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辩义卷四　　　　明　卓尔康　撰

译两军交战后各自退兵，没有发生溃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战争则是双方交战，互有胜负，不能只着眼于一个国家，所以只说“战”罢了。这场战争我方已有正当理由，卫国也率领军队，齐国虽然内心厌恶援助纪国，但不能掌握话语主动权，因此记载为“来战于郎”，这是散辞。

译赵子常说：“凡是诸侯之间相互侵伐，有的攻掠，有的求和，不一定都发生战争。如果发生战争，则根据主客关系、中原与夷狄的关系，都以‘应兵’（被动应战）来记载。这里不写鲁国与三国交战，而直接写三国国君来战，这是笔削（史书删改）的体例。”姜廷善说：“查考北戎讨伐齐国，郑忽救援齐国，击败北戎，鲁国因为郑国在周王室班次中排在后面而赠送祭品，这件事未必属实。大概北戎距离齐国很远，未必能出兵攻打齐国；郑国也距离齐国很远，齐国未必会远道等待郑国的救援，而郑忽昏庸懦弱，也未必能救援齐国并击败北戎立下功劳。鲁国因为援助纪国的缘故，与齐国断绝往来已经六年，如今也未必会到齐国去赠送祭品。只应当相信依据经文，像左氏的说法，那么前人曾认为那是浮夸不足为凭的。”

庚辰日，周桓王十九年。

鲁桓公十一年，齐僖公三十年，晋缗公四年，卫宣公十八年，蔡桓公十四年，郑庄公四十三年去世，曹庄公射姑元年，陈厉公六年，杞靖公三年，宋庄公九年，秦出公三年，楚武王四十年。

春天，正月，齐国人、卫国人、郑国人在恶曹结盟。

熊过氏说：“齐国和郑国的党羽关系很久了，还怀疑桃丘之盟对卫国的影响，所以结盟共同断绝与鲁国的关系。”

汪氏说：“鹿上之盟，三国都称‘人’；齐国的盟会，清丘同盟，四国都称‘人’；翟泉之盟，七国都称‘人’；蜀地的盟会，十一个国家都称‘人’；澶渊的会盟，十二个国家都称‘人’。未必都是地位低微的人，如果是地位低微的人就不会记载在经文中了。”

赵子常说：“一次战役中再次有事。桓公十一年交战，称‘君’；结盟，称‘人’。前面记载‘来战’，那么他们的罪责已经显明了。想要表明两件事属于同一次战役，所以承袭上文略称‘人’来体现。”陈氏说：“这次交战，是诸侯。凡是同一次战役中再次出现的，只是略称‘人’罢了。”

夏天，五月癸未日，郑伯寤生去世。

郑庄公去世后，公子五人争夺权力，战乱不息。孔氏说：“这一年，郑忽逃奔卫国，郑突回到郑国，这是第一次争夺。十五年，郑突出逃到蔡国，郑忽复归，这是第二次争夺。十七年，郑忽杀了子亹，立郑忽为君，这是第三次争夺。十八年，齐国人杀了子亹，立子仪，这是第四次争夺。庄公十四年，傅瑕杀了子仪，迎立厉公，这是第五次争夺。”

秋天，七月，安葬郑庄公。

九月，宋国人拘捕了郑国的祭仲。

《左传》记载：夏天，郑庄公去世。起初，祭仲足受到庄公的宠信，为庄公娶了邓曼，生了昭公，所以祭仲立他为君。宋国的雍氏女子嫁给了郑庄公，名叫雍姞，生了厉公。雍氏宗族在宋庄公那里受宠，所以诱捕了祭仲并拘禁他，说：“如果不立突为君，你就死。”同时也拘禁了厉公并向他索取贿赂。

祭是郑国境内的邑名，仲是祭仲的字。他是天子任命的卿大夫，担任郑国的卿。所以他的字与孔父、女叔相同。如果说贤者不称名，认为他懂得权变，那么公羊氏就错了。赵氏认为国君不称卿老、世妇的名字，郑老臣忽不敢称名，这又太迂腐了。称其臣的字而称其君的名，何当争国奔归？不称名就无法征信。义理不在于君前臣名的说法。

五年，郑伯抵御周王。左氏记载：“祭仲足担任左拒。”又说：“郑国派祭足慰劳周王。”慰劳周王，撰文者必定不称字。前面说“仲足”与“孔父嘉子仪克”一类，连字带名，名一定在后面。春秋时有这种称呼。至于萧叔，也是大心为名，叔为字。

茅堂胡氏说：“祭仲因为是命大夫而称字，是深责他。有人把仲当作名，是错的。查考《郑诗》讽刺庄公不听祭仲的劝谏，其中的词句说：‘将仲子兮’，又说：‘仲可怀也’。作这首诗的人，难道会斥责其国相的名字吗？由此可知仲是字，无疑了。”

这是记载拘捕的开始。

郑突回到郑国。

刘侍读说：“祭仲的道义，应当效死不听。如果不能做到，就像是勉强答应。回到他的国家而背弃他，拘捕郑突并杀了他，也是可以的。两者都不能做到，却废黜其君而立不正之人，像祭仲所做的，是春秋时代的乱臣。”

郑忽出逃到卫国。

过了年，说：“君主在丧期，称为‘子’。郑忽是嫡长子，似乎应该为君。”而《春秋》记载“郑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都称名而没有区别，为什么呢？左氏记载：“郑忽推辞齐国的婚约，祭仲说：‘一定要娶。君主多内宠，你没有大援助，将不能立。’三位公子都是君。”又说：“祭仲足受到庄公的宠信，为庄公娶了邓曼，生了昭公，所以祭仲立他为君。”郑忽虽然应当立，也不是公命，所以只称“忽出逃到卫国”。“郑突本来就不正，不必因为不称郑而贬低。”说“郑突回到郑国”，是省略文字。“郑忽不说郑，应当属于哪个国家？”

王樵氏说：“查考小序《有女同车》讽刺郑忽。太子郑忽曾经对齐国有功，齐侯请求嫁女给他，齐女贤惠而不娶，最终因为没有大国的帮助，以至于被驱逐，所以国人讽刺他。现在查考郑忽推辞婚约是正确的，他说：‘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充是言也，修德行仁以兴郑国可也。郑忽最终不能为君，没有济乱之才，怜悯他可以，罪责他不可以。讽刺郑忽是鄙夫之言，胡氏采纳它是错的。俗话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郑庄公喜欢构陷人父子兄弟的嫌隙。”

译从而促成祸乱，州吁弑杀完公篡夺君位，就想要安定他；宋国的公子冯逃奔到郑国，就想要接纳他；曲沃庄伯攻打翼城，就帮助他；鲁桓公弑杀隐公，就交换许田、缔结祊地之盟；华督弑杀殇公而立庄公，就促成宋国的祸乱、分割宋国的贿赂。这时诸侯们互相勾结作恶，就像市场上的商人一样。宋国胁迫祭仲，驱逐忽而立突，就是庄公所为。

译这本书记载了“奔”这一事件的开端。

鲁大夫柔会同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

蔡叔作为诸侯的兄弟，此处称其字。

这是鲁国内部大夫会同外部诸侯结盟的开始。

折是鲁国的地方，孙明复说：

鲁桓公与宋公在夫钟会盟。

夫钟是郕国的地方。

冬季十二月，鲁桓公与宋公在阚地会盟。

宋国和鲁国都是帮助郑厉公突的人，折地以下的三次盟会，都是宋庄公联合鲁国争夺郑国的计谋，多次盟誓以加深交情，怀疑胡氏的说法是正确的。当时，郑国依附齐国，宋国如果不制服齐国，难以图谋郑国，而鲁国正对齐国有郎之战的怨恨，陈国和蔡国也对郑国积怨已久，深恨郑国，所以在折地的会盟，宋国想要得到鲁国的响应，以防范齐国的议论，这是后来的事情。

熊过氏说：“大夫会同诸侯结盟，从此开始。柔不称氏，是因为尚未赐族，他是卿。凡是先公之子外出参与盟会，按法应当以臣子的礼节书写其名。赵氏认为诸侯的弟弟代理君位，就称字，这是不对的。礼制规定，卿不会同诸侯。阚是鲁国的地方，现在汶上县西有阚亭。”

辛巳日，周桓王二十年。

鲁桓公十二年，齐僖公三十一年，晋缗公五年，卫宣公十九年去世，蔡桓公十五年，郑厉公突元年，曹庄公二年，陈厉公七年去世，杞靖公四年，宋庄公十年，秦出子四年，楚武王四十一年。

