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辩义卷五　　　　明　卓尔康　撰

译厌恶的称呼就简略。善意的称呼就详细。心里憎恶这个人，却不得不提及他时，不称“夫已氏”，就称“是而夫”，或者用楹柱来代替名字，或者用手指手掌来表示厌恶，极尽轻蔑、抛弃、置之不理的意思。文姜不具称其名，也是同样的道理。陆粲说：“后来大概屡次记载‘夫人姜氏’，又记载‘〇我小君文姜’，既然已经简略了，又亲近她，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臣子的辞令。《春秋》对于文姜、哀姜，始终都按照小君的礼仪来记载，也是不掩盖事实，而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谷梁传》说：“夫人对待我，可以不把她当作夫人看待吗？”

译连丛子是梁国人，娶了后妻，后妻杀死了丈夫，她的儿子又杀死了后妻。季彦路过梁国，梁国国相说：“这个儿子应当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论处。按照礼制，继母如同母亲，这是杀母的行为。”季彦说：“说‘如同母亲’，就意味着与亲生母亲不同，这是想用道义来督促他罢了。从前文姜参与了杀害鲁桓公，《春秋》去掉了她的‘姜’氏。传文说：‘不称姜氏，是断绝了不把她当作亲属的礼节。’断绝了亲属关系，那么她就只是普通人罢了。况且亲手杀人比知情不报更严重，知情尚且不能视为亲属，那么在动手杀人的时候，母亲的名分就已经断绝了。对照古义，这个儿子适宜以非司法官员而擅自杀人的罪名来惩处，不能以杀母的罪名论以大逆不道。”梁国国相听从了他的意见。

夏，单伯送王姬

单伯迎接王姬，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送王姬，另一种说法认为是迎接王姬。根据《左传》，单伯是天子的臣子；根据《公羊传》和《谷梁传》，单伯是鲁国的臣子，大概是鲁国派他去迎接王姬。《左传》亲眼见过国史，那么鲁国没有单伯这个人，确实是周天子命令的大夫。庄公十四年，单伯在防地讨伐宋国，《左传》说：“齐国向周天子请求军队，夏天，单伯在防地讨伐宋国，从宋国取得和解后返回。”又十四年，单伯出使齐国，齐国人拘捕了单伯。《左传》说：“襄仲派人报告周天子，请求凭借天子的宠爱向齐国讨要昭姬。冬天，单伯出使齐国，请求子叔姬，齐国人拘捕了他。”记载在《左传》中的事情，清清楚楚可以考证。

这个单伯，一种说法认为是周天子的大夫，一种说法认为是鲁国的大夫，两种说法都有根据，都可以作为依据，然而周天子的大夫疑似鲁国的大夫，鲁国的大夫疑似周天子的大夫，学者始终不能坚决断定。我已经得到了三种说法而豁然开朗，王申子说：“按照礼制，天子派遣他的大夫监督方伯的国家，每个国家三人。鲁国大夫有单伯、费伯、夷伯，鲁国有监督国家的三位大夫。”范氏说：“单是姓，伯是字，按照礼制，诸侯每年向天子进献士人，天子任命他们让他们回到本国做大夫的，不称名。”陆氏说：“各国的大夫，天子赐给他们王畿内的城邑作为称号，让他们回国，像单伯、祭仲就是这样。周朝的德政虽然衰微，天子的威灵尚未消歇，官方的旧典尚有一二存在，那么单伯大概是周天子的大夫而监督鲁国，又是鲁国的大夫而在周朝有名号的人，本来就和郑国的祭仲、陈国的女叔是一样的。那么单伯的疑惑，周天子的大夫疑似鲁国的大夫，本来就应该这样。”

送王姬这件事，主婚虽然是鲁国，周天子必定有送女儿的人。无论是送到齐国，还是送到鲁国，都是单伯。《公羊传》《谷梁传》把经文中的“送”字改为“逆”，以迎合他们的说法，是错误的。

送王姬，《公羊传》《谷梁传》作“逆”

秋，在城外为王姬修建馆舍

《公羊传》说：“天子把女儿嫁给诸侯，必定让同姓的诸侯主持；诸侯把女儿嫁给大夫，必定让同姓的大夫主持。”鲁国主持这件事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在城外修建馆舍呢？鲁庄公还在居丧期间，齐侯应当来亲自迎娶，不忍心立即举行婚礼，在宗庙接待宾客，又不敢公然违背王命，推辞主婚，所以在城外修建馆舍，让齐侯从外面迎娶。《谷梁传》说：“仇敌之人，不是用来接待婚姻的；穿着丧服，不是用来接待戴冠冕的人的。”鲁国在这个时候，固然应当有这两种念头，而他推辞的理由，必定是因为丧期未满，所以改变了礼节罢了。王樵说：“鲁国除了自主王姬的婚事之外，今年在防地讨伐卫国，明年共同狩猎，又明年再次在防地讨伐卫国，仇恨齐国的意思，在举动中几乎没有丝毫表现，哪里存在接待婚礼的不安，而在外面修建馆舍呢？”为什么不记载齐侯来迎娶呢？齐侯骄横强悍，未必亲自迎娶，或者不记载“在归途修建馆舍”，既然已经完备记载了亲自迎娶，自然不必再说；或者不记载亲自迎娶，那么仇敌就在眼前，如同眼中钉，鲁国人心中不快；或者不记载这三种不记载的情况，道理都有。

高忠宪说：“主持王姬婚事的人，必定从公门出来到宗庙，那就太尊贵了；在寝宫，那就太卑贱了。为他修建馆舍是节制了。修建馆舍必定有固定的地方，为什么在城外为仇敌之人修建？仇敌之人，不是用来接待婚姻的；穿着丧服，不是用来接待戴冠冕的人的。知道不可以，所以在外面修建馆舍。然而有三年丧期，天王在道义上不应当让他主持；有不共戴天的仇敌，庄公在道义上不可以为他主持。在城外修建馆舍是适宜的，不如推辞而不主持更为正确。”

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去世

高氏说：庄公与桓王同时代，王名林，而庄公也名林，君臣同名。

周天子派遣荣叔来赐给桓公命服

《谷梁传》说：“礼制有接受任命，没有来赐给任命。生前不服从，死后追赐任命，非常不正确。”然而这个任命是赐给死后的，必定是谥号典册，不是爵位服饰的任命。李氏说：“赐命，《公羊传》注取《礼纬》说礼，礼有九锡：一赐车马以代替步行，二赐衣服以表彰德行，三赐音乐以教化百姓，四赐朱户以表明区别，五赐纳陛以安顿身体，六赐虎贲以防备非常之事，七赐弓矢使得专征，八赐斧钺使得专伐，九赐秬鬯使得祭祀。都是为了劝善扶助不能。说命不说服，是重视命而不重视财物。”《周礼》典命：“百里不过九命，七十里不过七命，五十里不过五命。”《谷梁传》注也引用九锡的文字，而疏说：“九锡与《周礼》九命不同。”何休既引用九锡，又引用九命，他的意思是以九锡就是九命。现在查考《大宗伯》“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

