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辩义卷十四 明 卓尔康 撰
不亦谬哉！」驩公作讙
冬十月公子遂如晋
葬晋襄公
熊过氏曰：盟主薨，卿共丧事，非礼也。郑游吉曰：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文襄之伯也，君薨，大夫吊，卿共丧事，夫人士吊，大夫送▯，此礼乐之自诸侯也。今按《春秋》之初，礼犹近古，故僖公以前，诸侯之丧，大夫送葬，亦非先王之定制也。及考晋文卒塟，皆使防者往，故名姓不登于经，则大夫吊、卿共▯事之令，亦岂晋文之所昉乎？自是叔孙婼▯平公，意如▯昭公，驯至少姜以妾媵而诸国卿防▯矣。三月速▯，大不懐也。赵盾欲御秦之送雍者耳。
译这不是很荒谬吗！」驩公作讙
冬季十月，公子遂前往晋国
安葬晋襄公
熊过氏说：盟主去世，卿大夫共同办理丧事，是不符合礼制的。郑国游吉说：先王的制度，诸侯去世，士去吊唁，大夫去送葬，只有在友好聘问、祭祀享献、三军战事时，才派遣卿大夫。文公、襄公称霸时，国君去世，大夫去吊唁，卿大夫共同办理丧事，士去吊唁，大夫去送葬，这是礼乐制度在诸侯国的演变。现在考察《春秋》初期，礼制还接近古代，所以僖公以前，诸侯去世，大夫去送葬，也不是先王的定制。等到考察晋文公去世安葬，都只派防者前往，所以名字不记载在经文中，那么大夫吊唁、卿大夫共同办理丧事的命令，难道是从晋文公开始的吗？从此叔孙婼吊唁平公，意如吊唁昭公，逐渐发展到少姜以妾媵身份而各国卿大夫去防送的地步。三月迅速安葬，是大不敬啊。赵盾只是想抵御秦国护送晋灵公灵柩回雍的人罢了。
晋杀其大夫阳处父。晋狐射姑出奔狄。
左传》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无援于晋也。九月，贾季使杀阳处父。书曰：“晋杀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晋杀续简伯。
凡书杀者，在上则称君，在下则称氏，在众则称人，在微则称盗。君与臣同杀，则称国。
熊过氏曰：处父称国杀，据《公羊》则君漏言而射姑杀之也。夫漏言小过，坐以杀大夫，则不惟失实，而情轻罚重，亦无以蔽罪矣。且国未有主，君而襄公又没，且葬，乃以漏言罪之，所谓诛于既死，不亦太严乎？据《左氏》则射姑怨阳子，易其班，使续鞫居杀之。两下相杀，无与于君。然宣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杀毛，召者本王子捷与鞫居之杀处父实同，而《春秋》诛意于子札，不书天王也。今书「国以杀」，而鞫居、射姑乃没其主名，可乎哉？或曰：射姑奔狄，处父见杀之繇也。成十五年，宋杀其大夫山，宋鱼石出奔楚，杀山者，岂鱼石乎？赵木讷知疑处父见杀之故，而不知宋山、鱼石、华元之例，归罪于赵，为可恨耳。夫杀处父者，非射姑，而传以为射姑；非晋君，而经以为晋君。然则果谁杀之耶？赵子常曰：国无君，大夫方专废立，则争争则相杀，废立之罪不见于《春秋》，是故以「国杀」见君卒，国乱泽不足，善其身后，不书杀者名氏，不嫌君讨，讥不在相杀，近之矣。与莒杀其公子意恢同。
乐正子记：「灵公幼，处父谋于赵盾，欲易之，弗克诛焉。故称『国杀』，君与臣杀之词也。」
黄正宪氏曰：「贾季本以中军将易班，在宣子之下，居常必偃蹇忿怨，两不相能。始又主谋立公子乐，见处父既杀，故不自安而出奔狄。宣子遣臾骈送帑，释其愤，且利其去也。此狐射姑出奔意，或然也。」
射谷作夜
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
闰月，则天子聴朔于明堂。阖门，左扉立于其中。聴政于路寝门，终月。故于文王在门为闰，而文公乃以为附月之余，而不告。故左氏言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不告闰朔，弃时政也。髙抑崇曰：知朝庙之不可已，则告月之礼曷为其可已也？
犹有二义，当推其本。如事之善者大，既不能行，而仅行其细则，犹者幸词也。本不足观，徒事其末，则犹者已词也。《春秋》盖有同辞而异实者矣。犹三望，犹绎，可以已而不已也。犹朝于庙，幸其不已矣。幸其不已者，爱礼存羊之意也。
辛丑○襄王三十二年
七年。○晋灵公夷臯元年，齐昭十三，卫成十五，蔡庄二十六，郑穆八，曹共三十三，陈共十二，杞桓十七，宋成十七卒。秦康公防元年，楚穆六。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须句
左传》间晋难也，寘文公子焉，非礼也。
杜氏曰：「须句，鲁之封内属国也。僖公反其君之后，邾复灭之，书『取易』也。邾文公子叛，在鲁，故公使为守须句大夫，絶太皥之祀，以与邻国叛臣，故曰非礼。」
遂城郚
郚今泗水古卞县地，城郚控须句，以备邾难也。黄正宪氏曰：“按《左传》曰：‘间晋难也’，又曰：‘寘文公子焉。’据杜氏，则须句鲁封内属国，成风之母家也。据赵氏，则须句乃邾之属邑。繇前而观，则絶太皥之明祀，以与邻国之叛臣；繇后而观，则取祖宗之封邑，以容背父之逆子。无一可者也。文子当国，何狼狈至此哉！”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王谷作壬
宋人杀其大夫
宋成公卒，国乱，其弟御杀其世子而自立，国人杀御而立昭公。襄夫人者，君祖母也，有淫行，昭不礼焉。公子鲍者，昭庶兄也，有佞才，夫人私之。于是夫人欲杀昭而立鲍，穆襄之族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公孙固为大司马也，与公孙郑二大夫，昭公之所与存亾者也。书「宋人」者，国乱无政，非君命而擅杀之，大夫不名义。系于杀大夫，其名不足记也。赵子尝以为，死君难不名义，不可通矣。
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
令狐，今平阳府猗氏县有令狐城。
晋先蔑奔秦
啖氏曰：「传云败秦师，非也。按经
译晋国杀了大夫阳处父。晋国的狐射姑出逃到狄国。
《左传》说：贾季怨恨阳处父调换他的班次，并且知道自己在晋国没有援助。九月，贾季派人杀了阳处父。《春秋》记载说：“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这是侵夺职权的表现。十一月丙寅日，晋国杀了续简伯。
凡是记载“杀”的，如果是君主在上位，就称君主；如果是臣子在下位，就称姓氏；如果是众人所为，就称“人”；如果是地位卑微的人所为，就称“盗”。君主和臣子共同杀人，就称国名。
熊过氏说：阳处父被记载为“国杀”，根据《公羊传》的说法，是因为君主泄露了言语，而狐射姑杀了他。泄露言语是小的过错，却因此判处杀大夫，这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罪轻罚重，也无法掩盖罪行。况且国家没有君主，襄公已经去世，正在安葬期间，就用泄露言语的罪名治罪，这就是所谓的死后诛罚，不是太严厉了吗？根据《左氏传》的说法，狐射姑怨恨阳处父调换他的班次，派续鞫居杀了他。这是两个臣子互相杀害，与君主无关。然而在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了召伯，毛伯杀了毛伯，召伯本来就是王子捷，这与鞫居杀阳处父的情况相同，而《春秋》追究王札子的意图，不记载天王。现在记载“国杀”，却隐去了鞫居、狐射姑的主谋之名，可以吗？有人说：狐射姑出逃到狄国，是阳处父被杀的原因。成公十五年，宋国杀了大夫山，宋国的鱼石出逃到楚国，杀山的难道是鱼石吗？赵木讷知道怀疑阳处父被杀的原因，却不知道宋国山、鱼石、华元的例子，归罪于赵氏，真是可恨。杀阳处父的不是狐射姑，但《左传》认为是狐射姑；不是晋君，但《春秋》认为是晋君。那么究竟是谁杀了他呢？赵子常说：国家没有君主，大夫正专权废立，争斗就会互相杀害，废立的罪行不显于《春秋》，所以用“国杀”来显示君主去世，国家混乱，恩泽不足，称赞他身后的名声，不记载杀者姓名，不嫌君主讨伐，讥讽不在互相杀害，这接近真相了。这与莒国杀其公子意恢相同。
乐正子记载：“灵公年幼，阳处父与赵盾谋划，想更换他，没能诛杀他。所以称‘国杀’，这是君主与臣子共同杀人的说法。”
黄正宪氏说：“贾季原本因为中军将调换班次，排在宣子之下，平时必定傲慢怨恨，双方不能相容。起初他又主谋立公子乐，看到阳处父被杀后，所以不自安而出逃到狄国。宣子派臾骈送财物，消除他的愤恨，并且利于他离开。这是狐射姑出逃的意图，或许是这样。”
射谷作夜
闰月不告朔，仍然在宗庙朝见
闰月，天子在明堂听取朔日政令。关闭门，站在左边的门扇中间。在路寝门听取政令，直到月底。所以在文王时，在门内为闰月，而文公却认为它是附月之余，不告朔。所以《左氏传》说闰月用来校正时令，时令用来安排事务。不告闰月朔日，是抛弃时政。高抑崇说：知道朝庙不可停止，那么告朔的礼仪为什么可以停止呢？
“犹”有两个含义，应当推究其本源。如果事情好的方面大，既不能实行，而仅仅实行其细节，“犹”是庆幸之词。本源不值得看，只从事末节，那么“犹”是已然的词。《春秋》大概有相同词语而不同实质的情况。犹三望，犹绎，是可以停止而不停止。犹朝于庙，是庆幸其不停止。庆幸其不停止，是爱礼存羊的意思。
辛丑○襄王三十二年
七年。○晋灵公夷皋元年，齐昭公十三年，卫成公十五年，蔡庄公二十六年，郑穆公八年，曹共公三十三年，陈共公十二年，杞桓公十七年，宋成公十七年去世。秦康公防元年，楚穆公六年。
春天，鲁公伐邾
三月甲戌日，夺取须句
《左传》说：趁晋国发生祸难，安置文公的儿子在那里，不符合礼仪。
