚国不浅，但不是天下的大事。不记载。至于哀公元年，吴夫差在夫椒击败越国，没有记载。大概定公十四年已经记载“于越败吴于檇李”，哀公十三年又记载“越入吴”，那么这个不必记载。王子朝一事，前后记载不一而足。那么昭公二十四年六月，王子朝乞师攻瑕及杏，都溃败。二十六年五月，刘人败王城之师于尹氏，王城人、刘人战于施谷，都不值得记载。即使定公八年，单子伐谷城，刘子伐仪粟，也是歼灭余党，肃清京师的事，不值得记载。定公十四年，晋在百泉击败郑师及范氏之师，郑国帮助范氏。哀公元年，晋鞅伐朝歌，都没有记载。大概定公十三年已经记载朝歌之叛，那么这个不必记载。宣公九年，《春秋》记载“齐侯、卫侯次于五氏”，是避讳齐伐伯主。既然不忍心记载伐，而记载次，那么齐侯伐晋夷仪，河内自然不记载。

戎狄

译戎狄侵犯中原，必定要有霸主出现才会记载。从僖公八年狄人讨伐晋国开始，直到僖公去世，大约有十次左右。当时齐桓公兴起霸业，狄人无法得逞，屡次记载是为了彰显霸主抵御夷狄的功绩，这就是有霸主才记载的原因。至于隐公九年北戎讨伐郑国，桓公六年北戎讨伐齐国，都没有记载。这是因为诸侯没有天子统领，互相侵伐，中原的威势不尊贵。《春秋》的志趣在于诸侯，而戎狄成为列国的祸患，不再记载是为了突出急务。晋襄公凭借姜戎击败秦国军队，还说是抵御寇贼。成公五年宋国推辞参加虫牢之盟的会合，而晋国人却率领伊雒之戎、陆浑蛮氏去侵犯宋国，这难道是盟主对待盟国的道理吗？所以经文略写而不记载，是为中原诸侯讳言。因此宣公十三年赤狄讨伐晋国，因为先縠招致，没有记载。如果有招致祸患的人，那么祸患就在内部了。至于僖公十一年戎人进入王城，狄人讨伐京师，即使是鲁国史官也不忍心记载。中原国家打败夷狄，只有晋国的战事被记载。如果像桓公六年郑忽打败戎人，文公九年陈国打败楚国公子朱，宣公九年郑国在栁棼打败楚军，都不记载，是略写的原因。其余如僖公十六年狄人侵犯晋国，没有记载。夷狄打败中原国家，只有楚国的战事被记载。如果像定公三年鲜虞在平中打败晋国，没有记载，是略写的原因。夷狄互相攻败俘获，如果与中原有关联就记载。比如襄公十三年楚人打败吴军，俘获公子党，十四年楚国讨伐吴国，吴人打败楚军并俘获公子宜谷之类，不记载是因为它们与中原无关。至于定公十四年于越在檇李打败吴国，则是越国兴起吴国衰落，关系到天下大势，与前面的惯例不同。中原与夷狄作战不记载。定公十四年传文中说吴国讨伐越国，越王勾践抵御，在檇李列阵，担心吴军严整，双方都列阵，却不记载“战”。哀公十三年传文中记载六月丙子越王讨伐吴国，乙酉日交战，丙戌日再次交战，大败吴军，俘获太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丁亥日进入吴国，而经文不记载爵位，不记载“战”，与吴军进入郢都的情况特别不同，是因为越国与吴国世代仇敌，就按照夷狄互相攻伐的法度来处理罢了。