春季正月。

夏季六月壬寅日，鲁桓公会同杞侯、莒子在曲池结盟。

两国都是鲁国的邻国，鲁桓公平定两国，所以在鲁国境内会盟。

曲池，现在曲阜县北境有曲水亭，即古汶阳。

杞公，《谷梁传》作纪，《曲池公》作敺蛇。

秋季七月丁亥日，鲁桓公会同宋公、燕人在谷丘结盟。

黄正宪氏说：“去年宋国与鲁、陈、蔡结盟，现在又与燕国结盟，打算切断齐国和郑国的道路。”但宋国屡次向鲁国求助，《左传》却说“鲁桓公想要平定宋、郑之间的矛盾，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当时齐、郑结为党羽，齐国图谋吞并纪国，鲁桓公想援助纪国却做不到，他想要宋国平定郑国，是意图让郑国背离齐国、联合鲁国，从而暗中援助纪国，计谋也很巧妙。

熊过氏说：“南燕国是姞姓伯爵，黄帝的后裔。国都在现在卫辉府胙城县谷丘，宋国在现在归德府。宋国与鲁、陈、蔡曾经结盟，现在又与燕国、齐国、郑国结盟，于是道路被切断。”

八月壬辰日，陈侯跃去世。

鲁桓公会同宋公在虚地。

虚是宋国的地方，《公羊传》作郯。

冬季十一月，鲁桓公会同宋公在〇地。

黄正宪氏说：“考察折、阚、夫钟的会盟，是宋国想要亲近鲁国讨伐郑国，所以多次在鲁国境内会盟，宋国是主导者。这次〇地和虚地的会盟，是鲁国想要平定宋、郑，宋国不接受调停，所以多次在宋国境内会盟，鲁国是主导者。”

〇是宋国的地方。

丙戌日，鲁桓公会同郑伯在武父结盟。

《左传》说：宋国多次向郑国索取贿赂，郑国无法承受。鲁桓公想要平定宋、郑。秋季，鲁桓公与宋公在句渎之丘结盟。宋国是否成就和平还不可知，所以又在虚地会盟。冬季，又在〇地会盟。宋公拒绝调停，所以与郑伯在武父结盟，于是率领军队讨伐宋国，发生战争。宋国没有信用。

黄正宪氏说：“考察武父是郑国的地方，这次会盟是出于鲁、郑两国的意愿。大概鲁国正想用平定宋国的谋划，向郑国施恩，以期望郑国援助纪国的心意；郑国又想用依附齐国的势力，暗中恐吓鲁国，以坚定其平定宋国的计谋。现在宋公拒绝调停，那么鲁国愧对失信于郑国；郑厉公于是背离宋国而联合郑国。郑厉公趁着鲁桓公怨恨宋国拒绝调停，于是联合鲁国图谋宋国。所以说这是出于两相情愿的。唉！鲁隐公接受郑国的调停，却断绝了与旧好宋国的关系；鲁桓公嫉妒宋国拒绝调停，却亲近仇敌郑国。相继失策，鲁国的国事可以知道了。”姚舜牧氏又说：“鲁桓公怨恨郑忽在郎之战中的行为，庆幸郑庄公去世，与郑厉公突结好，以发泄其怒气；而郑厉公突篡位自立，也想改变郑忽的做法，寻求与鲁国交好，作为自己的援助。这就是武父之盟两相契合的原因。”苏子繇说：“郑伯是郑厉公突，突篡夺其兄长的位子而自立。《春秋》以君主的礼节称呼他，为什么呢？诸侯虽然通过篡位获得权力，如果能够安抚百姓并亲近诸侯，内外都尊奉他为君，就以君主的礼节书写，不掩盖事实。虽然是君主但实际是篡位，虽然是篡位但实际是君主，都依据实际情况，否则就不这样。不能成为君主的，卫州吁、陈佗就是例子。”

丙戌日，卫侯晋去世。

《谷梁传》说：“再次称日，是决定日期的义理。”有人说：“再次书写丙戌，是多余的文字，不是孔子保留的。”然而考察石经，卫侯晋去世在武父结盟之前，卫侯上面没有丙戌二字，《谷梁传》错简在此处。

十二月，鲁国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

王樵氏说：“考察宋庄公得到国家，是郑国的力量；郑厉公突得到国家，又是宋国的力量。同类相同，那么他们的交往应该稳固。然而宋庄公的即位，华督在稷地促成，是因为齐、鲁、郑、陈都有贿赂的缘故。现在宋国因为以前对郑国的期望没有实现，以至于讨伐交战。《春秋》记载郜鼎的获取，以显示宋、鲁、郑的交往因贿赂而结合；记载武父之战，以显示宋、鲁、郑的党羽因贿赂而离散。”

高忠宪说：“多次盟誓最终背叛，多次会盟最终离散，所以盟誓会盟，是《春秋》所厌恶的。来战者，罪在对方，战于郎就是这样；往战者，罪在己方，战于宋就是这样。”

《左传》说：“宋公拒绝调停”，所以与郑伯在武父谋划，于是率领军队讨伐宋国，发生战争。这是鲁桓公亲自率领军队。不书写“公”字，赵氏说

译“蒙上文也。”前面称君，后面称师，是因为同一场战役中两次出现。熊过氏认为在内部称“及”是因为地位卑微，或者又认为是避讳国君，这都是不对的。只有赵氏“蒙上文”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古人没有理解罢了。现在上文的丙戌日，卫国国君晋去世，这件事发生在武父会盟之后，所以熊氏认为中间有其他事件，不能承蒙上文。他不知道石经原本中“卫国国君晋去世”这四个字原本在“武父会盟”之前，那么“武父会盟”与这条“在宋作战”正好相接，就不能说中间有其他事件了。况且《左传》明确记载了国君，怎么能说是地位卑微呢？赵氏本来就依据石经原本，即使不是石经原本，也自然没有妨害。庄公九年的干时之战，僖公二十二年的升陉之战，中间都有其他事件，也不能说没有承蒙上文。

译壬午日，周桓王二十一年。

鲁桓公十三年，齐僖公三十二年，晋缗公六年，卫宣公朔元年，蔡桓侯十六年，郑厉公二年，曹庄公三年，陈庄公林元年，杞靖公五年，宋庄公十一年，秦出子五年，楚武王四十二年。

春季二月，鲁桓公在防地会见纪侯和郑伯。己巳日，鲁桓公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这一场战役，《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说法不同。《左传》认为是宋国与郑国交战，然而帮助郑突的不仅仅是宋国。《公羊传》认为是鲁国与宋国交战，那么郑国难道唯独不想与宋国交战吗？《谷梁传》认为是纪国与齐国交战。赵匡考证经文中内外主兵的记载而采信此说，尤其不合理。纪国是小国，齐国天天侵凌它，纪国自顾不暇，怎么能挟持两个国家与齐国作难呢？况且《公羊传》《谷梁传》原本没有这种说法，持此说的人是根据什么看到的呢？那么该怎么办呢？郑突因为索取贿赂怨恨宋国，宋国恼怒郑国不应允，所以郑国与宋国交战。鲁国因为郎地之战怨恨郑忽，所以支持郑突。现在宋国攻打郑突，所以鲁国与宋国交战。郑忽曾经对齐国有功劳，所以郑忽联合齐国。郑忽逃奔卫国，所以联合卫国和燕国。因此去年宋国在谷丘结盟的，燕国就是宋国所挟持的。纪国与齐国结仇，鲁国又支持纪国，那么纪国就是鲁国所挟持的。把纪国列在前面，是按爵位排序。齐国排在宋国前面，不是按爵位。赵子常说这是以强大取代周朝的班序，大概也是臆测之辞。孔氏认为宋国让齐国做主，就像隐公四年州吁伐郑而让宋国做主一样，这也未尽其理。纪国排在郑国前面，齐国排在宋国前面，大概有几层含义。宋国原本帮助郑突，现在因为贿赂的缘故转而攻打郑突，尤其难以启齿，所以让齐国做主。好像是与纪国为难的样子，况且宋庄公继位是因为弑君被齐侯所立，当时难道没有致敬的礼节吗？宋国也不敢排在齐国前面，这是齐国排在宋国前面的原因。郑突成为国君，实际上是由宋国拥立的，现在因为贿赂的缘故背叛宋国，思怨忘德，也没有名义，所以把纪国排在郑国前面，不仅仅是按爵位排序，当时或许借齐国与纪国结仇之事，姑且立言，也未可知。所以按爵位排序纪国应当排在前面，纪国被郑国所援救，也应当排在前面，况且主兵者有时排在前面，有时排在后面，没有排在中间的法度。现在郑国作为主兵者排在后面，鲁国遵从内辞，那么纪国也应当排在前面，这是纪国排在郑国前面的原因。所以这场战役以宋国与郑国交战为实情，而其余各国各有始末，各有仇对，不记载所战的对象。《左传》说“后也”，各种条例都讲不通。根据《左传》及次年的传文认为不记载地点是因为战于宋地，宋国人率领诸侯讨伐郑国，报复宋国的战役，那么这场战役应当在宋地。然而熊过氏又认为在鲁地，他的依据是《春秋考异邮》说“战在鲁国的龙门”，所以《春秋》解说称“龙门之战，兵死伤者满沟”，正与书法内辞相合，那么这是战于鲁地。战于鲁地而不记载地点，为什么呢？《公羊传》认为因为靠近鲁国且不同于郎地之战，这是对的。与郑国交战罢了，为什么在鲁地？去年冬天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地交战，那么现在来，不是报复丁未日的战役吗？那么在鲁地，是因为靠近的缘故。