杜氏说：“须句，是鲁国封内的属国。僖公恢复其君的后代，邾国又灭掉了它，记载‘取’表示容易。邾文公的儿子叛逃，在鲁国，所以鲁公派他做守卫须句的大夫，断绝太皥的祭祀，把邻国的叛臣交给他们，所以说非礼。”
于是修筑郚城
郚现在是泗水古卞县地，修筑郚城控制须句，以防备邾国的祸难。黄正宪氏说：“按照《左传》说：‘趁晋国发生祸难’，又说：‘安置文公的儿子在那里。’根据杜氏的说法，须句是鲁国封内的属国，成风的母家。根据赵氏的说法，须句是邾国的属邑。从前者看，断绝太皥的明祀，把邻国的叛臣交给他们；从后者看，夺取祖宗的封邑，容纳背父的逆子。没有一个是可取的。文子当国，为什么狼狈到这种地步呢！”
夏四月，宋公王臣去世
王谷作壬
宋人杀其大夫
宋成公去世，国家混乱，他的弟弟御杀了世子而自立，国人杀了御而立昭公。襄夫人是君主的祖母，有淫乱行为，昭公不礼遇她。公子鲍是昭公的庶兄，有奸佞之才，夫人私下与他勾结。于是夫人想杀昭公而立鲍，穆襄的族人攻打昭公，在公宫杀了公孙固、公孙郑。公孙固是大司马，与公孙郑两位大夫，是昭公所倚存的。记载“宋人”，是因为国家混乱没有政令，不是君主命令而擅自杀害，大夫不称其名。系于杀大夫，他们的名字不值得记载。赵子曾经认为，死于君难不称其名，这是不通的。
戊子日，晋人及秦人在令狐交战
令狐，现在平阳府猗氏县有令狐城。
晋先蔑出逃到秦国
啖氏说：“传文说打败秦军，是不对的。按照经文”
书战，明二师相抗敌矣。传云潜师夜起，与经乖矣。又上言背先蔑立灵公，蔑在秦也；次言先蔑将下军，则是在晋也。何其自相背耶？经言先蔑奔秦，不言出，明在外矣。言背可也，言将下军非也。盖先蔑时为下军将，而身在秦，故致误也。」王子辨之曰：「啖子之辨是矣。但先蔑若在秦未归，安得书奔秦？则先蔑是逆雍之后，还至令狐，乃复奔秦也。惟先蔑将下军一句，明是传误。」卓子又辨之曰：「王子之辨是矣。先蔑将下军亦非误。先蔑原为下军将，出则将命，归则复位，常也。先蔑虽身迎雍，然国家大事，岂有顾忌？受秦为宾，不受为寇，宣子有言矣。蔑安得不将？以先蔑将下军为误者，亦非也。」赵孟立长，实是为国忠心。若果非忠，自贪立幼，王氏以盾立雍为私者，刻矣。灵实出嬴。按《春秋》，秦、徐、梁、黄、葛五国皆嬴姓。敬嬴未知为谁女、侄、娣、媵，从不择小国。熊氏以晋不与四小国为婚，必出秦国拘矣。若赵企明、赵盾修先君之怨，为秦战者，则于传无考，又凿矣。晋、秦称「人」者，秦入中国，未曾称爵也。晋非有理直气鋭之事，称「人」亦可也。説者以为罪秦伯而人之，然《左传》明载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曰：「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难，乃多与之徒卫。」则是秦人者徒卫也，安得不「人」？程氏以为晋不谢秦，秦纳不正，皆罪也，故称「人」。夫晋不谢秦是矣，他人有君而求立之，与我何与？而问其正不正乎？则又迂矣。
译书写“战”字，表明两军相互对抗。《左传》说秘密行军夜间出发，这与经文相违背。又上文说背弃先蔑而立灵公，当时先蔑在秦国；下文说先蔑担任下军将，那便是在晋国。怎么自相矛盾呢？经文说先蔑逃奔秦国，没说“出”，说明他当时在外。说“背弃”是可以的，说“担任下军将”则不对。大概是因为先蔑当时名义上是下军将，而人身在秦国，所以导致错误。”王子辨解说：“啖子的辨析是对的。但如果先蔑在秦国没有回来，怎么能记载他逃奔秦国呢？那么先蔑应该是在拥立公子雍之后，回到令狐，才又逃奔秦国的。只有‘先蔑担任下军将’这一句，明显是《左传》的错误。”卓子又辨解说：“王子的辨析是对的。先蔑担任下军将也不是错误。先蔑原本就是下军将，出征时接受命令，回国后恢复职位，这是常理。先蔑虽然亲自去迎接公子雍，但国家大事，难道会有所顾忌吗？接受秦国使节是宾客，不接受就是寇仇，宣子已经说过了。先蔑怎么能不担任下军将呢？认为‘先蔑担任下军将’是错误的人，也是不对的。”赵盾立年长的公子，实在是出于对国家的忠心。如果真不忠诚，自然贪图立年幼的公子，王氏认为赵盾立公子雍是出于私心，这就太苛刻了。灵公确实出自嬴姓。查考《春秋》，秦、徐、梁、黄、葛五国都是嬴姓。敬嬴不知道是谁的女儿、侄女、妹妹或陪嫁，从不挑选小国。熊氏认为晋国不与四个小国通婚，必定出自秦国，这就太拘泥了。如果说赵企明、赵盾为了报先君的仇，与秦国作战，那么在《左传》中没有记载，又是牵强附会。晋、秦被称为“人”，是因为秦国进入中原，未曾称爵位。晋国并非有理直气壮之事，称“人”也可以。解说者认为这是为了谴责秦伯而称其为“人”，然而《左传》明确记载秦康公送公子雍到晋国时说：“文公回国时没有护卫，所以有吕郤之难，于是多给他一些徒兵护卫。”那么秦人就是那些徒兵护卫，怎么能不称“人”呢？程氏认为晋国不感谢秦国，秦国拥立不正，都是罪过，所以称“人”。晋国不感谢秦国是对的，但别人有君主而请求拥立他，与我有什么关系？还要问其正不正吗？这就又迂腐了。
蔑公作昧奔上有以师字
狄侵我西鄙
张洽氏曰：间秦、晋之争，也许翰氏曰：狄惩箕之败，四年间一侵齐，而未敢肆，至是复侵鲁，侵齐，侵宋，侵卫。晋襄既没，莫之忌矣。赵鹏飞氏曰：鲁有戎患，未尝有狄患，狄盖逺于鲁，今狄越齐、卫而侵鲁，其患深矣。郝仲舆曰：鲁以狄难告晋，晋赵盾因贾季而让狄焉，仲尼所以犹取于齐桓与管仲也。
秋，八月，公防诸侯、晋大夫盟于扈。
左传晋侯立故也
此公防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而诸侯不序，非左氏，谁知其为七国之君乎？左氏曰：「公后至，不书所防。」然夫子明书公防，安得为公后至？谷梁曰：「诸侯略之也。」陈氏曰：「晋始失伯也，散辞也。失伯，当咎晋襄、灵公幼小初立，何以知其失伯？即后日失伯，今安得预防而散之略之？」许氏谓：「大夫而主诸侯之盟，自扈之盟始，君子恶之。」然灵公襁褓，非当国大臣，谁任其责？或曰：「众辞，溴梁诸国之大夫可以众言，此一国之大夫耳，不得言众。」或曰：「晋侯不能降礼，乃使大夫盟诸侯。」夫儿啼之主，其声呱呱，胡可责其有礼？至赵子尝曰：「晋襄公卒，灵公幼，楚人已知北方可图，诸侯以为晋不足与，郑受盟于楚，而齐鲁俱贰，中国无伯矣。」故于灵公之盟防略诸侯不序，以明晋伯中衰。议论虽大，情事不符。即如赵子所称，不及楚师取宋、齐之赂，皆后日事。《春秋》当灵公初立，即尔加诛，恐圣人不若是惨也。故数者皆不足以防是法也。惟或曰：「无君，庶几近之。」而熊氏犹以为晋灵自在与蔇盟不同，不知数嵗之君，惟知饮食，犹无君也，况君立不定，二国正同鲁欲迎公子纠，不克立，故庄九年蔇之盟，大夫略而不序。赵盾欲迎公子雍，不克立，故今扈之盟，诸侯略而不序。畧诸侯自畧大夫也。不然，文二年垂陇之盟，亦大夫士縠主诸侯，何以得序？説者又曰：「垂陇，晋襄命令自出，不嫌也，故仍常法。」灵公柄臣为政，嫌也，故特书变文，毋乃强为之辞乎？
扈今开封原武县西北有扈亭
冬徐伐莒公孙敖如莒涖盟
徐为鲁患旧矣。自服桓文伯令以来，稍知敛戢。今中国无伯，复将侵鲁，故先伐莒以尝之。公孙敖于是往盟于莒，修僖公洮向之好，协谋以为备也。左传谓穆伯娶于莒，岂姻娅相恤，未必出于文公之命乎？至于为仲遂逆已氏之説，语近于诬，亦喜谈女徳之常态耳。
壬寅○襄王三十三年崩
八年○晋灵二，齐昭十四，卫成十六，蔡庄二十七，郑穆九，曹共三十四，陈共十三，杞桓十八，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
夏四月
左传》秦人伐晋，取武城，以报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防晋赵盾盟于衡雍。
左传》晋人以扈之盟来讨。冬，襄仲防晋赵盾于衡雍，报扈之盟也。
左氏以前年扈之盟为公后至，故今晋人以扈之盟来讨，而公子遂再往防晋盟也。后至之説已辨矣，则今盟非为讨扈之盟，乃所以释扈之盟也。后至者不当时见责，乃逾一年而后讨乎？
王樵氏曰：「按天王崩，诸侯不奔丧，而两国之大夫自相防盟于王畿之内，恶莫大焉。又大夫之専盟，自是始也。前此盟翟泉，犹有僖公在防也。继此而有袁娄之盟、鸡泽、溴梁，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则晋、楚之大夫狎主齐盟，而诸侯不复在矣。」
衡、雍、郑地，今荥泽西，地在践土东南。
乙酉公子遂防雒戎盟于暴
王樵氏曰：「按宣元年，公子遂如齐，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传云：『遂何以不称公子？一事而再见者，卒名也。一事而再见，谓如齐为逆夫人也，故于其至也卒名而已。』此盟戎非一事再见，故两称公子遂，以见晋戎同使，又各举其地。胡氏谓称公子，各日其防，正其名与地，以深别之，是也。自壬午至乙酉四日之间，不能再出，再书公子遂者，谨戎之盟也。左氏云：『珍之也。大夫无遂事，权臣专
译蔑公作昧奔上有以师字
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张洽氏说：狄人趁秦、晋两国争斗之际，也许翰氏说：狄人因箕地战败受到惩戒，四年间只侵犯了一次齐国，却不敢肆意妄为，至此又侵犯鲁国，侵犯齐国，侵犯宋国，侵犯卫国。晋襄公已经去世，没有人能制约他们了。赵鹏飞氏说：鲁国有戎人的祸患，却从未有过狄人的祸患，狄人大概距离鲁国较远，如今狄人越过齐国、卫国来侵犯鲁国，其祸患深重了。郝仲舆说：鲁国因狄人的祸难告知晋国，晋国赵盾借贾季之事责备狄人，孔子之所以仍然称许齐桓公与管仲，原因在此。
秋季，八月，鲁公会同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
