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辩义卷十八 明 卓尔康 撰
：「周十六井为丘，四丘为甸，而成三甲。今使丘各为甲，是乗为四甲，而不増乗。以将有齐师甸乗丘甲。自郑康成注论语与公卿大夫畿内乗地之制，及小司徒辨畿内都鄙地域，皆称司马法言，虽异而事同。古天子用兵，先用六乡，不足取六遂，不足取公卿采地及诸侯邦。若诸侯则先三卿不足，乃总徴境内也。一甸四丘所出，有四马十二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征兵法谓之长毂一乗。此綂一军之甲。杜氏以为使丘出之，胡子疑其重，遂谓増三之一，稍轻于杜，然皆以虚数求，而不附之地也。包咸注论语曰：「方里为井，十井为乗。」百里之国适千乗也。何休曰：「军赋十井不过一乗。」説者以为近是，而何説今不见。公羊注：「今以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家出一人而为军，以地计之，实得一千五百五十六井。二夫而成一军，三乡四千井得三万二千人。以地方百里所赋，除其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经涂沟洫三易之地，通得八十里，而以四十里为遂。」大司马伍起，五家为比，课征邦国出兵征兵，既至临阵，还同乡遂之法，皆用卒两师旅也。以五起之，盖井余三夫。若一井八家尽起，则诸侯三乡三万二千人，合三遂七家出一人，得四千五百三十五人，少一千六十五而不成三军。包何説尚未尽。陈祥道言鲁三郊三遂可备六师，亦考之未详也。盖十六井百二十八人为丘，四丘为甸，军赋起于井，成于甸，甸即乗。诗颂僖公「公车千乘举成数之辞。昭公八年搜于红，又曰「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乗，三家之师也。乃作丘甲，以后四分公室时耳。然至哀七年，邾茅夷鸿言于吴曰：「鲁八百乗，盖其数与前八十里者合。」又以受封之始言，故作三军时，三家各毁其乗以足之，可见今尚未及千乗矣。《周礼》大国五百里，记曰：「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记礼合附庸言之，其实五百里，疑亦经师附益鲁之乗，固不可据旧相简覈也。至襄十一年乃书「作三军」，则车乃有定数耳。《诗》云：「公徒三万」，是槩举全数，侈言之。今曷尝増乗哉？据子产言：「天子一圻，列国一同。」今大国数圻，非侵小何以致此？盖得之矣。胡子疑计甸増乗三之一，既又引二广之法，疑其増甲而不増乗，两者竟不自决，过矣。小司徒注引《司马法》言：「别有革车之制，成三百井出革车三乗，万井革车百乗，甲士千人，徒二千人。」防家谓公卿大夫畿内乗地所出，与小司徒井邑丘甸辨，畿内都鄙出军之法不同。或疑一成百井，而六十四井已足一乗，又旁求一里余三十六井，无所用之。郑注以縁边三十六井者为治沟洫，殆强觧。剥内外分为二事，规制不能尽一，无以正经畧，均赋税，是不知开方止可以井，其云旁加，乃以虚数相配，未尝以之画野也。《礼防》坊记：「诸侯车田牛马，计地令出，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国所给。」今考之，防长毂马牛甲兵戈盾，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乡遂所用车马甲兵之属，皆国家所共知者，以一乡出一军者，则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备，盖得先王之意矣。
译周代十六井为一丘，四丘为一甸，从而组成三甲。如今让每丘各出一甲，这相当于每乘多出四甲，却并不增加兵车。因为将领率领齐军时，甸乘丘甲。自从郑康成注解《论语》以及公卿大夫在王畿内的乘车制度，以及《小司徒》辨别王畿内都鄙的地域，都引用《司马法》的话，虽然说法不同但事情相同。古代天子用兵，先征用六乡的兵力，不够则征用六遂，还不够则征用公卿的采邑及诸侯的邦国。如果是诸侯，则先征用三卿的兵力，不够则总征境内。一甸四丘所出的赋税，有四匹马、十二头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种征兵法称为长毂一乘。这是统率一军的甲士。杜预认为让丘来出赋，胡安国怀疑这负担太重，于是说是增加三分之一，比杜预的说法稍轻，但两者都是用虚数来推算，而不符合实际的土地情况。包咸注解《论语》说：“一平方里为一井，十井为一乘。”百里见方的国家恰好有一千乘。何休说：“军赋十井不超过一乘。”解说者认为这接近事实，而何休的说法现在已不见。《公羊传》注说：“现在以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每家出一人组成军队，按土地计算，实际得到一千五百五十六井。两个成年男子组成一军，三乡四千井得到三万二千人。以方圆百里的土地所征收的赋税，除去山川、低洼盐碱地、城池、民居、园林、道路、沟渠以及难以耕种的土地，总共得到八十里的可耕地，而以四十里作为遂。”《大司马》篇中伍的编制，五家为比，考核征召邦国出兵征兵，等到临阵时，又同乡遂的编制一样，都用卒、两、师、旅。以五为基数起算，大概一井剩余三个成年男子。如果一井八家全部征发，那么诸侯三乡三万二千人，加上三遂七家出一人，得到四千五百三十五人，少一千六十五人而凑不成三军。包咸、何休的说法尚未尽善。陈祥道说鲁国的三郊三遂可以备足六师，也是考察得不详细。大概十六井一百二十八人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军赋起于井，成于甸，甸即乘。《诗经》颂扬僖公“公车千乘”是举成数的说法。昭公八年搜于红，又说“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是三家之师。于是作丘甲，是在以后四分公室的时候。然而到了哀公七年，邾国的茅夷鸿对吴国说：“鲁国八百乘，大概其数目与前面的八十里相合。”又从受封之初来说，所以作三军时，三家各自毁坏其乘马以补足，可见当时尚未达到千乘。《周礼》说大国五百里，《礼记》说：“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礼记》是连同附庸一起说的，其实五百里，怀疑是经师附益鲁国的乘马，固然不能根据旧说相互简核。到了襄公十一年才记载“作三军”，那么车马才有定数。《诗经》说：“公徒三万”，是概举全数，夸大其词。现在哪里曾增加乘马呢？根据子产的话：“天子一圻，列国一同。”现在大国数圻，不侵小国怎能达到这样？大概这就对了。胡安国怀疑计算甸增加乘马三分之一，后来又引用二广的法则，怀疑其增加甲士而不增加乘马，两者最终不能自决，这是错误的。《小司徒》注引用《司马法》说：“另有革车的制度，三百井出革车三乘，一万井出革车百乘，甲士千人，徒卒二千人。”郑康成认为公卿大夫在王畿内的乘车所出的赋税，与《小司徒》井邑丘甸的辨别，王畿内都鄙出军的方法不同。有人怀疑一成百井，而六十四井已足够一乘，又旁求一里剩余三十六井，无处使用。郑注以沿边三十六井用来治理沟洫，大概是强解。将内外分为两件事，规制不能统一，无法厘正经界、均平赋税，这是不知道开方只能以井为单位，所说的旁加，是用虚数来配合，未曾用来划分田野。《礼记·坊记》说：“诸侯的车马、田赋、牛马，按土地命令出赋，恐怕不是人力所能，都是国家所供给。”现在考察，郑康成长毂马牛甲兵戈盾，都是一甸的百姓共同拥有这些物品。如果乡遂所用的车马甲兵之类，都是国家所共知的，以一乡出一军来说，那就是每家出一人，那些物品不可私自准备，大概这就符合先王的意思了。
王樵氏曰：「按成公以前，甸赋车一乗，每乗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二人，每甲士綂二十四人，即五伍为两也。甲士为之长，故亦名两为甲。每甸四丘，共出三甲，是为兵车一乗之数。作丘甲，则一丘出一甲，其于赋増三之一也。杜征南最号知兵，及释此亦误。」
苏子瞻曰：「谷梁传曰：『古者农工各有职，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预以为古者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乗，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鲁使丘出之也。夫以四丘而后为甸，鲁虽重敛，安至于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赋，曰二，吾犹不足，而孔子讥其残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夫变古乱常者，春秋之所讥也。故书『作三军』、『舍中军』、『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者，皆所以讥政令之所繇变也。而谷梁、杜氏之说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归之正哉？故曰：谷梁之説是也。」
夏臧孙许及晋侯盟于赤棘
左传闻齐将出楚师，夏盟于赤棘。
前年，鲁乞师于楚，欲以伐齐，楚师不出。今齐将出，楚师欲以伐鲁，故惧而与晋盟。宣公之有国也，襄仲谋于齐而立之，自是踈晋而亲齐。及其患三桓之专也，归父谋于晋而欲去之，不克，见逐而奔齐。自是，三桓讐齐而媚晋矣。
秋王师败绩于茅戎
茅戎季氏曰：「茅戎亦允姓戎之别种也。杜元凯不详其处，当在畿内诸戎之间。今按《水经注》：『卢氏县东有蛮谷水，东流入伊』，度其地必卽今之茅峪也。岂因茅戎而得名也欤？不言战者，季氏谓为戎所邀，不战而自败也。当时刘康公乗戎不备而伐之，反为其别种徐吾氏所邀而败。其实不及陈而败，季氏之説是己。所谓直书而自见者，胡氏谓经不书战，辨内外之分，立中国之防，恐未必然。属词茅戎，不可以君臣治，故直书不必讳可也。」
茅戎公谷作贸戎
冬十月
壬申○定王十八年
二年。○晋景十一，齐顷十，卫穆十一卒，蔡景三，郑襄十六，曺宣六，陈成十，杞桓四十八，宋文二十二卒，秦桓十六，楚共二。
春齐侯伐我北鄙
左传》齐侯围龙，取龙，遂南侵，及巢丘。以鲁贰于晋也。
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
卫书大夫帅师，于是始。前年，晋侯、卫世子臧伐齐，故齐报之。
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防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鞍，齐师败绩。
左传》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郤克将中军，以救鲁、卫。季文子帅师防之。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癸酉，师陈于鞍。齐师败绩。齐侯使賔媚人赂晋人，许之。鲁、晋、卫、曹同盟于断道者也。齐顷骄蹇自恣，拒晋致讐，而又伐鲁，挑卫，以致四国忿怒加兵，宜其败矣。
汪氏曰：「齐桓伐卫，与卫人战，则先书伐，而后书战。此不书四国伐齐者，以郤克志在释己私忿，非能声齐顷陵弱、犯寡之罪而讨之也。然齐自翟泉以来，不与晋之防盟者逾四十年，而袁娄以后，迨于悼公之终，歴三十余载，无防之不同，无役之不与，则亦以鞍之败，防有以挫其气而摧其强故耳。晋氏世覇，合诸侯以加兵于齐者三：鞍之战，虽能胜齐，然恃力而不能服之以义。惟平隂之役，合十有二国之君，以讨其暴横慿陵之恶，故《春秋》书「同围齐」以予之。至于夷仪之防，虽曰讨之以义，而狥于利，不能成讨齐之功，故《春秋》书「同盟重丘」以贬之也。」
古大国三卿，是时鲁四人，并将自仲孙蔑五卿始。赵盾以诸侯至，是郤克遂以大夫伯政，在大夫矣。鲁于聘问盟防，虽二卿并行，止书一使。至行师用兵，则并书诸将。其他国惟书元帅，详内畧外耳。陈君举言：「凡帅非卿不书，卿非元帅亦不书。」非也。鲁是时止有二军，行父将一军，而许佐之；侨如将一军，婴齐佐之耳。至襄十一年始作三军，赵子常谓：「不正其四卿帅师防战，各自为帅。」非也
译王樵说：“查考成公以前，甸地的赋税制度是每乘兵车配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二人，每名甲士统领二十四人，即五伍组成一个‘两’。甲士作为首领，所以‘两’也被称为‘甲’。每甸包含四个丘，共出三乘甲车，这就是一乘兵车的编制数量。实行‘作丘甲’制度，则每个丘出一乘甲车，这比原来的赋税增加了三分之一。杜预最号称懂军事，但解释这一点也错了。”
苏东坡说：“《谷梁传》说：‘古代农民和工匠各有职责，铠甲不是人人都能制作的。’丘地制作铠甲，是不合正道的。而杜预认为古代四个丘组成一个甸，甸地出一辆长毂兵车，四匹战马，十二头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鲁国让每个丘都出这些。既然四个丘才组成一个甸，鲁国即使加重赋税，难道会达到四倍征收吗？哀公实行田赋，税率加倍，我还觉得不够，而孔子讥讽他残害百姓太过分，从来没有四倍征收的情况。改变古制、扰乱常道，是《春秋》所讥讽的。所以记载‘作三军’、‘舍中军’、‘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都是为了讥讽政令由此改变。而《谷梁传》和杜预的说法如此相悖，怎能不辨明其错误而归于正道呢？所以说：《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