临川吴氏说：“从前郑庄公帮助齐国谋划对付纪国，鲁桓公多次与郑国会盟，宋国接着又与郑国一起讨伐宋国，郑厉公厌恶鲁国，所以帮助鲁国救纪国，而违背他父亲的做法。”

卫宣公尚未安葬而称卫侯，是因为已经过了新年。况且行军与会盟不同。

三月，安葬卫宣公。

胡氏传曰：“既然与卫国交战，为什么安葬卫宣公？怨恨不抛弃义理，愤怒不抛弃礼制。”由此可知古人以安葬为重。况且鲁国与卫国没有大仇。

夏季，发生大水。

秋季七月。

冬季十月。

癸未日，周桓王二十二年。

鲁桓公十四年，齐僖公三十三年去世，晋缗公七年，卫惠公二年，蔡桓侯十七年，郑厉公三年，曹庄公四年，陈庄公二年，杞靖公六年，宋庄公十二年，秦出子六年，楚武王四十三年。

春季周王正月，鲁桓公在曹地会见郑伯。

《左传》说：曹国人赠送了饩礼。

没有结冰。

夏季五月。

《谷梁传》孔子说：“听远处的声音，听到急促的却听不到舒缓的；望远处的人，看清容貌却看不清形体。”站在定公、哀公的时代，来指称隐公、桓公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夏季五月，是传抄存疑。

熊过氏说：“夏季五月，是缺文。”桓公的简册多缺经文，庄公的简册多缺传文。自从十九年空了一年经文而失传，或者连续数年经文而传文都没有，都是坠佚造成的。赵企明说：“修订经文之后，传授中缺失，或者圣人因旧史缺失而保留，是不对的。”赵氏的话是对的。《谷梁传》认为是传疑，胡康侯因此说：“《春秋》因旧史，有可减不能增，有可减不能增，是对的。”然而圣人经世的典籍，如果保留缺文，是为了什么呢？孔子称“及史阙文”，是说当时遵循所闻而不敢自用更改。如果去掉一个月字，或者增加一个月字，对于《春秋》的微言大义就细微了。为什么要保留它，徒然增加后世的疑惑呢？由此知道圣人不会这样做。

郝仲舆说：“夏季五月不记月，是缺文。是史官缺失吗？不是。仲尼笔削史书，却单独保留‘夏季五月’作为缺疑，迂腐了。大概是传写遗漏，世俗儒者诧为奇事，只能莞尔一笑。”

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

春季二月，在曹地会盟了。又派语来结盟，以重申巩固约定。称他的弟弟，是亲近其辞。熊氏认为诸侯尊贵，兄弟不得以亲属相通。称他的弟弟，就知道诸大夫有所……

译不认为这是出于内心的诚意吗？认为这是突然发生的，是不对的。《谷梁传》认为因为对方前来，我方就举出尊贵者与之结盟，这也是不对的。前来结盟的人，是奉君主的命令来接受盟约的。赵企明所说的“委屈自己而向我求盟”，这是对的。《谷梁传》认为这是预先定下的盟约，是不对的。齐年、陈、黄都是名字。认为诸侯的兄弟，按惯例应当称字而这里却称名，是为了谴责他们受到宠爱，这也是不对的。

译苏子繇说：“凡是外国的大夫来鲁国结盟，或者鲁国的大夫到他国结盟，都是代表他们的国君结盟。大夫代替国君结盟，符合礼制吗？按照礼制，诸侯不亲自到他国结盟，大夫既然到他国结盟，并不是与对方国君地位对等，即使是代表国君结盟也是可以的。”“语谷”二字当作“御谷”。

秋季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

乙亥日，举行尝祭。

尝祭并非八月固定的祭祀，因为御廪遭遇火灾，所以提前举行，这并没有严重违背礼制，但各种说法纷纭。熊氏说：“乙亥日的尝祭，左传认为‘不害’，是指火灾没有损害粮食。而谷梁传认为没有更换火灾后的剩余粮食是不敬，胡康侯据此作了传注。”然而赵匡说：“更换灾后的粮食一天就能办到，何况中间隔了两天呢？”这是根据当时的情形来考证，从而断定那些粮食并非火灾后的剩余。至于郑渔仲又说：“宗庙祭祀必须提前十天告诫，享祭越过三天，而尝祭时祭品已经出库。”这是又根据礼制来论证，从而断定那些粮食并非火灾后的剩余。我认为御廪是用来储藏祭品的，就像拴系着的牺牲一样。祭祀神灵的物品，既然不能另外寻求，火灾后的剩余又难以再次储存，只是急切地取来使用罢了。赵匡根据时间断定那些不是灾余粮食的说法，是不对的。宗庙祭祀提前十天告诫，享祭越过三天而举行尝祭，这是说平时致敬的方法罢了。现在只有御廪遭遇火灾，所以才有此举，怎么能在壬申日之前预先告诫呢？郑樵根据礼制断定那些不是灾余粮食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企明的说法与郑樵相同，然而那么这本书只是记载了这场火灾罢了。

灌甫说：“记载灾异自是一层意思，灾异与祭祀恰好相近，只在几天之间罢了。”汪氏说：“郊祭和禘祭，是诸侯不应当祭祀的，所以孔子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尝祭和社祭，是诸侯的尝祭，所以《春秋》一书中‘尝’字带有讥讽之意。用灾余的米作为祭品，四书社都因为日食、大水、击鼓用牲等不合礼制而记载，不记载祭社，认为这是尝祭的事。”汉儒因为《中庸》将郊、社、禘、尝并列提及，又看到《春秋》记载郊、社、禘、尝，所以附会认为这些都是僭越礼制。然而《春秋》记载“烝”、记载“尝”，难道是因为“尝”是重大的祭祀，而“烝”不是重大祭祀吗？如果“尝”被称为大祭，《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大”字呢？赵氏的辨析，是正确的。

冬季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

宋国人率领齐国人、蔡国人、卫国人、陈国人攻打郑国。

《左传》说：宋国人率领诸侯攻打郑国，是为了报复宋国之战。

胡传认为，用“师”而说“以”，是因为能够左右他们，以实行自己的意志。宋国怨恨郑突背叛自己，所以率领四国攻打郑国。鲁国怨恨齐国人侵犯自己，所以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蔡国怨恨囊瓦拘禁自己，所以率领吴国国君攻打楚国。蔡国弱于吴国，鲁国弱于楚国，宋国与蔡、卫、陈势均力敌，而弱于齐国，于是利用他们的军队来实行自己的意志，所以特别记载为“以”。

黄正宪氏说：“查考蔡、陈与宋国结盟，是折服的人；齐、卫与郑国结盟，是厌恶曹国的人。现在郑国已经背叛齐国，依附鲁国，那么齐国也背叛郑国，依附宋国，这是相持的局势。‘以’，是左提右挈的意思。齐国强于宋国，为什么？也是因为听从宋国深仇郑国。仇视郑国就可以知道嫉恨鲁国，而后来鲁国的祸患，也在此埋下了伏笔。《春秋》不仅记载宋、郑反复交相吞噬的祸患，实际上是为鲁、纪的危亡预先警示。”

宋国人率领诸侯攻打郑国。子常说：“‘以’，是什么意思？是请求出兵而自己率领。”陈氏传注说：“以一个国家而使用诸侯的军队，是从这时开始的。”胡氏说：“宋国与蔡、卫、陈势均力敌，而弱于齐国，于是利用他们的军队来实行自己的意志，所以特别记载此事，实际上并非国君亲自率领。”有人因为传注中有“诸侯攻打郑国”的话，怀疑是国君亲自率领，不知道传注中说“诸侯”，是不想重复说“齐人”、“蔡人”，是省略文字。事情统属于国君，即使诸侯不在称诸侯也可以。这是立言的方法。