《左传》说：这是因为晋侯刚刚即位。
这次鲁公会同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而诸侯没有按等级排列次序，如果不是《左氏传》，谁能知道他们是七国的国君呢？《左氏传》说：“鲁公迟到，所以不记载所会同的诸侯。”然而孔子明确记载了鲁公会同，怎么能说是鲁公迟到呢？《谷梁传》说：“这是略去诸侯的记载。”陈氏说：“这是晋国开始失去霸主地位的散略之辞。失去霸主地位，应当归咎于晋襄公、灵公年幼初立，怎么知道这是失去霸主地位呢？即使是后来失去霸主地位，现在怎么能预先略去记载呢？”许氏认为：“大夫主持诸侯的盟会，从扈地之盟开始，君子厌恶这种行为。”然而灵公尚在襁褓之中，并非当政的大臣，谁该承担责任呢？有人说：“这是众辞，溴梁之盟各国大夫可以称为众辞，但这只是一国的大夫，不能称为众辞。”有人说：“晋侯不能降低身份行礼，于是派大夫与诸侯结盟。”那啼哭的君主，声音呱呱，怎么可以要求他有礼呢？至于赵子曾说：“晋襄公去世，灵公年幼，楚国人已知北方可以图谋，诸侯认为晋国不足以依靠，郑国在楚国受盟，而齐、鲁都怀有二心，中原没有霸主了。”所以在灵公的盟会中略去诸侯不列次序，以表明晋国霸业中衰。议论虽然宏大，但情事不符。就像赵子所提到的，不及楚军索取宋、齐的贿赂，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春秋》在灵公初立时，就如此加以谴责，恐怕圣人不会如此残酷。所以这些说法都不足以作为评判的依据。只有有人说：“这是无君的表现，大概接近真相。”而熊氏仍然认为晋灵公在扈地之盟与在蔇地之盟不同，不知道年幼的君主，只知道饮食，如同无君一样，何况君主地位未定，两国正如同鲁国想迎接公子纠，未能立为君，所以庄公九年蔇地之盟，大夫略去诸侯不列次序。赵盾想迎接公子雍，未能立为君，所以如今扈地之盟，诸侯略去不列次序。略去诸侯自然也就略去了大夫。不然的话，文公二年垂陇之盟，也是大夫士縠主持诸侯盟会，为什么能得到次序呢？解说者又说：“垂陇之盟，晋襄公命令出自自身，不嫌忌，所以仍按常法。”灵公时权臣执政，嫌忌，所以特别书写变文，莫非是强词夺理吗？
扈地在今开封原武县西北，有扈亭。
冬季，徐国攻打莒国，公孙敖前往莒国主持盟会。
徐国成为鲁国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自从服从齐桓公、晋文公的霸权以来，稍微知道收敛。如今中原没有霸主，徐国又将侵犯鲁国，所以先攻打莒国来试探。公孙敖于是前往莒国结盟，修复僖公洮向时的友好关系，协同谋划以作防备。《左传》说穆伯娶了莒国女子，难道是因为姻亲相互体恤，未必是出于文公的命令吗？至于为仲遂迎娶已氏的说法，言语接近诬蔑，也是喜欢谈论女德的常态罢了。
壬寅○襄王三十三年去世
八年○晋灵公二年，齐昭公十四年，卫成公十六年，蔡庄公二十七年，郑穆公九年，曹共公三十四年，陈共公十三年，杞桓公十八年，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公二年，楚穆公七年。
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四月。
《左传》说：秦国人攻打晋国，夺取武城，以报复令狐之战。
秋季，八月，戊申日，周天子去世。
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遂会同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
《左传》说：晋国人因为扈地之盟前来责问。冬季，襄仲会同晋国赵盾在衡雍，是为了回应扈地之盟。
《左氏传》以前年扈地之盟是鲁公迟到，所以如今晋国人因为扈地之盟前来责问，而公子遂再次前往会同晋国结盟。迟到的说法已经辨明，那么如今结盟不是为了责问扈地之盟，而是为了解除扈地之盟的嫌隙。迟到者不当时被责备，却要过了一年才来责问吗？
王樵氏说：“查考周天子去世，诸侯不奔丧，而两国的大夫在王畿之内私自结盟，没有比这更大的恶行了。而且大夫专权结盟，从此开始。此前在翟泉结盟，还有僖公在场。此后有袁娄之盟、鸡泽之盟、溴梁之盟，诸侯都在场而大夫私自结盟。在宋国、在虢国，则是晋、楚两国的大夫频繁主持盟会，而诸侯不再在场了。”
衡、雍是郑国地，在今荥泽以西，地处践土东南。
乙酉日，公子遂会同洛戎在暴地结盟。
王樵氏说：“查考宣公元年，公子遂前往齐国，三月，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传》说：‘遂为什么不称公子？同一件事再次出现，就称卒名。同一件事再次出现，指前往齐国是为了迎娶夫人，所以在夫人到达时称卒名而已。’这次与戎人结盟不是同一件事再次出现，所以两次都称公子遂，以显示晋国与戎国各自派遣使者，又各自举出地点。胡氏认为称公子，分别记载日期和地点，正是为了正名与地，以深切区别，这是对的。从壬午到乙酉四天之间，不能再出，再次书写公子遂，是为了谨慎对待与戎人的盟会。《左氏传》说：‘珍视它。大夫没有擅自行事，权臣专权……
行而莫之忌。』雒邑王都所在，戎丑居之，无制甚矣。不能攘却，又盟好是修，乃以専命境外为得事之宜，而珍之可乎？自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不惟乱华，而其逼周亦甚。自是伊雒之戎，世为周患。他日王谓晋人曰：『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郊甸。戎有中国，谁之咎也？』繇此观之，则秦、晋之罪不可胜诛矣。鲁以千乗之国，戎在千里之外，保境却敌，无他防，而以望尘纳好为得宜，不亦悖哉！」
译行动而没有谁忌惮他。』雒邑是周王都城所在，戎狄之族居住在那里，毫无制约，太过分了。不能将其驱逐，反而去修好结盟，竟然把专擅命令、在境外行事当作合乎事理，并且珍视这种做法，可以吗？自从秦、晋两国将陆浑之戎迁徙到伊川，不仅扰乱华夏，而且逼迫周王室也极为严重。从此以后，伊雒地区的戎人，世代成为周王室的祸患。后来周王对晋人说：‘先王将梼杌这样的恶人安置在四方边远之地，用来抵御鬼怪，所以允姓的奸邪之人居住在瓜州。伯父惠公从秦国归来，却引诱他们前来，让他们逼近我的郊甸。戎人占据了中原之地，这是谁的过错呢？’由此看来，那么秦、晋的罪过真是不可胜数了。鲁国作为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戎人在千里之外，保卫边境、抵御敌人，没有其他防备措施，却把望见尘土就接纳友好当作合乎事理，不也太悖谬了吗！」
髙忠宪曰：「天王崩，不奔丧，而遂与盾与雒戎前后防于王都之侧，尚犹待于贬乎？」
雒戎，雒水名。诸戎杂居雒水之间，故曰雒戎。
暴王畿采地
雒戎公作伊雒戎
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
朱子曰：「不至而复，便是大不恭。鲁亦不再使人往，皆罪也。」文定只贬他，从已氏之过，经文元不及此事。赵企明以已氏之事去经甚逺，此敖自以国权在，遂愤而出奔也。然淫荒之人，至弃子离家以奔他国，而昵此一人也。秉权非其所急矣。
公无而字
螽
宋人杀其大夫司马
宋司城来奔
宋昭公下忌其公族，上不能其祖母，以致再乱。为乱者，戴氏之族，而书“宋人非一人”，见昭公无政，而臣庶得以擅杀大夫也。大夫者，孔叔、公孙钟离也，而不名义，系于杀大夫，而其名不足纪也。司马者，公子卬；司城者，荡意诸也。又特以官举者，义系于其官，而名不足纪也。
左氏载司马握节以死，司城荡意诸来奔，效节于府人而出。或疑公子卬死节可嘉，荡意诸去国有礼，何以不书于《春秋》？然宋是时，国有淫母，君方意忌大臣，疎逺宗族。乐豫舍司马，让公子卬，则卬固从君于昏，非见几避祸之人明矣。其死也，既不可下同齐庄八人，又不可上拟荀息、仇牧。故书司马、司城，从大夫众词书之。夫司马、司城，官也，爵则大夫也。司城固以其来奔，特书矣。司马不从大夫并书，而又书司马者，抑以握节以死，效节府人，为其死节而作此例欤？刘氏曰：《谷梁》云“其以官称，无君之辞也”。郑氏解云：“谓无人君之徳”，非也。晋杀其大夫郤锜、郤犨、郤至，并尸三卿，亦可谓无君徳者，曷为不以官称之？
癸卯○顷王元年
九年。○晋灵，三齐昭，十五卫成，十七蔡庄，二十八郑穆，十曹共，三十五卒，陈共，十四杞桓，十九宋昭，二秦康，三楚穆，八。
春毛伯来求金
公孙敖不至京师，毛伯遂征职贡以供丧纪。此时天王方在谅闇，不当遣使，故与求车不同。熊过氏曰：不称王使，有司以其常典行之，非出于王，如今时年例差必受玺书从事，乃称钦差也。托于王命者，政府自有成法。周公曰：王若曰，此其式也。按熊氏此例可通全经，春秋各为一国，疆域不通，人臣出使，无不禀自朝廷。即逆如翚、良如季，未有漫然自行者。有特遣、常事之不同耳，然于此条又不合也。
夫人姜氏如齐
二月叔孙得臣如京师
辛丑▯襄王
赵氏曰：丧卿共葬事，于是始见也。天王崩，诸侯不奔丧而以防者，行自东迁以来失之矣。于是襄王使大夫来防僖公▯赗含成风，且防之▯。鲁亦以公子遂如晋▯襄公，而后得臣▯襄王。一则以其来不可不往也，一则以其如晋不可不如周也。是故叔弓如晋▯平公，季孙意如如晋▯昭公，而后叔鞅▯景王。舍是▯天子，鲁无使卿者矣。灵王之丧，郑简公在楚，上卿守国，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与其莫往，弱不犹愈乎？」此春秋之实情也。
晋人杀其大夫先都
