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辩义卷十一 明 卓尔康 撰
左氏为邢谋卫难也。齐桓逐狄以存邢，而齐人与狄盟于邢。齐孝公于堂构有忝矣。狄称人，非进之，自是文法当如此。盖不可云齐人狄盟故也。与邢狄伐卫同。
冬楚人伐随
黄正宪氏曰：「按随姬姓侯爵国，在厉南，近楚。虽尝为楚所侵，而用贤圗治，犹足自存。观楚武王欲侵随，而熊率且比以为季梁在，何益可知矣。盖汉东之国，随为大，犹能统率诸▯，以张中国之势。故桓十一年，随绞州蓼欲伐楚，今又以汉东诸侯叛。哀元年，犹与楚子围蔡。虽未必能度徳量力，而黾勉自强，其去陈、蔡、郑、许逺矣。乃齐桓倡伯之日，不闻与随防盟，攘楚不亦失计哉！今子文取成而还，则随亦服楚，而汉阳诸▯无能自存矣。」
左传》宋襄公欲合诸侯，臧文仲闻之曰：“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
壬午○襄王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宋襄十二，齐孝四，晋惠十二，卫文二十一，蔡庄七，郑文三十四，曹共十四，陈穆九，杞成十六，秦穆二十一，楚成三十三。
春狄侵卫
去年齐狄盟邢，今年侵卫，为邢故也。
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传》春，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髙忠宪曰：“是宋公也，何以书‘人’？齐桓攘楚以安中国，宋公盟楚以求诸侯，人楚故，因人宋也。”
熊过氏曰：「鹿上，宋地。杜注：『汝阴原鹿，今光州固始界淮汝合处。』季云：『兖州府金乡县。』然而非也。《水经注》虽以鹿城为鹿上，第固始近楚，而金乡逺宋。宋人求诸侯于楚，必襄公至楚近地而盟焉，情也。」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防于盂，执宋公以伐宋。
众执为文，杜氏谓宋为诸侯所疾，故总见众国共执之文，是也。胡氏谓分恶于诸侯，是也。谷梁谓不与楚子之执宋公，是也。陈氏谓执之于防，则防称君，执称人，此不再言楚人，不以荆蛮执诸夏之辞也，是也。皆有之。
楚称子，诸国皆称侯，不得异也。楚是时可渐进矣。盂公作，霍谷作雩。
楚始称子
冬公伐邾
左传》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
杜氏曰：「为邾灭须句，故黄东发曰：『邾尝从宋伐齐、鲁，救之不克，邾执鄫子用之。鄫，鲁亲也，故怨邾，特与宋盟，未敢伐。今宋有楚师，故乗间而伐邾。』以事证之，东发言是也。」
楚人使宜申来献捷
盂防称子矣，今何以称人？凡使大夫，未有以人言者，人不能使大夫也。防盟有他国，则同称爵；无他国，则从其恒称而称人。此与书狄同。自是至椒之聘，而后楚有君大夫矣。不言宋捷，为中国诸侯讳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防诸侯盟于薄，释宋公。
鲁为望国，楚欲借以号召天下。盂之盟，僖公与齐不与焉，故使冝申献捷，脇而诱之。僖公畏楚之强，不得不来。楚子既得盟，鲁即慨然释宋公，以见徳于僖公，盖示已之有礼，而坚鲁之服从也。夫楚得宋，则上防之势已据；服鲁，则群侯之心已萃。于是可以横行中夏矣。楚頵亦狡矣哉！执未出境，曰释，不言楚释，者蒙上楚人之辞，亦不忍言也。谷梁谓不与楚专释，迂矣。张氏曰：拱州考城，汉薄县。
熊过氏曰：「薄宋地，杜不言其所。史记作亳。亳有三，今归徳府东南谷孰西南为南亳，即汤都。北五十里蒙城，因景山名景亳。偃师为西亳，莫详所盟何亳也。执未出境，故曰释。」
癸未○襄王十四年
二十有二年○宋襄十三，齐孝五，晋惠十三，卫文二十二，蔡庄八，郑文三十五，曹共十五，陈穆十，杞成十七，秦穆二十二，楚成三十四。
春公伐邾取须句
左传》公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
须句为成风母家，邾取而我伐之，反地置君，固其本心。其以邾恃宋，害鄫故，乗宋公见执而伐之，亦事势当然。赵氏以为须句邾邑，则左氏所载，岂尽无徴耶？至文公七年，又书伐邾取须句，须句尝复取于邾，而文公又伐取耳。
句公作昫
夏宋公卫侯许男滕
译左氏为邢谋划，为卫解难。齐桓公驱逐狄人从而保全邢国，齐国人与狄人在邢地结盟。齐孝公有辱父业。狄人称“人”，并非褒扬，而是按照《春秋》的笔法应当如此。不能说因为齐国人与狄人结盟所以称“人”。这与“邢、狄伐卫”的记载相同。
冬天，楚国人攻打随国。
黄正宪氏说：“查考随国是姬姓的侯爵国，位于汉水之南，靠近楚国。虽然曾经被楚国侵犯，但任用贤才谋求治理，尚足以自保。看楚武王想要侵犯随国，而熊率且比认为有季梁在，有何益处，就可以知道了。大概汉水以东的国家中，随国最大，还能统率各国，以壮大中原诸侯的声势。所以僖公十一年，随、绞、州、蓼想要攻打楚国，现在又率领汉东诸侯叛楚。哀公元年，还跟随楚子围攻蔡国。虽然未必能估量德行和力量，但勤勉自强，这就与陈、蔡、郑、许等国大不相同了。然而在齐桓公倡导霸业的时候，没听说与随国结盟防御，抵御楚国，不也是失策吗！现在子文取得讲和而返回，那么随国也臣服于楚国，而汉阳各国就没有能够自保的了。”
《左传》记载：宋襄公想要会合诸侯，臧文仲听说后说：“顺从别人的意愿去行事，是可以的；让别人顺从自己的意愿，很少能成功。”
壬午日，周襄王十三年。
二十一年，宋襄公十二年，齐孝公四年，晋惠公十二年，卫文公二十一年，蔡庄公七年，郑文公三十四年，曹共公十四年，陈穆公九年，杞成公十六年，秦穆公二十一年，楚成王三十三年。
春天，狄人侵犯卫国。
去年齐国与狄人在邢地结盟，今年狄人侵犯卫国，是为了邢国的缘故。
宋国人、齐国人、楚国人在鹿上结盟。
《左传》记载：春天，宋国人举行鹿上之盟，向楚国请求会合诸侯，楚国人答应了。高忠宪说：“这是宋公，为什么书‘人’？齐桓公抵御楚国以安定中原，宋公与楚国结盟以求会合诸侯，亲近楚国，所以宋公被称为‘人’。”
熊过氏说：“鹿上，是宋国的地方。杜预注：‘汝阴原鹿，现在光州固始界淮水与汝水汇合处。’季本说：‘兖州府金乡县。’然而都不对。《水经注》虽然把鹿城当作鹿上，但固始靠近楚国，而金乡远离宋国。宋国人向楚国请求会合诸侯，一定是襄公到靠近楚国的地方结盟，这是情理之中。”
夏天，大旱。
秋天，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盟，拘捕宋公以攻打宋国。
用“众执”作为文辞，杜氏认为宋国被诸侯所痛恨，所以总括显示各国共同拘捕他的文辞，是对的。胡氏认为分散罪责于诸侯，是对的。谷梁氏认为不赞成楚子拘捕宋公，是对的。陈氏认为在会盟时拘捕，那么会盟称君，拘捕称人，这里不再说楚人，不用荆蛮拘捕诸夏的辞令，是对的。这些观点都有道理。
楚国称子，各国都称侯，不能不同。楚国这时可以逐渐进步了。盂公作，霍谷作雩。
楚国开始称子。
冬天，鲁公攻打邾国。
《左传》记载：邾国人灭掉须句，须句国君来投奔鲁国，因为他是成风的母家。
杜氏说：“因为邾国灭掉须句，所以黄东发说：‘邾国曾经跟随宋国攻打齐、鲁，救援不成功，邾国拘捕鄫子并杀了他。鄫国是鲁国的亲族，所以怨恨邾国，特意与宋国结盟，不敢攻打。现在宋国有楚国的军队，所以趁机攻打邾国。’用事实来验证，东发的话是对的。”
楚国人派宜申来献捷。
盂地会盟称子了，现在为什么称人？凡是派遣大夫，没有用“人”来称呼的，人不能派遣大夫。会盟有其他国家，就一同称爵位；没有其他国，就按照惯例称人。这与记载狄人相同。从此到椒的聘问，之后楚国才有君和大夫。不说宋国的捷报，是为中原诸侯避讳。
十二月，癸丑日，鲁公与诸侯在薄地结盟，释放宋公。
鲁国是望国，楚国想借它来号召天下。盂地之盟，僖公与齐国没有参加，所以派宜申献捷，胁迫并引诱他。僖公畏惧楚国的强大，不得不来。楚子已经得到盟约，鲁国就慷慨地释放宋公，以向僖公显示恩德，大概是显示自己有礼，而坚定鲁国的服从。楚国得到宋国，那么上防的局势已经占据；使鲁国臣服，那么群侯的心已经汇聚。于是可以横行中原了。楚国的计谋也很狡猾啊！拘捕还没有出境，就说释放，不说楚释放，是承袭上文楚人的说法，也是不忍心说。谷梁氏认为不赞成楚国专断释放，迂腐了。张氏说：拱州考城，汉代的薄县。
熊过氏说：“薄是宋国的地方，杜预不说它在哪里。《史记》作亳。亳有三个，现在归德府东南谷孰西南是南亳，就是汤的都城。北五十里蒙城，因景山名叫景亳。偃师是西亳，不知道盟约在哪个亳。拘捕还没有出境，所以说释放。”
