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辩义卷一　　　　明　卓尔康　撰

译阼阶的位置，用来端正君臣的名分。国史因此记载“元年”，这是错误的。然而元代学者吴立夫却认为，史官记录君主在位时间的长短，是纪述的常规体例，并非为了强调改元这件事的重要性。他的说法是：秦惠文王在位十四年才称王，秦国才开始改元。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汉朝兴起以来的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等类似书籍时，对于侯王的“元年”，《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元年”。先秦时期本来重视改元，如果像吴立夫那样认为改元不重要，那么秦国、魏国称王时，为什么又要改元呢？史官记录事实，难道会有没有改元就突然称为“元年”的情况吗？至于司马迁和《淮南鸿烈》，是因为沿袭《春秋》的体例而犯错，不能因为诸侯可以改元就引用它们作为证据。《史记·卫世家》中，献公、出公都称为“后元”，这就更加违背常理了。如果不这样认为，那么贬低周王室、尊崇鲁国，怀疑《春秋》大义的人，又有什么过错呢？

译春季，周历正月。

诸侯奉行周天子颁定的正朔，不能自行纪年。真公濞以前，没有诸侯的年表。这不仅是因为年代久远难以详考，也是因为夷王时期僭越的端倪才开始显现。此前天下原本统一，诸侯手持介圭入朝觐见的礼制尚未丧失。熊氏的说法确实正确，然而各国纪年各自标明本国国号，自然不可或缺，沿袭这种惯例，也没有大的过失。所以孔子遵从这一做法，用来编写《春秋》。至于月份，则必须奉行周天子颁定的正朔，不敢有所违背。

欧阳修说：“《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它记载‘元年’，指的是鲁国某位国君的元年。在这里系联时节和月份，说‘春正月’，就会让人怀疑正朔没有所禀承的对象。所以特意记载为‘春王正月’，以区别嫌疑、明确防范，并且记录事实。这是书写法则的自然体现，大概是鲁国史书的原文，并非孔子特有的笔法。不只是鲁国史书，至于各国的史书，无不都是如此。如果周史已经记载了某位周王的元年，那么就不需要再记载‘王正月’而自然明白。《元经》记载‘帝某年’，又记载‘帝正月’，这是东施效颦，叠床架屋，所以被后人耻笑。而吕祖谦说：‘尧禅让给舜，在正月的初一，在文祖接受终命；舜禅让给禹，在正月的初一，在神宗接受天命。天下都知道有帝，所以虞朝的正月不加‘帝’字；天下都知道有王，所以夏朝的正月不加‘王’字。’孔子作《春秋》，用‘王’字冠于‘正月’之前，是因为当时没有真正的王。不知道如果当时有王，孔子作《春秋’，记载年份和月份，应当用什么来记载？可以说在道理上穿凿附会，在言辞上冗长繁杂了。”

汪氏说：“《诗经·豳风》中的‘一之日’、‘二之日’，都是从子月（十一月）开始计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后，接着说‘曰为改岁’。《唐风》中的‘蟋蟀在堂’，是九月的物候，却说‘岁聿云莫’（一年即将结束），这是以子月为岁首。《周礼》中凡是说‘正月’，指的是子月；‘岁终’指的是丑月；‘正岁’指的是寅月。州长在正月召集民众宣读法律，在正岁宣读法律像最初一样，既然说‘初’，那么正月在前，就可以知道了。如果把寅月当作正月，就不应该再有‘正岁’的说法了。《左传·僖公五年》‘正月日南至’，《礼记》‘正月日至’，都是以子月为正。”

《左传》不记载隐公即位，是因为他是摄政。

黄泽先生说：按照礼制，诸侯一次娶九个女子，没有再娶的记载。嫡夫人没有儿子，就从右边的媵妾中选择；右边媵妾没有儿子，就从左边的媵妾中选择；左边媵妾没有儿子，然后才从众妾的儿子中选择，也都是按照次序进行的。这是有固定制度的。隐公的母亲是媵妾，所以她的儿子不能继承君位。仲子手上有花纹，宋国人要求鲁国立她为夫人。鲁国娶仲子，大概已经向天子禀告了。如果得不到天子的允许，宋国人一定不同意。天子既然允许了，鲁国才用夫人的礼仪聘娶她，那么仲子必定向来尊贵，与隐公的母亲不同。这虽然不合礼制，但却是事情的真实情况。何休认为隐公的母亲是左媵，桓公的母亲是右媵，也不过是推测之辞。大概隐公的母亲确实是媵妾，桓公的母亲既不是媵妾也不是嫡妻，这是失礼再娶罢了。这是先君的失礼，无可奈何。既娶了仲子而生下桓公，不久惠公去世，隐公摄政等待桓公长大。《左传》称惠公去世时，有宋国的军队，太子年幼，这是惠公在位时，桓公已经确立了太子的地位。况且宋国和鲁国是姻亲关系，而惠公尚未安葬，宋国就来攻打丧事，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是因为桓公是仲子所生吗？太子年幼，隐公即位，这本来就是宋国人所怀疑的。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和仲子的助丧财物，天子的这一举动也显示出桓公的母亲向来尊贵，那么桓公应当即位。桓公在国内有国人归向的情势，在国外有宋国的援助，即使隐公真的不贤德，也不敢轻易夺取君位。何况隐公的本意本来就是谦让呢？《谷梁传》认为隐公让位给桓公是不正当的，这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势。如果《谷梁传》在当时，一定会引导隐公作乱，不杀桓公母子就无法得到国家，而隐公最终也必定不能幸免。这是《谷梁春秋》开篇第一义，最错误的地方。如果遵循《左传》、《公羊传》，则符合情理，而隐公的贤德终究值得肯定。《公羊传》说“立嫡子以长幼为序，不以贤德；立庶子以地位尊卑为序，不以长幼”，这两句话必定有所依据。至于隐公的摄政，确实有所承继。《公羊传》认为诸侯没有摄政，则又不然。郑玄引用《公羊传》辩驳说：“宋穆公说‘我立在这里，是摄政’。”据此来说，怎么能说不是摄政呢？《礼记·曾子问》：“孔子说：‘卿大夫捧着摄主的牌位在西阶，面向南。’”古时候天子、诸侯、卿大夫，世子未出生就死了，或者出生了但年幼不能执政，就立娣侄之子中按次序应当继承的人为摄主。所以隐公也是摄主。

隐公是摄政。孔子探求他的本心，肯定他的行为，所以不记载即位。隐公年长而摄政，他母亲的位次并不尊贵。桓公的母亲是宋国人，声子、仲子都是元妃。孟子是侄娣，称为孟，称为仲，这是位次原本就有定序。孟、仲必定是宋公的女儿，声子不以姓氏排列，她是孟、仲的侄娣是明显的。杜预说：诸侯初次娶妻，同姓的国家就用侄娣陪嫁元妃。元妃死后，次妃摄理内政，仍然不能称为夫人，所以称为继室。声子年长，掌管内政，于是特别提升她的位次，而称她为声，以区别于仲子。不久，仲子生下了桓公。隐公虽然年长，但母亲位次卑下；桓公虽然年幼，但母亲位次尊贵。立太子的法则，完全依据母亲的位次。看赵盾位次在九人之列的说法，可以证明。惠公去世，国人认为隐公

译长庶，众人共同拥立他。而隐公因为父亲遗命和母亲地位的缘故，尊崇并奉立桓公，而自称只是代理国政罢了。好比现在的制度，藩王的妃妾先要尽数有名分封号，如果没有名分封号，就称为滥妾。滥妾所生的儿子，固然不敢排在有名分封号的妃妾之子之前。仲子是次妃，桓公是嫡贵，自然无可辩驳。至于说仲子手上有文记，那是羽父等人编造此言，以混淆事实，却不知反而陷入失实的境地。黄先生认为隐公要鲁国以夫人之礼对待仲子，已告知天子，这还是依据事实的主观推测，也没有考证依据。胡安国说隐公即位，对上没有得到禀告，对内没有得到继承，各位大夫拥立他，被孔子删削。熊过氏说：隐公的母亲声子代理国政如同君主，当时私下有拥戴的人，所以隐公不等到第二年而即位。一年不能有两个君主，所以他的元年不能再书写“即位”二字。沙麓齐履谦认为他在岁前即位是对的。胡、熊两家的说法都不对。欧阳修说：为什么不书写“即位”？回答说：惠公去世时没有记载其事，那么隐公的立位也就不可知。孔子从两百年后得到遗留的史书而修订它，对不知道的地方予以空缺，这是为了传信。