译救的含义，符合公义就记载“救”，出于私亲就记载“救”，紧急胜过扶持弱小就记载“救”，大凡记载“救”的情况各不相同，那些记载“救”的，是因为史官认为应当记载。救的事情多得写不完，与霸主相关的就记载，比如齐人救邢、诸侯救许，就是这样。怜悯中原国家就记载，比如狄人救齐、却缺救郑，就是这样。蔑视夷狄就记载，比如楚人救卫、公子贞救郑，就是这样。中原国家衰微，夷狄也衰微，即使诸侯互相救援也记载，比如哀公七年，郑国的驷〇救曹，就是这样。不是这些情况就不记载，救援而没有成功，也不记载“救”。胡氏说：救援王室，就谴责诸侯；救援远方国家，就谴责四邻；救援夷狄，就谴责中原国家，这样大概就能符合“救”的道义了。赵氏说：陈君举认为救援必定没有功效才记载，现在用经传来考证，王师的救援只有庄公六年救卫这一件事，内师的救援有襄公十五年救成、襄公十二年救台，军队出发而敌寇撤退，至于会盟救援，如庄公二十八年救郑、僖公六年救许、十五年救徐，直到桓公称霸，三国没有一次战役不跟随，不能一概说没有功效。晋楚救援陈郑，笔削的详略也各不相同。大概内师的救援没有不记载的，王师的命令如果涉及鲁国也没有不记载的，会盟也没有不记载的，只是会盟救援没有功效就称大夫，以体现道义。陈氏的说法不是通达的体例。凭借齐桓公的强盛，不能驱逐狄人保全邢国，于是驻扎军队在聂北，等待邢国溃败而迁移它，这也是陈氏所说的因无功而记载的，然而邢国能由亡国转为生存，是依靠闵公元年、僖公元年、齐桓公两次救援的力量。僖公六年，楚人包围许国，大概是攻击他们必定救援的地方，以解除新城的包围，诸侯救援许国符合事理，所以都记载下来，以显示霸主救援中原国家的道义。至于僖公十六年夏，齐国攻打厉国没有攻克，救援徐国而返回，这与霸业无关，不记载。襄公二十四年，晋平公在夷仪会合诸侯，楚子攻打郑国以救援齐国，诸侯返回救援郑国，经文只记载在夷仪会盟，而攻打齐国和返回救援郑国都不记载，因为十一国攻打齐国而不能成功，军队不能与齐桓公攻打郑国于是救援许国同文。春秋没有记载“伐救”的，文公三年冬，记载晋阳处父率领军队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这是陈氏所说的因无功而记载的。然而晋国因为江国的缘故向周王室报告，率领军队攻打方城，而楚国攻打江国的军队撤退，以显示伐救的道义，只是晋国正被秦国牵制，不能为江国再次出兵，所以江国最终灭亡，而之前的救援也不算没有功效。宣公五年，晋荀林父攻打陈国救援郑国，不记载，还说是迁怒而不是攻打敌人。成公四年，晋国攻打郑国救援许国不记载，许国最终归属楚国；郑国不防备晋国，不能说是敌人。先前文公三年秋，先仆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已经记载了阳处父；这次不是卿，不记载。楚国得到郑国后侵犯陈国，宋宣公元年，晋赵盾救援陈国，陈国事奉晋国还有好几年，不能说救援陈国没有功效。楚国得到陈国后攻打郑国，宣公九年，楚子因为厉国的战役，所以攻打郑国；晋郤缺救援郑国，郑伯在栎棼打败楚军。十年，楚子再次攻打郑国，士会救援郑国，在颍北驱逐楚军；诸侯的军队戍守郑国，都不能说没有功效。然而郤缺救援郑国之后，接着记载诸侯攻打郑国，而士会的救援不记载，因为晋国的救援不足以依赖，郑国最终屈服而归属楚国，所以不全部记载。僖公二十二年，楚人攻打宋国以救援郑国，不记载。僖公三十三年，晋阳处父侵犯蔡国，楚子上救援他，也不记载。而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楚人救援卫国，特别记载下来。所以陈氏说这是显示晋文公的兴起，楚国想救援而不能。郑国在晋楚之间反复无常，大凡楚国救援都不记载：宣公元年，蔿贾；二年，鬬椒；成公三年，子反；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子申，都不记载。鄢陵之战，虽然楚子救援郑国，不记载；而之后晋侯三次请求周王臣子攻打郑国，遇到楚国救援就返回。大凡楚国救援郑国都不记载。襄公十年，虎牢之战，公子贞的救援，特别记载下来。所以陈氏说这是显示晋悼公的兴起，楚国想救援而不能。大概笔削的原则，当楚国得到诸侯时，楚国的救援不记载，不认可它的救援；不认可它的救援，是嫌把诸侯给楚国，所以必定不能救援才记载。它抑制强盛的夷狄，尊崇中原国家，大义昭然，不能与霸主救援中原国家，体例显然不同。晋悼公恢复霸业十一年，两次会合大夫，九次会合诸侯，始于救援宋国，终于使郑国臣服。当楚国和郑国侵犯宋国时，成公十八年，晋侯军队驻扎在台谷以救援宋国，楚军撤退；虽然国君将帅不记载，是因为楚国每次得到郑国然后图谋宋国。悼公兴起，楚国最终失去郑国，还图谋什么宋国？所以救援宋国与霸业无关，不记载；而以襄公元年围彭城、攻打郑国，按功绩当务之急来记载。到定公五年，秦军救援楚国，也不记载，因为救援夷狄。成公十六年，鄢陵楚国救援郑国不记载，是因为没有完成救援；记载楚子、郑军大败，就可以知道了。不仅是不认可楚国的救援。僖公十一年春，晋国攻打戎人以救援周王室，不记载；周王室或许没有报告，而且二十四年就记载天王出居在郑国了，省略它，也是避讳它。襄公十年，卫侯在襄牛救援宋军。楚公子贞、郑公孙辄攻打宋国，而卫国救援，所以自身遭受皇耳的攻打。它的救援应当记载而没有记载，难道因为襄牛还是卫国土地，没有完成救援吗？看八月攻克萧国，又侵犯宋国北部边境，可以

译明白了。到了鲁昭公二十三年，楚国大夫防越率领军队救援吴国，来到州来，既然已经记载了鸡父之战，这里就不必再记载，也不值得记载。

译次戍

杜氏说：驻扎在军事行动之前，是为了等待时机；驻扎在军事行动之后，是因为事情已经完成而驻扎。赵氏说：凡是记载驻扎，都是因为没有什么确定的战果。《春秋》成公十六年的传文中说：“我军驻扎在督”，杨公防备尹子晋侯攻打郑国，这是有战果却不记载。隐公五年周王派尹氏、武氏攻打翼，周王命令虢公攻打曲沃；桓公四年周王派秦国军队围攻魏国等，这是因为事情发生在西方，命令没有传到鲁国，所以不记载。陈氏认为这是史官笔削的失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国外军队的驻扎，必定与天下的重大变故有关才记载，否则不记载。驻扎在郎、驻扎在厥貉，是因为齐国和楚国的缘故。齐景公不能正确估量自己，妄图复兴霸业，所以《春秋》不忍心直说攻打晋国，而在五氏、垂葭、渠蒢等地的驻扎都详细记载了。至于晋悼公已经击退楚军，讨伐了背叛的宋国，用攻打郑国的军队侵犯楚国和陈国，并与卫侯驻扎在戚，这不属于霸主事业兴衰的关键，所以《春秋》不记载。我认为凡是驻扎的原因有三种：内心不想出战而观望，事情时机未到而等待，地点遥远而难以到达。杜氏所说的“驻扎以等待时机，事情完成而驻扎”这两句话，大致是符合道理的。胡氏说：攻打敌人而记载驻扎，这种驻扎是善意的驻扎；楚国驻扎在陉就是这样。救援而记载驻扎，这种驻扎是贬义的；聂北救援邢国就是这样。又说：庄公十年驻扎在郎，显示齐国称霸的艰难；文公十年驻扎在厥貉，显示楚国称霸的艰难；襄公元年驻扎在鄫，显示晋国恢复霸业的艰难，这些都是错误的。赵氏说：不忍心直说攻打晋国，这也是错误的。凡是戍守与得失有关才记载，如僖公二十八年的公子买戍守卫国，襄公五年的戍守陈国，最终失去陈国就记载；戍守虎牢得到郑国就记载，就是这样。桓公六年诸侯戍守齐国，闵公二年齐公子无亏戍守卫国，与得失无关，所以不记载。僖公十三年、十六年诸侯戍守周王室，定公六年阎没戍守周王室，这是臣子的本分，不值得记载。宣公十年诸侯戍守郑国，不久郑国就在辰陵与楚国结盟，于事无补，不值得记载。国内向夷狄乞求军队就记载，僖公二十六年公子遂到楚国乞求军队就是这样。至于成公二年臧宣叔到晋国乞求军队不记载，国外向霸主乞求军队就记载，如成公十三年晋侯派郤锜来乞求军队就是这样。至于各国互相乞求军队，没有什么可议论的，所以隐公四年宋公派人来乞求军队不记载。