译任命为牧，九命任命为伯，这就与九锡不同了。旧注解释九锡的名目：车马，大辂、戎辂各一辆，赤马两匹；衣服，指衮服；音乐，指轩县；朱户，指所居住的屋子，将门漆成红色；纳陛，指从中间台阶登升；虎贲，指三百名勇士；弓矢，指彤弓旅矢；斧钺，指大柯斧，赐予其专断杀伐之权；秬鬯，指秬鬯酒，盛在圭瓒之中用于祭祀。胡氏在《文元年》的传文中说：“黻冕、圭璧，是因为他服丧期满入朝觐见而赐予车马、衮黻；是因为他按时来朝而赐予彤弓、玈矢；是因为他同仇敌忾献出功劳而赐予。”然而参照其他书籍：平王任命晋文侯，赐予秬鬯、弓矢、虎贲；宰孔赐予齐侯，有受命、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旗；襄王任命晋文，也不过是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钺、秬鬯、虎贲罢了。那么古代九命的典制，也不过如此。何休、范宁原本掌握了这一道理，但他们所引用的《礼纬》及《白虎通》，则是汉儒用汉代制度附会增益的结果。胡氏以礼和诗作为证据，而将其分为三件事。大概诗人的言辞，不过是说其大概，实际上只要有功劳，也可以赐予车马、黻冕。周王命令士会赐予黻冕就是如此。又考证《左传》文元年“毛伯锡命”的注解说：“诸侯即位，天子赐予命圭。”庄公二十七年“惠王派召伯廖赐予齐侯命”，没有说所赐的是什么命，杜氏直接说命就是侯伯。襄公十四年灵王派刘定公赐予齐侯命说：“从前伯舅太公辅佐我先王，是周室的股肱，师保万民，世代享有太师之位，以此表明东海王室不坏。全靠伯舅依赖。现在我任命你环兹，遵循舅氏的典章，继承你祖辈的功业，不要辱没你的旧业，要恭敬啊，不要废弃我的命令。”昭公七年，卫国报告丧事，请求赐命。景王派成简公到卫国吊唁，并且追命襄公说：“叔父陟恪，在我先王的左右，辅佐侍奉上帝。我怎敢忘记高圉、亚圉？”而任命晋文的辞令，也有九命之书。由此看来，那么赐命有命辞，也有命物。又或许只有命辞而没有命物，也未可知。既有命辞又有命物的，如同后世用玺书褒奖功臣，增加官秩赐予金钱一样。只有命辞的，如同后世赐予手诏褒美一样。总之，三传的说法都可以讲通。又说：“韦昭在《国语》‘锡晋文命’下注说：‘是命服。’诸侯七命，冕服七章，赐予晋惠公下。”又说：“赐予瑞玉，其说法又不同。”见文元年。“又说：‘九命晋侯为侯伯’，下面杜注说：‘九命作伯’。既然加封为九命的伯，又加赐九锡，那么何氏兼引九锡九命，也自有他的见解。”

译王姬嫁到齐国。

齐国军队迁移了纪国的郱、鄑、郚三地。

熊过氏说：齐国想要灭掉纪国，所以把百姓迁徙到其他城邑而夺取其土地，因此不记载那些地名。赵子常说：背离（纪国）的地方不止一处。《公羊传》说：迁移是什么意思？就是夺取。外国夺取城邑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从此开始灭掉纪国。这是记载迁移的开始。

郱，即今天青州府临朐县，古称东筦；鄑，即今天平度州昌邑县，古属北海郡都昌县；郚，即今天临朐县与安丘县东南交界之处，古称朱虚。

己丑日。鲁庄公五年。

这是鲁庄公二年。齐襄公六年，晋缗公十三年，卫惠公八年，卫黔牟四年，蔡哀侯三年，郑厉公九年，郑子仪二年，曹庄公十年，陈宣公杵臼元年。杞靖公十二年，宋庄公十八年去世，秦武公六年，楚武王四十九年。

春季，周历二月。陈庄公去世。

夏季，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

《公羊传》说：“于余丘是邾娄国的城邑，为什么不连属邾娄国？把它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为什么当作一个国家看待？因为国君在那里。”杜预认为是小国，孙明复、罗泌《路史》认为是鲁国的附庸国，即今天邹县古南平阳，南面与邾瑕接壤，因为它与邾国相通，所以攻打它。现在不连属邾国，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公羊传》所说的“当作一个国家看待”；其二，鲁国的附庸国用内辞记载，不知道哪种正确。如果庆父得以掌权，在两代君主期间擅自用兵，这种说法就不成立。大概国家分封不过百里，设立卿大夫制度，总以军队命名。大国三军就是三卿，小国就是二卿。有身为公子而没有任命为卿的，没有身为卿而不能组成军队的，也没有组成军队而不带兵的。不像后世天下之大，四海之众，枢密院、兵部、总管督众，另外掌握兵权。

熊过氏说：“庆父是庄公的同父异母兄长。本来庶出排第一，应该称孟。不想排在庄公前面，所以自称仲。就像同母弟弟一样，《公羊传》于是指他为同母弟弟。”于，是发语词。余丘，在今天兖州府滋阳县东南边界。

秋季七月，齐王姬去世。

王姬不是鲁国宗室女子，也记载去世，是因为把她比作宗室女子。《檀弓》说：“齐国报告王姬的丧事，鲁庄公为她服大功之丧。有人说因为是从鲁国出嫁，所以为她服娣妹之丧，这就是把她比作宗室女子。”《谷梁传》说：“为她主持丧事的人记载她去世。”这一件事，记载迎亲，记载筑馆，记载归宁，记载去世，言辞繁多而不简略，为什么呢？在不修《春秋》的人看来，鲁国以防范之事主持婚礼，在外面筑馆，是变通的正当做法，所以左氏说：“合乎礼。”在修《春秋》的人看来，鲁国忘记父亲之事而侍奉仇敌，为她委曲详尽地办理丧事，礼越合乎规范而心越失正道。