左传》夷之搜，晋侯将登箕郑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将中军。先克曰：“狐、赵之勲不可废也。”从之，故箕郑父等作乱，使贼杀先克。晋人杀先都、梁益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齐
苏子繇曰：「春秋，夫人适他国，未有至之者，皆非礼，不告庙故也。惟此以归寕，告庙故书。」
夫人未尝至此，何以至？以归宁也。至者，殆之也。归宁，何以殆？妇人出门，凡事有畏，今出境外矣，何得不殆？然则于禚，于祝丘，反不殆乎？此乱道之行，途人杀之可也。不必殆也。《春秋》于禚、于祝丘，宜殆者而不书至，此不宜殆者而书至。正与桓盟，不书至；而纳币、观社，书至。同圣人书法之妙也。《谷梁》不解斯义，曰：“卑以致尊，病文公也。”
晋人杀其大夫士縠及箕郑父
经着先都二条，一以志晋灵年幼，不在诸侯大夫相杀；一以志赵盾专政之始也。孙
译高忠宪说：“周天子去世，鲁国不前去奔丧，反而与盾和洛戎前后在王都附近设防，这难道还等待贬斥吗？”
洛戎，是洛水的名称。各戎族杂居在洛水之间，所以称为洛戎。
侵暴王畿的采地
洛戎公作伊洛戎
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他逃奔到莒国。
朱熹说：“没有到达就返回，这就是极大的不恭敬。鲁国也不再派人前往，这都是罪过。”文定公只贬斥他，归咎于己氏的过错，经文原本没有提及此事。赵企明认为己氏的事情离经文很远，这是公孙敖自己因为掌握国家权力，于是愤而出奔。然而，淫乱荒淫的人，竟然抛弃儿子、离开家室逃奔他国，却亲近这个人。掌握权力并不是他所急迫的。
公没有“而”字
螽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
宋国司城来投奔
宋昭公下边忌恨公族，上边不能侍奉祖母，以至于再次发生动乱。作乱的是戴氏的族人，而记载“宋人”并非指一个人，可见昭公没有政令，臣民得以擅自杀害大夫。大夫指的是孔叔、公孙钟离，而不称其名，是因为依附于杀大夫这件事，他们的名字不足以记载。司马指的是公子卬；司城指的是荡意诸。又特意以官职来举称，是因为义理依附于他们的官职，而名字不足以记载。
《左传》记载司马握着符节而死，司城荡意诸来投奔，向府人交出符节后离开。有人怀疑公子卬死节值得嘉奖，荡意诸离开国家合乎礼仪，为什么不在《春秋》中记载？然而宋国当时，国有淫乱的母亲，君主正猜忌大臣，疏远宗族。乐豫舍弃司马，让公子卬担任，那么公子卬本来就是跟随君主昏庸的人，显然不是见机避祸的人。他的死，既不能与齐庄公的八个人同等看待，也不能上比荀息、仇牧。所以记载司马、司城，是按照大夫众人的措辞来记载的。司马、司城是官职，爵位则是大夫。司城本来就因为来投奔，特意记载了。司马不和众大夫一起记载，而又单独记载司马，难道是因为握着符节而死，向府人交出符节，为他死节而制定这个体例吗？刘氏说：《谷梁传》说“以官职称呼，是无君主的言辞”。郑氏解释说：“意思是说没有君主的德行”，这是不对的。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郤锜、郤犨、郤至，并杀害了三卿，也可以说是没有君主德行的人，为什么不以官职称呼他们呢？
癸卯日○顷王元年
九年。○晋灵公，齐昭公十五年，卫成公十七年，蔡庄公二十八年，郑穆公十年，曹共公三十五年去世，陈共公十四年，杞桓公十九年，宋昭公二年，秦康公三年，楚穆公八年。
春天，毛伯来求取金
公孙敖没有到达京师，毛伯于是征取职贡来供给丧事。此时周天子正在守丧期间，不应当派遣使者，所以与求取车不同。熊过氏说：不称王使，是有司按照常典行事，不是出于周天子，就像现在的年例差遣必须接受玺书从事，才称为钦差。假托王命的，政府自有成法。周公说：王若曰，这就是它的格式。按照熊氏的这个体例可以贯通全经，春秋各国各自为一国，疆域不通，人臣出使，无不禀命于朝廷。即使是逆如翚、良如季，也没有漫然自行其事的。只有特遣和常事的不同罢了，然而在这条又不符合。
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二月，叔孙得臣前往京师
辛丑日○襄王
赵氏说：丧卿共葬的事，从这里开始见到。周天子去世，诸侯不奔丧而设防，是从东迁以来就失礼了。于是襄王派遣大夫来协助僖公○赗含成风，并且协助他○。鲁国也派遣公子遂前往晋国○襄公，然后派遣得臣○襄王。一则因为对方来了不能不往，一则因为前往晋国不能不前往周。所以叔弓前往晋国○平公，季孙意如前往晋国○昭公，然后叔鞅○景王。除此之外○天子，鲁国没有派遣卿的使者了。灵王的丧事，郑简公在楚国，上卿守国，子展派遣印段前往。伯有说：“国力弱不行。”子展说：“与其不去，国力弱不还是更好吗？”这是春秋的实情。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先都
《左传》记载夷之搜，晋侯将要提升箕郑父、先都，而让士縠、梁益耳率领中军。先克说：“狐氏、赵氏的功勋不可废弃。”听从了他的话，所以箕郑父等人作乱，派贼人杀害先克。晋国人杀害先都、梁益耳。
三月，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苏子繇说：“春秋，夫人前往他国，没有记载‘至’的，都是非礼，因为没有告庙的缘故。只有这次因为归宁，告庙所以记载。”
夫人未曾到达这里，为什么记载“至”？因为归宁。至，是危险的意思。归宁，为什么危险？妇人出门，凡事都有畏惧，现在出境外了，怎么能不危险？然而对于禚，对于祝丘，反而不危险吗？这是乱道的行为，路人杀他也可以。不必危险。《春秋》对于禚、对于祝丘，应该危险而不记载至，这不应该危险而记载至。正与桓公盟会，不记载至；而纳币、观社，记载至。同样是圣人书法的妙处。《谷梁传》不理解这个义理，说：“卑贱以致尊贵，是批评文公。”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士縠及箕郑父
经文记载先都两条，一条是为了记载晋灵公年幼，不在诸侯大夫相杀的范围内；一条是为了记载赵盾专政的开始。孙
明复漫以不得专杀书之，非是。
王樵氏曰：「按左氏言夷之搜，本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以阳处父之言而易其班，故狐射姑杀阳处父。又称是搜也，将登箕郑父先都，使士縠、梁益耳将中军，以先克之言而止，故箕郑父作乱，使贼杀先克。此一事也，而两言之。盖襄公先欲用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又欲用士縠、梁益耳，而先克曰：『狐、赵之勲不可废也。』襄公因是而止。而阳处父又荐赵盾之能，曰：『不如使仁者佐贤者。』赵盾贤，射姑仁，于是襄公又易其班，使射姑佐盾。是时诸大夫皆有不平之心矣。狐射姑首起而杀处父，射姑出奔，而先克代之，诸大夫滋不平，故先都等以失职怨望而作乱。左氏首箕郑父而经重士縠，盖士縠有元帅之望，襄公所先拟，而赵盾所尤忌。箕郑父、先都等则附谋拥和者耳。前后阳处父、先克之见杀，狐射姑之奔，士縠、箕郑父、先都、梁益耳之死，皆以盾之越次而为中军帅故也。故《春秋》杀称人，而死者不去其官，杀称人以见非君意，不得以累上之辞书之。死者不去其官，以见非国讨。」
译明复随意将“不得专杀”这一理由记载下来，这是不对的。
王樵说：“查考《左传》关于夷之搜事件的记载，原本襄公打算让狐射姑担任中军将，赵盾担任中军佐，因为阳处父的建议而改变了他们的位次，所以狐射姑杀了阳处父。又记载在这次夷之搜时，襄公打算提拔箕郑父和先都，让士縠、梁益耳担任中军将，因为先克的劝阻而作罢，所以箕郑父发动叛乱，派刺客杀了先克。这是同一件事，却从两个方面加以叙述。大概襄公起初想任用狐射姑为中军将，赵盾为佐，后来又想任用士縠、梁益耳，而先克说：‘狐射姑和赵盾的功勋不可废弃。’襄公因此作罢。而阳处父又推荐赵盾的才能，说：‘不如让仁爱的人辅佐贤能的人。’赵盾贤能，狐射姑仁爱，于是襄公又改变了他们的位次，让狐射姑辅佐赵盾。这时各位大夫心中都不平。狐射姑首先发难杀了阳处父，狐射姑出逃，先克取代了他的位置，各位大夫更加不平，所以先都等人因失去职位而怨恨，从而发动叛乱。《左传》以箕郑父为首，而《春秋》经文重在士縠，大概是因为士縠有成为元帅的期望，是襄公首先拟任的人选，也是赵盾特别忌惮的人。箕郑父、先都等人则是附和谋划、拥立和支持他的人罢了。前后阳处父、先克被杀，狐射姑出逃，士縠、箕郑父、先都、梁益耳死亡，都是因为赵盾越级晋升为中军帅的缘故。所以《春秋》记载杀人者称‘人’，而被死者不除去其官职，杀人者称‘人’是为了表明这不是君主的意图，不能用归咎于上级的措辞来记载。被死者不除去官职，是为了表明这不是国家的讨伐。”
楚人伐郑
公子遂防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
左传》郑及楚平，公子遂防晋赵盾、宋华耦、卫孔达、许大夫救郑，不及楚师。
王樵氏曰：「楚自城濮之役，不得志于中国，兵不加于郑者十五年矣。其君臣之心，曷尝一日防哉？故灵公立赵盾为政，范山言于楚子曰：『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圗也。』夫以晋君臣之志不在诸侯，其迹未有形于外也，犹主夏盟诸侯未叛，范山奚自而窥知之哉？盖于其行事而得之耳。据经所书，公防诸侯，晋大夫盟于扈。左氏曰：『晋侯立故也。』盖赵盾强诸侯为此盟也。自是之外，则二三大夫争于宠利，报怨市权，自相专杀而已。千载之下，犹足以知之，而况当时乎？楚商臣弑君之贼，身负讨而不忌，见可侮而动，师于狼渊以伐郑，尝中国耳。赵盾以全盛未少挫衂之晋，合四国之师，名曰救郑，乃迁延犹豫，不及楚师而还。楚得气去，明年而有厥貉之次，晋遂不竞，而楚庄伯、赵盾为之也。故晋赵盾、宋华耦、卫孔达皆国卿，略而书人，贱之也。熊氏不信左氏，而凡《春秋》书人者，率谓以防者行，是《春秋》全无义例矣，可乎哉？」