夏季，臧孙许与晋侯在赤棘结盟。
《左传》记载：听说齐国将要出兵攻打楚国，夏季在赤棘结盟。
前年，鲁国向楚国请求出兵，想要借楚军攻打齐国，楚军没有出动。现在齐国将要出兵，楚军想要借机攻打鲁国，所以鲁国害怕而与晋国结盟。宣公即位时，襄仲谋划依靠齐国才立他为君，从此疏远晋国而亲近齐国。等到他担忧三桓专权时，归父谋划依靠晋国想要除掉三桓，没有成功，被驱逐而逃奔齐国。从此，三桓仇视齐国而讨好晋国。
秋季，周天子军队在茅戎战败。
茅戎，季氏说：“茅戎也是允姓戎的别种。杜元凯不清楚它的具体位置，应当在京畿内的各戎族之间。现在查考《水经注》：‘卢氏县东有蛮谷水，向东流入伊水’，推测那地方必定就是现在的茅峪。难道是因为茅戎而得名吗？不记载‘战’字，季氏认为是被戎人伏击，没有交战就自己失败了。当时刘康公趁戎人不备而攻打他们，反而被戎人的别种徐吾氏伏击而败。其实是没有摆开阵势就失败了，季氏的说法是对的。所谓直书其事而意义自见，胡氏说经文不书‘战’，是为了辨别内外之分，树立中国的防线，恐怕不一定如此。措辞上提到茅戎，不能用君臣之道来治理，所以直书不必避讳是可以的。”
茅戎，公羊传和谷梁传写作贸戎。
冬季十月。
壬申日。周定王十八年。
鲁宣公二年。晋景公十一年，齐顷公十年，卫穆公十一年去世，蔡景侯三年，郑襄公十六年，曹宣公六年，陈成公十年，杞桓公四十八年，宋文公二十二年去世，秦桓公十六年，楚共王二年。
春季，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左传》记载：齐侯包围龙地，攻取龙地，于是向南入侵，到达巢丘。这是因为鲁国对晋国有二心。
夏季四月丙戌日，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与齐国军队在新筑交战，卫军大败。
卫国记载大夫率领军队，是从这时开始的。前年，晋侯、卫世子臧攻打齐国，所以齐国报复卫国。
六月癸酉日，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会同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曹国公子首与齐侯在鞍地交战，齐军大败。
《左传》记载：孙桓子退兵到新筑，不进城，于是前往晋国请求出兵。臧宣叔也前往晋国请求出兵。郤克担任中军主帅，以救援鲁国、卫国。季文子率领军队会同他。六月壬申日，军队到达靡笄山下。癸酉日，军队在鞍地摆开阵势。齐军大败。齐侯派宾媚人贿赂晋国人，答应条件。鲁国、晋国、卫国、曹国在断道结盟。齐顷公骄傲放纵，抗拒晋国招致仇恨，又攻打鲁国，挑衅卫国，以致四国愤怒出兵，他战败是理所当然的。
汪氏说：“齐桓公攻打卫国，与卫人交战，则先记载‘伐’，后记载‘战’。这里不记载四国攻打齐国，是因为郤克志在解除自己的私愤，并不是能够声讨齐顷公欺凌弱小、侵犯寡弱的罪行而去征讨他。然而齐国自从翟泉之盟以来，不参加晋国的盟会超过四十年，而袁娄之盟以后，直到悼公去世，历经三十多年，没有盟会不同行，没有战役不参与，这也是因为鞍之战挫伤了齐国的气焰并摧毁了其强盛的原因。晋国世代称霸，联合诸侯对齐国用兵有三次：鞍之战，虽然能战胜齐国，但倚仗武力而不能以道义使其服从。只有平阴之役，联合十二国国君，以讨伐其暴横欺凌的罪恶，所以《春秋》记载‘同围齐’以肯定它。至于夷仪之盟，虽然说是以道义讨伐，但贪图利益，不能完成讨伐齐国的功业，所以《春秋》记载‘同盟重丘’以贬斥它。”
古代大国设三卿，这时鲁国有四人，都是从仲孙蔑设五卿开始的。赵盾以诸侯身份到达，是郤克于是以大夫身份执掌霸政，地位在大夫之上。鲁国在聘问盟会时，虽然两位卿并行，只记载一位使者。至于行军作战，则并列记载各位将领。其他国家只记载元帅，这是详于内而略于外罢了。陈君举说：“凡是率领军队非卿不记载，卿如果不是元帅也不记载。”这是不对的。鲁国这时只有两军，行父率领一军，许辅佐他；侨如率领一军，婴齐辅佐他罢了。直到襄公十一年才开始设三军，赵子常说：“不纠正四位卿率领军队会同作战，各自为帅。”这也是不对的。
郝仲舆曰：「传齐使賔媚人赂晋曰：『五覇之覇也，勤而抚之。』按成公时，去桓、文未逺，五覇未终，不应预称五覇，此为后世语，甚明。杜元凯逺引夏、商豕韦、昆吾等觧，而终不悟，传为后人作也。」
首公谷作手
秋七月，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及国佐盟于袁娄。《左传》：晋师及齐国佐盟于袁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
宣公薨，季文子欲叛齐，事晋，作丘甲，盟赤棘，皆为齐也。齐伐我北鄙，衅于是乎遂构。而卫孙良夫以新筑之败，亦誓欲必报于齐，故与季文子皆因郤献子请师于晋。笑跛之憾，郤克私情而兴师，则固以鲁、卫为名也。以内及以我四大夫为主人也。左氏谓晋师及者非也。
王樵氏云：按鞍之战，当用左氏説；盟于袁娄，当用公羊氏説。鞍与袁娄相去逺近，不可知。谷梁之说，恐未可信。齐之四境，不应过遥。鞍是齐地，未必境上之邑，岂得去齐有五百里乎？谷梁云：一战緜地五百里；又云：侵车东至海，皆侈词也。然国佐如师，不盟于师，而盟于袁娄，则明是郤克恃战胜强力，以非义要齐，至欲质其君之母，故国佐得以直折郤克，语塞。国佐揖而去之。郤克使鲁卫为国佐之辞，以为之请，追及乎袁娄而与之盟。此则公羊之説为可信也。萧同叔子，公羊作萧同侄子，盖谓萧同为国名，侄子者，侄娣之子，嫁于齐而生顷公。谷梁作萧同侄子之母，似又谓萧为国，同为姓，侄子为字，其母更嫁齐惠公而生顷公。二家皆传闻有误，左氏是也。鞍战之繇，亦惟左氏得之。宣公十七年，郤克征防于齐，跛而登阶，妇人笑于房，郤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归而请伐齐，晋侵弗许，盖已知兴师之无名矣。防道之盟，执齐三子，为见侮故也。宣公薨，季文子欲叛齐事晋，作丘甲，盟赤棘，皆为齐也。齐伐我北鄙，衅于是乎遂构而不可觧矣。卫孙良夫以新筑之败，亦誓欲必报乎齐，故与季文子皆因郤献子以请师于晋，以郤克憾齐而未有名以兴师故也。郤克之答齐师一则，有大国朝夕释憾于鲁卫之请，而鲁卫之请自各以见侵之故耳。二传増鲁卫亦有见笑之事，妄説也。岂有三国因一笑之耻，谋之三年，乃空国以伐人之理乎？萧同叔，萧君之子，齐侯外祖父也，子女也，难于斥言其母，故云。
髙忠宪曰：「国佐如师，将以赂免，非服晋也。而晋大夫要以非礼，国佐不可，揖而去之。郤克乃使鲁、卫以其词为之请，追国佐于袁娄，而与之盟。是欲盟者，晋也。求盟在楚，故屈完称来盟；欲盟在晋，故国佐称及盟。见曲直之绳墨矣。」
齐自翟泉以来，不与晋盟者逾四十年，而袁娄以后，三十余年无防，不同，无役不与，则鞍之败挫之也。董仲舒氏曰：「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受。」
黄正宪氏曰：「袁娄，当是鞍近地。谷梁云：『鞍去国五百里，袁娄去国五十里。』一战緜地五百里，则已入齐国都矣。经何不书入耶？释例：鞍、娄地名并阙，故难别逺近。」
袁娄今临淄县西
袁谷作爰
八月壬午宋公鲍卒
庚寅卫侯速卒
速公作遫
取汶阳田
公羊传鞍之赂也
柯之盟，曹沬曰：“愿请汶阳之田。”谓之曰：“请，则是鲁田也。”僖公元年，获莒拏，赐季友汶阳之田，益可证据。再考宣公十年，齐人来归郓、讙、龟隂之田。夫龟、防、鳬、绎皆鲁境内之山。龟隂之田，齐既得取，则汶田可知。窃谓此田，季友受于僖公者，则季氏私家之物也。后为齐所取，欲复无隙。一旦賔媚人以甗、磬与地来赂行父，乃乗机闗白郤克，请复此田。故左传云：“齐人归我汶阳之田，行父遂追盟爰娄，以坚其约。”不越月而即自取之矣。
季氏曰：汶水名自莱芜县发源，详见
译郝仲舆说：“《左传》记载齐国派宾媚人贿赂晋国，说：‘五霸的称霸，在于勤勉地安抚诸侯。’查考成公时期，距离齐桓公、晋文公的时代并不久远，五霸的霸业尚未终结，不应预先称‘五霸’，这显然是后人的话语，非常明显。杜预（字元凯）远远地引用夏、商时期的豕韦、昆吾等事例来解释，却始终没有醒悟，《左传》是后人所作这一点由此可知。”
首公谷作手
秋季七月，齐侯派国佐前往晋军。己酉日，晋军与国佐在袁娄结盟。《左传》记载：晋军与齐国国佐在袁娄结盟，让齐人归还我们汶阳的田地。
宣公去世，季文子想要背叛齐国而侍奉晋国，征收丘甲，在赤棘结盟，都是为了对付齐国。齐国攻打我国北部边境，祸端从此就结下并不可解除了。而卫国孙良夫因为新筑之战的失败，也发誓一定要向齐国报仇，所以他和季文子都通过郤献子向晋国请求出兵。郤克因跛脚之憾，出于私情而兴师，本来就是以鲁、卫的名义。对内以及以我国四位大夫为主人。《左氏》说“晋师及”是不对的。
王樵说：“查考鞍之战，应当采用《左传》的说法；在袁娄结盟，应当采用《公羊传》的说法。鞍与袁娄相距远近，无法知道。《谷梁传》的说法，恐怕不可信。齐国的四境，不应过于遥远。鞍是齐国之地，未必是边境上的城邑，怎么能距离齐国五百里呢？《谷梁传》说：‘一战绵延五百里；’又说：‘侵车东至海，’都是夸张之词。然而国佐前往晋军，不在军中结盟，而在袁娄结盟，这明显是郤克倚仗战胜的强力，以不义之事要挟齐国，甚至想扣留齐侯的母亲作为人质，所以国佐能够据理驳斥郤克，使其理屈词穷。国佐作揖离去。郤克让鲁、卫两国为国佐的话去请求，追到袁娄与他结盟。这就说明《公羊传》的说法是可信的。萧同叔子，《公羊传》作萧同侄子，大概是说萧同是国家名，侄子是指侄娣之子，嫁给齐国而生下了顷公。《谷梁传》作萧同侄子之母，似乎又说萧是国家，同是姓，侄子是字，他的母亲改嫁齐惠公而生下了顷公。两家都是传闻有误，《左氏》是正确的。鞍之战的缘由，也只有《左氏》说得对。宣公十七年，郤克向齐国征取防邑，因跛脚登上台阶，妇人从房中嘲笑，郤克愤怒而出誓说：‘如果不报此仇，誓不过河。’回国后请求伐齐，晋国没有允许，大概已经知道兴师无名了。防道之盟，拘捕齐国三位大夫，是因为受辱的缘故。宣公去世，季文子想背叛齐国侍奉晋国，征收丘甲，在赤棘结盟，都是为了对付齐国。齐国攻打我国北部边境，祸端从此就结下并不可解除了。卫国孙良夫因为新筑之战的失败，也发誓一定要向齐国报仇，所以他和季文子都通过郤献子向晋国请求出兵，这是因为郤克怨恨齐国却没有名义兴师的原因。郤克回答齐军时，一方面有大国早晚释放对鲁卫的怨恨，而鲁卫的请求各自是因为被侵犯的缘故。另外两传增加鲁卫也有被嘲笑之事，是妄说。哪有三国因为一笑之耻，谋划三年，就倾尽国力去攻打别人的道理呢？萧同叔，是萧君的儿子，齐侯的外祖父，也是女儿，难以直斥其母，所以说。”
高忠宪说：“国佐前往晋军，是想用贿赂来免战，并非服侍晋国。而晋国大夫以非礼之事要挟，国佐不答应，作揖离去。郤克于是让鲁、卫两国用他的话去请求，在袁娄追上国佐，与他结盟。这是想要结盟的是晋国。求盟在楚国，所以屈完称为‘来盟’；想要结盟在晋国，所以国佐称为‘及盟’。可以看出曲直的准则了。”
齐国自从翟泉以来，不与晋国结盟超过四十年，而袁娄之后，三十多年没有战事，不同盟，没有战役不参与，这是因为鞍之战挫败了齐国。董仲舒说：“丑父把他的国君置于人们最轻视的地方，以保全他的国君，《春秋》认为他不懂权变而轻视他。冒着大辱以保全国君，没有快乐，所以贤人不这样做，而众人怀疑。《春秋》认为人们不懂义而怀疑，所以展示义理说：‘国家灭亡国君为之而死是正道。’欺骗三军是晋国的大罪，他免除顷公是羞辱齐国的宗庙，因此虽然艰难，《春秋》也不接受。”
黄正宪说：“袁娄，应当是靠近鞍的地方。《谷梁传》说：‘鞍距离国都五百里，袁娄距离国都五十里。’一战绵延五百里，那就已经进入齐国国都了。经文为什么不记载‘入’呢？《释例》：鞍、娄地名都缺失，所以难以辨别远近。”
袁娄在今临淄县西
袁谷作爰
八月壬午日，宋公鲍去世
庚寅日，卫侯速去世
速公作遫
夺取汶阳田地
《公羊传》鞍之战的贿赂
柯之盟，曹沫说：“希望请求汶阳的田地。”对他说：“请求，那就是鲁国的田地了。”僖公元年，俘获莒拏，赐给季友汶阳的田地，更加可以证明。再考察宣公十年，齐人来归还郓、讙、龟隂的田地。龟、防、凫、绎都是鲁国境内的山。龟隂的田地，齐国既然能够夺取，那么汶阳的田地可知。我私下认为这块田地，是季友从僖公那里受赐的，是季氏私家的财产。后来被齐国夺取，想要恢复没有机会。一旦宾媚人用甗、磬和土地来贿赂行父，于是趁机告诉郤克，请求恢复这块田地。所以《左传》说：“齐人归还我们汶阳的田地，行父于是追到爰娄结盟，以坚定盟约。”不到一个月就自己取回了。
季氏说：汶水名自莱芜县发源，详见
定十年。齐人归郓、讙、龟隂田。水北曰阳。按《水经注》：汶阳之田在汶北，平畅极目。盖汶水自汉钜平县界西南过刚县北，刚今为寜阳县。宁阳县有刚城屯，即鲁阐邑也。水北为汉蛇丘县，即定十三年所筑蛇渊之囿也。又西南迳下讙城南，即桓二年齐侯送姜氏之处也。讙北为棘，即成三年叔孙侨如所围之邑也。棘南去汶水八十里，与蛇丘、下讙连界。棘之西南为遂城，则庄十三年齐灭遂而戍之者也。其地东与棘连，当在今肥城之界内。蛇丘也、讙也、棘也，皆所谓汶阳之田也。蛇丘本铸国，古未有蛇丘名，必通谓之讙。讙曰下讙，则蛇丘为上讙可知。故定十年归讙，而蛇丘在其中矣。据孔防鲁在汶南，则汶阳之田北与齐界，本非鲁田，必侵小所得，如铸亡之地，而齐鲁互争者也。故不系之国。左氏于僖元年季友败获莒孥之时，即云赐友汶阳之田，而説者遂以汶阳为鲁故田，失之矣。