冬季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会齐侯。

赵氏说：“姜氏，齐侯的恶行已经明显，也用来使国君受病。说：‘儿子可以管制母亲吗？’丈夫死后跟随儿子，通用于下层，何况国君？国君是人神的主宰，风化教化的根本。不能端正家庭，怎么能端正国家？像庄公这样的人，哀痛地思念父亲，诚敬地侍奉母亲，威严刑罚地督促下属，车马仆从无不等待命令。夫人独自前往吗？夫人前往，那么国君的威令不能施行，哀戚之情不能到达罢了。”

禚，是公作郜齐之地。

乙酉日，宋公冯去世。

庚寅日。鲁庄王六年。

这是鲁庄公三年。齐襄公七年，晋缗公十四年，卫惠公九年，卫黔牟五年，蔡哀侯四年，郑厉公十年，郑子仪三年，曹庄公十一年，陈宣公二年，杞靖公十三年，宋闵公防元年，秦武公七年，楚武王五十年。

春季，周历正月，溺率领齐国军队攻打卫国。

《左传》说：“厌恶他。”桓公十六年，卫惠公逃到齐国，溺率领齐国军队攻打卫国，是为了接纳惠公。然而朔杀兄篡位，鲁国与之同恶相济，所以《左传》说“厌恶他”。《公羊传》说：“溺，是我们大夫中未被任命的人。”

夏季四月。宋庄公去世。

五月。周桓王去世。

《左传》迟缓。周王去世，到这里已经七年了。《谷梁传》说：“停尸以求诸侯，举天下而仅一人，危险，不得安葬。”

秋季，纪季带着鄣地进入齐国。

胡传《春秋》之义，私自逃跑的必定记载“奔”，有罪的必定加贬。现在纪季不记载“奔”，就不是窃取土地；不记载名字，就不是贬斥。诸侯兄弟，贬斥则记载名字，宋辰、秦鍼之类就是这样；不贬斥则记载字，蔡季、许叔之类就是这样。纪季不记载“奔”的原因，是有纪侯的命令。不记载名字的原因，是天下无道，强众相凌，天子不能匡正，方伯不能讨伐，委屈自己侍奉齐国，请求保留五庙，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他的罪过。苏子由说：“纪国不是齐国的对手，天子不治理，诸侯不救援。纪侯对内不能屈服于齐国，对外不忍抗拒齐国，以致残害百姓，将要弃国而去，所以把鄣地给纪季，让他作为附庸，以不废弃祖先祭祀。所以记载说：‘纪季带着鄣地进入齐国’，意思是并非叛变。纪季不记载名字，是附庸的君主，而且欢喜他。”

刘氏说：“纪季看到齐国必将灭纪，所以请求先向齐国臣服，以退敌兵，以安君存国，分割土地侍奉仇敌，援引存亡继绝之义，使宗庙血食，后嗣复见，叔姬归鄣，就是这样，可以说通晓权变。”鄣，今天临淄县东边界，古称东安平。

冬季，公驻扎在滑地。

《左传》说：将要防备郑伯谋划纪国，所以如此。郑伯

译以困难为借口推辞。

胡安国在《谷梁传》中说：“次”指驻扎停留，含有畏惧之意，想要救援纪国却无能为力。《春秋》记载齐国出兵讨伐纪国，却只写鲁公“次”于滑地，将“次”视为一种善意的救援行为而加以记载；但《春秋》又因“次”而加以讥讽。驻扎在滑地，正是为了讥讽。鲁国与纪国有婚姻之好，应当体恤其患难；鲁国与齐国有杀父之仇，誓不两立。如果能够救援纪国，同时压制齐国，一举两得，两全其美。见到正义之事却不去做，是《春秋》所厌恶的，所以记载鲁公驻扎在滑地以讥讽他。

有人解释说，孔子的本意在于指责鲁公没有周天子的命令，如果讥讽他怯懦，那就应当褒扬勇敢的人。《春秋》是鼓动战乱的书，持这种观点的人错了。《易经》“谦”卦的六五爻辞说：“利于征讨”；“师”卦的六四爻辞说：“向左驻扎没有灾祸”。前进或后退，勇敢或怯懦，关键在于是否符合道义罢了？怎么能专门认为勇敢就是鼓动战乱而不给予肯定呢？

译齐国强大，必定要早晚消灭纪国然后才安心。鲁国虽然主持纪国的事务，怎能明确说出救援的话？他的意思还想与郑国会晤商议，作为筹划罢了。胡氏认为救纪而书“次”，是讥讽，本来就不了解当时的情形。如果季氏说滑地在鲁国西南，为什么驻军在滑地而谋划？至于谋划他人，远近本来不必讨论。只是说左氏认为将要防备郑伯谋划纪国，那么厉公失国尚未恢复，正受制于他的臣下，自救尚且来不及，哪有空闲谋划其他？况且鲁庄公正年幼，以甥舅之礼侍奉齐襄公，只听从齐国，难道还有谋划纪国的志向吗？所以驻军在滑地，不是为了纪国。季氏说滑地在卫国南鄙，那一定是奉齐国之命等待诸侯接纳朔却未到的缘故吧？然而五年伐卫的事，已经在这里埋下伏笔了。伐卫距离这里两年，驻军滑地未必是预先谋划。如果这次回来以谋划纪国为确凿，只是因为郑伯推辞，又畏惧齐国，所以不敢直接行动，只是这样徘徊犹豫罢了。左氏所举的郑伯突与仪，还难以确定。根据滑地来推算，如果是滑县，应与仪谋划；如果是滑国，应与突谋划。然而鲁国不承认忽为国君，何况与仪、突谋划呢？

熊氏说：“滑，就是现在大名府的滑县，是杜氏所说的陈留、襄邑西北的地方。那么就是卫国的南鄙，不是郑国的土地了。如果是滑国，那么从都费算起，在河南缑氏县。”

滑，公羊传、谷梁传作郎。

卒于卯年。庄王七年。

四年。齐襄公八年，晋缗公十五年，卫惠公十年，黔牟六年，蔡哀侯五年，郑厉公十一年，子仪四年，曹庄公十二年，陈宣公三年，杞靖公十四年，宋闵公二年，秦武公八年，楚武王五十一年。

春季，周王二月，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

高忠宪说：“礼制规定，姑母、姐妹已出嫁而回娘家，兄弟不与她们同席而坐，何况使用两君相见的礼仪呢？”

祝丘，鲁国的地方。

享，公羊传、谷梁传作飨。

三月，纪伯姬去世。

黄正宪氏说：“按照礼制，诸侯断绝旁系期亲的服制，姑母、姐妹女子嫁给国君的，尊贵与自己相同，就改变不服丧的惯例，为她服大功。大概是因为恩情变化成敌体，所以记载她的去世，嫁给大夫的就略去了。伯姬，是惠公的女儿，隐公元年履繻所迎娶的。通婚的国家，确实有唇齿相依、辅车相依的关系。桓公庇护她而不能始终，庄公畏惧齐国而不救援，纪国灭亡而伯姬与她一同灭亡。《春秋》感慨之意深远啊。”