灭国

国外灭亡王畿内的国家，只有僖公十年狄人灭亡温国，才记载。王畿之内不可以动武，所以记载，以识别变故，这与记载王人在茅戎战败是相同的。至于僖公五年晋国灭亡虢国和虞国，不记载，大概是因为王畿内的诸侯享用天子封邑，与列国不同，忌讳诸侯灭亡三公的封国，等同于背叛王室。然而记载灭亡夏阳，已经揭示了事实，记载虞国灭亡，虢国灭亡也就显而易见了。至于桓公七年郑人、齐人、卫人攻打并盟约于向，定公六年郑国攻打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虽然鲁国史官不忍心记载，不记载似乎是为了郑国避讳。不避讳灭亡温国，是为了深深地排斥它。至于僖公十一年杨距泉、皋伊、雒的戎人进入王城，这只是小事，与狄人不同，即使鲁国史官也不想记载。桓公八年晋国灭亡翼国，此时晋国尚未与鲁国通好，所以不记载。到了昭公十二年晋国灭亡肥国，是为了下文攻打鲜虞，传文说“晋国攻打鲜虞”，传曰“是因为肥国的战役”，记载了这件事却不记载肥国。二十三年晋国灭亡鼓国，不记载，前十五年记载“晋荀吴率领军队攻打鲜虞”，传文说“晋国攻打鲜虞，包围鼓国”，那么鼓国似乎是鲜虞的附属，所以不记载。僖公二十一年邾人灭亡须句，不记载，大概是因为当年冬天记载了鲁公攻打邾国，第二年春天记载了鲁公攻打邾国夺取须句，那么这里不记载是省略文字。楚国自从宋国盟会之后，才开始详细记载其事迹。文公五年公子燮灭亡蓼国，不记载。唐国长久臣服于楚国，不能列入诸侯，邲之战传文才见到唐侯，而《春秋》不记载。柏举之战跟随楚侯、吴子攻打楚国，由此看出灭亡没有向诸侯报告，所以定公五年楚国灭亡唐国，不记载。

外取围

隐公四年莒人攻打杞国夺取牟娄。《公羊传》说：“国外夺取城邑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痛恨开始夺取城邑。这个条例是对的，但解释是错的。”《谷梁传》说：“国外夺取城邑不记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常事。”对于隐公六年宋人夺取长葛来说，这样说也可以。陈氏说：“春秋初期，还以夺取城邑为重，他得到了要领。”根据桓公十四年宋国攻打郑国夺取牛首，僖公二十三年楚国攻打陈国夺取焦夷，文公八年秦国攻打晋国夺取武城，以报复令狐之战，十年春天晋国攻打秦国夺取少梁，夏天秦国攻打晋国夺取北征等，都不记载。即使成公二年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夺取龙邑，也不记载。《春秋》重视灭亡国家，自从隐公十一年记载齐国、郑国进入许国，以后夺取城邑就不再记载。传文说：“边境上的战斗，你进我退，有什么常理？记载的话就写不完，所以只记载重大的而已。”我认为鲁国的事没有不记载的，何况夺取城邑？我想在我们胜利之后，龙邑又归还给我们，随失随得，不久就在齐国手中，所以不记载。大概这一年六月鞌之战获胜，随即失去了久如汶阳的田地，晋国尚且让齐国归还给我们，何况龙邑呢？到了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夺取郓邑，是用来安置鲁公的，不能与国外夺取城邑相比。国外攻打国家不记载包围城邑，《谷梁传》说：“举重而言。”夺取城邑不记载包围，哪里值得记载？隐公五年的长葛，春秋初期，还以包围城邑为重。僖公六年记载郑国包围新城，是讥讽齐桓公联合五国攻打郑国却仅仅包围其城邑。僖公二十三年

译《春秋》记载齐国在宋国围困缗邑，是在襄公受伤战败之后。僖公二十六年记载楚国在楚国围困缗邑，是在陈、蔡、郑、许四国围困宋国之前，这表明中原没有霸主，齐国只是凭借强大欺凌弱小，而楚国若不完全控制诸侯就不会停止。襄公十二年莒国攻打我国，记载为“围邑”，是因为晋悼公在讨伐郑国时力量衰退，萧鱼之盟刚刚订立，莒国就已经背弃盟约了。襄公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这三年之中，齐国四次攻打我国，记载为“围邑”，是因为中原没有霸主，齐国将要背叛盟主。况且国内的事情本来就应该详细记载，桓公、庄公、闵公三位国君在位期间，竟然没有记载“围邑”的。僖公三十年只出现了三次，比如十八年邢国和狄人围困卫国，莬圃的卫侯来到，把国家让给父子兄弟，那围困的形势已经很严重了，尚且不记载，其他的哪里值得记载呢？昭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国人围困郊邑，这是《春秋》特有的笔法。郊邑被子朝占据，天子流亡在外，晋国作为方伯，不能竭尽全力勤王，只是慢慢派遣大夫前往，所以特意记载这件事来归罪于晋国，说“晋国人防备它”。到了哀公三年、四年赵鞅围困朝歌、围困邯郸，又不忍心记载了。外国军队进入外城，只有文公十五年齐国攻打曹国进入外城才记载。至于隐公五年邾国、郑国攻打宋国，进入宋国外城；襄公、元公时期，韩厥、荀偃攻打郑国，进入郑国外城，只记载“伐”，而进入外城，都不记载，这是省略，遵循着重大的原则。诸侯迁移国家以躲避灾难，则记载。至于文公十三年邾国迁到绎，成公六年晋国迁到新田，都不记载；楚国迁移鄀国，不记载，这是省略的缘故。