夏狄侵齐
左传》夏，楚侵陈。秋，楚公子朱自东夷伐陈，陈人败之，获公子茷。陈惧，乃及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髙忠宪曰：「前此百余年，未有书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书地震者五，阳防阴盛之象也。」孔晁曰：「阳伏于下，见迫于隂，故不能升，以至地震。」
冬楚子使椒来聘
秦欲伐晋，楚将图北方，故先为结好之计，以止其援，逺交近攻之防也。
春秋待秦、楚、吴之君，畧之耳。故执宋公而楚称子，以后或皆称人，无所进退也。待秦、楚、吴之臣，略之耳。故楚椒不称大夫，而吴札亦不称公子，无未命、已命也。然楚至是，君臣同见于经矣。书“楚子”矣。向以执宋公，故称子；已仍书人，今称子定矣。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虽谓《春秋》进之，亦可也。
椒谷作萩
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
张洽氏曰：「杜氏云：『秦慕诸夏，欲通于鲁，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襚僖公并及成风。』愚谓当是时，秦、楚交病中国，秦欲伐晋，而归襚于鲁，犹楚欲图北方，而使椒来聘也。」
公羊何为不言及成风？成风尊也。説者遂以此例惠公仲子，谓仲子为惠公之妾母，不知下有之字，上不必言及，文法固是如此。且仲子于惠公为妾，于隠、桓则为母，不言及者，并尊之辞也。
黄正宪氏曰：「按僖公、成风，妾母系子之辞也。妇人夫死从子，况妾母之于国君，自当系子为称，非以子而先母也。秦人欲亲鲁以间晋，而无其端，故追赠僖公并及其母。彼但取礼为重，不暇计襚非其时矣。公羊子何必以兼之为非礼耶？若谷梁子谓即外之弗夫人，以见正，而胡康侯遂有卑身贱父之论矣。夫邦君之妻，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尊之也。秦欲求好于鲁，岂其归襚之辞，乃直呼其姓氏耶？况当时卒▯成风，皆以夫人礼书矣，何直至此始假外事以见正耶？但隔世已逺，时无丧礼，若止书归襚，如王使荣叔归含且赗之例，则混而无别。故僖公、成风者，乃史官核实之辞。」
赵子尝曰：「防书之法，凡大国之下大夫，小国之卿，皆称人。二传谓之防者，秦康始假吊赠，以通好于鲁。来者非卿，故书人。凡书人来，皆不言使，不以宾礼接也。」
▯曹共公
甲辰○顷王二年
十年○晋灵四，齐昭十六，卫成十八，蔡庄二十九，郑穆十一，曹文公寿元年，陈共十五，杞桓二十，宋昭三，秦康四，楚穆九。
春王三月辛夘臧孙辰卒
夏秦伐晋
左传》春，晋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晋，取北征。
书有称秦者焉，有称秦人者焉，偶举耳，得失无所在也。春秋于楚、秦，大槩俱不欲纯与也。楚自十一年伐麋前，以执宋公称爵，他则否；伐麋后乃主盟中夏，定书“楚子”耳。若秦，则与楚灭庸后，渐入于楚矣。以后终春秋未尝勤中
译楚国人攻打郑国。
公子遂防备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许国人救援郑国。
《左传》记载：郑国与楚国讲和，公子遂防备晋国的赵盾、宋国的华耦、卫国的孔达、许国的大夫救援郑国，但没有赶上楚国的军队。
王樵说：“楚国自从城濮之战后，在中国不得志，十五年间没有对郑国用兵。其君臣的心意，何曾有一天不防备呢？所以当晋灵公即位、赵盾执政时，范山对楚子说：‘晋君年轻，不在诸侯之中，北方可以图谋。’晋君臣的心志不在诸侯，他们的迹象还没有显露于外，还主持着夏季的盟会，诸侯没有背叛，范山从哪里窥探而知晓呢？大概是从他们的行事中得知的。根据经文所记载，鲁公防备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左传》说：‘这是因为晋侯即位的原因。’大概是赵盾强迫诸侯进行这次盟会。除此之外，就是两三个大夫争夺宠幸和利益，报怨市权，互相专杀罢了。千载之下，尚且足以知晓，何况当时呢？楚国的商臣是弑君的贼人，身负讨伐之责而不忌惮，见可侮蔑就行动，在狼渊驻军以攻打郑国，只是试探中国罢了。赵盾凭借全盛且未受挫败的晋国，联合四国的军队，名义上是救援郑国，却迁延犹豫，没赶上楚国军队就回去了。楚国得以意气洋洋地离去，第二年就有厥貉之会，晋国于是不再强劲，这是楚庄王和赵盾造成的。所以晋国的赵盾、宋国的华耦、卫国的孔达都是国卿，却略去其名只书‘人’，是贬低他们。熊氏不信《左传》，而凡是《春秋》书‘人’的，都认为是因为防备而行动，这样《春秋》就完全没有义例了，可以吗？”
夏天狄人侵犯齐国。
《左传》记载：夏天，楚国侵犯陈国。秋天，楚国公子朱从东夷攻打陈国，陈国人打败了他，俘获了公子茷。陈国害怕，于是与楚国讲和。
秋天八月曹伯襄去世。
九月癸酉日发生地震。
高忠宪说：“此前一百多年，没有记载地震的，而从这时到哀公，记载地震的有五次，这是阳被阴压制、阴气盛行的象征。”孔晁说：“阳气伏于地下，受到阴气的逼迫，所以不能上升，以至于发生地震。”
冬天楚子派椒来聘问。
秦国想要攻打晋国，楚国将要图谋北方，所以先采取结好的计策，以阻止其援助，这是远交近攻的防备策略。
《春秋》对待秦、楚、吴的君主，只是略去其名罢了。所以拘禁宋公时楚国称“子”，后来有时都称“人”，没有进退的区别。对待秦、楚、吴的臣子，也是略去其名罢了。所以楚国的椒不称大夫，而吴国的札也不称公子，没有未任命、已任命的区别。然而楚国到这时，君臣一同出现在经文中了。书写“楚子”了。以前因为拘禁宋公，所以称“子”；后来仍然书“人”，现在称“子”就确定了。夷狄而中国化，就中国化他们，即使说《春秋》是提升他们，也可以。
椒谷种植萩草。
秦国人来送还僖公和成风的赗赠。
张洽说：“杜氏说：‘秦国羡慕诸夏，想要与鲁国相通，因为有翟泉之盟，所以追赠僖公并及成风。’我认为当时，秦、楚交相危害中国，秦国想要攻打晋国，而向鲁国送赗赠，就像楚国想要图谋北方，而派椒来聘问一样。”
《公羊传》为什么不说是“及成风”？因为成风尊贵。解说者就用这个例子类比惠公的仲子，认为仲子是惠公的妾母，不知道下面有“之”字，上面不必说“及”，文法本来就是这样。而且仲子对于惠公是妾，对于隐公、桓公则是母亲，不说“及”，是并尊的辞令。
黄正宪说：“考察僖公、成风，妾母系于子，是辞令。妇人夫死从子，何况妾母对于国君，自然应当系于子来称呼，不是因为子而先于母。秦国想要亲近鲁国以离间晋国，却没有开端，所以追赠僖公并及他的母亲。他们只取礼为重，来不及计较赗赠不合时宜。《公羊传》何必以兼赠为非礼呢？如果《谷梁传》说这是排斥成风不为夫人，以显示正统，而胡康侯于是有卑身贱父的议论了。国君的妻子，异邦人称呼她，也说君夫人，是尊重的意思。秦国想要求好于鲁国，难道在送赗赠的辞令中，就直呼其姓氏吗？况且当时僖公、成风去世，都以夫人礼书写了，为何直到这时才借外事来显示正统呢？只是隔世已远，当时没有丧礼，如果只写归赗，像王派荣叔归含且赗的例子，就混淆而无区别。所以僖公、成风，是史官核实的话。”
赵子曾说：“《春秋》书写的法则，凡是大国之下大夫，小国之卿，都称‘人’。两传称之为‘防者’，秦国康公开始借吊赠，以通好于鲁国。来者不是卿，所以书‘人’。凡是书‘人来’，都不说‘使’，不以宾礼接待。”
〇曹共公
〇甲辰〇顷王二年
十年〇晋灵公四年，齐昭公十六年，卫成公十八年，蔡庄公二十九年，郑穆公十一年，曹文公寿元年，陈共公十五年，杞桓公二十年，宋昭公三年，秦康公四年，楚穆公九年。
春天周王三月辛夘日臧孙辰去世。
夏天秦国攻打晋国。
《左传》记载：春天，晋国攻打秦国，夺取少梁。秦伯攻打晋国，夺取北征。
书写有称“秦”的，有称“秦人”的，是偶举罢了，得失不在这里。《春秋》对于楚国、秦国，大概都不想要完全给予肯定。楚国自十一年伐麋之前，因为拘禁宋公称爵位，其他则不称；伐麋后主持中夏盟会，才确定书写“楚子”。至于秦国，则在楚国、秦国灭庸之后，渐渐归入楚国了。以后直到春秋结束，未曾勤王中夏。
国，故秦终春秋不书秦爵。此前以获晋侯书爵，此后以来聘书爵，惟此二书而已。
译因此，秦国在春秋时期始终不被记载其爵位。在这之前，因俘获晋侯而记载其爵位；在这之后，因前来聘问而记载其爵位，只有这两次记载罢了。
楚杀其大夫宜申
熊过氏曰：「此鬬宜申也，未为卿。不氏宜申，事商臣，君臣之分已定，而谋杀之，则此讨乱称人可也，而称国以杀，又书其官，胡子以为防义。」赵企明曰：「宜申而捷，则亦为楚人讨逆，故以无罪书也。」説者以吴、楚之杀大夫，当必闗中国而后録者，非据左氏。宜申与子家谋弑穆王，穆王闻之，谗言信矣，故不以讨罪例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苏子盟于女栗
左传顷王立故也
赵氏曰：「公及之不书，公讳与天子大夫盟，然公身与盟，三传无明文。」
熊过氏曰：畿内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周因之，王臣称子，皆畿内诸侯也。苏子、刘子、单子、尹子是也。