译三月，鲁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

《左传》说：隐公摄行国君之位，想要与邾国交好，所以订立了蔑地的盟约。

《谷梁传》说：仪，是字。父，相当于傅，是对男子的美称。

邾国，是鲁国的附庸国。仪父是他的字，克是他的名。附庸国有的以名相称，有的以氏相称，有的以字相称，根据其大小而有所不同。邾国应当以字相称，所以称其字。胡氏说：“周朝的大夫惯例称字，列国的命大夫惯例称字，诸侯的兄弟惯例称字，中原的附庸国惯例称字。”这是对的，但未尽其理。《左传》说“尊重他”，《公羊传》说“褒奖他”，尤其不对。然而他来朝见时又被称为邾子，为什么呢？这是惯例称呼。公、侯、伯属于上三等爵位，而惯例称呼为“公子”；男爵属于下二等爵位，而惯例称呼为“子”。“子”对于蛮夷大夫都可以称呼，何况中原的附庸国呢？所以按礼节来朝见，就遵循惯例称呼。从宣公到定公，凡是六次朝见都称为“子”，这是对的。不合礼制而结盟，特意以字相称。桓公十七年，趡地的盟约也称“仪父”，这是对的。又说“仪氏”与徐国的仪、楚国的陈仪行父名字相同，与孔父相同。仪父，是邾国的大夫。黎氏说应当与邾子克区分开，是两个人。隐公五年伐宋，桓公十五年来朝，都称为“人”。十七年记载“仪父”，庄公十六年又记载“克”，那么“人”不是仪父，仪父也不是克。这也不对。伐宋的是邾人、郑人，邾国主持军事，所以排在郑国前面。郑国不是国君亲自率领，所以称“人”。郑国是大国既然称“人”，邾国自然跟随大国的惯例称“人”。来朝见记载说“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这是因为牟、葛就是夷人，而且地位低微，所以称“人”。邾国较大，牟、葛不多，牟、葛既然称“人”，邾国自然比照小国国君称“人”。大概只有邾、滕、陈、莒这些国家，尊贵时可以等同于国君，卑微时可以等同于大夫，其势力得以上下贯通。这是邾国称字的法则。况且就以名字来判断，克字仪父非常确切。看周庄王弟弟的儿子克字子仪，楚国斗克的字子仪，桓司马的臣子仪克，都是一样的。推而广之，鲁国叔孙辄的字伯张，与吴国公孙辄的字子张相同；鲁国孟之侧的字子反，与楚国公子侧的字子反相同；齐国子家的字归父，与楚国仲归的字子家相同。古人制字简约，取义端正，大体相差不远，由此可知仪父与克是同一人。这是邾国称字的意义。“不日”是史官详略的处理。“及”与“暨”都以我方为主，其中“及”表示我方主动，“暨”表示不得已，这是《公羊传》琐碎的解释。

《春秋》记载会盟、战争、讨伐都用“及”和“会”两个字。综合来看，《公羊传》说：“及，是我方想要；会，是外方想要。”这种法则即便在鲁国自身也不能一概而论，怎么能通行于天下呢？《公羊传》不过是根据隐公初年一两件事来推断其见解罢了。它看到隐公即位想要与邾国交好，所以认为“及邾仪父盟”是我方想要；看到戎人请求结盟，认为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是戎人想要。然而将下条“公及戎盟于唐”相比，就不通了。如果认为“及戎盟”是戎人想要，那么与所谓的书法又不相符了。况且十一年进入许国，是郑国想要的，却记载“公及齐侯入许”，为什么呢？桓公元年三月，“公会郑伯于垂”；四月，“公及郑伯盟于越”，这只是接连的月份发生的事。隐公即位想要与郑国修好，郑国仇视宋国，想要结盟鲁国作为援助，其会见和结盟，两国同心。现在一个说“会”，一个说“及”，依据什么呢？这是私盟的开始。

熊氏说：邾国在今邹县东南二十里，位于峄山之南，北边与鲁国接壤，南边连接滕、薛，即今曲阜、滕、峄之间，纵深超过五十里。西边从邾瑕到沂水以东，即今济南到沂州的境界，横向长三百多里，形势不可能成为鲁国的附庸。意思是小邾曾经附庸于鲁国，而错误地加在了邾国上。这也不对，大概地方彼此沿革，先后增减，都难以凭臆测断定。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叔孙说：“邾、滕是人的私属。”昭公十三年，子服惠伯说：“国君相信蛮夷的申诉，断绝兄弟之邦，那么邾国不仅属于鲁国，而且靠近夷人了。”蔑，即姑蔑，鲁国卞地以南有姑城，在兖州府泗水县境内。邾，《公羊传》作邾娄；蔑，《公羊传》和《谷梁传》都作昧。

夏季五月，郑伯在鄢地战胜了共叔段。

《左传》说：段不守弟道，所以不称弟；如同两个国君，所以称克。称郑伯，是讥讽他失教，这叫做郑伯的心志。

郑伯克段。杜氏说：段不守弟道，所以不称弟。表明郑伯虽然失教，但段也凶恶悖逆。以君讨臣，而用两个国君的体例，是说段强大杰出，占据大城以对抗国都，所谓得到杰出者曰克。《谷梁传》说：段是弟弟，却不称弟；是公子，却不称公子，这是贬斥。段失去了子弟的道理，轻视段而更加责备郑伯，是责备郑伯处心积虑终于杀了他。胡氏说：厌恶养育天伦，使其陷入罪过然后剪除他，都是对的。然而段凭借亲弟弟的身份，挟持国母的宠信，母亲的心正关注着他，弟弟的恶行还不严重，庄公无可奈何。看他修缮兵器准备车马，将要袭击郑国，而夫人将要为他开门，那么当时庄公对于段，哪里可以教诲禁制呢？至于《左传》

译说：称他为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化，这尤其不合情理。《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可以称鲁君为“公”，可以称“我”，也可以不称。现在记载的是郑国的事，不写“郑伯”，那又该写什么呢？

译郑，即现在的华州。这是原来的郑国，后来迁都，在现在的开封府新郑。鄢，在现在的鄢陵。京，在现在的郑州荥阳县。

秋季七月，周天子派遣宰咺前来送惠公和仲子的赗赠。

关于仲子，左氏和公羊传认为她是桓公的母亲，谷梁传认为她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室。左氏认为仲子当时还活着，公羊传认为仲子已经去世。我对此作了详细考证，那些说仲子是孝公的妾、惠公的母亲的人，大概是依据后来送僖公成风襚礼的事例，认为成风既然是僖公的母亲，仲子难道就不是吗？他们不知道僖公是鲁国的贤君，亲自跟随齐桓公、晋文公两位霸主，尊崇周室、抵御夷狄，所以成风虽然是妾，特别举行襚礼，以显示优待。如果惠公作为国君，并没有特别的功德，凭什么突然举行给妾室赗赠的礼仪？况且《春秋》本来就有文字相同而事情不同的情况，怎么能一概而论呢？根据左氏的别传，十月改葬惠公，那么赗赠是因为改葬，所以不能说迟缓。又说预先准备凶事是不合礼的。朱子说：“古人不忌讳凶事，比如国君即位时制作棺材就是如此。”车马叫做赗，车马本来就是墓地所共用的。给惠公赗赠而带上仲子，未尝不可。如果把次年十二月夫人子氏去世当作隐公的母亲或隐公的妻子，那么仲子应当依从公羊传的说法认为是死的，这样也没有妨碍。所以仲子确实是桓公的母亲才说得通。那么周天子给仲子赗赠，是为什么呢？惠公按照丧礼的规格已经很高，仲子因为隐公做了国君，桓公虽然号称太子，但隐公的地位不能没有疑虑，桓公的党羽不能没有二心。周天子有此举，怎么知道不是鲁国借合葬的法则来确立仲子的地位，周天子寄托确定名分的意图来支持桓公呢？张氏说：“惠公去年去世，仲子去世的年份固然不可知，或许也是去年。”