癸未日，周襄王十四年。
二十二年，宋襄公十三年，齐孝公五年，晋惠公十三年，卫文公二十二年，蔡庄公八年，郑文公三十五年，曹共公十五年，陈穆公十年，杞成公十七年，秦穆公二十二年，楚成王三十四年。
春天，鲁公攻打邾国，夺取须句。
《左传》记载：鲁公攻打邾国，夺取须句，归还其国君，这是合乎礼的。
须句是成风的母家，邾国夺取它而我攻打它，归还土地安置国君，本来是他的本心。他因为邾国倚仗宋国，杀害鄫国，趁着宋公被拘捕而攻打它，也是事势当然。赵氏认为须句是邾国的邑，那么左氏所记载的，难道完全没有证据吗？到文公七年，又记载攻打邾国夺取须句，须句曾经再次被邾国夺取，而文公又攻打夺取罢了。
句公作昫。
夏天，宋公、卫侯、许男、滕
晋太子圉逃归
富辰言于王曰：「请召太叔王子带自齐复归于京师。」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
凡鲁胜则曰败，某师谷梁云：言败举其大者，此説是也。内败则但书战而已，不斥言也。公羊云：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绩也。谷梁云：内讳败，举其可道者。然干时何以不讳？乃知内讳败者不尽然也。干时不讳败，不切公也。此则公几于获，故讳之。且齐大，邾小邾为附庸，鲁素卑邾，而以不设备败绩，邾人获公胄，县诸鱼门，耻孰甚焉？盖为尊讳，非为内讳也。
升陉鲁地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宋师败绩。《左传》：楚人伐宋，以救郑。
宋师败绩，则公可知。不言伤股者，以宋公之卒知为伤股。卒在明年五月，此时不显，故不书也。
熊过氏曰：楚欲为郑报宋，发兵至▯▯，宋地也。宋公迎战，主战在宋，故书曰“宋公及楚人”者，楚之防者非楚子也。左氏曰：楚人伐宋以救郑，曰“楚人未济”，曰“芈氏劳”，楚子于柯泽，柯泽郑地。盖楚子屯重兵于郑，而与宋公战者，其先冲也。陈君举谓楚君将犹称人，非也。
王樵氏曰：「宋襄公甫脱衅鼔之余，归不能引咎责躬，修徳勤政，内辑其国，外和四邻，蓄威养重，待时而动。而伐郑以挑楚，不度徳，不量力，不征词，欲无败得乎？」司马子鱼于其用鄫子也曰：「桓公存三亾国，义士犹曰薄徳，今一防而虐二国之君，将以求伯，不亦难乎？」于其围曹也曰：「文王闻崇徳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徳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徳乎？」于其盟鹿上也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亾乎？幸而后败。」于其防盂也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于其释于薄也曰：「祸尤未也，未足以惩君。」于其伐郑也曰：「所谓祸在此矣。」凡襄公之举，皆其所以败也。而子鱼必有言，使襄公能听其一，犹有所救。奈之何其皆弗聴也？则不待于▯之战，而知其必败矣。
▯宋水名
甲申○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宋襄十四卒，齐孝六，晋惠十四，卫文二十三，蔡庄九，郑文三十六，曹共十六，陈穆十一，杞成十八卒，秦穆二十三，楚成三十五。
春齐侯伐宋围缗
左传以讨其不与盟于齐也
十九年，诸侯盟于齐。以无防桓公之徳，而宋不防盟，故齐侯乗宋之败而讨之。齐侯年少，不知十九年之盟。楚人欲与中国盟防耳。宋、楚争伯，楚固欲离宋以自为雄，必不约束也。且齐孝公非宋不立，宋已与齐徳矣，何必为徳？齐侯此举不义甚矣。伐宋，围缗。直书其事，无所加损。伐国不言围邑，此例不设可也。缗在菏水之南，今兖州府金乡县南界。
缗谷作闵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
左传》伤于▯，故也鲁不防，故不书▯。
张氏曰：「时僖公已有志于附楚，故不防宋公之▯。兹公作慈。」
秋楚人伐陈
左传》讨其贰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顿而还。
楚伐陈，左氏以为讨其贰于宋，恐未是。曹南之盟，伐郑之役，陈皆不与。防盂执宋公盟，薄释宋公，陈皆従楚。考之经，唯见陈之服于楚，未见其贰于宋也。盖顿在陈南，素属于陈，陈因顿従楚，必责礼于顿，故顿诉楚而楚伐陈。自楚城顿，陈、顿之争始于此矣。
左传》晋惠公卒，懐公执狐突，杀之。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传》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名。赴以名，则亦书之。
熊过氏曰：杜预以为杞实伯爵，程子信之，疑其黜于前世，中间从夷，故子之后复称伯。胡康侯从之。夫杞之説何纷纷乎？杞公爵也，武王存夏之后于杞，以备三恪，传谓王者之后称公，是也。自东楼公、西楼公十世至成公，皆无异称。入春秋以来，桓三年称侯，庄二年称伯，自是终春秋书伯凡六变。以为用夷礼而贬者，左氏以下之説也；以为时王所黜者，范甯以下之説也；伯主擅为进退，赵匡以下之説也。
译晋国太子圉逃回本国。
富辰对周王说：“请召太叔王子带从齐国返回京师。”
秋季八月丁未日，鲁国与邾国在升陉交战。
凡是鲁国获胜，就记载为“败某师”，《谷梁传》说：记载“败”是举其大事，这种说法是对的。如果是鲁国战败，就只记载“战”罢了，不直言战败。《公羊传》说：国内战败不直言“战”，直言“战”就是大败。《谷梁传》说：国内战败要避讳，只举其可说之事。然而干时之战为什么不避讳？由此可知国内避讳战败并非总是如此。干时之战不避讳战败，是因为与鲁公关系不密切。而这次鲁公几乎被俘，所以避讳。况且齐国强大，邾国弱小，邾国是附庸，鲁国向来轻视邾国，却因不设防备而大败，邾国人俘获了鲁公的头盔，悬挂在鱼门，耻辱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这大概是为了尊者避讳，而不是为了国内避讳。
升陉是鲁国的地方。
冬季，十一月，己巳日初一，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左传》说：楚国人攻打宋国，是为了救援郑国。
宋军大败，那么宋公受伤就可以知道了。不记载大腿受伤，是因为宋公的去世让人知道他是大腿受伤所致。宋公去世在次年五月，此时不明显，所以不记载。
熊过氏说：楚国想要为郑国向宋国报仇，发兵到达泓水，泓水是宋国的地方。宋公迎战，主战场在宋国，所以记载为“宋公及楚人”，是因为楚国的统帅不是楚子。《左传》说：楚国人攻打宋国以救援郑国，说“楚人未济”，说“芈氏劳”，楚子在柯泽，柯泽是郑国的地方。大概楚子屯驻重兵于郑国，而与宋公交战的，是他的先锋。陈君举认为楚君统帅军队仍称“人”，这是不对的。
王樵氏说：“宋襄公刚刚摆脱衅鼓的余祸，回国后不能引咎自责，修德勤政，对内团结国家，对外和睦四邻，积蓄威望，培养实力，等待时机而动。却攻打郑国以挑衅楚国，不估量德行，不衡量力量，不征引辞令，想要不失败可能吗？”司马子鱼在他用鄫子祭祀时说：“桓公保全了三个亡国，义士还认为德行浅薄，现在一次会盟就虐待两国的国君，想要以此求取霸业，不是很难吗？”在他围攻曹国时说：“周文王听说崇国德行混乱而攻打它，军队驻扎三十天而不投降，退兵修明教化后再攻打，凭借营垒而投降。现在君主的德行恐怕还有欠缺，却去攻打别人，怎么办？何不暂且反省自己的德行呢？”在他在鹿上会盟时说：“小国争夺盟主，是祸患。宋国将要灭亡吧？侥幸而后失败。”在他在盂地会盟时说：“祸患大概就在这里吧？君主的欲望太过分了。”在他在薄地被释放时说：“祸患还没有结束，不足以惩戒君主。”在他攻打郑国时说：“所说的祸患就在这里了。”凡是襄公的举动，都是他失败的原因。而子鱼必定有言论，如果襄公能听从其中一条，还有一线生机。奈何他都不听从呢？那么不必等到泓水之战，就知道他必定失败了。
泓水是宋国的水名。
甲申日，周襄王十五年。
鲁僖公二十三年，宋襄公十四年去世，齐孝公六年，晋惠公十四年，卫文公二十三年，蔡庄公九年，郑文公三十六年，曹共公十六年，陈穆公十一年，杞成公十八年去世，秦穆公二十三年，楚成王三十五年。
春季，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地。
《左传》说：这是为了讨伐宋国不参与在齐国的会盟。