译鲁定公十年。齐国人归还了郓、讙、龟隂三处的田地。水的北面称为阳。查考《水经注》：汶阳之田位于汶水以北，地势平坦开阔，视野极远。大概汶水从汉代钜平县的边界向西南流经刚县北面，刚县如今是宁阳县。宁阳县有刚城屯，就是鲁国的阐邑。汶水北面是汉代蛇丘县，也就是定公十三年所修筑的蛇渊苑囿所在之处。又向西南流经下讙城南面，这就是桓公二年齐侯送姜氏的地方。讙的北面是棘邑，也就是成公三年叔孙侨如所包围的城邑。棘邑南面距离汶水八十里，与蛇丘、下讙接壤。棘邑的西南面是遂城，这就是庄公十三年齐国灭掉遂国并驻军防守的地方。那块土地东面与棘邑相连，应当在今肥城的境内。蛇丘、讙、棘，都是所谓的汶阳之田。蛇丘原本是铸国，古代没有蛇丘这个名称，必定统称为讙。讙称为下讙，那么蛇丘就是上讙可以推知。所以定公十年归还讙地，而蛇丘包含在其中了。根据孔防鲁在汶水以南，那么汶阳之田北面与齐国交界，本来就不是鲁国的田地，必定是侵吞小国所得，如同铸国灭亡后的土地，是齐国和鲁国互相争夺的地方。所以不归属于任何一国。《左传》在僖公元年季友击败获莒孥的时候，就说赐给季友汶阳之田，而解说者于是认为汶阳是鲁国的旧有土地，这就错了。
冬楚师郑师侵卫
左传》宣公使求好于楚，庄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盟于晋防。晋伐齐，卫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晋，从于伐齐。故楚令尹子重为阳桥之役，以救齐。冬，楚师侵卫，遂侵我师于蜀，侵及阳桥。孟孙请徃，赂之以执斵、执鍼、织絍，皆百人。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平。
季氏曰：「宣公末年，陈、郑、宋皆从楚矣。惟鲁、卫、曹推晋为断道之盟，而诸侯尚合，故楚兵犹有所畏，而不敢加于中国者四年。至战鞍败齐之后，逞忿取赂，人以晋为不足与矣。楚人窥晋失诸侯也，故遂乗间与郑侵卫，则是慿陵诸夏之兵也。左氏以此役为救齐，岂其然哉？」
十有一月，公防楚公子婴齐于蜀。
楚虽强横，于鲁实亲故。僖公出盟，而宋襄释归；父徃防，而宋围平。凡有所言，无不听命。鲁虽失礼，罪不加焉。而左氏以此为“侵我师于蜀”，经文所无，则附防之説尔。然成公以周公之裔，中国诸侯之望，降班失列，下与夷狄之大夫防，以求免焉。辱己甚矣。
胡传经于鲁君盟，防不信则讳公而不书，不臣则讳公而不书，弃弃晋而从楚则讳公而不书。蜀之盟，弃晋从楚，书公不讳，何也？事同而既贬，则从同，同正始之义也。从荆楚而与盟，既讳公于僖十九年齐之盟矣，是以于此不讳，而人诸侯之大夫以见意也。蜀，鲁地。
楚书公子始此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蜀之盟，诸侯实畏晋，而窃与楚盟，谓之曰“匮盟”。故婴齐与秦右大夫説、宋华元、陈公孙寜、卫孙良夫、郑公子去疾、齐大夫皆称人。盖诸侯背晋而窃与楚盟，是以畧之也。其后四十二年，晋赵武、楚屈建合诸侯于宋，然后晋楚之从得交相见。又八年，楚灵王求诸侯于晋，晋人许之，然后诸侯公得与楚盟耳。蔡侯、许男不列于防，乗楚车也。齐后于郑，非卿也。左氏明言齐国之大夫，足证矣。秦右大夫説，右大夫为上大夫卿也。楚不书公子婴齐于防，则其实不见名于防，而人于盟。既不没实，又不与名，春秋治楚之法也。秦人则诸国皆人，且大夫与诸侯盟，人之可耳。秦在宋上，楚主防者所序也。楚可以先诸国，则秦可以次楚。春秋于是夷夏尊卑有难尽论者矣。蔡、许不与，非徒乗楚车也。二国君皆身徃，书爵则失列，书次则国君不可后大夫。且二君年幼，不当事故，以之从楚防，不讳公。胡氏曰：“弃晋而从楚，则讳公而不书。”蜀之盟，弃晋从楚，书公不讳，何也？事同而既贬，则从同。同此説亦非也。楚自此执牛耳，以号令中国，中国靡然从之，安能尽讳哉！嗟乎，此天下之大势也。
癸酉○定王十九年
三年。○晋景十二，齐顷十一，卫定公臧元年，蔡景四，郑襄十七，曹宣七，陈成十一，杞桓四十九，宋共公固元年，秦桓十七，楚共三。
春王正月，公防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
左传》讨邲之役也，郑败诸丘舆，皇戍如楚献捷。家氏云：「伐郑所以攘夷，攘夷所以尊中国。鲁、宋、卫去强盛之楚，而从衰弱之晋，以伐有罪之国，是春秋之所嘉也。」前之盟十有一国，大夫一以人书，抑夷狄也。此四国仅从而书爵，序晋为首，存晋覇也。见《春秋》权衡衮斧之意，为中国谋也。
王樵氏曰：「按前年冬，楚师、郑师侵卫，故晋今讨之。左氏以为讨邲之役，非也。邲之役，晋救郑而自败于楚，非郑之罪也，奚讨乎？若曰讨贰，我克则来，不克遂徃，我固知之矣。不能争于当时，而讨于今，郑岂受治乎？使晋有志于抗楚而服郑，曷若移鞍之役于今日乎？移七百乗之兵以拒楚，楚必却；移七大夫之心同志坚以争郑，郑必服。今兵力既尽于齐，而区区搂诸侯于从楚之余，宜其不能得郑也。乃若郑恃楚而抗中国，蔑亲昵，覆败晋师。夫晋献齐捷于周天子，犹以为奸先王之礼，况败盟主、兄弟、甥舅而以为功，乃献之于荆蛮异姓以取媚乎？郑之罪不可胜诛矣。」
熊
译冬季，楚国军队和郑国军队侵犯卫国。
《左传》记载：鲁宣公派使者向楚国求好，恰逢楚庄王去世。宣公也去世了，没能达成友好关系。鲁成公即位，在晋国的防地结盟。晋国讨伐齐国，卫国不再派使者出使楚国，同时也接受了晋国的盟约，跟随晋国讨伐齐国。因此，楚国令尹子重发动阳桥之战，以救援齐国。冬季，楚国军队侵犯卫国，接着在蜀地侵犯我国军队，一直侵犯到阳桥。孟孙请求前往楚国，用一百名木匠、一百名针工、一百名织工作为贿赂，并派公衡作为人质，请求结盟。楚国人答应讲和。
季氏说：“宣公末年，陈、郑、宋都跟随楚国了。只有鲁、卫、曹三国推崇晋国，在断道结盟，而诸侯尚且团结，所以楚军还存有畏惧，不敢侵犯中原达四年之久。到了鞍之战打败齐国之后，晋国逞怒索取贿赂，人们认为晋国不值得依靠了。楚人窥探到晋国失去了诸侯的支持，所以趁机与郑国一起侵犯卫国，这就是欺凌中原各国的军队。《左传》把这次战役说成是救援齐国，难道是这样吗？”
十一月，鲁成公在蜀地与楚国公子婴齐相会。
楚国虽然强横，但与鲁国确实有亲故关系。僖公外出结盟，宋襄公就释放了他；鲁父前往相会，宋国围攻的平邑就解除了。凡是有所请求，没有不听命的。鲁国虽然失礼，罪责也不加于它。而《左传》把这说成是“在蜀地侵犯我国军队”，这是经文所没有的，只是附会相会的说法罢了。然而成公作为周公的后裔，中原诸侯的期望，却降低身份、失去位次，下与夷狄的大夫相会，以求免于祸患。这真是辱没自己到了极点。
胡安国在《春秋传》中说：鲁君与楚国结盟，如果不诚信就避讳不写“公”，如果不臣服就避讳不写“公”，如果抛弃晋国而跟随楚国就避讳不写“公”。蜀地的盟会，是抛弃晋国跟随楚国，却写了“公”而不避讳，为什么呢？事情相同且已经贬斥，就遵循相同的体例，这是《春秋》正始的原则。跟随荆楚而结盟，在僖公十九年的齐地盟会上已经避讳“公”了，所以在这里不避讳，而称诸侯的大夫为“人”来表明心意。蜀，是鲁国的地。
楚国书写“公子”是从这里开始的。
丙申日，鲁成公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在蜀地结盟。
蜀地的盟会，诸侯实际上是畏惧晋国，却私下与楚国结盟，称之为“匮盟”。所以婴齐与秦右大夫説、宋华元、陈公孙宁、卫孙良夫、郑公子去疾、齐国大夫都称为“人”。大概是因为诸侯背弃晋国而私下与楚国结盟，所以略去他们的名字。其后四十二年，晋国赵武、楚国屈建在宋国会合诸侯，然后晋楚的随从得以互相见面。又过了八年，楚灵王向晋国请求诸侯，晋国人答应了，然后诸侯才公开与楚国结盟。蔡侯、许男不列于相会之中，是因为乘坐楚国的车。齐国排在郑国之后，是因为不是卿。《左传》明确说是齐国的大夫，足以证明了。秦右大夫説，右大夫是上大夫，属于卿。楚国不在相会中书写公子婴齐，那么实际上他不在相会中出名，而在盟会中称为“人”。既不掩盖事实，又不给予名分，这是《春秋》治理楚国的方法。秦人则各国都称为“人”，而且大夫与诸侯结盟，称为“人”是可以的。秦国在宋国之上，是楚国主持相会所排列的顺序。楚国可以排在各国之前，那么秦国就可以排在楚国之后。《春秋》在这里对于夷夏尊卑有难以尽述的道理了。蔡、许不参与，不仅仅是因为乘坐楚国的车。两国国君都亲自前往，如果书写爵位就失去了位次，如果书写次序则国君不能排在大夫之后。况且两位国君年幼，不当处理事务，让他们跟随楚国相会，不避讳“公”。胡氏说：“抛弃晋国而跟随楚国，就避讳不写‘公’。”蜀地的盟会，抛弃晋国跟随楚国，写了“公”而不避讳，为什么呢？事情相同且已经贬斥，就遵循相同的体例。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楚国从此执牛耳，以号令中原，中原各国纷纷顺从，怎么能全部避讳呢！唉，这是天下的大势啊。
癸酉日。周定王十九年。
鲁成公三年。晋景公十二年，齐顷公十一年，卫定公臧元年，蔡景侯四年，郑襄公十七年，曹宣公七年，陈成公十一年，杞桓公四十九年，宋共公固元年，秦桓公十七年，楚共王三年。
春季正月，鲁成公与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讨伐郑国。
《左传》记载：这是为了讨伐邲之战，郑国在丘舆打败了晋军，皇戍到楚国献捷。家氏说：“讨伐郑国是为了排斥夷狄，排斥夷狄是为了尊崇中原。鲁、宋、卫远离强盛的楚国，而跟随衰弱的晋国，去讨伐有罪的郑国，这是《春秋》所嘉许的。”之前的盟会有十一个国家，大夫一律称为“人”，是抑制夷狄。这次四个国家仅仅跟随而书写爵位，以晋国为首，是保存晋国的霸权。体现了《春秋》权衡褒贬之意，为中原谋划。
王樵氏说：“按前年冬季，楚国军队、郑国军队侵犯卫国，所以晋国现在讨伐他们。《左传》认为是讨伐邲之战，是不对的。邲之战，晋国救援郑国而自己在楚国战败，不是郑国的罪过，为什么要讨伐呢？如果说讨伐二心，我胜利了就来，不胜利就去，我本来就知道。不能在当时争辩，而现在讨伐，郑国难道会接受治理吗？如果晋国有志于抵抗楚国而制服郑国，何不把鞍之战移到今天呢？移调七百辆兵车来抵抗楚国，楚国必定退却；移调七位大夫同心协力来争夺郑国，郑国必定服从。现在兵力已经耗尽于齐国，而在刚刚跟随楚国之后，仅仅拉拢诸侯，理应不能得到郑国。至于郑国倚仗楚国而对抗中原，蔑视亲昵关系，覆灭晋军。晋国把齐国的捷报献给周天子，尚且认为违背先王的礼制，何况败坏盟主、兄弟、甥舅关系而以此为功，竟然献给荆蛮异姓以取媚呢？郑国的罪过不可胜诛。”
熊
过氏曰：宋卫未▯而称爵，齐氏因谓正诸国之爵，见郑当讨，非也。春秋之法，逾年者则自称君耳。桓十三年，卫宣未▯而卫侯书爵，逾年也。僖二十五年，卫文虽▯而洮之防卫子不爵，未逾年也。定四年，召陵陈子不爵，未▯且未逾年也。必逾年者，所谓縁臣民之心，不可旷年无君，故以事相接，势不得复称子也。然则金革之事不避礼与？君子以为东郊不开，荆蛮猾夏，其急同也。
译过氏说：宋国和卫国还没有国君去世就称爵位，齐氏因此认为这是用来纠正各国爵位的，并指出郑国应当被讨伐，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春秋》的法则，只有过了新年才自称君。桓公十三年，卫宣公还没有去世，但卫侯就书写爵位，这是因为已经过了新年。僖公二十五年，卫文公虽然已经去世，但在洮地防卫时称卫子而不称爵位，这是因为还没有过新年。定公四年，在召陵陈子不称爵位，这是因为既没有国君去世也没有过新年。必须过了新年才称君，这是因为顺应臣民的心意，不能长年没有君主，所以以事务相承接，形势上不能再称子了。那么，战争之事就不避讳礼制吗？君子认为，东郊不开战，荆蛮扰乱华夏，这两种情况的紧急程度是相同的。
辛亥▯卫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郑
甲子新宫灾三日哭
谷梁传》新宫者，祢宫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礼也。迫近不敢称諡，恭也。其辞恭且哀，以成公为无讥矣。《礼记·檀弓》注：“人烧其宗庙，哭者哀，精神之有亏伤。”
乙亥▯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始用殉。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何臣之为？
夏公如晋
左传拜汶阳之田
郑公子去疾帅师伐许
左传》许恃楚而不事郑，郑子良伐许。
公至自晋
秋叔孙侨如帅师围棘
公羊传》：“棘者，汶阳之不服邑也。”《左传》：“棘不服，故围之。”棘，汶阳田之邑，在济北蛇丘。今兖州府定陶县，季氏私考云：“按蛇丘故县，在兖州府寜阳县北，南临汶水，而棘在其北，则与齐连界之邑也。”今当为肥城县地。
大雩
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
左传讨赤狄之余焉
季氏曰：廧咎如，杜元凯以为赤狄别种。然经不系之赤狄，盖本一种而别分为族，如狄之有鲜虞也。咎与臯同。闵二年，晋太子申生伐东山臯落氏，杜元凯亦谓赤狄别种。而后汉志壶闗故黎国注引上党记曰：「东山在城东南，晋申生所伐，今名无臯。」其即古所谓廧咎如欤？又按黎侯故城在潞州黎城县东一十八里，则廧咎如正当晋东卫西，故克与良夫同夹攻也。廧公作，将谷作墙。
冬十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
此晋聘之始寻元年赤棘之盟
卫侯使孙良夫来聘
寻宣七年盟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孙良夫盟