詹莱氏曰：「苏子不来，公不如，孰及之？必鲁大夫也。不书者，讳与王臣私盟于京师也。」季本氏曰：「女栗，畿内地，盖近女水。」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传》陈侯、郑伯防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将以伐宋。宋华御事乃逆楚子，劳且聴命。遂道以田孟诸。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麋子逃归。
按《左氏传》文，似陈、郑、楚及蔡侯次于厥貉。然据经，则楚及者止蔡侯也。至郑伯为左盂，则田孟诸事也。此一事也。若据实书之，当书宋人、郑人与楚田于云梦，以记中国从楚之变。然孟诸之田，实非本事。宋人偶作▯髙之犒道，田孟诸，聊以自解耳。坚事楚者，惟蔡。厥貉之从，惟蔡。以前息之防无蔡，以后孟诸之田无陈，各不相谋也。
熊过氏曰：陈、郑本不防，故新城之盟有陈、郑，而郤缺于是乎有戊申入蔡之师。若陈、郑实防，如宣十一年辰陵者，《春秋》亦无庸没而不书也。此中夏盛衰之几，故曰：「外次必有闗于天下之故而后书是也。」谓闗天下而书也，宁有没其实者哉！
髙氏曰：「狄侵诸大国，独宋未尔。自宋乱之后，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将来伐，则国几亡矣。厥貉之次，将以伐宋也，因宋华御事逆楚子，劳且聴命，遂道以田孟诸。而麋子适逃归，故其祸遂中于麋尔。」
黄正宪氏曰：按前年楚子使鬭椒来聘，专为通道中华，以便北侵之计，故此亲自浮汉江东下，陈、郑、蔡则皆经歴之地也。厥貉虽无明据，意必在蔡之西北、宋之东南，界楚欲窥中原所必至之地也。越此则歴宋都，而楚亦不敢深入矣。故曰次独书蔡侯者，陈侯、郑伯皆从事于晋，当楚子经其国，或一迎劳而不与偕行，惟蔡服从楚国已久，故独同次厥貉耳。説者泥左氏“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之説，疑陈侯亦同事，遂有失位降爵之説，误矣。
厥公作屈
乙巳○顷王三年
十有一年○晋灵五，齐昭十七，卫成十九，蔡庄三十，郑穆十二，曹文二，陈共十六，杞桓二十一，宋昭四，秦康五，楚穆十。
春楚子伐麋
楚子书爵始此
麋公作圈今均州之郧县
夏叔仲彭生防郤缺于承匡
左传谋诸侯之从于楚者
彭生，公孙兹子，叔孙得臣弟，别为叔仲氏，所谓惠伯者也。
承匡在襄邑今睢州
公谷无仲字匡公谷作筐
秋曹伯来朝
公子遂如宋
左传》言：“司城荡意诸而复之，因贺楚师之不害也。”
狄侵齐
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
左传》鄋瞒侵齐，遂伐我叔孙，追之。十月，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初，宋武公之世，司徒皇父获长狄缘斯。晋之灭潞也，获侨如之弟焚如。齐襄公二年，获其弟荣如。鄋瞒遂亡。高忠宪曰：比年狄侵齐者三，侵鲁、宋者一，得臣乗其间而败之。自是终文公世，狄不复犯，窥齐鲁，惟十三年一侵卫耳。则咸之役，不为无功也。熊过氏曰：鄋瞒之狄，漆姓，防风后，在钜鹿以北。咸，今开州，古东郡濮阳，盖卫地。杜云鲁地，非也。
左传》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钟，国人弗徇。
丙午○顷王四年
十有二年○晋灵六，齐昭十八，卫成二十，蔡庄三十一，郑穆十三，曹文三，陈共十七，杞桓二十二，
译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宜申。
熊过氏说：“这是鬬宜申，还没有成为卿。不称氏而称宜申，是因为他侍奉商臣，君臣的名分已经确定，却谋划杀害君主，那么这种讨伐乱臣称‘人’是可以的，但这里称国名‘楚’来杀，又记载他的官职，胡子认为这是为了防范某种义理。”赵企明说：“宜申如果成功了，那么他也是替楚国人讨伐叛逆，所以以无罪来记载。”解说者认为吴、楚两国杀大夫，一定要关系到中原国家才记录，这不是依据《左传》。宜申和子家谋划弑杀穆王，穆王听说了，谗言被相信了，所以不把他当作讨伐罪人的一类来处理。
从正月起不降雨，直到秋七月。
鲁君和苏子在女栗结盟。
《左传》说是因为顷王即位的原因。
赵氏说：“鲁君和苏子结盟不记载，是鲁君忌讳与天子的大夫结盟，然而鲁君亲自参与结盟，三传中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
熊过氏说：王畿内的诸侯都称为子，殷商的制度就是这样。箕子、微子就是如此。周朝沿袭了这个制度，天子的臣子称为子，都是王畿内的诸侯。苏子、刘子、单子、尹子就是如此。
詹莱氏说：“苏子不来，鲁君不去，谁和他结盟？一定是鲁国的大夫。不记载，是忌讳与天子的臣子在京城私下结盟。”季本氏说：“女栗，是王畿内的地方，大概靠近女水。”
冬天，狄人侵犯宋国。
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
《左传》说：陈侯、郑伯在息地防备楚子。冬天，于是和蔡侯驻扎在厥貉，准备讨伐宋国。宋国的华御事于是迎接楚子，慰劳并且听从命令。于是引导楚子在孟诸打猎。宋公担任右盂，郑伯担任左盂。麋子逃跑回国。
按照《左传》的文字，似乎是陈侯、郑伯、楚子以及蔡侯驻扎在厥貉。然而根据经文，和楚子在一起的只有蔡侯。至于郑伯担任左盂，那是孟诸打猎的事情。这是一件事。如果根据实情记载，应当记载宋人、郑人和楚子在云梦打猎，来记录中原国家跟随楚国的变故。然而孟诸的打猎，实际上不是主要事件。宋国人偶然作为高地的慰劳向导，在孟诸打猎，姑且以此自我解脱罢了。坚决侍奉楚国的，只有蔡国。在厥貉跟随的，只有蔡国。以前的息地防备没有蔡国，以后的孟诸打猎没有陈国，各自不相谋合。
熊过氏说：陈国、郑国本来不防备，所以新城的盟会有陈国、郑国，而郤缺在这个时候有戊申日进入蔡国的军队。如果陈国、郑国确实防备，像宣公十一年辰陵那样，《春秋》也没有理由隐瞒而不记载。这是中原兴盛衰微的关键，所以说：“外部的驻扎一定要关系到天下的变故才记载，这是正确的。”意思是关系到天下才记载，难道有隐瞒实情的吗！
高氏说：“狄人侵犯各个大国，唯独宋国没有。自从宋国发生动乱之后，狄人已经侵犯了它，楚子驻扎在厥貉，又将前来讨伐，那么国家几乎灭亡了。厥貉的驻扎，是为了讨伐宋国，因为宋国的华御事迎接楚子，慰劳并且听从命令，于是引导在孟诸打猎。而麋子恰好逃跑回国，所以灾祸于是落到了麋国身上。”
黄正宪氏说：查考前一年楚子派遣鬬椒来聘问，专门是为了打通中原的道路，以便向北侵犯的计谋，所以这次亲自沿汉江东下，陈国、郑国、蔡国都是经过的地方。厥貉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推测一定在蔡国的西北、宋国的东南，是楚国想要窥视中原所必经的地方。越过这里就经过宋国都城，而楚国也不敢深入了。所以说驻扎只记载蔡侯，是因为陈侯、郑伯都侍奉晋国，当楚子经过他们的国家时，或许只是迎接慰劳而不一起同行，只有蔡国服从楚国很久，所以唯独一同驻扎在厥貉。解说者拘泥于《左传》“宋公担任右盂，郑伯担任左盂”的说法，怀疑陈侯也参与此事，于是有失位降爵的说法，这是错误的。
厥公制作屈。
乙巳日。顷王三年。
十一年。晋灵公五年，齐昭公十七年，卫成公十九年，蔡庄公三十年，郑穆公十二年，曹文公二年，陈共公十六年，杞桓公二十一年，宋昭公四年，秦康公五年，楚穆公十年。
春天，楚子讨伐麋国。
楚子记载爵位从此开始。
麋公制作圈。现在的均州郧县。
夏天，叔仲彭生在承匡会见郤缺。
《左传》说：谋划那些跟随楚国的诸侯。
彭生，是公孙兹的儿子，叔孙得臣的弟弟，另立为叔仲氏，就是所谓的惠伯。
承匡在襄邑，现在的睢州。
《公羊传》《谷梁传》没有“仲”字，“匡”字《公羊传》《谷梁传》作“筐”。
秋天，曹伯来朝见。
公子遂前往宋国。
《左传》说：“司城荡意诸恢复了他的职位，于是庆贺楚军没有造成危害。”
狄人侵犯齐国。
冬天十月甲午日，叔孙得臣在咸地击败狄人。
《左传》说：鄋瞒侵犯齐国，于是攻打我国，叔孙得臣追击他们。十月，在咸地击败狄人，俘获长狄侨如。起初，在宋武公的时代，司徒皇父俘获长狄缘斯。晋国灭掉潞国时，俘获侨如的弟弟焚如。齐襄公二年，俘获他的弟弟荣如。鄋瞒于是灭亡。高忠宪说：连年狄人侵犯齐国三次，侵犯鲁国、宋国一次，得臣趁这个机会击败他们。从此直到文公在位期间，狄人不再侵犯，窥视齐国、鲁国，只有十三年一次侵犯卫国罢了。那么咸地的战役，不是没有功劳的。熊过氏说：鄋瞒的狄人，漆姓，是防风氏的后代，在钜鹿以北。咸，现在的开州，古东郡濮阳，大概是卫国的土地。杜预说是鲁国的土地，不对。
《左传》说：郕国太子朱儒在夫钟安居，国人不服从。
丙午日。顷王四年。
十二年。晋灵公六年，齐昭公十八年，卫成公二十年，蔡庄公三十一年，郑穆公十三年，曹文公三年，陈共公十七年，杞桓公二十二年。
宋昭五，秦康六，楚穆十一。
春王正月郕伯来奔
左传》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钟与郕邽来奔。公以诸侯逆之。《公羊传》何以不名？兄弟辞也。”孙氏曰：“庄八年，郕降于齐师，自是入齐为附庸，此又来奔，为齐所逼尔。”
译宋昭公五年，秦康公六年，楚穆公十一年。
春季，周历正月，郕伯投奔鲁国。
《左传》记载：郕伯去世，郕国人拥立新君，太子携带夫钟和郕邽两地投奔鲁国。鲁公率领诸侯迎接他。《公羊传》问：为什么不称郕伯的名字？这是表示兄弟之情的措辞。孙氏说：“鲁庄公八年，郕国向齐军投降，从此成为齐国的附庸，这次又来投奔，是被齐国逼迫的缘故。”