临视诸侯，祭祀鬼神，称为天王；王朝公卿，记载官职；大夫，记载表字；上士、中士，记载名字；下士，记载人名。宰，是主持事务的名称。从天子到大夫都有。卿大夫的宰：石碏的宰，王叔的宰，郈宰，费宰就是如此。谷梁传说：天子的宰通晓四海，所以用来配合有封爵的人，就称为宰；周公用来配合无封爵的人，就称为宰渠伯纠。周公的宰地位尊贵，所以派他出使防备诸侯；宰咺的宰地位卑下，所以派他办理鲁国的丧事。这就是其中的义理。公羊传说：天子的宰是执政的人，就彰显他主持事务的职务，所以在宰咺那里就说他是宰士。士，是主持事务的职务，这是正确的。季本氏认为宰咺是小臣代理冢宰以执行他的冢宰之说，错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春秋》中，周天子派遣使者，十六次称天王，三次称王而不称天。髙新郑说：“称天称王，就像现在人有的称奉圣旨，哪有称奉旨的呢？不把圣旨作为褒扬，把奉旨作为贬低。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等到我通考全书的体例，三次称天王的，比如隐公元年来的赗惠公、仲子，实在是因为惠公改葬，用来体恤诸侯邦国，其余如果不是答礼，也是加恩礼数为荣，皇华足以加重。至于庄公元年的荣叔，文公五年的召伯，不过是宠幸弑逆的国君，比之长信宫的妾室，显然不合礼，毫无可说的。所以落笔之际，没有崇高的称呼，也是情理自然，疏忽竟然如此。胡氏所说的贬低，也不能完全说错。只是说省略而不称天是可以的，贬低而不称天则不可以。对于鲁国而省略是可以的，对于周天子而省略则不可以。

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左传》说：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宋军，桓公即位后请求讲和。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开始互通往来。

内称及，外称人，谷梁传认为都是卑贱的人，胡氏认为都是防备的人。赵氏说：修好三国而结盟誓，如果不是国君就是卿，怎么能派防备的人呢？先儒说：防备的人是不受命的卿。按体例，外国受命的卿来鲁国，都记载名字，只是不说姓氏罢了。而且前后结盟而不说内盟的有九次，推寻事迹，都是国君亲自结盟，义例昭然，不能有时说是国君，有时说是防备的人。我认为鲁国不是防备的人，宋人实在是防备的人。惠公在黄地打败宋军，惠公去世而宋军压境，这是先君的仇敌。两国的好交不通，而桓公又是宋武公的亲生儿子，桓公于是假借长兄的身份而自立，担心宋人仇视自己而怨恨他，所以向宋国求和，作为自安之计。那么鲁国怎敢派防备的人前往？宋公明明有所挟持，傲慢无礼，于是派防备的人结盟。《春秋》避讳这件事，所以不记载国君。

内称及盟而不记载国君、大夫的有九次。隐公元年九月，宋人在宿地结盟。宋国派防备的人来，轻视国君所以避讳国君。庄公二十二年七月，齐国高傒在防地结盟。文姜刚下葬，国君在丧期中图谋婚姻，所以避讳国君。文公二年三月，晋国阳处父在公如晋地结盟。晋国人因为国君不朝见，扣留国君命令阳处父与国君结盟，感到羞耻所以避讳国君。文公十年，苏子在女栗地结盟。顷王是天王，即位而与诸侯结盟，非常卑下。孔子哀伤他，所以用与天子大夫结盟来避讳国君。成公三年十一月，荀庚与孙良父结盟。两人到鲁国，以国对之，不必记载国君。成公十一年三月，与郤犨结盟。襄公七年十月，与孙林父结盟。襄公十五年二月，与向戍结盟。都是这个义理，所以都不记载国君。

凡是结盟以国地命名的，国主也参与结盟。解说《春秋》的人，认为这是参盟的开始。

宋国的商丘，即现在的归德府；宿，即现在的宿州。

《左传》说：郑国共叔段的动乱，公孙滑出逃。

译（某人）逃奔到卫国，卫国人替他讨伐郑国，攻取了廪延。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和虢国的军队讨伐卫国，并向邾国请求出兵援助。邾国国君私下征求公子豫的意见，公子豫不同意，邾国国君于是出兵。

译冬季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

《左传》认为这不是奉王命而来。

人臣离开国境，没有不禀承君王命令的。但这并非执行聘问之礼，而是凭借同宗亲属的关系，以问候探询的名义前来，所以经文只记载为“来”。

胡氏说：人臣的道义在于没有私下的交往，大夫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越过国境。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杜绝结党营私的根源，给后世那些侍奉君主却怀有二心的人以明确的警戒。只有这种道义不能施行，才会出现借助外部权势的情况，比如缪留对韩宣惠王所说的话；私下交结议论，比如庄助结交淮南王；倚仗强大的藩镇作为外援，来胁迫控制朝廷，比如唐朝卢携依附高骈，崔某依附宣武军，昭纬依附邠岐。《春秋》对于内部大臣的朝聘、告赴，都予以贬斥而不认可。这是端正根本的做法。季氏私下考证说：王朝的三公称公、卿，士称子或侯、伯的爵位，京畿之内不曾有封爵。祭伯被称为伯，与凡伯、毛伯被称为伯相同。啖氏认为内大夫的字不是爵位。

这是王室大臣私下交往的开始。

公子益师去世。

不记载日期，是因为史官缺漏。公子众多，而记载益师去世，是因为恩宠礼数深厚。胡氏说：“不记载日期，《公羊传》认为是因为关系疏远，但是公子中关系疏远的也有记载日期的，所以不是因为疏远。《谷梁传》认为是因为厌恶，但是公子牙、季孙意如令人厌恶，却记载了日期，所以不是因为厌恶。《左氏传》认为是因为国君没有参加小敛，但是公孙敖死在境外而国君在国内，公孙婼死在国内而国君在境外，没有参加小敛是很明显的，却记载了日期，所以《左氏传》的说法也不对。这大概是显示恩宠礼数有厚薄吧？然而《公羊传》所说的疏远，是指听闻见闻的疏远，不是族属关系的疏远。它说‘所见异辞，所传闻异辞’，可见胡氏也误认了。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有的能得知详情就记载日期，有的不能得知详情就不记载日期，所以成公以前有不记载日期的，成公以后都记载日期。”

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子、公孙如果没有受命就只称名字，受命后就称公子。东周礼制败坏，大夫都在诸侯国自行任命，那些被赐姓族的世代担任卿职。其间虽然有向周王请求的，比如士𦈡凭借黻冕任命为中军将，也不再是先王的制度了。所以宋国继承先王制度，能够自行任命官员的，《春秋》有时记载司马、司城，除此之外一律删去。祭，在今郑州东北十五里的祭城，实际上是管城。

庚申，周平王五十年。

鲁隐公二年，齐僖公十年，晋鄂侯三年，卫桓公十四年，蔡宣侯二十九年，郑庄公二十三年，曹桓公三十六年，陈桓公二十四年，杞武公三十年，宋穆公八年，秦文公四十五年，楚武王二十年。

春季，鲁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

《左传》说：这是为了修好惠公时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结盟，鲁隐公推辞了。

啖叔佐说：“凡是戎狄举其称号，君臣用同样的辞令。”

《春秋》记载国君外出，应当记载回国。记载回国的法则，只有会见戎狄、与列国作战、跨越过年这三项，从桓公时期所记载的就可以看出。现在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以及下文讨伐邾国、击败宋国，不知道是否跨越了时节，都没有记载回国，这是因为隐公摄政，表示谦卑，不敢与正式君主相同。如果在春秋末期，叔孙、季氏也有记载回国的了。

这是记载“防”（会见）的开始。

姜廷善说：杜元凯认为陈留济阳县东西有戎城，季氏私下考证认为济阳旧城在兖州府曹县西南五十里，那么戎人在鲁国的西南边界。潜是鲁地，大概在南边边境靠近戎人的地方，即今曹州。