十九年，诸侯在齐国会盟。因为宋国没有防备桓公的德行，而没有参与会盟，所以齐侯趁着宋国的失败而讨伐他。齐侯年轻，不知道十九年的会盟。楚国人想要与中原诸侯会盟罢了。宋、楚争夺霸权，楚国本来就想疏远宋国以自雄，必定不会约束宋国。况且齐孝公不是宋国就不能立国，宋国已经与齐国有恩德了，何必再施恩德？齐侯此举非常不义。攻打宋国，包围缗地。直书其事，不加不减。攻打国家不记载包围城邑，这个体例可以不设。缗地在菏水之南，现在兖州府金乡县南界。
缗，《谷梁传》作闵。
夏季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
《左传》说：在泓水受伤，所以鲁国没有参加丧礼，所以不记载泓水。
张氏说：“当时僖公已经有依附楚国的志向，所以不参加宋公的丧礼。兹公作慈。”
秋季，楚国人攻打陈国。
《左传》说：讨伐陈国对宋国怀有二心，于是夺取焦、夷，在顿地筑城后返回。
楚国攻打陈国，《左传》认为是讨伐陈国对宋国怀有二心，恐怕不对。曹南之盟，伐郑之役，陈国都没有参与。盂地会盟拘捕宋公会盟，薄地释放宋公，陈国都跟随楚国。考察《春秋》，只见陈国服从楚国，未见其对宋国怀有二心。大概顿地在陈国南部，向来属于陈国，陈国因为顿地跟随楚国，必定向顿地责求礼制，所以顿地向楚国诉苦而楚国攻打陈国。自从楚国在顿地筑城，陈、顿之争从此开始了。
《左传》说：晋惠公去世，怀公拘捕狐突，杀了他。
冬季十一月，杞子去世。
《左传》说：杞成公去世，记载为“子”，因为杞国是夷狄。不记载名字，因为没有结盟。凡是诸侯结盟，死后以名字赴告。以名字赴告，也就记载名字。
熊过氏说：杜预认为杞国实际上是伯爵，程子相信他，怀疑其被前世贬黜，中间跟随夷狄，所以子之后又称伯。胡康侯跟随他。关于杞国的说法为何如此纷纭？杞国是公爵，武王在杞国保存夏的后代，以作为三恪，传说王者之后称公，这是对的。从东楼公、西楼公十世到成公，都没有不同的称呼。进入春秋以来，桓公三年称侯，庄公二年称伯，从此直到春秋结束记载为伯共六次变化。认为因使用夷狄礼制而贬低的，是《左传》以下的说法；认为被当时周王贬黜的，是范甯以下的说法；霸主擅自进退的，是赵匡以下的说法。
夫黜于春秋之前，则既已不足辨矣。春秋狄秦、狄郑、狄晋者有之，特以号举而未尝黜其爵。左氏乃谓夷礼黜杞可乎？谓其杂用、纯用，故有降一等、降二等之分可乎？春秋之初，杞即淳于之杞，而非雍丘之杞，尝以来朝不敬致讨矣，曷不于此时贬，而独贬于卒乎？周之东迁，诸侯不道，非特一杞，悖乱如郑、卫，桀骜如楚、吴，天王皆不能惩，杞于周为客，其罪不浮于列国，而独蒙黜，不惟势有所不行，而情亦有所不通矣。范甯谓为时王所黜，可乎？至于伯主擅为进退者，则亦可疑。齐桓之盛，且不足以致杞，又百年而始盟于虫牢，若何而擅为之进退乎？苟谓有进退，则载书之际，莒子先、薛伯、曹伯次、许男或有之矣，而敢变其爵乎？然则奈何？曰：国削弱而自降。吾闻诸王贯道，或曰：春秋之末，诸侯之赋尝重矣。子产请于晋曰：「郑伯男也。」夫郑固尝自降，而春秋未尝以男书之，而独可以自子书杞乎？曰：制贡以五服逺近为轻重，侯、甸、男、采为列耳。郑男服而从甸服之贡，故惧不给，岂公、侯、伯、子、男之男乎？故知自降之説不可弃也。己
译如果杞国在《春秋》之前就被贬黜，那么就已经不值得辩驳了。《春秋》中称狄、秦、郑、晋为“狄”的情况是有的，只是用称号来指代，并没有真正贬黜他们的爵位。左丘明说因为杞国使用夷狄之礼所以被贬黜，这说得通吗？说因为杞国杂用或纯用夷礼，所以有降一等、降二等的区别，这说得通吗？《春秋》初期，杞国就是淳于的杞国，而不是雍丘的杞国，曾经因为朝见不敬而遭到讨伐，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贬黜它，却偏偏在杞侯去世时才贬黜呢？周王室东迁后，诸侯行为不端，不仅仅是一个杞国，像郑、卫那样悖乱，像楚、吴那样桀骜不驯，周天子都不能惩罚，杞国对于周王室来说是客卿，其罪过并不比各国更重，却独自遭受贬黜，这不仅从形势上看行不通，从情理上也说不通。范甯认为是当时的周王所贬黜，这说得通吗？至于说是霸主擅自决定升降，也值得怀疑。齐桓公势力强盛时，尚且不足以迫使杞国就范，又过了一百年才在虫牢结盟，怎么能擅自决定杞国的升降呢？如果说有升降之事，那么在盟书订立时，莒子排在前面，薛伯、曹伯次之，许男或许也有这种情况，但敢改变他们的爵位吗？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国家衰弱而自己降低爵位。我从王贯道那里听说，有人说：《春秋》末期，诸侯的赋税曾经很重。子产向晋国请求说：“郑国是男爵，却承担甸服的贡赋。”郑国固然曾经自己降低爵位，但《春秋》并没有以“男”来书写郑国，难道唯独可以用“子”来书写杞国吗？回答说：制定贡赋是以五服的远近来决定轻重，侯、甸、男、采只是等级排列而已。郑国是男爵却承担甸服的贡赋，所以担心供给不上，这难道是指公、侯、伯、子、男中的男爵吗？所以知道“自己降低爵位”的说法是不可废弃的。
乙酉○襄王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齐孝七，晋惠十五卒，卫文二十四，蔡庄十，郑文三十七，曹共十七，陈穆十二，杞桓公姑容元年，宋成公王臣元年，秦穆二十四，楚成三十六。
春王正月
左传》秦伯纳公子重耳，不书，不告入也。二月，公子入于晋，师入于曲沃，朝武宫，使杀懐公于髙梁。
夏狄伐郑
左传》郑人入滑，滑人聴命。师还，又即卫，郑伐滑。王使伯服、游孙伯如郑，请滑。郑不聴王命，执二子。王怒，使頺叔、桃子出狄师伐郑，取栎。王徳狄人，以其女为后。西亭辩疑云：郑在畿内，王所倚毗。頺叔、桃子将欲叛王，故先啓狄伐郑。此盖为叔带谋也。
灌甫曰：「按入滑事，在二十年夏五月。王曷不于本年伐之，而至是始出狄师耶？盖左氏见王出居，欲文致其罪，乃取楚史伪撰以实之。若然，经当明书『天王使狄伐郑』以示其贬，如取栎，经亦当书，岂止曰『狄伐郑』哉？伐郑果出王意，是年冬何出居于郑？夫伐郑而居郑，无是理也。」
左传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郑
左传》甘昭公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頺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攻王，王出适郑，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周襄王请滑，怒郑，立隗氏，替隗氏逆富辰之谠言，受頺叔之簸防，种种举动颠倒错乱，自损其威，故《春秋》不惟曰“出”，而曰“出居”，见其不得已而奔，如寄寓于外，而未卜归期，盖亦贬而示戒也。
熊过氏曰：「天王之居郑，纪实之言也。春秋天王在外者三：昭二十一年，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不书出，而襄居郑，特书出。盖景王崩，嫡庶未定，诸王子争立，王猛居于皇，未得入成周也；国人杀猛，将立子朝，敬王立于狄泉，亦未得入成周也。皆即其地而立，其实非出。若襄，实逼于叔带，自成周而出者，非故书出以外，襄王不书出以内，王猛、敬王也。」《曲礼》：「天子不言出」，者，汉儒附防《公谷》刺取以立説耳。
汪氏曰：叔带之有宠于惠王，犹子頺之有宠于庄王也。叔带之攻王，犹子頺之伐王也。襄王之适郑处于汜，犹惠王之适郑处于栎也。然惠王之处栎不书，而襄王出居于郑特书之，者所以罪襄王也。夫叔带之召戎伐京师，已萌祸乱之阶矣。带以罪奔齐，逾十年而王复之。苟能明大伦之义而不致亵狎，全同气之恩而俾无怨恶，纲纪截然，乱何繇作？今襄王帅非类之狄，以泄忿于伯叔之国，立非类之女为天下之母，又不谨男女之别，而致肆淫于内庭，拒谏而弗从，临难而莫御，犯此五不韪之罪，则自取危辱。视惠王则不侔矣。故上书「狄伐郑」而不曰「王师及狄伐郑」，者所以讳襄王之用狄也。下书「天王出居」，虽以自出着罪，而特言「出居」，又以明大一统之义也。然不书叔带以狄伐京师，犹为王讳恶也。唐之▯宗宠任禄山，位极将相，毒乱宫闱，卒致渔阳之变，銮舆逃窜。朱子《纲目》之于代徳僖宗之如陜州、奔梁州、走兴元、幸成都、如宝鸡，皆不曰「出」，天宝之避冦特笔之曰「帝出奔蜀」，所以贬▯宗紊内外之辨、慢帷簿之禁，而自致万乗之出，盖取法《春秋》书襄王出居之例也。又按《左传》王纳狄后，未几大叔遽通之，而王遽废之，又遽致狄师之攻王，必无是理。窃尝攷之外传记，伐郑、立狄后皆在出居之前年，而黜狄后则在出居之年，岂前年已用狄师伐郑，而今年再以狄伐郑欤？王之出居，必有驯致之渐，然不可考矣。