夏季，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遇。

垂地的相遇，赵子常说，是郑国要挟陈国，与齐国相遇请求保存纪国的社稷。然而突正居住在栎地，怎能谋划纪国？高抑崇说：齐国结交陈、郑的欢心，恐怕他们救援纪国。齐国畏惧陈、郑什么呢？陈、郑又距离纪国最远，又能救援纪国什么呢？以至于在宋、卫之间相遇呢？这怀疑是郑突请求齐国释放援救纪国的怨恨，借陈国作为介绍。

苏子由说：桓公十五年记载“突出奔蔡”，“忽归于郑”，这年九月“突入于栎”，十七年，高渠弥杀忽，立子亹。十八年，齐襄公杀子亹而入郑，那么在垂地相遇的是子仪。那么郑国有两位国君可以吗？《春秋》有一国两位国君的情况，郑国的突与仪，卫国的衎与剽就是这样。突、衎始终为君子，仪君郑十四年，剽君卫十一年，都能为君，所以《春秋》根据他们的实际而称他们为君。那么谁被认可呢？回答说都不认可。突的入郑是篡位，衎的出奔是因为厌恶，仪、剽虽然是国人所立，但突、衎还在，不足以安定。所以这四个人，《春秋》都不予认可，只是不掩盖他们的实际罢了。

子常的说法，那么在垂地相遇的是子突；苏王的说法，那么在垂地相遇的是子仪。我仔细辨析：论大势，厉公强横狡黠，内结国人，外邀邻国，后来终于君临郑国。像这样郑伯是突。论情事，子仪从陈国进入，子亹又被齐国所杀，那么这次齐、陈的相遇，又像是为了仪。再推想，突本来强横狡黠，或许看到齐国杀子亹，陈国迎入子仪，特意邀请两国作为乞求援助。两国既然不与他结盟，姑且以遇礼相见，稍微答复他的心意，那么这郑伯又像是突。再推想，陈国迎入子仪，自知国家弱小，乞求齐国的神灵，共同作为系援，那么这郑伯又应当是仪。再推想，以两地相距论，垂是曹地，靠近郑国，那么这也像是仪。然而诸侯始终不承认仪为国君，即使在本国，也徒寄空名。十四年，子仪被杀，郑人不报告结盟，鲁史不记载弑君，那么知道这垂地的相遇，是突不是仪。必定是，如果援救纪国的谋划，突强盛而未定，仪弱小而自守，都无能为力。况且三传没有明文，子常说“谋纪”，尤其没有根据了。

垂，曹国的地方。

纪侯大大地离开他的国家。

《左传》说：纪侯不能屈服于齐国，把国家给了纪季。夏季，纪侯大大地离开他的国家，是避开齐国的灾难。

“大”字，《左传》没有明文。《公羊传》说：“大是什么意思？是灭亡的意思。”《谷梁传》说：“大去，是不留一人的说法。”程子曰：“大，是名字。”吴幼清说：“纪侯离开他的国家，而纪国于是灭亡，所以称他为‘大’。”苏子由说：“大去，是不再返回的说法。”把国家给了纪季，纪季奉持社稷，所以不说“灭”；不见被驱逐，所以不说“奔”。虽然是失地的国君，但推究他的行事，就是周朝的亶父，所以认为他贤德而不称其名。《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灭？是为齐襄公避讳。”《春秋》为贤者避讳，齐襄公有什么贤德呢？

译仇吗？齐哀公在周朝举行享礼，纪侯进谗言陷害他，这已经是九代以前的事了。世代间难道有报九世之仇的吗？况且齐襄公并非立志于报仇，即使有人以此为名，《春秋》就顺从而相信他吗？熊氏说：“所谓‘大去’，是指往年将莒地分给季孙氏时，纪国尚存。纪国并入齐国成为附庸，得以自立宗庙，保留姑姊妹，到了这时才将都城寿光托付给他人，自己脱身在外，寄居他处，这就不是灭亡了。又没有被迫驱逐，不能称为奔逃。君子由此知道纪侯失去国家，大概是有理由的。”《春秋》特意用笔记录此事，是怜悯纪国、谴责齐国。查考鲁桓公十二年叔姬归莒进入齐国，杜预说：“莒地在东筦剧县。”郑樵认为迁居剧县称为劬剧。既然纪国虽然离开故土，尚能在剧县另立邑地，这说明纪国尚未灭亡。怎么能实说纪国已经灭亡而称其名呢？又查考鲁桓公二十年降服鄣地，《公羊传》《谷梁传》说：“这是纪国遗留的邑地。”大概纪侯离开国家二十七年了，却还有遗留的邑地，这是纪国尚未灭亡的又一证据。如果认为他不争而离开，不与其争而不存在，那么胡氏的说法就完备了。查考纪国以莒地进入齐国，不能说灭亡；既然没有灭亡国家，就不应当称其名，那么‘大’就不是名了。大去犹言大归。熊氏的说法是正确的。

译邓元锡说：国家的存亡，上天确实决定了它的建立。上天赐福于有德者，是有终点的；时运不济，德行就会遭遇阻碍。百姓没有援助，大国逼迫小国攻打，这是上天所命定的，又能说什么呢？所以一切只委身于天命。纪侯、纪季、纪叔姬，就是这样的人。纪国不是纪季所有的，因为归附齐国，而史书用“字”来记载，是尊重他的请求，后来保留五座宗庙得以存续，是因为有姑母和姐妹在。这是符合防子之道的。诸侯失去土地，纪侯就失去了土地。史书记载“大去其国”，说“大去”，是明确表明灭亡。不同于其他国君的子孙离开，然而又不忍心让它灭亡，用“大去”来记载，也是夸大他因争国为小而离开的行为。这是太王的德行。又不愿意用暴力的齐国来加害纪国。至于纪叔姬，只是一个亡国的陪嫁女子罢了，纪国灭亡后跟随国君，直到死都不放弃，国君去世了。鲁国是姬姓的宗国，有让她归来的道义，但她并不立即安顿。回到纪国，是为了奉祀祖先的宗庙。所以纪国灭亡记载“纪”，是表明心志不背离纪国。归回记载“归”，是表明归回不失正道。保全宗庙体现了仁，大去体现了智，逊位出逃体现了礼，比照礼制而纪叔姬志向坚贞，舍命不渝。所以像纪侯这样的亡国，三季的仁义得以保存，因此在《春秋》中被看重。孟子说：“国君为社稷而死，是一条道；离开国家，也是一条道。选择而取用是可以的。咨询邻国，不能免除祸患；请求王命，求得和解，不能免除祸患；迁徙到郱、鄑、郚，不能免除祸患，那么大去是可以的。”有人说：“与其离开，不如离开而不能存续；离开而希望存续，那还不如不离开。而且存续是亡国所必然有的，怎么可以希望呢？”回答说：“太王迁徙而存续，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上天所决定建立的。当时，岐山不长草木，狄人不争夺，世道未沉溺于战争，所以得以保全。”然而《春秋》战国之际，国家如棋局般散布，星列各有主人。世道争于战攻，不知厌倦。即使有一城一旅，穷尽所能逼迫，哪里有存续的呢？宋、闽、广就是例子。国家没有比灭亡更悲惨的，而有道义存在，那么上天没有不命令的，人没有不顺应上天的。即使兴废存亡不同，但处境是一样的。所以认为是性命之书，充实这个道义。乐于天命安于土地，敦厚仁爱，而我无所参与。