夏季五月，莒国人侵入向国。

《左传》说：莒子娶向国的女子为妻，向姜在莒国不安，便回国了。莒国人侵入向国，把姜氏带了回来。《谷梁传》说：“入”是指内部不接受，向国是鲁国的邑地。

赵子常说：“莒人，是指莒国的大夫。小国如果不是君主，通常称人。小国的大夫，地位卑微。‘入’是指攻破其国都，俘虏其人民，以武力施暴。春秋初期，‘入’、‘侵’、‘伐’都是施暴。莒国施暴的对象是向国；鲁国施暴的对象是邾国；郑国施暴的对象是许国；齐国施暴的对象是纪国。力量足以兼并，就不会只做到夺取的地步，不只是因为向国弱小，所以最终被莒国灭亡。”

侵入是侵入，灭亡是灭亡，兴亡大事，《春秋》决不妄加记载。熊过氏说：“‘入’的罪责小于‘灭’，这实际上是灭亡。”僖公二十六年，鲁公与莒子臧速在向地结盟，称向地为莒地。宣公四年，鲁公与齐国讲和，莒国和郯国参与，莒国不肯，鲁公讨伐莒国，夺取向地。向国隶属于莒国，那么向国实际上是灭亡了，而现在记载为“入”，是因为向国向鲁国告急时说的是“入”，所以按“入”来记载。熊氏的意思大概是因此后经文没有记载灭亡向国，只有盟向、取向的文字，所以这样说罢了。然而僖公盟向称莒地，大概不是经文原意。考察宣公四年，追溯隐公二年，计算有一百多年了。百年之中，兴废不一，怎么知道莒人不是在这年之后实际上灭亡了向国呢？那些没有见于经文的，在侵入向国之后，或许向国逐渐衰微，莒国逐渐强盛治理，不必兴师动众，慢慢消沉。既不能像许国那样侵入后又复兴，又未曾像梁国那样一蹴而就崩溃，无人告急，经文也就无法记载了。陆氏说：“经文中一个字普遍用于各种条例，而意义不同的，只有‘人’字罢了。国家称人，是众多的意思；军队称人，是寡少的意思；名爵不尊贵而称人，是卑微的意思；废除其名爵而称人，是贬斥的意思。现在莒国称人，应当是寡少的意思，与无骇率领军队相反。”

郝仲舆说：“君、臣、民通称人，大概事情有可以简略

译……书法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这是进入郑国的开始。

熊过先生说：向城在莒州以南七十三里，就是郑渔仲所说的沂州古向城。另外，济源县也有向城，后来被郑国攻取。《寰宇记》记载：位于河阳轵的西北。郦道元所指的轵南，被宋人定为密州莒县以南七十里，这是错误的。杜元凯将其指认为焦国龙亢东南的向城，那就更加遥远，不是郑国所图谋的有利之国。莒，就是现在山东青州府莒州的地方。

译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

《左传》记载：司空无骇进入极国，费防父战胜了极国。

无骇的名字没有被记载，是因为他的官职尚未正式任命；没有记载他的族氏，是因为他还没有被赐予族氏。极国，是莒国的附庸。莒国入侵向国，无骇于是得以进入极国。

杜预说：“极是附庸小国。”贾逵说：“极是戎人的城邑。”胡安国说：“没有奉王命就进入别人的国家城邑，逞行私意，显示出诸侯的不臣之心。”

姚舜牧说：“这两件事与《尚书》、《胡传》、《又比解》相比，但唯独没有阐明无骇进入极国的原因。只有《谷梁传》说：‘是向国的城邑吗？’难道向国是我们的城邑，而极国是莒国的城邑？莒国人因为向国姜姓的缘故，直接入侵我们的城邑。无骇因为进入向国，所以率领军队进入极国，以报复莒国。然而这些都没有事实可以考证。无骇擅自率军进入他国，记载此事是为了显示他的贪婪残暴。大概《谷梁传》是因为宣公四年之后关于向国的记载有误，姚氏又对《谷梁传》的说法产生怀疑。”

赵子常说：“鲁国的司空是无骇，他是公孙，以摄行卿职的身份被记载名字。《谷梁传》认为隐公不爵命大夫，这是正确的。《春秋》对于鲁国卿大夫，往往不记载他们的官职。这里记载无骇不书族氏，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所以记载他的官职以表明他是卿，但还不敢用进入他国来作为贬斥的条例。后来对于翚、溺才说厌恶他们，这是没有根据的。孔颖达说：‘《春秋》的体例，凡是名字记载在经文中的，都是卿。’《左传》记载司空，所以知道无骇是鲁国的卿。又《王制》说：‘上大夫就是卿’，那么卿也是大夫。所以注释中多用大夫来指称卿，名字见于传文，而注释说大夫的，那么他的爵位确实是真大夫。”

熊过说：“极国，杜预说是附庸国，或者想通‘极’为‘剧’字，说现在赣榆县的纪鄣本是纪国故封的剧县地，纪国迁往那里，于是成为莒国的附庸。”

无骇的名字没有被记载，是因为官职没有定级，尚未任命，而且司空不是卿的官职，所以不能记载。各家认为司空是卿，没有全面考证传文。而且文公十五年，司马华孙来结盟，传文记载鲁公与他宴饮，华孙推辞说：“请让我向亚旅接受命令。”以前认为华孙是谦辞，不知道亚旅与司空是否对等。等到读成公二年的传文说：“鲁公在上鄍防备晋军，赐给三位主帅先路的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师、侯正、亚旅都接受一命之服。”才知道亚旅与司空都只受一命，地位很轻，而亚旅在一命之中排在最后，所以华孙以此自谦。由此可知司空未必是卿。

这是大夫专擅兵权的开始。

“骇”字，《谷梁传》写作“侅”。

秋八月庚辰，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戎人来朝见，坐在门内，不与诸侯并列，这是周礼的规定。戎狄是应当抗击的，鲁公回到封国，曾经与淮夷一同征讨鲁国，所以有此情况。隐公不能遵循祖业，以至于与戎人结盟，但推辞盟约，还不至于失体面。八月最终没能避免唐地的战事，鲁国不能竞争，可惜啊。

汪氏说：“《费誓》篇首说‘徂兹’，淮夷、徐戎同时兴起；篇末只说征讨徐戎，那么夷戎同为祸患，而戎人尤其严重。”汉代孔颖达说：“这个戎人大概是帝王所羁縻的，居住在九州之内。”

这是与戎狄结盟的开始。

唐是鲁国土地，现在鱼台县东有武唐亭。

九月，纪国的裂繻来迎娶女子。

裂繻迎娶女子，为什么要记载？因为齐侯灭掉纪国，而安葬伯姬，所以记载。《谷梁传》所谓“将有其末，不得不录其本”，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庐陵李氏说：“讥讽不亲自迎亲。”《公羊传》、《谷梁传》、胡安国的说法相同。唯独陈氏说：“鲁国女子成为夫人，凡八次见于经文，没有来迎娶的。记载‘迎’，是因为纪伯姬，是我们国家的姑娘，遭遇人伦变故。纪侯失国，齐人安葬她，鲁国的慰问没有到达，所以详细记载。”这个说法也有见解。又说：“鲁国女子成为夫人，都记载‘归’，不记载‘归’的必定有缘故。齐子叔姬不记载‘归’，郯伯姬不记载‘归’，杞叔姬不记载‘归’，都是遭遇被休弃。荡伯姬不记载‘归’，不是国君的夫人。”

各家讥讽开始不亲自迎亲，是不对的。那么诸侯可以不亲自迎亲吗？程颐说：“先儒都认为诸侯应当亲自迎亲，是在他所住的馆舍迎接，所以有亲自驾车授绥的礼节。哪有舍弃宗庙社稷，远赴他国去迎娶妻子的呢？不仅是诸侯，卿大夫以下都是如此。”又说：“况且像秦君娶楚女，怎么能越国亲自迎亲？文王在渭水迎亲，也不是出境。周国本来就在渭水旁边，何况文王迎亲时还是公子，没有成为君主。”张洽说：“天子诸侯没有出境亲自迎亲的礼节，必定派遣上卿前往其国，到达所住的馆舍，然后亲自迎亲进入。”这就是哀公问所说的“大婚既至，冕而亲迎”。《公羊传》说“辞不称主人”，也是不对的。