晋侯夷吾卒
晋侯卒，以前年九月，新君定而后来告，故即告时书之。春秋重丧纪，虽后亦书之也。兄公子重耳立，是为文公。熊氏曰：左氏载秦伯纳公子，不书，不告入也。公子入于曲沃，使杀懐公于髙梁，不书，亦不告也。夫春秋外纳不书，宜纳虽伐不书，岂以告不告哉？若懐公即子圉也，则固己立乎其位，奚为而在髙梁？髙梁在平阳▯县西界，今洪洞县。洪洞在平阳西五十五里，曲沃在平阳南百二十里，
译乙酉日，周襄王十六年。
鲁国二十四年，齐孝公七年，晋惠公十五年去世，卫文公二十四年，蔡庄公十年，郑文公三十七年，曹共公十七年，陈穆公十二年，杞桓公姑容元年，宋成公王臣元年，秦穆公二十四年，楚成王三十六年。
春季，周历正月。
《左传》说：秦伯护送公子重耳回国，但《春秋》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向鲁国报告公子入境。二月，公子重耳进入晋国，军队进入曲沃，公子在武宫朝拜祖先，派人将怀公在高梁杀害。
夏季，狄人攻打郑国。
《左传》说：郑国人入侵滑国，滑国人听从郑国的命令。郑军撤退后，滑国又依附卫国，郑国再次攻打滑国。周王派遣伯服、游孙伯前往郑国，要求郑国交出滑国。郑国不听从周王的命令，逮捕了这两位使者。周王愤怒，派遣颓叔、桃子率领狄军攻打郑国，夺取了栎地。周王感激狄人，将狄国女子立为王后。西亭《辩疑》说：郑国在王畿之内，是周王所倚重的。颓叔、桃子打算背叛周王，所以先挑动狄人攻打郑国。这大概是为叔带谋划的。
灌甫说：“按照《左传》记载，郑国入侵滑国的事，发生在二十年夏五月。周王为什么不在当年讨伐郑国，而到这时才出动狄军呢？大概是左丘明看到周王外出居住，想要罗织他的罪状，于是采用楚国的史书伪造事实来充实它。如果真是这样，《春秋》应当明确记载‘天王派遣狄人攻打郑国’以示贬斥，就像记载夺取栎地一样，《春秋》也应当记载，难道只说‘狄人攻打郑国’吗？如果攻打郑国确实是周王的意图，那么这一年冬天周王为什么又外出居住在郑国？攻打郑国却又居住在郑国，没有这样的道理。”
《左传》说：宋国与楚国讲和，宋成公前往楚国。
秋季，七月。
冬季，周天子外出居住在郑国。
《左传》说：甘昭公与隗氏通奸，周王废黜了隗氏，颓叔、桃子奉养大叔（叔带），率领狄军攻打周王，周王出逃到郑国，大叔带着隗氏居住在温地。
周襄王请求郑国交出滑国，对郑国发怒，立隗氏为王后，又废黜隗氏，违背了富辰的忠言，接受了颓叔的挑拨，种种举动颠倒错乱，自我损害威严，所以《春秋》不仅说“出”，而且说“出居”，表明他是不得已而奔逃，如同寄居在外，归期未卜，这也是贬斥并示以警戒。
熊过氏说：“天子居住在郑国，是如实记载的话。《春秋》中天子在外居住的有三例：昭公二十一年，刘子、单子带着王猛居住在皇地；二十三年，天子居住在狄泉，没有记载‘出’，而襄王居住在郑国，特别记载了‘出’。大概是因为景王去世，嫡庶未定，诸王子争位，王猛居住在皇地，未能进入成周；国人杀死王猛，将要立子朝，敬王在狄泉即位，也未能进入成周。都是在当地即位，实际上并非外出。至于襄王，确实是被叔带逼迫，从成周逃出的，所以特别记载‘出’，以区别于王猛、敬王。”《曲礼》说：“天子不说‘出’”，这是汉儒附会《公羊》、《谷梁》的刺取之说来立论罢了。
汪氏说：叔带受惠王宠爱，就像子颓受庄王宠爱一样。叔带攻打周王，就像子颓攻打周王一样。襄王逃到郑国居住在汜地，就像惠王逃到郑国居住在栎地一样。然而惠王居住在栎地没有记载，而襄王外出居住在郑国特别记载，是为了归罪于襄王。叔带招引戎人攻打京师，已经萌生了祸乱的根源。叔带因罪逃奔齐国，过了十年周王又赦免了他。如果周王能明辨伦理大义而不致亵渎狎昵，保全同胞之恩而使其没有怨恶，纲纪严明，祸乱从哪里产生？现在襄王率领异族的狄人，向伯叔之国发泄愤恨，立异族女子为天下之母，又不谨慎男女之别，导致在内廷肆意淫乱，拒绝劝谏而不听从，面临危难而无人抵御，犯了这五种不义之罪，是自取危辱。与惠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上文记载“狄人攻打郑国”而不说“王师与狄人攻打郑国”，是为了避讳襄王使用狄人。下文记载“天子外出居住”，虽然用“自出”来彰显罪责，但特别说“出居”，又用以明确大一统的意义。然而不记载叔带率领狄人攻打京师，还是为周王避讳恶行。唐代唐玄宗宠信任用安禄山，位极将相，毒害宫闱，最终导致渔阳之变，皇帝逃窜。朱熹《通鉴纲目》对于唐代宗、唐僖宗前往陕州、奔往梁州、逃往兴元、幸临成都、前往宝鸡，都不说“出”，只有天宝年间避乱特别笔法记载为“帝出奔蜀”，以此来贬斥唐玄宗混淆内外之辨、轻慢帷簿之禁，而自致万乘之出，大概是取法《春秋》记载襄王出居的例子。又按照《左传》记载，周王接纳狄后，不久大叔就与她通奸，而周王就废黜她，又就招致狄军攻打周王，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我曾考察外传记载，攻打郑国、立狄后都在出居的前一年，而废黜狄后则在出居这一年，难道前年已经使用狄军攻打郑国，而今年再次用狄人攻打郑国吗？周王的出居，必定有逐渐形成的过程，然而不可考证了。
晋侯夷吾去世。
晋侯去世，是在前年九月，新君确定后才来报告，所以在报告时记载。《春秋》重视丧礼纪事，虽然晚了也记载。兄长公子重耳即位，这就是晋文公。熊氏说：《左传》记载秦伯护送公子，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报告公子入境。公子进入曲沃，派人将怀公在高梁杀害，没有记载，也是因为不报告。《春秋》对于国外接纳公子不记载，适宜接纳即使攻打也不记载，难道是因为报告不报告吗？如果怀公就是子圉，那么他本来已经即位，为什么会在高梁？高梁在平阳县西界，即现在的洪洞县。洪洞在平阳西五十五里，曲沃在平阳南一百二十里，
则去曲沃尚逺，宜亾公子据邑求入，实未入者耳。按史记，秦穆公灭梁，苪公子圉闻秦公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灭之，我兄弟多，即君百嵗后，秦必留我，而晋轻我，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亾归晋，或者归方及梁，而公已卒，不及入，而秦已纳重耳。重耳入，遂遣人杀之于梁乎？然亾公子争国者如子紏，未有不书，何独不书杀圉哉？若圉实懐公立乎其位，则重耳弑君矣。臣弑其君，孔子惧而作春秋。春秋何为没其实哉？若谓不告亦不书，则弑逆之人巧于文奸，岂肯以实告也？是知子圉直亾公子，而非懐公。文公亦未尝杀圉。近蜀汤氏虽不知圉非懐公，然谓文公入国势顺，圉逃惧无战争杀戮，则近矣。然则谓杀子圉于髙梁以为懐公，左氏误也。懐公者，卓子也，夷吾、重耳之弟也。子圉，重耳之従子也。介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懐无亲，以惠、懐并列九人，即知非子圉矣。按熊氏之説甚辩矣，然言子圉非懐公者，是言懐公被杀为弑君非也。经载惠公卒在二十四年冬，而传文公二月已入晋，是子圉未尝一日为君也。传载惠公卒亦在二十三年九月，子圉立年，然惠文争立，总非君命。惠公已是乱道，况于子圉、夷吾父子既非得正，旋即自毙。经载夷吾卒于此年，必有所考较，传为确，则一日未君之懐，而晋文杀之，谓之两下相杀可也。两下相杀不着于春秋，岂足书耶？夫以懐公为卓子，固无确据。然以惠懐列在九人，则懐公必非圉，可知也。
译那么距离曲沃尚且遥远，应当是逃亡的公子据守城邑请求回国，实际上并没有回国罢了。查考《史记》，秦穆公灭掉梁国，苪公子圉听说秦穆公生病，说：“梁国是我母亲的家，而秦国灭掉了它，我兄弟众多，如果国君百年之后，秦国必定扣留我，而晋国轻视我，也会另立其他儿子。”子圉于是逃亡回到晋国，或许他刚回到梁国，而晋惠公已经去世，来不及回国，而秦国已经接纳了重耳。重耳回国后，于是派人杀他在梁国吗？然而逃亡的公子争夺君位的人如子纠，没有不记载的，为什么唯独不记载杀子圉呢？如果子圉确实拥立怀公在君位上，那么重耳就是弑君了。臣子弑杀国君，孔子恐惧而作《春秋》。《春秋》为什么要掩盖事实呢？如果说没有报告就不记载，那么弑逆之人善于掩饰奸恶，怎么会如实报告呢？由此可知子圉只是逃亡的公子，而不是怀公。文公也没有杀害子圉。近代蜀地汤氏虽然不知道子圉不是怀公，但认为文公回国时形势顺利，子圉因恐惧而逃跑，没有战争杀戮，这就接近事实了。那么说在高梁杀子圉作为怀公，《左传》是错误的。怀公是卓子，是夷吾、重耳的弟弟。子圉是重耳的侄子。介子推说：“献公的儿子有九个，只有您在世了。”惠公、怀公没有亲近的人，把惠公、怀公并列在九人中，就知道怀公不是子圉了。查考熊氏的说法很辩驳，但说子圉不是怀公，这是对的；说怀公被杀是弑君，这是不对的。经书记载惠公去世在二十四年冬天，而传文记载文公二月已经进入晋国，这说明子圉没有一天做过国君。传文记载惠公去世也在二十三年九月，子圉即位一年，但惠公、文公争夺君位，总之都不是合法的君命。惠公已经是扰乱正道，何况子圉、夷吾父子既然没有得到正统，随即就自取灭亡。经书记载夷吾在这年去世，必定有所考证，传文是确切的，那么一天都没做过国君的怀公，而晋文公杀了他，可以说是双方互相杀害。双方互相杀害不记载在《春秋》中，难道值得记载吗？把怀公当作卓子，固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把惠公、怀公列在九人中，那么怀公必定不是子圉，这是可以知道的。