译君主出奔

僖公二十四年，周天子出居郑国，是为襄王。昭公二十三年，周天子居于狄泉，是为敬王。昭公二十六年，周天子进入成周，这些事迹都记载在经文中。而庄公二十一年，子颓作乱，惠王居住在栎地和邬地，那是郑国的土地。庄公二十一年，虢公、郑伯共同讨伐王城，惠王进入王城，他的出奔和返回都没有记载。定公六年，周儋翩率领王子朝的党徒，借助郑国人发动叛乱，周天子居住在姑莸。定公七年十一月戊午日，单子、刘子从庆氏那里迎接周天子，晋国借道秦国护送周天子，己巳日进入王城，他的出奔和返回都没有记载。这是为什么呢？郑国是列国，在王畿之外，所以襄王出奔要记载；敬王居住在狄泉，是因为尹氏立了王子朝，叛乱尚未平息；进入成周，是因为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逃往楚国，贼人尚未被讨伐，所以居住和进入都要记载。庄公二十年，子颓作乱，没有向鲁国报告，所以不记载。定公六年，儋翩作乱，是王子朝的余孽，此前王子朝已经不再记载了。其余像刘氏居住在皇邑、渠邑等，都不必记载。赵氏认为子颓、儋翩不是天子自己招致的，不记载是错误的。昭公十四年，莒国杀了公子意恢，而郊公与庚舆交替出奔、交替回国，事情与郑国的忽、突相似，但书法不同，是因为郊公虽然被国人驱逐，但罪状不明显；庚舆以公弟身份归来即位，也没有庶孽扰乱嫡系的嫌疑，所以只记载“杀”，以表明君主去世、国家动乱，而一次出奔、一次回国都不记载。等到庚舆也被驱逐，那么郊公的回归自然是理所应当的，所以庚舆以诸侯的身份记载“来奔”，而郊公复归不记载。如果名实上没有混乱，那么《春秋》就没有议论的必要了。如果宋国人奉养宠爱的庶孽以篡夺嫡子，诸侯又从而尊奉他为君，那么郑忽与郑突的出奔和回国就不能不加以辨别了。戎人侵犯中原而控制废立之权，那么曹羁与曹赤的出奔和回国就不能不详细记载了。莒人弑君没有主名，那么去疾与展舆的出奔和回国就不能不记录了。君主被执要记载，君主回归如僖公二十八年的曹伯、三十年的卫侯、成公十五年的曹伯，这是固定的体例。襄公十六年、十九年的莒子、邾子，哀公四年的小邾子，记载被执而不记载回归，小国之君不值得讨论，这也是固定的体例。然而成公九年，晋人执郑伯，回归不记载，为什么呢？郑国虽然在邓地私下防备楚国公子成，又随即朝见晋国，本可以罢了。晋人趁他来防备时，将他执拿，这不是霸主之讨伐，不记载是因为他的罪行不应当被废黜，没有不能回归的道理。郑厉公出奔进入栎地，派傅瑕杀了子仪，然后才得以返回国家。卫献公出奔进入夷仪，派甯喜杀了剽，然后才得以返回。子仪做郑国君主十四年，剽做卫国君主十一年。这两件事正相类似，而一件记载弑君、记载回归，一件都不记载。为什么呢？栎地是郑国的都邑。进入栎地，就是进入郑国了。郑突在栎地，十四年间防盟征役，都从这里发出。大概鲁国人始终尊奉他为君，赵氏说子仪被弑不记载，那么郑伯的回归就不值得讨论，这不是确切的言论。诸侯逃避中原，记载郑伯逃避首止，这是对的。如果陈侯逃避到卫国，文公十年；糜子逃避到厥貉，宣公六年；郑伯逃避到厉，大概是逃避楚国了，所以不记载。

诸奔

大夫出奔，如果不是他的罪过，不记载。成季奔陈，不记载。鲁国弑杀闵公，成季带着僖公到邾国，不记载。都是因为国家危难而退避以图谋对策，这是大夫出奔如果不是他的罪过就不记载的体例。王子出奔，如果不是他的罪过，也不记载。桓公十八年，周公想要杀庄王而立王子克，王子克不知道，所以王子克奔燕，不记载。王卿士出奔，如成公十二年，周公出奔晋国，记载；而庄公十六年，周公忌父出奔虢国，惠王即位后又召回他，不记载。宣公十六年，王孙苏奔晋国，晋国又召回他，不记载。他们的出奔不论是否有罪，召回不论是否有援助，都不记载，以王命为重。至尊制定命令，是纪法的根本，如果以王命召回他们，那么出奔者的罪过和召回的原因都不值得辩驳了。王子朝作乱，敬王反正，不能讨伐罪人，奔楚，记载，是因为放纵了贼人。僖公十二年，周王因戎难讨伐王子带，奔齐，不记载，奔齐是因为能够讨伐。公子出奔如果不是他的罪过，不记载，所以蔡履、秦黄、卫鱄、秦鍼等十位公子都记载，而隐公三年，宋公子冯居住在郑国；庄公八年，齐公子小白奔莒，公子纠来奔；二十年，陈公子完奔齐；僖公五年，晋公子重耳奔狄；十七年，齐公子昭奔宋；襄公十四年，卫公子展奔齐之类，都不记载，即使是来奔也不记载，因为不是他们的罪过。陈氏说：讥讽不在出奔上。昭公二十年，楚太子建奔宋，陈氏说：出奔不是他的罪过，即使是太子也不记载，这是对的。然而记载出奔的人未必都有罪。蔡公子燮想要让蔡国亲晋，蔡国人杀了他，公子履是他的母弟，所以出奔楚国。陈庆虎、庆寅畏惧公子黄的逼迫，向楚国告状说：与蔡国司马同谋，楚国人认为是讨伐，公子黄奔楚，都是没有罪过而记载的，陈、蔡的人安于事奉楚国，他们的臣子有想要亲中原的，即使是公子、公弟也不能保全自身，因为这与天下大局有关。只有卫齐豹作乱，公子朝奔晋，有罪而不记载，是因为卫国人因动乱杀了宣姜，避讳不报告。外大夫出奔，大概自