熊过说：“《祭统》中，国君娶夫人的辞令说：‘请君之玉女’，其派遣聘礼以先人之礼行之。《礼记》说：‘宗子没有父母命令他亲自迎亲，都自己命令自己’，这又是礼的变通。纪国不称使者，难道是因为有母亲不能自己命令，又不通禀母亲，所以只举其国名吗？”苏子繇说：“裂繻为什么不称氏？小国大夫称人，他们的名字都是特别记载的。记载裂繻是因为他迎娶。”

熊氏说：“纪国现在青州寿光纪城，实为古北海剧县。郑樵说：‘纪国后来迁往剧县’，说‘纪剧’是声音讹误，郑氏所说的确实正确。”

译只是不知道迁徙到纪国的记载，出现在《春秋·庄公》的经文中，不应当在这里贸然提及罢了。因为寿光西南三十里是纪城，再往西是东安平，就是纪季所进入的酅地，再往西北一百里是东莞。

译裂繻，公羊、谷梁作履緰。

冬十月，伯姬嫁到纪国。

纪子帛与莒子在宻地结盟。

《左传》说这是鲁国的缘故。

极为莒国的附庸，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那么鲁国与莒国就有了嫌隙。纪国刚与鲁国通婚，所以举行这次盟会来平息鲁莒之间的矛盾。赵企明说：莒自从入侵向国，就有窥视鲁国的心思。纪子帛往来于莒鲁之间，于是他在路上与莒子结盟于宻地，是为鲁国谋划。履繻称字而不称名，是褒奖他。其后八年举行浮来之盟，莒鲁从此交好。

纪子帛排在莒子之上，杜预说：因为纪子帛地位相当于鲁国内大夫，或者又说他是主盟者，这两种说法都对。即使以列国卿大夫的地位排在小国国君之上，也无不妥当。纪侯是爵位，莒子是附庸国的国君。昭公二十三年，晋国拘捕叔孙婼，让他与邾国大夫同坐。叔孙说：列国的卿大夫相当于小国的国君，这本来就是周朝的规矩。襄公四年，叔孙豹、鄫国世子巫前往晋国，鄫国隶属于鲁国，史书不记载。等到《左氏传》说相当于鲁国的大夫时。巫是世子，而排在叔孙豹之后的是小国附庸的国君。灌甫说：考查通晓经义的人，没有大夫排在诸侯之前的例子，这也只是知道其中一方面罢了。裂繻、公羊、谷梁、履緰就是这样。緰字，《说文解字》：布也。布字，子帛意义正相当。《春秋》用字法类同于此。

高忠宪说：“纪国被齐国逼迫而与莒国隔阂，所以互相结盟。天下没有天子，那么小国就不安定。而齐人灭纪的端倪就显现了。”

这是诸侯互相结盟的开始。

宻地即今莱州高密。

帛，公羊、谷梁作伯。

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去世。

这位夫人子氏，公羊说：“是隐公的母亲，为什么不记载安葬？”这是成公的意思。谷梁说：“是隐公的妻子，去世但不记载安葬。”夫人的意义，是随从君主的。张氏因袭此说：“妇人随从君主，所以君主在世时安葬礼仪未备，等待君主去世而合葬。”宋朝皇后先崩，必定等待合葬于山陵，大概是古代遗留的制度吧？夫人子氏是隐公的母亲还是隐公的妻子，不可知。然而《左氏传》认为是桓公的母亲，那么确切知道这不是真的。如果是仲子，那么先前仲子的赗赠不称夫人，后来仲子的宫庙不称夫人。其归赗是因为桓公将拥有国家，其考宫是因为桓公是大弟。其不称夫人，是因为必定不应当称夫人。前后不称夫人，现在为什么称夫人呢？至于赵氏跟随公羊的说法，定为隐公的母亲，只是采取与归仲子之赗、考仲子之宫事件联络罢了。如果只是采取事件联络，那么一经中为此者多了，怎么能比而同之呢？

高忠宪说：“夫人，是隐公的母亲。去世不记载安葬，夫人的意义，是随从君主的。”

郑国人攻打卫国。

共叔段的叛乱，他的儿子公孙滑逃到卫国，卫国人替他攻打郑国，夺取廪延。于是郑国人攻打卫国。

这是诸侯专断征伐的开始。

卫国即今淇县。

辛酉，平王五十一年去世。

三年，齐僖公十一年，晋鄂侯四年，卫桓公十五年，蔡宣公三十年，郑庄公二十四年，曹桓公三十七年，陈桓公二十五年，杞武公三十一年，宋穆公九年去世，秦文公四十六年，楚武王二十一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谷梁传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内壤。阙然不见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内辞也，或外辞也。有食之者，内于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田叔禾说：日有食之，大概是上古的遗言。而《春秋》沿用，所以重视天变，警戒人心。日食的说法，历家认为是月亮遮掩而如此，所以虽然千年之远，而度数可测。然而圣人为什么不明确说月亮遮掩，而说“日有食之”？其词好像不胜惊异的样子，由此知道它是上古的遗言。大概上古之时，历数未定，太阳悬象阙然，不见其形，于是君子在朝廷互相惊骇说：“日有食之矣！”小民在野外互相惊骇说：“日有食之矣！”日御之官拿着简牍记录说：“日有食之矣！”等到黄帝、尧、舜之时，测步已明，玑衡渐备，然后知道它是月亮遮掩。圣人认为阳德险防，可谓大变故，因下民骇惧之情，而制定救防之礼。《尚书》所谓“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那么其汹汹皇惑之容，犹可想见。而君臣上下，莫不省咎涤愆，以修德业。仲尼说：“是可以为训”，所以因旧文而不革。程子说：“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则书‘王二月’，在三月则书‘王三月’，无事则书时，书首月。大概有事则道在事，无事则存天时。正王朔，天时备则岁功成，王道存则人理立。《春秋》之大义也。”

三月庚戌，天王去世。

胡传：春秋历经十二王，桓、襄、匡、简、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鲁往防之也；平、惠、定、灵，志崩不志葬者，赴告虽及鲁不防也；庄、僖、顷，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鲁亦不往也。诸侯为天王服斩衰，礼当以所闻先后奔丧。今平王崩，周人来讣而隐公不往，是无

译君之罪应当诛杀，史书不记载而罪责自现。有人说：“万国数量极多，疆界极其重要，天王去世，诸侯不能越过国境去奔丧，而在国内卿大夫处办理吊唁送葬的礼仪，等到安葬完毕、卒哭祭礼结束才除丧，这合乎礼吗？”查《周书·康王之诰》，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再拜后快步退出，康王才恢复丧服。这是奔成王之丧的情形，怎么能说在国内办理吊唁送葬礼仪就可以呢？所以周人有丧事，鲁人有丧事，周人前往吊唁，是说可以派遣使者；鲁人不前往，是说应当亲自前往的人不能派使者代替。诸侯在岁时节令，有时朝觐京师，有时在方岳会盟，有时跟随军队征讨，越境过时并不觉得困难，为什么唯独对奔丧感到困难，而轻视君臣始终、生死之间的道义呢？这大大违背了先王的礼制，丧失了《春秋》的大义。啖氏说：“《谷梁传》说天子只记载崩逝不记载安葬，必定有原因。举天下之力安葬一人，其义理不容置疑。大概是因为看到记载安葬的多不符合礼制，所以有此说法。况且襄王的安葬正合乎礼，为什么还要记载呢？”季本氏说：“凡是天王崩逝，没有不通知诸侯的。因为含襚赙赗的礼仪，必须等待诸侯的供给。至于送葬，天子应当以礼接待宾客，而不求取利益。所以赙赗的礼仪一到，即使是后来才来吊丧的，也不计较，只因为先到的就推辞参加安葬，诸侯的使者也不再前往，这就是记载崩逝不记载安葬的原因，平王、惠王、定王、灵王就是这样。如果到了安葬日期，赙赗的礼仪才刚到，就参加安葬，这就是记载安葬的原因，桓王、襄王、匡王、简王就是这样。”