公蔡人在卫人之下

甲申日，周桓王二十三年去世。

十五年，齐襄公诸儿元年，晋缗八年，卫惠公三年，蔡桓公十八年，郑厉公四年，曹庄公五年，陈庄公三年，杞靖公七年，宋庄公十三年，秦武公元年，楚武王四十四年。

春季二月，周天子派家父来请求车辆。

赵子常说：“请求车辆是有缺乏。”不久周天子去世，七年之后才安葬，那么诸侯不尊奉天子的罪过就大了。

三月乙未日，周天子去世。

夏季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

五月，郑伯突出逃到蔡国。

祭仲独揽郑国大权，郑伯派他的女婿雍纠杀他。雍姬告诉了祭仲，祭仲杀了雍纠，而郑伯出逃。那么为什么只说“奔”呢？《春秋》没有多余的言辞。作为国君而逃跑，没有不是出于他的臣下的。只记载“奔”，是保存大体。赵子常说：“为什么称名？是为了区分两位国君。凡是一国有两位国君的，他们的出入史官都称名，以示区分。”郑伯突是为了区分于忽，卫侯朔是为了区分于黔牟，卫侯郑是为了区分于叔武，卫侯衎是为了区分于剽，蔡侯朱是为了区分于东国，莒子庚舆是为了区分于郊公，邾子益是为了区分于革，只有北燕伯欵不知道是为了区分谁。齐晏子说：“燕国有国君了，那么也不可不区分。”十一年，突回到郑国。到这里，总共五年。

郑世子忽回到郑国。

忽也没有听说先前有受命，然而嫡长子应当立为国君。忽曾经得罪过鲁国，鲁桓公始终偏袒突，那么忽的复归，不是鲁国的意思。鲁

译史书必定不会以世子的名分来记载他。所谓世子，是太子尚未继承君位时的称呼。郑忽没有接受正式的册命，在郑国执政五个月后，又因违背法度而离开，这两种情况都不应该称为世子。因为他本应当继承君位，所以在他复归时仍用世子来称呼他，这不是鲁国史官原有的文字，而是《春秋》特有的笔法。

译刘侍读说：“忽的出逃，是因为没有郑国的支持。而且他不能被称为‘子’，那么忽能够君临国家的时间就不多了。《春秋》辨别嫌疑，明辨是非，认为忽曾经做过世子，如果庶孽能够夺取他的位置，那么天下的嫡庶秩序就会混乱，所以纠正他的名分，让他继承世位，这是深深厌恶乱臣贼子的心意。杜氏认为忽是太子，有母亲的宠爱，宗卿的援助，对诸侯有功，这是太子最兴盛的情况，这种看法太浅薄了。”

许叔进入许国。

许叔是许庄公的弟弟。在隐公十一年，郑国派遣许国大夫奉许叔居住在许国的东部。这一年郑国发生动乱，许叔估计郑国不能与自己争夺，所以自己进入许国并居住下来。许叔不书写他的字，这与齐小白、阳生、莒去疾的情况相似。杜氏说：“许国人赞许他，所以用氏来报告，这是对的。”又有人认为这是在国家动乱时偷偷进入，不符合复国的道义。然而郑国不混乱他就不能进入，攻打别人的国家，有的鸣钟击鼓，有的进行偷袭，方法不一。况且他得到了宗庙社稷并供奉它，哪里还顾得上询问呢？况且当时周天子在哪里？繻葛之战中周天子都中箭受伤了，方伯属于谁？齐国是大国，帮助郑国攻入许国，又把许国让给郑国，又能向谁报告呢？苏子由说：“许叔不称为公子，是因为他将成为国君。不写名而写字，是因为没有人与他争夺国家。凡是将要成为国君但不是尊贵者的，都写字。许叔、蔡季就是这样的例子。”

鲁隐公在艾地与齐侯相会。

《左传》说是谋划安定许国。

自从十年在郎地作战之后，到这时又与齐国的儿子通好。鲁国与齐国、郑国攻入许国，现在又与齐国达成安定许国的协议。许国安定，是许国用来扰乱忽的手段。

黄正宪氏说：“考察鲁国自从郎地作战之后，与齐国不相往来十三年，鲁国又联合郑厉公讨伐宋国，导致四国战败，那么齐国对鲁国的怨恨就更深了。况且现在郑厉公已经出逃，鲁国势单力薄且处境危险，所以趁着齐襄公刚即位举行这次会盟以修好，不知道又落入了诸儿的奸计中。”《左传》说：“谋划安定许国，是不对的。”艾是齐国的地方，公羊传作鄗，谷梁传作蒿。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

这三个国家是附庸国，称“人”，是轻视他们。邾国曾经称过字，这里为什么称“人”？是因为跟随牟、葛的缘故。

赵子常说：“凡是来朝见，同时到达，必定按照先后顺序行礼。像滕侯、薛侯就是这样。陈氏、项氏都认为这与滕、薛都是讥讽旅见。从三人以上贬低他人的说法是不对的。传言滕、薛争长，明显不是旅见。隐公以摄政君主的身份，不依礼即位，不任命大夫。卫国国君来会葬，不敢相见，却说隐公僭越天子的礼仪，这不符合人情。桓公虽然不贤，但在齐国赠送牲畜时采用周朝的班次，接待曹国太子时以上卿之礼相待。当时号称鲁国奉行周礼，说桓公僭越天子的礼仪，也不符合人情。比如楚国虽然僭越称王扰乱华夏，他召集诸侯也说使用齐桓公的礼仪而已。楚国尚且不敢僭越天子的礼仪来面对诸侯，何况鲁国呢？鲁君朝见而向霸主稽首，晋国人说：‘天子在位，而您屈尊稽首，我们的国君害怕了。’齐侯向鲁君稽首，鲁君拜谢，齐国人发怒。鲁国人说：‘不是天子，我们的国君无处稽首。’稽首尚且不敢，何况旅朝呢？学者不知道《春秋》有保存策书大体之义，拘泥于一个字的褒贬，而失去了实际情况，这就离《春秋》的精神很远了。”

牟，现在泰山郡有故牟国。李氏说，现在登州福山。葛，现在归德府宁陵县，实际上是古梁国。

秋天九月，郑伯突进入栎地。

程子说：“突是不正的。突既然肆意妄为，所以国人拥戴他，诸侯帮助他。书写爵位，是用来警戒居正位的人；自己不能保住，那么别人就会夺取了。书写‘入’，是为了显示道义上不容许。”

胡传在解释厉公复国时，削去不写，只写“入于栎”，为什么呢？夫制邑的死亡，虢君共城的叛乱，大叔的叛乱，都是庄公亲自告诫的。现在又修筑栎地并安置子元，使得昭公不能即位，这是谋划国家的失误啊！卫国有蒲、戚而驱逐献公，楚国有陈、蔡不守臣节而叛乱，弃疾末大必折，这是拥有国家的祸害。所以孔子对季孙说：“古时候私家不储藏铠甲，城邑没有百雉的城墙。”于是堕毁三都来壮大公室。对于厉公复国，削去不写，是说既然已经进入栎地，那么他的国家就已经恢复了。

木讷赵氏说：诸侯再次进入而不到达国都的，只有郑突入栎、卫侯入夷仪而已。郑突写名，而卫衎不写名。衎书写“复归于卫”，而突不书写“归于郑”，这是正与不正的区别。卫衎的出逃，本来是他的国家。林父驱逐而立剽，是不正的。突的出逃，位置不是他的位置，乃是篡位。突进入栎地，是将要逼迫兄长而出逃的阴谋，是再次篡位。衎从夷仪进入，《春秋》记载，是为了表明衎应当拥有卫国。突进入郑国而不书写，表明突不应当拥有郑国。王樵氏说：突称为郑伯，家氏认为孔子因为鲁史尊崇突而轻视忽，所以称突为郑伯，似乎未尽其理。突占据国家，多次与诸侯盟会，称为郑伯了，所以书写为郑伯，并不是承认他是诸侯。忽虽然是正嫡，未满一年就出逃，等到突被祭仲驱逐，虽然趁乱窃入，但不与诸侯盟会，没有事迹可见，不久就被人所杀，当时依其旧称叫郑世子忽而已，所以《春秋》也依据实际情况而书写。