左传》冬十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且寻盟。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且寻盟。公问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晋也，其位在三。孙子之于卫也，位为上卿。将谁先？」对曰：「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卫在晋，不得为次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丙午，盟晋；丁未，盟卫，礼也。
熊过氏曰：「蜀盟楚，故也。改而从晋伐郑矣。今公朝晋，晋报焉。故庚盟鲁，疑其贰楚；良夫盟鲁，疑其以己自觧于晋也。」
荀庚、良夫二子至鲁，鲁不出盟于外，而就于国中。二子巳至，公不妨与盟也。此两书及俱蒙上来聘之文，原无讳辞，不必讳以立义也。盖因列国大夫之来而称及盟者，此三年、十一年与襄之七年、十五年，惟七年卫孙林父来聘，左传载公登，亦登，确为公与，其余公与而不书。谷梁云：「不言及者，以国与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国与之也。」彼既至鲁国，故以国对之。国重于君，故不必言公。谷梁之义精矣。
郑伐许
或曰：「称郑，疑文阙。」或曰：「郑襄公附于楚，一年而再伐许，故狄之非也。」夏，己书「郑公子去疾帅师伐许」矣，一事再举，故畧之。郑、许党同事楚，郑伐许，楚何故不问？盖郑为楚人入夏门户，且楚为利之国也。若絶郑，则自塞其路矣。坐视其侵许而不较，吾得郑，则许固吾有也。郑特为晋先得许耳，此楚所以不问也。
甲戌○定王二十年
四年。○晋景十三，齐顷十二，卫定二，蔡景五，郑襄十八卒，曹宣八，陈成十二，杞桓五十，宋共二，秦桓十八，楚共四。
春宋公使华元来聘
左氏通嗣君也为共公谋婚也
三月壬申郑伯坚卒
杞伯来朝
左传》归叔姬故也，将出叔姬，先行朝礼。
夏四月甲寅臧孙许卒
公如晋
▯郑襄公
二月而▯速也
秋公至自晋
晋景公见之，不敬。公欲求成于楚，季文子不可，乃止。
冬城郓
鲁既得汶阳，故城郓，为备，恐齐人复夺之耳。杜元凯谓：“公欲叛晋，城西郓，其说无稽矣。”此西郓也。鞍战之后，惧齐来伐，故城郓以备，于是知袁娄之盟，齐非诚服也。
熊过氏曰：「田言之曰汶阳，邑言之曰郓。」释例：土地名，鲁有二郓。文十
译辛亥〇卫穆公
二月，鲁公从讨伐郑国归来。
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连续哭了三天。
《谷梁传》说：新宫，是指父亲的神庙。哭了三天，表示哀痛。这种哀痛，符合礼制。因为新君即位不久，不敢称先君谥号，这是恭敬的表现。言辞既恭敬又哀痛，以此表明鲁成公没有可讥讽之处。《礼记·檀弓》注解说：“有人烧毁了宗庙，哭泣者感到哀痛，是因为精神受到了亏伤。”
乙亥〇宋文公
按照《左传》记载，宋文公去世，开始实行厚葬，开始用人殉葬。君子认为华元、乐举在这件事上不像臣子。臣子的职责是治理烦乱、消除迷惑。国君生前放纵他的迷惑，死后又增加他的奢侈，这算什么臣子呢？
夏天，鲁公前往晋国。
《左传》说：是为了拜谢汶阳之田。
郑国公子去疾率领军队讨伐许国。
《左传》说：许国倚仗楚国而不事奉郑国，郑国子良讨伐许国。
鲁公从晋国归来。
秋天，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包围棘地。
《公羊传》说：“棘，是汶阳地区不服从的城邑。”《左传》说：“棘地不服从，所以包围它。”棘是汶阳田的城邑，在济北蛇丘。即今兖州府定陶县，季氏私考说：“查蛇丘故县，在兖州府宁阳县北，南临汶水，而棘在其北，则是与齐国接壤的城邑。”现在应当是肥城县的地界。
举行大雩祭求雨。
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讨伐廧咎如。
《左传》说：是为了讨伐赤狄的残余势力。
季氏说：廧咎如，杜预认为它是赤狄的别种。但经文不把它系于赤狄之下，大概是原本同一种族而后来分成了不同的族群，就像狄族中有鲜虞一样。咎与臯同义。闵公二年，晋国太子申生讨伐东山臯落氏，杜预也说是赤狄的别种。而后汉志壶闗故黎国注引上党记说：“东山在城东南，是晋申生所讨伐的地方，现在名叫无臯。”那大概就是古时候所说的廧咎如吧？又查黎侯故城在潞州黎城县东十八里，那么廧咎如正当晋国东部、卫国西部，所以郤克与孙良夫共同夹击它。廧公作，将谷作墙。
冬天十一月，晋侯派荀庚来聘问。
这是晋国聘问的开始，追溯元年赤棘之盟。
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
追溯宣公七年之盟。
丙午日，与荀庚结盟。
丁未日，与孙良夫结盟。
《左传》说：冬天十一月，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并且重温盟约。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并且重温盟约。鲁公问臧宣叔说：“中行伯在晋国，地位居第三。孙子在卫国，地位是上卿。应该先与谁结盟？”臧宣叔回答说：“次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次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上下等级如此，是古制的规定。卫国在晋国面前，不能算作次等国家；晋国是盟主，应当先与晋国结盟。”丙午日，与晋国结盟；丁未日，与卫国结盟，符合礼制。
熊过氏说：“蜀地盟会楚国，是旧例。现在改而从晋国讨伐郑国了。如今鲁公朝见晋国，晋国回报。所以荀庚与鲁国结盟，是怀疑鲁国对楚国有二心；孙良夫与鲁国结盟，是怀疑鲁国借自己向晋国解释。”
荀庚、孙良夫二人来到鲁国，鲁国不在城外结盟，而在国都内结盟。二人已经到了，鲁公不妨与他们结盟。这两条“及”字都承袭上文“来聘”的记载，原本没有忌讳的言辞，不必为了确立义理而忌讳。大概是因为列国大夫前来而称“及”盟的，这三年、十一年与襄公七年、十五年，只有七年卫国孙林父来聘，《左传》记载公登，他也登，确是公亲自参与，其余公参与但不记载。《谷梁传》说：“不说‘及’，是以国家名义与之；不说其人，也是以国家名义与之。”他们既然到了鲁国，所以以国家相对待。国家重于国君，所以不必说公。《谷梁传》的义理精妙啊。
郑国讨伐许国。
有人说：“称郑国，怀疑文字有缺失。”有人说：“郑襄公依附楚国，一年之内两次讨伐许国，所以贬斥它是不对的。”夏天，已经记载了“郑公子去疾率领军队讨伐许国”，同一件事再次提及，所以简略记载。郑国、许国同党事奉楚国，郑国讨伐许国，楚国为什么不过问？大概郑国是楚国进入中原的门户，而且楚国是唯利是图的国家。如果断绝与郑国的关系，就是自断后路。坐视郑国侵许而不计较，我得到了郑国，许国自然也就归我了。郑国只是替晋国先得到许国罢了，这就是楚国不过问的原因。
甲戌〇周定王二十年
四年。〇晋景公十三年，齐顷公十二年，卫定公元年，蔡景公五年，郑襄公十八年去世，曹宣公八年，陈成公十二年，杞桓公五十年，宋共公二年，秦桓公十八年，楚共王四年。
春天，宋公派华元来聘问。
《左传》说：为了与继位的国君沟通，也为共公谋划婚姻。
三月壬申日，郑伯坚去世。
杞伯来朝见。
《左传》说：是因为归还叔姬的缘故，将要休弃叔姬，先行朝见之礼。
夏天四月甲寅日，臧孙许去世。
鲁公前往晋国。
〇郑襄公
二月而〇速也
秋天，鲁公从晋国归来。
晋景公接见他，态度不恭敬。鲁公想与楚国和好，季文子不同意，于是作罢。
冬天，修筑郓城。
鲁国既然得到了汶阳之地，所以修筑郓城，作为防备，恐怕齐国人再次夺走它。杜预说：“鲁公想背叛晋国，修筑西郓城，这种说法没有根据。”这是西郓城。鞍之战后，害怕齐国来讨伐，所以修筑郓城以作防备，由此可知袁娄之盟，齐国并非真心臣服。
熊过氏说：“从田地说叫汶阳，从城邑说叫郓。”《释例》说：土地名，鲁国有两个郓城。文公十年
二年，城诸及郓，莒所争，东郓也。东郓今莒州沂水县古城阳姑幕。成十六年，公待季文子于郓，西郓也。此为西郓，今济寜州郓城县。
译鲁宣公二年，修筑了诸邑和郓邑，这是莒国所争夺的地方，即东郓。东郓就是今天莒州沂水县的古城阳姑幕。鲁成公十六年，鲁成公在郓邑等候季文子，这是西郓。此处所说的西郓，就是今天济宁州郓城县。
郑伯伐许
左传》冬十一月，郑公孙申帅师疆许田，许人败诸展陂。郑伯伐许，取鉏、任、冷、敦之田。晋栾书将中军，荀首佐之，士燮佐上军，以救许，伐郑，取泛、祭。楚子反救郑，郑伯与许男讼焉。皇戌摄郑伯之辞，子反不能决也。未逾年而称爵，在▯后且行师也。然而是可忍矣，明言之，着其恶也。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晋景十四，齐顷十三，卫定三，蔡景六，郑悼公费元年，曹宣九，陈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来归
杜氏曰：「出也。」谷梁：「妇人嫁曰归，反曰来归。」
黄正宪氏曰：「按杜氏曰：出也。夫叔姬，即三十一年杞伯姬为其子桓公所求之妇也。至今四十四年，夫妇年皆六十余矣。况杞本小国，岂敢轻弃大国之女？必叔姬无子，杞桓别有庻孽。叔姬居尝怏怏而愿归鲁，故前年杞伯来朝，先诉其情。及叔姬卒后，杞桓复来逆其丧以归，岂被出而归者耶？」邹肇敏曰：「非也，此别是一叔姬。」
仲孙蔑如宋
左传报华元也
夏叔孙侨如防晋荀首于谷
左氏《晋荀首如齐逆女》故宣伯餫诸谷野馈也。然则非国事也，书之如国事然，何也？自鞍之役，鲁得汶阳田，晋无所获也。已而与齐平矣。谷，齐邑。申无宇所谓“城谷寘管仲之地”，晋适齐必径鲁而后达者也。不防诸鲁而防于齐地，赵氏所谓“消齐侯谋鲁之谋，破晋人谋已之谋”。左氏志其防，而不知其故，是也。或谓大夫专，故书之若国事，斯已不察矣。
今东阿县南十二里有谷城
首公作秀
梁山崩
梁山本古韩，今韩城县，汉夏阳地也。梁山东南为晋地，西南为秦地，西北为白狄地，界于三国，不可系之晋。公羊言“为天下纪异”是已。夫名山大川，不以封，即专系晋，亦不得书晋。
秋大水
左传》宋公子围龟为质于楚而归，华元享之。鼓噪出入曰：“习攻华氏。”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防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虫牢。
左传郑服也
许灵公愬郑伯于楚。郑悼公如楚讼，不胜。楚人执皇戍及子国。郑伯归，使公子偃请成于晋。则虫牢之盟，主于郑所欲也。故左氏止云郑服。于是齐、郑皆服矣。晋景可以遂覇，而不能也。
左传》诸侯谋复防，宋公使向为人辞，以子灵之难，虫牢，郑地，今开封、陈留北有桐牢，即封丘县地。
丙子○简王元年
六年○晋景十五，齐顷十四，卫定四，蔡景七，郑悼二卒，曹宣十，陈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秦桓二十，楚共六，吴子寿梦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防
二月辛巳立武宫
左传》二月，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宫，非礼也。听于人以救其难，不可以立武。立武繇已，非繇人也。
熊过氏曰：「武公之宫，武公者，隠公之曾祖，至是八世十一传矣。立者不宜立，胡子谓非即逺有终是也。」《明堂位》曰：「鲁公之庙，文世室；武公之庙，武世室。」然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宫，不称世室。炀又武公六世祖，属在武上，定立其宫，亦不称世室。赵企明曰：「记礼者出于《春秋》之后，见鲁立武宫，遂有『武世室』之语，以为不经也。」左氏意以为武军之宫，如楚子所立者。啖叔佐曰：「非也。」
汪氏曰：论者因《明堂位》遂以武宫为世室。今考《春秋》所书太庙，则周公之庙也；所书世室，则鲁公之庙也；羣公之庙，则皆系諡，若武宫、炀宫、桓宫、僖宫是也。苟谓之世室，则世世不毁矣，奚待于成公而始立乎？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宫，不称世室，则其以武宫为世室者妄也。况炀宫乃武公之六世祖，至昭公已二十世；而桓宫则哀公之十世祖，僖宫则哀公之七世祖，皆当言世室也。炀宫在武宫之上，武宫称世室，炀宫独不称世室乎？是知《明堂位》乃后世俗儒因鲁僭礼而为言，《春秋》之时，非有世室之名也。然考成之十八年，晋悼公朝于武宫
译郑伯攻打许国。
《左传》记载：冬季十一月，郑国公孙申率领军队划定许国的田界，许国人在展陂打败了他们。郑伯攻打许国，夺取了鉏、任、泠、敦等地的田土。晋国栾书统帅中军，荀首辅佐他，士燮辅佐上军，以此救援许国，攻打郑国，夺取了泛、祭两地。楚国子反救援郑国，郑伯与许君在楚国申诉争辩。皇戌代郑伯陈述辞令，子反无法决断。不到一年就称爵位，是因为在鲁定公之后且正在行军。然而这是可以容忍的，明确地说出来，是为了彰显其恶行。
乙亥日，周定王二十一年去世。
五年，晋景公十四年，齐顷公十三年，卫定公三年，蔡景侯六年，郑悼公费元年，曹宣公九年，陈成公十三年，杞桓公五十一年，宋共公三年，秦桓公十九年，楚共公五年。
春季，周历正月，杞国的叔姬回国。
杜预说：“是被休弃。”《谷梁传》说：“妇人出嫁叫归，返回叫来归。”