译庄王、僖王去世，是在鲁庄公十二年、十七年。僖王、惠王本来就是平庸的君主，不足以让鲁国效法。鲁庄公知道母亲（文姜）的为人，在二十二年以前被文姜控制，到三十七岁才娶妻，怎么能推行合乎礼制的政事呢？两位周王去世不记载“崩”，是因为周王室没有通告。即使周王室通告了，鲁国也不会去吊唁。不去吊唁，自然就不会记载。到了顷王去世，《左传》明确说周公阅与王孙苏争夺政权，没有赴告，为什么回避而不相信呢？

汪氏说：“秦昭襄王去世，韩桓惠王穿着丧服去吊唁。这是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事，天子不如战国时期的君主对待大国的礼节。”

夏季四月辛卯日，君氏去世。

尹氏，是周朝执政的世袭大臣。世代掌握朝廷大权，执掌国家命脉。周幽王时，凡是破坏政治、扰乱常道、耗尽军队、斩断国家根基，被诗人讽刺的事情，数不胜数。西周的灭亡，尹氏实际上是罪魁祸首。孔子在三月天王去世后，紧接着记载尹氏去世，一方面是为了揭露权臣的罪过，一方面是为了总结西周的结局。薛收所说的“夸大其词，极言其败，于是扫除旧弊以求更新”，就是这个意思。《元经》记载晋、宋、齐、梁、陈五国的灭亡，意思实际上继承于此。唉！孔子开始在这里书写，大概有深深的悲痛，也有很高的期望。可惜东周君臣萎靡不振，齐僖公、郑庄公起初狡黠，吴国、越国后来跳梁，中间桓公、文公虽然也显得刚强，但不努力恢复王气，格局太小，不足以符合圣人的心意。我初学《春秋》，认为隐公被郑国抓获，向钟巫祈祷，与尹氏有关，所以记载尹氏去世，来追溯这件事。当时感到痛快，终究不是确切的论断。

《左传》认为君氏是声子，没有赴告，没有附祭于祖庙，没有返哭，所以不说“薨”，不称“夫人”，不说“葬”，不记载姓氏。《公羊传》、胡氏说：这是讥讽世卿。《谷梁传》说：她是天子的大夫，在天子去世时作为鲁国的主持者，所以隐晦地记载她去世。世卿、鲁国主持者，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确切的依据。隐公心里不想当国君，但实际上当了；桓公心里想当国君，但还没有当。衡量起来都是国君。隐公的妻子夫人子氏去世时记载“薨”，而声子不记载“薨”吗？况且夫人的姓氏，无论贵贱都共同拥有，怎么能隐没呢？“氏”这个词，男女都通用，没有区别。夫人与国君同体，去掉氏称“女”，国君称“小君”，连着氏或者称“君氏”，国君夫人没有称“君氏”的道理。金氏说：古话说“氏”就像现在说的“家”。国君的母亲去世而说“君家卒”，很不合情理。熊氏认为尹氏去世，那么整个家族都去世了，这也不对。隐公五年《春秋》传文说：周王派尹氏、武氏帮助他。僖公二十八年五月的传文说：周王命令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诸侯之长。文公十四年七月的传文说：周王背叛王叔苏，而派尹氏与聃启在晋国控告周公。昭公二十三年七月的经文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十月的经文说：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逃往楚国，而传文说尹子固，那么“固”是他的名字。《春秋》对于王朝卿士，自有记载氏和字的法则，如果认为是一个家族都去世了，那么策命晋侯为诸侯之长，也是让整个家族共同策命吗？

“君”字，公羊、谷梁作“尹”。

《左传》：郑武公、庄公担任平王的卿士，周王偏向虢公，郑伯怨恨周王，所以周郑交换人质。周王去世，周人打算把政权交给虢公。四月，郑国祭足率领军队，夺取了温地的麦子，又夺取了成周的庄稼。

秋季，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

《左传》：周王还没有安葬。《谷梁传》：主动给予是正当的，请求给予是不正当的。周即使不请求，鲁国也不可以不给予；鲁国即使不给予，周也不可以请求。请求，是说得到或得不到，不可预知的言辞。互相讥讽。

熊过氏说：胡安国的传文说，国家有大事，而鲁国不给予助丧财物，即使问罪也可以，不足以讨伐，反而请求，因此认为这是失道。王贯道有话说：周朝总共三次请求，请求助丧财物是因为平王去世，请求车马是因为桓王将要去世，请求金属是因为襄王去世。丧事有缺失，就是臣子不供职，太严重了，鲁国哪里还秉持周礼呢？包茅不进贡，霸主甚至兴师问罪。武氏子请求助丧财物，难道可以责备吗？这也像穷人家的儿子一样。穷人家的儿子，原来是大家族。因为臣仆不供职，于是变穷。现在要责备穷人家儿子征收赋税，而不责备他的臣仆没有节制，可以吗？杜预说：不供奉周王的丧事，导致有人来请求，经文直书以示不敬，得其要领了。

武氏子与仍叔子，都是父亲在世，儿子世袭官职罢了。父亲年老儿子替代，在丧期未受爵位的说法，是不对的。

八月庚辰日，宋公和去世。

《左传》：宋穆公病重，召见大司马孔父，把殇公托付给他。让公子冯出居在郑国。君子说：“宋宣公可以说是知人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君位，这是以义命名啊！”《公羊传》：君子推崇居位正当，宋国的祸患，是宣公造成的。

记载“宋公和卒”，这是记载国君去世的开始，胡氏认为孔子贬斥而记载“卒”，是对的。贬斥他非周王册封的诸侯，而按照大夫的体例。一个“卒”字来贬斥，二百四十二年的诸侯，全部降为大夫，这正是《春秋》的大义。胡氏在这个义理上，最有心得。刘秘丞说：“凡是诸侯王以下，应当遵循陆淳的体例记载‘卒’。”司马光认为这是确切的论断，大概“薨”是臣子对君主的称呼，不应当用于国史。

译不对。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认为“薨”是臣子的谦辞，就不应当记载“薨”字，那么《春秋》中凡是诸侯伯的葬礼，一概称为“公”，这也是臣子的谦辞，难道只可以这样使用吗？

译茅堂胡氏说：“天子去世不称名，诸侯去世称名，这是为了与天子相区别。诸侯在世时不称名，大夫在世时称名，这是为了与诸侯相区别。大夫在史册中记载名和氏，以防备那些名氏未载入史册的人，这是为了与大夫相区别。这是《春秋》端正名分的法则。”

詹莱氏说：“诸侯去世报告丧事，吊唁治丧，是邦交的大典。报告了就记载，为什么记载‘卒’而不记载‘薨’？没有王命，就不能称为诸侯。为什么称名？天子去世不称名，这是尊称一人的辞令。诸侯众多，去世称名；大夫地位低，在世就称名；士人去世，不称名。这是《春秋》的法则。那么鲁国国君为什么去世称‘薨’而不称名？这是内辞。”

赵氏说：“诸侯结盟，名字写在盟书上；朝见治丧，名字写在契约上；聘问报告，名字写在简牍上。所以从去世的报告中可以得知并记载。”左氏说：“结盟就报告名字，哪有臣子在悲痛深重的时候，忍心称呼君主的名字？”礼篇所记载说：“寡君去世罢了。”大概因为曾结过盟，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在去世时记载，以记录朝代更替。

汪氏说：“晋献公、晋惠公未曾共同治丧，互通聘问，而去世时记载名字；宿男结盟，滕子、杞子来朝见，而去世时不记载名字。这些都是依据史官旧文。”

冬季，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

左传说是追寻卢地的盟约。

郑庄公，是小人中的雄杰。这年夏天与周王室交恶，有背叛周王而联合诸侯的志向。起初想挟持公子冯来图谋宋国，但宋国和鲁国的友好关系正牢固，没有空隙可乘。于是联合齐国来仇视宋国。这是东方诸侯结党的开始。陈氏说：“单独结盟，不记载。必定关系到天下的大事，然后才记载。”齐郑联合，天下开始多事。天下没有王，是郑国造成的；天下没有霸主，是齐国造成的。所以记载齐郑在石门结盟，以记录诸侯的联合；记载齐郑在咸地结盟，以记录诸侯的离散。这是《春秋》的始终。