姜廷善说：“现在兖州府邹县东南二十五里，峄山的南面有纪城，地方志认为是纪侯遗留的城邑，而且有纪子的坟墓。难道就是纪侯避居的地方吗？”

六月乙丑，齐侯娶纪伯姬。

送女不记载“归”，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齐国来告捷。娶纪伯姬，赞同齐侯的人说有礼，反对齐侯的人说厌恶欺诈。我认为都不对。纪国与齐国同姓，既然不能克制邪恶之心而夺取它的国家。纪侯本来是兄弟，纪伯姬不是他的伯母叔母，就是他的伯嫂叔嫂。娶仇人，娶敌人，好义的人尚且为之。纪伯姬不是齐国的，是谁的？齐国娶纪伯姬，是常事，不应当赞同，也不应当反对。纪国灭亡的始末，鲁国史官全部记载，不只是因为我们的女儿的缘故。纪国自有齐国的祸难，鲁国两代君臣悉心谋划，既然不能派偏师相救，又不敢号哭控诉。一段悱恻咨嗟的意思，真的有无法自我明说的。纪国一时君臣夫妇的处境尽善，固然都可以记载；而《春秋》之所以全部记载，也是因为我一念无已的至情，体现在立词中吧？

秋七月

冬，鲁公和齐人在禚打猎。

这里齐国、公羊都认为是齐侯。何休说：“因为不隐没鲁公，知道是齐侯。”为什么称“人”？是忌讳与仇敌打猎。赵子常说：“公羊学者在这里独自得到经意，然而不知道防伐外称人，围郕内称师，都是忌讳。”

刘原父说：“齐人，是齐国的微贱者。说鲁公和他们一起，不是鲁公离开南面而下与防者打猎。至于忘记亲人释放怨恨，难道要等到今天才贬低吗？”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打猎指练兵，不专指追逐禽兽。禚，公谷作郜。

壬辰，庄王八年。五年。齐襄九年，晋缗十六年，卫惠十一年，黔牟七年，蔡哀六年，郑厉十二年，子仪五年，曹庄十三年，陈宣四年，杞靖十五年，宋闵三年，秦武九年，楚文王熊赀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到齐师那里。

秋，郳犂来来朝见。

《春秋繁露》说：“附庸字者，方圆三十里；名者，方圆二十里。”《谷梁传》：“黎来，微国，未爵命之君是矣。”后来多次跟随齐桓公，以尊崇周室，王命以为小邾子。

邾，现在滕、峄二县边界。郳公作倪犂，作黎。

冬，鲁公和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

左氏认为是纳惠公。公羊说，这伐卫是为了什么？纳朔。为什么不说不纳卫侯朔？避王。谷梁说，这是齐侯、宋公。为什么称“人”？人诸侯，所以人公。为什么人公？逆天王之命。赵子常说：庄公与仇人接触，春秋始终忌讳，并人宋、陈、蔡者，既为内讳，不可复存笔削之迹，义与僖二十七年“人楚君”自异。谷梁说，这是齐侯、宋公。这个说法必有所受，但说“人诸侯”，以“人公”逆王命，则非。既说以逆王命贬，则内当

译鲁公去世不记载。如今四个诸侯国都称“人”，而鲁国国内却独独记载“公”，这是让鲁公成为罪魁祸首。所谓用“人”来称呼诸侯，却用“公”来称呼鲁公，这也显得奇特诡谲，不符合圣人笔法的气象。我认为鲁公与仇敌接触已经很多，没有什么值得贬斥的了，难道是因为他违背了周王的命令吗？只是“齐侯、宋公”这种说法是谷梁子一个人的观点，恐怕不能作为依据。

译癸巳年，周庄王九年。

鲁庄公六年。齐襄公十年，晋缗公十七年，卫惠公十二年，黔牟八年，蔡哀侯七年，郑厉公十三年，子仪六年，曹庄公十四年，陈宣公五年，杞靖公十六年，宋闵公四年，秦武公十年，楚文公二年。

春季，周历正月。

《公羊传》《谷梁传》记载为三月。

周王室的使者子突救援卫国。

周王使者救援卫国，是为了保全黔牟而抗拒卫侯朔。孔颖达说：称“人”，是依循其官职等级；称“字”，是因为有特定的用意。何休却说是周王派遣子突，最终没能救成，被天下人嘲笑，所以周王避讳而误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陈氏说：救援卫国没有成效，此后周王的命令就不能行于天下了，隐公、桓公时期的诸侯会盟、侵伐，只是用来平定篡位弑君罢了。卫州吁作乱时，会盟的有五国；宋华督作乱时，会盟的有四国。在袲地的会盟，讨伐郑国以拥立突，于是又讨伐卫国以拥立朔。