黄正宪说：“按照杜预所说：是被休弃。那叔姬，就是三十一年时杞伯姬为其子桓公所求娶的妇人。到现在四十四年了，夫妇年龄都六十多岁了。况且杞国本是小国，怎敢轻易抛弃大国的女子？一定是叔姬没有儿子，杞桓公另有庶出的孽子。叔姬居住时常郁郁不乐而希望回到鲁国，所以前年杞伯来朝见，先诉说了这种情况。等到叔姬死后，杞桓公又派人迎接她的灵柩回国，这哪里是被休弃而回国的呢？”邹肇敏说：“不对，这是另一位叔姬。”
仲孙蔑前往宋国。
《左传》记载：报答华元。
夏季，叔孙侨如在谷地拦截晋国的荀首。
《左传》记载：“晋国荀首到齐国迎娶女子”，所以宣伯在谷地野外馈赠食物给他。然而这不是国家大事，却像国家大事一样记载，为什么呢？自从鞍之战后，鲁国得到了汶阳田，晋国一无所获。不久与齐国讲和了。谷，是齐国的城邑。申无宇所说的“在谷地筑城安置管仲之地”，晋国到齐国必定经过鲁国才能到达。不在鲁国拦截而在齐国境内拦截，赵氏所说的“消除齐侯图谋鲁国的计策，打破晋人图谋自己的计策”。《左传》记载了拦截的事，却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这是对的。有人说大夫专权，所以像国家大事一样记载，这已经是不明察了。
现在东阿县南十二里有谷城。
“首”字，公羊传作“秀”。
梁山崩塌。
梁山本是古韩地，即现在的韩城县，汉代夏阳的地方。梁山东南是晋地，西南是秦地，西北是白狄地，介于三国之间，不能归属于晋国。《公羊传》说“为天下记录异象”是对的。名山大川，不用于分封，即使专门归属于晋国，也不应当记载为晋国的事。
秋季，大水灾。
《左传》记载：宋国公子围龟作为人质在楚国，回国后，华元设宴款待他。他击鼓呐喊出入，说：“演习攻打华氏。”
冬季十有一月己酉日，周天子去世。
十二月，己丑日，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在虫牢结盟。
《左传》记载：郑国服罪。
许灵公在楚国控告郑伯。郑悼公到楚国申诉，没有胜诉。楚国人拘捕了皇戍和子国。郑伯回国后，派公子偃向晋国请求讲和。那么虫牢之盟，主要是郑国所希望的。所以《左传》只说郑国服罪。于是齐国、郑国都服罪了。晋景公可以借此成就霸业，却不能做到。
《左传》记载：诸侯谋划再次在防地会盟，宋公派向为人辞谢，因为子灵的灾难。虫牢，是郑国地，现在开封、陈留北有桐牢，即封丘县地。
丙子日，周简王元年。
六年，晋景公十五年，齐顷公十四年，卫定公四年，蔡景侯七年，郑悼公二年去世，曹宣公十年，陈成公十四年，杞桓公五十二年，宋共公四年，秦桓公二十年，楚共公六年，吴子寿梦元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公从防地回国。
二月辛巳日，建立武宫。
《左传》记载：二月，季文子凭借鞍之战的功劳建立武宫，不合礼制。听从他人来拯救自己的危难，不可以建立武宫。建立武宫应出于自己，而不是出于他人。
熊过说：“武公的宗庙，武公是隐公的曾祖，到现在八世十一代了。建立宗庙不应当建立，胡子说‘非即逺有终’是对的。”《明堂位》说：“鲁公的宗庙，是文世室；武公的宗庙，是武世室。”然而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宫，不称世室。炀公又是武公的六世祖，辈分在武公之上，定公建立他的宗庙，也不称世室。赵企明说：“记载礼制的人出自《春秋》之后，看到鲁国建立武宫，于是有‘武世室’的说法，认为不合常理。”《左传》的意思认为是武军的宗庙，像楚子所建立的那样。啖叔佐说：“不对。”
汪氏说：议论的人因为《明堂位》就把武宫当作世室。现在考察《春秋》所记载的太庙，是周公的宗庙；所记载的世室，是鲁公的宗庙；群公的宗庙，都系以谥号，如武宫、炀宫、桓宫、僖宫等。如果称为世室，那么世代都不毁弃，何必等到成公才开始建立呢？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宫，不称世室，那么把武宫当作世室的人是错误的。况且炀宫是武公的六世祖，到昭公已经二十世；而桓宫是哀公的十世祖，僖宫是哀公的七世祖，都应当称为世室。炀宫在武宫之上，武宫称世室，炀宫难道不称世室吗？由此可知《明堂位》是后世俗儒因为鲁国僭越礼制而说的话，《春秋》之时，并没有世室的名号。然而考察成公十八年，晋悼公朝见武宫
；昭之十七年，当晋顷公之世，而中行穆子献俘于文宫。晋武公至悼公，文公至顷公，皆已十世，而其宫犹存，则当时诸侯之庙，亲尽不毁者，不特鲁矣。
译昭公十七年，正值晋顷公在位之时，中行穆子在文宫献俘。从晋武公到悼公，从晋文公到顷公，都已经历经十代，而文宫依然保存，那么当时诸侯宗庙中，亲尽而不毁的，就不只是鲁国了。
礼记·祭法》防考庙者，父庙考成也。谓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庙者，祖庙王君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于父，故加君名也。皇考庙者，曾祖皇大也。君也曾祖转尊，又加大君之称也。月祭之者，月月祭之也。显考庙者，髙祖也。显明也。髙祖居四庙最上，故以髙明言之。祖考庙者，祖始也。是谓始祖庙也。享尝乃止，享尝四时祭祀，不得月祭，但四时祭而已。封土曰坛，除土曰墠。去祖为坛者，谓髙祖之父也。其庙既毁，藏主于祖考之庙中，不得四时祭之。若有祈祷，则出就坛受祭也。去坛为墠者，谓髙祖之祖也。其主亦藏祖考庙中，若有祈祷，则出就墠受祭，不得在坛也。髙祖之父迁寄太祖，而不得于太祖庙受时祭，故曰去祖。髙祖之祖经在坛，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坛。去墠为鬼，若又有从坛迁来墠者，则此前在墠者为鬼，虽有祈祷，亦不得及。
取鄟
胡传微国书‘取’者，灭之也。内讳灭，曰‘取’。项亦国也，而书‘灭’者，以僖公在防，季孙所为，故直书而不隠。根牟、鄟、邿皆微国也。公羊皆曰‘邾邑’。然《春秋》未有取他国之地而不系国者。公羊曰：‘讳亟，则僖取须句、訾、娄，可谓亟矣，何以系邾耶？’”
鄟鲁附庸国也。本灭，书取讳也。讳者，何？鲁取之，不以其道也。义与襄十三年取邿，昭四年取鄫，一也。其灭项，不书取，非鲁益明。
鄟今兖州府境内地
卫孙良夫帅师侵宋
左传》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相、郑人、伊雒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防也。经独书卫，或谓深罪其党恶也。杜氏曰：“经惟书卫，独卫告也。”皆非也。楚庄逞志于宋，国几毙而晋不能救，今甫盟于虫牢矣。诸侯未归，又谋再防。晋令实繁，而尤宋以国难辞，遂使鲁、卫两国兴师迭伐，继书于防，书其重者，而晋之恶已见矣。
季氏曰：「春秋凡奉覇主之命，或为主而兴师者，皆书侵。盖本非有怨，但屈于不得已，故无志于深入，但浅侵其境也。」此极勘得透快！下仲孙、叔孙侵宋，同《左传》晋迁于新田。
夏六月邾子来朝
公孙婴齐如晋
左传子叔声伯如晋命伐宋
壬申郑伯费卒
秋仲孙蔑叔孙侨如帅师侵宋
灌甫曰：「自宣季年，宋及楚平，而楚势益张，与诸侯防盟于蜀。晋景恶之。比年，宋虽与虫牢之盟，而其意犹未帖然归也。故使卫孙良夫、鲁仲孙蔑相继帅师侵之。然二国素无憾于宋，惟以盟主之令徃也。后二年，宋婚鲁、卫来媵，以是知二国侵宋益非本意。」
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
左传楚子重伐郑郑从晋故也
楚书大夫将于是始
冬季孙行父如晋
左传》贺迁也，然事不经见，盖报宋之成尔。
晋栾书帅师救郑
左传》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赵同、赵括欲战，武子将许之，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谏，乃遂还。王樵氏曰：「按晋师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则非不及事也。楚师还，是晋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救郑之义亦申矣。于是全师而退，三卿之善谋，栾书之从众，均之不可揜也。故《春秋》书以与之。」《易》曰：「师，或舆尸，凶。」言军旅之任不专一，而众人主之，覆败必矣。河曲之师，赵盾为将，而令出赵穿；邲之师，荀林父为将，而令出先縠。舆尸之效，岂不昭然也哉！
赵子常曰：「左氏载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林氏曰：「楚以申息为经营中国之本，故三军二广不常出，而大扺用申息之师。僖二十五年，以申息之师戍商宻二十八年，败于城濮。楚子曰：「其如申息之老何？」二十六年，申公叔侯戍齐；文九年，息公子朱伐陈；成六年，以申息之师救蔡。其后，栾书败申息之师于桑隧。昔宣王之世，申伯实以王舅为南国之屏翰，所以扞城王室。秦汉之际，南阳为要地，故楚有图北方之志，其君多居于申，大合诸侯亦在焉。
救公作侵
译《礼记·祭法》说：“防考庙”，是指父亲的庙，因为父亲有成就的美德。是说父亲有成就的美德。王考庙，是指祖父的庙，因为祖父有君主般的德行。是说祖父有成就的君主德行。祖父比父亲尊贵，所以加上“君”的名号。皇考庙，是指曾祖父的庙，因为曾祖父有皇大的德行。曾祖父比祖父更尊贵，又加上“大君”的称号。每月祭祀，是指每个月都祭祀。显考庙，是指高祖的庙。“显”是光明的意思。高祖在四庙中地位最高，所以用“高明”来称呼。祖考庙，是指始祖的庙。“祖”是开始的意思。这就是始祖的庙。只有四季祭祀就停止了，“享尝”指四季的祭祀，不能每月祭祀，只进行四季祭祀罢了。堆土叫坛，削平土叫墠。从祖庙迁出到坛，是指高祖的父亲。他的庙已经毁坏，神位藏在祖考庙中，不能进行四季祭祀。如果有祈祷，就取出神位在坛上接受祭祀。从坛迁出到墠，是指高祖的祖父。他的神位也藏在祖考庙中，如果有祈祷，就取出神位在墠上接受祭祀，不能在坛上祭祀。高祖的父亲迁寄到太祖庙，而不能在太祖庙接受四季祭祀，所以叫“去祖”。高祖的祖父曾经在坛上，现在不能祭祀，所以叫“去坛”。从墠迁出成为鬼，如果又有从坛迁到墠的，那么以前在墠上的就成为鬼，即使有祈祷，也不能祭祀到他们。
取鄟
胡传《微国书》说：“取”，是灭掉的意思。对内讳言灭，所以说“取”。项也是国家，却记载“灭”，是因为僖公在防地，是季孙氏所为，所以直书而不隐讳。根牟、鄟、邿都是小国。《公羊传》都说它们是“邾国的邑”。然而《春秋》没有取他国之地而不归属该国的。《公羊传》说：“为了避讳频繁，那么僖公取须句、訾、娄，可以说很频繁了，为什么还要归属邾国呢？”
鄟是鲁国的附庸国。本来是被灭，记载“取”是避讳。避讳什么呢？鲁国取它，不是用正当的方法。这与襄公十三年取邿、昭公四年取鄫的道理是一样的。灭项不记载“取”，鲁国更加不明智。
鄟在今兖州府境内。
卫孙良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左传》说：三月，晋国的伯宗、夏阳说、卫国的孙良夫、〇相、郑国人、伊雒之戎、陆浑蛮氏侵犯宋国，因为宋国言辞防备。经文只记载卫国，有人说这是深责其结党为恶。杜氏说：“经文只记载卫国，只有卫国报告。”这都是不对的。楚庄王在宋国逞志，国家几乎灭亡而晋国不能救援，现在刚刚在虫牢结盟。诸侯尚未归附，又谋划再次防备。晋国的命令实在繁多，而尤其让宋国以国难为辞，于是使鲁、卫两国兴师交替讨伐，接着记载在防地，记载其重者，而晋国的恶行已经显现了。
季氏说：“《春秋》凡是奉霸主之命，或为主而兴师的，都记载‘侵’。大概本来没有怨恨，只是迫于不得已，所以没有深入的意思，只是浅浅地侵犯其边境罢了。”这极其透彻明快！下面仲孙、叔孙侵犯宋国，同《左传》晋国迁都到新田。
夏六月邾子来朝
公孙婴齐出使晋国
《左传》子叔声伯出使晋国，命令讨伐宋国
壬申日郑伯费去世
秋仲孙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灌甫说：“自从宣季年间，宋国与楚国讲和，而楚国势力更加扩张，与诸侯在蜀地结盟。晋景公厌恶它。连年，宋国虽然与虫牢之盟，但其心意尚未完全归附。所以派卫孙良夫、鲁仲孙蔑相继率领军队侵犯它。然而两国素来对宋国没有怨恨，只是以盟主的命令前往罢了。后两年，宋国与鲁、卫通婚，鲁、卫来送媵妾，由此可知两国侵犯宋国更加不是本意。”
楚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左传》楚子重讨伐郑国，因为郑国跟随晋国的缘故
楚国记载大夫将于是开始
冬季孙行父出使晋国
《左传》祝贺迁都，但事情不见于经文，大概是报告宋国的成功罢了。
晋栾书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左传》晋栾书救援郑国，与楚军相遇于绕角。楚军撤退，晋军于是侵犯蔡国。楚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申、息之师救援蔡国。赵同、赵括想要作战，武子将要答应，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劝谏，于是才撤退。王樵氏说：“按晋军救援郑国，与楚军相遇于绕角，那么不是来不及救。楚军撤退，是晋国没有亡矢遗镞的耗费，而救援郑国的义理也申明了。于是全军而退，三卿的善谋，栾书的从众，都不可掩盖。所以《春秋》记载以肯定他们。”《易》说：“师，或舆尸，凶。”说军旅的责任不专一，而众人主导，覆败必然了。河曲之师，赵盾为将，而令出赵穿；邲之师，荀林父为将，而令出先縠。舆尸的效果，岂不昭然若揭吗！