熊过氏说：周朝的宗盟，异姓排在后面，治丧结盟而齐国在前。陈君举说关系到天下的大事，是对的。盟会先写主盟者，圣人约简史法的法则与盟书不同。卫子鱼称践土之盟，先写晋、鲁、郑而后写齐、宋、莒，这是盟书的正统。后来叔向、子产、向戌，都是诸侯中的美名，能献礼物但不能举荐。隐公告诉薛侯的礼仪，以及子鱼称践土之书，是宋国的盟约。楚人于是执牛耳，真是败坏啊！

此外诸侯单独结盟的开始。

齐国，是现在的青州昌乐县，后来迁到临淄，即现在青州府临淄，古齐城就是那里。石门，是现在兖州府东平州平阴县的地方。

癸未，安葬宋穆公。

胡传说：对外诸侯的安葬，其事是因为鲁国治丧而记载，其义则是圣人有的保留有的删削。为什么有的保留有的删削？传文说诸侯五月安葬，同盟指同方岳之盟，他们生前讲求治丧结盟的友好，死后有安葬送别的礼仪，这是诸侯和睦邻国的做法。按照周朝制度，有职丧掌管诸侯的丧礼，监督禁令，安排事务，凡是诸侯及众臣安葬在墓地的，那么冢人授予兆域，为之戒严，并均等禁令，这是王者安抚诸侯的做法。外诸侯安葬有的保留有的删削，而交好邻国对待诸侯的道义就显现了。去世而有的安葬有的不记载安葬的是什么？有怠慢礼仪而不安葬的，有削弱君主而不安葬的，有讨伐贼人而不安葬的，有忌讳耻辱而不安葬的，有惩治罪过而不安葬的，有避讳称号而不安葬的。宋殇公、齐昭公报告动乱，记载了弑君，而经文不记载安葬，这是讨伐贼人而不安葬的。晋国主持夏盟，在景公时，报告丧事记载了日期，而经文不记载安葬，这是忌讳耻辱而不安葬的。鲁国、宋国结盟治丧未曾不同，而三代不记载安葬，这是惩治罪过而不安葬的。吴、越的君主，记载去世的有十次，也有亲自送到西门之外的，而经文不记载安葬，这是避讳称号而不安葬的。怠慢礼仪而不前往，削弱君主而不治丧，没有其事就缺省其文，这是鲁国史官的旧例。讨伐贼人而不安葬，忌讳耻辱而不安葬，惩治罪过而不安葬，避讳称号而不安葬，是圣人所删削的，这是《春秋》的法则。赵子常说：“凡是诸侯安葬，都使用我国的辞令，为什么记载我国大夫前往治丧？前往治丧是礼仪，生前曾邀取友好，死后不吊唁安葬，记载它是以彰显其错误。”

汪氏说：“卫桓公、齐襄公被贼人杀害，既然讨伐了贼人就记载安葬。按照旧史，必定都记载安葬。如鲁国羽父弑杀隐公，立桓公，而讨伐莒氏有死者，羽父既然自己隐藏弑君的踪迹，怎么能不记载安葬隐公？晋国栾书、中行偃弑杀厉公，安葬在翼东门之外。齐国崔杼弑杀庄公，安葬在士孙之里。鲁国与齐国是姻亲，而晋国是盟主，必定前往治丧安葬。旧史本来都记载安葬，而《春秋》删削它，是为了责备臣子不能讨伐贼人。有人说君主被弑国家动乱，礼仪不完备，所以不记载安葬。然而昭公八年，楚国灭陈，陈的宠臣袁克安葬哀公，难道能礼仪完备而《春秋》记载它吗？”穆公，谷作缪。

壬戌，周桓王元年。

四年。齐僖公十二年，晋鄂侯五年，卫桓公十六年，弑蔡宣侯三十一年，郑庄公二十五年，曹桓公三十八年，陈桓公二十六年，杞武公三十二年，宋殇公与夷元年，秦文公四十七年，楚武王二十二年。

译鲁昭公五年春，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

子产说：“天子的封地面积为一圻，诸侯的封地面积为一同。如今大国拥有数圻的土地，这是侵略小国所导致的。在《春秋》记载的初期，书中记载‘夺取城邑’的只有两次，即这次夺取牟娄，以及鲁昭公六年冬天宋国人夺取长葛而已。那时，对外夺取城邑还被视为严重的事情，自齐桓公之后都不再记载，大概是因为侵略灭国之事比单纯夺取城邑更为严重。自齐桓公十四年宋国夺取郑国的牛首之后，就没有再记载此类事件了。然而牟娄在鲁昭公五年有人来投奔，最终归属于我们，这是依据鲁国的事例来记载，因为要记载其结果，所以先记载其起因。即使是六年宋国夺取长葛，也是依据宋国的事例来记载罢了。《春秋》确立的书写原则，没有什么是不涵盖的。”

译熊过氏说：“季明德说牟娄是纪国的城邑，在今青州府安丘县南界，至于莒、杞、都、雍丘，距离牟娄很远，在那里没有城邑，本纪中‘杞’字是‘纪’字相近而误写，杜氏没有察觉，因此说杞国合并淳于并迁都于此。淳于是高密的地名，在牟娄的东边，也是纪国的南界，杜氏因此全面误判。查考女叔侯告诉晋平公说：‘杞是夏朝的遗民，却依附东夷。’昭公三年椒举说：‘商纣王在黎地举行大蒐礼，东夷背叛他。’黎地在今河内靠近卫地，那么所指的东夷都是近地，不是青州东莱的东夷。又查《释例》土地名，淳于、雍丘虽然郡不同但境相连，那么季氏的说法不仅于此，当时杞国尚未迁往淳于罢了。”

莒人攻打杞国，夺取牟娄。季氏认为“杞”字是“纪”字误写，起初并非如此。等到详细考证前后的情势，才知道果然是以“纪”误为“杞”。牟娄在今山东安丘县。后来昭公四年，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投奔鲁国，那么牟娄就与鲁国相近了。杞国此时尚未迁往缘陵，怎么能远远掠夺它的牟娄？杞国在雍丘，莒国与杞国相距甚远，凭什么就近夺取它的边境城邑？《春秋》的书法必定有渐进的过程，绝不会突然记载；必定有原因，绝不会随意记载。杞国自桓公二三年才开始与鲁国交往，隐公时期文告还未到达鲁国。齐国想要的是纪国，日夜盼望纪国削弱，以便兼并。凡是莒国对纪国无礼的行为，都是齐国指使的。莒国稍大，又倚仗齐国，二年入侵向地，已经显露出吞并的迹象。那么四年夺取牟娄，断定是纪国而非杞国无疑。在此以前，因为莒人入侵向地，鲁国为莒、纪两国在密地结盟，以联结他们的交情；在此以后，八年鲁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以成就他们的友好，都可以作为佐证。如果牟娄不是纪国的城邑，莒国中间不因夺取牟娄而结下纪国的怨恨，那么此前密地的盟约已经稳固，为什么此后又有浮来的盟约呢？所以观察前后的书法，就知道“杞”字是“纪”字无疑。已查考纪国在今青州府寿光县，牟娄在今青州府安丘县地，是邻县，更加确信杞国在今陈留雍丘县。桓公六年淳于公亡国，杞国迁往那里。僖公十四年迁往缘陵，襄公二十九年晋人修筑淳于城，杞国后又迁往鄀。这是攻打他国夺取城邑的开始。

戊申日，卫国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完。

州吁，是庄公的儿子。不称公子，是因为未赐族，并非削去他的族属。况且对于疑似为君者，不必称公子。《春秋》初期，赐氏很少，所以无骇、侠不书族。无骇被赐展氏，在他去世时可见。商人归生之类称公子。刘侍读说：“称公子的，是身为公子且为大夫的人。身为公子而不称公子的，是身为公子但未为大夫的人。身为公子称公子，身为大夫称大夫。称公子是以亲属关系论，称大夫是以官职论。称公子必定是族属至亲，不必是大夫。称大夫即是族属疏远，不必言及公子。应当称公子而不称公子的，是族属亲近，未赐族，且疑似为君者。”通晓《春秋》所载甚明，即使是应当称公子的，也不突然称呼。如翚，在隐公时称翚，在桓公时才称公子翚，中间必定有久近先后的次序，不可混乱。至于既为亲属，又正为官职，则并称大夫公子，如襄公二年的楚大夫公子申，襄公二十年的蔡大夫公子燮就是如此。作为条例，以赐族才称公子，身为公子而未为大夫的，即公子不称公子。