译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元咺出逃到晋国，此后大夫的权力日益专横，他们的出逃或回归必定与国家大事有关，这与尚未受封的公子不同，所以出逃都予以记载。只有郑厉公回国，讨伐参与雍纠之乱的人，杀了公子阏，而公父定叔出逃到卫国，却没有记载。《春秋》不认可郑突（郑厉公），删去了他复位的记载，所以被杀和出逃的人都不再记载。郑文公厌恶高克，让他率领军队驻守黄河边，很久不召他回来，军队溃散，高克逃到陈国。《春秋》特意记载“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讥讽郑文公不像君主，而高克的出逃就不值得记载了。如果在僖公之前，外国大夫没有因出逃而被记载的，是因为政权不在大夫手中。这是子常的说法。陈氏认为出逃的人有罪就记载，无罪就不记载。他看到有罪而出逃的人很多，所以提出这种说法。子常也知道这种说法不对，但还不能彻底洗清这种错误以令人满意。如果认为无罪就不记载，那么庄公十九年子颓出逃到卫国，昭公七年罕叔出逃到晋国，本来是有罪的，为什么不记载？如果认为有罪就记载，那么襄公二十年陈黄，昭公十五年蔡朝吴，哀公六年齐国夏、高张，都是因为走投无路而出逃，并没有罪，为什么记载？本来知道不报告就不记载的，是隐公元年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庄公十九年子颓出逃到卫国。事情没有关系就不记载的，是昭公八年齐国的子成子、工子车来投奔。记载主将而不记载随从的，是哀公六年齐国的邴意兹来投奔。来投奔后又离开不记载的，是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闾丘婴来投奔。出逃后又回来不记载的，是庄公十六年周公忌父，宣公十六年王孙苏。记载其回归而不记载其出逃的，是襄公三十二年成季出逃到陈国。讥讽的重点不在出逃的，是陈氏所说的庄公八年小白，僖公五年重耳。这就是不记载的法则。大夫回归时挟持外援就记载，以叛乱出逃就记载，因为有缘故就记载。而周惠王召回周公忌父，郑国召回公文定叔，宋国召回荡意诸，这些大夫回归却没有记载。古代大夫离开国家，有赐环召回的命令，出逃后自己命令回归的事情，没有什么可议论的，所以《春秋》都不记载。襄公二十二年，陈侯的弟弟黄从楚国回到陈国，回归而记载，与大夫相同。昭公元年，秦后子回到秦国，这是公子回归而不记载的，道理也与大夫相同。

译叛

襄公二十六年，卫国孙林父进入戚地发动叛乱，史书记载“叛”字从此开始。凡是地位低贱的人叛乱，史书不记载，所以成公十七年，齐国高无咎的儿子高弱凭借卢地叛乱，国佐凭借谷地叛乱；襄公二十九年，齐国高止的儿子高竖凭借卢地叛乱，都没有记载，一定是卿或大夫级别的辅佐之臣叛乱才记载。然而宋国鱼石进入彭城，晋国栾盈进入曲沃，也不能记载为叛乱，一定要像卫国孙林父那样才能记载为叛乱。记载叛乱，一定是因为无法讨伐的缘故，赵氏的说法也是对的。然而如果说一定是因为无法讨伐才记载为叛乱，那么赵鞅回到晋国时，又为什么记载为叛乱呢？叛乱就是叛乱罢了。至于昭公三十年，郓地溃散；僖公四年，蔡国溃散；文公三年，沈国溃散；成公九年，莒国溃散，这些都是百姓逃亡离散。百姓逃离昭公，况且是季氏指使的，应该记载为叛乱，不记载叛乱而记载溃散，是出于内辞的缘故。赵氏说，获麟之后记载成地叛乱，那么国内城邑叛乱是史官必须记载的，这是不对的。记载成地叛乱不是孔子的笔法。至于昭公十二年，南蒯凭借费地叛乱；定公十年，侯犯凭借郈地叛乱；十三年，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地人袭击鲁国。《论语》也说公山弗扰凭借费地叛乱，史经都没有记载，这是因为家臣叛乱他们的卿大夫，而不是叛乱鲁国。为了维护公室尊严不忍心记载叛乱，陪臣僭越礼制又不可以不记载叛乱，所以《春秋》隐去不记载。难道只有费地如此？赵子常说：国内城邑说“围”，都是叛乱的意思。围费、围郓、围郈，都符合这个义理，所以不记载叛乱。

诸弑

郑懿公髠顽实际上是被子驷所弑，却以患疟疾为由上报，不记载为弑君。楚郏敖被公子围所弑，也以患疟疾为由上报，不记载为弑君。齐国人弑杀悼公，以说服吴国、患疾病为由上报，不记载为弑君。那么贼臣当权，谁肯以弑君为由上报呢？《春秋》顺从他们的上报而隐去真相，这不是鼓励作乱吗？大概弑君逆乱是大变，惨烈震动天地，这类事情有不如无，多不如少，听到不如不听到，治理不如不治理，如果可以暂且作罢，就不必去追究。所以三位国君的弑君事件，顺从他们的上报而记载，少记载一次弑逆，天地间就少了一次大变。圣贤悲天悯人的心意，本来就有极大的不忍心啊。如果说大恶漏网，没有鉴戒，那么圣人在《春秋》中记载弑君的，本来接连不断，难道还不足以鉴戒，而一定要采信传闻之口，作为定案吗？所以郑、齐两位国君的弑君事件，不记载为弑君，未必不是弑君。然而宁可不记载为弑君。至于楚郏敖，断定不是楚灵王所弑，却以记载“卒”来认定是人，只是说本国的臣子、诸侯的大夫、淮夷三军的众人，都说弑君，那是确凿的弑君无疑，却不知道正因为众口一词说是弑君，孔子独自驳斥众口而断定不记载为弑君，那么其非弑君更加确凿。所以三位国君之中，楚灵王非弑君尤其确定。桓公五年传记载，陈国发生动乱，文公的儿子陈佗杀太子免而取代他，因此后来有蔡国人杀陈佗，所以这里不记载。成公十三年，曹公子负刍杀太子而自立，因此后来有晋侯拘捕曹伯，所以这里不记载。况且两国都是杀太子，与弑君不同，或许可以当作两下相杀。桓公十八年，齐侯杀子亹，不记载。庄公十四年，郑国傅瑕杀子仪，不记载。诸侯只以郑突为国君，所以这两次弑君都不记载。