丙戌○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晋文公重耳元年，齐孝八，卫文二十五卒，蔡庄十一，郑文三十八，曹共十八，陈穆十三，杞桓二，宋成二，秦穆二十五，楚成三十七。
春王正月丙午卫侯燬灭邢
诸家谓卫灭同姓故罪而生名之，又谓虞灭下阳，楚灭防，亦灭同姓，皆不名，又何説也？朱子曰：“经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书卫侯燬卒，恐是因而传冩之误。”予初以为此朱子不易之説也，已细考之，还以黄楚泽赵子尝为是。赵子尝述黄先生之説曰：“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劳于天下，既封伯禽于鲁，又封其支子六人，所以答周公之勲。至春秋时，往往为大国吞并，今邢又为卫灭矣。邢与鲁同出周公，则邢之存亡于鲁甚相关。卫既忍于灭周公之后，而鲁不能为之请于天子，请于大国，请于卫，以复存其社稷，故书‘卫侯燬灭邢’，虽罪卫侯，而实系于鲁也。”按礼，为同姓临于宗庙，同宗临于祢庙。二传知卫与邢为同姓，而不知鲁与邢为同宗；知卫灭同姓为伐本，而不知鲁不救同宗为无亲。当卫侯郑之再执也，鲁之君臣以同姓故，且为纳玉于王与晋侯而请归之，使念其同大祖之国，而以存亡继絶为请。晋文方有讨于卫，冝无不从者。鲁人不知出此，此邢之所以灭而不复兴也。赵氏之说如此。夫灭同姓者，蛮夷之楚，何知仁义，固不足论。若虞灭下阳，齐灭纪，灭莱，虽皆同姓，而族属疎矣，亦不必治以名。此名燬者，非以卫治卫，乃以鲁治卫也。邢鲁同出周公，同宗之亲戚于同姓，鲁不能问罪出师，又不能控晋讨贼，止此书燬以寄执兵之仇，一字之义，凛然口诛笔伐矣。大槩春秋》书鲁国婚姻亲戚之好，不胜曲折。围郕之师，讳公不书；纪国之亡，书法详尽。一段恻隠勤惓之意，千古想见，虽未必鲁人真有是情，夫子繇衷出语，自然如此。故君失地名，史法也。而郕伯来奔不名，公羊以为兄弟辞也，是得《春秋》防防。此条《左传》曰：“同姓也，故名。”《公谷》皆曰：“灭同姓也。”三传以同姓为说传岂尽讹？第从鲁立説，则黄赵尤确矣。
董仲舒氏曰：「卫俱诸夏也，善道之防，独见内之，为其与我同姓也。灭国十五有余，独先诸夏。曹、晋俱诸夏也，讥二名，独先及之。盛、伯、郜、子俱当絶，而独不名，为其与我同姓兄弟也。外出者众，以母弟出，独大恶之，谓其亾母背骨肉也。灭人者不絶，卫侯燬灭同姓，独絶贱其本祖而忘先也。」
夏四月癸酉卫侯燬卒
宋荡伯▯来逆妇
姑逆妇，其失明矣。公自主之，与大夫敌，尚未失也。
宋杀其大夫
宋杀其大夫，不名，何？熊过氏曰：「众辞也。」宋成以僖二十三年即位，次年如楚，次年杀其大夫。意必有讨于▯之战也。其讨于▯之战，示服楚耳。赵企明以为宋卫托于晋，乃归罪于其臣，以灭先君之耻，臆说耳。晋文方入伯图，尚未萌芽，宋肯遽托之乎？按「托晋之説」固非，「服楚之説」尤非。宋襄身伤▯而死，为臣子者，即无力复仇，岂忍更杀大夫以恱楚？此必▯战时诸大夫不尽力，宋成立而讨之耳。
左传》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曰：“求诸侯，莫如勤王。”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勿许。
郝仲舆曰：「是嵗，晋重耳纳襄王于周，杀叔带于隰城。王出则书，入不书，何也？其出也，以天下共主，变起房闼，祸连手足，非细故也。比其反也，非有少康复仇之师，殷宗挞伐之武，诸侯亾公子借播迁亡王，以博一局之胜，而树宠利之帜，为世道羞。故城濮胜楚，践土受命，彤弓大辂，防命为侯伯。世儒伙頥惊赏，而春秋视犹腐鼠也。吁！可知春秋矣。」
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
陈氏传曰：齐桓公卒，楚始与诸夏盟于齐，盟于鹿上，执宋公，纳顿子，侈然欲废置诸侯矣。春秋之所以惧也。
译丙戌日，周襄王十七年。
周襄王二十五年。晋文公重耳元年，齐孝公八年，卫文公二十五年去世，蔡庄公十一年，郑文公三十八年，曹共公十八年，陈穆公十三年，杞桓公二年，宋成公二年，秦穆公二十五年，楚成王三十七年。
春季，周王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掉邢国。
各家认为卫侯灭掉同姓国家，因此定罪并记载其名；又说虞国灭掉下阳，楚国灭掉防国，也是灭掉同姓，却都不记载其名，这又怎么说呢？朱熹说：“经文只隔了‘夏季四月癸酉日’一句，就记载卫侯燬去世，恐怕是传抄时的错误。”我起初认为这是朱熹不可更改的说法，后来仔细考证，还是认为黄楚泽、赵子尝的说法是对的。赵子尝转述黄先生的观点说：“凡是蒋、邢、茅、胙、祭五国，都是周公的封地。成王因为周公有大功劳于天下，在封伯禽于鲁国之后，又封周公的六个支子，用来报答周公的功勋。到了春秋时期，这些国家往往被大国吞并，现在邢国又被卫国灭掉了。邢国与鲁国都出自周公，那么邢国的存亡与鲁国关系密切。卫侯既然忍心灭掉周公的后代，而鲁国却不能为此向天子请求，向大国请求，向卫国请求，以恢复邢国的社稷，所以记载‘卫侯燬灭邢’，虽然是在定罪卫侯，但实际上是与鲁国有关。”按照礼制，为同姓诸侯吊唁在宗庙，为同宗亲属吊唁在祢庙。《左传》《公羊传》知道卫与邢是同姓，却不知道鲁与邢是同宗；知道卫灭同姓是违背根本，却不知道鲁不救同宗是无亲。当卫侯郑第二次被俘时，鲁国的君臣因为同姓的缘故，并且向周王和晋侯进献玉帛请求释放他，希望他们念及同一大祖的国家，以保存灭亡、延续断绝的国家为由请求。晋文公当时正打算讨伐卫国，理应无不听从。鲁国人不知道这样做，这就是邢国灭亡而不能复兴的原因。赵氏的说法就是这样。灭掉同姓的，是蛮夷之邦楚国，哪里懂得仁义，本来不值得讨论。至于虞国灭掉下阳，齐国灭掉纪国、莱国，虽然都是同姓，但族属疏远了，也不必用记载名讳来惩治。这里记载卫侯燬的名，不是用卫国的标准来惩治卫侯，而是用鲁国的标准来惩治卫侯。邢国与鲁国同出周公，同宗的亲戚关系比同姓更近，鲁国不能问罪出兵，又不能控诉晋国讨伐贼寇，只在此处记载“燬”字来寄托执兵讨伐的仇恨，这一个字的含义，严厉的口诛笔伐之意凛然可见。大概《春秋》记载鲁国婚姻亲戚的好恶，曲折不尽。围攻郕国的军队，避讳鲁公而不记载；纪国的灭亡，书法详尽。这一片恻隐勤勉之意，千古可见，虽然未必鲁国人真有这种情感，孔子发自内心说话，自然如此。所以君主失掉地名，是史法。而郕伯来奔不记载名，《公羊传》认为是兄弟之辞，这是得到了《春秋》防微杜渐的精髓。这条《左传》说：“同姓，所以记载名。”《公羊传》《谷梁传》都说：“灭同姓。”三传以同姓为说，难道都错了吗？只是从鲁国的立场来说，黄、赵的说法尤其确切。
董仲舒说：“卫国都是华夏诸侯，善道的防范，唯独对内可见，因为与我们同姓。灭掉国家十五个以上，唯独先责备华夏。曹、晋都是华夏，讥讽双名，唯独先涉及他们。盛、伯、郜、子都应当断绝，却唯独不记载名，因为与我们同姓兄弟。外出的人众多，因为母弟外出，唯独深恶痛绝，认为他抛弃母亲、背弃骨肉。灭人者不断绝，卫侯燬灭同姓，唯独断绝并贬低其根本祖先而忘记先人。”
夏季，四月癸酉日，卫侯燬去世。
宋国荡伯来迎娶媳妇。
姑母迎娶媳妇，其失明礼了。公主人主婚，与大夫地位相当，尚未失礼。
宋国杀其大夫。