太子朱儒非有大罪，位无可絶，鲁安得絶之？特书郕伯，春秋盖着其为君之义也。况在春正月，又已逾年矣。刘氏以太子当立，郕人不得絶之。春秋大居正，书曰郕伯，是也。不名者，公羊所谓兄弟辞也。盖郕与鲁最亲，伯叔兄弟，岂忍以失地相例乎？陈君举言，辞从主人，与晋太子州蒲曾为晋侯一例。熊氏谓郕伯其后必立，位故书郕伯者误矣。鲁优郕伯如此，予于是益信次郎之师，盖有所不得已也。
郕公作盛
杞伯来朝
左传》杞桓公来朝，且请絶叔姬，而无絶昏。公许之。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公谷皆以为公娣妹之未适人者，故称子，贵之也。成八之杞叔姬，公谷皆以为出也。
释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经书叔姬二人，一人出，一人卒，皆杞桓公夫人也。」唐孔氏曰：「其娣亦字叔者，周之法，积叔也。」
赵子常曰：「子叔姬既絶于杞，故不书国。成八，杞叔姬归老于鲁，非杞絶之故，书国。鲁君皆为之服，而丧以夫人之礼，故书卒。子叔姬不书▯，同于在室也。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亦不书▯，鲁不防也。齐子叔姬非罪出，而与郯伯姬皆不书卒者，宣成之世，恩有厚薄，皆不得以夫人礼成丧也。」又曰：「説者疑杞絶叔姬，此非子叔姬以前不书来归，传又无子字，卒不系杞。杜氏谓未归而卒，则亦不当遽絶之，遂排传妄非也。盖叔姬不安于杞，假归宁以反，故杞伯来请而后絶。经不书始嫁与来宁，法与鄫季姬同。卒不系杞者，既絶也。经称子叔姬者，孔氏曰：『周人字法积叔，故或加子以自异』，是也。传不称子，亦省其可省者，或时习通称也。张洽氏曰：『文公女故曰子，以别于先君之女也。』邹肇敏曰：『按杞桓公姑容，乃成公之弟，惠公之子，共公之孙，而求妇之伯姬乃其祖母共夫人也。伯姬以庄二十五年归杞，时共公未立，其父杞靖公十七年，而伯姬之归已书于册，则谓内女嫁为夫人然后书者，非达例矣。靖、共、惠、成、桓，杞君之次也。共公在位八年，庄三十一年立，其卒当在僖五年，而经不见，鲁人丧纪之缺可知。是年春书『杞伯姬来朝』，其子，其子盖惠公也，时惠公必尚幼，未能行朝礼，故其母挈之而来。惠公在位十八年，僖二十三年经书『杞子卒』者，是已。左传既误以为成公，僖二十七年成公四年杞子来朝，则成公也。传又误以为桓公。考杞成在位十八年，当以文八年卒，而亦不书。至文十二年，乃成公弟桓公姑容之四年。传于其来朝曰『始朝公』也，谓桓始来朝则可，如谓前此朝僖而今始朝公，总此一杞桓，则将置成公一代于何地？先是僖三十一年杞伯姬共夫人来求妇，则未知其为孙成公聘欤，桓公聘欤？如为成公聘也者，成公殁已四年，不应至是而」。后絶意，必为桓公聘也。所聘即子叔姬也。子叔姬不言杞，盖未嫁之女也。未嫁，则何以絶叔姬？盖有疾而滨于危也。何以知之？以下书「子叔姬卒」，知之。杞伯之请重，在无絶昏而不在絶叔姬。是时叔姬于归有期，疾甚，鲁为之告于杞，杞伯因是来朝，并订后姻耳。然叔姬未嫁，何以书卒？丧服记云：「妇人笄而不为殇。」注：「女子已笄者死，则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降而从殇。」盖其例在僖九年「伯姬卒」，谷梁传曰：「内女也许嫁而死，则以成人之丧治之。」夫子叔▯亦犹是也。其以为见絶于杞，故不系之杞者，非也。
啖氏曰：「此传当在成八年，误置此也。」
夏楚人围巢
巢今庐州之巢县
秋滕子来朝
秦伯使术来聘
秦用逺交近攻之防，终春秋鲁未尝聘秦，秦子至是始称伯。术者，大夫故名而不氏，非贬而去族也。秦将伐晋，鲁主晋，故为之礼。外大夫来鲁，未命者例书名。《公羊》云：「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缪公也。」非也。
术公作遂
冬，十有二月戊午，晋人、秦人战于河曲。
左传》秦为令
译太子朱儒没有犯下大罪，地位不可断绝，鲁国怎么能断绝他呢？特意记载郕伯，春秋大概是彰显他作为国君的道义。况且在春季正月，又已经过了周年了。刘氏认为太子应当被立，郕国人不能断绝他。春秋推崇居正位，记载为郕伯，这是正确的。不称其名，是《公羊传》所说的兄弟之间的称谓。大概因为郕国与鲁国关系最亲近，如同伯叔兄弟，怎么忍心把他与失去封地的人相提并论呢？陈君举说，用词顺从主人，这与晋太子州蒲曾被称为晋侯的情况相同。熊氏认为郕伯后来必定被立，因此记载为郕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鲁国优待郕伯到了这种地步，我因此更加相信次郎的老师，大概是有所不得已的原因。
郕公，有的版本写作盛。
杞伯来朝见。
《左传》记载杞桓公来朝见，并且请求断绝与叔姬的关系，但不断绝两国的婚姻。鲁公答应了。
二月庚子日，子叔姬去世。
《左传》记载“二月叔姬去世”，没有说杞国断绝了她。《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她是鲁公的妹妹或妾中尚未出嫁的人，所以称她为“子”，表示尊重。成公八年记载的杞叔姬，《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她是被休弃的。
《释例》说：“杞桓公在僖公二十三年即位，在襄公六年去世，总共在位七十一年。在鲁文公、成公时期，经文中记载了两位叔姬，一位被休弃，一位去世，都是杞桓公的夫人。”唐代孔颖达说：“她的妹妹也取字为叔，这是周代的制度，累积使用‘叔’字。”
赵子常说：“子叔姬既然被杞国断绝关系，所以不记载国名。成公八年，杞叔姬回到鲁国养老，不是因为被杞国断绝关系，所以记载国名。鲁君都为她服丧，并且按照夫人的礼仪办理丧事，所以记载‘卒’。子叔姬不记载国名，等同于还在娘家。杞伯来迎接叔姬的灵柩回去，也不记载国名，是因为鲁国没有防备。齐国的子叔姬没有犯罪而被休弃，与郯国的伯姬都不记载‘卒’，是因为在宣公、成公时期，恩情有厚薄，都不能按照夫人的礼仪完成丧事。”又说：“解说者怀疑杞国断绝了叔姬，但这以前没有记载‘来归’，传文中也没有‘子’字，去世不系于杞国。杜氏认为她没有归国就去世了，那么也不应当立刻断绝关系，于是排斥传文，这是错误的。大概是因为叔姬在杞国不安，借归宁之机返回，所以杞伯来请求后才断绝关系。经文中不记载开始出嫁和来宁，法则与鄫季姬相同。去世不系于杞国，是因为已经断绝关系。经文中称子叔姬，孔氏说：‘周人取字的法则累积使用叔，所以有时加子以自别’，这是正确的。传文中不称子，也是省略了可以省略的部分，或者是当时习惯通用的称呼。张洽氏说：‘因为是文公的女儿，所以称子，以区别于先君的女儿。’邹肇敏说：‘考察杞桓公姑容，是成公的弟弟，惠公的儿子，共公的孙子，而求娶的伯姬是他的祖母共夫人。伯姬在庄公二十五年嫁到杞国，当时共公尚未即位，是他的父亲杞靖公十七年，而伯姬的出嫁已经记载在史册上，那么说内女嫁为夫人然后才记载的，不是通例。靖、共、惠、成、桓，是杞国国君的次序。共公在位八年，庄公三十一年即位，他的去世应当在僖公五年，而经文中没有记载，鲁国丧纪的缺失可以知道。这一年春天记载‘杞伯姬来朝’，她的儿子，大概是惠公，当时惠公一定还年幼，不能行朝礼，所以他的母亲带着他而来。惠公在位十八年，僖公二十三年经文中记载‘杞子卒’，就是他了。《左传》错误地认为是成公，僖公二十七年成公四年杞子来朝，那是成公。传文又错误地认为是桓公。考察杞成在位十八年，应当在文公八年去世，而也没有记载。到了文公十二年，才是成公弟弟桓公姑容的四年。传文在他来朝时说‘始朝公’，说桓公开始来朝是可以的，如果说以前朝见僖公而现在开始朝见文公，总共这一个杞桓公，那么成公一代放在哪里呢？在此之前，僖公三十一年杞伯姬共夫人来求娶媳妇，不知道是为孙子成公聘娶呢，还是为桓公聘娶呢？如果是为成公聘娶，成公去世已经四年，不应该等到这时才断绝关系，必定是为桓公聘娶。所聘娶的就是子叔姬。子叔姬不记载杞国，大概是未嫁之女。未嫁，那么为什么断绝叔姬？大概是因为有病而濒临危险。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下面记载‘子叔姬卒’，由此可知。杞伯请求的重点，在于不断绝婚姻而不在于断绝叔姬。这时叔姬出嫁有期，病重，鲁国为此告知杞国，杞伯因此来朝，并商定后事罢了。然而叔姬未嫁，为什么记载‘卒’？《丧服记》说：‘妇人及笄而不为殇。’注解说：‘女子已经及笄而死，也依照在室之服，服丧不降等而从殇。’大概其例证在僖公九年‘伯姬卒’，《谷梁传》说：‘内女也许嫁而死，就以成人之丧对待。’夫子叔姬也是如此。那些认为她被杞国断绝关系，所以不系于杞国的说法，是错误的。”
啖氏说：“这条传文应当在成公八年，错误地放置在这里了。”
夏天，楚国人包围巢国。
巢国就是现在庐州的巢县。
秋天，滕子来朝见。
秦伯派术来聘问。
秦国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整个春秋时期鲁国未曾聘问秦国，秦国的使者到这里才开始称伯。术是大夫，所以称名而不称氏，不是贬斥而去除族氏。秦国将要讨伐晋国，鲁国主持晋国的事务，所以为他行礼。外国大夫来鲁国，未受命的惯例是称名。《公羊传》说：“秦国没有大夫，这里为什么记载？是赞美缪公。”这是错误的。
术，有的版本写作遂。
冬天，十二月戊午日，晋国人和秦国人在河曲交战。
《左传》记载秦国任命
自殽至此凡六交兵，秦晋亟战而楚伯矣。晋主夏盟，而君幼，国偷，军谋不一。其始见于河曲之战，其甚见于邲之败，盖一辙也。
凡战不言及交为主也，此常例也。《谷梁传》秦晋之战已亟，故略之，其説亦是。若杜元凯，秦晋无功，以防者告，故称人。王氏谓疆▯之事，守吏自相忿争，皆非也。髙忠宪曰：黩兵残民，其罪同；不言及，无曲直辞；不言败，无胜负之辞。