相杀

两下相杀，不记载于《春秋》。既然用蔡人杀陈佗来证明是君命，到了王札子、陈招，就依据这个来解释经文，大概是有所承袭的。传文八年，先都的士縠杀先克，成公十三年，郑国公子班杀子卬，国人都讨伐他们。大概两下相杀的狱案，有司法官吏得以治理。所以卫国孙林父、宋国华亥的动乱，都杀了四位公子，以至于昭公十三年，刘献公杀甘悼公，毛得杀毛伯过之类，都不记载。《春秋》的治理不涉及两下相杀。陈侯鲍去世，陈佗杀太子而自立；曹伯庐去世，负刍杀太子而自立。如果还没有继承君位，还是两下相杀。所以即使杀太子，也不记载。讨伐篡夺者，以君位为重。庄公六年，卫侯回国，将黔牟放逐到周，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十六年，郑伯进入栎地，惩治参与雍纠动乱的人，杀公子阏，都不记载。两位公子拥立黔牟而驱逐郑朔，在八年，大概曾经向天子请示过。后来五国抗拒王师以接纳郑朔，郑朔虽然出入称君，与郑突相同罢了，对于两位公子没有君臣之分，罪过不止于专杀，又不可以用两下相杀来记载。记载“入于卫”，那么叛王篡国的罪过就重了。郑突嫡庶之分既然明确，而出奔之后，郑国历经三位国君，那么所杀的只是不依附自己的人罢了，既然删去了反国的文字，那么杀公子也不可以记载。罪过没有比夺嫡更大的了。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夺政权，派王子防杀召戴公及毛伯，卫王室再次动乱。陈哀公托付他的宠臣司徒招、公子过，而招杀世子，师国几乎灭亡，那么讥讽就不在两下相杀了。所以陈氏说：“都是斥责国君的话。”楚公子弃疾让公子比蒙受首恶的名声，然后诱骗并杀他以篡夺君位，那么也不同于两下相杀的狱案了。

死难

庄公八年，齐襄公被弑，徒人费战斗而死，石之纷如死在阶下，孟阳代替国君躺在床上而被杀。僖公十年，晋卓子被弑，荀息随之而死。文公八年，宋襄夫人之乱

译大司马卬手持符节而死。文公十六年，宋昭公被弑杀，荡意诸为他而死。十八年，鲁太子恶被弑杀，仲以君主的命令召来惠伯，将其杀死并埋在马粪之中。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被弑杀，死去的有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八人，全都为此而死。祝佗父在高唐祭祀，返回复命时，不脱去礼帽就死在崔氏家中。申蒯侍奉渔者，对他的家臣说：“你带着家眷逃命吧，我将赴死。”他的家臣说：“逃避是违背您忠义的行为。”于是与他一同赴死。这些事迹都没有被记载。臣子为君主遇难而死，是千古的大节，后世若有这样的人，便会惊天动地。无论是否符合道义成就仁德，即使是因失算而死的人，也一定会为之痛惜并吊唁。近来像溺死、畏死这一类人，都赠予官职和荫庇，怜悯宠爱到了极点。《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呢？惠伯被埋在马粪中，还可以说是因为鲁国忌讳弑君之事。徒人费、纷如、孟阳三人，还可以说是齐国的小臣。贾举、州绰等十余人，还可以说是君主私昵宠任的人。大司马卬手持符节而死，还可以说是因为襄夫人的祸乱。至于荀息之死，卓子、荡意诸之死，宋昭公不也是得到了他们的死节吗？为什么不记载呢？记载了为什么不褒扬呢？难道只是不记载召忽的死，就把他比作普通人；宗鲁的死，就只赐予不吊唁；即使所记载的孔父、仇牧、荀息，也是因为涉及君主才连带提及，并非真正褒扬。特别像《左传》所载“荀息为他而死”这样的话。难道圣贤治理世事，所看重的是成功而不是白白送死吗？还是对于他们的死，如同昼夜寒暑交替在前，视为平常之事而不放在心上呢？那么后人把生死看作大事，以死为名高的人，都是浅陋的了。