赵子常说：“《左传》记载楚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申息之师救援蔡国。”林氏说：“楚国以申息为经营中原的根本，所以三军二广不常出，而大致用申息之师。僖公二十五年，以申息之师戍守商密二十八年，败于城濮。楚子说：‘其如申息之老何？’二十六年，申公叔侯戍守齐国；文公九年，息公子朱讨伐陈国；成公六年，以申息之师救援蔡国。其后，栾书在桑隧击败申息之师。昔宣王之世，申伯实以王舅为南国之屏翰，所以扞卫王室。秦汉之际，南阳为要地，故楚有图北方之志，其君多居于申，大合诸侯亦在焉。
救公作侵
丁丑○简王二年
七年。○晋景十六，齐顷十五，卫定五，蔡景八，郑成公防元年，曹宣十一，陈成十五，杞桓五十三，宋共五，秦桓二十一，楚共七，吴夀梦二。
译丁丑日，周简王二年。
七年。晋景公十六年，齐顷公十五年，卫定公五年，蔡景侯八年，郑成公郑防元年，曹宣公十一年，陈成公十五年，杞桓公五十三年，宋共公五年，秦桓公二十一年，楚共王七年，吴王寿梦二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吴伐郯
吴初入伐中国也
黄正宪氏曰：按史迁云，太伯之奔荆蛮，自号为勾吴。盖伯譲国而逃，欲匿其迹，故变名为勾吴。勾是勾芒之勾，春神托生万物者也。吴自太伯始，故取义云。于是伯卒，而弟为吴仲雍矣。然而当是时，实未尝君国子民也。迁乃云，周章已君，因而封之，则是以吴越之吴为勾吴之吴，误矣。其云“太伯卒，弟仲雍立”云云，“周章立”者，乃从武王时得封之后，追论其世次，相传如此，非立君之主也。盖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伯无嗣，雍后传至周章，遂封章于今姑苏之地，而国号吴，则因勾吴之吴耳。又封章弟于周之北，故夏墟曰“虞仲”者，为太伯嗣。然虞已为晋献公所灭，则太伯已絶。此伐郯者，乃周章十五代孙夀梦之二年也。是吴始封于周章，而强盛于夀梦，与勾吴絶不相蒙。后汉赵▯乃云，太伯起城周三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且云伯卒▯于梅里平墟。夫梅里在今无▯县，即无论荆吴辽絶，而奔荆卒▯吴，亦难附防其説。况太伯让天下而逃，惟恐不能匿其迹，乃显然立国建号，居人民之上，则安所谓三让无称之美乎？勾吴在今姑苏，郯在下邳，隔絶江淮越而伐之，吴之势始大矣。吴今苏州。
夏五月曹伯来朝
不郊犹三望
秋，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公防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郑。八月戊辰，同盟于马陵。
左传》寻虫牢之盟，且莒服故也。郑囚郧公，钟仪献诸晋。
莒本属齐，齐服，故莒从之。宋以五年辞防鲁、卫，受命侵之。至是始与盟。约家▯翁曰：“此合诸侯救郑，因以同盟，幸诸侯之犹同也。”
杜元凯曰：「马陵，卫地。阳平元城县东南有地名马陵，季明德误倒读为平阳。然曰：诸侯救郑，不当逺去郑地，指为开封府中牟县陵岗，或然也。」
公至自防
吴入州来
左传》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晋贻二子书曰：「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夀梦説之，乃通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舎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乗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防，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嵗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传着吴强之渐，故曰始。林氏曰：楚人御吴以江，故用舟师；吴人挠楚以淮，故用车战。吴自徐入巢，淮西也；入州来，淮北也。吴、楚争淮，自此始。自鸡父之师，一败而吴得州来，灭巢及钟离矣。是则亡郢始于失淮。州来，今凤阳府颍上县，古淮南下蔡地。
冬大雩
卫孙林父出奔晋
左传》卫定公恶孙林父。冬，孙林父出奔晋。
林父亡七年，而恃晋反卫。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定公可谓知所恶矣。杜氏曰：「春秋中年，诸侯之大夫外交强国，以仇其君。卫之孙氏，鲁之季氏，其尤也。林父自结于晋之权臣，为卫国患，凡四十年。晋党叛臣为之羽翼。卫献、鲁昭所以失国，晋实为之。」
戊寅○简王三年
八年○晋景十七，齐顷十六，卫定六，蔡景九，郑成二，曹宣十二，陈成十六，杞桓五十四，宋共六，秦桓二十二，楚共八，吴夀梦三。
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
二年，取汶阳田。晋侯使齐还鲁也。至是，晋以齐从虫牢、马陵之盟，俾鲁归田以坚之。季文子所谓「七年之中，一予一夺，宜诸侯之有贰心也」。
晋栾书帅师侵蔡
左传》遂侵楚，报六年婴齐伐郑也。
髙氏曰：晋得齐之后，冀尽得诸侯也。蔡则畏楚，终不与晋。自翟泉以来，不与中国盟防者四十有八年。文十五年，郤缺入蔡。至是，栾书复加兵。
公孙婴齐如莒
左传》逆也。鲁因马陵之盟，始复与莒通。左氏言逆妇，赵伯循以经正其妄矣。
宋公使华元
译春季，鲁桓公正月，小老鼠咬吃了用于郊祭的牛的角，重新占卜选牛，小老鼠又咬吃了那牛的角，于是免去了郊祭。
吴国攻打郯国。
吴国初次进入中原地区进行征伐。
黄正宪氏说：查考司马迁记载，太伯逃奔荆蛮之地，自称为勾吴。大概是因为太伯让出国位而逃跑，想要隐藏自己的踪迹，所以改名为勾吴。“勾”是勾芒的“勾”，勾芒是春天之神，寄托于万物生长之中。吴国从太伯开始，所以取这个含义。于是太伯去世，弟弟成为吴仲雍。然而在当时，实际上并没有君临国家、统治百姓。司马迁却说，周章已经做了君主，因而封他，这是把吴越的吴当作勾吴的吴，是错误的。他说“太伯去世，弟弟仲雍继位”等等，“周章继位”的，是从武王时受封之后，追溯论述他们的世系，相传如此，并非指继位的君主。大概武王攻克殷商，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太伯没有子嗣，仲雍的后代传到周章，于是封周章在今天的姑苏之地，国号吴，是沿用了勾吴的“吴”字。又封周章的弟弟在周的北方，所以夏墟所说的“虞仲”，是太伯的继承人。然而虞国已经被晋献公所灭，那么太伯这一支已经断绝。这次攻打郯国，是周章第十五代孙寿梦的二年。这是吴国在周章时开始受封，而在寿梦时强盛，与勾吴完全不相关联。后汉赵某某却说，太伯修筑城墙周围三里，在西北角，名叫故吴。并且说太伯去世在梅里平墟。梅里在今天无某某县，且不说荆吴相距遥远，而且逃奔荆蛮却死在吴地，也难以附会他的说法。况且太伯让出天下而逃跑，唯恐不能隐藏自己的踪迹，竟然明显地建立国家、设立名号，居于人民之上，那么哪里还有所谓三次谦让而不称王的美德呢？勾吴在今天姑苏，郯国在下邳，隔着江淮两地越境去攻打它，吴国的势力才开始壮大。吴国即今天的苏州。
夏季，五月，曹伯来朝见。
没有举行郊祭，仍然举行三望之祭。
秋季，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郑国。鲁公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援郑国。八月戊辰日，在马陵结盟。
《左传》说：这是为了重申虫牢的盟约，并且因为莒国服从的缘故。郑国囚禁了郧公，钟仪将他献给晋国。
莒国原本属于齐国，齐国服从，所以莒国跟随它。宋国因为在五年时推辞会合鲁、卫两国，受命侵犯他们。到这时才开始参与盟会。约家某某说：“这次会合诸侯救援郑国，借此结盟，庆幸诸侯仍然同心。”
杜元凯说：“马陵，是卫国的土地。阳平元城县东南有地名马陵，季明德错误地倒读为平阳。然而说：诸侯救援郑国，不应当远离郑国土地，指为开封府中牟县的陵岗，或许是正确的。”
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吴国进入州来。
《左传》说：子重、子反杀害了巫臣的族人，并瓜分了他们的家产。巫臣从晋国给这两人写信说：“我必定让你们疲于奔命而死。”巫臣请求出使吴国，晋侯答应了他。吴子寿梦喜欢他，于是与晋国互通往来。派遣两辆战车的一个卒队到吴国，舍弃偏师，留下两辆战车的一个卒队，带着他们的射手和御者教吴国人驾车作战，教他们布阵作战，教他们背叛楚国，安置他的儿子狐庸在那里，让他担任吴国的使者。吴国开始攻打楚国，攻打巢国，攻打徐国。子重疲于奔命，马陵会盟时，吴国进入州来。子重从郑国疲于奔命，子重、子反在这一年里七次疲于奔命。原本属于楚国的蛮夷，吴国全部夺取了，因此开始在上国中大大地沟通吴国。
传记记载吴国强盛的逐渐过程，所以说“始”。林氏说：楚国人凭借长江抵御吴国，所以使用水军；吴国人凭借淮河扰乱楚国，所以使用车战。吴国从徐国进入巢国，是在淮西；进入州来，是在淮北。吴、楚争夺淮河，从此开始。自从鸡父之战，一败之后吴国得到州来，灭掉巢国和钟离。这就是灭亡郢都始于失去淮河。州来，是今天凤阳府颍上县，古淮南下蔡之地。
冬季，举行大雩祭。
卫国孙林父出逃到晋国。
《左传》说：卫定公厌恶孙林父。冬季，孙林父出逃到晋国。
孙林父逃亡七年，却依靠晋国返回卫国。又过了十九年，于是驱逐了他的国君，最终凭借封邑叛乱。定公可以说知道所厌恶的人了。杜氏说：“春秋中期，诸侯的大夫与强国勾结，以仇视他们的国君。卫国的孙氏，鲁国的季氏，是其中最突出的。孙林父自己结交晋国的权臣，成为卫国的祸患，长达四十年。晋国庇护叛臣，为他们羽翼。卫献公、鲁昭公之所以失去国家，晋国实际上是罪魁祸首。”
戊寅日。周简王三年。
八年。晋景公十七年，齐顷公十六年，卫定公六年，蔡景侯九年，郑成公二年，曹宣公十二年，陈成公十六年，杞桓公五十四年，宋共公六年，秦桓公二十二年，楚共王八年，吴寿梦三年。
春季，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的土地归还给齐国。”
二年，夺取汶阳田。晋侯让齐国归还给鲁国。到这时，晋国因为齐国跟随虫牢、马陵的盟约，让鲁国归还土地以巩固它。季文子所说的“七年之中，一次给予一次剥夺，难怪诸侯有二心”。
晋国栾书率领军队侵犯蔡国。
《左传》说：于是侵犯楚国，报复六年婴齐攻打郑国的事。
高氏说：晋国得到齐国之后，希望完全得到诸侯。蔡国则畏惧楚国，始终不与晋国结盟。自从翟泉以来，不与中原诸侯盟会四十八年。文公十五年，郤缺进入蔡国。到这时，栾书再次施加兵力。
公孙婴齐前往莒国。
《左传》说：这是去迎娶新娘。鲁国因为马陵的盟约，开始恢复与莒国的往来。左氏说是迎娶媳妇，赵伯循用经文纠正了他的错误。
宋公派华元
来聘
左传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孙夀来纳币
録伯姬，故尽其辞也。华元行聘礼，或因共姬故为好，如此非即聘共姬也。传释华元来聘曰「聘共姬也」，释公孙夀来纳币曰「礼也」。杜氏因谓昏聘不应使卿纳币，应使卿皆循传为説，而非经意。
译来聘
《左传》说是为了聘问共姬。
夏季，宋公派公孙寿来送聘礼。
因为要记录伯姬的事，所以详尽地叙述了言辞。华元执行聘问之礼，或许是因为共姬的缘故而表现得友好，像这样并不是说就是聘问共姬。《左传》解释华元来聘问说是“聘问共姬”，解释公孙寿来送聘礼说是“合乎礼制”。杜预因此认为婚聘不应让卿大夫去送聘礼，应当让卿大夫都遵循《左传》的说法，但这并不是《春秋经》的本意。
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
赵同、赵括好勇，而轻邲之役，与栾书之救郑，二人皆不度其可，而鋭于战，非栾书有主，则晋又败矣。赵婴滛乱，罪所当讨，不请于君，而擅放之，专而无上，恶得无罪？然晋侯听姬氏之谮，一朝而尸二大夫。以赵衰之勲，不复念，而夺其田禄，则失政刑矣。故称国以杀之。
王樵氏云：据左氏，则赵氏之祸繇庄姬；据史记，则赵氏之祸繇屠岸贾。其説抵牾，不可强合。然尝深考之，则屠岸贾杀赵朔，自一事也；赵荘姬谮杀同括，又一事也。观郑人追讨归生弑君之罪，斵其棺而灭其族，则屠岸贾之事，岂可谓无？崔杼弑君，庆封党之，而灭崔庆之族者，卢蒲嫳及荘公之嬖人卢蒲癸，王何也？屠岸贾亦繇是也。但史记谓同括、婴同见杀于下宫之难，则传闻之误耳。至于赵武畜于公宫，则左氏、史记又无不脗合。夫晋杀同括，因荘姬之言，同括虽死，赵盾之室自在，使无他外患，庄姬何至无依，乃将武畜于公宫乎？景公何不念庄姬、赵武之尚存，忍即以其田与祁奚乎？盖朔死于下宫之难，盾之系几絶，而盾之异母弟同括、婴专赵氏之政，赵婴通于庄姬，同括因而逐之，虽曰以罪，然中心未必不由于争权。故内则庄姬怨之，外则栾郤疾之因得以合而行其谮焉。赵武之匿，始则虞屠岸贾之害，终使武而尚存，必亦非原屏所利也。故从姬氏畜于公宫，及原屏既死，韩厥始言于公而立之，此事之实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