这是史书记载救援卫国的开始。

夏季六月，卫侯朔进入卫国。

《左传》记载：夏季，卫侯回国，将公子黔牟放逐到周王室，杀了两位公子，于是即位。熊过氏说：“季明德说：凡是已经回国又再次回来的，惯例应当记载为‘复’。卫朔回国，不称‘复’，陈君举认为是因为他尚未得到国家。那么卫侯郑再次返回他的国家，已经得到国家却不称‘复’，这就讲不通了。刘原父认为是不予承认‘复’，那么卫侯衎的回归，道义上并非可以承认而称‘复’，这也讲不通了。至于鱼石、栾盈的复入，道义和体例都有不合之处。所以胡康侯在郑忽复归的记载下，特别提出一条体例说：‘诸侯失去国家，出奔后回来称‘复’，是可以的；大夫失去职位，出奔后回来称‘复’，则不可以。’古时候诸侯世代拥有国家，大夫不世代拥有官职，这是不把‘复’作为记录事实的词，而圣人可以在其中表达褒贬，所谓‘寻求说法而得不到，就顺着情况编造言辞’罢了。朔出奔时，卫国人实际上没有立新君。所谓的公子黔牟，一定是泄职让他暂时代理国事，而实际上受制于两位卿大夫。既然卫君没有确立，那么朔的君位本来还存在，怎么能等同于已经断绝而又恢复的体例呢？这就是不称‘复’的原因。五国一同讨伐，夺取俘虏后先返回，实际上并没有完成拥立朔的任务。卫侯朔进入卫国，应该有卫国方面的言辞，假如朔杀了两兄弟篡夺卫国，天王讨伐他的罪过，《春秋》在这里必定会有不同的记载。卫侯朔固然不是贤君，但父子相承，君位自然正当。两位公子拥戴黔牟，起心篡夺，因为朔得罪了天子，所以故意合谋驱逐朔，另立君主，因此齐、宋、陈、蔡不服从而采取这一行动。我考证了三传，结合书法体例，决定以《公羊传》《谷梁传》为正确。那么，《新台》等诗篇怎么解释呢？宣姜是宣姜，惠公是惠公，互不相干。惠公软弱，自是软弱，应当得到国家，自是应当得到国家，互不干扰。”

秋季，鲁庄公从讨伐卫国回来。

发生螟灾。

冬季，齐国人送还卫国的俘虏。

《左传》记载是文姜请求的。

胡氏说：“俘虏，两传认为是宝物。查《尚书·商书》称‘于是讨伐三朡，俘获他们的宝玉’，那么‘俘’是正文，‘宝’是解释词。说齐国归还卫国的宝物，就知道四国都接受了朔的贿赂。《春秋》特别记载这件事，是为了判定诸侯的罪责。”

俘虏，《公羊传》《谷梁传》记载为宝物。

甲午年，周庄王十年。

鲁庄公七年。齐襄公十一年，晋缗公十八年，卫惠公十三年，蔡哀侯八年，郑厉公十四年，子仪七年，曹庄公十五年，陈宣公六年，杞靖公十七年，宋闵公五年，秦武公十一年，楚文公三年。

春季，夫人姜氏在防地会见齐侯。

防是鲁国的地方。

夏季四月辛卯日夜，恒星看不见，半夜星星坠落像雨一样。

苏子由说：“恒星看不见，是因为夜色明亮。星星坠落像雨一样，是说数量众多。”《左氏传》认为是和雨一起落下，《公羊传》认为是星星坠落不到一尺又飞回去。查历代天文志，记载众星同时坠落都说是星星坠落像雨一样，大概没什么奇怪的。《谷梁传》记载为“昔陨”，《公羊传》记载为“霣”。

秋季发大水，没有麦子和庄稼苗。

黄楚望说：庄公七年秋季，发大水，没有麦子和庄稼苗。杜氏说：现在是五月，周历的秋季，平地出水，淹没了成熟的麦子和五谷的苗。传文说：没有麦子和庄稼苗，不损害嘉谷。杜氏认为黍稷还可以重新种植，所以说不损害嘉谷。我说苗是五谷在田里的通称。《孟子》说：宋国人担忧他的苗不长；又说：厌恶杂草，怕它扰乱苗。《汉书》：立苗想要稀疏。唐史称青苗，都是指这个。现在史书记载没有麦子和庄稼苗，是记录异象。一种谷物歉收，不记载，现在记载没有麦子，是因为旧谷已经吃完，新谷尚未成熟，此时麦子作为民食最为重要，所以特别记载。建午之月，应当是水与雨相遇，所以麦子熟了还没来得及收割，而四月已种下的谷物长成苗，也被水冲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只有这一年出现一次，所以是异象。这一年不记载饥荒，大概是因为水很快退去，重新种植了其他谷物。

冬季，夫人姜氏在谷地会见齐侯。

谷，现在山东东阿县南十二里有谷城。

乙未年，周庄王十一年。

鲁庄公八年。齐襄公十二年弑君，晋缗公十九年，卫惠公十四年，蔡哀侯九年，郑厉公十五年，子仪八年，曹庄公十六年，陈宣公七年，杞靖公十八年，宋闵公六年，蔡武公十二年，楚文公四年。

春季，周历正月，军队驻扎在郎地，等待陈国人、蔡国人。甲午日，整顿军队。夏季，军队和齐国军队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国军队投降。秋季，军队返回。

郕国是文昭之国的后代，与周公是兄弟，鲁

译这是与祢国相同的国家。疆土相同，却对齐国有企图，拉着鲁国去侵犯它。鲁国想违背齐国而撤回军队，却不敢；想跟随齐国一起拿起武器作战，又不忍心。所以军队驻扎在郎地，徘徊不前。而在甲午日整治军队，因此陈列军队，整顿军容，以拖延齐军的行动。虽然一同与齐国围攻郕国，但说：“如果郕国向齐军投降，那么一定有缓兵之计、慢慢作战的方法，来促使郕国自行投降，而不是施加武力毒害致死，逼迫郕国陷入险境。”秋天军队返回，品味“师还”这两个字，有不进行战斗、善于用兵而返回的意思。当时鲁国人因为强国的命令，勉强跟随军队。孔子前后所记载的二十多个字，其中一段犹豫不决、委婉周旋的意思，都可以想象得到。根据传文记载，郕国向齐军投降，仲庆父请求讨伐齐军，鲁公说：“不行，我实在没有德行，齐军有什么罪过？”那么鲁公当时在军中，不记载鲁公，是避讳的缘故。从春天到秋天，已经经历了三个季节，鲁公应当记载到达，既然避讳鲁公，自然不能记载鲁公到达，而是用“师还”来标记，记载到达的意思自然就在其中了。书法的曲折详尽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天然形成的吗？有人说：这是凭空捏造，怎么得来的？我说：从避讳鲁公以及郕伯来投奔可以看出事实，从军队驻扎在郎地可以得其形似，从书法的委婉可以防止其神韵。

译治公作祠，郕公作成。

冬季，十一月，癸未日，齐国的无知杀死了他的国君诸儿。

《左传》记载：齐侯派连称、管至父驻守葵丘，约定瓜熟时换防，但齐侯没有答应，因此他们谋划作乱。僖公的弟弟名叫夷仲年，生了公孙无知，无知受到僖公的宠爱。襄公废黜了他，这两个人便借机作乱。冬季，十二月，齐侯在具丘打猎，看见一头大猪，说：“这是公子彭生。”齐侯害怕，从车上掉下来，伤了脚，鞋跟也坏了。回国后，齐侯向徒人费索要鞋，鞭打他，打得见血，费逃走了。在门口遇到叛贼，费请求先入宫，伏在齐侯身上出来，在门中搏斗而死。石之纷如死在台阶下。叛贼于是进入宫中，在床上杀死了孟阳，在门后看见齐侯的脚，便杀死了他。