栎，现在钧州已改为禹州，实际上是古阳翟。

冬天，十有一月，鲁隐公与宋公、卫侯、陈侯在袲地相会，讨伐郑国。

《左传》说是谋划讨伐郑国，

译在将要拥立厉公的时候，未能成功便撤兵返回。《谷梁传》说：“先划定疆界而后征伐，这是表示怀疑的措辞。”但这并非真正的怀疑。《胡传》说：郑忽势弱，郑突势强，诸侯不顾是非曲直，只计算双方的强弱。起初对扶植正道有所迟疑，最终却改变立场而顺从邪道。这正是《谷梁传》所说的：对践行道义犹豫不决，却对行不义之事果断坚决，互相联合出兵兴师，拥立篡位国家的公子。

译这时，公子突在栎邑，公子忽在郑国都城。《春秋》经文记载“伐郑”实为“伐忽”，这是很明显的。讨伐公子忽，是为了拥立公子突。宋国、冯国、鲁国、允国、卫国、朔国的国君，都是凭借篡位弑君而获得政权，所以竭力援助郑国的公子突，同恶相济。宋国因为向郑国索取贿赂，郑国不堪忍受而与之断交，如今宋国又帮助公子突，是因为公子忽返回了郑国。祭仲专权，政事多有抵触，所以宋国又谋划拥立公子突，以颠覆郑国的社稷，以便自己从中获利。唉！郑庄公拥立冯以扰乱宋国，宋庄公拥立突以扰乱郑国，出尔反尔，毫厘之间。天道好还，真是令人畏惧啊！

袲地在今徐州萧县西部，并非郑国之地。

宋公、上公、齐侯、袲公作侈。

乙酉日，周庄王元年。

鲁桓公十六年，齐襄公二年，晋缗公九年，卫惠公四年，蔡桓侯十九年，郑厉公五年，郑昭公忽元年，曹庄公六年，陈庄公四年，杞靖公八年，宋庄公十四年，秦武公二年，楚武王四十五年。

春季，正月，鲁桓公与宋公、蔡侯、卫侯在曹国会盟。

《左传》说：这是谋划讨伐郑国。

夏季，四月，鲁桓公与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一起讨伐郑国。

冬天已经讨伐过郑国，现在又再次讨伐郑国。熊氏说：“这是为了再次拥立公子突，但未能成功。”从此宋、鲁等国便抛弃了郑国，不再为其谋划。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公子突之所以能够安守栎邑，与郑国抗衡，形成两位国君并立的局面，这两次讨伐的功劳也不小。《王制》规定诸侯爵位次序有序，通晓《春秋》的人都知道没有蔡侯排在卫侯之前的情况，即正月在曹国的会盟至今也是如此。四月讨伐郑国，卫侯又排在蔡侯之前，为什么呢？杜氏认为是因为卫侯后到，但这没有确切的依据。熊氏认为主持会盟的人可以凭主观意愿升降次序，这也不对。霸主主持防务，号召诸侯，勤王讨伐叛乱，才有升降次序。如今桓公时期，两位霸主尚未兴起，各国地位相当德行平等，宋公与郑国结仇，仰赖三国救灾恤难，怎敢凭主观意愿凌驾于人之上？卫侯排在蔡侯之前，大概是因为有陈侯在场。如果没有陈侯，蔡侯和卫侯自然按照兄弟长幼排序。蔡叔是兄长，康叔是弟弟。陈国和蔡国都与楚国邻近，它们之间有一定的次序，没有不是陈侯排在蔡侯之前的。所以从桓公十一年到僖公二十一年、二十七年，没有不是陈侯排在蔡侯之前的。二十八年冬天，温地会盟，蔡侯排在陈侯之前，是因为蔡侯是侯爵而陈侯是子爵。卫侯排在陈侯之前，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因为卫国比陈国大。”卫侯排在陈侯之前，自然也就排在蔡侯之前了。从此直到襄公二十三年，共八十多年，蔡国归属楚国，未曾与陈国并列参加会盟。其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昭公四年，都是蔡侯排在陈侯之前，这是因为楚国执政，蔡国与楚国关系尤为亲近紧迫，想要得到蔡国，所以提升蔡侯的次序以引诱它，这更加不符合周礼的旧制了。

汪氏说：“蔡侯、卫侯都是姬姓侯爵，却有时在前有时在后，大都是凭私意进退。所以这次在曹国会盟，先排蔡侯；讨伐郑国，先排卫侯；在践土结盟；在宋国会盟、在召陵会盟、侵楚时，蔡侯又排在卫侯之前；在虢国会盟，卫侯又排在蔡侯之前，变动不一。所以在鄄地会盟、在幽地结盟、侵蔡、在首止会盟、在新城会盟、在咸地会盟、在牡丘结盟、在淮地会盟、在新城结盟、在棐林会盟、在蜀地结盟。襄公五年，在戚地会盟、在鄬地会盟，则是陈侯排在卫侯之前，跟随周王讨伐郑国；宋国率领四国讨伐郑国，在袲地会盟。这一年讨伐郑国，在宋国会盟、在虢国会盟、在召陵会盟，则是卫侯排在陈侯之前。这一年讨伐郑国、讨伐卫国、拥立朔、驻扎在郎地、在北杏会盟、与齐国结盟、在盂地会盟、包围宋国、在翟泉结盟、在虢国会盟，则是陈侯排在蔡侯之前，跟随周王讨伐郑国；宋国率领四国讨伐郑国，在温地会盟。襄公二十四年，讨伐郑国、在宋国会盟、在申地会盟、再次讨伐吴国、在召陵会盟、在鸡父战败，则是蔡侯排在陈侯之前。这些都是先后次序没有定规，无非是霸主凭主观意向的偏向来决定升降。更严重的是，许国是男爵却排在曹伯之前；在淮地会盟又排在邢侯之前；莒国、邾国是子爵却排在薛伯、杞伯之前。齐桓公是侯爵却排在宋公之前，说是因为主持盟会；晋国称霸后，在会盟时也是侯爵排在宋公之前，也说是因为主持盟会。然而自从晋国称霸之后，齐国也是侯爵排在宋公之前。齐国世子光在鸡泽结盟，直到在柤地会盟，都排在小邾子之下，世子未用皮帛立誓，排在子爵男爵之后，似乎是合理的。然而在戍守虎牢的战役中，却排在滕子、薛伯、杞伯之上；在亳城北、萧鱼的战役中，则排在莒国、邾国之上。如果世子向天子立誓而代理国君，那么降低其国君一等礼节，也应该排在薛伯、杞伯之下，何况齐光并未向天子立誓呢？根据《左传》在戍守虎牢的战役中，说齐太子光先到军中，所以排在滕子之前；在亳北的战役中，说齐太子光、宋向戌先到郑国东门，也是以到达的先后改变次序罢了。唉！春秋时期，王政纲纪废弛，典礼崩坏，诸侯放纵，只看重实力，不再以爵位的高低决定尊卑，而专门以国家的强弱决定上下。所以隐公时期，滕国、薛国朝见鲁国而争夺长幼，这还都是侯爵。桓公时期，鲁国按周朝班次排在郑国之后，而郑国发生了郎之战，就已经不计较爵位次序了。发展到春秋末期，宋国、虢国会盟，楚国以蛮夷身份与晋国争夺主持防务；春秋终结时，吴国甚至在黄池与晋国争夺长幼而主持会盟。虽然如此，春秋对于诸侯爵位次序的紊乱，顺从主持会盟者的做法而不加改正，是为了彰显其过失。宋国、虢国排在晋国之前，黄池会盟以‘两伯’称之，是为了抑制其强盛，宋国、虢国、黄池等待贬斥断绝以显示罪恶，其余顺从主持

译聚会的人所做的事，不应被贬斥断绝，从而显露出罪恶。

译秋季七月，鲁庄公从讨伐郑国的战役中回国。

这是记载他讨伐后回国的开始。

冬季，在城向筑城。

熊过氏说：“鲁庄公三年，莒国已经攻入了向地。因为向地位于莒国和鲁国之间，所以鲁国趁着向地臣服的机会在那里筑城。后来莒国最终灭掉了向地，而莒国与鲁国的争端也就由此开始了。”根据下文提到十一月，那么这里所说的冬季应当是指十月。十月在夏历中是八月，农事尚未结束，怎么可以兴动劳役呢？

十有一月，卫国国君朔出逃到齐国。

《左传》记载：卫惠公构陷杀害太子伋和公子寿，左公子泄和右公子职怨恨惠公。十一月，两位公子拥立公子黔牟为国君，惠公出逃到齐国。《公羊传》说：天子不能驱使卫国的小众军队。《谷梁传》说：天子召见而卫侯不去。