译讨贼

春秋时期弑杀国君的贼人，本国讨伐并合乎正道的，没有比隐四年卫国人在濮地杀死州吁，以及庄九年齐国人杀死无知更恰当的了。他国讨伐并合乎正道的，没有比宣十一年楚国人杀死陈国的夏征舒，以及昭四年楚子讨伐吴国，抓获齐国的庆封并杀死他更恰当的了。霸主之国讨伐并合乎正道的，没有比成十五年晋侯拘捕曹伯终更恰当的了。春秋经书中不过只有这六七件事罢了。至于僖十年晋国杀死大夫里克，看似讨贼，但晋侯杀死里克是为了自我辩解，如果不是篡位就不算真正的讨贼。襄二十七年卫国杀死其大夫宁喜，看似讨贼，但国君忌惮他专权，于是派公孙免余攻打并杀死他，这也不算真正的讨贼。昭十四年楚国公子弃疾杀死公子比，不能说是讨贼，也不能说是弑君，所以史书以双方互相杀害来记载。至于桓十八年齐国杀死子亹并车裂高渠弥，则没有记载，这是因为诸侯只承认突为国君的缘故。春秋经书中记载“奔”这一义例，其道理非常广泛，顺从的人奔逃，叛逆的人也奔逃，穷困的人奔逃，据守的人也都奔逃。那闵二年奔逃的公子庆父，是为了为亲人避讳。至于庄十二年奔逃的宋万，又是为什么呢？胡氏认为宋国因为接受了贿赂请求而并非正当讨伐，所以没有记载“杀”，这大错特错。那些乱臣贼子，有的凭借兵力依仗众势，有的占据城邑依仗外援，我如果抓获并杀死了他们，他们无处逃避罪责，这就罢了。譬如杀人者，终究也是杀，无论是用金属、木头还是手脚，有什么可分辨的呢？卫国在濮地杀死州吁，尚且称为正当讨伐。如今《左传》称宋国抓获宋万带回，手脚都露在外面，宋国人将他剁成肉酱，又怎么能说不是正当的呢？那么宋万没有记载“杀”，是因为后来讨贼都不记载了。春秋时期君弱臣强，弑君叛逆接连不断，即使是齐桓公这样的霸主也不能讨伐鲁国、宋国的叛逆，接受贿赂就回去了，何况其他国家呢，以至于出现臣子讨伐国君，庇护臣子驱逐国君的情况，贯穿了整个春秋时期。孔子不胜记载，不胜悲痛，除了州吁、无知以外，绝不记载，即使是里克、宁喜这两次杀戮，疑似讨贼的，也不记载。夷狄都有国君，孔子对楚国发愤，特别在楚人杀死夏征舒、拘捕庆封这两件事上，情意恳切。即使夏征舒入侵陈国这件事，不可不记载，但齐国的庆封已经逃到吴国，楚子讨伐吴国原本并非追讨旧恶，可以不记载，却特别记载了，圣人的情感体现在言辞中了。至于赵盾、许止这两次弑君，不同于春秋其他情况，固然不能讨伐，也不愿讨伐。苏子由说：这两件事是用来作为教化的，不是用来作为法度的，举出弑君的罪名来责备赵盾是可以的，举出弑君的责任来诛杀赵盾则不可以。

讨乱

周天子讨伐篡位者，必定是杀死无罪之人后才记载。灵王驾崩，儋括想要拥立王子佞夫，佞夫并不知道，而景王杀死了他，他是无罪的，所以记载，这是正确的。至于庄二十二年杀死王子颓，僖二十五年杀死王子带，都没有记载。定公五年，王人在楚国杀死子朝，也没有记载。三位王子的动乱，倾覆了王室，篡夺了大位，惊动了天下，杀死他们时，必定会告知诸侯，史官没有不记载的道理，而孔子删去这些记载，是因为天子讨伐乱臣而罪人，这件事无可非议，不记载也可以。桓十八年，周公想要弑杀庄王而立王子克，庄王杀死了周公黑肩，虽然是杀死卿士，也没有记载。昭二十九年，杀死召伯盈和尹氏固，虽然是杀死大夫，也没有记载。天子没有专擅杀人的讥讽，这与诸侯不同。诸侯讨伐动乱，也必定是对方没有罪过才记载。陈国杀死公子御寇，晋国杀死申生，宋国杀死世子痤，都是没有罪过的。至于庄十二年宋国杀死子游，文十四年楚国杀死子燮、子仪，成十年宋国杀死围，僖十六年郑国杀死公子华，文十八年宋国杀死同母弟须，都没有记载。陈氏认为讨伐动乱不记载，即使是杀死世子、同母弟，也不记载。他说国君父亲讨伐子弟而对方罪有应得，即使是讨伐杀死，也没有可议论的地方。

诸及

隐公元年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鲁公因为摄政的缘故，寻求与宋国和解，而宋国以防御者身份前来，所以避讳鲁公。桓公十二年十二月，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左传》说宋公拒绝讲和，所以鲁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于是率领军队讨伐宋国，交战。这是鲁公亲自率领军队。不记载鲁公，赵氏说：是承袭上文。前面称君，后面称师，是因为同一战役再次出现。熊过氏认为内部称“及”是为了防御，或者又认为是避讳鲁公，都不对。只是赵氏“承袭上文”的说法，怀疑古人没有理解罢了。如今上文的丙戌日，卫侯晋去世，与盟于武父，这是《谷梁传》的错简。所以熊氏认为中间有事，不能承袭上文，不知道石经本中“卫侯晋卒”四字原本在“盟于武父”之前，那么“盟于武父”与此条“战宋”正好衔接，不能算是中间有事了。况且《左传》明确记载鲁公率领军队，怎么能说是防御呢？赵氏固然依据的是石经本，但即使不是石经本，文义也没有妨害，为什么呢？桓公十七年夏五月丙午日，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事情发生在边境防御，是常事，所以只记载“及”。本年“与宋人、卫人讨伐邾国”，也是边境事务，与“战于奚”相同。鲁公亲自不参与，也不必以国家名义参与，所以只记载“及”罢了。庄公九年八月庚申日，与齐国军队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鲁公失去了戎路车，避讳这件事，所以不记载鲁公，并且承袭上文“公伐齐”同一战役再次出现的文例。庄公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日，与齐国高傒在防地结盟

译文姜正在安葬，鲁桓公在丧期中谋划婚事，因此隐讳不写。僖公二十二年秋八月丁未，与邾国人在升陉作战，打败了邾国人，将鲁公的头盔挂在鱼门，羞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隐讳不写。但这也可以说是承袭上文的意思。文公二年三月乙巳，与阳处父结盟。鲁公前往晋国，晋国人因为鲁公不朝见，命令阳处父与鲁公结盟，鲁公感到羞耻，因此隐讳不写鲁公。文公十年，与苏子在女栗结盟，周顷王立耳，为何与诸侯结盟，太卑微了，孔子对此感到伤痛，因此用与天子大夫结盟的说法，隐讳不写鲁公。成公三年冬十一月，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丙午，与荀庚结盟。丁未，与孙良夫结盟。这两人来到鲁国，所以用国君相对待他们。成公十一年，晋侯派郤犨来聘问，己丑，与郤犨结盟。襄公七年冬十月，卫侯派孙林父来聘问，壬戌，与孙林父结盟。襄公十五年春，宋公派向戌来聘问，二月己亥，与向戌结盟，都是这个意思。《谷梁传》不提及具体的人，用国君与之结盟，这是对的。纵观所有的“及”，只有桓公十七年战奚、伐邾两件事，确实知道既不是鲁公也不是卿大夫，所以用“防”者书写“及”。桓公十二年的伐宋，庄公九年的干时，僖公二十二年的升陉，文公二年的阳处父，襄公七年的孙林父，确实知道有鲁公，都因为羞耻而隐讳，所以书写“及”。即使干时是承袭上一役，有再次出现的意思。但如果不是承袭上文，也不会书写鲁公，与升陉相同。这是根据传文来判断的。至于隐公元年的盟宿，是因为受到宋国的侮辱而不写鲁公；庄公二十二年的高傒，是因为隐讳丧期中谋划婚事而不写鲁公；文公十年的女栗，是因为隐讳与天子大夫结盟而不写鲁公。只有确实承袭上文而不写鲁公的，只有桓公十二年伐宋这一件事而已。这些都是传文没有记载，而根据义理来判断的。