赵氏说：“《谷梁传》说：‘大夫杀他的国君，用国名加氏称呼的，是因为有嫌疑。是杀君并取代君位。’按照体例，没有任命为卿的，体例上不记载氏。既然不记载氏，自然就用名字连着国名。”苏子由说：“不称公孙，是因为他将要做国君。凡是杀君记载君名的，是因为国君无道。然而《春秋》所记载的，国君无道却称臣名的有六例：齐诸儿虽然无道，但无知是出于私心杀他，所以称无知；晋夷皋、楚防虽然无道，但赵盾、公子比，怀疑无罪，所以称盾及比；陈平国、蔡固、齐光虽然无道，但徵舒、太子般、崔杼的罪恶比国君更甚，所以称徵舒、太子般、崔杼。说法各有其恰当之处，不必相同。”

丙申○庄王十二年

九年。○齐桓公小白元年，晋缗二十，卫惠十五，蔡哀十，郑厉十六，子仪九，曹庄十七，陈宣八，杞靖十九，宋闵七，秦武十三，楚文五。

春季，齐国人杀死了无知。

《左传》记载：起初，公孙无知虐待雍廪。春季，雍廪杀死了无知。《谷梁传》说称“人”来杀，是因为杀有罪之人。根据《左氏传》，似乎贼由一人所为，《谷梁传》则名字联系讨罪，两种说法都未尽善。大概无知杀君，众人共同愤恨，雍廪一人借公义行私愤，记载“齐人”，是因为国人都想杀他。

《春秋》记载称公子为公子，大夫为大夫，公子大夫为公子大夫。在父亲那里称公子，在兄长那里称弟。起初怀疑他要当国君，就称他的名。齐国的弟弟叫年，郑国的弟弟叫语。本国而没有族名的，隐公时叫侠，桓公时叫柔。他国而没有族名的，楚国叫椒，吴国叫札。遵循其常规称呼，没有褒贬之意，这是一定的法则。解说者看到隐公四年的卫人杀州吁于濮，庄公九年的齐人杀无知，讨贼只有这两个人，两次讨伐都没有他们的族名，认为是有意识地削除他们。不知道这两个人实际上没有赐族。州吁是宠爱的儿子，受到宠爱，怀疑他要当国君，怎么就赐族呢？无知是公孙夷仲年的儿子，仲年受到宠爱。僖公、桓公三年，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还以弟弟称呼，那么年尚且未称公子。无知怎么就称公孙呢？所以说这两个人实际上没有赐族。那么桓公六年的蔡人杀陈佗，宣公十一年的楚人杀陈夏徵舒，昭公四年的楚人执齐庆封，这三个人为什么去掉族名？这三个人都是被他国讨伐的。被他国讨伐，用国名加氏就足够了，何必烦劳称族呢？至于如不是弑逆而去掉族名的，文公十四年的公孙敖死在齐国，襄公二十三年的晋人杀栾盈，三十年的郑人杀良霄，敖长期在外，盈从外进入，霄已经逃跑，都是职位断绝，不是我国的大夫被削除族名。成公十五年的宋杀其大夫山，《左传》说：“荡泽削弱公室，杀公子肥。”记载说：“宋杀其大夫山。”意思是背离他的族。本来背离族，所以去掉他的族，这是《春秋》的特殊笔法。

庄公与齐国大夫在蔇结盟。

《左氏传》说：“齐国没有国君，大夫不称名，是众人的言辞。结盟是为了接纳子纠。”《公羊传》认为是避讳，与大夫结盟，有什么说法呢？

蔇，《公羊传》《谷梁传》作暨。孙明复说：“齐地在今峄县东八十里。”

夏季，庄公讨伐齐国，接纳子纠。

《公羊传》《谷梁传》没有“子”字。

齐小白进入齐国。

子纠与小白都是庶子，谁是兄，谁是弟，不可知。《左氏传》没有明文，《公羊传》《谷梁传》及两传的注疏则说子纠是兄，桓公是弟。程子用薄昭的话证明桓公是兄，而荀卿曾说桓公杀兄以争国，那么二人的兄弟关系，没有确切的定论。然而国君的儿子以贵贱论，贵贱的法则以班次论。子纠的母亲是鲁女，小白的母亲是卫女，鲁在卫之上，班次所以贵。记载说“齐小白入于齐”，是因为小白未经见，所以系以齐，不是当时窃入，所以记载为“入”，是直接列举的言辞。《谷梁传》说“厌恶他的非义”。赵氏说“入齐与纳纠是两件事，所以另起头而系以齐，也是不对的”。庄公讨伐齐国接纳子纠，不记载“齐纠”，为什么呢？承蒙上面讨伐齐国的文辞，所以不再记载“齐”，不是因为当立不立的义理。突回到郑国，与小白入于齐相同。《公羊传》说“归者出入无恶，入者出入恶”，而突说“归”，小白说“入”，那么《公羊传》的说法是不对的。宋人执祭仲，已经与他结盟立突了，已经有奉迎的人了，所以说“归”。鲁方接纳子纠，而桓公从莒先入，出其不意，所以说“入”。“曰归”那么郑自其家了，不必记载“郑”。

译“曰入”意味着各国都可以进入，所以必须特指为“齐小白”。不称他为公子，是因为当时不必称公子。赵子常说：“凡是继位的君主在未满一年时称‘子’的，是因为他们处于灵柩前的位置。”子纠被鲁国接纳，尚未进入齐国，而小白已经先从莒国进入，立为国君（襄公）。小白打败了鲁国的军队，于是前来胁迫并杀死了子纠。子纠未曾有一天站在丧位之上，却能称“子”，这是为什么呢？凡是争夺君位的公子，有的称“纳”，有的称“归”，有的称“入”，有的称“出”，都去掉所属国名，不区分是否名正言顺。像子纠与卫国的州吁、突、忽、羁、赤，以及齐国的小白、阳生等人都是如此，那么史官本来就不应使用不同的文字，为何唯独在子纠被接纳和被杀时，用嗣君在丧位的称号来称呼他呢？这是《春秋》特有的笔法。查考《史记》，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女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女子，鲁国女子的地位应当在卫国女子之上，那么子纠身份尊贵应当继位。然而论才能，小白贤能；论党羽，小白有国氏、高氏作为内部主事。论结果，子纠被杀，而小白成就了匡正天下的功业。如果后世只因为小白贤能、有功，而不知道子纠因身份尊贵应当继位，那么自认为贤能的人必定会丑化正统，倚仗功劳的人就可以夺取嫡位，这就是国家祸乱的根源。《春秋》坚持道义而不谋求私利，阐明正道而不计较功利，因此在接纳子纠时称他为“子”，以表明他应当继位，从而区别于从外部接纳的不正之举，然后才记载。这样，子纠与小白谁正谁不正的区别，不辩自明。《左传》和《公羊传》都记载为“伐齐纳纠”。孔颖达说：“现在《左传》的定本中，‘纠’字上面有‘子’字。大概是唐初学者校定《春秋》古经，以纠正两传的失误。”