临江刘氏曰：「或言赐命，或言锡命。锡命者，爵也，有加而赐，所谓赐者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次国之君不过七命，小国五命。故赐者，谓有加也。以义观之，锡命者，其世世相袭；赐命者，服过其爵，所以章有徳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而服过其爵，讥僭赏也。」
春秋三书，锡命独此年。左氏经作「赐命」，盖「锡」「赐」皆上予下之名义，无以异。故韵书「赐」字或作「锡」，或曰「锡之爵命，世世相袭，则谓之锡」；「服过其爵有加而赐，则谓之赐」。今考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则始即位而赐之者也；召伯廖赐齐桓公命，则有功而赐之者也；刘定公赐齐灵公命，则以私恩而赐之者也；王命尹氏等防命，晋文公赐之大辂、戎辂，则朝王献俘而赐之者也。事虽不同，而皆言「赐」也。《诗》称「王锡申伯」，则始封而锡之也；「王锡韩侯」，则嗣位来见而锡之也；「王命召虎，用锡尔祉，圭瓒秬鬯」，则有功而锡之也。事各异，而亦皆言「锡」也。繇是知「赐」「锡」义同，不必穿凿立説，抑或左氏字误耳。
赐公谷作锡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晋侯使士燮来聘
左传言伐郯也以其事吴故
叔孙侨如防晋士燮、齐人、邾人伐郯。
卫人来媵
公羊传》媵，何以书？録伯姬也。《谷梁传》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尽其事也。
赵子常曰：「今按媵常事，史不书。书卫、晋者，为下齐人异姓来媵，过九女之制也。与书正月烝，为五月再烝，见黩例同。」
礼，天子一娶十二女，王后行，三国媵之；诸侯一娶九女，夫人行，二国媵之。《左传》：同姓媵异姓，则否。
己卯○简王四年
九年。○晋景十八，齐顷十七卒，卫定七，蔡景十，郑成三，曹宣十三，陈成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七，秦桓二十三，楚共九，吴夀梦四。
春王正月，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
宋襄公母出归于卫。襄公即位，其母思之，义不可徃，赋《河广》之诗。而圣人取之，则出妻固与庙絶，无复反之理也。杞叔姬之归，传初不言其故，然其来归也，杞伯先来朝，而言其故。其卒也，杞伯因鲁之请而逆其丧。推其情事，与他人之大归者不同，明矣。疑叔姬无子，心不自安，而愿归，故杞伯来鲁言其故，鲁人许之，而后归之。迨其卒也，鲁人请而复逆之。鲁人许之者，以顺叔姬之情；后复请之者，以明不絶之义。故左氏曰：「杞叔姬卒，为杞也；逆叔姬，为我也。」虽
译晋国杀了大夫赵同、赵括。
赵同、赵括喜好勇武，轻视邲之战，以及在栾书救援郑国时，两人都不能估量形势是否可行，却急于作战，如果不是栾书有主见，晋国又要战败了。赵婴淫乱，罪该讨伐，不向国君请示，就擅自放逐他，专断而无视君上，怎么能没有罪过？然而晋侯听信姬氏的谗言，一天之内就处死了两位大夫。因为赵衰的功勋，不再被念及，并且剥夺了他的田地和俸禄，这就失去了政令刑罚的准则。所以史书称“国君杀了他们”。
王樵氏说：根据《左传》，赵氏的祸患源于庄姬；根据《史记》，赵氏的祸患源于屠岸贾。这两种说法互相矛盾，不能强行调和。然而我曾深入考察，认为屠岸贾杀赵朔，是一件事；赵庄姬谗害杀赵同、赵括，是另一件事。看郑国人追讨归生弑君的罪行，砍断他的棺材并灭了他的家族，那么屠岸贾的事，怎么能说没有呢？崔杼弑君，庆封党附他，而灭崔、庆两族的人，是卢蒲嫳及庄公的宠臣卢蒲癸，为什么呢？屠岸贾也是由此而来的。只是《史记》说赵同、赵括、赵婴都死在下宫之难中，那是传闻的错误罢了。至于赵武被养在公宫，那么《左传》和《史记》又完全吻合。晋国杀赵同、赵括，是因为庄姬的话，赵同、赵括虽然死了，赵盾的家室还在，如果没有其他外患，庄姬怎么会无依无靠，从而将赵武养在公宫呢？景公为什么不念及庄姬、赵武尚存，忍心就把他们的田地赐给祁奚呢？大概赵朔死在下宫之难中，赵盾的宗系几乎断绝，而赵盾异母的弟弟赵同、赵括、赵婴专掌赵氏政权，赵婴与庄姬通奸，赵同、赵括因此驱逐他，虽然说是因为罪过，但内心未必不是出于争权。所以内部庄姬怨恨他们，外部栾氏、郤氏嫉妒他们，因而得以联合而行谗言。赵武的隐匿，起初是担心屠岸贾加害，最终如果赵武还活着，也一定不是赵原、赵屏所乐见的。所以跟随姬氏养在公宫，等到赵原、赵屏死后，韩厥才向国君进言而拥立他，这是事情的实情。
秋天七月，天子派召伯来赐给鲁公命令。
临江刘氏说：“有的说赐命，有的说锡命。锡命，是爵位，有增加而赐予，所谓赐命。古代制度三公一命，如果有所增加就赐命。不超过九命，次国之君不超过七命，小国五命。所以赐命，是说有增加。从义理来看，锡命，是世世相袭；赐命，是服饰超过其爵位，用来彰明有德。成公没有大功明德，而服饰超过其爵位，讥讽僭越赏赐。”
《春秋》三次记载，锡命只有这一年。《左传》经文作“赐命”，大概“锡”、“赐”都是上给予下的名义，没有区别。所以韵书“赐”字有时作“锡”，有人说“锡之爵命，世世相袭，就称为锡”；“服饰超过其爵位有增加而赐，就称为赐”。现在考察内史过赐晋惠公命，是刚即位而赐命的；召伯廖赐齐桓公命，是有功而赐命的；刘定公赐齐灵公命，是凭私恩而赐命的；王命尹氏等防命，晋文公赐给大辂、戎辂，是朝见天子献俘而赐命的。事情虽然不同，但都称“赐”。《诗经》称“王锡申伯”，是始封而锡命的；“王锡韩侯”，是嗣位来见而锡命的；“王命召虎，用锡尔祉，圭瓒秬鬯”，是有功而锡命的。事情各异，但也都称“锡”。由此知道“赐”、“锡”意义相同，不必穿凿附会立说，或许《左传》字误罢了。
赐公谷作锡
冬天十月癸卯日，杞国的叔姬去世。
晋侯派士燮来聘问。
《左传》说讨伐郯国，是因为它侍奉吴国的缘故。
叔孙侨如会同晋国士燮、齐国人、邾国人讨伐郯国。
卫国人来送陪嫁女子。
《公羊传》：媵，为什么记载？记录伯姬。《谷梁传》：因为伯姬不得其所，所以详尽记载其事。
赵子常说：“现在按媵是常事，史官不记载。记载卫、晋，是为了下文齐人异姓来媵，超过九女的制度。与记载正月烝，为了五月再烝，显示黩滥的例子相同。”
礼制，天子一娶十二女，王后出行，三国陪嫁；诸侯一娶九女，夫人出行，二国陪嫁。《左传》：同姓陪嫁异姓，就不行。
己卯○简王四年
九年。○晋景十八，齐顷十七卒，卫定七，蔡景十，郑成三，曹宣十三，陈成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七，秦桓二十三，楚共九，吴夀梦四。
春王正月，杞伯来迎接叔姬的灵柩，带回杞国。
宋襄公的母亲出归到卫国。襄公即位，他的母亲思念他，道义上不可前往，赋《河广》之诗。而圣人取用此事，那么出妻本来与宗庙断绝，没有再回去的道理。杞叔姬的归去，传文起初不说其原因，然而她来归时，杞伯先来朝见，并说明原因。她去世时，杞伯因鲁国的请求而迎接她的灵柩。推究其情事，与其他人大归的不同，明显了。怀疑叔姬无子，心中不安，而愿意归去，所以杞伯来鲁国说明原因，鲁国人允许，然后让她归去。等到她去世，鲁国人请求而再次迎接她。鲁国人允许，是为了顺从叔姬的情意；后再次请求，是为了表明不绝之义。所以《左传》说：“杞叔姬卒，是为了杞国；迎叔姬，是为了我国。”虽然
鲁、杞不知出母庙絶之义，然礼以义起，以情生。《春秋》姑録之，以识其顺变之法如此耳。
译鲁国和杞国不懂得为出嫁母亲断绝宗庙祭祀的道理，然而礼制是根据道义而确立，根据人情而产生。《春秋》暂且记载这件事，用以表明顺应变通的方法就是这样罢了。
灌甫曰：“经书郯伯姬、杞叔姬来归，左氏俱曰‘出也’。按二姬书有详畧，必有当絶者，何也？杞叔姬书卒、书逆其丧，归；郯伯姬不书卒，不书丧归。然二姬之事虽不可考，而杞则详，而礼；郯则不言所终，当絶，不当絶者亦可知矣。左氏‘俱出’之説，或不足据。”
公防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传》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晋人惧，防于蒲，以寻马陵之盟。是行也，将始防吴，吴人不至。
赵子常曰：「自马陵以来，诸侯未有贰也。则其曰同盟，何？晋惧失诸侯也。诸侯之从于晋者，类非诚服也。晋人亦知自反矣乎？」马陵未几，而受孙林父之奔，以隙卫；反汶阳之田，以携鲁；志不得于楚，而侵蔡；威不足，以及吴，而伐郯。以是道宗诸侯，虽日同盟，无益也。景三同盟虫牢，以得郑也；而宋辞马陵，以得宋盟。左氏谓「寻虫牢」是也。以为服莒，细已甚矣。于是郑、鲁皆有叛意。执郑伐郑，止公盟。公徒为是纷纷，无益也。卒至防琐泽，而与楚成；防钟离，而借吴援。晋文襄覇主之余势，于是尽矣。
蒲卫地
公至自防
二月伯姬归于宋
伯姬之归杜氏，曰：“宋不使卿逆，非礼，非也。”赵氏曰：“不言逆者，亲迎也，亦非也。”国君来，我未有不书者，言归则不必言逆，故二氏之説皆非也。
左传》楚人以重赂求郑，郑伯防楚公子成于邓。
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
何休氏曰：「古者妇人三月而后庙见，成妇，父母使大夫操礼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时足以别贞信也。贞信着，然后妇礼成。故妇人未庙见而死，则归▯女氏之党。」
晋人来媵
胡传：“伯姬贤，行着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礼。贤名闻于逺，故诸国争媵。信其无妬忌之行。程氏以为：一女子之贤，尚闻于诸侯，况君子哉？”或曰：“鲁女虽贤，岂能闻于逺乎？”曰：“古者庶女与非敌者，则求为媵，固为之择贤小君。则诸侯之贤女，自当闻矣。”何氏曰：“朝廷侈于妬，上妇人侈于妬，下。伯姬以至贤，为三国所争媵。”
媵浅事也，一国三媵，书词重疉。何氏以为妇人侈于妬，下伯姬至贤，三国争媵，熊过氏又谓鲁以阳田故，于宋无所忌，晋卫亦以孙林父奔晋媵鲁，盖三国合矣。若然，则后齐人来媵，亦何不可言合乎？夫常事不书，失常则书。媵女从嫡，同效于归，若未任荅君子，则待年一国。故诗曰：「诸娣从之，祁祁如云。」今伯姬二月巳归矣，而晋人来媵，则以次年五月不及时矣。又异姓不媵，而齐人来媵，书此以志变也，且以伯姬尽其辞也。
秋七月丙子齐侯无野卒
晋人执郑伯
晋栾书帅师伐郑
左传》秋，郑伯如晋，晋人执诸铜鞮。栾书伐郑，郑人使伯蠲行成，晋人杀之。楚子重侵陈，以救郑。
王樵氏曰：「中国失道，夷狄抗衡。自文宣以来，晋楚争郑。郑从楚则晋师至，从晋则楚师至。邲之战，郑之从楚者十年。自成五年，虫牢、马陵之防，楚方备吴，未暇争郑。郑在晋者亦五年矣。今年蒲之防，楚以重赂求郑，郑复防楚于邓。夫惟利是从，而不要诸义，郑信有罪矣。然旋即悔过，而躬朝于晋，即当原其不获已之情，待之以礼可也。有以礼来朝，而反蒙执辱者哉？况伐其国，又杀其行人耶？明年又使卫侵郑，又防诸侯伐郑。间楚之不争，而肆暴无已，故郑即甘心于楚。比楚以挠中国者，凡二十年，诸侯之役无寜嵗鳃鳃然以失郑为忧，尚谁咎哉？故称人而执，与执其君而伐其国，皆直书而义自见矣。杀伯蠲不书，既执其君，举重也。」
冬十有一月▯齐顷公
楚公子婴齐帅师伐莒，庚申，莒溃。
楚人入郓
郓者，今沂水县莒鲁所争东郓也。本鲁地，而莒据有之。莒溃，因入之耳。不书遂，楚用偏师入之。行间非婴齐也。楚非与莒有恶，盖报晋之伐郑也。季氏曰：“楚自入春秋以来，兵未有至于沂上者。今特遣贵卿越淮泗，泝沂以伐莒。
译灌甫说：“经书记载郯伯姬、杞叔姬来归，左氏都说是‘被休弃’。考察两位姬姓女子的记载有详略之分，必定有应当断绝关系的，为什么呢？杞叔姬记载了去世、迎丧归来；郯伯姬没有记载去世，也没有记载迎丧归来。然而两位姬姓女子的事迹虽然不可考证，但杞国记载详细且合乎礼制；郯国不记载最终结局，应当断绝还是不当断绝也就可知了。左氏‘都被休弃’的说法，或许不足以依据。”
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在蒲地结盟。
《左传》说：因为归还汶阳的田地，所以诸侯对晋国产生二心。晋国人害怕，在蒲地设防，以重申马陵之盟。这次行动，将开始防备吴国，吴国人没有到。
赵子常说：“自从马陵之盟以来，诸侯没有产生二心。那么这里说结盟，是为什么呢？晋国害怕失去诸侯。诸侯跟随晋国的，大多不是真心信服。晋国人难道也懂得自我反省吗？”马陵之盟不久，就接纳孙林父的投奔，从而与卫国产生嫌隙；归还汶阳的田地，从而离间鲁国；在楚国那里不得志，就侵犯蔡国；威势不足，波及吴国，就讨伐郯国。用这种方法来统领诸侯，即使天天结盟，也没有益处。景公三年在虫牢结盟，是为了得到郑国；而宋国推辞马陵之盟，是为了得到宋国的盟约。左氏说‘重申虫牢之盟’是对的。认为这是为了降服莒国，就太细微了。于是郑国、鲁国都有叛离的意思。拘捕郑伯讨伐郑国，阻止鲁公结盟。鲁公徒然为此纷纷扰扰，没有益处。最终在琐泽设防，与楚国达成和解；在钟离设防，借吴国的援助。晋文公、晋襄公霸主的余势，至此就耗尽了。
蒲，是卫国的地。
鲁公从蒲地回来。
二月，伯姬嫁到宋国。
关于伯姬的归嫁，杜氏说：“宋国不派卿大夫迎接，不合礼制，这种说法不对。”赵氏说：“不记载迎接，是因为亲自迎娶，这种说法也不对。”国君来，我们没有不记载的，记载‘归’就不必记载‘迎’，所以两家的说法都不对。
《左传》说：楚国人用厚重的贿赂求取郑国，郑伯在邓地会见楚公子成。
夏季，孙行父到宋国致送女子。