译名氏

名氏，是人们用来称呼的符号。善人有名，恶人也有名，这并非褒贬所在。然而，美好的人称字，以表示喜爱；尊贵的人举出族氏，以表达尊崇。有的人去世而不被记载，有的人详细地被列书。每一笔的增删，圣人本来都有其深意。所以名氏不被记载的，也有几种情况，其中地位卑贱而不被记载的尤其多。比如成公时期的鞌之战，史书只记载了曹国的公子首，而大夫尝因为不是卿就不被记载。襄公元年，晋国讨伐曹国，只记载了韩厥，而荀〇因为不是卿就不被记载。这并非没有原因。卑贱的人即使出奔，也不被记载。比如昭公十年，齐国的栾施、高疆来奔，而高疆因为不是卿就不被记载，就是这样。即使被俘获，也不被记载。比如宣公二年，宋郑大〇之战，俘获了华元、乐吕，而乐吕不被记载，就是这样。即使被拘执，也不被记载。比如宣公十七年，断道之盟，晋国人拘执了齐国的晏弱、蔡国的朝、南郭〇三人，都不被记载。襄公十八年，晋国拘执了卫国行人石买及孙蒯，而孙蒯不被记载，就是这样。即使被杀害，也不被记载。比如文公九年，晋国杀了大夫先都、梁益耳，又杀了士縠、箕郑父、蒯得，而梁益耳、蒯得不被记载。襄公二十六年，卫国杀了大夫甯喜、右宰谷，而右宰谷不被记载，就是这样。卑贱之人真是可怜啊！人生在世，尊贵富厚，怎么可以忽视呢？其他如摄政者被记载，而怠惰者不被记载。比如襄公十四年，向之防，有崔杼、华阅、北宫括伐秦的战役，有崔杼、华阅、仲江〇者被记载，而漫者不被记载。比如文公十六年，赤狄有同获的铎辰。襄公二十七年，王子有同奔的括廖。尊贵而不亵渎吗？比如僖公二十八年，晋国践土之盟，王子虎不被记载。比如宣公八年，晋国侵郑、卫的军队，成桓公不被记载。逃避不成体统，比如襄公十六年，溴梁之盟，高厚不被记载。弑逆者，即使大臣被杀，比如庄公十二年，太宰督与仇牧同死不被记载。如果施于国君，那就更严厉了。襄公二十六年，齐、秦不互相会见，邾、滕作为私属不被记载。私属尚且在平时如此。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陈、蔡以兵力归属楚国罢了，就不记载陈、蔡。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唐侯的兵力归属吴、蔡罢了，就不记载唐。哀公十年，鲁国防备吴国讨伐齐国，邾、郯以兵力归属吴国罢了，就不记载邾、郯。还说是兵戎大事呢。如果像成公二年，蜀之盟，蔡侯、许男不被记载，乘坐楚国的车，称为失位。蔡、许的国君一旦失去其位，不得列于诸侯，何况其下呢？一旦乘坐楚国的车，即为失位，何况其他呢？君子说：“位置，不可不谨慎啊。”如此，襄公十一年，楚子、郑伯讨伐宋国。《左传》说：“秦国右大夫詹率领军队跟随楚国，将要讨伐郑国。郑伯迎接他们。丙子日，讨伐宋国。”杜氏说：“秦国军队不被记载，是不参与讨伐宋国而返回。”我考察不参与讨伐宋国，没有依据。大概詹率领军队跟随楚国，那么兵力归属于楚国，如同城濮之战中陈、蔡的例子罢了。

春秋辩义卷首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辩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一 明 卓尔康 撰

隐公一

《春秋》寄托始于隐公，周平王东迁而王者的踪迹熄灭了。平王元年，是鲁孝公二十五年，传惠公四十六年，到隐公元年，是平王的四十九年。《春秋》既然不寄托始于孝公，为什么不寄托始于惠公？大概惠公元年是平王的四年，倘若王能自强而天下又有勤王复辟的人，那么镐京早晚可以返回，谁将怀念西归的好音？圣人大概殷切地期望着。到了平王末年，衰弱了，丧失了，不可再西归了。于是不得已而以此寄托开始。圣心的穷尽啊。

己未○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齐僖公禄父九年，晋鄂侯郄二年，曲沃庄伯鲜十一年，卫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郑庄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终生三十五年，陈桓公鲍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杨用修说：“元年，是鲁隐公元年。《春秋》大一统，所谓一统天下，都奉行正朔。天子确立元年，而诸侯遵行；天子颁布朔日，而诸侯施行。自从共和以来，诸侯如蜂房蚁穴，不用天子的元年。晋曲沃庄伯改建夏正，就有不奉行天子之朔的了。《春秋》所以寄托始于隐公吗？”

熊过氏说：只有王者而后改元，诸侯改年是不正的。礼称诸侯三年丧毕，以士服入见天子，天子赐给他圭璧黻冕，然后归宁。有逾年改元的吗？书曰：“平王四十九年己未，公即位者是正的。”鲁自改元而贬抑周年的年号，是不对的。司马迁从真公濞以上为周王世表，没有诸侯年表。真公当夷王时，诸侯僭越的端绪开始改元了。赵子常说：诸侯既殡，嗣子在柩前即位，逾年正月朔，乃先谒庙，以明继祖，还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