译黄先生泽说：宫廷的制度，如果不是班列次序、贵贱等级向来确定，那么也曾成为动乱的阶梯。所以何休确立立子的制度，解说《春秋》的人决不可废弃。大概古人立太子讲究嫡庶，不讲究年长年幼，纵然不是嫡出，也必须看母亲贵贱。比如晋国人想要立年长的君主，在众公子中选择，也先论其母。现在试着确立条例来推演。比如齐襄公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子纠是齐僖公右媵的儿子，桓公却不是两媵（左媵、右媵）之列，而是众妾的儿子。那么桓公就是篡位。如果襄公是右媵或左媵的儿子，而与子纠同母，桓公的母亲却是众妾，那么桓公也是篡位。如果子纠的母亲是右媵，桓公的母亲是左媵，子纠按次序也应当被立。如果子纠的母亲是夫人的娣侄，桓公的母亲却是两媵的娣侄，那么子纠也应当被立。现在再推演未尽的说法。比如公子遂活着时称公子遂，死后称仲遂，古人名字像这样的不止一个。用这个条例来推演，那么公子纠活着时因为鲁君的缘故，单称纠；死后称子纠，是哀悯他而称子。哀悯他而称子，也是用来表明桓公不应当杀纠，这是残忍地杀害他的同胞兄弟。又假设子纠是弟弟，那么按诸侯的制度来说，哥哥杀弟弟，而弟弟却是应当被立的太子，那么自然应当判以篡夺的罪责。现在只从死后书写的字例来说，那么纠的死是圣人所哀悯的，杀纠的人自然应该有罪。大概因为争夺国家而杀人，纵然不是篡位，也是夺权。有人问：怎么区分篡位和夺权？回答说：贵贱相差很远，而卑贱者却即位，这就是篡位。《左传》《公羊传》说桓公篡位是对的。贵贱相差不远，或者两人都可以即位，而强大有力者得到它，这就是夺权。伊川说桓公以兄杀弟，也属于这一类。所谓两人都可以即位，是说子纠如果是侄的女儿所生而年幼，桓公是娣的女儿所生而年长，那么两人必然争夺君位，形势无法两全。王道修明的时候，自然应当听命于天子。天子既然不能治理诸侯，那么强者必然即位，弱者必然死亡。虽然王制必须实行，而公义裁断，难道没有是非曲直吗？假设子纠即位而杀桓公，其罪责也一样。所以用伊川的说法推演，桓公终究不免于罪，按王法应当废黜。如果用《左传》《公羊传》推演，那么子纠年长且尊贵，桓公就是篡位，没有别的说法了。明智的人在这里详细考察，而又有所领悟，那么圣人书法的意义才开始明白，而《论语》中关于召忽、管仲的疑惑也就释然了。

秋季七月丁酉日，齐襄公去世。

八月庚申日，与齐军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

干时是水名，在今乐安县界，支流在旱季就会干涸，所以叫干时。

九月，齐人捉住子纠并杀了他。

《左传》说鲁庄公在戎路车上换乘回国，庄公实际上在行军途中。现在史书只写“与齐军”，不写庄公，是为了避讳庄公战败。又说“是承接上文庄公伐齐的文意”。虽然如此，如果这场战争是复仇讨贼之举，即使庄公战败也必定着重书写“庄公伐齐”，以识别欣喜慷慨的言辞，与沙随之战不能相见、平丘之会不能参与争荣的情况不同了。必定不会用平常事例来对待。胡氏说：“能与仇敌作战，即使战败也是光荣。”以败为荣，似乎不是正义。黄楚望说：“周天子的军队尚且不避讳战败，鲁国是诸侯，战败又怎么能不记载呢？”

召忽的死，子路、子贡责备得很严厉。《家语》说：“子纠没有成为君主，召忽没有成为臣子。”这两句话出自孔子，足以作为千古定论。难道这两个人没有听说过吗？黄楚望说：孔子不责备管仲以死殉主，大概是因为公子没有为君之道，师傅是先君所托付，不能纯粹用臣子的礼节来约束他。有患难就一起周旋，既然已经出力效劳，竭尽忠节，而偶然从虎口中逃脱的，那么也是可以宽恕的，像管仲就是这样。这才符合孔子的本意。

冬季疏浚洙水。

姜廷善说：“《水经注》说：洙水发源于盖县西北，临乐山西，流经新泰县西南，流入卞城，到鲁国东北，流经孔里，这就是所说的洙泗之间。又说：北边是洙渎，南边是泗水，两水在鲁城东北十七里交汇。从城北向南流经鲁城，向西南流然后向东南流入淮河。现在考察：盖县与新泰县，是鲁国的北边边境，靠近齐国。”

《春秋辩义》卷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辩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六 明 卓尔康 撰

庄公二年

丁酉日，周庄王十三年。

十年，齐桓公二年，晋缗公二十一年，卫惠公十六年，蔡哀侯十一年，郑厉公十七年，郑子仪十年，曹庄公十八年，陈宣公九年，杞靖公二十年，宋闵公八年，秦武公十四年，楚文公六年。

春季周历正月，庄公在长勺击败齐军。

经文不记载齐国攻打鲁国，庄公已经击败齐军，齐国又成为鲁国的土地，那么齐国攻打鲁国不言自明。

黄楚望说：“胡子说齐军攻打鲁国，经文不记载‘伐’，是责备鲁国。用诈术作战叫‘败’，兵器相接用诈谋取胜，所以记载鲁国为主，来责备它。”泽说：“桓公死在齐国，庄公不能复仇；等到仇敌罪恶积满，而死于弑君，国内没有君主，而僖公的儿子纠逃难到鲁国，鲁国接纳他，又不能成事。干时之战的失败，狼狈而归，鲍叔率领军队来胁迫，杀子纠，诡计夺取管仲。在这个时候，鲁国几乎不能存在了。庄公如果在长勺不击败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