何休说：“古代女子出嫁三个月后才在宗庙拜见公婆，成为正式媳妇，父母派大夫操持礼仪去致送。一定要三个月，是取一个时节足以辨别贞洁诚信。贞洁诚信彰显，然后妇礼才完成。所以女子没有拜见宗庙就死了，就归葬到娘家。”
晋国人来送媵妾。
胡安国说：“伯姬贤德，德行在家中显著，所以致送女子派卿大夫，特别丰厚她的嫁遣之礼。贤名远播，所以各国争着送媵妾。相信她没有嫉妒忌恨的行为。程氏认为：一个女子的贤德，尚且闻名于诸侯，何况君子呢？”有人说：“鲁国女子虽然贤德，难道能闻名于远方吗？”回答说：“古代庶女与非对等的诸侯，就求取作为媵妾，本来就要为她选择贤德的小君。那么诸侯的贤女，自然应当闻名了。”何氏说：“朝廷崇尚嫉妒，上层妇女崇尚嫉妒，下层也如此。伯姬因为至贤，被三国争着送媵妾。”
送媵妾是浅近的事，一国送三个媵妾，经文用词重复。何氏认为妇女崇尚嫉妒，下层伯姬至贤，三国争着送媵妾，熊过氏又说鲁国因为阳田的缘故，对宋国无所顾忌，晋国卫国也因为孙林父投奔晋国而送媵妾给鲁国，大概是三国联合了。如果这样，那么后来齐国人来送媵妾，又怎么能说不合乎呢？常规的事不记载，反常的事才记载。媵妾跟随嫡妻，一同效法归嫁，如果还没有承担侍奉君子的责任，就在一国等待成年。所以《诗经》说：“众妾跟随她，众多如云。”现在伯姬二月已经归嫁了，而晋国人来送媵妾，那么到次年五月就不及时了。又异姓不送媵妾，而齐国人来送媵妾，记载这是为了志记变例，并且为了伯姬而穷尽辞藻。
秋七月丙子，齐侯无野去世。
晋国人拘捕郑伯。
晋栾书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左传》说：秋，郑伯到晋国，晋国人在铜鞮拘捕他。栾书讨伐郑国，郑国人派伯蠲求和，晋国人杀了他。楚子重侵犯陈国，以救援郑国。
王樵说：“中原失道，夷狄抗衡。自从文公、宣公以来，晋楚争夺郑国。郑国跟随楚国则晋军到来，跟随晋国则楚军到来。邲之战，郑国跟随楚国有十年。自从成公五年，虫牢、马陵之盟，楚国正防备吴国，无暇争夺郑国。郑国在晋国一方也有五年了。今年蒲地之盟，楚国用厚重的贿赂求取郑国，郑国又在邓地会见楚国。只从利益出发，而不以义理约束，郑国确实有罪了。然而随即悔过，而亲自朝见晋国，就应当原谅他不得已的情状，以礼相待就可以了。哪有以礼来朝见，反而遭受拘捕侮辱的呢？何况讨伐他的国家，又杀他的使者呢？明年又派卫国侵犯郑国，又联合诸侯讨伐郑国。趁着楚国不争夺，而肆意暴虐没有止境，所以郑国就甘心归附楚国。等到楚国用来扰乱中原的，总共二十年，诸侯的劳役没有安宁的岁月，惶惶不安以失去郑国为忧，还能怪谁呢？所以称‘人’而拘捕，与拘捕其君主而讨伐其国家，都是直书而义理自见。杀伯蠲不记载，已经拘捕其君主，是举重略轻。”
冬十一月，齐顷公去世。
楚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莒国，庚申，莒国溃败。
楚国人进入郓地。
郓，是现在沂水县的莒鲁所争夺的东郓。本是鲁国的地，而莒国占据它。莒国溃败，因而进入它。不记载‘遂’，是因为楚国用偏师进入。行间不是婴齐。楚国并非与莒国有仇，大概是报复晋国讨伐郑国。季氏说：“楚国自从进入春秋以来，军队没有到达沂水上游的。现在特意派遣贵卿越过淮泗，逆流沂水以讨伐莒国。”
”且是时，晋方执郑伯以伐郑，乃不之救，长驱东向以攻所不急。此其防果安出乎？盖为备吴之计也。吴自七年伐郯，而寻入州来，江淮间与楚之国已皆震惊。楚人惧吴连合郯兵以出淮泗，则自汝以东非楚有矣。此所以逺出郯北以争诸侯。盖郯之所畏者，莫如莒。莒溃入郓，则足以制郯，而吴人不敢挟郑南下矣。此楚人伐莒之计也。
译况且当时，晋国正拘禁郑伯以讨伐郑国，楚国却不前往救援，反而长驱直向东进，去攻打并不紧急的地方。这种防备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呢？大概是为了防备吴国的计策。吴国自从七年攻打郯国，接着又进入州来，江淮之间以及楚国的属国都已经震惊恐惧。楚国人担心吴国联合郯国的军队从淮泗地区出击，那么自汝水以东的地方就不再属于楚国了。这就是楚国之所以远征郯国以北，以争夺诸侯支持的原因。大概郯国所畏惧的，没有比莒国更甚的。如果莒国溃败并退入郓地，就足以控制郯国，而吴国人就不敢挟持郑国向南进犯了。这就是楚国攻打莒国的计策。
秦人白狄伐晋
左氏诸侯贰故也
秦自败殽以来，与晋争兵者凡十二见矣。秦人连白狄以伐晋，十三年大防诸侯以伐秦。焉，赤狄既灭，白狄知其见绐，故同秦人伐晋也。晋伐郑方急，楚兵且东，溃莒入郓，牵制鲁师，使不敢助晋，而又西约秦，率白狄来战，欲使晋自救不暇，又安能伐郑乎？势逺节长，其为楚谋则善矣。
白狄今延安府所属其地也
郑人围许
左传》示晋不急也。是则公孙申谋之曰：「我出师以围许，为将改立君者，而纾晋使，晋必归君。」
城中城
中城杜氏以为鲁邑在东海廪丘县西南，或曰鲁之内城。定六年，城中城。谷梁云：“三家张也。”以是观之，非廪丘矣。楚人伐莒，入郓。郓逼于鲁城，中城盖惩莒而备楚欤？
杨瞿崃氏曰：「春秋城筑必书，恤民力，顺时令，盖重之矣。然亦僖、成以前，政在公家，其时征发劳役，据事直书，皆可严笔削以昭鉴戒。襄、昭、定、哀无政矣，三军之作而旋舍也，税畆之变而田赋也，尚有城筑出于公而可书乎哉？盖四公所书者薾然无生色矣。是故隠之城中丘、城郎也，而书『夏』，观『夏』之一字，可以知其非时。庄之筑郿、新延、廐筑、郎筑、秦、城小谷也，而书于无禾麦告籴之间，观于告籴无禾麦，可以知其非力。僖之年新作南门，成之年城中城也，而书以新作城中城，观于中城新作，可以知其非务。春秋书城筑，示鉴戒，尽于是矣。其后而城费、城防、城成郛，读经到此，盖不能无黯然咨嗟也，而鉴戒之意不存焉。虽然，虎牢之城、成周之城，此皆获麟絶笔间事也。古今来夷夏君臣之防，虽极式微之世，亦必留一脉于如线者，则于二役乎见之。是故城筑必书，亦所以征文献也。」
春秋辩义卷十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辩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十九 明 卓尔康 撰
成公二
庚辰○简王五年
十年○晋景十九卒，齐灵公环元年，卫定八，蔡景十一，郑成四，曹宣十四，陈成十八，杞桓五十六，宋共八，秦桓二十四，楚共十，吴夀梦五。
春
左传》晋侯使籴茷如楚，报太宰子商之使也。
卫侯之弟黒背帅师侵郑
左传晋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
卜郊不从记者四，惟此五卜。正义曰：当是三月三卜，四月又卜，皆不吉乃止也。
五月，公防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
左传》郑公子班闻叔申之谋，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郑人杀繻，立髠顽。子如奔许。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焉。”五月，郑伯归。
赵子常曰：「于是郑伯归于郑，曷为不书？罪不及失国也。执君归，不书，如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哀四年小邾子，是也。必覇主释有罪而后书，如曹伯襄、卫侯、郑、曹伯负刍，是也。苟罪不及失国，则固宜归者也。」
晋侯非景公也，然而不可不谓之景公，何也？晋侯疾出，仓卒不能出防，然发命征令，实在景公矣。州蒲不过代父有事耳。据传，夏四月，记晋侯有疾；五月，晋立太子州蒲以为君，而防诸侯伐郑。其州蒲立时在辛巳之前，晋景公未卒；至丙午乃卒耳。称孤称子，乃居丧在防之词。今州蒲因父疾代防，非居丧比也。《左传》记载，如不曰「晋立太子州蒲以为君」，则将曰「晋立太子州蒲以为子」乎？有是语法乎？説家不通文理，而刘原父以为晋人生立君，家▯翁谓《左氏》误以郑事为晋事，皆非。
孔氏曰：「汉末应劭作《旧君讳》云：『昔者周穆王名胡，▯毕公即当归，何以淹至明年暮春耶？』可见公之在晋，自别有故，鲁人探其情而辱之，固是臣子之心，然因以殽乱圣人书法，则不可也。」
冬十月
辛巳○简王六年
十有一年○晋厉公州蒲元年，齐灵二，卫定九，蔡景十二，郑成五，曹宣十五，陈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九，秦桓二十五，楚共十一，吴夀梦六。
译秦人与白狄攻打晋国，是因为《左传》所说的诸侯对晋国产生二心。秦自从殽之战失败以来，与晋国争战共出现了十二次。秦人联合白狄攻打晋国，十三年在防地大会诸侯攻打秦国。赤狄已经被灭，白狄知道被欺骗，所以与秦人一起攻打晋国。晋国攻打郑国正急，楚国的军队将要东进，攻溃莒国、进入郓地，牵制鲁国的军队，使鲁国不敢援助晋国，又在西边与秦国约定，率领白狄来作战，想要使晋国自顾不暇，又怎么能攻打郑国呢？形势遥远，环节漫长，这作为楚国的谋略是很好的。
白狄现在的所在地是延安府所属的地方。
郑国人围攻许国，《左传》说这是向晋国表示不紧急。这就是公孙申谋划说：“我们出兵围攻许国，装作要改立国君的样子，从而舒缓晋国的使者，晋国一定会归还我们的国君。”
修筑中城。杜氏认为中城是鲁国的邑，在东海廪丘县西南，有人说这是鲁国的内城。定公六年，修筑中城。《谷梁传》说：“这是三桓势力扩张的表现。”由此看来，中城不是廪丘。楚国人攻打莒国，进入郓地。郓地逼近鲁国的都城，修筑中城大概是惩戒莒国而防备楚国吧？
杨瞿崃氏说：“《春秋》对于修筑城邑必定记载，体恤民力，顺应时令，大概是重视它了。然而也是僖公、成公以前，政权在公室，那时征发劳役，据事直书，都可以用严正的笔削来昭示鉴戒。到了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公室没有政权了，三军的行动随即驻扎，田赋的变化而征收赋税，还有出于公室而可以记载的修筑城邑吗？大概四位国君所记载的修筑城邑都萎靡没有生气了。因此隐公时修筑中丘、城郎，记载了‘夏’，看‘夏’这个字，可以知道它不合时令。庄公时修筑郿、新延、廐筑、郎筑、秦、城小谷，记载在无禾麦告籴之间，看告籴无禾麦，可以知道它不合民力。僖公时新作南门，成公时修筑中城，记载为新作中城，看中城新作，可以知道它不合正务。《春秋》记载修筑城邑，以示鉴戒，尽在于此了。其后修筑费、防、成郛，读经到这里，大概不能不黯然叹息，而鉴戒的意义就不存在了。虽然如此，虎牢的城、成周的城，这都是获麟绝笔间的事情。古今来夷夏君臣的界限，即使在极其衰微的时代，也必定留下一线生机，就在这两次役事上体现出来。因此修筑城邑必定记载，也是为了征引文献。”
《春秋辩义》卷十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辩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十九 明 卓尔康 撰
成公二年
庚辰 ○ 周简王五年
十年 ○ 晋景公十九年卒，齐灵公环元年，卫定公八年，蔡景侯十一年，郑成公四年，曹宣公十四年，陈成公十八年，杞桓公五十六年，宋共公八年，秦桓公二十四年，楚共王十年，吴寿梦五年。
春季
《左传》记载，晋侯派籴茷出使楚国，报答太宰子商的出使。
卫国国君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左传》说是晋国的命令
夏季四月，五次占卜郊祀都不吉利，于是就不进行郊祀了。
占卜郊祀不吉利记载了四次，只有这次是五次占卜。《正义》说：应当是三月三次占卜，四月又占卜，都不吉利才停止。
五月，鲁公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攻打郑国。
《左传》记载，郑国公子班听说叔申的谋略，三月，子如立公子繻为国君。夏四月，郑国人杀了公子繻，立髠顽为国君。子如逃奔许国。栾武子说：“郑国人立了国君，我们抓住一个人有什么好处？不如攻打郑国然后归还他们的国君，以求和解。”五月，郑伯回国。
赵子常说：“于是郑伯回到郑国，为什么不记载？因为罪责不及失国。执君归国，不记载，如襄公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哀公四年小邾子，就是这样。一定是霸主释放有罪之人然后记载，如曹伯襄、卫侯、郑、曹伯负刍，就是这样。如果罪责不及失国，那么本来就应该归国的。”
晋侯不是景公，然而不能不称他为景公，为什么呢？晋侯生病外出，仓促间不能亲自参加会盟，然而发布命令征召诸侯，实际上是在景公身上。州蒲不过是代替父亲处理事务罢了。根据《左传》，夏四月，记载晋侯有病；五月，晋国立太子州蒲为君，然后会合诸侯攻打郑国。州蒲立为君的时间在辛巳之前，晋景公还没有去世；到丙午才去世。称孤称子，是居丧在会盟时的说法。现在州蒲因为父亲生病代替会盟，不是居丧可比。《左传》记载，如果不说“晋国立太子州蒲为君”，那么将说“晋国立太子州蒲为子”吗？有这样的语法吗？解说的人不通文理，而刘原父认为晋国生前立君，家〇翁认为《左氏》误把郑国的事当作晋国的事，都不对。
孔氏说：“汉末应劭作《旧君讳》说：‘从前周穆王名胡，〇毕公就应当回来，为什么淹留到明年暮春呢？’可见鲁公在晋国，自有别的原因，鲁国人探知实情而羞辱他，固然是臣子的心意，然而因此混淆圣人的书法，则不可以。”
冬季十月
辛巳 ○ 周简王六年
十一年 ○ 晋厉公州蒲元年，齐灵公二年，卫定公九年，蔡景侯十二年，郑成公五年，曹宣公十五年，陈成公十九年，杞桓公五十七年，宋共公九年，秦桓公二十五年，楚共王十一年，吴寿梦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