这是记载“弑”的开始。

夏天，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

《左传》说：鲁公与宋公约定在防地会面，将重温宿地的盟约，未到期限，卫人来报告动乱。夏天，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

王樵氏说：“宋鲁联合交好，将以此谋划郑国，借口没有约定而相遇，大概是隐藏他们的踪迹。”范守已氏说：“宿地的盟约，宋公不见鲁公，而派防地的人与之结盟，宋公的轻慢，也太厉害了。鲁公仍想前往防地，重温前盟，必定不是宋公想要的。于是趁着宋公前往伐郑，在半路拦截以见他。然而看下文，宋公来请求出兵，鲁公推辞，那么鲁公并非有求于宋，而是宋国想利用鲁国帮助卫国，所以急于相遇如此。”王、范的说法，都不对。这是记载“遇”的开始。

清是卫地，不是郑地。在今淇县界，清水汇入淇水进入卫河之南，就是牧野。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左传》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包围其东门五天而返回。州吁弑君自立，而采取此举，想要在防地会盟，以安定他的地位，志向在于会盟诸侯，不在于攻打郑国。元年，郑国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卫人为他攻打郑国，夺取廪延；而二年，郑人攻打卫国，讨伐公孙滑的动乱，那么郑国已经是接受恩赐的军队，卫国先君可以没有怨恨了。州吁只是执持此言罢了。如果公子冯出居在郑国，宋公日夜担忧，怕他将要接纳公子冯。看州吁告诉宋公的话：“您如果攻打郑国，以除去您的祸害，您做主。”大概也是探知其志向而名义上归附。胡氏说：“凡是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必定深绝其党羽。”此说不对。宋国也是主兵者，不是党羽。主兵者不书于首，就书于末，只依当时的义理。宋公有消除怨恨的志向，爵位又居尊，书于首适宜。州吁安抚民众求安定，未成为国君，书于末适宜。

查考《击

译《鼓》这首诗，跟随孙子仲，平定陈国与宋国，那么卫国人就是公孙子仲。州吁确立地位，必定亲身处在军队行列之中，子仲不过是领兵的人罢了。

译这是诸侯防御征伐的开始，也是东方诸侯分帮结派的开始。

秋天，翚率领军队，防御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

《左传》记载：秋天诸侯再次讨伐郑国，宋公前来请求出兵，隐公推辞了。羽父请求出兵防御他们，隐公不允许，羽父坚持请求才出兵，所以《春秋》记载说“翚率领军队”，这是憎恶他。东门之战，五天就撤军了。既然已经承袭了夏季的记事，这里率领军队却记载在秋天，明确表明这是两个不同的时间。传文说诸侯再次讨伐郑国，大概是第二次出兵。胡氏、张洽氏认为记载重复，词语重复，其中必定有褒贬，大概是深深哀悼诸侯结党作乱。其实并非如此。隐公因为众仲的话推辞宋国的军队，羽父坚持请求才出兵，其中自有缘故。翚当时还没有成为卿，不是因为去掉他的公子称号而贬低他。州吁没有成为国君，所以称人。称人卫国，也就称人蔡国，当时蔡侯在不在，《三传》没有明文记载。即使蔡侯在，也必定称人以与卫国相同。就像曹国没有大夫，而四国并列称呼，不能独自不同，所以记载公子首。这又是《春秋》行文的方法。况且蔡国比卫国更小，称人也没有害处。圣人立言，文辞与义理没有不通达的。

叶氏说：“翚与无骇、溺、侠都称名，都应当根据《公羊传》《谷梁传》未受爵命的原则为正。《左传》不知道这个义理，看到翚、溺不记载所属，而且事情恶劣，都说憎恶他。到了桓公三年，翚才称公子，得不到解释，就说修好先君的友好关系，所以称公子。杜氏又说：‘翚、溺去掉族氏，传文说憎恶他。’叔孙豹则说违背命令，都是由于考察史实不完备，又不能存疑，所以如此。”

这是大夫防御征伐的开始

陈国，现在开封府陈州；蔡国，现在汝宁府上蔡县。

九月，卫人在濮地杀了州吁

称人来杀，赵氏说：众人共同抛弃，不把他当国君看待。《春秋》中君主被弑而能以正义讨伐贼人的，只有卫人是正确的。在濮地，是记录地点。讨伐贼人，随着当时形势抓住机会杀了他就可以了。胡氏认为怜悯卫国的人，彰显诸侯的罪过，恐怕不对。王樵氏说：按陈国是卫桓公的母亲娘家，庄公被宠妾迷惑，戴妫被休回陈国，已经知道了。等到宠妾的儿子弑君自立，不举兵讨伐贼人，反而跟随帮助贼人的国人，颠倒错乱不该到这种地步。看石碏告诉陈国说：这两个人，确实弑杀了我们的国君。那么此前陈国或许不知道州吁是贼人，即使知道，或许因为嫡母避嫌，等待他们自己发难罢了。况且陈国不帮助卫国，那么卫国必定不亲近陈国，怎么能日后有朝见陈国的事，来实行他的计策呢？石碏是老臣，谋划成熟了。贼人正占据国内外，都是他的党羽，旁观没有足以图谋他的人。图谋他必须在陈国，所以必须先与陈国定计，然后暗示去朝见陈国，使请求朝见天子，而在陈国杀了他。姜廷善说：濮，是卫地。卫国有城濮、宛濮，都以濮水得名。濮在现在大名府开州东南六十里，向南经过长垣县而向东南到鄄，都是卫地。根据《水经》考察，大概流经鄄城、雷泽、郕、郓的地方，向东汇入济水。贾逵认为是陈地的说法不对。

冬天十二月，卫人立晋

《左传》记载：卫人从邢国迎接公子晋。记载说：“卫人立晋，是众人的意愿。诸侯拥立继承先君国家的人，禀承天子的命令，是正统的。然而已经不能再期望于东周了。晋不像茶那样受宠，不像突那样有外援，不像商人那样弑君，不像子纠、小白那样争夺国家，而国人同心推戴，好像说：‘社稷有灵，我国有国君了。’这不比举棋不定，国家像乱麻一样好吗？”赵子常说：“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诸侯又为他们防御征伐来安定他。国人讨伐贼人拥立国君，而圣人给予权变，未尝不是对的。如果像儒者那样指责他们擅自拥立的罪过，断绝他们的公子身份，那么以天子立论，用一种法则施行，《春秋》可以不作了。而现在的《春秋》，真是所谓有贬而无褒的了。这难道是圣人大公至正的道理吗？不称公子，凡是应当为国君的人本来不必称公子，然而义理不在于公子。”

赵氏说：“以卫、晋推论，那么宋冯、御说、晋黑臂、周宜没有不记载在简策上的。《春秋》以笔削见义，冯、黑臂、周，都立于弑君者。御说虽然立于国人，但贼人未讨，所以都删削不记载。当五国讨伐郑国来安定州吁，而天子不能纠正，所以特别记载立晋，以信守卫人讨伐贼人拥立国君的义理于天下，结正五国辅佐篡位的罪过。”陈氏说：“必定像卫人讨伐贼人，然后才可以记载拥立。”

《春秋辩义》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辩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二 明 卓尔康 撰

隐公二年

癸亥 桓王二年

五年 齐僖公十三年，晋鄂侯六年，奔卫宣公，晋元年，蔡宣公三十二年，郑庄公二十六年，曹桓公三十九年，陈桓公二十七年，杞武公三十三年，宋殇公二年，秦文公四十八年，楚武王二十三年。

春天，隐公在棠地射鱼

诸侯如果不是王事，民事不远远外出。鱼是卑贱者的事，远远外出观鱼，不合道义。《公羊传》认为这是异常，说：“百金的鱼，隐公张网，登上来的，是什么？赞美大的言辞，不一定如此。”

《宋史》，丁琏赤脚射鱼。唐诗，澄潭晴日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