王樵氏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卫朔得罪了天子，但当时周王室的威势不振，天子并没有发动小国军队去讨伐，也没有因为召见而不往就立即讨伐，卫朔怎么会因为害怕天子而逃奔呢？大概是两位公子的谋划，而周天子也知晓此事。观察鲁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援卫国，卫朔得以复国，并将黔牟放逐到周王室，由此可知卫朔出逃、黔牟被立，是两位公子的谋划，而周天子也知晓，这是明显的。”

张洽氏说：“卫朔即位已经五年，两位公子不能独自驱逐他，一定是趁着卫朔凌蔑周王室、想要讨伐他的时候，两位公子才得以实现他们的志向。所以鲁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援卫国，《公羊传》的说法必定有所依据。”

熊过氏说：“我曾经与东海的季明德讨论《左传》中关于伋和寿的事情。明德指出其中失实的地方：卫宣公与庶母夷姜通奸，生下急子，必定不在先君在世时。等到他夺取儿媳宣姜，生下寿和朔，那又应当是十七八年之后了。从鲁隐公壬戌年到鲁桓公庚辰年，才十九年。朔虽然已经出生，也不过两三岁罢了。然而宣公去世、朔继承君位时，已经是鲁桓公十年，计算那时朔应该刚满周岁，还在襁褓之中。为什么在四年之间就被驱逐并逃奔到齐国呢？当时宣姜厌恶急子，朔年幼必定不会参与，怎么能说是共同构陷呢？况且宣公杀害急子和寿，应当像晋国的申生、宋国的痤一样，是国君下令杀害，如果是微贱之人杀害，姓名就不会被记载，那么也应当像卫国的絷被称为盗贼一样，而《春秋》对此一无所记。那么急子和寿的死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两位公子乘船又是指什么呢？我私下认为，宣姜跟随丈夫的谥号，必定像郑武姜、卫庄姜那样的嫡妻，而所夺取的急子的妻子，应当是另外一位齐国女子，所以史书也不称她为宣姜。朔的年纪已经可以继位，那么未必是夺取急子的妻子所生。《史记》称宣公立急为太子，那么急或许是嫡出，未必是夷姜所生。至于乘船之事，当时急子不得宣公欢心而出亡致死。朔按次序应当继位，如果说黔牟和弟弟昭伯顽都是急子的同母弟，是朔的庶兄，那么卫国人为什么不立黔牟、昭伯而立朔呢？况且说昭伯与宣姜通奸，生下戴公、文公以及宋桓夫人、许穆夫人，那么昭伯既然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那么对于宣姜难道只是私通吗？而朔又正为国君，昭伯作为庶兄，哪有娶自己母亲宣姜的道理？况且说齐国人让昭伯与宣姜通奸，不可能强迫，那就更加违背人情了。奸淫所生的孩子，应当不被抚养，各位公族怎么肯奉他为国君？而他的妹妹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又怎么肯嫁给他做夫人呢？《左传》必定不可信。宣姜淫乱，在《诗经》中记载完备，罪恶本来难以掩盖，然而急子和寿的死，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与朔无关。《公羊传》不察，竟然说是因为天子的命令而断绝关系，这是出于附会，并非《春秋》记载出奔的本意。”

熊氏的说法，本于宋代的洪氏，实际上也是错误的。邹肇敏说：查考宣公是桓公的弟弟，也就是庄公的儿子。他的庶母夷姜，是庄公的妾室。庄公去世而桓公即位，十三年进入《春秋》记载。到鲁隐公四年，就是卫桓公十六年了。那年春天卫桓公被州吁杀害，九月卫国人杀了州吁，而宣公晋在这年冬天即位。那么晋与夷姜通奸生下伋子，应当在桓公在世时。计算宣公即位时，伋的年纪已经长大，因此被立为太子。而新台的修筑，距离这个时候或许也不远。那十九年间所生的寿、朔，或许已经接近二十岁。寿能够代替哥哥出使，而朔能够同母亲一起诬陷哥哥，也不足为怪。洪氏大概考得不详细吧？刘向《新序》记载：宣公的儿子伋，是前母所生。寿和朔，是后母所生。寿的母亲与朔谋划想要杀害太子伋而立寿，派人让伋在河中乘船，打算沉水杀他。寿知道不能阻止，于是与他同船。船夫没能杀死伋。正在乘船时，伋的傅母怕他死，怜悯他而作了这首诗。寿怜悯哥哥即将受害，作了《黍离》这首诗。又让伋去齐国，打算让盗贼看见伋的旗帜拦截并杀害他。寿阻止伋，伋不听从。寿又与他同行。寿的母亲知道不能阻止，于是告诫说：“寿不要走在前面。”寿又走在前面，偷了伋的旗帜先行，盗贼看见后杀了他。伋到达时，看见寿代替自己死了，涕泣悲哀，于是载着寿的尸体回到边境而自杀。君子认为这两个人讲义气，而哀伤宣公听信谗言。查考这些，那么宣公想要杀害伋，也是多方谋划了。让伋去齐国是第二次计谋。先前那一段，似乎与这首诗较为切合。刘向博览群书，或许有所依据。至于说《黍离》是寿所作，则是附会之说。只有《诗经》叙述说：“宣公杀害他的世子伋以及同母弟寿。”既然寿是伋的同母弟，那么又并非宣姜所生。这个说法比《左传》更早，尤其值得依据。伪托的申公《诗》说，祖述刘向，但不足以凭信。

诸侯失去国家，称为灭，名字相同，这里记载出逃。

译“奔”也记载了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国君争权动乱，才出逃他国，出逃到的国家必然出现两位国君，不知道是朔还是黔牟？所以用名字来作为征验。这就像郑国的突和忽的例子一样。

译丙戌日，周庄王二年。

鲁庄公十七年，齐襄公四年，晋缗公十一年，卫惠公六年，黔牟二年，蔡桓侯二十一年去世，郑厉公六年，郑昭公二年，曹庄公七年，陈庄公五年，杞靖公九年，宋庄公十五年，秦武公三年，楚武王四十六年。

春季，正月丙辰日，鲁庄公与齐侯、纪侯在黄地结盟。

《左传》说：这是为了平定齐国与纪国的争端，并且谋划卫国的事务。

王樵说：“郑昭公在齐国，接纳昭公是齐国的意愿。借此机会会见鲁国，鲁国因而想要借此平定纪国。后来齐国最终接纳了昭公，但纪国并没有真正平定。大概齐国的意图在于消灭纪国，只是用空话驱使鲁国，而鲁国被其愚弄罢了。”

黄地是纪国的土地，后来属于齐国。

二月丙午日，鲁庄公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

《左传》说：这是重申蔑地结盟的约定。

趡地是鲁国的土地。

《公羊传》和《谷梁传》将“会”字写作“及”。

夏季，五月丙午日，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

《左传》说：这是关于疆界的事务。

这是齐鲁两国交战的开始。

奚地是鲁国靠近齐国边境的地方。

鲁庄公缺省了“夏”字，《谷梁传》将“奚”写作“郎”。

六月丁丑日，蔡桓侯封人去世。

秋季，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蔡季与献舞，应当是两个人。召蔡季为国君，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蔡桓侯的长子是季，按理应继位。桓侯想立献舞，却嫉妒季，季便逃往陈国。桓侯去世后，蔡国人从陈国召回季，季于是回国。这种说法，本于何休、胡安国所说：“蔡季是蔡桓侯的弟弟，弟弟应当继位。‘归’是褒善的措辞，这种说法出自杜预。”郑樵考证史书说：“蔡桓侯封人，在位十年去世，没有子嗣，国人从陈国召回他的弟弟，立为国君，这就是蔡哀侯。说献舞是他的弟弟，那就是所谓的季。”我认为蔡季离开陈国，或许是因为有缘故而出逃。如今桓侯去世，他自然应该回国。何休解释《公羊传》既然如此，《谷梁传》也说“季是蔡国尊贵的人”。如果他是国君，就不必称他为尊贵。即使《左传》也记载“蔡季回到蔡国，蔡国人嘉奖他”。既然已经拥立他为君，就不能说嘉奖。季是贤能的公子，被蔡国倚重，国君去世而回国，权柄有所归属。他的语气与鲁国的季友相同，所以召季为君，没有明确的证据。季与献舞，实际上是两个人。