宋国杀其大夫，不记载名，为什么？熊过氏说：“是众人的辞令。”宋成公在僖公二十三年即位，次年前往楚国，次年杀其大夫。意必有讨伐繻葛之战的事。其讨伐繻葛之战，是向楚国表示服从而已。赵企明认为宋、卫依托晋国，于是归罪于其臣下，以洗雪先君的耻辱，这是臆测罢了。晋文公当时正图谋称霸，尚未萌芽，宋国肯立刻依托他吗？考察“依托晋国”的说法固然不对，“服楚”的说法尤其不对。宋襄公在繻葛之战受伤而死，作为臣子，即使无力复仇，岂忍心再杀大夫来取悦楚国？这一定是繻葛之战时诸大夫不尽力，宋成公即位后讨伐他们罢了。
《左传》记载：秦穆公军队驻扎在黄河上，将要拥立周王。狐偃说：“求取诸侯的拥护，没有比勤王更好的了。”晋侯辞谢秦军而退下。三月甲辰日，驻扎在阳樊。右军包围温地，左军迎接周王。夏季四月，周王进入王城，在温地抓获太叔带，在隰城杀了他。晋侯朝见周王，周王用甜酒招待，命令他行宥礼，请求隧葬，不许。
郝仲舆说：“这一年，晋重耳拥立襄王于周，在隰城杀叔带。王出逃则记载，王返回不记载，为什么呢？他出逃时，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变故起于内宫，祸患连及手足，不是小事。等到他返回时，没有少康复仇的军队，殷宗讨伐的武力，诸侯借播迁亡王来博取一局之胜，而树立宠利之帜，为世道之羞。所以城濮战胜楚国，践土接受任命，彤弓大辂，册命为侯伯。世俗儒者惊叹赞赏，而《春秋》视如腐鼠。唉！由此可知《春秋》了。”
秋季，楚国人包围陈国，将顿子送入顿国。
陈氏传曰：齐桓公去世，楚国开始与华夏诸侯在齐国结盟，在鹿上结盟，拘捕宋公，送入顿子，傲慢地想要废立诸侯了。《春秋》之所以恐惧的原因。
范守已氏曰：按左传，先是楚人伐陈，取焦夷，城顿，还，则顿为楚之附庸可知。曰「城顿」，是因顿以逼陈也。楚师既还，陈必病顿，顿子或奔于楚。至是，秦人取楚商、宻囚申、息二公，楚之籓篱愈撤，故令尹子玉追秦师弗及，遂围陈，且纳顿子。盖自树其党与耳。春秋书之，非予楚之能存亡国也，志其抗衡周室、凌逼之谋，无不至耳。
译范氏守已说：查考《左传》，在此之前，楚国人攻打陈国，夺取了焦、夷两地，在顿地筑城，然后撤军，由此可知顿国是楚国的附庸。说“在顿地筑城”，是利用顿国来逼近陈国。楚军既然已经撤走，陈国必定忌惮顿国，顿国国君或许逃奔到楚国。到了这时，秦国人夺取了楚国的商、密两地，囚禁了申、息两位国君，楚国的屏障更加削弱，所以令尹子玉追击秦军没有追上，于是包围陈国，并且送顿国国君回国。这大概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党羽罢了。《春秋》记载这件事，并不是赞许楚国能够保存灭亡的国家，而是记录它对抗周王室、欺凌逼迫他国的阴谋，无所不至罢了。
顿今陈州项城县界汉南顿也
▯卫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防卫子莒庆盟于洮。
左传》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谷梁曰：「莒无大夫，其曰莒庆，以公之防目之也。」汪氏曰：「莒庆者，鲁壻也。君盟大夫，自浮来而已，然矣。」赵氏曰：「事接于鲁，非命卿，亦书名。谷梁不达此例，妄説耳。」黄正宪氏曰：「按《左传》修卫文公之好及莒平也。夫鲁、卫同姓，懿亲，原无嫌隙，何待于修？鲁自元年获莒拏之后，彼此久絶，何至今日特与平？王经世谓卫文未平而卒，嗣君成父志，亦附防之説也。大抵鲁以望国，腼顔从楚，莒在东，卫在西，而鲁处其中，因欲致二国同事，以为掩饰计耳。卫文公已▯，而犹称卫子，尚未逾年也。」
丁亥○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晋文二，齐孝九，卫成公，郑元年，蔡庄十二，郑文三十九，曹共十九，陈穆十四，杞桓三，宋成三，秦穆二十六，楚成三十八。
春王正月，己未，公防莒子、卫甯速盟于向。
左传寻洮之盟也
吴氏曰：「卫本欲平鲁莒之怨，洮之盟，莒子不亲至。僖公必欲与莒子盟，故复为此防。」
速公作遫
齐人侵我西鄙
左传讨是二盟也
公追齐师至酅不及
晋文初起，诸侯无伯。齐侯是桓公之子，以盟主自居，故以洮、向二盟来讨。王樵氏曰：“于例，将卑师少称人，将卑师众称师。此来去一也，而师人异文者，据人本微者之称。侵曰人，追曰师，自不容不变文耳，无他义也。盖人者，君臣同辞以主将；帅师者，言也。追则自追其全师，非止追一将也。谷梁谓美公能逐其师，故大之而曰师，非矣。”
姜廷善曰：「酅非纪季所入，若季所入，则在齐临淄东，而侵兵之归，当自鲁东鄙矣。」郑渔仲谓为博州，而汪克寛氏以为今东昌博平县北，则地在齐西南，近鲁西鄙者也。
酅公谷作巂不公谷作弗
夏齐人伐我北鄙
卫人伐齐
左传》齐孝公伐我北鄙，卫人伐齐，洮之盟故也。李亷氏曰：「鲁助无亏者也，孝公怨之，尚宜；宋、卫纳孝公者也，亦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坠先业，宜哉。」
熊过氏曰：「杜氏云，孝公未入鲁境，先使防者伐之。赵子尝以为齐侯，而畧言之，非也。卫人以昨洮向盟，故为鲁报齐。」
公子遂如楚乞师
杜氏曰：「乞，不保得之辞。」王樵氏曰：「一僖公也，其先任公子友，而从齐桓公，则智；其晚任公子遂，而天下无伯，则愚。其始也，颂于诗曰：『公车千乗，公徒三万，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以其从桓伐楚也；其终也，春秋书曰：『公子遂如楚乞师，公以楚师伐齐，取谷。』下乔木而入幽谷，其斯举之谓乎？」
书乞始此
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
夔子不名，国小不能详。夔子不名，楚子灭同姓不名乎？总以畧之。今荆州府归州东二十里有故夔子城。
冬楚人伐宋围缗
左传》宋以其善于晋侯也叛楚，即晋、楚令尹子玉，司马子西伐宋。
宋公伤于▯而死。为之子者，有越勾践之志，则楚者必报之讐也。二十四年，宋已朝楚，为平出于不得已耳。至是，自以重耳出时，有赠马之徳，故叛楚而即晋，故楚伐之。
公以楚师伐齐取谷
左传》凡师能左右之曰以置桓公子雍于谷，易牙奉之以为鲁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为七大夫于楚。
楚方西灭夔，北讨宋贰，东摧齐，强志已欲逞。鲁又导之，书以楚师，书伐，书取，鲁之尽力于楚深矣。此年取谷而戍之，直至二十八年四月，楚子使申叔去谷戍，谷者一年有半，微晋文则中国岌岌殆哉。
公至自伐齐
戊子○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晋文三，齐孝十卒，卫成二，蔡庄十三，郑文四十，曹共二十，陈穆十五，杞桓四，宋成四，秦穆二十七，楚成三十九。
春杞子来朝
赵子常曰：庄二十七年，徳公将来朝，而先之以伯，▯虞不敬也。于是始降而称伯。僖公五年，伯
译顿，如今陈州项城县界内的汉南顿。
〇卫文公
冬天，十二月，癸亥日，鲁公在洮地与卫国的卫子、莒国的莒庆结盟。
《左传》说：卫国人替莒国和我们讲和，十二月在洮地结盟，是为了重修卫文公时期的友好关系，并且与莒国讲和。
《谷梁传》说：“莒国没有大夫，这里称莒庆，是因为鲁公在洮地与他结盟，所以用‘莒庆’来称呼他。”汪氏说：“莒庆是鲁国的女婿。国君与大夫结盟，从浮来地开始，这是对的。”赵氏说：“这件事与鲁国有关，虽然卫子不是被任命为卿，但也应当称名。《谷梁传》不明白这个体例，是妄加解说。”黄正宪氏说：“查《左传》说是重修卫文公的友好关系以及与莒国讲和。鲁国和卫国是同姓，是至亲，原本没有嫌隙，何必等到重修？鲁国自从元年俘获莒拏之后，彼此长期断绝往来，为何今天特意与莒国讲和？王经世认为卫文公尚未与莒国讲和就去世了，继位的国君成全父亲的遗志，也附和了这种说法。大体上，鲁国作为望国，厚着脸皮顺从楚国，莒国在东边，卫国在西边，而鲁国处在中间，因而想要招致两国共同行事，作为掩饰之计罢了。卫文公已经去世，却还称卫子，是因为尚未逾年。”
丁亥日〇周襄王十八年
鲁僖公二十六年〇晋文公二年，齐孝公九年，卫成公在位，郑文公元年，蔡庄公十二年，郑文公三十九年，曹共公十九年，陈穆公十四年，杞桓公三年，宋成公三年，秦穆公二十六年，楚成王三十八年。
春天，周历正月，己未日，鲁公在向地与莒子、卫国的甯速结盟。
《左传》说：这是为了延续洮地结盟的友好关系。
吴氏说：“卫国本来想要平息鲁国和莒国的怨恨，在洮地结盟时，莒子没有亲自前来。僖公一定要与莒子结盟，所以再次举行这次会盟。”
速，鲁公本作遫。
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左传》说：这是为了讨伐这两次结盟。