河曲，黄河之曲，在蒲坂县，今之蒲州，同州是其处。
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
诸在莒东北，此东郓也。莒鲁所争者，今莒州沂水县古城阳姑幕地，城之备公孙敖也。公孙敖奔莒，鲁人畏莒，间已也。诸郓又近费，季孙食邑在费，自费以东，从其经略，于是城二邑以师焉。然郓在莒西，诸在莒东，形势之相望者也。诸之服鲁已久，而郓附方新，书及者先后，辞将因诸制郓也。谷梁传曰：“称帅师，言有难也。不能伐莒问罪，而徒费司徒财力焉，鲁人浅谋矣。”《春秋》帅师城者三，此年及襄十五城郛，哀三城启阳，是也。左氏曰：“书时时矣，又曷书哉？”成元年，楚公子婴齐伐莒，入郓；襄十二年，季孙宿救台，遂入郓；至昭元年，取郓，叔弓疆郓田，皆东郓；成四年，城郓，乃西郓也。莒鲁之争，始此。
郓公作运
春秋辩义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十五 明 卓尔康 撰
文公三
丁未○顷王五年
十有三年○晋灵七，齐昭十九，卫成二十一，蔡庄三十二，郑穆十四，曹文四，陈共十八卒。杞桓二十三，宋昭六，秦康七，楚穆十二卒。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陈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左传遂迁于绎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壊
谷梁传》：大室屋壊，有壊道也，讥不修也。大室，犹世室也。周公曰：「大庙。」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宫。」礼，宗庙之事，君亲割，夫人亲舂，敬之至也。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庙壊，极称之志，不敬也。
髙抑崇曰：「世室者，人君之所常有事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以时黝垩之，岂有将壊而不知者？则其不知省也，久矣。」
大公作世
冬公如晋
卫侯防公于沓
髙氏曰：「沓之防，公已出鲁，而卫侯因公之将如晋而来防。棐之防，郑伯因公还未至于鲁而就防之。故皆曰防公。初，卫、郑舍晋而从楚，岂得已哉？强弱之势不敌，灭亡之征可待，姑为一时之计尔。而晋未之察，季文子相鲁侯，为之请成，以纾两国之患。春秋善和难，故详志之。且见公一出而二国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
防下公无公字
狄侵卫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晋侯盟
公还自晋
还上公谷无公字
郑伯防公于棐
请平于晋也。王樵氏曰：此因承匡之防，郤缺来谋诸侯之从楚者，故公亲如晋，而二国因之以求成也。下泉，小国困于大国之陵暴，而思周之诗也。曰：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劳之。伤今之不然也。观卫、郑二国之情，亦可见矣。观卫、郑二国之汲汲于晋，则陈、蔡诸国之不得已于楚，又可见矣。惟无明王贤伯以收之耳。晋之不在诸侯也，久矣。救郑而不及宋，伐而不救，使三国折而从楚，谁之咎也？乃始以谋贰为辞，求诸人厚，而在我无可恃之实，徒勤诸侯，盟亦何益矣？故特书公如晋，卫侯、郑伯防公，以明诸侯之情志，晋政之偷也。
自晋襄没，而诸侯不复合矣。楚人觇中国无伯，乃伐麋，围巢，其势渐逼卫、郑。是时二国欲从伯主，无繇。公将如晋，故卫侯防于沓。公还，郑伯防于棐。盖以鲁为望国，从违之计决焉。于是明年有新城之盟，终文公之世，楚不复内侵，两防之力也。
棐郑地，即棐林，在新城东北，宛陵东南。
棐公作斐
戊申，○顷王六年，崩，子班嗣位，是为匡王。春秋皆不书崩▯。
十有四年○晋灵八，齐昭二十卒，卫成二十二，蔡庄三十三，郑穆十五，曹文五，陈灵公，
译从殽山到这里，秦晋两国总共交战六次，秦晋频繁交战，楚国因此称霸了。晋国主持中原的盟会，但国君年幼，国家苟安，军事谋划不统一。这种状况起初在河曲之战中显现，后来在邲之战的失败中表现得更为严重，其根源是一致的。
凡是战争记载中不说“及”字，是因为以交战为主语，这是常例。《谷梁传》认为秦晋之战已经非常频繁，所以略去不写，这种说法也是对的。如果像杜元凯那样，认为秦晋没有战功，以防卫者的身份报告，所以称“人”；或者像王氏所说，是边境之事，守吏互相争斗，这些都是不对的。高忠宪说：滥用武力残害百姓，罪责相同；不说“及”，是没有曲直之辞；不说“败”，是没有胜负之辞。
河曲，是黄河的弯曲处，在蒲坂县，即今天的蒲州，同州就是那个地方。
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邑和郓邑的城墙。
诸邑在莒国的东北，这是东郓。莒国和鲁国争夺的地方，就是今天莒州沂水县古城阳姑幕的地方，修筑城墙是为了防备公孙敖。公孙敖逃奔莒国，鲁国人畏惧莒国，这是公孙敖离间他们的结果。诸邑和郓邑又靠近费邑，季孙的食邑在费邑，自费邑以东，听从他的规划，于是率领军队修筑这两座城邑的城墙。然而郓邑在莒国的西边，诸邑在莒国的东边，两地形势相望。诸邑归顺鲁国已经很久，而郓邑刚刚依附，记载中用“及”字表示先后顺序，文辞上是想凭借诸邑来控制郓邑。《谷梁传》说：“称‘帅师’，是说有困难。不能讨伐莒国问罪，却白白耗费司徒的财力，鲁国人见识短浅。”《春秋》中记载“帅师”修筑城墙的有三处，这一年以及襄公十五年修筑郛邑，哀公三年修筑启阳，就是这三处。《左传》说：“记载时间已经够了，又为什么要记载呢？”成公元年，楚国公子婴齐讨伐莒国，攻入郓邑；襄公十二年，季孙宿救援台邑，于是攻入郓邑；到昭公元年，夺取郓邑，叔弓划定郓邑的田界，这些都是东郓；成公四年，修筑郓邑，那是西郓。莒国和鲁国的争夺，从这里开始。
郓公作运
春秋辩义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十五 明 卓尔康 撰
文公三
丁未年，周顷王五年
十三年，晋灵公七年，齐昭公十九年，卫成公二十一年，蔡庄公三十二年，郑穆公十四年，曹文公四年，陈共公十八年去世。杞桓公二十三年，宋昭公六年，秦康公七年，楚穆公十二年去世。
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五月壬午日，陈侯朔去世。
邾子蘧蒢去世。
《左传》说：于是迁都到绎邑。
从正月起不下雨，直到秋季七月。
大室的房屋倒塌。
《谷梁传》说：大室的房屋倒塌，有毁坏的道理，讥讽不修缮。大室，就是世室。周公称“大庙”，伯禽称“大室”，群公称“宫”。按照礼制，宗庙祭祀之事，国君亲自切割祭肉，夫人亲自舂米，这是恭敬到了极点。作为社稷的主宰，却让先君的宗庙倒塌，这是极端的轻慢，是不敬的表现。
高抑崇说：“世室，是国君经常举行祭祀的地方。国君每月让主管官员按时粉刷墙壁，哪有快要倒塌却不知道的？那么他不检查，已经很久了。”
大公作世
冬季，国君前往晋国。
卫侯在沓地会见国君。
高氏说：“在沓地的会见，国君已经离开鲁国，而卫侯因为国君将要前往晋国而来会见。在棐地的会见，郑伯因为国君还未回到鲁国而前去会见。所以都说是‘防公’。起初，卫国和郑国舍弃晋国而跟随楚国，难道是不得已吗？强弱之势不敌，灭亡的征兆可以预见，姑且作为一时的计策罢了。而晋国没有察觉，季文子辅佐鲁侯，为他们请求讲和，以缓解两国的祸患。《春秋》赞许和解危难，所以详细记载。并且显示国君一出动，两国就依附，可惜他自我懈怠。”
防下公无公字
狄人侵犯卫国。
十二月己丑日，国君与晋侯结盟。
国君从晋国返回。
还上公谷无公字
郑伯在棐地会见国君。
这是向晋国请求讲和。王樵氏说：这是因为承接匡地的会见，郤缺来谋划诸侯中跟随楚国的人，所以国君亲自前往晋国，而两国借此寻求讲和。《下泉》，是小国受困于大国的欺凌，而思念周室的诗。说：茂盛的黍苗，阴雨滋润它，四方有王，郇伯慰劳它。哀伤现在不是这样。观察卫国、郑国两国的情形，也可以知道了。观察卫国、郑国两国急切地依附晋国，那么陈、蔡等国不得不依附楚国，也可以知道了。只是没有明君贤伯来收服他们罢了。晋国不在诸侯之中，已经很久了。救援郑国而不及救援宋国，讨伐而不救援，致使三国折服而跟随楚国，是谁的过错呢？才开始以图谋背叛为借口，要求别人厚道，而自己却没有可信赖的实质，只是徒劳地烦扰诸侯，结盟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特别记载国君前往晋国，卫侯、郑伯会见国君，以表明诸侯的情志，晋国政治的苟安。
自从晋襄公去世，诸侯就不再会合了。楚国人窥探中原没有霸主，于是讨伐麋国，包围巢国，其势力逐渐逼近卫国、郑国。这时两国想要跟随霸主，没有途径。国君将要前往晋国，所以卫侯在沓地会见。国君返回，郑伯在棐地会见。大概因为鲁国是望国，跟随或背离的计策由此决定。于是第二年有新城之盟，直到文公去世，楚国不再内侵，这是两次会见的力量。
棐是郑国的地方，即棐林，在新城东北，宛陵东南。
棐公作斐
戊申年，周顷王六年，顷王去世，儿子班继位，这就是匡王。《春秋》都不记载“崩”字。
十四年，晋灵公八年，齐昭公二十年去世，卫成公二十二年，蔡庄公三十三年，郑穆公十五年，曹文公五年，陈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