癸巳日，安葬蔡桓侯。

《春秋》记载诸侯安葬都称“公”，唯独蔡桓侯称“侯”。啖助说：“蔡季贤能，知道请求谥号，人们大多爱戴他们的国君，没有人能按礼制爱戴国君，而蔡季能做到，这就是贤人与众人的不同。”这是主观臆测。安葬称“公”，是臣子对君主的称呼。礼制中有以隆重为贵的，有以多为贵的。臣子对于君主，无不希望极尽尊崇而称愿，这难道不是情理吗？天下人都这样做，我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做？蔡季正因为贤能，所以知道不忍心不称“公”。杜预说：“这是传抄的错误。”是对的。然而考证《史记·蔡世家》，也可以感到奇怪。《史记·世家》中各国君主的称号，由伯而侯，由侯而公，都是逐渐晋升的。比如卫康侯七代为伯，到顷侯贿赂周夷王，才被任命为侯。可见如果蔡国原本因国灭而复封，是为蔡仲，仲的儿子荒称伯，荒的儿子称宫侯，从此到蔡国灭亡，《史记》都称侯，从未有晋升。大概蔡国是叛逆之后，不敢进爵，这是周朝的法度，不与其他诸侯相同。所以《春秋》在桓侯去世时，姑且记载一次，以证实蔡国的实情，其余则从同，用同样的称呼来表示臣子的辞令。然而前后没有差异，只在桓侯这里不同，那么啖助请求谥号的说法，或许也不虚假。季子贤能而能请求，以尊崇周朝典章，孔子既然贤视季子，并记载为侯，以彰显周朝的法理，是有可能的。啖助是唐人，当时古书大多尚存，必定有所依据，否则怎么会言之凿凿呢？

啖助说：五等诸侯，本国的臣子都称他们为公。安葬既然没有请求周王的命令，因而私自谥号为公，从而记载下来，以显示不合礼制。只有蔡桓侯称侯，大概是因为蔡季向周王报告请求谥号，周王的文书上写着谥号为某侯，所以特别记载，以表明合乎礼制。

鲁国与宋国人、卫国人一起攻打邾国。

《左传》说：这是宋国的意愿。邾国与宋国争夺疆界，鲁国顺从宋国的意愿，背弃了趡地的盟约而攻打邾国，所以不记载“师”，不记载“人”，以显示其不得已。奚地的战斗，是鲁国的意愿，不是鲁国的辞令。攻打邾国，是形势所迫，不是鲁国的意愿。

冬季，十月朔日，发生日食。

《左传》说：起初，郑伯想任命高渠弥为卿。昭公厌恶他。辛卯日，高渠弥弑杀昭公，立公子亹为国君。

昭公以世子身份被称，是《春秋》认可他的。被弑杀而不记载，是因为鲁国和诸侯不承认忽为国君。郑国也没有报告，鲁国也就没有记载。

丁亥日，周庄王三年。

鲁庄公十八年，齐襄公四年，晋缗公十一年，卫惠公六年，黔牟二年，蔡哀侯献舞元年，郑厉公七年，郑子亹元年，曹庄公八年，陈庄公六年，杞靖公十年，宋庄公十六年，秦武公四年，楚武王四十七年。

春季，周王正月，鲁庄公与齐侯在泺地会见。

泺地在今济南府历城县治西北，流入济水。

鲁庄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

鲁庄公没有“与”字。

夏季，四月丙子日，鲁庄公在齐国去世。丁酉日，鲁庄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

秋季，七月。

《左传》说：齐侯在首止驻军，子亹去会见他，高渠弥辅佐。七月，齐国人杀死了子亹，并车裂高渠弥。祭仲从陈国迎接郑子并立为国君，祭仲称病不跟随，免去了郑子的职位。郑子就是子仪。

齐侯车裂高渠弥，是讨伐弑君的贼人。没有记载。

冬季，十二月己丑日。

译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

桓公在位十八年，其中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记载，正月有“王”字，其余年份都缺失。

解说的人认为，孔子厌恶桓公弑君的行为，所以删去了“王”字。

桓公既然已经失去了“王”的资格，又不修养自身，反而删去“王”字以示贬斥，这岂不是更加悖逆吗？

至于不颁布历法的情况，也不是必须依据刘歆的规制来解释的。

桓公篇目中有许多缺失的经文，从五年春季正月甲戌、己丑这两个日期的记载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没有“王”字的地方，是缺失的文字。

译桓公时期列国兴衰的始末

周桓王在位初期，威势尚存，四五年间两次聘问鲁国，却从未派出一介使者去问候周王室，这是为什么呢？八年，家父来鲁国聘问，大概是为了从纪国迎娶王后，这期间必定有随行使者，携带聘礼，但鲁国史官不必记载。五年，周王剥夺郑伯的政权，郑伯不再朝见，周王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抗，在繻葛交战，祝聃射中周王肩膀，齐国和鲁国没有听说讨伐叛逆，周王也没有听说再次出兵。郑庄公实际上是东周戎狄的首恶，而诸侯助长恶行的情况可见一斑。十五年，周王派家父来索取车辆。十七年，桓王去世，鲁国也没有执行送葬的礼仪。王子仪受到桓王宠爱，桓王将后事托付给周公，周公想杀害庄王而立王子克，周王杀了周公黑肩，子克逃往燕国，于是成为颓带朝政祸乱的开端，与周王室相互残害直到终局。

桓公二年，宋国弑杀其君。桓公参与稷地会盟，促成宋国动乱，接受郜国的大鼎。桓公不通过媒人，便与齐国结为婚姻。在嬴地会见齐侯，在讙地接受齐国女子，不合礼制。起初因得到婚姻之好，齐国既然主持纪国事务，帮助宋国突的恶行，齐国便厌恶鲁国。十三年，发生与纪国、郑国的战争。十四年，齐僖公去世，鲁国又与齐襄公通好，有艾地之会。连年讨伐郑国，总是偏袒邪恶。十六年，卫朔逃往齐国。十七年，在黄地联合齐国、纪国，以图谋卫国。十八年，桓公与文姜前往齐国，因而被彭生杀害。

鲁桓公是宋国君主的姐夫。郑国指望宋国作为羽翼，宋国因此在桓公元年与鲁国在越地结盟，在垂地结盟以巩固友好，奉献玉璧以借得田地。到了二年，宋国君主被弑，鲁国与齐国共同促成宋国动乱，而鲁庄公与宋国的仇怨便解除了。鲁国本来与齐国结党，五年与齐侯前往纪国，设计帮助齐国，与虢公争夺政权，发生繻葛之战，欺凌王室，郑国实为戎狄之首。齐国厌恶鲁国援助纪国，所以十年郑国、卫国跟随齐国，发生郎地之战。十一年厌恶曹地之盟，一同断绝与鲁国的关系。十一年庄公去世，从此祭仲主持忽的事务，宋国、鲁国支持突，宋国抓住祭仲而立厉公。昭公逃往卫国，先前宋国本来是为了辅助突，但多次索取贿赂，郑国不堪忍受。十二年鲁国与郑国再次讨伐宋国。十四年宋国讨伐郑国以报复。十五年祭仲杀了雍纠，厉公逃往蔡国。昭公复归，郑国于是厉公也在这一年进入栎地。而这年冬天鲁国、宋国、卫国、陈国在袲地设防，明年鲁国会合宋国、卫国、陈国、蔡国讨伐郑国，图谋立突。十八年高渠弥弑杀昭公而立公子亹。这年秋天，齐侯在首止驻军，杀了子亹并车裂高渠弥。祭仲从陈国迎接郑子而立他，这就是子仪。

郑伯本来不臣服，只是因为宋国的缘故，借重王室的威灵，勉强表示顺从。与夷被弑后，郑国不再忌惮宋国，对王室无所依赖，对鲁国也无所依赖了。所以与周王交战，有繻葛之败；与鲁国交恶，有郎地之师。到了十一年，郑庄公去世，这种奸恶方才灭绝，他生平喜好离间人的父子兄弟以谋取利益。一死之后，天道还报，人心反悔，于是发生家难，而宋国趁机持之。只是索取贿赂太多，郑国不堪忍受，又与鲁国联合讨伐宋国。隐公时期，郑国是宋国的祸患；桓公时期，宋国是郑国的祸患。鲁国为突扰乱忽，所以图谋安定许国，想要安定许国，又图谋与齐国交好。十五年，艾地之盟就是如此。突未出逃时，宋国想有所索取，所以曾经讨伐郑国；突既已出逃，宋国害怕一无所获，所以请求接纳他。起初宋国不和，鲁国便与郑国讨伐宋国；等到突已逃奔，鲁国便与宋国讨伐郑国。反复无常如云雨，总是因为贿赂的缘故。