鲁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
晋文公刚兴起时，诸侯中没有霸主。齐侯是桓公的儿子，以盟主自居，所以用洮、向两次结盟的事来讨伐鲁国。王樵氏说：“按照体例，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称‘人’，将领地位低、军队多称‘师’。这里来去是一样的，而‘师’和‘人’文字不同，是根据‘人’本来指地位卑微者的称呼。侵犯称‘人’，追击称‘师’，自然不能不改变用词，没有别的含义。大概‘人’是君臣同辞，以主将为主；‘帅师’是统率军队的意思。追击则是追击其全部军队，不只是追击一个将领。《谷梁传》认为赞美鲁公能驱逐齐军，所以夸大称为‘师’，这是不对的。”
姜廷善说：“酅不是纪季所进入的地方，如果是纪季所进入的地方，那么在齐国临淄东边，而侵犯的军队回去，应当从鲁国东部边境走了。”郑渔仲认为是博州，而汪克宽氏认为是如今东昌博平县北边，那么地点在齐国西南，靠近鲁国西部边境。
酅，鲁公、《谷梁传》作巂；鲁公、《谷梁传》作弗。
夏天，齐国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卫国人攻打齐国。
《左传》说：齐孝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卫国人攻打齐国，是因为洮地结盟的缘故。李亷氏说：“鲁国帮助无亏，孝公怨恨他，尚且合理；宋国、卫国接纳孝公，也不能巩固他们的交情。孝公败坏先人的基业，是应该的。”
熊过氏说：“杜氏说，孝公没有进入鲁国境内，先派使者攻打他。赵子曾经认为是齐侯，而简略地叙述，这是不对的。卫国人因为昨天在洮、向结盟，所以为鲁国报复齐国。”
公子遂到楚国请求出兵。
杜氏说：“乞，是不保证能得到的说法。”王樵氏说：“同一个僖公，他起初任用公子友，跟随齐桓公，是明智的；他晚年任用公子遂，天下没有霸主，是愚蠢的。他起初时，在诗中颂扬说：‘公车千乘，公徒三万，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因为他跟随桓公攻打楚国；他结束时，《春秋》记载说：‘公子遂到楚国请求出兵，鲁公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谷地。’从高大的树木下到幽深的山谷，说的就是这种举动吧？”
记载“乞”字，从这里开始。
秋天，楚国人灭掉夔国，把夔子带回去。
夔子不称名，因为国家小，不能详细记载。夔子不称名，是因为楚子灭掉同姓国家不称名吗？总之是因为简略。如今荆州府归州东边二十里有故夔子城。
冬天，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缗地。
《左传》说：宋国因为与晋侯关系好而背叛楚国，于是晋国、楚国的令尹子玉、司马子西攻打宋国。
宋公受伤于〇而死。作为他的儿子，如果有越王勾践的志向，那么楚国一定是报复仇敌的对象。二十四年，宋国已经朝见楚国，那是出于不得已才讲和。到了这时，宋国自认为重耳出逃时，有赠送马匹的恩德，所以背叛楚国而依附晋国，因此楚国攻打它。
鲁公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谷地。
《左传》说：凡军队能左右调动的，称“以”。把桓公的儿子公子雍安置在谷地，易牙奉养他，作为鲁国的外援，楚国的申公叔侯戍守他。桓公的儿子七人，在楚国做了七位大夫。
楚国正向西灭掉夔国，向北讨伐宋国的二心，向东摧垮齐国，强大的意志已经想要逞强。鲁国又引导他们，记载“率领楚国军队”，记载“攻打”，记载“夺取”，鲁国为楚国尽力很深了。这一年夺取谷地并戍守它，一直到二十八年四月，楚子派申叔撤去谷地的戍守，谷地有一年半的时间，如果没有晋文公，中原国家就岌岌可危了。
鲁公从伐齐归来。
戊子日〇周襄王十九年
鲁僖公二十七年〇晋文公三年，齐孝公十年去世，卫成公二年，蔡庄公十三年，郑文公四十年，曹共公二十年，陈穆公十五年，杞桓公四年，宋成公四年，秦穆公二十七年，楚成王三十九年。
春天，杞子来朝见。
赵子常说：庄公二十七年，徳公将要朝见，而先以伯的身份来，〇虞不敬。于是开始降格而称伯。僖公五年，伯
姬来朝，其子盖徳公欲朝嗣君，而惧不见礼，故▯与子来，欲托其子于鲁。是年，徳公卒，鲁不吊。伯姬所朝之子，是为成公，终身不敢朝鲁。《左传》曰：「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公子遂帅师入杞，责无礼也。据晋女叔侯曰：「杞夏余而即东夷，杞人以爵尊，国贫，杂用夷俗，事或有之。然鲁人所谓不共无礼者，直以其玉帛之将不备尔。」明年，伯姬又来，释怨求平也。杞虽先代之后，盖微于滕、薛，每从盟防，皆序滕、薛下。入《春秋》，即为莒人伐取其邑。其后非齐桓城缘陵以迁之，国几亾于淮夷。岂有财货可以为礼者？其来朝鲁，将以庇社稷也。而鲁反以兵入其国，鲁岂能庇杞者乎？伯姬拳拳，相其夫，托其子于鲁，庶防鲁能笃舅甥之好也。当其身国且见破，况后世乎？僖公号贤君，且不念姑姊妹，况他君乎？而僖之末年，伯姬又来求妇。当时小国之自结于大国者，类如此，亦可哀矣。于是僖公女叔姬归杞，为桓公夫人，而伯▯之卒亦不吊。
译伯姬前来鲁国朝见，她的儿子杞德公想要朝见鲁国的嗣君，却担心不被以礼相待，所以带着儿子一起来，想把儿子托付给鲁国。这一年，德公去世，鲁国没有派使者去吊唁。伯姬所朝见的鲁国国君，就是鲁成公，他终身不敢去鲁国朝见。《左传》说：“因为杞国使用夷人的礼仪，所以称其君为‘子’。”鲁国轻视杞国，是因为杞国不恭敬。秋天，鲁国的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责备杞国无礼。根据晋国女叔侯的话说：“杞国是夏朝的遗民，却依附于东夷，杞国人凭借爵位尊贵，国家贫弱，混杂使用夷人的习俗，行事或许确实如此。然而鲁国人所说的不恭敬、无礼，其实只是因为杞国进献的玉帛等礼物不够完备罢了。”第二年，伯姬又来鲁国，是为了消除怨恨、谋求和平。杞国虽然是前代圣王的后裔，但地位比滕国、薛国还要卑微，每次参加盟会防务，都排在滕国、薛国之后。进入《春秋》记载的时代，就被莒人攻伐并夺取了城邑。后来如果不是齐桓公修筑缘陵城将杞国迁往那里，杞国几乎就要被淮夷灭亡了。难道有财物可以用来作为礼节的吗？杞国来朝见鲁国，是想借鲁国来庇护自己的社稷。而鲁国反而发兵进入杞国，鲁国难道能庇护杞国吗？伯姬恳切地辅佐她的丈夫，把儿子托付给鲁国，希望鲁国能厚待舅甥之间的友好关系。当杞国自身国家尚且面临被攻破的危险，何况后世呢？鲁僖公号称贤君，尚且不念及姑母姐妹之情，何况其他国君呢？而在鲁僖公晚年，伯姬又来鲁国请求嫁女。当时小国为了依附大国，大多像这样，真是令人悲哀啊。于是鲁僖公的女儿叔姬嫁到杞国，成为杞桓公的夫人，而伯姬去世时，鲁国也没有去吊唁。
夏六月庚寅齐侯昭卒
许氏曰：「孝公不能继桓以兴，间楚之胜而困宋，襄又侵伐鲁不已，其为谋不逺矣。」
秋八月乙未▯齐孝公
乙巳公子遂帅师入杞
左传责无礼也
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
左传》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谷梁》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楚渐进，未可遽称子也。如曰不正其信荆蛮而伐中国也，则二十一年执宋公称子，无説矣。然执宋公称子何也？楚之称人，固也。宋公见执，已变事矣。称人，则以防者絷公，有同下执，若晋人之执虞公也。执虞公，书‘晋人’，乱辞也。盂有众诸侯，不得言乱。中国书君，似同伯讨也。执宋公，不得言伯讨，故蔽罪于楚子也。变而称子，不然终僖之篇，何独于二十一年称子乎？”
郝仲舆曰：「楚人，令尹子玉也。楚子在行，而令尹刚愎自用，以至于败，故不称楚子。説者谓书人贬之，岂其然乎？」
十有二月，甲戌，公防诸侯盟于宋。
杜氏曰：「诸侯伐宋，公与楚有好，而往防之，盟于宋之城下耳。宋方见围，无嫌于盟，故直以宋地。僖公从楚，即戍谷，安得不与围宋？不然，固有谋焉。至是，晋方竞将，欲伐楚，楚恐围宋者有懈心，故公为是盟以坚之，从楚令也。」
谷梁云：「人楚子，所以人诸侯，非也。」
春秋辩义卷十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辩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十二 明 卓尔康 撰
僖公四
己丑○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晋文四，齐昭公潘元年，卫成三，蔡庄十四，郑文四十一，曹共二十一，陈穆十六卒，杞桓五，宋成五，秦穆二十八，楚成四十。
春晋侯侵曹
晋侯伐卫
左传》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卫侯请盟，晋人弗许。赵子尝曰：“侵曹伐卫，讨其附楚也。”杜元凯曰：“再举，晋侯、曹、卫两来告也。”孙明复曰：“曹、卫，楚与国也。晋侯将救宋，故侵曹伐卫。不言‘遂’者，非继事也。侵曹既反而后伐卫也。”李尧俞曰：“‘遂’者，因近适逺之辞。曹逺，卫近，不得以为继事而言‘遂’也。”
黄正宪氏曰：「按是时中国诸侯俱已事楚，独宋尚存，为中华屏障。而今且受围，晋所恃以协力排楚者，齐、秦两大国。而两国之师又未能即至。若遽撃四国以攻楚，则楚锋甚鋭，如肉投馁虎，与宋俱毙耳。若必待齐、秦至，则宋围方急，旦夕且下，将奈之何？于是出一偏师，先分一支，令将领统师潜掠曹境，以揺四国之心。亲自统重兵整师，徐进，声言伐卫，以致楚頵之救。即未敢与楚交锋，而声势遥悬，彼此角立，则楚人必欲救卫，未暇攻宋。及楚救卫，晋又不与战，而入曹，不过使楚人两地奔驰，寛缓时日，以待齐、秦之至也。兵家之诡道如此。」
左传》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悦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
左传》公子买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惧于晋，杀子菆以説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
晋侯起兵，鲁且惭且惧，终从楚则不敢，改従晋则不信。于是▯公子买一死以解之，谓楚人曰：「买不卒戍▯也，不力故刺之，可以辞楚。然因是而释戍，可以悦晋。」鲁为计巧，而心亦苦矣。
内杀大夫皆书「刺」，用《周礼》「三刺」之法，讯群吏，讯万民，示以不枉滥也。
楚人救卫
晋侯伐卫，仅率孤军。楚谓其易与也，其大众尚背酅而舍，而聊遣一旅救之。晋正欲楚如此，当时特以齐、秦之兵未至，故不与交锋尔。
吴氏曰：「盖楚人分围宋之兵以救卫也，狐偃已先料其必然矣。」
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
左传》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公曰：“宋人告急
译夏季六月庚寅日，齐侯昭去世。
许氏说：“孝公不能继承桓公的事业来振兴齐国，趁着楚国战胜的间隙去困迫宋国，襄公又不停地侵犯讨伐鲁国，他们的谋划真是短浅啊。”
秋季八月乙未日，齐孝公去世。
乙巳日，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
《左传》谴责这是无礼的行为。
冬季，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了宋国。
《左传》记载：冬季，楚子与诸侯包围宋国。宋国的公孙固到晋国告急。先轸说：“报答恩惠、救助患难，获取威名、确立霸业，就在于此时了。”狐偃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又与卫国新婚结好，如果攻打曹国、卫国，楚国必定会去救援，那么齐国、宋国就安全了。”《谷梁传》说：“‘楚人’指的是楚子。为什么称‘人’呢？因为楚国逐渐进犯中原，还不可以立即称其为‘子’。如果说这是为了不正当地指责它信奉荆蛮而讨伐中原各国，那么二十一年拘捕宋公时称‘子’，就说不通了。然而拘捕宋公时称‘子’又是为什么呢？楚国称‘人’，是固定的写法。宋公被拘捕，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称‘人’，是因为以防地的诸侯拘禁宋公，有同于下属拘捕上级，就像晋国人拘捕虞公一样。拘捕虞公，记载为‘晋人’，是错乱的言辞。盂地有众多诸侯，不能说错乱。中原各国记载国君，似乎如同霸主征讨一样。拘捕宋公，不能说成是霸主征讨，所以把罪责归咎于楚子。改变称呼为‘子’，不然的话，整个僖公篇中，为什么唯独在二十一年称‘子’呢？”
郝仲舆说：“‘楚人’指的是令尹子玉。楚子在军中，而令尹刚愎自用，以至于失败，所以不称楚子。解说的人认为记载‘人’是贬低他，难道真是这样吗？”
十二月，甲戌日，鲁公与诸侯在宋国结盟。
杜氏说：“诸侯攻打宋国，鲁公与楚国交好，前往防备他们，在宋国的城下结盟。宋国正被包围，结盟没有嫌疑，所以直接以宋地指代。僖公跟随楚国，就在谷地驻守，怎么能不参与包围宋国呢？如果不这样，本来就有谋略。到了这时，晋国正将出兵，想要攻打楚国，楚国担心包围宋国的人有松懈之心，所以鲁公为此结盟来坚定他们的心，是遵从楚国的命令。”
《谷梁传》说：“称楚子为‘人’，是为了称诸侯为‘人’，这是不对的。”
《春秋辩义》卷十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辩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辩义》卷十二 明 卓尔康 撰
僖公四年
己丑日，周襄王二十年。
二十八年，晋文公四年，齐昭公潘元年，卫成公三年，蔡庄公十四年，郑文公四十一年，曹共公二十一年，陈穆公十六年去世，杞桓公五年，宋成公五年，秦穆公二十八年，楚成王四十年。
春季，晋侯侵犯曹国。
晋侯攻打卫国。
《左传》记载：晋侯将要攻打曹国，向卫国借路，卫国人不允许，晋军从南河渡河，侵犯曹国，攻打卫国。晋侯、齐侯在敛盂结盟，卫侯请求结盟，晋国人不允许。赵子曾经说：“侵犯曹国、攻打卫国，是讨伐他们依附楚国。”杜元凯说：“两次出兵，是因为晋侯、曹国、卫国两方都来报告。”孙明复说：“曹国、卫国，是楚国的盟国。晋侯将要救援宋国，所以侵犯曹国、攻打卫国。不说‘遂’，是因为不是连续发生的事。侵犯曹国返回之后，才攻打卫国。”李尧俞说：“‘遂’，是因近及远的说法。曹国远，卫国近，不能认为是连续发生的事而说‘遂’。”
黄正宪氏说：“查考当时中原诸侯都已经侍奉楚国，只有宋国尚存，作为中华的屏障。而现在宋国受到包围，晋国所依靠来协力排斥楚国的，是齐、秦两大国。而两国的军队又未能立即到达。如果立即攻击四国来攻打楚国，那么楚国的锋芒很锐利，如同把肉投给饥饿的虎，会与宋国一起灭亡。如果一定要等待齐、秦到达，那么宋国被围正急，早晚就要陷落，将怎么办？于是派出一支偏师，先分出一支，命令将领统率军队暗中掠夺曹国边境，以动摇四国的心。亲自统率重兵整肃军队，缓缓前进，声称攻打卫国，以招致楚国的救援。即使不敢与楚国交锋，而声势遥遥相对，彼此对峙，那么楚国人必定想要救援卫国，无暇攻打宋国。等到楚国救援卫国，晋国又不与它交战，而是进入曹国，不过使楚国人两地奔波，宽缓时日，以等待齐、秦的到来。兵家的诡道就是这样。”
《左传》记载：卫侯想要与楚国结盟，楚国人不愿意，所以卫侯出逃以取悦晋国。卫侯出逃居住在襄牛。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死。
《左传》记载：公子买戍守卫国，楚国人救援卫国，未能成功。鲁公畏惧晋国，杀了子菆来取悦晋国，对楚国人说：“没有完成戍守任务。”
晋侯起兵，鲁国既惭愧又恐惧，最终跟随楚国则不敢，改从晋国则不被信任。于是让公子买一死来解脱困境，对楚国人说：“公子买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因为不力所以刺死他，可以用来推辞楚国。然而因此释放戍守，可以取悦晋国。”鲁国的计谋巧妙，内心也很痛苦。
国内杀大夫都记载为“刺”，采用《周礼》“三刺”的方法，讯问群吏，讯问万民，以示不冤枉滥杀。
楚国人救援卫国。
晋侯攻打卫国，仅率领孤军。楚国认为他容易对付，其大军还在背酅驻扎，只是派遣一旅军队救援。晋国正希望楚国这样做，当时特别因为齐、秦的军队未到，所以不与它交锋罢了。
吴氏说：“大概是楚国人分出一部分包围宋国的军队来救援卫国，狐偃已经预先料到必然如此了。”
三月丙午日，晋侯进入曹国，拘捕曹伯，交给宋国人。
《左传》记载：宋国人派门尹般到晋军告急。晋侯说：“宋国人告急