齐僖公接纳桓公作为二十年元年，促成宋国动乱，三年与鲁国通婚，五年与郑国假装前往纪国而想以此偷袭，未果，厌恶鲁国援助纪国，十年与鲁国在郎地交战，十一年与纪国、鲁国在恶曹结盟，到庄公去世，齐国帮助郑忽，十三年同宋国、卫国与郑国、纪国交战，十四年齐僖公也去世，齐僖公只看重利益，听任郑国所为，《左传》认为他是小霸，我认为是妄加评论。襄公继位，在艾地会见鲁国以安定许国，反而父亲帮助忽，而又与鲁国一同帮助突，淫乱亲妹，杀害鲁桓公，这是齐襄公四年的事。

桓公二年，宋公被弑。四国有贿赂，宋国弱小则卫国孤立，郑国也不担心卫国了。郑国结交齐国而宋国结交卫国，现在两仇已解，助战者做什么呢？于是卫国与齐国在蒲地互相约定。五年，跟随周王讨伐郑国。十年，跟随齐国与鲁国在郎地交战。十二年，卫宣公晋去世，惠公朔即位。十四、十五、十六年，三次会同宋国讨伐郑国。之后，两位公子怨恨公立，公子黔牟即位，惠公逃往齐国。

桓公五年，陈侯鲍去世，陈佗杀太子免而取代他。已跟随周王讨伐郑国，陈人参与其中。六年，经书载“蔡人杀陈佗”，两传说陈佗在蔡国淫猎，蔡人杀了他。而程子说：“蔡桓侯杀了他，书‘人’，等同于讨伐贼寇。”厉公即位，鲁国想平息宋、郑之争，所以十一年陈国跟随鲁国有折地之盟。十二年，厉公去世，庄公即位。十六年，宋国、鲁国讨伐郑国，没有不同心的。

桓公二年，殇公被弑。齐、陈、郑、鲁四国促成动乱，最终立公子冯为庄公。郑庄公去世，家难更甚。宋国称师，帮助突，抓住祭仲之后。郑国不堪忍受，而背离宋国。所以十一年冬天，宋国与鲁国在折夫钟、阚地三次会盟。而十二年，在谷丘虚〇又三次设防。宋公将牢太甚，而辞平。十二年，鲁国与郑国在

译在武父举行的盟会之后，宋国便讨伐郑国。宋庄公能够取得君位，是依靠郑国的力量；郑突（郑厉公）能够取得君位，是依靠宋国的力量。宋庄公先前本来就有贿赂郑国的行为，如今宋国因为郑国没有满足自己之前的期望而感到失望，怎么会不发生宋国与郑国的战争呢？鲁桓公十四年，宋国联合四个国家讨伐郑国，这是为了报复之前宋国与郑国的战争。等到鲁桓公十五年、十六年，宋国总共讨伐郑国三次。

译桓公二年，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左传》说：“这是开始畏惧楚国。”五年，跟随周王讨伐郑国，蔡人充当先锋。六年，蔡人杀死了陈佗。十一年，鲁国接纳了郑突，所以屡次与宋国结盟来压制他。十四年伐郑的盟会，蔡国也参与了。十五年，郑伯突再次出逃到蔡国，蔡国与突勾结，这就很明显了。十七年，蔡桓侯去世，蔡季从陈国返回。

桓公二年，蔡、郑两国畏惧楚国，因而有了郑地的会盟。整个春秋时期，蔡国两次遭受惨败，郑国天天遭受兵祸，这征兆此时就显现了。八年，楚国讨伐随国，随国与楚国讲和。九年，楚国讨伐邓国。十一年，楚国屈瑕与贰轸结盟，在蒲骚打败了郧国的军队。十二年，楚国讨伐绞国。十三年，楚国讨伐罗国，军队战败，莫敖在荒谷自缢，众将领被囚禁在冶父，听候刑罚。

鲁国对待各个小国，只有对纪国讲究礼节，向齐国谋划，六年有郕地的会盟，向周王祈求，八年有王后迎娶之事，四邑二姬，详细记载在史册上，可以说对始末都处理得很好了。杞国也是小国，玉帛不齐全，就轻易动用武力。二年七月，杞侯来朝见，九月就入侵杞国，《左传》说：“讨伐不恭敬。”难道是因为没有赠送礼物吗？三年，鲁公在郕地防备杞侯，杞国请求讲和。十五年，许叔趁着突、忽的动乱，才得以趁机进入许国，鲁公与齐侯在艾地会盟，谋划安定许国。大概安定许国是为了扰乱郑忽。八年秋天，讨伐邾国。自从隐公七年鲁公讨伐邾国之后，至今邾子未曾来过一次，所以有这次行动。十七年二月，刚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作为寻蔑之盟的延续，恢复旧日友好。而八月又与宋、卫人讨伐邾国，为什么呢？大概是被宋国所命令，不得不顾罢了。

二年，滕子来朝见。○六年，滕子真正来朝见。○七年，谷伯绥、邓侯吾离来朝见。○九年，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二年，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六年，北戎讨伐齐国。三年，曲沃武公讨伐翼，俘获翼侯。七年，曲沃伯诱骗小子侯并杀死了他。八年，灭亡翼。○十年，虢仲谗害他的大夫詹父子，王詹父有辩解，用周王军队讨伐他，虢公逃奔到虞国。

三年，芮伯万多宠爱的人，他的母亲芮姜厌恶他，驱逐他居住在魏地。四年，周王军队、秦国军队包围魏地，抓获芮伯带回去。

春秋辩义卷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辩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五 明 卓尔康 撰

庄公一

戊子○庄王四年

元年。○齐襄五年，晋缗十二年，卫惠七年，黔牟三年，蔡哀二年，郑厉八年，子仪元年，曹庄九年，陈庄七年去世，杞靖十一年，宋庄十七年，秦武五年，楚武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有人认为不记载即位，从此鲁君不行即位之礼，不是圣人贬斥其即位。我认为嗣子继承世位，情感有顺逆，礼仪有隆杀，不同并非都不行即位礼。比如重耳避让继位，可以不稽颡，但不能不拜。黄楚望说：庄公元年不记载即位，应当依据《公羊传》为准。它说：“庄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春秋》中君主被杀，儿子不记载即位。君主被杀为什么儿子不记载即位？是为了隐讳。隐讳谁？隐讳儿子。”何休说：“隐讳痛惜儿子的祸患，不忍心说即位。”《公羊传》这个义理是正确的。《谷梁传》则说：“继承被杀的君主不记载即位，是正当的。”继承被杀的君主不记载即位为什么是正当的呢？回答说：“先君不是以正道终结，那么儿子不忍心即位。”这个说法虽然正当，但不如《公羊传》。因为依据《公羊传》就知道这是圣人所改动的，依据《谷梁传》则是作史的人都应当这样书写，所以知道《公羊传》的义理更得当。胡文定认为世子必须向周王宣誓，作为诸侯内部没有承上，不请示命令，擅自拥有国家，所以《春秋》贬斥而不记载。这个说法太矫激，不正当。庄公作为太子，大概已经向天子宣誓，天子已知他应当继位。等到桓公去世，太子继位并报告丧事、报告即位，天子派使者来赠送助丧财物，这是旧典应当如此的。等到周朝衰微，赠送助丧财物的礼仪就有快慢，甚至完全缺失，然而嗣子继承统绪必定报告天子，应当在报告丧事的时候，决没有不请示命令擅自拥有国家的道理。又假设世子继位报告即位，虽然没有获得天子的命令，但如期即位，名正言顺，世代相承，怎么能说是擅自拥有国家呢？只有不记载即位，应当是孔子所删削的。因为桓公在去年的十二月去世，那么庄公必定使用逾年改元的礼仪。孔子认为父亲死在外面，儿子应当隐痛，所以不记载即位。这就是《公羊传》的义理之所以得当，文定的说法失之太过。

三月夫人孙于齐

文姜参与杀害桓公，鲁国人责备她，心中不安，所以出逃。对内讳言出逃，所以说逊。去年四月，桓公会见夫人，必定送她回鲁国。鲁国人责备她，所以在这三月逃往齐国，不是在接练时记录母亲的变故。《公羊传》所谓“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者”，是不对的。不称姜氏，是略去。《左传》说：“断绝不为亲人，就应当保留姜氏，去掉夫人。”有人说：承蒙上文，然而去年记载姜氏在正月，离这里远矣。《春秋》有善词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